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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威廉·詹姆斯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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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教授的心理学原理试读：

译者序

随着《哈佛教授的心理学原理》一书的诞生，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也随之兴起。鲜活有趣的语言、飘渺灵动的逻辑论述，使得詹姆斯和他的著作很快在社会上掀起了“心理学热”，很多原本对心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也开始求购詹姆斯的作品，想要一探究竟。

真正的经典总是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看似寻常的《哈佛教授的心理学原理》，不光在当初的美国引发了一场“洛阳纸贵”，即便是百余年后的今天，它依然被业内奉为“名家大作”。书中所提到的内容主要包括感觉、知觉、习惯、意识、大脑功能、自我、记忆、思维、情绪等。这些主题为后世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哈佛教授的心理学原理》首次提出了意识流理论的概念，在这一理论中，意识并非处于安静的凝滞状态，而是会因外界各种因素的变化发生异动。对于这样一种心理学概念，詹姆斯将其称作“意识流”，在他看来，若是人们切断流动的意识流，再分析截断的剖面，就肯定会误解意识流的本质。其实，意识流的主旨就是对抗当时非常流行的元素主义理论，后者的倡导者是大名鼎鼎的威廉姆·冯特。冯特主张将心理现象拆分为各种元素，然后研究各元素之间的异变、衍生，或者是继承关系。而詹姆斯所倡导的意识流理论，是批判心理学元素主义学说的开端。

另外，此书还首次提出了情绪理论，这一理论在詹姆斯的心理学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詹姆斯说，生理和情绪相互影响，生理上的变化会出现在情绪体验之前，因为由生理变化所造成的内部冲动会传达到大脑皮层，从而引发感觉冲动，这就是情绪。在这一理论中，情绪的产生被假设为内在的生理性神经过程，而并非精神心理过程。同时，詹姆斯的这一理论，还被丹麦著名生理学家朗格所认可，因此它还被人们称作“詹姆斯—朗格情绪理论”。

詹姆斯对人类心理学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使现代心理学的体系更加趋于完整。而且，詹姆斯对于心理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主张，对世界心理学的研究，也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

并且，詹姆斯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将孩童、心理学异常者，甚至是动物，都纳入心理学的研究，而不是只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寻找答案。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詹姆斯重新阐明了“自我”的含义，这奠定了现代心理学关于“自我”概念的基础。他认为，可以将“自我”分为“经验的我”和“认知的主体”，其中，“经验的我”包括所有专属于个人的全部的东西。

在詹姆斯看来，“自我”的客体由三部分组成：（1）物质：包括个体的身体、财产、房屋、家庭、衣物等；（2）精神：包括个体的脾气、性格、心态、气质、意识等；（3）社会：包括个体的名誉、荣誉、职业、影响力等，而且任何人都会有多个“社会的我”。

詹姆斯所倡导的是实用主义心理学，对后世的心理学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在1907年出版的《实用主义》一书中，他第一次提到实用主义。他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因为真理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发生改变，所以说，真理其实就是适用于时代环境的、有用的东西。

心理学更多时候会涉及部分模糊、混沌，甚至是难以言喻的研究及理论，因此，即便是威廉·詹姆斯这样的巨擘，也会遗留下令人费解的专业论断。本书结合詹姆斯的个人理论，对《哈佛教授的心理学原理》一书进行整理编译，力求以明朗、生动、鲜活的语言将这本传世名作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一章行为习惯：人体本能下的行为心理学

在绚丽多姿的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始终在吸引着我的注意力，那就是当我们专注观察某一个动物时，就会发现它在物质世界中的表现，就像是由一个“习惯集群”拼凑而成的一样。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条毛毛虫，它一会儿从树叶的前端爬行到后端，之后又从后端爬回前端。我们将这样的爬行动作抽象化，就会从中分离出规律性的概念来。对这些“有律可循”的习惯集群，我称之为“Bundles of habits”（一捆习惯）。

不论是在野外环境下长大的物种，还是受到了人类文明熏染的动物，它们每天都会照例进行一些特别的行为活动。但区别是，前者的行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式习惯，比如野狼每天都需要外出捕捉动物；而后者的行为都是受到后天教化影响的，我将其称为“理性的行为”，比如家养的犬类会因为担心受到惩戒而远离厨房。很显然，这两种习惯是不尽相同的。在心理学研究范畴之内，表明或者界定好习惯的确切范围，是非常必要的。1.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和方向

心理学到底是一门什么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和方向是什么？这恐怕应当是我在论述自己的观点之前必须首先说清楚的问题了。从称谓上看，心理学是研究心理活动的科学，其中既需要包含心理现象，同时还需要论述清楚产生这些现象的缘由。而对于心理现象，我们可以探讨的方向和内容就更多了，例如情感、欲望、认知力、思辨、甄别能力等，都属于心理现象的范畴。

要想探寻有关心理学方面的知识，首先就需要对其做好归纳和整理性工作。经院派学者通过对生活常识的结合，构建起了一套带有灵魂模型的哲学体系，在他们看来，我们首先需要对心理学进行系统性分类，然后拟定一个带有灵魂属性的个体，再依靠他，将不同的心理现象展现出来。具体表现到我们的生活常态上，就有了“灵魂表现为记忆力”“灵魂表现为推理能力”等等。

德国哲学家赫尔巴特和英国名家大卫·休谟等人组建起了一个不涉及灵魂的心理学流派，一同构建起这个学术大厦的还有米尔斯父子以及贝恩等人。就方法论而言，联想主义心理学主要是将一些零散的、突出的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它们的讨论，研究出一套关于意识流动、异化、继承、发展的规律。按照这一套理论体系，我们应当知晓人脑是如何产生回忆、认知、情感，或者是其他思辨现象的。在联想主义心理学体系之中，一个人产生的自我意识和个体意义之下的“我”，都失去了其作为“现象”的属性，转而被赋予了“结果”的内涵。

但是，如果把上述两套理论进行挖掘、对比，我们同样也能够从中找出不足之处。

首先就灵魂理论而言，如果说我们“记住了”某件事物，那么有关于这件事物的记忆，都是由一种不可言喻的神秘力量来诠释的，而这些神秘的能量，必然就是灵魂论学者们最鲜明的特性。这样一种混沌、模糊的解释方法，自然是存在极大疏漏的，我更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有关记忆的学说：如果说我在脑海当中记住了一只鸟，那么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无非有两个，一则这只鸟是真是存在的，二则，我的头脑还不赖，还拥有“记忆”这一项功能。

另一方面，我们来考量联想主义学说存在的纰漏。无论一件事情在人的内心深处遗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记，假如没有外力因素的推动，记忆将会永远处于睡眠状态。我们看到一位母亲给自己的孩子擦拭脸上的面包屑，很自然地就会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如果没有类似的诱因——无论是生活场景还是情节触动，我们都无法凭空回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来。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与我们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息息相关，因此，触景生情或者是有感而发的情感或思维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大量的心理意象互相之间亦真亦幻，犬牙交错，要从中探寻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似乎是非常困难的。

联想主义观点必须要有外部因素的刺激方能发生作用，但事实证明，脑部才是人体心理活动的关键，如果有外力入侵，受抑的脑神经就无法正常完成思维运转，而且外部因素也会给我们的自主判断带来部分误导性指引，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文章的开头，我不妨做出全书的第一个总结性观点，那就是脑生理学是一切心理学的基础，它的存在令心理活动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石。

那么，心理活动与身体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必要联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稍微对心理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准确地给出“是”这个答案。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心理状态会随着人体的血液流速、温度变化，或者心跳等，也发生相应的改变。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理变化是与他自身的生理变动息息相关的，当一个人感冒发烧的时候，他的心理情况必然是与常态不同的。

人的心理状态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波动起伏，那么，心理学范畴之中的人脑、人体以及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如何的呢？它们彼此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迎合、抵触关系？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讨论的话题了。

我们在桌子上撒一些铁屑，那么，当附近出现磁石的时候，铁屑会毫不犹豫地趋附过去。这时，一些多愁善感的朋友就会说：“看啊，这是一个爱情故事，铁屑越过了很长的一段距离，抱住了磁石。”

但是如果我们在磁石和铁屑之间竖起一张白纸，那么，受到引力牵引的铁屑就会“抱住”白纸。在这个时候，铁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越过白纸与磁石相聚”的冲动的。同样，我们将类似的实验应用到高级生物上，就会看出明显的不同来。比如说罗密欧想要接近朱丽叶，他绝对不会像铁屑那样被白纸隔住，即便是有一座高墙横贯在两人之间，他也会想方设法越过去的。

所以说，有生命的物体和没有生命的物体之间，存在着能动性方面的差异，而这种改造外物的能动力的差别，让有生命的物体在追求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拥有了更高级别的反应方式。我们不会认为木棍或者石头是有意识的，它们摆放在地上，只有人举起了它们，它们才会得到空间位置上的改变。假如一辈子没有外力作用，它们就会一辈子安静地躺在那里，永远也不会动。对于这一类不存在思辨能力、没有精神力的事物，我们将其归为“无意识”的一类。

心理学界对于低等级的哺乳动物以及爬行动物究竟能够爆发出多少精神力做过不少探索和研究，为了得出相关结论，业界的先驱们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实验。

以“青蛙脊髓内部是否存在意识”为目标，生理学家率先执行了这样的实验：他们将一只青蛙的头部截去，然后又在它右侧后脚的膝盖上涂抹酸液。结果，受到酸液刺激的青蛙用自己左边的后肢行动起来，将酸液擦掉。接下来，实验者再将这只青蛙左边的后腿截去，它又会用自己左侧的前肢来擦掉讨厌的酸液。

对于这样一则实验，弗洛格和路易斯给出了自己的猜想，他们认为青蛙用自己的腿脚去擦拭身体一侧酸液的动作只是一个机械性的反射动作，就像是我们扣动扳机，子弹就从枪口射出一样，完全是纯机械化的动作，不含有意念的驱使。至于那个擦掉酸液的动作，弗洛格觉得那更像是一个因为外部刺激而勾连起的连带动作，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但是，如果上述推论并不为真，青蛙的真实目的就是擦去遗留在自己膝盖上的刺激性液体呢？如果它有这样的意念，那么，当一种方法被人为地阻断之后，它还会“开动脑筋”，选取其他方式。所以说，那只“为实验牺牲”的青蛙，当它的左后肢被切断之后，它又用左前肢去擦拭酸液，这其中注定大有文章。

相似的话题，戈尔茨也做了一则实验。他将一只切除了大脑的青蛙放进玻璃容器中，然后在这个容器的上方加了一个盖子。按照常理，受困的青蛙会奋力向上游，寻找容器的缺口，然后试图从那里逃脱出去。但这只被切除了大脑的青蛙，还会具备常态化的功能吗？实验结果表明，这只被切去了大脑的青蛙依然能够觉察到自己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并且在碰壁之后马上调整出一个新的方向。据此，戈尔茨给出了这样一则定论：大脑半球并非青蛙的意念之源。

除了上述两组研究之外，德国的李普曼也展开了类似的实验，通过实验得出了这样一则推论：大脑机制并不能解释心理活动。对于这个稍显含混的定义，李普曼举例说：“有一台机器，如果它的状况非常好，生产环境也一如平常，那么它就会顺利运作，日夜不息；但是如果这里出现某些方面的错误，它就会产出错误的结果。但是无论这两则结果如何，我们都知道，它们都是由不同外在条件带来的。”

李普曼认为，错误的行为也一样要遵循同等水平的机械法则，但是它会受到内部因素的修正和指引。人脑内部的行动或意念，会不断地牵引一个人朝着一个方向前行，即便在此时此刻，他脑部所想的并非如此。

在这里，我们不必对上述先驱们的探究进行评述、考量。之所以陈列如此之多的实验和观点，就是为了说明，在纷杂的研究理念当中，只有一则是得到了所有人认可的，那就是“惟有那些有目标、且在行动过程之中进行了行为选择的举动，才可以被称为心理活动”。

所以，我们将上述这则论断作为一则核心定律，然后展开一系列关于脑、体、神经、意识方面的解析。在论述过程中，我将会引用到大量关于生理学、解剖学方面的知识，读者也可以从H·马丁和G·莱德的著作当中见到相关理论。而这些周边学科的研究，正是探讨心理学发展、衍化的必要前提。2.由神经质引导的机体可变性

如何给“习惯”赋予一个准确的定义呢？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将物质的本性阐释清楚。学术界将物质之间相互感应时所恪守不移的习惯称为“自然律”，而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不同层次的物质能够反应出来的“自然律”也是不尽相同的。在原子论派学者看来，单纯物质的习惯——或者说是“自然律”——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复合式的物质集团，它的习惯会受到外力的干扰而发生变化。

假定有一根铁条，它在受到外力作用之下具备了吸附能力，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习惯更迭的展现。从一个微观化的角度来解析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无吸附力”是铁条的常规结构状态，而在受到外力侵扰时，它旧有的结构会进行反抗。最后，受迫于更强大的外力因素，“无吸附力”状态最终被破坏，新的结构——“有吸附力”诞生。

从学术角度来说，一个物质的自我结构如果处于“能够受到外力影响且不会完全被外因支配”的状态，它就是具备“可变性”的。简单说来就是，这个物质在结构强度上必须是可改造、但同时又不会被完全颠覆的。当受到外力入侵时，目标物质会逐步妥协、让步，直至攻防势力趋于平衡，收敛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之下，最终生成新的习惯。

事实证明，在可变性方面，神经组织是具备较大优势的。因此我们也得出了第一则论证，那就是“存在于生物内部的习惯现象，是由其体内有机物的可变性导致的”。

实际上，业界早期对于习惯概念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物理学范畴。但是如果将习惯理论归结到一个更为特殊的点——生物物理层面上来，我们就可以剖析出神经系统与心理学之间的微妙联系。

列昂·杜蒙特就例证过神经系统与习惯之间的关系，他在自己的论述《哲学批评》当中描述过类似的理念：一件衣服在穿过多次之后，人们会觉得它比新买来时候更为贴身。这其实就是因为布料组织的内部结构逐渐发生了改变——它需要不断地调整，以期让主人更为舒适。一张纸被折过了之后，再沿着相近的痕迹去折叠，就会非常容易。这些其实都是物质内部结构受外力作用而发生改变，并最终收敛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形成新习惯的表现。

同样，神经系统的习惯构成，也遵循着类似的原理——某些外部事物在人体神经系统上留下了过往痕迹之后，再有类似事物出现，那些旧有的“道路”将会是被优先选择的。

比如一个孩子在童年时期被虫子咬过，他得到的感受是疼痛和恐惧，那么，当他第二次、第三次见到类似的爬虫时，神经系统就会先入为主地提示他“这样做会受伤、会疼痛”等。如果将这种结论再进行更宽泛的推论，我们就会发现，部分生理或心理疾病在某一次发作之后，往往几经反复。对比，一个比较常见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药物或者其他手段，将其强行抑制下来。而这样是为了让生理的力量占据上风，继而令肉体器官获得“习惯性改变”。当下一次遇到相似的困扰时，生物体就会在变更后的结构的帮助下，对相关问题进行自发式屏蔽。

所以说，复合式物质内部存在着多个指引其行为举止的“习惯”，而这也是我们将诸多生物的日常行为视为“一捆习惯”的原因。在外力的作用之下，这些习惯模型都是可以改变的。在这里，生物神经系统是比较容易受外因影响而改变内部构造的。3.人体功能与器官生长之间的关系

有机物质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而改变自身习惯，而生物脑体之中遍布神经系统，它们遭受外部干扰而发生异化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对于这个问题，造物主其实很早就做出了英明的决策：生物脑体都被封存在了严丝合缝的骨骼之中，普通的外力作用并不能轻而易举地攻入脑神经或脊髓体。这样一种亿万年进化形成的防护体系，能帮助生物的核心意识不会随意更改、紊乱。不过，还是有一些渠道，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物脑体，那就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神经路径”命题。

要想对生物脑体神经系统构成影响，有两种渠道可以选择，其一是血液循环系统，其二就是神经根集群。在这里，我们重点探讨游走于神经根体系之中的神经流以及它们对于生物脑体构造的改变作用。

如果我们将动物大脑比喻成一个平整、规则的河滩，上面分布着数条河渠，那么，神经流就像是河渠之中的细流，神经根就是河道。当外部信号被感官系统采集并形成神经流之后，这些意识信息就会通过神经根的上传下达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动作”。而在神经流的传递过程中，它们必然会在“河道”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所以，一些寻常可见的动作之中，比如“吸鼻子”“手插兜”“咬指甲”等，其实都遵循了不同的神经流流动规律。一些简单的习惯会在简易的神经根之中流通，而更为复杂化的习惯动作，则是锁联着多个神经系统，同时由众多彼此关联的神经中枢共同作用、共同协调。当神经流通过一条路径之后，这条道路就会成为它下一次通行的优先选择。与此同时，神经流对于路径的开拓也是悄无声息的，就像是一条细流在长年累月的作用下，将自己通行的那条路径冲刷、整合，直到适合自己流通一样。

我们将上述神经流打磨通道的过程再度抽象、剥离出来，就会得出新的结论和发现。业界有一种观点，那就是流经“河渠”的神经流其实是一种可以在物质内部构造中变换列阵的波形。当波形的列阵分布发生变化时，相关神经流也随之出现异动。

不过，这些存在于神经流内部的波形组合在变动的时候，也会遇到来自旧有稳定结构的阻力。在正常状态下，既定结构都是附带惰性的，它们会对即将或者已然发生变异的事实发起反抗。所以，如果神经流内部的波形组合想要做出调整，就必须面对旧有势力的抗争，惟有完成这一转变，一个新的路径才会产生。如果我们将负载神经流的“路径”叫做“器官”，将神经流内部的波形列阵称为“功能”，那么，不同的列阵组合喻指不同的功能，这也恰好与那句著名的法国谚语“功能造就器官”相印证。

确定了神经流习惯于选取熟悉的路径、它的内部波形通过变换列阵来造就不同功能之后，另一个新的问题也就产生：在尚未发生第一次选择的时候，神经流是如何抉择的呢？

要想探明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对神经系统进行更深入的审视。一般认为，神经系统是一个带有集团化属性的物质。在这个集团当中，不同阶层的神经紧张状态也是各有差异的。但是为了保证整个集体处于均衡、稳定的状态，神经系统内部必须要有一种使各个部分“复归均势”的整体氛围。

按照正常理念，集团内部不同神经层之间的均等化作用，都会通过最佳路径完成。但是在这一过程的具体生发时刻，两点之间路径的多元化以及外力因素的推动，使得关联神经层在均等化过程中充满了变数。就是说，神经流第一次开辟路径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偶然”与一个“非偶然”共同作用的结果。

比如，按照正常构造，神经流会选择路径a，但是由于营养作用，它偶然性地通过了路径b，这个异常的结果b就是新创造出的路径。当我们再进一步假设路径b后来屡次被相关神经流穿过，那么它就会形成新的反射弧。

值得一提的是，在物质内构造的改变上，无生物质的可造性远远低于活着的物质。比如一块石头和一只小狗，狗的可造性就远超石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活着的物质能够不断地接受、吸纳外界营养，然后使得内部改造得以支持和强化。

例如，我们通过一套训练来锻炼自己的肌肉和大脑，一直到，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才选择终止。但是在休息一小段时间之后，我们如果继续之前的练习，就会发现自己“突然间地”学到了某些技能。实际上，对于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一位德国作曲家就曾经“一本正经”地调侃过，他说：“在冬天学习滑冰的时候，我们学会了游泳；当夏天最宜游泳的时候，我们学会了滑冰。”

威廉姆·本杰明·卡朋特在他的论著《心理的生理》当中曾经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神经系统的生长规律。他指出，对于相关技能的训练，如果施加于正在成长的生物，那么结果往往是可喜的；如果被培育目标属于“成熟品”，结果往往事倍功半。

为了佐证这一论断，卡朋特还举出了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人们在孩童时期就开始锻炼，那么长大之后，接受锻炼的肌肉和关节就会异常坚韧有力。而假如这个练习是从成年之后开始的，受到锻炼的部位就会出现反复——一旦长时间缺乏练习，它们又会萎缩、弱化。

这就是说，关于神经系统的训练，未成熟的以及正在高速发育的部分是最容易接受改造的。当外力作用于那些柔嫩的构造时，它们的部分结构会遭到入侵甚至是破坏，而当破坏发生之后，生物体原有的自愈功能又会发挥作用，不断地平复受损层。蒲朗·瑟加就此做过一个脊髓实验，他用刀将实验脊髓完全切断，但是随后这个被破坏了的样本又重新长好了——只不过这次并不单纯是沿着被割裂的切口部位重新愈合，连被截断的那部分都自发性地长出了新的组织。

这就是说，神经系统是能够不断地通过多方努力来完成自我修复和改造的。但是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那就是根植于物种基因内部的先天性征。就像是瑟加做的那个实验一样，断开的脊髓会重新长好，并且回归到以往没有受损时的状态。

然而，肌理修复的过程同时也是复杂的，它存在一定的变数，那就是来自父系或母系的表征，会限制物种的神经系统改造，但是这些表征在相关生物的幼弱时期，同样也是非常容易受到外因侵扰的。在这一时期内，以大脑为主的神经系统发育非常迅速，而这种高频率的开阖，自然也附带来大量的变更机遇。最后的结果就是，在这个易变的时期，生物神经系统得到了次生化，同时得到了属于个体独有的动作和知觉。当该生物发育成熟之后，这些神经系统就外化为关联生物的独有习惯。

可以说，单一生物的神经系统养成，一方面是受制于物种遗传因素的，它必须在特定的范围内发育扩散——就像是瑟加的脊髓实验那样，断开的脊髓不会异化为水，也不会变成岩石，而只会按照固定范式重新生长；另一方面，外力因素对于神经系统的作用，也会帮助该生物催生出独有的行为习惯，而相关神经系统在受外力施压时越是稚拙，其获取新习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相同的理论还可以应用于生物的心理学研究，幼时的大脑记忆和心理暗示，都会在无意之间给一个生物留下更为深刻的意识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先入为主”。

实际上，在生物发育的早期阶段，大脑的成长是最容易受到引导势力干扰的。很多发育期经历过的事情、产生过的意愿，往往都会不自觉地在生物大脑皮层内部留下印记，即使后来这些意象再也不会被回想起，它们遗留在脑体当中的痕迹也不会消失。这是因为，在成长期，神经系统受迫异化之后，结构上的改变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新的常态组织，在营养代谢的作用之下，这种新形成的“烙印”得到了强化和加固，到了最后，这些“烙印”就帮助个体在余生中表现出特殊的独有属性来。

文章末尾，卡朋特做出了总结陈词：“生物神经系统会沿着它们接受练习的方向成长。”对于这一句话，我是深表赞同的。它言辞简短，却将生物习惯与神经系统可变性之间的关联描述得淋漓尽致，而在论证出这一系列理念之后，我们再来探究相关远离人类生活的实际应用，也就是非常容易的了。4.习惯给人类行为带来的有效革新

在探明了习惯与神经系统之间的规律之后，我们再将其印证到生活当中，马上就可以得出第一个推论，那就是“习惯使动作更容易产生”。受到揉练的神经系统，能够帮助生物在执行相关动作的时候更加轻松、准确，同时还可以削减劳累程度。在这里，让我们用一个人尽皆知的“钢琴训练”来验证以上论断。

一名新的琴业学徒最初碰到琴台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让整个身子都动起来——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稚拙的。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真正的钢琴演奏者并不需要耗费那么大的力气，他们用几只手指就能够撩拨出美妙的乐章。而那些初学者，他们在试图完成一部曲子的时候，不单单双手上下翻动，连他们的手臂、脖子，甚至是脑袋都跟着跳起了舞蹈。

面对以上两种弹钢琴的状态，我的观点是，某一个动作执行起来越简单，它所想要的刺激能量就越少。因此，假如演奏者对于弹奏越为熟练，那么他在演练相关动作的时候也就越加得心应手，而推动他执行关联动作的能量需求也就越少。当熟练程度达到一定层次之后，这名乐师仅仅需要非常少的肌肉刺激，就能够完成演出需求，这就是所谓的“动动手指就能弹出美妙乐曲”。

当一个动作尚未纯熟之前，神经系统会“号召”起大量的感官冲动来支持这个动作的产生。而经过反复磨合，部分不必要的神经冲动就逐渐隐去，少量最终支撑该动作完成的器官也就占据了更为凸显的位置。这就是说，经过反复式训练，神经系统会削弱不必要的边缘刺激，同时堆塑起基本器官的核心地位。最终，当一个动作想要被执行时，受抑器官或神经系统都会保持沉默，而与该动作关联的器官稍稍发力，就能完成了对本动作的推助刺激。

相对于每日按部就班的低级动物，人类对个体动作的开发有着强烈的冲动。这样一种不断求取的精神，就需要由神经系统发挥功能，逐渐削减掉那些不必要的神经刺激，最后将这个新的动作归到某一个或少个器官功能名下。比如人类想要学会攀爬的动作时，体内的神经系统就会调试不同的器官功能，最终将“责任”明确限定到少量器官和组织上。等到后来人类进行攀爬的时候，承担核心助推力的器官和神经组织就会发挥主要功能，帮助人类完成攀爬动作。

可以想象，假如习惯练习不能够帮助人类淘汰那些多余的生理刺激，那么人在爬树的时候，可能不光是手脚在运动，连脑袋和肚皮都要晃个不停了。

亨利·莫斯黎就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他说道：“假如一个动作在反复执行了多次之后，还是不能变得更加简单、轻便，那么人类生活就会陷入困境了。你可以想象一个成年人每天都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来给自己系纽扣、穿衣服的情况，这些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小事都会让人疲于应对……”

看得出来，由神经系统可变性调试出来的行为习惯，让人类在执行具体动作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这些印刻在大脑皮层和器官肌理内部的痕迹，会帮助人类在处理相关动作指令的时候，摒除额外的神经刺激，用最为简便、同时也理应是“最优”的执行路径来完成这次行动。5.连贯性动作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第二个有关习惯和神经系统之间规律的应用，就是“习惯帮助人类缩减执行动作所需的注意力”。

为了将这一模糊的话题阐释清楚，我们需要先利用这个问题抽象出易于理解的关键点：假如我们着手做一件事情，那么，一连串的神经反应也自然会浮现出来，假定这一连串的神经反应分别为“甲”“乙”“丙”“丁”“戊”“己”“庚”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多个神经反应，只有一部分是必要存在的，另外一些则可以被视为干扰项。但是无论如何，就像是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校园一样，眼前会出现多条路径，至于哪一条才是去往教学楼的最佳通道，就需要经过摸索才能探听清楚了。

相同的道理应用到个人第一次处理某项动作也是适用的，最初几次处理这个事项的时候，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对繁杂的神经反应进行甄别判定，并且从中挑选出最为合理的反应组合。

这样看来，要想完成一个动作，就必须要经历一个任务量未知的筛选过程，这似乎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但是大家也不必担心，因为类似的神经系统会在类似的抉择之中汲取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习惯就会促成神经反应的秩序化——当“甲”出现的时候，下一步必然会唤醒符合秩序的“乙”；而“乙”的出现，又必将是神经反应“丙”的充足触发条件。在本次神经反应传导过程中，习惯使它们寻找到了最合理的配搭者，那些干扰选项都在悄无声息之中被淘汰了。

正是由于习惯的这一功能，孩童在最初学习行走、大人刚开始研习骑马和剑术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各种不必要的动作，致使练习中断。但神经系统得到了充分的锤炼，习惯养成，那么上述每一个动作就都会显得得心应手了。

相关行动的习惯养成之后，人们只需要非常微弱的肌肉刺激，就能够做出圆润、惯熟的举动。比如一名经验丰富的猎手，他在第一眼看见飞鸟之后，马上就会举起枪来瞄准对方，甚至不需要任何调整与推想，他就已经开枪射击了。这一切其实都是习惯作用于肌肉反应的表现——由于猎人的神经系统已经对开枪射击这个过程掌握惯熟，所以它早已经在人体肌肉上留下了“印记”，一旦出现足以唤醒这个记号的条件，由该印记触发的一连串神经反应就会接踵而至，甚至于人类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

相同的道理还可以引用到击剑手和钢琴家，以及任意一个“拥有习惯”的生命上来：击剑手们会在竞技场与人交锋时，只要对方眼光一闪，他就能马上做出格挡或者攻击的选择；钢琴家只要用眼睛扫一扫琴谱，手指间就已然流淌出了欢快无比的乐章；而那些在神经系统调整之下形成的任意一个习惯，也都会拥有这一项“本领”。

所以，只要你留心观察，就会发现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有一些不自知的规律，比如梳理头发的角度和方式、刷牙的方向等等。这些习惯性动作其实都是在一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完成的，我们的低级神经中枢熟谙每一个动作的先后次序，它在不必通知主人的情况下就对动作完成了演练。因此，当你问一个人“通常是先穿上左脚的袜子还是右脚袜子”时，他往往需要刻意回想一番——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无法直接说出自己的答案。但奇怪的是，尽管实验者不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习惯，他们的双手却从来不会出错，如果暗中观察这些人的举动，他们都会很自然地做出一个习惯性动作。

这就是说，已经形成习惯的动作，会在人体肌理、器官之中留下一个“印记”，当外界的刺激将这个印记激活之后，肌肉反应也就依照既定的次序执行了。这一连串的神经性反应，实际上是彼此首尾相连、环环相扣的，只有前端神经网触发之后，继之而起的神经反应才会发生。我们假定甲、乙、丙、丁、戊、己、庚为一连串的肌肉收缩反应，而与之相对的（甲）、（乙）、（丙）直至（庚）为肌肉紧张所带来的感觉。如此，当肌肉收缩之时，神经系统开始训练人体器官或组织的习惯，而由此引发的一连串感觉也就都凸显出来。人们会利用这些感觉来校验每个动作是否正确，然后比照这一结果来决定下一步的导向。

比如说你用手去拿一只热水杯，当感觉到疼痛的时候，你就会迟疑、犹豫，并且试图放弃这一次行动。这些因肌肉刺激所带来的感觉，都会对人的行动带来参照，最后由大脑经过思考之后，做出下一步的判断。

实际上，习惯性动作是一个连锁式的反应，只要第一个刺激源收到了信号，后续的反应都会相继被激活。就像上面之前的例子那样，人的本能和意识刺激感官，引发第一个肌肉反应甲，然后甲马上将这一个信号通过（甲）传递到乙；乙收到信息之后又会通过（乙）传递给丙……以此类推，经过层层传输，就得到了最终的意念感觉（庚）。这个繁复但却并不难以理解的过程，就像人类的肠道蜿蜒曲折的蠕动。

值得说明的是，本次感觉传导过程最后得出的（庚）是处于意念线之上的，而其余的感觉——如由甲触发的感觉（甲）、由丙带来的感觉（丙）等等，都受限于自身特定的感觉区域，因此处于意念线之下。也就是说，除了显性的感觉（庚）之外，其余由肌肉收缩反应带来的感觉都是隐性的，它们能够牵动观念中枢，只不过影响甚微。然而，这些处于隐性状态的神经知觉遍布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都有过这样一些经历，那就是心里在想着其他事情的时候，依然能够背诵字母表、朗读祈祷文。这样一种“一心二用”的状态，同样也是值得我们去剖析、论断。

一名手艺纯熟的钢琴家在进行弹奏的时候是可以做到一心多用的，比如在弹琴的时候，他可以和身边的朋友聊天，或者是在心中思索着其他让自己分心的事情。在这个时候，由于对整部作曲早已经熟记在心，钢琴家只要凭借过往的肌肉记忆，就能够机械性地完成曲目演奏。更进一步说，如果是对琴业精通纯熟的乐师，他们只要稍加练习，就可以掌握一门难度极高的新曲，这同样是由于手指和肌肉经过神经流反复训练，找到了最佳的神经通路。由此我认为，经由神经系统练习而后得以固化的习惯，就像是一个连锁式的反应，它能够指引肌肉按照记忆当中的方式来牵引出显性或隐性的神经感觉。关于这种现象，我们从罗伯特·侯汀的一番论述当中也能够有所了解。

侯汀讲述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一种抛球的杂技，技艺养成之后，他能够同时将四个球扔到空中进行循环抛接，同时还可以阅读摆在面前的书本。这一手令人称羡的绝活，在侯汀自己看来却是非常简单的，他甚至只是在自己百无聊赖的时候玩玩这种游戏，权作打磨时光。

到后来，侯汀有30年时间没有再玩过这个游戏，但当他有一天心血来潮再次尝试时，他依然能够玩转三只球，同时轻松阅读——虽然技艺有所衰减，但毕竟距离上一次有30年，同时杂耍人也衰老了太多太多。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执行一些下意识的连贯性动作，比如说走路、织毛衣等等。这些动作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人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肌肉刺激，就能够牵引出一连串的后续动作来。而在这些继之而起的连贯性动作当中，同样存在非常细微、同时潜伏于感官深处的肌体刺激。对于这些显性或隐性的肌肉刺激，我将它们都统称为“前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感觉不到“前因”的存在的，因为它们多处于隐性状态。但是只要习惯性动作偶然出错，我们就会立即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及时纠正过来。对此，G·施耐德在他的论述《人的意志》当中就做出了如下解释：“假如有一位妇女在编织毛衣，她的手不停地工作，同时还能够开心地与身边人交谈，或者做其他的什么事情。而被问到这一件事情（编织毛衣）是否是‘自动进行’的时候，她又会马上矢口否认——她大概会说：‘哈，我已经很熟练了，对于这个工作早有感觉’如此等等。”

这就是说，编织毛衣这个动作是由一些肌肉刺激带来的，这一连串的肌肉刺激在操控着整体动作。

除此之外，手工从业者、不断锤炼器具的铁匠、来回刨木的木工以及使用织机给布料绣上花纹的纺者等等，他们业务精熟之后，也都养成了一套连贯性的肌肉反应。当放开手脚进行劳作时，他们就会跟着自己的“感觉”来编纺、冶炼，甚至不需要过多的主观意念参与其中。

这些“感觉”是非常微弱的，但是无论相关的“感觉”多么弱小，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牵引连贯性动作的诱因。

再假如，乐师的意念驱使他握住手里的小提琴，但是这个动作一旦开始实施了，乐师就不需要时时刻刻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抓牢小提琴”上面，因为握住琴身的动作早已经勾起了手掌的肌肉记忆。而假如在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大脑需要同时指导多个行为，那么在应接不暇的时刻，必然会有一些动作会因此“执行不力”。不过无须担心，被激活的肌肉记忆会凭借自身能动性及时提醒大脑，继而作出补救性反应，比如乐师手中的琴发生了滑落，他马上就会加大手指的力度，将琴身推送到习惯的位置上去。

当一名学徒最开始修习琴艺的时候，他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肘部抬得过高。事实证明，反复的提示总是不如一个简单的行动来得有效，那就是找来一本书，将这本书夹到学徒的腋窝下面。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神经系统会时时刻刻提示这个孩子，让他保持现有姿势，不能让书从胳膊底下滑到地上。过一段时间之后，学徒已经养成了良好的肌肉习惯，他只要一拿起琴具，就会不由自主地让自己保持一个正确的身体姿势。而且当他提拉琴弓的时候，连贯的专业动作也会让他压低肘部，即便心有旁骛，他也不会像一个初学者那样夸张地抬高胳膊。

这就是说，一旦习惯养成了，神经系统就会赋予肌肉一个连贯性的记忆性动作。这些连贯性的动作，也就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让人们在心有旁骛地做出连贯性动作，但又能做得有条不紊。就像是枪手们一抬眼，枪口就已经瞄准了目标一样，根本用不着过多的思考和准备一样。6.习惯是社会德育的天使

卡朋特将“人体器官按照其接受训练的模式生长”这一道理解释得非常清楚，那么，我们将这一个现象再做进一步引申，就可以转到社会道德以及幼儿教育方面来了。所谓“习惯是十倍的天性”，我们在玩味这一句话之前，可以先看看以下几个事例。

有一位兢兢业业的老兵为自己准备好了晚餐，但就在他拿着食物正准备送入口中的时候，一名无所事事的闲汉突发奇想地冲着老兵喊了一声“立正”，然后老兵就神经质地放下双手，准备去站一个标准的军姿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老兵当天的晚餐全部泡了汤。

且不论这个故事的真假，生活当中我们也有过很多类似的经历。由于反复的强化训练，我们的神经系统发生了改变，而当相关的号令或信息入侵时，相关的肌肉反应就会马上被勾起，就像是那位因为一声“立正”而打翻了美味晚餐的老兵一样。

不光是人类，通过一些动物的行为，我们也可以进行强化说理：身经百战的骏马即便是处于散养状态，它们听到号角声之后，也会马上聚拢在一起听候指令；接受了劳作训练的家畜，比如拉车的马驹、玩飞盘的小狗，它们在进入工作状态之后，就像是一台无需思索的机器，心中根本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1884年，媒体报道说一个携带猛兽巡演的观光团因为铁路出事，被困在了途中，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头饥饿的老虎从笼中闯了出来。但是很快，这只老虎似乎觉得自己离开牢笼的行为有些不妥，于是它又老老实实地回到了自己的笼子中。

凡此种种，其实都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习惯能够改变一个生物的行为，是社会间一股珍贵的保守力量。据此，我们做出“习惯能够稳定社会关系”这样一个结论，自然也就是有理可循的了。

在一个村落或者一个地方小镇，贫穷的人安分守己、富裕的门户不会遭受嫉恨和攻讦其实都是习惯的功劳。在生活当中，常常有人看到别人艰辛的工作，就无不感慨地叹息说：“他的日子好苦。”但无论是街头卖艺，还是深海捕鱼，这些工作其实都早已经印染在了从业者们的器官深处，使得他们“习惯于如此生活”。经年累月养成的习惯，使得冬日里还有水手远赴洋流、出海布网，而幽暗深邃的矿洞之中，也是早已“习惯这种生活”的矿工。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习惯固化了一个人的生活，并且圈定了他未来人生的内容和方向。人们在年幼的时候接受教育和各种技能训练，并且沿着相关的路径不断奋进，即便这种生活充满艰辛，人们也不会动摇和改变。因为训练的印记早已经将这个胚胎塑造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型”，此时想要重头再来、学习新的技艺，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因此，习惯会从很大程度上保证社会阶层的纯洁性。我们看到很多商贩、律师、农夫、医生等等，他们在过了25岁之后，就向外界呈现出很强的职业气场，这其实就是木已成舟、难以更改的表现了。

对于这样的人，你可以从言语间看出他对于生活的态度、从行动中观摩出个人的偏见好恶、从著述中体味他的思想方法。如果将所有这些信息都抽象出来，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一切都散发着浓郁的职业气息。等再过几年，到了30岁的时候，这个人的个性和做事方法，都会像凝固了的石膏一般，很难改变了。而这种现象，对于整个世界的道德和教育，是存在极大益处的。

如果说20到30岁之间，是一个人养成专业技艺和个人情商的最佳时期，那么在20岁之前，对所谓的“个人习惯（Personal habits）”教养，也就是极其重要的了，例如语言发音、坐立姿势、卫生习惯等等，都会在这一时期逐渐固化。如果一个人在20岁之后才开始学习外语，那么他的发音难免会夹杂着本国的乡音。孩提时代从同伴那里学来的口头禅或脏话，即便是非常刻意的补救、改变，也经常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口而出。一些幼时没有认真给自己打理形象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即便飞黄腾达，成了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物，也极难学到贵族子弟那般的穿戴和气韵。更加折磨人的是，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不断地牵引着这个人——即便他已经和过去的清贫生活挥手作别，他也很难脱离旧时的生活轨道，身旁有人“指点迷津”也是于事无补，因为早年的“安贫乐道”，早已经在这个人的神经中印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如此看来，教育之于人类，就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天使”了。一个优秀的人生经营者，会将个人习惯视为“基金”，等自己年老体弱、再也无力拼搏的时候，凭借“基金”带来的利息，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对于良好习惯的培养，就是“越多越好”“越早越好”。与此同时，对于部分错误、扭曲的习惯，也理应及早规避，就像是预防四散传播的瘟疫一样。

良好的习惯养成之后，人们就可以把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事情交给自己“机械的一面”去办理。如此，在面对那些需要花费较多精力的事务时，我们也就能够游刃有余了。而如果一个人是没有“习惯”的，那么他在早上起来喝咖啡还是喝牛奶，用温水冲泡还是用开水，诸如此类的小事都会让他犹豫不决、沉吟再三。所以说，如果我的读者当中也有这样对日常小事依然没有培养出良好习惯的人，那么从现在开始去改变就是我衷心的规劝。

对于习惯对社会德育的影响，亚历山大·贝因教授同样也做出了自己的阐述，并且得出了两个非常精妙的格言，其中第一个是“习惯方面的去旧或者迎新，必须于生发之初施以坚决而又强烈的冲撞”，第二个则是“在新习惯已然让你刻骨铭心之前，务必恪守戒律不致有失。”

这两则格言可说是微言大义的，要想培养出良好的个人习惯，首先就需要付出强大的动力和决心。我总是听见一些孩子口中说着要改变些什么，或者想要做成一些事情，但是光打雷不下雨；又或者在锻炼自己的时候，总是提不起精神，蜻蜓点水般应付差事。这样的行动，很显然是无法养成良好习惯的，因为如要绝技傍身，必然需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并且最好是在个人修习的初始阶段就投入巨大的精力。需知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当我们将所有的力量都倾注到习惯培养当中时，才能够达成夙愿。

同样，我也见过另外一些人，他们在决心做成一件事的时候，第一天信誓旦旦，第二天依然百般坚定，但是到了下个周末，他们原本的信心和誓言就都消失不见了。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心态，同样是养成良好习惯的大忌。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并不代表就可以一劳永逸，持之以恒地强化训练，待习惯早已在自己身上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记之后，这件事才算“基本完成”。就好比农妇缠线团，她每一次偷闲放松，就会有很大一圈线从线团上散落下来，而将凌乱的线球整理好所花费的精力，远远比闲暇一刻所带来的惬意多得多。

对于道德习惯的蓄养，贝因教授也做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他说：“与理智习惯不同的是，道德习惯的养成，就像是两股势力之间的交锋。然而恶的一面由于人性使然而占据主动，因此善的一方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克敌制胜。并且在对抗过程之中，善的一方只要落败一个回合，就需要付出多倍努力才能挽回局面。所以，它必须要在对抗当中不断争取胜利，一直到完全控制战局为止。”

现在，让我们认真梳理贝因教授所传达的理论。在贝因教授看来，如果要想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一个气势磅礴的开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失败的起步会从心灵上给予一个人猛烈的冲击，使他对自己的行动和决议产生过度的质疑，继而在前进还是后退之间反反复复。而成功的经验则不然，它会让这个人信心百倍，接连不断地攻克难关。对此，贝因教授就曾举例说：“早先在欧洲人与半开化民族之间的博弈过程中，后者率先崩溃了。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自己能够与这些携带先进技术和新式武器的种族相匹敌。这一种心灵方面的绝望，让这些半开化民族再三后退，以致于他们原本那些奇妙的办法还没有出生，争斗就已经结束了。”

既然培养道德习惯的开头需要“来势汹汹”，那么，假如遇到一些“顽固敌人”，比如吸食鸦片和酗酒之类，我们又当如何处理呢？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对这些易于复发的负面习惯，当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规劝、引导。当然，这种方法是有它自身道理的，业界对此也是各执一词。但是无论各方意见如何不同，有一个观点是大家都互相认同的，那就是“如果学到新习惯的可能真实存在，那么突然隔断就是最好的路径”。这里所谓的“突然隔断”，指的就是让这个事物与过去的旧习性完全割裂，用一种强制的办法来帮助他完全戒绝。

比如戒除烟瘾，如果这个人是受得了的，那么我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让他完全和烟草隔离，经过长时间的挣扎，这个人体内原本那种对于烟草的欲望也就逐渐被“饿死”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本人有能力承受这件事的基础之上完成的，否则，强制戒烟一旦失败，挫败感会让这个人在后续的戒烟过程中产生负面的心理压力。

除了上述两则格言之外，我们还可以总结出第三个规律来，那就是“必当于意念大起之际，矢志疾行”。一些想法和冲动假如不付诸实施，其本质也就仅仅停留在臆想阶段了。而要建立起良好的习惯，就必须要有真实的行动来支撑。而让自己的行动更加具备驱动性、更加坚实有效，就需要因时制宜地利用起“意念大起”这个时机了。

无论一个人知晓的人间真理有多么丰富，也不管他心底里恪守的情操是多么高尚，假如他不将这些情怀通过行动释放出来，那么我也只能认为这个人的品格是“丝毫没有变化的”。俗语说，“失于行动的善念，是堆砌地狱的砖瓦”。

如果真的想要对个人、对社会做出一些良好的贡献，就必须付诸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空想和观望之中。约翰·穆勒就说道：“品格是历经考验之后升华而来的意志。”惟有在生活中不断地淬炼自己、不断地对自身行动进行打磨、煦养，才有可能让脑体得到真实的引导。这个过程不断得以强化和巩固，最后就培养出了挥之不去的品行。

与之相反，假如人们在脑海中泛滥起了美善之心，但却没有行动，那么要不了多久，这种潜在的优良情怀就会因为缺乏载体而随风消散了。更可怕的是，这种正气消弭的现象，还会对一个人将来的决心和情绪带来不良影响。久而久之，这些“义正词严的人”，就会变得戚戚艾艾，逢花落泪，遇水生情。这样的人虽然不至于对他人产生危害，但是他们随身散发的冷漠和空谈，却实在是令人厌弃的。若以这一条准则来评判，雅克·卢梭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反例——他苦口婆心地教导法兰西的母亲，要像自然界里的母兽一般用自己的乳汁来哺育孩童，而他自己却把家里的孩子送进孤儿院，让他们远离自己的怀抱。另有一位俄国贵妇，同样也陷入了类似的迷局：她坐在车子里面，为刚刚观看过的一场戏剧里的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而痛哭不已。而车厢外面，为她驾车的马夫冻得肢体僵硬，“心地善良”的贵妇却丝毫不予理会。

上述这样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其实是随处可见的。原因就在于，善良的事情往往看上去过于细微和平常，甚至于很多人都不能及时地感悟到它的存在，一直到错过之后，人们才无不感慨地责备自己“当初为什么看不透”。就像是那位为戏中人哭泣、却不愿意给马夫送去一件棉衣的贵妇人一样，在她的眼中，车夫在寒夜里挥鞭驱马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也正是这样一种惯常思维，束缚了我们践行美德的手脚。

那么，针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又应当如何补救呢？其实这一切都还需要回归到我曾讲过的一条格言：当好的情绪受到激发时，务必要施以真切的行动。一名爱听音乐的发烧友需要在情绪迸发的时刻表现出自己的满足和喜爱，如此，参与演出的人员才会受到情感上的慰藉，并因此感到快乐。其实，做一名德行高尚的人，煦养自己的情怀，并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做一些非常豪侠的大事。言语温和有礼，或者是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人，实际上都是一种德化自身的表现。只不过以上这一切，都是需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撑的。

阐述完上述三则格言之后，我们又回到了本次论述的最后一条言论，那就是“待习惯成型之后，需施以不间断的练习使之保持活跃”，因为在习惯养成之后就开始放松和懈怠的人，往往会在某一时刻，发现自己其实身无长物。一些良好的习惯都需要不断强化和维持，虽然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不见，但是人总是处于一种持续成长的过程之中，因此很多技艺都是不进则退的。拥有一项技能和十项技能的人，在遭遇意外时候的反应和紧急措施是不同的——前者会瞬间选择自己惟一擅长的绝技进行反抗，而后者则需要经过一个分析和筛选的过程，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给予了对手可趁之机。而且，常年研习一门技术的人，和需要分心学习多项技术的人，在精研程度上也是有所不同的。甚至从更微观的角度来说，这些记忆遗留在他们器官、神经组织里的烙印深度，也是深浅不一的。

所以，时常磨练自己，不断对已有的良好情操加以强化和巩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就好比一个人持续不断地为自己的房屋财产缴纳保险费一样，很多人觉得这件事“毫无意义”——事实上它确实也很难为自己的主人带来好处——但是假如有一天，灾难真的来临了，大火烧光了这个人的房子，那么此时此刻，之前缴纳的费用，就能让他避免破产了。

总体而言，有关心理状态的生理性研究对于社会道德是有着极大推动意义的。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之中，他因为错误的方向或者是不佳的生活路径而养成了负面习惯，这其实就如同给自己建造起了一座“现世的地狱”。而这一座人为的炼狱，与神学经典之中所宣扬的地狱不遑多让。因此，一个年轻人需要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磨练自己的性情，让自己变成“能行走的一捆习惯”（Walking bundles of habits）。

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是他自己行为的结果。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会在他的生命里留下印记，所以，那些用来开导自己的“下不为例”，实际上都是自欺欺人的。杰斐逊在他的戏剧中描绘了一名渴望戒酒的汉子，但是这名酒鬼总是不能够确保初衷——每当馋酒的时候，他都会安慰自己说“这次不算”，然后拔开瓶塞痛饮。对此，这次到底“算不算”其实并不是由酒鬼先生能够决定的，过去的经历，终归都会在这个人的细胞，或者是其他组织之中留下印记的。或许在最初的时刻，这些印记并不会站出来，让人们看到它的存在。但是，这笔账终究都是要还的。从一个更为抽象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做过的事情，都会多多少少在他的身体里留下记号。这是一件坏事，但同时也是一件好事。在成长的过程中，人生经历将我们逐渐变成了一名专家，一名圣人，又或者是一位商贩——这一切都是不经意之间的印记持续叠加而来的。假如一个年轻人在工作的每时每刻都不断求取，尽心尽力，那么即便不为自己定下什么目标，到了某一天，他也会突然发现，他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精英了。

所以，从社会德育的角度上来说，年轻一代应当先注意到习惯养成的规律和范式，如此便不至于三天捕鱼两天晒网，又或者在遇到挫折之后就灰心丧气、不再求取。生命当中的每一次经历，都会在我们的器官、神经当中留下记号，惟有不断叠加这一印记，你才会在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然成为“某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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