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萨拉·罗斯（Sarah Rose）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试读：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
©Sarah Rose，2010本书所获赞誉《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是一部记述维多利亚时代植物大盗罗伯特·福钧开拓事业、激情冒险的著作——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令英国茶叶种植业得以在印度安家落户。无论是茶叶迷，还是历史爱好者，抑或是任何一个喜欢欣赏美文的读者，萨拉·罗斯成功地向他们展现了探索未知的激情、震撼人心的武夷山美景以及福钧探险之旅的种种险象。——马克·潘德格拉斯特，《珍贵的咖啡渣：咖啡的历史以及它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作者
作为一名茶叶爱好者和一名历史专业的学生，我热爱这本书。萨拉·罗斯在我们眼前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茶叶文化，她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传奇故事。我们每天都在享用着可口的茶叶，那是罗伯特·福钧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取得的成果。——迈克尔·哈尼，“哈尼和桑尔丝茶叶精品”品茶师
一本集学术性与故事性于一体的精彩著作。——盖伊·拉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时事纵观》节目主持人
一个揭示了茶叶和工业间谍行动是如何助推大英帝国对外扩张的真实故事。——《快速企业》
在《茶叶大盗》一书中，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茶叶种植时代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振奋人心的记录。——《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
停下手头的活，想一想你所享用的、滚烫的茶饮吧——就是这样的，盗窃！抢夺！欺骗！无非是国际商业巨头间谍行动的主题而已！——《芝加哥太阳时报》
萨拉·罗斯著的关于茶叶如何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发展的历史小说，读起来像是个以冒险为主题的故事……那个人（福钧）不仅成功了，而且还能活着向世人讲述这段传说，这真令人惊奇啊。罗斯笔下的情节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就她的这本引人入胜的小说而言。——《夏洛特邮政快报》
一部描述了即时资讯时代之前的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权威短篇故事，在书中，一个谦逊低调的苏格兰植物学家变成了一个虚张声势的资本主义海盗，他的行为在不经意间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早餐内容……一个新奇而令人回味的传奇故事。——《苏格兰周日报》
没有这个令人吃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我们今天就喝不到茶了，他的装备只有一把生锈的手枪和一根假辫子，但就在那些冷酷无情的中国军阀眼皮底下，他把茶叶的秘密盗走了。——《每日邮报》（伦敦）
毫无疑问，所有那些挂有女王或丘吉尔画像的老（茶叶）店是不是也应该挂上一幅“早餐茶救星”的小小画像？——《周日快报》（伦敦）
罗斯以茶叶为主题呈献给我们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冒险传奇。——《爱尔兰时报》（都柏林）
茶业界的印第安纳·琼斯式传奇。——《每日快报》（伦敦）
这本书太带劲了。——《观察者》（伦敦）
感谢上帝，多亏了这个顽强的苏格兰人，罗伯特·福钧，让一切成为可能。——《泰晤士报》（伦敦）
一个关于如何只身犯险，永远地改变我们早餐结构的人的激动人心的故事。——《每日快报》（伦敦）
这本书的精华不在于福钧所经历的种种危险，而在于罗斯对茶叶的加工流程那老练而自信的描述手法。读者就像福钧那样，亲身经历了一次探险之旅。——《周日邮报》（伦敦）
这是我今年读到的最有意思、最振奋人心的读物。——《今日北京》
罗斯写得棒极了。——《南华早报》（香港）
这个故事不可谓不引人入胜。——《旧金山书评》
像茶饮般宜人的关于西方茶叶种植和消费历史的知识……精彩非凡、令人着迷的传奇故事。——《书目杂志》（重点书评）
新闻记者罗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位娴熟地将她那丰富多彩的工作娓娓道来、完美地展现每一个细节的作家。——《图书馆期刊》（重点书评）
萨拉·罗斯成功地让我们沉醉在罗伯特·福钧的传奇世界中。——《国家地理旅行者》（《茶叶大盗》）它将让你前所未有地肯定你手中那一杯茶的价值。——《乡村生活》（伦敦）
读读萨拉·罗斯这本令人惊叹不已的《茶叶大盗》吧，你肯定会学会伪装的技巧。——《闲谈者》（伦敦）（福钧的）故事非常值得大书特书，尽管相关私人文件稀缺，罗斯的笔法还是那么充满技巧，收放自如。——《文学评论》（伦敦）
走进罗伯特·福钧的世界，优秀的植物学家和植物猎人——人们所期盼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人物所拥有的勤勉、勇敢、富于进取心的特点，他身上全有。萨拉·罗斯讲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关于个人勇毅和国家命运的传奇故事。——《书籍季刊》（布伦特福德，英国）
这本书文风轻松，读起来有种小小的兴奋感，犹如饮茶，它为茶叶的迷人历史又增添了几笔。——《地理学》（伦敦）
文笔和内容都非常出彩。——《音频文件杂志》（缅因州波特兰）耳机奖得主。
一个爱茶的间谍的故事。——《快报》
谁知道小小的茶叶居然有如此……精彩纷呈的背景？——《B&N精神食粮》《茶叶大盗》用流畅优美、引人入胜的笔法记录了一株小小植物缓解一个国家的烦恼的故事，这株植物直到现在仍是如此，只不过受惠对象已经是数以百万计的茶叶爱好者了。——《对立》杂志
不知何故，有些故事就像褪色的记忆一般消逝了……由于某些原因，罗伯特·福钧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长征历程被尘封了起来——直到作家萨拉·罗斯拭去福钧那发黄的日记本上的灰尘，将这个人的传奇重新带回到我们的生活中。——《萨凡纳通讯》
笔法引人入胜、轻松活泼，萨拉·罗斯的书是一部冒险小说，也是一段历史剪影。——《天主教先驱报》（罗伯特·福钧）打破了茶叶垄断，将喝茶的权利带给富人和穷人，饮茶已经成为今天英国人日常生活的重心。——《大不列颠生活》
萨拉·罗斯写了一本非常对罗伯特·福钧胃口的书，因为在这本书里他如愿以偿地成为舞台中心的焦点人物——一个乔装潜入中华帝国心脏地带的间谍。——《BBC历史杂志》
这是我最近读到的最棒、最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之一。——《蒙特罗斯每日新闻》
萨拉·罗斯把这段逸事写成了一部脍炙人口的史书，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晚清王朝的社会形态、全球经济、植物学的发展、茶叶产业、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共卫生以及其他风趣或动人的逸闻。——《亚洲书评》（《茶叶大盗》）读起来很像一本小说，它能让你不由自主地如云霄飞车般从第一页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纽南-罗威纳杂志》
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能够被接纳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给它的文化带来一种有用的植物。——托马斯·杰斐逊（茶）是一种用处很大的植物；种茶可以恩泽四方；喝茶则可以令人生气勃勃、头脑清明。——罗伯特·福钧，引自一句中国谚语。序言
历史上曾经有一刻，当英国和中国因两种花木——罂粟和山茶——兵戎相见时，世界版图以两株植物的名字重新划分。
罂粟果实经加工提炼制成的鸦片，在18～19世纪的东亚作为麻醉毒品被广泛使用。鸦片的种植和加工均在印度——这片由诸多王公国家组成的次大陆，于1757年臣服在大不列颠的王旗之下。在英帝国的庇护下，印度鸦片的经销由光荣的东印度公司全权负责。
山茶叶经采摘加工可冲泡饮用，通称为茶。一直以来，中华帝国几乎完全垄断了这种“清澄碧玉”的所有产销环节：种植、采摘、加工、炒制及其他加工方式、批发、出口……一切一切，皆由此一国独享。
近二百年来，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售鸦片并以所获利润购入茶叶；而中国反过来用在茶叶贸易中获得的白银，从印度的英国商人手中购买鸦片。
鸦片-茶叶贸易对于英国而言不仅仅是获利那么简单，它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元素。英国政府每10英镑的税收中，就有1英镑来自茶叶的进口与销售——平均每个英国人每年要消费一磅茶叶。茶税被用于铁路和公路建设、公务员薪水支出以及一个蒸蒸日上的工业国方方面面的需要。鸦片对于英国经济而言同样重要，它为印度——这颗维多利亚女王皇冠上闪耀的宝石——的经营管理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政府一直以来都希望印度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但19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西北边境发动的一系列扩张战争，却将它从这块富饶而辽阔的次大陆上所能获得的利益迅速消耗殆尽。植物商品的三角贸易是此时推动世界经济运转的原动力，帝国的车轮随作物的生长、加工与销售而转动：大不列颠从印度鸦片和中国茶叶中均分得一杯羹。
19世纪中叶的中英外交是一部不幸的悲剧。北京城内高高在上、贵为天子的皇帝于1729年下诏“严禁”在中国销售鸦片，然而持续了数十年的走私仍使鸦片得以流入（值得注意的是，不列颠诸岛的鸦片贸易亦遭维多利亚女王禁止，然而她的法令却得到了广泛服从）。鸦片销量迅速而稳定地增长着，从1822年到1837年，销量增加了5倍。终于，在1839年，统领广州港的宫廷大臣（钦差大臣林则徐。——译者注）为这些外国人的目无法纪以及民众吸食鸦片上瘾后的病态所激怒，扣押了夷馆区内的所有外国人，并要求以300名英国人手中价值600万美元（约折合今日的1亿4500万美元）的鸦片为赎金。当鸦片贩子们被迫妥协、人质获得释放之后，这位大人命令500名中国劳力对将近300万磅的毒品用盐和石灰加以搅拌，将混合物倒入珠江。作为回应，年轻的维多利亚派皇家海军出战，以武力使获利丰厚的鸦片-茶叶贸易得以延续。
在战争中，英国一举打垮中国，清政府粗劣不堪的木制帆船根本不是女王陛下以蒸汽为动力的现代海军的对手。作为和平条约（实为不平等条约。——译者注）的一部分，英国人赢得了经一个世纪的外交恳请而不得，以至于无人再抱希望的对华特权：香港岛，外加大陆五处新通商口岸，或是说贸易港口。
自马可·波罗时代起，鲜有西方人得以窥探中国内陆地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0余年间，英国船只被限制停泊于广州——一个珠江口贸易城市的港口。英国人无法光明正大地涉足所居货栈以外的场所，许多人甚至从未见过离商馆区仅200多码远的、25英尺高20英尺厚的广州城墙。而现在，挟战争胜利之威，中国的内地终于向大英帝国开放了一条缝隙——仅限贸易。《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后，英国商人做起了美梦：堆积在中国内地的华贵丝绸、精美瓷器以及喷香茶叶正等着被他们销售到广阔的世界。商人们开始构思一种可能：绕过难缠的中间人和控制广州货栈的商行直接与中国的生产商打交道。银行家则在幻想着无以计数的财富、矿藏资源、粮食谷物、经济作物以及梦寐以求的开花植物——一个遍地都是待装载商品的巨大国度。
然而，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建立起的新秩序并不稳固。在英国坚船利炮的压力下签订的无法忍受的条约，令中国这一曾经骄傲自满的国度蒙受了彻底的羞辱。英国的政客与商人们担忧受辱的中国皇帝可能借鸦片本土生产合法化颠覆由协议建立起来的脆弱平衡，进而打破印度（也就是不列颠）对罂粟种植的垄断。
伦敦方面现在坚持着一种意见：应该且必须保障对英格兰的茶叶供应。距鸦片战争爆发、拿破仑战争结束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然而那些曾奋战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和滑铁卢（Waterloo）的勇士们却依然强势左右着英国的外交政策与舆论。亨利·哈丁（Henry Hardinge），一位曾追随纳尔逊勋爵与威灵顿公爵，协助他们战胜拿破仑的名将，在担任印度总督期间，曾针对目中无人的中国可能带来的危机做出如下警告：依我看来，北京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几年内将中国的鸦片种植合法化，这里的土地已被证明像印度一样适宜这种作物的生长，可能导致（英国）政府目前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彻底枯竭；基于这种推断，我认为最理想的对策是尽可能地鼓励在印度进行茶叶种植。依我之见，后者（在印度种茶）从长远来看很可能为国家提供同等收益，并且是比当下鸦片的垄断销售更加保险的财政来源。
假若中国真的将鸦片合法化了，那么在三角经济上将留下一个非常致命的缺口：英国将再无资金进口茶叶、支付印度战场的军费或承担本土的公共建设项目。中国的鸦片种植业将为两大帝国耻辱性的经贸依存或“由两种花木交易包办的不幸婚姻”画上句号——这种“离异”是大英帝国所承受不起的。
印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与中国最好的产茶地几无二致。除坐拥喜马拉雅山的高海拔和肥沃土地之外，云山雾罩的环境使茶树在享受露水滋润的同时又遮蔽了骄阳烈日。经常的霜冻气候更为冲泡出的茶水增添一份醇香浓厚，令其口感更加丰富、浓郁、可口。
随着植物商品贸易顶破东亚贸易的资产报表，它们对于世界格局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研究它们的人们——曾经被大众视作区区花匠之流的人——摇身一变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受到众人瞩目。到了19世纪中叶，植物学家已不再被视为戴着工作帽，穿着钉靴，躬身伺候着他们的鳞茎、花卉和灌木的体力劳动者，而是以勇敢的冒险家与世界的改变者闻名。他们采集各种对英格兰乃至帝国各地具有科学、经济与农业潜在价值的异国植物。移植成活植物群的新技术也发展得更为先进，使职业植物猎人们得以采集、运输越来越多的异国植物样本。
不再受限于中国最南端的沿海口岸，如今英国得以深入到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区域。但若要茶叶产业成功落户印度，英国需要从最好的茶树上采集最健康的样本、成千上万的茶种以及中国顶尖茶匠传承了千百年的工艺。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是一个植物猎人、一个园艺学家、一个窃贼、一个间谍。
这个担负着大英帝国希望之人，名为罗伯特·福钧。1 1845年，中国，闽江
那是1845年的一个秋日午后，距罗伯特·福钧以世界上最伟大的植物猎人闻名于世的日子还很遥远，而中国看起来很可能成为他的葬身之地。两周以来，他一直被禁足于一艘无精打采的、停泊于福州——一座位于闽江口的城市——附近的中国帆船上。他那一向健康的体魄已濒临崩溃。他发着高烧，把自己的床铺搬进了一艘远洋货轮的船舱内，恶臭的舱内积水和腐烂的鱼类令他头晕目眩。这艘帆船的甲板上堆满了来自乡间的木材，也堆着福钧的货物，包括行李箱那么大的玻璃箱，里面塞满了花朵、灌木、草、蔬菜、水果以及各种各样的外来植物。这些玻璃箱——以它们的发明者的名字被命名为沃登箱或沃德箱［指纳西尔·巴格肖·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英国物理学家，因酷爱研究植物而发明了专门用于远洋运输植物样本的玻璃箱，即沃德箱。——译者注］，将继续与福钧一起前往伦敦——如果他能一直走到那么远的话。福钧，此时年仅33岁，一面用他的长腿将那张为矮个子中国人设计的床铺弄得摇摇晃晃，一面想象着他自己将死在这艘船的底舱里，被自己那条肮脏的床单裹着，胡乱抛出船外，葬身大海。
此时，为期三年的中国考察生涯已到尾声，他奉伦敦皇家园艺协会之命负责带队探索、采集东亚植物珍品样本。福钧的任务是弄到想象中的美味佳肴，包括种于北京御花园内的约2磅重的桃子。除了活的植物外，他还将带回一本干燥植物标本集以及出自中国顶级画师之手的纷繁复杂的图样。每采集到一份种子、植物、嫁接植物及无性繁殖样本，福钧都在促进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认知及植物学专业的发展。
他记录新植物的意义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其新奇的价值，也在于其对大英帝国的潜在效用。用机械将工业原料加工成精密产品的生产方式给19世纪的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棉花在自动纺纱机上变成了棉布，铁矿石转化为火车铁轨和蒸汽轮船外壳，黏土则变成了陶器和瓷器。中国是一片蕴含着巨大农业宝藏和潜在工业价值的处女地。
然而，躺在床上，害着热病，福钧根本无法相信他或他的植物物种能找到一条平安回到英国的路。他已知道自己正处于最凶险的时刻，尽管他已经以一名外国人的身份在中国度过了三年时光。“真难以置信，我要去见上帝了……没有一个朋友或者同胞来合上我的眼睛，或者一路护送着我下葬。家园、朋友和祖国，那时这些对我而言似乎格外珍贵！”他后来写道。
福钧的一生是当时许多抓住帝国扩张所带来的良机进行创业的不列颠人的象征。他出身寒微。早期的农业园艺学教育是由他那“植树人”父亲——一个农场雇工——手把手教的。除了在苏格兰边境一个叫埃德龙的巴掌大的小镇教区学校上过课外，他没有接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他的自然历史知识并非来自牛津大学或爱丁堡大学，而是拜社会实践及职业学徒生涯所赐。他赢得了一张一流园艺学从业资格证、一张贸易学资格证，但没有一个医学学位，而这个学位是他一心想与之为伍的植物学同行们普遍感兴趣的。虽然如此，福钧依旧野心勃勃。由于19世纪许多苏格兰家庭的次子和英格兰家庭的次子一样，有些能力，但没闲差可做，所以去海外追寻个人前途就成了在僵化死板的维多利亚时代提升社会阶层的唯一途径。充分利用帝国未开发的资源以过上体面生活的机遇是无穷无尽的。
靠灵活的头脑，福钧在园艺学界的地位扶摇直上。他最初就职于爱丁堡的植物园，随后又进入崔西克的皇家园林协会。基于他在兰花栽培及温室观赏植物——来自东亚的罕见的、引人注目的植物——方面的功底，福钧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皇家园林协会派往中国进行考察的第一人选。由查理·达尔文的舅舅约翰·威基伍德于1804年建立的皇家园林协会，是所有绿色自然物种及人工培植物种的管理者，它积极召开会议为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提供一个论文展示的平台，并组织研讨相关学术领域内的最新成果。随着英国在全球的领土扩张，相关成果也在迅速增加，它的期刊详细描述着来自女王治下的帝国领地最深处的最新植物物种的分类。皇家园林协会的植物学家们忙于这项伟大工程的命名工作，即按照繁殖规律——近年在欧洲由伟大的卡尔·冯·林奈提出的体系——刻画每一个特殊物种。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对于自然界的新奇物种拥有异乎寻常的热爱，传教士、军官和商人在公海收集昆虫、化石及植物的活动已持续了数十年时间。随着广大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迁入工业化城市，农场被乡绅们圈了起来。不列颠人开始怀念一切自然形态的玩意儿，一种新型的、专门向英国家庭供应花花草草的市场随之发展起来。种类繁多的盆栽蕨草风靡全国，甚至随处可见：在瓷器上、壁纸上还有纺织品上；在富人的温室中，也在穷人的窗台上。易生长、耐移植，蕨草仿佛是粗犷田园生活的象征。
出于对更富于异国情调的战利品的追求，第六代德文郡公爵于1856年花100个几尼（英国的旧金币，值1镑1先令。——译者注）（约合今天的12000英镑）买下了一种名叫蝴蝶兰（Phalaenopsis amabilis）的菲律宾兰花的首个进口样本。这位公爵为满足自己对奇花异草的狂热迷恋近乎挥金如土。这种蝴蝶兰因其雪白的椭圆形花瓣和黄色的唇瓣而显得精致夺目，深受园林协会会员的喜爱，也为其发现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西方往来，在植物狩猎地图上留下了一大片空白之地——一块曾标注着“龙的巢穴”的地方。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然而即便中华文明已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现实中的中央之国也早已几乎完全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由于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西方人开始主动将无数美妙的、惊险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幻想加在它身上。他们将未经探索的中国视为园林中的香格里拉的幻想，这满足甚至超出了英国人对园林艺术的所有渴求。
当欧洲人拥有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权利后，他们本应发现这个国度已经被动荡不安的局势和可憎外来者的统治弄得四分五裂。来自北方大地的满族人跨过长城，建都北京，二百年来他们统治着曾属于汉人的中国，为维持汉人的效忠和征税而殚精竭虑。誓与清王朝的异族皇帝势不两立的秘密社团在南方如雨后春笋般浮现。农村地区充斥着小偷和强盗，海路则惨遭海盗蹂躏。饥荒摧残着农民的生活，就像贪官污吏和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僚阶层所做的那样，而这种情况正在向城市蔓延。
通过长期以来的商贸接触，英国人对中国国情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东印度公司已经在广州做了近两个世纪的生意了。不过中国内地的大部分仍属于未知领域。尽管如此，有两件事英国人还是明白的：有些不可思议的神奇植物为中国所独有；这些物种可能为大不列颠的未来经济带来异常丰厚的收益。
为将那些觊觎中国领土和垂涎中国资源的入侵者挡在门外，中国皇帝可谓煞费苦心。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授予英国人在福州和其他四个通商口岸经商的权利——四个被高墙包围，且先前禁止对外接触的沿海城市。尽管在中国官方的禁令约束下，白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于这些港口城市中新设立的外国租界内，然而英国人的疑心和野心越来越大。假如中国法律无法再将外国人限制在城墙以内的话，那么他们在中国的真实生活情况可能会是这样的：即使在最文明的边缘居民点，英国人也要面临异乎寻常的由潮湿气候、虫豸、寄生虫、疾病和糟糕的卫生条件所构成的恶劣环境。只要是正常人，不论生死都不愿待在中国。
1842年秋，中英两国和谈的消息传到了皇家园林协会的殿堂内，这为派遣一支考察队进入中国最深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此时，英国对植物原料的探索和开发拥有公认的优先权，罗伯特·福钧是获外交部许可在战争尾声时前往中国的第一人。
尽管福钧连一般的绅士背景都没有，他还是被选入中国考察队，他是完成这一声名卓著的协会任务的合适人选。他所拿到的年薪只有区区100磅（折合今天的5000～10000英镑），这份微薄薪水要用于维持一家子的生计，而他在整整三年的任期内没有加薪。福钧鼓起勇气试着去协商一份更好的津贴，结果被协会狠训一顿，协会提醒他：“这些钱只是你完成应尽职责的回报而已，而你最应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协会继续提醒道：“你要的是荣誉和地位，舍此之外别无他物。”
由于福钧社会地位低微，又一文不名，协会觉得他根本没有资格享受任何福利待遇，就连诸如一支步枪、一支手枪、子弹和火药这样的小玩意儿都与他无缘。他的任务是研究、征收东方的稀有植物品种——一个不需要带着武器去完成的任务。“这可不是为了那些植物，”福钧争辩道，“而是我需要这些东西来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他的职业植物学家朋友们对此表示支持。事实上，如果那些绅士出身的植物猎人需要枪支，就可以从他们自己特有的渠道获得。
协会成员们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如果福钧在完成任务之前死于非命的话，那么用于中国远征队的投资即使不会血本无归，至少也会损失惨重。尽管他们再度驳回了福钧的加薪请求，但还是勉强给他提供了几样武器。
事实证明，皇家园林协会选择让福钧来带领这支科考队是个明智的决定。他兢兢业业地在发回协会的报告中记录下其所发现的植物的全部细节，尽可能多地搜集新奇的中国活体植物样本并通过海路运回英国。他动手插条，完成嫁接，并保持严谨记录的习惯，而后委曲详尽地写进给世界各地植物学者的长信中。他的探索成果作为全球皇家植物交流项目的一部分，为许多国际植物学家所共享。福钧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即将结束时，他在科考界已被视为成功的典范，他装运的首批植物样本已经到达，生根发芽，并被广为赞颂。
他拥有收藏家般犀利的眼光，这对他发掘那些稀有、美丽的植物物种与它们潜在的市场价值大有帮助。他深入探索着中国境内那些自然景观，注意力一刻不停地集中在那些奇花异草上，尽管这些玩意儿对科学考察来说可能没太大的意义，但还是能在交易所里卖个好价钱。在三年多的时光里，福钧的收获有迎春花、荷包牡丹（一种形状像失恋者破碎的心、颇有几分维多利亚时代浪漫主义色彩的花）、中国蒲葵（作为殖民地的珍稀物种成为维多利亚女王32岁生日的献礼）、白紫藤、胸花栀子（中国栀子）、芫花（中国瑞香）。福钧在一名官员的花园里发现了传说中的双黄茶玫瑰（俗称福钧双黄或奥斐尔之金），它攀墙而长，足有15英尺高。有一项发现尤为特别——金橘，中国柑橘，或是通常的金橘属植物，一种小型柑橘类水果，皮可食。这一发现将令福钧流芳百世。尽管没有一样植物战利品的所有权属于福钧，但他踏上返乡旅程时还是弄到了许多别的畅销珍品、小饰品、珍稀宝石、陶器以及一些玉石。
除了谨小慎微地遵守着行业内的规章制度外，福钧还坚持用日记记录下他的辉煌事迹以及与异国人民、中国海关打交道的经历。在日记里，他提到了他的随行仆人和翻译、官员、商人、中医、艺术家、渔夫、园丁、和尚、妓女、街头小贩、妇女和孩子们。与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家一样，福钧于1847年回国后不久，就将这份文献以旅行见闻讲解的形式出版。《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以下简称为《三年》）一书中穿插着大量在任何园艺学专著中都可能读到的地理学和植物学知识。作者在书中还带着兴奋、毫无保留地回忆起那些在通商口岸与旅居国外的英国朋友见面的场景，回忆起那些寺庙和僧侣，回忆起遇上强盗时惊险的一幕幕。
福钧于1843年的台风季节期间，从香港——英国殖民统治家族的最新成员——出发，踏上旅程。他声称这个“境况悲惨”的岛屿正遭受恶劣空气，或者说疟疾的肆意侵袭，致使岛上欧洲居民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从一个商贸之地的角度来看，我担心香港将是一个失败。”他没有太多预兆地写道。在沿着海岸向北航行，驶往最北端的贸易港口——上海——的航程中，福钧乘坐的船只遭遇了台风，险些失事。“当我看到在肆虐的暴风雨中一条体形硕大、至少有30磅重的鱼被从海里抛出，落到船楼的天窗上，又弹到空中，再重重地摔在船舱的桌子上，以及船楼的骨架在猛烈地拍打下被撕成了碎片时，一些想法成形了。”当福钧在中国大陆的山上收集植物物种时，他被扒手扒窃过，被追赶过，被盗贼们殴打过，那些人朝他脑袋上砸了一砖头。“我眩晕了几秒，靠着墙大口喘息着，然后自己清醒过来……那些恶棍们再次包围了我，夺走了我的几件物品。”他写道。
福钧也曾深入鸦片贸易窝点，并对鸦片上瘾的危险侃侃而谈。“我对这种药物的使用司空见惯，我敢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令使用者无节制地沉迷其中的。但是，我也很清楚地意识到，就像烈性酒在我国的使用一样，鸦片的滥用到了令人极为痛心的地步。”
他迫切希望弄到官员花园里的植物种子，那里通常有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标本。苏州是一座封闭的城市，为了混进那里的花园，福钧乔装打扮了一番。“我旅行时自然得身着中国式的装束；我剃了个头，戴上了华丽的假发和辫子——昔日某些中国人一定对这些发型深感自豪。完整修饰了一番后，我相信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地道的中国人。”这套伪装成功地骗倒了城门守卫，福钧也注意到了这点，“如果悄悄告诉他们，有个英国人正站在他们中间，他们会有多么吃惊啊！”《三年》一书还记录了福钧本人是怎样被他视为谜一样的皇家园林协会一步步接受的。最初他是带着满满的殖民主义者式的傲慢接触中国的，只把它当作一个遍布“简陋的中国式小屋、棉田和坟墓”的国家。与其他外国人一样，他将自己视为一个肩负着宣扬西式生活方式重任的布道者，对所有认为中国优秀的观点大加嘲讽挖苦。他坚信，欧洲移民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效仿对象，“对我们优雅舒适的生活方式的任何窥探都有可能让‘文明的’中国人给予‘蛮夷民族’高上一到两个甚或更多档次的评价。”然而三年后，他的观点趋向温和，这是因为他如果不深入接触普通中国人的话，就不可能成功完成任务。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在他面前变得如同人脸般鲜活生动起来。
欲潜入中国，可谓障碍重重：从语言不通到与严厉的官吏打交道。由于外国人的身份，福钧在这些方面几乎离不开中国农民、船夫、苦力、向导和脚夫的帮助。他遇到了许多愿意帮他翻越国境线和克服文化差异的人——当然这都是为了钱。就这样，他和许多普通中国人打上了交道，而在这以前几乎没有西方人这样干过，这让他很希望中英两国之间能彼此理解、和睦相处。他写道：“除了我们对植物的热爱以及我们与中国人建立起的一种感情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中国人对我们的文明成就给予更高评价。”《三年》一书在遭人批判的同时也获得了成功。伦敦的官方喉舌——《伦敦时报》——的一名评论员这样写道：“当《汤姆叔叔的小屋》就像烈性酒一样让读者重新找到了热血沸腾的感觉时，我们郑重向他们建议……‘试试福钧温和的红茶吧’。这是篇没有掺杂一丝做作的文章。它那么纯净，这几乎是个缺点。而且必须承认的是，如同中国人自己喝茶时从不加牛奶和糖一样，华丽的修饰和过多的注释对我们那位真诚的作者来说都是毫无必要的。至于味道嘛，那是无懈可击的。亲身体验一下就能感知这东西的妙处，他只要啜饮上一口，就会变得全身放松，然后会忍不住再抿一口。”
这本书被异想天开的植物学家、想入非非的殖民主义者以及那些只是单纯迷上了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的人疯狂抢购一空。福钧通过这本传统类型的维多利亚时代教育小说来分享他的经历：靠着他的机智和无数的急中生智生存下来后，这个来自苏格兰的年轻人以最不可能的方式名垂青史；回到伦敦后，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但是，如果要写一篇引人入胜的小品文将福钧塑造为众人心目中的英雄的话，那么这个故事一定是以他害着热病，躺在一艘漂在凶险莫测的闽江上的船的舱板底下为开头。
福钧搭乘的平底船向左掉了个头，驶出了波涛汹涌的闽江口，进入中国南海。这艘小小的木船借着清晨刮起的风行驶着，它那用藤绳胡乱编织起来、活像一块席子的船帆被扯得满满的，帆与竹制桅杆之间鼓出了一大块。
舱室的门被猛地推开，气喘吁吁的船长和舵手开始用沿海方言惊恐地嚷着。“海盗！”他们发出了警告。
甲板上呈现一片混乱的场面，船长此时已经开始把船板撬开，好把他那些值钱的玩意儿藏进去，与此同时，全体船上成员也都学着找个地方把他们那少得可怜的几个铜板藏起来，这些钱是要用来支撑艰苦的海上劳作生涯的。福钧拿出了望远镜，他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五艘毫无标记的船，飘扬着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旗帜，这些只会是海盗船。
当第一艘敌船靠上来、贴近他们的时候，海盗船上的全部船员可能多达50人，他们聚拢在舷门边，开始“像一群魔鬼一般吼叫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直到现在，他们那可怖的吼声似乎还在我的耳中回响着，当时我正在地球的另一端。”福钧后来写道。
把目光转回己方船员身上时，他注意到他们已经乔装打扮了一番。这些人让自己看起来像一群乞丐，似乎已经在海上漂泊了40年以上。他们现在身上只挂着稀少的布片——撕得稀烂的布条和麻袋碎片。当敌人即将登船的时候，这里已经没有什么看起来值钱的东西可抢了。
海盗活动一直是困扰中国的祸害。与西方的贸易带来了不计其数的海外财富，这直接导致沿海一带成为企图将海运强行纳入政府管控下的官府与一群无法无天的海盗之间的战场。如果成为海盗团伙的一员，那么生活就是一次次狂暴的鸡奸、轮奸、酷刑折磨和自相残杀，但这同时也是游离于僵化死板的清朝社会结构之外的一种生存方式。劫持像福钧乘坐的那么小的船毫无利益可言：它能榨出的油水只有几个可以卖作奴隶的俘虏和一艘毫无价值、只能据为己有或者干脆凿沉的船——不过这样的目标倒也几乎毫无风险。海盗船在火力、人数、机动以及船只性能方面轻而易举地战胜了福钧所乘的笨拙运货帆船。
福钧一方的船员现在开始从货舱里将一篮篮石块拖出来倒空，倒出来的石块布满了甲板。在平时，这些石头是被用作压舱物的，一旦开打，它们就成了最原始的武器。然而，正如福钧记载的那样：“所有海盗船都带着枪炮，因而满满一甲板的石块几乎毫无用处。”“把船掉个头。”一名船员急吼吼地要求。“我们把船开回那些靠海的悬崖群里去，然后就藏在那里面。”另一个人主张。“打！”一个船员吼道。“走！”另一个吼道。
一个西方人一旦落入海盗之手，他的命运通常会变得十分血腥：歹徒们可能会扣住福钧以勒索赎金，并不惜用酷刑加以折磨。在胁迫之下，他将不得不写信给英国大使馆，恳求一笔数额令人无法忍受的赎金以让他获释。一个就在这种情况下被绑架的英国人质写道：“我看到一个人的脚被巨大的钉子钉住，之后他被用四根捻成一束的藤条疯狂抽打，直到他吐血；就这样被折磨了一阵后，他被带到岸边，砍成碎块。”另一人这么写道：“被直直地钉着，他的内脏被切开，心也被掏了出来，随后他们把它们泡进酒里吃掉。”
如此残忍的行为，海盗们完全下得去手，将他们处以死刑实际上一点儿也不冤。这个国家对海盗罪的刑罚是将罪犯钉在十字形架子上，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割他们的皮肉，并把他们砍成120、72、36或24段。最轻的判决是砍成24段，一名观察者记载：第一刀和第二刀割眉毛；第三刀和第四刀割肩膀；第五刀和第六刀割胸膛；第七刀和第八刀割每只手和手肘部之间的部位；第九刀和第十刀割每个肘部和肩膀之间的部位；第十一刀和第十二刀割两条大腿上的肌肉；第十三刀和第十四刀割两条小腿的肌肉；第十五刀刺穿心脏；第十六刀把人从头到身子劈成两半；第十七刀和第十八刀砍下双手；第十九刀和第二十刀砍下胳膊；第二十一刀和第二十二刀砍下双脚；第二十三刀和第二十四刀把腿砍下来。
所以，他聚起所剩无几的余力，强忍着高烧，尽其所能地在喧嚣混乱的甲板上维持秩序。他举起手枪，瞄准了他的舵手的脑袋。“比起那些海盗，我的枪离你更近，”他威胁道，“如果你胆敢从舵边逃开的话，我敢发誓，我会一枪崩了你。”
当他抛出警告的时候，敌舰舷侧的大炮开火了。全体船员——除了被福钧吓得半死的舵手之外的每一个人——都躲进了船舱甲板下面。炮弹呼啸着越过了福钧的头顶，径直穿过了船帆的间隙。
这条海盗船至少比福钧的船大一半，但是由于它的炮是架在过道沿侧的固定炮位上的（船只过道与船只两侧平行），因此这艘船不得不调整它的正前方航向，转一个很大的角度以便开火。当大炮还在继续齐射的时候，福钧已经制订了计划：他在一段距离内不会还击，而且会让海盗深信可以轻而易举地靠上他的船。把他们引到近距离内，福钧的精准武器比起海盗那些笨重的加农炮和本地制造的滑膛枪或火绳枪（这些中国人没有来复枪，连手枪也没有）——这些玩意儿在开火射击的时候有相当大概率在射手的手里炸膛——就完全占了上风。
海盗们已经贴了上来，枪炮的闪光都看得清清楚楚。当他们行进到距离20码的时候，福钧抓住了机会。他顺着甲板朝船尾高处的后甲板慢慢爬去，而后猛地站起，手中的双筒来复枪开火了。
刹那间，正在开火的海盗船的所有船员大吃一惊，从舷墙后面迅速消失了。福钧的枪法很准，其中一名海盗被打伤，很可能已经毙命。这艘海盗船突然变得像一条鬼船：无人掌舵，它只能无力地在水面上打着圈。
另一边是福钧的船，正被人驾驶着，扯起了满帆。
然而，海盗们是成群结队行动的，没过多久第二艘船便又开始逼近他们，其他三艘也出现在目之所及的范围内。
披着破烂布条的船员们以及乔装打扮拜访苏州官员的园林的经历令福钧突然冒出个主意：穿上借来的衣服假扮成当地人。他还有几套用于更换的贮藏在船舱底下的西式服装。如果他把船员们打扮得和西方人一样会如何？“当时我突然想到一种可能性，我或许可以误导海盗对我们实力的估计。”他写道。中国人其实在海上和瞎子一样：当所有的英国船只都装备了单筒望远镜，有些甚至装备有双筒望远镜的时候，几乎没有中国船只装备这些。如果海盗认为这是一艘满载着欧洲代表团和军械弹药的船，那么他们继续追逐的热情可能就会大减。
福钧打扮成“最不像中国人的中国人”，衣服是和一个船员互换的，那船员现在穿着他现有的最好的西装。穿着礼服大衣、长裤、有跟鞋，这个人看起来活像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家。他命令他们操起长棍——这些家伙远远看上去像是步枪——并挥舞了几下用于升起船帆的短杆。
尽管看起来确实很像英国人，但是海盗船逼近的时候船员们还是被吓呆了。大炮开始齐射时，所有人都逃到甲板下面去了，只丢下福钧孤零零的一个人。
第二艘海盗船开始开火。越来越多的炮弹碎片四下横飞，越来越多的人吓得哆嗦发抖，越来越多的人在哭爹喊娘。但抢在盗匪装填弹药之前，福钧站了起来。
他的来复枪开火了，从船头到船尾一共两枪，然后换成左轮手枪射击，打死了海盗一方的舵手，这艘船也被风刮得歪歪斜斜了。地平线上，剩下的海盗船开始掉头。福钧手下的船员们从甲板底下涌了出来，欢呼着胜利，冲着逃跑的海盗们尖声奚落着。“有种回来，像男子汉一样打一场啊！”他们喊着。
船员们捡起胡乱堆放在甲板上的石块，把它们丢进退却的敌人船只后面的海里。“一个先前从没见过那些先生们的毛头小子现在也许会把他们当成击退海盗的勇士。”福钧事后评论道，“幸运的是那些海盗认为应战是划不来的。”
他写道：“现在在那些船长、舵手、水手和乘客之中，我是当今最伟大、最棒的人之一。他们竟然走过来，在我面前跪下了，就和他们对待一些长官一样。”
他的海上冒险在他的书出版之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助其得到了经验老到中国通的名望，从他在当地居民中饱受敬仰的程度而言，没有一个手工艺人、军人或传教士能与之比肩。当福钧重返中国开始他的下一次考察时，比几朵兰花的命运重要得多的大事到了成败关头：他将改变两国的命运。2 1848年1月12日，伦敦市，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大楼坐落于伦敦金融城中心的利德贺街的一块声名远扬之地。爱奥尼亚式的支柱撑起了这栋建筑气势宏伟的正面，象征着全球商务的雕刻装饰着三角形的门楣空间；在顶角部分，一具象征着欧罗巴的人像骑坐在一匹马上，一具象征着亚洲的人像则跨坐在一匹骆驼上，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骑士为身着衣袂飘飘的罗马服饰的乔治国王。这位患有精神病的国王的著名事迹，包括丢掉了美国13块利润丰厚的殖民地的统治权，为保卫国际贸易权而拔剑乱挥一气。尽管这栋建筑的山墙是朝北的，然而每个从忙碌喧嚣的东印度公司办公室下面走过的人，都面朝东方——这座庄严公司的利益中心。
笼罩在一片喧嚣嘈杂之中的贸易公司的日常活动，包括重新抄写各类信件，开会讨论利润、额外收益和特权的分配，而这样的会议通常要从晨曦初露一直持续到日落西山。在与会人员享用早餐的时候，一个来自印度的木箱被送到了这里。把它运进来需先穿过用肖像画、雕像和纪念品装潢的富丽堂皇的走廊，之后经过一间巨大的图书馆和一座摆满各种模型、硬币、勋章、化石、鸟类标本、雕塑、浮雕的博物馆。箱子是搬运工从造船厂挑来的，它经过一只内嵌发条装置的猛虎，当发条上紧的时候，这只虎会“吃掉”一个木制的英国士兵——这玩意儿原本是一位印度苏丹的财产，所有权截至他败在东印度公司手下之时。
这个体积庞大却很轻的箱子是寄给一个年轻职员的。这个年轻人一撬开镀锡的箱盖，里面立时释放出一股草本植物的芬芳香气。他开始为箱中所盛物——茶叶——专门准备了几个小包裹。利用面前摆放的一架天平和一排按规则排列的黄铜秤砣，他将箱子里的茶叶等量分为数份，并小心翼翼地将每份植物装入一个浸蜡的帆布包内。他准备将这几包散装茶叶寄给伦敦最好的茶叶批发商。
分装茶叶并不在这个职员的日常任务范围内，他的日常任务和任何一名秘书一样：撰写一式三份的文件、信件、从东方寄到公司办公室的货物的提货单。作为一个干着一份既不用纳税也毫无吸引人之处的工作，领着一年300磅的体面薪水的人，分发几袋茶叶这件事仍是他终身职业生涯中干过的最重要的差事。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小职员正在分发的茶叶能否给那些身份高贵的接受者带来良好印象，对他的雇主的生计好坏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个小职员的雇用方的正式名称是英国商人对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尽管有时被简称为“约翰公司”或“可敬的公司”。它是一家历经三百年光荣岁月的全球性股份制企业，大部分盈利的年头都在与东方做生意。这些年它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开拓殖民地。在此过程中，它一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跨国公司。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称其为“宇宙巨无霸商业协会”。
当伊丽莎白女王于1600年向东印度公司颁发皇家特许状时，她将东印度的全部贸易权——这份授权正如公众期望的那般充分和宝贵——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它存在的头一个世纪，它从东方购入大批香料和纺织品，并在伦敦出售。为了筹集远征东方的资金，东印度公司开始出售股份，股东可以从公司利润中抽取红利。这一经营手段为英国带来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令公司日益繁荣昌盛。
利润和机遇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与东方的贸易正在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约翰公司变成了许多与其贸易的岛屿的事实上的统治者：它有权占有土地，铸造货币，统领军队，签订协议，发动战争或议和，甚至发展它自己独有的法律及征税体系。它已经可以和许多帝国或小邦平起平坐，实际上已发展为世界经济中一个全新的实体。
东印度公司成就了皮特家族（the Pitt family）的巨额财富，成就了威灵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在军事上的赫赫威名，促成了黑斯廷斯帝国（the empire of Hastings）的诞生。公司的一位董事伊莱修·耶鲁（Elihu Yale）出资赞助了一所颇有名望的大学。位于伦敦利德贺街像俱乐部一样的办公室拥有诸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查尔斯·兰姆这样思维敏捷、精明强干的雇员。伦敦总部下属职员有近350人，堪称英国最大独立私营企业。东印度公司拥有的雇佣军规模堪比君王，而其所需的与军事相关的就业岗位却是君王所需的两倍；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的文职人员数量还在以50%的速度增长着。东印度公司将这种绅士般的资本主义推广到英国其他没有产业的有闲阶级，这些人主要来自英国南部，受过公学教育。“英国一些最漂亮的、血淋淋的功绩是在印度干下的。”一位公司成员如此评论道。
从由伦敦的董事会主持事务这一点来看，东印度公司组织制度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股份制企业类似。在以前，生意上的事同样由那些公司经营者说了算，但东印度公司股东并未干涉公司的日常事务。职业经理人这一行业已经在英国出现，并成为成功中产阶级的象征之一。东印度公司在国际上的庞大野心，促使它不得不建立起相应的庞大复杂的内部结构，进而发展出精密复杂的国际金融业务和包括货物追踪、服务追踪及越洋债务追踪在内的存货系统。经理有权使用一切可以用得上的技术和信息——从电报、信件到直觉判断——同时处理几个市场的海量业务。
与今日的国际商贸一样，东印度公司为保持业内领头羊的地位而竭尽全力。公司上下普遍坚信在茶叶这种日用品上投资可以令己方的巨无霸地位无可撼动。17世纪60年代，葡萄牙布拉甘扎王朝的凯瑟琳公主（Portuguese princess Catherine of Braganza）与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成婚，茶叶作为其嫁妆的一部分，从此流入英国。茶叶拥有一系列优点：重量轻、易包装，即使经过无法预测的长时间海上颠簸，其品质也不会变坏，因而被证明是东印度巨型商船所运载的完美商品。作为外来奢侈品，茶叶迅速在气候寒冷干燥的英国成为上流社会阶层用于展现自身气质、品位的理想载体。打这之后，它迅速渗透到下层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因而到了18世纪中叶，茶叶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饮品，风靡全英，其销量甚至超过了啤酒。
以前茶叶只不过是“可敬的公司”贸易清单上的又一项日用商品而已，而它现在已经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饮茶是作为英国人的象征。妻子们把茶摆在早餐餐桌上，而帝国的银行家们则懂得是茶叶在维持着远东贸易的运转。对于政府而言，茶叶贸易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利益中心、数十亿英镑的产业，财政部的税收收入估算显示：茶叶贸易的利润在英国经济总量中已占到10%的份额。东印度公司则在每个通过航运运往英国的箱子上盖上印花税的印记。
天有不测风云，国会于19世纪通过一系列议案，撤销了东印度公司对亚洲的贸易特权，它的优势性地位从此岌岌可危。起初，皇家特许状令公司在与东方贸易上一时处于完全垄断的地位，而当时没人能理解这一授权意味着什么。垄断，按定义解释，是对竞争和革新的粉碎性压制。不仅竞争对手坚决反对在对外贸易领域设置如此之高的壁垒，也要注意到的是当时英国的民粹主义在不断壮大，已经蔓延到了帝国的商业业务领域：既然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已拥有政治选举权，那为什么不能让每家英国贸易公司在对远东贸易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呢？1813年，英国国会终于终结了东印度公司在对印贸易上的垄断权。尽管这个事实上的统治者对这片次大陆的统治就此终止，但其他的股份制公司被批准进入印度，在印度港口将一箱箱印度特产装运上船；尽管东印度公司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但它在印度所搜刮到的税收收入仍相当于英国全部税收收入的半数，可以说它依旧财大气粗，它仍掌握着最有利可图的对华贸易垄断权。
中国曾一度是东印度公司的净利润之源。公司在中国全力进行市场运作，一箱箱的茶叶、生丝、瓷器从广州运出，登上东印度公司的巨型商船，然后变成一笔笔实实在在的财富。其中茶叶的盈利实在高得出奇，在19世纪之交，茶叶贸易所创造的利润已经相当于其他中国商品的利润总和。然而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自由贸易主义提倡者始终坚决反对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上的垄断。1834年，国会提出的法案终于剥夺了对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长期许可。随着自由贸易主义和重商主义思想在英国的蓬勃发展，要在对华贸易上分一杯羹的那些人之间注定将爆发激烈的竞争、冲突。规模更小的新型公司的商船将很快停泊于广州口岸，卸下成箱的鸦片，装上成箱的茶叶后运往英国，并且它们拥有的更为快捷的船只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往返于两大洲之间。与之相比，东印度公司的三桅巨型商船看起来既老旧又臃肿，爬起来慢吞吞的，倒像是公司目前状况的绝佳写照。看来东印度公司雄踞无可匹敌的商界霸主地位的日子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
这下连最后的贸易垄断也丢了，东印度公司旋即要面对一系列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问题现在成了它最为头痛的所在。大英帝国光顾着认为它对茶叶是完全了解了，丝毫没有意识到茶叶一直是中华帝国负责生产的。中国人采摘茶叶、烘焙、混合后，再以一个包含利润的价格卖给英国。中国利用对这种饮品的完全控制，统治了英国人的品位达两个世纪之久。然而，由这一重要产品而产生的对别国的严重依赖是对大英帝国经济自给自足感的严重打击。尤其令人恼怒的是，这个国家通常利用这种依赖，对英国持着粗鲁无礼而不合作的态度，随心所欲地对茶叶次品大肆抬价。
对于东印度公司而言，长期以来，任何国家——更何况是“落后的东方诸国”中的一员——胆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无视一个拥有震慑全世界的强大海军的国家所发出的贸易倡议，是完全不合理的。然而，奉行闭关锁国主义的中国还是成功地与大不列颠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即使英国的进口量已占到全国茶叶产量的五分之一。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何令销量增长到这个地步的？这对西方人来说仍是个谜。甚至连茶叶的那些名称都如同谜一样难以理解：雀舌、龙井、玉女峰、镜岩、海龟石、三僧岩。这些是绿茶还是红茶？人们将茶叶归类上市销售的时候如何对它们进行相应分类描述？东印度公司要如何才能保证每年买到的茶叶品质不变呢？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愈发厌倦与那些贪得无厌的中间人打交道，也早已不愿在茶叶销售利润上被那些可恶的中国人分走哪怕一小杯羹。
小小的茶叶就这样成了地球上依旧敢于与大英帝国叫板的一个大国的象征。
如果说茶叶贸易这一上天对东印度公司最慷慨的恩赐造就了它的辉煌时代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中期公司已经摇摇欲坠。它的茶叶生意开始逐渐衰落，与此同时，它正在为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丝希望而垂死挣扎着。在印度，东印度公司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惨剧。超过一千万人因饥荒而丧生，而两国之间的战争又导致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此外还有腐化堕落、扩张主义、毒品贩卖以及种族清洗。对这片次大陆的统治也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投资生意。为了保证其领土安全，东印度公司悍然在战略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在阿富汗和旁遮普发起军事行动，新殖民地本应为英国制造的商品打开新的市场，然而亚洲农民却对英国毛织品几乎毫无需求。❋
前文提到的那名公司职员努力令自己双手不颤抖，借助从东印度大楼的窗户栅栏间透进来的昏暗光线，他仔细打量着那箱印度茶叶。这是喜马拉雅山茶，这种茶叶以前在英国从未见过。这是按照哈丁子爵的订单从加尔各答送来的，作为拯救东印度公司计划的一部分。
哈丁曾追随纳尔逊勋爵和威灵顿公爵与拿破仑作战。他在利尼战役中失去了一只手，因而错过了仅两天后的滑铁卢战役。这位子爵深得威灵顿的赏识，以至于拿破仑的佩剑被公爵当作一件无足轻重的礼物送给了他。哈丁从军队退役后投身政界，在国会当了一名议员，之后他以战争部长一职跻身辉格党和保守党政府内阁。要当个掌舵人的话，他还有一只可用的手——虽然他只有这一只手了——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军人从1844年到1848年以总督的身份担任印度大局的掌舵人，东印度公司觉得自己是撞了大运。当他建议这些印度茶叶应该送给伦敦的品茶人和混茶人（英国人喝的红茶是由人工按一定比例混合的。——译者注）——这行的世界最佳从业者时，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想都没想就表示由衷地赞同。
喜马拉雅山茶并非印度本土出产的第一种茶叶。东印度公司在那里进行茶叶种植已有十年历史，他们在阿萨姆省推广印度原产茶叶的种植。早在1815年，东印度公司医疗队的外科医生已经最先在阿萨姆省发现了印度茶叶，然而，1831年之前它都未被正式承认为印度原产茶。印度茶叶在其邻近缅甸的低洼本土长势良好，那里的土著人习惯把它嚼着吃而不是用来当饮料喝。在随后的几年里，东印度公司将数百万资金投入原产茶叶的种植实验之中，看看它能否在印度的植物园中生长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这个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东印度公司发现它能长出一种类似于中国茶叶叶片的叶子。公司也可以训练当地人采茶和制茶。然而东印度公司怎么也无法让阿萨姆红茶具备上佳的口感，或者至少在这点上无法与世界上最佳茶叶——中国茶相匹敌。对于饥渴的英国市场而言，中国茶是唯一的渴求。
阿萨姆红茶闻起来有股浓烈的刺激性气味，尝起来则有股辛辣的烟味。时至今日，拍卖会上的上等茶叶佳品中也鲜见阿萨姆奶茶的身影。只有那些追求阿萨姆红茶在冲泡时所分泌的浓郁气息和一股麦芽香的人才会欣赏这种茶叶。它的长势也不是特别理想，每英亩的产量所得收益少得可怜。今如往昔，阿萨姆红茶仍被广泛用于茶叶混合——当纤巧的茶香需再添一分浓郁之时。对阿萨姆红茶的实验改造一连持续了几年，东印度公司最终意识到这种茶叶永远卖不出像它的竞争对手那样的高价，毫无疑问，也永远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取代中国茶叶的位置。基于以上结论，东印度公司很不情愿地放弃了自己在印度的茶叶资产。
喜马拉雅山茶是东印度公司下一个寄予厚望的产品，哈丁在一封于1847年9月20日致公司董事会的信中流露出对这种茶叶的热切期待。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觉得我们如果种植这种（喜马拉雅）茶叶的话，很可能只要短短几年时间，就能为我们的国家开辟一座收益极其可观的金矿。我们在喜马拉雅山推广这种茶叶的种植，甚至无限扩大它的种植面积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困难。我敢打包票，在并不遥远的将来，这种茶叶的产量不光可以满足印度市场可能出现的巨大需求，而且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将足以与中国茶叶在欧洲市场上竞争。有了它，英国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那个外邦在这种生活必需品上的严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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