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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1 04: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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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班牙]乔莫•卡夫雷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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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之声

河流之声试读:

主要人物

[1]

蒂娜——全名蒂娜·布罗斯·埃斯普卢格斯,索尔特小学的女老师,2001年12月偶然发现了奥里奥尔留下的笔记簿,由此开始调查尘封多年的往事。

乔尔迪——蒂娜的丈夫。

阿尔瑙——蒂娜和乔尔迪的儿子。

奥里奥尔——全名何塞·奥里奥尔·丰特列斯·格劳,1943年就任小镇托雷纳的小学老师。

罗萨——全名罗萨·达克斯·埃斯普卢格斯,奥里奥尔的妻子。

埃利森达夫人——全名埃利森达·比拉布鲁·拉米斯,奥里奥尔因作画而结识的托雷纳贵妇,拥有不计其数的地产,以及庞大的家族企业。她居住在格拉瓦特之家。

圣地亚哥——全名圣地亚哥·比拉布鲁·卡韦斯塔尼,埃利森达的丈夫。

马塞尔——全名马塞尔·比拉布鲁·比拉布鲁,埃利森达的养子。

奥古斯特神父——全名奥古斯特·比拉布鲁·布拉古拉特,埃利森达的伯父,数学家、神学家。

比比安娜——埃利森达家的女佣,与埃利森达情同母女。

罗玛·加苏利——埃利森达的律师。

哈辛托·马斯——埃利森达的司机兼保镖。

巴伦蒂·塔尔加——全名巴伦蒂·塔尔加·萨乌,1938—1953年间任托雷纳的镇长,长枪党党员,支持佛朗哥政权,受雇成为埃利森达的“戈埃尔”。

本图拉小男孩——本名乔安·埃斯普兰蒂乌·卡曼纽,1943年死于法西斯分子之手,年仅14岁。因一家人居住在本图拉之家而得此名。也被称作小乔安·本图拉。

本图拉——本名乔安·埃斯普兰蒂乌·雷利亚,本图拉小男孩的父亲,常年离家在外。

本图拉太太——本名格洛丽亚·卡曼纽,本图拉小男孩的母亲。

罗萨·本图拉——本名罗萨·埃斯普兰蒂乌·卡曼纽,本图拉小男孩的妹妹。

塞莉亚·本图拉——本名塞莉亚·埃斯普兰蒂乌·卡曼纽,本图拉小男孩的妹妹。

塞西莉亚·巴斯科内斯——1940年起在托雷纳经营一间烟草专卖店,喜欢背诵医学名词。

基克·埃斯特韦——图卡-内格拉山区滑雪场的教练。

乔莫·塞拉利亚克——经营塞拉利亚克大理石公司,是托雷纳的墓碑制作人。其父佩雷·塞拉利亚克也曾是墓碑制作人。[1] 加泰罗尼亚人全名的倒数第二节为父姓,最后一节为母姓。献给马加里达父啊!别原谅他们,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1]弗拉基米尔·杨科列维奇[1] 弗拉基米尔·杨科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1903—1985),法国哲学家、音乐学家。此处引句意在对比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所说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0

摩擦声极小。宛如有人抚摸着房门。门悄悄打开,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从里面握住门把,避免发出任何声响。大门以几乎听不见的叹息声合上。一身漆黑的人,在公寓的昏暗中移动。尤里习惯黑夜的双眼默默地跟着那人。新来者走进书房。百叶窗是拉起的,他骂尽脏话。意料之外的极地锋面所引起的降雪,让玻璃另一边的景色冷得像座坟墓,也让夜晚的面貌更加静谧。甚至听不到河流的潺潺水声。他选择不拉下百叶窗,无论如何,不该有人知道他曾在今晚进入这间公寓。

新来者不太高兴地叹口气后,坐在电脑前,将公文包放在座椅旁的地上,然后启动电脑。他注意到桌面井然有序,对这次的任务大有帮助。尤里无声地跟着闯入者走进书房,无声地自房门观察对方。屏幕上的蓝光照满书房,新来者希望从冷清的街道或公寓的另一头都无法察觉这道微弱的冷光。粘贴在屏幕边框上的便利贴纸写着:“早安,食物在冰箱上方的橱柜。谢谢你所做的一切!”闯入者开始检查资料夹。他从风衣外套的口袋取出一盒磁盘,耐心地复制档案。这栋大楼的某处有人在咳嗽,他猜想是楼下邻居刚从晚间聚会归来,浑浑噩噩、百般无聊、疲惫不堪,嘴里念念有词抱怨着:已经不是随心所欲的年纪了。一辆因大雪而以低挡驾驶的汽车破坏了夜晚的宁静。为什么当你着急时,电脑却如此缓慢?为什么大家都说电脑很安静,却如此嘈杂?这时,电话铃声响起,他停住不动,虽然电脑还在运转,仍立即关机,如石头般静止不动,一滴汗水从鼻子滑下。他没擦汗,因为他是不存在的。公寓的另一头没有丝毫动静。“现在我无法接听,‘嘟’声后请留言。”“唉,我没法一大早到,临时要送一批石板到特伦普(Tremp),女儿却跟我唱反调。放心,我会在中午过去,午餐前。再见![1]Potxó,祝你顺利。再去看你。啊!你说的对,真的听得到帕玛诺河(Pamano)的吟唱声。”

哔,哔。再见!男人的声音因烟草和调酒咖啡而嘶哑,带有山区的口音,指的是隔天。陌生人等了几秒钟,生怕万一有人开门。没事。没人。他运气真好,因为尤里决定不告发他,继续不动如山地躲着。当电话录音声响消失,能再次感受到雪花以甜美姿态飘落在物体表面时,陌生人总算能轻轻呼吸,并再度启动电脑。

尤里不知该做些什么,于是撤守书房房门,暂且躲在起居室,随时注意书房传来的任何动静。

闯入者继续执行任务。他把标示着O. F. 的文件夹以及其他可能需要的资料灌满五张磁盘。完成后,把所有文件拖到电脑的资源回收站清理掉,并确认没留下一丝痕迹,然后将一张带有病毒的磁盘插入、取出并关机。

他开启手电筒并含在嘴里,空出双手,毫不费力地从桌上的档案夹中清出三个他感兴趣的资料袋——纸张、照片和讲义夹。他把资料袋全数放入公文包收好,合上档案夹。墙边的地上,有个红色小手提箱。他打开手提箱。仿佛有人准备出门远行般。他小心地翻动检查,没有感兴趣的东西。盖上箱子,依原样摆回。离开前,他突然动念搜查所有抽屉,以防万一。白纸、便条纸、小学笔记本,还有一只盒子。他打开盒子,突然汗水布满额头。他觉得公寓的另一头有人惋惜地叹气。

关上公寓大门时,他知道没留下任何曾在场的痕迹,知道自己花了一刻多钟完成任务,也知道晨曦时分跑得越远越好。

尤里落单后,走进漆黑的书房。一切看起来如常,但此刻,尤里的内心却感到郁闷不乐,有一股未能力挽狂澜的奇怪感觉。[1] 意为“送上亲吻”,帕利亚斯地区的村落以及邻近比利牛斯山的莱里达地区方言。El vol del verdum

第一章 金翅雀飞起

覆盖着花朵的长眠之名。[1]乔安·比尼奥利

一个大家热烈期盼的日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生后的2002年3月30日,星期五,早上九点钟,从世界各地来到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的信徒们,眼神殷切地投注在垂挂帷幕的落地窗,教宗将从那儿发表“致全城和全世界”的祈福文告。虽然春天初临,却该死的冷冽,这得怪罪从台伯河穿越协和大道上坡而至的叛逆寒风,以胜利之姿吹进广场,一心想划破准备迎接最高祭司的信众的热忱。有人因伤风感冒,有人则因情绪激动,手巾如舞蹈般此起彼落。落地窗有了动静,阳台的玻璃窗朝室内骤然拉开。一位殷勤的神职人员将麦克风调至适当高度,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穿着无瑕的白袍,佝偻而现。人们虽然不再发出擤鼻涕的声音,但教宗的几句话仍无法听懂。随后,教宗开始诵读祈福文告。广场上,六位跪在湿漉漉石板地上的几内亚修女喜极而泣。雷利亚神父带领的队伍占据极佳的位置——教宗窗台下的直线上,相较于部分信徒近乎迷信的狂热,他们的缄默显得些许不自在。有的信徒挥舞缠绕在手上的玫瑰念珠,有的亲吻五十欧分硬币上的教宗肖像,有的拍下永留此刻的照片。雷利亚神父悄悄地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然后查看时间。若要在半小时内抵达圣乌菲齐奥广场,他们得赶快了。因此,当祈福文告一结束,教宗随即被医生拖走消失不见,雷利亚神父立刻举起手臂,在人群中指引应遵循的方向,他拎着红色雨伞,准备在宛如密林的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的人群里强硬辟出一条道路。队伍里的五十位妇女与十三位男士,犹如单一个体般行动一致,紧跟着雨伞的方向前进。其他人也逐渐缓慢移动,仿佛舍不得离开一处长期梦寐以求之所。

安杰莉卡之门大街上,一辆雾面玻璃的轿车如猫般前进。右转后,在美景街的管制口停住。车窗优雅地拉下,如精算过的眨眼动作,两名佩戴耳机和墨镜,后颈发根整洁的男人,一人一侧地快步冲向两边车窗。他们同时挺直身躯,做出可通行的指示动作。其中一人快步跟着轿车,直到车子停放在邮政路上的确切地点。从墙边冒出一名梵蒂冈门卫打开轿车右边车门。使徒宫的大门前,一名瑞士近卫队卫兵打扮成中古世纪的步兵,看起来对周遭世界一点也不感兴趣的样子,他只看着前方,望向管制大楼,似乎意图识破无法忏悔的秘密。一双完美无瑕的脚——裹着乌黑皮鞋、系着银色鞋扣——伸出轿车,脆弱、优美地降临地面。

依礼节要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得配合节庆举行一场弥撒,全体圣礼部都得出席。为了审慎行事,所有特别来宾都在典礼开始前提早三小时抵达,避免发生任何微乎其微的意外。这么多世纪以来,要是圣洁大公使徒的罗马教会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想象、安排,以及承办各类型的典礼,并依照庆典的重要性摆出精确的排场。

她全身黑色装扮,挺着尽管八十七岁高龄却依然瘦削的笔直身影,头戴一顶低调但高雅的礼帽,等着儿子和前媳妇在两侧各就各位。她显露出一股疲惫的烦郁,无视广场上不自觉聚合成众的人们传来的嘈杂声。加苏利正与尾随门卫而来的小队长处理一些问题。“塞尔吉跑哪儿去了?”妇人问,以严厉的气势看向前方,毫无缓和质询口气的意思。“妈,他在这里,”马塞尔直截了当地回应,“你想他会跑哪儿呢?”

塞尔吉早已在几步之外,点了一根烟,因为他猜想,进去后会是连抽一小口烟也绝对不容许的。“我没听到他的声音。”

要是你可以费心直接呼喊他一声就好了,梅尔切心想,她已经无法掩饰自一大早就摆出来的苦脸。但是你从来不对特定的人询问特定的问题,也从不回头找人,只因为不想让脖子起皱纹,这导致别人总得站到你面前回话。“怎么了?”妇人问加苏利。“好了。一切都解决了。”

典礼开始前三小时,管控编号为35Z的五人小组穿过使徒宫的大门。

圣克拉拉厅相当宽敞,慵懒的光线由面向内院广阔中庭的三座阳台引入,柔和地照着厅堂。一位胸前斜披黄色彩带、扮相特殊的男人匆忙穿越中庭,另一位非盛装打扮的热心市民走在前面引领,半弯着手臂为他指向一扇门。阳台另一边的角落,有座大型的暗色半球仪展示着17世纪人类对地球的了解。半球仪旁边,一架平台式钢琴突兀地出现在厅堂里,摆出乐器无声时惯有的沉思姿态。

礼宾负责人是位精瘦男子,如这位妇人一般,也全身裹着黑衣,大概是位随行神职人员,他明知大家可能听不懂,仍用意大利语对他们低声指引,请各位像在自己的家一样,可以坐下来,现在只需等候。还有,如果打开钢琴旁边的那扇门,可看到供各位使用的洗手间。他们还未坐定,一位或许是修女的中年妇人推着一台小餐车进来,上面装满前菜和绝无酒精的饮料,那位精瘦的男子对加苏利低喃道,典礼开始前一个小时,他们才会撤走小餐车,您了解原因的。

妇人坐在一张宽敞的沙发椅上,并拢双腿,犹如看得见般地将视线投向厅堂的尽头,等着所有人仿效。她的内心十分紧绷,已是她瘦弱身躯可承受的极限了。不过,她没让儿子、前媳妇、此时漫不经心靠在阳台旁的冷漠孙子,以及加苏利律师,察觉到她相当紧张。坐在梵蒂冈使徒宫宽敞的圣克拉拉厅的一张舒适沙发椅上,她却几近痛苦。妇人知道,今天过后,她便可安然死去了。她将手放至胸前,触摸挂在颈项的小十字架。她知道今天将结束六十年来的痛楚,也知道自己无法承认,对她而言,如果之前过的是另一种生活,或许更好。[1] 乔安·比尼奥利(Joan Vinyoli i Pladevall,1914—1984),加泰罗尼亚诗人,作品受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影响至深。一生获奖无数,自七十年代起,因探讨存在问题的诗集《一切是当下,是空》(Tot és ara i res)受到好评。引文“覆盖着花朵的长眠之名”(Nombres yacientes cubiertos de flores.)即摘自该诗集。1

人们将他的名字葬于遗忘的那日,街上人很少。就算那天没下雨,也不会有更多人,因为大部分的人都选择佯装事不关己,然后从不显眼的窗户或菜园篱笆内默默地跟随仪式,以丰盈的泪水悼念。镇长早已决定,无论雨势多滂沱,典礼都如期举行;他没透露这股强烈的政治意志力背后有个深奥的理由:两点在索尔特(Sort),他和一个客人有约,而且在伦德饭馆等候他们的海鲜炖饭令他魂牵梦萦。但是,身为布林格家族的一员,他想要让全镇——包括住在格拉瓦特之家

[1]的人——都清楚明白,即使洪水泛滥,典礼仍会如期举行。因此,参加换牌仪式的有镇长、议会成员、秘书、两名自愿观礼的迷途游客——身穿亮色雨衣的两人不知道这儿的葫芦里卖着什么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不停地拍摄高山居民的特有习俗——还有绝对少不得的塞拉利亚克,以及,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没人了解为何出现在这种场合的巴斯科内斯女士。膈结肠固定术。乔莫·塞拉利亚克已用浅灰色大理石打造出四块刻有黑色字母的瑰丽路牌,路牌的高贵气度匹配几条更出色的街道、几面更完整的墙壁和一座更完善的城镇。“弗兰塞[2][3]斯克·马西亚主席路”将替代“佛朗哥大元帅路”。“马乔尔大[4]街”遮去“何塞·安东尼奥街”,马乔尔广场替换 “西班牙广场”,[5]“米格中街”取代“长枪党员丰特列斯街”。既然一切就绪,孔洞也准备好了,加上独裁政权之亡导致频繁更换路牌,这让塞拉利亚克生意兴旺、驾轻就熟,那么,一切都将轻而易举地落实下来。长枪党员丰特列斯路牌拒绝脱离原位,塞拉利亚克只得直接用铁锤在墙上敲打才将路牌击碎。接着,他把背负沉痛历史的碎块扔进巴塔利亚之家前面的大型垃圾箱。长枪党员丰特列斯的碎片发出无力的沉默呐喊,与来自格拉瓦特之家门廊下几乎听不见的哀号声融合为一,那道哀号是一个抓着扶手、挺直不动的身影所发出的,除了猫,无人察觉。两名上了年纪的妇人裹着御寒衣物,其中一位还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她们从拉萨街的高处观看典礼仪式。确定塞拉利亚克把那块旧路牌敲成碎片后,她们勾着彼此的手臂,慢慢地从米格中街下坡而行,一边看着所有的墙面、窗户和门扇,或许是为了掩饰惊慌,两人偶尔也简短地窃窃私议。惊慌,是因为知道刚才有许多双眼睛怀着置身事外的心态,监看自家街道上的路牌更换仪式,而现在这些眼睛也以同样的心态从屋内观察她们。两人走到大型垃圾箱时,探身查看箱内,仿佛需要证实什么似的。官员一行人经过弗兰塞斯克·马西亚路,走向马乔尔广场,去执行最后一项更换计划。同样是在那里,镇长将要发表几句讲话,论及更名仪式所代表的和解精神。从那一刻起,街道恢复了往常的沉静,在托雷纳(Torena),没有任何人再想起奥里奥尔,所有的房子里都发出一声欣慰的无言叹息,人们都认为不和谐的象征终于消失了。除了在格拉瓦特之家门廊下擦拭眼镜,心想你们等着瞧,看看是谁笑到最后的那片黑影。没有人,镇上没有人再想起奥里奥尔·丰特列斯,一直到二十四年后。二十四年后,人们开始讨论拆除萧瑟无用的小学旧建筑,试图以更体面的小镇风貌迎向21世纪。

仿佛是在预料之中,索尔特小学校长委托蒂娜·布罗斯上山到托雷纳镇,正式询问老旧小学建筑物里的文物,因为他们正在构思一场关于小学教材发展的展览,而那栋小学建筑物里一定可以找到什么东西。老旧的教材或其他类似之物。既然她正在写书,他们便派她担任这间小学的官方研究员。也就是说,脑子想着另一件事的蒂娜,得开着她那辆罕见的红色雪铁龙2CV,勉为其难地在三天内两度上山到托雷纳镇。她不知道自己停车之处正上方的那块路牌,在二十四年前才恢复原始街名——米格中街。她到镇公所拿小学的钥匙,却被告知钥匙不在这里,因为工人们已经开工了。当她抵达镇上通往特里亚多尔(Triador)山丘路段的最后一栋建筑物时,工人们已经开始拆除屋顶,一块块拆下石板瓦片。她并未多加思考,拿起装着感光胶卷的小相机,把握黄昏时刻的不稳定光线,给建筑物拍下三张照片。三张都没有任何攀爬在屋顶上的工人入镜。或许其中一张可以用在书上。或许可以。幸好,工人们是从洗手间开始拆除的。还来得及查看教室里的两个书柜,也来得及让双手沾上又黑又黏的陈年尘垢,她处决了派不上用场的文件纸堆,赦免了十几本以老掉牙教育理念编写但不失展览魅力的书籍。她听到工人的铁锤轰隆隆地开始将这栋建筑物变为空无。她拯救出来的所有教材,颇为宽松地放在从索尔特带上来的纸箱里。好长的一段时间,她睁着双眼,透过窗户望向远方,想着离开这所学校后,预计要做的事情会不会有损自己的尊严。一定会的;但是,乔尔迪没给她任何退路。她张着嘴又过了两分钟;没有其他退路。为什么乔尔迪会这样?为什么阿尔瑙也这样?老天呀!为什么在家里时,他们什么都不说?为什么他们如此执拗?为什么阿尔瑙渐行渐远,甚至会好几天不在家,跟谁在一起也只是含糊带过?酸涩的念头绕了好一会儿后,她叹了口气,拉下视线,回神到托雷纳空无一人的学校里。她努力坚持了一会儿不再想他们俩,尤其是乔尔迪。那时,她突然想看看老师桌子的抽屉。最上层的抽屉里,除了一大串在开启时就已逃走的无形回忆,还留着某天某人削铅笔时落下的几片铅笔屑。另外两张抽屉里空荡荡的,甚至连回忆也没有。白日透过肮脏的玻璃,慵懒地下沉,她突然发现铁锤的敲打声已消失一会儿了。

黑板槽有一支啃咬过的粉笔。她拿起粉笔,无法抗拒试笔的冲动;以身为老师的工整板书写下日期:2001年12月13日,星期三。她转身,像有学童坐在腐蚀的桌椅上,而她正要宣告今日的行程。但她又张开了嘴,因为在教室后方,一位胡子没刮干净的工人撑着教室大门,嘴里叼着一根烟,一手拿着雪茄盒,另一只手提着露营用的瓦斯灯,也张着嘴。工人先开口道:“小姐……我们要走了,因为太暗看不见了。钥匙让您拿去还,好吗?”

他提着灯,挨着光线走近,一大串钥匙挂在沾满白色粉尘的牛仔裤上,蒂娜觉得他像个小男孩似地正将作业本交给她,而她是在这间学校当了一辈子的老师。水泥工人把雪茄盒放在桌上。“这是我们在黑板后头找到的。”“这块黑板?”

工人走近黑板,黑板虽然看起来是嵌在墙上的,他却向一侧推开;黑板以痛楚的哀叫声滑动了两张手掌宽,侧露出一处阴暗的小凹槽。他举灯挨近。“这里头。”“就像是海盗的宝藏。”

工人把黑板拉回原来的位置。“那些是小朋友的笔记本。”他说。在雪茄盒上拍了两下。那是一只以一条黑色细绳绑着,保存良好的雪茄盒。“我可以带走吗?”“我本来打算丢掉的。”“瓦斯灯可以借我吗?”“如果您留在这里,会冻坏的。”男人一边警告,一边把灯递给她。“我穿得够暖和,”为了灯,“谢谢。”“走的时候,请用钥匙锁上,把瓦斯灯放在入口。这样我们明天才找得到。”“拆掉这里要花多久时间呢?”“明天就会搞定了。今天只是做点准备工作。这很好拆的。”

他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般,一只手指头懒洋洋地放在太阳穴上向她道别,并“砰”的一声关上门,和两个伙伴的聊天声从肮脏的窗外渐渐消失,直到一切趋于沉寂,甚至几乎听得见埃尔薇拉·柳易斯的咳嗽声,那个总是坐在第一排,五十六年前死于肺结核的小女孩。蒂娜看看周遭。瓦斯灯送来许多新的陌生影子。这很好拆的,她想。多少代的孩子曾在这里学会读书、写字?她想。一天之内,一切沉毁,她叹了口气。

她回到教师桌旁,发现水泥工人说的话是珍贵的劝告——这间教室真的是一座冰库。阳光退场的速度越来越快。她把灯放在桌上,想着海盗的宝藏。想象拆了学校,却留有钻石在里面,她想着……松开黑色细绳,掀起盒盖:钻石是无法明确辨识为淡蓝色还是淡绿色的笔记簿,对角线上的黑色印刷体写着“笔记簿”。小朋友的笔记簿。两本、三本、四本笔记簿。可惜不是钻石,她叹口气。小小的刺痛如往常般准时回来了。

她打开其中一本。上上下下、密密麻麻地写满每一页,工整、和谐、易读的字体立刻吸引她的注意。偶尔,会出现一张插画。其他三本也都一样。第一本的插画是一张脸。当时她还不知道,但那是奥里奥尔在小朋友洗手间的镜子前画下的自画像。一位眼神悲伤的男人。第二本的插画,一间下方标示着“格拉瓦特之家”的房子。第三本,是……一间教堂。托雷纳的圣彼得教堂,以及一只像是史宾格犬的狗,带着蒂娜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最忧郁的眼神,它可能叫做阿基莱斯。最后一本笔记簿,是一个女人的肖像草图,起笔、修图,经过上千次的修改仍半途而弃,没有嘴唇,空着的双眼,宛如塞拉利亚克工作室里贩售的大理石丧葬雕像。她坐下来,没察觉自己的呵气因低温而如雾一般,仿佛要隐瞒新发现的四本笔记簿。她曾在哪里听过那个名字?不久前,没错。似乎有人才刚跟她提起那个人。

蒂娜·布罗斯燃起好奇心,开始阅读,对于即将排山倒海而至的事情毫无预警。她从第一本笔记簿的第一页,从起头的称呼开始阅读,上面写着,我亲爱的女儿,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我知道你的存在,因为我曾看过你的一只手,小巧且甜美。我希望当你长大时,有人把这些转交给你,因为我要你阅读这些文字。我害怕别人以各种可能的说法向你提起我,尤其是你的母亲。

晚上八点半左右,瓦斯灯的光线开始转弱,她突然抬起头,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归来。留在教室里冻僵身子真是太不明智了。她感到一阵战栗。合上最后一本笔记簿的软薄封面,她慢慢吐气,仿佛阅读过程中一直憋着气似的。她认为笔记簿对玛依特的展览毫无用处。她把笔记簿放回哈瓦那雪茄盒,用黑色细绳绑好后,将盒子放入风雪外套的大口袋,准备离开这间仿佛已停留了超过五十年的学校。

她把灯放在那位像海军陆战队队员般的水泥工人指示之处,再到镇公所归还钥匙,然后走向刻有米格中街的大理石路牌。雪铁龙2CV忠实地等候着,薄薄的一层新雪覆盖在上面守护着车子,以免被女主人的忧郁所影响。

回程的路上,索尔特公路更孤寂、凄冷了。她不想浪费时间装雪链,因此下坡路不仅开得缓慢,亦伴随思绪梗塞的步调。梗塞的原因是寒冷与刚才阅读的文字,以及晚上可能发生的事。在托雷纳边界彭迪斯的斜坡弯道,一面老旧的挡土墙上,有一块风格激进的公告:图卡-内格拉山(Tuca Negra)将砍伐树木,以延长一条滑雪道。她在学校没遇到任何人,便将纸箱放在玛依特的办公室,留下一张说明字条,然后像着魔般仓皇逃离,因为她一向害怕独自行走在昏暗又萧瑟的走廊上。仿佛鬼魂可以靠着冷冽而壮大似的。雪铁龙2CV毫无意外地将她带到遥远的旅馆。虽然此处的位置更偏北,却未降雪。装着四本笔记簿的雪茄盒放在副驾驶座上。为了慎重起见,她不想留在旅馆的停车场;她把车子停靠在荒凉公路上的一角,熄掉车灯和引擎,静止不动地盯着旅馆灯火通明的大门。雪花像刻意等到此时,才开始谨慎地悄然飘下,她伸手摸索旁边座椅的雪茄盒,确定是否仍在原位。蒂娜无法听到雪花掉落在物体上所发出的甜美沙沙声。

天气好冷,她两度下车清理挡风玻璃,不曾将视线移开旅馆门口,她决定不启动车内的暖气,因为在这如覆盖丝绒的糖果盒一般神奇的静谧之中,甚至连河流也无声地流淌着,发动汽车的震动声一定会让乔尔迪注意到她的存在。

她最后一次为了跺脚取暖而下车,用刮刀清除了挡风玻璃上结的冰,再拿起路上的新雪遮盖车牌。承认自己的尊严摇摆不定是一回事,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又是另一回事。她的鼻子冻僵了。

蒂娜再次坐入车内,仍直盯着旅馆明亮的大门。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两名完全陌生的人从那扇大门走出来。戴着手套的手小心翼翼地摸着雪茄盒。“你刚刚说什么?”“你听得很清楚。”

罗萨诧异地张开嘴巴,或许是因为惊吓,她觉得心跳快要失去控制了。她感到一阵严重的晕眩,走回摇椅,喃喃道:“为什么?”“这里所有的人都冒着危险。”“不对,冒着危险的是那个孩子。”“我尽力而为。”“狗屎!你去找埃利森达夫人。”“为什么?”“难道你不喜欢去探望她?”她只想出口伤人,“当她站在你面前,难道你不会流口水?你不是说她有一张很有个性的脸,有一双很难画得好的眼睛……”“你在说什么?”

像是未曾影射过什么似的,罗萨望向窗户外,以疲惫的声音说,你是这镇上她唯一理会的人。“埃利森达夫人什么都不能做。”“镇上的人只听她的。”“但愿如此。”

罗萨看着奥里奥尔,审视他的双眼,就像猜测每次他和埃利森达夫人在一起,凝视彼此时,眼神里交流的秘密。奥里奥尔欲回应时,告知祈祷时间的钟声却开始响起。他俩保持沉默,仿佛对话从未开始,尽管是在今日这般凛冽的寒冬之中。在钟声沉寂之前,罗萨大发雷霆。“如果你不解决这件事,我就要回巴塞罗那。”“你不可以抛下我。”“你是个胆小鬼。”“没错,我是胆小鬼。”

罗萨本能地将一只手放到肚子上,以疲惫的声音说,我不要我们的女儿知道父亲是个胆小鬼,是个法西斯。“我不是法西斯。”“你和那婊子养的镇长有什么差别?”“你别吼叫,这里什么都听得到!”“他行动,你附议。”“你听好了,我不过是镇上的老师。”“你可以让镇长顺从你的意思。”“不可能的。而且,我怕。我怕这个人。”“你必须阻止本图拉小男孩这件事。”“我无能为力。我向你发誓,他根本不理睬我。”

罗萨最后一次凝视他的双眼。她转过头去,轻轻摆动摇椅,并看向窗外。那是对奥里奥尔说再见的一种方式,她一边想着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一边咒骂我们突发奇想接受这漂亮小镇的教师缺额的那一天。根据百科全书,这座小镇拥有可观的牛羊牲口,这对我俩而言真是好极了!因为,我们将有空看书、相爱,这是我们所欠缺的。在这件事情上兜了一圈又一圈之后,她说,就这样吧,奥里奥尔,我们去[6]托雷纳。而现在,要做圣埃斯特韦肉馅卷的面团已经在桌上冷掉了。那天,她根本不应该准备肉馅卷的面团,四天后也不该是圣诞节,只要想起那可怜的男孩,就无法吞咽任何东西。

奥里奥尔看着罗萨的颈背,气愤地咬紧牙根,大力摔门离家。随即他又打开门,像是忘了什么东西。他站着不动,仍握着门把,努力控制愤怒的情绪。罗萨依然定睛看向街道;其实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泪水将窗外壮观的阿苏阿(Àssua)山谷变得模糊不清。奥里奥尔拿起皮袄和帽子,再次出门。

在托雷纳才任教八个月,她的奥里奥尔却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们满怀希望抵达小镇时,她刚怀孕不久,那时他们感到相当困惑,他因胃疾而未曾服过兵役,未曾上过前线,教师缺额却给了未曾当过战斗者的他;他们感到惊讶,他们以为所有的缺额应该都会给嘴里含着长枪党党证,或是留着细八字胡、有对抗共和国背景的外来教师;他们还感到惊奇,因为单纯到没发觉甚至连上帝也不要托雷纳小学的缺额,没错,耶稣是在马厩里出生的,不过他在拿撒勒(Nazaret)上学,至少是男女分班,家长们并非全是农民,有的是木工,而学生们还拥有一座像样的庭院和细心粉刷过的墙壁。

她从窗户看出去,但是看不到广场。巴伦蒂·塔尔加改变了她的丈夫。从塔尔加第一天支配他、讨好他开始;从塔尔加两手叉腰、挑衅地看着他们抵达广场开始,那时他们刚下计程车,双眼充满希望,带来的大篮子里摆着图案已模糊、有缺角的旧餐盘……而奥里奥尔为她画的肖像画包裹得无比严密。罗萨事先无法预知危险,他们在托雷纳已有三个月的漫长时间,越来越少开口,因为他们知道,偶有几辆黑色汽车载着老泪纵横的男人去塞巴斯蒂安梯地。之后,这些男人便从载送牲口的卡车上蒸发消失、噤声不语、拭干泪水且永不再哭泣。巴伦蒂·塔尔加也让她变了个人,让她变得沉默寡言。她过度沉默了。直到今天,当该死的塔尔加叫奥里奥尔去一趟镇公所,回来后,他说话时没看着她的眼睛,说他最好加入长枪党,坐在烤箱前的她,张大嘴巴,无言以对,想着或许是她听错了,或许是他在开玩笑。但并非如此,他依然不正眼看她,保持沉默,像是在等待她有所反应。罗萨把肉馅卷面团的烤盘放在隔热垫上,吃力地走向摇椅,挺在前面的肚子恍若隔出她的女儿与丈夫之间的距离,她说,你刚刚说什么?“你听得很清楚。”

何塞·奥里奥尔·丰特列斯·格劳,为上帝和西班牙捐躯。现在蒂娜明白是什么让她觉得似曾相识了。一个星期前,那时她仍是幸福快乐的,上山到阿苏阿山谷的墓园绕了一圈,因为她想在书里用一个篇章书写往生者的安息之所。和其他乡镇比起来,托雷纳的墓园简直是五星级的。她选择从远方更好地取景,而不是用广角镜头让影像变形。相片中央有座破旧不堪的纪念碑。两侧紧挨着地面的一排排坟墓,大部分竖立着生锈的铁十字架,仅有少数几座大理石十字架穿插其间。被那座纪念碑半掩住的尽头,一排坟墓紧挨着朝北的墙面,面对敌人和寒风袭来的方向。富有家族的墓园则在左手边,干净、照料良好。

咔嚓!一只振翅起飞的金翅雀被监禁在照片里,它在半空中、在破损的纪念碑右侧。她没注意到。又或许注意到了,就像许多摄影师,尽管他们掌握取景框内的一切事物,但冲印成果时,仍期待遇见惊喜。

淹没在红色世界的白纸,慢慢吐出奇怪的形貌并逐渐成形。一开始是苍白的样貌,慢慢地就更加清楚了。她拿着夹子在药水里左右摇晃照片,形貌变成越来越清晰的影像。取景很好,是她第一件想到的事。她用夹子从冲洗槽里取出照片,夹在晾晒照片的绳子上,紧挨标着三号胶卷的二十张照片,托雷纳墓园,2001年12月5日。没错,取景很好。

她检视冲洗的结果,确认一切如预期呈现,没有意外惊喜。就在那一刻,她注意到展翅飞翔的金翅雀在最后一张照片上静止不动,破旧不堪的纪念碑那张。她不记得有这只鸟。天呀!不知该如何形容,如诗一般。她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那只鸟儿。没错,是只金翅雀,翅膀向下奋力飞起。嘴喙叼着一条毛毛虫。不。那是冲洗的瑕疵。不——那是照片底部坟墓上的浮雕;鸟儿只是从前方经过,造成视觉上的错觉。是墓碑的浮雕。于是,她仔细观看墓碑。墓碑虽然紧挨着地面,又在画面的底部,但因为她的镜头焦距缩得够小,尽头呈现出完美的对焦。金翅雀和歪斜的墓碑都清晰地呈现。也许有点学院风格——稍嫌平淡。她突发奇想,金翅雀是支羽毛钢笔,用嘴喙书写墓碑上的文字。金翅雀写下:何塞·奥里奥尔·丰特列斯·格劳(1915—1944),为上帝和西班牙捐躯。还有先前已画上的法西斯牛轭与飞箭。其中一枝飞箭的箭头,看起来像是金翅雀叼衔回巢的小毛毛虫。

蒂娜将放大镜摆在桌上,揉揉眼睛。那张照片,胶卷的最后一张,势必可作为书本的第一张照片,黑白照,表示时间和类似之物的流逝。

她戴着手套的手依然放在装有奥里奥尔·丰特列斯笔记簿的雪茄盒上,想着笔记簿的内容,有好一阵子忘却了为何在艾内特(Ainet)旅馆明亮的门前守候。这时,雪花再次覆盖前座的挡风玻璃。她觉得雪花像陨落的星星,厌倦了无用地硬撑在天上,懊恼自己的光芒得花好几个世纪才能抵达亲爱的人的眼眸里。这世上有亲爱的人吗?算了,我爱阿尔瑙,但是他无法被爱,总是沉默,总是忙着自己的事情,宛如不愿看星星般,和乔尔迪一样。家里的男人都不想看星星。当她打算下车清理挡风玻璃时,察觉旅馆入口有动静。有人出来了。乔尔迪。是乔尔迪。离家好几公里外,她的乔尔迪从艾内特旅馆走出来,一面四处探望,一面戴上帽子。他没注意到公路旁的阴影下有一辆红色雪铁龙2CV。他转身,朝旅馆内伸出手臂。这个动作让她醋劲大发,醋意高过看到随着这个动作走出来的女人的刹那。那个女人几乎和乔尔迪一样高,裹着一件让人无法辨识其身份的风雪外套。乔尔迪的动作,意味着他不仅呵护那个女人,也呵护她全部的生命。一个呵护的动作,对冻僵在车内,只为了证实心中担忧的蒂娜而言,却是一记巴掌。

这时她反应过来了。拿起相机,靠在方向盘上定位,大光圈,长时间曝光,然后按下快门。两张、三张照片。四张、五张。换成长镜头: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她不再按下快门,想着自己,觉得自己像个低俗的狗仔。在这个夜晚以前,从未有过一滴泪水冻结在她的脸颊上。[1] 加泰罗尼亚大部分独栋老楼房都有自己的名字,由来不一。豪华的大房子为“casa”,如文中的“格拉瓦特之家”(casa Gravat);小一点,没那么气派的叫“ca”。二者都是“房子”的意思。这些楼房不论换过多少不同的主人,通常都沿用最初的名字,甚至几个世纪保持不变。[2] 弗兰塞斯克·马西亚(Francesc Macià i Llussà,1859—1933),主张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政治家、军人,曾任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主席。[3] 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西班牙国家元首、西班牙首相、法西斯政党长枪党党魁。1936年,佛朗哥发动叛乱,引发西班牙内战,并于1939年取得内战胜利,出任国家元首,取缔长枪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开始对西班牙实行独裁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佛朗哥政权名义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实行亲德国和意大利的政策。[4] 何塞·安东尼奥(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1903—1936),西班牙政治家、长枪党创始人。西班牙内战初期被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政府逮捕并枪决。[5] 长枪党(Falange),西班牙的法西斯政党。1933年由何塞·安东尼奥创立。1937年佛朗哥成为该党党魁,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该党成为西班牙唯一合法政党。[6] 圣埃斯特韦(Sant Esteve)肉馅卷是加泰罗尼亚的特色食品。2

尊贵的唐纳萨里奥·普拉茨先生顶着秃头,髭须齐整,额头上和汗衫下渗着汗滴,除此以外,拥有省长和民族运动地方长官头衔的他显得焦躁忐忑。在埃利森达夫人面前,要不你感到焦躁忐忑,要不你不是人类。闻到夫人充满个性的香水味,对他而言,已变成危险的信号;让他脑子里响起那丝绒般的声音,在葬礼时对着他的耳朵发号施令,似乎无视他才是省长;夫人勒索他,仿佛不知道他是拥有特权的民族运动地方长官;但是,夫人才不管什么特权或鸟权,准备以……以媲美斯大林的冷酷剽窃他的法定利益。没错,就是如此!他摆出和善的表情,以防万一有人拍照,并看着他思念的圣地亚哥·比拉布鲁同志的后人,以貌似优美的姿势在雪道向下滑行,滑向他、三位副代表、六位市镇长官和婊子寡妇夫人的席位,他们身旁是来自阿苏阿山谷、卡雷格(Caregue)山谷和巴特柳(Batlliu)山谷的三辆游览车的鼓掌者,这些人都来参加这场建立革新潮流、勇敢开拓、为未来奠定重要里程碑的图卡滑雪场开幕典礼。三辆游览车的乘客以专业的热情用力鼓掌,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所以,这应该是件相当重要的事。那位非凡的滑雪者是马塞尔·比拉布鲁·比拉布鲁,他从标高2300米处滑往山下,当观众误以为他高举着紧系在背后的西班牙国旗时,他却正听着那面焰红和金黄交错的双色布块因阻力产生的拍打声,同时,滑雪板也发出由私密和沉静构成的柔美低语声。他在雪道中向下滑行,刻画出事先和基克谈好、演练过三十次的曲线。他奋力练习是为了让一切完美无缺,免得某个错误的动作让他和国旗正面跌入那片未曾被踩踏的雪地,免得正式启用新雪道的英勇下坡表演一败涂地。很好,哈辛托,你做得很好。

尊贵的唐纳萨里奥·普拉茨先生面带微笑,看着男孩滑雪下山,偶尔斜眼监视他的敌人,免得她摆出无聊或生气的表情,或表现出任何纯粹为了教训他而向某位部长、长枪党的同志说三道四的情绪。没事,寡妇夫人挂念着备受疼爱的儿子,骄傲地欣赏双色布块在下坡滑行中无言拍打的画面(拍打声并未传到当局代表的耳中),新闻纪录

[1]短片的摄影机把色彩简化为黑白,让这次的滑行永恒存在。“看看他的滑雪技巧,才十三岁。”省长概括而论,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听到,也包括她。无人回话,他突然手心盗汗,就像每次恼羞成怒时一样。她甚至也毫无回应,她,应该可以表示出一点善意。但是太明显了,她就是喜欢惹怒我。

省长查看左侧:奥古斯特·比拉布鲁神父,模糊、衰老、沉默的神父,全神贯注地观看马塞尔·比拉布鲁的下坡滑行。他的脸上挂着骄傲,俨如是男孩的父亲。省长并不知情,神父有百般权利自认为是男孩母亲之父。因为,当埃利森达刚满五岁时,他曾提醒女孩的父母,安塞尔姆和皮拉尔,这女孩非常特殊。那乔塞普呢?乔塞普(可怜的乔塞普,愿他已在天堂安息)普普通通,但是埃利森达的聪明才智超乎常人,有理解事情全貌的能力,而且……唉,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吗?可惜她是个女孩。你向来说话都很客气的。你们现在别因我而起争执,你们的女儿是颗钻石,安塞尔姆、皮拉尔,不得了!你们有个钻石般的女儿。要是能雕琢她,让她发光发亮,是我的荣幸。但是,安塞尔姆·比拉布鲁整天在各方前线奔波作战,而皮拉尔,尽管那时还无人知道,整天都在交男朋友,因此,他们没有对奥古斯特的指点多加留意。事实上,他们对他的话根本置之不理。他的弟弟和弟媳妇都认为数学家根本不了解人。如果还是神父的话,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奥古斯特神父擅自决定,帮小女孩注册,让她住进巴塞罗那的德[2]兰修会学校,因为他向来崇拜德高望重的恩里克·德奥索神父的灵性思维,而且这位神父迟早会被册封为圣人。他和贝南西亚修女谈过,她愿意为这段必要的教育过程一起努力。女孩虽然出身良好家庭,家人却未对她投入足够的关注。贝南西亚修女了解他的意思。她知道奥古斯特·比拉布鲁神父为何找上她;因为在德兰修会里,她是严格的代言人。她曾在拉皮塔(Ràpita)修道院待过,就在多罗泰娅担任院长的年代,那次的停留虽然短暂但受益无穷,不仅磨炼出她的责任感,更在骨子里钉入她自己的箴言,箴言的中心思想是,当人拥有真理,若认为是自己该做的事,便有义务永不放弃该做之事。算数满分、文法满分、拉丁文满分、自然科学满分、宗教满分,胜过一颗钻石呀,奥古斯特神父,这小女孩胜过一颗钻石。

很好,哈辛托。你做得很好。

英勇的冒险者滑抵平地,他解下国旗,抓住旗杆,仿佛真的抵达北极般,将旗子插入雪中;插入的位置是他、基克,以及内务部某个叫马坦萨斯的讨厌礼宾官员共同敲定的。此时,当局代表和游览车的乘客为在新雪插杆、充满男子汉气概的行为而热烈鼓掌。接着,三十名滑雪者也沿着下坡滑行,他们互相交错谱出曲线,循着背负国旗者的足迹沿着山坡勾勒出一条辫子,当局代表和游览车乘客再次鼓掌。唐纳萨里奥·普拉茨以四十五度角转身,鼻子下方立即出现铺着红色软垫的银盘,躺着一把开幕用的剪刀。他拿起剪刀,本能地挥动着,[3]像是早想做出蠢事般。奥内西莫·雷东多曾在某个傍晚,私下向他坦承,杰出的念头往往来自本能,否则就不算杰出了。那时,他有个杰出的念头,但他不假思索,便将剪刀递给比拉布鲁寡妇夫人。

拿去吧,婊子,真希望能用这把剪刀在你的脖子上挖个洞。婊子!婊子!婊子!婊子!“埃利森达夫人,还有谁比您更适合替我宣布正式启用图卡-内格拉滑雪场呢!”

埃利森达夫人无须劳烦他人的恳求,因为她知道自己拥有的权利,她并没有协助剪彩,而是独自剪断双色缎带,那条缎带挡住了当局代表走向滑雪缆车和可爱的瑞士小屋的去路,小屋里供应的热咖啡可以加入他们需要的任何烈酒。当局代表和游览车乘客为剪彩动作鼓掌,看着格拉瓦特之家的埃利森达夫人把剪刀放回软垫上,夫人在当局代表的陪同下,开始朝着即将成为图卡-内格拉滑雪场社交中心的别墅移动。只有当局代表们跨过那条已看不到的缎带走过去,因为游览车里的乘客虽然一辈子都在雪中度过,却从未套上滑雪板。在冬天,他们该做的事相当多——编制或修缮农具、敲平镰刀、修理农车车轴和轮子、给机器上油、补强裂痕、趁雪不大时修换屋顶上的破石板、照料牲畜,或看向远方,梦想着另一种不可能的生活。仅有当局代表和哈辛托·马斯跟着夫人。哈辛托没征求任何人的许可,但他从未离开夫人身旁,不是担心任何谋害行动,而是因为,假使夫人看向他,用眼神对他说,很好,哈辛托,你做得很好,那么,他的生命、脸上的疤痕和他的未来才有意义。

奥古斯特·比拉布鲁神父为社交中心祈福(上过釉漆的木墙——墙上展示着编造出的战利品——面向滑雪道的大型落地窗),他施洒圣水驱赶恶灵,用拉丁语呢喃念诵经文,以无人听得懂的言语祝福此处永远平安喜乐。尽管不出几年就发生了基克和马塞尔在淋浴间的事件;尽管基克后来累积的怨恨导致这受过祝福的墙壁不得不忍受的诅咒和辱骂;尽管每季在图卡-内格拉山区的社交中心,大约会发生三十多起奸情,如果该季气候异常,甚至会高达四十起;尽管未来此处多数的常客为有教养者,却十分肆无忌惮。奥古斯特·比拉布鲁神父怎么可能料想得到。他不过是为社交中心的一切祈福,以平静的态度,替自己所不知道的那些人及那些事的未来祈福。但比比安娜就不同了,那些未来她都知道。

走进被祈福小屋的当局代表们,仿佛在参与一桩妖术,可以从落地窗看到三十名笑容可掬的男女滑雪者,各个拥有洁白整齐的牙齿、健康的肤色及良好的装备。这些滑雪者从雪堆里窜出,以钻研过的无忧无虑模样谈笑着,侧眼看向不应偷瞄的新闻纪录短片摄影机,排队等着坐上滑雪缆车,仿佛这些刚启用的电动设施正等着运载那些贵宾,他们从崭新的L129号柏油公路入口大量涌入,这条公路由L1317号区道公路岔建而出。而这一切——播音员带着鼻音在短片的结尾总结——感谢地方上的企业家主动发起,以及省会当局决定性的支持,省会当局希望把这田园般的景色变成最受滑雪运动佼佼者欢迎的新兴雪上运动胜地。播报员忘了说,地方企业家是委婉的措辞,因为百分之七十的资金来自瑞典,尽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恨死了独裁政权;而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全由比拉布鲁的遗孀,埃利森达·比拉布鲁夫人出资,她是格拉瓦特之家的比拉布鲁家族累积了三个世纪的万贯家财的唯一继承人,也是她已逝丈夫,圣地亚哥·比拉布鲁不遑多让的个人财产的继承人。地方企业家只有她,因为所有可能的投资者都嗤之以鼻地说,开放莫利纳滑雪场已绰绰有余,图卡-内格拉山区注定没有任何未来。在下一段报导影片中,佛朗哥正主持一座水库的落成仪式,那已是1957年的第三座,内战胜利后的第十九座。

省长点燃一支味道难闻的雪茄,喝着掺满白兰地的咖啡,同时,髭须下方展露一丝微笑,表情像是透过窗户看向雪地,但实际上却是以受虐者大胆贪婪的目光快速地上下打量寡妇映照在玻璃上的身影。比拉布鲁的遗孀注意到他垂涎的眼神,也注意到男人焦躁不安地擦拭额头和手心的汗水,她依旧不动声色,因为上帝的考验既繁多又曲折不堪。她用眼神指示哈辛托,别让省长或是任何穿着军服、长枪党制服的人杯中少了白兰地。一个外表腼腆的瘦高男人,举起酒杯像要敬酒似的;超过两年的漫长时间里,加苏利律师除了替夫人处理法律问题,仅仅是在想着她——她的双眼、她的银行账户、她的高风险财政操作、她的肌肤,以及她尖锐冷漠的回应,令他的心颤抖不已。加苏利高举酒杯,想从远处对埃利森达夫人微笑,但是夫人没注意到律师空洞的动作,因为基克刚进门,后头跟着一股寒意,还有马塞尔与两位特意挑选过的滑雪者,她向基克转达省长对滑雪队员下坡英姿的祝贺,也告知,今晚我会留在托雷纳,不去巴塞罗那,这不是信息,而是命令,基克。你和马塞尔去跟他打声招呼。图卡-内格拉山区的教练将一丝满足的微笑藏到因长期雪地曝晒而黝黑的面容之后,在马塞尔·比拉布鲁的陪同下,一道向省长问候。尊贵的唐纳萨里奥·普拉茨先生不加掩饰地略过帅气的教练,将双手放在比拉布鲁家族的血脉——比他的笨蛋父亲更矮胖、更结实的男孩——的双肩上,然后说,马塞尔呀,马塞尔,你父亲如果在这里,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你无法想象的骄傲。可怜的圣地亚哥,他本应该在这里看见这一刻的。你要知道,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因为我和你父亲之间有相当深厚诚挚、毫无保留的友谊。我们好到可以说他是死在我怀里的,可怜的圣地亚哥呀!马塞尔·比拉布鲁礼貌微笑的同时,心里却想着,对他而言,父亲不过是在格拉瓦特之家客厅里,那众多家人的照片中,仅有的一张照片里一张冷漠的脸。先生,爸爸不在这里真可惜,他对着省长答道。很好,哈辛托,你做得很好。[1] 新闻纪录短片(Noticiarios y Documentales,简称No-Do),1943至1976年期间,佛朗哥政权为宣扬其政绩和治国理念,在播放电影前播出的系列短片。[2] 恩里克·德奥索(Enric d'Ossó i Cervelló,1840—1896),生于加泰罗尼亚的比内夫雷(Vinebre),神职人员、教育家、圣德兰修会创始人,于1993年受封为圣人。[3] 奥内西莫·雷东多(Onésimo Redondo Ortega,1905—1936),西班牙政治家、长枪党宣传阵营的活跃人士、西班牙国家工会(Juntas de Ofensiva Nacional-Sindicalista)领导人之一,死于内战,在佛朗哥执政时期被追封为“卡斯蒂利亚领袖”。3

她没听到小男孩的提问,小男孩不耐烦地拉扯她的袖子,因为,她手里拿着亚洲大陆板块,脑子却持续冰冻在艾内特旅馆的门口,执意想知道那女人是谁、是谁、可能是谁,谁……“找遍了,我找不到香港。”

回到家,她把皮包和钥匙随意一丢,在一旁的单人沙发坐下,和日瓦戈医生一样,沉默地看向前方,耿耿于怀地想着,我还以为自己不是醋坛子。我还以为我们会永远诚实以对。我还以为……不,这分明是羞辱!尤其,最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他竟然如此藐视我,欺骗我,对我说谎,偷偷摸摸地做那种事。“难不成你要他光天化日之下做那种事?”日瓦戈医生提出意见,同时,开始打哈欠,“这样才真的是羞辱。”“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人问你意见。”

日瓦戈医生打了个哈欠后,竖起身子,以猫儿的敏捷身手和不失尊贵的姿态,从沙发跳到蒂娜的膝上,并蜷缩在那里。蒂娜从耳朵侧面抚摸它的头,那是它的最爱。她聚精会神,因为,她已经决定等乔尔迪一进门,就要他坐下,要他解释,是谁,你们这样多久了,她有什么是我没有的,为什么你对我做出这种事,你不爱我了吗?你不知道我依然爱着你吗?为什么你要欺骗我?我们的儿子呢?你可想过他,我要离婚,我要杀掉你这婊子养的,你发过誓要对我忠诚,你知道什么是忠诚吗?意思是相信对方、不抛弃对方,然而你却抛下我了,因为你不信任我,为什么你不对我说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然,如果缺乏勇气,你寄一封信给我呀,书信就像是星星的光芒,乔尔迪,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不配知道书信就像是星星的光芒。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变了?什么时候变的?确切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谁的错?我有什么没做好的,唉,乔尔迪,我有什么没做好的,才让你偷偷摸摸和玛依特在一起,如果真是玛依特的话,或是蓓戈,或是乔安娜,或是天晓得哪个不认识的女人。是哪个女人抢走了我的位子,乔尔迪?学校的女同事吗?乔尔迪会惊讶地张口看着她,因为她什么都知道,而这并不在他险恶的算盘里。然后,他会开始掉眼泪,请求原谅,而她,会尝试忘掉这段苦涩的插曲,这只会是一段插曲,但将会使她难以忘却,但是,她会努力遗忘,因为她是个积极的人,凡事总向前看。那么,惩罚呢?要怎么惩罚他?

蒂娜不知道该开始准备晚餐,还是等正在开校务会议的乔尔迪回来再说。乔尔迪和玛依特,知识分子和校长,好一对骗人的奸夫淫妇,在会议结束后,绝对会拖延到大楼变黑,只剩他俩。如果乔尔迪回来看到她正在煮晚餐,她没有勇气滔滔不绝说出所有该说的话,这种事不该在厨房说,应该在起居室里,两个人都坐着,她会说,乔尔迪,我都知道了,你对我说谎,你和那个女人一起欺瞒我,你每个星期都去艾内特那家旅馆,你让我很失望,我好伤心,我想哭;但我仍是个不错的女人,是多了几公斤,但保养得很好,乔尔迪,你没看到吗?反倒是你,已经开始有肚子了,但无论你有没有肚子我都喜欢你,乔尔迪;为什么你这么混账,竟敢欺骗我,我们不是约好要诚实以对吗,乔尔迪?没错,起居室比厨房更好,她继续抚摸着日瓦戈医生的头,不知不觉又想着,现在他们应该单独在学校那栋建筑里;大家马上都走光了……不然,为什么还没回到家里?如果真的是玛依特的话。你到底和谁一起欺骗我,乔尔迪?我认识她吗?如果真的是玛依特,我会要她走着瞧。

等了十五分钟后,她也饿了。但是她不想动,因为想让乔尔迪看到她就在这里等着他,准备好厘清生命里昏暗的疑点。她的眼睛望向之前放到茶几上的雪茄盒。她打开盒子:奥里奥尔·丰特列斯的四本笔记簿。尽管她很难过,奥里奥尔的话依然在脑海里,我的女儿,我的书信就像是一颗星星的光芒,当这道光芒抵达你的双眼时,也许星星早已逝世多年了。为了抵抗死亡,书写是必要的;书写是残忍的,死亡对你隐藏任何希望符号也是残忍的。一定就是在那个瞬间,她等着乔尔迪回来的时候,明白了奥里奥尔·丰特列斯拼命地书写,为的是永远不让死亡说出最后一句话。

日瓦戈医生绷紧神经:早在乔尔迪抵达大门前,它总会先听到声音。它跳离蒂娜的双膝,走向大门。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妥似的,它斜眼看着蒂娜,竖起尾巴,宛如在对她说,乔尔迪回来了,我只能如此,然后在大门前坐下。蒂娜想着,要是你和我能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爱我们那样,彼此相爱的话多好。“尤里,你好。”乔尔迪一进门就说,猫儿默默地磨蹭他的裤脚。他立即看到蒂娜坐在单人沙发上,也发现她的表情怪怪的。“晚餐有什么可吃?”“我什么都没准备。事情怎么样了?”“还好,”他叹了口气,“真累。”

他把夹克外套放在衣架上,走向妻子。他抚摸妻子的头发,仿佛在说,蒂娜,你好。然后疲惫地在日瓦戈医生的沙发上坐下,同时,蒂娜因乔尔迪的抚摸而奇怪地打哆嗦,日瓦戈医生跳到乔尔迪膝上,准备保护他。

乔尔迪,我发现你骗我;每周二你没和任何教师团体开会,而是和一个女人在艾内特那家旅馆相聚,我什么都知道了,别再掩饰了,骗子。那女人是谁?你为什么如此虚假?“我去准备晚餐,”她说,“还有午餐剩下的汤。”“很好,”乔尔迪回答,同时抚摸着日瓦戈医生柔软的背脊,并放松地合上双眼。当他发现蒂娜并未站起身,他睁开双眼,提出新的建议:“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去煎几个鸡蛋。”“很好。”

蒂娜和乔尔迪,他们之间的事一向都很好。她等乔尔迪去厨房忙,自己依旧坐在沙发上望着墙壁,因为想说出口的话让她感到难为情,最后她问,会议如何?“不怎么样。罗德内斯生病了。”“你们要再开一次会?”“看来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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