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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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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云烟（下）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忘不掉的历史

日军侵华兽行：油桶活活煮死无辜村民

割下九岁男孩“小鸡鸡”当烧烤

半个多世纪前的滇西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腾冲战场又是滇西战场最惨烈、最壮烈的一个战场。

前不久，樊建川先生为收集抗战文物再次来到腾冲。他听当地人讲，有位叫官三公的孤老，一生都没有长胡子，说话女生女气，没结过婚，孤苦伶仃地过了一辈子。

细打听才知道，老人一生的悲剧是由残忍的日本兵造成的。60多年前，腾冲被日军占领的时候，老人还是个八九的孩子。有一天，几个日本兵在架着锅煮吃的，这时候，尚未懂事的他跑了过去，由于贫穷，他光着身子，小鸡鸡随着奔跑在晃动，这时一个日本兵兽性大发，抓住他，把他的小鸡鸡割下来，当众烤了，吃了。

孩子当即昏死过去，后来虽保住了一条小命，余生却成了一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太监”，悲惨至极。“太残忍了！简直是一群兽兵，战争把人变成了禽兽。”樊建川告诉记者，他本来想亲自采访老人，遗憾的是，老人已于2004年离世，死时尚不到70岁，一生没留下任何照片。

12只铁油桶活活煮死12位无辜村民

樊建川还在腾冲当地博物馆，发现三个抗战时期的油桶，从外形上看，它与一般的油桶没多大区别。然而，它们却是日军屠害中国人的铁证。

腾冲被日军占领期间，一个日本士兵被游击队员击毙，日军集合全村男女老少，逼他们交出游击队的下落。日军支起了12只废弃的铁油桶，桶内盛满水，底部用火烧。见村民都不说话，日军将12个无辜的村民投进桶内的沸水中。面对兽军的淫威，村民们只能眼睁睁看到自己的同胞，看到自己的亲人被活活煮成一桶“白骨汤”。

陈列于腾冲当地博物馆的铁油桶，就是那12只铁油桶中的3只。据樊建川事后考证得知，当时驻扎在腾冲的日军部队，正是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第十六师团。

12位战俘千爹都被折磨致死“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据我估计，其中的战俘不下100万。他们也是遭到日军残酷迫害的中国人。”樊建川介绍，在建川博物馆已建成的十余座博物馆中，专门有一座战俘馆。珍珠港事件以后，中国战俘的待遇有所改善，但仍有很多中国战俘被押到日本做劳工。“为收集文物，我曾采访过一位老人，当时只有十几岁的他和父亲一起被俘，被运到日本做苦役。非常惨，日本人像喂牲口一样喂他们，给毛驴吃一把生豆子，也就给他们一把生豆子。战俘成批成批地被折磨致死。孩子的父亲临死前，把一位老乡叫过来，临终托孤说，‘儿子，你拜他做干爹，干爹会保护你。’可是不久，干爹就被折磨致死，孩子在日本一连拜了12个战俘干爹都死掉了。”

邱会作如何保障林彪政变和腐朽生活所需

林彪在北京西黄城根儿东西向一条巷子的毛家湾住宅，原来是“东北王”高岗的住宅，面积1400平米。在东北时期，林彪是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高岗是副政委（这个副政委经常背着他给毛泽东用电报报告情况）。林彪进驻毛家湾后，感觉司令员住副手的住宅面积小了。叶群把邱会作找来，说，邱部长呀，你看看，给这些老百姓挤在一条小巷子里，多脏呀。旁边还有一个医院，救护车一天到晚叫，101最不愿意看见医院和病员了，战争时期见伤残人太多了，要是有传染病可怎么办！

邱会作心领神会，笑容可掬地看着叶群，点点头，说：“叶主任，你放心吧，我来办”。他面皮白晰，眼睛明亮，两腮两个笑靥，天生一副英俊小生模样，很有女人缘。不过他内外有别。他不敢瞅叶群，怕发生尴尬情事。他没有黄永胜的色胆，敢于觊觎和占有未来的正宫娘娘。凡是叶群在的场合，他就自动回避。他交代亲近人员，凡是有叶主任在的场合，要说有电话找我，把我叫开。因为我的名声不好。充分表现了他对林总应有的尊重和爱护。怎么能让林总吃这个亏呢！老黄这个骚驴子，干的啥事！

然后，他说：“我去看看林总”。他说着走进后走廊，进入林总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窗帘下垂，黑洞洞的。因为“林副主席”怕光。

邱会作进来时，林副主席正在用一个小刷子刷他的光头皮。“林总”，邱会作打了一个敬礼。他习惯叫林总，表示自己是林彪的老部下。

林彪抬起眼皮看了一眼邱会作，他也不说让客人坐下，说：“叶群说的话，代表叶群，不代表我。你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可以办大，也可以办小；也可以全办，也可以酌办”。

这时，叶群摇摇摆摆跟进来，指着准备给林彪接见客人准备的木头椅子说，“邱部长坐，坐”。邱会作在木椅的边沿上坐下半个屁股。林彪只顾自己刷自己的脑皮子。沉默。邱会作感觉有些尴尬。他太了解他的怪帅了。在毛泽东的晚年，党内出现了一种十分不正常的情势。林彪研究毛泽东。“黄吴李邱”研究林彪。各二级部长研究“黄吴李邱”。江青在不停地利用林彪。林彪在不停地利用江青。各有各的欲望，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作为，各有各的目标。

叶群是润滑油，她说：“101，邱部长是历届部长中最好的部长”。

林彪还是不停地刷自己的头，不抬头，不吭声。邱会作脸上一直挂着微笑，像是林总说了一句表扬他的话一样。

叶群见一句话未奏效，又说：“101，邱部长是最忠于你的了。”

这时，林彪放下刷子，伸手摸了一颗黄豆，扔进嘴里，嚼着，嘎嘣地响，瞅住邱会作，良久，才说：“知道的。黄克诚从井岗山起，就是反对我的，爱提意见，爱给毛泽东写信。杨立三也是很讨嫌的。他们都喜欢周恩来。洪学智是四野的，我安排他当主力部队6纵司令。1纵是李天佑，2纵是刘震嘛。抗美援朝洪学智和邓华都投靠了彭德怀。人事就是政治，就是政权。安排你到后勤，就是安排你到那里掌握政权的嘛。”

邱会作说：“是是，坚决执行林总的指示”。

叶群说：“101最欣赏你了，你要永远忠于101”。

邱会作说：“林总的指示就是最高指示，我要不折不扣不走样，执行”。

黄永胜说过，“邱部长是最会办事的”。毛家湾经过邱会作的神手一点化，改天换地，旧貌变新颜。由1400平米扩展为11300平米。原来巷子里60多户老北京土著人家全部被拆迁、一所医院被整体搬迁，毛家湾被净化、美化、暗化（不要灯光，不是现在城市的亮化政策）。重新建设的林家湾有4套硬件齐全设备豪华集办公、会客、卧室、娱乐、餐厅一条龙的大套房间。另有电影放映室、电视室、图书馆、唱片室、照相室、室内游泳池等。游泳池长25米，宽7米，池水自动循环自动加温自动消毒，叶群游泳时，还要邀请秘书或者其他夫人一块戏水。另外有一个珍宝室，珍藏着3000多件古玩字画，其中有北宋的江山放牧图等。墙角放着一箩筐齐白石的字画和一堆鸡血石和田黄石。多数是文革的战利品，少数是战争年代战利品。有一些是林彪军事集团大小头目和夫人、部下孝敬的。

林彪的办公室，不像毛泽东主席，像一个图书馆；也不像其他领导，办公室有办公桌，办公桌与一个长会议桌相连，可以随时开小型办公会；也不像文化行政领导有几排书橱，更不像豪商巨贾有摆阔的老板桌夸耀。不，“林副主席”的办公室没有这多俗套，无有办公桌椅，他不办公；无有文件书报，他不看书报文件；无有亮光，它害怕亮光。他号召全国人民“读毛主席的书”，他不读；小红书只是摇给毛泽东主席看的，一回家就扔给警卫员了，由警卫员保存。参加有领袖与会的场合，警卫员才塞到他的手里。他不忘记叶群教给他的握小红书的典型动作，即拇指与中指夹住书皮，然后食指从小书的某一页插进去，好像刚刚看过某一页似的，给领袖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的一个好印象。第一印象最最最重要。小动作最最最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就这个动作，叶群反复教了好几次。“林副主席”人很聪明乖巧，记忆力很强，练了几次，就学会了，与领袖一块接见红卫兵时，动作很准确无误。“林副主席”办公室只有一个长沙发和一张茶几。长沙发的底部是由棕色的藤绳编就，藤绳上再铺毛毯。这样“林副主席”坐上去感觉有弹性，臀部透气，神经就不紧张，不紧张就不出汗，不出汗就不得病，不得病就能长寿，长寿就能接班。接班是“林副主席”和“大小舰队”总的政治纲领。一切都要围绕总纲行动。脱离总纲就是头脑没有政治。就是一般生活细节也不可小视，也不可离开总纲。

林彪坐的长沙发对面放一木椅，是供秘书每天给他讲文件用的。很亲近客人来了，也可以在这里就坐。每天秘书要搬着一尺多厚的文件来给林彪讲。林彪看见文件就晕。为了不烦，他还经常换地方，有时坐在走廊的木椅上听讲，有时则在日光浴室听讲。他不耐烦听，就摆摆手，秘书戛然而止，讲下一件。需要划圈儿，他伸手划一下，由于懒懒的，常常划不圆。有时他干脆再空中比划一个圆，秘书明白副主席的意图，就在文件上划一下。就是这种并不很认真并不很在意有的就是赝品的圈儿，就是号令，即可在全国全军起到令行禁止的作用。“林副主席”卧室的床头上挂有他自己题写的奇奇怪怪的“天马行空，书赠爱妻良友叶群，死后骨灰合葬，以纪念亲密相处”的条幅。看过的人可能哑然失笑。对面墙上挂着不贞不洁叫“林副主席”戴绿帽的叶群题写的“教诲恩情报不尽，天长地久永相随，书赠林副主席”的条幅。林彪的床底也是用棕绳编就。他睡觉用毛巾被，护士把他扶到床上，先盖一层毛巾被，再盖一层，一共盖四层。四层毛巾被达到的温度与室内温度相加，就是林副主席需要的温度。为此林彪就定为法规，亲自批准护士写了一个“林副主席的穿衣盖被法”，打印出来，置于床边，供轮班护士有法可依，终止了无法可循的现象。林彪卫生间有一个用深红色绒面布包扎的解大手的椅子，怕的是林副主席受凉。这是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精心设计孝敬副统帅的。送给林副主席后，林副主席很满意，说这样我的屁股就不凉了。信息回馈到邱会作家里，他的夫人说，还有叶群同志呢，叶群同志的屁股凉了怎麼办？邱会作一想，是呀！他立即找有关二级部长研究，决定动用外汇从香港进口电动马桶设备，自动加温，按动按钮即可用温水冲洗。敬爱的叶群同志一定会喜欢。结果果不其然。试用过以后，叶群高兴非常，带了几个西瓜坐林肯车送给了邱夫人。还邀请邱会作全家到毛家湾看进口电影。请几个亲近部下看电影，有时“林副主席”也参加。看见有黄色镜头，副主席要求重放。

林彪卧室一角放着一个催眠用的音箱，据说是当年慈禧太后用过的，不知道是怎麼弄到副主席卧室的。音箱上一次弦可以放西洋古典歌曲。副主席觉得很喜欢很有趣，经常摩挲。紧连卧室有一衣库，存放着林彪的衣服和帽子，帽子67顶。副主席卧室有一间日光浴室，屋顶铺着英国进口的石英玻璃瓦，日光穿过此玻璃瓦，照在副主席赤裸的身上，暖洋洋的，据说既可以消毒，杀灭细菌，还可促进钙的吸收，得到长寿的目的。副主席洗澡概由保健护士负责。副主席懒得动，脱衣、洗身子、上进口浴液，搓澡、擦身子、穿衣服，一条龙，副主席都不愿意睁开眼睛，都是邱会作派来的护士的本职工作。

为防止林副主席出汗，邱会作批示从香港进口汗宝，供副主席吃。副主席有吸毒习惯，也是由香港进口原料，再由医院焙制成鸦片末，长期供副主席美美地享用。有时候，副主席在京外，看看要缺鸦片了，邱会作赶紧与吴法宪联系派专机送去。林彪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一个人坐着划火柴，划着，甩灭，然后闻一闻，像吸大烟一样那样贪婪的神情和动作；然后再划，再灭，再吸；有时候要循环很长时间。秘书们也不能理解副主席这个动作对国家发展和军队建设的深远意义。

叶群的办公室迎面有陈伯达题写的条幅“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卧室有一从故宫盗窃来的一斤重的纯金欧式座钟，有小鸟鸣飞报时。叶群的床上有电加温被子。床头有电动牙刷，有移动吃饭桌。她早晨不下床，由护士帮助在床上完成刷牙、洗脸、穿衣、吃早餐的工作。墙角有一张按摩床，每天有两个专职男护士为她做两次全身按摩，男护士要重点按一些穴位。她被按摩时，有时候，林副主席从门缝偷偷地观看，觉开心。

林彪的卧室另有一门与车库相连。他从卧室走出，通过放着适量氧气的隧道即可直接进入车内。车库内共有12部高级轿车，林彪专用4部，叶群专用3部。叶群最喜欢专用的一台是黑色的林肯轿车（林彪摔死后，这些轿车统统退役给总后车队）。所有这些轿车都是由邱会作亲自布置用美金通过广州军区从香港进口的防弹高级轿车。有一次邱会作为叶群一次进口两部汽车，用美金3、7万，由广州军区负责采购。

邱会作从1968年开始，为林彪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4个地方新建扩建准备政变阴谋活动场所和豪华住宅区14700平方米（笔者感觉要超过这个数字）。邱会作掌握着全军的经费和物资资源，利用部队工程队，利用部队资源，大兴土木，从不吝费用。

邱会作在他自己的办公室专门多次召开各有关部长（部长都是他被林彪叶群保护过关后重新提拔任命的，叫做机关重新洗牌）办公会议。他不坐，脊背挺直，倒背右手，转着长方的会议桌，一边走，一边严厉地说，给林副主席那里施工，有一个原则就是“叶主任让怎么修，就怎么修。只要毛家湾要的，要什么给什么。没有林副主席和叶主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早被造反派整死了。没有我，也没有你们的今天”！

北戴河联峰山上62号别墅是林彪自己选定的地址，因为其他老帅们的疗养楼号多数在联峰山山脚海滨，有的楼号干脆就建在海滨北侧的平地上。他们多数比他资格老，林彪不愿意见这些老面孔，他感觉和叶群活动非常不方便，所以选在山尖建别墅，一是自己活动自由隐蔽；二是离那些老家伙远远的。

邱会作被林彪评价为“紧跟高举有干劲”，人很精明，就是有一个爱好，晚上要在京西找某些领导送来的女护士“谈话”，“做思想政治工作”。某日，凌晨3时半，寂静，他从卧室出到客厅，没见到警卫员（吃夜餐去了），心中有些不快。他只好亲自叫车把护士送走。然后，他倒背手在客厅踱着，感觉心中有些不安。突然一想，是惦记北戴河的工程，北戴河的工程怎麼样了？司令部和营房部怎麼也没有报告呢？三番五次给她们讲过的嘛！他唬着脸坐到写字台前，给某副部长写了一个条儿：“我再向你说一遍，北戴河的事要热心办，并且一定要办好，西山的事听之任之。”所谓北戴河的事就是指联峰山上的62号别墅，所谓西山的事是指给几个老帅修房子。这时警卫员回来了，见部长站在客厅里，很惶恐。邱部长说，叫你值班，你要坚守岗位，怎麼不报告一声就离开了。现在凶手钻到家里杀人（指谭甫仁事件）哪！警卫员说，饿了，去吃夜餐了。警卫员做好了第二天被炒的准备。结果邱部长以后再未提及此事。警卫员很感激，决心更好地做好警卫服务。

第二天上午邱会作回到机关，要秘书把营房部长叫来，他黑着脸问：“北戴河的事情怎样了？”营房部长要吞吞吐吐回答。他未等对方解释，又说：“北戴河的事情，你们要在两个半月内完成！一定要修好，搞不好，脑袋要割一块！”邱会作自己讲，用人有三原则：一人才；二口才，三奴才。此类将军都是按他的三原则与他的夫人内定的。

然后，他又指示说：“北戴河如果缺设备，北京解决不了，要到京外调，无论如何不能误工期。”有一些设备北京解决不了，他亲自写信到上海某部门要求协助解决，然后用飞机作为紧急军用物资及时运到秦皇岛。

一天，“黄吴李邱”四大干将去看了北戴河的工程。人人都啧啧赞叹。黄永胜拍拍邱会作的肩膀，说：“老邱，你真会办事”。

邱会作在军事法庭上说：“凡是叶群家修建房子，我都交代照办，并且要办好。叶群提出的事我没有不照办的。并且都尽量办到，办周到。在我为叶群办理家事（笔者注：非家事一语可概括）的问题上，我是有罪的。同叶群办那些坏事，是我同林彪集团反革命关系的一个侧面”。

四人帮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内幕解密

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舆论总管”到了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这位“总管”肩负着他的伙计们的重任：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为“四人帮”夺权制造舆论。

1980年11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曾讲到姚文元在毛泽东刚刚去世时，就已经担心会发生“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这样的事——言外之意，会发生突然事件！

鲁瑛这样写道：

9月9日凌晨。姚文元在怀仁堂布置宣传（毛泽东逝世）任务后，把我留下来单独密谈。

姚文元说：“这几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怎么办？你要有所准备，如果电话联系不上，你得独立处理问题。”

我听后心领神会，并为姚文元出谋划策说：“毛主席逝世后，首先要注意军队，军队要掌握好。你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入行动要小心些。”

姚文元说：“是要注意军队，还有个大民兵哩！”

他还指使我说：“主席逝世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会乘机捣乱和破坏，你们要密切注意情况，及时反映。对内部也要布置一下，做些准备，包括你们几个负责人的安全。”

根据姚文元的指令，我当即返回报社找萧泽曜、刘治平（党组成员）进行布置、传达，派出民兵昼夜加强巡逻、值班，防止发生意外情况……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已不省人事，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舆论总管”姚文元居然捏造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来！

1976年9月16日，在“舆论总管”的指挥下在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向全国公布“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这么写道：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之感。“按既定方针办”，也就是按“文革”方针办。“四人帮”的命运，是与“文革”休戚相关的。

从此，“按既定方针办”，成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宣传总纲领。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姚文元一次又一次给新华社打电话，强调“按既定方针办”。他的“指示”，又迅即由新华社传向全中国每一根宣传神经。

据新华社电话记录稿，查到姚文元的一系列“指示”：

9月19日

文元同志指示：

国庆报道，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

9月19日

文元同志电话：

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

1.“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

5.关于三要三不要（引者注：指1975年5月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9月20日（凌晨）二时文元同志又来电话：补充一点，以后你们要多反映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化悲痛为力量，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

9月23日夜

文元同志告：

你们要铭记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9月30日

文元同志凌晨三时电话：

30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

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为什么如此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呢？

1980年9月4日，姚文元接受审讯时，曾这样交待：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引者注：指“按既定方针办”）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审讯员：“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

姚文元：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注：《姚文元案卷》，“审讯笔录”，第81卷5页。）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的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叶剑英用红铅笔在那句“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根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叶剑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

华国锋当时看了，却并没有在意。

然而，就在社论发表翌日——10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在报道清华、北大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便放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空气。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淼的发言：“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员王玄元的话：“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其实，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未必说得出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四人帮”手下的那些秀才们借这些人之口，通过《内部参考》，制造“临终嘱咐”的舆论气氛罢了。

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五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四个醒目的标题：“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正因为这样，《解放日报》紧跟“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宣传为追悼毛泽东的最重要的主题词。

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

叶剑英向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在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四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本来，他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意思差不多。

由于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9月18日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致悼词时，就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一侧的王洪文，显得焦躁不安。

后来，在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待：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就是说，“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不是按字面解释这两句话本身的含意有多大区别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究竟对谁说的，亦即涉及毛泽东要谁接班的这一重大问题！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毛泽东去世前四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

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除了张春桥和毛泽东外，并无他人。所以，毛泽东如何“拉着他的手低声说”，连王洪文都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1976年9月19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写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

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就在大闹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频频四出活动，发表讲话。

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

她信口而说，发表这样的讲话：“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

她又说：“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她谈起了康熙皇帝，来了个“古为今用”：“康熙皇帝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斗，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

讲这番话时，江青显然以康熙皇帝自命。

9月28日，江青来到北京清华大学一个附属工厂——当时称清华大学大兴分校。

据国家外国专家局退休干部时友人先生1996年3月28日给笔者来信说：“9月29日（引者注：应为28日），江青到昌平县南口镇附近的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俗称清华200号，即现在的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因当时我正在该厂工作。江青那天来时兴师动众、戒备森严，迟群、谢静宜亲临现场组织全厂教职工夹道欢迎江青，又选少数人陪她到该厂附属的果园散步、摘苹果，后又到办公楼听汇报和休息，听说原打算晚上还安排了活动，后因中央通知晚上开会才提前返城。”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江青的“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她笑而不言。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借题发挥：“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江青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她又笑着不愿道破。

9月28日，当江青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神秘地说：“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什么“特大喜讯”？什么“公报”？江青在葫芦里卖药！

10月1日，活动频繁的江青又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大骂邓小平：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4月4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2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引者注：王洪文曾回上海“调查研究”一段时间），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引者注：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江青还说：“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

10月2日，叶剑英从沈阳军区得到异常动向：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来北京！

孙玉国，1969年3月2日，在保卫珍宝岛战斗中一举成名。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珍宝岛，当时成为中苏之争的焦点。苏联坦克二十余辆、装甲车三十余辆、步兵二百余人突然向该岛发起进攻。孙玉国是该岛边防站副站长，作战有功。三个月后，他跃为中共九大代表。二十八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中共九大上作为部队代表发言。不久，中共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1973年，三十二岁的他，飞快地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翌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跟毛远新交往密切。王洪文当面向他许诺，将来提升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于是，孙玉国也就成了江青麾下一员战将。

叶剑英急电沈阳军区，命令那个装甲师返回原地！

10月4日上午，江青带着三十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着，一边向同席者说：“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也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内中发出了不寻常的充满杀气的讯号：“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梁效”所称“修正主义头子”，明白无误地指华国锋：10月2日，华国锋在审阅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华国锋的批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华国锋还说，我有毛泽东主席的原稿为证。张春桥得知，急忙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阻止华国锋的批语下达。“梁效”的文章强调：“‘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在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作了批语之后，“梁效”仍然“对着干”，而且倒打一耙，说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10月5日，迟群在给毛远新的信中，声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0月6日，据摄影师杜修贤回忆，江青那天下午是这么度过的：

6日上午江青打电话找我，从我的家找到办公室，又从办公室顺藤摸瓜找到了国务院的办公室，当别人告诉我是江青处的电话，我还不相信。她怎么可能知道我在这里？可是电话千真万确是找我的，叫我下午一点到毛泽东的故居——游泳池。“老杜，你迟到了……”江青一进门就冲着我没头没脑来了这么一句。明明我来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谓“迟到”的含义，“我们在这里学毛选已经学了好几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来学。”

……

终于，江青讲够了讲累了，发泄欲和宣讲欲得到了满足，她愉快地宣布：“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明天继续学习。”此时她的心里还装着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合影时她理所当然地站在大家中间。我的镜头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哪个镜头里有江青的身影哪个镜头里的人物表情就异常严肃，双足立正，两臂僵直，肌肉紧绷，活像木偶荟萃。如果镜头里没有江青，人物表情就活泼自如，嬉笑轻松，其乐融融。

……

游泳池拍摄后，我以为没事了，提着摄影箱悄悄地溜走了事。江青兴致勃勃叫住我：“老杜别走！我们一起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然后她笑眯眯地坐进“大红旗”里“呼”地先走。（注：顾保孜：《杜修贤谈“四人帮”在政的最后镜头》，载《知情者说》（4），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江青在景山公园拍完摘苹果的照片，回到中南海，天色已晚。

就在江青吃过晚饭之后，总决战终于在北京打响。

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中掠走中国黄金6000吨

阅读美国人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历时18年调查采访而成的《黄金武士——二战日本掠夺亚洲巨额黄金黑幕》一书，真是让国内的读者大开眼界，一睹当年侵华日军掠夺更多中国财富的历史罪证，尤其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至少从南京掠夺走了6000吨黄金的尘封已久的战争掠夺史实，更让许多中国读者顿生历史义愤。《黄金武士》一书英文原版早在2001年首次出版，主要揭露了当年日本对中国首都南京进攻开始之前，裕仁天皇将其叔父朝香宫鸠彦派到中国，以接替生病的松井石继续根指挥在华侵略作战。朝香宫鸠彦在南京城外一接手指挥权，就给助手发布命令说，现在是“给他们中国兄弟一次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的时候了，随后也就发生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疯狂残杀30万中国同胞的历史罪行。

据《黄金武士》一书披露，当年日本“金百合”计划也正是在南京大屠杀开始之际实施的。1937年，侵华日军像疯子一样蜂拥中国沿海城市，在占领上海之后，开始向南京进发，参与的日军部队众多。由于日本统治者担心日军各部指挥官争夺战利品极易造成流失，因而统命日军最高统帅部开始实施“金百合”行动，并由日本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负责实施。

据《黄金武士》一书作者披露，在当时的南京，侵华日军“金百合”行动的第一批执行者是日本宪兵队。他们在南京等地四处搜查，炸开银行的金库、抢劫市区富豪家庭以及中产阶级的商人和其他人士的黄金、宝石、珠宝、艺术品和货币等，因而在此期间至少收集了6000吨黄金。据相关的历史研究结果显示，官方报道的掠夺数量往往只是实际数目的一个零头。一些抢来的首饰被熔化，并重新浇铸为统一尺寸的金锭，然后再运回日本。这些工作则由日本皇室成员完成的，其中包括天皇的兄弟朝香宫、秩父宫、三笠宫和竹田宫等人。此外，当时的一些日本大亨也在干同样的勾当，其中包括住友公司的总裁，他专门搜掠中国古代的青铜器。

据《黄金武士》一书披露，在二战中，日本当局掠夺亚洲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财宝，并将其藏匿在菲律宾等地。日本战败后，日本和美国等串通一气，私自隐藏吞下这批巨额财宝，并把部分财宝作为进行冷战的资金，等等。《黄金武士》一书的中文版，是由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集体翻译，由著名人士王选女士负责译校。王选女士曾公开对媒体坦言：她是几年前在美国参加一个会议时无意中得知这本书的，当时的她对此十分惊讶，这样一段与中国人利益密切的历史，在美国早已经出书了，而且在菲律宾等地也早被被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而在中国国内包括研究这个的历史专家却鲜为人知，于是王选女士才决定把《黄金武士》翻译成中文。

王选女士称，《黄金武士》的两位美国作者为世人揭开了20世纪隐藏时间最久、掩盖最深、波及范围最广的秘密。如今，该文的作者一直隐居在法国，几乎切断一切通讯，联系只能靠电子邮件。至于《黄金武士》一书中提到的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肆抢劫，目前可以通过一些详尽的史料来印证，该书作者为第三国人应该是很客观很公正的。

第二章　历史的骄傲

“八女投江”：英魂壮山河 乌斯浑河染碧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解放，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无数先烈前仆后继，舍生忘死，掀开了中国东北抗战的序幕。在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许多女性挣脱封建礼教的桎梏和“三从四德”的枷锁，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8年秋，以冷云为首的八位抗联女战士，为掩护抗联西征部队突围，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集体投江殉国。她们是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巾帼英雄，是中华儿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决不屈服的光辉典范。

1931年，日本侵略者入侵东北后，遭到了东北抗日军民的顽强抗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于1936年3月制定发布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对抗日军民实行“蓖梳式”的“大扫荡”，大肆毁林清乡，归大屯，设保甲，搞连坐法，制造“无人区”，从此东北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1938年夏天，日本关东军又纠合伪蒙、伪满军对松花江下游展开“三江大讨伐”，为粉碎敌人将抗联部队“聚而歼之”的阴谋，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其所属部队第四、第五军向西南方向的五常地区远征，以打通与哈东、南满抗联部队以及第二路军所属的第十军的联系，开创抗战的新局面。

1938年5月，抗联第四、第五军主力向牡丹江下游的刁翎地区集结，7月2日，袭击了牡丹江沿的三道通之后，正式开始西征。冷云所率的妇女团也一同参加了西征。她们跟随西征部队，爬山越岭、风餐露宿，穿行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与男队员一道并肩战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经受了严酷的锻炼和考验，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8月，抗联西征部队抵达苇河、五常县境内，在活动时被日军发现，遭到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空中有敌机侦察、扫射、轰炸，地面有3000多日伪军围攻，战斗异常激烈，我军损失很大，抗联第五军第一师拼到最后只剩下100余人。在这种险恶形势下，第五军第一师决定返回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寻找第五军军部。9月末，经过多次激烈战斗，妇女团的许多战士都已壮烈牺牲，只剩下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等八人。她们当中最大的仅仅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

1938年10月，冷云等人随部队行军到达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浑河边，夜晚露宿在刁翎县境（今林口县）内三家子屯附近乌斯浑河西岸柞木岗山下的柳毛丛中。柞木岗山位于乌斯浑河尽头，距牡丹江入口处只有七八里地，是当时渡河的道口。部队准备从这里渡过乌斯浑河，向北经马蹄沟、碾子沟，到依兰县土城子一带的克斯克山区，寻找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和第五军联络部。

深秋季节，寒气逼人，为了取暖，战士们分散地燃起了十几堆篝火。长期的饥饿行军和频繁的战斗，使他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冷云等八名女战士依偎在一堆篝火旁，抓紧时间给男队员缝补衣裳。冷云怜惜地把13岁的小战士王惠民搂在怀里，把她由于严重缺乏营养而显得枯瘦的两只小手掖进自己的胸前取暖。大家看着安顺福和胡秀芝两位女战士安详的睡脸，耳边听着小王倾诉即将回到军部的快乐心情，也相继入睡。

就在冷云她们围火休息的时候，日本密探、特务葛海禄从样子沟下屯到上屯去找情妇寻欢作乐，途中在东山岗梁上望见西山河谷中有闪烁的火光。凭着多年绿林经验和汉奸的反动嗅觉，他判定这必是抗联队伍在这里露营，于是，他跑回样子沟下屯向日本守备队报告了这一情况。驻刁翎日军司令熊谷大佐当即命令所属各部、伪警察和伪军赫奎武团组成约千余人的“讨伐队”，连夜向抗联第五军第一师的露营地扑来。

第二天拂晓，抗联第五军第一师整装待发。师领导命令会泅水的师部参谋金世峰带领女队员先行渡河。他们走到河边，只见乌斯浑河波滚浪涌，洪水已吞没了原先的渡河道口。金世峰只好先下河探路，让冷云带领七名女战士跟在后边。冷云她们刚要下河，突然抗联驻地的东南方向枪声大作，潜伏的日伪军对抗联发动了猛烈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第一师在河边，仓促应战，地形很不利，于是队伍边还击边撤向西边的柞木岗子密林中，而冷云等八名女战士却被隔在了河岸边。

冷云见部队被日伪军紧紧咬住，处境十分危险，便毅然决定吸引敌人，掩护大队转移。她立即把河岸边的八名女战士分成三个战斗小组，隐蔽在柳条丛中，命令道：“同志们，快！向敌人开火，把敌人引过来，让大队突围！”“是，射击！让大队冲出去！我们牺牲了也值得！”七名女战士边回答边一起向敌人开火。

追袭抗联大部队的敌人背后遭到猛然袭击，顿时慌乱起来，他们害怕腹背受敌，马上组织部分敌人向河边还击。冷云等八位女战士的果敢行动，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分散了敌人的兵力，给抗联大队的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抗联大队趁势冲了出去，很快摆脱了敌人的夹击，进入了密林。

已突围的抗联一师领导人发现冷云等八名女战士为掩护大队突围，仍据守在河边牵制敌人，处境异常险恶，于是率队折转回去，想杀开一条血路，把冷云等八名女战士接出去。但敌人用凶猛的炮火死死控制住山口，接应队伍伤亡很大。八名女战士目睹这一切，立即运用抗联传统的齐声喊话方式对着青山密林高喊：“同志们，不要管我们！保住手中枪，抗日到底！”七名女战士在冷云指挥下一连喊了三次话。大队听到了她们的喊声，但还想再作一次努力。然而，敌人装备精良，人多势众，抗联队伍伤亡越来越多。指挥员只得忍痛下令，队伍向西山柞木岗的密林里撤去。

被抗联大队甩掉的日军气急败坏地掉转枪口，向岸边扑来。已被阻隔在河边的女战士们看到在她们的掩护下，主力部队顺利脱险，使抗日力量保存下来，都感到由衷的欣慰。她们互相勉励，视死如归，为保证大队安全转移赢得时间。敌人妄图凭借优势兵力活捉她们，密密麻麻地蜂拥而上。冷云等识破了敌人的“羊群战术”，就以茂盛的柳条通为屏障，等敌人挨近前沿阵地时，四颗手榴弹同时飞入敌群，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惊恐万状。敌人一时摸不清柳条丛里的底细，没敢再发动冲锋，只能趴在地上向柳条丛里一通乱打。

趁敌我两军僵持之隙，冷云匍匐巡视了各个战斗小组，并嘱咐战友“要注意节省子弹，等敌人靠近时再打！”她冷静地向四周扫视，头脑中快速地分析敌我形势。阵地的东面和北面是奔流湍急的乌斯浑河，西面和南面被敌人占据，作为蔽障的柳条丛也几乎被敌人的子弹削平，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此时，天逐渐亮了起来，敌人连连用迫击炮向河边射击，柳条丛被炸，战士们隐身的屏蔽物几乎被毁。狡猾的敌人趁着炮火掩护又发起了冲锋。这次敌人兵分三路，一批正面突击，另两队迂回侧翼，形成三面包剿之势。八名抗联女战士在冷云的指挥下，一边射击，一边向敌群中投掷手榴弹。猛烈的爆炸使敌人抱头鼠窜、死伤惨重。敌人的进攻再次被打退。

战斗中，黄桂清和郭桂琴负了伤，冷云急忙撕下自己的衣襟，和杨贵珍一起给她俩包扎。安顺福、胡秀芝、李凤善、王惠民脱下自己的衣服扑打着烧向身边的大火。随后，冷云架起负伤的战友，带领七位女战士借着荒草燃烧的浓烟，迅速撤到河边土坎下。

此时，八位女战士的子弹已经打光，手榴弹也只剩下三颗。前面是凶恶的敌人，背后是波涛汹涌的河水，她们八个人都不会泅水，摆在她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为祖国而战死或被敌人所俘虏。

面对绝境，战士们毫不退缩，他们坚定地望着冷云，终于，冷云代表大家下了最后决心：“同志们！咱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现在咱们弹尽援绝了，只有趟水过河。能过去，就找到军部继续抗日，战斗到底；过不去，宁肯死在河里！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指导员说得对！咱们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过河！”安顺福坚决地响应。“对！过河！”六名女战友齐声回答。“好，同志们，下河！”冷云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同时猛地站起来向敌群投出一枚手榴弹，接着安顺福、杨贵珍相继站起投出最后两颗手榴弹。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了花，八位女战士趁机相互搀扶着站起来，向河里走去。

敌人这才发现，原来英勇抗击他们的只有八个抗联女战士。敌人幻想用金钱和活命引诱她们，于是在河边向八位女英雄喊到：“回来！上河岸来！回来，金票大大的，生命的保障！”

然而，回答他们的却是八位女战士坚定的口号声“打到日本帝国主义！”，随后，大家手挽着手，高唱《国际歌》，向河心走去“……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黔驴技穷的日军桥本队长歇斯底里地喊道：“打！统统地死了死了的有！”

罪恶的子弹向女战士们飞去，王惠民身子一振，向前扑去，殷红的鲜血从她的左胸涌出，冷云刚要去抱她，一颗子弹打中了她的肩头，胡秀芝赶忙把冷云扶住，安顺福赶上前抱起王惠民。八位女战士并没有被敌人的子弹吓倒，悲壮的歌声回荡在乌斯浑河的上空。敌人见状更加疯狂，开始用迫击炮进行攻击。威力巨大的炮弹在八位女战士的周围炸开，她们忽而倒在水里，忽而又挣扎起来。突然，一颗炮弹在她们身边爆炸，掀起一股巨浪，波涛过后，水面上再也看不见她们的身影，碧血随着奔腾的浪花、汹涌的河水，向远处的牡丹江流去……

抗联女战士投江殉国的壮烈场面震撼了日本侵略者。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凶狠的熊谷大佐沮丧地说：“中国的女人的这样的顽固，死了的不怕，中国的灭亡不了哇……”

滔滔的江水虽然带走了冷云等八位女战士的生命，但抗日联军八女先烈的英姿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她们气壮山河的崇高民族气节和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四人帮最后时刻：日本媒体曾发表江青“绝命书”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发表了江青的所谓“绝命书”：“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由于日本《文艺周刊》没有刊出江青“绝命书”的手迹，所以这一“绝命书”的真伪难以判定——只是那口气有几分像江青。

据云，江青是选择“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二十五周年前夕自杀的。

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们曾经获准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王洪文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即王洪武、王洪双、王洪全、王桂兰。

王洪文的弟妹们，在王洪文飞黄腾达的时候，仍过着平常的生活，并没有沾大哥的光。正因为这样，在王洪文倒台之后，他们也依然过着平常的日子，没有受到牵连。

王洪武、王洪全在长春老家农村务农：王洪武在长春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王桂兰在吉林市，家庭妇女。

王洪双在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

王洪文的弟妹们接到通知，赶往北京。他们在秦城监狱见到了长兄王洪文。见面的时间总共四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这是多年以来弟妹们与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见面。

王洪文叮嘱弟妹们好好劳动，好好照料母亲。

1980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对于王洪文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洪文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四人帮”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4日　王洪文“长沙告状”。

1980年12月6日　王洪文　诬陷陈毅；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

策划、指挥“上柴联司”武斗事件；

组织指挥上海康平路事件。

1980年12月13日　王洪文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0年12月20日　王洪文　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四人帮”法庭宣判。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1966年12月28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1976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1980年12月20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最后陈述（摘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关于王洪文为什么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五期，发表伍修权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怀念》中，透露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量刑和宣判的内情，其中涉及王洪文：

1980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开审判。6月中央成立一个由彭真同志主持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也叫领导小组），作为中央对审判工作的党内指导机构。我被推选入这个领导小组。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的争论的。有人主张轻些，说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重些，提出一定要判处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轻不重的判法。可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全体审判员会议时，大家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开始都准备判决杀，但反复考虑以后还是不行，一要顾及国内外的影响；二要设想后代人怎么看，不能以一种义愤情绪来决定。

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意见后，很快得到了各审判员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将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姚文元本来也应该重判，后来考虑到他搞的宣传活动许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办的，对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个二十年徒刑。

1981年1月25日上午，第一庭和第二庭的十名主犯全部押到一起，听取对他们的判决。十名被告显得十分紧张，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江青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我念出“缓刑二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待我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法警立即给她戴上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和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我看到江青正想捣乱，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当时我太兴奋了，竟少说了一句话，应该在下令前，先说由于江青违犯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当全部宣判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洋溢起欢庆胜利的声浪。

历时两个月零七天，开庭四十二次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公开审判胜利结束了！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当时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于1983年1月25日，对两案主犯宣判整两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发表了一项“裁定”，宣布“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张春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并说他们在“死缓”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其实，还应该说“也无接受改造实际表现”，但为了给他们减刑，也只能那么说。

1981年，在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不久，他的母亲王杨氏因脑溢血在长春去世。

在“四人帮”之中，王洪文最为年轻，也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但是，可能由于在“四人帮”中他的阅历最浅，心理承受力也最差，所以他在狱中显得非常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沉重的心理压力，使王洪文病倒了。

据王洪文弟弟王洪双说，王洪文自1986年起，离开秦城监狱，住入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他与张春桥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医疗条件不错。

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病逝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据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工段月忠说，王洪文死后，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为王洪文送行的有王洪文的妻子和王洪文的兄弟。段月忠回忆说：“他兄弟跟他长得真像！”

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他的一生。

如今，王洪文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在上海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与王洪文的弟妹们常通信，而且还多次从上海前往东北老家看望他们。

对于张春桥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张春桥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7日　张春桥“长沙告状”；

诬陷朱德、陈毅；提出“改朝换代”；

指使、煽动“打倒刘少奇”。

1980年12月4日　张春桥　指挥“游雪涛小组”从事特务活动；

制造上海康平路事件；

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

1980年12月13日　张春桥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1年1月25日“四人帮”法庭宣判。

在被告席上，江青依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王洪文倒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姚文元胸前依然别着一支钢笔，金鱼眼睛仍朝着天花板，一般尚能认罪，但往往要咬文嚼字，掂斤拨两。

唯有张春桥胡子拉碴，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以沉默相抗。他松弛了的眼睑低垂，一双眼睛更显得成了三角形。

张春桥在审判中实行“三不主义”：

面对提问，不答；

送达文件，不看；

要他签字，不签！

香港黄河浪先生当时为审判台上的张春桥写了一首诗，颇为传神：

当年舌尖分叉

喷吐谎言的瀑布

每一星唾沫

都是杀人的蛇毒

而今哑口无言

滔滔雄辩已冰封

你的心冷到零度

正因为张春桥“而今哑口无言”，问他不答，所以审讯张春桥比审讯江青、姚文元、王洪文要快得多。

1981年1月23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发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张春桥被关押于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差不多每隔一两年，从那高墙深处，总要传出一点关于张春桥的消息。

在“四人帮”之中，只有江青与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王洪文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到了1983年1月，张春桥与江青缓期二年已满。根据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张春桥与江青均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理由是：“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1983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达张春桥，上面写着：

罪犯江青，女，现年六十九岁，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在押。

罪犯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五岁，山东省巨野县人，现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张春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特法字第一号判决，认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都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三八条诬蔑陷害罪，罪犯张春桥并犯有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严劣，分别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罪犯江青、张春桥的死刑缓期执行期，到1983年1月25日，二年期满。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合议庭，对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表现，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刑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一七二次会议决定，裁定如下：

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84年9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了该报驻北京特派员横崛的电讯，报道他走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所得到的信息。

横崛在询问江青近况之后，问道：“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的情况怎样？据说张春桥患癌症死了？”

鲁贤答道：“要这三个人接受改造谈何容易。王洪文在审判期间曾认罪，但这种认识远远不够。张春桥还活着，三个人都还健康。北京监狱的牢房有一号、二号……等许多，‘四人帮’当然是分别关押在各处。如果关押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交谈商量，那不行。”（笑声）

1988年1月15日，新华社北京英文电，又透露张春桥的一点消息：

下星期一出版的英文《北京周报》报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员现时仍然活着，他们仍在狱中服刑。

这四人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该周刊援引公安部一名发言人说，有关他们中间有人因健康问题已获暂停执行刑罚或已获假释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该官员说，除了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1983年七十二岁时在狱中病死外，所有的人都活着，并在狱中服刑。

该发言人说，其中一些人年老体弱，如果他们患病，会得到正常的治疗。

江青现年七十四岁，张春桥现年七十一岁。

此后，“四人帮”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江青在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杀身亡，终年七十七岁；

王洪文在1992年8月3日因肝病死去，终年五十八岁；

姚文元在1996年10月5日刑满释放；

当时，唯有张春桥在北京的劳改医院里，过着监禁生活。

在劳改医院，张春桥可以看电视，也可以看报纸。他仍然保持着对政治的高度关心，看报纸极为认真、仔细。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的时候，张春桥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

张春桥几乎极少与监管人员说话。

据云，当他得知江青自杀的消息，那一天，他的脸一直阴沉着。

尽管张春桥的母亲宋蕙卿得知他倒台而在1977年4月1日自杀，尽管他的同伙江青也选择了自杀，但是，张春桥声称：“我是绝对不会自杀的！”

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张春桥则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张春桥改刑后判的是无期徒刑，因此他不会像姚文元那样有刑满释放的一天。

江青最后以自杀告终，有点出人意料。

关于江青自杀的消息，是由新华社发布的，全文如下：

新华社（1991年）6月4日电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6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的一个角落刊载了这一消息。

江青终年七十七岁。

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1991年6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说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发表了江青的所谓“绝命书”：“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由于日本《文艺周刊》没有刊出江青“绝命书”的手迹，所以这一“绝命书”的真伪难以判定——只是那口气有几分像江青。

据云，江青是选择“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二十五周年前夕自杀的。

江青在5月10日，突然撕掉她的回忆录手稿，这表明她的行动已经开始异常。

5月13日，江青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写了“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江青以为这天值得纪念，是因为二十五年前她被提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

5月14日凌晨，江青趁护士离开之际，用几条手帕结成一个绳圈，吊死在卫生间里。

5月18日，江青的遗体火化。

江青的自杀，使人感到意外，是因为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促成她自杀：罪已经定了，刑已经判了，不存在“畏罪自杀”。何况，当法庭宣判她“死刑”，她未及听清“缓期二年执行”，就大叫大闹起来，表明她是怕死的。

1991年——她已经被捕十五个年头了！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加上疾病的折磨，她终于不想再活下去了！

当然，如果细细“考证”起来，早在她当年与唐纳吵翻了的时候，1937年5月31日写了《一封公开信》，内中谈到过自己当时有过自杀的念头：

……我像一个瘫子，呆呆的坐在地上，望着窗外的树枝在风里急遽的颤抖，那蔚蓝天上的云朵，啊！我永不忘记那一片片匆匆的掠过的白云，我想自杀了！因为我没有再出走一次的勇气和能力，我的身体坏到极点了。同时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叫我诉说一下心中的痛苦。这个自杀的念头在我的日记上是写着的。可是我已经答应蔡楚生先生拍《王老五》，一种责任心，同时也是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可是我却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里！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注：载1937年6月5日9卷4期上海《联华画报》。）

在五十四年前，二十三岁的蓝苹没有自杀，是因为“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

五十四年后，七十七岁的江青再也没有“一线希望”了，她自杀了。

对于江青的死，当时中国报刊除了发表新华社消息之外，没有再说什么。笔者注意到，唯一例外的是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杂文家何满子的《江青为何自杀》一文，指出：

江青自杀当然应该成为一条新闻，布告天下咸知这个十年灾难的祸首终于恶贯满盈，下地狱去了。

这妖婆是自杀的。自杀有种种动机，种种情况：有被迫害悲忿而自杀的，在江青的淫威下，当年有不少人走了以死作抗议的路。江青当然不属此类。她本死有余辜，还只判了个死缓转无期徒刑，后又让她保外就医，可谓宽大之至，谈不上迫害；有畏罪自杀的，江青也不属此类。如果畏罪自杀，她早该在公审前就自去地狱了；有绝望而自杀的，大势已去，往昔天堂梦已彻底破灭，等了十年，没指望了，于是了此残生，江青自杀庶几属于此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毅然宣布“文革”要彻底否定，但百脚之虫，死而不僵，失去天堂之徒并不彻底死心，妄图还潮者有之；化身变色，忍辱图存者有之；变个法儿，新瓶子卖旧药者有之；不能登大雅，于是搞小动作者有之；风风雨雨，花鲜繁多。幸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局铁定，人心不可侮，恋恋于老调子，终于不能成气候而已。

江青自杀的新闻昭天下，连“女皇”本身也已彻底绝望，回天无术了。但也必须警惕，希特勒自杀了四十多年之后，德国还有老式纳粹的孑遗和新式纳粹的余孽。江青自杀的新闻也有这样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提醒人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不能放松，要永以为鉴，方能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

其实，江青之死，使人们记起她当年“鼎盛”时对张玉凤说过的话：“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

她厌倦了“不死不活的养着”的日子，终于横下心来，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

1981年1月25日上午，庄严的时刻到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

作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唯独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别了一支自来水笔——他依然保持着“笔杆子”的形象。

对于姚文元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姚文元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四人帮”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4日　姚文元“长沙告状”。姚文元污蔑邓小平是

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1980年12月8日　姚文元　进行反革命宣传；

诬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曹荻秋；

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

1980年12月10日　姚文元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

干部的材料；

诬陷南京人民群众，指使鲁瑛派人到

天安门广场搜集革命群众的言行，

诬陷群众是“反革命”。

1980年12月19日　姚文元　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四人帮”法庭宣判。

严肃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审问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样诬告邓小平。姚文元你交代，当时说过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说过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话，我现在认识到这些话是错了。”

这位“舆论总管”出于职业习惯，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诬陷”换成了“攻击”：“诬陷”，乃捏造罪状陷害人，自然要比“攻击”严重得多。

法官又问：“姚文元，你具体交代讲了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眨着金鱼眼，欲言又止，抬起头来问法官：“我现在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吗？”

看着姚文元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听席上差一点爆发出笑声。

他，终于罪有应得，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他，四十五岁入狱；1996年他刑满时，六十五岁。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访问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了。在上海东南方一条稍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夏日的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

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听见敲门声之后，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她家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她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

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关部门提出，她能否继承姚蓬子遗产？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中国人民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前，姚蓬子作为上海师院代课教师，每月有一百元工资。“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蓬子也就无课可教，代课工资没有了，靠这笔存款维持生活。1968年6月，当周修文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于是姚蓬子一家总算有了生活来源。

姚蓬子死后，这笔存款便供周修文维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继承的姚蓬子遗产，则是另一笔款子。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在接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姚蓬子作为资本家，每年领取定息。但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至1966年9月，他没有领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对家人说过，这笔定息上交国家。

姚蓬子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未办理过正式上交手续。根据现行政策，原工商业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属要求领取定息，可予发还。于是，周修文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

根据继承法规，除周修文及女儿姚文华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上海的司法部门，现在已经按照继承法，把姚蓬子遗产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继承。这，原本是身处囹圄的姚文元，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据告知，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姚文元曾“评”过这，“评”过那。如今，如果要评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过于他自己在评论中写过的一句话：“野心会随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注：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页。）

姚文元的结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日所写的“精辟之言”：

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时光如逝水。转眼之间，到了1996年10月6日。这是逮捕“四人帮”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已经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传媒所关注的新闻人物——因为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正好这天刑满。

由于我写过《姚文元传》，于是，许多记者便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情况。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报》记者徐景辉打来长途电话，采访了一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姚文元的经历。我逐一作了答复。《明报》在6日报道了我的谈话。

接着，6日傍晚，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中津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也是采访关于姚文元问题，问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7日下午三时许，接到法国新闻社驻上海记者刘秀英小姐的电话，很急，要求马上赶到我家采访姚文元情况。

她留着长长的披发，小个子，讲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话。我的谈话，她用英文作记录。我拿出《姚文元传》给她看，她说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来，作一次补充采访。

记者们的采访，主要是询问姚文元的生平、经历，也问及他的近况。我只能尽我所知，作了答复。

问：“姚文元在10月6日会获释吗？”

答：“理所当然。”

又问：“会回上海吗？”

答：“有可能。”

还问：“他会完全自由吗？”

答：“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陈伯达获释的情况，告诉你：陈伯达刑满的当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主持，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副部长讲了话，陈伯达也讲了话，还有接收单位负责人讲了话。所谓接收单位，也就是陈伯达出狱后分配工作的单位——此后由那个单位发给工资。这仪式不公开报道，但是有人摄影，有人摄像、录音。陈伯达获释后，在家安度晚年。不过，他毕竟是曾任要职，曾是中共第四号人物，所以他家的‘邻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员，以保证他的安全。没有得到允许，不许外人接触他。我得到允许，在陈伯达晚年，多次采访了他。我想，姚文元这次获释，大体上会跟陈伯达差不多。”

再问：“你如何评价姚文元获释？”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经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狱中仍坚持写日记。他出狱后，会写作回忆录。尽管他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能出版，但是他会坚持写下去的。”

张春桥终于走到了他的人生终点。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北京电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病亡》，全文如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是在张春桥死后十九天才发表的，而且中国大陆各报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这一简短的新闻。

此前，据各种海外消息，张春桥曾经“死”过几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宣称，“据说张春桥死了”。

过了十年，一位当年参加过审判张春桥的人士称，“张春桥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终年七十七岁”。这消息曾经广为传播，以至某些介绍张春桥的条目写成“张春桥（1917～1994）”。作为《张春桥传》的作者，我不断接到方方面面的媒体的询问：“张春桥死了吗？”我的答复一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张春桥仍健在。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8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三十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唯一保持沉默的人。

张春桥走了。“四人帮”这四颗灾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张春桥之死，在中国大陆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这一消息，只是说：“哦，张春桥死了！”年轻人则不知道张春桥是谁，他们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帮”是哪四个人。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在“四人帮”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道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唯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道。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跟张春桥之死一样，姚文元的离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阵议论。我在2006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宏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来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庆。姚文元之死，唤醒了众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国诸多年轻人竟然不知姚文元为何许人，问“姚文元是谁”？也有的年轻人听说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一个，便问：“‘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在网上，还可以见到年轻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姚老走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得默默无闻啊！”甚至有人在网上我的一篇关于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党伟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怪现象，凸现了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尽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有人对“文革”讳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张“淡化文革”，使年轻一代不知“文革”。

其实，记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浩劫在中国重演，是为了中国不再产生“张春桥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张春桥”、“小姚文元”。时至今日，中国并没有彻底铲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极左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时，连巴金都惊呼“文革”又来了！幸亏胡耀邦及时制止，才使这场“后文革”运动半途而终。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这四颗灾星，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长征路上的一段秘闻：两名女红军梅硐历险记

1937年9月的一天，一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女子流落在重庆街头，不远处一个男人紧紧跟在她身后，在一个拐角处那个男人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问：“你到那儿去？”女子回答：“回家。”“家在那儿？”，女子答：“江西。”“怎么回去？”女子答：“讨饭回去！”“你身子这么弱，就是讨饭也走不到。我倒有一个住处，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去。”女子被这位男人带进了新华日报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不久，她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头。这个流浪的女子就是红军女战士李桂红。

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红和阚思颖在中途留了下来，其她28人都安全到达了延安。在延安，她们思念着这两个失去联系的姐妹，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找到两人。罗世文告诉李桂红：“蔡畅同志从延安来了电报，她说你在长征中表现得很好，要我们立刻介绍你到延安去。”随后，董必武将李桂红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面前，26岁的李桂红像无家可归的小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尽情地倾诉着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红军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1938年元旦，在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室，周恩来设宴招待即将奔赴抗战前线的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同志。宴会间，神色凝重的“周恩来把一位身材苗条、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志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李桂红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周恩来说的“艰难”，就是指李桂红在红军纵队的艰苦经历，特别是她在长宁梅硐山区留下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隐藏梅硐

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时，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移后，红军川南纵队就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蒋介石抽调尾追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嫡系部队和云贵川的军阀武装及地方团队10多万人，亲自部署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进行“三省会剿”。一时间，战争乌云密布，“川南各县布满了重兵”，国民党重兵向宜宾一带集结，妄图将红军纵队一举消灭。恰在这时，已有数月身孕的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红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红军纵队领导人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伴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李桂红1911年出生在江西寻乌一个贫苦家庭，不满4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把她卖给一个吹喇叭的家庭当童养媳。红军打下寻乌县城时，她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21岁时就成为会昌县麻州区委书记、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在会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川南艰苦的斗争中，李桂红与红军纵队政委余泽鸿结为夫妻。“一簇红艳艳的杜鹃花，就是余泽鸿同志送给她的结婚礼品”；阚思颖是南溪县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姐，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任上海中央特科交通员，转移到中央苏区后任党的交通总站秘书，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她的哥哥就是著名的红色特工刘鼎（阚思竣）。

纵队司令变节“刘湘曾经向部下表示过他对红军入川的原则：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旋，绝不对消……”蒋介石对刘湘的“剿匪”态度非常恼怒，“发来急电斥责刘湘，声言若再后退拿总指挥官是问。”现在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刘湘则表现得非常“努力”，但始终以不伤其自身实力为前提，因此，密令宜宾（第六区）专员冷薰南、泸州（第七区）专员裴刚负责招降红军干部，“剿、抚”并举，以“抚”为重。遵照裴刚指令，叙永县县长将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的妻子秘捕并送泸州关押，并写密信给王逸涛，以逼其“投诚”。

不久，正在重庆焦躁不安的蒋介石就收到了来自泸州保安司令部的一封密电，内容是红军纵队司令受降了。蒋介石大喜，1935年9月13日电示各部：“现川滇黔边区赤区，由前伪政治部主任之余匪泽鸿指挥，战斗能力已失，加之王之努力反共，川南剿匪军事自必急转直下，肃清当在指顾间矣……”同时，蒋介石命令“将王逸涛通缉案撤销，各军政机关、各部队，以后文告电令及报载关于川南残匪，应一律改称余泽鸿匪部，勿再称为王部。”国民党《新蜀报》对王逸涛的叛逃进行了大肆渲染：“目前第七区专员秉承蒋（介石）、贺（国光）意旨，设法招抚，两次派员深入王之滇边老山……推诚招抚，王逸涛因不赞成共匪策略，遂下决心投诚反共……来泸隐居专署密室，由专署代呈委座，准予反共自新……”蒋介石亲自任命王逸涛为川南招抚特派员，专门组织“特别行动队”（简称别动队）。1935年11月7日，刘湘电令宜宾、泸州专员：“顷奉委座号蓉行参战电开，拟康处长泽全节放王逸涛，请予以川南招抚特派员名义，发派赴第七区潘司令官处，专报招抚事宜等除准照办，经费由行营发给并给委外，并暂由陈师长万仞指挥。”王逸涛率领的“特别行动队”在川军第五师陈万仞师长的指挥下，四处搜集情报，捕杀隐藏的红军伤病员，招降意志薄弱者。

王逸涛是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岗山根据地时担任朱德警卫员是老红军。因此，在长征中组建红军纵队时，他担任了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的叛变，使中共梅硐区委雪上加霜。

宜宾专暑密电

中共梅硐区委是1935年3月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由中共川南特委组建的地方党委和政权组织。此前，王逸涛曾带领红军到过梅硐，他熟悉红军纵队的活动规律，秘密掌握了中共梅硐区委及两名女红军隐藏下来的情况。此时的梅硐山区已是血雨醒风、乌云密布。一天，“别动队”侦悉长宁梅硐藏有6名红军伤员和女红军的情况，四川省第六区（宜宾）专署迅速下达秘密通令：“本区辖境已无股匪，惟查长宁所属乡镇，尚有赤匪潜伏工作，派员前往该县暗中查拿究办”。

红军纵队在司令员叛变、政委徐策在战斗中牺牲的极端困难情况下，政治部主任余泽鸿挺身而出，担任川南特委书记、红军纵队政委，率领红军纵队与强敌进行殊死的战斗，在川滇黔边区对国民党基层政权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各县县长纷纷向上司告急：声称红军纵队“声势浩大”，“形势严重，有进窥县城企图”，地方“团力不足”，要求派劲旅“分布清剿”。使大量国民党军无法脱身“追剿”中央红军。叛徒王逸涛千方百计招抚余泽鸿，以使川南战事平息，好向上邀功，但遭到余泽鸿的痛斥。

余泽鸿是长宁县梅硐乡人，在1929年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余泽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煅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多次面临生死考验而英勇不屈。1935年8月6日，宜宾专员冷薰南在致长宁县长李鸣和的电报中称：“查余匪系该县红硐场人，虽不谙军事，然志向坚决，曾一再宣言：‘有三支枪也要革命’，确系共党中坚分子……”12月27日，王逸涛在接受《江安通讯》记者采访时也称：“在泸州川南师范时，（泽鸿）即与我私交极好，我脱离匪部后，曾多方派人赴泽鸿处劝其来归，同做反共工作，不料泽鸿执迷不误”、“在泽鸿本人，本事极好，若得反共，不啻为国家民族增一坚强分子”。不甘心失败的王逸涛加紧搜捕女红军李桂红，因为他知道李桂红是余泽鸿的妻子，只有抓住了李桂红才能招降余泽鸿。因此，王逸涛组织大批敌特人员和铲共义勇队、清共委员会、“模范”保安中队等地方反共武装开往梅硐，捕开大网“缉拿”两名女红军。“别动队”与梅硐区委的较量悄悄地展开了。

黄二嫂“撒粪”退敌

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打扮成当地农妇，由梅硐区委安排在名叫“李树湾”的山上隐藏，后又住到梅硐山区“坳田坡”靠编竹筐为生、外号叫“黄萝筐”的贫苦农民家里。“坳田坡”地处大山之中，森林茂密，终年云雾缭绕，“黄萝筐”家又在山顶上，视野开阔，是两个女红军隐藏的好地方。“黄萝筐”妻子黄二嫂为人正直、善良，热情照顾女红军。李桂红是江西口音，有外人时就装成哑巴不说话。“她家只有两间房子，一张床让给我（李桂红）和阚思颖睡，她家四人睡到牛棚里”。

一天早晨，两个农民打扮的人在“坳田坡”下东张西望，曾在中央苏区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在中央特科工作时被李克农称为“阚大姐”的阚思颖意识到情况危急：一定是敌人侦察到了她们的落脚点。她马上回屋与李桂红商量转移，两人刚一走出门，发现10几个敌人已出现在山下，向黄二嫂家扑来。已来不及转移，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黄二嫂急中生智，将女红军藏在床前的地窖里。黄二嫂在窖板上撒些柴灰，遮住窖板的缝隙，把准备浇菜的一担粪和一些农具放在窖板上，在屋内泼了几瓢粪水。这时，敌人已到屋门口，一名敌兵想争头功，抢先一步进屋就踩了粪水，大骂一声就退了出去。李桂红后来回忆到：“我和阚思颖各有支小手枪，在窖里下了决心，只要敌人打开窖板，我们就开枪，打死一个算一个，自己也准备死在窖洞里。”草屋又矮又黑又臭，敌排长逼着几个敌兵捂着鼻子进屋仔细搜查。事也凑巧，正当敌排长一只脚踩在窖板上，即将发现地窖时，突然发生地震，草房摇动，敌排长全身浅得是粪水，慌忙带着敌军冲出屋外，胡乱打了几枪逃命去了。

当晚，得到女红军遇险报告的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到黄二嫂家，将两名女红军转移到背后松林山上的岩腔里，白天躲在山上岩洞里，山高林密，敌人不易发现，由当地妇女们装着砍柴和割草给女红军送饭，晚上再接到老乡家里住。

不甘心扑空的敌人第二天又来到黄二嫂家搜查，目的是专门搜查窖坑。“我（余世敏）和余新煜、复妹弄在窖坑里，敌人把窖坑打开来看，是我们三个人住在里面，因为窖坑是女红军住过的……这时两个女红军已换掉在松林里去了。”

鼻下藏身

黄二嫂家被查，使区委十分震惊。两名女红军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来到坳田坡的，为什么敌人很快就来搜查？区委书记邓楷的眉头紧锁了起来。自从王逸涛叛变后，邓楷就一直在思索区委内部是否有王逸涛留下的情报人员，邓楷敏锐的眼睛密切注视着身边的人员，特别是知道梅硐桂花坪王树三家秘密联络站的几个人员。

在岩洞里，女红军不断回忆着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身边工作时的情景，想念着正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友。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泽东指着“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问身边的一个女红军是什么？女红军告诉毛泽东：“照肺用的仪器，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问：“你们就一直抬着它？”女红军点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它，轻装前进。”这个剧情中女红军的真实原型就是时任苏区政府卫生部担架连指导员的李桂红。伟人的谆谆教诲和信任的目光，在女红军的脑海里萦绕，战友、亲人的脸庞在眼前浮现，让两名女红军忘记了山上的寒冷、寂寞和危险。晚上回到群众家里时，她们不忘摘上几朵红妍妍的杜鹃花带去，这是女红军唯一能送给群众，表达谢意的“礼物”。以后，“红杜鹃”就成了乡亲们谈论女红军的暗语。

过了一段时间，李桂红既将分娩，不能在山上住了，怎么办？正在焦虑之时，交通员传来余泽鸿要女红军转移到他家隐藏的意见。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和阚思颖研究后也认为这是一个冒险、大胆但又可行的计划：虽然“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大量的敌军，但在敌人鼻子底下往往最安全；“大窝沱”的保长是一名地下党员，便于保护女红军；余家被敌人搜查过3次，敌人的搜查已松懈；余家人可靠，并且余家座落在梅硐“大窝沱”的一座大山腰上，周围竹林茂密，山路崎岖，便于隐藏，正面是一个很大的山谷，视野开阔。为此，区委专门安排游击队员余承远到余泽鸿家负责女红军的安全。为了保护好女红军，当地群众只称李桂红为“高脚四娘”，妇女们都仿照女红军的短头发，将长发剪掉。

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余泽鸿就已通过亲属关系安插了一些可靠的人员进入乡镇府和乡保安队。余泽鸿以川南特委的名义写信给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要求他认清形势，不要与红军为敌，袁虹桥深受感动，暗中支持红军。游击队员被捕时，他都尽力出面具保；上峰命令他“搜剿”红军时，他以“红军枪械精良可畏”为借口后撤；红军需要安插人员进乡、保政权时，他极力推荐。因此，敌军活动情况，梅硐区委也掌握不少。“坳田坡”遇险后，梅硐区委通过内线得知敌别动队为了抓住女红军和红军伤病员，召开了各保、甲长会议，传达省府指令：“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并在各村的村民中安插眼线，跟踪梅硐妇女会干部和梅硐游击队队员。区委得此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由地下党员王树三以保长身份在山上设哨棚，名为加强对红军的“防守”，实为掩护区委和女红军的活动。王树三在“在青杠顶、灯草坳等高处设立哨棚，每个哨棚配有竹梆和小锣，找可靠人看守，发现敌情就敲竹梆，平安无事就打小锣。”竹梆声一山传一山，这样女红军就有时间转移。

惊动省府

在川滇黔边区一带，两个女红军的名声很大。“有队伍进村进街，群众躲在门里偷偷地看，见到有两个女红军，就知道是红军游击队。我和李桂红成了群众区别游击队和敌人的主要标志。”有人写诗赞颂：“遥想当年花木兰，不爱闺帏爱剑戟，更有今日女红军，粗衣草履为民急。”广大群众对女红军颇有好感。

虽然在“坳田坡”黄二嫂家扑了空，但叛徒知道李桂红有身孕，阚思颖是裹过小脚的，不会逃出梅硐，便加紧搜查。一天，梅硐赶场，一个老头在酒店里喝醉后说漏了嘴：“看见余老七（余承远）把两个女红军接走了。”消息被暗探获悉，迅速传到了梅硐乡镇府。梅硐乡长周极辉曾被梅硐游击队警告：不准与红军为敌，否则将被处以极刑。他得到乡丁报告后，大吃一惊，害怕脱不了干系，立即派人把老头抓到乡公所，要他交出人来，然后扇了老头两耳光，叫他以后不要造谣乱说。此事暂时过去了，但还是被别动队布置的暗探获得，并向省府密告长宁保安队无能。

长宁县长李鸣和受到上峰严责后，为了找一个替罪羊，随后将梅硐乡大队长余吉之捕到长宁县城，严责其侦查女红军的下落不力之过，并以“私通赤党罪”将其逮捕，解宜宾关押。余吉之是红军到梅硐后安插到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后来被叛徒告密，入狱一年，受尽酷刑。

此前，蒋介石对川南清剿“散匪”不力就大为光火，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训令》（治字第405号）就严责：“本委员长频年督剿，深知制有形之匪易，制无形之匪难……倘有匿匪不报，或通匪作恶者，定照匪盗论罪。本委员长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待）”。四川省府主席兼“剿”总司令刘湘对两名女红军的情况也早有所闻，珙县县长陈国华在1935年6月呈刘湘的密电中就专门提及：“有女匪二名，一为阚思颖，20余岁，任该党代表，一为李桂红，亦20余岁，任宣传工作……”现在，刘湘得悉在梅硐还有女红军活动的密报后大怒，省府急电：“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长宁、兴文，奉令转据探报阚姓女匪肆扰各情，令饬该县从速剿办，勿任滋蔓。”两县不敢殆慢，秘密制定了捉拿女红军的计划。

山谷幽灵

梅硐山区地处长宁、珙县、兴文三县交界地，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梅硐区委不仅建立了120余人的游击队，还建立了近100人的农会、50多人的妇女会，群众基础很好，敌人“用花生、柑桔等哄小孩说出女红军的下落，也未得逞”。只有几十人的别动队想单独行动捉拿两名女红军绝非易事。四川保安第9团团长王登谷上呈“剿匪”方案致刘湘时也称：“查南六为匪化区域，而尤以珙、长、兴各边区为最，其诱惑民众约六七百户，发给甲乙两种门牌，以为秘密组织之证据。甲种则供匪藏匿，与匪通信或供奔走；乙种则代探军情，担任采买。故其飘忽，经过毫无障碍。”因此“部队搜剿，甫经出动，而匪已了然，故每次清剿，均不易觅得匪踪，疲于奔命……”疯狂了一阵的敌人在几次搜捕女红军扑空后，也开始冷静下来思索：为什么每次得到情报后带兵去抓捕女红军都是兴奋而去，空手而归？王逸涛认真总结后认为，要抓住女红军，必先捣毁梅硐区委，尤其是抓捕邓楷。他一方面电请重庆行营支援，请求驻军“协剿”；另一方面策划了密捕邓楷的计划。不久，宜宾专署和驻军亦严令所辖各级“切实侦察，务期捕获南六（县）邓楷。”

邓楷是江西人，外号邓麻子，具体籍贯不祥。长征中由红三军团派到红军纵队，到长宁组建了中共梅硐区委并担任书记，还兼任红军梅硐游击队政委，革命意志坚定。长宁县府在向上峰报告时称：邓楷是“朱、毛窜经南六时，特命留下之中坚分子，为南六赤匪首要之一”。在困难时邓楷鼓励同志们要坚持斗争；敌人追捕他时，他坚定地说：“党派我到梅硐工作，革命成功了我才会高兴。否则，就是敌人把我杀了，我也不会离开梅硐。”

梅硐和兴文县周家沟一带驻扎了大量“围剿”红军的国民党正规军，他们根据蒋介石“协军剿办”的电令，都争相“捕捉”女红军，以向上邀功，因此，也在梅硐布置了暗探。对此，11月29日重庆《新蜀报》也作了报道：“阙营长在红桥待命，一面派兵在大田坝（梅硐）搜索，一面调彭营及周化成部围剿，并饬江、长、兴、（古）宋团队严防要隘，以防漏网。”

令邓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在敌人大兵压境之时，中共梅硐区委委员、红军干部周思和（因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根手指头，外号周四指）也被王逸涛秘密招降。周思和没有急于离开，而是留在了梅硐区委，向别动队提供区委和女红军的情报，相机暗杀邓楷。

周思和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城时参加红军的学生，由于表现积极，在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时被选为委员。在2月底与邓楷作为红军纵队侦察员先期到达长宁梅硐，他们装扮成叫化子，从扎西出发，将余泽鸿写给父亲的信藏在打狗棍里，沿途讨口要饭来到梅硐，与余家人取得联系后就住在了梅硐，参与了梅硐区委、梅硐游击队和妇女会的组建工作，对梅硐党组织、联络站和游击队的情况十分熟悉。周思和在被王逸涛秘密招降后，向别动队出卖了梅硐区委设在王树三家的联络站和两个女红军藏身之处的重要情报，女红军不管转移到那里，敌人都会很快就追来。敌人灵敏的嗅觉使区委书记邓楷感觉到内部有“问题”。

敌人并没有急于破坏联络站，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抓住女红军，以消灭红军的意志，特别是招降红军纵队主要领导人余泽鸿。因此，敌人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这给区委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联络站还未暴露。敌人多次有目标的搜索，女红军不断遇险，使邓楷察觉了周思和的诡秘行动。“因为几天前邓楷发现周思和几次独自到梅硐场街附近转游，行动异常，对周有所警惕。”一天，邓楷与周思和夜宿联络站王树三家，周思和想趁机暗杀邓楷后离开梅硐公开叛逃，以得到敌人的更高奖赏。天快亮时，邓楷发觉周思和悄悄掏枪上弹，行动不轨，早有警惕的邓楷翻身起来，周思和对准邓楷开枪，由于心虚和慌乱，周思和手枪上的子弹未上膛，枪声未响。邓楷趁势提起被子反盖着周思和，两人展开搏斗。周思和年轻力大，挣脱邓楷破壁而逃（因是联络站用的内屋，后面竹壁未钉牢，以便情况紧急时从后面撤离）。涉河进入唐村坝斑竹林内躲藏。邓楷追至，见雾大林密，便折身回去，叫了游击队员王树三和刘春海一起追到兴文县周家沟，捉住了周思和。由于周思和是红军纵队派来的干部，区委将他押送到兴文周家沟“烂窖子”交给红军纵队司令部处理。周思和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纵队领导人考虑到他年轻，参加红军不久，可以教育改正，因此，给予他留队察看处分。但他贼心不死，一个月后乘夜逃脱，公开投敌，当上了川南招抚特派处参谋长。不久，邓楷遇袭，大腿受伤；红军梅硐游击队长余仲康被俘。

铁骨柔情

由于叛徒出卖，余承远被敌人暗地跟踪，余家附近不时有暗探出现。宜宾专员冷薰南在得到叛徒告密后专门致电长宁县长李鸣和：“（余泽鸿）确系共党中坚分子，现任该党川南特委，其族人众多，多与暗通声气，乃弟某又随时传递消息。又据投诚匪张书记称：余泽鸿之弟，虽不记其号名，但晤面仍可认识等语。据此，合行电仰该县长即便查明，分派暗探，将该余泽鸿族人及其弟某严令侦刺，务获究办，以遏乱源，是为重要。”女红军的行踪被敌人完全掌握。一天中午，驻扎在周家沟的川军郭勋祺部罗营长带了40余人扑向大窝沱，正在站岗放哨的梅硐妇女会副主任陈淑均发现后，立即叫人将即将生产的李桂红抬到夹墙里（又叫“地窨子”）。敌人刚到余泽鸿家的厂坝子，就被余家人拦住，因罗营长是当地人，又是余泽鸿么叔的学生，余家人赶紧做了4桌饭“招待”，敌人吃完后，罗营长收了4块银元就走了。

两天后的凌晨，天刚蒙蒙亮，又一支敌川军陈万仞5师根据“别动队”提供的情报和协查的要求，由曾排长带领敌军和长宁保安队向“大窝沱”包抄而来。山顶上的竹梆声急风骤雨般传来，两名女红军便迅速藏进夹墙里。县长李鸣和、侦缉员黄质文在向上的呈文中描述搜查余泽鸿家的情形时称：“会同全队拂晓时到达余叔皋（余泽鸿父亲）家附近，即令一分队由高处抄围后方，甘中队长从余宅前方包围，与后方取得联络，以备不虞。至余宅时，当嘱余叔皋将家中男女雇工一律遣出，集中厂坝，即令不许擅自行动，由叔皋执亮引导各室挨次检查……”余承远见敌人来了，急中生智，将一张女人的围腰帕拴在身上去厨房帮厨，对敌人说是帮厨的“王伙二”。敌人在余家翻箱倒柜，损坏财物，同时，对余泽鸿父母及“王伙二”等余家10余人进行捆绑吊打，“拷问老幼，威骇备至，家庭受惊不小”，“敌人把机枪架在屋檐下叫嚣，如不说出女红军的下落就用机枪扫射”。因只有“王伙二”是青壮年，敌人将刺刀架在他的颈上，并划了一刀，鲜血顿时往下直流。曾排长逼问他：杀了多少鸡给女红军吃……已有9个月身孕的陈淑均被捆在屋檐柱上，余叔皋和“王伙二”脸上被打得鲜血直流，但他们坚贞不屈。

由于敌军是外地人，不知道当地一些农家在屋内修建有“地窨子”。“地窨子”是人们为防止山林土匪的偷袭而专门修的一个夹墙，外面有一道暗门，从暗门进去后有几平方米的平地可供躲藏，同时，又可从梯子上去，进入一个类似隧道的暗道通向其它屋内，暗道把整个屋子串联起来，四通八达。一遇紧急情况，住户的主要人员和重要财物就藏进“地窨子”。李桂红、阚思颖在夹墙里听到敌人的打骂声、小孩的哭声，心如刀绞，决心冲出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救出乡亲们。刚一走出夹墙，被余泽鸿的祖母和弟媳李耀岐死死抓住门闩，苦苦劝阻，李耀岐说：如果你们被抓，余泽鸿三哥回来我们无法向他交待；余泽鸿祖母说：你们不能出去送死呀，一定要保住余家的后代！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李桂红的心。李桂红深知余泽鸿一生的曲折、艰辛：1931年6月，由于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余泽鸿与爱人立即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他们将只有3岁的女儿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寄养在亲戚家，乱世之年，现在已4年没有音讯，不知儿女漂泊何方；前妻吴静焘也在中央苏区被敌人杀害，余泽鸿常常流露出对儿女的思念。李桂红想，此时余泽鸿正率领红军战士与敌人浴血奋战，生死未卜，不能再让他失去这个孩子。因此，强忍心中的怒火，退进了夹墙。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用“坚强无比”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李桂红。

敌人整整一天都问不出女红军的下落，便将“王伙二”捆绑着押到保长胡治国家里继续拷问。敌人走后，两个女红军抱着余母痛哭一场。群众安慰女红军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54年4月13日，中央办公厅在给余泽鸿父亲的信中写到：“你和你全家人，为了保全党的一些优秀干部曾不惜付出巨大牺牲，这种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王二娘“口水”救人

梅硐乡14保的保长胡治国是中共党员，以保长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胡治国担心敌人把“王伙二”带到梅硐街上或敌营部会暴露身份，便用好酒好菜招待敌兵。胡治国说，“王伙二”是穷人，在余家帮厨混口饭吃，并提出以保长身份为“王伙二”担保，保证随叫随到。敌排长说：确切情报说这里有两个女红军，不抓一个人回去我交不了差，敌排长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家住梅硐“坪上”的妇女会干部王二娘得知“王伙二”被抓，同样担心他会暴露身份，不加思索就往胡治国家里跑去。快到胡治国家时，突然停住了，王二娘冷静地一想，怎么去救人？情急之中，她装着家里老人死了，用口水把眼圈打湿，把头发抓乱，痛哭流涕地跑到胡治国家里，要“弟弟”王伙二回去安葬。王二娘说，如果不把他“弟弟”放回去，就要把老人的尸体抬到胡家来。胡治国心领神会，明白了王二娘的用意，趁机扭住敌排长说：长官，你们不能把我家闹翻了哟。敌人不认识王二娘，见她又哭又闹，又找不出什么证据，只得同意由胡治国担保，放了“王伙二”。不甘心扑空的敌人在胡治国家里又传讯了几名群众，“追究女红军下落，真所谓无微不至也。”“恼差成怒的敌人在以后不断抓了一些像女红军的妇女叫胡治国去辨认”，对保护过女红军的群众则进行迫害，“我们（胡龙云）家就吃亏了，整有一年生产都未搞，陈五师来抄了我们的家，家有半年简直无人，衣物罩被都被敌人抢到坝子里烧了的……”

以后“敌人不断到处搜查女红军，经常是半夜突然来搜查，有时一晚上来搜几次，扰得群众无法入睡，我（李培酉）家干脆晚上开着门睡觉，免得起床开门”。

黔驴技穷

不久，一封密电又报给了刘湘，大意是在梅硐黄金山上一农民家的墙壁上又发现了女红军写的两幅标语：“全民行动起来，实行抗租抗粮，抗税抗债，组织抗捐军”；“刘湘是屠杀四川工农劳苦民众的魔鬼！”

愤怒的刘湘严责王逸涛“匪迹”未干（意为：未尽全力搜剿红军），并要求王逸涛设立秘密电台与重庆行营和四川保安司令部直接联系，“以防泄密”。

此时的王逸涛已失去了往日的骄横傲气，原因是“搜剿”红军伤病员和女红军累累失利，不断受到上峰羞辱和冷落。正在这时，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与红军纵队的通信失密，被刘湘以“通共”罪逮捕。王逸涛得到此消息，认为天赐良机，把搜捕女红军累累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袁虹桥通共，想找一个替罪羊。因此，王逸涛密呈宜宾保安司令萧烈：“敝未转变政见时，曾偕泽鸿到达长宁，晤伊叔春凯（余泽鸿么叔），据称袁虹桥已彼此有密约……由泽鸿指派该地党组织，藉袁（虹桥）、余（春凯）二人掩护暗中活动……函请处以极刑，以消隐患……”同时，又电告第七区（泸州）专员公署：“凡有剿匪消息，而虹桥必先告之，以资其预备之策。故经大军迭次剿灭，殊匪焰愈张，而军团终难获胜……”得意忘形的叛徒正在做着嫁祸于人的美梦。

而让王逸涛没有料到的是，袁虹桥是刘湘“川康团练干部学校”的得意门生，“刘湘对袁虹桥破格授予少校军衔、长宁县保安大队副”，刘湘难以相信袁虹桥通共，捕袁虹桥是迫于各方压力的权宜之计。袁虹桥在川南地区有很大的声望，若有罪，县长将连坐。因此，长宁县长李鸣和急电省府：“此次被扣（指袁虹桥）纯系被人倾陷”，并串联长宁上层人士和官绅联名上书省府具保，称王氏兄弟为投诚匪共，搞离间倾陷。省府查来查去不得要领，最后省府电令宜宾专署并附刘湘信称：“查王逸涛兄弟原系匪类……虹桥此次被逮，不过是王逸涛兄弟利用党倾和通共以陷害之计……足见若辈陷害之不择手段……令秉公处理。”本想找一个替罪羊的王逸涛没想到惹火烧身，搬起石头扎了自己的脚。

抓不到女红军，气急败坏的叛徒王逸涛、周思和专程到梅硐，查看了标语后，认定这就是女红军的笔迹，说明女红军还在梅硐。王逸涛通知胡治国将“王伙二”带去重新审问，胡治国一时拿不出主意，因为他不知道叛徒是否会认出“王伙二”就是游击队员余承远。长工庞二兴主动请求由他扮成“王伙二”去顶罪，可敬的贫苦农民庞二兴受尽折磨，坚强不屈，“庞二兴坐了半年牢，敌人问不出什么就放了回来”。后有人问庞二兴为什么要代人受过，庞二兴回答说：“红军对穷人好！”

无计可施的叛徒又抓走了保护过女红军的李德明、李学贤到地主庄园“川乾丰”去问罪。敌人对他们进行拷打、用刑，威胁说，如不交出女红军就毁其全家。李德明、李学贤坚强不屈，敌人逼问不出口供，就交给乡镇府关押。机智的李德明对乡长说：红军攻占梅硐时你交出了两箱子弹，如果你不放我，就要供出此事。梅硐乡长十分害怕沾上“通共”罪，被上峰处罚，同时，又怕得罪红军。因此，李德明、李学贤在乡镇府关押十几天后就被放了。

1954年9月，阚思颖在给梅硐乡亲们的信中写到：“1935年，我同李桂红来到贵地时，在反动军警的追捕之下，你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我们，自己受到极大的痛苦，我特向父老乡亲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贺黄二嫂分得了土地。为了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我决心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

离子踏征程

年底，李桂红生产了，在狭窄的夹墙里，群众抬了两个银柜镶在一起，垫上两床被子，就作为一张产床，“是个未婚的姑娘帮我生下了孩子”。李桂红在余泽鸿家的夹墙里生下一个男孩。由于“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周化成的“剿匪”部队，为防泄漏消息，梅硐妇女会商量，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红军的后代，乘夜把仅出生两天的婴儿从房屋后窗送出，由胡治国妻子用围腰帕抱走。由于胡治国夫妇没有生育，对外就说是捡个娃儿来养，胡治国还专门请了一个奶妈杨五娘来给孩子喂奶。叛徒对婴儿的来历始终怀疑，暗中加紧调查，胡治国恐长此下去危险，为保护红军的孩子，便举家迁到兴文县城，以开中药铺为生。

1936年1月初，产后仅4天的李桂红与阚思颖在两名梅硐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离别骨肉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饱含热泪离开长宁梅硐，踏上寻找部队的征程。

50年后，采访过李桂红的宜宾地委党史办张新时说：“当我们去南京走访80岁的老红军李桂红的时候，她深情地回忆当年留在红军游击纵队的艰险岁月，说那是她一生中最苦、最危险、也最难忘记的经历，她……十分怀念在梅硐细心掩护和照顾过她的余泽鸿家里的亲人和贫苦农民，对川南怀着深厚的感情。李奶奶在叙述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时，我们看到她已经失明的眼中充盈着热泪……”

老照片揭秘毛岸英曾冒死救出朝鲜母女

据杨大群介绍，毛岸英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起初到朝鲜战场，除了彭总司令外极少有人知道毛岸英的身份。而彭总司令身边有三个秘书，一个军事秘书，一个政治秘书，还有一个是机要秘书。这个机要秘书姓刘，后来才知晓，他就是毛岸英。”“至于为什么姓刘，后来与毛岸英妻子刘思齐交谈时得到证实，这缘于刘思齐的父亲姓刘。”“刘秘书平易近人，和他熟了之后，他叫我‘杨大个子’，我也叫他‘刘大个子’，他身高和他父亲差不多，有1米83左右。”“有一次，我到司令部去，看见他在外屋烧了一大壶水，里屋放了一大堆书，他嘀嘀咕咕地念着，书里的东西看不懂，全是外文。我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呢？’”“我在译书呢！”“他的回答让我吓一跳，心里想，这个机要秘书水平真高啊！”

杨大群表示，毛岸英当时在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还精通英语和法语。“据我了解，法语是他后来学的。”

毛岸英是拆弹高手

据杨大群讲，毛岸英才勇双全，在朝鲜战场上十分勇敢。有一次拆除炸弹的经历令他记忆犹新。“那是在司令部附近发现有一个美军投下的定时炸弹。很多人不敢靠近，还有的人要采取危险办法销毁。但是毛岸英却大声叫喊，不让任何人靠前，他只身一人临近炸弹。”“当时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这个炸弹分三节，三节当中，哪一节拆除不彻底，都有爆炸的可能。而毛岸英手中的拆弹工具却又十分有限。那么大个炸弹一旦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毛岸英仔仔细细地拆了一部分又一部分。额头渗出了一层又一层的汗水。最后终于把炸弹拆掉了。拆出了一大堆黄色炸药，那炸药看着就让人害怕。”

杨大群说，后来才知道，毛岸英曾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参加过多次战争，并在苏联坦克连中任过职，对于坦克的构造、部件组合等了如指掌，并学会了一手拆弹的本领。

被他营救的“阿妈妮”照片首次公开

杨大群向记者展示了几幅泛黄的照片，有两幅是他在朝鲜战场上照的。另一幅是一位抱着孩子的朝鲜妇女，旁边是茅草房。杨大群表示，这位妇女就是当年毛岸英从火堆中救出的“阿妈妮”。“阿妈妮是人们对朝鲜身为母亲的中年妇女的通称。”“还记得那是二次战役之前，美军飞机轰炸朝鲜民房，致使民房大片大片地起火。而民房距司令部所在位置不远。当毛岸英得知民房里还有百姓时，就奋不顾身地跳入着火的房屋营救，最终把这位阿妈妮救了出来。获救的阿妈妮哭喊着说房子里还有自己的孩子（就是照片中的小孩）。听到这里，毛岸英的举动更令人震惊，他毅然拿起一盆水向自己的头上和身上浇下，然后再次跳进熊熊大火，并将孩子救出。”

杨大群称，这位阿妈妮后来被志愿军称为“小龙女”，也就是杨大群于1952年创作的作品《刘排长与小金枝》中的小金枝，而刘排长就是毛岸英。

据杨大群讲，关于阿妈妮的故事还有一部分，毛岸英牺牲后就被掩埋在阿妈妮家附近。后来“刘秘书”的身份被揭开后，志愿军要将毛岸英的坟挪走，可阿妈妮说什么也不让，并说坟里埋的是她儿子，她和家人要为这位恩人守墓一辈子。最后，一位志愿军首长说，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儿子。这样阿妈妮才不再阻拦，并向北京方向连连鞠躬。

他对朝鲜人民感情深

杨大群与毛岸英接触的细节还有很多。包括一次毛岸英问杨大群，“打起仗来，你们记者在哪‘记’啊？”杨大群回答“就在阵地旁边的一个小窝棚里。”“自己在里边害不害怕？”杨大群坦陈“真是挺害怕的，怕敌人的飞机啊！”“那你莫不如到阵地来，这儿连喊带叫的肯定不害怕，然后你还可以亲身体会，有内容写。”杨老说，“结果我真的把工作地点搬到了阵地，连喊带叫的，的确不害怕了。”

据杨老讲，毛岸英平时和朝鲜百姓相处特别融洽，尤其是对穿白色民族服装的朝鲜妇女感情极深。这是为什么？原因是一看见穿白衣、白裤或者白裙的妇女，毛岸英就会想起自己的母亲杨开慧。因为杨开慧平时就喜欢着白色服装。对于这一点，刘思齐也表示认同。

四人帮集团王张江姚的最后死亡时刻

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们曾经获准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王洪文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即王洪武、王洪双、王洪全、王桂兰。

王洪文的弟妹们，在王洪文飞黄腾达的时候，仍过着平常的生活，并没有沾大哥的光。正因为这样，在王洪文倒台之后，他们也依然过着平常的日子，没有受到牵连。

王洪武、王洪全在长春老家农村务农：王洪武在长春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王桂兰在吉林市，家庭妇女。

王洪双在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

王洪文的弟妹们接到通知，赶往北京。他们在秦城监狱见到了长兄王洪文。见面的时间总共四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这是多年以来弟妹们与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见面。

王洪文叮嘱弟妹们好好劳动，好好照料母亲。

1980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对于王洪文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洪文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四人帮”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4日　王洪文“长沙告状”。

1980年12月6日　王洪文　诬陷陈毅；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

干部的材料；

策划、指挥“上柴联司”武斗事件；

组织指挥上海康平路事件。

1980年12月13日　王洪文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0年12月20日　王洪文　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四人帮”法庭宣判。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1966年12月28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1976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1980年12月20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最后陈述（摘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关于王洪文为什么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五期，发表伍修权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怀念》中，透露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量刑和宣判的内情，其中涉及王洪文：

1980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开审判。6月中央成立一个由彭真同志主持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也叫领导小组），作为中央对审判工作的党内指导机构。我被推选入这个领导小组。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的争论的。有人主张轻些，说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重些，提出一定要判处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轻不重的判法。可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全体审判员会议时，大家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开始都准备判决杀，但反复考虑以后还是不行，一要顾及国内外的影响；二要设想后代人怎么看，不能以一种义愤情绪来决定。

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意见后，很快得到了各审判员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将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姚文元本来也应该重判，后来考虑到他搞的宣传活动许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办的，对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个二十年徒刑。

1981年1月25日上午，第一庭和第二庭的十名主犯全部押到一起，听取对他们的判决。十名被告显得十分紧张，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江青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我念出“缓刑二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待我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法警立即给她戴上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和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我看到江青正想捣乱，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当时我太兴奋了，竟少说了一句话，应该在下令前，先说由于江青违犯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当全部宣判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洋溢起欢庆胜利的声浪。

历时两个月零七天，开庭四十二次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公开审判胜利结束了！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当时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于1983年1月25日，对两案主犯宣判整两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发表了一项“裁定”，宣布“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张春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并说他们在“死缓”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其实，还应该说“也无接受改造实际表现”，但为了给他们减刑，也只能那么说。

1981年，在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不久，他的母亲王杨氏因脑溢血在长春去世。

在“四人帮”之中，王洪文最为年轻，也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但是，可能由于在“四人帮”中他的阅历最浅，心理承受力也最差，所以他在狱中显得非常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沉重的心理压力，使王洪文病倒了。

据王洪文弟弟王洪双说，王洪文自1986年起，离开秦城监狱，住入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他与张春桥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医疗条件不错。

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病逝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据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工段月忠说，王洪文死后，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为王洪文送行的有王洪文的妻子和王洪文的兄弟。段月忠回忆说：“他兄弟跟他长得真像！”

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他的一生。

如今，王洪文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在上海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与王洪文的弟妹们常通信，而且还多次从上海前往东北老家看望他们。

对于张春桥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张春桥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7日　张春桥“长沙告状”；

诬陷朱德、陈毅；提出“改朝换代”；

指使、煽动“打倒刘少奇”。

1980年12月4日　张春桥　指挥“游雪涛小组”从事特务活动；

制造上海康平路事件；

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

1980年12月13日　张春桥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1年1月25日“四人帮”法庭宣判。

在被告席上，江青依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王洪文倒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姚文元胸前依然别着一支钢笔，金鱼眼睛仍朝着天花板，一般尚能认罪，但往往要咬文嚼字，掂斤拨两。

唯有张春桥胡子拉碴，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以沉默相抗。他松弛了的眼睑低垂，一双眼睛更显得成了三角形。

张春桥在审判中实行“三不主义”：

面对提问，不答；

送达文件，不看；

要他签字，不签！

香港黄河浪先生当时为审判台上的张春桥写了一首诗，颇为传神：

当年舌尖分叉

喷吐谎言的瀑布

每一星唾沫

都是杀人的蛇毒

而今哑口无言

滔滔雄辩已冰封

你的心冷到零度

正因为张春桥“而今哑口无言”，问他不答，所以审讯张春桥比审讯江青、姚文元、王洪文要快得多。

1981年1月23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发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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