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萨多·夏普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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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领先到极致：互联网时代下的创业、创新与管理哲学试读：
导 言
伊萨多一直是个梦想家。在课堂上，他更多的是凝望窗外，而非（伊萨多的昵称）听讲。伊西渴望自由自在地在户外玩橄榄球、板球或其他最时髦的运动。在他还是一个8岁大的孩子时，他的梦想是能成为撑杆跳冠军。他的姐姐比阿特丽斯，可以很耐心地拿着扫帚劳动一个小时，而伊西则会抓着他的“撑杆”（一个犁耙杆）在草坪里来回跑动，企图借此加速跳过姐姐手中的扫帚。他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他就是无法达成这个目标。当然，他的雄心壮志随着岁月流逝也在不断变化着。“嗯，如果做不成撑杆跳运动员的话，或许我应该加入海军。”他对自己说道。当时我们正与德国作战，稍大一点的男孩都会参军服役，在伊西看来这比其他任何职业都要崇高和重要。当人们问他谁是他的榜样和楷模时，他总是回答：“那些在战时自愿参军的男人，因为他们用生命实践自己的信仰。”
但在失去了成为战争英雄的机会后，伊西转而投身商界。在这里，他依然怀揣着梦想（他从未失去过）——他拒绝像实用的格言所描述的那样，做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伊西总是倡导“让我们感性点吧”。人们说他天真，血液里流着的全是乐观主义。但最后的一切都证明，他这种天真的个性与他的事业相得益彰。伊西信任每一个人，现在仍然如此。
信任和正直一向是四季酒店的基石。伊西是个对既定宗旨没有概念的领导者，不懂得如何运作公司，也没有MBA学位。他作出了很多鲁莽的决定——违背现有趋势和专家建议——固执地相信自己来自于长期经验的直觉。伊西有着近乎狂热的社会责任感，并相信道德规范就是团结和激励他手下员工的最佳武器。“只有一件事你能控制，”伊西说，“就是你的态度。”他对自己的决定有着强烈的自信，在他看来这如同常识一样。确实，在反对者面前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往往会让人陷入孤独的境地，但伊西的父母向来教导他要勇于承担责任。
这些年来，我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各种想法都变成了现实。有时在天亮前，我会发现他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凝视着天花板，思考权衡。我知道他总会找到正确的答案。商业书籍把伊西誉为“创（著名管理学大师，多伦多大学罗特新天才”和“综合思想家”。罗杰·马丁曼管理学院院长）赞扬伊西有这样一种能力——权衡两个对立的想法，随之得出一个合成的点子，这比之前任何一个都要好。
看着伊西访问各酒店时传教士般的演讲，我倍感愉悦。他总是欠着身子坐在高脚凳上，一条腿蜷曲着搁在凳子的横档上，瘦长的身体搭配着宽松得体的衣着，浑身散发着晚间电视节目主持人般的魅力。这些演讲现在已经成为了传奇。伊西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即使是在7天之内访问15家酒店仍然如此。全体员工通常下午4点汇集到多功能厅，他像为董事会作报告那样，向他们陈述公司新闻，带给他们自信。我很喜欢芭芭拉·塔尔博特的描述：“伊西的演讲折射着他的个性，即他的谦恭、感恩、内敛和含蓄。”
让伊西与众不同的是他与生俱来的博爱。他确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力，只是不同的机遇让人们分出了高低。
只要看过他如何打理生意，你就知道伊西完全可以就如何谈判沟通写本书。如同他所说的那样：“你必须正视他人的需求。”他有一种能在恰当的时候提出恰当目标的能力。“如果我错失时机，”他说，“我就会退出。”他从未对人发过脾气，因此也无须在事后内疚。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大动肝火，他总是泰然自若。
正如我在我的回忆录里所说的：“多年以来，我一直以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伊西的抱负开花结果。早期他的大胆宣言听起来像是白日做梦。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目标是让四季酒店成为世界品牌，成为‘奢华’的代名词，就像劳斯莱斯那样。‘当然，’我心想，‘只有仅仅10家酒店——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没说出口。对于他的成功，我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默默相伴。”
55年以后，我的丈夫，伊萨多，仍然非常和善而睿智，只要四季酒店仍旧存在，伊萨多·夏普就会作为这家酒店的创立者而被人们铭记。罗莎莉·怀斯·夏普2008年8月24日
自 序
许多长期的成功都基于无形资产：信仰和理念。——伊萨多·夏普
人们常问我，对四季酒店最初的设想是怎样的。实际上，根本没有设想或任何宏伟的计划。1961年，当我在建造我的第一座酒店时，我根本不懂酒店业。我唯一的专业经验就是建造公寓和房屋。我仅仅是一个建筑商，而这座酒店则是我要建的另一栋建筑。我从未想到过这将会变成我一生的事业，我也从未想到过有一天我将建造和管理世界上最大和最负盛名的五星级酒店集团。
我从客户的角度开始涉足酒店业。我是主人，客户是我的宾客。在建造和运营酒店时，我这样问自己：客户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客户最认同的价值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给予客户最有价值的服务，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为他们认为值得的东西掏腰包。这就是我一开始的策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起初，公司进展缓慢。我承认我犯了一些错误，但我从没有犯下看重利润胜过看重人这种错误，并且我相信四季酒店得到的全球性的广泛赞誉也主要是建立在我与朋友的密切关系上：投资人、合作伙伴、董事会主席，他们赞同我的主张；成千上万的雇员、经理和主管，他们帮助我让公司如此成功。
回顾过去的40年，我确信是4个关键战略奠定了四季酒店坚如磐石的基础。它们被称为我们商业模型的四大支柱：质量、服务、文化和品牌。
有意思的是，这4个关键目标在1986年就已经定下来了。有时人们问我：“那是否意味着从那以后你再也没有任何创新？”我告诉他们每年我们都有新的动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在根本上比这4点更加重要。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持续不断地精炼和强化这最初的四根支柱。
这一切并不是我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跳起来喊“我有个新主意”，然后在一天之内将其付诸执行。这些决策经过了25年的发展，是环环相扣的。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有过许多新鲜创意，这些创意很多被人复制并最终成为了业界的标准。但有一项无法复制，这也是我们的客户最为认同的一项——我们始终如一的优质服务。这样的服务质量是基于企业文化本身，而文化不能像政策规范一样被复制。文化一定是发自内在的需求，并建立在公司职员的长期一致的行为之上。
四季酒店是人的集合——众多善良的人们。第一章从泥水匠之子到酒店创立者在建造第一家酒店的时候，我就一直注重客户的需求：什么是我们的客户最想要的？我在酒店业的经验虽不丰富，但已清楚地知道大多数客户要的是什么：一间静谧的房间，一夜安宁的睡眠和一次振奋精神的清晨淋浴。身体力行是我父母最成功的教育我的家族变迁史
我的父母都在波兰长大，我的母亲利尔在奥斯特罗维茨长大，我的父亲马克斯则成长于奥斯维辛（现在因为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广为人知）。在奥斯维辛，我的祖父，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被认为是“村里的智者”。祖父有7个儿子和5个女儿，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旷日持久的大屠杀使得整个家庭分崩离析。那时，成群的暴徒闯入犹太人家中，抢夺他们的财产，殴打他们，往往还放火烧掉房子。
我的祖父和伯父路易去了军队服役，当时13岁的爸爸则去了克拉科夫，与我的曾祖父母一起生活。17岁时，父亲在维也纳获得了签证，去了巴勒斯坦，它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一战”后被英国占领。
当时，谁也想不到，移民者们为了使之更适合居住而努力开垦的这片荒地，会成为后来的以色列。对于父亲和他的年轻同伴们来说，生活并不轻松。白天，他们在沼泽和湿地上种植桉树，用这种方法来排干土地中的水分，使其成为沃土；晚上，他们还要驱逐抢匪。无论如何，父亲成为了一名建设者，他也是日后代加尼亚的创立者之一。代加尼亚是以色列第一个集体农场，现在则是一座有着相当规模的城市。我有一些父亲和他的伙伴们的老照片，他们那时看上去年轻而坚毅。从他们的脸庞和神情中可以看出，这些小伙子实际上还只是男孩，不过与同龄人不同的是，他们有一项非同寻常的使命——从零起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与此同时，我大舅舅马克斯·戈弗雷移居外国。他是最早一批到达加拿大的波兰犹太人，他通过在船上打工来支付路费，并最终留在了多伦多。
马克斯舅舅不久就融入了当地生活，甚至还改掉了意第绪语口音，成为了一个快活而友好的推销员，自信并且充满魅力。只要他一进屋，总能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很钦佩马克斯舅舅，并且相信我们俩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虽然我有些性急。马克斯舅舅果断坚毅，正如他所计划的那样，他逐渐把他们家庭的大部分成员一个一个地接到了加拿大，包括我的伯父路易·夏普，他娶了马克斯舅舅的姐姐。
路易伯父与他最小的弟弟——我的父亲，保持着联络，并把他介绍给戈弗雷。戈弗雷当时正在为他妹妹利尔物色如意郎君，这就是戈弗雷给路易钱，让他把我父亲从以色列带到多伦多的原因。
路易伯父是做抹灰行当的，而父亲也曾在以色列学过抹灰，所以他们成为了合作伙伴。看到父亲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马克斯·戈弗雷认为我的父亲将会是他妹妹的好伴侣。“利尔是一个不错的年轻姑娘，”戈弗雷告诉我父亲，“你会喜欢她的。我会把她接到加拿大来，这样你们就可以结婚了。”在当时的犹太家族里，包办婚姻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当爸爸同意之后，戈弗雷就把他妹妹接过来了。
母亲当时年仅16岁，身材高挑，富有魅力。她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很有洞察力且做事果断，不会随便就和别人介绍的人结婚。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尽管有很多情敌，其中一个还非常富有，但母亲还是被父亲的活力和儒雅深深吸引。1927年6月12日，他们结婚了。据说在新婚期间，父亲一下班就赶回家里，直到第二天早上9点才出门。
父亲和路易伯父的合作关系没有持续太久。母亲认为路易利用父亲，而且总是固执己见，听不进一点意见。每当我回到家，总看到他们在激烈地争吵，但最后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母亲会说：“好吧好吧，路易！周五过来吃晚餐，带上露丝和孩子们。”尽管有分歧和争执，他们还是以家庭为重。
他们两人散伙后，路易伯父去修建公寓并最终发家致富，而父亲则独自一人继续做着粉刷匠，每星期挣10美元。由于英文水平和技术都付之阙如，父亲还不能像路易伯父那样换工作，但他一直通过观察其他手工艺者，如砖匠、木匠、电工、水管工人等是怎么操作的来学习。他还通过每天读报、倾听人们交谈提高了英文水平。
父亲母亲最初住在多伦多市中心，就是后来著名的沃德镇。他们搬了好多次家，从我的出生地——布伦瑞克大道81号到欧几里得、克劳福德、克林顿等一些主要街道。在那段生活在沃德镇的日子里，我的母亲生下了4个孩子：伊迪丝生于1927年，1929年比阿特丽斯出生了，而我和南希分别出生于1931年和1933年。我父母的独特教育方式
多伦多如今已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和主要商业中心，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它的大小仅有现在的1/5。由于宗教原因，每逢礼拜日，所有商业活动都会停止，包括电影、戏剧以及音乐会等。而平日里则是另一番情景：摊贩们贩卖御寒衣物、水果以及蔬菜；面包、牛奶、冰块等，都是用马车送来的，孩子们为了免费的冰块每天都追赶着售冰者的马车；售冰者后面还跟着街道清洁工，他们收拾着马匹留下的还冒着热气的粪便；马儿不时在深绿色的铸铁水槽中饮水……这一切构成了这座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那时，沃德镇是多伦多城里的犹太人聚居区。那里有6座教堂，当地居民72%都是新教徒，这些人对犹太人有些偏见。
在我们所在街道和对面街道的房子后面是一条小巷，那里堆积着两个街道的住户们废弃的煤渣。这条小巷也是我和其他犹太小孩的天堂。对于我们来说，欢乐时光常常意味着用煤渣回击那些向我们攻击的非犹太人。之后很久，我才逐渐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场平常的游戏，还是孩童之间的帮派斗争。在这场斗争里，我们的对手是一些从小就被灌输憎恨犹太人思想的孩子。反犹太主义是如此盛行，以致很多犹太小孩只得更换姓名，好让他们的名字听起来更像英文名字。我也曾偶尔想过更名，但还是决定不这样做。
在一次玩耍中，我被一块硬煤渣击中了额头。我哭着冲回家，任鲜血沿着脸颊流淌（我的脸上至今还有一个明显的伤疤）。母亲瞥了我一眼，给了我一记耳光——其实她当时已经意识到我的伤不是很严重。“看衬衫被你弄的！”她说。然后她擦干净我的脸，用邦迪包扎了我的伤口，叫我“接着出去玩”。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女性：虽然要求严格，但内心善良。她善解人意、务实、知书达理，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事情，用现在人的话来说就是爱之深、责之切。无论她让我们干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我们一家子，从来不是为了她自己。即使母亲后来渐渐发福，也不失优雅。正如罗莎莉所言：“她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滑翔，犹如帆船的船头破浪前行。”
我们的母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我们家庭的领导者。在生意、社交和家庭事务等方面，她的话绝对是权威。在家里，我们对她言听计从；但出了家门，就必须独立——我们很小就已经很独立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独自步行去幼儿园时，总会试图弄明白怎样才能到那里。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想过送我上学或者接我放学，不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更主要的是他们希望我们可以像他们小时候那样独立。
虽然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却没有受到任何优待。我相信母亲更倾向于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能力，因为在奥斯特罗维茨的时候，是外婆一个人经营着家族的煤炭生意，而外公则在埋头研究摩西五经。母亲自己也非常能干，她延续了其家族的传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我们家没有那种睡前父母给孩子讲故事的书，即使有，我的父母也不会给我们讲。不同于那时由非典型移民抚养长大的年轻人，我们年少时的认知都来自父母的身体力行，来自街头巷尾。
1937年，为了在以后更有发展前途的城市北部买到便宜的土地建造房子，父母离开了沃德。但父亲在可能是最糟糕的时期——北美商业史上最萧条的时期——从商了。通常哪儿有活儿他就去哪儿做。一次，当他在用马和犁开挖地下室时，他的肩膀受伤了，但他只是抖了抖肩，又毫无怨言地继续工作。这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不久以后，父亲觉得已经学了足够多的知识，可以当抹灰承包商了。他的英文虽然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问题。第一次承包工程，他就误解了对方提出的工程计划，没有意识到这项计划仅仅列出了建筑所需的一半工程，因为另一半工程与所标明出来的一模一样，所以在工程计划中并未明示，这在当时是商业惯例。于是父亲的报价被对方欣然接受，因为这相当于打了对折。
直到工程正式开始之后，父亲才开始理解这个潜规则。其实父亲本可以卷铺盖走人，让其他人去完成这件事，但是他想自己已经作出了承诺，基于诚信，他必须完成这项工程。于是在没有降低质量的前提下，他坚持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也因此欠下了一身债。通过接下来好几年的辛苦工作，父亲才还清了所有债务。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说这是一堂宝贵的商业道德课，甚至影响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当我们从犹太人区搬到尚不发达的多伦多北部时，我们还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我清晰地记得，我和新朋友们计划每人出资5美分购买飞机模型，但当我告诉母亲为什么需要钱时，她拒绝给我钱，说：“即使是5美分也不能浪费在愚蠢的事情上。”我感到失望和不满，但是后来慢慢知道家里真是没有闲钱。可能只有在周五生活会有些改善，在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下，母亲会独自用烤箱做安息日晚餐，而且晚餐的规模越来越大，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家族成员和朋友的需要——20人、30人，有时多达50人。
而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母亲极其节俭。事实上，在我的记忆里，直到我16岁大姐出嫁时，我才有了自己的房间。跟着姐姐们一起长大，我总有些不同寻常的旧衣服穿。
我还记得，父亲在盖房子的时候会把装地板、墙边和天花板用剩下来的木头和三四英寸长的废料都存起来。放学后，我就推着我的小四轮车去父亲的工地，把废料堆上车，带回家放在厨房的灶炉里当柴烧。
有一次回家路上，一个人拦住我说：“你把那些木头卖给我吧，我给你5美分。”
当时5美分对我来说可是一大笔钱，而且我觉得我还可以回去再捡些废料，所以我把木头卖了。但是当我回去时，没有额外的废料了。“为什么不做你该做的事情？”父亲问道，“你母亲今晚怎么做饭？我们晚上用什么取暖呢？”
我的心情糟透了，这甚至比父亲打我一巴掌还难受。不过父亲没有打我，那时没有，以后也没有。父亲不是那种人。
这是我的第一次从商经历，也给我上了必要的一课：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想当然。
当我们长到能够照顾自己并帮忙做家务活的时候，母亲全权负责起了父亲的事业。父亲会买一块土地，然后在上面建新房，母亲则要么把它卖了，要么卖我们自己的房子，搬到新的房子里去。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看起来总在搬家。每当要搬家时，父亲就简单地雇个小拖车，装上我们仅有的一些家具，几小时内我们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开始新生活了。
母亲只要接到一个让她无法拒绝的诱人价格，就会卖掉我们住的房子，即使父亲正在建造的新房都还远远没有完工。她会跟她的姐姐萨拉说“我们要过去和你们住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这么搬过去了。她们家跟我们一样，也是六口人加一条狗。我们两家在一套只有一个独立卫生间的小型三居室里共同生活了6个月之久，但是萨拉姨妈从来没有抱怨过。
到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们已经搬了15次家，那意味着我们要不停地转校，而且全靠我们自己。我相信这是因为父母觉得我们能把自己的事做好，这也使得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很独立。
做了几次房产交易后，父母感觉他们现在可以负担得起廉价的小型避暑别墅了。但我们找不到可供出租的，不过母亲说，“我们必须有一座小别墅”。只要是母亲想做的或者要求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命令。“好的，”父亲答道，“我会建一座。”
父亲在一个靠近沼泽，没有沙滩却叫作水晶沙滩的街道买了一片土地。每个周六的清晨，父亲、我和他雇的4个工人都会带着工具驱车到100英里外的这个地方干活。我们坐的是一辆旧车，父亲一直开着它从事建筑和其他一些工作。
我们整天都在工作，不停地拍蚊子直到黄昏以后。完工后，我们就睡在附近的公寓里面，和那4个工人住一间。即使是在礼拜日，我们也从黎明工作到黄昏。4个这样的周末后——这期间父亲仍在做着日常工作——父亲给母亲盖好了一座小别墅。我的青少年时期
在我十几岁时，建筑工作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暑假里，我常常日出时就起床，赶到父亲的工地工作，只要天气还可以就一直工作到黄昏。我要挖沟渠，为那些砌墙的工人运砖头，为泥水匠送水泥，帮助司机从运输卡车上卸载东西——沉重的砖块，或者是从80磅5②到100磅不等的混凝土块。挖掘、起重、装载对我来说都是挑战。我总是想努力达到父亲他们的标准，成为坚强刚毅的工人。当然，我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他们的标准，但我一直在努力，我知道我在赢得他们的尊重。对我来说，这与我在学校的学习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当我逐渐长大后，砌砖、排水、建造混凝土墙以及安装布线，我都能做。我甚至尝试着效仿木匠们敲钉子，把钉子敲得完全笔直，然后一锤两锤就能把钉子整个钉进去，可惜的是我一直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就像我看到和做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这些使我在早期熟悉了建筑行业，让我发现了建筑的乐趣。
父亲以他独有的方式教了我很多。有一次我学着建造房子：先建木头框架，再倒入混凝土。父亲在一旁看着，并没有告诉我做错了。直到我倒入混凝土之后，我才发觉自己的错误。第一个台阶太大了，而第二个则太小。父亲递给我一个长柄大锤说“：敲碎它，下次别做错了。”他本可以事先告诉我“测量两次，一次切割”的原理，这样就可以节约时间和金钱，但他选择的方法却令人难忘。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会在晚上和朋友们一起闲逛，这种时候我们常会去建筑工地。那时候的建筑工地并未用栅栏围起来，为了找乐子，或是考验自己，我总是蹬着墙面露出头的螺栓和接头爬上屋顶。有一次，我摔了下来，不过幸运的是，我抓住了屋檐，荡进了屋子。否则，我就会直接掉进沟里，折断手和腿、甚至摔破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有时，回顾年轻时候受的伤——指甲从手指上被凿掉，大拇指被车门碾伤，玩橄榄球和冰球时腿部受伤——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现在是完整的。
在那段少年时光，我常在村庄里度过夏天，打一些稀奇古怪的零工。我曾在保龄球馆里摆过球道里的木瓶子。我还很会玩马蹄铁套圈游戏，偶尔能赢些钱。有一年，我在海边的冷饮店里做薯条。我待在一间黑屋子里，土豆从窗口送进来堆成堆，我将土豆放进鼓状容器里去皮，然后把它们浸在水里洗干净，用土豆碎片机切片。那个夏天，我回家的时候，我的皮肤看上去反而比离开时更白了。
当时，我们本还可以再买一幢小别墅，但我们最终还是和它擦肩而过，因为我们没有卡车，只有一辆小汽车来拖运东西。那辆小汽车不仅会时不时抛锚，而且它的变速排挡也没有手柄球了，光光的杆拽在手里能把手磨出泡来。15岁时，我开爸爸的这辆小汽车去考驾照，考官用一种怀疑的口气问我：“这就是你开的车吗？”“就是它。”我答道。“孩子，”他用明显带着同情的口吻说道，“如果你能够发动这辆车，那么驾照就归你了。”我做到了。
在很小的时候，我热衷于各种体育活动。冬天，我们玩冰球，起先只在结了冰的池塘上玩，我们没有现在孩子们所拥有的各种装备，就用杂志做护膝、护肘，用岩石做球门柱。
12岁时，我需要为参加Peewees（一个专属于青少年的冰球队）的选拔买一双冰鞋，这支球队在我们孩子看来可是第一流的。当我询问父亲时，他回答道：“你就用你姐姐的冰鞋吧。”“但是姐姐的是白色图案的。”我不满地说道，“我要的是男孩子的黑色图案的。”“我们会把你姐姐的冰鞋染黑。”他告诉我，于是母亲把鞋子交给了鞋匠。
白冰鞋染黑，出来的是一种暗蓝色。尽管对穿着这双鞋参加比赛心存顾虑，但我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地加入了球队。我想，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教练同情我，也可能是他认为如果我真的如此渴望参加比赛，那么我就一定能贡献出有价值的东西。
我的父母从没有像如今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那样，开车带我去冰球场或者参加比赛。他们只来看了我的一次比赛，而且是在我的恳求下才这样做的。
那是一场季后赛，是决定我们能否进入决赛的关键比赛。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用身体阻挡对方，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后背着地，摔在了我父母所在位置前方的挡板上。我朝上看着看台上的父母，他们用一种怀疑的眼神往下看着我，似乎在说：“这就是你喜欢玩的游戏吗？”尽管母亲或许知晓我的伤势，但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明白我摔得有多严重。赛季结束后，因为肋骨骨裂，母亲曾不止一次带我去医院看病。
我的父母从来不会过问我在做什么，是怎么做的。
这不仅因为他们总是事务缠身，更因为他们小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我父亲从来不带我们去任何地方玩。他从来不带我去钓鱼或游泳，尽管他确实教会了我游泳。他曾带我和姐妹们乘小船出去，把我们扔下船，说道：“现在游泳吧。”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记得只有一次，父亲和我待了整整一天。(即成人礼，犹太少年成人的标志，在犹太男孩13岁、女孩12岁那是我参加受戒礼生日后的第一个安息日举行)(犹太教之后的一天，在受戒仪式上，我按拉比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给我写的讲稿作了一次报告。当时还在战争中，我的演讲是关于战死的英雄们的故事，一则真实的故事。我的母亲想把它录下来，于是她叫父亲把我带到市中心的录音室，让我照稿子再念一遍，我照做了。我的母亲非常喜欢这段录音，她会为任何愿意聆听的人放上一遍。这个录音带最终破损严重，只有我母亲熟记于心，能分辨出每一个音符。
离开录音室之后，父亲问我：“你接下来想做什么？”“看电影。”我答道，于是我们也这样做了。这是多么不寻常的经历，以致我现在还记得电影的名字：《毒药与老妇》。加里·格兰特在影片里的发挥淋漓尽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父亲一起度过一整天时光。
青少年时期在不同学校上学时，我总是体育明星：冰球、橄榄球、篮球，以及田径运动。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小伙子，却不是一个好学生。学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直到上了瑞尔森科技学校——现在已升格为大学，在最后一年，我才终于把注意力放到学习上面。
我在瑞尔森学习建筑，因为建筑与盖房子相关，而且我有意将建筑作为我一生的职业选择。在瑞尔森的第一年，我参与了所有的体育项目，并被推选为年度最佳运动员。在学校的最后一年，虽然我仍然热衷于体育，但不知为什么我发现，学习也是件很有吸引力的事，那一年，我的学习成绩排名第二，学到的知识让我受益终生。
尽管母亲总是在家务活上吩咐我们做这做那，尽管父亲是非常虔诚的人——他阅读《圣经》，研习摩西五经，而且根据信仰来规划他的人生——不过他从不坚持让母亲以犹太人的方式操持家务，但是他们都没有强迫我们这些孩子按照他们的方式成长。他们也从来不像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那样，给予孩子们关于性、爱以及如何成功的指导。
他们所做的就是身体力行，通过自身行动，而不是言语说教，来引领我们去做正确的事情。他们确信我们能做到，而我们也确实做到了。我相信，正是这给了我们自信和价值观导向。并且，这份自信和这种价值观导向深入我们的内心，历久弥新。我的事业的起点危机重重马克斯·夏普父子公司
我21岁刚从瑞尔森毕业，就立即跟着父亲投入了建筑业，使公司规模扩大了一倍。一般来说，儿子在父亲手下做事是很难的，而我却恰恰相反。可能是因为我在学校学习过绘图和建筑学，父亲才放心地让我接管了马克斯·夏普父子公司。
我有两个员工，都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一个木匠，名叫维托·皮萨诺；一个工人，叫作奇罗·拉帕凯蒂。他们俩都不太会讲英语，我要监督他们工作，并且训练他们成为管理者。事实上，我对他们充满了信心，以致每天早上我只需迅速记下一天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列出我交给他们的任务，然后从纸上把它们划掉就行了。因为我对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质疑，即使他们没有做到，也会告诉我原因。
他们是我最早雇用的长期雇员。在我成为全职建筑师的那年秋天，他们来到了我的身边。那个秋天雨水很多，下雨的时候，好多建筑工地都会停工，并让奇罗这样的雇工回家。在回家的汽车上，他经过我们的建筑工地，看到我们依旧在冒雨施工，于是下车请求工作。我雇了他，从那以后，不管是奇罗还是维托都没有失过一天业。
维托一直跟着我工作，直到大概40年之后他退休，但是奇罗在20世纪80年代就因为癌症去世了。就在奇罗逝世前不久，我去医院看望他。作为一位极其虔诚的宗教人士，奇罗跟我说了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夏普先生，”他吐露道，“我相信是上帝将你派到我身边的。”这是他对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感悟。他和维托一样，通过辛勤工作，储蓄了足够的钱让子女们上大学，并在儿女结婚的时候为他们购买了房子。马克斯·夏普父子公司基本没有与这两人在工作中产生过合同上的纠纷。
战后，加拿大军人从战场归来；而移民到多伦多的人也在不断地增加：意大利人、中国人、葡萄牙人、德国人、乌克兰人，等等。多伦多不仅变成了一个国际大都市，也很快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
父亲最初是通过建造住宅起家的，但是现在我们开始建造公寓楼了。我们的第一个公寓楼工程是位于巴瑟斯特大街与玫瑰草地大道交叉处的玫瑰草地公寓。投资商是一个叫马克斯·塔南鲍姆的男人，他两手空空来到加拿大，白手起家，靠着精明的商业头脑，明智地投资各项事业，并因此而致富。他预付所需资金，而父亲则负责建房子。一旦父亲还清欠马克斯的款项，他们俩就五五分成。正是由于父亲和马克斯之间的信任，我们才有了这次机会。
那时，我忽然发觉自己拥有非凡的，以前未意识到的能力，去建筑从未接触过的工程。那个时候的建筑条件比现在简陋得多。现在的建筑公司都有大型拖车，里面有带空调的办公室，供秘书、会计和工程师使用。所有的建筑图纸都绘制得非常详细，如果把它们堆起来能有两英尺高。然而在那时，我不得不成为一个万事通，独自在一个小屋里工作，前屋是个小的销售办公室，后屋则是工作室。如果我不在那里，那么我一定是在工地上，不仅要吩咐工人们做事，还要做一切该做的事情，就算方法不一定正确，也得硬着头皮做。危机重重的开端
作为我参与建设的第一栋公寓楼，玫瑰草地公寓的建设过程中有许多非常值得学习的经验，虽然运气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那个时候移动厕所还不流行：挖一个坑，做个外壳就建起一间室外厕所了，随着建筑物不断增高，还得不断改变厕所的位置。有一次，我把厕所建得离建筑物太近，一块大的混凝土石块从楼顶掉下来，砸到了厕所上，当时厕所里正好有个人。这个伙计从被砸扁的厕所里惊慌失措地逃了出来，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上。他环顾四周，以为是上帝救了他一命。谁知道呢，也许是吧，因为当时石块离他的头顶仅有两英尺。
我建的第二栋公寓楼叫作北景公寓，我父母的晚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我记得是在一个炎热的周末打的地基，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下一个星期动工。我独自一人，用经纬仪测量，地基有20英尺深。我找到一个角落，顺着梯子爬下去，打入两根标桩，并在两根标桩之间钉上一根横木，当我爬上来后，我发现我已经偏了1/4英寸，得重新再来。这非常愚蠢且浪费时间，但我想这会省钱。我直到后来才明白，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你一定要找一个测量员精确测量，确定好建筑物的位置，才能避免灾难。
这栋北景公寓与隔壁的建筑紧靠在一起，所以我发现我们需要钢桩和木板来支撑地基周围的建筑。但是当你往下挖的时候，那些垂直的钢筋必须要加固，而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
在挖地基的最后阶段，有一天快到傍晚的时候，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而我们依旧在工作。忽然，我看到支撑墙移动了！看上去整幢楼好像随时都会倒入我们的挖掘工地。
我惊慌失措，赶忙打电话给我们的出资人马克斯·塔南鲍姆，他拥有一家叫约克钢铁的钢铁厂。当我和他说的时候，我的声音有点发颤，因为他的难缠不亚于他的精明。我告诉他：“塔南鲍姆先生，这是一场大危机，请你派焊工过来，带上合适的木材，我们必须重新加固钢筋，否则整幢大楼将会塌进地基里面。”
然后我打电话给为我们提供水泥的公司的负责人。“我们这里发生了紧急情况，”我说，“我们得持续作业，所以你们一定要开门营业，这对我们很重要。”
这名负责人和马克斯都跑了过来。在持续数小时的暴风雨中，我们加固了所有钢筋，每个人都像勇敢的特洛伊人一样努力工作，来抢救这栋建筑物。我们成功了。如果我们没成功，那么会不会有这本书，都值得怀疑。
作为马克斯·夏普父子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我不仅负责建设，还兼任租赁人员、销售人员以及融资人员等多种角色。有一次，那时我还只有21岁，穿着橡胶靴子和工作服，来到父亲存钱的银行——多伦多银行，现在是道明加拿大信托银行，向银行经理特德·赫曼斯解释我们如何投资土地而现在这块土地是多么值钱。“我可以明天就把那土地卖掉，并赚取巨大的利润，”我说道，“但是我不希望卖掉它，我想在上面盖大楼。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贷款给我。你可能会说我没有贷款资格，但情况不像你想的那样。我从这块土地上赚到的钱就是我的资本。如果我才开始打算投资这块土地时就向你贷款，并告诉你我们能从中获利多少，我肯定你会赞同。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没什么两样。”
听完我的话，那个银行经理给了我一些建议：“你为什么不脱去橡胶靴子，开始用纸和笔，而不是挖土机和铲土机工作呢？”
我拿到了钱，但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他的建议有多么重要。他在告诉我：“你有一个好的经商头脑，为什么不停止码砖头，改用你的智慧呢？”
我当时并不知道，但是不久之后就开始这样做了。家人与亲情是成功的基石与罗莎莉的交往
尽管我早期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马克斯·夏普父子公司辛勤工作，而且有时累得不行，但这并不妨碍我打篮球和冰球，也没有影响我过夜生活。我常常带女孩们去跳舞，跟她们调情、喝酒和打赌，有时甚至玩到凌晨，直到我邂逅了罗莎莉。
我和家人一起去参加表兄莱昂纳德·戈弗雷的婚礼，他是我舅舅马克斯的儿子，正是马克斯舅舅把我们家族的大部分人带到了加拿大。当我们坐在桌前用餐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吸引了我的目光，她就坐在不远处一张供伴娘使用的餐桌旁。用餐完毕，我走过去介绍了我自己，并且邀请她跳了一支舞。然后我向她要电话号码，她毫不迟疑地给了我。后来我得知，她曾经告诉她的好朋友默勒·沙因，她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但她觉得我不会打电话给她。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她几乎就确认了她的想法，因为这一周我仍旧像以前一样忙得不可开交，而下班后，我脑子里只剩下休息的念头。直到一个星期以后，我才打电话给她，并提议一起去看场电影。
她同意了，于是我们一起去看了杰瑞·刘易斯主演的《水手小心》。但是影片还没开始，我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直到电影放映结束。醒来时我焦虑不安，心想罗莎莉要么伤心要么就被激怒了，而这两种中的任何一个情形都将终结这段精心策划的约会。
但是事实上她没有，我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她很惊讶我竟然能在第一次约会上有这么酷的表现。那个时候她才17岁，而她之前所有的约会对象，用她的话来讲，都是一群愚蠢迂腐的人。尽管我们有很大差异，但我们仍然被对方所吸引。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差异，我们才走到了一起。
我们背景相似，但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截然不同。我的父母从来不过问我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但是罗莎莉的父亲约瑟夫·怀斯却对他的独生女要求得过于严格：不准她涂口红，不准她穿着暴露或者穿高跟鞋。他曾经经营着怀斯绸布店，不过那时他已经退休了，靠他经营商店的收入以及建造的公寓维持生计。他希望他的女儿嫁给一个有地位的人，比如医生或者律师，反正不会是穿着橡胶靴子的粗人。
我开始约罗莎莉出去，尽管我当时依旧和其他的女孩子在一起玩。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她父亲所喜欢的，所以当他的一个好友告诉他，曾经看见我和一个问题少女在酒吧的时候，他禁止罗莎莉见我。
不过她还是接受了我接下来的邀约，然后第二天到我所在的北景公寓建筑工地见我。“对不起，伊西，”她说，“我没有告诉你，我父亲禁止我跟你出去，现在他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出来了。”“我们去跟他谈谈吧。”我说。于是我穿着橡胶靴子就和罗莎莉去了她家。
她的妈妈开门让我们进去的时候，她爸爸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我没有同他争辩，只是安静地解释我们之间的关系，最终，他同意了我们在一起。
罗莎莉很惊讶。“我眼看着父亲改变了主意，”她后来告诉我，“从自以为是到像个被驯服的小孩，你就像弗洛伊德一样能掌握人的内心，我决定忠诚于你。”
罗莎莉和我持续约会了两年，探索彼此的思想。由于她父母从来不给她玩具或者玩偶，她儿时的乐土就是公共图书馆。她热衷于挑选书籍，并将喜欢的书带回家去阅读，有的时候一天读一本，不管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还是在吃饭的时候，有时甚至能看到半夜。而我并不是一个阅读爱好者，她对她所看过的书的回忆能力着实让我吃惊。我相信她拥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天赋，那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头脑与罕见的高智商的结合。她坚持认为我夸张了，但是她的学习成绩证实了我的想法。当她还在上12年级的时候，她就决定去读13年级的德语课和拉丁文课。她利用午餐时间，在没有上过任何语言课的情况下，学习了3年的拉丁文和两年的德语，并且在12年级的期末考试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们彼此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她教我品尝中国菜，看带有字幕的电影，而我则教她滑雪。
我第一次带罗莎莉见我母亲的时候，我还没向她求婚。我只是告诉母亲我要带一个女孩来见她。但是当我介绍她们俩认识的时候，母亲伸出双手，拥抱了罗莎莉，并把她拥在胸前，说：“欢迎来我们家。”母亲的这些动作出于本能，而母亲的本能反应通常是正确的。
罗莎莉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的关系会持久，当然她的担心也不是没有根据。那个时候我依旧没有责任心，谈一天恋爱算一天。但是后来她承认她已经陷入了这段恋情，无论我们的恋情会持续多久，都已经足够了。我们结婚了
在罗莎莉快19岁，而我也将近24岁时，我向她求婚了。当时我依旧和父母住在一起。那年秋天，罗莎莉的父母举办了一个传统的晚宴舞会婚礼，邀请了500名客人。尽管罗莎莉说在市政厅举行婚礼也许会更浪漫一点。
我们在纽约、迈阿密以及古巴度过了9天的蜜月。在古巴，有一天晚上，我们坐上观光巴士去了一家夜总会。我们和一位老上校及其夫人坐在一桌。但我们的桌子离舞台太远——在那儿，几近全裸的女郎们正在热舞。于是我决定去那里的赌场碰碰运气。
我跟罗莎莉说：“我待会儿就回来。”于是留下她和那个几乎已经失聪的上校交谈。
就像一个失败的赌徒一样，我离开赌场时输掉了300美元，这可是我们蜜月期间的很大一部分花销，但是罗莎莉只是尽力地和耳背的上校大声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做都做了，”她说“，我们能应付。”
我们在古巴著名的瓦拉狄洛海滩的酒店里住了几天之后回到了加拿大。父亲曾在伊格灵顿大街盖了一栋公寓楼，我们住进了其中一间一居室的公寓。我们发现这里不仅空空如也，而且还很脏。我们的鞋子在肮脏的厨房地板上留下了脚印，很显然自从最后一个房客离开之后这里从来没被清理过。厨房的案台外面全是油腻的污垢，而卧室除了一张弹簧床垫外什么也没有，墙上还全部贴满了棕色报纸。
罗莎莉很快就开始清理起来。一个月后，我们的房间看起来就像家居时尚杂志《美丽住宅》中的精美一页。我们邀请了双方的家庭成员来参加周五安息日晚餐。她没有烹饪经验，但是很自信。她按照烹饪书《美食家》第一期上的指导，打算做一顿丰富的法国大餐，这可能只能在米其林评定的三星级餐厅才能品尝到。在周五下午4点的时候，她才做好了一半，所以她把菜缩减到4个。因为是万圣节，她又将桌子用橙色和黑色的果冻模子装饰起来，还摆了个用黑色皱纹纸装饰的点燃了的南瓜灯。晚饭吃到一半，南瓜爆炸了，火焰一直蹿到了屋顶。几天之后，像果蝇一样的小小的灰烬颗粒，仍然还在不断往下掉。
这间房子对准备要孩子的夫妇来说有点小，所以我们打算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而这间房子就在我参加建造的一栋位于巴佛士街上的11层大楼里。在那里，罗莎莉做了极其细致的室内装修，甚至还拆除了门口的一根小墙柱。这根柱子拆除后，我们那“L”形的大厅有了一个开阔的视角，这使得我们的房间看上去更大了。
当我们的房子按照她的要求装修得差不多的时候，她怀孕了，这加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们当初一致同意要等到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对方之后再要孩子，但我最终妥协了。在之后的4年半时间里，我们有了4个孩子，全部都是男孩。这几个小家伙让我们的支出压力大增。但是，罗莎莉成长于没有钱可花的年代，所以她绝对是个高效的经济学家。她不仅自己做室内装饰，还自己做衣服。她会带着孩子去商店买罐装牛奶而不是让人邮寄过来，只因为这样做会节省1/4加元。直到5年之后，我们才能够负担得起我们的第一个假期：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中城汽车旅馆进行3天的日光浴，在当时看来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还有一年，为了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去多伦多参观了加拿大国家展览会，一个有名望但是并不昂贵的世界级展会。
带着3个孩子，其中有两个还在用尿布，我们就这样居住在只有两间卧室的房子里面。我们的处境是不仅收入拮据，而且时间也不够用。我既没有相关知识，也没有时间去成为一个好家长。我要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晚上，每周要工作6天至7天。所以带着几分内疚，我将带孩子的事情以及家务活全部留给了罗莎莉。
罗莎莉从来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尝试干涉我。有一次她留给我一张纸条，上面的话是如此简洁中肯，我一直都把原件保存在我的笔记本中：“没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虽成就斐然但令亲情远离；家是能抒发情绪，令心情舒适的港湾。”我怀疑我是否在那之后改变了，反正我确实与以前不大相同，
我意识到家才是能让我将所有问题抛到九霄云外，尽情享受时光的地方。从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起，罗莎莉就认为我是一个好爸爸，因为在上班之前，我总是给孩子们换尿布。这是我从每个孩子身上体验乐趣的时刻：一打开门，看到孩子腿上挂着沉甸甸的尿布站在婴儿床上，朝我开怀大笑，这总能使我有一个好心情去开始一天的工作。
我的生活就这样安定了下来：早上7点上班，晚上7点回家。没有像假期和高尔夫俱乐部那样的生活点缀。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我为第一家酒店奔波六年酒店创建初期的困境
即使在蜜月期间，我心里还总想着工作。事实上，婚礼当晚，我在多伦多的一家机场酒店订了一个房间。据说这家酒店做得很成功，我想探个究竟。我们期待着浪漫之夜，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房间又小又吵闹，屋外人来人往。大半夜，罗莎莉突然喊醒我，“我们屋子里面有人。”她说。“别傻了。”我回答。“我跟你说，”她说道，“有人在卫生间。”
我起身来到卫生间。没有人在那里，但是有人来过，因为两个独立单间合用一个卫生间。
对我们的蜜月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开始。尽管后来我们还拿这件事情说笑，但是我想如果一家像这样的酒店都可以赚很多钱，那么建一家赚更多钱的酒店简直易如反掌。由于在蜜月期间我们所住的其他所有酒店都是广为人知的最佳酒店，我像看电影似的见到了许多酒店建筑外墙、大堂和庭院。
对此的兴趣来自于我当年接的一个活儿。我的朋友杰克·古尔德卖掉了他原来经营的公司，这样他们夫妇俩就可以开一家汽车旅馆了，他还打算让我建造这家旅馆。它只是一家很普通的小旅馆，一间办公室，两侧有7个房间，还有一个储藏室。旅馆靠近两条公路的交叉口：27号高速公路和多伦多湖南岸的伊丽莎白女王大道。
在我看来，潜在消费者几乎很难发现这个地方。“杰克，”我说，“除非人们知道怎么去那儿，否则没有用的。”“会奏效的，”他说，“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不要给我建议，建好它就行。”“我还是要给你个建议。”我说，“为什么不把它建成现在的两倍长。只需外部建设，不需要室内装修和室内管道工程，花费不会很多。这样你就可以在你的大屋顶上张贴一个巨大的标语，上面写上‘Motel27’，这样人们就可以轻易地找到它了。”
考虑到价钱还是很合理，他说：“好的，就这样吧。”
汽车旅馆一切进展顺利，在开业后不久，他就叫我完成其他房间。而我认为，既然在这里开旅馆都能挣钱，为什么闹市区不能呢？我越想这件事情，就越觉得可行。
当然，我还是忙于建房子，但在仅有的业余时间里面，我开始劝说我的新老投资者们在市区建造一家汽车旅馆。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西部人寿保险公司多伦多地区的负责人塞西尔·福赛思，想让他为我提点意见。塞西尔是我们两座公寓楼的主要投资者，而且我们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年轻时，他曾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高尔夫球手。他挺欣赏我的，但是他并不认可我提议的这个新项目。
我亲自将建造以及运营一家拥有100个房间的汽车旅馆的资产损益表打出来，然后求助于我最好的朋友沃利·科恩，看他是否愿意投资。沃利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留给他和他姐姐一大笔可观的遗产。“不好意思，伊西，”他说，“我所有的钱都在信托公司。而我的理财顾问不会将钱投资到任何他认为赚不到钱的项目上。”
当然，我又求助于马克斯·塔南鲍姆。任何人都可以找他投资。“你疯了，”他说道，“你对酒店事务一无所知。我和你一样，所以我碰都不想碰。”
我在艾灵顿路和央街的中心城区各选了一处地方，回来以后再次向塞西尔·福赛思提议。他又一次对我说：“你到底明不明白你在做什么？”这样的情形持续了3年。每两个月，我都会去拜访他。“赛西尔，我有个好主意。”我会说，“我觉得这肯定会赚钱的。你认为呢？”然后他会很耐心地跟我解释为什么他不同意。我们就像父子在交流一样，你来我往。终于有一天，他忍无可忍了。“不要再来骚扰我了，”他说，“除非你估算好所有你需要的资金，否则别再来找我了。如果你能找到50%的投资，我会给你剩下的50%。”“你确定？”我问道。“是的，如果你能找到另外50%的话。”他答道。我想他肯定认为我不会找到的。四季酒店的诞生
为了筹集资金，我去了许多地方，但是没有一个让人完全满意。同时，在建造住宅和公寓之余，我跟很多人谈过汽车旅馆的前景，有两个人尤为特殊。一个是我的姐夫埃德蒙·克雷德，他娶了我的姐姐伊迪丝。他的父亲杰克·克雷德掌管着克雷德集团——一家非常时尚(埃德蒙的昵称)的服装店。另一个是埃迪最好的朋友穆拉伊·科夫勒，一个药剂师，他的父亲去世时留给他一家药房，他现在已经拥有两家分店了，而在不久之后会拥有更多。我曾为穆拉伊在药房上面搭建过出租公寓。他和埃迪都在寻找投资房地产的渠道，而且我们都住在一个街区，很快我们就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建一家汽车旅馆。
当然，我们对汽车旅馆都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在这座城市里面建一家了。所以当穆拉伊在《时代》杂志上看到有关迈克·鲁宾逊的报道后，我给这个人写了一封信。迈克经营的汽车旅馆连锁店非常成功，而且有一家就在菲尼克斯市的市中心。他邀请我们过去，所以我和穆拉伊飞到了菲尼克斯。
我们在他的汽车旅馆院子里的游泳池边用餐。他的汽车旅馆有两层；所有的屋子都朝里。那里阳光充足，是一个充满魅力而又平静的地方——尽管旅馆边是一个喧闹的汽车站。我被这个无须大量投入就能建造绿色庭院的点子吸引了。所以当迈克建议我们去洛杉矶，找一个精通酒店行业，名叫阿尔·帕尔文的人谈谈时，我们答应了。
帕尔文正打算去拉斯维加斯。“跟我一起走吧，”他说道，“我会教你们一些东西。”
他带我们参观了一家专门为赌博建造的酒店。我学到了一点有用的知识：风景的确可以给我们打算建造的那种低层房屋增色不少。
我们在拉斯维加斯还经历了一些趣事。我曾经在十八九岁时迷恋过赌博，于是我对穆拉伊说：“我们去玩骰子吧，我有个秘诀。你先下你的筹码，无论多少，哪怕一两美元。如果你输了就加倍下注，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就一直加倍下注，那么你最终会赢。然后再重新开始玩，看我的。”
他看着我先赚了一些钱，然后越来越多。于是，我对他说“：穆拉伊，我们不要一起玩，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你去那张桌子，我就在这张桌子玩。”
不久，我们赢了两三千美元，并决定接着大玩一把。所以我们打电话告诉妻子们：“我们暂时不回家了。”
不久，有一个家伙走过来，用很低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最好离开此地。他们盯上你们了。”接着就走开了。
我们没搭理他，接着玩，我们的筹码一直在加倍。但在仅仅10分钟后，我们知道我们得回家了：我们输光了身上的钱。
回到多伦多，我又开始日夜不停地工作，并且继续寻找合适的开旅馆的地址。最终，我从一个朋友那儿获得了帮助，他叫安德鲁·切派伊，一个真诚的房地产经纪人，我遇见他时，他还是一个从布达佩斯来的难民，他来找我，带着在加拿大建造合租公寓的新奇想法，这就是分套出售公寓的前身。1957年，我们在爱文义路建造了多伦多第一家合租公寓。安德鲁用欧洲式的敏感审视多伦多地产价值的前景，这使得他远远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他在市中心的贾维斯街上帮我们找到了一处大小合适的地。我们3个人都赞成在这里建造酒店，但几乎每一个听过我们计划的人都会给出相同的回答：“你们怎么会想到在贾维斯街上建酒店或旅馆？人们会认为它是低级旅馆！”19世纪末20世纪初，贾维斯街是一条主干道，一些大家族的豪宅都建在这条路上，比如马西家族和西格拉姆家族。从那以后，它慢慢衰落。现在，它成了强盗、妓女和流浪者的聚居地。街上的许多出租屋都出售毒品、卖淫。但我相信我们的庭院理念，并怀疑处在像多伦多这样快速发展的城市，其市中心的地皮是否还会一直这么便宜。
资金的缺乏也是主要问题之一。穆拉伊、埃迪，以及我父亲每个人都同意出资9万美元。我从丰业银行获得了12.5万美元的贷款，不是出于对我的信任，而是对克雷德家族的信任，他们是该银行最重要的客户之一。然后我得到了供货商以及下级承包商的支持，他们愿意在酒店开张之后再要钱。然后我和辛普森的合同部订了合同，以7年租赁购买的形式，让他们供应家具及设备。
然后我又回到塞西尔·福赛思那里。“上次我们聊的时候，”我说道，“你跟我说，如果我可以筹集到50%的资金，你就会给我另外的50%。”然后我告诉他，我是如何筹集到这50%的。“
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他辩解道，“我并不是让你去借钱，我的意思是你去筹集资产。那才是真正的钱，而这些全是借来的钱。”“是的，但是你享有第一抵押权。而我也已经筹集到了50%的资金。你说过如果我做到了你就会把剩下的50%交给我的。”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好的，”他说，“我们会看看你们是否能够成功。”
就是这个关键性的决定，影响了我未来职业生涯的轨迹。现在，不管怎样，我都将成为一个“业余”的酒店管理者了。
我们要为酒店起个名字，有人提议用“雷鸟”。但是经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个名称已经被人采用了。我们继续寻找，通过翻阅黄页来寻找一个醒目的名字。后来埃迪想起了在慕尼黑的一家酒店，在一次采购途中，他曾经住在那里。在他看来，那家酒店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酒店了，叫作“VierJahrzeiten”，翻译过来就是“四季”。听起来还不错。这就是我们为寻找店名进行市场调研的题外故事。轻视建筑，重视景观
1960年，在探索新思路的过程中，我们一起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纽约酒店展。我们到处闲逛，收集宣传册和相关信息，向人们询问一些问题。
一位和我们交谈过的展商叫汤姆·李，他是一个顶尖的美国室内设计师，当时他就坐在一个叫作“未来屋”的展位前。那个屋子看上去很有趣，于是我们和他攀谈起来，告诉他这屋子看上去棒极了，并且告诉他我们打算在多伦多做的事情。然后我们问他是否愿意帮我们做这样的设计。
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暂定计划。他考虑了一下，说：“好吧，我很愿意做。”于是汤姆成了我们的室内设计师。
我们还参观了展厅的另外一个展位：一间由埃利奥特·弗雷设计的组合卧室。它有一张双人床紧靠浴室的一面墙，一张单人沙发床与双人床垂直放置。在沙发床与双人床之间有一张狭长的桌子，当沙发床放下来时，这张桌子就变成了床头。当你走进房间的时候，会发现它看上去像起居室。这个新鲜的想法我们很喜欢，于是我们打算采用它。
我们一起去听了弗雷德·米诺有关酒店行业的讲座，他是著名咨询公司浩华管理顾问集团的CEO。后来，我们就汽车旅馆的规划与另外一个叫史蒂夫·布伦纳的顾问交谈。我们意识到我们雇不起顾问，但是我会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说不定我最终会成为酒店老板呢。总而言之，我们在纽约酒店展的那几天收获颇丰。
我们的计划进展顺利，资金也已经到位，现在是确定建筑师的时候了。我有一个叫作彼得·迪金森的朋友，祖籍英国，在那段时间他居住在加拿大。当时他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建筑师，但是我们请不起他。
我去拜访他并对他说：“彼得，我在建造一家汽车旅馆。我不需要你给一般客户的那种常规规划，我也不需要详细的计划以及任何监理工作。我只需要能得到建筑许可证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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