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越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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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杂耍人生--吴越品苏轼试读：
前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 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他的诗、词和散文，都可以代表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可以说是他把宋词发展到了顶峰。就是识字不多的人，也大都知道苏轼的名句：“春宵一刻值千金”、“天涯何处无芳草”、“不识庐山真面目”、“春江水暖鸭先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凡是到过杭州的人，也大都知道西湖的“苏堤”，就是苏轼督造的。此外，他的书法，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中的第一位！他诗词书画俱佳，是才子中的“全才”！
他不但才学好，在政治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很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但是也不同意司马光的“彻底否定”。于是他成了新旧两派都不待见的“中间人物”，加上他脸不厚、心不黑，不会说假话，又不会见风使舵，更不会当政客，一生中常以文贾祸，以言获罪，以“谤讪朝廷”遭贬谪，颠沛流离，遭遇坎坷，并在凄苦、孤独中走完坎坷的人生旅程。但他能够在逆境中保持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更不同流合污，他所追求的，只是自己的艺术人生。——他把人生看作一个杂耍大舞台，尽情表演，在没有自由的环境中寻找自由，在没有乐趣的环境中寻找乐趣，既表现了自我，也娱乐了自我，更没有失去自我。
苏轼的一生，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作品，已经无法考证了。据学者统计，计有诗2600多首，词430多首，文(包括信、表、传、记等)4800篇，书画作品还没统计在内。这样全面而大量的创作，在古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他在被贬黄州之前，他的文盲夫人如果不把他保存的三分之二手稿付之一炬，中华文化宝库中苏轼的作品，当然还将更加丰富。
一个诗人或作家，不是作品越多越好，而是要看内涵，要看是不是能传世。乾隆皇帝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而且以“御制诗”的形式出版了豪华本，但是至今连一首脍炙人口的作品也没有。据说曹雪芹写《红楼梦》，因为缺稿纸，就是把豪华的《乾隆御制诗》拆开，一页页翻转来，拿背面当稿纸用。这，大概就是“乾隆御制诗”所发挥的最大效用了。
凡是才子，都有许许多多风流轶事流传。唐伯虎如此，苏东坡也不例外。冯梦龙编辑的“三言”中，民间传说故事中，都有许多发生在苏东坡和妓女、和和尚、和同僚之间的趣闻轶事。
我不是研究苏轼的专家，本书更不是研究、介绍苏东坡一生成就得失的专著。小时候读过苏轼的一些诗词散文，也逐渐淡忘了。几年前, 有一家出版社请一位博士生导师带领八个博士研究生，编辑评注唐宋八大家的诗词选和散文选各一套，有专集，也有合集，共13册。清样出来以后，总编辑不太放心，委托我最后审校。当时的目的，不过是要我看看有没有标点和文字错误，在注音和注释方面把一把关。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套由博导和博士研究生编辑的书，到了我手里，几乎每页都画成了“满脸花”！错误之多，连总编辑都惊讶得目瞪口呆。我既然不是研究唐宋诗词散文的专家，我所能发现的，当然不过是常识性错误而已。其实，编者只要肯认真翻翻资料和工具书，这种常识性错误，是应该能够避免的。后来，这两套精心策划的“辅导教材”，终于因为“选题撞车”而流产了。不过，我在这将近半年的审订工作中，翻检了大量的参考资料，等于系统地复习了一遍唐宋八大家的诗词散文和他们的“历史背景”，对我个人来说，也不算“有工无效”，何况我的审稿费两万多元照收不误，等于人家出“学费”雇我读书，也算颇有收获。
去年，有一家出版社打算编辑一套“和谐丛书”，共二十八本，其中的一辑，叫《和谐中华诗路之旅》，就包括唐宋诗词选。他们聘请我这个“非博士生导师”担任主编，组织一批“非博士研究生”进行这个选题的运作。尽管这一次编辑评注唐宋诗词，已经是“轻车熟路”，我还是四处搜集前人对八大家的评介及相关资料。在梳爬整理这些资料中，我再一次感叹关于苏轼的传说和评价，竟有这样多的矛盾，竟有这样多的谎言，甚至可以说还有这样多别具用心的诬蔑。面对这些误解、曲解，我就想到：应该写一本“正解”、“直解”的书，来给苏轼“平反”。
今年一月，我的《吴越品水浒》交东方出版社出版以后，在和编辑先生的闲聊中，偶然提起了“苏轼用小妾换马”的故事，大家都觉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写写苏东坡，也给苏东坡来一个“拨乱反正”。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可以说，这是我学习唐宋八大家的“心得”，也可以说是我参与编辑唐宋诗词散文选的“副产品”。按出版社的要求和定位，就是一本普及历史知识的书，是一本文化消闲的书。
品苏轼，不外乎“品人”、“品事”、“品作品”这样三个内容。品人、品事，似乎都不难，只要说说个人看法就可以；苏轼是诗词赋和书画的大家，品他的作品，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诗词赋还可以挑选几篇我比较熟悉的，用我的观点评说一番，也算是聊备一格；书画我可是一窍不通，何况书画作品，不是彩色印刷，也无法体现其精神，因此本书不涉及书画部分。我只是“草根儿作家讲文化故事”，着眼点在普及，在探索。我的听众，只要有初中程度，就可以听懂。
但这绝不是“戏说苏轼”，更不是“苏轼传”的搞笑版。
我的做法是：先以民间流传的有关苏轼的风趣故事为切入点，用闲聊的形式，用通俗的语言，引出话题，然后根据史料，旁征博引，兼收并蓄，无所顾忌，无拘无束，娓娓道来，或指出其真实的历史背景，或指出之所以会以讹传讹的原因，中间也许会“跑题”，也许有所发挥，完全不顾章法，简直是随心所欲，的确是“杂乱无章”的“杂文”、松散无序的“散文”，只以“有益”、“有趣”为目的，不顾其他。例如关于苏东坡是不是有一个叫“苏小妹”的妹妹，则指出原型实际上就是比苏轼大一岁的小姐姐“八娘”。她根本就没到过东京，更没有嫁给秦少游，在她十八岁那一年，就被婆家虐待折磨死了。之所以会有“苏小妹”这个人物的“群众创作”，就是因为她知书识礼，还会写文章；故事可能就是她死后当地群众怀念她而引发的街谈巷议。又例如苏东坡妻妾众多，他和哪个妻妾感情最好？众说纷纭，我就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说说自己的“一家之见”。再例如苏轼一次次遭贬谪，冯梦龙说他是因为改错了王安石的诗句，王安石为了“教育”他，才把他贬到黄州去的。真是这么一回事儿么？我也来一个“拨开迷雾见青天”，还历史一个真相。等等。
我这样做，似乎有点儿“戳穿西洋镜”的味道。但这既是亲朋好友聚会的谈资，也是茶余饭后的文化咖啡。一书在手，在神游北宋大江南北中，细细品味苏东坡一生的坎坎坷坷，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既锻炼了分析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也增加了历史知识，似乎比把大好光阴消磨在打扑克、搓麻将、玩儿游戏中，要有益得多吧？吴越戊子年正月朔，写于北京蠲兴楼引言
写完了这几篇小文章，自己看看，觉得缺乏系统，不成章法，东一榔头西一棒棰的，没有把苏东坡这个大才子的一生全面地介绍，是一大缺憾。于是又想写一篇短文章，来概括他的一生。但是犹豫再三，却又搔首踟蹰，无法下笔。苏东坡究竟是怎么一个人？三言两语，真还很难给他下一个定义。“书到用时方恨少”，到了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对苏轼的了解实在太少了。正在无可奈何中，忽然发现有几篇无名氏写的千字文，却从不同的角度，对他的一生，做了恰如其份的总结。我就把它串联起来，算是本书的引言吧。——由于原作者没有署名，只好在这里向他们说一声谢谢了。
没有一个文人像苏东坡这样更有人情味儿了。他不但活在诗词歌赋、案几尺牍中，还活在一个个普通百姓的生活里。他毫无疑问是阳春白雪，但他却在下里巴人中也能找到知音。那些以东坡为名的什件，都可以在古文中找到记载，也可以在百姓中听到传说。何故？苏东坡太聪明了。他是一个生命的哲人，生活的智者，而他高可凌云的才华偏偏又是我们这个受到多少年文化浸淫的民族的一种期盼。中国人评论一个文人，喜欢用的一个词语就是“才华”。才华二字寄托了中国人的向往，寄托了中国人的浪漫，寄托了中国人的敬佩。
中国人喜欢苏东坡，而他的才华、他的道德、他的功绩，也足以让我们可以喜欢。于是，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向往都寄托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才出现了“东坡肉”、“东坡鱼”、“东坡饼”……。不仅如此，我们还编造出了一个“苏小妹”，津津乐道这个才女洞房花烛夜难倒秦少游的故事。而事实上，“苏小妹”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苏小妹”的才华，不就是为了衬托苏东坡的才华吗？
中国古代文人中，受到后世喜欢的，苏东坡绝对排第一。陶渊明太清泊了，他的心境不是一般人能体验到的；李白太飘逸了，让人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杜甫太沉重了，让人不敢和他并肩而立，生怕自己的命途也会沾染舛(chuǎn喘)运；欧阳修太高贵了，连苏舜卿①、梅尧臣②、王安石、苏东坡都是他的后辈学生，还能有几个人敢忝列其中？
所以，我们喜欢苏东坡。他让人能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他的才华，让我们喜欢他的时候也能理所应当，心甘情愿。儒家修炼他的“苏学”，道家渲染他的“炼丹术”，佛家颂扬他和佛印的友谊，你喜欢诗歌，可以吟咏“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果喜欢词曲，就低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豪放派说他开“一代词风”，婉约派说他是“一代词宗”，画家欣赏他的《潇湘竹石图卷》，书法家临摹他的《黄州寒食诗帖》。他官居高位，让人看到了他成功的希望；而屡遭谪贬，则揭示出人生旅途的坎坷。人生坎坷却依然乐观豁达，则又能给多少人以希望和力量？
苏东坡太聪明了，清人程洪《词洁》评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自是天仙化人之笔”，这是说他的词，我却把它看成是在说他这个人。如果他只是天仙，可能还真的让人敬而远之，可他是天仙，却偏偏又化作了人，化作了苏轼苏东坡。“如梦人生，人生如梦”，这是苏东坡对人生哲理的界定，也是苏东坡人生哲理的核心。“庄生晓梦迷蝴蝶”，庄子之后，“人生如梦”得到了中国文人方方面面的诠释。魏晋文人慨叹人生如朝露，唐人李白在梦游天姥(mǔ母)山，白居易从爱情角度去说人生如梦，李公佑①宦海沉沦后做“南柯一梦”。苏东坡呢？苏东坡纯粹从生命意义、生命形式、生命存在的感悟去探究人生的奥秘。
梦总是让人想到逃避，想到无奈，想到虚幻，而苏东坡的“人生如梦”则是一种豁达的心态，激进的感悟，积极的试验。
毫无疑问，苏东坡是大儒，但他对佛、道同样染濡很深，但苏东坡又不佛不道，他做的是兼容并蓄。儒家讲究入世，佛家提倡出世，道家追求遁世。经历了人生苦难、世道沧桑，好道慕隐、独善其身的思想在苏东坡身上起伏出入，这并不奇怪。更何况，佛、道哲学与文人思想结合，本来就是宋朝文人的基本倾向。他体验了文人的一种自醒、自觉和自重。而在宋朝，对佛、道的向往，将佛、道二经与文艺结合，生活方式更近佛、道，最成功、最自然的并不是飘逸潇洒的苏东坡，而是严谨固执的王安石。如果说王安石对佛、道是一种敬仰，敬仰佛、道的节操、经义、生活方式，苏东坡却是一种欣赏，欣赏佛、道的超然、逸致和生命形式。以儒家精神担纲，以佛家精神超脱，以道家精神养气，这三句话，虽然有点儿笼统，但也能说出苏东坡对三家的态度。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会、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
苏东坡“人生如梦”的人生哲理，不是突然有一天惨遭迫害之后悟出来的，而是在他人生的旅途中逐渐成熟的。他早期的《和子由渑(miǎn免)池怀旧》一诗中就有痕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的名喻，一方面表现了他初入仕途的人生迷惘；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长途的思想。而他初贬黄州时写下的《定风波》，可以看作“人生如梦”的初步成熟：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人生不是梦是什么？
正是有了“人生如梦”的感悟，他才在一贬黄州时苦中作乐：“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luò落)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二贬惠州，又津津乐道惠州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三贬儋耳①，在几乎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还能从“总角黎家三四童，日吹葱叶送迎翁”的纯朴村俗中，感到“莫作天涯万里客，溪边自有舞雩(yú余)风”（《被酒独行，偏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的欢欣。感谢佛、道，虽然苏东坡也有“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霜降水痕收》）、“梦中了了醉中醒”（《江城子·梦中了了》）、“身外傥(tǎnɡ倘)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十拍子·白酒新开》）的痛苦麻木、逃避现实的人生悲叹，但佛、道思想的清旷达观襟怀成了苏轼在逆境中奋进的精神支柱，正是有了这样的支柱，才让苏东坡找到了更多的热爱生命的理由。因为热爱生命，他才能在仕途之失时依然坚守“长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他才能在生活之艰时悠然自娱“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南堂》）；灾难舛途没有愚钝他对生命的灵慧感悟，艰难困苦不曾消磨他对生活的敏锐洞察。相反，历经种种之后，他更懂得收藏和珍惜一点一滴的快乐，活出了一派天真、一派精彩。
苏东坡坚信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三大铁律，世道沧桑人生巨变又让他不得不从佛、道中得到生活的证据，可他信佛吗？信道吗？信，但他只是从另一种思想中寻找寄托和超脱，他绝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士。
李清照评价苏东坡的文章：“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这是说他的文章？难道不是说他的人吗？“不十分用力”而成大家，除了说苏东坡聪明还能说他什么？而事实上，“不十分用力”正是苏东坡的性情，也是他成为大家的必然，试想，如果苏东坡事事斤斤计较，时时处心积虑，那还是轻旷神逸洒脱不群的苏东坡吗？
苏东坡的书画俱有名气，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世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但他自己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赤壁怀古》开豪放派词风，后来却不复作，这固然和他人生的经历有关，但是不是也有几分不再纠缠的味道呢？
苏东坡与酒的关系最能反映他的性情。东坡爱酒，他的诗词中的酒味丝毫不比李白的淡，但他的酒量却不如李白。他在《东皋子传后记》中言道：“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①。天下之不能饮，无不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酒量浅而爱饮，饮而不瘾，这不就是苏东坡吗？而他说“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在《东坡八首》中又说“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与他绝交的是旧时官场仕途的同仁，“一日无客”不至的“三子”，是开酒铺的潘丙，开药店的郭遘，卖竹子的古耕道。苏东坡并不一定要借酒消愁或寄情于酒醉，“客至未尝不置酒”是他的一种礼节爱好，更是他的清逸超妙。苏东坡后来到了海南，自酿自造自取自用，因而取名“真一酒”。酒是“真一”，天底下苏东坡不也是一个“真一”吗？苏东坡哪能不理解其中奥妙，所以才在《真一酒诗》中说：“人间真一东坡老。”
宋朝有妓女陪酒的流俗，每有宴席，必召妓以助兴，苏东坡赴宴，常有歌妓请诗，苏东坡十之八九不会拒绝。他的一生，居然为歌妓写了一百八十多首诗词。但是苏东坡好而不淫，我们很少能从苏东坡的诗词中读到淫词浪语。这与他的朋友、一向以句工词险著称的黄庭坚形成了对比。而他在元丰六年（1083）写下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①侍人寓娘②》，笔调空灵轻旷，寓意悠远回味，竟然成了他的代表作：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岭南荒远偏僻，生活艰苦，但是有了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心情，就可以把它当作家乡，如白居易所言：“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花》）。苏东坡深深理解 “心安即是家”的含义，所以他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急不躁不温不火，随遇而安，无往而不快。
苏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不是因为不认真不努力不重视，而是因为“心安”。
中国只有一个苏东坡。他多才多艺，才华横溢，深厚广博，诙谐幽默；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而又亲切热情、慷慨厚道；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所猎之处，尽收皮囊；他高扬生命的旗帜，生机如春风吹绿，勤于劳作，情趣盎然；他清高孤傲，飘逸不群，又谦虚谨慎，郑重庄严，笑面磨难，率真自信；他热爱生命，关怀百姓，而又享受生命，善待百姓，亲切热情、慷慨厚道。“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①乞儿”。他本身是一个天仙，却甘愿来到了人间……
正因为苏东坡太聪明、太可爱、太固执、太不合时宜了，命运注定他必须经受升降谪贬、奔波劳碌，一世坎坷，最终在凄凉寂寞中死去。他也曾经希望自己的小儿子不聪明，不可爱，在庸庸碌碌中走完人生的旅程。但是造物不会给他这样的幸福，也许因为他的小儿子真的不聪明，也许因为他的小儿子比他更聪明，总之，上帝不允许他有这样的儿子。
苏东坡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故事。或许，是人们给他编造了太多的故事。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是是非非，真真假假，谁能说得清楚？
我的一生，也遭受过二十多年的囹圄之灾、两度妻离子散；所没有失去的，就是读书的爱好，写作的癖好。遗憾的是：我是个笨人，似乎有苏轼的豪情，却没有东坡那如椽之笔！
这里，随手采撷几个有关苏东坡的话题，供大家在茶余饭后云苫雾罩，信口开河，发表真知灼见，或一得之见。即便不能越说越清楚，还不能越说越糊涂么？
郑板桥是聪明人，所以他说：难得糊涂；我是个糊涂人，所以我说：难得聪明。
品苏轼，不知道是聪明人办的糊涂事呢，还是糊涂人也办了一件聪明事儿！1. 苏东坡是他母亲培养出来的吗？
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人，都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团体“培养”出来的。作家是如此，书画家亦然。苏轼、苏辙，同出一门，连同父亲苏洵，号称“三苏”，这是历史的偶然，绝不是哪个人培养的结果。作家和书画家的成就，第一取决于天赋，第二取决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天赋的人，再努力也无法取得成就；有天赋的人不努力，依旧是庸人一个。这就是真理，也是常识。
一般说来，一个男人，第一个最亲密的女人，应该是他的母亲。
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母亲死于难产，这个孩子失去了母亲，或者孩子的母亲有病，不能自己抚育子女，或者孩子的母亲特别高贵，不能亲自带孩子，那就不得不由另一个女人来代替母亲。例如传说和戏曲中的包公，就是由嫂嫂养大的，所以他称嫂嫂为“嫂娘”(实际上他父母双全，考中进士以后，就拒绝出仕，回家侍奉老父老母去了)；多数皇子，都由乳母带大，难怪他们当了皇帝，还宠信乳母。在民间，由姥姥、奶奶带大的孩子，为数也不少。总的说来，还是离不开女人。俗话说：“孩子离不开娘”，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很可能牵扯到人品、道德的基本教育，关系到孩子的一生，十分重要。《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中，开宗明义第一段，就说：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宋史》中的这一段话，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杜撰，而是“有所本”的。这个“本”，就是苏辙为他哥哥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下面引其中的一段原文：
公讳轼，姓苏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讳杲(ɡǎo镐)，赠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国太夫人。大父讳序，赠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国太夫人。考讳洵，赠太子太师。妣程氏，追封成国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也就是说：苏轼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外出游学，母亲程氏亲自课读。有一天，母亲给他讲解《后汉书》中的《范滂传》之后，喟然长叹。小苏轼看了看母亲，问：“娘，我长大之后，要是也像范滂这样做人，你愿意么？”母亲用反问来回答：“你要是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说到这里，牵扯到一个关于范滂的典故，这就不能不简单地说一说后汉的“党锢”历史和范滂这个人了。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朝政腐败，宦官与外戚勾结，政权落到了宦官手中，各地的官员，大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他们纳贿，勒索，滥捕无辜，公开卖官鬻(yù芋)爵，垄断仕进之路，贪婪之心，欲壑(hè贺)难填。当时的书生、士大夫纷纷起来批评朝政，反抗这些不阴不阳的宦官统治。忠贞廉正的儒士和太学生们，不惜冒杀头的危险，上书弹劾奸党，抗议腐败，倡言改革。宦官们就诬陷他们这是“结党对抗朝廷”，加以禁锢，史称“党锢之祸”。——所谓“党锢”,就是禁止党人出仕，并不许他们和亲友往来。如果不听话，就要逮捕入狱，那可就是“党狱”而不是“党锢”了。
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发生的一场“大学生闹事儿”，实际上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然，古往今来，凡是学生闹事儿，真理虽然肯定在学生一边，但是这样的“斗争”从来也没有成功过。原因就是不民主的统治者掌握着政权和军队，可以恣意地打击镇压。古往今来，这样的“连台好戏”不断演出。
延熹九年(166)和建宁二年(169),宦官两次兴起党狱,打击和镇压重视气节的士大夫,以钳制社会舆论。许多学者和太学生被捕入狱，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致死。党人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死于狱中，其他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到了光和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方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党人来镇压黄巾起义。
在这些正直的学者中，有个名叫范滂的，就是一个勇敢的青年，面对阉党的疯狂迫害，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自己走向了刑场。
那一天，苏轼的母亲教儿子读的，就是《后汉书·党锢列传》中的《范滂传》。《范滂传》的全文，这里就不引了，只引他“慷慨赴死”这一段，并适当加一些注解：
初，滂等系(jì记)狱，尚书霍谞理之。及得免，到京师，往候谞而不为谢。或有让滂者，对曰：“昔叔向婴罪，祁奚救之，未闻羊舌有谢恩之辞，祁老有自伐之色。”竟无所言。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霍谞(xū需)——字叔智，邺(今河北临漳县)人。曾任尚书仆射(yè叶)，官至少府廷尉。范滂下狱时，曾上表为滂辩解。“往候”句——去拜访问候而不说感谢的话。让——责怪。“昔叔向”四句，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叔向是春秋时晋国大夫，复姓羊舌。叔向因为受到弟弟羊舌虎的牵连，在一次党乱中被囚。祁奚(字黄羊，晋国大夫，生卒年不详)请人替他在国君面前开脱，得以释放。祁奚“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杜预注：“不告谢之，明不为己。”婴罪，获罪。自伐，自夸。督邮——郡守的属官，主管督察、狱讼、捕亡等事。传舍——驿舍，供过往官员住宿及传递政府文书者休息的地方。诣(yì意)——到。引——自愿承当罪责。亡：逃亡。仲博——范滂的弟弟。龙舒君——指范滂的父亲范显，曾任龙舒侯的相国，当时已亡故。龙舒是汉代的一个侯国名。大人——范滂对母亲的尊称。感戚——感伤悲戚。李、杜——李指李膺，字元礼，东汉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是当时士大夫清流中的代表。桓帝时，任司徒校尉。灵帝时，与陈蕃等谋诛宦官，事败，下狱死。杜指杜密，字周甫，东汉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人。桓帝时官至太仆，与李膺齐名，并称“李杜”。灵帝时，因党事被征，自杀。顾——回望。行路——行路之人，即路人。
在苏洵写的悼念他妻子（苏东坡母亲程氏夫人）的祭文里，我们知道这位程家小姐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这在当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教育观念中，真是一个难得的贤妻良母。她不但曾激励苏洵努力向学，而且在丈夫外出“游学”期间，除了要主持安排一家人的吃喝生活之外，还要亲自课读儿子，这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有人说：唐宋八大家，居然有三位出在他苏氏一门中，和这个程氏夫人有莫大的关系。
苏洵的家庭，无疑是个豪门富户，这从今天眉山的苏氏故居有多么大的庭院房屋，就可以看得出来。苏洵的青少年时期，不是没有学习的条件和环境。但他禀性疏懒，喜欢和同村的少年朋友出去玩儿，不认真读书。天圣五年丁卯（1027），苏洵十九岁，娶了十八岁的程氏为妻(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生十八年归苏氏”)。明道二年癸酉（1033），苏洵二十五岁，方才开始认真读书(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景祐二年乙亥（1035），苏洵二十七岁，方才开始发愤，刻苦读书(见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 。这就是《三字经》中“年二七，始发愤”一句的由来。景祐三年丙子（1036），苏洵二十八岁，苏轼出生(苏轼有两个姐姐，一个比他大八岁，出生不久即夭折；一个比他大一岁，就是传说中的才女“苏小妹”，十八岁死亡；还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两岁，五岁时夭折)。庆历五年乙酉（1045），苏洵三十七岁，苏轼十岁，苏洵亲自教苏轼作文；苏洵举制策，东游京师，母程氏夫人亲自教苏轼兄弟读书。
这样看起来，苏轼、苏辙一向都是由苏洵亲自课读，程氏夫人只是因为丈夫上京赶考，方才暂时出任“代课教师”的。
程氏夫人虽然在家里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当年的女子，不可能“上学”读书，无非是在父母的熏陶之下认识一些字而已。她能够在丈夫外出的时候，担负起给孩子讲《后汉书·范滂传》这样的重任，不是“精通”古文，不是肚子里装有几个古人，是绝不可能“开讲”的。讲史绝不是“教识字”，而是要结合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总结，并拿出自己的观点来讲的。要不然，像范滂这样的例子，如果是一般“粗通文墨”的女性，很可能就会拿明哲保身来教育孩子不要多管闲事，要以自己的飞黄腾达和升官发财为重。特别是当年的“忠君”思想，分明就是一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凡是“皇上说的”，就只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肯定都是响当当的“左派”，一生步步高升，绝不是苏轼这样的“右派分子”，迭遭谪贬，甚至无以为生。
我认为，苏轼的学问和才华，父母的教育只是一方面，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苏洵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恰恰都成了大学问家，而且还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只能说是历史的偶然，不能理解为苏洵和他夫人有特殊的教育方法，不论有几个孩子，都能够统统成才。从事文学艺术，第一要有天赋，第二还要自己努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还要第三，那就是环境。一个极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如果没有学习音乐的环境，没见过乐器，没老师教他，也不过在旷野上大喊大叫几声，就自生自灭了。苏洵应该是个有天赋的人，在他二十五岁以前，不愿意刻苦，喜欢和村子里的少年人游嬉浪荡，一方面是他自己不努力，一方面也是他父亲对他督促不严所致。婚后在他贤妻的督促之下，勤奋起来了，这才把他的天赋发挥了出来。如果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赋，脑袋就像榆木疙瘩一样，程氏夫人就是把他的头发悬挂在房梁上，常常用锥子刺他，我看也培养不出一个“唐宋八小家”来！
再说，小孩子家说话，无非是“张嘴就来”，不一定经过认真思考。苏轼成了名人，这才想起他少年时代说过的“豪言壮语”来。没有成为名人的人，他少年时代说过的“狂话”，自然就没人提起了。甚至还有反面的例子：我有个朋友，“文革”期间，因为坚决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被“革命派”很残酷地折磨死了；平反开追悼会那一天，他一个十岁的儿子，当众表态：“我长大以后，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一切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由于他是烈士遗孤，党和政府培养他上了大学，当了县里的一个局级领导干部。表现怎么样？说他是贪官，我没证据，但至少是个“庸官”：他政绩平平，惟一喜欢的事情，就是“吃请”，每请必去，甚至不请也去，每吃必醉，每醉必自吹自擂，甚至胡说八道。——由此可见，就是官员，也不是只要出身好，就能“培养”出来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否定过“天才”的存在，批判了“天赋论”，并大力“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培养的对象，不问是否有天赋，却强调阶级出身，实在出不了作品，就调成名的作家来“辅导”，实际上是帮他写。这一批“培养”出来的作家，虽然也出了书，甚至很畅销，但是没有一个是真正有成就的。
这里面，个人的独立思考，应该占有很重的比例。独立思考之后，能够不被外界力量所左右，更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是否有定力、是否能保持晚节的问题。人人都知道，汪精卫不但是个才子，而且是个“立场坚定”的革命派，为了革命，曾经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拿炸弹去炸摄政王。但是谁想到他中途会突然丧失人格，变成了大汉奸呢？
我的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禀性善良，从小教育我“自己的东西要爱惜，别人的东西不羡慕”，“力所能及，要尽量帮助人家”。但是她却十分迷信，什么佛都拜。我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到城隍庙去烧香，除了摆列猪头、全鹅之外，还烧了许多锡箔折的元宝。我问母亲为什么要给城隍老爷上供烧银锭，母亲说，是为了求城隍老爷管顾我没灾没病，快长快大。我又问：如果不给他上供烧纸钱呢？母亲回答：那城隍老爷就不管你了。我立刻反驳：城隍老爷是阴间的县太爷，他的职责就是保全县的百姓平安；如果仅仅管顾给他上供烧纸钱的，不管顾那些不给他上供的，这就是一个贪官，绝不是好城隍老爷！母亲听了，急忙用手捂住我的嘴，还扬手要打我……
我在迷信的家庭中长大，却一生不信任何鬼神包括“偶像”。可见，独立思考是第一位的，外界影响，包括教育，只能是第二位。
顺便说一句：苏轼的母亲虽然贤良，他的舅舅、也就是程夫人的哥哥，却是个不学无术的赌徒兼混蛋。程夫人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哥哥的儿子，竟让他折磨死了。这个小女儿，就是传说中的“苏小妹”。——下文专门介绍。
由此可证：程夫人的贤慧，也不是程老太爷“培养”出来的。不然，怎么不把儿子也“培养”得更好一些？即便达不到“贤良方正”，至少也不至于让苏洵痛心疾首，写诗骂他一千年吧？2. 苏东坡以妾换马，是真事儿吗？
苏东坡的确“有妾数人”，有资料说他先后有妾七人，但是没有见到有拿妾换马的记载。野史中，也只说他用“婢”换马。当年，奴婢都是花钱买来的，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即便苏东坡真的用婢换马，也无可厚非。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经济意识和道德标准去衡量一千年前的古人。
明末詹詹外史冯梦龙(1574-1646)编的《情史类略》附卷十三“情憾类”《朝云》条下，除了介绍苏东坡侍妾王朝云的身世之外(原文详后)，还附有一段文字，记载苏东坡曾经用婢女换马的故事：
坡公又有婢名春娘。公谪黄州，临行，有蒋运使者饯公。公命春娘劝酒。蒋问：“春娘去否？”公曰：“欲还母家。”蒋曰：“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公诺之。蒋为诗曰：“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闲分付赎蛾眉。虽无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公答诗曰：“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只为山行多险阻，故将红粉换追风。”
春娘敛衽而前曰：“妾闻景公斩厩吏，而晏子谏之；夫子厩焚而不问马，皆贵人贱畜也。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遂口占一绝辞谢，曰：“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下阶触槐而死。公甚惜之。
这里用了两个“典”，一个是“景公斩厩吏，而晏子谏之”。典故出在《晏子春秋》中，原文这里就不引了，只说故事大概：齐景公把自己最为心爱的一匹马交给一位圉人(圉音yǔ宇，指养马的人，也就是上文说的“厩吏”)饲养，不料马却得病死了，齐景公大怒，要杀这个圉人，而且不是杀头，是让刽子手用刀活活肢解。刽子手拿刀正要动手，晏婴问齐景公：“尧舜当年肢解犯人，是从身体的哪个部位下刀的呢？”景公听了一惊，知道尧舜当年并没有肢解犯人的例子，就下令停止肢解，把圉人交给狱吏去处置。晏婴又对景公说：“狱吏不知道圉人犯了什么罪，我先一一列举，再把圉人交给狱吏，好吗？”景公点头同意。于是晏婴对圉人说：“你有三条死罪：你把君主的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死罪；你养死的是君主最心爱的马，这是第二条死罪；你让我们的君主因为一匹马要杀掉一个人，老百姓听到了，必然怨恨君主，诸侯听到了，必定轻视我国。你养死了马，使得百姓积怨、邻国侵凌，这是你的第三条死罪。现在要把你交给狱吏去处置。”景公听了这话，急忙说：“把他放掉吧！免得伤害我的仁德。”——看起来，齐景公是个明白人，所以一点就透；如果遇到的是个糊涂蛋，恐怕晏子再能说会道，也点不透他，那个无辜的圉人，还是非死不可。
另一个典故是“夫子厩焚而不问马”，语出《论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意思就是说：孔夫子去上朝的时候，家里的马厩着火了。孔夫子退朝以后问：“烧伤人了么？”却没有问马。意思是说孔子重人而不重马。不过也有不同见解。一种说法是：孔子是在上朝的时候家里的马厩着火的。这时候马厩里已经没有马，所以他不问。但是也不排斥他家里不止一匹马。另一种说法是：“不问马”的“不”，是“后”的意思。不是不问，而是“后问”。——这个说法，比较勉强。
据《苏轼年谱》：元丰二年己未（1079），苏轼四十四岁，知徐州。三月，以苏轼知湖州，赴任前先到南京看望苏辙，为留半月，四月到任。七月以“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入京，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以妾换马”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时间应该是元丰二年末或元丰三年初，地点则应该在他的任所湖州。当然也可能在开封。因为苏轼七月份被捕以后，入狱一百多天，早已经不是“湖州太守”了，他的家属，有可能随同或赶到京师打点料理。何况苏轼被贬黄州，是由御史台派人押送而去的，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回湖州。他走得十分匆忙，他自己的家属，还是后来由苏辙给他送去的呢！
冯梦龙一生编写辑录了许多通俗故事，但大都“均有所本”，也就是都有根据或至少有创作素材。
冯梦龙说“苏东坡以妾换马”，所根据的是明朝人钟惺（1574-1624）编的《名媛诗归》，其中就有这条记载，文字完全一样。《名媛诗归》是钟惺编纂的一部女性诗歌总集(也有人怀疑不是钟惺所编)，流传很广。钟惺和冯梦龙同年，却早于冯梦龙二十多年就死了。由于我所见到的《情史类略》和《名媛诗归》都是现代翻印本，而序言中又没写年月，不知孰早孰晚，因此，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谁抄谁的。再说，他们俩人都是1574年出生，距离苏轼（1037-1101）的年代已经五百多年了，不知道冯梦龙和钟惺根据的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偶然”发现这个故事的。
有学者为此查阅了颜中其编注的宋元明清有关苏轼的笔记一千多条，没有发现这条记载；翻了很多苏轼的传记，也没有发现这条记载；看了很多关于苏轼的论文，尤其是写他家庭姬妾和歌姬的诗词文章，也没有这条记载。唯独钟惺的《名媛诗归》“前无古人”地突然冒出这样一条记载来，因此判定为“不可信”。
我也认为此事的可信度很小。
第一，假设这事情是真的，大概也只能以“无可厚非”作结论。因为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春娘是一个“婢女”的身份。在封建社会中，“奴婢”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既可以买卖、赠送，交换也就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丫头大了，其出路不外乎：一，“择个小子配了”；二，送给或卖给某个人做小妾。遇到善良的主人，也有不收“身价银子”让父母“领”回去“自行择配”的。不过往往有被父母再卖一次的可能，下场竟还不如主子择配或送人更好的。在这次事件中，苏轼的诗说得很清楚：“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只为山行多险阻，故将红粉换追风。”也就是说，他拿春娘换马，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面临贬官，匆匆上路，没有时间给春娘选择更好的人家了；其二，是他要从开封或湖州到黄州(在湖北，州治在黄冈县，今黄州市)去，道路崎岖(山行多险阻)，不得已，才用红粉(丫环)换追风(马)的。这样做，用当时那个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也不是什么过份的作为。许多被贬的官员，临上路之前，把丫头或卖了或送掉，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第二，这件事情居然受到了后人的指责，关键是很多人在引用这个故事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竟把春娘“婢女”的身份，说成是苏轼的“姬妾”了。
咱们再来一次假设：假设春娘果然是苏轼的“姬妾”，苏东坡把“姬妾”送人，就应该受到指责么？
指责苏东坡的人，大概不知道封建社会的“姬妾”，是什么地位，是什么身份。
咱们不妨学一学王安石的“解字法”。从字面分析，“婢”是“卑贱的女人”；“妾”呢，是“站立着的女人”，也就是说，她虽然有和主子“同床”的福份儿，却没有和主子“同坐”的福份儿，特别是有夫人或客人在座的时候。所以“妾”的正名叫做“侍妾”，她的任务，就是伺候、服侍主子的(当然也有“借腹生子”的另外一种任务)，地位依然卑下。“姬”呢，范围可就广了。古代“姬”、“伎”、“妓”相通，有别于“婢”和“妾”的，是她们必须“身怀一伎”，至少应该会歌舞弹唱。“妾”是“上炕老妈儿”，这大概不用怀疑。“婢”是不是和主子上床，只能看主子的喜恶而定。主子好色，丫头也漂亮，主子提出性要求，丫头是无权拒绝的。同是宋代人的潘金莲，就是因为拒绝主子的性要求而被强迫嫁给武大郎的。“姬”的身份比较复杂，但总是离不开“歌舞姬”、“家妓”这个范畴。她们不但要“伺候”主子，许多历史书上，都有拿“舞姬”、“家妓”待客的记载。因此，“虞姬”很可能是受到专宠的舞姬，而“赵姬”就是被主子送人的舞姬了。
为什么宋代的官员府中蓄有家妓？这可能和宋代的官员不许嫖妓有关。因为宋代的官员嫖妓女要受到严惩，所以凡是明智的官员，大都不敢以身试法，而是自己买几个能歌善舞的漂亮女子来做“歌舞姬”，用来自娱，也可以用来“待客”。这就是官员们私蓄“家妓”的由来。
家妓的地位，明显比“侍妾”低，甚至比“婢女”还低，因为婢女和侍妾都不能用来“待客”，而家妓却可以。
指责苏东坡把“侍妾”送人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侍妾”在宋代的地位。何况春娘分明不是侍妾，也不是家妓，而只是一个丫头。但是苏东坡被贬黄州，蒋运使来给他饯行，苏东坡命春娘劝酒，这个春娘的身份，却似乎比丫头略高一些。如果仅仅是“送酒”而不是“劝酒”，丫头的身份就明确了。
第三，这个因来“饯行”而偶然看中春娘，表示愿意用自己的马来交换这个丫头的蒋运使是个什么人，也是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之一。“运使”，可能是“盐运使”，也可能是“转运使”，反正都是“肥差”，是有钱的人。苏东坡把自己的丫头，或自己所喜欢的丫头交给了这个人，而不是把丫头卖到堂子妓院里去，按说春娘应该道谢，不应该这样大闹的。这个蒋运使不但富有，而且能即席赋诗：“不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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