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玛丽·伊万丝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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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试读：
致谢
在著书过程中深受众多亲友的帮助，在此谨表拳拳谢意。感谢开放大学出版社的克里斯·库德摩尔，他对本书的构思深感兴趣，作为首位读者，给予我大力支持和鼓励。感谢维姬·霍尔和嘉玛·查普曼，她们在手稿的准备过程中提供了诸多帮助。感谢犬子汤姆和杰米，他们就现代世界的本质提供了不同见解，对本书诸多观点的浓厚兴趣给予我启发和激励。
序言
[1]本书的封面选用了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Velazquez）1656年的画作《宫娥》（Las Meninas）。这幅画作就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所传达的信息远远胜过任何文字的表意：对现代世界多样性的认识，以及我们作为个体的人和社会人的自我意识。但鉴于该画作的创作年代，《宫娥》也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我们能从《宫娥》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多少让我们觉得自己同17世纪的芸芸众生有着共通的历史。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构成了本书成书的前提。[2]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涉及众多重要主题，极权主义社会会抹杀历史便是其中之一。本书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有意要消除历史，抹去我们对过去的集体记忆。这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但人们往往不再按时间顺序讲授历史知识，也不再将思想和事件置于历史语境下来看待。这种变化是作者创作本书的一个动因。[3]我们被告知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风险”社会［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人类以及人们同自身和彼此的关系都发生了彻底[4][5]变化［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布赖恩·特纳（Bryan [6]Turner），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1在诠释21世纪时，包括这些学者在内的众多作者都强调该时期同以往各历史时期的差异。这些问题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畴。作者在本书中构建的是一个尚未经历这些变革的世界，意图展现古今关系以及思想同社会语境的相互作用。然而，在读者开卷之前，还有几点需要说明。[7]
首先，本书假定“社会”存在。英国首相撒切尔（Thatcher）夫人发表过“社会”不存在的著名论断，众多社会学家［例如约翰·
[8]厄里（John Urry）］进一步完善了该观点，提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不再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社会中，而是身处同一个世界。2这种观点（在一个经历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的世界里）深受欢迎。但作者认为这种论断不妥，原因有二：其一，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构成我们身份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社会环境是如何形成的；其二，曾有观点认为，“历史”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终结，[9]如今即便是其主要拥护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3也已经摈弃该观点。很显然，充斥现代世界的文化与社会冲突——例如宗教在社会世界的定位——是我们传承的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史[10]学家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曾论述过“失落的世界”，而[11]另一位史学家帕特里克·科林逊（Patrick Collinson）也曾在书中提到我们有能力重新获得、理解这些世界，并认识它们的重要性。4
其次，我们需要理清“现代”（modern）、“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主义”（modernism）这三个术语。人们通常将这些术语混为一谈，但三者实际上存在明显差异。从历史角度而言，“现代”并非特指某一固定时期（如第一章所述），但作者用“现代”一词指代1500年以降——即宗教改革以后——的历史时期。宗教改革在欧洲催生了新的基督教教派——新教。人们对该教派影响程度的看法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发展影响深远，而且还将在诸多方面继续产生影响。第二个术语“现代性”的用法和大多数语境下的用法相同，指19世纪中叶欧洲所形成的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和经验。该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变革以及随之形成的对人类可能性的新认识共同定义了“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又界定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世界。第三个术语“现代主义”此处专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各种文艺思潮。
本书主要聚焦英国，但我们现在认识到，对英国的认识应该超越文化和地域的限制。女权主义、性政治、“后殖民主义”和“属民研[12]究”以及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之类学者的涌现，使得撰写历史比以往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5因此，虽然英国是本书考察的焦点，但这个国家不断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读者还需要区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这两个不同概念。资本主义——市场和利润驱动的政治经济制度——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出现，而且是独立于后者而存在。1989年以来所经历的变迁使人们逐渐接受市场经济是社会组织的唯一方式这一观点（还推广了民主与市场经济“自然”关联的观念）。但我们只需简要回顾过去500年的历史，便知道这些观点都不可信。我们曾经（而且仍需继续）争取民主、捍卫民主。历史告诉我们，有关人类的事务很少有“自然的”。最后提醒读者，本书是对过往500年历史的概述，因此不可能涵盖所有“创造”历史的人物和事件。作者真诚地希望读者能够受到启发，提高对历史的认识。
[1] 委拉斯凯兹（1599—1660），17世纪西班牙宫廷画师，深受威尼斯画派的影响，注重色彩的表现。代表作品包括《纺织女》《镜前的维纳斯》《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酒神巴克斯》《宫娥》等。——译者注
[2]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记者、社会评论家。代表作品包括《1984》《动物庄园》等。——译者注
[3] 乌尔利希·贝克（1944—2015），德国社会学家，提出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全球化社会学等理论。主要著作包括《风险社会》《世界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等。——译者注
[4] 安东尼·吉登斯（1938—），英国社会学家，提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当代社会的本体论和“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要著作包括《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的后果》《气候变化的政治》等。——译者注
[5] 布赖恩·特纳，英国和澳大利亚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现代社会》等。——译者注
[6] 唐娜·哈拉维（1944—），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以“赛博格”理论闻名。主要著作包括《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等。——译者注
[7] 撒切尔，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2013），英国政治家，第49任英国首相，1979—1990年在任。——译者注
[8] 约翰·厄里（1946—2016），英国社会学家，提出“旅游凝视”理论。——译者注
[9] 弗朗西斯·福山（1952—），日裔美籍政治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落后之源》、《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等。——译者注
[10] 彼得·拉斯莱特（1915—2001），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洛克<政府论>导论》《失落的世界》等。——译者注
[11] 帕特里克·科林逊（1929—2011），英国史学家，主要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历史。——译者注
[12] 保罗·吉尔罗伊（1956—），英国学者，专攻种族研究。主要著作包括《英国的国旗下没有黑人：种族和民族的文化政治》《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身份政治：从表层到小政治》《小行动：关于黑人文化政治的思考》《各种阵营之间：种族，身份和肤色之外的民族主义》等。——译者注第一章现代的形成1314年 但丁创作《神曲》1492年 在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治下，西班牙收复格拉纳
达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西印度群岛1501年 米开朗基罗完成作品《大卫》1517年 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公布《九十五条论纲》1547年 特伦托公会议；反宗教改革浪潮的开始1564年 莎士比亚诞生1605年 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第一卷出版1633年 伽利略被迫放弃哥白尼学说
对人类历史研究者而言，我们开篇所接触的这个欧洲在某些重要方面均可被视为“现代的”。但在大众眼里，1500年的欧洲同21世纪的欧洲有着云泥之别。如果我们回到16世纪的话，会看到城镇和城市零星分布（这些城市空间在一些欧洲老城中依然清晰可辨），但那里的人们同21世纪的现代人有着千差万别。寿命超过50岁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接受天主教的创世学说；面对死和生，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大量人口目不识丁、食不果腹。人们终日为食宿操劳；大多数人因为年迈或迫于疾病，不得不依靠家人或教会的施舍度日。尽管好莱坞不遗余力地将中世纪呈现为一个丰富多彩、舒适安逸的时代，但整体而言，事实并非如此。虽然15世纪的建筑精致华美，手工制品精美绝伦，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普遍充满危险和变数。
人们就该时期是否属于“现代”还存在分歧。部分史学家认为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欧洲才进入现代；有史学家提出“现代”欧洲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还有一部分史学家主张欧洲是在20世纪初才真正进入“现代”的。15世纪末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被看作是“现代”历史的开端：例如，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首次起航探索新世界，1501年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完成作品《大卫》（David），1485年英格兰玫瑰战争结束。这些事件被视为现代历史开端的标志，预示了社会世界新的发展。有关现代的另一观点则认为早在14世纪，而非16世纪，欧洲就已经呈现了标志着社会在思维和认知方式上向现代转变的某些重要特征。到1500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渡海抵达西印度群岛，“发现”“新大陆”，拓展了欧洲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物理联系。与此同时，第一部旅行随笔问世［作者阿布·阿卜[1]杜拉·穆罕默德·伊本·白图泰（Abu Abdallah Muhammad Ibn Battutah）1304年出生于丹吉尔，作品名为《游记》（Travels），14世纪50年代问世］。该书表明早在16、17世纪的“探索时代”之前，文化之间的相互往来就已经摆脱了距离的限制。事实上，伊本·白图泰的世界广袤无垠，涵盖了孟加拉至北非大片地区，连接非洲东部部分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贸易和伊斯兰教将这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通常称马可·波罗（Marco Polo）为欧洲第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但伊本·白图泰是一位比波罗更坚毅的旅行家，尽管他是在波罗死后才踏上旅程的。对无数只是到访过邻村的人而言，即便他们知道，伊本·白图泰周游世界的事迹也只是遥远世界里的传奇而已。14世纪伟大的旅行家们将自己的旅行经历记录成书，但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人口都没有受过教育，这些叙事成为口口相传的故事。然而，在这一时期，对欧洲大部分人口而言，已知世界仍存在地域界线，但世界正在越变越小。
14世纪旅行家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始于14世纪的观点。历史时期的划分一直以来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对个人经验重要性的认识看作是现代的一大特征的话，那么14世纪的欧洲就有大量事例可以证明“现代的”我们脱胎于这一时期。但这种判断将文化凌驾于医疗、科学和技术之上：出现以清晰可辨的“普通”人为题材的作品［乔叟（Chaucer）和但丁（Dante），[2]二者均是14世纪诗人］，主张宗教和政治民主［罗拉德派（the [3]Lollards），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的拥护者］，完善或设[4]立诸多著名的大学［位于科英布拉（Coimbra）、巴黎、牛津、剑[5]桥和博洛尼亚（Bologna）］，形成有关人类境况的人文主义乐观心理。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承认这个社会仍然没有摆脱大自然的束缚。事实上，1348—1349年的黑死病夺走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取决于每年收成的好坏。14世纪的“现代”人可能游走天下，挥毫畅书，抒发超越时空的情感，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自然界的威胁。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基督教界的统一这一方面，他们的世界不属于我们理解范畴内的“现代”。因此，虽然14世纪同我们的现代世界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本书还是将从16世纪初谈起。
这些开篇观点——同本书一样——都聚焦于英国社会的历史，英国社会同欧洲其他社会的变迁，以及这些社会同世界其他社会的关系。但如上文所示，本书无意将英国或是欧洲视为一个封闭的地理或文化堡垒，对其他文化一无所知或是知之甚少。人类的好奇天性和贪婪本性必然促使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相互融合，其方式或暴力或温和。16世纪以前的欧洲历史表明暴力关系占主导：诸多史书中提到诺曼“征服”、维京“入侵”和“玫瑰战争”。但到15世纪末，现代欧洲的众多民族国家从这些征战中脱颖而出，例如，法国、葡萄牙、匈牙利、波兰、西班牙［阿拉贡的费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联姻之后］以及英格兰形成同现代大致相当的边界。其他欧洲社会则以独立城邦（意大利）或公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形式存在，但通过共同语言实现统一。而对天主教的忠贞又胜过任何共同语言，将整个欧洲统一在神权统治之下——这种局面直到宗教改革才被打破。对天主教的信仰通过两条基本信念不断得到强化：笃信弥撒，以及笃信教宗是最高宗教领袖。如果教宗在宗教事务上的至高权力受到影响（因1378—1449年教会大分裂，两名教宗对峙和三名教宗鼎立所致），对弥撒的信念就成为凝聚欧洲的核心力量。该信念在16世纪又将变成导致欧洲分裂的一个因素。“弥撒”一词在西方是基督教会核心礼仪的别称。弥撒，或是圣餐礼，来源于耶稣基督受难前夕的最后晚餐，浓缩了基督教关于上帝与世界关系的各种信仰。在弥撒祭献时，日常生活中的面饼与葡萄酒在祝圣后变成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信徒认为仪式有永生赎罪之效，能确保自己死后升入天国。毫无疑问，这种信念在14、15世纪备受欢迎，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给了在今生只有短暂生命的人们莫大的安慰。然而，基督教不单只是一种慰藉苦难众生的宗教，它还激发了反对其他宗教的极端暴力行为［例如，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驱逐犹太人——历史上发生的首次驱犹事件］，也是欧洲景观中哥特艺术和建筑杰作的灵感来源。此外，人们通常认为直到工厂制和工业革命出现后欧洲才摆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模式的限制。13、14世纪生活在本笃会或西多会修道院的僧侣一定会觉得这种观点荒唐可笑，因为在这些机构中，劳作、起居、祷告的模式都已经相[6]当完善和规范。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提出，这些机构孕育了16世纪在技术和知识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的种子。
16世纪以前的欧洲也许比其他历史时期都更团结统一，这种团结统一背后的文化凝聚力就是基督教。当时的欧洲社会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农业社会：绝大部分人口以土地为生，很少远行，几乎没有经历过我们习以为常的都市生活。但14世纪作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其意义在于黑死病后封建制度瓦解，雇佣劳动出现。欧洲部分地区无疑仍保留了奴隶制和农奴制，但到16世纪，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的现代模式——取代农奴制下为封建地主提供无偿劳动的模式——已经清晰可辨。这种社会关系的变革是现代世界形成的关键：这一变革重新分配了权力，赋予法律新义，推动了自由民具有社会权利和义务的观念的最终形成。男人仍然——而且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也依然如此——被看作是人类的最佳形态。借用《圣经》的说法，女人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既比男人卑微，又该为男人被逐出伊甸园负责。但欧洲社会并没有实施僵化的男女模式，也没有禁止有足够资本和决心的女性参与政治文化生活。宗教改革之前，女性统治者、女性信徒以及众多平凡女性在塑造欧洲社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1
15世纪初爆发的技术革命加速了欧洲天主教为主导的政教体系的瓦解，推动欧洲民众向民主和公民意识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场革命就是印刷术——更确切地说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15、16世[7]纪的史学家一致认为——借用迪尔梅德·麦卡洛克（Diarmaid MacCulloch）的话——“印刷术的到来改变了宗教的面貌”2。在麦卡洛克等人看来，《圣经》的普及推动了宗教改革，但印刷术的影响不止于此，它改变了欧洲关于知识和思想创新的观念。13、14世纪修道院内忙碌有序的僧侣可能认为“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写字。直到印刷术发明之后，“写”才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用法，除了抄写之外，还是一个创造过程。印刷术的发明结束了一小部分有能力购买和收藏昂贵抄本的人“拥有”思想的局面。如400多年后的德国社会学[8]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此时任何思想和文本都可以被“机械地复制”。3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只是思想的传播是通过抄本和口头讨论的形式进行的。
有观点认为印刷术的发明是现代社会第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这一看法强调印刷术给权威带去的必然冲击：正如专制政权所认识到的一样，文字的力量不可小觑，因此推动潜在的危险思想广泛传播的技术自然不受欢迎。到16世纪末，欧洲一些王公贵族和高级教士仍然诅咒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因为印刷术给世界留下的第一份遗产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成功挑战了天主教的宗教权威，其产物仍是我们现代世界的重要构成。对探讨当代世界本质的研究者而言，宗教改革塑造了我们思想和观念的诸多基本模式，其影响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事实上，在众多社会学家（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看来，宗教改革的产物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所说的现代世界的精神驱动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4
新教的宗教改革缘于16世纪早期天主教的内部矛盾。数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内部分歧不断，冲突不绝（例如，亚里士多德派和奥古斯丁派的矛盾）。教条和教义并非千古不变，教宗直到19世纪也才被赋予绝对宗教权威。但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人们期望教会能诠释世界，阐释世界的起源和合理秩序。欧洲各地纷纷质疑教会的做法，其[9]中最著名的恐怕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九十五条论纲》（95 Theses），据说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将它张贴在了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部分德语地区将这一天定为宗教改革日）路德讨伐教宗檄文的核心直指腐败问题（向有罪之人出售赎罪券），但这只是信仰及其在宗教和宗教行为中的作用这一根本问题的一部分而已。但对路德及其同时代的人——《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10]Christian Religion，1535年）的作者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11]（John Calvin，1509—1564），瑞士宗教改革家乌利希·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1484—1531）以及英格兰宗教改革家托马斯·克
[12]兰默（Thomas Cranmer）——而言，他们同天主教在教义上的区别在于对人类堕落的理解存在差异：在路德和加尔文看来，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是信，不需要教士作为中介来实现救赎。（茨温利认为路德在耶稣基督的问题上没有摆脱天主教的影响。）该观点可以说是挑战了基督教中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的信念，因此并未得到普遍接[13]受。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是路德的反对派中最具影响力、也是最著名的一位。他反对路德观点的理由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认为路德剥夺了人的“理性”能力。
1520年，教宗利奥十世（Leo X）将路德逐出教会，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纷纷焚毁路德早已广泛流传的作品，并宣布讨伐异端。这些极力拥护教宗的统治者中就包括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他的努力为自己赢得“信仰的守护者”的称号。但路德等人的学说突破反对派的重重阻拦，在大量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中深深扎根。路德主张教士可以结婚，赢得神职人员的支持。平信徒接受路德学说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尤其是对德语信众而言，其学说的吸引力在于建立一个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宗教。在这次运动中，我们能看到人们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民族意识不受地域限制，通过共同的文字得到强化，文字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例如，亨利八世于1537年下令英格兰所有教区的教堂都必须使用英译《圣经》。（需要说明的是，此举的社会影响令亨利有所不安。1543年，他说服议会通过法案，规定只有上流社会才可以读《圣经》。）
自1520年路德被逐出教会后，欧洲的宗教改革经历了诸多血腥战事，既有内战，也有国家之间的战争，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到16世纪末，不同的宗教信仰将欧洲大致分为两个阵营，南部信仰天主教，北部信仰新教。新教走进欧洲社会和历史。社会学家和文化史学家长久以来都认为，新教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但宗教的变革不是人类世界观发生彻底变化的唯一诱因，这种转变还因14—16世纪的另一文化运动而起，即文艺复兴。同宗教改革相比，文艺复兴作为诱因的观点更为复杂，也更具争议性，因为文艺复兴时期没有诸如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和1531年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亨利八世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之类的标志性事件。文艺复兴的研究史表明，人们对历史的解读在20世纪经历了剧变：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14]莱（Jules Michelet）是研究文艺复兴的第一位重要史学家，首次提出了“文艺复兴”的概念。他在1855年写道：文艺复兴是指“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从14、15世纪欧洲人文主义兴起的角度明确定义了文艺复兴5。米什莱深受法国大革命平等思想的影响，认为文艺复兴就是关于米开朗基罗（1475—1564）、蒙田（Montaigne，1533—1592）、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以及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等人明确的现代思想的运动。文艺复兴研究[15]史上的第二位重要史学家是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他主张文艺复兴特指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年出版）一书中歌颂了区分文艺复兴时期同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现代精神” 6。第三位研究文艺复兴的重要史学家是19世纪[16]的英国人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他认为文艺复兴横跨12—17世纪，颂扬了文艺复兴艺术家们所唤起的对想象和理性的热爱7。
20世纪对文艺复兴的解读挑战了19世纪的诸多看法。约翰·赫伊[17]津哈（Johan Huizinga）在《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1919年出版）一书中反对将文艺复兴看作一个同中世纪完全决裂的时代，同时还承认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国家取得了辉煌成就8。但对文化生活和文化变革的研究者而言，影响更深远、意义更[18]重大的是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1939）。潘诺夫斯基认为，对艺术的研究和解读就是对人性的探究9。在潘诺夫斯基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人类成就的巅峰，代表人类对人性的认识。20世纪后半叶，人们对文艺复兴的解读又回归起点，将文艺复兴视为现代的摇篮［例如史蒂[19]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用格林布拉特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开始“自我塑造”10。不管人们如何解读文艺复兴，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欧洲文化版图在16世纪末已经发生了变化，使个人怀疑主义、著书立说和创新的可能性得到极大拓展。
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里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杰作琳琅满目（有的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该时期，有的是否属于该时期还具有争议）。同瞻仰欧洲大教堂时一样，21世纪的参观者游历博物馆时很少充分考虑艺术品背后的社会因素和价值观。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一部分学者就文艺复兴开辟了“现代”历史这一观点达成了共识，但该时期众多杰作的灵感来源却是宗教信仰。如果“现代”包含对个体的人的尊敬和赞赏，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米开朗基罗或是莎士比亚代表了“现代”精神。但现代属于世俗的范畴，并且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文学领域的伟人也都代表一种世俗传统这一预设本身就存在问题。
在探讨宗教是15、16世纪历史的核心这一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再看看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及上文提到的那些研究文艺复兴的文化史学家一样，对历史深感兴趣，将历史研究作为认识现在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至少在19、20世纪，现代社会的“形成”及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思想和价值观的根源始终如一的关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注重对历史的认知，尤其体现在社会学的“经典”传统上。该传统的三大奠基[20]人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三者都审视了有关现代的思想，试图解释这些所谓的现代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们都强调思想变革同重大历史事件的联系，这一点贯穿了韦伯对宗教改革的研究。
对文化史学家而言，文艺复兴是15、16世纪欧洲经历的重大文化变革。但在韦伯看来，宗教改革才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16世纪的资本主义同欧洲的新教及新教徒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韦伯也认识到，欧洲（及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货币经济、银行、贸易以及技术的进步和革新），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在这些地方里产生。韦伯指出，路德等人的主张催生了基督教新教伦理，强化了注重世俗成功和追求利润的观念。逐利是韦伯论点的关键。韦伯（和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积累财富的欲望与生俱来。但二者都指出，以增加自己财富为目的的积累是资本主义欧洲（16世纪的欧洲）有别于此前欧洲的关键。
在这一点上，16世纪欧洲经历的变革又有了新的解读，其重要意义也再次得到强调。一方面，有史学家认为“现代”思想和行为在16世纪开始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史学家认为新的行为方式代表新的世界观，即“新教伦理”。当然，这两种观点并非二元对立，而且不同类型的变革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限。事实上，尽管韦伯认为16世纪人们的价值观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也有人主张当时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几乎没有或是并没有发生转变。11然而韦伯的论点最显著的特征恐怕是新教内在的精神孤独感：加尔文的救赎先定论与禁欲主义。韦伯写道：这一教义极其缺乏人性，必然给笃信其辉煌一贯性的一
代人带来一个后果，即每个个体的内心感到空前的孤独。对
宗教改革时期的人而言，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自己获得永恒
的救赎。他只能独自一人走下去，去面对那个上帝早已为自
己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12（除罚入地狱的恐惧之外）加尔文主义还主张简化新教的宗教仪式，提倡禁止个人享乐的清教禁欲观。由此，在新教伦理中竭力劳动成为获得救赎的手段。16世纪以后的数个世纪里，该观念逐渐世俗化，勤奋成为一种价值观，不携带任何宗教色彩。
宗教改革在16世纪的欧洲挑起了连年战事。毫不夸张地说，宗教改革将此前一直控制在欧洲领土之外的宗教战争带到了欧洲本土。宗教冲突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即宗教上不容异己的做法重新抬头：反犹太主义在16世纪的欧洲卷土重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同伊斯兰教社会的矛盾加剧。并非所有宗教迫害都因宗教改革而起：例如，西班牙于1492年将摩尔人逐出格拉纳达（Granada），此时新教还未兴起，此次事件是宗教矛盾和领土纠纷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格拉纳达的例子也说明，在16世纪的欧洲，宗教观念同民族意识息息相关。史学家通常认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15、16世纪的欧洲，直到1789年之后，具有设防领土、统一语言和共同文化的国家兴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才出现。（例如，英格兰在15世纪使用5种口头语言：英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马恩岛语和法语。）尽管如此，某些欧洲国家（像英格兰或葡萄牙这样具有明显“现代”轮廓的国家）已经存在一定的对国家（王朝，如都铎王朝）或是地方行会或团体的忠诚意识。归属感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必然导致对其他团体——外人——产生敌意。16世纪的英格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民族意识的产生更多的是外部威胁，而非内部凝聚力的结果。事实上，英格兰的国教，即英格兰圣公会，也是出于摆脱外部势力对宗教控制的目的而建立的。
但英格兰国教的产生还涉及诸多韦伯所说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同新教禁欲主义的发起者是约翰·加尔文，入世禁欲主义的另外三种主要形式是虔信宗、循道宗和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教派13。同亨利八世一样，路德的初衷不是要分裂基督教。大部分研究英格兰都铎王朝的史学家都指出，亨利八世仍然笃信天主教教义。亨利本人并非宗教激进分子，但他确实希望得到一个能够继承英格兰王位的男性子嗣。亨利八世要求同第一位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被拒后［在托马斯·克伦威尔[21]（Thomas Cromwell）的教唆和协助下］得出结论——走出困境[22]［同安妮·博林（Anne Boleyn）合法结婚］的唯一途径是拒绝承认教宗的权威。由此，亨利成为英格兰国教的最高领袖，英格兰实现政教统一。但这有别于路德定义的新教，同加尔文的理念更是相去甚远。“资本主义精神”要等到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廷后，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新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下才慢慢形成。
如果英格兰出手援助欧洲抵御土耳其人的入侵，并且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家族对教廷的影响力的=也没有这么大的话，也许教宗［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出于同情会批准亨利的请求。但亨利八世的离婚过程复杂、困难重重，是政治联盟、宗教信仰、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事件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促使他最后下定决心脱离教廷。亨利如愿以偿，同安妮·博林结了婚。但他未能预见到这次婚姻产下的是个女婴，而非盼望已久的男婴。当时的（及现在的）英格兰遵循长子继承制，女婴的出生不能给亨利带来任何慰藉。因此，脱离罗马教廷并没有解决都铎王朝的王位继承问题，但亨利的行为为英格兰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反天主教情绪和立法创造了条件，并对英格兰-爱尔兰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6世纪，欧洲其他国家没有面临亨利八世的王位继承问题，但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安定在该时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改革的巨大冲击。站在21世纪西方世俗世界的立场，我们很难全面理解16世纪的人们对宗教、对不同教派的坚定信仰。人们不惜牺牲性命（而且面对异端时心狠手辣），捍卫各自教会的礼拜仪式、弥撒礼仪及其他组织事务。《乌托邦》（Utopia）的作者、伊拉斯谟的朋友托[23]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是英格兰宗教冲突中著名的天主教殉道者之一。无数无名之辈也同样愿意为世俗社会眼中微不足道或是仅仅关乎个人良知的事务献出生命。亨利八世的三个子女中有两个——玛丽·都铎（Mary Tudor）和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同16世纪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信奉“教随国定”的原则，即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决定国民的宗教信仰。该原则在1526年召开的施派尔会议（the Diet of Speyer）中被首次提出，目的在于缓解德意志各公国之间因对路德的态度不一而出现的矛盾。为了避免连年战争，统治者们接受了宗教分裂，欧洲分裂成新教的欧洲和天主教的欧洲。只有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与玛丽和爱德华同父异母——才表现出现代的宗教观，声称（虽然有讹传之嫌）自己“无意窥探人的灵魂”。
伊丽莎白一世或许将宗教信仰视为关乎个人良知的事务（持相同看法的统治者不止一人，例如留下名句“巴黎值得一场弥撒”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但16世纪持对立观点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天主教[24]会。自1547年第一次特伦托公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起，天主教会便向新教“异端”发动猛烈反击。信奉天主教的统治者中最坚定、最狂热的当属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他（及妻子玛丽[25]·都铎）将光复被新教占据的土地视为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国王的使命。16世纪统治者对其臣民的绝对权威使这一想法的实施——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在荷兰，或是在英格兰——成为可能。虽然臣民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例如，英格兰的人身保护令），但统治者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个人。尽管如此，16世纪诸多宗教迫害案例的一个特征是，被指控者并没有被直接送上断头台或是火刑柱，而是先接受宗教审判。如果接受审判的是一个重要人物，例如亨利八世治下的托马斯·莫尔，法庭就会给辩、控双方辩论的余地。其他宗教审判，尤其是西班牙境内对异端的审判，同20世纪的一些审判并无二致，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因此，16世纪欧洲民众同国家关系的画布上呈现的并非一幅绝对独裁者统治绝对顺民的图景。在众多欧洲国家，统治者获得权力的途径只是贵族阶层内部的王朝战争。权力和王位是通过暴力获得的，同样也有可能通过暴力被夺走。尽管如此，直到欧洲君主的权力最后终结［1793年路易十六（Louis XVI）被送上断头台是该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欧洲民众才能够想象政治权力可以采取国家权力的形式。因此从这方面来看，16世纪显然还没有进入“现代”，因为一个人仍然能够通过继承权掌权，行使独一无二的而且往往是绝对至上的权力。但众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史学家也指出，欧洲诸国不存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绝对权威。绝对权威给这些社会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即遭受入侵的国家或是被殖民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为欧洲扩张提供了便利，征服统治者就意味着征服了那个国家。
16世纪的欧洲君主不仅要提防野心勃勃的贵族阶层，还要关注对维持国家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其他社会阶层。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国家通过税收、“贡品”和罚金的形式搜刮民财。自16世纪起，税收问题在欧洲的社会矛盾中日益突出，税收协商意识开始萌芽，在后期历史中影响深远。［但缺少足够资金蓄养军队往往会产生一种正面影响，即终止战争及武力冲突：人们通常认为法国同西班牙于1559年[26]缔结卡托-康布雷齐和约（the Peace of Cateau-Cambresis）就是双方财政紧张的结果。］封建王权的崩解意味着蓄养军队的费用由国家承担，而捍卫宗教信仰、贸易利益和国家领土的战争耗资巨大。因此，各种社会和职业群体、行会、城市团体和城镇的杰出市民都开始成为政治秩序的一部分，并期望自己的观点受到重视。君主们可以通[27]过合法的海上劫掠行为获得资金［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因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截获大量财宝，在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颇受青睐］，这些钱财再直接进入中央国库。但这种资金来源通常并不可靠，风险太大，君主们还必须通过更传统的税收方式来筹集资金——但他们现在需要经过协商，获得许可才能征税。
那些可供16世纪的君主筹集资金的欧洲社会都相对富足。尽管此时欧洲各国民众在生存问题上还没有摆脱变幻莫测的自然力的束缚，众多欧洲国家已经能够生产大量粮食和其他商品。食品种类繁多（即便只是供应少数阶层），有16世纪的食谱可以为证。同欧洲以外社会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可靠，欧洲市场出现粮食和香料的新品种。饮食不再只是出于饱腹的需要，而是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君主们出行也会带上他们的厨师。最著名的例子是凯瑟琳·德·梅第奇[28]（Catherine de Medici）。据说她不喜欢法式烹饪，所以成为法国王后之后，她带去了一批意大利厨师，还将使用叉子这一优雅的意大利就餐行为引介到法国。16世纪居家生活的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29]属于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力亚斯（Norbert Elias）所界定的“文明的进程”。该进程始于16世纪，涉及社会规范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身体同社会世界之间关系的规范14。叉子只是居家生活发生变化的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例子，但它标志着现代心理和自我感知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在16世纪的英格兰，介绍礼仪的著作问世，新的行为规范形成，这些行为规范不再局限于接受骑士精神和乔叟在《序诗》[30]（Prologue）中描述的“真正善良的骑士”的行为举止训练的少数阶层，而是适用于社会各阶层。
16世纪初，欧洲还处于大一统的基督教神权统治之下，而到16世纪末，情况已经发生急遽变化，当时欧洲因基督教的不同宗派而四分五裂。欧洲大陆仍然没有实现世俗化的飞跃——该进程要等到18、19世纪才能实现，但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有权审视宗教的主要教义的意识已经开始萌芽。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下令，所有教堂必须配备英语《圣经》。此举是英格兰向知识民主化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促使17世纪众多新教宗派在英格兰涌现。在亨利八世经历了各种麻烦之后，英格兰成为一个新教国家，尽管这个新教国家的国教仍[31]保留了一些明显的天主教成分，例如“诸圣相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由于天主教徒被有效地边缘化（在爱德华六世治下遭到残酷迫害），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这项措施没有在英格兰产生大的影响。绘画以宗教人物和宗教主题为中心，建筑呈现巴洛克风格，是天主教欧洲，而非新教欧洲的两大特征。但在16世纪末，一个自信、坚定的民族声音在英格兰响起。这个声音采用了戏剧的形[32]式，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剧作家有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和威廉·莎士比亚。从语言、题材和人物的角度而言，这些剧作家的戏剧作品开始呈现本土色彩。虽然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用方言创作的小说不是出自英格兰［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是欧洲最早的一部小说，而且在众多人眼中是欧洲最伟大的小说］，但第一部用方言创作的戏剧诞生于英格兰。这种文体既受到观众的广泛喜爱，又通俗易懂。一如既往，宫廷大力资助艺术创作，直到企业代替个人成为艺术创作的资助人。
到1600年，激烈的内战给欧洲的一些国家造成严重破坏，而且战争还将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但欧洲大陆也有喘息的时期。事实上，对众多16世纪的欧洲市民而言，这个世纪带来了繁荣和机遇：同欧洲以外国家的贸易往来加强，对其他社会的财富掠夺加剧（尤其是西班牙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掠夺）。政府财政持续紧张，但一小部分人的个人财富急遽增长。一些人的室内生活变得舒适，房屋装上了壁炉、玻璃窗户和木地板。富人不再居住在堡垒里，而是开始建造宏伟的乡间别墅，成为欧洲的典型景观。阔绰的男人，偶尔也有富足的女人，继续通过漂亮的房子和室内陈设的工艺品来炫耀财富和教养。16世纪通常被看作是一个热衷“文明”的时期，我们也同样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热衷室内空间的时期。即使不太富裕的家庭也会雇用几个仆人，而对于殷实的家庭而言，打理一栋大房子则需要大量仆人15。
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冲突使欧洲发生了蜕变，是中世纪向萌生清晰可辨的“现代”人格的18世纪的过渡。“现代”人格视理性为现代人的使命，通过认识世界和控制世界实现对世界的理性统治。因此，要判断真正的“现代”是否开始形成，我们有必要从社会世界中寻找证据，看人类是否在探求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方式，而不是假定在任何历史时期，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就是合理的方式。在17世纪，尤其是在英格兰，君权神授的观念受到强烈质疑。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君权神授说，但他面对的是在民众中迅速成长的一种共识，即统治者不一定是全能的上帝授命的。然而，整体而言，16世纪的民众还未接受这种看法。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来看，16世纪实质上是过去的延续，而不是欧洲社会的未来。莎士比亚赋予统治君主“人性”，刻画了他们的嫉妒、愤怒、野心和挥霍无度，甚至偶尔还会展现他们的威严。但君主仍然拥有统治的权力，即便受到挑战，也是受到贵族阶层的挑战，轮不到普通民众。16世纪还远没有形成人人有权参与政治的民主观念。史上不乏[33]劝谏统治者的著述，例如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和12世纪威尔士的吉拉德（Gerald of Wales）的作品，但这两位作者都认定，统治者应该学会如何成为一个更优秀的（或是更有效的）统治者，而不是学会如何分享权力。
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16世纪不属于21世纪现代欧洲的范畴，而是中世纪的延续，即个体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是从身体和心理两个角度而言的。（从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中可以判断）16世纪的人们对人的内心有了深刻认识，但对人的身体缺乏现代人的认知，这也将16世纪同现代区分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16世纪的人们没有认识到男女的生理差异，或是个体之间没有爱欲。在这两方面欧洲人从来没有，也一直不会让人失望。确切地说，两者的差异在于，16世纪认为人的身体是男性的（女人是这个“正常”人的变体），并且这个身体很少受缚于18世纪以降形成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尽管所有社会都会监管其成员的个人行为。性欲被看作是男女都有的一种欲望：在莎士比亚的剧中，亨利四世的妻子问道：“我究竟犯了什么过[34]失，这半个月来我的哈利没有跟我同衾共枕”。她的发问体现了妻子的性爱权利，而这种权利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将不复存在。
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改革造成的分裂释放了欧洲原本就已积蓄良久的思想力和创造力。同现代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一样，韦伯认为16世纪不是同过去的决裂，也不是现代的开端。但他仍然主张，宗教改革宣扬的是思想的变革力量，尽管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需要指出的是，天主教会在16世纪加强了思想控制，不断颁布违禁书目。这一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值得关注，因为它说明书籍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更重要的是，它还承认了文字具有决定人行为的力量。教宗保罗四世（Paul IV）于1557年在罗马颁布了《禁书目录》（Index）。这并非最早的禁书行动（16世纪时，巴黎、威尼斯和亨利八世治下的英格兰早就有过禁书行为），但这个书目却是第一个全面地、将强制执行的违禁书目。被列入《禁书目录》的主要著作显然包括路德的作品，还有伊拉斯谟的所有著作以及《圣经》。17世纪初，教宗保罗五世一本正经地呵斥威尼斯大使：“难道你不知道经文广泛流传会摧毁天主教吗？”（类似观点导致意大利半岛在1567—1773年间没有发行《圣经》的意大利语译本。）梵蒂冈显然强烈地意识到了思想改变行为的能力。
尽管包容异己的现代观念还要经历200年才能在欧洲得到普遍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宗教变革已经开启了欧洲世俗化、宗教权力式微的进程。韦伯认为，在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包括追逐利润在内的世俗成功取代了宗教救赎，成为人们的奋斗目标。所获利润用来再投资，而非用来享受或是炫耀。总而言之，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及其16世纪在欧洲的蓬勃兴起是一种自制、有序、规范的行为。韦伯将其定义为：“要谨慎、勤奋、专于自己的合法事业。不可懒散，因为时间就是金钱……要节俭，不可将钱财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物上。最后，不可让金钱闲置，少量金钱通过合理投资能产生利润，利润周转再生的钱很快会越来越多”16。到16世纪末，这一思想在荷兰、英国以及德国北部众多地区深深扎根：新教伦理在欧洲北部诞生，即将把这些社会变成富足的贸易国家。相反，自16世纪初就主宰欧洲政治、文化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将逐渐失去它们的统治地位。例如，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遵循新教准则方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统治一个日不落殖民帝国，来自美洲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涌[35]入他的王国，然而抵达塞维利亚（Seville）的大量钱财都被挥霍殆尽，很少被用来投资。
渴望追求上帝的真理、革除教会积习和腐败是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也是16世纪欧洲走向分裂的大环境。与此同时，认识宗教的强烈愿望将成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在17世纪燃起人们对科学和技术的浓厚兴趣，开启人们对哲学和政治学的探求之旅，预示着启蒙主义的到来。澄清和阐明现有教义的强烈愿望当年激发了路德和加尔文的改革，[36]同样的愿望又成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37][38]（John Locke）和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等欧洲启蒙运动先驱的内动力。这些个人在智识上所展示的无畏使得他们能够思索新的思想和新的世界观：到17世纪末，新的“理性”宗教——新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人们的迷信思想，推动他们积极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中新的可能性。但16世纪末和17世纪末这两个时期都没有出现一个世界同另一个世界的决裂，文化也没有在短短的100年内发生彻底改变。有关16世纪英格兰的历史记载表明，新旧宗教和新旧思想依然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但人类能够认识世界、摆脱天主教教义束缚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有如燎原之火，不可遏制，这标志着现代历史的开端。
[1] 伊本·白图泰（1304-1377），摩洛哥穆斯林学者、旅行家，足迹踏遍44个国家，包括北非和东非诸国、伊儿汗国、金帐汗国、德里苏丹国和中国等。——译者注
[2] 罗拉德派，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宗教改革家威克利夫的追随者，西欧众多异端教派之一。——译者注
[3] 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英国宗教改革家，根据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译本》将《圣经》译成英文，主张《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和“平民主权”。——译者注
[4] 科英布拉，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5] 博洛尼亚，意大利城市。——译者注
[6] 马克斯·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两位是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誉为“组织管理理论之父”。代表作品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译者注
[7] 迪尔梅德·麦卡洛克（1951—），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基督教的最初三千年》、《都铎王朝的教会激进分子》、《宗教改革：欧洲的分裂》等。——译者注
[8]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品包括《德国悲剧的起源》、《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单向街》等。——译者注
[9] 马丁·路德（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创立了新教路德宗。他的核心思想是“因信称义”，即人获得救赎只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赐。——译者注
[10] 约翰·加尔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主张“救赎先定论”，即人能否获得救赎完全是神所预定的。他认为基督徒的义务是虔诚的信仰和完美的德行，基督徒应该勤奋工作、荣神益人。其教义成为新教主流。——译者注
[11] 乌利希·茨温利，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与路德的观点相左，主张圣餐礼只是一种象征性纪念仪式。——译者注
[12] 托马斯·克兰默（1489—1556），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第69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译者注
[13]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466—1536），荷兰思想家、神学家，主张人性本善，提倡通过学习古典文学培养明达善良之人。代表作品包括《愚人颂》《论自由意志》《论正确的教育方法》等。——译者注
[14] 儒勒·米什莱（1798—1874），法国史学家，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代表作品包括《法国史》《法国革命史》《女巫》等。——译者注
[15] 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文化史家、艺术史家。主要著作包括《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希腊人和希腊文明》《意大利艺术宝库指南》《意大利文艺复兴史》等。——译者注
[16] 沃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文艺批评家、作家，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提倡“为艺术而艺术”。代表作品包括《文艺复兴研究》《鉴赏集》《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等。——译者注
[17] 约翰·赫伊津哈（1872—1945），荷兰语言学家、文化史家，提出“均衡论”和“游戏论”。主要著作包括《我的历史之路》《游戏的人》《中世纪的衰落》等。——译者注
[18] 欧文·潘诺夫斯基（1892—1968），美国德裔犹太学者、艺术史家，在图像学领域造诣深厚。主要著作包括《丢勒的艺术理论》《丢勒作品中古代人物的姿势》《十字路口上的赫克利斯》《哥特建筑和经院哲学》《尼德兰早期绘画》《文艺复兴与其他文艺复兴》《墓地雕刻：从埃及到贝尔尼尼的变化》《视觉艺术的含义》《图像学研究》等。——译者注
[19] 史蒂芬·格林布拉特（1943—），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研究领域造诣深厚。主要著作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莎士比亚式的协商》《炼狱中的哈姆莱特》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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