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焓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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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试读：
导言
本书所涉及的“内亚”（“内陆亚洲”的简称）诚属一个界定起来颇费思量的概念。首先，它无疑属于翻译成中文的外来词。以笔者个人粗浅的观察，“内亚”一词起初应该主要流行于英语世界，即英语的Inner Asia，日后才逐渐成为一个在国际上频繁使用的专用词。总之，它出现及流行的时间并不太长。与人们耳熟能详的“中亚”（Central Asia）相比，“内亚”似乎更多的是在学术场合使用，而“中亚”一词则不仅在学界流通，甚至也被大众传媒广泛运用。在作为学术用语的“内亚”一词流行之前，法国学界长期以来惯于使用“高地亚洲”（la Haute Asie）一词，这大概是根植于18～19世纪的欧洲地理学观念。在当时的欧洲地理学家看来，远离亚洲海岸线的内陆腹地都被海拔相对较高的山脉和高原占据。像伯希和撰写的一本介绍内亚历史文化的概论性著作就叫作《高地亚洲》。至于俄国、德国学术界，过去则倾向于使用“中部亚洲”和“中央亚洲”这两个含义接近但又彼此区别的专业术语——前者对应俄语的Средняя Азия、德语的Mittelasien；后者对应俄语的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德语的Zentralasien。第一个概念主要是包括今天的中亚五国及其邻近地区，第二个概念起初包括的地区非常广阔，大致从里海东岸一直延伸到蒙古高原一带，不过后来在实际运用中逐渐缩小到专指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亚洲腹地。2008年，一位德国学者出版的论内亚古突厥人历史的专著即叫作《中部亚洲和中央亚洲的古突厥人时代》。如此命名，是因为该书的主题主要涉及古突厥人在蒙古高原和中亚河中地区（Mawarannahr）两大区域的历史活动，同时这位学者认为所谓的“内亚”包括的地理范围非常广泛，往往还涵盖了黑海北岸、乌拉尔河-伏尔加河流域、中国的西藏和东北、外贝加尔地区，而上述地区一般来说并非该书在考察古突厥人历史时所重点关注的区域。可见“内亚”这个概念，虽然在应用中有其方便之处，但的确包含太广，很容易遭到质疑，因为所谓的“内亚”竟可以被用来指代西起南俄草原，东抵黑龙江下游甚至库页岛一带的极其广袤的地区，有时其北限接近北极地区，南界则止于青藏高原。显然，其中有不少地区间的生态差异很大，如直接濒临漫长海岸线的中国东北和俄属远东，就与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腹地明显不同。将它们共用一个术语来概括，至少从生态环境上来说有些牵强。由此自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当初这一概念的提倡者是如何处理其定义严密性的？关于这一点，塞诺先后发表过《论中央欧亚》和《何为内亚？》两文来详细介绍其对“内亚”的看法。在他的概念界定中，内亚和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实际上可以相互置换。而他对内亚概念的类似梳理也见于由他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的导论。塞诺坦承，内亚这一术语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实在太广，无法用统一的经济生态或自然环境来定义；在他看来，内亚作为学术概念的生命力恰在于这一巨大的区域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成为挑战欧亚各大文明的蛮族的活动舞台。简言之，在塞诺构建的欧亚大陆历史观中，传统文明的承载者与来自内亚的蛮族之间的冲突对抗与交流互动，构成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主线；而在承受蛮族影响这一点上，欧洲与中国在历史上均未幸免。因此，他在《剑桥早期内亚史》中不仅为影响中国历史甚大的匈奴、突厥-回鹘、吐蕃等设立专章，而且把在欧洲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匈人、阿瓦尔人以及南俄草原的游牧民族也一同囊括进来，以此呈现内亚民族作用于整个欧亚大陆历史进程的全貌。如此看来，“内亚”在塞诺的定义中所展现出的地理广袤性也就不难让人理解了。需要补充的是，早在塞诺之前，拉铁摩尔已经于1940年出版了《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一书，随后在欧美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大概是第一部将“内亚”作为关键词嵌进书名并大获成功的西文学术经典。当然，拉铁摩尔关注的“内亚”只限于处在当时中国国境以内西-北边疆的几大地理板块，远远没有像后来塞诺定义得那样宽广。不过正因如此，它才适宜被定性为一部中国史著作，而非像后来陆续出现的许多以“内亚”命名的专著那样，实际上已经部分或者全部属于世界史的范畴了。不过，在拉铁摩尔所处理的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这四大板块中，只有蒙古草原才被他视作最典型的边疆历史，而其余三大板块所对应的各自社会均被当作蒙古草原历史的各种变形。基于拉铁摩尔此书的影响，并结合国内史学界的通例，我们不妨把狭义的“内亚史”聚焦到对以上四大板块及其临近地区的研究之上。从范围上看，它仍然与传统的中国史研究有着较多的交集，尤其是与国内专门史下的民族史研究有着更多的重叠。至于那些以南俄草原、高加索地区以及西伯利亚的历史为考察对象的内亚史研究，在当前的学科划分中，则仍应被置于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内。当然，在目前国内历史学大学科中设有三个平行一级学科的基本背景下，也可以尝试将内亚史打造成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及考古学的一座桥梁。就这一点而言，提倡内亚史的研究，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专业设置所造成的中国史与世界史彼此隔阂、缺少交流的封闭局面。不过作为学术概念的“内亚”一词被国内史学界所接受，在时间上则要明显晚于日本。早在1940年代初，日本为了侵略中国所设立的“蒙古善邻协会”就创办过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内陆亚洲》（内陆アジア）杂志。“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东洋史学界又在东京成立了欧亚学会，并于1955年编辑出版了一部以纪念斯文·赫定为主题的《内陆亚洲之研究》，所收论文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个方面，随后冠以内陆亚洲之名的日文学术出版物渐趋增多。此外，自1950年日本全国性的内亚史学会成立后，将中国北方边疆的民族史研究纳入“内亚史”的框架，以取代“二战”结束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满蒙史”一名的新认知范式，逐渐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共识。在此前后，与内亚有着密切关系，并在指代地域上常常与之部分重合的“中央欧亚”（中央ユ-ラシアD）、“北部欧亚”（ユ-ラシアD北方）、“东部欧亚”（东ユ-ラシアD）、“西北欧亚”（北西ユ-ラシアD）等概念也在日本学界逐渐流行起来。相比之下，国内学术界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引入了民族史的研究理念，因此地域色彩突出的内亚史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有赖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运作的多卷本《中亚文明史》国际学术项目的启动，与之关联的“内亚”概念才逐渐受到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当时以南京大学历史系韩儒林先生及其弟子对它的接受最为明显。在韩先生于1983年去世以后，国内外的学界同仁有了编辑一部文集以志纪念的动议，这部文集也就是最终在1996年问世的《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它应该是国内第一部以内亚作为书名的专业类史学著作。同时以内亚史作为主要研究分野的学术路线在韩先生培养的弟子那里得到了清晰的延续。以后随着中外学界的交流日趋频繁和获取外文资讯的途径日渐通畅，这种以内亚为重心的地域史研究范式在最近十多年得到更多学人的积极认同，突出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关系研究室所承办和编辑的多种学术出版物。可以说，在当今国内学界，该研究室和南大历史学院同为内亚史研究的两大传统重镇。说到“内亚”，不免牵涉与之相关的一些概念，如“内亚性”“内亚视角”“内亚因素”等，这些概念也被诸多学者在不同论文中加以应用。因此有必要首先认真梳理这些学术概念，从而准确识别出建立在这些概念基础上的学术研究成果。坦率地说，笔者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可能会显得力不从心，失于片面。这主要是因为笔者对内亚的知识了解基本都是来自课堂和图书馆，缺乏在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和学术考察的经历，而要很好地梳理回答上述问题，相关的实地考察工作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以个人肤浅的体会，由内亚这个术语衍生出的诸如内亚性之类的概念渐渐出现在学术研究中，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学界共识：内亚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并非像我们以前熟知的民族史那样，完全附属于中国史之下；此外，内亚史和中国史之间从始至终都存在着很大的重合部分，将两者割裂对立起来也是不足取的。从最近“内亚性”在年轻学人中引起的共鸣来看，它在未来有希望成为国内史学界的一种主流认知。这也意味着深入探究中国史的内亚性或许会成为更加全面地理解我国历史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和理念，对比之下，此前我们强调较多的民族史主要关注的还是族别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问题，往往缺乏从更为宏观深入的层面把握思考中国历史的变迁与走向。此外，对内亚性、内亚因素、内亚视角这类衍生概念，各位学者之间的界定可能时有出入，不尽一致，对此自然也不宜强求。着眼于内亚民族对中国历史的深度作用与长期影响，我们不妨把这种影响化约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基本制度下的内亚政治因素在中国的移植与变形，二是政治观念方面的浸染体现，三是大众层面的特定外来习俗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流变。以下拟举具体的研究实例对其略作说明。罗新教授的《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重点探讨了属于“代都旧制”下的北朝皇帝和后来蒙元君主的即位仪式，似乎适宜被归入第一层次，彰显了内亚独有的政治传统在传统华夏帝制文明的大背景下的延续轨迹。而最近川本芳昭在其新著中将北朝的鲜卑人内朝亲信侍从集团、辽金统治集团的著帐官制度、元朝的那可儿-怯薛政治群体等进行类比研究后，所揭示的结论大体上也属于这一层次。同属于此的，还有杉山清彦在《大清帝国的形成与八旗制》第五章“作为中央欧亚国家的大清帝国”中，对八旗制、分封制与侧近侍卫制与蒙元帝国做的比较研究；志茂硕敏在《蒙古帝国史研究正篇》第三部《中央欧亚游牧国家史研究上的终极课题》中的相关展望等。由此可见，内亚政治传统以制度化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延续是日本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这方面他们也取得了若干有启发性的成果。显然，这是因为日本很早就引入了内亚史的研究范式，这一学术流派在东洋史学科下业已发展得相对成熟。毋庸讳言，日本学者在将内亚史与中国史相结合时，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具体结论，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对其取得的成果，我们宜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至于第二层次，也就是内亚元素在观念上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形塑改造，突出体现在如下方面：传统君臣之间是天子-士大夫的格局，而内亚政治传统中则存在着历久不衰的主奴观念，后者对前者形成了侵蚀。现在学界大体已经取得共识：辽、金、元、清四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奴关系在整个官僚统治体制中弥漫和渗透的现象。换言之，与君主存在主奴关系的对象，绝不仅限于和君主同族或存在传统亲密联系的特定群体，相当程度上，还包含了通常由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汉人文官集团。这也意味着，历来儒家政治伦理中崇尚讲求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原则，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和消解。主奴关系在官僚体制中的扩散泛化与长久延续，很可能又是导致宋朝以后中国君权专制的程度愈发加强的根源之一。同时，这种关系也是长久以来维系中原与内亚之间政治秩序的一种基本手段。我们从《册府元龟》所载的粟特城邦君主致唐玄宗的国书和晚期满文档案中所见的清朝-哈萨克之间的主子-属民关系中，都能发现它的踪迹。不过，我们对政治层面上的“内亚性”的界定也应该趋于严密，不能罔顾基本事实而动辄滥用。举例来说，1634年皇太极从蒙古察哈尔林丹汗遗孀处获得了所谓的元朝传国玉玺，两年后即将国号改金为大清，国外有个别学者将之解读为清朝继承蒙古的政治遗产，将清朝定位成所谓“中央欧亚型国家”，从而把清朝从中国正统王朝的谱系中剔除。然而，传国玉玺恰恰不是内亚政治传统中素有的象征正统的基本权力符号，林丹汗和皇太极看重所谓传国玉玺所承载的正统性，反而凸显中原政治传统对内亚政治传统的改造。中国历史中的第三层次“内亚性”，表现为汉族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受到的内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反映在衣食住行、娱乐、艺术、宗教甚至行为规范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去历史研究者用笼统的“胡化”一词指代的许多具体事物、现象，其实都与“内亚性”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向达、薛爱华（E.Schafer）、贾敬颜、吕一飞、陈三平等学者的著作中找到较为集中的答案。而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某些汉语词语，如马、哥哥、荷包等，词源上很可能来自内亚地区的古代语言，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杨虎嫩（J.Juha）对“马”的词源学考察，以及陈三平和司律思（H.Serruys）对“哥哥”和“荷包”两词所做的个案研究。不过，按照多年以前葛晓音的一个概括性论断，这第三层次表征中的许多具体现象如衣食住行等所经历的“胡化”都属于较浅层次的文化接受行为，还不足以显示汲取它们的汉族群体已经在精神面貌上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至于与“内亚性”存在关联的“内亚视角”，不妨将其定义为是一种站在内亚民族的立场上，对历史现象的独到观察和解读。对此不妨以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靖难之役”为例稍做说明。众所周知，本来这次夺权之争所涉及的两位人物明成祖朱棣和惠宗朱允炆是辈分存在明显差异的叔侄关系。仅仅在“靖难之役”结束后两年，前往中亚帖木儿汗国的西班牙使者就在撒马尔罕附近获悉了发生于明朝内部的这场政变。不过使臣从当地打探到的消息却是明朝皇帝去世后，遗嘱规定帝国疆土由三位皇子分别统治。结果大太子试图兼并两位兄弟的封地，以致引起了内战。最终大太子因战事失利而自焚身亡，新的天子随后即位，并遣使出访帖木儿汗国催索贡品。因此，叔侄之争的信息传到了中亚一带以后，被改换成了兄弟冲突。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的《黄金史纲》等蒙古史书中，同样是将此次内战说成是名义上的兄弟之争，只不过一为洪武皇帝的亲生子，一为被洪武帝当作义子抚养长大的元顺帝之子。两者的一致性并非偶然，因为我们在内陆亚洲地区流行的众多始祖起源传说中都能找到这种“兄弟之争”的母题模式。譬如《宋书》记载的慕容鲜卑部首领去世以后，长兄吐谷浑因为与弟弟在放牧中发生纠纷，于是带领部下离开故土远迁青海。11世纪的波斯文史书《记述的装饰》也记载了两个相同类型的故事。一是说中亚草原的基马克汗国的始祖本是鞑靼部落首领的幼子，父亲去世以后，和继承首领职务的兄长不和，最后设法离开故土，前往额尔齐斯河一带定居。二是说西州回鹘原来的可汗被其兄弟阙特勤用武力推翻，于是后者成为回鹘人的新任可汗。以上这类故事很可能并非史实，但其背后反映出内亚民族习惯用一种兄弟相争的叙事模式来解释统治权力在男性亲属之间的转移，以及由此产生的统治家族的分裂-再生现象。如果深入挖掘产生这一叙事模式的社会机制的话，这显然与傅礼初总结的内亚民族中常见的“血腥的竞争继承制”（bloody tanistry）有着内在的关联。同时，人类学家克拉德（L.Krader）在《突厥-蒙古游牧人的社会组织》一书中，也揭示了草原游牧社会进行资源分配的二元化模式：部落首领晚年在分配政治遗产时，经常倾向于将政治头衔传授给社会经验和阅历人脉都相对丰富的长子，又将部民财产更多地赐予通常肩负“看家守灶”之责的幼子。这样一来，更为容易发生权力竞争的兄弟双方同时打下了实力基础。因此，帖木儿汗国的民众和草原上的蒙古人不约而同地把本为叔侄之争的“靖难之役”重新解读为符合他们自身观念的“兄弟之争”。这一不合史实的刻意修改恰恰正是以“内亚视角”理解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需要对读者说明的是，尽管本书的主题涉及对国外内亚史研究成果的评析，但严格地说，笔者并非从专业角度评价西方内亚史研究水准的妥当人选。这是由个人自身学术训练中的弱项所决定的。首先，笔者并无任何海外留学或访学的经历，因此对国外学术动态的了解只能依靠阅读相关图书馆收藏的极其有限的外文资料来补救，不难想象在见闻上受到的局限之大。其次，在工具性外语和专业型研究语言的训练上严重不足，这一点直接影响了笔者自身考据水平的切实提高。最后，如前所述，笔者欠缺进行实地学术考察以搜集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能力和经历。因此，笔者个人此前所做的思考总结仅仅是一种极不成熟的尝试之作，充其量也就是可备一说而已。而以下展开的一些分析概括同样只能当作挂一漏万的抛砖引玉之论。20世纪上半期可说是用考据方法研治内亚史的黄金时期，其中影响最大的三位学科巨匠是俄国的巴托尔德（V.V.Barthold）、德国的马夸特（J.Marquart）以及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三人当中，只有伯希和的考据成果才显示了明晰的汉学研究模式，而巴托尔德和马夸特所秉持的都是典型的欧洲东方学家的治学路数。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也是伯希和，对此笔者将在本书的第一章对其学术成就做专门的评价。至于巴托尔德，目前他也已有若干专著被译成了中文，国内的专业读者对其治史的风格想必也不陌生。故对这两位大家，导言中就不再赘述。只有马夸特的研究成果，几乎完全没有被译成中文，甚至连向来非常注意搜集学术情报的日本学界对他的关注度也不高。日本一位颇有影响的中亚史学者在列举西方的老一辈研究内亚史的代表性学者时，就漏掉了马夸特而代之以劳费尔（B.Laufer），其实后者在相关领域的贡献与影响明显不及前者。故马夸特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之大与其在中、日等国的影响之小形成了莫大的反差，而按照塞诺的观察，马夸特独具的宽广知识面竟然让被推崇为拥有“无限知识”的伯希和都为之望而生畏，由此可见马夸特学术成就的粲然可观。依笔者极不全面的个人观察，综观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相关学界，大概只有前些年去世的匈牙利东方学家哈尔玛塔（J.Harmatta）在治学的广博程度上有接近马夸特的趋势，可惜他的不少重要论著只用匈牙利文发表，以致极不便于国外学者参考。故我们寄希望于将来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能够掌握匈牙利语，并将匈牙利东方学界取得的大批学术成果系统、全面地介绍给国内知识界。而在“后伯希和时代”之后的国际东方学界，似乎陷入一种因大师不在而回归平常的局面。当然，我国史学界也存在类似情况，可见因学术发展趋于专业化而难以产生大师的总态势，在东西方都存在。故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大可不必以缘何当下的教育体制培育不出陈寅恪这样的学者而自寻烦恼。仅以笔者个人平时的阅读体会来说，对以下三位外籍学者的内亚史研究成果最为钦佩。第一位是日本的榎一雄（1913～1989），他或许是最有资格被誉为“东方伯希和”的东亚历史学家。除了治学领域皆以广博见称以外，榎氏与伯希和还有几点酷似。其一，他掌握的语言工具非常之多，绝不限于通常所知的那几种欧洲语言，据称在那一代治中国古代史的日本学者中，他是唯一能够阅读意大利语专业文献的人。因此其中亚史论文中基本上能够做到对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竭泽而渔，这对东亚学者来说，实在是极难做到的。举例来说，他考察亚美尼亚史料中所见的厭哒与贵霜的论文，在引用资料的完备程度上甚至足以压倒欧美学者的同类论著。其二，他的考据悟性极其敏锐，几可追步伯希和，其去世后由汲古书院刊行的多卷本论文集中，数量最多的是以考据成果为支撑的实证型论文。其三，榎一雄同样精熟于汉语文献，目录学功力尤其深厚。其四，他也撰写了相当数量的颇见深度的专业书评，这些书评与论文一样，共同反映出榎氏对内亚史的精深造诣。第二位则是1999年去世的法国学者石泰安（Rolf A.Stein），他可以说是自伯希和之后法国唯一在汉学、藏学、阿尔泰学和印度支那研究中都有建树的学者。一般来说，国内知识界常常将他仅看作藏学家，这其实很不全面。石泰安论东亚宗教思维中的“小宇宙”模式的专著《微缩世界》曾被薛爱华夫人译作英文，薛爱华为此特地写了一篇导言，高度评价了石氏的学术成就，将他定位成自伯希和这一代汉学大师陆续凋零后，能够真正继承法国传统汉学研究模式的最佳人选。这种评价可能跟我们通常所知的法国汉学传承学术谱系大不相同，因为戴密微、韩百诗乃至年龄更小的谢和耐在中国学界的知名度都要明显高于石泰安。然而，薛爱华的评语并非恭维溢美之词。就已有中文译本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观音：从男神变女神的一例》等著述来看，石泰安的研究深度在他那一代法国汉学家当中确实无人可及。尤其是将他的上述著作和同样也有中文译本的谢和耐个人论文集对读，更能直接印证当年闻宥做出的后者功力远逊于石泰安的评价。以《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为例，其中的不少注释都可以扩充成一篇论文。而该书的第六章“从冲木格萨尔到岭格萨尔”对内亚史学者来说，尤其具有启发性。该章主要揭示了冲木格萨尔在名称和含义上与中亚流行的“四天子”观念中的罗马恺撒的联系，这在以后逐渐被麦克唐纳夫人和乌瑞（G.Uray）用藏文史料、洪巴赫（H.Humbach）和西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用大夏文铭文及钱币资料等基本坐实。而石泰安独特学风的形成得益于他同时受教于伯希和与葛兰言，从前者那里学到了以考据法治学的基本要领，又从后者那里掌握了在实证研究中进行逻辑思辨的本领，因此他的成果才体现出独有的研究深度。他的弟子司马虚（M.Strickmann）曾将他的广阔学术视野和法国印欧研究的开创者杜梅齐尔（G.Dumézil）相提并论。这实在是唯有真正专家才能做出的准确判断，因为石泰安和杜梅齐尔的研究领域看似相距遥远，但实际上存在交集。例如两人都研究过“世界拯救者”这一故事类型，该类故事的主题是说主人公为了拯救世界众生，不惜牺牲自己的眼睛和手臂。其中石泰安研究的是妙善传说和佛经中的大自在故事，而杜梅齐尔考察的则是罗马城得救的传说和古老的北欧神话，两人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差可比拟，在结论上也殊途同归。大体上说，石泰安虽然在考据的精确性上不及伯希和，但在思维的训练上每有超出后者之处，或为20世纪国外汉学家中逻辑思辨能力最强的学者之一。第三位学者则是几年前去世的德国汉学-蒙古学家傅海波（H.Franke）。作为海尼士（E.Haenisch）的弟子，他的主业也是通过处理13、14世纪的汉语-蒙古语书面文献来研究蒙元时期的历史。不过，他的研究范围大大超出了其老师的治学领域——他还程度不一地研究过契丹、女真、党项、满洲等民族在历史上使用的语言文字，最终成为继伯希和之后，又一位能够以汉学实证方法为主，博采众长地沟通中国史与内亚史的学者。傅氏的治学向来以渊博与多产著称，其个人著述的目录长达五十余页。他的兴趣十分广泛，无论是只有极个别专家才会问津的出自孟格斯（K.H.Menges）之手的《通古斯与辽》，还是拥有广泛读者群的高罗佩（R.Van Gulik）的著作《秘戏图考》，傅海波都写过相当深入的学术评论进行商榷。在他逝世以后，专攻欧洲汉学史、兼治满学的魏汉茂（H.Walravens）大概是德国现有汉学家中掌握内亚历史知识较多的一位，他编辑的大量学术史著作为国内读者了解19世纪以来包括内亚研究在内的欧美东方学的进展提供了捷径。而对于在内亚史领域尚处于“师夷长技”现状的中国学者来说，学习和研究内亚史的基本出发点还是为了全面地透视与把握中国史的发展走向。因此，从更高的要求来说，我们亟须一种能够将内亚史与中国史合二为一的历史观，而不能仅仅止步于从中国史中发现“内亚性”。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对妹尾达彦的有关研究略作介绍。目前妹尾氏研究唐代都市史的成果已经受到国内唐史学界的关注与推重，不过他从宏大历史观出发，将宏观透视与微观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几篇重要论文似乎尚少见讨论。它们分别是《中华的分裂与再生：3～13世纪》《中国的都城与亚洲世界》《北京的小桥：从街角所见的全球史》等。这些文章的共同之处在于作者超越了日本学者通常擅长的小题大做式的个案研究模式，代之以运用自己特有的历史观来组织调动长时段下的诸多史实，并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独到观察融于一体。而作者的历史观又是建立在对欧亚大陆和北非历史的通盘考量之上，这一点尤其清晰地表现在《中国的都城与亚洲世界》《北京的小桥：从街角所见的全球史》中。以前文为例，作者通过捕捉见于欧亚大陆的“农业-游牧交接地带”这一命题，将中国内地与内陆亚洲从空间的角度加以整合，并结合民族的迁徙移动现象，宏观解释中国都城布局变化的内在规律以及陆海交通干线的兴衰变迁。这对我们更好地观察中国史与内亚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全新的瞭望点。《北京的小桥：从街角所见的全球史》具体分析了蒙元时代北京城市布局的改变与当时欧亚大陆水陆交通体系重组的关联，并论及后来明朝北京城建设从中受到的影响。至于《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一文则是新版《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系列中第九卷的导论，这在该讲座涉及东亚大陆历史的各卷导论中，堪称研究格局最为壮阔、处理时限也最长的一篇，不啻为我们了解一千年间中国史与内亚史相互关系的全新切入点。而国内学者将数百年间中国与内亚的关联性进行整合论述的论文则以张广达先生的大作《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唐宋变革之际的中原与北方》为代表，该文清晰地梳理了两个半世纪以来中原与内亚政治格局的变迁与重组的全过程。当然我们从对这种宏大史观的学习中也能体会到社会科学理论在内亚史研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其中的人类学理论修养在提升研究者的历史洞察力方面的作用可能尤为关键。不过在将社科理论与历史研究相互结合方面，笔者虽不属于那种勇于创新、大胆实践的新派学者类型，但自认也没有僵化守旧，排斥理论。以下的有关分析仅属笔者个人的一点浅见。无可否认，内亚史的有些重大课题如游牧社会的起源及其与传统农耕世界的联系-冲突等本身也属于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所以引入人类学的视角和分析模式对于深入探讨上述问题也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可惜在“二战”以后，鉴于政治上的原因，多数西方国家的学者往往不能进入中、苏、蒙所属的内亚地区进行人类学（含考古学）的田野调查，这给相关课题的研究带来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以游牧社会研究为例，西方学者常常只能退而求其次，前往西亚、非洲等地调研，对最为关键的内亚地区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现场考察，而在其他地域获得的经验知识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内亚，尚有待观察。至少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将一些理论模式直接照搬硬套入内亚史研究。内亚地区在欧美国家的人类学研究中所处的这种相对边缘的地位可以从《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这部导论式的人类学名著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主要仅提及两位以内亚为主攻方向的西方人类学家，即长期在西德工作和研究的克拉德和耶特马尔（K.Jettmar）。克拉德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曾以整理出版马克思笔记中的人类学内容而闻名学界。虽然他被划入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行列，但仍然难以前往内亚地区进行长时间的深入调研，因此其成名作《突厥-蒙古游牧人的社会组织》主要还是依据图书馆中所能查阅到的书面材料写成的。长期以来他的一个主要兴趣点是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关于社会演进的分析模式来解释游牧社会从部落到国家的进化过程，并用唯物史观解释游牧社会与农耕地区的关系。实际上，他的若干认识和我国学者中最擅长以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北方民族历史的亦邻真先生的观点较为接近。出生于奥地利的耶特马尔（1918～2002）则在《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一书中被定位成“一位经验主义取向的历史传播论者”。这里的“经验主义”实际上是含蓄地承认了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实证性，但“传播论者”的定位又明示他的理论已然落伍。或许该书的作者并不清楚，虽然传播论的宏大叙事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域的人类学研究中早已过时，但在内亚地域迟迟没有淡出，对考古学和历史人类学来说，就更是如此。这一点在俄、德等内亚研究大国中都是一样，时至近期我们仍然能在这些国家的专业出版物上看到和传播论密切关联的“印度-伊朗人的迁徙”、“黑海大迁徙”（Pontic Migration）、“塞伊马-图宾诺文化丛现象”（Seima-Turbino Cultural Complex）等这类专业得让人望而生畏的概念术语。因此，对耶特马尔这样一位主攻考古学与艺术史，并一直专注于深究内亚众多人种族群起源和迁徙的学者来说，采用传播论作为支撑其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石，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只是他的这种传播论不再像其导师“黑海大迁徙”的倡导者海涅格尔登（R.Heine-Geldern）那样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也不像由施密特（W.Schmidt）神父创立的奥地利天主教学派那样充斥着臆想的神学色彩，而是更多地与考古物证结合了起来。今天涉足内亚相关领域的人无论是否在理论上赞同他的这种“新传播论”，都不得不为这位学术大家留下来的众多研究成果而深感惊叹。耶特马尔的一大功绩是当他发现狭义的内亚地区不对西方学者开放时，深具学术眼光的他及时将田野调研的重心转向兴都库什山区所在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这里仍然属于广义的内亚地区，在历史上恰是欧亚大陆人群交流移动的十字路口。以他为首的海德堡大学南亚科考队在该地区持续工作长达30年以上，陆续完成的资料汇集、考察报告与相关专著不胜枚举，足以保证德国在广义内亚地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依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拥有的学术成果远远超过英、美等国。这种较以往传播学派观念有所改进的“新传播论”在国内相关领域的一个突出表现，则是童恩正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概念。作为曾在20世纪前期留学美国并主攻人类学的冯汉骥先生的弟子，童氏是一位具有明显人类学思考取向的考古学者。他所定义的这一传播带，从东北兴安岭山地向西南方向依次穿过阴山、河套、贺兰山、祁连山等，最后通过青藏高原东部和横断山，一直到滇西高原。他将这条绵延几千公里的传播带定性为中国历史上西-北民族迁徙移动和文化交流的空间走廊，并强调整条文化带中所具备的大致相近的自然生态因素构成了促使民族移动具有空间规律性的内在机制。这种以生态环境的相似性解释历史上的民族移动的理论模式，实际上也见于前述妹尾达彦的那几篇论文中，后者在文中所附地图中勾画出来的“农业-游牧交接地带”的蜿蜒走向，与童恩正标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重合度颇高，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而这条东北-西南向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本走向又与标识中国人口分布东多西少现象的“胡焕庸线”大致重叠。正由于童氏理论在今天仍然显得颇富启发，最近罗泰（L von Falkenhausen）的博士生安可（Anke Hein）专门主编了一本英文论文集，收入多国学者的论文，集中讨论该理论对考古学研究的学术意义。安可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学术导言，从理论上分析传播论仍然蕴含的研究潜力。而以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说，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从东北的辽河流域西迁青海，党项人从青藏高原边陲北迁西北地区以及在西夏亡国后，部分党项人又重新迁回横断山北麓的藏彝走廊等，都是各民族沿该走廊带进行移动的明确证据。最令人惊异的是，聂鸿音先生曾经发现西夏国内一部分党项人所操的语言与已知的羌语支下的西夏语差别非常明显，却与目前仅仅分布在藏南地区的珞巴语、僜语颇为接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假说：古代有一个起源于藏南之地、属于藏缅语族下的族群，开启了一场从西南折向东北、迁徙路程长达几千公里的惊人迁徙，最后抵达西北内陆地区，虽然他们在后来建立的西夏王国内也被视为党项人，但长久地保持了自己的语言特征。他希望将来考古学或人类学能够解决这个依靠传统文献记载无法破解的谜案。这一传播带的文化共性，也清晰地体现了特定地名或者相关传说的分布规律。例如宋代学者就注意到西北地区的内陆湖泊多以海命名，如西海、居延海、白亭海、蒲昌海、楼兰海、秦海等，规律十分明显。如果我们以这条文化传播带为观察点，就会发现，以海名湖的地名在东北方向一直延伸到呼伦贝尔湖（古称捕鱼儿海）和镜泊湖（《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书作忽汗海），在西南方则见于云贵高原的洱海、草海等。此外，所谓的龙马传说虽然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及更为靠西的中亚、西亚一带，但根据冈崎精郎的考察，它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也有颇为集中的分布。以上例子都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理论上确可成立的证据。因此，童恩正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人类学视野在学术研究中的重大意义。在接下来本书的具体评述部分中，所论及的六位学者大致按照年齿和时代为序，故率先出现的自然就是已经离世70年之久的伯希和，这也是20世纪上半叶在内亚史研究成就最大、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一位学者。想必对于许多专注于内亚史的学者来说，每当他们在研究中遇到棘手的考据难题时，脑海中自然而然地就会跳出这样的念头：这个疑难有没有在伯希和那里得到过解决或者说伯希和对于它的考证结论是什么？这种非同寻常的下意识式的信任感反照出伯希和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在内亚史研究领域中所拥有的地位。因此，相信任何学人如果要撰写以内亚史为主题的学术史，伯希和都是一个必需予以重点关注的焦点人物。所幸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伯氏所代表的法国汉学的黄金阶段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在笔者看来最为中肯的评介莫过于桑兵教授在归纳“二战”以后美国汉学的发展趋势及治学特征时做出的如下对比性评论：“巴黎学派的形成发展，建立在聚集若干兼备语言和社会人文科学天赋的绝顶聪明人才之上，故意味着难于普及。费正清的贡献恰在于成功地将少数天才的事业变成多数平凡人的职业，批量培养标准化的学位获得者，乃是其成功的关键。”我们也可将以上评价中针对法国汉学的前半部分概括为：“天才总是成群的来”，即作为沙畹三大门徒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均为不世之材，他们的学术活动共同造就了法国汉学最为辉煌的鼎盛时代。而在这种评价之外，笔者想提醒读者的是，从伯希和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付出来看，其与表现出明确的“南方取向”的马、葛二位不同，内陆亚洲的历史语言与文化才是伯希和最为关注与用功的领域。这一点极大地凸显了伯氏的个人治学特色。我们知道，在20世纪上半期殖民时代尚未终结的大背景下，欧洲各国的学术活动往往与殖民时期划分势力范围所形成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以法国为例，其在亚洲的主要殖民地是东南亚的印度支那三国，因此，法国当初在河内设置的远东学院旨在培养熟悉印支和华南一带历史语言及文化的传统型东方学家，以期让他们的专业知识能够在殖民事业中派上实际用场，故马伯乐和葛兰言的汉学研究，终其一生均未脱离这种特征明显的“南方取向”。也可以说，坚持“南方取向”并积极利用政治之便以就地取材的学术取径，正是法国汉学长期以来得以在欧美扬名的一大法宝。而伯希和虽然起初同样以此成名，但是很快就转入法国素无殖民经验的内陆亚洲的领域，且一经转向即终生不移。这在与他同代的这批具有河内背景的汉学家中，可谓独一无二的异数。他的这种学术选择意味着其对内亚知识的浓厚兴趣和忘我投入，实际上与法国政学两界当时的主流关注对象并不重合，这或可解释为何他在从中国西域和敦煌满载而归后，却未在第一时间得到本国上流社会应有的回馈性承认，反倒一度为其招来了不少物议，竟埋怨指责出资赞助伯希和考察队的相关活动，对法国来说纯属亏本生意。而且在1911年之后，随着东亚政治形势的变化，加之法国官方从未特别注重内陆亚洲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在本国政教机关的那些政客官僚看来，恐怕伯氏在内亚地区弄出来的名堂只是对法兰西的殖民事业毫无裨益的屠龙之术，因此他失去了在其钟爱的地区继续猎取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机会，这与那些河内远东学院的昔日同行依然得享殖民体制之便服务于其学术活动的境遇截然不同。缺乏政治奥援和经济后盾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驱使他放弃了整理出版西域考古报告和编目敦煌汉文文书的恢宏设想——此类工作本来理应由他本人来完成才合适，转而将个人精力较多地投入对传世汉文文献的钻研上，他后来在《通报》上发表的数量浩博的传统文献学札记和书评见证了他学术上的这一悄然转型。伯氏工作计划的调整也意味着秉性要强的他在考古领域已经退出了和英籍印度学家斯坦因之间的学术竞争。享有爵士头衔的后者在伦敦-德里政学两界提供的充足物力Serindia和财力的保障下，不仅在1911年后陆续完成出版了像《西域》（）和《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这样的多卷册大型综合考古报告，甚至直到20年代以后还在英国间谍机关的暗中襄助与技术支持下，试图进入新疆从事兼具学术性与情报性的考察活动。斯坦因此类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在政治后果上是很是严重的，引起了当时中国有关方面的高度警惕。不妨说，当斯坦因马不停蹄地推出他所编撰整理的让人叹为观止的大部头考古报告时，伯希和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在其主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传统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尽管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的“外国考古学家”词条中同时收录了以西域考察而闻名于世的伯希和与斯坦因，但前者终因受制于本国的政治社会环境，对西域考古学的贡献远不能和后者相比肩。总之，伯氏既非一位事事皆得依靠新见材料方才取胜的新式资料型学人，也不是仅仅只靠爬梳图书馆的现成藏书进行学术研究的旧式书斋型学者。然而作为萨义德尖锐揭露的殖民时代“东方学”大背景下的产儿，伯希和与斯坦因一样，皆未摆脱和帝国主义政治的纠葛，这也透视出他作为学者以外的世俗政客的一面。显然正是缘于他系当时法国屈指可数的蒙古学家，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接受了本国政府和军方委派的特殊任务，以职业军官的身份前往布里亚特蒙古人聚居的外贝加尔一带，联络纠合那时在远东一带蠢蠢欲动的反苏维埃势力，积极为后者出谋划策，妄图使之威胁新生革命政权在当地的存在。而伯氏天性中挥之不去的爱好暴力与好出风头以求出人头地的一面在他的这次极其特殊的人生之旅中暴露无遗。于是我们也就不会对伯希和竟然与恩琴男爵和谢苗诺夫这样杀人如麻的嗜血怪物交情莫逆感到奇怪了。伯希和的这段特殊经历使得向来高产的他付出了在1917～1919年居然没有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或札记的深重代价，在此期间他所做的一切也因违逆了历史潮流，而在深得人心的红军的节节胜利下彻底化为乌有。显然伯希和的投机政治与嗜好冒险使他浪费了对一位年富力强的学者来说极为宝贵的三年时光，在建功扬名方面毫无建树后，最终只是带着一位白俄妻子黯然回国，解甲归田。无奈之下，生性要强以致有时流于逞能的他只得对这段徒劳无功的经历终身保持缄默。重回巴黎学界的伯希和好像是要拼命抢回此前白白失去的三年宝贵光阴一样，立即以过人的精力如饥似渴地猛扑到学术研究中，这样从192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二战”爆发之前的1938年，他每年都要发表大量考证性文章，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在西方汉学界堪称空前绝后。此外，在他去世以后方正式出版的著作大多也产生于这一时期。伯希和的天才和勤奋最终使得他的著述目录成了一本长达140页以上的专书。今天，当读者面对如此一本专书时，最感敬畏的，莫过于数量庞大的论著背后所折射的作者付出的高强度体力与脑力劳动。伯希和未享高寿，应该和他为了学术研究而过度透支其生命和体能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起初酷爱冒险、战争与暴力，还不时沉溺于外交官政客迷梦的伯希和凭借其难以言状的学术成就，终于升华为一位将后半生完全献给了纯学术事业的圣徒，结局也算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的确，当他为《圣武亲征录》中的一句看似平淡无奇的叙述“时闻脱脱复出八儿忽真隘，居统烈泽，上率兵复讨之”，写下将近五页的考证性注释时，恐怕没有业内同行会怀疑这是一位追求完美臻于极致的知识理想主义者。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毅然放弃了原本持续了多年的对《蒙古秘史》的注释而转入对史料性质更显著的《圣武亲征录》的深密笺证，这尤其彰显出彼时的他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已经远在语言学之上。伯希和在考据功力上的炉火纯青实得力于他前所未有地将西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和东方的乾嘉史学考证手段融会贯通。可以说，在伯氏之外，整个西方汉学界当时尚无他人能够对中国传统的文史考证方法有如此精深的体悟和“同情”式理解，伯希和能够达到这一境界自然源于其对清代考据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极为熟稔。事实上，他不仅关注搜集像钱大昕、徐松等广为人知的学者的著述，甚至像张澍这样不甚知名的学者的西夏研究手稿，他也设法购求搜集。可惜在他去世以后，西方学界总是将其治学的成功片面地归结为其个人的天赋或时代的际遇，而很少认识到这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原因。伯希和对于乾嘉史学的内行也表现在他对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学术能力的鉴品上。有一段今天时常被人提及的民国学术插曲，伯氏20世纪30年代曾在北平参加一次学术名流济济一堂的盛会，当被问及谁是那时国内史学的翘楚时，他不假思索地举出了真正擅长考据的陈垣的大名，这使得历来以讲求“使旧考证走上科学化道路”而居功自诩，并长期在北大开设史学研究方法课程的胡适倍感失落，为此甚至还迁怒于将伯氏的回答当众直译的梁宗岱。无独有偶，伯希和在其去世前夕造访美国时，曾在哈佛大学汉学家贾德纳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再次邂逅了胡适，这或许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晤。而在同席陪坐的贾的助手杨联陞看来，伯希和似乎对于胡适并未表示出特别的敬意，这自然让平素将胡适视为尊长的杨联陞感到不快。显然，伯氏的治学路数更为接近继承了乾嘉学派正宗嫡系的陈垣（此外还包括屠寄、王国维等），而与新派学者胡适始终存在隔膜。盖后者的治学方法新则新矣，却在朴学的实证功夫和内在的史学修养上明显不足，尤其与从钱大昕至陈垣等一脉相承，在考据实践中奉行的“证据抵半，始立假说；证据稳妥，方可操觚”这一基本准则相去甚远。同时也正像自钱大昕以来，真正伟大的考据学者在为人上总有谦虚的一面一样，表面争强好胜并且对人向来严苛甚至显得有些冷傲拒人的伯希和在本质上也不例外。根据其本国同行的回忆，当另一位东方学家费琅公开赞扬伯希和拥有超人的记忆力（这本已为他在藏经洞的经历所证实），能够将阅读过的书立即完整地储存在脑海时，后者听到之后的本能反应却是有些羞涩不安的脸红了，而非表现出任何的沾沾自喜乃至扬扬得意。本书评论的第二位内亚史学者是伯希和晚年的学生，出生于匈牙利，以后相继在法、英、美任职工作的塞诺。而在亲炙过伯氏教诲的人当中，他可谓学术生命最长的学者之一，其处女作经伯希和首肯，发表于1937年的《通报》上，最后一篇论文则发表于其去世前夕的2010年，堪称“后伯希和时代”完全落幕的最后见证人。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北大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翻译的《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笔者的评论即针对此译著收录的论文而发，指出了相对于伯希和来说，塞诺在学术上展现出的优长和不足，即后者在将内亚史研究从史料学层次推进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更高史学境界上明显较其师有所推进，而在多语种史料的互证上则有所不足。关于后一点，本书是通过大量的具体举证来揭示的，在读者看来，可能会有些失于烦琐，并且容易给人留下笔者对塞诺的学术能力没有给予较高评价的印象。实际上，从内亚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文选》中所收的那篇原文发表于2005年的《中央欧亚游牧帝国的历史与历史学》才最值得我们关注重视。塞诺的这篇晚年之作集中浓缩了一位资深学者对于内亚史研究中的流行观点和常用方法论的最终反思。在笔者看来，此文的讨论在两个方面批评了西方内亚史研究中盛行的主流性观点。首先是影响较大的“链式迁徙论”，即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东部的游牧民族在短时间内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动，就举族整体向西迁徙，从而近乎自动地改变欧亚大陆西部的历史面貌。除了西方的俄国史专家维纳德斯基（G.Vernadsky）之外，塞诺的论文中没有再提到持“链式迁徙论”的内亚史学者的具体名字和代表作。不过如果我们对西方内亚史研究成果有所掌握的话，不难看出以生前在哈佛工作的乌克兰裔学者普里察克，以及匈牙利本国学者策格雷迪对这种学说最为热衷。前者的代表作《9～11世纪欧亚草原上的两次迁徙运动》和《失必儿起源考》中都将“民族迁徙中的链式效应”（a chain reaction like migration of peoples）作为理解内亚史的一个基本理念。而策格雷迪的近于专著的长篇论文《从东向西：欧亚大陆游牧人迁徙的时代》同样重视这一理念，特别是其最后的结论部分提示读者，中世纪可萨汗国的建立即应当被理解为“链式运动”的最后一环。当然与之近似的观点还不同程度地在其他学者的论著中被发现。我们或可把这种链式迁徙论的要素总结如下：第一，迁徙多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并且总是遵循从东至西的移动方向，其结果却足以影响欧亚草原的大部分空间地域。第二，正因为迁徙完成的短时性，所以不会影响到民族集团在迁徙前后的构成成分、使用语言的质变，故可以相信西方的匈人和中国史料中的匈奴本系同族。第三，链式迁徙行为的发生与展开犹如骨牌效应一般迅速，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波及欧亚草原从东到西的众多民族。第四，它的起源往往始于事先难以预见的偶发性历史事件的刺激，故带有很大程度的突发性，这使得历史上欧亚草原上各民族的分布格局常常并非游牧人群的相对缓慢的渐进性移动所能解释。事实上，塞诺在步入内亚史领域之初，也曾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过这一理论来指导其具体研究。不过，塞诺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对它有所保留，这反映在他长期以来坚持不宜将匈人和匈奴直接勘同的观点上。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对这一流行的理论更是表现出日益鲜明的扬弃态度，其所持的修正性立场从他1997年发表的质疑突厥人向西迁移的论文，直到最后撰写的这篇《中央欧亚游牧帝国的历史与历史学》中相继得到了非常清晰的阐述。总体上看，他更倾向于将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迁徙界定为一种渐进式的缓慢移动，故耗时较长，其间还伴随着不同人群间的混血、重组与同化，因此按照这一解释模式，经过了长途迁徙才姗姗来到欧洲的匈人和此前定居在从蒙古高原至哈萨克草原一带的匈奴人已经远非同一民族。依然是在这篇晚年总结之作中，塞诺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欧洲东方学家传统上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或者观念，即通过考证某些见于文献记载中的族名或其他专名，来努力澄清某个历史上的人群属于何种语系或语族的成员，并与现代语言学-民族学分类体系下的人群单位建立起一种从古代延续至今天的谱系上的承继关联。上述研究思路和“链式迁徙论”同属欧洲18世纪以后兴起的古典东方学中的核心知识理念，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二战”以后的国际内亚研究领域内。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这种方法时常遭到滥用，并与前面提到的迁徙论交织在一起，以致衍生诸多极不可靠的历史学结论，甚至连不少非常优秀的学者也深陷其中而未能自察其非。譬如普里察克就在相关论文中直接将“慕容/慕舆根”一名勘合为马扎尔人中的统治氏族mg-ger/mešer，以论证一部分鲜卑人从5世纪后半期起即由内蒙古一带西迁到乌拉尔山内侧的奥卡河（Oka）流域，并在匈牙利（马扎尔）人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定型作用。再如以出版《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蒙古语言成分》驰名学界，并对阿尔泰语系下的三大语族均有精湛造诣的德福则深信汉文史料中的乌桓/乌丸（Uwan）就是现在居住在俄属远东地区的属于通古斯语族的埃文人（Ewen），并断定正是东汉末期曹操的北征乌桓导致了后者向东北偏远地区的远程迁徙。近来一位移居德国的叶尼塞语首席专家更是试图从发音上把起初分布在匈奴之北的位于南西伯利亚的丁零人的族名，同原始叶尼塞语中表示“人们”的一个词语以及北美印第安人中的Tlingit人统统串联起来，认为秦汉之际匈奴对丁零的讨伐与兼并导致后者的大批民众向西伯利亚北部迁移，最终甚至不远万里渡过白令海峡移居到了北美洲。以上这些极不可靠的研究结论彰显出传统东方学中的那些需要认真清理的“古典”式遗产。从这一点来看，塞诺在晚年所做的反思当有助于以后的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少走弯路。本书评议的第三位学者是学术辈分比塞诺还晚一代的傅礼初，对他的评价构成了全书篇幅最长的一章。在西方的内亚史研究领域，颇具学者气质的傅氏曾被认为是唯一可在语言天赋上追步伯希和的学者。这位早逝天才的生平虽然不像伯氏那样充满了传奇性，但其生前发表的作品数量之少又与身后产生的巨大影响形成了令人惊讶的反比，此种情况在相关领域恐怕难有一见。笔者在此章中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先后分析了傅氏较有影响的几篇内亚史代表作的写作思路和其中所显示出的研究方法，并向下梳理了它们对后继者的具体影响。概括来说，笔者认为，傅礼初的论著在西方内亚史研究的发展上犹如一座将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传统东方学实证方法联结起来的桥梁，最终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研究模式。这或许是前后学风有所变化的傅氏在其相对短暂的一生中，贡献与功绩最显突出也最值得后人缅怀之处。毫无疑问，傅氏治史天才绽放的最为璀璨夺目的成果当属写于多年之前，但直到去世后才正式发表的《全史：论早期近代（1500～1800）的平行化与关联性》。它大概是20世纪出自专业的内亚史学者之手的唯一的研究范围完全超出本地域，并延伸至整个欧亚大陆旧世界的论述。总的来说内亚史研究因为该学科的专业门槛甚高而素称难治，这导致其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它和历史学科下的其他专业分支的交流融合，故内亚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本专业之外的学科领域也产生了相当影响的例子实属罕见，而傅礼初就是这寥寥无几的学者之一，《全史》一文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内亚史以外人士的欣赏与赞同。此文的主要篇幅系对前近代时期的七种遍及欧亚大陆许多地区的平行性现象进行论述，最后还分析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彼此联系，认为是从人口的快速增长开始，最终促成了世界史上定居世界和游牧力量的地位发生转化。至少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出自非全球史研究者之手而又如此大跨度地论述从日本到西班牙的整个欧亚世界历史的论述极难一见。也许唯一与之可比的是前引妹尾达彦的《中国的都城与亚洲世界》一文。后者在此文中重点处理了5～15世纪的欧亚历史的大体走势和基本特征，以之作为解释这一时期东亚都城圈现象出现的时代背景。与傅礼初先揭示共同性再寻找联系性的行文次序相反，妹尾氏则是首先从建立规律性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链开始，逐步揭示出欧亚大陆各地区的历史呈现出平行发展的共性特征，从而证明与此前以自行孤立地发展为醒目标志的“古典文明时代”不同，欧亚大陆的各部分在5世纪开始的新千年纪中逐渐被紧紧铰合，正是在游牧力量闯入的时代大背景下，各大地域开始共享相似的历史发展机遇，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因陆海交通路线的交织于一体而大大加强，最终使得欧亚大陆各主要地域的历史演进因为这种全新的“联动性”效应而最终趋于共性增多的平行发展，由之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欧亚史”。从对平行性现象的仔细搜求来看，妹尾氏和傅礼初观察历史的共同点有：一是他们均重视游牧力量的活动及其与定居人群之间的融合混居。前者认为，游牧力量入主农耕地带导致了这一时期以内部成分多元化为特征的“征服王朝”在欧亚大陆各地的普遍建立。后者则指出晚期的游牧力量虽因火药帝国的兴起而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但通过加强与定居社会的联系而慢慢步入农牧混合并且定居因素愈渐明显的新阶段。总之，虽然在前后两个大时段中，游牧人对农耕地区的威胁程度截然不同，但都一致出现了经济上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