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阿拉斯泰尔·兰姆(Alastair Lamb)(著)梁俊艳(译)张云(校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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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涉藏关系史(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试读：
文前辅文
First published 1966 in Great Britain b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and in Canada b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Alastair Lamb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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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文简体版根据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66年版译出
作者简介
阿拉斯泰尔·兰姆（Alastair Lamb），英国藏学家，1930年1月9日出生于中国哈尔滨。他曾在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接受教育，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兰姆的父亲蓝来讷爵士（SirLionel Henry Lamb，1900-1992）1922年来华，1928年任英国驻哈尔滨代理副领事，并先后在英国驻华领事机构担任参事、公使等职，见证了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发展演变。他对兰姆的学术兴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兰姆的研究方向：英属印度与中亚关系史，尤其对西藏感兴趣；1947年后中印边界争端的演变；阿富汗近现代史；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等等。
兰姆在英中涉藏关系史、中印边界争端等研究领域成果斐然，出版学术著作有《英国与中国中亚：1767—1905年通向拉萨之路》等。
译者简介
梁俊艳，1978年出生于新疆，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工作，2011年被评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藏族近现代史，英国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等。2011年出版学术专著《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兰州大学出版社），发表论文四十余篇，翻译学术论著论文五百余万字；参加《西藏通史》当代卷、清代卷的撰写，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3项，均获得优秀等级。
总序
郝时远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研究的历史通常被推溯到17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7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1959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的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践行发展，而且需要科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2013年12月北京
译者导读
梁俊艳第一节 兰姆的生平及学术生涯阿拉斯泰尔·兰姆博士（Dr. Alastair Lamb），1930年1月9日出生于中国哈尔滨。他先后在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接受教育，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获得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高级奖学金（Senior Rouse Ball Scholar）。兰姆在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18世纪晚期至1904年荣赫鹏远征期间的英国与西藏关系研究》。
兰姆的父亲蓝来讷爵士（Sir Lionel Henry Lamb，1900-1992）1922年来华，1928年任驻哈尔滨代理副领事，并先后在英国驻华领事机构担任参事、公使等职，见证了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发展演变。[1]父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兰姆“无数的建议与宝贵的信息，尤其涉及英国和中国的人物”，用兰姆的话来说，“他对20世纪20年代四川[2]盘根错节的政局的了解，对我尤为重要”。因此，家庭特别是父亲的因素对兰姆的学术兴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56～1989年，兰姆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历史高级讲师）、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加纳（加纳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英国和巴基斯坦担任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为已故巴总统Z.A.布托担任一年多顾问，并多次长期在巴基斯坦访问、研究），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工作。1992年、2006年再度重返巴基斯坦进行访问。
他对自己的研究兴趣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内容：（1）英属印度同中亚的关系，尤其对西藏感兴趣；（2）对一些考古学和人类学主题感兴趣，包括（a）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马来亚半岛历史；（b）西非、北非的古代传统纺织业及纺织技术；（3）1947年后中印边境争端的演变；（4）阿富汗近现代史；（5）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克什米尔问题，包括克什米尔自然和[3]历史两方面。一 兰姆在西藏历史方面的研究
兰姆最大的学术贡献莫过于对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围绕着1766～1904年的英印与中国西藏关系史展开，并逐渐拓展、下延至民国期间。
在有关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研究领域，兰姆先后出版的学术著作如下：（1）《英国与中国中亚：1767-1905年通向拉萨之路》（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修订版于1986年出版，题为《英属印度与西藏，1766-1910》，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2）《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英帝国外交史》（赫廷福特伯利，1989年，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Hertingfordbury 1989）；（3）《1774-1777年波格尔、汉密尔顿不丹与西藏之旅》（赫廷福特伯利，2002年，Bhutan and Tibet. Travels of Bogle and Hamilton 1774-1777，Hertingfordbury 2002）等。
兰姆对清代中期至民国期间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深入研究，他利用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等原始档案资料，耐心细致地梳理了这段历史，并提出精湛而独到的见解，成为这一时期英国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他的著作也成为该领域不可多得的权威专著。二 兰姆在中印边界方面的研究
兰姆在中印边界争端研究领域亦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依据史料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印边界争端，这在西方学术界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6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1）《印藏边境》（“The Indo-Tibetan Bor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6，May 1960）；（2）《中印边境：边界争端的根源》（Alastair Lamb，The China-India Border：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3）《中印涉藏关系史研究（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2卷本，伦敦，1966年，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2 vols，London 1966）；（4）《中印在拉达克的边界》（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5）；（5）《英印帝国边界研究》（“Studying the Frontiers of the British Indian Empire”），刊载于《皇家中亚期刊》第53期，1966年10月版（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 53，Oct.1966）；（6）《喜马拉雅山战争》（“War in the Himalayas”），刊载于《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5期（1971年，McMillan）等。
兰姆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历史档案、公开和未公开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他的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国外的“中印关系和中印边境冲突”研究吹来一缕清风，并对其他学者产生了积极的[4]影响。三 其他研究领域
除中印边界争端外，兰姆对于印巴克什米尔危机也格外关注。他在1966年著《1947-1966年间的克什米尔危机》（Crisis in Kashmir 1947-66，London，1966）、《亚洲边界问题研究：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Asian Frontiers. Studies in a continuing problem，London 1968）、《一份充满争议的遗产：克什米尔》（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Hertinfordbury & Karachi 1991）、《不完整的分割：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1947-1948年》（In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Hertingfordbury & Karachi 1997）等一系列著作均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起源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和研究，令他亦成为一位克什米尔问题专家。
正如他本人所言，他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也有着浓厚兴趣。他所著《在吉打州中部的巴株巴辖沾地武吉的挖掘与重建报告》〔吉隆坡，1960年出版，同时在新加坡出版，书名为《巴株巴辖沾地武吉》，Report of the Exca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andi Bukit Batu Pahat，Central Kedah， Kuala Lumpur 1960（also published in Singapore，1960，as Chandi Bukit Batu Pahat）〕；《马来北部地区和泰国南部地区的早期印度教教徒与佛教徒定居点杂文集》（吉隆坡，1961年，Miscellaneous Papers on Early Hindu and Buddhist Settlement in Northern Malay and Southern Thailand，Kuala Lumpur 1961）；《从满清之路到古老的顺化：自17世纪至法国征服前夕的英国-越南外交史》（伦敦，1973年，The Mandarin Road to Old Hue. Narratives of Anglo-Vietnamese diplomac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eve of the French conquest，London 1973）。他甚至对非洲的纺织业感兴趣。他与夫人威尼斯·兰姆合著的《喀麦隆的传统纺织业》（Au Cameroun-Weaving Tissage）（英格兰赫特福德郡，1981年）和《塞拉利昂的纺织业》（Sierra Leone Weaving，与威尼斯·兰姆合著，英格兰赫特福德郡，1984年）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第二节 本书的主要内容一 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两卷27章：第一卷分三部分共15章组成，第二卷分三部分12章。最前面有致谢部分，27章正文部分之后则包括20个附录、参考书目和索引，共五部分组成。下面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卷“莫利、敏托和不干涉西藏政策”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寻找新的西藏政策，1904～1906年”主要介绍了本书的写作目的。作者回顾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政府的对藏政策，重点述及寇松的对藏“前进政策”、荣赫鹏使团的活动以及“拉萨条约”的签订等，分析了英国本土政府（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与英属印度政府看待西藏问题的分歧之处，为莫利、敏托等“不干涉西藏政策”的出台做了一定的铺垫。本章还讲述了九世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度政府扮演的重要角色。作者站在印度政府的角度分析了加尔各答谈判的失败，可谓入木三分。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莫利的精明无为政策以及印度政府对待西藏游历者的态度，并举出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例子，阐述伦敦本土政府与印度政府的深刻分歧：伦敦政府看重的是英俄关系、英中关系这一大局，而印度政府考虑的仅是自身的眼前利益。这令当时的旅行家苦恼不已，斯文赫定就在他的游记《穿越喜马拉雅》中评价莫利的西藏政策过于愚蠢，令英国丧失了荣赫鹏使团千辛万苦争取来的在藏威望和荣誉。
第二部分“英俄关于西藏协定，1906～1907年”首先介绍了英俄谈判的背景，双方各自打算谈判的议题以及确定的最终议题：波斯问题、阿富汗问题和西藏问题。接着，英俄代表尼科尔森和伊斯沃尔斯基在1906年6月开启了谈判。俄方代表从一开始就希望将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放在一起谈判，但遭到英方代表的坚决反对。
第三部分“中国的前进政策，1905～1911年”主要分析了清廷在四川藏区等地采取的措施，张荫棠在西藏实行的改革和印度政府对此作出的回应，以及1908年中英协定的签署过程，尤其重点述及张荫棠在面对英国代表的时候据理力争，维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接下来，作者讲述了张荫棠及其下属对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喜马拉雅山地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回顾了1904年以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逃亡过程，即其在蒙古、塔尔寺、五台山以及最后一站北京的相关活动。之后，作者介绍了赵尔丰在巴塘等地的改土归流措施，叙述了清军在川藏交界区的军事活动，讲述了赵尔丰部进入西藏之后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二次逃离拉萨的过程，分析了印度政府和尼泊尔等对此的反应，并在最后进行了小结。
第二卷“哈定、麦克马洪与西姆拉会议”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阿萨姆喜马拉雅危机，1910～1912年”讲述了中国在藏南采取的一些措施以及英属印度政府的应对措施，并以达旺地区为讨论重点，对阿萨姆问题进行了展开，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问题，主要述及了威廉逊之死的前因后果和不干涉政策的终结，以及英国派出阿波尔远征军等多支远征军前往阿萨姆山地部族地区的过程。
第二部分“英国对藏政策和辛亥革命在西藏，1912～1913年”重点讲述了辛亥革命对西藏造成的影响，钟颖率部进入拉萨后西藏的局势，以及钟颖部如何最后经印度撤到内地。本章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对西藏采取的政策，以及中华民国提出“五族共和”后英国人的反应；民国政府派遣杨芬使团前往西藏的前因后果；陆兴祺的相关活动；东部西藏“追随赵尔丰的步伐”，尹昌衡、胡景伊、刘锐恒等人和藏军发生冲突的前前后后。
第三部分“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1913～1914年”主要围绕西姆拉会议的召开而展开。首先，作者描述了英国威逼利诱中国政府参加西姆拉会议的经过，无论是会议地点还是中方代表，都由英国单方面说了算，凸显了英帝国主义的强权主义和霸权政治；从另一方面也显露出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孱弱无力。接下来，作者分析了西姆拉会议召开期间的几次会议的经过和影响。由于中方代表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正式签字，英藏代表私下交换照会，所谓“麦克马洪线”就这样诞生了。对于20世纪50年代印度政府提出麦克马洪线是“自然的、传统的、民族的、行政的边界线”的说法，作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并有理有据地进行了反驳。二 附录与地图
本书后所附的20个附录均为十分重要的协定之英文版，相对比较完整、规范。包括：
附录一 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附录二 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续约》；
附录三 1904年《拉萨条约》；
附录四 1906年中英条约；
附录五 1907年英俄协约；
附录六 1908年中英西藏贸易协定；
附录七 英不条约；
附录八 1844年英国与不丹条约；
附录九 1853年英国与不丹条约；
附录十 1862年英国与阿波尔人签订的条约；
附录十一 来自中亚的汤姆·布朗斯；
附录十二 1912年朱尔典致函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附录十三 1912年俄国-蒙古协定；
附录十四 1913年西藏-蒙古协定；
附录十五 1913年俄中关于外蒙古的宣言与换文；
附录十六 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线换文；
附录十七 1914年4月27日英中藏在西姆拉草签的协议；
附录十八 1914年英藏贸易协定；
附录十九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议及互换照会；
附录二十 1954年中印协议及互换照会。
此外，本书还利用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地图室（the Map Rooms of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外交部图书馆（the Foreign Office Library）和皇家地理学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珍贵地图22幅，包括：
地图一 西藏与亚洲的关系；
地图二 东北边疆；
地图三 西藏边疆；
地图四 中国人和西藏人对印度东北边疆的理解，1910～1912年；
地图五 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疆部族；
地图六 达旺地区；
地图七 苏班西里河谷；
地图八 底杭河—香河河谷；
地图九 洛希特河谷上游；
地图十一 历史上的中藏边界；
地图十一 西姆拉会议边界线，1913年11月；
地图十二 西姆拉会议边界线，1914年2月；
地图十三 西姆拉会议边界线，1914年4月；
地图十四 英阿建议划定“北部阿富汗”，1914年5～6月；
地图十五 西姆拉会议边界线，1914年6月；
地图十六 沿着达旺地区的麦克马洪线建议；
地图十七 沿着底杭河—香河的麦克马洪线建议；
地图十八 沿着洛希特河上游的麦克马洪线建议；
地图十九 沿着塔伦河的麦克马洪线建议；
地图二十 附在西姆拉条约后的简要地图（两种文本）；
地图二十一 西姆拉条约地图上的红线西段与当今印度在阿克赛钦地区边界的领土主张对比；
地图二十二 阿克赛钦地区的边界变化，1899～1947年。
这些附录和地图对于我们深入研究1904～1914年间的中英关系史、西藏地方史以及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渊源至关重要，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第三节 本书的价值与意义一 学术价值（一）利用大量原始资料，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
兰姆的这部《中印涉藏关系史研究（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是一部极为严谨的学术著作，利用的资料种类包括档案、通信集、文集、蓝皮书、大量地图。
本书主要依据印度事务部（the India Office）和英国外交部（the Foreign Office）的档案写成。印度事务部的档案保存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the India Office Library）；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则可在位于伦敦的英国公共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查询，此外，位于康沃尔大楼（Cornwall House）的英国外交部图书馆（the Foreign Office Library）也收藏着相关文件。作者使用的印度事务部文献主要是外部政治文献（Political External Files，PEF）。截至1905年，英国外交部与中亚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FO 65（Russia，俄国）和FO 17（China，中国）。1905年之后，英国外交部文献中主要的政治类文献为FO 371。对于本书所涵盖的时间段，则主要参考了英国外交部刊印的名为“西藏事务”系列（Affairs of Tibet）和“西藏和蒙古事务系列”（Affairs of Tibet and Mongolia）的大量机密文献。这些文献保存在英国公共档案馆，相关的文献号为FO 535。这些印刷品极为有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省略了备忘录（minutes）。
作者还利用了大量论文集（collections of papers），包括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寇松-汉密尔顿通信集（the Curzon-Hamilton correspondence）、庵士尔文件（the Ampthill papers）、莫利-敏托通信集（the Morley-Minto correspondence）；英国外交部图书馆的尼科尔森文集（the Nicolson papers）、格雷文集（the Grey papers）、朱尔典-兰利通信集（the Jordan-Langley correspondence）。
此外，本书使用的相关蓝皮书（Blue Books）包括：有关西藏通信集，1905年（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ibet，1905，Cmd. 2370）；有关西藏通信集，1910年（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ibet，1910，Cmd. 5240）；东印度［东北边疆］，反对阿波尔人的行动，1911年（East India（North-East Frontier），Operations against the Abors，1911 Cmd. 5961）。
本书还利用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地图室（the Map Rooms of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外交部图书馆（the Foreign Office Library）和皇家地理学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大量制图资源（the cartographical riches），全书共引用地图22幅。
除了使用档案资料之外，作者还尽可能引用了当时出版的所有相关著作，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本书共有961条注释和400多册参考书目，附录则包括20个重要条约内容和详尽的索引，即可管窥作者对史料的充分占有，立论基础的扎实。而作者深入的分析、缜密的考证，以及客观的叙述，亦可见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虽然作者无法使用汉文和藏文史料，但他仍尽量引用译成英文的汉文或藏文资料，或中国学者以及到过西藏和藏区的西方人用英文撰写的著作，试图多角度全方位考察各方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只从英国人的角度分析问题的局限。
本书的学术价值当然不限于作者使用的大量原始资料并阅读大量相关研究著作等，最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这些素材的消化和吸收，提出了颇为客观公正的观点，这是最让人钦佩的一点。在多为达赖集团辩解甚至摇旗呐喊的西方藏学界，兰姆先生的个别观点虽然也存在一些偏颇，但他仍表达出诸多不同于西方主流观点的见解，这无疑是真正的学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具体表现。（二）中外学术界对本书的评价
中外学界高度评价兰姆《中印涉藏关系史研究（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一书。我国著名藏学家柳陞祺先生在其撰写的论文《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兼评西姆拉会议（1913～1914）》（《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中这样评价道：“英国学者兰姆博士在1966年出版的两卷本《麦克马洪线》［此即《中印涉藏关系史研究（1904-1914）》一书，英文全名为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2 vols，London 1966.］一书，可能至今还是这方面资料最充实、持论最公允的权威之作。兰姆博士几乎查阅当时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公开的所有重要的有关档案，在很多方面提出了他卓越的见解或重要的线[5]索。”
兰姆先生的《中印涉藏关系史研究（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自1966年出版后，立即引起西方学术界强[6]烈反响，仅笔者所见当时的书评就有十多篇。其中，赞扬者有之，批评声亦有之。《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上的一篇书评写道：“兰姆这部著作，为1904～1914这个关键时期英国、英属印度、俄国、西藏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研究作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该书围绕着英属印度东北边疆的形成而展开。”“作者利用大量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的原始档案，并将当时一些重要的条约作为附录，还列举了详尽的参考书目，并收入多幅边界地图。”“我们必须同意兰姆的观点，即当今印度政府将中印争端建立在1914年3月24日及25日英藏换文记载的阿萨姆边界是合法的基础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印度政府认为麦克马洪线是一条自古就有的传统边界，这种看法也是错误[7]的。”兰姆的这些看法有力地驳斥了印度政府妄图继承英帝国遗产的观点。
相反，《亚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的一篇书评则对兰姆的观点进行批驳。作者写道：“兰姆先生在两卷本著作中，对1904～1914年间印度、中国、俄国、西藏、喜马拉雅尼泊尔王国及英国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重建。”“作者似乎更认同约翰·默里的观点，他是中国西藏的强烈拥护者；而非赞同英属印度政府保护印度边界的观点。”评论者似乎无法容忍兰姆先生的一些客观看法，如，当兰姆写道“为什么尼赫鲁先生在宣称自己爱好和平，要与中国和平共处的同时，却又顽固地坚持英帝国主义的遗产，诸如西姆[8]拉条约，麦克马洪线换文等，或许这也是20世纪几大谜团之一。”可见，兰姆先生的客观看法在西方某些带有偏见的学者眼中并不受欢迎。二 现实意义
本书是一部关注中英关系、中印关系的重要大部头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英国是所谓“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英国在近代“西藏独立”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本书正是通过分析清末民初英帝国的外交政策，从中英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西藏问题”。印度是英帝国政策的继承者，《麦克马洪线》一书驳斥了印度所谓继承英帝国遗产的论点，对中印边界冲突等敏感问题较为客观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兰姆先生分析了中印两国政府在边界地区发生矛盾的深层原因：“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借用苏加诺总统本人的表述，喜马拉雅地区已成为中印武装‘对抗’的地方。1962年，这种对抗几乎演变成一场战争。这种局势是否可以避免？但或许只有在双方都极其了解英国统治期间中印边界历史的前提下。中国人不得不看到：正是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才促使英国企图将中国尽可能远地排除在喜马拉雅边界之外；除非中国人停止惯性思维，表现出更为友善的精神，否则独立后的印度仍然会采取英国人的态度。印度人也必须看到：在极为真实的情况下，中国人所继承的边界是英国人的反华行为所导致的，无论其作为边界的优点是什么，中国人都不会满意，都会质疑其有效性。如果双方都无法对边界问题表现出特别的理解，那么不愉快的后果自[9]然不可避免。”
对于如何解决中印边界争端问题，兰姆先生认为认清历史至关重要：“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喜马拉雅边界危机，可以真正被视作印度政府未能找到正确持久地解决1904～1914年西藏问题的后果。真正了解这10年的经验教训并从中受益，有助于解决当今新德里外交部所面临的困境。如果已故的尼赫鲁先生及其顾问能够对荣赫鹏使团所引发的后果有着更为准确的了解，他们对待1950年成为印度邻居的共产党中国的态度或许会完全不同。或许，从现在开始，认[10]真学习以往英国的经验也还为时不晚。”兰姆先生这句话的现实意义毋庸赘述，如果印度政府能认真学习兰姆先生的这部著作精髓，对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不无裨益。下面，我们从三方面分析本著作所体现的现实意义。（一）指出了西姆拉会议和西姆拉条约的非法性
如何评价西姆拉会议和西姆拉条约？兰姆先生认为，从印度政府角度来看：“未签署的西姆拉条约，新订立的西藏贸易协定以及麦克马洪线，都是印度政府从西姆拉会议中获得的红利，是自荣赫鹏使团以来10年间承受的谈判、辩论和焦虑所给予的回报。深深卷入西藏问题的英国官员，像查尔斯·贝尔和亨利·麦克马洪等人，宣称他们现在非常满意，并历数1914年在西姆拉和德里缔结的各种协议给英国[11]带来的好处。”但是，对于西姆拉条约的法律地位，兰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即便是贝尔也不可能没有意识到，由于西姆拉条约缺乏中国人的签字和俄国人的承认，其法律地位仍是悬而未决[12]的问题。”
对于西姆拉会议过程中，中国西藏代表伦钦夏扎和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勾结起来对付中国代表陈贻范这一事实，兰姆先生形象地用“辩护律师”来形容英国与中国西藏的关系：“在整个西姆拉会议召开的过程中，麦克马洪与西藏代表的距离要远比中国政府代表近得多。毫无疑问，伦钦夏扎对待麦克马洪的态度，更多地像是一件法律诉讼案件中的被告对其律师的态度。因而，[13]麦克马洪相应地要为西藏代表辩护，并尽其可能做最好的辩护。”
对于西姆拉会议的评价，兰姆先生认为：“若从永久性解决西藏问题的角度来看，西姆拉会议很难说获得了彻底的成功。西姆拉会议的确产生了英藏贸易协定以及麦克马洪线，这满足了英国政府在喜马拉雅边界地区的要求，但却没能最终确认西藏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未签字的西姆拉条约的存在，似乎防止了印度政府在1914～1947年间明确承认西藏独立。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代表长期驻于拉萨，但从未获得正式的外交头衔。虽然从事实上来说，英国最终将西藏视作主权国家与之处理往来关系，但从法律上讲，无论宗主权的含义如何，英国人认为自己无法否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1950年，当处于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最终对西藏实行了宗主权之际，很难说中国人因而实行了侵略行[14]为。”
这一段话实际上在质疑西姆拉会议和西姆拉条约的同时，也驳斥了西方国家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侵略”了西藏这一说法。（二）深入分析麦克马洪线
针对麦克马洪线的本质，兰姆先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今天看来依然富有启发意义。
例如，对于印度政府提出，麦克马洪线的附件仅仅是“将该地区[15]自然的、传统的、民族的、行政的边界线变得正式化而已”，兰姆先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不幸的是，无论多么符合现代印度外交的需要，我们都很难说其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山地部族区域的治理历史的理解是正确的。在1910年初，中国人占领拉萨之际，西藏政府的权利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延伸到达旺地区，直至阿萨姆平原地区的边缘。在当时，除了洛希特河谷之外，英国人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渗透仅仅是非常肤浅的。不少英国人和其他欧洲旅行家都曾前往洛希特河谷，他们在洛希特河谷瓦弄附近看到了西藏边界的标志；即便是在洛希特河谷之上，也不能说当时的米什米部族以任何合法的方式归属于英国的主权之下。在1914年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换文中所确定、地图中所标注的麦克马洪线，并非古老的印度边界线，而是一条全新的边界线，英国人将其设计出来之后，用以替换沿着山脚的老外线（the old Outer Line）。这条边界线并非基于古老的传统，而是1911年初威廉逊被阿[16]波尔部族人杀害后，英国人积极的调查工作产生的结果。”
这一段话无情地揭露了印度政府所谓“早在公元8世纪，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部族地区就已经在印度人的管理之下了；从那时起，直至现在，该地区始终处于印度的管辖之下”的谎言。
兰姆认为，在西藏和平解放后不久，印度政府开始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的兴趣。1951年初，达旺地区被纳入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下，这时距麦克马洪线换文西藏私自将达旺割让给印度已经过了37年。整个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隶属于一个巨大的行政重组后的机构：今天的东北边疆局（he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NEFA），这是由印度外交部管理下的一个独立行政机构，但名义上由阿萨姆总督负责管理。1956年，印度政府成立了印度边疆行政机构（the Indian Frontier Administrative Service），用来给东北边疆局配备职员。截至20世纪50年代末，印度[17]哨岗已经遍布在麦克马洪线上的多个点。
对于英国人为殖民侵略寻找借口的种种行径，兰姆先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然而，至中国人于1910年进入拉萨之际，大英帝国在印度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英国不再是一个四处扩张的帝国，他们只是在竭力保住和巩固他们已经拥有的领土，防止来自内部外部的威胁。自皮特印度法案（Pitt’s India Act）以来，英国人已经习惯于宣称：他们不想在印度次大陆获得比实际中拥有的更多的领土了。每一次新的吞并都有正当理由，都坚信这是为了自我防御。马拉地（Mahratha）的威胁，缅甸的威胁，锡克人的威胁，俄国人的威胁，法国人的威胁，每当印度政府想占有另一个省，或发动一场新的边界战争，诸如此类的解释就会应运而生。截至19世纪90年代，随着印度、阿富汗之间的杜兰德边界线（the Durand line）的划定，罕萨、奇特拉尔的获取，英国边界与帕米尔的接壤，就在印度当地人开始发起漫长的自治运动[18]之际，印度帝国已经将自己的边界扩张到最大程度。”（三）正确评价达旺地区的历史地位
兰姆先生无情地批判了20世纪60年代印度政府的某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观点。例如，印度政府提出“达旺地区从来不是西藏的一部分。据说，达旺地区的门巴人仅仅从宗教意义上从属于达旺寺，他们[19]给达旺寺所缴纳的赋税也属于宗教费用。”兰姆先生有理有据地进行了反驳：“这种观点恐怕不能用在色拉山以北的达旺地区，因为该地区处于错那宗统辖之下，正如西藏帕里位于春丕谷河谷上游那样，两地的功能在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但在色拉山以南，达旺寺的地位就很难定义了，而且此类证据只能证明达旺与西藏之间仅存在宗教关系这一论点。然而，一经检查之后，发现该证据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和西藏很多其他类似的寺院一样，达旺寺的僧人毫无疑问地承担着本地世俗管理的责任。如果在西藏政教合一体制范围内有可能将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区分开的话，德让宗和打陇宗的僧人宗本的职责绝非仅限于处理佛教事务。他们所征收的是赋税，而非宗教意义上需要人们自愿缴纳的什一税。此外，在管理色拉山以南的达旺地区时，达旺僧人并不代表自己，而是作为其母寺：拉萨哲蚌寺的代理机构行事；而哲蚌寺在西藏政府中扮演着十分明确的角色：既关乎宗教事务，也涉[20]及世俗事务。例如，哲蚌寺的印章曾出现在1904年拉萨条约上。”
印度政府为了进一步论证麦克马洪线在国际法上的有效性，声称达旺地区不仅在世俗意义上不属于西藏，甚至在1914年之前，达旺[21]实际上已处于英国人的保护之下。支持此类观点的人宣称，英国人自1844年以来付给达旺地区酋长的5000卢比是一种补贴，暗示着接受者一方在政治上依附于英属印度政府。对此，兰姆先生认为“实际上，我们只需浏览1844年协议（参见本书的附录8）便可知，门巴人签字方接受印方每年5000卢比的补偿，仅仅是为了补偿其在阿萨姆卡利亚帕拉杜尔地区所失去的权利。因而，他们实际上是通过这种[22]方式，将该杜尔地区出租给了英国人”。第四节 本书的不足之处
本书有许多优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作者不能直接利用藏文和汉文材料，难免使本书具有某些局限性。本书的主要参考资料是英文档案、通信集、文集，也引用了一些法文资料。此外，作者利用了不少中国学者用英文发表的成果，或是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学者成果。尽管如此，不能直接利用汉文、藏文史料，仍是这部著作的遗憾之处。
其次，本书中没有摆脱西方一般学者所持有的错误观点。诸如，将西藏地方与中国、印度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认为“民国期间西藏事实独立”“中国侵略西藏”等严重背离客观事实的错误观点，对新中国废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实行民主改革也持有错误认识，这些都需要读者站稳立场，明辨是非。
最后，本书没有采用西藏传统的算法，而是将“九世班禅喇嘛”[23]算作“六世班禅喇嘛”等。
西方藏学界由于殖民时代的遗产和冷战时期形成的偏见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脱离客观史实的不正确的认识。那些别有用心、纯粹为分裂中国阴谋服务，为达赖集团分裂活动张目的所谓“藏学家”们，如贝尔、黎吉生、范普拉赫等人，其观点之谬自不待言，即便像兰姆这样比较能够尊重客观史实的西方学者，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整个风气的影响，未能完全公正地认识、看待西藏历史，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这也说明澄清历史是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正误纠谬还任重道远。兰姆此书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和认识，需要批判地加以借鉴，但与上述著作存在本质不同，其学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翻译该书的用意即在于此。
梅尔文·戈尔斯坦（M.C.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谭·戈伦夫（Tom Grunfeld）《现代西藏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Tibet）和阿拉斯泰尔·兰姆所著《中印涉藏关系史研究（1904～1914）》（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24]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都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西藏地方历史的重要著作，因为有汉译本的缘故，前两者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者虽为研究者利用颇多，但因始终未能翻译成中文，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总而言之，本书是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研究著作，探讨的又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希望这部著作的翻译出版，能够将这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藏学界，为学界利用这部著作提供便利，也希望能为中国藏族历史、中印关系史研究，为涉藏外交斗争，乃至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发挥积极作用。
译者保留了原书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英文原文，以方便读者查询。英文附录和参考书目、索引也做了保留，方便读者使用英文原文。因篇幅所限，未收入原书附地图，敬希读者见谅。翻译中难免会存在遗漏、错误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 蓝来讷爵士（Sir Lionel Henry Lamb），英国外交官。1922年来华，成为使馆翻译学生。1928年任驻哈尔滨代理副领事。1931年任使馆汉务副参赞。1934年任驻上海总领事馆二级领事。1937年任使馆代理中文秘书，旋任一等中文秘书。1945～1946年任大使馆参事，1948年以公使衔代理馆务。1952年继胡阶森为驻北京代办，1954年离华。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主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70页。
[2]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Acknowledgements，viii.
[3] 以上有关兰姆先生的学术生涯及其著作，均由兰姆先生在2011年亲自为译者提供，在此表示深深的感激。
[4] 参见随新民《中印关系研究50年：多元化的议程和不对称的支点》，《国际论坛》2005年第6期。
[5] 《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兼评西姆拉会议（1913～1914）》，《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柳陞祺藏学文集》（汉文卷，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第295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