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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0 22: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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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兴武,张铭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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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地域文化简明读本

盘锦地域文化简明读本试读:

序言一

周国彬

盘锦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既有优美的自然景观,也有文化内涵深厚的人文景观。倚河临海,恬静悠然,四季分明,居住舒适。天然苇海,红海奇观,碧海蓝天,鹤掠白云,稻田泛金,鱼虾翻越,油井喷吐,管线密织,是一个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美景如画、和谐平安、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滨海明珠城市。盘锦人居之自豪,外地人闻之向往。

建市之初,不过一个四处水泡、盐碱荒滩、鸡犬相鸣而不见人烟的南大荒。为何短短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不过是弹指之间,让盘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引世界人民为之瞩目。许多专家学者对盘锦现象兴趣浓厚,试图从各种角度来解读盘锦人民创造奇迹的密码,告知世人盘锦模式的内动力的能量是什么。

在市委六次党代会上,全市党代表达成共识:盘锦进入了向海发展、全面转型的新时期。并在历次全会丰富和完善了盘锦未来发展的新思路,确定了“向海发展、全面转型、以港强市”的一条发展主线,明确了盘锦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沿海开发开放、城乡一体化发展、和谐盘锦建设,盘锦将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目前,我市正处于在工业化加速期、城市化提升期、市场化完善期和国际化接轨期,面对国内、国外发展的巨大压力,这需要全市140多万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排除干扰,用“创业、创新、创优”的盘锦精神,努力在建设滨海新盘锦的征程上寻求新动力,拓展新空间,铸就新辉煌。这必须需要文化的支撑,特别是盘锦地域文化底蕴强大支持。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地域文化是指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具有独特性。盘锦因在辽河下游,坐落在肥沃的辽河三角洲上,又紧邻渤海辽东湾,这就形成盘锦地域文化特殊性,也成为建设滨海新盘锦不竭的精神动力资源。

有这么一群人,甘于寂寞,却心怀天下,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勤劳,默默钻研着盘锦的过去,关注着盘锦现在的发展,期待着盘锦未来的美好。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挖掘盘锦的历史,主动承担起归集整理盘锦历史资源,寻找盘锦发展动力的根源,用盘锦人的责任和担当探询他们热爱的这片热土,从文化的角度去认知盘锦文明的传承,寻找盘锦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他们用多年的研究心血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盘锦的发展,并给盘锦人民的引领者一个指南。值此盘锦建市30周年之际,研究地域文化并颇有建树的盘锦籍的专家学者,充分整合了各种资料资源,提纲挈领地把盘锦的文化历史脉络,简单清晰的呈现给大家,编辑出版了《盘锦地域文化简明读本》,这是奉献给140万盘锦人民的一份贺礼。

盘锦历史悠久,从已出土的文物来看,早在5000年前,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刀耕火种,繁衍生息。辽河流域先民都是在采集、渔猎、游牧、农耕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展起来的,辽河文明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盘锦地域文明,从根源上说,必须先从根上捋,这就要追寻红山文化和辽河文明。

盘锦又是中国600多座城市中典型的移民城市。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主要有地方、辽河油田、辽河石化、北方华锦和部队驻盘生产基地等部分组成,140万人口中多个少数民族成分。移民带来的不同地域背景和特色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汇聚、融合,形成盘锦——下辽河地区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

盘锦地处渤海北岸,有118公里海岸线,海洋是盘锦人民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盘锦人因辽河在这里汇入渤海,很早就和海洋打交道,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不屈不挠地发展自己的海洋经济,积淀了深厚的海洋文化。

翻开盘锦历史,首先是一部农垦史,更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开拓史。正是农垦,使昔日盐碱遍地的“南大荒”变成了美丽富饶的“南大仓”。这又形成独特的农垦文化。

盘锦市由辽河油田的建立与开发而创建,是依托石油、天然气加工发展起来的石油化工城市。辽河油田企业文化是盘锦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辽河企业文化的源头,是开始创建辽河油田和盘锦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这种精神是盘锦地区需要传承和发扬光大的。盘锦文化还包含很多方面,就不一一赘言。

至于,各种文化提法是否准确,内容是否真实可靠,都值得商榷,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地方也是众说纷纭,本书尽量以前人的研究和档案资料为准,也许更多的是抛砖引玉,这也达到目的了。由于档案资料有限,个别地方难免粗糙或者错误,需要后续的研究和求证,更需要广大英明之才参与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研究。作者系盘锦市档案局(馆)长

序言二

孙晓谦“下车问俗”是一条很重要的生活经验,“方圆十里不同俗”也是种客观的说法。说“文”喽,这个“俗”就是“地域文化”的内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不同,其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文化就是生活方式、生活样式;往价值观方面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是地方发展的“软实力”“核心竞争力”。重视发展和展示地域文化,也就成了地方成长的必修课之一。

文化,即“人化”,人的地域文化过程,即是人的地方社会化过程。盘锦市在全国地级城市群里,体量比较小,人口数量也不多,而且,人口的构成也来自“五湖四海”,盘锦地域文化也就有了多元的特点——农垦干部、军队、知青、石油工人大军,汉族、满族、回族、朝鲜族人等都是盘锦文化的创造者和践行者,盘锦地域文化深深地刻画了他们的烙印。“一方水土一方人”,作为入海口地区,盘锦地域文化也就有了“集合”“融合”“容纳”等特点。盘锦无山,似乎少了些许“仙风道骨”;盘锦多水,却多了很多龙气和磅礴。辽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随着考古发现的积累,已经越来越彰显其价值。盘锦作为辽河入海口所在地,其区位特点也把盘锦地域文化纳入了辽河大文化的背景之中。

地域文化,还是当地人文历史积淀的结果。盘锦地方最早的人类活动有文物可考的是新石器时期。在盘锦市的高升、沙岭等地有七处古遗址,清晰地标明了盘锦地方人类活动的起始时期。而随后这里也发生了许许多多值得盘锦人铭记和深感骄傲的事件——百年农垦、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石油大开发当上中国“油老三”,家珍很多……

地域文化的传承,需要总结、阐扬的环节。盘锦建市以来,地域文化研究、宣传做得风生水起,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盘锦档案通览》等一批重要著作出版,荣兴农垦纪念馆、沙岭古镇历史文化陈列馆相继落成……盘锦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被不断地、系统地展示出来,这对于提升盘锦人的归属感和尊严感,发挥了强大的正能量。《盘锦地域文化读本》的出版,对于进一步普及盘锦地域文化,也将发挥出积极作用。

当下的盘锦,正处在城市体量扩大、城市内涵提升的历史发展的转型时期,盘锦人身在其中,能不能创造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更加美好的城市样式和生活方式,也真实地考验着盘锦人的智慧和地方文化品质。我们需要博大精深,也需要细节精巧;我们需要丰富多彩,也需要品位格调;我们要有天下情怀,更需要自己的、独有的、中式的、辽河的、盘锦人的根源。温故而创新是我的深深期待!是为序。作者系盘锦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主席第一章盘锦与红山文化第一节研究红山文化对发掘盘锦地域文化资源的重要意义

大河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辽河,是中国第七大河,起源于河北、内蒙古、辽宁交界地区,历史文化积淀沉厚,是一条文化长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

辽河历史文化亦称为红山文化,是辽河流域的先民在距今五六千年间的生活劳作、繁衍生息所创造的历史。红山文化是近些年来颇为专家学者关注的一个文化研究课题。辽河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红山文化因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郊红山而得名,主要分布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家根据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五千年前,辽河流域曾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红山文化由此成为文明史的重要源头之一,辽河亦成为中国的母亲河,甚至被历史考古学者们称为“祖母河”。“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的红山文化,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内涵,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大体呈现沿辽河流域分布的特点,已有近千处遗址。盘锦地处辽河入海口,有专家学者在研究《山海经》时提出,大禹治水首先从辽河口溯源而上,而辽河源头乃红山文化所在。故研究红山文化,对于挖掘北方文明发源、发掘盘锦地域文化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盘锦因为红山文化、辽河文明,其历史身份和文化内涵因而有了全新的定位和阐释。而今由河向海发展,其城市文明再造有了更高的起点和更大的空间。这使盘锦人更加充满了自豪和光荣,必须主动承担起归集整理红山文化、弘扬辽河文明的历史重任。

二是红山文化厚重的历史和辽河文明独特的文化是我们盘锦4130平方公里土地上140万人民的骄傲。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家乡的历史和人文,激发了我们对家乡盘锦的无比热爱,也成为建设滨海新盘锦不竭的精神动力资源。第二节辽河——红山文化特质

文化发展是一种历史现象。远古文化的形成是以时代发展变迁为主线条,经过不断拓展而形成的认知、驾驭、使用、改造自然界能力的发展史。远古时代的文明,都是发源于河流沿途。因为受远古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所限制,一切生命都要有水才能保证生存,远离水源,则危及人类生息。所以,所有文明都发源自河流,如:黄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文明等,中外概莫如此。

史前文明研究都是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上的,是对器物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一种科学推断。换句话说,远古文明的鉴定,是建立在对出土文物(器物)鉴定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石器时代”指的是以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有三: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产生时间各不相同,年代大体从一万年前开始,结束于距今五千年至两千年不等。目前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众多,多以发现地的地名而命名,红山文化就是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而得名,归类于新石器时代。

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半坡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等史前文化中,红山文化具有典型的北方文化特征,有专家评论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的优秀文化。

红山文化于1935年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遗址,1955年获得正式命名,其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前3000年。它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涵盖西辽河、大凌河以及河北滦河、桑干河等流域,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

红山文化是独立于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自身发展起来的中国北方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期的考古文化。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其文化遗址和文物两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当属辽宁省建平县与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文化遗址,那是一处大型的坛、庙、冢结合的人文景观,为中国史前文化中所仅有;其次是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那里有石砌建筑群、神像群和玉器群。红山文化地区出土的文物品类很多,有打制及磨制石器、陶器、泥塑和玉器等,这些文物反映了红山先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红山前段文化出土中有一些具有权力象征意味的石器和陶器,表明当时的燕辽社会已经出现了初步的社会分化和分层现象,某些特殊人物已开始借用礼仪用器来突出权势或显示神圣。结合红山先民的遗址分布,可知红山先民是以狩猎和畜牧为主,农业只是大面积粗放的生产,因此,他们处于相对的定居和经常迁徙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决定了红山文化分布地域广阔,而文化堆积层薄的特点。

红山文化覆盖地域较广,其典型地区就有10余处。主要包括赤峰红山、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巴林右旗那斯台、巴林左旗尖山子、敖汉旗四家子、建平县五十家子、围场县下伙房、葫芦岛市沙锅屯、喀左县东山嘴、牛梁河、阜新县胡头沟、盘锦市郊、康平县郊、开鲁县坤都岭、科左中旗新艾力等地,其中盘锦市郊指的是盘山县高升镇文奎村北的文奎等遗址。第三节红山玉猪龙

在盘锦市目前最大的文化场馆——位于兴隆台区兴隆台街东段的辽河美术馆,门前矗立着一座巨型雕塑——“红山玉猪龙”。这是展示盘锦文化元素的一个重要符号。

红山文化区所发现的器物类文物,以石、陶器制品和玉器制品为主,具有极高的文化研究价值。红山文化的石器主要是生产工具,以磨制为主,如石斧、石锛、石唐盘、石磨杵和石耜;数量众多的烟叶型或鞋底形石耜、大型石磨盘和石唐樟等。石器中包含着数量巨大、小巧精制的细石器,如石核、细长石条片、石钻、石箭头等,这些表明红山文化时期农耕经济已比较发达,先民们已掌握精耕细作的方法,农业生产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红山文化陶器有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两种,器物有各种罐、盆、钵、瓮等容器,都是小平底。其中钵都为“红顶碗式”,有深腹、浅腹两种,主要器形是大口深腹罐(大口,深腹、小平底);罐有小口双耳罐、长颈深腹罐、敛口罐等。夹砂陶为褐色,器形少,陶质粗,火候低。器表多饰有横压的之字纹和直线划纹。陶器纹饰有压纹、划纹、附加堆纹、彩绘花纹等,其中,压印“之”字形纹是红山文化最有特征的纹饰。彩陶多见于泥质红陶器物上,用黑彩绘成并行线纹、三角纹、菱形纹、鳞形纹、涡纹,以勾连式三角纹和菱形纹最具特色,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彩陶的制法、质地、部分器形与花纹,同仰韶文化彩陶相近似。

红山文化地区出土文物当中,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玉质好、品类多、工艺水平高。大量玉器的成组出土,使红山文化不同于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红山先民在墓葬与祭祀中都是以玉为主、陶器为辅,崇玉、爱玉、唯玉独尊,是红山文化的重要特征。其中尤以1971年在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乡出土的大型墨绿色玉龙为代表,它高约26厘米,猪首蛇身,蜷曲若勾。后来,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和辽宁文物店也发现了类似的玉龙。把以上几种类型的玉器形状与当时的文化联系起来看,红山文化特殊类玉器应为满足宗教典礼需要而制作的。这种钩形玉器不是一般的装饰品,它们在墓葬中多放置在死者的头胸部,说明红山文化已将玉器作为礼器使用。红山文化遗址的玉器并非一种独立的器物群,与之相似的还有其他地区出土的类似器物,现在已经有专家称之为“泛红山文化”。玉猪龙 原件高15厘米

红山文化最典型的器物是玉猪龙。玉猪龙首次面世于1975年。当年夏天,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员在从赤峰市(当时隶属于辽宁省管辖)到克什克腾旗的野外考古工作中,无意中在翁牛特旗文化馆看到了一件极为罕见的文物珍品:大型圆雕玉龙。此件玉龙呈钩曲形,高26厘米,通体磨光,墨绿斑斓,姿态盘曲腾跃,颈上扬起一长鬣,尾部尖收而上卷,势若凌空,那形体恰似一个“C”型,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此玉龙是1971年春,由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民张凤祥植树挖树坑时挖出的,后被翁牛特旗文化馆征集。根据发现地名称命名为三星他拉玉猪龙。辽河美术馆前的玉猪龙雕像

1979年,辽宁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从阜新县胡头沟村一座红山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一批动物形玉雕,其风格、造型、纹饰、抛光及制作、穿孔手法,均与1975年在翁牛特旗看到的大玉龙极其相似,由此确定,当年所发现的圆雕玉龙即为红山文化时期遗物。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凌源三官甸子发掘出一座与胡头沟相同的玉器墓,出土了一批非常精美的玉器,经考证,这座墓也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墓葬。这个红山文化玉器墓出土的玉器与大玉龙的艺术造型完全一致,这再一次证明大玉龙就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

从1983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红山文化文物,其中尤以2件龙形玉器的出土最为引人关注。为了进一步搞清这个遗址的全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3年对遗址中第16地点进行了最后发掘,又发现了第3件玉雕龙。这件玉雕龙为淡绿色软玉磨制而成,高9.8厘米,最宽处7.5厘米,身形蜷曲如环,头宽大,圆眼大耳,吻部前凸,口略张开,背部有一穿绳用的小孔,与三星他拉玉猪龙造型一致。目前为止,辽河流域发现的龙形材料数量总数达21件,年代至少在5000年以上。查海石堆龙

20世纪80年代,在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距今八千年前的石堆龙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龙。这条石堆龙位于查海聚落的中心广场,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头向西南,尾朝东北,作昂首张口咆哮状,有一种腾飞之感。这条巨龙证明早在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了用龙这样的形态来表达某种宗教意识,在祭祀时,将其作为神化了的上天的一部分,以祈福或是保佑。久而久之,龙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神灵,龙的形象也越来越完善:龙眼似牛,龙嘴似虎,龙角似鹿,龙身似蛇,龙鳞似鱼,龙爪似鹰,它腾云驾雾,能上天入地,呼风唤雨。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众多的红山文化建筑遗址和墓葬遗址,继三星他拉玉龙后,又在喀左县东山嘴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玉龙,并发现了红山文化时期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金字塔形的巨型建筑,发掘出大批陶塑女像,特异型彩陶器以及龙形、龟形、鸟形、蝉形等各种动物形玉器。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女神庙出土的随葬玉器玉雕龙,体态优美,晶莹剔透,是中华民族最原始的图腾,是华夏先民镌刻的中华第一神龙。玉,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古人云:“玉入其国则为国之重器”,唯玉为葬、唯玉为礼,玉成了先民通神的工具,成了“礼制”出现的象征,玉雕龙作为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是民族之魂。这些新的发现使考古界开始重新估价、探讨红山文化的渊源和地位。红山文化必有其更早、更深的历史渊源,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做更深层次的研究。三星他拉玉雕龙第四节红山文化与辽河文明

河流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上溯远古,华夏大地有三个著名的文明区:长江流域文明,黄河流域文明,东北燕山地区文明。东北燕山地区则表现在滦河流域、辽河流域分别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期遗址和泛红山文化区。

红山文化被发现后,考古成果表明:“红山文化的发现,显示出辽河流域在很早以前就产生了高度的文明,并不落后甚至有可能超过中原文明”。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域学者热心研究辽河文化,挖掘辽河文明。研究结果表明,自夏、商、周起,辽河领域的先民们就挟带着辽河雄风走上中原的舞台。商朝是北方民族、周朝是西部民族主宰历史舞台的主角;之后,由东胡分化而成的乌桓、鲜卑及室韦等分支,在三国征战、南北朝时期纷纷亮相,由鲜卑族建立的燕、魏、齐、周、后凉、柔然等北方政权,统治时间长达300余年;隋朝及创造了中华文化新高峰的唐朝,也是深受鲜卑民族影响的政权;唐朝之后,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一度与南宋朝廷分庭抗礼,强势毕现;女真人融合于蒙古人和汉人之中后,以蒙兀室韦(蒙古族部落)为主体而发展起来的元朝统一了中国,并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从辽朝的立国到元朝的退出长城以南,这期间共经历了452年。全程统计,总计1000余年的时光。依以上简述:中国历史的一大半时间,是活动在辽河流域的各民族的影响下发展过来的。

从辽河流域古文化遗产来看,除了史前的红山文化和秦汉遗址,见世最多的是辽、金、元遗址文化发现。而反观黄河文明,从具有中华文明源头之称的洛书河图始,有几千年绵延不绝的史学叙述和不计其数的文哲巨著。生长在辽河流域的先民们的性格和习惯,影响了历史所应给予他们的评价。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跑马圈地不会文化洗脑,实现真正在人心上征服。事实上,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从形成国家算起,能找到考古依据的也就是四千年左右,而红山文化则证实了形成国家之前一千多年的文明,红山文化率先进入了文明的门槛。辽河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一员,但由于黄河流域在传统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文化认同,辽河流域历史文化地面遗存少、地下埋藏多,文化产业不发达等原因,致使红山文化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我国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其文化底蕴也还没有广泛为外界所了解。第五节红山文化终结地——辽河入海口—盘锦

1982年,由辽宁省、营口市(当时盘锦区域两县隶属于营口市管辖)联合组成的文物普查队在今盘山县沙岭镇高句丽城坨子、得胜镇三道梁、高升镇文奎大队及兴隆台区兴海街道梁家等地发现新石器时期遗址7处,出土文物有石斧、细石器及红山文化的典型代表——彩陶片。经1983年复查及碳十四测定,其结论是尽管盘锦西南部成陆较晚,但东北部五千年前便有人类在这里刀耕火种了。盘山县得胜镇(大荒农场)和高升镇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

从水文资料角度说,辽河流域地跨辽宁、吉林、内蒙古东部、河北省北部四省区,总面积达到34.5万平方公里。辽河流域先民都是在采集、渔猎、游牧、农耕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展起来的。这意味着他们在适应生存环境时,季节分明的气候养成了节奏鲜明的习俗,爱憎分明的性格;他们在获取生存资源时,造就了勇敢、剽悍、刚毅的性格;他们在结交生存伙伴时,豪爽、大度、坦率、热情;他们在追逐生存空间时,流动奔放、拼搏进取。在这种民族精神熔铸下,产生了辽河文化。

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明显的早发性。还在远古时代,这里的人群就有了图腾崇拜、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上古时期,这里出现了相当成熟的青铜器文化。汉代时期,在辽南一带已经出现了繁荣的农耕文化。

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在古代,它欢迎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儒、释、道在这里竞相传播。有迹象表明,古代西方基督教在这里也有传播,时称“景教”。广阔的黑土地更以它博大的胸怀,吸引那些为中原战乱所苦的人们,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这里的各民族之间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融入。

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卓越的独创性。这里生息着的许多民族受气候、地域及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在社会风俗、建筑艺术、绘画雕塑、歌舞曲艺诸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民族个性。一些群体在学习中原文化的时候,又进行了嫁接和创新,期间辽朝官制中的两面官制度(一官设立两位,一位为汉族,一位为契丹族),就是政治体系方面的杰出创举。

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持续的向心性。几乎每一个辽河流域民族成长壮大以后,都把中原文化作为自己发展的目标模式,虚心学习,善于学习,“见贤思齐焉”。他们吸收中原的经济生活方式,确立政治制度、文化礼仪、意识形态、教育与文官选拔制度,带着自己刚健清新的特色,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不断的赶超性。辽、金、清各代的文化都是在保持本民族原有特点的情况下,迅速汉化、借鉴并超过汉制。在近代,洋务运动初期辽河流域落在先进省区之后,于甲午战争前后,特别是实行新政以后,就迅速赶了上来。到20世纪20年代,这里的教育与技术等现代化领域已跃居全国领先地位,三四十年代,这里的农业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50~70年代,这里是全国最著名的重工业基地。

谁能否认先民们没有在五千年前迎来了人类文明的第一道曙光?谁能否认这养育上百万鹤乡儿女的土地没有民俗的特色、历史的依托、文化的底蕴?20世纪80年代初,全省文物普查中,盘锦东北的高升镇文奎等地发掘出7处红山文化遗址,属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一件三角形的小小彩陶片完全符合泥制红陶加黑彩的红山文化特征,盘锦的历史被推到五千年前,成为红山文化的终结地。辽河,龙河。盘锦具有辽河文化的全部特征。

辽河在盘锦奔腾入海,处于三河交汇三角洲地带的盘锦,不断开拓生存空间,演绎出盘锦特有的地域精神——团结、拼搏、诚信、文明。辽河文明就是挑战自然、与自然共生的文明,尤其体现在辽河末端的盘锦。具备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人才会有品位,社会才会有发展。盘山县得胜镇(大荒农场)出土的文物——新石器时石斧

盘锦,这座年轻的城市,因为红山文化、辽河文明,历史身份和文化内涵有了全新的定位和阐释,如今由河向海发展,其城市文明再造有了更高的起点和更大的空间。这使盘锦人充满了自豪和光荣,主动承担起归集整理红山文化、弘扬辽河文明的历史重任。“龙兴辽河尾,龙腾辽东湾,是历史的必然。红山文化厚重的历史和辽河文明独特的文化是我们盘锦的骄傲,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家乡的历史和人文,激发了我们对家乡的热爱”。第二章盘锦移民与开发

盘锦城乡很多人的祖先都是移民来到这里的。如果彼此间问祖先的根是在哪里,上推数代,大部分都能攀成老乡。人们的祖先,不是来自山东、河南,就是来自河北、山西,也有来自东北各地的满、朝鲜、蒙古、锡伯等族移民,都属于移民的范畴。

可以说,盘锦是中国600多座城市中典型的移民城市。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主要有地方、辽河油田、辽河石化、北方华锦和部队驻盘生产基地等部分组成,140万人口中有多个少数民族成分。移民带来的不同地域背景和特色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汇聚、融合,形成盘锦——下辽河地区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移民文化给辽河口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内涵,使盘锦地域文化有了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的特点,具备了极大的包容性。移民文化是盘锦地域文化的重要补充。

历史上,辽河三角洲地区经历了几次较大的移民:一是民国前的大移民。部分关内流民到这里定居生活,形成了村落,开荒种地;二是民国时期的大移民和新中国成立后军垦、农垦形成的大移民。新中国成立前山东、河北农民迫于生存闯关东,新中国成立后从全国各地迁徙来的军转官兵、“五七”战士、知识青年、退伍军人纷纷来入海口安家落户,建设了盘锦垦区;三是石油、化工开发以来形成的人员移民。20世纪60、70年代后,在辽河入海口一带发现了石油矿藏,国家调集全国各地的石油大军,在下辽河组织开展了石油大会战,建立了中国第三大油田——辽河油田。配套建设了“三厂”“辽化”和一大批石化企业。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移民,带着自己的文化理念和传统习惯,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辽河三角洲上。每一次新的移民,都会带来新的、更高层次的新文化,为盘锦地域文化注入新内容、新活力。经过近千年的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形成了盘锦宽容、和谐、开放的文化特质。第一节先民踪迹与地名文化

盘锦市境内西南部大部分是河淤海退之地,自古以来人烟稀少,南部是盐碱滩,西部是大苇塘,北部是一片大草原。历史记载唐代前后就有少数民族居住,到明清以后,大量汉人从关内移民,沿河定居和垦荒耕种。盘锦有“九河下梢”之说,现在的辽河、大辽河、绕阳河等大河自古都从盘锦流入大海。这种河流较多、沙丘纵横的自然环境给当时原始人类在这里进行渔猎、居住、繁衍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盘锦出土的石器、陶器文物、战国刀币等文物证明,在有历史记载的汉唐以前,盘锦地区的大荒、高升、沙岭、羊圈子、西安、东郭等处,是先民生息活动区域,完全可以证明此地在大规模开发前,有人类在此生活、居住。盘锦地处渤海辽东湾之滨,辽河三角洲核心部位。这里依河傍海,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河流众多,水草丰美,苇海浩荡,曾经地广人稀。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先民就在这里渔樵耕猎繁衍生息。汉代设有房县,辽代有较大规模居民点,明朝军队在此屯兵戍边,清后期开始大面积垦荒,使这里人丁兴旺,日益繁荣。自从有了人类,有了语言,也就有了地名。地名起名包含了人们对地理实体的感悟和寄托,因而它承载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

翻开盘锦的历史卷宗,铺摊盘锦的地图,可以明显地看到,以姓氏命名的乡镇、自然村屯广泛分布。有胡、吴、陈、陆、田、唐(家)乡、镇;谭、郭、雷、于、钱、陆、张、常、杜、孙、贾、朱、白、丁、毛、梁、曹、田、刘、姚、马、于、陈、郑、宗、高、段、孟、周、蔡、李、夏、姜、吴、徐、林、陈、郎、韩、任、赵、毛、唐、史、杨、苏、云、胡、胥、曲、史、栾、叶、王、庞、吉、曾、尤、何、顾、葛、关、袁、戴、佟、罗、谷、宋、魏、赵、李、裴、乔(家)村。这些地名大多分布在绕阳河、辽河以东、以北的盘锦大部区域。绕阳河、辽河以西的“西三场”和甜水镇大部分行政村称呼为屯。如郭屯、大金屯、龚屯、王屯、杨屯、柴屯、詹屯、唐屯等。

乡村以姓氏命名的东“家”西“屯”由来已久。明代,在盘锦就有军队屯田戍边,屯,为军事据点和生产据点。当时盘锦大部分地区没有人烟,苇塘部分还是大海湾,西部的各据点均为右屯卫、闾阳驿两个军事重镇的滨海前哨,而据点负责人的姓氏就自然化作地名了,如镇武堡(高升镇)——盘山驿一带游击(官称,相当于乡镇武装部长、巡防营长职务)是郭钦,现流传下来,地名为郭家;其次,“西三场”为清大凌河牧厂和分厂盘蛇驿地,为满族旗地,汉族人移民被牧厂编为汉八旗,“旗地屯聚”加之满姓汉化,满汉融合,牧厂由若干庄头、庄丁管理,冬季聚集马匹的场所为官庄,官庄以庄丁的姓氏命名,如羊圈子附近的赵官堡村。牧厂边缘为关内移民开垦,姓氏便成为地名中最富区别意义的亮点,其格式一般是某村、乡,是姓氏与地名的结合。后来大量人口迁移,在人口密集、地貌各异的地方定居。如姜家村、王家沟、马家店、孟家窝棚、李家铺、郭家岗子,一般第一个字是姓氏,第二个字一般说的是地貌。久之加上自然变迁,“家”后面的地貌就被忽略了或习惯性省略了。

从晚清牧场升科放荒移民、朝鲜族移民,到新中国建立后军队转业复员和下乡知青移民等来到盘锦,参加开发建设,体现开发创业时代痕迹的地名有“新”字头、“红”字头和东风、胜利、渤海、辽河、曙光、友谊、创业、建设、“五七”等当时比较流行的词汇。在盘锦,使用频率较高的地名是辽河,辽河是盘锦母亲河,人们对辽河非常热爱,以辽河命名的地名实体、单位有辽河油田、辽河化肥厂、辽河宾馆、辽河电影院、辽河商场、辽河大桥、辽河路、辽河小区、辽河街道办事处、辽河居委会、辽河啤酒厂等。

盘锦地名中,“新”字头地名突出。盘锦地区土地资源丰厚,以前多为荒原、盐碱沼泽,创业者到一个新的地点开垦荒地耕种粮食,拓荒后就自然把这里称呼为新某了。如以场乡镇命名的新开、新立、新兴、新建;以村、居委会命名的新村(太平镇)、新立(羊圈子镇、二界沟街道、胜利街道)、新甸子(坝墙子镇)。新建(得胜镇)新立(甜水镇)新农(陆家乡)立新(清水镇),育新(新兴镇)新屯(平安镇)、四新、新兴(大洼镇、双台子区胜利街道)、新开(荣兴街道)等。

道路、行政单位、企业通用的多重地名。如东风、胜利、建设、红旗(街、街道办事处、镇、农场)、友谊(友谊街,友谊街道办事处,友谊火车站)曙光(曙光街、曙光街道办事处、采油厂)及向阳、团结、创业等。历史遗留地名,如“五七”, “文化大革命”期间田庄台镇曾更名为五七镇,胡家、甜水两公社合并成立的五七农场,现在企业职工生活区五七村变成了某某小区,还剩下五七火车站一个地名。反映时代政治特征的东升(当时的东风镇、唐家乡、东郭、羊圈子都改为东升公社大队)、一群红(红旗、红峰、红星、红岩)。

胡家、大荒、沙岭、古城子、榆树、新兴都有拉拉屯、拉拉滩这个地名,经过研究分析,拉拉为满族土话音译而来,满族话就是黄米饭意思,可以引申为黄米饽饽、种黄米的地方、吃黄米饽饽的人聚集部落、黄色泥滩或出产黄鱼的河海滩湾。地名反映了盘锦是多民族融合的聚集地区。此外,盘锦有特点的地名还有被称为“盖”的。如望宝盖、淤河盖。一百年前大凌河临近入海的河道多绕大圈子,轨迹形成元宝形状,就有了元宝底子、望宝盖地名。现在大凌河改道了,石新镇望宝盖地名延传了下来。同样,锦盘河入绕阳河的大圈子,叫淤河盖。由于河道圆弧轨迹,又阻滞河水下泄速度,人们把“盖”又称呼为圈河。羊圈子是盘锦盐业基地。羊圈子和羊没有直接关系,八十年前,这里叫盘山盐场,大羊圈子屯北曾称呼为盐圈(晒盐的盐田),羊、盐语音相近,可见羊圈子是盐圈子的谐音而来。第二节周后清初移民流势

东北移民历史久远。从考古发现来看,营口金牛山人当是迄今为止东北最早的原始人类,距今大约28万年左右,属于旧石器时代。不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还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其内涵基本上都与北方黄河流域的文化相一致。毫无疑问,东北原始文化是中原文化向东北延展的结果,也是中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数十万年里,我们的先民经过不断地迁徙,把中原文化带入东北,最先到的是辽河平原。先民的这种迁徙要经过数千年、甚至数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在世代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开始形成有别于中原的文化类型。

据古文献记载,在尧舜时期,中原王朝就对东北地区进行直接统治。华夏民族的产生是由来自东方的华族与来自西方的夏族斗争和融合的结果。华夏文化大约形成于夏朝时期,华族就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早迁移南下中原的东北土著民族。

在东北地区正式设立行政管理机构的王朝是周朝。按照周礼封建藩国“授民授疆土”的规定,召公受封时就已经把大量的人口随之迁移到北方边疆地区,这就为把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北方边疆地区传播创造了条件。战国时期,燕国在东北南部地区设辽东、辽西等郡,并在其北部修筑长城,把东北南部地区纳入直接统治的范围。由于那时人口稀少,开发强度不大。到了隋唐置安东都护府,较前朝人口渐多,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但下辽河平原基本还保持蛮荒状态。

明代出于巩固边防的需要,从关内迁徙大批流民,鼓励开荒耕种,除军队屯垦外,沿辽河向内地到达明代边墙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46个村屯,并开始了滩涂开发,用于晒盐。

东北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在土地开发问题上,清朝王室始终处于“禁”与“垦”的矛盾中。“封禁”是为了防止“龙脉”遭到破坏,因此,禁止汉人出关开发东北土地。在清朝立国267年中,曾5次封禁。但是由于连年的征战,土地大片荒芜,粮食极度稀缺,清王朝又不得不几次解禁,招关内破产农民和流民出关垦荒。清初顺治时期,全国仅有耕地8240万亩,偌大王朝耕地保有量仅相当于今天下辽河平原的2倍,粮食生产远远满足不了军需和民用。清顺治十年(1653年)颁布《辽东招民开垦则例》,鼓励关内无业游民移居东北开荒种田。第三节开牧场荒促移民建政

牧厂是牧养马匹的场地。清朝官马牧厂主要划分为太仆寺牧厂、皇室牧厂(上驷院牧厂)、八旗牧厂和绿营牧厂。由朝廷开办的太仆寺牧厂和由内务府开办的上驷院牧厂属于中央牧厂;清初上驷院牧务分设5个厂,其中“大凌河牧群马营各类牧厂”列第一牧厂。

大凌河牧厂南起于原锦县(今凌海市)天桥乡西海口,北到原北镇县(今北镇市)高山子以北,东以鹞鹰河、西沙河、东沙河;西以今沈山铁路为大致界限,地跨今凌海、北镇、盘山、黑山四县市。盘锦西北部地区属于清代大凌河牧厂,现在境内石新、东郭镇南部为大凌河牧厂西厂,羊圈子、甜水两镇及太平镇杜家台至胡家镇塘房“大壕”以东等地为大凌河牧厂东厂(通称盘蛇驿牧厂)。

大凌河牧厂地系河流冲积平原,牧草丰茂,水源充足。清太宗崇德七年(1642年)圈占为牧马场地,清顺治二年正式定为皇家牧厂,“不许民间开垦”。清康熙二年大凌河牧厂内划为两厂,大凌河之西名西厂(仍惯称大凌河牧厂)在锦州府东南、右屯卫之西、鸭子厂和杏山之东、黄山堡和四甬碑以南至海,东西长八九十里,南北宽五六十里。大凌河之东名东厂(盘蛇驿牧厂),在广宁之南、茫涨湖以西、四方台以东、无量殿以南、甜水井以北,东西斜长130里,南北斜长30~80里不等。

牧厂是官办的非企业性机构。以官吏为骨干,采用准军事手段衙门式管理,以皇朝财政投入为生存前提,不注重经济效益,牧群的兴衰受制于自然,生产极不稳定,其生命力十分脆弱。从嘉庆以后,牧厂显出衰落的迹象。清政府对东北封禁方针转变。最初外露形态是牧厂范围缩小,牧丁农牧结合或转牧为农。大凌河牧厂早在乾隆年间便有流民私垦牧厂边荒,清乾隆十三年时900余公顷。乾隆五十九年奏准,将荒地拨出3.11万余垧分给38名一等庄头、26名二等庄头。大凌河牧厂私垦问题悄悄由牧转农。

康乾前后三朝达到清王朝鼎盛时期,中国南方粮食生产大幅增长,漕运恢复,京城粮食和军用粮食得到了有效保障,从乾隆朝开始又前后5次颁布禁垦令,防止关内汉人移居关外。乾隆以后,朝政糜乱,外敌入侵,太平天国革命和白莲教起义,社会动荡不安、流民数量增长,粮食生产剧减,于是大批灾民涌入东北,先后出现4次移民高潮,仅在盘锦一地就建立村屯695个,大量荒地、草场、荒滩得到开垦。

道光帝以后,帝王对东北地区“巡幸”和“行围”已止步,因此牧厂的御用意义已经消失。自清咸丰十一年柳条边内外解禁以来,流民源源不断地涌向东北谋生,官荒、围场荒、牧厂荒私垦、招垦成风,牧厂荒地多被占垦,事实上牧厂已名存实亡。两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之灾,造成了牧厂“马群伤夷殆尽”。招垦官荒、增加税赋成为东北解决财源的重要途径。两牧厂内部久存的弊端已病入膏肓。牧群“膘壮缺欠,滋生日见短少”。清同治二年(1863年),锦州副都统恩合奏请废除盘蛇驿牧厂。他认为该厂南北两端羊圈子、高山子一带从嘉庆年间开始已被垦殖,末垦部分内有洼陷(今北镇市吴家、柳家、新立三乡镇),“于牧政不甚相宜”,若裁撤牧厂可得农田100余万亩。御史吴台寿在奏折中亦认为,“马厂尽可设法变通”, “以开利源”。清廷四月十五日批:“东厂裁撤,归并西厂牧放”。盛京将军指令盛京城66佐领下之甲兵分领牧厂地5万余垧地招佃出租“津贴当差”,丈放牧厂“以收裕墒便民之效”,升科后每年约收银8000两,解交盛京兵部。为了经租管理,在盘蛇驿地方置总管署,广宁城守尉兼摄,下辖东(小黑山)西(闾阳驿)界官。东厂所养马匹全部移交西厂,盘蛇驿牧厂正式宣告废除,裁撤的具体原因是东北形势的巨大变动所造成的困窘。另外,到了晚清,西方的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及其有关的新式交通运输器具的输入,使清政府对官牧场尤其是军马场的重视程度逐渐减弱。在咸丰以后,官牧场的奖惩等考核制度、章程也不严格遵守和执行了,场务的好坏皆显得无关紧要了,官牧场也就因之愈发不景气了。

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盛京户部侍郎良弼被授权办理两牧厂垦荒事宜。七月依克唐阿等会奏,拟请将牧厂“一律招垦”,跨大凌河马群移于察哈尔收养,废除“大凌河牧厂之议”被中央政府驳回。光绪二十七年七月,盛京将军增祺奏《奉省需款孔亟拟将大凌河牧厂招垦收价以裕饷糈》,盛京将军增祺认为招垦可得银数十万两,马匹变价,略去草豆年省银1.3万两,黑豆1.3万石,牧群官丁改任经制兵,可略去俸银1.2万两。于是朝廷批准于四月一日正式裁撤大凌河牧群总管衙门,牧副以下官员就地对应安置,牧丁改为甲兵,分拨到锦州、义州、广宁八旗当差。九月,将开垦地段设置镇安县(今黑山县)撤销锦州管理庄粮事务衙门。光绪二十九年盛京将军增祺,委在籍道元蔺祖荣为垦务总办,驻沟帮子,对原东厂牧地进行勘丈放荒。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分锦县东部、广宁西南、新民西南各一部分设新治盘蛇驿厅,设立裁判员1人,隶锦州府。下辖16区,618村。治所衙门驻盘蛇驿,不久因此地乃原明朝盘山驿旧址,遂改称盘山厅,设立盘山厅抚民通判,到光绪三十三年,原大凌河牧厂剩余实存马22243匹全部变价处理,清宣统元年大凌河牧厂西厂地招垦52000垧。第四节民国时期的移民与盘山农场初始“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倡导民生主义,把东北的垦荒视为当务之急,成立了拓殖协会,颁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和《辽东移民垦荒大纲》,设立移民局,制定减免火车票价、给证送垦、奖励坤商捐助灾民、划定移民区域等一系列措施。爱国将领张学良在盘锦境内成立营田公司,开发滩涂种水田5000多公顷。

1928年,张学良将军与他的胞姐夫鲍英麟(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之子)及沈洪烈等人,在今天大洼县境南至王罗窝铺、东至沙岗子、西至二界沟、北至大洼,南北长达70华里、东西宽达80华里的地域内组建了“营田公司”。营,指营口,当时大洼以南、大辽河以北属于营口县(今营口市)第七区(驻地田庄台,1937年划归盘山县)管辖;田,指水田。故得其名。“营田公司”收买和强占了大辽河西岸的大片土地,该公司地域内共有32个稀疏的自然屯,1200户,7500余口人。公司设在荣兴屯(现荣兴农场境内),并在荣兴、曾家、中央堡设有3个巡警分所,下设9个屯堡,每个自然屯设有百家长,以“钱粮田亩制”的经营管理方式,开发种植水田。从这以后,盘锦南部开始了大面积种植水稻,从而改变了千百年来耕作旱田的习惯,并使一些荒地得到开垦。由于生产技术、水田管理、水田工程简陋等多方面的原因,“营田公司”水稻种植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采取先占地、后移民的办法,妄图永久统治我东北地区,逐步以开拓团的方式,移民建设农场,进行经济文化侵略达到同化中国人民的目的。1932年2月,日本侵略者作为“敌产”强占“营田公司”的全部土地5万亩并解散了其组织体系。日本侵略者建立“满洲国”后,加紧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陆续由日本、朝鲜向盘锦地区大量移民,组成开拓团,抢占土地,疯狂地掠夺农村的劳动力资源,无代价地为他们开荒,修堤。从1933年2月起,日本殖民统治政权及其傀儡朝鲜总督府派遣由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30人查测队伍在50多名日、满军警的警备下,分成3个勘查分队开始对盘锦南部营口河北屯至驾掌寺长90里的区域的地高、土质、农业经济状况进行观测研究,对辽河水量、潮汐高差、土地盐碱含量、气象、电力分配进行调查,认为该地区属退海平原,地势比降为1/15000,是发展水田垦殖业再好不过地方的结论。

1933年3月24日,日本殖民统治者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满洲东亚劝业公司开始在今荣兴街道小碾坊村设置“营口安全农村”,掠夺我土地资源3.87万亩,其中用于开垦水田2.9万亩,堤、坝、路、宅、园9900亩。1933年5月从安东(今丹东)移鲜民636户,3012人到此地种植水稻。1934年日伪政府令朝鲜地主集团“平安农场株式会社”和“天一农场”总部,在平安哈巴台北、大房身西北设立“平安农场分场”“三养社天一农场”。“三养社天一农场”有5个部落750人,侵占我耕地5000亩。1933年起侵略者还专门架设从营口到田庄台地区20多公里的输变电线路。1937年春,在今平安农场南小房身屯移民设立大丰农场,1939年5月在今平安农场大亮分场处设立武桑农场。前后共侵占我土地8万亩。

根据有关资料粗略统计,仅1936年末到1937年上半年,“满鲜拓殖株式会社”在中央屯一带又霸占水田6.8万亩;“南满洲农事株式会社”在魏家沟佟家窝铺、小庄子一带霸占土地0.7万亩;“株式会社新义农场”在小庄子一带霸占土地0.6万亩,“平安农场株式会社”在大房身一带霸占土地1.8万亩;“三养社天一农场”在大房身一带霸占上地0.6万亩,总计10.5万亩。这尚不包括宅地、菜地及其他一些公用土地。“满洲国”开拓总局在盘山县政府设有开拓科,盘山县政府开拓科在大洼村设立“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大洼出张所,作为其派出机构管辖南部地区开拓团,他们实施殖民统治,大量移民同化中国人民,仅“营口农村”(今荣兴地区)一处就有27个部落,耕地6.2万亩被侵占;在平安设立的“三养社天一农场”,有5个部落750人,耕地0.5万亩被侵占。在平安设立的平安农场有7个部落,9750亩良田被侵占。“七七事变”后日本加剧掠夺中国,特别变本加厉豪夺我东北土地粮食矿产资源,向盘锦地区移民1666户,6759人,分做15个开拓团,1939年5月在平安农场大亮分场处设立了“武桑农场”。1939年后日军派飞机在盘山上空进行航拍,后以“满洲国”规划为借口,“满洲国”开拓总局、盘山县政府开拓科一次就将强占强买的3万公顷土地卖给日本移民组织开发水田。1939~1942年在田庄台、二道桥子地区新开垦土地34.5万亩,1942年后开发3400亩。“满洲拓殖株式会社”为了不断扩大水田种植面积,提高单位产量,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强占了大辽河、新开河两个水源地。1942~1945年间在田庄台、二道桥子等处共修建了6处抽水站、2790条近2000公里引水渠、3000多条2100多公里排水渠,修建节制闸43座,支渠水闸421座,渡槽1座,排水闸、涵洞39座,桥梁449座,并集中力量修建了疙瘩楼水库大型平原水利调节枢纽工程,形成了有名的东北四大灌区之一的盘山灌区(1937年伪满当局将营口县第七区、海城县第六区划给盘山县,营七区现田庄台、荣兴、平安等地;海六区今西安、东风等地,盘锦地名是1951年成立苇场时起用,因此被水利、农垦界称之盘山灌区)。除此处外,日本殖民者还从北海道、冲绳移民100余户350人在盘山县陆家村成立大野乡开拓团,占地9000亩,设立三义农场。日满殖民统治14年间,总计从日本本岛、北海道等地移民20团,829户,6906人,从朝鲜移民433户,2523人,开发、拓殖侵占我土地80万亩,旱田、棉田、大豆主要集中在陆家、坝墙子一带,水田主要集中在大洼、田庄台、二道桥子、中央屯、平安、王家、西安、郭家屯等地,他们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在“满洲国”各地征用劳工无偿驱使他们当牛做马,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其殖民拓展服务。统治当局在营口市区、田庄台街、魏家沟火车站设有大型粮谷加工厂,所产大米中国人食用就是经济犯。粮食加工后,品质好的从沟营铁路魏家沟火车站拉到营口河北站装船运到日本,仅魏家沟的“松田稻米所”就每班产大米5000斤,日三班生产,扩建后员工100多人,日产粳米21000斤,全部运回日本国内。粮食还从魏家沟火车站运输到沟帮子站中转发向战场作为军需,14年间盘锦百姓受尽奴役欺诈,被掠夺粮食无数。“八一五”抗战胜利后,在苏军撤离盘山回国后,国民党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盘山。1946年春天,见多识广的小资本家沟帮子运输业主李守业,知道盘山南土地很多,水利资源很好,伪满时期搞过“开拓团”,于是找到在日本留学同学——当时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主席徐箴,徐箴承诺:那个地方如果能办农场,你去当场长,省政府负责投资。当即李守业、技佐王新田、冯某某组成“盘山国营农场筹备处”,开始筹备建场。不久,国民政府农林部也发现了盘山县南部开发价值,派刘士林等人来组建农场。他们到盘山一看,辽宁省政府派遣的李守业等人在此筹建农场,经协调两个组织合并,上级批准刘为场长,李为副场长,负责筹建盘山国营农场工作。其农场大量聘用当地农民从事开发垦殖。

1946年夏,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齐世英奉命回东北慰问官兵和政权机关、宣达中央意旨。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字公权)懂政治,很想拉拢东北人,对齐世英说:“东北是您的家乡,您不在东北常驻不是办法,尤其现在这么困难。我安排您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在营口附近盘山县有个大农场,地靠辽河,又濒临海洋,日本人想在这里种米,买了200万亩的土地,计划开一个90万亩的农场,10年之间,日本拿出了8000万日元,经营20万亩稻田成功,其余地方都还荒凉,他们引导辽河的河水灌溉,渠道皆如河流一样,非常方便,甚至还有医院等各种设备,这个地方现在没有人经营,就由您来招呼好了。”齐世英偕同农林部特派员潘简良(稻作专家)到盘山实地视察后,认为果然如此,便向国民政府农林部、东北行辕报告要求成立“盘山合作农场”,提出由东北行辕、辽宁省政府、农林部、中国农民银行(现中国农业银行)4个机构合营方案。齐世英的“盘山合作农场”获得上级批准,投资2亿东北流通券(与法币为10∶1)为启动资金,中国农民银行(现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陈果夫同意入股,电告沈阳农民银行(现农业银行)支付5000万股金。辽宁省政府主席徐箴因财政困难,先后支付2千万,东北行辕没拿钱,农林部根本不参加,部长周贻春说:“种地是用牛,军人是老虎会吃人,他们哪会种地。”(南方入关的军队吃米,以运输麻烦为由,参谋总长陈诚打算接办能够生产军粮的盘山农场,国防部军粮保障负责人郭忏告知齐世英,已决定派郜子举去接办。)1946年9月22日盘山合作农场在沈阳东北行辕经委会政会馆宣告成立,齐世英任农场理事会长,邵清淮(字百元)任场长,刘士林任副场长。1946年10月1日正式办公。此期间大量招用关内外流民和本地失地农民从事开垦种植水稻。“盘山合作农场”成立后,首先在朝鲜族集中区的荣兴、平安、天一地区种植水稻,然后接收日满在农场的资产、设施,他们制订了《盘山合作农场一九四六年度恢复水田二十七万亩计划》和各扬水场、桥、涵、闸以及排灌渠系等水利工程与设施的恢复和维修等财务计划,调查了当地农户分布情况,发布了《盘山合作农场征求水田耕种合作农家公告》,筹集了借贷粮和水稻种子,准备扩大生产。这块肥肉令国民党军垂涎三尺,1946年冬,国民党国防部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请示成立国防部东北屯垦局盘山农场,报告经总参谋长陈诚签署、蒋介石核准同意,1947年1月盘山合作农场正式移交,“国防部东北屯垦局盘山农场”由国民党军少将旅长狄震出任场长,刘士林任副场长,原盘山合作农场场长邵清淮带一部分人走了,原盘山合作农场人员大多留用,人员都授军衔。科长授上校或中校衔;股长、办事处主任授少校或上尉衔;科员授上尉衔。

屯垦农场主要任务是安置国民党军的复员官兵,计划接收安置4000人,每人授田100亩,并做了一个《屯垦实施计划》,国防部批准了这个实施计划,并给予部分投资。同年春天,由于农场仅管理着郑州、无锡籍两个成建制屯垦大队,到岗复员军官只有600余人,整个农场人员少,国民党军大批复员官兵还没到。为了不使水田撂荒,农场将5万多亩水田租给榆树台、大洼、平安一带当地农民和外地逃荒流民耕种,由农场贷给稻种、肥料和用水,种地农民向农场交地租。秋后,地租折成稻子,送交农场办事处四五百万斤。办事处将收缴的水稻大部分集中到大洼、盘山火车站,用火车转运至沟帮子锦州、沈阳,一部分运往营口,供应给军队。

1947年3~9月间,国民党军复转官兵分四批来盘,第一批是从北平来的,安排在荣兴;第二批是从无锡来的,安排在大洼的东、西三道沟;第三批是从郑州来的,安排在榆树台;第四批是从上海来的,安排在田庄台、平安附近。派来的国民党复员官兵2000左右人中,有的带家属,有的是单身。当年只有荣兴盖了少部分房子,大部分没建房,住在场部或附近的居民家中。当时给每个复员官兵授田100亩和一笔安家费。他们当年没种地,大部分人到处做买卖。1947年冬,盘锦四周地区陆续被我军解放,盘山农场局势日趋紧张,在沟帮子设立临时办事处,将粮食大部分外运,国民党复员官兵陆陆续续地跑到沈阳、锦州或回关里。场长狄震、副场长刘士林带着大部分农场人员跑到营口转移、溃逃了。1948年1月,盘山全境解放,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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