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明强,张稚鲲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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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试读：
编写说明
中医学孕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科学与人文的综合体。几千年来，中医学与中华民族相伴而行，其本身既浸润、熏染于中国文化之中，富有浓郁的文化气息，散发出独特而又迷人的魅力，同时又渗透到古代的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民俗等方方面面，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痕，在诸多领域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中医学的传承发展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体现，在中华民族致力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研究中医文化传播的路径、方式、特点，梳理中医文化传播的历史脉络，更显得意义重大。为此，我们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研究”。
本书为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是课题组成员的集体结晶。全书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分为十章，立足于中医文化传播的载体，主要从中医典籍的出版发行、医家的行医讲学、中医的教育传承、涉医文学艺术、涉医典籍、蕴涵中医文化元素的民俗六个视角切入，另设专节述及中医文化的对外传播，博涉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艺术、宗教、教育、考古、民俗等诸多领域，全面而又清晰地展现了我国古代中医文化传播的历史风貌。
全书由王明强统筹规划，设计撰写方案，并统稿、审稿。具体分工：引言、第一章至第四章由王明强撰写，第五章至第七章由高雨撰写，第八章至第十章由张稚鲲撰写。各撰写者对所承担的部分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付出了辛勤劳动，但由于时间仓促，学识有限，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编 者 2015年8月引 言
在世界文明中，中华文化独树一帜，从古至今绵绵不绝，且不断发扬光大，开拓创新。与人类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中医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几千年来，中医学被誉为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的奇迹。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我国古代构建起了符合中医发展规律的传承模式。这其中中医文化的传播普及功不可没。古代医学知识的普及程度是我们今日所无法企及的。《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中晴雯偶感风寒，所请的新大夫开列紫苏、桔梗、防风、荆芥、枳实、麻黄等药，宝玉看后道：“该死，该死，他拿着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的治，如何使得！凭他有什么内滞。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后请王太医前来诊治，所开药方果没有枳实、麻黄等药，倒有当归、陈皮、白芍等，药之分量较先也减了些。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儿们的药，虽然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他瞧了，还说我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狼虎药。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连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禁得起。”当时宝玉只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其对医药的了解程度令人赞叹。这虽是文艺作品中的情节，但亦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古代中医文化传播的路径和方式是非常繁杂的，除了大家熟知的医学教育传承、中医典籍的出版传播、医家的行医讲学之外，文艺和民俗载体的作用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
1.许多医家兼通文学艺术，采用与内容相宜的文学体裁来阐述医理、药性，使中医药学术篇章焕发出文学作品的魅力
如医学入门四书《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汤头歌诀》《雷公药性赋》，分别采用了三言、四言、七言诗歌体和赋体。眼科临床著述《目经大成》不仅运用了五言、七言、绝句、律诗，还用了大量的词牌。中医药传世巨著《本草纲目》中收有采药歌多首，多搜集于民间里巷村寨，如“白头翁根宜春采，挖起根茎及时晒。保留头部白茸毛，去泥拣净好药材”等。中医药典籍的文学色彩，医理和文学性互融，使得枯燥的基础理论、中药方剂和临床各科变得容易理解和掌握，读起来生动有趣，从而帮助读者熟读和记忆，有利于中医药知识的传承与普及。
2.将医理、药性融入文艺作品当中，使文艺作品成为传播医理和药性的重要载体
在古代，谜语、对联、酒令、趣闻、民间传说、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等都成为中医文化传播的载体。古典文学中有大量的咏药诗赋，用文学的笔触形象地描绘各种药物的形态、色泽、性味、功用。如柳宗元的《种仙灵毗诗》《种术》和苏轼的《小圃五咏：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许多散文阐述了养生观念和医理，如嵇康的《养生论》和苏轼的《问养生》都阐发了养生要旨。刘禹锡《鉴药》借医理来喻治国，正如他在文章结尾所说：“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踬，明矣。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无论是对治病还是治国都寓有深刻的意义。小说戏曲中也有大量的中医药内容。据统计，《红楼梦》中涉及的医药卫生知识计290多处，描写的病例114种，中医病案13个，方剂45个，中药125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以药入戏，写成以中药名为剧中角色的剧本《草木传》（注：对于该剧是否确为蒲松龄所著，目前尚存有争议）。该剧运用戏曲中生、丑、旦、净、末等角色来编排中药，通过人格化的药物和故事化的情节，使中药的药性、功能、疗效得到形象化地展示。如第一回甘草上场的自白：“老汉姓甘名草，字元老，山西汾州府平和村人氏，不幸夫人早亡。所生一女，名唤菊花，曾许金石斛为妻，年方二八，尚未出阁。思想起来，好不愁闷人也！”唱词：“老本草有百姓，名传不朽，一个个显其能，万病无忧。谁似我性甘平，善调诸药，也善解百药毒，万古传流。惟有那戟、遂、花，与藻并谋，他四人性最烈，与我不投。那知我能温中，去灾也易，我要想立功勋，与国同休。常欲想定华夷，朝居一品，但是我年高迈，女大难留。”
3.各地形成许多富含中医药学内容的民俗、民谚，使中医药学知识世代相传
如我国古代在立春日有“咬春”之俗，在这一天吃一些春天的新鲜蔬菜，意在迎接新春的到来。清代北京新春日献“春盘”，从士人到普通百姓都要杀鸡割肉，做面饼，“而杂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葱，冲和合菜皮，兼生食水红萝卜，名曰咬春”。此俗意在迎春，亦有保健防病之功效。立春，是一年之中的第一个节气，气温逐渐升高，人之阳气步步升发。为让身体顺天应时，咬春所食之物都是具有辛甘发散之特质的食物，如萝卜、韭菜等甜爽而微带辣的食品皆有散肝、护脾、升阳之功效。尤其萝卜是咬春必不可少的，立春日，再穷的人家也要买个萝卜给孩子咬咬春。表面看来，吃萝卜仅是一种民俗，但实际上是古人关于健身祛病的经验总结。萝卜又名莱菔、罗服、萝菔，自古就种植，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萝卜的记载。萝卜入药始见于南朝时梁代陶弘景之《名医别录》。其性平，味辛、甘，入脾、胃经，具有消积滞、化痰止咳、下气宽中、解毒等功效。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对萝卜也极力推崇，主张每餐必食。他在《本草纲目》中提到：萝卜“可生可熟，可菹可酱，可豉可醋，可糖可腊，可饭，乃蔬中之最有利益者。”“散服及炮煮服食，大下气，消谷和中，去痰癖，肥健人。”在民间，萝卜有“小人参”之美称，并形成了许多关于萝卜保健祛病作用的俗谚，如“萝卜上市，医生没事”“萝卜进城，医生关门”“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萝卜一味，气煞太医”“吃着萝卜喝着茶，气得大夫满街爬”“萝卜上市，郎中下市”等等。
再如，正月一日有饮屠苏酒的习俗。相传屠苏为汉末名医华佗所创制，后经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加以推广流传，《千金要方》卷九“辟温”记载有屠苏酒之配剂与功效。
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岁旦屠苏酒方：大黄十五铢，白术十八铢，桔梗、蜀椒各十五铢，桂心十八铢，乌头六铢，菝葜十二铢，一方有防风一两。右七味㕮咀，绛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悬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日平晓出药，置酒中煎数沸，于东向户中饮之。屠苏之饮，先从小起，多少自在。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中，能仍岁饮，可世无病。当家内外有井，皆悉著药辟温气也。
对于正月饮屠苏之俗，在历代文学家的文学作品中多有提及，如唐代顾况《岁日作》诗云：“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宋代苏轼《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诗云：“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途。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明代叶颙《己酉新正》诗云：“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梅柳芳容穉，松篁老态多。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窝。”
中医文化传播本是我国一项极其宝贵的文化传统，但却在近代中医屡遭歪曲、质疑和压制的背景下出现断裂。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兴盛，传统文化因遭到摒弃而衰落，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都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医学既因其文化特性而使其本身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导致人们对其认同度的降低，又因与传统文化的剥离，而遭遇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时至今日，仍存在诸如中医文化保护意识淡薄、中医文化研究乏力、中医文化氛围创造不够等问题。我国的中医文化氛围不但远未建立，甚至出现了“取消中医”的荒谬论调。
究竟是什么限制了中医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当然，归根结底，中医能够传承发展取决于其临床疗效。不论我们承认与否和价值评判的高低，目前的世界业已踏入“消费社会”是毋庸置疑的。对“消费”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入思考且形成独特消费社会理论的是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活动的主宰，而且已经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欲求。鲍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的最后甚至说：“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 [1] 。”
在现代社会，消费已经以其强大的魔力成为社会运行结构中的核心。消费逻辑已经超越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占据人们日常活动的支配地位。消费成为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进行控制的巨大力量，从而成为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的支柱。没有消费群体，任何再美好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境地，比如昆曲，比如京剧。背负着厚重传统文化遗产的中医，在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面临着继承、创新和振兴的历史重任。面对这样的消费社会场景，中医的振兴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人们对中医的认同和消费程度。对中医的认同度不高、消费者的接受面不广、消费量不大，振兴中医就是妄谈。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政治对中医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中医命运的重要因素则在于自身市场发展潜力与市场需求的培植。市场经济的规律是“有市场需求则生，无市场需求则亡”。中医的科技创新是中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但是“酒香还怕巷子深”。如不能为自己开拓出广大的消费群体，不能为自身开拓出广阔的市场生存空间，中医的生存和发展就会面临诸多困境。积极推动中医文化的传播，使中医文化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与日常生活中，为中医的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一项极其迫切和重要的任务。
[1]（法）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27-228.第一章 中国原始社会卫生文明及其传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据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远在两三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中华大地繁衍生息。早期的人类筚路蓝缕，艰辛异常，生命是在与诸多磨难的抗争中艰难前行，这其中就包括改善生活卫生方式，与疾病做斗争，力求维护身体健康，延长寿命，顺利旺盛地繁育后代，中国的卫生文明伴随着祖先们前进的脚步而得以孕诞、萌芽。
对生命健康的关注应该说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但苍莽的远古时期始终弥漫着神奇的迷雾，当我们探寻原始时期卫生文化的踪迹时，迷障重重。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不过距今才短短的三四千年。远古时期的人类虽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拥有着其他物种所无法具备的创造力，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推广并普及着健康卫生文明。我们可以想见，史前文明传播的主要方式为实践教化、口耳相传。正如谷食的推广、火的使用，“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管子·轻重戊》）除此之外，原始人类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来呈现对卫生文明的认识，用刻画符号记载卫生文明的思想理念，在文化习俗中渗透着卫生文明的意识。古代典籍中关于原始社会的文献记载虽经后世加以整理，但从中我们亦可探寻到原始卫生文明留下的印痕。
原始社会虽然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山河阻隔，交通不便，但考古发现，不同的文化却存在着交流与碰撞、渗透和影响。尤其是生存环境优越、地处大河流域、成为人类居住中心、创造了特色文化的区域往往会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如史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会对周围形成文化辐射。
一、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
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曾向四面八方传播。其中，从关中西部起，经渭河、黄河、汾河而向内蒙古河曲与西辽河、大凌河传播，当地的红山文化有不少仰韶文化的因素。两种文化的碰撞和结合，使红山文化飞跃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个中心地区。
二、中原仰韶文化
中原仰韶文化晚期开始衰落，此时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崛起，对中原文化产生强烈影响。在郑州大河村遗址早期已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晚期这种因素更是倍增。大汶口文化同时也向南方传播，如拔牙风俗[1]就远及江苏、上海、福建、两广、贵州等地区 。
三、原始时期文化的传播方式
原始时期文化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迁徙
远古时期迁徙经常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前，人类基本生活在热带和温带地区，人工取火的发明使人类开始向寒冷地区迁徙，导致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广为分布。新石器时代，随着人口的增加、谋生能力的提高，迁徙活动十分活跃。如大汶口文化晚期人们沿着淮河及其支流向西移动，因此，在安徽北部、河南东部、中部都有大汶口文化遗迹。随着迁徙移民，文化必然随之传播。
2.通婚
自氏族产生以来，先在氏族间发生走婚，后来突破氏族界限，通婚范围不断扩大。人们在通婚过程中势必会带去外氏族、外部落的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加强文化传播。
3.战争
在原始社会已经有了战争，先是血族复仇性质的战争，私有制确立后又发生了频繁的掠夺战争。战争亦可促进文化交流。比如在苏北新沂花厅遗址北区有62座墓，随葬品既有大汶口文化陶器，也有良渚文化的玉器和陶器，可能就是良渚文化征服当地的产物。
4.交易
交易往来起源较早，有些文化渗透可能就是通过交易实现的 [2] 。
原始人类的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间传播，这其中亦包含有卫生文化的内容。第一节 中国原始人类的生存状态
远古时期，天茫地荒，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地球上的动物界在某个时段发生了质的飞跃，人类从众多动物中脱颖而出，开始书写人类自己的历史篇章。远古时代的人们穴居野处，结绳而治，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由于历史的极端久远，我们这些人类的后代已经无法去准确地描述我们祖先原始的生活场景，只能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来大体描绘远古祖先们的生存状态。
据考古发掘，我国境内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迹广为分布，如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的元谋人文化遗迹、1963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蓝田人文化遗迹、1921年发现的北京人文化遗迹、1953年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带发现的丁村人文化遗迹、1930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发现的山顶洞人遗迹，以及马坝人、长阳人、资阳人、柳江人、河套人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全国各地，如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间，其文化遗存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包括甘肃的天水地区和泾水上游，陕西洛河中上游和汉水上游，[3]晋西南地区，豫西地区等 ；1928年在山东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的龙山文化，以山东地区为典型，在河北、河南、陕西等省区[4]相继发现，其年代距今约4500～4000年，前后延续达500年 。此外还有甘肃、青海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湖北的大溪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浙江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内蒙古东部和辽西的红山文化，云南、西藏[5]的新石器文化等 。总之，我国境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异常丰富，反映出我国先民旺盛的生命力和顽强的生存开拓精神。
上古之世曾经成为人们艳羡和讴歌的对象，如《老子》第80章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庄子·马蹄》云：“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缘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问·上古天真论》亦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上述论述皆是从心之纯正无欲着眼，以与人欲横流的当下作比较，其目的在于教化大众。而实际上，上古之世人类实属生之不易。原始人类面对着恶劣的生存自然环境，饮食营养不良，卫生健康保障不足，导致他们疾病丛生，寿命低下。
1.原始人类牙病发病率很高
考古发现，早在史前时期，牙周病、氟牙症、龋病、牙槽脓肿、磨耗症等多种口腔疾患多发。如江苏邳州市大墩子遗址113具人类下颌骨中，有46具患牙周病，占下颌个体数的40.7％。若以保存于下颌上的患齿计算，牙周病齿数172个，患牙占牙齿总数的16.6％。下颌龋齿计有66个，占全部观察齿数的6.4％。有的牙齿因过分磨耗导致[6]齿髓腔暴露。还有一些下颌生前患有齿槽脓肿 。位于贵州南部兴义县猫猫洞旧石器晚期遗址曾发现4个下颌体，共25枚牙齿，几乎全部牙齿有氟牙症的遗迹。因氟牙症的病变，使得牙齿齿冠疏松脱落，4个下颌骨的全部门齿和一部分犬齿生前已经断裂，仅留下齿根部位 [7] 。牙病的高发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自然环境的恶劣、饮食条件的低劣、口腔保健的缺乏等。
2.原始人骨科病较多
原始人骨骼化石中常见有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骨结核、骶骨和腰椎变异、股骨弯曲增大和骨髓炎等骨科疾病。杜百廉等人从1971～1997年在考古挖掘现场对舞阳贾湖（距今7000～8000年）、淅川下王冈（距今6000～7000年）、郑州市北郊大河村（距今6000～7000年）、荥阳青台（距今5000～6000年）、孟津竹里（距今4000年）、郑州市内商城（距今1093～1382年）6个遗址中的686具骨架进行了观测，其中增生性脊椎炎属椎体退形病变，发病率分别为14.45％、3.03％、28.57％、19.29％、64.71％和16.66％。另外还发现骨髓瘤、类风湿性下颌关节炎、腰椎压缩性骨折、桡骨尺骨干骨折、[8]股骨骨折、小腿胫腓骨复合骨折、慢性骨髓炎等骨病 。在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骨骸中，发现多种病态，如M2八具人骨架中，6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骶骨与腰椎变异，8号骨架为一中年男性股骨弯曲增大。M16六具人骨架中，10号骨架为一老年男性生前[9]腰椎骨结核形成骨桥 。
3.难产是远古时期孕妇的大敌
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M55为一座成人婴儿合葬墓，其中成人仰身直肢葬，婴儿位于成人的两大腿之间，头朝下，很像是产后死去同时[10]埋下的 。邳州市大墩子199具人骨，死于14～23岁者21具，其中女性13具。对于原始时期和历史早期的人在40岁以前的两性死亡率女性明显高于男性，专家推测其原因之一是与部分女性死于孕产期有[11]关 。
4.因生存环境恶劣，导致小儿养育困难，死亡率很高
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共发现82座墓葬，其中小孩墓（1～8岁）共55座，约占总墓数的60％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2岁死去的[12]小孩墓往往是3座或5座相邻，并葬在一起 。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墓葬37座，其中瓮棺葬17座，圆坑墓1座，用以埋葬[13]幼童。根据牙齿判断，大多不足周岁，有的是出生不久的婴孩 。
5.人类间的相互争斗，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
除了外界自然环境对人类的侵袭之外，人类之间的相互争斗也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一大因素。
云南元谋大墩子发掘的19座成人墓葬，死者多数是青年人，其中断肢、大石压身和身中石镞者占相当大的比例，似乎是非正常死亡的遗骨。如M3男性骨骸胸、腹部发现石镞12枚，右颧骨与尾椎骨处各射入石镞1枚。M4人架的胸、腹部亦有石镞10余枚。M7胸部、臀部发现石镞10余枚。有专家推测，这批墓葬埋葬的可能不是本氏族[14]的成员，而是氏族部落间械斗中被杀害的外族成员 。
种种原因，导致原始人类寿命低下。人类学家对北京人的38个个体化石进行测定发现，14岁以下的15人，占39.5％；30岁以下的3人，占7％；40～50岁的3人，占7％；50～60岁的1人，占2.6％；年[15]龄无法确定的16人，占43％ 。化石人类的寿命比新石器时代人类短。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寿命很少超过50岁，新石器时代人活到中、老年的明显增加，但大多仍死于壮年和中年。江苏邳州市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通过骨骸能够鉴别性别和年龄的199个个体中，0～13岁11人，占5.5％；14～23岁21人，占10.6％；24～35岁53人，占[16]26.6％；36～55岁77人，占38.7％；56岁以上37人，占18.6％ 。据有关研究统计，新石器时代死亡年龄大致为7～14岁，占10.8％；15～23岁，占18.7％；24～35岁，占31.3％；56岁以上，占6.6％ [17] 。第二节 中国原始人类的卫生文化
人类生存最本真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健康地活着并繁衍不息，因此维护和延续生命是人类的第一要义。人类的卫生文明就是基于这种最本真的意义上萌芽、生发，从赤身裸体、茹毛饮血到衣物蔽体、取火熟食，从露宿野处、两性杂合到筑巢建屋、婚配有伦，不断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局面，使人类从野蛮逐步迈向文明。
一、用火、水井与饮食卫生
人类最早的饮食是取自天然，采摘野果，茹毛饮血，仅图果腹而已，不但饮食卫生难以保证，而且极易伤及牙齿、肠胃，造成病菌入侵，给人类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民以食为天，谷气的生化为人类后天生命之源，人类卫生文明的最重要体现就是饮食的进步。在人类饮食历史上，火的使用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人类对火的崇拜不亚于仰视日月。火的甲骨文字形，小篆字形，均是燃烧的火焰之形。火能带来光明。光，甲骨文字形，金文字形，小篆字形，是个会意字，从火，火下面是一个屈膝下跪的人的形象。很明显，这其中蕴含着人类对火的崇拜。人类对火的认识是源于自然界的火，如雷击、山火等。之后，慢慢学会利用自然火，并设法保存火种不灭。但真正使人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则是人工取火的发明，人类具有了掌控火这种自然力的能力。我们的祖先究竟从何时开始使用火，现在已无从得知。有学者认为至少在17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元谋人遗址化石地层中的灰烬[18]和炭屑等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用火的遗迹 。大概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发明了“人工取火”，摆脱了长期保持“火种”[19]的限制，使人类的分布面和生活面都扩大了起来 。我国古籍中也有关于先民发明取火技术的记载。《管子·轻重戊》载：“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这些记载，皆凸显了人工取火用以熟食、利于生民之功，而“天下化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等的记载亦可见当时取火之法广为传播、世人欢欣之盛景。人类学会了人工取火，用以烧煮食物、御寒取暖、照明去湿，大大提高了生存质量，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另外，水火相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知晓水对人体的重要性，认识到劣质水对人体的危害。为提高饮用水质量，先民们采用凿井以汲取洁净水的方法。考古发现，我国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有了人工水井。考察各文化中出土的人工水井，史前时期主要有以下形制。
1.木构方形浅井
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修筑方法为挖井前先向地面打入四排木桩，组成一方形桩木墙，然后将桩内的泥土挖去，直到见水为止。为防止排桩向里倾倒，又在方排桩内放一个方木框。竖井边长约2m，深1.35m。根据井沿四周遗留的栅栏、苇席残片，当时可能盖有简易的井亭，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井。
2.圆形（椭圆形）竖穴浅井
太湖流域的江苏吴县澄湖遗址、上海松江汤庙村遗址发现了属于崧泽文化数以百计的这类井。以汤庙村的水井为例，井深约2m，口径0.70m。井内有竹编器残片，推测当时井壁应是用竹箍围撑构筑的。
3.木筒浅井
这类水井在长江三角洲的太史淀、嘉善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太史淀的水井是在预先挖好的小竖穴圆形土井中放入2～3块弧形大木板合围作井壁，每块木板的中间有一个小圆孔。浙江嘉善发现的水井，木筒是将圆木剖为两半，挖空后拼合，并用长榫固定而成。井筒无底，底部放贝壳过滤，以净化水质。
4.圆形（椭圆形）竖穴深井
其主要见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遗址。此类水井较深，如河北邯郸涧沟遗址发现的两口水井深7.70m，河南洛阳矬李遗址发现的一口水井上部较粗，深至4.75m处往一侧收缩成0.80m，以防倒塌。
5.圆形木构深井
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早、中期各发现一口。早期的井口圆形，底部呈锅底状。中期的井形制、口径、深度与早期水井近似，只是井内木构略有不同。
6.方形木构深井
在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时期的村落遗址发现一口，形状圆角方[20]形。井壁用圆木自下而上层层垒筑 。
水井虽构造各异，但目的都是获取清洁的水资源，其对维护生命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食物品种与营养卫生
民以食为天，食物的质量、品种和获取的数量，是事关人类身体健康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史前时期，由于生产力落后，谋取食物比较困难。最初是采集杂草果实、渔猎鱼兽，数量和质量均难保证。原始农业及其人工养殖的出现才为人类食物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来源。
考古资料显示，中国的原始农业产生于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大约8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产生了粟作农业，长江流域及淮河流域的稻作农业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被驯化栽培的谷物有粟、稻、黍、稷、麦等；种植的蔬菜有芥菜、白菜或油菜，[21]可能还有葫芦等；驯养的家畜有狗、猪、羊、牛、马、鸡等 。
在我国史前时代，粮食种类已比较丰富，但出现了地区分工，江南以稻米为主，北方以粟、黍为主，西南则流行大麦、稗子等粮食。在食用方式上也是多样。粟、黍有坚硬的外壳，必先炒干去壳后才成为小米、黄米，通常煮粥吃，或以甑蒸干饭，这是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吃粮食的方法，并在粥内加一些野菜、蔬菜。在哈密五堡古墓出土的小米面饼说明，人们已经会做饼吃了。大豆的吃法是采摘叶子煮食，再者是煮豆食，还有的将大豆与小米或黄米一起煮食。高粱的吃法是去壳后煮粥、蒸饭，也可研为面粉做烤饼食。稻米主要是蒸煮做米饭食用。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些陶釜内，常见有烧焦的黑色锅巴，据专家鉴定为大米饭。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薏仁米，可煮[22]吃 。各种粮食作物皆有营养价值，但也存在差异。如有的学者认为，大米可促进人类繁殖能力：“以稻米为主食的民族繁殖能力旺盛。米食民族之所以性早熟，解释为耕种稻米地带是热带或亚热带是不合适的，与同样居住在热带而以芋头为主食，但性并不早熟的波利尼西亚人相比较，马上就清楚了。这是因为在构成米蛋白质的氨基酸中精氨酸的比例比麦的含量多得多。另一方面，在构成精子的主要成分核蛋白质的精蛋白中，精氨酸也含的量较多，因而米蛋白比麦蛋白[23]容易形成精子…… ”
对于各种作物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学界也进行了广泛探讨。比如稻子，有的学者认为亚洲稻起源于印度，尔后传播到中国；有的学者认为亚洲稻起源于中国，尔后向外传播。而对中国稻的起源，有的学者认为起源于南中国，尔后向外辐射传播。有的学者则赞同多元起源说。在稻作物的传播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淮河上游、长江中游可能同步进入稻米作物的原始驯化阶段，9KaBP之后，由于气候的波动，迫使淮河上游和长江中游的先民首先逐步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至7KaBP之后，此技术首先普及于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5KaBP之后，可能迫于人口的压力或曰谋生的需要，稻作栽培技术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向南广布于华南地区，进而传至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向北从淮河下游沿海地区传至山东半岛、朝鲜半岛直至日本列[24]岛……”有的学者又对此提出不同意见 。
原始先民采集的植物果实也是多种多样。诸如在位于淮河上游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浮选出栎、菱角果实和野大豆的种子。在内蒙古赤峰市大凌河流域的兴隆洼遗址中出土大量的胡桃楸果核、桦木树皮。在位于黄河中游的渑池班村遗址中，考古学家浮选出大量植物果实、种子，计有栎、大叶朴、山茱萸、君迁子等乔灌木状植物，还有紫苏、野大豆、黄芪等湿生草本。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芡实和葫芦种子。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榛、栗、朴等乔木植物的果核。在辽河流域的沈阳新乐遗址发现了栎、榛的坚果，杏、枣、山楂的果核，桦的树皮及栎和悬钩子的叶印痕。有学者还认为，原始先民可能对植物的药用价值已有认识。如在河南渑池班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具有治疗和健体功能的山茱萸、紫苏、黄芪等果实，说明先民们已将药用植物[25]的应用提到7.0KaBP 。就蔬菜而言，最早的蔬菜都是野生的，人工种植比较晚。考古发现，史前时代我国人工种植的蔬菜有油菜、葫[26]芦、甜瓜等 。
古人类学材料证明，人类最初基本是食素，后来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在植物性食物资源减少的情况下，才逐渐开始食肉。直至工具制造与火的广泛使用，随着人类狩猎能力的提高和熟食的出现，肉类食物才逐渐成为食物来源的主体。考古材料证明，狩猎时代的肉类品种繁多，如北京猿人常猎取肿骨鹿、梅花鹿、野马、野羊、虎、豹、熊、狼等野兽。新石器时代后，家畜家禽成为肉食的重要来源，如狗、鸡、鹅、猪等。水产动物也是肉食来源之一，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出土的陶罐内即有鱼骨。浙江的河姆渡遗址地处水乡，鱼类资源丰富，当时以捕捞鱼、虾、蚌、螺蛳为食，在一处鱼类遗骸中可辨认的鱼1570个。在我国沿海、湖泊岸边也曾发现许多贝丘遗址，成堆螺蛳。这些水产动物多凿掉尾尖，很可能是食用后丢弃的。蛇、蚕蛹、[27]蜂蛹、蚁卵等爬虫、昆虫也是远古肉食的重要部分 。人类的食物对象从单一的植物变为杂食与熟食肉类，在人类体质演化上显示出重大作用。“一般说来，动物蛋白质的质量高于植物。如酪蛋白、肌凝蛋白、卵清蛋白等，植物所含的量远远不如动物所含的多。人体需要的八种氨基酸，如赖氨酸等不能在体内自行合成，只能从植物或动物那里去吸收。但除大豆外，一般植物中缺乏多种氨基酸，人类要吃许多不同的植物，才能满足体内合成八种氨基酸的需要。可是在动物身上，八种氨基酸则几乎是现成的，含量亦丰富，人类可从动物身上直接摄取。从素食转为杂食、荤食，无疑促成了人类体质的飞跃和形态的巨大改观。如南方古猿最高寿命不过30来岁，而北京直立人的寿命已延长到50～60岁……杂食与熟食最主要的作用是促进了脑的发展……人脑细胞活动的方式与结构比猿脑复杂得多，而脑细胞活动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考古学资料表明，从南方古猿到爪哇直立人，33两百万年中脑容量仅从700cm 增加到855cm ，平均1万年增加不33到1cm ，可到‘北京直立人’，则迅速增加到1043cm ，平均1万年3增加10cm 。由此可见，‘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28]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完善地发展起来 。’”
三、房屋建造与居住卫生
上古穴居而野处，纯粹利用自然条件遮风避雨，与野兽无异，在自然气候恶劣的时候对人伤害很大。人类文明迈出的重大一步就是学会了人工构筑居住场所。
人工构筑的最初居住场所即为巢、穴。
1.巢居
巢居是于树上筑巢而居。《庄子·盗跖》中说：“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这是一种类似飞禽动物的居住方式，既可避兽害，又可避潮湿。
2.穴居
穴居是挖洞穴而居。人类最初是利用天然洞穴居住，这种早期人类的穴居遗址在北京、辽宁、贵州、广州、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发现。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工洞穴开始取代天然洞穴，且形式多样，有竖穴式，即竖向地下挖洞，上覆草顶，以遮风雨；有窑洞式，即在沟壁上开挖横穴而成；有“低坑式”窑洞，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横向挖出窑洞。随着社会的进步，穴居又向半穴居发展。
穴居冬暖夏凉，能遮风避雨，还能防治野兽侵害，对我们祖先的生存、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这种穴居在黄土高原依然存在，充分说明了它的适用性和存在价值。
人类居住文明的最大跨越是地面建筑的出现。《易经》中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大壮”为《易》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四卦，，上震下乾。震为雷，乾为天，其卦象为上有雷雨，下有御雨之圆盖（古人认为天形似圆盖），故云创建宫室，以避风雨，取象于“大壮”。南朝宋谢灵运在《山居赋》中云：“若夫巢穴以风露贻患，则《大壮》以栋宇去弊；宫室以瑶璇致美，则《白贲》以丘园殊世。”韩愈在《原道》中云：“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
考古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建筑基址遗迹、遗物，在陕西西安半坡、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郑州八里岗、安阳汤阴白营、内蒙古赤峰兴隆洼、辽宁喀左东山嘴、牛河梁“女神庙”、山东泰安大汶口、浙江余姚河姆渡等遗址及其他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有发现。建筑形式分为地穴式、半地穴式、浅地穴式、地面式和干栏式等。
半地穴式建筑就考古发现看，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1995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兴隆洼遗址清理出13间属兴隆洼文化早期的房址，分两排，呈一字形排列，皆为单间半地穴式建筑，每间面2积50～70m ，最大一间达100多平方米。年代距今8000年左右。这种建筑样式在新石器中、晚期仍有发现。1993年在内蒙古赤峰兴隆洼聚落遗址清理出24座属兴隆洼文化晚期的房址，皆为单间半地穴式建筑，年代距今7000多年。关中、豫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大量半地穴式建筑，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500～4000年），也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但已开始向地面式建筑转变。
在河南郑州大河村3、4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21座仰韶文化晚期房址中，只发现1座半地穴式房址，余皆为地面式建筑。在安徽省蒙城许町镇尉迟寺遗址清理出的一批大汶口文化晚期房址，全系浅半地穴建筑。地面建筑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占主导地位。
干栏式建筑是指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或水上）的房子，就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均属于新石器中、晚期，且均发现于江南和南方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干栏式建筑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的木构干栏式房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干栏式建筑则以广东省高要市茅岗石角村前的一丘塘中发掘的一处[29]水上木构干栏式房址为代表 。
纵观原始社会房屋建筑的历史呈现，其总体趋势便于保温、通风、去湿，以及躲避虫兽之害，有利于身体健康。
四、衣物的发展与人类健康
人类的先祖是赤身裸体的，在天地之间、莽荒之世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仅靠毛发护肤避害，与禽兽无异。现今社会某些人常有裸体之举，从某种方面说，很有可能是一种潜在的返祖意识。观察禽兽的生存状态，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各自的生存本领，毛发随自然界气候而变化，足以护身避寒，似乎并不需要穿衣戴帽就可自在的存活。那么人类为何走上了穿戴衣物的道路？人类究竟何时开始穿着衣物我们不得而知，推测人类衣物产生的原因大约有以下三方面。
1.自然本能退化的需要“人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去“自然化”，这其中包括毛发的退化。个体自然生存能力的弱化，需要用人为的衣物来保护躯体。从这个角度看，穿戴衣物是为了护体，是实用主义的产物。
2.羞耻感的产生
人之所以为万物灵长的标志之一就是产生了羞耻感。人类从禽兽脱胎而出的起点就是羞耻感的萌生。最初的羞耻感就是对性的羞耻，“人化”促使对自身最原初的自然本能产生心理上的不适，性不再是自然而然的天然展示和随机行为，而是具有了私密性，于是需要衣物来遮身蔽体。《圣经》里载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一开始也是赤身裸体，在伊甸园中逍遥自在，并不以为羞耻。之后受了蛇的诱惑，吃了园中的禁果，于是产生了羞耻感，害怕被看见赤身裸体，便用无花果树叶遮蔽私处。从这个角度看，穿戴衣物是为了遮羞，是情感文明的产物。
3.审美的需要
爱美之心，人皆有知，动物亦然。动物学家发现禽兽也爱美，孔雀开屏吸引异性就是典型的例证。当然禽兽只能展示大自然赋予它的美好躯体，而人类却可以人为地美化自身。人类绘身、文身的历史可谓久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山顶洞人的尸骨上撒有红色赤铁矿石粉；在新石器时代，江苏邳县大墩子大汶口文化遗址第304号墓遗骸的头盖骨上涂有朱红色，在山东茌平尚庄遗址第23号墓遗骸的左、右肱骨及附近皆遗有朱红色，这些可能是当时人们绘身或某种有宗教含义行为的遗迹。”“如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1件施红彩的彩塑人头像和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出土的1件施红彩的彩塑人头像等……应是当时人们绘面或涂面的真实写照。”现如今一些少数民族尚留存着绘身的习俗。至于文身，“根据考古发现的陶塑人物身上刻画的纹样，可证明文身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这在古代文献中也屡见不鲜，如《汉书·西南夷传》记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刻画其身，像龙纹”。《淮南子·原道训》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发文身，以像鳞虫。”《庄子·逍遥游》中也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现在我国的傣族、珞巴族、布朗族、独龙族、基诺族、黎族、高山族等[30]少数民族仍保留有文身的习俗 。我们很难断定绘身、文身和衣物究竟哪个先出现，但出于审美的情趣却是一致的。当然，远古时期绘身和文身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也是毋庸置疑的。
上述三种原因，防身护体应是衣物产生最初和最根本的缘由。人类最初的衣物是树叶、兽皮，一开始就地取材，简单加工。考古发现，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缝纫用的骨针等工具。到了新石器时代，不但骨针、骨锥大量使用，而且发明了织布用的机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原始木质织机零件，吴县草鞋山遗址还出土了葛布。钱山漾遗址出土丝织品实物残片，安徽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出土1件着衣的玉质人像。这些都是当时人类着衣的明证。另外，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大量戴帽或裹头巾。陕西省考古工作者于临潼邓家庄发现1件距今6000多年的陶塑半身人像，头上戴帽，帽作圆形口，无舌，无沿，似皮制成，与今北方人冬天所戴无沿皮帽无二致。1988年秋，在荆州天门市石河镇发现1件裹头巾的玉雕人面像，头上裹一头巾，酷似今日白族小伙子的装饰。在辽西牛河梁出土的1件属于红山文化（距今5000多年）的裸体女像穿有靴子，可以证明新石[31]器时代原始居民鞋的穿着情况 。
无论何种因素使得人们开始穿着衣物，衣物的发明对人类身体的保护及对环境适应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候鸟随着季节迁徙，一些动物借助冬眠度过漫长的严冬，人类则可通过衣物的变换适应春夏秋冬四季。衣物还大大拓展了人类生活的区域，使人类不但可以在温暖的地区生活，也可以定居于寒冷地区。衣物的穿着还大大提高了人类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减少了疾病的发生，同时也增强了身体受到外界伤害的防护能力，维护了人类身体健康。
五、原始医疗工具和药物的出现及使用
医药的源起从常理上推断应该是非常久远的，人之生即有疾病相伴。面对疾病，先人们会有自己的思考和举措，但这一切都已经遥远不可寻觅。原始社会是否有医疗工具、药用动植物，以及医疗技术如何，我们只能从文献所述传说和出土文物中探寻其中的一点婆娑身影。（一）医疗工具的发明与使用
目前出土的大量原始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和骨器。据常理推断，当时也会使用木质类工具，只是未能保存下来而已。这些生产工具是否具有医疗用途，现在很难判定。有学者认为，“原始人类的工具，不可能像后代那样专门，很可能是一种工具多用的，既是作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同时也可能作为医疗用具来使用。医疗工具的专门化则要晚得多，在石器时代不一定存在。严格地讲，医疗专门器具之创作[32]和使用大约有三四千年历史 。”据此观点，在专门的医疗器具出现之前，这些原始的生产工具也不能完全排除施之于医疗用途。
目前，学界的看法一般是针灸的出现要早于药物。对于灸法的起源目前仅是推断，大都认为与火的发明和使用相关。“灸法的出现，当在原始人知道用火之后。《素问·异法方宜论》称‘灸焫者……亦从北方来’，这说明灸焫之产生与人们处在寒冷环境中的生活状况有着密切关系。有人设想：原始人在烘火取暖、煮食和篝火防兽时，难免不发生皮肤烧伤、烫伤等情况；甚至燃烧着的木材所迸出的火星，亦能灼伤人体的肌肤。可是就在长年累月的无数次火伤中，人们有时竟意外地发现某些原有疾病的痛苦却因此而减轻或消失，于是积累了经验。也有人认为，原始人在烘火取暖的过程中，发现用兽皮或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砂土，贴附在身体的某一部位，用作局部取暖，既舒适又方便，且可保持较长时间的热量。久而久之，他们开始体会到这样做可以消除某些病痛，如因受凉引起的腹痛，因寒湿造成的关节痛等，这就成了原始的热熨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不断改进，人们改用树枝或干草作燃料，进行局部固定的温热刺激，治愈了更多的疾[33]病，从而形成了灸法 。”“火的使用既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增强了营养吸收，又有利于防病保健，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具体将火运用于热烫或灸疗则是发明火以后又经过漫长的摸索阶段才会出现的事，因此灸疗同样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最初大约是因为肢体受寒而发生疼痛，或者由于关节痛痹难忍，便试探着用柴火进行局部灼烤，于是发现灼烤不仅可以驱寒，而且能够缓解疼痛，便有意将此种灼烤方式逐渐推广起来。久而久之，发现不同的柴火疗效不一，终于发现用艾蒿一类药科植物燃烧进行灼烤的效果最好，于是将艾灸疗法定型下来，不断加以改进和规范化，因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艾灸疗法。对于灸疗的发明，《素问·异法方宜论》亦有明确论述，如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说灸疗首先运用[34]于寒冷的北方，自然是很有道理的 。”上述所论虽仅是基于常理的一种推断，目前很难寻觅到实物予以明证，但应该是符合实情的。
关于针术，一般认为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1万年前），古人还没有专用的医疗器具，尖状的石质器物既是生产工具，又是用来切开痈肿、排放脓血的医疗器具，是专用医疗器具（砭石）的前身。到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至5千年前），由于磨制石器技术的进步，古人已能磨制用途不同、形状各异的专用石器，开始有了特定[35]形状用于医学的砭石 。”“针刺的方法，创始在新石器时代。那时的针具是用石块磨制而成的，称为‘砭石’。最早的砭石是锥形和楔形的，它主要是用来叩击体表皮肤、浅刺放血或切开脓肿排脓的，有时也可用它来捶击风湿痛处或挫伤患处，以缓解疼痛。以后砭石的形状逐步改进，出现了刀形的砭石，锥形的镵石，筒形的针石，由是针[36]灸疗法就产生了 。”但有学者亦上溯至旧石器时期，“一般都是把针灸术的起始暂定在新石器时代，其端绪甚至可以上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那时还没有专用的针刺工具，用作生产的刮削器、尖状器等同时也被用来治病。它们都是一些粗糙的、稍经加工的天然石块。只是在新石器时代到来以后，由于石器制作技术的进步，这才[37]有了特定形状的医用砭石 。”“一般认为，针灸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一万至四千年前）。笔者认为，针灸起源于我国的旧石器时代（两[38]百多万至一万年前） 。”另外，在石器时代出土了大量的骨器，早在山顶洞人遗址中就发现了精致的骨针。这些生活用具中常用的骨针、骨锥、骨刀等也很有可能会用于医疗诊治。
针术的起源可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得到一点印证。《帝王世纪》中载伏羲氏“尝百草而制九针”，《路史》中亦载“伏羲……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而伏羲时代大约相当于原始社会的山顶洞人时期。考古发现的一些石器时代的工具据研究也很有可能是医疗用具。
1.1963年，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根磨制的石针。长4.5cm，一端扁平有半圆形刃，可用于切开痈肿；另一端锥状，可作针刺之用；中间手持处为四棱形。根据考古工作者与医史工作者鉴定，认为它是针刺的原始工具——砭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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