盲点：为什么我们易被偏见左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约瑟夫·哈利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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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点：为什么我们易被偏见左右？试读：

生活中，我们总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希望购买某处房产，却没能及时出手；想与心仪的人喜结连理，却无故错过，抱憾终生。股票被彻底套牢，工作也全无进展，有时候甚至突然冒傻气，为了节省几元，想要动手给自己理发。

其他人也像我们一样，会犯很多错误。我从事记者工作20多年，养成了一个小小的嗜好，就是喜欢收集这类犯错的故事（也许有人觉得这个嗜好有点儿不合常理）。我在一个文件袋上贴上写有“失误”一词的标签，然后把自己看到的这类事件从报刊上剪下来，存放到文件袋里。

有这么一则我喜欢的故事，它被刊登在我家乡出版的《芝加哥太阳报》某日的第34版。这件事发生在十几年前，地点是南威尔士的圣布赖兹村。根据联合通讯社的报道，一群治安员袭击并捣毁了当地一位著名儿科医生的诊室。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根据警方的说法，原因是：当地的这些治安员不小心把“儿科医生”（pediatrician）一词误认作“恋童癖者”（美式拼写为pedophile）了。

卷入该事件的伊薇特·克卢蒂医生被迫离开了自己的住所——一座外墙上喷有“paedo”字样的房子。“恋童癖者”一词的英式拼法是“paedophile”，而“paedo”是它的缩写。事后，伊薇特·克卢蒂医生接受了当地报社的采访。

她说：“我觉得我这次真的受了无知的害。”90%的人都会犯错

是的，伊薇特·克卢蒂医生因他人的无知受害，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此言着实不假。在大多数事故背后，我们总能发现人为的失误：飞机坠毁（70%）、车祸（90%）、工作场所的意外事件（也是90%）。任何你所能想到的事情也大都如此。一旦错误被归因于“人为失误”，人们往往也就不再深究了。然而，事情本不该如此——仅仅是为了真正地减少失误，你我也该进一步探究下去。

许多时候，失误的原因并非出自个人，至少不能完全将其归咎于个人。在看待周围的一切事物时，我们的视觉、记忆和感知都会受到某些系统性偏见的影响。由于这些偏见，我们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陷入错误的泥沼。比如，习惯使用右手的人在进入一幢建筑物后，会倾向于右转——尽管这么走不一定是最近的路线。而大多数人，包括左撇子，会对数字7和蓝色存在过度的偏好。我们也会受到自己对事物第一印象的摆布，而不愿意更改在考试时写出的最初答案——尽管有许多研究表明，修正答案往往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大多数人偏爱数字7和蓝色。“期待”会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常常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比如，人们在偶遇一个陌生人时，如果得知那人是一名卡车司机，人们就会说他看上去有点儿胖；当得知那人是一名舞蹈演员时，人们就会说他看上去比较瘦。再比如，在一家饭店里，有一半的顾客得知他们手里免费的那杯赤霞珠葡萄酒产自加利福尼亚，而另外一半人则得知酒杯里的葡萄酒产自北达科他州。得知酒来自北达科他州的那些人，不仅吃得少，而且很快就离开了饭店，即使那些被认为感觉并不敏锐的人群，也会表现出同样的倾向。对于那些认为地球正在变暖的农民来说，他们印象中的气温比统计图表中记录的数字高。那些不相信地球正在变暖的农民呢？他们印象中的气温要比历史纪录低很多。

在以上这些案例中，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不是人们认为卡车司机要比舞蹈演员胖，也不是说现在的地球确实是在变暖（当然，如果你想拿这些事跟别人打赌的话，则另当别论）。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固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自己根本无法觉察的，我们心中是存在偏见的，可自己却意识不到这一点。这种倾向太强大，以致我们确切地知道它的存在，却无法纠正它。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一印象”的力量。近90年来，对“更改答案”问题的研究表明，大多数情况下对答案的更改，都是将错误改为正确，而大多数更改答案的人，都提高了自己的考试成绩。有一篇综述文章全面回顾了33份关于“更改答案”问题的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就平均水平来说，没有一项研究发现人会因为改变了自己的答案，使情况变得更糟。然而，即使学生们得知这一研究结论，他们还是倾向于坚持自己的最初选择。顺便说一句，投资者在选择股票的时候，大致也是如此。有70%的人即使发现自己当初选择某只股票的理由是错误的，还是倾向于坚持最初的选择。无论好坏，我们都要承受

如此看来，类似的偏见根深蒂固。人类有许多优秀的品质，这让我们可以做好各种各样的事情，然而，这些品质往往又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那足以让我们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举例来说，人类可以迅速地对事态的发展做出判断。在不到十分之一秒的一瞥之间，我们就能将一幅场景尽收眼底，并且通常能捕捉到该场景的内涵和主旨。这种迅速观察并得出判断的能力，不可避免地需要我们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我们会遗漏场景中很多重要的细节。但问题恰恰就在于：我们自己通常并不觉得遗漏了任何事情，自认为看到了场景中的一切，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来自好莱坞。电影胶片是由一幅幅独立画面构成的，然后以每秒24帧的速度播放。不过，当它们被投射到大屏幕上后，我们看到的就不是一幅幅静止的画面了，而是活动的影像。当然，这是一种“美妙的错觉”，我们不仅不介意它的存在，还乐在其中。然而，类似的视觉误差却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比如医生通过观察X光片寻找机体癌变的线索时，或者是安检人员在机场的行李中寻找炸弹时，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常常出现差错。身边的环境根本就帮不上你

简单说来，我们的大脑并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工作，然而，我们遇到的很多种情况就好像我们已经预先设定了一样。生活中，我们不停地被要求提供诸如密码、个人识别码和用户名等内容，可对于这类信息，我们的记忆力完全无法应付。在一项测试中，30%的人在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就忘掉了自己的密码；在另一项测试中，3个月后，至少有65%的人把自己设置的密码忘得精光。在一项测试中，30%的人在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就忘了自己的密码；在另一项测试中，3个月后，至少有65%的人把自己设置的密码忘得精光。

尽管我们“一心多用”的能力非常有限，可是，需要一心多用的工作却总是把我们推向生命的极限。确切地说，一心到底能几用还要取决于我们具体做的是什么。但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人短时记忆的极限是能同时记忆5项互不相关的事物。想想看，你在驾驶汽车时需要记住多少东西？仪表导航系统、速度控制器、防碰撞预警装置、盲点预警装置、后视摄像头、儿童娱乐系统、MP3音乐播放器、移动电话……现在的汽车配备了太多装置，过度地分散了驾驶者的注意力，从而增加了发生车祸的风险。可谁应该为车祸负责呢？是你，还是汽车？

对错误根源的这种误判，正是我们不断重蹈覆辙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少有人能做到吃一堑，长一智，因为我们找到的往往并非问题的根源。一旦出了差错，尤其是出了大问题，人类的一种本能倾向就是诿过于人。因此，要弄清问题到底出在何处绝非易事。如果出现的问题后果严重，可能还会有“中立的”调查人员来对事故做出分析。

可是，调查人员同样会受到偏见的困扰：他们知道“发生过”什么。如果预先知道事件的结果，我们对事情“为什么”出错的看法就会产生偏差，而且经常是不小的偏差。研究人员称其为“事后诸葛”之偏见。有了这种事后的领悟，出错的原因就不再像事前（当你身处其中时）那样不可捉摸了，而是变得显而易见。很难做到吃一堑，长一智，因为我们所能找到的往往并非问题的根源。

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失误在事后看起来总是很愚蠢。（什么？你又把自己锁在门外了？）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事后补救措施也总是让人觉得愚蠢不堪。如果一个司机在必须“一心多用”时，因为摆弄仪表盘上的“全球定位装置”而撞坏了车子，那他就必须要为事故负责。不过，如果想要切实减少这类事故，你觉得，咱们是应该教育一下司机呢，还是应该改进一下车载设备？

本书关于“我们为什么犯错”的经验，大都来自对医药、军事、航空和金融等领域的研究。在这些领域，失误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生命。在这些领域，一旦出错，人们就会更加渴盼弄清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从这些错误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在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一则头版头条报道时才对这类问题产生了顿悟。我写的那篇报道的主题是麻醉医师的安全记录。无疑，麻醉学领域的发展得益于近几年的技术创新，但长久以来，麻醉医师在手术室里的安全记录却一直非常糟糕。历史上，许多病人在麻醉环节的死状相当可怕：一些病人在手术台上窒息而死——麻醉医师在长时间的手术过程中变得疲惫不堪，没能注意到病人身上的氧气管已经脱落了；还有些病人因不幸吸入致命的一氧化碳而死——这种气体正是一些麻醉药物发生化学反应所产生的。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可怕的话，那我告诉你，许多能让病人昏迷的化学药剂非常容易发生爆炸。为了避免静电产生火花而带来危险，医生不仅要穿上橡胶底的鞋子，还要将金属接地板放在口袋里。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听到“砰”的一声，那时，病人和医生都已化为灰烬。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段时间，这类医疗事故频频发生，致使医院与公众的关系紧张（美国广播公司曾对此大肆曝光）。必须要有所行动了！在小埃利森·皮尔斯医生的领导下，麻醉学界开始着手处理此事。当时，摆在这些麻醉医师面前的根本性决定就是：是想方设法压制抱怨呢，还是彻底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他们选择了后者。

医师们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其中有些至少在事后看来，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对医疗设备进行改进。长期以来，福特和通用是两家最主要的麻醉设备制造商，两家的产品模式大体相近，只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别：福特生产的设备，控制阀是按顺时针方向旋紧的，而通用生产的设备，控制阀是按逆时针方向旋紧的。麻醉师有时会弄不清自己手头的设备到底该朝哪个方向去拧，因此常弄错方向。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把设备标准化，这样，大家就不需要先分辨器械再动手了。

其他补救措施则看起来稍微复杂些。麻醉医师们借鉴了航空飞行手册中的方法，列出了一份手术操作步骤清单。这样，他们就不会再遗漏什么重要事项了。此外，他们还着力改变自己的态度，纠正人们头脑中医生在手术室里“无所不能”的观念，鼓励护士和其他相关人员在看到医生——尤其是麻醉医师——操作失当的时候，大胆地讲出来。这种鼓励挑错的方式被称作“降低权威梯度”，它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可以有效减少失误的方法。总而言之，这些调整就是要求麻醉医师了解自身的局限。然后让他们重新设计自己的工作环境，使之能够应对自身的能力局限。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很难有机会去做的事。

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过去的20年间，因麻醉致死的病人数量减少为原来的1/40，由原来的每5 000个病例出现一次，锐减到现在的每20万～30万个病例出现一次。与此相关的医疗事故保险费也降低了——相比之下，其他内科医生的医疗事故保险费却在持续上升。

对此，你也许会说：“这的确太棒了！可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希望你能明白，关系很大。时刻警惕，方为上策

在了解了麻醉医师采取的更多补救措施之后，我开始看到，他们的错误和我们所犯的错误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像他们一样，我们许多人所处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倾向于提高我们犯错的概率。到你家邻近的杂货店里随意转一下，你就肯定能注意到商品是如何标价的。例如桃罐头的标价是“每罐25美分”还是“4罐1美元”？如果是后一种标价方式，你就更容易被诱导去买更多的罐头，而实际上，你可能并不需要买那么多。有一项研究表明，当为多个商品设定一个价格时（4罐1美元），比起为商品单独标价（每个25美分），前者的销售额要高32%。

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多买几罐桃罐头算不上犯了多大的过错。但是，这个例子却很能说明问题。杂货店的老板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操控你考虑购买多少罐头。他的方法就是，让你的购买数量以数字4为基准。同样的效应影响着我们做很多决策，不仅是买几罐桃罐头这样的小事，还包括很多大事，比如买房子。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讨论一系列类似的错误，从在健身房选择付费方式，到选择高尔夫球杆等。那么，怎样才算犯了一个错误呢？我们把“错误”的定义放得宽一点儿，就像字典里定义的那样。[错误]名词。1.不当地理解一件事物的含义或者暗示；

2.由有缺陷的判断、知识不足或粗心导致的失误的行为或者

陈述。同义词：参见失误。

比如，我们会探讨，你为什么很少忘记某个人的长相，但却经常记不住他的名字；男人和女人分别会犯什么样的错误（你可能已经猜到了，男人和女人会犯不同的错误）。此外，我们还会研究，生活中总是出现的那些让人烦心的小事，根源到底是什么？比如，为什么你急着想要喝罐啤酒的时候，却不能在冰箱里找到它。我们会揭示，商业机构是怎么利用我们的某些心理或者行为倾向，并采取一些刺激手段来招揽顾客的，像那些开办信用卡时让你心痒的利率，还有那些你明明知道根本就不会用到的折扣。

我们还会探讨，采用何种方法可以减少犯错的机会。当然，没有什么能让人与错误绝缘。许多导致我们犯错的倾向，深深地盘踞在我们的内心，想要把它们连根拔除是非常困难的。比如，不可靠的信息确实很难被遗忘或忽略——你明明知道那是错的，或应当置之不理，但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受到它的影响。有证据表明，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它不仅在动辄数百万美元的谈判中发挥着作用，而且在日常生活的决策中（从购买房产到购买避孕套）发挥着影响。

尽管如此，想要避免错误的发生，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就像前文中的麻醉医师那样，我们可以采取许多补救措施和办法，而且有些措施看起来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例如，“好好休息”对很多事情就很有帮助——尽管可能不是在你想的那些方面。睡眠不足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会让我们表现出一种无谓的冒险倾向（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赌博场所都是24小时营业的）。而让心情愉快起来也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幸福感会带来井井有条的思路，在解决问题时（不仅在市场营销、广告策划这些需要打动人的情感领域，而且包括医药业等需要理智地运用大脑的领域）还会给我们带来更为灵活的方法。不管你相不相信，悲观一点儿，或者说“别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也会有所助益，尤其是在你需要做出决策的时候。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过于自信，而“自信过度”正是导致犯错的一个重要原因。

了解事情发生的“情境”也极有必要，尤其是当你想要记住一些东西的时候。有研究表明，记忆是重构，而不是再现。不论你想回忆什么事情—— 一张脸、一个名字、一份清单——回到它原来出现时的具体情境，肯定会大有帮助。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实验：研究者让一组学生戴上“自携式水下呼吸器”到水里学习一组单词；另外一组则留在地面上学习。可以肯定，那些在地面上学习单词的人，在地面环境测试记忆的效果更好；而在水下学习单词的学生，在水下环境测试记忆的效果更好。对于那些喜欢喝酒的人，这个道理同样有效——在微醉状态下学习效果更好的人，在同样的状态下接受测试，效果也更佳。同理，在微醺状态下学习效果更好的人在同样的状态下接受测试，效果会更佳。

当然，很少有人会在水里记什么东西，更没什么人非要喝到微醺才去学东西。不过，这个实验说明的道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适用，甚至还可以在一些非常微小的时刻发挥作用。比如，把孩子带到他昨天去过的公园（重现情境），这时候让他回忆上次来时的情景，孩子的表现就比把他放到教室里提问他好得多。你可以带自己的孩子尝试一下，看我说的是否有效。

我们犯的许多错误，就是由这样一些非常细微的原因造成的。我现在已经学着把它们看作人人都会遇到的“膝关节交锁症”，一种我们能够处理但却无法消除的弱点。如果我们用某种方式行走，我们的膝关节就会出问题；如果我们用其他方式行走，膝关节的活动就不会出问题，至少不会频繁地出问题。我希望，通过下文对这些弱点的探查，我们都可以学会以正确的方式行走。通过分析哪里做得好，哪里总出问题，我们也许就能扬长避短了。和圣布赖兹村的那些治安员一样，我们都可以从对自身局限的了解中获益。  第1章为什么我们视而不见？

我们很难发现电影里的穿帮镜头。那些原来没有被检测出病变的人的X光片，有90%本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肿瘤的存在。我们之所以对这些视而不见，是因为我们清晰的视觉区域实际上不超过一枚25美分硬币的大小。

一个人走进一间酒吧，他的名字叫作伯特·雷诺兹。没错，就是那个伯特·雷诺兹。只不过那时他刚刚开始自己的演员生涯，不像现在这样声名显赫。谁都不认识他——包括吧台尽头那个肩膀又宽又厚的人。

雷诺兹坐的位置离那个人只有两个凳子远。他正喝着啤酒和番茄汁，就听见那个大个子突然大声嚷嚷起来，骚扰近旁的一对年轻的情侣。雷诺兹让他说话注意点儿。于是，那家伙转过头朝向雷诺兹。

为了不让我的讲述影响你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的判断，还是听一听雷诺兹自己是怎么说的吧——这是他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的时候，回忆自己当年的生活时讲的。我记得，当时我看了一眼脚下，调整了步子，右脚踩在

后面的黄铜扶手上，回身一记右勾拳，重重地打在那个大块

头的脑袋上。随着一声爆响，那个家伙顺着我的拳头飞出了

凳子足有15英尺远，然后重重地栽倒在过道上。他的身子

飞在空中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竟然没有双腿。

事后，雷诺兹离开时才注意到，那人的轮椅被折叠起来，一直放在酒吧的门边。

把一个没有双腿的家伙一拳打飞，确实很惹人注目。我们对这件事情进行剖析的目的并不在于腿的问题，而是在于眼睛的问题。尽管雷诺兹在揍那个家伙时，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人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本应看到的一切。这种错误在人类所犯的错误里非常普遍，研究者称之为“视而不见”之误。当我们在看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看到了一切，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我们常会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就像刚才故事中的腿和轮椅，甚至是更大的东西，比如一扇门或一座桥。我们的观察存在局限性

我们为什么会对某些东西视而不见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眼睛和它基本的工作原理。眼睛并不是摄像头，它无法拍下某个场景的照片，而且它不能一下子就看到视线中的一切。不管在什么时候，眼睛能够清晰看到的区域，只是全部视线所及区域的一部分。比如，在正常的观察距离内，清晰的视觉区域实际上不超过一枚25美分硬币的大小。眼球每秒大约有3次转动和停止。眼睛通过不停地四处张望，来突破自身的上述局限。女性更关注那位被盗女士的外貌和行为；而男性则更留意那个偷东西的小偷。

眼球转动的时候，眼睛到底能够看到什么，这取决于是谁在看。比如，有证据表明，男性和女性通常会看到不同的事物。同样是在关注一个小偷偷一位女士钱包的场景，女性会更注意那位被盗女士的外貌和行为；而男性则更留意那个偷东西的小偷。在记忆物体的方位时，习惯用右手的人比习惯用左手的人有着更准确的记忆力。多年以前，海尔-波普彗星曾在夜晚的天空呈现出一道辉煌的景观。随后，英国的研究人员分别询问习惯用右手和习惯用左手的人，问他们在观察彗星时是否注意到彗星是朝哪个方向飞行的——习惯用右手的人比习惯用左手的人更能清晰地回忆出彗星是向人们的左手方向飞行的。人们的方向偏好也和惯于使用哪只手有关系，比如在十字路口被迫转弯时，习惯于使用右手的人倾向于右转，而习惯于使用左手的人倾向于左转，至少美国的情况是这样。因此，有研究者建议说：“大多数人在商店、银行或医院之类的地方排队的时候，应该多留意自己的左侧，这样往往可以找到更短的队列。”

“大多数人在商店、银行或医院之类的地方排队的时候，应该多留意自己的左侧，这样往往可以找到更短的队列。”为什么专业人士的洞察力更强？

实际上，我们到底能看到什么，不仅取决于性别和双手的使用偏好，还会受到我们职业的影响。研究调查表明，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场景有不同的观察方式。假设你是个高尔夫球手，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儿，你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高尔夫球手。你在和一位朋友打球，他的球技和你比起来稍显不足。你从球座开出的球飞入球道，现在轮到你推杆入洞，这时候你观察球的方式，和你的那位朋友会是一样的吗？

可能并不一样。

为什么呢？因为专业人士和初学者在看待同一件事情上总会有所不同，其中一个差别和我们所说的“冷静观察期”有关。所谓的“冷静观察期”，是指需要用于精确调整运动反应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我们对目标的最后一瞥和我们的神经系统开始对此做出反应之间。研究表明，在很多运动项目中——从我们在篮球场上罚球到奥运会上的气步枪射击比赛，专业选手和初学者在“冷静观察期”上都存在差别。各种研究共同的发现是，专业选手的“冷静观察期”普遍要比初学者长。

在推杆入洞前的最后几秒，高素质的高尔夫球手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球看，很少把目光转向球棒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而缺乏专业训练的高尔夫球手，不会长久地盯着球看，而是时不时地看向击球的球棒。在高尔夫运动中，拥有出众的好眼神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上许多最伟大的球手，包括“老虎”伍兹，以及另外至少7名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锦标赛冠军，都曾经通过实施“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把视力矫正到20/15或者更高。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20英尺之外清晰地看到正常视力的人在15英尺之内可以看清的东西。运动设备制造巨头耐克公司甚至推出了一种专门减少视觉干扰的推杆。这款名为“IC”的推杆的市场售价为140美元。它的球杆和手柄都是绿色的（可以和球场上草地的绿色融合，以避免分散球手的注意力），而且刀背式球头的前缘和T形的瞄准线都被设计成白色，这样，球手就可以把注意力更好地集中在球杆和高尔夫球接触的那个部位了。我们只能注意到自己关注的内容

不管我们是专业人士还是技艺不精的外行，即使是那些拥有良好视力的人，也会出现令人震惊的“视而不见”的错误。令人迷惑不解的形式之一，就是对变化的视而不见。也就是指，有时在遭遇短暂的视觉干扰时（甚至像眨眼这样的干扰），我们会觉察不到眼前场景中的重大变化。

几十年前，有一个实验把这种对变化的视而不见带来的重大影响充分展示了出来。这是一个设计简单但看起来有些顽皮的实验。实验的设计者是康奈尔大学的丹尼尔·西蒙斯和丹尼尔·莱文。他们找了一些愿意充当“陌生人”的实验者，让他们在校园里向过路的人问路。你可能都猜到了，这个实验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设计。当这些“陌生人”和过路者交谈的时候，研究人员会安排两个人走上前去粗鲁地打断他们的谈话——方法就是让这两个人抬着一扇门从他们中间穿过。其实，谈话被打断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1秒，但是在这1秒内，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抬着门的两人中的一个，会和问路的那个“陌生人”对调一下。当那扇门被抬过去后，新替换上来的这个人还站在原来那个过路人的面前，继续和他交谈，就像刚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些过路的人能够注意到和他说话的人已经换成另外一个人了吗？

实验结果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变化没有被注意到——15个过路人中只有7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变化。电影里的穿帮镜头

在上面的情境中，你可能会不自觉地认为“我应该能注意到那样的变化”。当然，你可能真的能注意到。但是，想想看：你可能也看到过数不胜数的类似变化，而实际上你从来都没有留意过——就在你看过的电影里。许多人都知道，电影里的很多场景并不是按照放映顺序拍摄的，而是以不同的顺序拍摄，然后被剪接到一起。不同场景之间的拍摄间隔，有的长达数月，有的甚至长达数年。这种做法经常造成电影界一些令人尴尬的错误，比如在剪辑方面的失误。

剪辑失误长期以来一直让电影界迷惑不解。好莱坞的史诗巨片《宾虚》（Ben-Hu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影片于1959年上映，男主角宾虚由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扮演，该片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11项奥斯卡大奖——比当时任何一部电影拿到的奥斯卡奖项都要多。尽管如此，它还是无法和失误说再见，比如那场著名的战车追逐戏。这个片段在电影中持续了大约11分钟，却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拍摄完成。在战车追逐的过程中，米撒拉用有锯齿的轮轴毁坏了宾虚的战车。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就会留意到，在这段战车追逐戏的最后，宾虚的战车看上去根本就没有受到过什么损伤！不仅如此，电影前后期战车的数目也不一致。在这场戏开始时，有9辆战车，其中6辆在追逐中被毁坏了，那么在该追逐片段的结尾时应该有3辆战车，但实际却在镜头中出现了4辆。

好莱坞雇用了一些专门检查这类错误的专业人员，他们的正式职务叫作“连贯性剪辑师”，或者叫作“剧本指导”，当然，人们更习惯叫他们“女场记”，因为这类工作一直都由女性承担。尽管她们工作很认真，但还是无法发现所有的错误。“对人而言，做到那种程度是不可能的。”克莱尔·休伊特说。她给很多类型的电影做过剧本指导，从纪录片、电影短片到电影长片，甚至还有功夫电影。她说，面对一个给定的场景，你能做到的最好的状况就是抓住最重要的事情。即便如此，这项工作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休伊特讲述了自己曾经的一个过失，那始终令她难以释怀。这个错误是她在第二次做剧本指导时出现的。那次剧组拍摄的是一部短片，讲的是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男女主人公住在同一幢公寓的两间紧挨着的房间里，电影本来应该在他们各自居住的房间分别进行拍摄，但是，制片人在这里“蒙骗”了观众，他们让两个演员在同一个房间里分别拍摄。当然，这就需要重新装饰房间，以使其在不同场景中看起来分别属于两位不同的主角。尽管这样做有些麻烦，但可以节省租房的成本。

失误出现在电影非常关键的一个场景中。当时，女主人公终于碰见了她的男邻居。“你会看到她倚在门上，侧耳倾听那个男人是否在门外的大厅里，接下来，她走了出去，”休伊特说，“但是房门被打开时的朝向是错误的。”

休伊特自己一直没有留意到这个错误，直到她母亲的男朋友提及此事，她才注意到。“人们喜欢把你所犯的错误全都挑出来。”休伊特说。确实，许多网站是专门为了挑电影里的衔接错误而创建的（当中非常火的是一个英国的网站，叫作“电影错误网”，创办人乔恩·桑迪斯从17岁开始就一直热衷于整理电影里的穿帮镜头）。休伊特的事例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对他人而言非常明显的失误，我们却可能视而不见，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想找出它们，结果也是徒劳。

好啦，你可能会说，像房门开错方向这样的小失误，的确是很容易被忽视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但如果是更大的失误，更重要的事情的失误呢？

这就是莱文和西蒙斯想要发掘的，为此他们还拍摄了独家影片。这一次，他们不仅改变了场景拍摄的地点，还更换了演员。在拍摄过程中，总有一个演员被另外一个演员替换。例如，在一次拍摄中，一个演员穿过一间空教室后坐到一把椅子上，紧接着，镜头变换，或切换到近景，这时候找另外一个演员来完成这个新镜头的拍摄。影片拍摄完成后，40个学生观看了这部电影，只有1/3的人注意到了其中的变化。在看完电影的学生中，只有1/3的人留意到电影中的演员换了一个人。人们通常会忽视细节

我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会本能地相信自己看得非常详细，并且自信地认为自己能注意到其中发生的任何变化。在西蒙斯看来，正是这样的想法让“对变化的视而不见”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人们一贯的看法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会自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眼睛会自然地看到它们。”比如，在前面的“门”的实验中，就单独有这样一部分：西蒙斯和莱文找了50个人来参加他们的测试。在向这50个人解释完实验的情况后，他们问大家是否相信自己能够发现实验中出现的变化，如果相信自己能注意到就举手，结果50个人全都举了手。

西蒙斯说，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眼睛能够清晰看到的只有两度。这并不是一个很广的范围，握住你的拳头，把胳膊伸出去，然后竖起你的大拇指，这根拇指的宽度大约就是两度。在电影院时，你可以冲着电影屏幕伸出拇指，这时候你就能意识到眼睛能够看清楚的范围到底有多小了。超出了这个范围，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就会越来越模糊。没错，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清晰范围以外的周边视域看到一些东西，这也是《帝企鹅日记》这类在宽银幕影院里放映的影片那么受欢迎的原因。但是，我们通过周边视域捕捉的都是一些大致的、模糊的内容。“你看不到企鹅身上的每一个细节。”眼睛能够清晰看到的范围只有两度。握住你的拳头，把胳膊伸出去，然后竖起你的大拇指，这根拇指的宽度大约就是两度。超出了这个范围，眼睛看到的东西就会越来越模糊。

我们能够注意到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自己。比如在前面那个“门”的实验中，西蒙斯和莱文发现，那7个观察到变化的路人身上存在一个共性：他们都是与那些“陌生人”年龄相仿的学生。在某些方面来说，这个发现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表明，我们对待和自己同属一个社会群体的人的方式，与对待不同的社会群体中的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黑人在遇到白人的时候（反过来也一样），他们的行为举止和他们遇到自己种族的人时是不同的。同样，富人遇到穷人，年轻人遇到老年人，男人遇到女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存在差异。但是，西蒙斯和莱文想知道的是，人类行为举止上的这些差别会影响他们如何看待他人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重复了“门”的实验，而且这一次他们依然邀请了当初那些扮演“陌生人”的学生。不过这一次，这些“陌生人”不像大多数学生那样穿着休闲装，而是穿着建筑工人的服装，戴着安全帽。在这次实验中，他们只接近那些和他们年龄相仿的人。这些“建筑工人”总共遇到了12位路人，在这12个人中，只有4个人注意到那扇门经过的时候对面已经换人了。也就是说，让实验者换上建筑工人的服装似乎足以改变这些学生看待他们的方式。在该场景中，实验者没有被看作彼此区别的独特个体（就像他们穿休闲装时那样）——受试者把这些人看作另外一个群体的成员了。

一个没能注意到其中变化的路人在事后被告知这是在进行实验。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只看到一个“建筑工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的具体情况。也就是说，她只是迅速地把那个问路人看作一个“建筑工人”，并没有注意到具体的细节——比如发型、眼神或是笑容等能够让她把问路者看成一个个体的信息。与此相反，她在自己头脑中形成的只是一个类别的表征——一个刻板印象。在这个过程中，她把整个场景中视觉上的具体信息全部转换成了一种更为抽象的对事物意义的理解，她只是浮光掠影地扫视了一下，而那些具体信息则被忽略了。

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将要看到的，我们经常会浮光掠影地扫视一些事物，只是得出走马观花的大致印象。不过，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眼睛一瞥得到的信息也就够了——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如果我们在街上从一个建筑工人身边经过，我们没有必要去仔细观察他的脸庞，毕竟，我们无须知道他到底是谁，我们只要大致明白他是做什么的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在做出这种简要区分时，能够有所觉察，则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在我们没有仔细观察的时候，我们却认为自己已经观察了。我们只是不知道自己的观察是浮光掠影而已。视觉捕捉到的具体信息和该事物的意义之间存在一种互换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在明确事物意义的时候，它的那些具体信息就被忽略了。有些错觉在所难免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对于变化视而不见是一种视觉错误。然而，明白自己很容易受到这类事情的影响，并不能真正消除这些影响，我们还是一样地容易上当受骗。我没法在这里扛着一扇门从你面前经过，不过我们可以看看图1-1所示的这两张桌面，你觉得哪一张更大呢？图1-1 哪张桌面更大

答案是，它们是完全一样的。难以置信吧？左边的桌面无论是在面积还是形状上，都和右边的一模一样。如果你还是不信，可以裁出一张与某张桌面相同大小的纸片，然后盖在另一张桌子上比较一下。

然而，有趣的是，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幻觉，但无法纠正这种幻觉带给我们的影响。无论你看多少次，这两张桌子的形状看上去还是不一样的。

这两张桌面是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罗杰·N.谢巴德设计的。谢巴德教授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有一次他偷偷把姐姐屋子里的家具全都搬了出去。谢巴德一直非常喜欢用这类视觉把戏来说明一些更大、更严肃的问题。在这个例子中，他的这幅图被称作“转桌面”图形。这个图形不仅可以说明我们的知觉运作方式是深深植根于神经系统的，还能说明这种运作几乎是完全自动化的。因此，我们无法看到一幅图真实的样子——在一张平面的纸上，由几条线段构成的一种模式。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图像模式会激活大脑中负责解读三维信息的神经回路。不仅如此，这个过程还应该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自动完成的。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上面两个看起来并不一样的图形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自己会误认上面的图形，也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失误，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出错了。我们会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消失了的啤酒如果你不常看到一件东西，你就总也看不到它。

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注意：我们到底能看到什么与我们想要寻找什么有关系。大体来说，我们会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常见的东西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很少被人们看到的东西则不容易引起注意。

杰里米·M.沃尔夫说：“如果你不常看到一件东西，你就总也看不到它。”沃尔夫博士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眼科教授，他擅长的研究领域是视觉搜索。在这一领域，研究人员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发现自己寻找的东西的。比如，我们是如何在冰箱里面找到想喝的啤酒的。

这个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你可能会直接到冰箱的食物架上寻找，因为你通常把啤酒放在那里。但是，如果为了给其他食品腾位置，啤酒被挪到别的地方了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根据装啤酒的瓶子或者罐子的形状来找，但一罐可乐就很像一罐啤酒，你可能会把它们弄混。你可能需要花费很多精力，用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你要找的东西。我们生来就知道要放弃

现在看来，用眼睛观察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但是到底有多困难呢？大多数人很难真正体会。大多数天生双目健全的人对视觉的存在习以为常——一直以来，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周围的一切，只要抬抬眼皮，一瞬间，一切就都自动映入眼帘了。但是，那些曾经失明的人要学着看周围的世界，就是一种苦恼的经历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的研究人员玛利乌斯·冯·森丹曾经收集并发表西方世界近100个因白内障致盲、手术后重新复明的案例。

在这些病人中，有许多人是重新学会观察这个世界的，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一段充满挫折与磨难的经历。冯·森丹在报告中说，有一个人尝试着冒险外出，站在伦敦的街头，他“变得非常迷茫，以致再也看不清任何东西”。另外一个人则无法判断距离——“他脱下一只靴子，朝自己的前方扔去，然后试着判断靴子的具体位置。他朝着靴子所在的地方走了几步，然后努力想去抓起靴子，但没能抓到。于是他又继续向前走了一两步，然后继续摸索靴子，直到最后把靴子拾起来。”还有一个男孩认为学习看东西太难了，于是他痛苦万分，威胁说要把自己的双眼挖掉。这确实是一个让人痛苦和气馁的过程，许多人干脆放弃了再去观看这个世界。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那些寻找自己不常看到的东西的人身上。在最近的一次实验中，沃尔夫博士和同事们在波士顿布里根妇女医院的“视觉注意实验室”，让参加实验的志愿者观察几千张图像。每一张图像都被放在非常繁杂的、充满其他事物的背景下（相当于放满东西的冰箱）。他们要求志愿者报告自己是否看到了某件工具，比如扳钳或者锤子（相当于要寻找的啤酒）。

当这个工具多次出现时——在实验的一半时间内就是这样的——志愿者都辨识得非常好，错误率只有7%。但是，当工具出现的次数很少的时候，比如每100幅图像中只出现1次，志愿者的表现就会直线下降，错误率迅速上升到3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放弃了，不愿意再去尽力辨识。沃尔夫博士的实验表明，观察者存在“退出阈值”，意思就是，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如果自己还是找不到规定的物品，就干脆放弃，不再去找了。通常而言，观察者在寻找屡屡失败时，会放慢自己的寻找速度；而取得成功后，会加快自己的寻找速度。观察者在寻找在实验中很少能看到的那些东西时，基本上每次报告“没看见”都不会犯错，所以他们倾向于加快自己放弃的速度。观察者存在“退出阈值”，意思就是，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如果自己还是找不到规定的物品，干脆就放弃，不再去找了。

沃尔夫博士发现，实际上，实验中的被试在还没坚持到找到目标物所需的平均时间时，就会放弃寻找。就像冯·森丹记载的案例那样，他们干脆放弃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生来——或者说是我们的身体——就会在不大可能找到目标的时候尽早放弃。沃尔夫博士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式都运转得很好。“我的意思是，花费大量时间去寻找根本无法找到的东西，这样做实在是太笨了。”请把枪械放在你头上的行李箱中

当然，除非你的工作就是花大量时间去寻找平时并不存在的东西。例如，你的工作是寻找枪械或者恶性肿瘤，人们可不希望你早早放弃，这类工作需要你一直坚持到最后。

无论是机场的包裹安检人员，还是医院的放射科医生，都是在花大量时间寻找平时很少看到的东西。就拿医院的放射科医生来说吧，检查乳房X光片发现肿瘤的概率通常只有0.3%。换句话说，在99.7%的情况下，医生根本就找不到异常的东西。而机场安检部门发现枪械的概率比这还要低。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统计，2004年乘飞机旅行的乘客有6.5亿人次，但是机场的安检员发现枪械的情况只有598次，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在每100万名乘客中只会出现一次——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这并不奇怪，这两种职业都存在很高的失误率。有好几项研究都表明，放射科医生的失误率一直徘徊在30%上下。癌症的种类不同，失误率也不大一样——对于其他癌症类别，失误率可能会更高。在一项令人不寒而栗的研究中，梅奥医学中心的医生回过头去检查那些原来没发现问题，但最后还是患上肺癌的病人的X光片。他们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在这些病人原来的X光片中，有90%可以清楚地看到肿瘤的存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注意到，癌症呈现在X光片上的癌变信息，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前都是能够被发现的，但这些信息就这样硬生生地被放射科的医生们忽略了。有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原来没有被检测出癌变的病人的X光片，有90%本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有肿瘤的存在。这些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前就能被查出的症状，就这样硬生生地被放射科的医生们忽略了。

我们接着再来说说在美国各个机场工作的5万名安检员。联邦政府不会想让公众知道，这些安检员犯错的概率有多高。2002年的一次测试表明，他们在检查中会遗漏25%的枪械。两年之后，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又做了一次类似的测试，失误率几乎相同，还是25%。2006年，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穿着便衣，把炸弹材料和爆炸物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在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进行试验。结果，60%的行李都顺利通过了机场的安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测试结果甚至更糟：安检人员放行了75%的装有爆炸物的行李。

除此之外，你还要记住，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是专门处理这类关系公众安全的事务的。想想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又会怎样？在从周围的世界中寻找重要事物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表现又会如何呢？比如，你能明确地分辨出曾经攻击你的坏蛋吗？  第2章大脑喜欢记住什么，忘记什么？

你能记住一枚硬币的多少细部特征呢？在参与实验的20个人中只有1个人——一位狂热的硬币收藏者——准确地回忆起了硬币的图案，并摆对了所有8个关键特征的位置。对某个人的记忆也是如此，如果你想记住某个人，你可以试着对他的面部特征多做几次判断，比如看他是不是诚实可靠。

20世纪70年代，著名心理学家哈里·巴利克进行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任何一个刚刚参加完班级聚会，或是正要参加这类聚会的人，都会对这项研究感兴趣。巴利克和他的同事让数百名已经高中毕业的人观看他们的毕业合影，看他们是否记得自己同学的面孔。他们的研究对探寻人类大脑的记忆力很有帮助。研究表明，高中毕业几十年之后，以前同班同学的面孔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基本上还是很深。甚至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人们还能辨认出73%的老同学的面孔。

但是，对名字的记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巴利克发现，相对而言，人们对名字的记忆力要糟糕得多。在将近50年之后，人们大约只能记得18%的同班同学的名字。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名字在我们的记忆里都不是那么牢靠，或者说非常模糊。这常常导致我们把自己的小舅子鲍伯称作罗伯，或者把大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叫成欧内斯特·博格宁。大脑认为细节不重要，意义才重要

为什么我们能记住人的面孔，却记不住与面孔相连的名字呢？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在我们的大脑中，意义才是王者，而细节并不重要。我们的长时记忆是有限的，即使是对那些看了成百上千次的东西来说也是如此。长时记忆主要是以语义形式存储的，这意味着在日常回忆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它们的意义，而不是它们的具体细节。我们以一枚普通的硬币为例，你能记住这枚硬币的多少细部特征呢？在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中，雷蒙德·尼克森和马里琳·亚当斯这两位研究人员问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他们得到的答案着实让人大吃一惊。

在测试中，尼克森和亚当斯要求20个受试者做一件乍一看很容易的事情：根据记忆，画出一枚1美分硬币的正面和反面。（如果你对此也感兴趣，可以在继续看下去之前花几分钟画一下。一定不要偷看硬币的图案！）亚当斯对受试者画出的图案打分，看这些人记忆的准确率如何。准确率的衡量标准是看被试画对了硬币上8个典型图案特征中的几个，比如林肯总统的头像是不是在正面，以及林肯纪念碑是不是在硬币的背面。

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20个人中只有1个人—— 一位狂热的硬币收藏者——准确地回忆起了硬币的图案，并摆对了所有8个关键特征的位置（可能对他而言，这些特征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8个特征中，人们能够回忆起并能摆对位置的特征的平均数只有3个。有趣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特征是“自由”一词，它就出现在硬币正面的显眼位置、林肯头像的左边。（如果你也凭记忆画了一幅图，那就找一枚真实的硬币来比较一下，看画对的部分是否超过了3个。）20个人中只有1个人——一位狂热的硬币收藏者——准确地回忆起了硬币的图案，并摆对所有8个关键特征的位置。

硬币测试的结果让尼克森和亚当斯很吃惊，他们决定做一些后续实验，以便弄清楚其中的原因。他们想知道如果人们无法准确地回忆起硬币是什么样子的，那他们是否可以区分伪币与真币。

为了获得新的测试结果，他们向一群人展示了一枚硬币的15种正面图案，其中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参与测试的人要把唯一正确的图案挑选出来。图2-1就是这些图案，看看你是否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图2-1 硬币的15种正面图案。其中，“IN GOD WE TRUST”意为“我们信仰上帝”，“LIBERTY”指“自由”，“E PLURIBUSUNUM”意为“合众为一”

测试的结果再一次让他们大失所望：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选择了正确的选项（就是A）。

你可能不禁会想，测试结果这么糟糕，是不是和美国人身上某些独有的特性有关呢（也许美国人就是不如其他国家的人善于观察）？但事实看上去并非如此。一项后续的测试在英国展开，测试使用的是英国的硬币，此次实验得出的结果比在美国的情况更让人灰心。“结果显示，英国人在回想硬币上的一些特征时，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比美国的情况更糟糕。”这就是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名字不如职业重要

名字，实际上就像硬币上的那些特征——并不怎么重要，因此，也很容易被忘掉或是被弄混。很多年前，一项英国的研究也充分展示了这一点。研究人员要求人们记下传记中一些虚构的名字。每一部传记都有一个假想出来的人名，并且有一些关于他的虚假信息，比如一些和这个人的生活相关的地名（例如他的故乡），以及这个人的职业和兴趣爱好等。举个例子，在一本伪造的传记中，会有这样的描述：“一位知名的业余摄影师安·柯林斯住在布里斯托尔附近，她的主业是当地的一名卫生巡视员。”

人们能记住关于这个虚构人物的什么信息呢？

如果你认为人们能够记住的是这个虚构人物的职业，那恭喜你答对了。有69%的人能记住这个人的职业。紧随其后，与之非常接近的是她的爱好，占68%。接下来是家乡，占62%。一直到最后，人们才记得这个人的姓名——能记住她名字的占31%，能记得她姓氏的占30%。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总是更容易记住一个人的职业是“面包师”，而记不住一个人的名字叫“贝克尔”。

为什么会这样？研究人员也不能确定具体的原因。但是，最合理的猜测是，名字只是主观添加的一个标签，并不意味着什么。吉姆、提姆，或者弗兰，这些名字没有什么固有的内在意义，至少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的。而职业、个人爱好和出生地等信息就不一样了，它们“在语义上有更丰富的含义”，它们意味着一些东西。可能你曾经去过布里斯托尔，或者你真的是个摄影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信息就会停留在你的记忆中。这些信息有意义，但名字没有。我们总是能更容易地记住一个人的职业是“面包师”，而记不住一个人的名字叫“贝克尔”。舌尖之误

以上认识还揭示了另外一个错误的原因，这是一种几乎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错误：某个人的名字就在嘴边，但就是叫不出来，甚至更让人难堪的是你叫错了对方的名字。研究人员把这种情况称为“舌尖之误”或“脱口之误”。这种失误简直太常见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文化中对此都有记载，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每周大约都会出现一次。

有一个著名的“舌尖之误”出现在1992年的“超级碗”橄榄球赛之前。华盛顿红皮队的前四分卫乔·泰兹曼（Joe Theismann）正在接受两个新闻记者的采访。记者问他对红皮队教练、传奇人物乔·吉布斯（Joe Gibbs）的看法。乔·吉布斯一度（现在也一样）被认为是美式橄榄球界深谙进攻战略的教练之一。记者想知道泰兹曼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吉布斯是一个天才。

泰兹曼并不这么认为。采访一开始，他就告诉记者，“天才”一词并不适合用于橄榄球这样的体育运动。

泰兹曼说：“只有像诺曼·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天才。”

诺曼·爱因斯坦？泰兹曼实际上想说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然而为时已晚，他的口误被《体育画报》抓住了，还上了全美新闻。没过多久，泰兹曼就成了“最没大脑”的运动员的典型代表。但我们都知道，这种失误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傻。

有关这类“舌尖之误”的研究都表明，这类错误大多都与正确的名称有关——比如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名字。为什么说是正确的名称呢？原因不明。不过，对此最好的解释是，当你的大脑想寻找一个正确的名称时，只有那么一个名称最恰如其分。如果你在想北达科他州的首府，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俾斯麦。如果你想说的是一个一般名词，它可以有很多同义词。如果你想表达电脑的那个可以显示信息的部件的时候，你可能会忘记“显示器”这个词，只会记得用“屏幕”这个词来代替。只记得部分，而非全部

让人感觉迷惑的是，当那个最恰当的名字或者说法就挂在嘴边的时候，我们只能记得我们需要表达的部分信息，而非全部。不仅如此，这一部分信息还是非常特别的一种类型。比如，人们有时不能准确地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但经常会记得那个正确的名字是由几个音节组成的，甚至还能说出第一个字母。比如，有这么一项研究，是让一个人试着辨认女演员丽莎·明尼里（Liza Minnelli）的照片。这个人想不起丽莎的姓氏，但是他可以写出和这个演员的真实姓氏非常接近的一些名字。1.莫奈蒂（Monetti）2.莫娜（Mona）3.麦格蒂（Magetti）4.斯帕格蒂（Spaghetti）5.博格（Bogette）

另外一个可以破解“舌尖之误”谜题的线索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正确回忆出的名字，经常会被一个错误的名字干扰，而这个错误的名字又总是挥之不去，它往往还和那个正确的名字有相同的意义。比如你想到了一个聪明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但你想到的是另外一个错误的名字，这个名字可能不属于那个天才的物理学家，但同样会代表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也就是泰兹曼的故事变得有意思的原因。

事实表明，泰兹曼说的诺曼·爱因斯坦确有其人。他在卡托巴峡谷医院的急诊室工作，是一名内科医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希柯利市的这家医院，爱因斯坦医生告诉我：“还从没有人把我误认为一个天才。”

这位医生和泰兹曼恰好是中学同学，他们都就读于新泽西的南溪中学，尽管他们相差两个年级。“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刚上二年级。”爱因斯坦回忆道。这两个男孩子的家当时相隔大约五六个街区。“我们一起打过篮球和橄榄球。差不多就是这样。”不过，他们并不算是多么亲密的朋友。泰兹曼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爱因斯坦却很有头脑。在1965年中学毕业典礼上致辞的人就是爱因斯坦。之后，他考入了罗格斯大学，在那里学习物理学，随后到塔夫茨大学医学院深造。泰兹曼则参加了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他们就这样分道扬镳，开始了各自的生活。直到27年之后，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天顶体育馆的那个角落，诺曼·爱因斯坦这个名字突然从乔·泰兹曼的嘴巴里冒了出来。那一刻，泰兹曼可能也记不清他头脑中关于两个爱因斯坦的具体细节了，但是有关他们两个人的共同之处，他却记得清清楚楚：这两个爱因斯坦都很聪明。他所回忆起的正是这层意义。事实上，在《体育画报》知道诺曼·爱因斯坦确有其人，而且也非常聪明之后，泰兹曼告诉该杂志：“我的评论就不像刚开始那么荒谬了。”把没有意义的变得有意义

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我们还是很难让自己的大脑记住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这种困难在100多年前就被一个名叫赫尔曼·艾宾浩斯的德国人进行了数量化。艾宾浩斯用数年时间来记忆几千个没有任何具体意义的音节，比如DAX和QEH。每天早晨、中午、晚上，他年复一年地跟着节拍器的节奏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长串音节——MEB，FUT，PON，DAK，GOL，LIG……直到把它们都记到脑子里。这样的记忆过程常常让他头痛不已，精疲力竭。一段时间之后，艾宾浩斯就开始测验自己的记忆效果。他发现，当从这些音节中找不出任何意义的时候——就像刚才列出来的那几个他做实验用的音节——它们就很容易被遗忘。比如，在一个小时之后，自己费了很大力气才记住的符号就会被忘记一大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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