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泰昌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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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朗月试读：
代序：试说吴泰昌和他的散文
严文井泰昌的散文选集即将付梓，嘱我写几句话，我欣然答应下来。但一动笔，就有些踌躇了。如果议论学识，品味情思，衡量章句，泰昌是这方面的高手，近乎权威，我不敢班门弄斧，也不宜冒昧陈辞。怎么办呢？
可是想起泰昌这个人，我的思路又活了。我不但有话可说，而且很想说一说。
不是有“文如其人”这么一句现成话吗？这四个字的确包含了一定道理。那么，我就先谈谈我所知道的泰昌这个人吧，这样做也许有助于对泰昌散文的理解。当然，我不可能用这种办法来触及泰昌为文的根本，这一点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认识泰昌，不觉已是二十年了。最初，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未来的学者，文质彬彬，眉目清秀。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严格筛选后留校的研究生。1958年他就负责了一部中国文学史的部分编写工作。这件事很有分量，至少在我这个没有学问的人的心里是这样的。当年，我一看见那个小伙子，首先就想起那部厚厚的书，不禁有些肃然起敬。不管那部书到底怎样，反正我是写不出来的。说泰昌在步入文坛之前，在学术上已经结结实实打了基础，大概不算过分。
1964年，《文艺报》为了充实编辑部，物色接班人，从全国名牌大学里，百里挑一，甚或是千里挑一地挑出十来个“尖子”，泰昌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编辑部和学府不同，日常所涉及的很多都不是学术问题，一个啃惯书本的青年进入这个新天地之后的心情想必很复杂，关于这一点，我没有问过泰昌，不能代他说。我只知道，那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人的所在，而且正值一个严峻的考验人的年代。紧跟着就是那个确实是“空前”，但愿它真“绝后”的“十年”。泰昌和我们这些老头一样，反反复复经历了坎坎坷坷，只是有些时候因地位不同而具体感受会有差异。我想，在那样奇特的苦难中煎熬，敏感而又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比老年人可能更难受一些。我知道泰昌在这一段时间里的一些侧面，我不想加以描写。我只说一句，我看见他在逐渐走向成熟。
以后我“有幸”和泰昌等一起参加了流放队伍，被逐出京门而“荣升”“干校”。在湖北咸宁那个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离开的沼泽地里，我和泰昌之间有了较多的个人交往。我从这个落泊的书生身上找到了一股灵气。他有些不拘小节，可是并不吊儿郎当。不管处境如何，他总是乐呵呵的，既不垂头丧气，也不剑拔弩张，这在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我从他那有些淘气、有些诡谲的微笑里看到尚未写出的散文，他在思考，他在逐渐超脱。我想，也许就是这股灵气帮助了他，使他在钻研学术时不做学究，在驾驭文字时不落俗套，在困难时不灰心丧气，在顺利时不得意忘形。
我不能说已经懂得了泰昌的气质，我只能根据直觉强调他是一个重情感的人。可是“重情感”三个字又能说明什么呢？每一种情感都是复杂的，人更复杂。我注意到泰昌那经常的活泼洒脱，也看到他在困惑中偶尔显出的木讷。我时常听见他的笑声，也偶尔看到过他实在无法抑制的眼泪。他有矛盾。
大概他的故乡对他最初的塑造起了不小的作用。江南的水给他以灵敏，山丘的土给他以朴实。别看那一副文弱书生的外貌，当他挑着一百多斤稻秧在田埂上小跑时，那个轻灵利落劲儿，谁看见了都会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又洋又土，又土又洋。他能鉴赏微妙，也能咽下粗粝。
泰昌重情感，还表现在不忘故旧上。他时常向我叙说他的一些恩师和那些送给他阳光雨露的前辈，他尊敬他们，怀念他们，话语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对待长辈，对待师表，泰昌身上很保留了点中国古风。
诚挚和灵气、朴实和洒脱、理智和热情、知识和禀赋，这种不同的东西，结合在泰昌身上，便形成了泰昌为人的特色。
再看泰昌的散文，不正具备了以上这些特色吗？泰昌正在走着自己独特的路。我以为，继续走下去，写出更多这样独具一格的文章，终将使泰昌自成一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只有多一些写法，多一些路子，多一些不同的“家”，散文这一门艺术在中国才会重新发达起来。
谨说如上。1984年12月10日
海棠花开
我每天上班，骑自行车快行半小时。我常跑的一条道，心中的一条自然线，是从叶圣陶老先生住的那条僻静的胡同里穿过。有些日子，我就利用上班或下班的间隙，踏进叶老家那座古老的四合院，直奔后进。先见到叶老的长子叶至善，每次总能得到一杯新沏的热茶。主人说明，茶叶是家乡捎来的，颜色碧绿，像我从小喝惯的那样。常有的情况是，正当我们攀谈得情意浓厚时，叶老听到了客堂里的谈话声，便慢步从西耳房的卧室里踱了出来，右耳戴着助听器，或者站在一旁听，或是参加谈论。所以这几年，我常有机会受到这位八旬老人富有哲理的教诲以及在写作编辑工作方面的精辟的指点。叶老的谈话耐人咀嚼而又风趣横生。他那洪亮的声音，他那十分浓重的银白色的须眉，常常引起我奇怪的联想：在学生时代读叶老的作品，我那时就想象过作者应该是这样恳切的一位老人。作家用蘸着自己的情感的色彩的笔，将读者带到艺术的天地中去。而读者在读作品时，往往通过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来认识作家，在内心塑造作家本人的形象。也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心灵的沟通吧！
北方的春天到得晚，要四月才真的暖和起来。这是老年人做户外活动的好季节，叶老也开始在自家的院子里散步。院子东北角上的那棵有了年头的海棠树发绿了，开花了。八年前，叶老与四位幼年时代的朋友约定，每年4月19日在家里小聚，观赏盛开的海棠花。这四位老友是王伯祥、章元善、顾颉刚、俞平伯。王、顾两位已经作古了，去年在海棠花下聚会只剩了三老。近几年来，不少老朋友相继去世，叶老固然怀念他们，但是对于这自然的规律，他并不忌讳。有人祝贺他长寿，说他一定能活到一百岁。他总是笑着说:“今后的事情，我没法谦虚，只好看吧。”可是我总有这样一个愿望，能够年复一年，看到叶老的白于霜雪的须眉，与一丛丛光彩烨烨的海棠花叠印在一起，我也能够年复一年，坐在叶老跟前，静听他的教诲。
以前春节家人要团聚，亲友要往来，因为过完节，为了各谋生计，许多人又要四处奔波。叶老说，过去，十七八岁的人就要挑起生活的重担。他自己就因为家境贫寒，中学毕业后无法升学，1912年春节过后就当小学教员了。数年后，又是过完春节，他和吴宾若、王伯祥一同搭乘航船去苏州乡下古镇甪直的一所小学任教。从1912年到1982年，整整七十年。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叶老从事教育事业就经历了整整七十年，这在我国的教育史上是很少有的。1982年2月
徽州道上
傍晚必须赶到屯溪。主人刚沏的新茶喝了二道，还那么青绿，就不得不停杯启程了。皖南晴雨不定，早上还是大晴天，这会儿变脸，下起雨来。离开家乡近三十年了，北方的干燥却不曾使我忘掉家乡雨丝的记忆。中学时，每当春秋远足郊游，最怕的就是阴雨天，晚上睡觉也不踏实，担心屋檐的滴答声。那时我尚未尝过失眠的滋味，一觉睡到天亮，心里有事，四五更时会自然醒来，揉着惺忪的眼睛到天井里去仰望太空。多少次登太白楼、爬翠螺山的兴致，被这讨厌的雨丝抹掉了。
早起听广播，说江面有六七级大风。多年不曾有过的怕雨的心情又潜上心头。昨天与那沙同志约好，上午他从合肥到芜湖，我跟他的车一道去屯溪，我们要参加的座谈会明天开始。这么大的风，轮渡能照常开吗？二十年前有次我从裕溪口过江，赶上大风，轮渡停摆，只好伫立江边，眼望长江浪涛中点点风帆颠簸远去，恨不得一脚跨过江南，去亲吻那令人依恋的青山绿水。现在可不同了。这点风算什么？十时半那沙同志准时过江了。我们从芜湖出发时，漫天的急雨突然住脚，天空明亮起来，将这座江城涤净一新。
我平日自称是皖南人，不说黄山，连皖南山区还未去过。那沙同志是广东人，在安徽工作多年，皖南山道跑熟了。沿途稍大一点的集镇，多半能说出它们的名字，有时还能长长短短谈些有关的风俗人情的趣话。
中午到了宣城，李白的足迹遍布这里，光凭这点，就使这座古城遐迩闻名。友人请我们尝新，泡了本地出产的“敬亭绿雪”。据说，这茶近年很为中外茶客称道，颇有与皖南名茶太平猴魁、黄山毛峰争势的劲头。我从小随大人养成喝茶的习惯，现在每天至少要换两杯。说实话，无非是驴饮，哪里知道喝茶还有许多讲究，什么粗茶细喝，细茶粗喝，好茶的水冲出来是清的，次茶的水冲出来是浑的。我端起自带的茶杯（玻璃罐头瓶），茶水明净，透过浮动的新芽嫩叶，能清晰地看到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人。他是我三十年前的语文教师，现在这里的一所中学教书。
这是我今天在途中最意外的收获了。年岁渐渐增大，有时出其不意地在他乡会遇上故人，交谈几句，情感也会被少年往事所牵动。今天不一样。他是熏陶我爱好文学的启蒙老师。1954年大水退潮之后，他被调到江北工作，远行时，我们一群十六七岁的伙伴，曾在两岸葱绿的长堤上送别过他。1957年他因发表一篇文章遭受厄运多年，曾被放逐泾县老家务农，据说自学行医，成了附近一带有名气的郎中。前两年才彻底平反，重返教育岗位。我细细端详他，虽然苍老了，却依旧那么干瘦，有精神；当谈起他的近况时，他习惯地做了一个为我异常熟悉的手势，说：现在还好。“还好”，那就好了。至于其他原该探问的一切，我都不敢去触动它。我尊敬地递给他一支香烟，他随手接过，我划亮了火柴……
在我的记忆里，他是吸烟的，烟瘾还不小呢！解放初期流行一种简装硬盒烟，一盒五十支，没有牌子，比较便宜。他的书桌上常常摊开了这样的盒子烟。有次他为北京一家杂志写稿，大概是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评吧，见我进门，放下笔，习惯地伸手摸烟，才发觉烟抽完了。我连走带跑替他上街买了几盒回来。此情此景，还在眼前。现在，我见他吸烟的神态还是老样，情不自禁地微笑了。他见我点烟，也笑着说：“你头发虽白了几根，样子没大变，在街上能认出。”我问起当年一些老师，他说多年没联系了，听说多半在皖南各县。
停留短促，我们又继续赶路了。雨越下越大，夹有冰雹，汽车以一小时八九十公里的速度疾驶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目的地快到了，远近星散着黑瓦白墙的小楼房。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正行进在徽州古道上。1982年7月
峨眉山人
10月的峨眉，像一壶鼎沸多时的开水突然冷息下来。炎夏盛暑过去了，秋意袭来。在阴雨蒙蒙的日子里，我们来到峨眉山脚下，抬头望去，似云，似雾，似烟，似气，模糊一片。这是个容易挑人思绪、引人遐想的所在。
同行的是一群中青年作家，有的熟悉，有的初识。平日读他们的作品，脑子里活跃着一连串人物，留存着一个又一个悬念。我读作品有点积习，总爱用自己的想象去联结作者和作品，有意给自己造就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有人说，欣赏文学作品就得有点模糊感。
我们兴致勃勃地爬行在崎岖陡峭的山道上。沿途说笑，不时住脚眺望远近的山景，偶尔从山的这边或那边，传来寺庙的钟声。走着，走着，望着同行的伙伴，我会禁不住失声笑起来。一身江南老农装束、脚着草鞋的高晓声，使人莫名其妙地想起他的那个“陈奂生”。一米九个头的冯骥才，伫立在空荡的山谷里，不由得使人想到他的那篇关于高个子的女人和矮个子男人的近作，他才是高个子呢，还说别人！
这些只是眼前即兴收集起来的一些印象。而峨眉山在我的心里，却从来就是一个神秘的仙境。我用童年稚嫩的幻想去想象她，几十年后，当我第一次不远千里来到她的身边，我又渴求从她那里充实、丰富我童年的想象。我的家乡属于长江下游平原，没有高山峻岭，离城五里有座凌云山，李白的诗中好像提到过。每当春秋假日，少年好友，少不了结伴冶游。每次我们下山，都能遇见满载而归的樵夫，迈着稳健轻快的步子，哼着当地的山歌，松涛的呼啸声常常使人听不清他们在哼些什么。
我想拾起童年的记忆，在上山的路上寻找樵夫。失望，失望，两天中没有遇见一个，不，遇见了，不止一个，但不是樵夫，是背夫，背的不是柴，是煤；不是满载下山，而是负重上山，一步，一步。
我是个意志薄弱者，没有勇气爬上三千多米的顶峰——金顶，到一千多米时，就同几位年老体弱者止步了，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从洪椿坪向上，是一路险途，能见到戏人甚至恶作剧的猴子。我和两位同伴，向前走一段，去迎接将要从金顶胜利归返的伙伴，心想说不定还能见到逗乐的猴子，在成都时为猴子准备的食物还不曾打发，一直放在手提包里。渐渐听到了脚步声。走近了，才知道不是我们的伙伴，是两个背空篓筐的汉子，他们步履稳健轻快，使人想起家乡的樵夫。在洪椿坪庙子大门口，他们停下来小憩。一个年近六十，一个五十，额角都沁满着汗珠。他们是山下的社员，每天背一百三十斤煤上金顶，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往返多年了。他们开玩笑说，几代猴子都认识他们了，从不打扰他们，向他们讨食。望着他们悠然抽烟的神情、健壮的气色，我脱口问道：每天这样上下，不累吗？那位年纪大的漫不经心地说：习惯了，跑熟了；另一位补充说：山上天天要烧煤。当他们启程下山时，暮色降临了。
晚上，我们这些从山顶下来的和从山下上来的全会聚在庙子里，没有一个不感到疲劳。我们用热水烫脚，美美地躺在洁净的客房里休息，回想。
我在未上山之前，甚至在北京，就听去过峨眉山的人说，山上用水，尤其是热水很不方便。但此行我们住过的几处，食用水都方便，因为山上有成堆的煤，有一个一个老年、中年、青年的背煤人。
次日清晨下山，将近十时来到一线天，这是峨眉山中风景极秀丽奇特的地方，瀑布直泻而下，山涧泉水汩汩，两岸险峰不绝，游人无不在此停脚观赏。我不由得拿起自带的比俗称“傻瓜”略好的相机，当我对准镜头，反复寻找角度时，从远处山下，稳健轻快地上来三个人，近了才知道，打头的两个，就是昨天傍晚分手的背夫，还是背的煤，多了一个年轻的，一点没少背。他们停步，用手棍支撑背篓，问我们累不累。我反问他们累不累，怎么这么早又上山。他们说：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天凉了，山上要储备煤过冬。说罢，又拾级而上。我突然强烈地感到，他们才是这如画风景里的主人，我猛然拿起相机，顾不得对焦距，将他们的背影摄下。
前些天报载，上峨眉山的汽车正式通了，早上从峨眉县出发，到洗象池，走七八里地上金顶，下午返回。过去上金顶要爬两三天。真是现代化建设的好处，使更多中外游客，尤其是年老体弱者能有幸攀上祖国名山峨眉山的顶峰。我下决心，再去，一定要上金顶，看佛光。不过这样，也许见不到那负重而行的背煤人，那令人怀念、崇敬的峨眉山人啊，哪怕是见见他们模糊的背影也是好的！1982年11月
异乡茶水
我们将去的是热带非洲。非洲人不习惯喝开水，一杯饮料就对付过去了。这可难坏了我。别说不喝开水，早起不喝茶，什么事干起来也觉着不顺手。平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惦记从五楼下去打开水，沏茶。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去过东非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热得出奇，光喝饮料不解渴，最好自带一个“热得快”去，在旅馆里自己煮开水喝。我辗转借到一个，可惜电压不对，临上飞机时只好怅怅地将它从手提包中取出。听天由命吧！习惯总是可以改变的，环境总是可以慢慢适应的，好在不就那么半个月。快上飞机前，我一杯接一杯地喝茶。这时，我望着书橱里存放的那只陶瓷烧的牛，真想自己也成为一只牛（我可属牛），有一个牛那样大的反刍的胃，将茶水大量贮存起来。
中国民航的空中小姐不断送来饮料：可口可乐，橘子水，咖啡，矿泉水，偶有红茶；红茶虽不比绿茶爱喝，但过了卡拉奇，明显感到热起来，未来的热更可想象，我从空中小姐那里要了许多杯红茶。[1]
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已是下午，正是烈焰西照之时。我们同行三人旅途一路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走出机舱，同行的林斤澜同志突然感到一股热浪袭来，有短暂的头晕感觉。在机场贵宾室，前来迎接我们的坦方政府高级新闻官和我驻坦桑使馆文化参赞唐洪同志与我们商谈访问日程，约有一小时。我虽没有头晕感觉，但口干唇裂，急想喝开水。我猛然想起昨夜从家里走时，刚沏的那杯茶，才只喝了一道，如果现在手边该多美！
我们居住的新非洲饭店，是一家相当讲究的旅馆。每套房间都带卫生间，唯一不足的是，空调坏了，又无电风扇，闷热异常。我放下自带的物件，早已满头大汗，正在寻觅解渴的饮料，使馆文化处小蔡、小周抱来了三个国产的暖水瓶，瓶里灌好了开水，并且拿来福建茉莉花茶，同时还带来一个“热得快”。长途夜航生活，加上时差和气温的变化，让我疲乏至极。窗外是陌生的景物，陌生的行人，连行车的左右次序也迥异，一切都新鲜异样。但坦桑人民的情谊，我使馆亲人的关怀，使我很快安静下来。我拉开凉台的那窗门，印度洋的海风徐徐吹来，天空飘来朵朵白云，一天一暴的阵雨快来临了，顿觉凉爽舒适，我用暖瓶里的开水（坦桑尼亚的水！）泡了一杯茶，悠然地观赏起东非名城——达市黄昏的景色。1982年12月12日[1]现首都为多多玛。
石头弹子的故事
自我的孩子小喆长到四五岁，开始与左邻右舍的孩童结伴玩耍起，不知从哪里来的聪明，学会了许多男孩子流行的玩耍法，就说打扑克，也有他们的打法。今年上小学以来，兴趣又转到拍洋画上。以前每次我出差，他要我带好吃的。现在唯一要求是多带些洋画片，最好是有关三国故事的。我在上海、天津的几位好友，知道了孩子的这种兴趣，竟也帮着代找代寄。每当我下班回家，孩子开门头句话就问：“爸爸，小吴叔叔寄给我的画片收到了吗?”看着他那股急切的认真劲儿，猜想十之八九又输了。人大了，视孩童的情趣，有时抿嘴可笑。但谁又不是从这幼稚可笑的孩童时期走过来的呢？谁没有过着迷于某种游戏，梦里也惦念着输赢的乐趣？我小时玩过铜板（现在的孩子们绝少见过），清朝使用的硬币，虽是数九寒天，晚上睡觉身子蜷缩成一团，也将这些生冷的东西带进被窝里，生怕到手的丢失了，捏在手心里睡觉踏实，仿佛一觉醒来两个会变成三个、四个……人到中年，有时想想自己，对孩子的一点业余爱好，也就不那么责怪了。但最近，我却动了想干预的念头。天气冷，见他一双小手红肿得皮都皴了，这是往年没有的。孩子妈怕这样下去，心玩野了，要影响功课。有一次竟破天荒地对着孩子和我发起火来，说以后不准家里再有洋画了，不知是说不准孩子玩了，还是不准我这个爸爸再帮他采购了呢？
这次我去东非访问，七岁的孩子懂事，知道爸爸远行，他的心似乎也重起来，反倒没提过要我带东西的事。但我却牢牢惦记着。我走入海关检查的通道时，回头见他摆着小手，我就下狠心，一定为他找到好礼物，让他一见到就高兴。我算准了回来的日子恰巧是个星期日。
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去，能为孩子带回什么合适的礼物呢？我在飞机上就盘算起来。虽然听说非洲盛产水果，但海关不让进；皮货，真正的动物皮件，比如上学背的书包，听说价值昂贵，而我手上的钱是有数的一点。不管怎样，我得设法替儿子带件好礼品。虽然不指望能引起他的强烈兴趣，以致转移他对洋画的迷恋，但至少可以使他粗略知道，世界这么大，孩子们感兴趣的，岂止是洋画。
我就带着这心愿，漫步在坦桑尼亚首都繁华的大街上。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各色高级自动玩具和精细制作的工艺玩具，价码之高使我不敢问津。在达累斯萨拉姆市工艺美术工厂，我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乌木雕生产车间之后，来到一间小木板房，只见两个青年人正在用半自动的工具琢磨一块块花色石头，我还没来得及思索是在加工什么，桌面上木盆里一颗颗滚动的圆珠，突然使我惊奇，惊奇得使我激动、兴奋起来！
啊，这不是石头弹子！
我顾不得请翻译去问主人这小东西在坦桑叫什么，就自言自语地叫起来：石头弹子，石头弹子！
多么亲切熟悉的圆球，我童年时代的伴侣。
现在北京的孩子也玩弹子，我的孩子也玩过，但那是玻璃做的，不贵，好买。用彩石磨制的弹球别说他们，就连大人也多年不见了。想不到在这座印度洋之滨的东非名城见到石头弹子，那一颗颗色彩不一、光泽耀眼的小球，在滚动，在辉映，使我的记忆思绪也跟着滚动起来，辉映起来。
我的童年不是在异邦而是在异乡度过的。我落地的那年，抗日的烽火就燃烧到我的家乡。母亲带着哥哥和我，逆长江而上，来到南昌。母亲在江西抗战第一儿童保育院教书，我就成了院童了。这里有数百名大小不一的少年儿童，大多是孤儿，或因战争与父母一时失去联系。赣江，那文静、清澈的赣江，那一排排竹筏，缓慢地顺江而下或溯江而上，好像运走了我们稚嫩的年华。后来我们落户到了井冈山一带。生活是艰苦的、颠簸的，但那一带的崇山峻岭给我们带来过无穷的欢乐，这些美好的记忆至今仍珍藏在我的心底。挖竹笋，采野果，不光是玩，也是为改善油水缺少的伙食。谁要是能得到一小包，哪怕一二十粒花生，那就美极了。比我们大的孩子，小学毕业后，陆续进了当地的初中。他们是大哥大姐，比我们能干，挑粪、种菜、养猪，还不时从附近山岩捡回斑斓的彩石。先是展览这些彩石，相互比美，渐渐地他们学会了用手将各种彩石磨成圆球。我们年小，不会磨，只好蹲在一边看他们磨，有时一蹲几个小时，眼看一块石头变成一个圆球。手被磨破了，鲜血欲滴，圆球大凡都有鲜红的一块。我们那时愿意用天上的彩虹来比喻，希望圆球上能印下彩虹。将石头磨成弹丸，可讲究手艺，不高明的，往往磨成鸭蛋式的椭圆形；手巧的，首先会选石，会去留，不仅磨得圆溜溜的，而且斑彩鲜明突出。我们将这些石头弹子按其花纹起了许多名字，每年院里要作为工艺劳作展出，年假期间又是大人孩子们一项重要的玩耍活动。特别好的，浸入菜油里泡，拿出来就越发有光泽。我们一群小鬼，自己做不了，只好向大哥大姐们乞讨。一般得到的，均是他们不甚满意的，也有例外，新年、作为礼物得到的，都是上好的佳品。我们那时不会用它来赌输赢，只是积攒着：今天又多了一个什么名的，晚上睡觉前，连同原有的一起数一遍。自己慢慢大了，拾起哥哥们扔下的废料，也学着磨，小手往往被磨得鲜血直滴。哥哥们见我们磨得不圆不光滑，帮着加工，只几下，也就成了一颗不错的石丸子。这是自己劳动所得，格外心爱，给它起上名字，弄点菜油泡上，一天天多起来，用一个不算太小的铁盒装着。
1945年秋天，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传到永丰县城，我那时七岁了，晚上突然听到街上鞭炮声四起，接着我们院里敲打面盆声也响起来，我早已脱衣上床，急忙起身，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拥向街头。只见那狭窄的街心挤满了人，平日早是打烊的时刻，店门仍开着，汽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激动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流向街心，有的振臂高呼口号。我记得，卖芝麻杠子糖的商铺，拿出了一堆糖，免费招待。人们为抗战胜利狂欢，尤其对我们这些来自他乡的孩童，还意味着不久将会回到家乡，会见亲人，情绪更为激烈。不少大哥哥将自己收藏多年的精致的石头弹子拿出来送给不相识的行人，我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也情不自禁地将口袋里的七八颗石丸撒向街心……
不久，我们保育院沿赣江经吉安回到南昌。我也似乎长大了。一个多月的木筏生活，使我更清晰地观看了美丽的赣江和两岸哺育我童年的土地。10月，我跟华芳姐从南昌搭乘一只运载夏布去南京的木船回安徽当涂老家。行前，那些亲眼看我长大的哥哥姐姐和我的那群小伙伴，送了我不下100粒好弹子，他们还特地给我找到一个陈旧的铁皮糖桶，泡上菜油，叫我带回家，留作纪念。我虽然还是孩子，但经历多年磨难，也渐渐懂事了，我心疼这些弹子，珍惜这些弹子，这融注了多少儿时美妙梦想的弹子。我坐在船头，经常打开铁桶，饱看这些浸在菜油中的色彩鲜艳斑斓的石丸，天空四周的景色也没有那么赏心悦目。
半月后，我们进入安徽境内。大人说，远远见到的迎江塔就是安庆了。父亲前些年在家乡病逝，母亲留下了我匆匆赶回，哥哥也上学在外。眼下木船的移动，使我的心愈来愈贴近亲人，我兴奋。谁知，快到江边时，风浪大作，这只船本是破旧的，临行时稍加修缮，但由于船主贪财，装载过重，经不起风浪的拍击，船底漏水，眼见船在下沉，好不容易待江边小船来搭救，船身已大半淹没了，船上的人被一一救出，衣物全部抢救不及。船主坐在江边号啕大哭，为他即将到手的巨额金钱。我也坐在江边哭泣，为失落我那一铁桶心爱的石头弹子……
回到家乡，母亲在乡村小学教书，我随她上小学。解放后，进初中、高中、大学。我说不上是顽皮的学生，但我也有不少业余爱好，我曾是一个捉蟋蟀的好手。不过兴头再大，也赶不上童年时对石头弹子的迷恋了。
时代不同了，世界又东南西北这么大，地球两半的人都会制作这种玩具，真有意思。在达累斯萨拉姆市工艺美术工厂车间见到石头弹子后，我便决心买几颗给孩子带回去，他准喜欢。后天我们将离开这里，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明天是星期天，从今天下午起商店停业，市面显得格外拥挤。我走进工艺美术工厂门市部，看见一个精致的乌木雕盒，内装10颗石丸，标价贵得出奇。我突然想起，这里是市场，不是童年浪迹的村落，这里的石丸是欧洲人喜爱收藏的坦桑高级工艺品，不是孩子可以随意玩耍的。看来，回去后我只好将我记忆中的有关石头弹子的故事告诉我的儿子，权当一份礼品，希望他高兴地听。1983年2月15日
愿这个片刻长久
这个题目埋在心底不止一年了。只要稍稍安静下来，打开台灯，我就萌动着将它写出来的欲望。
这些年，由于工作关系，有机会和一些素来尊敬的老作家接触。人是有感情的，交往多了，自然增进了友谊。和他们的交谈渐渐深入了，不仅能听到风趣、富有见解的谈话，而且能触摸到他们的性格，体验到他们情感的变化。一般人都以为老年人的心情是平静的，其实和青年人一样，有时也极不平静，只不过表现得更为深沉细腻罢了。
下面想告诉读者的，是曾牵动我感情的几个生活片断。
前年春末，一天下午，我在上海巴金同志寓所客厅里，听他谈阅读近年来一些中篇小说的意见。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会议正在进行，巴老是这个评委会的主任。虽然他太忙，精力有限，还是看了不少作品。我一边听，一边在记。突然电话铃响了，巴老的女儿小林去接电话，当她啊地失声叫出“茅公”时，巴老匆忙从沙发上站起，慌乱地披了件上衣，急促地走过去，只听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吃力地说:“我很吃惊，我很难受，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几十年如此……”他缓缓地放下了话机，站了一会儿，独自走出客厅，到庭园中去。那天本是个阴天，由于巴老情绪的突然低沉，客厅的气氛整个都变了。巴老接电话时，我忽然拿起了身边自带的“傻瓜”照相机，抢摄下了巴老接电话的镜头。可惜，只照到侧影。我不遗憾，就我的摄影技术，是决计不可能将巴老当时的真情保存下来的。一两天后，巴老为《文艺报》赶写了悼念茅公的文章，按早先计划好的日程去杭州了。在杭州约十天，因等候赴京参加茅公追悼会的通知，加上连绵的蒙蒙细雨，使此行蒙上了一层阴郁的气氛。那些天，巴老常常一人坐在旅馆里，有时站在阳台上，沉思，眺望。
去年6月10日上午，接到冰心电话，详细询问巴老的近况。我因去皖南屯溪参加《诗刊》举办的抒情诗座谈会，返回时在沪停留了两天。我有点纳闷，冰心的女儿吴青也刚从上海回来，巴老的近况她比我了解得多。听了冰心电话中一连串的询问，我才明白，大概情况她是知道，她想了解得更细致具体些。比如她问，巴金给人送书还是自己包扎写地址吗？他是不是常常一人坐着，是身体不好，还是在想什么？他们家的取暖设备是否得到改善？他从楼上书房下来有没有人扶着？……她说：巴金本人没有什么要求，所以别人总以为他很满意。一位多病的八旬老人对另一位八旬老友了解如此深切，关心如此入微，实在使人感动、惭愧。
前年冬天，叶老有次在室内站着，凝思窗外。不知是外面刮的风，还是漫天飞舞的雪花，扰动了老人的心绪，他忽然想到了春天。他对身边的长子至善说：开春去北大看看孟实（朱光潜），喝杯老酒！至善微笑着应和。他懂得老人的心思。他补充说：还有王先生。
朱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兴奋得有点激动。他们是有半个世纪交谊的老友了，新中国成立后，虽同在一个城市，有些场合也不时见面点头，但像五十年前在立达学园时围炉饮酒开怀畅谈的机会却没有过。都是近九十的人了，又忙，聚会一次也难得。朱先生打听叶老平日喝什么酒，牙齿怎样；叶老也打听朱先生是不是还只喝白酒、白兰地，他们家阿姨会不会做菜，他说自家的阿姨做的酱鸭既香甜又烂糊，朱先生准爱吃。
冬天到春天，有多少个白天和黑夜。老年人心里有事总放不下，他们相互在急切地期待着。
老人的福气好，约定的日子，没有一点风，日头暖暖的。我下午一时半骑车到叶老家，叶老已衣履整齐端端正正地坐在客堂的沙发上。至善说，叶老从早上起就惦记这事。车开后，叶老招呼，先去王力先生家看看。由于同是语言学家，叶老与王力先生见面机会略多，但也多年没有这样走动了。王先生与朱先生同住在北大燕南园，相隔几座小楼。二时半左右，到王先生家。至善搀扶叶老悄悄推门进去，怕影响王先生午休，岂知王先生早已伏案工作，人走近了，听到了轻轻的脚步声，王先生才站起来，背转身猛见是叶老，高兴得差点拥抱起来。他们很快用苏州话攀谈。王先生扶着叶老到客厅坐下。叶老是苏州人，王先生是广西人，但王师母是苏州人。王先生深知语言在交流情感上的作用，挑选了叶老的家乡话，气氛顿时使人感觉格外亲切。王先生见叶老身体这般硬棒，说话气足，高兴地说，我比你小，该我去看你。叶老说，你比我小多少?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住得又远，难得有机会走动。他们在叙家常，相互叮嘱。叶老问，王先生记性好吗？王先生说记得清楚。叶老说：那就好。王先生上午刚在北京市语言学会年会上讲话。他叫苦，社会上来找他当顾问的事多。叶老说，他也是这样，但年岁不饶人，当了顾问不能只挂名，真干，哪有那么多精力？他们说今后尽量少参加这类活动。王先生客厅里挂了几位名人的字幅。叶老边看，边问，谈起熟悉的友人：梁启超，郭沫若，容庚。王先生说有人编了一本语言学论文集，想请叶老题签。叶老与他商量：现在手抖，字写不好，算了，不写了吧！王先生说：也好。王师母从外面回来，为叶老准备了点心。叶老在这里坐了约一小时，他站起来说去看看孟实，王先生说我送你去，叶老说，不用了，车子能找到。王先生就在门口台阶上止步了。当车子转出，上了路，从树隙里见王先生还站在那里，我刚一转头，又见朱师母在马路上招手。车子停下，叶老未及下车，朱师母就对我说：朱先生等急了，怕路上出事。约好两点出城，这会儿快四点了，朱先生叫我打电话给你，你不在，又打给《光明日报》才问到叶老家电话，满子接的，说你们两点就出来了。后来见王先生家门口有车子，估计你们先去王先生家了。说着说着，朱先生从王先生家那边连走带跑地过来了。他穿一身旧蓝布制服，一双旧布鞋很显眼。一见叶老，老远伸出手，与叶老紧握。分不清他俩谁扶谁，一起到客厅。他们很快谈起立达学园时的生活。恰巧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叶老纪念夏丏尊先生的一篇短文，他们顺此谈起了一些故友。叶老得知朱先生正在校阅新译的《新科学》一书，劝他多休息，少做事。朱先生兴致勃勃地向叶老介绍自己每天的活动表：晨七时前到未名湖一带散步，约一小时，早饭后工作；下午看书报或接待来访，五时散步，三刻钟，回来晚饭。晚上看看电视，不工作。至善说，朱先生的生活、工作一向有规律，老习惯，抗战在重庆时条件那么乱也生活有序，像钟摆一样。朱先生发现我随身带了相机，叫我替他们拍照。叶老说，我和孟实这么老的朋友了，合影的机会真不多，过去总以为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很多事就这么错过去了。朱先生特意领叶老去门口小花圃里走走，旁边有座地震棚，朱先生告诉叶老，1976年地震时，他在里面住了半个月。晚饭朱先生准备了不少菜，请叶老喝一种上好的桂花酒，朱先生、他的女婿、至善和我喝英国白兰地。叶老带了一只自制的酱鸭，他将大腿撕给朱先生，问他味道好不好。朱先生只是点头。朱先生谈性浓，今晚比平日多喝了两杯，他端起空杯看看，还想喝，朱师母说不能喝了，将酒杯拿走。朱先生只好向叶老苦笑。叶老说：“没关系，明年春天再聚。”
一觉醒来才半夜两点，虽然感冒未愈，头还隐隐作痛，但我决心起来，将这篇短文写就。放下笔，心头略感轻松。不过，我清楚，写这个题目的冲动，会像埋在土地里的树根，顽强地要探头。新的感人的事时时在发生，在触动我，过去不曾留意的事一旦被认识被咀嚼出其意味来，同样也触动人。另一方面，我亦感觉，现在一些中青年朋友间的交往，真诚的友情固然不乏，但一时的实用也颇触目。这又反转过来促使我钦羡向往正直的师长们之间深厚诚笃的友谊。是我老了吗？感情老化了吗？不是。我虽说不上小，但也称不上老，正当中年，我珍惜师长间可贵的友谊，也许正是我渴求同辈间也多几分令人值得记忆的友情。记得在一次同窗好友的聚会上，我多喝了两杯啤酒，在举杯相互祝福时，望着伙伴们泛着童心的笑容，说出了一句发自内心的话：愿这个片刻长久。1983年2月25日
乌木雕的情思
离开米库米野生动物园，已是上午十时了。临近中午，经过坦桑名城莫罗戈罗市，我们顺道浏览市容。车子从一条土道绕进去，远近山坡一片剑麻。市面不及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市繁华热闹，沿街水果摊栉比，金黄金黄的香蕉，怪馋人的。街心有一个小花圃，中央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石雕物。车子停下，我突然发现，石雕下有一尊乌木雕人像。我急忙指给同行们看。不知谁扑哧一声大笑起来，说我眼花，该闭目养神。我正莫名其妙时，只见蹲着的那尊木雕像站立起来，向我们走来，原来是一个正在歇凉的坦桑尼亚妇女。我只好跟着也大笑起来。
我到坦桑还不到一周，乌木雕在我陌生的生活中竟成了十分亲近的朋友，所到之处，几乎都会遇见姿态变化的各种乌木雕：人类、动物……我的脑海里浮动着它的各种形象。
我们住进新非洲饭店，迎面大厅里就有一尊二三米高的乌木雕人像。每天从饭店进出数次，都要走近它，端详一会，虽然至今对这件艺术珍品体现的思想还把握不准，我还是喜爱地将它拍摄下来。达市最大的乞力马扎罗饭店进门处，也屹立着一尊乌木雕人像。能清晰认出，是尊老奶奶的形象。商店橱窗里，常见两样展品：皮制用具和乌木雕艺术品。
来坦桑之前，从书本上得知，东非沿海一带，艺术传统有壁画，主题大多为野兽、爬虫类、鱼类的形态。最闻名的是布西人的壁画，从公元前四千年一直绵延至今，可惜，我们此行没有这份眼福，壁画没见到，因此，另一种传统艺术乌木雕，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更深了。
首都国家博物馆，保存了大量的乌木雕精品。有的是纯艺术品，更多的是实用物上的装饰品。比如，手杖首端饰有人头或鹿头雕像，桌腿上饰有人头像。坦桑境内有多种部族，各个部族乌木雕又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跑马灯似的参观，自然分辨不出它们的细微差别。但乌木雕的特点却是异常鲜明突出。非洲人宗教观念的核心是崇拜一种神秘的生命力，据说生命力支配自然及人类的一切行动，并使之永存。乌木雕艺术内容的最大特点是将神秘的灵魂与生命力用变形的具体形式（如假面具、人像、动物）表现出来。我们看一尊人像木雕，你可以通过一些典型细节，认出男女或年龄大小，但对这个人的具体性却难以把握，因为艺术家着重表现的是这个人的灵魂在天堂或地狱的感情变化。乌木雕艺术具有明显的宗教功能，各种面具或人物像，对他们来说，既不是单纯的木偶，也不是单纯的肖像，而是大地日月、星辰等自然力量的精灵，或部族祖先、宗教、亲人的精灵。因此，乌木雕在人生的各个有意义的关口（如出生、结婚、生育、死亡）有极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加入成年人行列的入社仪式以及表示进入精灵世界的殡葬仪式中具有主要意义。
乌木雕艺术给人的强烈印象是它的变形形态，是它的充满活力的粗犷性。这种粗犷性给人以生命力颤动之感。从形式及物质材料上说，这种粗犷美，要靠触觉来获取。
我们对乌木雕艺术感到陌生、神秘，有浓厚的兴趣。主人特意安排我们一天上午去参观达市工艺美术工厂，去见见乌木雕的制作过程。这是一所规模设备相当简陋的工厂。全厂七十人，合作社性质，工人没有工资，靠卖掉产品分红。全厂有几个作业小组，乌木雕是其一。每个作业组有一间木板房。厂总设计师引导我们一一观看。有妇女在编织剑麻工艺品，有石雕，手工印染品。在乌木雕组我们停留时间较长。有一位工人正在完成一件作品。主人说，坦桑最著名的乌木雕艺术家萨利姆·阿里·朱玛，就在这间房子里工作。不巧，他还未来。达市许多公共场所陈列的乌木雕都是出自他的手。原以为他是一位老艺人，见到才知道是位中年人，个头不高，体格壮实。朱玛是坦桑尼亚木雕艺术委员会主席，1941年出生，1956年开始从事木雕创作。传说他的手艺是祖传的，他摇头说不是。他的祖父喜欢弄点木头改做炊具，他从小记在心里，渐渐对木雕产生了兴趣。乌木雕有一整套传统技法，他是一点一滴学起来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勤学苦练，艺术上他才达到如此成就。他培养过十个徒弟，手把手教，口传心授，一般半年到一年可以出师，独立工作。他教过两个德国人，只学了三个月，就掌握了雕刻技法。
当我听说，乞力马扎罗饭店大厅里那尊木雕是他的作品时，便以此为引头，询问他有关乌木雕的一些事。他说，那尊木雕人像中的主妇，是他通过想象去回忆他的祖母，想象他祖母进入精灵世界后的表情。这件艺术珍品也只用了两个月完成。我们进而问他，用想象雕刻，如何去表现他不熟悉的古代非洲人的特点？他说，这要抓住带有特征性的细节。非洲人原始时期穿的是树皮，使用的工具是带钩的小镰刀，手上拿工具，脖子上吊个鼻烟壶，背上背个大瓢（盛牛奶、饭使用），就能体现出古代非洲人的特点。由于木雕刻画的不是人类，是灵魂，所以头用圆球，不必具体雕出眼。他强调说，木雕艺术自古以来使用的是抽象的变形的表现方法。他说，木雕要会选材，要充分利用木头的自然形态、曲线，使产品显得自然质朴。那天，朱玛还当场为我们表演了操作。从工厂出来，我们又去该厂门市部参观。看了一些精美的乌木雕，更激起我了解这门艺术的兴趣。
然而，我们从另一侧面，从搞文学创作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一些有关木雕艺术富有启发的见解。12月7号晚上，坦桑国家出版社经理布科亚在一家豪华的饭店为我们饯行。他约了小说家穆加亚布索·娒·穆罗科真和诗人、评论家亚当·沙菲作陪。所谈主要是文学、出版问题。同行林斤澜挑起了木雕艺术的话题，引起了一番有趣的论争。经理说，木雕家本人虽会雕刻，但往往谈不出多少理论。因为木雕是一种传统艺术，有一套技法可因袭。乌木雕起源于坦桑南部一个部族，最初与宗教有关，蒙昧时期人类对邪恶鬼神有畏惧感，因此用乌木雕些面具，用来祭祀，借以驱逐邪恶鬼神。他认为，雕刻家在开始雕刻时，脑子里没有一个成形的东西，整个作品的构思是在雕刻过程中形成的。诗人、评论家不同意经理的这个意见。他放下满杯啤酒，争辩说，雕刻前是没有太具体的构思，但动手前会有个总的设想。经理说他同意这样说，但他又指出，有这样的木雕家，使自己的想法服从于原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原材料的形态决定了木雕家的构思。小说家接着说，乌木雕有两种，一是许多人仰卧的姿势，叫乌加玛（结合式）；还有一种是单个人的变形，叫“云”，据自己的想象和云彩的变化来雕刻。
回国前，买了一件乌木雕少女像，沉甸甸地带着她，飞行万里，带回祖国，将她送给一位酷爱这类艺术品的好友。他将她安放在钢琴盖上，走近，退后，仔细欣赏。他向我提出了一连串有关乌木雕创作的问题，我回答不清，只能将我零零星星听来的介绍给他，他好奇地听着。当我说出眼花误将活人当作雕像的笑话时，他哈哈大笑起来，硬说我爱上了这个东非女人，并威胁说，当晚要将这件新闻写信告诉我们时刻挂念的正在病中的一位令人崇敬的老作家。1983年2月
有星和无星的夜
今天晚上有点怪，在远离祖国一两万公里的天涯海角，我突然想起了过去的夜，逝去了的永远逝去了的夜，如夏空群星眨眼的夜……
暴风雨刚刚过去。真正意义上的非洲暴风雨，来得迅猛，去得神奇。还没正式进入雨季，几乎就一天一暴。我来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才三天，欣赏到了三回这大动作的洗刷壮景。傍晚，半小时左右的暴风雨静息下来，宁静奇妙的夜就开始了。浓黑的夜幕上，在一阵阵闪电之后会突然出现一点一点光亮，是星星睡醒眨眼了，还是印度洋上停泊的船只在远处闪烁着灯光？
据说人到中年，喜爱回忆往事，并且善于在回忆中寻求幸福慰藉，哪怕只是朦朦胧胧的感觉。今夜，这陌生神秘的太空，过于静谧的氛围，最易挑逗人的情思，从异邦到祖国，从友人到亲人，从大人到孩子，无数个有星和无星的夜组成的光圈在我眼前晃动。
小时候，我徙居在江西井冈山一带的山城里。闷热的夏日，金黄的香瓜。诱人的夏日傍晚，习习凉风，在池塘边，我坐在小竹凳上，听大人讲《聊斋》故事，有点害怕，我挪动凳子，向大人靠近，再近些。仰望天空，耀眼的星海，数不尽的星星，给我幼小的心灵投下了点点明亮，那异乡神奇的夜空啊！
我的童年既漫长而又短促，整整赶上了全面抗日战争的全程。我随母亲从皖南逃到江西，忽东忽西，忽西忽东。烧木炭的老式卡车震耳的隆隆声，深山老林里的火把，偶尔飞来的子弹的尖啸声……
悬挂在高空的星星，荡在耳边的嘈杂声，夜并不总是那么宁静。
抗战胜利的当年，七岁的我，回到了故乡的怀抱。我那阴雨连绵的家乡，夜多是漆黑漆黑的一片，月亮被厚厚的云层遮没了，洒着蒙蒙的细雨。解放初期，我读初中，晚上有时去街道辅导扫盲课，常常踽踽独行在伸手不见手掌的小巷深处。馄饨担的叫卖声由远而近，由近渐远，忽明忽暗的灶火，像落地的星星，大星星，只一个。
夜给我的印象从无到有，由单一而变幻，夜既神秘莫测而又平平常常的，它藏着多少诱人、朴实的故事。
十三岁，20世纪50年代头一年。从芜湖水码头来了一个马戏班子，在县城东门外一片荒地上搭台演出。天一黑，几个、十几个大汽灯便高高挂起，乍眼望去，多像从天上摘下了几个、十几个星星，罩在水晶似的玻璃缸里，闪着刺眼的光芒。放学，饭也顾不上吃，和几位同学，绕过石桥，爬上田埂，飞也似的跑去。自小大人带我在乡间看过马戏杂耍，有凶残的表演和变幻的魔术。我既怕看又想看。人山人海，挤到前面，怕看清捅进人体的带血的刀，真怕；站在中间，大个子挡着，什么也别想看；退到后面，站在土堆上，也怕，人群的围墙没有了，身后黑乎乎的一片是什么？是泥塘，还是坟滩？那天星星稀疏，汽灯显得愈加明亮，汽灯变成了星星，还是星星变成了汽灯？
我渐渐长大了。燥热的夏夜，蚊子不住咬人的夏夜，我就着菜油灯，后来是煤油灯，在写作业。冬夜，没有星辰的夜晚，静得很，过八点，巷子里就阒无人声了。馄饨担、汤团挑也不知哪个年月消失了，夜更显得冷清。我沉浸在难解的方程式里，沉浸在《安徒生童话》美妙的世界里。我不多想天上的星星了，有时，突然记忆里会闪出一颗明亮的星来。我还未成人，就过早地回忆起童年往事了，是现实不苦，还是童年太苦？
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单，从南京下关坐轮渡。华灯初上，灯海一片。我从来没有到过大城市，见过夜的这般奇景。昨天晚上，就着月光、星光，我们几位行将分手各奔前程的少年好友，跑到离县城五里地的小黄山去登临玩耍。新的生活开始了，未来像星星那么美好明亮？我们躺在山头草地上，山下农舍微弱的灯光熄灭了，我们仿佛置身在星海之中。今夜没有星星。船缓缓地、笨重地在江面上移动，水中漂着点点灯影，交错着我记忆中的点点星光，引我走向遥远的北方。
大学的生活是重复单调的。我记不起五年这一千多个夜中有多少是有星的夜和无星的夜。宣布分配方案的头一天肯定是个满天星斗的夏夜，我记得清楚。听说新疆大学新建缺人，向北大求援，大家争相报名。我单身，年轻，身体好，十拿九稳会去。我们一群同学，男男女女，彻夜躺在未名湖畔的石舫上。仰望群星，辽远的天空一颗流星划过，我忽然想到自己，像流星一样流向新疆，那异乡情调的域外！
我没有远去，在母校留下。我常常读书到下半夜，有时会突然冲动，去找导师请教。来到湖边，望望水塔，向东走去。一条水泥小路，伸向浓荫密布的院落。我来到杨晦教授门口，他没睡，二楼书房里有灯光。我没戴手表，也没有手表，周围星散的楼房大多灯光熄灭，时候不早了，星星也渐渐隐没了，我转身回去。竹丛在微风中婆娑摇曳，我在月光投影的小道上碎步，想象如何向导师请教，同他争辩。我的导师是五四运动中的一员闯将，善良、正直、严肃、饱学的好老人。要不是太晚了，晚到担心入校门时警卫会不客气地盘问我这么晚干什么去了，我真想敲开导师杨晦家的门。
校园生活很少给人留下鲜明突出的记忆。我的研究生学习结业，正式接受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两个整天，从上午到晚上，考试委员会7位教授和专家就这么陪着，为了培养人才。晚九时三十分，宣布我论文和考试均顺利通过。平日严格、考场上爱挑剔的老师向我握手祝贺，我激动、兴奋，猛然感到疲乏。我需要轻松，需要玩个痛快。跑出五院，星星也显得愈加明亮，我发疯似的吻了又吻道旁沾满灰尘的树叶。留学生食堂舞会正兴，我狂喜地闯进人群，向平素不熟悉的同学发出邀请，大胆地旋转起来，跟前晃动着火花，结彩的电灯，比夜空的星星好看。
我去机关报到的前夕，代系主任游国恩教授约我谈话。晚饭后我去燕东园，走近他的寓所，游老已站在台阶上，在暮霭中悠然地观赏周遭的景色，他缓步走下台阶迎我，同我握手。他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但精神好，说话略带江西口音：“祝贺你学习期满，成绩优异，明天你要离开北大，走上工作岗位。要认真勤奋地工作，这是我们对你的期望……”忘了进客厅，就站在台阶上。我没有说话，嗯了一声，记住了这些话。记不起我们这样站了多会儿，只记得那天星星稀疏，我是噙着泪珠向他告别的。我走了约百米，回头隐约见他还站在那里。前两年，游老仙逝，我去八宝山参加他的追悼会，我又噙着泪珠。十几年来，世道多变，工作几易，我认真勤奋地工作了吗？我想起了他说的这句话，在心中描摹起了几位令人怀念的师长。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待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每天近黑，挑着担子从十几里外的向阳湖回到连队。吃完饭，扑到潮湿的床上，已八九点了。灯光昏暗，尽是文人，没有谁在看书。一位老编辑，盘腿坐在床上，习惯性地拿出一个铁罐子，将一堆硬币倒出，五分的，二分的，一分的，排队数数。我躺在床上，惦记天上有无星星。推开窗扇，探头张望……有，我怕，第二天准是烈焰炙人，一连几小时挖渠叠埂，常口渴没水喝；没有星星，我也怕，明天准是阴雨天，十几里的大堤小埂像浇了油似的难行，雨水还要浇在饭碗里。我不知对床的老诗人克家在想什么，也许床头的鸡笼，公鸡的打鸣，在逗引他的诗兴？他常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六十几岁的人和青年人一样风里雨里，下湖上山，受气挨训，夜晚他还有兴致再作诗？
谁都怕相互串门，弄不好第二天就成了“新动向”。我当采购员，少不了替人在城里买点东西，晚上送去。连里有个头头早怀疑我这鬼鬼祟祟的行踪，我忘不了他那双深凹的眼睛和从那深凹里射出来的凶狠的目光。有个小头目专事收集这种“动向”，深更半夜拿着小本本得意地去向政委汇报。人们怕事，吃完饭就龟缩到自己屋子里去了。
夏天，室内像火炉，人们在屋前屋后的空地上纳凉。我从咸宁城挑着货担回连队，沿途会遇到一张张疲惫、友好的脸庞。“这么晚才回来?”漫不经心的一句问候，足以温暖我的心房。记得那天夜晚，我卸下担子，将豆制品放到伙房，简单地擦了擦身子，喝了一碗凉粥，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屋前纳凉胜处。见到金镜同志，我神速地塞给他一条烟、一包点心，他昨晚托我买的。金镜同志是我们《文艺报》的领导，说了一句对林彪不恭的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已经两三年了。他本来血压就高，近日加剧，但连里不让他多休息，今天只好又去菜地干活。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个儿又矮，挑着粪桶，高一脚低一脚地乱踩。“累吗?”我在心里问候他。他微笑着问我，他听说前些天我检查出了十二指肠球部溃疡，问我是否在治。我不愿如实告诉他，干校医院大夫嘱咐我注射盐水针一个疗程，从连队去四五二校部一趟往返十来里地，连看病需两个小时，有位排长说这样耽误劳动，叫好心而又胆小怕事的班长通知我以后有机会再说。从发现病到治疗到停止治疗，总共三四天，连里很少有人知道我因病歇过两天，不知金镜从哪里听到的。他劝我自己注意，别大意，我向他点头笑笑。不到十点，他说身上有点冷，先回屋去了。那晚是个大晴天，满天星斗。约十一时，我刚躺下，脑子里的星星还未退去，他嘱我多加注意的话语还在耳边，前排宿舍突然传出了惊叫声，接着是一片骚乱，人们纷纷从床上爬起，当我见到金镜时，他嘴角正流淌着鲜血，已昏迷不省人事了。在这个夜里，一位正直的老干部就这样猝然停止了呼吸。他光着脚，被抬上一辆敞篷的“解放牌”卡车，颠簸地沿山道走了。天刚亮，稀疏的晨星高悬在天角。
……今天晚上不知怎的，思绪竟飞得这样远。上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下飞机，前来迎接我们的使馆同志就开玩笑地说，这座高原名城，平均海拔两千七八百米，乍来的人会有不适应的感觉，明显的症状之一是白天睡觉容易做梦。白日做梦，真有意思。我午饭后躺下小憩，心里想白日怎么会做梦？不知不觉，恍恍惚惚地坠入了梦乡，真的做起白日梦来了。饭前大使同我们谈的有关这座非洲名城的趣事化作人物、情书走进梦里来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本想追觅白日的梦境，谁知观看了长春市杂技团的表演，我兴奋得失眠。我索性睁着眼回想今夜，回想半个月来的夜生活和早已逝去的一个连一个的夜。我活了四十五岁，度过了一万多个夜，雷同的夜难以数计，奇特的夜给人留下的记忆怎么也抹不去，尽管是一万分之几。
我这几年的夜晚，大多是面对稿纸悄然而过的。关上台灯，准是下半夜了。仿佛听到孩子的梦呓，这孩子，玩心重，在梦里还惦记追逐戏耍。我轻轻推开阳台的纱门，想看看星星，数数星星。
年岁渐大，由好动转而好静，我开始懂得夜的宁静的可贵了。来坦桑尼亚十来天的夜晚，给我留下了清晰的记忆，清晰得可以记起一分钟一秒钟的感觉是如何度过的。静谧的、神奇的夜！今晚，飘忽不定的思绪，是窗外远处辽阔的印度洋激起的？是非洲无处不荡漾着的粗犷的原始性生命力催动的？还是楼下酒吧间富有旋律的伴奏所引发的呢？
我们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市的当天，就强烈地感受到夜的静寂了。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三人，下榻在新非洲饭店，每人一间住房，晚上没有安排活动，门一关，与外界就隔绝了。电话好端端地放在一角，成了道具，没有人来电话，我也不会打电话。十七小时的航行，使人疲惫不堪，晚饭后洗澡休息，海风从平台门隙吹进。我翻看自带的几本文艺杂志，看得从来没有这样仔细。
这里时差比北京晚五小时，刚来几天，不管睡得早晚，下半夜二时左右准醒。夜半醒来，孤零零一人，没有人可说话，也没有满书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