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杰弗里·希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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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链：在自然与市场中建构试读：
总序
作为CIDEG文库的主编，我们首先要说明编纂这套丛书的来龙去脉。CIDEG是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vernance）英文的简称，成立于2005年9月，得到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起设立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基于一种思考：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工程研究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们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相互对话的论坛。而且，参加者不应仅仅来自学术圈和学校，也应有政府和企业家。我们希望把CIDEG办成类似斯坦福大学非常著名的公共经济政策研究中心（Stanfo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SIEPR）那样，对能源、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和政策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大学应该关注基础研究，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在深层知识的产生上发挥作用。而产业部门的任务是把技术成果商业化，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政府的角色，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国家，政府职能的定位和边界至关重要。CIDEG的目标是致力于以“制度变革与协调发展”“资源与能源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组织、监管及政策”为重点的研究活动，为的是提高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的教育水平，促进学术界、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学习和协调。
2005年9月28日，CIDEG召开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与环境”的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正是中国当今的产业和环境状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28年历程，它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它为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特别是当其他一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时候。不过，中国今后是否可持续增长，却是世界上许多人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面临着诸多挑战：资源约束和环境制约，腐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糟糕的金融服务体系，远远不足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所必须面对的来自教育、环境、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冲突。这些挑战和冲突正是CIDEG将开展的重点研究课题。
中国刚刚发布的“十一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对发展模式的调整，号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增长模式、提高增长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也为CIDEG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有利的前景。
而中国对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显然刚刚开始，中国近年能源消耗的速度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的。最近《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气体的排放？建立一个排放权的市场是否对控制尾气排放有效？如何资助新环境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技术知识，也需要经济学素养。而建立一个环境监管体系，就不仅仅涉及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更需要对广泛社会问题的考量。环境污染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成本和价值的重新分配问题，因而要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考虑环境监管。并且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环境污染的源头在发生改变，监管体系也就应该随之改变。
还有公共卫生问题，比如SARS、疟疾、艾滋病等，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加快了疾病传播，如何控制这些疾病的流行，不仅需要医生的合作，而且涉及许多移民的工作、生活和环境等问题。我们会面对许多类似的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方法要看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就要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是独特的。但是，中国也曾经是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有些研究需要与过去同是计划经济的中欧和独联体国家相比较。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开始阶段农村人口都占很大比重，传统社会规则是从农业社群中的人际关系生发出来的。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发展形式和西方经济的发展很不一样，与俄罗斯等也不太一样。所以，在面对这些既有共同点，又有独特性的问题时，比较研究会很有意思。虽然受制于不同的制度框架，但问题是共同的，比如社会保障、养老金问题和环境问题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瑞典和其他国家学到许多经验。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与环境的社会冲突方面，我们可以从日本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环境立法、产业发展协调中学到许多教训和经验。所以，对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研究应该是全球化的。
比较经济制度分析是一种概念工具，有助于理解不同经济制度如何演化。不同制度可能会融和，可能会继续保持差异。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政策不一定是普世适用的，在某些国家可能容易实施，其他国家也许不行，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充分利用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收集和整理这些成果以作进一步的交流，是十分可取的途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比较、借鉴和学习也成为CIDEG学术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CIDEG理事长陈清泰的倡议，我们决定翻译并出版这套“CIDEG文库”，介绍不同国家是怎样从农业国发展为现代国家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是如何处理经济与环境的矛盾的。这套丛书的内容选择非常宽泛，包括学术的、非学术的，目的就是给中国的读者——学生、学者、官员和企业家以及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CIDEG理事和学术委员为文库提供了第一批书目，并成立了编委会，今后我们还会陆续选择适当的图书编入文库。为此，我们感谢提供出版书目的CIDEG理事和学术委员，以及入选书籍的作者、译者和编辑们。青木昌彦吴敬琏2006年4月10日
中文版序
我非常荣幸地看到《自然与市场》一书被翻译成中文。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腾飞时期，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总的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2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贫困的国家，到今天已经有数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不仅如此，中国经济还保持着持续高速增长，创下了人类大规模脱贫致富的历史纪录。当然，在这些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实背后，我们也不能无视其中的隐患：贫困人口依旧存在，社会分配不公平加剧，经济发展导致的大气和水体污染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进而导致自然生态系统被大规模破坏。《自然与市场》一书旨在宣扬这样一种理念：尽管市场机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环境破坏，但只要我们的政策运用得当，人类完全可以协调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并不必然要以破坏大气、水体和生态系统为代价，事实上由于市场机制能够给人们带来经济激励，它或许其实是环境保护的最佳方式。不过，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过分强调物质激励的作用，一味关注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环境保护，这一点值得我们警醒。幸运的是，只要个人、企业和政府转变观念，形成合力，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本书也希望为读者提供这方面的启示。
本书的第一版于1999年完成，当时我在书中倡导的某些理念到今天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并被人们广泛接受，类似生态服务（ecosystem service）和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这样的概念可以作为新的范式帮助我们反思市场与环境的关系。由于自然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赖以存在的物品和服务（尤其是那些无形的生态服务），许多人已经深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同时还意识到，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项重要资本——自然资本，其中环境保护是我们对这项资本做出的投资，而生态服务就是我们从自然资本投资中获取的回报。有关这一问题，我在书中用了大量例子加以阐述（包括中国的例子），目的就是要论证自然资本投资的高回报率，以及这一投资可以为人类带来的长远收益。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自然资本都有明确的归属，有些可能是多个国家共同享有的，如地球气候系统就是全球性的自然资本，它属于我们所有人，同时也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或许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合理利用这些全球性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单纯地不加节制地滥用。在我看来，市场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一挑战，而中国必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衷心地希望中国读者在阅读了本书之后能有所收获，同时也期望它能激发起大家对其他环境政策问题的思考。杰弗里·希尔2006年5月
英文版前言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生产力的进步，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破坏着地球的生态系统。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日益增多的现代化交通设施以及能耗巨大的摩天大楼，这些都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于是我们不得不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维持人类社会的延续？人们究竟应当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人类必须承认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大自然很慷慨。自从地球上有人类以来，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恩惠不计其数，但她从来就没有索取过任何回报。不幸的是，人类似乎没有认识到自然界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当地球上人口日益增多，人们的生活方式日趋奢华时，生态系统也达到了其承载能力的极限。面对严峻的现实，许多科学家预言人类将为自己贪婪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换句话说，人类终有一天将享受不到大自然的免费恩惠。在封建时代，农民需要向地主纳租；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人已经不需要向地主支付租金了，但人类却很有可能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来维持地球生态，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以上内容构成了本书写作的背景，而我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应当设计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人类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维护地球生态系统？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考察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服务的影响，而且必须重新审视当前许多环保政策和经济制度。在通盘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对环境保护的意义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们都知道，一间房屋日久失修很可能会坍塌，同样道理，自然环境也需要人们的精心呵护，否则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就会崩溃。与房屋维修相似，环保是对地球这个人类大家园进行维修，我们暂且把它称为地球修护（earthkeeping）。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与读者分享某些思考和体会，这些思考主要是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良性互动。通过分析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具体机理，我试图寻找出一套保护自然环境的经济政策和制度。
由于我是一名对环境问题感兴趣的经济学家，而不是环境学家，更不是环保主义者，因此我主要还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来看待问题。我的职业经历包括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公司老板，以及某些大公司的顾问。这些独特的经历让我的世界观中更多地掺入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这导致我即使在谈论物种灭绝等问题时也显得非常理性，而不带有任何情感化的因素。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理性可能有点近乎冷血，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但事实上，我们只有细致地分析了市场与生态的关系之后，才有可能找到一条激励人们保护自然环境的正确途径。
从本质上说，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因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人类显然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生态，同时也大可不必为了保护环境而停止发展的步伐。尽管问题很复杂，但我们应当坚信“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在我看来，人们一定会从生态保护的行为中寻找到商机，从而妥善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从学理上说，经济学和生态学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甚至具有某些共性。英文中“经济学”和“生态学”两个词都是以词根“eco”开头的，“eco”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s”，意思是家庭事务。事实上，希腊文中“economics”一词意为人们的家庭事务，而“ecology”一词的意思是大自然的事物，可见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过去我们通常强调人与自然的差异，但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加速，人已经成为影响自然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我们在当下更应该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共性，把两者联系起来，关注整个地球的“家庭事务”。
尽管我们目前尚未找到协调经济活动和生态保护的有效方法，但还是发现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思路。在我看来，将市场机制运用到生态保护领域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市场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为它无法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但其优势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看不见的手”能够引导人们自发地形成秩序，市场可以用自我管理的方式创造一个和谐的经济环境，而无须任何政府和警察；理想中的市场还能提升社会整体福利，而不是厚此薄彼。由此可见，市场机制尽管复杂，却不失为我们用来解决问题的候选项。除此之外，政府监管也是当前常用的思路，但它在执行效率和灵活性上显然不如市场机制，这一问题我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详细探讨。
本书的中心观点是：市场机制能够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提供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虽然市场条件下的经济活动本身也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但这并不妨碍市场通过经济手段激励人们保护环境，我们常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或许就是这个道理。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找一些现实中的例子。例如苏联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国家，生产活动中的市场成分很少，但与同时期的美国相比，苏联的生态环境受到生产的破坏更为严重，可见市场机制与环境破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许多人之所以错误地认为市场必然带来污染，是因为他们混淆了经济活动和市场经济的概念。经济活动指的是产品生产、交通运输等具体的经济行为，它可以是市场经济的，也可以是非市场经济的。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比市场经济更加不环保。在现实中，人们已经用市场机制解决了许多经济上的难题，包括通过股票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有效地解决资本风险的问题，以及通过风险投资的方式解决高新技术产业融资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市场机制同样能够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
环境保护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环保问题也只有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加以解决。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大家都来关注环境保护问题，而不仅仅是几个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曲高和寡地发一些空谈。我尤其希望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这必将极大地推进我们的事业。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些生态学家的帮助。尽管他们工作繁忙，但还是给我这个环境科学方面的门外汉进行耐心的解说。在此，我尤其要感谢以下几位同事的鼎力相助：首先，要感谢的是格里钦·戴利（Gretchen Daily），正是在阅读了他的专著《大自然的服务：人类社会的生态基础》（1997）一书后，我才对生态服务这一话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外，格里钦还热情地与我分享了他对于经济学和生态学这两个学科间关系的深刻见解。其次，我要感谢的是戴维·蒂尔曼（David Tilman），他让我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并且帮助我从经济学视角了解了生物多样性的含义；我还要感谢保罗·[1]埃利克（Paul Ehrlich），他不仅教给我大量的生物学知识，还与格里钦和奈罗（Roz Naylor）一起，给本书的初稿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正是有了这些同事的无私帮助，我才能坚持把这本书写下去。与此同时，我还想感谢斯坦福大学环境科学与政策研究中心，本书的全部写作过程都是在该中心完成的，中心的两位负责人费科（Wally Falcon）和肯尼迪（Don Kennedy）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最后，我要对岛屿出版社（Island Press）的哈塞斯坦内（Fran Haselsteiner）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作为本书的编辑，他为文字润色等工作做出了不少贡献。
下面我将简要说明一下本书的结构。全书一共有九章，外加一个结论，所以一共是十个部分。第一章为读者介绍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情况及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同时还通过案例向大家展示了环境破坏所导致的恶果。第二章阐述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重点说明了市场机制是如何运用的，“看不见的手”是怎样有效配置资源的。当然，这一章的大多数内容是从以生态保护为背景的角度进行介绍的，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否把市场机制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
第三章到第五章则是把第二章的内容加以细化，通过流域保护、生态旅游和森林的“碳汇”功能三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市场机制是如何激励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事实上，除了这些重要的例证之外，我们还可以把其中的思想精髓推而广之，运用到环境保护的方方面面。
第六章是在以上几个章节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用经济学视角考察了更多的生态服务，其中包括了对生物多样性的详尽讨论。这一章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生物多样性究竟是何种性质的商品。除了第三章到第五章所分析的内容外，它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生态服务？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能够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例如提高水和氧气的供给能力），同时也能增强农作物抵御疾病的能力，还可以帮助人们发明新的生物物种，因而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为了保护这一举足轻重的生态服务，人们开始引入生物勘探等激励制度，该制度在某些国家甚至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知识产权等制度上的限制，单纯的市场机制在保障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上有可能失灵，所以我们还是应当全面客观地看待市场的作用。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对市场机制的优劣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区分“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商品对社会的价值”这两个概念，事实上这也是整个第七章的主要内容——估价机制。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用钻石和水的悖论来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尽管钻石对社会的重要性不及水，但它的市场价格却远高于水的价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阅读了第七章之后，相信你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第八章讨论了一些与市场机制相关联的环保政策，例如在美国，一种叫“环保信贷”的机制就非常风靡，它不仅降低了人们为保护濒危动物所花费的成本，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濒危动物数量的增长；还有像1990年《清洁空气法》中所确立的二氧化硫气体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也不失为行之有效的环保政策，事实上《京都议定书》已经把这一制度运用于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第九章的内容与本书的主旨稍微有些差异，它重点讨论了当下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可持续发展。不少人认为，当代人类大力发展经济的行动实际上是在剥夺后代的生存资源。对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因此在这一章中，我将市场机制与代际公平问题联系起来，有力地回应了这些人对于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担忧。
在前言的最后这部分我想说，假如人们能够真正将市场机制与生态保护结合在一起，用经济手段激励人们从事生态旅游、流域开发和森林“碳汇”，那么人类社会的自然环境必将有很大的改观，人类自身的健康水平也将得到极大的提升。当然，在肯定市场机制的同时，我们也不要过分夸大经济激励的作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假如市场机制真的完美无缺，那么冲突和矛盾就不存在了，而事实上市场总有些缺陷，因而我们不能迷信市场机制。幸运的是，我们总能够找到一种合适的激励机制，尽量减少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这里所说的激励机制，就需要我们从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去摸索。我坚信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人类生活质量的进步与地球生态保护的目标可以同时达到，也衷心祝愿您在阅读了本书之后有所收获！杰弗里·希尔2000年4月
[1]正是保罗在他的专著A World ofWounds：Ecologists and the Human Dilemma（1997）中做出了最初的尝试，激发出将市场与环境这两个对立面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观点。第一章人类社会基础与地球生态保护
自然生态系统决定了我们生活甚至是生存的质量。它为我们提供空气、水以及食物；它使气候保持一种宜居的环境——不至于太热或者太冷，也不至于太潮湿或者太干燥；它保护我们免受来自生物和非生物的威胁，使害虫和紫外线辐射无法伤害我们；它清理环境中的废弃物。
对我们的祖先来说，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人们将自然奉为神灵，并且每一种自然现象都与一个特定的神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有风神、太阳神、水神，还有掌管生物繁衍的女神，它们伴随着人类祖先出现在日常的生活中（它们都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
当人类越来越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时，我们对自然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却显得越来越不足了。人类是一个富于创造力的种群，随着技术的进步，太空旅行、核能开发以及基因工程这些以前只能幻想的事物现在都变成了现实。于是，自然的力量显得大不如前，技术似乎要将我们同自然界截然分离一般。有人甚至还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而生的，并将伴随着人类永远存在下去。
生物学家将自然生态系统中支撑生命延续（life-supporting）和提升生命质量（life-enhancing）的服务称为生态服务（ecosystem services）。在1997年出版的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大自然的服务：人类社会的生态基础》中，作者戴利（Gretchen Daily）做了如下定义：
自然生态系统对于维持人类生命和提升社会福利至关重要。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净化空气和水
■减少旱涝灾害
■保持水土并增加土壤的肥力
■降解有机废物，去除其毒性
■为农作物和天然植被授粉
■播撒植物种子
■促进营养物的循环和运动
■抑制绝大部分害虫的繁殖
■维持生物多样性
■防止海岸线被海浪侵蚀
■抵御有害的太阳光紫外线辐射
■维持气候稳定
■缓解天气的剧烈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不良影响
■用大自然的美景陶冶人类情操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一词，通常指人工的构筑物，包括排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电力系统、供气系统、电话网络、公路、桥梁，以及其他许多人类赖以生存的复杂系统。但是我们通常感觉不到这些系统的重要性，至少在那些基础设施运行良好的国家，人们很难感受到；而当我们身处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国家时，我们恰恰能感觉到其重要性；同样，当我们失去这些基础设施时，我们也会意识到这一点。比如说，在经历了地震或者风暴灾害之后，许多人就会倍感基础设施的可贵。作为其重要性的例证，就是人们总是把重建被破坏的基础设施作为灾后的首要任务。如果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的某个地区突然基础设施完全失灵，不管失灵的时间多短暂，也会成为许多媒体的头条新闻。
自然生态系统则是以上所说的基础设施以及全体人类活动的基础，换句话说，自然生态系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应该感到庆幸的是，生态系统是如此之坚固，以至于到今天人类还没有体验过缺少了它的感觉。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与某些传统的人工设施提供的服务相似。我们可以想像一下房屋给人类提供的服务：它可以调控室内气温，让我们免受过高或过低气温的煎熬；同时还能调控室内湿度和通风。房屋提供的这些服务或是依靠外部设施，或是依靠其自身结构的功能来实现的。在调控室内气温时，它利用外部的电力或煤气；在抵御风雨时，则主要依靠它自身坚固的外壳。有些房屋安装了空气净化系统。房屋可以通过周围的设施或其自身的废弃物处理系统，提供排放污水和处理垃圾的服务。房屋还为我们提供饮用水和电能，并让害虫和兽类无法入侵。理想的房屋应当是美丽舒适之所，让人感到身心愉悦。
将以上所列房屋的功能与戴利所列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做一番比较，我们会看到两者具有许多相似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地球和自然生态系统看做人类的“家”。需要指出的是，“家”并不仅仅是人们居住的有形场所，它还让我们精神上感到舒适、安全与祥和，这才是“家”这个词的全部含义。
相对于“家”为人们提供的服务，自然生态系统则是在更大规模的意义上提供了所有这些服务，甚至是更多的服务。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服务就是提供食物，包括农作物和天然植被的授粉、种子播撒、营养物循环、土地肥力的调控以及抵御害虫。应当说，不论我们有多么先进的技术，有一样东西我们是无法复制的——那就是从有机元素转变为食物所需的环境和条件。美国农业科学与技术委员会（Council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在1999年发布了一份有关农业生产中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的重要作用的报告，其中写道：
人类自身无法生产食物，是别的物种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食物。农业生产的本质，就是利用无数的动植物物种来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农业生产中的许多技术进步，来源于新型农作物的发现，以及这些作物中新的基因的提取。
除此之外，我们的房屋还能基于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而提供扩展功能。例如，不漏风的房间可以调控室内气温，使房间内温暖干燥并且没有剧烈的气流。但值得强调的是，房屋实现这一功能的前提是外部气候环境的变化不过分剧烈。如果有猛烈的飓风袭来，并且伴有同样猛烈的降雨，那么绝大多数的房屋将无法继续保持温暖和干[1]燥；假设外部气温上升到华氏120度，或者降低到华氏零下20度，那么绝大多数房屋将无法保持宜居的气温。可见，如果气候的急剧变化如此频繁以至于飓风和极端气温成为家常便饭，那么绝大多数的人工设施将无法继续发挥功能，人类也就不会有舒适感和安全感。
另外一个例子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房屋的一个基本功能是供应饮用水。自来水管道将公共供水系统连通到家家户户，将水从水库和土壤的含水层里带到家中。如果气候急剧变化，使水库无法蓄水，土壤的含水层也得不到补充，那么人工基础设施将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因此，人工基础设施必须依靠自然生态系统才能发挥作用，若是缺乏了自然界的气候调节和水气循环，那么房屋等人工设施将无法实现其功能。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
当今，人类活动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影响到已经存续/运转了数百万年的地球基础生态系统（basic planetary system）——那些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的基础系统。令人惋惜的是，人们直到最近才将地球基础生态系统层面上的环境保护列为环境政策的一个目标，好在这个目标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环境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中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就是人们为维持地球基础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制定的新的政策手段（Benedick，1998）。以上两份议定书都提及了那些可能危及全球环境生态系统的现象与行为。
那么，我们赖以生存并且不得不加以保护的地球基础生态系统究竟是什么呢？一般认为，地球基础生态系统指的是地球的生物系统、地理系统和化学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根据戴利（Daily，1997）的观点，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服务应这样定义：
生态服务是在太阳能的驱动下，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内进行的生物循环、地理循环和化学循环的总和。例如，土壤的肥力就是细菌和化学元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前者是细菌在微观世界中稍纵即逝的生命更替；后者则是主要化学元素如碳和氮在全球范围内永恒持续的循环。自然界对害虫的防范，是由害虫的天敌（例如鸟类、蝙蝠、寄生蜂、瓢虫、蜘蛛以及其他食肉类节肢动物；真菌；病毒）与全球气候变化的调控因素共同完成的。而用来抵御地球表面免受紫外线辐射的同温臭氧层，则主要是通过绿色植物和藻类的光合作用，以及在高空中发生的光化学反应形成的。生态系统的运行规模是如此之宏大，运行程序是如此之复杂难解，以至于其中的绝大多数步骤无法通过人工技术加以模拟和实现。
人类的经济活动正在史无前例地对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着显著影响。由于自然生态系统为我们带来了至关重要的生态服务，因此我们要建立一种机制，减少人类活动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并确保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环境的延续。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却面临着诸多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挑战，大气变化就是全球性挑战的最好例证，更具体地说，人类活动正在三个重要方面破坏着大气——碳循环、氮循环和臭氧层空洞。全球碳循环
地球上大气的成分主要包括氮气和氧气，同时也包含了少量的其他气体，这些气体中最重要的就是二氧化碳。氧气主要提供给动物，我们吸入氧气并用它来氧化食物，从而产生人体所需的能量。详细地说，就是人类和其他动物吸入氧气，血液中所含氧气通过燃烧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来产生能量，最后呼出二氧化碳。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人类消耗氧气并排出二氧化碳，那么空气中氧气的含量是不是会下降，相应地二氧化碳的含量会不会上升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绿色植物和海洋中藻类的光合作用可以吸入二氧化碳并排出氧气。这就是氧气和二氧化碳在自然界中循环的一般过程。
事实上，上面所说的一般循环过程只是复杂的全球碳循环中的一小部分（见图1-1）。碳循环的产出包括动物呼吸排出的二氧化碳，以及因植物腐化和岩石风化而产生的二氧化碳等自然过程；在碳循环的消耗方面，二氧化碳可能在海洋中被溶解，可以被植物吸收，或者被储藏在土壤中。除了这些自然过程，人类活动也在许多方面影响着碳循环。首先，是通过燃烧化石燃料而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其次，是地表植被的破坏；而气候变化或许是人类以上行为的副产品。图1-1 全球碳循环15
注：除非特别说明，否则其中的单位为10克每年，ppmv＝按容量计算的百万分率。
碳循环是自然生态系统复杂过程的很好例证，它涉及海洋、植被、动物、土壤和岩石。它不仅仅为生物提供了一个得以生存的气体环境，同时也影响着地球气候，并创造出宜人的温度和湿度。我们可以把碳循环看作地球HVAC（heating，ventilation，and air-conditioning）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碳循环是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从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提升了三分之一，从ppm280提升到了ppm350，根据估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含量还会进一步提高到ppm400～ppm500。氮循环
另一个全球性的基本化学循环是氮循环。植物缺了氮就无法生长，尽管空气中有大量的氮气，但是绝大多数植物无法吸收以气体形式存在的氮，它们需要的是以化学元素形式存在的氮。有一小部分植物，例如豆荚，可以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氮气，在体内将氮气变为氮素。那些所谓的“固氮植物”（nitrogen-fixing plants），事实上不是在体内直接固化氮的，而是利用在根部附近聚居的微生物体完成这一步骤。固氮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吸入氮素，死后被微生物降解，从而释放氮素，增加土壤的肥力。
氮素也通过其他渠道进入土壤，例如靠动物尸体或者动物粪便的降解。一方面，光照同样可以产生固化的氮。另一方面，土壤中的部分氮通过微生物被释放到大气中，植物体内的部分氮通过植物的腐烂也回到空气中，这就组成了氮循环的全过程。
人类活动对氮循环的影响甚至比对碳循环的影响还要大。许多肥料富含氮物质，目前通过肥料加入到土壤中的氮物质总量，已经超过了以自然过程固化的氮的总量（Daily，Matson等，1997；Vitousek，Mooney等，1997），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将氮循环的规模扩大了一倍以上。在一般情况下，通过化肥加入土壤的氮物质中，有不到二分之一的量是被植物吸收的。同时，氮及其化合物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因而那些没有被植物吸收的氮物质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地下水注入湖海江河，或者是渗入土壤中的含水层，这就导致了这些水体中氮物质含量的急剧上升。
氮循环的改变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影响。例如，海洋中氮物质含量的上升导致了海洋植物和鱼类的物种与数量发生变化；同时，藻类过度繁殖导致的富营养化污染也与氮物质含量增多有关，而富营养化污染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大量鱼类死亡、渔业经济受到破坏，海滩上呈现出古怪的颜色。在赤道地区国家，海水中日益增多的氮物质已经对珊瑚礁产生影响，使海洋植物对其周围物种产生危害。由于珊瑚礁是鱼类产卵以及幼鱼生长的重要场所，因此，海水中氮物质含量的上升最终对渔业产生了不良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从土壤中释放出来的氮，在细菌的作用下会变成氮氧化物，当它被排入空气中时，就成为温室气体的一种。臭氧层
研究证明，臭氧层也受到了人类活动的显著影响。这一高空中的气层通过氧气的化学反应，为地球抵挡了来自太阳的紫外线辐射。假如没有臭氧层的保护，紫外线辐射将损害生物体的细胞，导致动物癌症发病率的上升和植物生产率的下降。因而生物学家坚信，没有臭氧层，生物将无法进化。然而正如大家所知，电冰箱和各种气雾剂中所用的化学物质正被大量排入空气中，这些物质与高空中的臭氧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中和效应，使得臭氧层失去抵御紫外线辐射的作用。生态破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我们举出了无数例证来说明一个问题：人类活动正在给地球造成日益沉重的压力，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可以列出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如《灭绝》（Extinctions，Ehrlich和Ehrlich，1981）、《1995年全球气候状况：气候变化的科学》（Climate Change 1995：The Science ofClimate Change，Houghton，Filho等，1996）、《大自然的工作》（The Work ofNature，Baskin，1997）、《大自然的服务：人类社会的生态基础》（Nature’s Service：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Daily，1997）、《生命的平衡：人类与生物多样性的危机》（Life in the Balance：Humanity and the Biodiversity Crisis，Eldridge，1998），这些著作都提供了相关问题的权威资料。在考察了人类活动对大气产生的影响（碳循环、氮循环以及臭氧层）之后，尽管存在分歧，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些例证做一番归纳。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将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其有生之年看到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翻倍（Houghton、Filho等，1996）。有关这一问题，目前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是：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将对气候造成显著影响，甚至在许多地区会是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尽管从表面上看气候的变化是小幅度的——今后全球平均气温将只比目前上升2～6华氏度，但事实上这个变化很剧烈：它的变化幅度相当于地球在冰川时期和常温时期之间的温度差。举例而言，在最近的一个冰川纪，今天纽约市的所[2]在地是被一座数千英尺厚的冰山覆盖着的。另外一个有关气候急剧变化的证据来自1997～1998年的厄尔尼诺现象。这一现象造成了严重的气候灾害，除了大量毁坏农作物以及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外，它还对许多关键性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破坏，而这一现象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球气温上升了0-5华氏度。与厄尔尼诺现象相伴而来的全球性干旱还直接导致了亚马孙河流域以及印度尼西亚部分地[3]区的森林大火，大火使上千英亩的赤道原始森林化为灰烬。正如我们所知，赤道原始森林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作用巨大，而它们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则是为赤道地区的稀有物种提供良好的栖息地。
1991～1992年和1997～1998年的两次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还给公共卫生事业带来了巨大压力。由于昆虫和其他动物携带病原体的数量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与气候相关，因此与厄尔尼诺现象相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的大量传播。气候变化还使得老鼠等疾病传染源的数量急剧增加，导致了“汉塔病毒”（hantavirus）等在美国部分地区大肆流行。可见，即使是很小幅度的气候变化，也会对公共卫生事业造成显著影响（McMichael，1993；Epstein，1998；Epstein，1999）。
人类活动除了对全球大气系统产生负面影响外，还危及地区性的生态系统，而且后者受到的威胁更为严重。例如，地球上的淡水是通过全球和地区性的水循环进行流动的，因此也难免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与此同时，地区性的行为如土地开发等也影响着淡水循环。据统计，人类目前消耗了一半以上的陆地降水（Postel、Daily等，1996），可见淡水资源正在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尽管有人提出可以通过海水蒸馏提取淡水的方式弥补淡水资源的不足，但这一生产和运输过程显然会耗资巨大，甚至可能在根本上改变人类生活。目前通过海水淡化提取淡水的成本是城市中普通自来水成本的6倍，是农村用水成本的10倍（Postel和Carpenter，1997）。因而，即使在能源充足和交通发达的地区，这一生产过程的代价也是高昂的。
各国渔业所遭遇的窘境也印证了全球气候变化带来地区生态系统剧烈波动这一观点。气候变化以及氮循环的变化使渔业生产率受到很大影响，与此同时，管理不当使许多国家的渔业资源面临枯竭，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食用需求。近年来一些主要的渔业国家生产率骤跌，渔业生物学家甚至坚信，某些重要鱼种的数量已不可能再恢复了（Botsford、Castillo等，1997）。
人类还通过其他许多种方式在地区层面上影响生物群。例如，我们每年会发现5000个以上新的物种（Drake，1989），但同时也会看到更多的物种从地球上消失。这样的物种变化毫不逊色于地理史上任何一次物种大灭绝（Ehrlich和Ehrlich，1981；Ehrlich，1988）。根据估算，每年有27000个物种在地球上绝迹（Wilson，1988；Eldridge，1998；Hughes、Daily等，1997）。
另一个让人担忧的地区性生态现象是水土流失以及土壤肥力的下降。地球上每年都有大量高产的土地在流失或者遭到风雨侵蚀，流失总量以数万英亩计。此外，土壤肥力也因为过度使用而下降。科学家估计，地球上大约有17%的耕地因水土流失和过度使用等原因而降低了肥力。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轮种和休耕的方式让土壤的肥力得以恢复，但这项工程可能会旷日持久（Daily、Matson等，1997；Hughes、Daily等，1997）。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讨论，为我们认识自然环境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生物多样性指的是植物、动物、昆虫以及微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地球上之所以呈现生物的多样性，是因为碳循环、氮循环以及全球和地区生态系统的存在。生物多样性表现在许多层面上，包括生态系统层面、生物群落层面和种群层面，因此这一概念指的是物种之间以及物种和其他层级的系统之间的多样性。科学家们正逐渐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在许多方面的重大意义，现在就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些重要方面；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接触到更多的关于其重要性的具体例证。
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新型水稻物种的出现可以算得上是生物多样性对人类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最好例证了。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数十亿人把稻米作为主要粮食，在20世纪70年代，一种由褐飞虱携带的病毒“矮绿病毒”（grassy stunt virus）在亚洲流行，并且威胁到亚洲的稻米作物。这一病毒通常能毁坏大片庄稼，在某些年份，它甚至让全亚洲四分之一的水稻颗粒无收。于是，找到一种抵御病毒的方法就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帮助下，人们终于渡过了难关。研究所对水稻进行了深入研究，收集了大约8000种不同的水稻种子，同时还包括与水稻相近的物种的种子。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有一种尚未被用作商业用途的野生水稻可以抵御“矮绿病毒”，于是这些具有抵御病毒能力的基因被嫁接到商业作物性水稻的体内，就这样，作物性水稻也能抵抗病毒入侵了。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没有那种非作物性的野生水稻，那么抵御病毒的基因就根本不可能被找到。换句话说，假设没有多种多样的水稻物种，那么地球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可能已经被“矮绿病毒”破坏殆尽了。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可以用来抵御病毒的物种也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的，而且在科学家找到物种后不久，那个发现野生水稻的山谷就被一个水电站淹没了。几乎同样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的玉米种植业也遭遇过同样的劫难（Myers，1997）。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类似的事件会继续发生。也许是出于商业化的需要，人们已经习惯于大面积地种植同一种植物，这就大大提高了疾病扩散的可能性，而且疾病扩散的结果很可能是整个地区的作物都被毁掉。在1999年，美国农业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生物多样性的益处》（the Benefits ofBiodiversity）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
由于养殖（种植）密度的日益提高以及范围的日渐扩大，家禽和农作物正在遭受越来越多新的疾病和害虫的困扰；同时，现有的疾病和害虫正在侵蚀越来越多的物种。由于现在的疾病可以随机地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种被侵蚀的概率就大大提升了。这些疾病和害虫破坏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事实上，除非植物物种具有足够的多样性，否则就根本无法抵御疾病入侵、害虫侵犯以及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而这些灾害的后果是作物的大面积毁坏以及人类社会的大规模饥荒……只有当人们可以为作物找到多样的物种基因，或者是其相近物种时，才能战胜新的疾病。即便作物可以通过自然的基因变异产生抗体，也未必能阻挡某些疾病的蔓延……那些致命的疾病一旦在玉米、小麦或者水稻上爆发，就会彻底摧毁农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而抵御这类灾难的唯一保障是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某个作物或动物物种内部的基因多样性可以使人类发现和利用具用抗体的品种；类似的，可以作为食物的潜在物种的多样性，则保证了在主要作物遭受疾病侵害时有替代者出现。
总而言之，生物多样性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那些与现有物种不尽相同的基因，为作为主要食物的农作物抵御灾害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同时，种群的多样性阻止了疾病的快速传播。然而，如此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却在许多方面遭受人类的威胁（Hughes、Daily等，1997），这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另外，物种基因的多样性对于提高作物的生产效率也至关重要，它甚至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增产量不低于人口增长量，这也就是“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的题中之意。事实上，许多农作物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现存的经济作物与其他物种杂交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多样性通常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它扮演了保险的角色，让人类从潜在的生态灾难威胁中恢复过来；另一方面，它还让我们知道了其他物种基因的结构与特性，而这一点通过人类现有的科学技术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办到的。令人感到惋惜的是，物种的日益减少使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大打折扣。人类正在破坏生态基础
生态基础在支撑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回顾人类历史，可以找到许多因为生态系统不堪重负而导致整个社会崩溃的例证。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就是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文明的消失，我们将在后文中讨论这一问题。此外，新西兰的毛利人（Maoris）部落和玛雅文明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复活节岛也称大拉帕（Rapa Nui）岛，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4]岛，距离智利海岸2000英里，岛上有大约2100位居民。从欧洲人第一次登陆该岛起到现在，复活节岛文明就一直是一个谜。岛上有大量被称作“moai”的石制头像，它们面朝大海，似乎在静静地述说着早期土著居民的沧桑历史。这些石像中最大的重达80吨，另外在采石场中还发现了一个重达270吨的尚未雕刻完工的石像。这些景象说明了小岛昔日的繁荣和强盛。
然而，当欧洲殖民者首次发现波利尼西亚群岛时，那还是一个技术落后、生活贫苦的社会，远远无法与复活节岛昔日的繁华景象相提并论。人们不敢想象如此雄伟的雕刻作品是如何完成的，大家甚至怀疑岛上没有合适的经济实力去奉养一批献身于石雕事业的艺术家。事实上，在欧洲殖民者发现该群岛的18世纪，岛上也没有艺术家存在，这就更让人费解了。同样使人感到疑惑的是，石像从岛上的采石场运到最终目的地有很长一段距离，以1722年该岛人口3000人统计，要移动这些庞然大物还是显得人手不足。更准确地说，在没有杠杆、滚筒、绳索和滑车等工具的配合下，3000人徒手搬运是远远不够的，而实际上该岛在1722年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树木用来制作这些工具。由于当地居民不知道如何搬运这些雕像，于是就坚信这些石像是在神灵意志的驱使下，自己走到目的地的。
事实上，复活节岛曾经辉煌过，但后来它又衰落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思索这一文明的起源以及最后的消亡。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时岛上的人口增长过快，导致所有的海鸟被捕捉殆尽，所有渔业资源都被捕捞枯竭，原来覆盖整个岛屿的森林都被砍伐而代以种植庄稼，最后导致水土流失。结果，岛上的人们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在内战和自相残杀中将文明推向了灭亡。
研究发现，复活节岛最初的定居居民是一群波利尼亚人，时间大约在公元400年。另一项有关岛上植物授粉记录的研究则显示，当时整个岛屿被大片的棕榈林覆盖。起初，这些土著居民将砍伐的树木用来建造独木舟，并乘坐这些独木舟进行捕鱼活动。同时，他们还用木料制作工具，或者用来生火取暖。此外，森林中还有大量的巢居鸟类，也被岛上居民当作桌上佳肴。在充足的物质条件下，岛上的人口疯狂增长，居民们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需求后，开始把大量时间花在其他活动上，这其中就包括雕刻并搬运那些巨大的石像。
五个世纪之后，也就是公元900年，植物授粉数量开始下降，而绝大多数的石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之后（为公元1100～1500年）完成雕刻的。大约到了公元1400年，也就是岛屿的人口增长到1万人的顶峰时，棕榈林已经消失殆尽了，与此相伴的是人口的急剧减少。
石像的雕刻活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停了下来。考古学的研究还表明，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岛上出现了一种类似现在匕首的工具。此时人们已经开始居住到山洞或者坚实的房屋中，这暗示着当时岛上居民之间相互残杀的激烈程度。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暴力和冲突时代的到来，与这个社会先前的有序和稳定相比，此时的社会完全是无序的。直到欧洲殖民者第一次登陆到该岛，这种无序还在持续。
让我们简要归纳一下复活节岛文明衰落的全过程，那就是岛上居民将环境的承载能力降到了无法维持岛上人口的程度。这一解释本身当然是有力的，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一文明的兴衰发生在复活节岛上，而没有发生在波利尼西亚人定居的其他岛屿上呢？复活节岛尽管不是经历这种衰败的唯一例证，但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岛屿在面积上都要远远小于复活节岛，同时也没有如此之高的发展程度和如此灿烂的文明。因此，对这一差别做出解释就显得至关重要。
最近有一项研究对此问题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Diamond，1995；Brander和Taylor，1998），以下叙述转引自Brander（布兰德）和Taylor（泰勒）。（复活节岛）与其他岛屿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岛上棕榈树的生长速度特别缓慢……这种树在波利尼西亚的其他地区是没有的，这或许是因为其他地区不具有复活节岛相对凉爽的气候。一份权威的报告曾指出：“文明一般容易在宜人的气候条件下发展，但由于棕榈树的生长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当代人种植的树木通常只能让后代受益。”在理想的情况下，这种树需要40～60年才能长成，当然，也有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相反地，在波利尼西亚两种最常见的大棕榈树是“Cocos”和“Ritchardia”，它们通常能够在7～10年内长成。可惜的是，这两个树种都无法在复活节岛的气候下存活。
在比较了人口和棕榈树的增长速度之后，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只有通过妥善地管理棕榈林，才能让它为当地居民提供稳定的自然生态基础。在人口控制和森林可持续开发的双重管理手段下，复活节岛的早期文明才得以存续。然而到了文明后期，人口的高速增长和无节制的森林开发，使得棕榈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结果就是建筑材料、生火和取火原料以及捕鱼工具的严重缺乏。同时，岛上的鸟类和动物数量也急剧下降，整个文明遭受了灭顶之灾。最后，复活节岛上的居民无法找到足够的食物，不再有充足的建筑原材料，甚至找不到建造木筏的材料以帮助他们逃离这个人间地狱。
复活节岛的故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案例都说明了一点：对生态基础的破坏会导致整个社会体系的崩溃。但从中我们也能得到很多正面的启示，那就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一观点由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细菌和钢铁》（Guns，Germs，and Steel，1997）一书中重点提及。该书认为，生态系统提供生态服务的能力的大小，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快慢存在着紧密联系。这里所说的生态服务包括食物生产、畜力（指的是人类饲养的动物）、纺织纤维，当然也包括稳定的气候条件。戴蒙德的理论在实践中也能够被解释，例如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这得益于当年那里宜人的生态系统，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例如两河流域河谷的盐碱化，这一曾经灿烂的文明最终黯淡了。
当然，我们所举这些例子的社会环境，与我们今天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过去显然没有我们今天的高科技，因此人们也就更多地依赖自然界和生态基础设施。不过，气候稳定、食物生产和疾病防治（戴蒙德书中重点分析的因素）依旧关乎整个社会的兴衰，所以，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关注人类行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的。生物圈2号计划
复活节岛的例子是历史上所发生的，说明了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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