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亨颐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彬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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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亨颐集试读：

前言

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浙江上虞人。祖父经庆桂，15岁赴上海经商致富，成为名闻沪上的巨贾，晚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上海和上虞办义塾，创义赈，扶贫济困，耗尽积资。伯父经元善，随父在沪经商，后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达16年，戊戌变法期间与康广仁、梁启超等创办经正女学，开近代国人自办女学堂之先河。父亲经元佑与其余几位伯父俱在家乡授五品衔。

经亨颐青年时代就忧国忧民，胸怀大志。1894年，痛感国家积贫积弱至此，发出了“十八甲午役，感怀固吾圉”的呼声。岁末，父亲去世，经亨颐即离开家乡，寄寓伯父经元善处。1900年，慈禧太后意欲废除光绪帝，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经元善联络蔡元培、黄炎培等五十人电奏反对，经亨颐自请列名于末。不久，清廷以抗旨干禁罪通缉查办，伯侄只能避难澳门，至风声过后才归。

1903年初，经亨颐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教育与数理。当他阅读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教育名著《爱弥儿》后，曾写“立志爱弥尔，就学江户川”的诗句，立下改革旧教育、开创新教育的宏愿。

留学期间，经亨颐一度应召回国参与筹建浙江省最早的官办师范学堂——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并受聘担任教务长，学成回国后即到两级师范服务。辛亥革命后，经亨颐任浙江两级师范校长，以后学校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仍掌此校。与此同时，1913年他被推举为浙江省教育会会长，且连选连任，达八九年之久。民国初年，由求是书院发展而来的浙江高等学堂因不合学制停办，浙江第一师范成了省内最有影响的学府，身兼校长、会长之职的经亨颐便成为全省教育界的核心人物。这一地位的确立，为他实施改革旧教育、开创新教育的宏愿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亨颐主持浙江第一师范期间，竭力提倡人格教育，强调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当以陶冶人格为主旨。求学何为？学为人而已。他为学校制订校训“勤、慎、诚、恕”，作为师范生为人处世所遵循的规范，即对待学习、工作做到勤奋、勤劳、勤俭；说话做事要慎思、慎言、慎行；对待国家、事业要有赤诚之心；与人相处做到诚信待人、严己恕人。经亨颐认为学校不仅要注意对学生的智力训练，也需注意情感陶冶和意志培养，健全的人格应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因而对体育、音乐、图画、手工诸科特别重视。学校设有专门美术教室三间、音乐教室一间，周围种植花草树木，环境优雅美丽，图画音乐教师李叔同博学多才，教授认真，感导力极强。各类艺术团体先后成立，音乐会、体育比赛经常举行。在训练方法上，经亨颐主张尊重学生人格，提倡“自动、自由、自治、自律”，要使学生有自发之活动、自由之服从、自治之能力、自律之行为，反对强迫命令和他律束缚。他把学校训育分为教师本位之训育和学生本位之训育两种，提出“今后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在他看来，教师是人格造就者，教师与学生之间最为重要的是人格交际，因此必须具备高尚品性，以改造文化、增进文化为己任，切忌成为“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的庸碌之辈。

浙江省教育会是一个以发展全省教育为己任的民间教育团体，虽不能运用行政的手段在全省贯彻教育改革的意图，但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影响、改变教育人员的观念，也可以举办一些活动来推动教育改革的进行。在经亨颐的努力下，浙江教育会开展的事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宣传新教育视为要务，促进人们教育观念的转变。经亨颐任会长后不久，即创办《教育周报》作为浙江教育会“发表意思之用”的主要喉舌。该刊自1913年4月1日创刊，周出1期，至1919年3月30日止，历时6年。《教育周报》的任务是译介国外进步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教学方法，传递国内外有关教育改革的新闻、信息，探讨教育改革的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组织教育视察活动，增强教育人员改革教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1918年1月，经亨颐利用寒假组织旅行日本教育视察团，“一以直接采彼邦精华，二以间接取西洋文化”。视察团一行32人，全是中小学教师，分别视察了日本的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社会教育，历时一个月，经费一半由浙江教育会补贴，一半由自己承担。归国后，视察团成员分专题向大家介绍视察的实况和收获。

第三，积极开展体育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1915年10月17日，浙江教育会邀集省会中等学校举行第一次联合会操。开始式上，经亨颐说：“务望诸君嗣后平日注重体育，并广为提倡。”1915年11月14日、1916年4月9日、1916年5月14日浙江教育会又举行了第二、第三及第四次联合会操，每次人数均在千人以上。1916年11月6日至8日，全省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在杭州举行，参加学校有31所，学生近3000人。

第四，举办各种讲习会，提高教师素质，推动新教育的实施。在1917年暑假举办的以国民学校教员为对象的夏期讲演会上，经亨颐作了题为“最近教育思潮”的报告，其余演讲专题有“小学教育经验谈”、“社会心理”、“法律与教育”、“日本教育现状”、“美国教育现状”等。1918年寒假，经亨颐举办日文讲习会，并亲自担任教师。他提倡学外文，读外文书，“从书籍察其思想精神之趋向如何”，称此为“读书之视察”。

第五，成立浙江省青年团，加强对失学青年的指导和教育。经亨颐对教育为少数有钱有势者所独占、贫苦子弟被排斥在外的现象非常不满，认为“天下不平之事，无有过于此”。1918年10月，浙江教育会向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交《设立青年团案》，主张借鉴德、日等国重视青年教育训练的做法，成立对失学青年进行指导和教育的青年团组织。1919年春，省城杭州率先成立浙江省会青年团，以“辅导青年之德智体三育，期成健全之国民”为宗旨。1919年秋，全省范围内有十四五个县成立了青年团组织。

五四期间，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教育界来说是浙江教育会，就学生界来说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始终以战斗的姿态站在斗争前列。五四运动前夕，他预感到新思潮的到来，将《教育周报》更名为《教育潮》，以喻教育事业像奔腾不息的钱江潮一样不断刷新改进；并在该刊第1期发表名为《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的文章，提出“教育为继往开来之精神事业”，若一味守旧，只知维持和传达，那是静的态度，只有做到“由维持而加以改造，由传达而益以增进，则可谓动矣”。五四运动的爆发对经亨颐的思想触动很大。5月12日，为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杭城各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他态度十分明朗，认为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是20世纪的新潮流，有“扫腐摧坚之势力，除旧布新之功用”；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九时，全城中等以上学生三千余人，自公共运动场出发，先过教育会，气甚壮，余出助呼万岁，直至下午三时始回原处，秩序甚好。”

在时代新潮流面前，经亨颐认为教育事业也该随着有较大的改观，浙江第一师范是全省最有影响的学校之一，理应在组织、教授、管理诸方面充当改革的表率。1919年下半年开始，他在浙江第一师范进行了以下四方面的改革：

一是提倡文学革命，改革国文教授。1919年10月，浙江第一师范和附小的国文科教授，一律改用白话，同时采用注音字母，为普及白话文扫清道路。学校所用的国文教材大多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上选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白话文章。

二是改革管理体制，实行民主治校。经亨颐借鉴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经验，设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议事机构，评议长由校长担任，评议员按一定比例从教职员和学生中民主选举产生；同时把学校事务分为学校行政和学生自治两部分，规定学生自治制度由学生自行议定，学校不予干涉，必要时负劝导扶护之责。1919年11月26日，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自治会正式宣告成立。此事开全省风气之先，以后各地学校相继起而仿效。

三是调整教师队伍，实行职员专任制。当时的教师往往同时兼好几个学校的课，他们至多对所教的课负责，对整个学校不负责任。为了建立一支稳定的教师队伍，经亨颐于1919年秋季在浙江第一师范实行职员专任制，首批聘请的专任教员有16位。新聘教员中有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加上原已在校的夏丏尊，他们四人是提倡新文学、改革国文教授的骨干，人称“四大金刚”。

四是改革学年制，试行学科制。经亨颐认为学年制的弊病在于不顾学生能力差别，以限定的时间、统一的教材，对大家作同样的要求，其结果是“轻视青年的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尊重办事的程序，演成划一的流弊”。1919年下半年，他和全体教师一起研究试行学科制的办法，拟将学科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学生除完成必读科目外，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任意选择其他科目学习。

经亨颐在五四精神鼓舞下所作的这些改革，管理上变专制为民主，制度上变机械为灵活，内容上变陈腐为清新，一洗封建教育之旧习，使学校充满自由民主的气氛。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在省城各校中显得特别活跃，他们组织全国书报贩卖部，在校内外销行进步书刊，并以校友会的名义创办介绍新思潮为宗旨的《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学生施存统、俞秀松等人联合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查猛济、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夏衍创办的《浙江新潮》周刊，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一面旗帜。该刊第2期刊登施存统撰写的《非孝》一文，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矛头直指黑暗腐朽的封建礼俗，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经亨颐的民主思想以及采取的改革举措遭到当局和守旧势力的反对和干涉。奉省公署之命，教育厅两次派员到学校进行查办，强行索去参与《浙江新潮》的学生名单，逐本逐页翻查白话文讲义和学生作业。省城一些中等学校校长中的守旧派组成校长团从旁横加指责，声称“经氏不去，我辈不得安”。省议会的议员们联名抛出“质问书”，控告经亨颐“在校内刊行《浙江新潮》，提倡非孝、废孔、公妻、共产”，提倡过激主义，要求政府立即查办，依法处置。省教育厅先是逼经亨颐辞职，得到的答复是：“自辞则可，受讽而辞则不可，如以我为不合，请撤职可也。”继而他们又强令经亨颐开除《非孝》作者施存统，辞退提倡新文学的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四教师，又遭到他的断然拒绝。省教育厅慑于经亨颐在浙江教育界的威望，只得乘学校放寒假之机，以调离为名罢免了他的校长职务。

当局演出的“倒经”丑剧，激起广大师生极大的义愤，他们为“挽经”掀起了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1920年3月15日至3月29日，浙江第一师范学生先后发表五次宣言，向社会各界表明：挽留经校长的理由一为“贯彻本校改革精神”，二为“巩固浙江文化运动的基础”。全体教职员也发出《挽留经校长宣言》和请愿书。“一师风潮”前后持续近两个月，这一斗争得到国内舆论界的普遍支持。在学生的鼎力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教育部不得不派人前来调停，改派有新思想的姜琦继任校长，以维护学校的改革精神。

经亨颐离开浙江第一师范后，1921年春，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邓萃英之邀，一度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总干事兼学生自治指导委员长。在北京期间，新的学制改革案正紧锣密鼓地酝酿出台，经亨颐出席了教育部学制会议和第八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撰写了《新学制研究》、《报告新学制及实施方法之商榷》等文章，积极参与关于学制和课程改革的讨论。

1922年秋，由上虞巨富陈春澜出资创建的私立春晖中学在白马湖畔落成开学。早在1919年，经亨颐即受陈春澜之委托，草拟了《春晖中学计划书》，对学校规模、经费预算、校园建设等问题提出初步意见，并被学校董事会推定为校长。他认为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不同，独立性较强，抱着“一洗从来铸型教育之积弊”的决心，满腔热忱地回乡办学。

春晖中学地处清幽的乡间，白马湖景色宜人，确为学生静心读书的好地方。当时的春晖中学集中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并热心教育的学者：在浙江第一师范因提倡新文学被誉为“四大金刚”之一的夏丏尊翻译《爱的教育》，多次重版，盛销不衰；1926年到校任教务主任的杨贤江是我国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教育的理论家；训育主任匡互生五四运动时第一个冲进曹汝霖的住宅，并火烧赵家楼；国文教师朱自清学识渊博、骨格清奇；图画音乐教师丰子恺是李叔同的高足；其余如数学教师刘熏宇、英语教师朱光潜、历史教师刘叔琴等也均在学术上享有一定声誉。经亨颐为使学生不因僻处上虞一隅而孤陋寡闻，频频举办专题讲座，定期的有“五夜讲话”，由学校教师主讲；不定期的多聘专家名流主讲，蔡元培、何香凝、黄炎培、舒新城、俞平伯等都应邀讲过学。经亨颐也担心学生是否会在幽静的环境中养成疏懒的习性而不思进取，再三告诫他们要志向高远，增强改造社会的责任感：“白马湖不是避人避世的桃源，是暂时立于局外，旁观者清，不受牵制，造成将来勇猛的生力军的所在。”由于办学思想新颖、学校管理民主、师资力量雄厚，春晖中学在国内颇有影响，享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赞誉。

经亨颐主持春晖中学的同时，1923年8月接受浙江省教育厅任命，出任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长，奔走于两校之间，曾曰：“春晖有‘山间明月’之美，四中有‘江上清风’之胜，吾一身具两地之秀，则又何苦之有？”他一到省立四中就锐意进行改革，将原来的三三制改为二四制，即初中二年，公共高中二年，分科高中二年，规定初中所设各科均为必修课；公共高中主要是必修课，酌设选修课；分科高中则主要为选修课。为了提高学校的质量，扩大学生视野，经亨颐安排夏丏尊、朱自清、方光焘、刘延陵、赵廷为、刘叔琴等来四中兼课任教，并邀请胡汉民、舒新城、戴季陶、恽代英等社会名人到校演讲。他允许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校公开活动；1925年1月列宁逝世一周年时还举行纪念大会。经亨颐在省立四中所做的一切，得到广大学生的爱戴和拥护，也招致地方顽固势力的不满和反对。继杭州“一师风潮”之后，宁波又掀起一场“驱经”和“拥经”的斗争。

经亨颐当初从日本回国后，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并坚持教育独立的主张，依赖社会各界人士，努力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而奋斗。然而在浙江第一师范、浙江省立四中改革教育受挫的事实，使他深深体会到教育是不可能摆脱政治而独立，从而抛弃了“教育救国”的改良思想，离开省立四中和春晖中学，投身于国民革命。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3月，在中共党员宣中华等人的筹划下，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在杭州成立，经亨颐被推举为首届执委委员。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经亨颐则以浙江代表的身份南下出席会议，会上被举为七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在广州期间，经亨颐代理过国立中山大学校长之职。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召开了以共产党为主体，有国民党左派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为委员，经亨颐作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也名列其中。

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经亨颐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将盐政全部收入专办国本教育的议案，提出“国本教育是全国人民无不享受的教育”，包括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和成人的补习教育、平民教育，所需经费极多，政府应高度重视并下大决心筹款兴办。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亨颐虽曾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只空悬名义，无所事事”。1929年，他在上海法租界颐和路发起组织“寒之友社”，取松、竹经严冬而不凋和梅花斗酷寒而竞放之意，自任该社社长，何香凝、陈树人、于右任、黄宾虹、张大千、张善孖、潘天寿、丰子恺、王祺、姜丹书等为社员。每逢雅集，大家酣墨淋漓，尽情挥毫，以诗言志，以画喻节。

鉴于家乡缺少医疗设施，经亨颐决定集资创办大同医院，“不仅欲使病弱者致于健康，且欲进而使幼有所养，老有所终”，裨益社会。他将上虞驿亭旧居辟为医院所用，又将全部田产捐出作为基金。在经亨颐的倡导和努力下，1933年12月，大同医院一切准备就绪，举行开院典礼。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向华北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号召全体同胞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亨颐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树人等立即响应，并在宣言书上签字。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14名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敦促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团结抗日。

1937年春，经亨颐委托姜丹书、潘天寿等在杭州西湖畔购坡地数亩，自行设计作图，动工筑屋为“寒之友社”社址，用作金石书画家游息之所。该工程原定10月竣工，因“八一三”日军入侵上海，战火燃起而中止。经亨颐则困居上海租界寓所，忧愤交加，1938年9月15日于广慈医院逝世，享年62岁。

经亨颐民国初年活跃于浙江教育界，热情宣传资产阶级新教育，切实贯彻“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努力探讨中等教育的改革方案，为推进浙江以至于全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是一位志笃力勤的教育实践家，其教育思想和主张散见于撰写的文章、日记中，体现在作为校长所作的演说辞以及作为省教育会会长处理实务留存的文字中。他兴趣广泛，擅长金石书画，其理想、志趣和情操既藏于画，也隐于诗内。

经亨颐在五四运动期间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以后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民革命之中，成为反独裁、争民主的一名斗士。他追随时代进步的潮流，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经亨颐集》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说”，是经亨颐投身教育界时发表于《教育周报》、《教育潮》、《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教育丛刊》、《春晖》等刊物的文章，以及离开教育界后的著述。第二部分“演说”，是经亨颐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上虞春晖中学等校任职时的演说辞。第三部分“文牍”，主要是经亨颐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时所写的公文。第四部分“颐渊诗集”，是经亨颐1927至1936年所写的诗，生前刊印成册，1984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第五部分“日记”，是经亨颐仅留的日记，为浙江图书馆藏稿本，共7册：丁巳年第一册(1917年元旦至3月18日)，封面署名石禅；戊午年第一、二册(1918年2月14日至7月11日)，封面分别署名亨颐、石禅；第四册(1918年10月17日至1919年1月31日)，署名临渊阁士；己未年第一、二、三册(1919年2月1日至11月15日)，分别署名石禅居士、石禅、临渊居士。

经亨颐的原文大多采用旧式圈点，均经重新标点。文字除对繁体字、异体字作了更改外，力求保护原貌。参与史料收集和编校工作的有彭彩菊、付东升、邹红娟、杨雪黎、林辉、唐晓明、龚大华。日记的原稿未作断句，点校时曾参考姚辉、黄建国点校的《经亨颐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在史料的收集过程中得到经遵义、胡国枢、董郁奎、查永玲、李明华的帮助，并得到浙江图书馆、浙江档案馆、浙江博物馆、杭州高级中学、上虞春晖中学等单位的支持，谨此致谢。限于水平和条件，尚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第一部分　论说全浙教育私议

(1913年4月)

在浙言浙。吾浙之风土，吾浙之人才，吾浙之物力，均不亚于他省；而名山胜水，徒供游览，文士名流，迭闻他适。物产不谓不丰，财政恒虞支绌。军事费占大半，司法扩充，犹不遗余力。是谓“不教而诛”之政策。呜呼，吾浙之教育！呜呼，吾浙之前途！

吾观今日浙江之教育，而悲将来之浙江。教育者，根本之事业，基于今日而期于将来者也。早为之图，犹虑不及，因循以往，复何收效之足云。事业之兴，有二要素，曰人与经费。有人而后有经费者，社会事业也。有经费而后有人者，公家事业也。教育固社会之事业，亦公家之事业，二者不可偏废。而今日浙江之教育，此二要素，可谓俱无矣。立法机关之议及财政，恒以教育费作有无伸缩之计。济济多士，有慨于故乡之事无可为，连袂而去，教育界将成空谷，不其殆哉！为今之计，正本清源，对于教育，须有一定之计划，使经费不虚掷，人才不星散，为第一要义。而目前之最大障碍，所以恒起争执者，无非区域问题。虽不独教育事业为然，而于教育尤属无谓也。

区域之阻碍，首曰府界，临时议会虽已废之，而事实上精神上迄犹牢不可破。二曰东西界，天然之钱江，划成浙东、浙西两派。三曰杭州界，杭垣附于省垣，近水楼台，杭人以固有权利而排外府，外府以利益均沾而排杭。是等之卑见，稍知大体者，皆视为毫无价值。夫吾浙以七十五县组成，省垣为行政之中枢，即为七十五县之公共地。凡省垣中应如何计划设立学校，当视为七十五县之公共事业，不得视为杭县一县之事业。即如小学校，当以省费设立之。若囿以杭县之名义，归为杭县之事业，则七十五县之人民聚居于省垣者，其子弟将无就学之所矣。

施教育区首宜划分学区，以便统计。其划分之法，可仿选举区，而省垣当作特别论。以七十五县划为四区，而以省垣作为中区。省垣中户居繁盛，小学校之可为七十五县公有者，惟两级师范之附属小学。且地点偏僻，聚居省垣者之子弟，岂尽足以收容，故中区宜由省费添设小学校至少六所。杭县之第几、第几小学，尤当分设乡间，亦所以弥其城乡之争执。目下中学校之设，显然以府域分为十一所，而第一中学实不得视为杭府之中学，与其他十所情形不同，亦当作为中区之公共中学。中区而外，既分为四区，每区应设一所或二所，却不必限定，当以就近小学之发达为衡。高等小学之毕业生，施教育者当有必使其升入中学之责任，不得听中学之取舍而置之不顾。中学校招取学生，倘以高小毕业生之报名者过多，选取其少数而弃其多数，必致小学失败，惹起社会之不信任，大为教育前途之阻力。添设学额，或添设学校，行政上之统计不可不注意也。

学校教育，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专门而大学，不谓一律并重。小学不可不提倡，以其为国民之基础焉；高等专门或大学亦不可不提倡，以其系地方之文化焉；至中学则不待提倡，介于小学高等专门之间，但须施教育者加以注意。小学与高等专门苟能发达，则中学有必然发达之势。吾故曰每区应设几所，暂可无须规定，以教育眼注视小学与高等专门可也。

试言小学教育。小学之设，中区当以省费设立如上述。省垣而外，不言区而言县而言乡。自县税拨助小学经费，意谓小学可有发达之机。要知县税多寡不等，且旧有之小学经费，或因既有县税而移作他用，小学校之经费不支，势将停闭者，时有所闻。欲思有以维持之扩充之，区区县税，实无足济，非以国库补助不可。日本蕞尔之小国，其教育之普及，每岁补助小学经费，尚不下二百万。以吾浙言，每县补助小学经费，除县税至少再加一万。琐细捐税，概可不必，正大光明，竟不妨由正赋带征教育费之附加税，方可得大宗经费。凡一村一乡，人口逾三千以上，当酌量补助，使其设一初等小学。犹之中学以高小毕业生之多寡为衡，小学则当以人口为比，亦未可每县设几处而一律论也。

小学之所以不发达，经费不足固然，故增赋为扩充小学之正当办法，此就积极方面而言。他如私塾，实为初等教育之大障碍，识者恒议及此，而迄无严厉之办法。为乡顽寒酸，暂保糊口之计，听取误人子弟，蹂躏教育之始基，咎在我而不在彼，非绝对的扑灭不可。饿煞少数之学究，教育多数之青年，功过于罪。欲图改良私塾，冀其收单级小学之效，万不可得。及早禁绝，庶可去腐而生新，此消极之办法也。积极与消极，宜同时进行。而目前恒以不能积极，亦暂而勿消极，姑存私塾以补小学，此因循之计，非促进之道也。

小学、中学之筹设如是。小学取促进主义，中学取自然主义。小学如能发达，中学亦必发达。中学如能发达，则高等教育尤不容缓。自中央临时教育会议，规定高等教育地点，忘及吾浙。姑勿论其计划之失当，而浙中人士，因是咸抱消极主义，文化坠落，必将大受其影响。行政机关闻之，犹且欣然，喜其经费之可节省，事业之可简便，待中央之命而行，方谓可告无罪于吾浙。虽然中央划定高等教育地点，不及吾浙，并不禁吾浙不得不办高等教育也。中学毕业生欲入高等，必须远适南京、北京，讵有不半途而废者乎？甘小就而误大成，人才之不出，文化之退步，自此昉焉。目前本省之所谓高等教育者，如法政专门、医学专门、高等学校、两级师范，皆以门楣已张，维持现状而已。高等学校已停止招生，当然处消极之地位。两级师范，当时优初级合办，本属权宜之计，今已改优级而为高等师范，改初级而为师范学校，岂犹可以两级名义总其称？及早划分，方为永久之计，否则无非待中央之并为国立，而与高等学校同归于尽。难者曰：太过不及，其弊相等。以吾浙一省之范围，中等教员之需要，及财政之关系，设立一高等师范，似不相吻。此言不为无理。高师办法，依新颁部令，共分六科，本科每科须二十人，合全体百二十人。即每年须有百二十人之入学，有百二十人之毕业。以吾浙近状而论，中学毕业生固无如是之多，中等教员亦无须如是之多。虽然，犹有说焉。

教育永无进步则已，中学校岂以十一所为极大限？计划在今日，收效犹在数年以后。高等教育，同组人数，断不宜多，部令定二十人以下，谓至多不得过二十人之意，非至少必须二十人也。近状与希望，截然为二问题。至高师虽分为六科，而分别各科之性质，适半属于文科，半属于理科。竟可仿大学办法，分为文科高等师范，理科高等师范，吾浙认办其一，或文科，或理科。他省效之，尽可联络，从学生互相交换，则人数与经费，各减其半，均恰好地步，且办理上亦有种种方便。事半功倍，既无人才缺乏之虞，复无教员充塞之事。

他如医学专门学校，保持卫生，与师范教育同为地方事业。吾浙幅员不谓不广，人口不谓不密，医生之足迹，尚未出省垣。乡僻之间，人命系于《汤头歌诀》，庸医杀人，不知凡几。医学不如他种科学，无中等程度之可言。浙人不能无病，浙人不能无医，设立专门学校，固无异议者也。

至法政专门，情形不同。斯时社会心理之趋向，多在官禄，即公家全无经费补助，亦不患不能支持。民国为法治国，故一般国民，不可无法律知识，便不可不办学校。此创办法政、赞同法政之谬见，教育上毫无价值者也。夫欲普及法律知识，则于普通教育加以法律教课可也，滥设学校胡为哉！法律学校多，国民尤多，岂能尽人而教之，又岂尽人仅须法律知识已耶？中学毕业生，始有学法律专门之资格，故法律亦无中等程度之可言，与医学同为人命所关，非高等学问不可也。国家需用法律之人才，决不逾于他项专门之人才，而所需用法律之人才，决非速成别科之人才。法政专门学校者，当仅收中学毕业生，精进而研究之，或可纠正其同类之败者。倘专门其名，而无专门其实，吾知法治前途，弥形危险，是不可不思所以取缔之。取缔之法，亦至简单，非中学毕业生，不得习法政可也。庶法政专门学校，方为纯粹必要之学校。吾浙自当设立，亦无异议者也。

高等师范，医学专门，法政专门，此吾浙已有之学校，属于高等教育者，均有维持之必要。而所以增进文化、聚育人才者，犹有吾浙特有之美德，亦不可不以教育眼而加以注意。西湖具天然之雅，历史之光，岂徒供文人骚士之游览，遂足尽其风趣？因地制宜，以之设立美术专门学校，提倡美感教育，谁曰不宜？夫美术学校之设立，有二目的：曰以地力之美而设立美术学校以利用之，曰以地方之不美而设立美术学校以鼓励之。前者精进主义，后者开化主义。吾浙而无美术学校，辜负湖山，岂不可惜！天然图画，点写不尽；音歌啸傲，山谷共鸣。不能分立美术、音乐为二校，暂不妨列音乐为美术学校之一科。长堤柳影之间，多一点缀，较之红砖叠叠之新建筑，相去不知几何也。

高等教育，吾浙人之不可少者，如美术专门、法政专门、医学专门、高等师范。前三者均无中等学校之必要，而师范教育，中等偏重于高等。吾浙师范学校之设立，至今日尚无一定办法。自前清谘议局而临时议会，皆因地点之争执而废弃之。吾姑不论地点而论办理之情形。与其单组进行而设二校，不若双组进行而设一校；与其各处单组进行而设四校，不若于省垣双组进行而设二校。何以故？师范学校之入学生，取自高小，而高小之毕业程度，甚不一致。例如英文，高小毕业生，有已习者，有未习者，入学试验，无此科目。倘仅录一组，则学生之程度不齐，教授为难。其他如数学，亦有是弊。若双组进行，便可依程度暂分，徐图适合。且省垣为全浙之中区，省垣之方言当为吾浙之标准语。集各属人而聚居数年，融化方言，亦为统一国语之好机会。吾故曰与其分设于各处，不若聚设于中区，而耿耿未除之府界，亦可以免矣。欲实行强迫教育，养成临时师资，又作别论。经常之师范教育，以现状论之，则于中区先设双组进行之二校可也。

中等教育，师范、中学而外，犹有至要之实业教育。农业、工业、商业已俱设矣，而全浙之大，仅此三校，何足济事！振兴实业于省垣，是犹坐井而观天也。虽小学有附设实业习之办法，此为中等以下之人民谋生计，不足以言实业教育，况并未闻附设乎！夫实业学校之设立，当以利用地方为唯一之目的。甲地宜于农则设农校，乙地宜于工则设工校，丙地宜于商则设商校。而吾全浙之地位，宜于农则重农，宜于工则重工，宜于商则重商，亦不必三者均势进行也。为全国计，则吾浙宜于农；为全浙计，则浙东宜于农、宜于商；浙西宜于工，亦宜于农。故吾浙实业教育之将来，农校当精于高等，而中等实业教育之发展，不宜囿于省垣。

试而进论女子教育。……古者官师分途，而吾曰官师分性。女子对于国家当负担立国立家之根本事业，自胎教而家庭教育，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惟女子足以胜任。高官莫如大总统，何莫非女子之胎儿，尤当为女子之学徒，军事吏治均出自教育，大处落目，参政权轻如敝屣耳。

今日之女子程度尚不逮，教育事业，男子姑为之越俎代谋。女子教育当以开拓女子师范为唯一之方针，以冀及时交代，无论小学、中学、大学，尽以女子执教鞭，则吾愿始偿。吾浙之女子教育，由公家设立者，仅一女子师范。此届议会，甫有女子中学之议案，而即时废弃不能成立，所以废弃之理由，若谓女子教育不必扩充也，则吾复何言。若谓女子教育暂不必设中学，仅以女子师范，而女子高等师范，则吾极赞成，洵若是，则当以女子中学之经费而添设女子师范。

女子以教育为己任，此女子对于国家之义务也。师范而外，女子亦不可不别图生计，则曰女子职业学校，亦必不可少。职业学校与实业学校不同，实业学校如农工商，亦均非女姓，省垣有私立女子实业学校，其内容为职业。男子既有实业学校，女子当有职业学校，至少省垣当由公家先设一所。

以上论学校教育，小学、中学、专门、师范、实业、职业，或谋普及，或维文化。吾浙之能力，当可负担大学，则让中央不作好高骛远之论。而学校以外，教育之强有力者，所谓社会教育，亦不可不研究焉。社会教育有二义：曰以社会教育个人，以个人教育社会。前者已受教育之社会，后者未受教育之社会。社会受教育而后可以教育个人，故风格人心所以变迁之者，教育为其枢纽也。社会果受教育，个人不患不受其教育。欲以社会为教育者，当先以社会为被教育者。社会为被教育之方法，虽不一其端，试举其要者，如博物馆、图书馆、演艺馆、幻灯活动、写真、通俗讲演、公共运动场之类，而地位不当、措施不宜，亦无以发生效力。吾于西湖公园之图书馆，不能已于言也。图书馆之目的，非点缀湖山也，为一般人民无资购藏者，以公共之图书，设馆以供其披览。宜近城市，使无往来之苦。今筑于西湖公园，一动一静，性质不合，游览之余，何暇及此！神怡心旷，大好读书，独居则可，非所以言图书馆也。岿然之高宇已竣，以之改办教育博物馆，最为适宜。关于历史的，关于国语的，关于美术的，关于工艺的，分门陈列，并派人随时讲演其妙，以开乡愚村妪之知识。不特游公园者必乘兴而思见所未见，即未到西湖者，传闻之奇，且因是而来游。以自然之招徕，施自然之教育，所以利导社会，开通民智者，岂浅鲜哉！

图书馆亦不谓可废。查图书馆章程，有因路途不便，设借书部、阅书部于城内之条。夫藏书于孤山之麓，而借书在城中，姑勿论借书者不能即时得阅，吾恐授还搬运之手续，将不胜其烦。否则必分为二图书馆，在西湖者为参考图书馆，仅以保存善本，供学问家之研究；在城中者为通俗图书馆，仅以浅易书籍，供一般人民之阅览。如此办法，亦未始不可，而地位适颠倒。公众游览之处，或有设通俗图书馆者，其效果且不能言，曷若迁入城中，非无相当之地。目下购书未多，亦无须大建筑以徒壮门楣，及时扩充，未为晚也。

博物馆、图书馆，均为固定的，永久的，且属于智育的。社会教育不拘于是。其他如活动写真(即影戏)，最足以引人兴味；通俗讲演，最足以迪人感化，非固定的，而为巡回的，非永久的，而为一时的。此种事业，行政官宜辅助之，教育界宜提倡之。无须经费补助，到处准可发卖入场券，收相当之费，不以营利为目的。美国常设活动写真馆，多至一万所以上，每日平均有五百万之观览者，教育家认为最得力之奖励机关。吾国尚未发达，不宜常设，而宜巡回，取普及主义。并不使人民视为玩事，而屡耗靡费，妨害社会之生活。难者曰：有利必有弊。倘办理不善，活动写真，一若江湖客之西洋镜，淫秽不堪，适足以败坏风俗；通俗讲演，不过老生常谈，于事何补。此则非余所论之范围也。

以上社会教育之关于智育者，虽不仅此数种，而一时不克并举，姑不尽述。智育而外，如德育、体育，亦固为社会教育之必要。夫德育最不易言。学校中伦理、修身列为课程，直接训练，尚不能收效于万一，光怪陆离之社会，更何从措手。但不论直接的或间接的，不论积极的或消极的，必思有以改良。吾则曰，非先去社会心理上腐烂之秽膜不可。其法维何？莫如提倡美育。例如植物，纵不获相当之培养，倘能除其蔓芜，去其不适之污秽，亦自然胚发。社会人心，亦无不然。倘能稍知美意，即可脱离恶俗之污秽，一如栽植草木，已除其蔓芜，去其污秽矣。吾浙夙有美德，至今日而凌夷殆尽，是不可无以维持之，并利用以提倡社会之美育。所谓美术展览会，即为入手之方法。夫展览会之目的，不在展览之一时，亦不在展览时之有限品物，以展览会之引线，由造型之美而进于精神之美，由人工之美而悟及天然之美。夫然后举止态度渐臻优良，世道人心，于焉是赖，吾浙拟每年至少省垣开美术展览会一次，集全省古今之美术品会于一处，以收直观感化之效。其经费当由公家补助，不得视为娱乐好奇之事而一笑置之。

试进而言社会教育之关于体育者，则公共运动场是也。夫人之不良，与其身体有至切之关系。身体弱者，心易坏。英国近时教育家之报告，感化院之生徒，其身躯较短，握力较弱，即其佐证。罪人之体格检查，必有生理发达不全之处，即不受体育，有以致之，甚矣，体育之效力！不但及于身，且及于心也。省垣中烟户至密，不足以言公共运动，欲觅一相当之地，竟不可得。幸旗营旧址，正在计划，闻有大辟市场之议。以此现在空旷之地，必尽供建筑，未免太杀风景。宜由公家择相当之一部分，留为公共运动场之用，岂不甚善！

呜呼，坐而言易，起而行难。有其事无其人，有其人无其经费，有其经费无其精神，亦徒呼负负也。然天下事未可概作消极观。始创之事，必多未良。惟其未良，可以改良。必欲一举而臻美备，则成立无日，进步无望矣！吾浙不乏热心教育之君子，倘无下怀相洽者，盍让我以坐而言之易，而匡我以起而行之难。馨香顶礼，全浙幸甚！

(原载《教育周报》第3、5期)余之远足会观

(1913年4月)

近日各地学生多来杭旅行，省垣学校亦多举远足会于西子湖头。青山绿水活泼之地，洵足以奋发精神，不可谓非及时之举。

然学校旧习皆心醉军乐，凡旅行远足，一若有定例必不可少。整队而来，鼓号之声洋洋盈耳，耀武扬威，犹如出战，且谓军国民教育原当如此。

虽然，吹号嘘气损害肺脏，闻曩者某处学生竟有因旅行吹号而致命者。购置耗财，练习费时，其小焉者耳。

况学校旅行远足之目的，在使学生活泼精神。即整队进行，但须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彼欲假军乐以壮形式者，实不解其意之所在。愿教育界诸君一熟考之。

(原载《教育周报》第4期)校训解释

(1914年)

家有懿训则昌，国有懋训则强，惟校亦然。准乎时地，对乎社会国家，不失之远，不失之迩，播之嘉种，以期有秋，标兹德目，发为校风，有厚望焉。周书曰：业广惟勤。韩子曰：业精于勤。勤者事之宝也，则取之。一言不审，人其我尤；一行不谨，终身之羞。言行，君子之枢机，慎其尚矣。诈伪虚妄，以之修己则无成，以之处世则病，故有取乎诚。称物平施，善与人同，待人如己，孔耶合德者其惟恕乎。谨以今日圣诞宣示校训，爰先引经义而为之解释如下：

勤《论语》言敏不言勤，敏即勤也。子曰：学而时习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学而不厌，诲而不倦，何有于我哉。孟子述子贡言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乎。夫曰时习，曰敏求，曰不厌不倦，皆勤之谓也。

慎《论语》孔子答子张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答子路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焉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此虽不明言慎，而曰惧曰好谋，则慎之意也。诸葛武侯自言一身惟谨慎而已，其善学孔子者欤。

诚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中庸》述孔子之言曰：诚者自成也，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不诚无物。孟子曰：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其言与《中庸》甚合。又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恕《论语》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对仲弓问仁曰：己所不敏，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中庸》述孔子之言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即大学絜矩之道也。孟子亦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夫六行九德的目多矣，岂此四字，之外不必尽乎，而核以师范之性质，则惟此四者尤当勉焉。而曰孜孜也不厌不倦，勤之至也；寡尤寡悔，慎之效也；成己成物，诚之极也；尽己及人，恕之行也。苟能是，是亦足矣。

(原载《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第3期)雷及避雷针

(1914年)

俗云雷殛恶人，一若善者必不至受雷之害。但根据学理而论，人人皆能受其害，亦皆能避其害也。夫避雷之法，最普通者，佥曰避雷针。虽然，避雷针之果能避雷与否，尚待研究焉。

一、说雷

空中电气欲知雷之原因，须先知空气中之有电气，及空气中之何以有电气。西儒法兰克林(Franklin)于千七百四十九年实验空中电气，乘雷雨之时，将纸鸢高飞空际，而线之下端果得火花。此即云中之电附着于纸鸢，由湿线传导而然。厥后某西儒以尖端之铁棒，高树空际，雷雨之时，藉取电气，不意激烈之放电，几致身死。此空气中有电气之确证也。

空中电气之测定西儒劳德(Land)、恺尔文(Kelvin)等以验电器或量电器种种观测，知空气中之电位由时间、天气、地位及高低而不同，依或处观测之结果，升高一厘米，则电位(Potential)约增加一点三华得(Volt)。或谓晴天空气中，电气多属阳性，雨天多属阴性。而有是亦为不规则之变化，无一定之状态，倘能精细观测，则由天气与电气之关系，可为气象预报之一助。

空中电气之原因空中电气何由而生，其重要原因不过三说。

(一)蒸发

凡液体蒸发时，其蒸气与液体有异性之两种电气。例如硫化铜之液，落于至热白银皿上，则蒸发而生电气。吾人所居地球，贮盈盈莫大之水，其蒸发而成空中电气，亦无足奇者。

(二)风

风遇陆地，则摩擦而亦生电，即与通常实验之摩擦电气同一理由。

(三)燃烧

凡物燃烧时，亦生电气。华尔泰(Yoltk)氏尝于薪炭燃烧之时，以验电气，验得确有电气。

雷之现象金蛇霹雳，发于空中，家屋人畜，屡被损杀。其势力之猛烈，令人不可思议。要之此等现象，不妨以小喻大，于讲堂实验说明之。试由惠谢士(Winshurst)发电机之两极，以导线系于两蓄电瓶之内部，又以导线自其各外部系于平行绝缘之二金属板(相隔约四厘米)，然后将发电机运转，则其两极间固发火花，同时二金属板间亦发火花。而来去方向适相反，即加平行金属板多枚，而火花之通过于各间隙如故。又试将蓄电瓶外部之二导线，插入杯水中而运转之，则水中之火花较烈，杯以硝子为者即时破坏，而水且沸腾，放电之势力有如是者。夫雷亦不外乎放电，设二金属板一为云一为地，而放电即谓之落雷；二金属皆为云，则空中放电而不至落雷；三枚金属板二为云一为地，则空中放电而又落雷，故落雷之祸未可逆料也。

雷之势力落雷时之势力，曷为如是之猛且烈？试据电气原理以数字的解说之。令Q为或导体所有电气之量，C为其电气容量(Electri‐cal Capacity)，则导体之电位V当如下式：

V=-Q/C(1)

导体若为球，则电气容量之数值等于其半径r，故球之电位如下式：

空气中蒸气凝结之初，为至小之水球，又互相集合而渐大，悬于空际，即所谓雨云。雷雨时之黑云，即无数水球集合而成，今以r为最初至小水球之半径，Q为其所含电气之量，则依(2)式可求电位V。此等至小水球n个，相集而为一新球，则其电位之值如何？

R为新球之半径，P为水球之密度，则下式当成立：

即

故新球之电位V1

由上式，可知新球之电气容量，不能n倍于最初之水球，即水球渐大，而电气容量渐减，则电位渐增。故最初至小水球之电位，与新球电位之比如下式：

例如水球之数n为千，则V1为V之百倍。n为百万，则V1为V′之万倍。雷之势力可想而知矣。

雷与雨尝问雨于老农，答曰：雷能催雨，雷鸣甚则雨必至。其理由果何如乎？盖电气可以促蒸气之凝结，雷鸣则无数小水球速集合而达极度，故即雨。但无雨之雷亦恒有之，此雷云与地最接近之放电，极易落雷，故无雨之雷较有雨者尤可畏也(有雨则云中之电气可藉此而渐达于地，即云与地二者电位之差稍减，放电之势力亦小)。

雷为振动放电之说明先举一例，取U字形硝子管，中部设以活栓，两边高低其水面。将活栓开放，则水面必反复振动，而后定静于同一之水平面。试易水以饴液，则液与管壁之磨擦大，而无振动作用。放电亦然，视其行路抵抗之大小，而或为振动或为非振动。

上图AB为蓄电瓶，内外锡箔，以导线引CD两球而使之放电。其间抵抗小，则A之阳电至B，同时B之阴电至A，各以其余势而反对授电，复反放电，即成振动。但渐放渐弱，则振动渐止，即所谓减衰振动(Damped Oscillation)。倘CD间抵抗大，则A向B，一经放电，而电位遂平均，更无放电作用。盖抵抗大，则放电不易，一旦放电即便放尽，是谓非振动的放电。故放电之振动与否，其条件在行路之抵抗。雷以莫大电位之差，对于空气之抵抗，其放电当为振动放电也无疑。

二、说避雷针

避雷针之起源避雷针亦创自法兰克林氏之唱说，以为尖端容易引电，且容易放电，故家屋之上，树尖端金属棒，连接地中，则自尖端可徐引云中之电，而放散于地，得免落雷之祸。相传至今，皆泥氏之说而未经深究者耳。

避雷针构造之要件从来构造避雷针之要件有三：

(一)避雷针宜尖锐，且须坚固之金属；

(二)制避雷针之金属，宜择最良导体，即电气抵抗之最小者；

(三)避雷针必须连续于地中。

避雷针之目的从来之设避雷针，其目的有二：

(一)防止——雷云发生时，因感应作用，而地上遂生与云异名之电。今置避雷针于二者之间，则云中之电渐渐被避雷针吸收，而放散于地。故云地间电位之差减少，即激烈之放电落雷可防止于未发之先，其目的一；

(二)保护——防止之目的或不能达，则虽放电落雷，犹可借避雷针导散于地，而家屋等得以保护，其目的二。

避雷针之驳议据上二节以三要件达二目的，视为万全之计。即有时设避雷针之家屋，仍遭落雷之祸者，必归咎于构造要件之不逮。孰知近世之研究电学者，由种种之理论及实验，而从来避雷针之谬见，始恍然焉。

驳议之理论及实验试取一蓄电瓶，其内部之球B，系于惠谢士发电机之一极A，又系于绝缘之真板C，此板之下又置一真板F，两相平行。于F板立D1D2D3三真棒。D1之棒端附直径10许之球，D附直径半厘许之球，D3则为尖端三棒之长，亦递减D之棒，与C板2约二厘米距离。然后将发电机缓缓运转，则D3尖端之上，发帚状之青光(此实验须暗室内)。倘C板与D3接近，则D1与C板间放电而发火花。据此实验，缓慢之电，尖端却能徐徐相导，似堪防止放电，而D1D得以保护也。2

又试用二个蓄电瓶，其各内部系于惠谢士发电机之两极，其各外部系于平行两板，将发电机激烈运转，则其两极间发火花。同时C板与D亦发火花，斯时宜注意者，火花必向D最高之棒而发，即易D以尖针，而火花如故。可知激烈之电其量莫大，D3之尖端，亦无以奏吸收放散之效矣。雷云之放电，缓慢乎？激烈乎？可无待言，则避雷针防止放电之说，已难成立。即退让一步，避雷针假能防止，则吸收亦有限，雷云莫大之电量，岂一二避雷针所能导尽。譬之洪水陡涨，藉数处沟渠，安得免泛滥之灾？吾故曰，以避雷针欲达其第一目的必不能也。

试进而论其第二目的。依上所述，放电之火花，不向球与尖针，即无关于物体之形状，而必向最高处发现。其理由果何如？上图A为电气灪积之云，BC为地，则因此云而地上之等电位面，当如图中曲线形，即地上之等电位面。凡距本式避雷针之顶上，其曲率较大，且面与面之距离亦较近，即云地间之等电位面，对于距离，其变化最大者，在云与最高物体之间。变化与曲率皆大，则电气力线之簇集亦甚，而歪力不堪支持，故放电必在最高处也。

避雷针既不能达第一目的，则尖端与否，已无用计较，即第二目的尖端亦不足取。盖迅烈之放电其量莫大，对于避雷针之至小部分球形，亦等于尖针耸立屋颠，向雷云而招之使来。故避雷针非特不能防止落雷，而雷方且因避雷针而落，与保护之目的相左，不知几何也。

试更述一实验，取二个蓄电瓶，其各内部系于惠谢士发电机之两极，又自其各外部引平行金属线二条，与地皆绝缘装置，将发电机游转之，则两极间放火花。同时以振动的电流，反复注还于二金属线，试二线渐接近至七厘米许，则呈乱丝状之青光。斯时以他金属触于一线即发火花，此现象谓振动电流之侧面放电。夫雷一大振动器也，其放电为振动放电，故当落雷之际，避雷针对于其近傍之金属亦能侧面放电，而家屋人畜遂罹其祸，保护之功果如是哉。

避雷针构造之第二要件，曰宜择电气抵抗最小之金属。夫电气抵抗，有阿姆(Ohm)之规则，即电动力E、抵抗R、电流C三者之关系，如下式：

宜注意者，阿姆之规则指普通之直流电气而言，非所以论振动之交流电气也。英人法耳台(Farady)尝实验电气，取蓄电瓶一，又以金属线曲如右图，而放电之。则A处固发火花，同时轮道之最接近部分BC间亦发火花。夫轮道BCD，良导体之金属线也，抵抗较小。火花路BD，不良导体之空气也，抵抗较大。蓄电瓶之电气何故不取道于BCD，而偏向抵抗较大之空气而放电，与阿姆之规则适相反对，其故何欤？

无他，蓄电瓶之放电，亦振动的放电(常将蓄电瓶一再放电仍发火花即其明证)，故轮道间之电气，系交流而非直流，宜其不服从阿姆之规则。但交流之轮道，亦有如直流轮道之特别一种抵抗，余名之曰交流抵抗(iwpecance)。此种抵抗与轮道之物质无关系，而与交流之振动数相比例。且交流抵抗，不特大于轮道之普通抵抗，亦较大于空气之抵抗，故前实验BD间之发火花，无足奇矣。

雷之放电，每一秒时振动数达百万以上，其交流之迅速，已可概见。当落雷时，避雷针全体所生之交流抵抗如何甚大，则其本质之普通抵抗，可置诸勿论，则构造避雷针之第二要件亦属谬说。苟欲制避雷针或铜或铁，其优劣一也。

避雷针之有效范围上述避雷针之驳议，驳其构造要件之不妥，驳其目的之不能达而已。研究避雷针者，当以积极主义力图改良，倘非全归无用，则于若何范围以内确为有效，亦吾人所乐闻者，其说不一，姑志其二。

(一)盖路塞克(Gay Tunac)之说避雷针之有效范围，相当于其高之二倍为半径之圆锥。

(二)普利司之说

避雷针之有效范围，相当于高为半径之圆为底，高为半径之四分圆为侧边，及高为高之一锥形。

上①二说之范围，广狭之差已不少。其他如法国避雷针研究会委员等，诸说亦均不一致。盖研究之方法，落雷之情状不同，由实验得来，不免有差异之弊。上二说既无确证，殊难深信，姑志之幸勿视为蛇足。

避雷针之改良案普通制之避雷针，电气学上既难承认，则当如何改良，如何构造，亦为研究电学之一大问题。法耳台氏距今七十余年前，又案出一种实验，以金属制十二英尺立方之箱，与地绝缘，置一至敏之验电器于其内，然后于箱外授以强电，而验电器全不受影响。后儒取氏之意，将验电器置于金属网罩内，于外部授以强电，而验电器亦全无感觉。何以故？盖箱内罩内电位之差为零，故电气于内部全无作用。避雷针之改良，非利用此法不可。须依家屋之形，以金属棒组成网状，则避雷之目的庶几乎达到，畏雷者其鉴诸。

(原载《教育周报》第9期)

①原文为竖排，“上”原为“右”。本书改为横排，有关方位词已作相应改动。下同。改革现行师范教育制私议

(1915年8月)

现行师范教育制，有改革之必要，近日教育界，几成一致之论调。夫现制曷为须改革，是盖确见有不改革之窒碍与夫不可不改革之理由。概括言之，现行师范教育制度，受中学之牵制，其教课与程度，皆与中学比较而定，非由理想而定。故现行之师范教育，可谓无独立之精神。师范毕业生，有入高师之资格，因此一说，遂致师范课程，强与中学相混合。顾小失大，莫此为甚。师范毕业生，以服务社会、任小学教员为原则。故师范教育之责任，在教授学生以小学教员所必需之知识，为小学正教员所应担任之学科而已。养成小学专科教员，已非师范教育之专职，而况高师入学所应有之知识，谓必于师范学校教授之，宁非大谬！故余对于改革现行师范教育制之意见，从根本着想，得二要领：

(一)与中学脱离连带比较之关系。

(二)师范学校之组织及考查成绩宜特别规定。

由第一要领，得下之三种意见：

(一)废止第二部。

(二)缩短年限，为四年毕业。

(三)修改课程，减少外国文。

试依次述其理由。查师范学校第二部之办法，取中学毕业生，授以中学所无、师范所有之教课，移花接木，冀得有第一部同等之人才。此制日本有之。而揣其所以设第二部之原因，其为小学教员不足用欤？抑为中学毕业生过多欤？由后之说，不合我国近情；由前之说，不合教育原理。教育者宜有特别品性，即师范生宜有特别训练。中学校之训练，与师范学校之训练不同。以中学四年毕业，加以师范第二部一年，纵或可与第一部得同等之学力，决不能得同等之品性。是第二部毕业生，不能认为稳定之教育者，则因教员不足用之目的，而设第二部之说为无理由。至如中学毕业生，我国今日正无虑其过多。且毕业各生于小学教员，多非其所愿。即强使就范，而教育界固未甚欢迎也。

近时各师范学校，皆未办第二部，其理由尚不在此。教员未实行检定，中学毕业生，欲为小学教员，自信已绰有余裕，不愿再入第二部；而为师范校长者，又以仅仅一年之训练，于完成教育者之人格，殆无把握，故多未办第二部。今从根本解决，师范因与中学课程大略相同，致有此移花接木之办法。今既主张与中学脱离连带比较之关系，则各学科与中学异其程度，异其教授法，支分派别，性质截然不同，虽欲办第二部亦不可得矣。

第二部既废止，则修业年限，必多于中学一年又奚为哉。理想之师范教育，决无比较中学及其他中等实业各校必须增加一年之理由。所以定为五年者，亦以与中学比较牵制，故留第二部之余地耳。中等实业，养成中等专职之人才；师范学校，养成小学教员，亦为中等专职之人才。同是中等教育，修业年限，似宜一律；且缩短为四年毕业，决无程度不足之虞。普通学科，宜重形式的教授，程度不妨稍低。其课程标准，宜另行规定，庶师范教育有独立之精神，关系于教育前途岂浅鲜哉！

况欲普及教育，师范生宜及早养成，缩短一年，则国家以同样之经费，可多得五分之一之人才。吾国近时之国民程度，以四年毕业之师范生，出而任小学教员，决无不合。现行师范课程，学生之精力，大半用于英文。若英文减少，即缩短一年，其他成绩，尚可望优于从前。故减少英文，为修改师范课程之第一条件也。

师范生曷为习英文，大可研究。或谓与中学比较及为入高师之预备，尚宜增加英文时间，固属谬论。又或谓高小有英文一科，师范生不能不学英文，其说亦未正当。据余之经验，如现制教授英文，毕业后未必能胜高小英文专科教员之任。语学与其他科学不同。高小之英文教员，确非师范生所必须担任，不若另聘专科教员之为愈。洵如是，则师范生无习英文之必要，何如毅然除去。近时教育界持此主张者亦不乏其人，惟管见则仅主减少，尚非绝对无外国文也。四年平均每周二小时，亦不可少。世界变通日繁，普通名词及学者姓氏之拼音，亦有能读之必要。但其目的，非为授人，聊具常识而已。

次由第二要领更得下之三种意见：

(一)以省为师范学区，每省由部任师范校长一人。

(二)师范学校均设立于省垣。

(三)考查成绩宜特定主课。

师范教育既尚独立之精神，则主持师范教育者尤不可无统一之训练。倘省自为令，校自为风，则师范生不一其品性，即教育者不一其意见，大非教育之福。各省师范学校，或多至七八处，而彼此极少联络之机会，其内容各不相同，恐欲谋教授之统一且不能，更无论训练。师范教育，训练重于教授。一校之训练，以校长为其中枢。而为校长者，性情知识容有不同，且既有主持一校之权，难保不孤行己意，不屑取法于他人。纵有公共议行之事件，而愿者遵之，不愿者仍各行其是。群学不明，精神涣散，此吾国人之通病，所无庸深讳者也。夫师范教育，为国家事业，宜全国统一，不宜委于省行政之下而散设各处任其分裂。第以何法统一之？曰研究会也，曰校长会议也，皆属形式之举。我国近情，法令与实际，不相符合。引用同一条文，往往因人而异其解释，我行我事，阳奉阴违者，不知凡几。是故以法令统一之，曷若以人统一之！法令可以统一教授，不能统一训练。欲训练统一，则非有统一之人不可。师范学校不能直辖于中央，不得已以省为学区，仍由部任师范校长省一人，专任一省之师范教育，则全国统一之宗旨，犹庶几近之。

师范校长，既省仅一人，则师范学校不宜分设于各处，宜一律设于省垣。统计全省需用小学教员之数，分为数所。其名称不曰某省第一师范、第二师范，而曰某省师范学校第一部、第二部。各部置主事一人，承校长之旨，主持各部教授管理等事项，校长则以训练为首务，发挥一致之精神，巡回而督率之，期于全省师范生品行学业得齐一之成绩，故师范学校非尽设于省垣合而为一不可。而所以从宜合而为一者，非以仅便校长一人之督率已也，尚有其他至要之理由在。

师范教育与普通教育性质不同，学生人数宜有一定之计划，不宜少亦不宜多。少则不足用，多则不能用。中学校之所以分设各处，以学校就学生也。若师范学校，当以学生就学校，无须以地方争。一省之师范生，全省各处皆当服务。顾欲使全省各处皆可服务，又有一主要之问题，即语言是也。如吾浙各旧府属，方言各异，甲地之师范生，往往不适用于乙地。语言之不统一，实为教育之大障碍。欲有以统一之，不得不于师范学校特加注意。听其分设各处，从乡语授乡童，则国语永无统一之希望。集各处学生，在省垣昕夕相处，至数年之久，先以陶成一省之普通语为目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以能讲省垣普通语为考查实习成绩之条件)，使乡音土语，潜移默化，而后统一国语，易从着手。故师范学校一律设于省垣，实有融化方言、统一国语之大作用寓乎其中也。夫统一国语为教育上最要问题，亦为最难问题。骤期收效，决无方法之可言。惟有自师范教育入手，乃能致潜移默化之功。舍此可断言无统一之时期也。

尤有进者，一省之师范生，共同相处，皆为同学，可免毕业后意见之分歧，及服务竞争之恶现象。教育之效果，于教育者一致精神中得之；倘意见不一，何异数学之正负相消，成效更于何有？现在师范学校分设各处，恐将来各校毕业生日益增加，各以母校而生派别，籍贯问题、区域问题，随之而起。其结果此派彼攻，彼派此击，将演成倾轧排挤之风，门户党派之忌。纵事实或未必致此，而以吾国人之习惯揣之，不能不为此顾虑。若以省为师范学区，籍贯区域，可一律打破。近人言教育者，每有普及师范教育之说，此言实根本于籍贯区域之谬见而来。须知师范教育，无所谓普及，但求足用可矣。各处之风俗习惯不同，职业之趋向自异。倘某处师范志愿者少，教育将听其不发达乎？必无是理。假普及师范教育之美言，拟于省垣外各旧府属遍设师校，实属谬妄。若以校数增多为教育成绩，更不敢赞同。合全省需用师范生之数，设学校于省垣，至多设之六部，必已足容。省垣为首善之区，聘请教师，参观学校，尤多种种便利也。

师范学校之宜特别组织，由于师范生之宜特别陶成。师范生既宜特别陶成，故考查成绩，亦不能与中学校一律办理。学校非徒授知识已也，人格之养成，本宜注意。至师范生则须出而为小学教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影响及于社会尤为重大，故师范生宜特别注重操行成绩。查部章操行成绩考查规程，学业仅能及格而操行列丁等者，不得升级毕业。学业虽不及格，分数相差不及十分之一，而操行列乙等以上者，亦得升级毕业。较诸前清，品行并入修身计算，已加注意，但其效力不过升级毕业一时之关系。而办理不认真者方且因此开舞弊之门，此大不可也。夫学生成绩，当然合学业操行二者而言，似不必作进退活动之规定。师范生即特重操行，至少须以操行学业平均计算成绩。至考查操行之宜慎重，校内全体职员，固当负完全责任也。

他如学业成绩之考查，部章以平均分数及格与否为准，亦有未妥。学生平时之自习，恒有偏性，未能平均注意。往往有自恃某科成绩尚优，他科虽零分亦无妨者。甚至年复一年，竟舍他科不习，而升级如故。师范生毕业后，以小学正教员为当然之任务。小学正教员必须担任国文、数学二种。而此二科目易生偏性，往往喜习国文者嫌数学，喜习数学者嫌国文。若仅以平均分数为准，恐师范毕业生将有不能胜小学正教员之任者，于师范教育之宗旨，不几名实不符耶？故师范学校宜特定主课，拟以国文、数学、教育三门为主课，有一门不及格者不得升级毕业，庶使主要之科目不至或有偏废，亦根本改革之一端也。

减少英文，及特定主课，皆使师范生志愿稳固之必要条件。或虑师范学校不重英文，恐入学者减少，于学校发展有碍。此种影响，容或不免。然学生即减少，而其志愿较为稳固。察近来师范学校新入学之学生，大都随意投考，初无何等之斟酌，以为课程与中学相若，仍视为普通教育。求其研究师范教育而来者，十不获一二。故未毕业以前，实未可认为师范生，盖其志愿多未稳定，恒有中途托故告退者。入学人数与毕业人数相差之巨，此为根本之原因。国家栽培师资，收效如此，宁非大不经济！纵有追缴学膳费之规定，已属消极之末策。课程修改后，与中学截然二途。在志愿未定者，不敢以犹豫之态度姑为一试。既入学者咸抱一教育为己任之宗旨而来，在学四年，安心学习，其成绩必当优良。加以特定主课，尤足为师范生具有应用学力之保证，于任用问题，亦大有关系也。

以上由二要领，具六种办法，皆对于师范学校而言。最后就高等师范亦稍有意见。近时有创废止高师之议者，姑无论能成事实与否，而教育界有此动机，殊为可慨。夫学校之设，断不仅以学力相较，以师范教育徒为授与知识而设，则不特高师可废，即师范学校亦何尝不可废。如以养成教育者人格为前提，则高师与师范学校皆有特别办理之必要。日本若溪赤门之事，为生活问题，非教育问题，识者讥之。有师范教育之特别名称，当有师范学校之特别设置。高等师范，为中等教员之所自出。若仅就知识论，大学毕业生，固有过之无不及。惟大学分科过多，中等学校若用大学毕业生，势将聘多数教员分任，未免于教课有寸断片裂之虞。查学制，大学而外，有各种专门学校，阶级与高师同，诚为养成实用人才而设。否则既有医科大学，医学专门亦可废；既有法科大学，法政专门亦可废。况乎师范生有特别品性之要求，彼谓高师可废者，实局量偏浅之见，仅知其一，不知其二，无足道也。

高师必不可废，即所以保持师范教育之特长。主持高师者，既宜注意此点，而高师与师范学校，尤贵有连络之精神。由此要领，对于高等师范之办法，有下之二种意见：

(一)高等师范分设文科、理科，各省得连络分办。

(二)各科均宜以教育为主要科目。

高等师范，系分科办理，此与师范学校不同。查现行制，高师分为六科，文科、理科适各得其半。除中央宜完全筹办一校为全国模范外，此外不必规定地点，即责成各省师范校长另办一高等师范部，或文科或理科。招生时，仍宜六科志愿并收。本省如办文科，则从理科学生送于他省，而再收他省之文科学生，合人数约五六十人。此法于浙省近情，甚为适合。他省虽未知如何，料无大差。今昨两年，浙省代招北京高等师范学生，投试者颇多，纯为中学毕业生师范毕业生之竞争试验，约七人中始取得一人，不无辜负青年入学之志。我国近情，专门学校恒苦于招生不易。故遇有中学毕业生，即来者不拒，如高师之竞争入学，可谓绝无仅有矣。

或疑如此办法，似恢复前清两级师范之制，是又不然。盖两级师范之缺点，在两级学生共同一处教授，今则另设一部，决无此弊。且师范教育之精神，得以一贯。中央虽规定高师地点，迄未实行，其原因为经费无着。如各省连络分办，是项经费，当然由省行政费支出，而各省仅办文科或理科，亦轻而易举。近察各省有虽非部定地点依旧办理高师者，然一省之财力，究未能完全设置。故分科改办，亦适合各省之实情，在中央可不筹经费而高师遍国，在各省平均负担而教育得以发达。法令与事实不致有抵触，且易于实行。目下或未能各省一律照办，且需用中等教员亦不须如是之多，则此省之毕业生，尽可服务于他省，本不宜以省界分畛域也。

高等师范与师范学校，皆宜特重训练，故同一校长，尤为得宜。其注重操行，固当与师范学校更高一层。学业既分科，各科均有主要科目，则对于教育一科，或不如师范学校学生之专注。因专科学问程度较高，兴味注意，不无为其所夺，此高师学生之通病，不可不积极的纠正。故非亦以教育定为主要科目不可，庶高师毕业生，皆能胜教育教员之任，而教育专攻科之设可以免矣。

(原载《教育周报》第94期)关于女子教育及女子师范教育之意见

(1915年11月)

吾国教育尚幼稚，女子教育更鲜起色。女子教育之所以鲜起色，或谓男子教育，尚无头绪，未暇计及女子，此非正当之论。自余思之，于社会心理上教育原理不无根本误谬之处。民国肇始之际，女权妄思扩张，平等自由之说，喧腾一时，教育上竟有无从措置之势。识者极创贤妻良母主义以维持之。至今日已按部就班，得免异议。诚可为女子教育前途之幸。夫贤妻良母四字，昉自日本。诚以女子与家庭有至切之关系。母妻为家庭中女子至要之人物，以贤妻良母为女子教育之中心，谁曰不宜。所可研究者，吾国之女子教育，是否仅仅贤妻良母主义而已？曷为曰贤妻又良母，曷为曰贤妻良母而不言其他。袭他国之名词，强适用于吾国，不可不仔细审察，此余之所以不能已于言也。

贤妻良母，诚为家庭和好之必要条件，而家庭之状况及其习惯，与国家社会有密切之关系。各国之家庭习惯不同，吾国之家庭习惯，不特与泰西各国不同，即与日本亦有特殊之点。尝云家庭以夫妇为本位，此言尚不适于吾国，吾国之家庭，不能云以夫妇为本位，尚云以父母为本位。新家庭成立于无父无母以后者为多，或成立新家庭时，已为父母，如欧风之简单，夫妇新婚之新家庭实为今日社会上未能和好之家庭，恒有置父母翁姑于不顾。逞其时流之幸福，决非社会之好现象。文明之误，此其一也。余既言吾国之家庭，宜以父母为本位，故教育上须注意吾国固有道德伦理的基础之特色，简单一字，即所谓孝。

孝固不仅就女子而言，有孝子亦有孝女，孝子孝女，有天性之关系。独女子于孝女之外，且有孝妇，较之孝子孝女，更有价值。余姑不言孝子孝女，而特于女子教育创言孝妇。于贤妻良母之外又有此要求，实有鉴于吾国近今社会心理上不能不有此要求。孝妇必为贤妻，必为良母，而贤妻良母未必能为孝妇也。如谓广义之贤妻良母，必为孝妇，则广义之贤妻必为良母，何必并言贤妻良母。故贤妻仅对于夫，良母仅对于子而言。近今时流女子之心理，何以为良，恐陷于狭义，以对于夫之亲爱为贤，而忘其对于姑之不亲不爱为不贤；以对于子之养护为良，而忘其对于姑之不养不护为不良，可怜今日之为姑者。有一极伤心之语，曰“娶个媳妇卖个儿子”。吁！虽非女子教育使之然。而女子之受教育者，不特不能纠正之，且有以推其波而助其澜，姑不学而以毕业傲之，好俭而以奢侈骄之。所谓家庭之和好，偏于部分的和好，此极端之贤妻良母主义，实有以致之况，并贤妻良母而不可得哉。

细审贤妻良母四字，其最不适当者为一妻字。极端的贤妻良母主义之流弊，皆从一妻字发生。余既言吾国之家庭，尚不能以夫妇为本位，当以父母为本位，故仅贤妻良母四字，犹以为未足，本拟加以孝妇二字为孝妇贤妻良母主义。今姑放低一层，以孝字为伦理之标准，以孝妇为女子之模范。虽贤妻未必为孝妇，而贤近于孝，即以贤妻良母之妻字改为妇字，以贤妇良母为吾国女子教育之要旨，决不可以夫妻言之。妇即妻之意释之，与日本之贤妻良母主义大有区别。今日社会之心理家庭之习惯庶乎近焉。

以上论一般之女子教育。贤妇良母亦不外家庭主义，而以此连带观念，谓女子师范亦宜取家庭主义，则尚待讨论，非谓女子师范绝对不宜取家庭主义，而谓女子师范不宜绝对取家庭主义。女子与女子师范意义不同，女子教育与女子师范教育，自宜加区别，不可以一律论。首宜研究之问题，为女子师范与女子中学之比较，及女子师范与男子师范之比较。前者女子与女子名义虽同，而性质全异，后者女子与男子名义虽异，而性质全同。彼谓女子师范之寄宿舍宜组织模范家庭，或谓女子师范寄宿舍之组织宜仿家庭制者。就女子与家庭之关系言，谁不赞成；第就师范与家庭之关系言，未能下全称肯定之断案。女子师范四字，重读女子二字，与重读师范二字，意义大不相同。论理学上所谓音调抑扬之误谬，平心而论，以女子就师范，非以师范就女子，此不可不明辨之也。

女子师范四字，宜扬读师范二字，抑读女子二字。女子师范为特殊之女子教育，非一般之女子教育。余已论一般之女子教育，宜取贤妇良母主义，而女子师范教育，断不仅以贤妇良母四字概括之，致失师范教育之本意。如谓女子师范亦仅以贤妇良母为唯一之要旨，则女子师范毕业生，其足迹仍不出家庭宜其为少奶为夫人。不复问社会上之教育事业何贵乎？女子师范学校曷若改为女子中学，盖女子中学与女子高等小学，当然以贤妇良母为唯一要旨。女子师范之学生自高等小学而来，非径自不良之家庭而来。所谓贤妇良母主义之教育已受之数年，至入师范学校，为受师范教育之时期，与男子乎何异？

女子师范与男子师范仅异一字，而此男字女字，亦非男女二字之全称，故非就一般教育以论男女之区别，仅就师范教育以论男女之区别。例如蒙养园，宜于女子不宜于男子。教课之略有区别，部章已有规定，如男子师范习农业，女子师范习园艺、家事。其他论男女个性上之注意，则男女师范分别办理，仅可异其训练方法。论男女生理上之注意，则女子师范之兵操可免，其体操时间较男子师范可减。除此个性生理二点之外，女子师范与男子师范决无有办法不同之理由，如谓女子师范寄宿之组织宜仿家庭制，则男子师范寄宿舍之组织亦宜仿家庭制。女子有家庭之责任，男子何独无家庭之责任？家庭中有女子，家庭中岂无男子。无男子之家庭为无父无兄无弟无夫无子之家庭，今日社会上认为不幸之家庭。女子师范之寄宿舍中无男子，其仿家庭制亦仿不幸之家庭而已，于教育何取？于社会何补？女子师范寄宿舍之组织宜仿家庭制，此言实近咒诅，否则亦属戏谑。谁为父，谁为兄，谁为弟，谁为夫，谁为子，角色不齐，将如梨园之假饰。抑或合并男子师范共同组织，岂不可笑。他如器具之陈设、食事之组合，倘如家庭之琐细，学校将不胜其烦矣，乌乎可。又所谓模范家庭者，亦属非是。自称模范，不知令何人模之范之，此意殊不明了。夫家庭之组织与家庭之经济及其他原因有密切之关系。社会上无数之家庭均不相同，决不可强使之同。故组织模范家庭，令一般社会之模范之，不特自信太甚，抑亦不揣事实之空谈而已。如谓令女学生将来作家庭之模范，学养子而后嫁，固无不可。特恐模范之主观过强与其实在之家庭未能近似时，则余上述偏于部分的和好之过虑，即自此启其端。原模范之意，不尚丰而尚简，不尚奢而尚俭，无论极简极俭之设置，应有尽有，已不能适合于一般社会。吾浙女子师范学校，因绌于经费，贷大宅为校舍，余病其非宜。盖学校之生活，亦有共同相处之特色，女子师范生将来亦有创办学校之责任，何必以家庭之范围囿之也。

吾国家庭之习惯，男子除负担经费外，几绝对不负其他琐细之责任。在殷富家之子弟，竟不知家事之内容，而其女子却不若是之甚。余且谓男子教育宜稍输以家庭日常之知识，以分女子之苦。檀那归来，跪迎于户，此日本家庭之恶习。彼以日本女子师范有此办法为论据者，实女子教育之根本意见大相反对。吾国之女子教育、女子师范教育皆绝对不宜取法于日本。盖社会之习惯不同。日本之贤妻良母，与余所主张之贤妇良母，意义亦大不同。所谓家庭主义者，与模范家庭及家庭制之意义又不同。家庭主义为抽象的，模范家庭与家庭制均为具体的，故家庭主义，不特一般之女子教育宜遵守，即女子师范教育，亦非废弃。余已声明非绝对不宜取家庭主义，为不宜绝对取家庭主义。若模范家庭与家庭制，不特女子师范所不能行，即一般之女子教育，亦不能行，行之亦有名无实自欺欺人而已。

家庭主义，以抽象的训练则可，以具体的组织则不可。女子师范之家庭主义，更不必特加注意，如为训练起见，则余敢陈一意见。女子师范校长及学监教员之家庭，当然有模范家庭之资格，可令女学生轮值服务，一举两得，于事良便。如校长、学监、教员之家庭不克为模范家庭，则以若何人组织模范家庭，所谓模范家庭者，亦可想而知矣。余非孜孜好辩，实于理论上有所不容，或谓今日社会之情形，事事依据理论，将百废莫举，虽然理论即自事实发生，于理论未能适合于事实，亦未必尽妥。因不能适合，遂弃理论而仅顾事实，此消极的办法，为教育上所不取。愿当世教育家共商榷焉。

(原载《教育周报》第109期)观第一次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所感

(1916年11月)

丙辰十一月，吾浙中等学校开第一次联合运动会，与会者凡三十余校，省城外各校，率全体学生远道而来者亦甚多，事属创始。到会者如是之踊跃，开会三日，冒雨不止，其精神之奋勉，秩序之整肃，令人喜出望外。不禁为吾浙教育前途三跃。或曰是役也，消耗经费一万，荒废功课半月。余将应之曰，抵得教育十年。

原夫斯会之名称，运动会一义，联合运动会为一义，第一次联合运动会为一义，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又为一义。无论联合运动会非联合运动会，其目的决不限于运动者之中，当普及于社会一般。盖运动会为学校兼任之社会教育事业，本不以竞争优胜为唯一之目的。仅一校举行运动会，且以对社会提倡体育为主，至若联合运动会，或谓有比较性质，竞争优胜，在所不免。然联合二字，寓有结合精神之意，仅以比较而联合，尚属浅见。故联合运动会较诸仅一校举行之运动会，更多一种结合学校精神教育精神之价值。今年第一次举行斯会，关于意志，又有绝大之影响，凡事艰于创始，意志经过第一次锻炼，则续行不难。况此次开会三日，细雨寒风，皆所不惧。锻炼之功，获得不少。中等教育为国家之中坚事业，中学校且以普通教育为主，以预备教育为辅。故凡中等学生希其不图倖进在中等社会任事，而为营中坚事业之中等国民，即为国家之中坚人物。故此次联合运动会之价值，未可限量。具有下列之四目的，而皆能达到，此最可喜者也。

(1)竞争优胜；

(2)提倡体育；

(3)结合精神；

(4)锻炼心意。

此四目的，唯第一目的限于运动会员之中。其他三目的皆普及于社会一般，其轻重自不待言，此次开会，其精神及成绩，已算难得，而精益求精，尚待改良之处，亦复不少。筹备手续之不周，更变尚易，惟思想上之偏误，与运动会之兴味及价值，尤有至大之关系，上述四目的，宜并重不可偏倚。余观此次联合运动会，四目的固皆能达到，虽不偏废而尤不免偏重第一目的，未能将运动会之目的，越超乎运动者之外。例如各种田径赛，闻已决胜，落后者即缓步不行，或倒转或旁逸，大减运动会之价值。仅为竞争优胜而赛，故已知不能优胜，又何必竞争。假有一人，赛落最后，不顾他人之笑其徒劳，而仍振作不怠，且能感悟他人之笑，其徒劳者令其敬佩。其价值实在优胜者之上，此非有第二目的与第四目的蓄于胸中不少。

运动者之各该校职员，以优胜为校誉相关，其竞争之心，与竞争者之步同急，固应有之事。然细思之，田径赛之优胜，与校誉关系尚浅，查此次优胜者之籍贯，非金华则诸暨。在省城之各校，皆非省城附近之学生。金华、诸暨实为一处，此地方气质与体力之比较，非学校与学校之比较，偶得此一学生，不足称此校之成绩，且偏重第一目的，必致妨碍第三目的。此次联合运动会，原以联合二字为重，运动竞争，特其方便耳。

远距离一目，价值最高，而临时改为场内十二圈，已失其第二第四之二主要目的。卒之审判不明，为全会之缺憾，并偏重第一目的而不可得，殊为可惜。远距离之本意，不徒增其运动之量已也，并欲增其运动之价值。以有限之场所，举行运动会，以有限之入场券，招待来宾，为维持会场秩序，即未便开放。为欲普及第二目的，使多数人受运动会之教育，故举行远距离于场外，可抵得入场券数万张，沿途观者，必有一种惊异之感想。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远距离之影响，得使一般人民，引为借口。增其一举步之劳，已可谓明效大验。若囿于运动者有何益处？实不成问题，斯时运动者对于社会，具有教育者之资格。非仅为己而为人，诚含有牺牲性质，故提倡体育，为远距离之一主要目的。浅见者以为运动员怪相之装束，奔走通衢，岂非可笑。国人之遇事退缩，坐失机会者，何莫非此等心理有以养成之，大为青年之害。正当之行为，不顾他人诽笑而为之，非意志薄弱者所能。远距离之选手，固须实力，而以奔过街巷为可羞因而不出席者，有其人，虽有实力，尚少意志之锻炼。故远距离于第四目的，亦大有关系，审判当事，未之熟思，其思想亦偏于竞争而已。

偏重第一目的，固运动会之通病。此次联合运动会亦有此种现象者，半由于筹备之不周所致。已届开会，运动之规则，及审判之方法，与会者多未明瞭，恐有不公平之疑虑，激而成必欲优胜之偏见。所以争论者，欲求其公平也，却非故意注重第一目的。故研究公平之法则，实为根本改良之要点。如何运动，如何审判，皆须事前邀集与会各校，共同议决，彼此遵守，不得临时再图更变。审判者但依所定之规则执行，一如司法官不得兼立法也。运动审判，果能公平，则第一目的与第三目的不致冲突。与会各校，已合为一团体，何人第一，何校第一，为次序的应有之表示而已。争论既无益，而优胜乃为真正之优胜。所望第二次联合运动会，及早筹备，谨陈管见，以供参考。

先言关于运动者，联合运动会，开会仅限于三日，故运动种类及次数，应有预计。此次开会，各种运动签名者甚踊跃，故先行预赛，再行决赛。一次之运动，已增至数次，又况核算总成绩，分数与次数，并不平均，则次数多分数必多。他年签名出席，必更踊跃，则开会不知几日始可完竣。故运动种类及人数非加以限制不可。又拳术、蹴球等为课外运动，与团体操演并计，亦属非宜，拟分运动种类为三项：

(1)田径赛；

(2)团体操演；

(3)课外运动。

各校田径赛选手人数，宜与各校全体学生数相比例，至多不得过十分之一。公决田径赛几种运动，各校须平均出席。如某种运动，某校无人出席，或到会选手不及全校学生数十分之一，作为放弃。而同一人不得认三种运动以上。其一校所得总分数，应以该校学生总数除得之数，为田径赛之成绩。团体操演，以教课为限。所以觇学校平时成绩，故宜除去预科或第一学年外，定为一学级一次，少一次亦作放弃。其一校所得总分数，应以该校除预科或第一学年外之学级除得之数，为团体操演之成绩。至课外运动，但须经筹备会认可者，均得出席，其分数累积不平均，以示提创之意，而暂不比较。运动会之总成绩，以田径赛与团体操演二项，分为三种之表示，优胜旗亦宜备甲乙丙三种。

(1)甲种，田径赛与团体操演合计最优者；

(2)乙种，田径赛总计最优者；

(3)丙种，团体操演总计最优者。

次言关于审判，上述运动之办法，既取平均主义，成绩表示，以学校为单位，故各种田径赛，虽有难易之别，计分自可无庸分等。如有某校于某种运动无一人出席，应减其总分数之田径赛次数分之一。每次竞争，预赛取二名，决赛宜取四名，其分数之计法如下：

第一名，四分；

第二名，三分；

第三名，二分；

第四名，一分。

团体操演之计分亦同，此次联合运动会，各校团体操演，虽均可观，而严格分别，列为四等。必较精细，其操演无疵精神振作者，尚属第二等。尤须注意所操演之规则及原理，即如服装姿势，所用器械之适宜与否，皆当评及。果完全无缺，始列第一等。至若营教练及省城各校混合操演，为图严肃统合起见，不在评判之列。

次言开会地点，似宜永在省城。教育以结合精神为第一要义，碍于交通，既以学校就地方分设，倘在学数年，自入校已至毕业，足迹不出所在地，乡僻不化，俗气不融，大为统一精神之碍。学校之所以尚旅行，用意在是。省城为一省首善之区，全浙集中之地，且有西湖名胜之足资观摩，即无联合运动会，亦当远足来游。而乘此机会，令学生全体来省，精神上之获益，更加数倍，但举行不易，却无须每年一次。即联合运动会，亦不必每年开会，拟定为每二年一次。惟明年必须举行第二次，以巩固联合运动会之观念，并可免有始无恒之诮。但省城以外各校，亦无须每二年来省城一次。则以协商之办法，每二年开联合运动会，省城外各校，希其一半率全体学生到会，如是省城外各校，每四年来省城一次，亦必不可少。其他联合运动会在省城举行便利之处，如会长、干事长之就近，及场所设备种种需要之现成，犹其小焉则耳。

太过不及，皆非得体。以上既述此次联合运动会之不及，而亦不无太过之处。一干事太多，二奖品太多。此种联合运动会，似无须实物奖品，满台陈设，一如劝工场，反不庄重。多购洋货，更非所宜。闻此次各校所得，皆藏之高阁，件少数大，分配为难。不若谨用奖状、奖章二种，专备给优胜者，别制一种普通纪念品，凡与会各校人人皆有。各官长之热心赞助者，不妨改为捐款，由会置办，较为实在。至干事之多，其原因在视干事为权利而非义务，胸悬徽章，出入自由而已。事前筹备种种之不接洽，亦由于人数太多之故，而开会以前，省城外各校绝不与闻，更属不妥。浅见者且谓省城各校之专制，而乘衅责备，若无从诉。筹备愈早愈好，第一期应在春假以前。与会各校，均应派一人共同协议。省城外同地方各校，可以一人兼之，其意见仍有代表其校数之效力，议决运动审判诸规则及种种办法。届开会一月或二十日前，与会各校，仍各派一人，早日来省，聚居一处，办理一切事务，斯时唯有执行前所议决事项，无改议更变之权。省城各校职员，就近偏劳，固应尽之义务，然无须全体皆为干事，开会时应另设各校职员席。全体会员，应制一共同徽章，一则便与会各校职员之出入。二则令各校学生，于各该校徽章分别观念之外，引成合群之思想，亦通达结合精神之主要目的。卑见如是，愿当世教育家暨与会同人进而教之。

(原载《教育周报》第142期)教育与实业之结合

(1916年12月)

以草木喻国家，则教育为根，实业为土；以动物喻国家，则教育为骨，实业为肉，二者关系之密切，洵如是。无根之草木，虽栽于土，难期繁殖；动物之骨肉分离，则生气已绝。试观折枝之花，其鲜艳固不亚于盆栽，而逾时花落，干枝并弃；剥制运动之标本，其状态亦俨若生体，而徒有其表，不能活动。折枝标本之国家，岂可以图存乎？盖无根无土无骨无肉，未有能生者也；即有根有土而不相用，有骨有肉而不相附，亦未有能生者也。根是根，土是土，骨是骨，肉是肉，亦无贵乎根，无贵乎土，无贵乎骨，无贵乎肉矣。其价值在根与土之作用，骨与肉之接合。有根有土而不相用，若枯木；有骨有肉而不相附，若剖尸。枯木、剖尸之国家，又岂可以图存乎？而吾国之现状果何如，吾国之本体果何如？

以吾国喻草木，盘根错节之老树也；以吾国喻动物，酣睡将醒之猛狮也，岂折枝标本乎哉。第就现状而论，实与国情均不相适，强袭外国之文明，不遗余力，倒行逆施，舍本逐末，使道德堕落，人心日非者无他，折枝主义之政策，不适于盘根错节之老国家也，睡狮将醒，又岂可以剥制标本目之哉？他姑不具论，试言吾浙江省垣之新市场，自旧旗营改造以来，河沟工程之计划非不佳，而必开设戏馆、酒馆、茶馆等种种无谓之消耗。以首善之区，而效夷场之习，诱惑青年，败坏道德。本不知其是何居心，而不一年不扑自灭，维持维持之声，屡载于报章。其维持也仍以维持戏馆、酒馆、茶馆为目的，犹之花已落不图栽培，而欲设法强使附着，其可得乎。盖旗营之市场，折枝之市场也，无根无土之市场也，标本之市场也，无骨无肉之市场也。其熙熙攘攘一时闹盛之形式，游其地者，以为事业之发达。吁！有其表而无其实，不足凭也。

余尝论形式二字，有两方面之解释，曰有实质、有精神之形式，与无实质、无精神之形式，故仅以形式论物论事论人皆不确。盆栽缤纷之形式有实质之形式也，折枝鲜艳之形式无实质之形式也，生畜毛泽之形式有精神之形式也，标本之形式无精神之形式也。即如参观学校教育，其秩序整齐，表册俱全，固不无切实进行之结果，而有此整齐俱全之形式，又安知非故意造作以饰一时之耳目，市街上衣冠楚楚者，寓目皆是，贫富不分，其仰事俯畜而有余者，固不乏其人，而家徒四壁，冬夏相互典质以图身之文者，亦所在多有，甚矣形式之难言也。是故无精神不必言形式，无实质不必言形式。国家之形式亦然，无教育不必言形式，无实质不必言形式。可知教育与实业、国家之精神实质所关，即国家之真正形式所关。且有实质始有精神，有精神始有实质。仅言教育不言实业不可也，仅言实业不言教育亦不可也。余故特言教育与实业。

教育者经营人生之实业也，故教育为广义之一种实业。实业者促进物质之教育也，故实业为广义之一种教育。合人生物质而言，教育与实业，固一而二二而一也。自近世社会分业，忘其太极，有所谓教育家实业家之分，门户判然，尔为尔，我为我，一若教育家永不能谋实业。实业家恒且轻视教育，余姑不言实业家不可轻视教育。余急欲言教育家之必须共谋实业。诚以教育为国家之根本事业，教育家为社会之中坚人物。分业之弊，实业家犹未知之。教育家既知之而又不得不协力以补救之，于教育有无限之利益，于实业有无限之利益，于教育家实业家有无限之利益，即于国家有无限之利益。其事维何，即教员贮蓄协会是。

余友实业家曾语余曰：“若成功愿请君以广兴教育。”余闻之且不愉，尝怀一疑问：教育家是否必须依赖实业家？数年前虽不愿依赖实业家，有时尚羡仰实业家，今则以曩之，羡仰实业家者，羡仰教育家。羡仰实业家，羡仰其拥资实力也；以羡仰实业家者羡仰教育家，不特羡仰教育家，亦堪拥资，日羡仰其为社会国家有不但振兴教育振兴实业之利益也。吾国实业之所以不发达，固不一其说，而教育家视实业为分外事，为最大原因。何则营实业非有合群力不可。吾国人民少合群之思想，故实业不兴。姑论教育家为国民之模范，国民所缺少之思想当提倡而指导之，即言教育亦不可无合群之力，否则亦不堪为教育家。若以具有合群思想之教育家而谋实业，犹反乎也。余何必羡仰实业家，世之教育家，亦何必羡仰实业家。自动力所在众擎易举亟起而图之可也。

合教育实业为一事，合教育家实业家为一人，惟教员贮蓄协会之一举。谋教育实业平行之发达，向所仅言教育之教育上之利益，仅言实业之实业上之利益，以外之教育上之利益实业上之利益，即教育与实业结合而后得发生向所未有之利益，亦惟教员贮蓄协会之一举。尝谓教育可以转移风俗，此言亦有二义，曰转移风俗不过指导而已，不知何日始克转移；又曰转移风俗必有实力使之转移，二者将奚取。今日吾国之状况急不及待，固非有转移之实力不可，教育与实业合为一气，则教育有转移风俗之实力矣，即如旗营之市场。虽据教育原理、社会原则，倡历劫不磨之至理、坚忍不拔之正论，以提醒社会，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亦无振兴之望。闻有倡建设工厂之议者，不知成立于何日。若余所主张之教员贮蓄协会已成立于十年以前，则有鉴于此，拨贮金以建设之，立时可观其成。既有转移风俗之好意，且有转移风俗之实权，岂不大快。想当世教育家无不赞同也。

伟矣哉，此举难矣哉。此举余蓄意已数年，自知人微言轻，不敢妄为启齿，以招皮相实业家之讥笑。去年在本会偶与会友谈及，竟有深表同情者，叠承金、俞、罗三君发挥其理由于本报中，而期其必成之热度，遂日不可遏。吾浙教育成绩非推为优良者乎。教育成绩优良之区，必教育家有合群之精神，始克臻此，故深信合群之必要条件，已能满足。此外关于此举所宜研究之难题，以余思之，无他，持久、秉公而已。然斯二者，亦为教育家必需之品性，不持久无以言协会之利益，亦安可以言教育之利益；不秉公无以言协会之成绩，又安可以言教育之成绩。吾浙教育优良之誉，可以教员贮蓄协会证之，吾浙社会前途之庆，亦可于教员贮蓄协会卜之。合群持久秉公，教育与实业均为必要之条件，而二者之结合剂不外是即天下国家之结合剂，亦唯此心而已。

(原载《教育周报》第115期)勉力与努力之关系

(1916年)

薄志弱行，为进德修业之大患，勉力所以进德，努力所以修业，薄志者不勉力之谓，弱行者不努力之谓，二者固有先后之区别，且有相济之关系也。曷为勉力？惟其不努力也，有力而不努，及至不得已时，以勉力而行，故勉力者无实力也，努力者有实力也。无实力而使之有，已非勉力，而为勉力后之努力，有实力而使之增，则为自努力而勉力后之努力。约言之，勉力为一时之努力，努力为经常之勉力，且勉力系他律性质，努力系自律性质。例如学生，自教员方面观之，随时提携促进而成勉力之作用，自学生自身方面观之，随时精勤饬励而成努力之作用。吾人处社会上，亦惟以勉力与努力相济而发展进步。任何事业，以努力达至九分以上，则以勉力而超越之，一如昆虫之蜕化渐渐长大，此扩张事业必经之手续，亦最稳健之方法。试观今日之居高位而营伟大事业者果何如？社会一般之任职务者又何如？余欲以勉力努力二语写各种任事之状况，并以指国人之通病。

(1)努而勉勉而努；

(2)努而勉勉而不努；

(3)不努而勉勉而努；

(4)不努而勉勉而不努；

(5)不勉而努努而不勉。

第一种努而勉勉而努，如上所述，为发展进步蒸蒸日上之最好状况。第二种努而勉勉而不努，褒之有知足之意，贬之则不免故步自封，敷衍塞责，然犹不足为修德之大害。试截其勉而不努一语思之，其勉也无非图幸得，既得之后尸位素餐，为国家之赘瘤，为社会之蟊贼，已可痛恨。第三种不努而勉勉而努，全语之意脚地不固，陨越堪虞，而不努而勉之勉，则为临渴掘井之状况，吾国今日几无事不然。使勉力与努力分离，不相济而相消，遂成第四种行险侥幸之状况。有二俗谚云：船到桥门自能直；过得海来是神仙，此国人心理上之通病也。

外人偶有誉我者，必为临时事业，盖临时事业全以不努而勉之勉力激成之，事后烟消云散，无所改进，又属勉而不努。尤可虑者，勉力与努力分离，以勉力之足恃，渐生无须努力之观念，反使勉力妨害努力，此种善因恶果，亦修养品性所不料，要之誉我以勉力，即毁我以不努力。此次联合运动会之成绩，誉者固多，自余观之，亦勉力之成绩，非努力之成绩也。其他事业之差堪人意者，非改组机关假言整顿，必更易主任藉博名誉，要皆五分钟之勉力而已。无实力之勉力，虽欲努力而不能，勉力之前后无努力，且以孤独自恃之勉力，减少经常进行之努力，可谓吾国道德修养之特别关系，而愿勉力不愿努力，遂成国人之通性。责任大于能力，今日之任事者几无一不然，具五分之能力，令其负五分之责任，恒怏怏不就。推之各事业各职务，能力与责任，近相参差，而通国遂无一胜任愉快之人，此吾国行险侥幸之现状也。

此外自第一种至第四种，勉努二字互易。则曰勉而努努而勉，与第一种发展进步之意向同。又曰勉而努努而不勉，与第二种无大异。九仞一篑，说由于不自进取。又曰不勉而努努而勉，较第三种已胜一筹，修养之道宜先努后勉，不努而勉不可也，不勉而努无不可也。与第四种努勉互易而曰不勉而努努而不勉，特表出为第五种，因其意与第四种大不相同，不勉而努既无不可，努而不勉亦无不可，何则？努力之意，有以自己为标准，与以所任之事为标准二种之解释，努力至何程度，可以勉力，此为可研究之问题。窃谓以自己为标准，竟可随努随勉。曾子一日三省，即一日之努力，三次之勉力，属于第一种勉而努努而勉之状况。故第五种所谓努力之程度，当以所任之事为标准，所任之事，如尚不能满意，则努力复努力，而不思勉力以高就，则努力之余地为无限大。国家之中等事业有此性质，以健全之中等人才，营无限大之中等事业，胜任愉快且志趣稳定者始克语此，其价值且在第一种之上。努而勉勉而努者，以自己为标准，为个人发展进步之方法；不勉而努努而不勉者，以所任之事为标准，即以国家为标准，为社会发展进步之要件。宁可努而不勉，不可勉而不努，宁可不勉而努，不可不努而勉。征诸吾国近状，所感如是。

(原载《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第10期)最近教育思潮

(1917年8月)

第一章　现今思想概说

思想为人生内部之空气。空气循环流通，自古迄今，永不隔绝，思想亦然。所谓现今思想者，思想变迁至现今之意，非但截现今一段之思想与从前绝不相关者也。吾人欲生存于今日之地球，而谓必须吸五百年前之空气，必不可得。顽固之思想一如竹节，与时俗不相通。亦犹是故，所谓新空气，所谓新思想者，不过随时而论。新旧空气不能分，新旧思想不能隔，此人生切要之问题(枫泾丁义兴酱蹄广告自称三百年陈汁，以动人。肉汁而经如此之久，腐臭岂尚可食？意必每日更存，新而旧，旧而新，则今日之新汁，可谓有三百年前开张以来之陈汁。同理，今日之空气可谓有天地以来之空气；今日之思想可谓有自人类以来之思想)。

思想既不能分新旧，又不能分种类。所谓教育思想者，亦非思想界特别之一部分，与伦理思想、哲学思想有密切之关系，而成思想界之系统。王阳明之“大知觉小知，小知觉无知”，大知之哲学觉小知，而为伦理；小知之伦理觉无知，而为教育。哲学思想不能普遍，降其格而易其名，即是伦理。伦理思想又不能普遍，降其格而易其名，即是教育。可知哲学、伦理、教育，有系统的关系。若但就教育而言，教育是谓局部的研究，不具小知，其何以觉无知乎？余尝谓教育家非专门家，而为小知家。诚以教育决非局部的事业，不若其他专门学可以划分，而其思想之关系，于伦理、哲学，固无待言。溯近世思想之变迁，与十九世纪以前可谓一大革新。宇宙本体归着于唯心论，反机械文明之思想。盛倡理想主义、人格主义，纵有旁流之实现主义，不足以云相对之学说。盖理想派之主张，为现今思想之主潮，有历劫不磨之理论，与人生事实更有空前之大觉悟。所谓理性淘汰与自然淘汰是也。

人类之事业、人类之文明，与其他动物较，相去悬绝。若系自然进化之结果，造物何独厚于人类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为万物之灵，此几希之灵，即所以与其他动物悬绝之由。若依自然淘汰，人类亦决无如今之情状。而所以致此者，自有人类即有理性加入以相淘汰，为自然主义者所不及料。始恍然人类之事业与文明，固有如是之复杂，如是之迅进也！

十九世纪以前之思想皆为自然主义思想，人类之生存竞争及其进化之径途与其他动物不加区别。虽反对之学说，亦不免蹈此同一之缺点。细思之，自然主义之思想，不特人类进化结果远超预算，即与人世之实际亦属不合。其他动物仅为生存而活动，故其竞争之结果，适者残存，劣者败尽，一如晚秋之斗蟋蟀，万不可以喻人类。盖人类之所谓生存竞争，决不仅为生存已也，必有何等之理想观，何等之目的观。人事扰攘，岂徒为生计已哉！垂钓羡鱼，非为烹食(扰乱社会之人都是生计极裕之人。近日报载张勋有三千余万之财产，仅为生存，岂不可以已乎？而无如有复辟之理想观，有复辟之目的观，可为一证)。余不信有真知足之人，假使人人知足，即理想淘汰停止。生存一日，决无不受理性淘汰之人。所谓社会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脱离者也。

自有理性淘汰之觉悟，二十世纪之思想遂大革新，且大发展；而教育之领域与职能，亦因而大扩充。人类之事业、人类之文明，非被动的自然淘汰之结果，而为自动的理性淘汰之结果。故人类之事业、人类之文明，皆人类自己负其责任。良心由自我实现而成，并无于人类之外有指使之者。哲学上所谓真理依系于人生之目的，即人本主义是也。又恍知人类行为之或善或恶，亦人类自己决定之，自己改易之。道德非千古不易之理，并无于人类之外有预定之者。哲学上所谓真理自实用而定，即实用主义是也。人类之事业、人类之文明既人类自负其责任，行为之善恶亦自己决定，自己改易。而各个人孰负责任，孰为决定，孰为改革，即国家元首决不能违反民心，擅行专制。社会上少数各个人，谁堪当此重任？无他，人格尚焉。人格者，良心之模型，道德之容器也。盂圆水圆，盂方水方。人格实现之如何，而良心与道德亦如影随形而俱改。所宜注意者，良心道德借人格之义以说明，不得漫以良心道德说明人格，致蹈循环论证之弊。余于是不得不略述人格之解释。

人格之解释殊不一致，余均认为尚未满足。非轻视先驱思想，亦由于理性淘汰之作用。“人格”二字，无论经若干时代，必有研究未尽之余地，今所述亦不过大体之解释。尝闻普通谈话，所谓人格高尚，一若人格在各自一己之内，凡道德品行可嘉者，始认为有人格。甚至与“资格”二字联想误解，依社会之阶级，或有人格，或无人格。……此皆未明人格之观念。夫人格者，多数人之格，即为人格式也。除疯癫、白痴、狂人而外，无人无人格，更无人不与人格有关系者也。

人有人格，其他动物有无动物格？牛有无牛格，马有无马格，狗有无狗格？吾人必一笑置之。然则，人何以独有人格，而不认为有牛格、马格、狗格？究据何理由，恐亦不易说明。能说明此理由者，人格之解释思过半矣。欲问人何以独有人格，当知惟人有社会。又引起社会究作如何解。若以社会为无机的集合，则人类生活等于其他动物群居的生活。社会之意义不明，人格之观念亦不确。盖人格者，各个人所以成社会之最要条件。仅仅集个人而成社会，一若集泥土为砖瓦，其模型非出自泥土自己之主张。如此无机的解说个人与社会无何等之关系，固无所谓人格。自斯宾塞解说社会为有机的，不如矿物，而如植物；个人对于社会，不如分子，而如细胞。细胞形成树体，例如社会。细胞发达，同时树体亦发达。细胞形成树体而有姿态，个人形成社会而有人格，其理一也。

如上所述，人格者，一方面为自立的、个人的，他方面为协同的、社会的；相互实现，渐渐发展者也。为人格而有社会，为社会而有人格，犹非中肯之谈。惟人格实现，同时社会进于洽善。自来倡个人主义者，取个人的教育学者，即偏于人格之自立的、个人的方面。取社会的教育学者，即偏于人格之协同的、社会的方面：两者皆非正当。所谓社会的个人，即两方面同时修养。诚自实际教育上社会的训练观之，西洋之人格，一若自立的、个人的方面为先，协同的、社会的方面为次；东洋则协同的、社会的方面为先，自立的、个人的方面为次。要之，皆以人格之实现为社会发达之本，决不依社会之阶级与男女之分别有程度之差异。无人格之社会，决非良好之社会。不曰无人格之人，而曰无人格之社会，此言似费解，而人格之真义亦即在是。

人格与社会之关系，有社会必须有人格，既知之矣，然则社会究何自而起？是否有人类即有社会，其他动物无社会。所谓社会的生活与群居的生活其区分何在？无他，人类有言语之特色也。人类有无无言语之时代，余不敢必。自有言语即有社会，余敢断言。如能证明自有人类即有言语，则可断言有人类即有社会。人类之进化为相互的进化，其他动物之进化为个体的进化，故唯人类有教育。人类与其他动物亦有教育，其他动物与其他动物决无教育。可注意者，人类与人类之教育，相互进化之教育，即所谓人格教育；人类与其他动物之教育，仅有知识授与之教育，即非人格教育。柏林大学某教授教马能计算数学，一时新闻传为“学问马”。但此马有人类之知识，而不能传达于马社会。盖此马亦受某教授知识授与之非人格教育而得人类社会之知识，决非成为马社会之知识。诚以马之各个体，无相互的关系，无精神的交际。所以者何？即无言语之作用。或问人类何以有言语之特色？则特应之曰：唯人类概念能联合。余可以自家实例说明之：次儿自有生仅十七月，适值年终，家人制粽，在锅沸煮，将可食。余归，奔跃来告。余料其不知粽之名而急问何物。我且拟且答曰：“米米包包。”竟称曰“米包”。能以“米”与“包”已知之二概念相联合而成一语，始可谓言语之特色。但教一语，学一语，且不明其用处。如不满周岁之婴儿，学得“阿伯”一语，见他物亦叫“阿伯”，见狗见猫亦叫“阿伯”，此决非能言语。可知人生不能言语之时期极短，周岁以上即有言语之特色。谓非有天然具在之理性，曷克臻此！此人类之所以称理性动物也。

概念愈联合，而言语愈复杂；理性愈发展，而人格愈实现。教育而仅有知识授与，是直可谓与理性人格无关系之教育，即非人类与人类之教育。而人类将有待人类以外主持者之教育，与人本主义、实用主义岂不大相刺谬？理性也，言语也，社会也，人格也，良心也，道德也，皆为人类所独有。吾人欲言教育，万不能不遵此旨，以符人类独有之教育。故今后教育事业之解释，遂与从前大不相同。普通教育学不曰教育为成熟者对于未成熟者具一定之方法传达文明之事业乎？此解释固无误，自今思之，尚可称满足，犹有其他重要之意味寓乎其中。依人格教育学之解释，教师不但以科学的所定之法则、机械的作用教育儿童，当以教师人格之力，其自由活动为最足重。故教师为一艺术家，教育为一高尚之艺术。教师之任务，与其为冷的科学的法则施行者，无宁为以有血有泪、自己之人格移之于儿童、营造儿童之人格之艺术家。自己之人格与儿童之人格至微至妙之间，即教育效力之所在也。

概言之，从来教育之解释，为单方的注入派，以教师之主观为尚，宁我就儿童。二者皆非正当之解释，无充分之理由。今后之教育，不得不有人格的交际，须以教师之主观与儿童之主观相接触，方合人格教育之旨趣。自有理性淘汰之觉悟，人格教育之主张本无讨论之余地，欲反对人格教育，须先反对已成铁证之理性淘汰，其可得乎？理性淘汰之觉悟，二十世纪思想界之大进步，可庆可贺，至得意之幸事也。人类虽为自然之产生物，而不仅受自然法之支配，有人格也威严，上帝或神不得已之假设，可以无用(未发明理性淘汰以前，人格之意义亦暧昧。但已疑及人类之事业与文明，何以与其他动物相差如是之巨，故假设上帝以自解。然者上帝何不指使其他动物而独指使人类？如谓上帝本人类所升，又安知其他动物无升为上帝者？其说遂穷)。人类之事，人类自主之人格，亦人类自己构成之。自有人类以来，早有理性淘汰，早有人格，至今日始觉悟，已恨晚矣！回忆十九世纪中，种种不利于人生之事，良由昧于理性淘汰所致。自此教育上若再不努力研究人格，向也苦于不知，今若知而不行，坐视社会之纷扰，甘受人生之抑死，夫亦自弃其人格，将与其他动物为伍，人类之丑，孰有过于是哉！此现今教育思潮犹恐不及之趋势，无论有各种教育之主张，不能绝对反抗者也。

第二章　各教育主张之异同

如前章所述思想之大概，咸名之为理想主义。又有所谓实现主义，相对为思想界之二形式。理想主义者从人生根本上着想，实现主义者从社会事实着想，致有歧异之主张。而现今所创之人格观念，决不专从人生根本着想，社会生活亦极注重。故二十世纪之新理想主义已包括人生、社会二者而言，实现派之精神实已容纳在内。余曾言思想无所谓新旧，故仍称理想主义。所宜注意者，此种理想主义，为对于十九世纪以前之思想觉悟而起，仍不免有实现主义之反对。可知实现主义非对于从前之思想觉悟而起，反对于现今之思想反动而起。此二种思想实不谓相对之二形式，而为主从二形式可也。教育主张虽不一，而其根据不外理想与实现两派。理想派主张人格教育，实现派则主张职业教育。又有公民教育问题，理想派则谓公民教育即人格教育，实现派则谓公民教育即职业教育。此外又有艺术教育与作业教育，亦均以两派混合之主观而异其作用。试先述艺术教育。

十九世纪为科学世纪，有鉴于科学中心之偏颇，以产物之勃兴适召社会之腐败，乃力倡美的陶冶、人格之尊重不可缓。同时因美术工艺之进步，有提倡美术教育之必要，欲以艺术解决社会问题，遂起艺术教育运动。近数十年中，西洋各国关于艺术教育，会议多次，不遗余力，推其原因有五：(一)自法国革命以来，艺术与国民生活相分离。法国之革命为政治上之大事件，其影响及于欧洲全部，一般国民皆以政治之变动为虑，不能安闲从事于艺术。但此不过一时之状态，识者谓不可不有以救济之，故不得不提倡艺术教育。(二)国民与艺术分离之结果，而鉴赏的陶冶缺乏。欲补此缺点，不得不有艺术教育运动。(三)大工业之勃兴，人间流为器械的，与天然兴味愈趋愈远，乃大声提倡兴味教育。(四)十九世纪之科学万能主义，对于事物感于知识的、分析的，而无情的、综合的、美的研究。(五)政治的兴味、平民的思想勃兴，美术岂能为贵族所独占，一般国民不可不使享乐艺术。

自此五原因，起艺术教育运动。而对于此运动之见地，又有不同之处。或自社会的见地主张艺术教育。今日之社会既成机械工业世界，倘蔑视艺术与人格，其弊不可胜言。为社会救济，对于机械工业，宜振起手工作业，使社会艺术化以调剂之。或自经济的见地主张艺术教育，即振兴艺术教育与经济问题至有关系。艺术品之制作，国家经济得以丰裕。法国国民以其有趣味性之练习，得制出精美之物品。故不可不陶冶公众之艺术精神，以养成艺术的国民。又或自艺术教育美的见地主张艺术教育。国民一般使养成有鉴赏之耳目，足以促艺术之进步。工业品之日渐精良，尤贵有赏识美术工艺之人。此艺术教育运动之所由起也。

次言艺术教育之目的及方法。试思主张此种教育之理由，不无歧义。一方面自美的见地而论，以鉴赏力之养成为目的；他方面自经济的见地而论，则以制作力之养成为目的。但观改革运动之主旨，似以制作力之发达为尚，而与近时之作业主义、自动主义相携手，以儿童之发表的冲动为出发点，自由技能之练习与想象力之唤起为主旨，依此方针，促使技能科教授革新之效。而偏于极端者，遂舍却鉴赏与直观之陶冶于不顾，宜其引起理想派之反对。如海尔把特辈最重直观，以趣味之养成为中心。要之艺术教育歧义之二目的，恰相当于理想派与实现派之分据，平心而论，鉴赏与制作固宜兼顾，惟普通教育上则宜以鉴赏为目的。何则？一般人民鉴赏家较制作家为多，倘制作家多于鉴赏家，或仅有制作家而无鉴赏家，则实现派经济的见地，岂非自招失败？我国近状，制作家固不多，而鉴赏家更缺乏，虽古来之美术国，一般之鉴赏力亦尚幼稚，盖鉴赏力之养成较制作力为难。据近时实验教育之研究，儿童美的判断之发达甚迟，不得不借制作以引出之。则制作不过手段，鉴赏乃为目的。此普通教育上原当取此主张也。

如上所述，艺术教育仅美育上之问题，已与人格主义之教育较为接近。若以艺术教育作艺术主义之教育解，则艺术与教育之交涉，不视为美育范围内之事，即教育事业之新解释，教育为一艺术，教育家为一艺术家，此所谓美非术之美，乃为美的人格之陶冶。对于从来之教育根本的改善，反对形式耳。凡主知之教育，废除科学主义而为艺术主义，则艺术教育全与人格教育相一致。又可自教育事业之新解释转出美感之新解释。艺术教育之所谓美，非狭义之美，与人格有密切之关系者也。华美之美，美丽之美，为社会腐败之源。广义之美，决非美丽、华美之意。人生以美感供给兴味于无穷，《朱子家训》所谓“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所谓得美之真义者矣。他人不以为美者而我能感觉以为美，即他人无兴味而我多得一种兴味，决非勉强以不美为美，必其有相当之人格而后可。好素食者，余认为美与人格增进之结果。人能素食，而犬与猫不能素食，但思鱼肉而不得，予以蔬菜而不知其味，亦可为人类有美与人格之证说也。

如上所述，艺术教育以美为中心，即以感情为基础，对于从前主知主义之教育而倡主情主义。又有以自己活动意志为根据者，而对于主知、主情而倡主意主义，如作业教育。

作业教育与艺术教育，其发表创作之注重为二者共同之点；而作业教育又稍广义，不限于美术工艺，包括一般实业社会。艺术教育陶冶美的感情与其发表，作业教育则以意志的活动与其发表及技能、勤劳心之养成为主旨，故其内含亦有理想派与实现派两种相混。实现派之作业主义，专注现今之实业社会，力倡身体作业。而理想派则反对手工等身体的作业，力倡精神作业之发表创作。前者以为教育无非为图社会进步，不可不施以适应于实业社会工业团体之教育，故学校之内须造成共同团体之缩图，以共同作业养成劳动之精神与共同心。又如勤勉之习惯，秩序之念，生产义务之感，均为作业教育之中心。故手工、家事等实业教科，工场、实验场、庖厨、裁缝室在在不可少。此等教科之实习，与儿童自发的活动之作用最为适宜，遂将从前受动的教育教授，一变而为发动的、基于儿童之本能与活动性而施以教育。且可以手工与身体的作业，由日常之经验事实而生适当之概念及认识。故技能不过为手段，概念及认识为其目的，以养成适应于社会有用之国民。此实现派之主张也。

理想主义亦非蔑视现代之生活状态、生产关系，而对于手工及其他之身体作业则表示不甚注重之态度。学校之有手工教授，非直接以手工为目的，亦借以形成精神。作业惟以教育教授，不为受动而为发动，则与实现派相同。是以技能科作业教授得占从来未有之地位，为现今教育之一特色。我国现今之教育手工与实业，果能达是等教科之目的与否，吾辈盍反省之。

作业主义之教育，身体作业、手技、手工、实验等非仅以技能之修炼为目的，有几多教育的价值，仅有手之活动而不与心相结合者，非真之作业教育。手工科之设，为意志陶冶与判断力之养成，为两派共同之主张。是故手工科既随艺术教育运动而特别注重，今又自作业主义之教育，而理想、实现两派均认为有生产的价值，其教育的价值为何如耶？小学校之有手工科，决非直接为木匠、水泥、铁匠之准备，以死践职业教育之名目。此固非理想派所赞同，即实现派亦决不作如是解释也(去年北京教育会议时讨论手工科，有以编草帽，削火柴杆为教材以示实用者，可笑孰甚！又参观某校会客室坐椅，指为手工成绩品以自矜，亦不思之甚)。两派均认为手工科为有生产的兴味，而分量轻重又不同。盖理想派并不注意手工，以为创作力之养成不在乎技而在一般之精神活动。凡作法及理科教授无不有创造力养成之机会，不过手工科引起儿童自发的兴味较易，而进锐退速亦未可知。精神作业必较身体作业为尚，而实现派则身体作业与精神作业并重，宜其重视手工而为各教科之中心也。

理想派之作业教育，相当于蒙台梭利女士之自动教育。此自动二字究作何解，不可不明白。研究女士教育学中有所谓潜势力者。儿童本能的具在，则所谓自动。是否不加意志作用，一如消化、呼吸、循环之作用起于自然发动，与意志无关？则自动教育直可谓无意志无意识教育。吾知自动教育之主张决不如此，自动二字必有第二种意义。对于他动而曰自动，非我被他动，自我自己出发之意。消化、呼吸等虽亦可谓自动，此不过对外部刺激所起之反射活动而言。自动教育之所以谓自动，自内部自发，且有意志发动活动之意，故自动教育亦可谓活动教育，发动教育。儿童内部之潜势力，非如消化、呼吸无意志而能自动。自动教育之主张，不过对于此内部有意志的自动之潜势力不使挫折，希其发达。此点与前述创作勤劳为主之作业教育相一致。儿童富有发挥其潜力之活动性，不以干涉而妨害之可也。

自动教育不主干涉，然亦不主放任。不干涉而不放任，将何以圆其说？盖儿童之本能，有时或偶有害于社会生活之理由，而使之自己觉悟防止的态度，即不放任不干涉之态度。凡一种教育主张，必由反动而起。自动教育，不过以从来之教育压迫儿童自由之发达而创此说。流于极端，固亦有未妥之处，此吾人所当共谅也。试进言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之旨趣，亦有理想、实现两样之说法。理想派重在公民个人方面，伦理的修养、人格的陶冶之外，别无何等意味。实现派则以社会方面，即团体之一员、实际之职业为其主旨，使理解个人对于国家之目的、对于同胞之兴味，故以职业之堪能为公民教育必要之条件，以手工作业为主要之手段。余思之公民教育名义上似较艺术教育、作业教育空洞，无他特别意味。故理想派即以公民教育为人格教育，实现派即以公民教育为职业教育。然则何故特有公民教育之名目？此吾所当研究之问题也。

近代思想之倾向，平民的政治的兴味有勃兴之象，公民教育其根据于此乎？少数贵族参政时代已成过去，今则列强皆进于立宪共和政治，而国内一般人民犹不自觉。平民的精神之勃兴，亦国家社会趋势所当然。又或谓个人主义已形成现代之特色，而平民主义易流于个人主义之倾向，故不可不鼓吹团体的精神。此有鉴于个人主义之弊而倡公民教育者也。盖个人不可不与国家社会之兴味相结合，从来的教育，不过个性化，未免有害于国家，不可不施公民教育以补救之。所谓社会化之思想与政治参与相结合，而公民教育之声遂愈呼而愈高。其主旨在使锐进社会的政治的国民的良心，陶冶其品性与意志。一般少年，对于祖国皆当忠实服务。试综合近今各教育家之意见，公民教育有如下之定义：公民教育者，授与少年以公民的知识，使其意志对于公民的方向，而唤起其公民的良心之教育也。此又进一步言公民教育者，思合乎为现今宪法国家有价值之公民，依教授与习惯，对于学生具案的影响之谓也。但此无非教育之定义，何劳蛇足。要之，此种定义亦有鉴于现今之情势，有所感慨而云然耳。

内阁之更迭，选举之频繁，国家大势如昙花倏变，人心惶惶，不知所向。依现代之要求，教育实有革新之必要。所谓立宪的教育之创议，亦不外是欲矫正现代选举之腐败。如何能选出真正之国民代表，促进自治制度之革新，阐明纳税兵役之义务，解决国民之生活问题，乃得个人之自由与独立。此立宪的教育之目的，以对于立宪政体缺陷之救济，为第一义。更进而教养立宪精神为根本之道义精神，革新国民之思想，一方面又促成国民急务之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外的生活之廓清。姑勿论此，此立宪的教育之结果如何，而国民教育上向来不完不备之点，或可改善。诸种实际问题，脱离形式主义、划一主义、奴隶主义、压制主义，而解决自发主义、自由主义之下诸种社会问题，亦始得解决。盖自发主义、自由主义为立宪的教育主张之中心。凡个性自觉之不足者，思想界、教育界极宜倡自由主义以启发之。立宪的教育，不仅在自由民权的思想、选举之矫正；而道义之革正为选举矫正之基础，责任之自觉、牺牲心之养成尤为公民教育之中心。此主张公民教育者之论也。

次言公民教育之方法如何。公民教育之方法，当然不以授与知识竣乃事，此理想派、实现派一致之意见。惟实现派以共同作业为营造公民教育之根本方法，体操之必要亦竭力提倡。又有以游戏与体操形成公民教育之最好手段，游戏足以养成共同之感情，体操之起源本为国民的意气之鼓舞。而理想派则以社会的道德教养为主，所谓共同作业与劳动，倘失于督率，任其因循，或且为品性之贼。总之，公民教育不在获得对于国家组织之知识，而在涵养共同生活之义务及责任、自觉之品性，两派均无异议，此公民教育之意的方法也。公民教育虽不以知识为限，亦不谓对知的方法绝对置之不问，且公民教育之知的方法殊不易言。盖具体的教材之如何选择，及儿童之发达阶段何时始能领会系统的公民教授之知识，此为可研究之问题。据实验教育家之说，儿童自十四五岁，国家的理解认为可能。此种公民教授之知识，或列为一科，即所谓公民科；或于各教科中乘机授之。此依国情，办法不同。如法国、瑞士，则特设公民科；如日本，则于修身历史等科随时教授。此固不成问题。修身科尚有或设或不设也(法国于一八八二年颁布小学校法令，有道德公民科之设。其教材初级自七岁至九岁，每周一时，授以公民、兵士、军队、祖国、法律、公权等事，并依物语相助教授，以养成国民的观念。中级自九岁至十一岁，授以法国制度简单之知识、公民及其权利义务、兵役、租税、选举权、公共团体、自治会、议会、国家等。上级自十一岁至十三岁，授以行政、立法、司法之知识，及宪法、元老院、众议院、刑法等。至高等小学校，则分公民科为法制科、经济科，每周各二三时)。

以上所述艺术教育、作业教育、公民教育，皆有理想、实现两派混合之关系，惟理想主义之思想较多。最后论两派纯粹之主张。如人格教育，全自理想主义出发，所谓人格品性之注重，与作业教育、公民教育初无或异，而近时人格教育之主张，与二者又非全相一致。盖作业教育、公民教育之思想，由时事感慨而起。人格教育，普通皆谓挽救世道人心，则与时事感慨之意何殊？如前章所述，人格限于理性，则理性淘汰之觉悟，实为其至大之原因。为世道人心而提倡人格教育，犹见之浅者。故人格教育之所谓人格，与作业教育、公民教育之所谓人格不同。即实现派亦决不蔑视人格。惟彼等所谓人格之人为特称的，理想派所谓人格之人为全称的；彼等所谓人格为限定的，理想派所谓人格之人为普遍的。此不可不注意也。

人格教育之主张反抗物质文明，对于科学中心主义而力倡艺术主义。原来物质文明离乎人格而躐进，无补于国家社会固无待言，而与人格相关之物质文明，本非一概抹煞不过(不由人格所产之物质文明，余名之曰“豆芽菜的物质文明”。吾国近状，事事模仿外国，应有尽有，余甚忧之)。反主知主义而重情意，对于平凡化划一主义而创个性之自由发达，以期造成真正之人格，故理想派最恨以道德作客观的解说，即以道德为生活规定之外的法则者，非也。现状情形流于器械化、平凡化，忘其精神生活之能力。无可讳言，人格教育主张，亦因时制宜之道也。

人格之解释，前章已略述之。自有理性淘汰之觉悟，思想界大扩充，教育事业不得不水涨船高，与之俱进。故人格教育之主张，立于哲学所辟人生问题之根本上，牢不可拔。以人格教育为无学术上之价值，实际上之结果者，必局部的研究教育之人，不知伦理哲学为何物，余亦不屑与之辩论。总之，人格教育为一种哲学的见解，所谓新理想主义为其中坚。试概括诸家之意见，述其要点如下：

一、人为自然之产物，而不仅受自然法之支配，有自然法以外精神自由之作用，故认为有一种人格之威严。

二、由人格之威严，必贵有相当之品性。教育及教授不可不以此品性之形成为目的。

三、人之精神，不但自知力而成，有较深之感情意志作用为根据，以之内省直觉；又自由活动之萌芽，而含有开辟新生活新价值之创造力。

四、教育即启发此创造力之事业，须尊重儿童之个性及其人格，以儿童为教育之中心。

五、教育非造成知而不行之人，须随时练其情意，使有一定之信念与理想，而为强有实行意志之人。

六、施自由精神之力，使人格发达，品性形成，对于自然有巧夺天工之概。反自然主义之人生观、世界观，趋合于理想的倾向，重克己献身之德。

七、希造成人格尊重之高尚的社会，不可抹杀个性天才，徒为国家社会牺牲。与其为适合于国家社会之人，无宁为使国家社会多方发达之人。

八、现代物质文明虽发达，而精神文明不及。人生之欲望躐等，堕落于机械的便宜的生活，对于神经过敏提醒精神自立与人格之权利及其威严。

九、矫正教育活动囿于科学的方法太过之弊，指明教育之生命为教师与儿童固有的内部关系，为一高尚之艺术。

十、教授，当为锻炼人格为目的之教育的教授，不特益儿童之知，须兼及其情意。与其抽象的教授，无宁出于直观，使容易理解，同时刺激其情意之活动。又欲使发达个性，当设自由选择科。

十一、教材不可偏重科学，须重艺术；而为情之修养，又当一变宗教教授，而改正意志锻炼之方法。

十二、教育事业之中心不当在教授，而在训练；且训练当以儿童为中心，不尚他律的束缚，须注及其内部之良心，促其自由之服从，而施自律的训练。

十三、欲使教授、训练密切于人格的关系，一学级学生之定员以少为宜。

十四、要求改社会制度及家庭、学校、国家协同的努力，使易于精神生活、人格尊重之实现。

十五、当讲求教师养成之道，俾得收人格感化之效。

如上所述要点，人格教育不外精神生活之作用。心情者，精神生活之母，故心情为各科教授集中之点。试进言人格教育之教授方法：(一)感情作用，即利用感动之方法，使心情与吾性共鸣，不取论理的分析的方法，而取艺术的方法。(二)综合的方法，不在使知识明了精确，但能综合的记忆。(三)直观的方法，非普通意义之直观，使得明了精确之知识为限，以直观而刺激其情意之活动，使与精神相感应。(四)自动的方法，即个性力之发展。此种教授之方法原理，固有优点，若忘却人格二字，敷衍塞责，因循无生气，则非提倡人格教育之本意矣。最后试述职业教育。

为实现派之主张，与理想派所主张之人格教育有反对之倾向。近日颇有极力提倡之者，其呼声之高，教育界当所共闻。原夫职业教育亦有二意义：(一)职业教育为特殊职业之准备，例如从事农、工、商等之准备的教育。(二)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必须引起同样之职业的兴味，故当有一般的职业陶冶。此二者，要皆以从来之自由教育、修养教育为不顾社会之实情而起。前者为纯实业教育，后者为一般的职业教育，为下级之职业教育，即实业教育之意。现在之社会为实业社会，儿童之大多数须从事于此，教育上固不可不注意。一方面既有人格主义、艺术主义之提倡，同时应有作业勤劳主义之教育发生，亦思想界必然之事也。

职业教育又名实效教育，计较教育之实效，以为现今之教育皆尽力于少数毕业生之从事于学问，而不顾及大多数毕业生从事于实业，故自实效而论，不得不改造授与职业知识之学校。此种主张，五十年前已有之，甚至主张一般的陶冶之中学校，实业之学科加之总时间四分之一。如此实业教育侵入于普通教育之学校，亦非认为专门之实业教育，仍为增高人间之实效，作一般陶冶之一种。对于将来从事实业之学生，固为职业陶冶；对于其他学生，亦得收一般陶冶之效。恰如国文学之于文学者为职业陶冶，对于从事实业者之为一般陶冶。如受两方之教育，均一举两得，为最有实效。此实效教育之主张其关于职业实业之思想。所谓实效教育，即职业教育也。

作业教育，实效教育，实业教育，凡此职业教育，近时何故提倡不遗余力？盖以从来之教育，未免依传统的教科，与现在之社会实际生活相去过远。下级之学校但知为上级学校之预备，对于不升学者实为不利益之教育。此种状况，各国相同，故不得不谋学校与社会之连络。良工、良冶职业的教育，从来家庭上得收此效。但近来实业之变迁进步，大工业组织之时代，究非自学校学习不可。又况自社会问题为取缔无识者、不良儿起见，亦有提倡职业教育之必要。且不良少年，自十二岁至十四岁时为多，此时之感化，亦以作业实业为最得法。如此积极消极之种种原因，职业教育之呼声遂有加无已。所可研究者，职业教育侵入普通教育，有无蹙小一般陶冶之领域，此为一重大问题也。

如上所述，一般陶冶与职业陶冶为两方之交际问题。职业教育论者之主张职业陶冶中得收一般陶冶之效。学校如为社会之映象，则不问实业与否，凡社会种种活动形式上之事，均使儿童学习，决非无益，即教育之所以为实效也。从来之教育，关于(一)乐于劳动之观念，(二)为他人牺牲，(三)公益心等一般的任务，不能自觉，无可讳言，故宜于学校重实业的教科。如手工、烹饪、裁缝等本非仅为熟习其技能，使理解社会，为养成知性、德性之手段也。

如此主张，亦无所误。职业教育中固不无一般陶冶，且亦并不蔑视一般陶冶。职业论者曾谓无人文的教科，决不收真之实效；惟其自夸职业陶冶中一般陶冶之价值，持之过甚，所以招理想派之反对。故余谓人格教育与职业教育主张之异同为分量问题，非性质问题也。

要之，职业教育据以与人格教育相反对者取其第二义。若谓职业陶冶专为职业之预备，侵入普通教育，是直破坏一般的思想及理想之共同财产立论，至不稳健。职业譬之柴米，一般的思想譬之清水，若无清水，非特不能成饭，禾黍草木不得其养，柴米之源亦绝，其何以言生计乎？故于普通教育主张职业教育，不过谓职业陶冶中亦得收一般陶冶之效；而反对者则谓与其于职业中收一般陶冶之效，终不如一般陶冶中收职业陶冶之效之为可靠。理想派与实现派之争点即在是。至若双方趋于极端，逸出理论范围之外，或误解，或强调，无谓之批评，余等本无此闲暇，第恐依误传误，贻害教育前途，不得不谨陈所见，以商榷焉。

第三章　结论

思想界之二形状：曰理想派，曰实现派。二者孰先孰后，无待研究，当然有理想而后有实现。思想界决非必须有此二形势，仍自理性淘汰之作用，意志自由之结果，难保无怀疑之状态，急希亲见，此实思想上之弱点，即实现派之所由起。对于教育事业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虽不如仙桃三千年开花，五千年结果，而树木十年，树人百年，所得瓜豆，当然不及亲见。故余极不信某学校成绩卓著或腐败，感情作用之毁誉。盖实在成绩，非同时同人直接所得见也。现今教育事业之紊乱，虽有种种之原因，自余思之，“希图速效”四字足以概括之。譬之栽花，疑其无根，时拔时视，未有能生者也。欲知根之有无，可于花之有无决之。教育为根，社会为叶，叶之败，根之耻也。叶之所以败，拔根之咎也。不拔看得见，惟以玻璃瓶养水仙花。职业教育极端之主张，将毋同？若朝令暮改，变本加厉，难免拔根之诮，窃为教育前途虑也。

时人谈教育者，恒有应国家社会趋势之口头禅。如以此言为惟一之要义，亦恐失其教育之本职。应趋势之者，固非对腐败之国家、腐败之社会，施腐败之教育，而为施有以革其腐败之教育。姑勿论事实已成，补救恨晚，而教育不过为国家社会之方便，执行防止之职务，已近政治性质，决非纯正之教育。故余谓“应国家社会趋势”一语，宜加以解释，为应现在之趋势而定将来教育之方针，非应现在之趋势而改现在教育之方法，庶教育为国家社会之先导，不随国家社会为浮沉也。故国家社会之趋势，不过供教育之参考，决非绝对之标的。或曰：为定将来教育之方针，必须改现在教育之方法。余答曰：此所改之方法，不必拘泥国家社会之趋势。例如以生计为前提，非必须提倡职业教育，且当提倡人格教育也。

教育学中，不有目的、方便二语乎？凡教育上各事体，均有目的、方便二义，相互为用。例如作业以勤劳为目的，而以运动为方便；游戏则以运动为目的，而以兴趣为方便；人生以快乐为目的，当以图社会之进化为方便。快乐说最后之目的与目前之目的同为快乐，所以招近世之反对也。临渊空羡，不如退而结网，欲达目的，必有经过之方便。例如隔岸有物，不如早作绕道之计，否则望泽而叹，何补于事实！职业教育本不以生计为前提，为生计问题而主张职业教育已属误解。与其以职业教育为达生计之目的，无宁以职业教育为一般陶冶之方便。职业与职业教育意义不同。彼谓职业教育之疑问得转问职业专家者，实不知职业与职业教育之区别。譬如手工教师不胜任时可请木匠铁工以代授乎？又况人格教育与职业教育之争点，并不在生计二字，曰人格，曰职业，同为生计完成之义。第竟言职业，生计未必能完成，必其职业立于人格之上而后可。余故曰提倡人格教育，且为解决生计问题之捷径。可知人格教育非徒托道德之空言，而为生计问题之方便，不可不注意也(目的、方便之关系不明，不可与言教育。例如有发财之目的而往购贮蓄票、彩票，是但知以目的达目的也。返而充其能力，勤其职务，方便也。余深信世人之致富而稳健不败者，必有人格之关系。为国民生计而倡职业教育，是谓彩票教育，亦可谓近视教育)。

或者，教育上姑勿谈高深理论，宜取浅易可行者较为切实，人格之解释究属空洞，人格教育杳渺无凭。惟浅易与高深究以何为标的？窃谓哲学问题虽浅易亦高深，教育问题虽高深亦浅易。人格教育与职业教育之理论无高深浅易之别。如以人格之解释为空洞，试问人生问题是否着实？教育事业是否有一定范围？

上二图表示教育与职业之关系：外圈假如社会，据上左图，教育有一定之范围，如一职业与其他职业各不相牟，彼所谓沟通教育与职业者，必以教育与职业如上左图之关系，故对于教育主张之解说有切实明白之要求，一如其他职业之容易解决。余之意见，教育与职业之关系当如上右图所示。教育弥漫社会全体，包括人生一切。各职业处于社会之中，无一不立于教育之上，复何有沟通之必要？试问学校中授学生三加二等于五，各职业所用之算学，三加二是否不等于五？学校中教学生当勤勉，各职业之为人是否不必勤勉？沟通之者意将何取？教育弥漫社会，包括人生，即教育充满于人格之内，故彼谓空洞，余曰充实。阐透教育之意义，必明人格之解释，二者有密切之关系，即人格教育为思想上不拔之理也。

默察吾国近时职业教育呼声之高，其原因又别有所在。以生计为前提，犹是顺手牵羊之论。近时吾国各学校毕业生之不升学或赋闲者多。无可讳言，教之害之，引为杞忧，曾不失教育家多方注意之好心。惟毕业生不升学校或赋闲，与生计为别一问题。研究其何以不升学，何以赋闲，不归咎于社会，乃归咎于学校，亦无庸辩。试反省：学校何以不良？为性质之不良，抑方法之不良？如方法不良，则性质之良与不良尚不能下断案。如不问方法之良与不良而擅改学校之性质，是直搅乱而已。一般教师幸免方法不良之责备，亦糊糊涂涂随声附和，而教育之公道与良心以俱已，岂不可痛！吾国现今之学校不过一贩卖知识之商店，却可称为职业学校。教师与学生是职业的交际，学生但知有上课之义务，责问之权利；教师但知有束脩之权利，到校之义务。是职业教师，非人格教师。频频数年，学生毕业贩归，初不料营业之方法、同行之规则尚无学到。此所谓营业之方法、同行之规则者，无他，人格是也。故欲养成学生为社会有用之人，不患无职业，而患无人格。犹之商店不患无货物，而患不知营业之方法、同行之规则。凡我同人，及早提倡人格教育，先认为方法之并无不良，理直气壮，然后再讨论学校性质问题，未为晚也。

余又觉近来职业教育之呼声，自外国游历考察以俱来。夫教育与国情为至要之一问题。吾国兴学之初，一切法令制度大半袭自日本。至近年欧战发生，崇拜德国，遽有仿德之倾向。又以美国与我国，同为共和友好，最深亲爱，而至于同化世界各国之主张。职业教育者，美国为最要之。美国向守门罗主义，其所处位置与我国截然不同。全地球之形势，彼为乡村，我为都会。以美国现在之文明，处我国今日之地位，亦未必适宜。况该国自对德绝交以来，已幡然改计，可谓今年之美国与去年之美国竟是两国。教育上主张之变更，必然之理，步其后尘，岂非失算！过时之物，他人所废弃者，拾之归以供养祖先，纵非有意，未免多事。又如菲律宾，亦盛倡职业教育，此为美国之一政策，使之平民化而抑制其人才者也。闻日本也有倡职业教育之事实，而教育家之论锋并不承认，系实验时代，决非实行时代，此不可不知也。吾国之国情何如，所处之境地何如，将来之希望何如，世界各国，无一国有如吾国之复杂，无一国可以取法。列强环视，动辄开衅，最忌自己分裂，反与人以妥得之便。职业教育足使趋于社会分业极端之弊，而精神分裂矣。尔为尔，我为我，遂行自私自利之病根，国家前途，何堪设想！既不然，将自己国民而平凡化之，造成附属国之张本，不费手续，足以亡国，言之能无痛乎？人格之者，即以国家为单位，精神融洽之状态。故人格教育为保全国家唯一之方法也。

吾国人有一种特别之精神，毁之曰混沌，誉之曰神妙。图画、国文两种可为代表，最合人格教育之本旨。余敢断言，如研究人格教育，混浊者悉归于神妙，生计问题亦解决于人格二字之内。衣食足而后知礼义，此文化未发达时代之理想。至今日，必须更读作知礼义而后衣食足也。况乎衣食太足而不知礼义者恒有所见。礼义太知而衣食不足，必非真知礼义，而衣食非真足则不成话说。人类不仅为生存而竞争，必有何等之理想观与目的观。吾国人之理想观与目的观多误入歧途，若不思有以匡正之，则扰乱不已。社会的生活不能健全，而谓个人平心乐业，安享幸福，其可得乎！即人人均有职业，亦不能不赋闲。吾国素号思想国，若能发挥人格，必较他国易收成效。乘兹世界纷纭，余料十年之后必大改面目，急起直追，一跃而可以反弱为强，转危为安，黄祸竟成，亦意中事。谁为保证？非人格教育，无此能力。吾国思想之源，多发自浙省，如姚江学派，永嘉学派，金华学派等，皆为中国思想之中坚。故吾浙人，更不可不研究人格教育，以继续先驱之思想，联合全国之精神，以解决广义之生计，千载一时，刻不容缓者也。

余既言职业教师，人格教师，又对于职业学校倡言人格学校。凡学校皆当以陶冶人格为主，特于普通教育之学校更宜禁止职业教科，以保持纯正教育一般陶冶之本色。例如中学校之办第二部，余极端反对，认为与提倡职业教育之好意自相矛盾，欲求生计，哪知演成死计，青年子弟后悔莫及。至若职业教育，亦不过观念教育，非事实教育。近今仅有女子职业学校，而何无男子职业学校？盖男子必须有职业已成自然法，犹之自然界之物体皆服从引力之法则，故对于物体无须有不可不服从引力之法则。女子可无职业，故设学校以提兴之。职业范围甚广，限于学校所设几科，挂一漏万，何补于实际！故余谓之观念教育，以其有多产的价值寓焉。至若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余不认为教育事业而赞同之。应将职业教育别作一解：以职业为名词，教育为动词；又得以教育为名词，职业为形容词。惟具此热心，于社会亦未始无益也。

最后总括数语，演稿勉就结束。漫言道德非人格教育，漫言生计非职业教育，漫言人格以其无所交代而置之不问；或醉心一般陶冶而惰其方法的研究，或托言学生自动而匿其无力之管理：此皆人格教育的流弊，固不可不防也。

(原载《浙江省教育会夏期讲演会讲稿》)学校训育论

(1917年)

训育之意义，在指导被教育者之意志，养成良善之习惯，而直接陶冶其品性之谓也。或曰训育属于思想界之言论，学校行训育，不啻空谈，孔子之因材施教，焉能实行于今之学校？盖集多数儿童各异之个性，一一为之训育，或因先天遗传之不同，或因后天习惯之各殊，而左右其个性，乌可为之区别而行各异之训育？故虽训之育之，终归无效。夫学校之有训练，如为个人而训练，固须视各个人之品性而施训育，殊不知学校为共同教育，故须集合多数儿童各异之个性，而行同一训练。夫孔子之因材施教乃因异而同之意也，不然，三千弟子因各异个性而施教育，何孔子之不惮烦耶？是故训练为可能亦即今日学校教育之本务也。且谓学校训育不适合于个性，谓为不当，而委之家庭。余料子弟之涉足社会者，势必如投规于矩而强其合也，则何贵乎学校之树立，与夫学校教育之设施耶？夫学校介乎家人与社会之中间，即谋统一训育之机关也。家庭之自然与社会之自然绝端不同，家庭过爱怜，社会过险恶，均非折衷，学校训育者即为调和之机会，且社会间自然训育较家庭多，而家庭训育又太慈爱，不有学校训育以调和而折衷之，则一出家庭顿受社会恶剧训育，恐犹旋涡舟楫而乏操纵之权，不为狂波恶风所沉没者亦云希矣。故学校为有意的组织而施有意之训育也，然则学校训育之不可蔑视也固矣。且夫以授与之教授为教育，是为非教育之教授，学校中之所谓教授，即教授中含有训练，故学校之正当教授，须于授与智识外，兼行顾及其品性，方不失为真正之学校教育。

教育与训育之关系教授之作用为授与训练之作用，为授与智识与指导品性同为教育之必要，有连带之关系而不可以单独施行者也。故教育专求智识而不加以品性，与专求品性而不究智识，则两者均不能达教育目的。前者难期，后者空虚，其义维何？曰训练而无智识，则不成其为训练，故训练必经教授，教授以智识为资料。而不经训练，则被教育者之为善为恶，未可知也，即达教育目的之能与不能，亦未可知。但往往易于为恶而难于就善，故谓之不能达教育目的，非虚语焉。是以教授须经过训练，训练须具有智识，然后可达教育之目的。诚以图形表示之如下：

以上三图，除第一图不成立外，二、三两图均可间接达教育目的，故学校教育之不可不有训练焉明矣。

训育之内容服从为他律的训练，而习惯为自律的训练，故由他律进而为服从，为习惯，为自律，为品性，此学校训练之阶段，亦即训练内容之表示也。盖欲达自律，他律为必经之路，习惯介乎服从与自律之间，无服从不能成习惯，无习惯不能成自律，故服从者为训练之最初时代，习惯者为他律及自律之混和时代，经此时代乃成品性，而品性者即意志之习惯，自律者即训练之成功也。

学校训练与军队训练之异点军队训练与学校训练，两者绝对不同。军队为他律的，学校为自律的，军队训练之成功为服从，而学校训练之成功为自律。盖学校之须有服从，不过以服从为导入自律之门径已耳，故学校训育须出之以和蔼，使学生有亲爱的服从，为导入习惯之方便。奈今之言训练者，每以学生服从为尽训育之能事，故行学校训练者，无非严加压束，令其绝端服从，养成麻木不仁、机械的学生而已，不知学校须行自律之训练，宜进乎意志之习惯者也。盖服从者不过为他律训练之成功，养成良善军队之目的，非学校教育之终究告成者也。专行权威的服从，为学校训育之成功，则学校为军队的学校，而学生亦不过为军队的学生，所谓服从者亦不过一时之服从，一入社会便与未受学校训育者等，斯则乌有学校训育之价值哉。研究教育者，其三复斯言。

(原载《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第11、12期合刊)我国之人格

(1918年3月)

尝思人格二字内容解释之难，混沌常说，皆不中肯，试稍注意于至论名言，实无不有人格之意义寓乎其中。如哲学上相反之二学说，所以得并存于一时者，必各有优点，且各优点必均有补于人格，以均有补于人格者而成反对并存之学说，无他，即以人格解释之不同耳。凡自来各学说之分歧，皆对于人格二字解释之不同有以改之，甚矣人格之难言也。而欲明人格内容如何之难，尤不可不先明其内容如何之范围，就人类而言人格，与就国家而言人格，就个人而言人格，其旨不同，试略述之。

人格之难解，由于就人类而言；人格之误解，由于就个人而言。“人”字自二十世纪始有认识之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初不知所谓几希者之为何物，自理性淘汰之说创，始觉悟人类早已不受自然法之支配，而所以自维其秩序胜于自然法者，无他，即所谓人格是也。试细思之，人类自维其秩序，决非官吏，亦决非个人。《淮南子》云：“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前清制艺常以横览天下、上观千古分为横竖二说，此即酿成人格之要件。彼墨守旧道德，或妄信新文明，以为人格由各个人自造自尊，社会无论如何变迁，而我之人格决不改易，时世无论如何改革，而我之人格决不变通。此犹未明就人类而言人格之真义，与所以酿成人格之要件。时论且有以张勋复辟，始终主张，尚不失其人格者，是即就个人而言人格之误解。余特于人类个人之外，又有所谓就国家而言人格，冀有以补助就人类而言之难解，并欲纠正就个人而言之误解。

一国有一国之特色，即一国有一国之人格。自近今国际日益密接，国家固有之特色，难免渐次消失，不可不防。犹之社交日益密接，家风之特色递亡。余决非极端倡固守国粹之说，吸收他国之长，所以补我国之不逮，处今日竞争时代，关于国家进步发达，诚不容缓。所顾虑者，受他国之感化影响，而我国之所长，固有之特色，任其沦亡而不顾。近年来留学或游历外国，归而满腔热忱思有以匡救祖国者，固甚可佩，惟有一点余所不敢赞同，归自某国者必欲将祖国造成某该国，绝对的以某该国为模型，事事无不以某该国为前提。要之人人各仿某该国，舍本逐末，主张不一，而祖国必将不国矣。可不思哉，我国虽贫弱，物质文明之进步固不及欧美诸国，而精神上则有世界所无之特色，不可不珍重保持。余特取题曰：我国之人格，意在保持国有之特色，同时吸收他国之所长，就国家而言人格，万不可误解也。

慨自欧风东渐，以道德主义为虚悬，而盛倡实利主义，以家族主义为拘囿，而极吹个人主义，孰得孰失，固不可以一例论。夫实利主义与个人主义何自昉，一国之大人民之多，各自之能力与生活必不能恰合，以式表之：

必有此三种情状。假使人人之自己能力均等于自己生活，吾知实利主义、个人主义亦无劳提倡，唯其有自己能力小于自己生活，故不得不倡个人本位、实利主义以救济之，彼依赖先之财产而生活豪大，其自己能力何堪维持，与穷民不能自食，同为国家之病，处今日而倡个人本位实利主义，亦不谓非当务之急。然此不过一种之急务，决非唯一之急务，不过现状之急务，决非根本之急务。而我国思想上唯一的根本之特色，却与实利主义个人主义相抵触，所谓道德主义与家族主义，合而为团体主义。凡事不以个人为本位而以团体为本位，此实我国特有之一大所长。家族主义，时人多以为不可，为儿孙作马牛，害其儿孙失却实利的发展之自动能力，固是至论。然诚不为儿孙着想，为为父母者着想，为家族而为父母，克尽其为父母之义务，决不仅逞其为父母之权利。自此思想演绎之，为国家而为国民，克尽其为国民之义务，决不仅持其为国民之权利，为国家而为官吏，克尽其为官吏之义务，决不仅保其为官吏之权利。与夫为自己而为父母，为自己而为国民，为自己而为官吏，其价值何啻天渊。今日之为父母者，徒知逞其为父母之权利，为国民者，徒知持其为国民之权利，为官吏者，徒知保其为官吏之权利，远不如从前之父母，从前之国民，从前之官吏，谓非已受个人主义之害而何？盖个人主义以权利为先义务为后，团体主义则以义务为先权利为后，为父母者若仅逞其为父母之权利，则儿孙以不平之感酿成个人本位之思想，表示不依赖父母以自谋实利，发展个人之能力。此思想中马牛之不屑为无待言，特想对于父母终养之心亦与之俱去，可谓由家族主义之弊引起个人主义之弊。家族之中父为父子为子，天伦之情趣荡然，一国之中尔为尔我为我，凡事为自己权利而为之，非为团体义务而为之，即如教师，为自己权利而为教师，与夫为学校义务而为教师，教育之效果何可同日语也。

近自欧战发生以来，泰西各国已觉悟个人主义使国家不能团结，对敌大为不利，而我国徒以国民分子不健全不发展，极端的提倡个人本位主义，未得实利之效，已见利己之弊，此余所痛心者也。家族主义且无知己之弊，为儿孙作马牛，明明非为自己，待儿孙享幸福，自己无与焉，故为儿孙作马牛亦无非为家族尽义务耳。有为父母者为家族尽义务之家族主义，与为儿孙者为自己图权利之个人主义，关系于国家之进步孰轻孰重得此失彼，尚待研究，至若一般人民之于社会，官吏之于国家，直可断言，个人主义弊多而利少，况乎我国思想根本上本为团体主义，不若欧美诸国家素持个人本位，张冠李戴，体用相歧。近来我国交通便利之处，各省垣所谓首善之区，个人主义比较的发达，同时团体主义无形的消亡。乡间聚族而居，如宗祠祭产，皆极好之团体精神。杭州不见有一宗祠，未闻所谓祭产，交通与文化、首善与国粹、世道与人心之得失，大可研究。又如雇用佣工亦有此种情形，杭城雇工例须经中人手续，月给若干，例事若干，双方契约的说定，佣工与佣主彼此龂龂成立于权利二字之下，佣主但以佣工多动作为权利，佣工但思佣主多给资为权利。而事实上适相抗触，惟有彼此确守契约，佣主决不多给一分权利，佣工决不多尽一分义务。欧美诸国大都如此，吾国如繁盛商埠都会亦有此风。余居杭数年，佣工皆雇自乡间，较诸经中人来者大不相同，无他，经中人来者，个人主义之思想渐发达，我为自己权利而为佣工，非为对于佣主尽义务而为佣工。如戏剧中一捧雪、九更天等老仆，今日不可复见。此等老仆，决非为自己权利而为佣仆，为对于佣主一家团体而为佣仆，主仆之间有特别一种情谊，犹之家庭父子之间有特别一种天性。推之国家人民之间有特别一种人格，其价值决非微小也。

团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各有长处亦各有短处，余决不极端反对个人主义，固守团体主义，仅反对个人主义之弊，而维持团体主义之利，并欲将团体主义之利与个人主义之利相结合，我国之人格即在此。反之以团体主义之弊引起个人主义之弊，事实上已数见不鲜，不可不共同警戒者也。夫个人与团体本为一物，所谓个人主义之利者，即积极的个人主义，个人发展的形成其团体。所谓个人主义之弊者，即消极的个人主义，离间的破坏其团体。以图示之：

譬之粉与糊，左图个人各离间的，即但知利己，如粉末然，一经倒地不可收拾。右图个人各发展的相互而成社会团体，如糊浆有一种之粘性，国家社会万不可无此粘性。我国数千年之古国所可虑者，陈糊宿浆恐将失其粘性，欲此陈宿之糊浆增加粘性，固非加个人主义之粉末不可，但切不可忘却团体主义之水液，不然何益？我国固有此种最好之水液，留此水液而再加以新粉末，则粘性大增。余尝论吾国固有之道德，哲学的基础之特色为一天字，伦理的基础之特色为一孝字，语之诚者天之道也，思之诚者人之道也。此天字之意决非神本主义而为人本主义，即以个人之是非听诸团体之意，诚字可包括一切人格之要件，不可就个人而言人格，须知有个人形成人格。数学上面积之最大者为圆，人格之最完成者为天，即一诚字，各个人则为最完成人格大圆中之无数小圆。例如下二图：

左图仅一圆，面积之最大者圆之道也，相当于诚者天之道也之意。右图各个人之小圆，思有以发展，如物理学上波面波线之原理形成一大圆，各个人不遗余力秉其至诚以形成人格，即思诚者人之道也之意。夫天道即抽象之人道，人道即具体之天道，天之圆与人格之圆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国天之哲学的基础思想为最好之团体精神，且不得谓此团体精神中无个人发展之意，否则无所谓思诚也。又如伦理的基础之一孝字，孔子答孟武伯之问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其意谓不使父母忧及疾病以外之生活一切，即为子者能个人发展，疾病以外不贻父母忧，斯即是孝。子对于父母谓孝，父母对于子谓慈，即父母个人、子个人间之团体精神，此皆吾国固有之道德，本以个人发展而成团体精神之证。至今日团体精神中个人发展无力，故将失其粘性，不可不采取新个人主义以补救之，惟万不可不保守其固有之团体精神，双方舍其短取其长以相结合，即我国之新人格，以式表之：

团体精神＋个人发展=人格(1)

凡人格之内容，即就人类而言，亦不外是，而余特表之曰我国之人格，非内容性质之不同，为内容新旧之不同。西洋之人格，以式表之，上边两项宜易书为：

个人发展＋团体精神=人格(2)

两式有何区别？性质上全相同，所以不同者，(1)式即我国以团体精神为固有之旧道德，(2)式以个人发展为前项，适彼此互易。西洋近来新倡之洽善说、具体普泛的良心说等，皆自觉个人主义之弊致力于团体精神，所谓具体即个人发展，所谓普泛即团体精神，可知西洋之人格一方面自保其旧，一方面且取我国之旧以为新。我国何可自舍其旧，仅取其旧以为新？新旧观念之不明，实为我国近今思想根本上之病，其原因实由误解一新字，以为非去旧不可以生新，此何人一般袭外国皮毛者恐不得辞其咎，其结果一方面属行去旧生新之手段，无怪乎他方面引起仇新守旧之反动，将新旧截为二物，而人格乌以成？试细思之，宇宙间竟无绝对新生之物，据物质不灭之原理，物质界之所谓新无非运动变化，万物生于土归于土，新旧循环而已，本无谓新。至精神界依理性发展之特色，诚有所谓新，惟所谓新者决非去旧生新而为仍旧增新。今日我国人格之要件，即在以仍旧增新四字，调和去旧生新与仇新守旧相反对之二种心理，并以合世界一般人格之形成。物质界以运动变化而后有新，即以异处之旧与旧相结合而为新，推之人格亦无不然。所谓我国之人格者，即：

我国旧有之团体精神＋西洋旧有之个人主义=我国之新人格

西洋之人格，即：

西洋旧有之个人主义＋我国旧有之团体精神=西洋之新人格

其一般之形式，即：

本国之旧道德＋他国之旧道德=新人格

总言之，就人类而言，人格本无所区分，第就国家而言，人格不无稍异，不可不注意也。

(原载《教育周报》第192期)视察日本教育所感

(1918年4月)

岁丁巳寒假旅行日本、朝鲜及奉天等处考察教育，所心得虽有限，而感触觉悟者不少。鄙人于未行之先，所抱目的与预想希望可分三项：

(1)日本之教育如何进步必有最新之方法与最近之主义；

(2)朝鲜亡国后之情形如何悲惨；

(3)南满既被日人杂居，吾国教育有无特别注意。

视察教育必先至学校，实地参观，走马看花，固无所得。乃与各校主持者质问讨论，或往谒名人谈话，其结果余等所蓄为疑问者，彼亦含糊答之，岂非大失所望。以方法论，且无如我国过渡时代一人一主之多，而其教育之如此发达，教育者之如此热诚，其故究安在？徒瞻形式，不免有虚此一行之叹。既而翻然自悟所抱目的之非计，教育事业，唯在实行，本不在方法也。一日与该帝国教育会长泽柳政太郎谈话，有一语极中肯，谓教育之方法与主义尽包括于法令要旨数语之中。从事教育者孜孜于方法，实徒滋纷乱之由。故所谓职业教育，艺术教育，公民教育，在日本境内日本人对日本人之教育，绝无固执一种情状。察其对朝鲜之教育，若有注重职业倾向，所谓殖民教育，固别有用意也。故对于自己预定第一项视察之结果，以言方法，则并无方法，以言主义，则并无主义，此所谓并无方法并无主义者，不可误解。非消极的而仍为积极的，即唯一方法唯一主义之所以为并无也，试集各方面所得之事实，概言之曰：日本之教育，为绝对的国家主义。日本教育者唯一之方法，即本此国家主义急切实行而已。

原夫国家之教育主义，固无庸嗤嗤多议，彰彰告人也。其犹有讨论之余地者，不过学理上之研究，决非实在之教育主义。日本之绝对的国家主义，不自日本人口中得来，亦不自余一人理想上得来，为自此次各处考察事实上感触觉悟而来。此次旅行，所感固多，他不俱论，诚问普通教育上以何教科为最重要，或曰国文，或曰数学理化，皆以科学知识为普通教育之对象，似无所谓国家主义，不已失却普通教育之功用乎？日本之普通教育，其重要教科为地理历史。普通教育上之地理历史，一如海陆军士官学校之秘密战术，外国人所编之教科书，所测之地图，译而行之，谓之科学的地理历史则可，谓之国家的地理历史则不可。教授上除演讲外一无设备，谓之抽象的地理历史则可，谓之实用的地理历史则不可。细思之，若无国家主义存于脑中，地理历史之教授，宜与数学理化无异，而教育乃与国家无关，此不可不注意者也。

又有一事，吾国教育上尚未论及，学校教育，恒以中才为准，实则流为平凡主义，即有绝出之颖才，受此牵制而莫能超越。为父母者恒有不满意之要求，而或者谓颖才之余裕，究与教育无妨，低能之不及，则于社会有害。故曩者日本研究低能教育之盛，过于颖才教育，低能教育早已实行，颖才教育未闻有试办之者，而此次视察至西京师范学校之附属小学，竟特筑一寮，专集市内各校之优秀学生，选任最有经验之教师，学级编制，且减少人数为二十人，充量教授。即小学年限内，亦得授中学教科，毕业而插入中学，其详细办法，固有大可研究之处，而询其原因，该师校长答谓低能教育究非国家之急需，近来日本有感于人才之缺乏，故有此举。盖其根本之理由，亦无非自绝对的国家主义而来，颖才教育，诚当务之急也。

以上论视察日本国内之教育，既觉悟不必竞言方法，可取其国家主义而急切实行。一切方法，自在其中。迨至朝鲜，以为亡国后之教育，必如何悲惨，而孰知此预想亦与事实相反。以悲惨之主观，视朝鲜人黄瘦之容，负顶之苦，或认为悲惨，实则朝鲜人已将忘其亡国之痛矣。日本语之发音，极自然纯熟，小学校中仅第一学期得用朝鲜语，以后概用日本语。在朝鲜日本人对日本人之教育，实行和好兄弟主义。八年以来，感化之效力，柔软之手段，非安重根恐不能看破也。尤可慨者朝鲜今日之忘亡国。昔日未亡以前必望亡国。无未亡以前之望亡国，决不至于亡国。即今日已亡国，如不忘亡国，或不至终于亡国。不望不亡不忘不亡。余非拆字者，此一亡字，必要研究，试先看一望字，去月去壬而为亡字，又加心而为忘字。余愿以不忘不亡一语，激勉朝鲜人。余更欲以不望不亡一语警告我国人，非好大言亦非好危言也。

出自汉城，国土渐近。至鸭绿江，车行桥上，同人咸鼓掌归国。盖自上海出帆，已一月余，归国一声，亦情不自禁自爱国心上流露，而车抵安东驿，满目仍是日本人，自安至奉沿途情形，令人感慨不已。原夫安奉铁道之交涉，南满杂居之条约，余等亦已知之，不过身入其地，受直观之刺激，亦无足奇。奉天首当其冲，教育上宜如何特加注意，以抵制其柔软感化之侵入于无形，布置于不觉，而一询奉天教育会，教育经费，递年有减无增，各学校教育亦照例行事。岂不知日本在南满之经营教育费每年三百数十万之多，学生乘车免费等种种之手段乎？事已至此，并无注意，此余所痛心者也。

此次余视察归来，概括四语报告。即并无方法，并无主义，并无悲惨，并无注意。请勿责我疏忽不周，日本之教育，所谓并无方法并无主义，既有国家主义急切实行八字为唯一方法唯一主义。朝鲜之并无悲惨，细思之，亦不足怪。朝鲜之亡，本非朝鲜之悲惨，而我中国之悲惨。我中国不能保护朝鲜，而使朝鲜族舍近图远易其保护之人。或有谓朝鲜盼我国之强以图恢复，其内面实即怨我国之不强而致亡国也。我中华与日本、朝鲜，将来如何变迁，如何解决，固不可妄断。今日之局势，三者有互相并视之关系。由朝鲜人而视中国与日本，一则为昔日之保护国，一则为今日之统监者，合新旧两方面而视为相同者也。由日本而视中国与朝鲜，可于伊藤博文任朝鲜统监大偎伯送行时留支那以待我一言而知之。日本人目中，认中国与朝鲜二而一也，余中国人也，乃于此次旅行发现，亦可视日本与朝鲜相同，无他文字是也。日本之文字与朝鲜之文字，皆依赖中国之文字而同为一种之变格而已。由此点而论，中国文明，根深蒂固，决不能亡。盖由朝鲜而视中国与日本相同者，合新旧两方面而言。由日本而视中国与朝鲜相同者，仅由新的方言以近事为准。由中国而视日本与朝鲜相同者，仅由旧的方面以古史为据。特不知我国现今之人心如何耳。

凡事贵有进步亦贵有保守，宜维新亦宜守旧，日本对我之态度，仅以近事为准，有识者尚不以为然。而其国内之经营，与其实际之精神，决非但思进步而不知保守。余此次重到东京，相隔已九年，日本人之诩诩者，必问余与从前大不相同乎？盖其意自恃进步不少。以余观之，东京之物质文明，新建许多伟大洋房，延长几里电车铁道，又有无数自动汽车，均不足观。余所心感者，神田之市街，五年前曾全烧，意谓此去必不认识，而孰知依然如故。所有书店旅馆学校路形，与从前丝毫不易，甚至招牌之字体亦不改，大信拙著(本报第一百九十二期载《我国之人格》)所论，我国人格宜仍旧增新之道，得以实地证明。即余所谓日本之绝对的国家主义，其内容亦有两种精神，即：

(1)侵掠的精神；

(2)危惧的精神。

前者为进步的，后者为保守的。立国立身其理一也，而我中华民国之立国，与夫一般国民之立身，不能具进步保守二者于一事于一身，乃以妄思进步不知保守，或但思保守不知进步，析新旧为二物，而演成社会交际上假面具之大障膜，同为中华国民，彼此尚不能相见以诚，大非国家之福。反躬自省，吾辈身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且亦有一层假面具。训练无效，教育无力，谁之咎欤？日本之教育优于我，岂日本之被教育者优于我耶？窃愿任教育之职者，一审察焉。

(原载《教育周报》第197期)最新教育之三大主张

(1919年2月)

教育之要义最新亦最旧也。献岁发春、恭贺新禧，新年人亦旧年人也。无论何事，花样翻新必推陈而出。唯所谓推者决非不改作之旧，以为新也。所谓翻者，决非无根据之新，以离旧也。余年四十三，己未之新自我，当然继续戊午以前四十二年来之旧自我。且承自我以前，自有人类以来之旧他我，而享此今日之新年。苏子云：“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新旧何自分乎？”而其要义在仍旧以增新教育亦然。自古历史上反复变迁，与夫近代各主张之分歧夹杂，约言之要不外德育、智育、体育、美育，落落数大端。而谓今日所提倡之四育，即上古之所主张，则不可也。例如今日之所谓团体精神，与上古希腊时代为国家牺牲之团体精神，今日之所谓审美，与上古之所谓善美，确有不同之处，故恒冠以新字以示区别。如唯心论以前本有唯心论，今则又曰新唯心论。而何以不别定名词，仅加一新字以沿之，即以革之者，亦仍旧增新之道而已。

凡事何贵乎研究？原为图减少劳力、死守成法、劳而无功，功之所至，新理出焉。教育为精神事业，随人生之理性以发展。其要义虽不外自古诸大端，而其间之层进不尽。由论理之根源推至哲学，历来鼎鼎之主张，当时亦或有未及见到者，即今日之各大教育家，又何敢论定教育之将来必止于此。唯觉悟从来之教育，未尽正确，有研究改进之余地，亦吾辈必要之自期的态度。此次由教育厅召集吾浙江全省视学诸君开会集议，而伍厅长嘱余讲演最新教育要义，既不敢辞又不知从何处讲起，唯有问诸新自我，觉近来所感之思想，已有先我而言之者，亦犹有未尽我所欲言者。以余之新自我为本位，认为最新，谨以介绍于最新之视学会议，揭其题曰《最新教育之三大主张》。所宜声明者，愿诸君勿抛却最旧之教育观念，以共同研究焉。“三大主张之要义”取自日本及川平治所著《动的教育法》其第一主张，为自教育之有机的见地而来。原夫解决教育法之诸问题，至今日得以利用之科学，已增进不少。海尔巴特之思想，非可拘泥。不顾机能的心理学、机能的论理学、社会机能学等发生的方面之研究，与夫实验心理学、实验论理学、儿童研究之结果而施行教育，欲得良好之成绩，未见其可。所谓机能的科学者，即动的心理学、动的论理学，建设教育法于此等基础之上，不可谓非最新之大觉悟也。

观现代教育思潮，有所谓劳作主义之学校，儿童创作生产能力之发展；有所谓生活之学校，排斥软教育、尊重具体的经验，重视发表应用；与夫筋肉运动主义之教育，不计其数。此等之思潮虽互相交错，要之皆为教育革新之声。以吾辈观之，劳作主义之学校乃至筋肉运动主义之教育，均不过哲学上根本思潮之支流，无不自有机的教育之本源而出者也。劳作主义之教育云者：(1)要求为实际自由之人；(2)如从来知行分离之教育为不利益；(3)重手工的作业养成职业堪能之人；(4)教育当诉于儿童之自己活动，以旺盛之动机使其学习。而有机的见地之教育：(1)因所为而便学；(2)依本能动力说惹起儿童之学习动机，为教育之最大职能；(3)养成能获取支配吾人生活之有价值者。由是观之，劳作主义之教育与有机的教育不能谓无关系也。

今后之学校当为生活之学校，其主张之内容：(1)生活即教育。(2)吾人之生活应为勤劳生活。(3)蒙台梭利女士有云：学校当有实地生活之课程，以幼稚园为实地生活之练习场。又云：筋肉的记忆，即以腕学事理，与习惯于筋肉。又云：儿童不以游戏而动作。又云：使儿童创造自己之世界。此皆为生活之学校主义。(4)学校当养成适合于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生活之人。而有机的见地之教育：(1)教育之目的在生活中，人不满足于现生活，为进取有价值者而努力。(2)动作之方法自人类种族生活之必要上发达而来，故学校教育当使发展生活必要动作之方法。(3)儿童常以自己目的而学习，使儿童之活动得为一切功用，故生活之学校主义亦与有机的见地有关系者也。

又有排斥软教育之说：(1)反对浅薄之趣味教育。(2)反对慈母式学校。学校是学校，非可与家庭相拟。一学级一教师制以一人之教师与儿童相周旋，宛如家庭之母教育数多之子女。(3)自制当增加自己指导之相会。而有机的见地之教育：(1)就题材之机能与构造之关系精密考究，即文学、美术等，亦重视本然之机能，故不陷于浅薄之趣味教育。(2)不问科任制、级任制，常使儿童自身有动的态度，故得除却慈母式之弊，又可知排斥软教育之声与有机的教育亦有关系也。

且也有机的见地之教育：(1)以感觉的经验之缺乏为可危。感觉的经验得充言语、文字、算数之内容，吾人对于客观界之态度必多样训练，以道具处置事物之构成的态度，与以事物为量之算数的态度，以言语、文字、文章有以表明之言语的态度，务使全无遗憾，故又与尊重具体的经验说有关系。(2)知能为生活之道具，养成得使此道具正确敏捷，当支配新境遇，于健全人格有所把握，此非熟练不可。故此道具之熟练，有关于人格之强弱，观此有机的教育，亦重视练习应用，则与发表应用说亦有关系。(3)基础在机能的心理伦理。所谓学力，所谓实行力，毕竟不外心物的有机体之能力。得心应手，手之训练，必含脑之训练。知行不合一之人，皆为无用。知所羡而不能行者，为筋肉的不道德之人。故有机的教育又与筋肉运动主义之教育有关系也。

世上实际教育家，亦何若被杂多学说混乱真思想，徒为学级教育所迷惑。非然者因循塞职无意研究，依传说例行，人云亦云，未有不为皮相家所奴隶。且引起种种浅见之争说，而自鸣有所主张也者。殊不知教育之根源在伦理哲学，汲其支流何如溯其本源。概言之，有机的教育由静的而进于动的，由确定的而易为不确定的。余尝谓教育不言法而言术。孟子曰：“教亦多术矣。”此第一主张，亦无非仍其旧而增新者也。

以上所述，有机的教育实为研究教育为如何性质教育。教育到处习闻习言，一若浅近易晓，细思之观念上实非常暧昧。教育之所以为有机，确能使吾人明晰。人之所以为人，教育之所以为教育，据此教育之性质，精进研究其当体，即为被教育者应如何处置之问题。故其第二主张即到着于儿童能力不同之事实的见地。

凡一切教育的企图，皆归于这个如何二语。这个国家、这个地方、这个学校、这个儿童，当如何如何。此瞥头应明白解决之问题，则教育当体之儿童能力不同之事实，必为一切计划之基础。奈现今人教育并不顾及儿童之境遇与能力，立划一之制度，不拘贫富，不论贤愚，同一修业年限，但以年龄编制学级，不问心身能力之差别，强使其履修同一课程。如以此为学级教育之本体，何异庭园用之刈草具，实属大谬。此等制度，速宜打破，树立正式教育即本体之学校教育。学级固有编制之必要，而其编制之标准，切莫全为图教育之便利而不为被教育者着想。试问，吾人日言教育，为自己图生活已乎？抑为被教育者谋利益，儿童为吾辈所牺牲乎？抑吾辈为儿童所牺牲，而何以贤愚混同，幽闭于一教室，阻止颖才，苛促低能，同一题材，同一方法，个性发展云乎？铸型教育究不成其为教育，个人能力必有差别，断无同人方法可使万人同样理解之教育法。吾国今日之教育，求其以法令为指归，已不可得，即铸型教育，尚非易言。所谓本体学级教育，即以儿童身心能力为标准之学级教育，闻者骇异，得毋视为多事。昔雅典有名强盗，常缚人于床，短于床者拔其手足，长者截之。现今之学级教育可谓强盗教育，戕贼青年，其定评也。

世有主张以能力别编制学级者，于是有英才教育、低能儿教育之施设，此最可欢迎之现象。窃思低能教育，当先于英才教育，各国事实亦如此。夫一般主义之教育，凡定课程标准训练方法，欲求人尽可施及实际执行而有不能尽可施者，始有低能教育之觉悟。各国固早有研究为低能儿而施特别教育，已成必然之事实。但低能教育因被教育者智能不足，不尽可施而由实际之阻滞，始感得有低能教育之必要。但一方有不足者，他方未始无有余者，此相对之论都非由教授所可感触。盖被教育者智能有余，当然尽可施而无所介意。英才教育之后于低能教育，固无足怪，其注意在助其短者。而今日学级教育之实际，所谓如刈草具，仅能截其长而不能引其短。故以年龄别编制学级而言，英才教育、低能教育之宜其无多大成效也。

难者曰：“假令以能力别编制学级，而各级中，或仍有能力不同。”如是吾辈所要求根本解决之问题，以能力不同之儿童能否以团体处置。所谓本体学级教育，一若不可能矣。菲才如余虽不能圆其说，而研究则不可不研究。近今欧美诸国之教育，所谓学校组织之改造问题，议论甚炽，其主旨即本体学级教育。凡百原料加以勤劳，得产出一定之制品，或谓学校一如制造所，即于儿童施以教育的手段，得成有为之人。不过学校之制造所所处置者为发动的品物，其生产发达各不平等，不可如制造所之造铅弹，万人一律。而今日之学校，学生毕业一级一级，何异铅弹一箱一箱？可谓铅弹人生，其结果养成平凡的国民，英才尽绝，大非国家之幸。譬之建造大厦，为栋为梁为椽为礵，各有相当之物体。国家之内容，文学也，科学也，政治也，军事也，不可不各竭其勤劳，分担人类生活之一方面，而相互组织。奈现今之学校，抑压个性之发展。法则一如铸型，教育者一如工人，误划一为统一，统一者于多样变化中有一贯之处，划一同样无变化，统一固必要，而划一必为有害，可断言也。

级别教育创自法国，迄今经过数百年，并不闻利害之议论，实不可思议。吾国废止从前之个别教育而采用级别教育，亦并不研究其利害得失，盲从之而已矣。学级教育固有优于个别教育，而其弊害亦复不少。故不得不折衷学级教育与个别教育，而树立本体学校教育。原夫教育之单位，个人乎？学级乎？至可研究。余以学校为有职能与构造之有机体。自此有机体之组织上观之，个人之集合，即以学级为单位；自教师方面观之，学级为活动单位，教育单位；自儿童方面观之，为共同学习之勤劳修养团。故学级者为有一定之目的汇集个人有机能与构造之单位也。教育应以学级为单位，当无异议。所可研究者，在学级之编制。以理想的言，当以年龄与天赋之能力，心身发达之程度约略相等者为一团。此种主张行之乡村学校，明知其不可能。学级之人数通常定为四十人。细思之，学级人数岂可抽象而定。教师之能力如何？儿童之能力如何？教科书之种类如何？学年之先后如何？教室之大小如何？地方之经济如何？皆有重要之关系。学龄定为满六岁，更不知依何标准。此等制度施行英才教育，皆可不必拘守，盖英才教育亦有机的教育之一端也。

级别教育者，以全级为单位，对于全级施以一样之教授训练，为全级而计划，为全级而行教育者也。现今之学级教育，多不顾个人之要求，诚为有弊之学级教育。而个人教育者，以个人为单位，应于个人现在及未来之要求而教育。现在之要求云者，适应于儿童之个性与现在之境遇之意。未来之要求云者，预想儿童将来大进步大发展，于科学发明、文学美术有以发挥其才能之意。不谓级别教育，全不顾及个人现在及未来之要求。而今之学校，不以个人之必要加于学校企划中，故不得不与个别教育分别而论。级别教育之根本的谬误，在不以学校适应儿童，而以儿童适应学校。多为教师之便宜以处置儿童，不为儿童之利益设法。教师虽准备为学级全体之教材，而不准备应配当于个人之教材，故不能随个人之成熟而施以教课。若论其利益，首为学校经济，其他不过竞争的学习，刺戟以团体的兴味之点。反之，个别教育虽得应个人之必要，不但经济上大不利益，而其教育不属于勤劳修养团。为儿童将来计，甚非所宜，故不谓反对级别教育，将恢复从前之个别教育也。二者各取其长而较其短，则所谓分团式教育法是也。分团式教育法仍为学级教育之本体。今后之学级教育，不可不为全级的分团的个别的教育。分团的个别的教育可以为与全级教育同格，无非为保存级别教育之利益而除却其弊。以式表之：

本体学级教育=全级的＋分团的＋个别的教育

分团式教育

从来之教育，虽非全无个别的分团的精神，唯仅处于全级教育之从属的地位，而未认为同格也。其他关于学级编制之方案，与夫分团式教育之实际，不及详述。商务印书馆新出版有常熟陈文钟等所编实验分团教授法，可资参考。其主旨即打破划一教育而创设差别教育而已。

以上既论教育为如何性质，被教育者应如何处置，曰机能，曰差别，循序以研究之。又有教育者负如何责任之问题，即学习法之训练的见地。

教育既如此性质，被教育者既应如此处置，倘教育者但知尽传道之责任，则亦未能收美满之效。前代种族所遗之知识、道德、艺术，仅为传达，不过教育之一部，决非其全部。教授者知能之传达作用也，此定义贻误非浅。试思传达之语意，实含有前代既成知能之传达，与知能收得法，即研究方法之知能之二义，故以传达之语为教授之定义，恐不能明晰。盖教授作用，须兼传达法与发展法之二者而言，授予以真理，无宁授予以真理之探究法；授以知能，何如授以研究法。故第三主张，教育者之责任，非为教授法之问题，而为研究法之教授法，非预习法复习法所可了事也。

吾国今日教育之结果，咸有学问不能独立之叹，识者，谓其理由，在文学学习之困难。未授知能以前已消耗多少能力于文字，致无能力深究其他科学，固不谓无见，而缺乏研究法之训练，实为学问不能独立之最大原因。现今学校于毕业时所授之证书，未知保证何事。曰文凭者凭此以为生活之左券，其意义最不妥。仅曰证书者，证明在校年限，修业期满，而无担保之意，毕业后能否直接自己研究，校长不与闻也。证而不保，即无学习之训练所致。夫学校之重大职掌，在使学生无指导时之研究法，于在学中养成之。现今之思潮，有所谓系统的研究法之主张。自学、自习之倡导、个性发展之尊重，皆寓有学习法之训练。余尝譬喻读书不可如南货店，当如酒菜馆。有一剧谈，乡人买肉归，忽被鸟啄之高飞，且笑而自慰曰：“烹术在我，彼攫去无用。”吁！可以学生而不如鸟乎？所谓自学辅导，时人或有误解，但恐其不努力，要求自学自习犹非也。余谓现今教育之无成绩，非在儿童努力之不足，而在努力之不正。故系统的研究法之训练的见地，贵于知能之传达，同时使养成知能收得之方法。教育庶有豸乎？

以上所述动的教育之三大主张，概言之：

(一)教育为如何性质；

(二)被教育者应如何处置；

(三)教育者负如何责任。

以动的教育解说之，其要义：

(一)机能(动进说)；

(二)差别(分团式)；

(三)发展(学习法)。

天地有机能，万物有差别，人类有发展。一言以蔽，要不外仍旧增新四字：天格、地格、人格、物格。何莫不然？余尝闻时人谈论中，有事事吾国皆具有之自负口气。心性上遂无吸收之作用，实为新旧观念不明之大病。旧者何以使之新？新者何自而来？人生斯世，与太古无间，若以旧为止境，而新乃另起，决不可也。新旧承续之为人格机能也、差别也、发展也，皆为人格之要件。故余之所谓人格教育实施方面，此大主张，字字中肯。人类不受自然之支配，又岂可自相抑制？余年来喜倡人格教育而世人多有误会，以为自命人格高尚，希挽救颓风而出此，因而招人诽笑，或所不免。人格教育果如是意义，余岂不知自量。所谓人格者，尽人俱有之机能差别的发展之谓人格。人格非教育之标本，而为教育之对象。能明乎此义，当亦恕我无罪矣。又或谓余故意反对江苏所创导之职业教育，而好为争执，姑无论余之有无此意，职业教育实何须人格教育之反对，职业教育，亦不无一部分之利益，本容纳于人格教育之中。一则支流，一则朝宗，至若死践职业教育之名目，于手工科编草帽、削火柴等之办法，且说不到支流，是直可谓隘路。幸勿怪余过毁也，自有常熟陈文钟等《实验分团教授法》之出版，知江苏教育大有研究之人，余方钦佩之不遑，职业教育决非为其代表，不待证而自明矣。

今后之教育，今后之学校，今后之校长，今后之学生，即诸君今后之视学，皆当为上述三大主张所革新，不愿适用人格二字，亦无不可。试由动的教育而言动的学校，其情状为如何，可就学校与社会之关系而言。或曰学校之毕业生必出社会，无论如何学校，何可谓与社会无关系，此不思之甚者，余不多辩。简单表以一语曰：学校汤，毕业生必出社会，是毕业生为汤料，经社会之沸水而为汤。学校仅造汤料，其与社会直接联络之状态，始为学校汤。今日铸型教育之学校，固不足语此，教育为铸型教育，则视学为嵌验视学，而校长乃为翻砂校长。诸君身任视学，余为一校长，今后视学与校长之关系亦有可研究。当校长之迎见视学也，戚戚然，但恐以办理不善见责者，即嵌验与翻砂之谓。自教育之动的见地观之，校长与视学非为对立之关系，且有共同之责任。校长者，常住之视学，视学者，流动之校长。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吾浙不乏热心研究、希图改进之君子。幸勿以法则为铁案，而误视有机的教育为违法也可。

(原载《教育周报》第229期)读书之观察

(1919年3月)

尝言人生与生计之二生字，何所区别？饥饿不能生，生计困难，腹之饥饿也；人生无修养，则为脑之饥饿。时人竞言生计，已知救济腹之饥饿矣，而犹未闻有自觉脑之饥饿者。就知腹之饥饿，其原因且在脑之饥饿。以脑之饥饿者为社会中坚人，为平民筹腹之饥饿，舍本逐末，其何得乎？近来教育界提创视察，连番赴日本已不一次，一若日本为无上之模范也者。当局者之用意，殆为救济脑之饥饿耳。自今思之，又是舍本逐末之策也。

视察有大虑也，走马看花，袭取外貌，先入为主，自己无一定之标准者无论矣。历来视察之所谓标准者，亦有数问题，难云得当。

一、视察教育仅视察学校；

二、视察学校仅视察教课；

三、仅以自己现任职务为视察之对象。

大批旅行之结果，五花八门，所得不知几何。俾益于国家，俾益之教育，更不知何在。谓之虚耗，亦无不可。原夫视察有内外二义，旅行不过外的视察，读书乃为内的视察。先从书籍察其思想精神之趋向如何，而后实地考查，则内外参对，始有心得。视察之标准，尤贵大处落目；局部模仿，不但无益，且多流弊。黄海所距不远，相继偕往者必不乏其人。敢进一言，盍先从事于读书之视察。

读书亦不易言，一曰无书可读也。脑之饥饿，无书可读，犹之腹之饥饿，无物可食。吾国旧书，汗牛充栋，岂曰无书可读。惜乎书虽多，原料也而未经烹宰，南货栈也而非菜饭馆，饥饿者于此，仍叹无物可食。查各书肆近来出版，除几本教科书有利可图者外，其他有价值之新著，并不征集，并不印行。有志之士，买书无着，偶有一二册可读者，则定价甚昂，寒儒束手，再四思维。唯有希望社会上以公益的性质，组织出版事业，筹款若干，限定几年，出书几册，款尽为度。此次经费，或募自殷富，或拨自公家，即不然各处拟继续出发视察之经费，可设法暂为扣集。不一二载，可读之书必多。著者与读者，俱有进步，俱有利益，彼时再提创视察，庶合直观之意，否则空观而已。

二曰无读书之力也。西文不能要求一般教育者以强读。其较易者，莫如日文，出版亦多，售价亦廉，未始非读书之一捷径。唯余所谓读书之力者，不仅指文字而言，读书读书，书被我读也，不可我被书夺；或曰日本之书岂可读。国体不同，思维悬殊，纵不至我被书夺，即书被我读，亦何益哉。虽然，余之所以劝习日文，非读其今日之书也。今日日本之书，读其表面，尤须读其里面，读其里面之力，非文法已也。须别具一种千里镜，凡事预则立。余料不久此千里镜可以无用，彼时大有可读之书，及早习其文字，明达君子，当亦可先见者也。

(原载《教育周报》第233期)春晖中学计划书——受上虞陈春澜先生之委托

(1919年3月)

自来论学校教育之性质，研究学制系统，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中学校为其焦点。或曰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或曰中学校为预备教育，莫衷一是。自余思之，实不成问题。中学校之毕业生，宜一式，抑宜多式？主一式者，即划一教育，有解决普通教育或预备教育之必要。主多式者，有普通教育之性质，又有预备教育之性质，亦何不可。余为倡人格教育、英才教育、动的教育之一人，即主张中学毕业生宜多式而不宜一式也。上虞陈春澜先生欲捐资在故乡创立春晖中学校，嘱余为之计划。夫春晖已有高等小学、国民学校，开办有年，成绩炳然，今又续办中学，懿欤休哉！不独邑人受其赐，而吾浙又多一最新式最完备之中学。其宗旨之如何，规划之当否，既承委托，余应负完全之责任，而数年来所抱中学教育理想上之研究，亦得见诸事实。一洗从来铸型教育之积弊，亦当世教育家所乐闻，父老子弟所欢迎也。

动的教育，非故违部章也。今日之学校，部章各条，本未有做到几字；拘守之而不加研究者，更无论矣。活用部章，实施之所以促其改革。近来教育部亦虚心征求各处之意见，吾知其已有改革之动机。若以实施之结果，为建议之证例，则其采择必较空论为易。如修学年限问题暂不主变更。吾国学校，有但计年限不计教材之大弊。毕业已近，而本无教案细目之教员必延不及授完，或略去，或草率了事，已成通例。对症下药，亟宜创教材为主不拘年限之说。动的教育，但闻教课修了与否，不问年限满足与否，始业修业，随时举行，亦无不可。而余所以不主变更者，非恐搅乱不容于部章也。原夫英才教育亦有二种之研究。教材有限定而时期不限定，或时期有限定而教材不限定。余采后说。假使一学生，可不必四年而能修了其限定之教科者，既不令其毕业，作何办法？窃谓尽可依其趋向，将中学以上之教科，令其加习。盖吾国中学与大学本不衔接，如此英才，且希其出洋留学，其所加习，适可合外国专门以上学校之程度。即不然，中学毕业在社会服务，所需知识，岂必以现行中学毕业程度为囿？故修业年限，不妨仍定为四年，而至三年级以上，当另设一“加习级”以收容之也。

以能力别编制学级，为动的教育之要件。其间纷错故障，在所难免，姑不全取此法。而一学级中不无少数低能，或因故一二门成绩不逮，向章辄予以留级一年，亦未免不尊重青年之光阴。近来又恒有家庭自学之学生，苦无学校可入。部章中学校入学资格，虽屡次表示郑重，究无绝对不得收受之明文，不宜变本加厉，将家庭自习有志求学者，一概麾之门外。但各年级各教科程度，循序排定，中途插入，明知为难，不得已令其某教科入某级。某教科入某级，固无不可，细思之，不如另设补习学校较为妥便。中学四年，拟于一、二年级间及三、四年级间，设补习学级二级，合前所述加习级，全体共当有七学级。向以学级数、时间数预算经费，则所增亦不多。现行学校，必设学监，专务管理，教员则闻铃到场而已。既主“专任制”，则概不设学监，即庶务会计，亦与学生有接触。以二三十元月薪之职员，难期有相当之标准，于训育大有窒碍。故余主张校内校长以外，概为专任教员。管理何莫非教，事务何莫非教。学校以内具教务，岂仅教室内始有此作用？学监庶务会计等事，均由校长于专任教员酌量分配，即稍有劳逸，亦不应计较。唯缮写、书记等，可用雇员数人，属于各专任教员，对于学生，则无直接之关系。校长与各专任教员，不但应与学生同寝同食，且须实行以身作则。人人有劳动之责，如洗濯、炊事、购物、洒扫、庭园作业等，均由教员、学生合组劳工会分任之。任免教员之标准，即能劳动、能研究二语。其资格，其经验，一概不计。今日之所谓高等师范毕业生，亦未必尽为有用。所谓办学几年以上者，积弊之深，且成正比例。专任教员初任时，年脩定为七百元。加俸则有之，无所谓年功，共分若干级，其最高额为千六百元。详细办法自当另行规定，兹将逐年职员薪脩一项经费列表如下：

次论设备，则教室问题宜首先解决。或谓教室之安排，但须学生有坐处、教师有讲处可也。学生座位，纵横行列，讲台则利用光线，居乎其上而已矣，流为书本教授之弊。职是之由，所谓普通教室，任何教师，此上彼下，一年级一室，近来中等学校之设备多如此。其所谓特别教室者，至多理化一科，他如博物、图画，设特别教室者已不多觏。至若数学、地理、历史，且谓无特别教室之必要。总而言之，中等学校之教室，多用年级别，而不用学科别。为图节省经费而贪办事之便捷则可矣，独不为彼教育者利益计乎？地理、历史之所谓标本仪器，至多几幅地图与一个地球仪，数学并两脚规不备，何有于应用，何有于实验？理化一科，教师用器械，每多零落不全，学生则并一玻管不得着手。近来理科教学之革新，尚学生自己实验，教科书只作参考之用，故非特有特别教室，且当有学生实验室。理化教室用阶梯构造，尚非最上之计划。总之，教室内教员与学生不必限定相对方向，当参用不定方向。博物理化教室，均当为半实验室、半教室之构造。数学亦宜建特别教室，设置器械模型，令学生随时使用。地理应注重物产，故亦有种种设备。地图当归历史教授时所用，切莫如从来徒作国文材料而已也。此等(理化、博物、图画、数学、地理、历史)特别教室及学生实验室外，其他普通教室，可无须一级一室，设二三室轮流亦可以敷用矣。兹将应设各室拟之如下：

礼堂一

合级教室一

普通教室三

加习、补习教室二　较小

特别教室七理化、博物、地理历史、图画、手工、音乐、数学。

学生实验室二

图书室一

其他例有之事务室、应接室、自修室等，俟建筑时再详述。其设备购置经费列表如下：

此外如学校园亦不可少，对于勤劳教育及养成实业之兴味，与训练至有关系，其设备姑俟成立后再拟。又有一重要之意见，学校不但教育学生，尤当教育社会。故如开放运动场，设通俗展览会及讲习会等，亦须责成校长及各专任教员主持办理，指导学生养成对于社会服务之观念。而是等事业，影响所及尚不远，况斯校僻在乡间，故又宜刊行学校杂志。此种杂志非如近来各校之校友会志，徒事表彰成绩已也，当以灌输思想学术为主旨，如近来《北京大学月刊》。学校程度虽有分别，而同为教育研究家所居之地，促进社会文化之职责，当然与大学并驾齐驱。将来春晖中学月刊，为全国人民所必读，庶名副其实。春日之晖，普及遐迩，岂独一乡一邑已哉！得各以上组织，是等经费亦所需不多，已容纳于总预算杂费之中。夫专任者，专职于校，非借口专心于校而不顾门外事也。编辑杂志及讲演等，对社会各事业皆为其应尽之职分。研究精进，报酬岂独加脩，非然者免之可也，决不可徇情，朋比误人。平时担任教课，则勿使筋疲力尽，故员数较多，杂费较裕，已在计划之中，兹将总预算列表如下：

自第五学年购置可随省，以后平均经常费约万五千元。学费等收入每人每年定为三十元，以二百人计，共六千元。今既有以十万元拨归此举之说，则以二万元为建筑费，其八万，半作存款生息，半购妥实股票，平均以一分二厘计，可得经常费九千六百元，亦可勉强支配。唯此最新式之办法，容有未及见到之处，事实上恐有不敷。若以十万元全作经常基本金，则必能圆满无缺，其建筑费最好另支。为学之道，期于至善。夫此一校，其组织已可抵两校，共影响直可作无数校观。至已办之高等小学、国民学校，宜如何改善，与之联络，与夫开校后一切管理之方法，训练之旨趣，教课之变通，本此宗旨。抽象之计划，未尽欲言，校长得人，必更能匡所不逮。至商榷之责，余固不敢辞焉。

(原载《教育周报》第235期)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

(1919年4月)

动的教育之学说，余曾于二月间全省县视学会议介绍最新教育之三大主张：曰教育之有机的见地，曰儿童能力不同之事实的见地，曰学习法之训练的见地。一反从来铸型教育之弊，而为机能的差别的发展的教育，借明人格之特征。铭训君又译日本及川平治《动的教育之学说》，分载前第七年《教育周报》各期，已荷读者之参考。夫动的教育对于静的教育而言。吾国办学数十年，其成绩、其理想能否相当于静的教育，犹不敢信。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所谓文化，所谓社会，所谓人格，本不置于心目。曩者对于科举、对于私塾僭称新教育，盲目的附和，并不知其所以然而创办学校。为父兄者以一腔热诚期望之，殷富者亦不无慷慨以助成之。至今日一场大欺骗，已被社会看破，而犹曰社会对于学校无信用，不自思有何交代可为社会信用。吾辈为教育者曷不先自己反省？静的教育，今日虽认为误谬，而其误尚有理想。教育决非为教育者生计之方便，学校决非为教育者栖身之传舍，当以维持文化、传达文化为己任。当时固以为教育唯一之理想，为教育者非同其他职业之徒事生活已也，当有如此理想之责任。求之吾国今日教育界已不可得，而余犹以为误者，何也？夫教育为继往开来之精神事业，维持之责任，传达之责任，不过仅仅继往而已，未足与言开来也。以现代为本位，往者在前，来者在后。教育者瞻前而不顾后，即静的态度也；瞻前而同时顾后，则可谓动矣。不但维持文化，尤当改造文化；不但传达文化，尤须增进文化。仅曰维持，仅曰传达，静的态度也。由维持而加以改造，由传达而益以增进，则可谓动矣。何以能由维持而加以改造，能由传达而益以增进？则曰非明时代之理解不可。

时代之理解，非浅学如余所敢言。教育既为改造文化、增进文化之精神事业，则为教育者于现代之文化，固不可不彻底理解。而教育对象之被教育者，生存于环境之中，以未成熟之人，受其影响而发展，于现代文明之底，必有潜伏之潮流。若贸贸然不洞察而无正当之批判，则中心思想，必致盲目的移动。即不然，或固执名词，相互猜忌，演成无谓之冲突。近观日本思想界之倾向，实坐此弊，可引以为说明之资料。当吾国光复之际，彼恐以共和之潮，激动其万世一系之帝位，乃盛倡国民道德，以为抵御防止之策。前三五年，阅其各杂志，无一册不是国民道德万能论。一若不高唱国民道德，便非忠良之臣民，失其教育者之资格者。然而国民道德之所以为国民道德，殊不得要领；或有意以暧昧之流行语，眩惑国民保障皇室而已。夫道德之实践，离乎国民生活，本无从说起。凡国民当实践躬行之道德，即国民道德。国家一日不灭亡，道德一日不废止，无论君主，无论共和，国民道德，始终存在。而近读该国各杂志，则不见“国民道德”四字，处处改为假名之デモクラシー，即民本主义。其气运之勃兴，而国民思想之倾向一变。向之所谓国民道德万能论者，今则唱国民道德无用论，岂非一大奇事！虽然，国民道德与民本主义，果何所区别？自余思之，国民道德即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亦即国民道德。以国民道德而暧昧释之为皇室之保障，以民本主义冤屈斥之为过激之思想，于是国民道德乃为民本主义之盾，民本主义遂为国民道德之矛而相持不下。其较有学识得有学位受恩深重者，又有国民道德与民本主义之关系，或国民道德之真义，或民本主义之精神等题发为论文，龃龉解释，有说不尽之苦楚，而仍不畅达。此种情形，在该国固不得已；而回顾国体确定、共和巩固之吾国，则又何如？

一闻国民道德便为守旧，一闻民本主义便是革新；一睹国民道德字样必稳妥，一睹民本主义字样必谬妄。自欺欺人，莫此为甚。革命二字终是可怕，不谓君主时代之经过，思想界必无如此暧昧也，必无如此猜忌也。彼以君主革命之骨子，而致国民道德、民本主义分为二物。谁料一波又起，“过激党”三字，又演出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之声。讷讷不敢言，一如从前谈推翻君主专制无异。要之当推翻者，实不在君主非君主，而在专制非专制，亦即在时代之理解不理解而已。理解时代之国民道德，即民本主义；不理解时代之民本主义，固非国民道德，亦非过激思想之真意。一闻人格主义必稳妥，一闻社会主义必谬妄，此又今日吾国以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为骨子，而使彼此固执名词暧昧、猜忌之所由生也。夫人格主义，岂拘守大圣贤经训执而不化之谓哉？民本主义之精神，即在尊重国民之人格，过激思想，原由不尊重国民之人格而起。不可鼓吹过激思想，不可提倡社会革命，吾知之矣。不可尊重国民之人格，意同词异，何听不过去？于不致扰乱范围内而主倡尊重国民之人格，虽极守旧，有何辞可以反对？革命二字中，是否必有扰乱事实？无扰乱事实之社会主义，即人格主义。希图扰乱，究非人生之本心；希图尊重彼此人格，则为今后世界之公理。过激党之所谓财产平均、妇女国有者，此日传为骇闻，安知非由尊重人格之要求，而出之以愤激之谈！试思人格所以不尊重之大障碍，究为何物？一言以蔽，经济之势力有以使然。贫苦之子弟，非无英才，而教育无资、堕落以供贱役者不知凡几。彼目不识丁之纨袴，多以贿得高位，是以经济之势力，倒乱人生理性之差别。无可讳言，财产平均云者，漫将资本家之金钱，取而分给之，天下岂有如此容易之事！欲言财产何以能平均，须先研究财产何以不平均可矣。为子孙作马牛，以巨万之产，一遗再遗，一盈复盈，始有贫富悬隔之分。若于各个生存期内，以理性之差别，人格发展之不同，事实上且万无平均之理。余囊中有几文，四万万人囊中亦同有几文，成何话说。余料将来必有遗产税之办法，实所以救济财产不平均之一道。但终不如拔去以积产为唯一目的，不为儿孙作马牛，方为财产平均之根本解决。至若妇女问题，今日之缔婚制度，亦多数以经济之势力，逼成无数怨妇，颠倒其配偶之标准。女子之人格，实受二重之专制。有聪颖者，既不幸陷于贫困，不能受相当之教育，又迫于买卖六礼，不择佳婿，徒索重聘，谚云鲜花插在粪坑而终身休矣。国有之意何解？凡我国民，谁非国有！若为妇女保障正当之配偶，缔婚纳税，经国家之审查，即尊重女子之人格。若何之理性，无论男女，应受若何之教育；若何之女子，应配若何之男子而为夫妇。如此公平之主张，斥为谬妄，余亦不服。过激党是否有此种见地，而余代为解说，则不言财产平均，妇女国有，而谓之尊重人格，亦何不可！不言社会革命，而谓之增进人格，亦何不可！原夫人格的伦理说，其注重点即在个人与社会之关系。何谓伦理学？无非研究人格、社会二语。怕闻社会主义，亦不妨谈人格。若被其掩饰，直自失其人格。昔以为非，今以为是；今以为非，将来或以为是，不过时间问题而已。此语稳妥，此语谬妄，名词之更变而已，明达者均不计也。

时代之理解，不可拘泥过去，不可固执名词，更不可附和雷同。今日非竞言革新之时乎？何谓革，何谓新，必贵有正确之理解与必经之程序。拘泥与固执，皆不足与言革新。即不拘泥不固执，他人如何革，我亦如何革；他人以何为新，我亦以何为新，附和雷同，可谓之革新乎？不革新，便因循。但革新而不自知其为因循之革新，思想上之弱点，何异闻国民道德、闻人格主义必稳妥，闻民本主义、闻社会主义必谬妄！夫因循何为而然哉？传习之势力，模范之影响，有以束缚吾人于不知不觉。如教授上所谓应用、所谓例证，其势力若超过教授本体，即陷于静的教育。以应用、例证为依赖，算术演草，保存以图不忘者，亦为因循之一种，别解之所以不可得也。吾国今日之教育，存在于依误传误之中，诸凡设施之未妥者，几奉为一定不易之办法。推其原因，传习使然也，模范使然也。传习为引进之一法，不可奉为模范；模范为提倡之一义，不可据以传习。传习而模范，模范而传习，即因循之状态。传习之革新，模范之革新，即因循之革新，于因循、革新之中间，不经过“觉悟”之一重要阶级。今日吾国之所谓革新，类多此弊。趋奉某国之教育，以感情为标准，则十数年前趋奉某国之所谓因循，与今之所谓革新，一而二、二而一也。今日世界之大势，确为经过因循而觉悟而达革新之时。若固守原始的神道之国民道德论、人格论，仗前人之势力，甘心因循，目前虽为革新家之敌，迨至为世界所不容而觉悟已晚矣。余非敢效传习的革新，不过稍有所觉悟，诚以思想为事实之先导，非不能成事实也，未成事实而已。未成事实，故谓思想。及其成为事实，则又有先导之思想，斯时之思想，当然未成事实。若以不能成事实指为空想，则世事何以为沧桑，人事何以有变迁？最浅近之例，吾人之辫发，十年以前见一二留学生初归，指为奇事；今则遇乡间之未剪者，咸斥为不雅。辫发亦非小事，不数年而变更如是。类推至人生一切问题，世界一切事象，何莫不然！时代流动不息，道德非千古不易之理，今后德目之增加与道德范围之扩充，参照伦理史可无疑义。国民实践之道德，决不以几卷古训为限。近代依误传误之习惯法与口头禅，更宜修正。国家观念，社会事业，文字改革，与夫教育关系者各重要问题，谨抒管见，分述如下：

一、时代之理解与国家观念

人类为何而有国家？向谓为战争、为土地而有国家之必要。今则当认为为教育而有国家之必要。曰协约，曰国际联盟，明明不以国家为战争之单位，或辟或蹙。绝对的国家主义，仅于地图平面上谋变化，而强弱兴亡永无固定。数千年来战争之历史，平面上地图之收放，何物使之固定，为现今教育上急宜研究之问题。譬之照相镜头之对光圈，中置固体，则不致缩小。国家既为教育之单位，则必于平面而外别有发展，而后平面亦借以占定。今后之国家观念，当由平面而进于立体。绝对的国家主义即侵掠的国家主义者，可谓之平面的国家主义。反之，以国家为教育单位之国家主义，即以教育强固其具体的平面之土地，则必贵有抽象的立体之人格以占定之。此次欧洲和会如得大成功，即世界土地平面解决，不准再有侵掠等事，亦不敢再有侵掠等事，则从前所有国际间之恶感，与夫国耻之刺激，今后教育上似不必再事鼓吹，致养成神经过敏之患。一易平面的国家主义而为立体的国家主义，彼此向空间发展，非以具体的平面大小为竞争，而以抽象的立体之高低为竞争。盖平面为有限的，立体为无限的。有限者静之谓也，无限者动之谓也。而从前开拓平面之武力的责任，至今日尽变而为增加立体之文化的责任，即将军阀之责任，尽易为教育之责任。吾国今日平面上尚呈危急之象，根本之策，何以使之固定，则唯教育乎是赖。

二、时代之理解与社会事业

人生贵有一定之事业，斯言诚然。唯所谓一定者，作何解说。今后社会诸事业，恐一定者少，不定者多。事业之一定，与精神之一定，又有分别。以一定之精神任不定之事业，与以不定之精神任一定之事业，其价值更不同。至若以不定之精神任不定之事业，则为游民。而一定之精神任一定之事业，不愿任不定之事业。或以为不稳固也，宁变其宗旨而就其他一定之事业。用非所学，亦即在是。例如青年会等事业，咸视为全无实在，为其干事者，又若指为无正当职业之人，而不知彼辈固以一定之精神任不定之事业者也。吾辈本教育一定之精神，非必限于任学校教员一定之事业。所谓社会事业者，当视为有固定、不固定二种之区别。学校、工场、商店等为固定之事业，其他一切公益事业皆属不固定之事业，已将应有尽有。而多未能收效或失败中止，卒不如外国之圆满得力者，其原因在社会不固定事业之不发达，一切固定事业无以扶持之故。例如下图：

大圈喻社会全体，小圈喻各固定事业，则大圈以内、小圈以外之余白，皆属不固定事业之范围。且固定事业少，有赖不固定事业之扶持更切。固定事业虽无数多，必有不固定事业扶持之需要。然则今后之社会事业，当如何共筹进行。如青年团即不固定事业之最著者，缘起中有言青年团成功之后，方为诸事业收效之初，即以不固定事业扶持固定事业之意。吾辈创办青年团，除直接辅导青年而外，实有间接扶持社会诸事业之意。扶持之中，不期然而然社会沟通矣。吾浙青年团发起至今，虽尚无具体之成绩，而绅商军警各界之联络，知热心公益之大有其人，社会事业之大有可为，已可证实。精神必须一定，事业本属不定。一定者静之谓也，不定者动之谓也。吾辈观念上之改革，于社会事业至有关系。社会圆满，即前面大圈充足，亦唯教育者是赖。

三、时代之理解与文字改革

新旧之战争为一“久”字与“广”字之战争，于文字改革为最著。近来北京大学之暗潮，吾辈不可不平心研究。国故派坚持之理由，无非谓白话文究不可垂久。但文字之功用与其目的，是否专为一“久”字？抑须注重一“广”字？此为应改革、不应该改革之先决问题。仗前人之势力，即“久”字之势力；改革之势力，则仗“广”字之势力。不可孰胜孰负。当今世界交通，起于一隅之思想，顷刻间可布于数亿之人类，受其影响，“广”字之势力大矣哉！思潮常越国境而侵入，竟无防止之术，闭户偷安不可得也。余料今后一切事业，必以“广”字之势力，战胜“久”字之势力。文字亦何独不然！况教育上文字之作用，为现代同时生存期内之作用，非如从前以书籍传后世之可比。可久者未必可广，可广者岂不可久。国文教授改革之声，教育上认为有研究之价值者已非一日。民国成立，八载于兹，国歌尚未产出，其原因在无可广之文字，而仅有可久之文字。姑不必固执白话或国故名词，而文字不宜专重可久，当研究可广，即国故派岂可反对。如国故有可广之方法，则创白话固多事。孰知可广之国故即白话也，又何必各树一帜作无谓之冲突哉！入人家室，堂上无鼎彝瓶镜犹可，厨下无杯盘碗盏可乎不可？今日学校中之教授国文，是欲以鼎彝瓶镜而代杯盘碗盏之用。学生苦矣，为教育者且更苦于学生。以考据代表学问之有无，为今日士林衡鉴最不公平之事。诗文碑记，或以为非国故不可，而一年用得几次，一生用得几次？于一年一生用不几次之事，而耗费毕生精力以求之，既不大经济，而词藻堆垛，真意牺牲，青年发表创作之力，亦因此丧失殆尽。窃谓鼎彝瓶镜，如梅花碑之骨董店，哥窑弟窑，乾隆康熙，有人顾问，价不妨高。国故文字，一如拉丁，让一部分志愿者为之。而普通教育上，则宜早为改革，不重可久，宜重可广。可久者静之谓也，可广者动之谓也。改造文化，增进文化，必自文字始。余倡此说，宁忍本无旧学皮相取巧之饥。真理所在，又唯革新教育家是赖。

四、时代之理解与教育关系者

师道之尊，以清高二字，奉为无上之待遇，例外之修养。相传至今，几有不得不清高之责备，成一人类特殊之德目。与但论妇女之贞操，不计男子之淫荡；但责人子之孝顺，不问父母之本务，同为东洋单面之道德，强者之道德。今后之社会，此种道德，均有修正之必要。况吾辈自问，究竟清高与否，殊难自信。或不得已而郁郁居此，本无诚意，则不抱消极之态度，其为清高，实落落难合，与世隔绝，与教育者以社会为对象之本职，岂不大相背驰。教育者亦为人，清高清高，口头之待遇，嗣后不必再为欺瞒。待遇教育者之标准，务须明白切实，尤贵有动的精神。所谓检定资格也，所谓年功加俸也，未始不明白切实，然犹属于静的而非动的。何则？今后教育之事业，人人负相当之责，教育者实无所谓资格。某处出身或取得检定资格，以为终身衣食在斯。师范生毕业自满，服务其名，占居其实。余亦不为同人讳，其滥竽者因循恋栈，虽任事多年，岂可谓经验！此所谓资格，静的资格；此所谓经验，静的经验。今日吾国教育界类多此弊。资格与经验，非不足尚，但以此为待遇教员唯一之方法，即陷于静的标准。于资格经验而加以发表研究，则可谓动矣。今日之为教员者，非不愿发表，何必发表也？非不愿研究，何必研究也？社会上确无相当之批判，公平之报酬，如能不计批判报酬之有无而从事发表研究，此教育者之自己待遇。吾浙之大，未始无人。又或以人微言轻之思想，非不愿发表，恐发表之无效也；非不愿研究，恐研究之无补也。吁，此不明时代之理解更误矣！夫“人微言轻”一语，实为专制黑幕中之格言，岂尚适用于今后之社会！共和之真义，则为“人微言重”，即义之所以为正人道之所由昌明也。知人微言重之意者匹夫有责，虽为小民，发表研究，犹不容缓，况为改造文化增进文化之教育唯教学半，而为学生者且当唯学教半。试问学生，何为而来学校，尝顺口答曰为读书而来。此言不得谓非，然徒知为读书而来学校，亦陷于静的学生。谚云：“刀钝石上磨，人钝世上磨。”此尚无学校之时代，为人无处可学。而今日既有学校，介于家庭社会之间，明明是学为人之处，一般社会中人，未得学为人之处。所谓学生之社会服务，即在学校所学为人之道，传诸社会，使一般社会亦知为人之道之意而已。概言之，教而不学，静的教员也，学而不教，静的学生也；唯教学半，动之教员也，唯学教半，动的学生也。吾国今日之教育，最好作从头做起想，即由静而始动。立法行政之所不逮者，唯发表研究能达之。动的待遇教育者，教育者动的自己待遇，与动的国家观念，动的社会事业，动的文字，均唯教育者时代之理解是赖。

(原载《教育潮》第1卷第1期)今后学校训育之研究

(1919年8月)

吾国办学已数十年，训育岂无研究，何待今后。自经此次五四运动学生风潮，凡教育当局者，无不以恢复原状为言，则今后之学校，亦依然如故，何必特别有所研究。虽然，今后二字，究以何为标准？五四运动学生风潮以前，罕见有今后之教育、今后之人生等文句，形诸篇章及各名人演说，盖指欧战以后而言耳。兹题之所谓今后，虽若指五四运动学生风潮而言，要之其根源仍当视为欧战以后，并非以浅近之心理，讳言五四运动学生胜利，不愿因此促我研究也。或曰今后学校，固当改革；但因学生风潮而改革，决不相宜。盖恐嚣张无可言训育也，故必倡言恢复原状，宁俟恢复后再改革再研究。此仍不失教育者自高自大之心理，与学生闹意气而已。甚且并学生风潮以前本有今后如何改革、如何研究之动机，反固此而辄止。倘果能恢复原状，教育当局者，或不免自鸣胜利，而忌其改革，忌其研究，则此次学生风潮，洵为教育改进之阻力矣。此余之所深虑，不得不有所陈述也。

蔡孑民先生致全国学生函中，虽亦有恢复原状一语，决无上述之心理。原状、原状，究指如何原状而言？自余思之，原状云者，开校上课而已。至其他遵守校规，服从命令，余岂不赞成，唯有紧要一语，要求学生恢复原状，教育当局者万万不可恢复原状；教育当局者如仍恢复原状，可断言学生万万不能恢复原状。故今后学校训育，有研究之必要。欲研究今后学校之训育，盍一回顾从前学校之训育。余尝闻参观教育者之言，询问各学校训练情形，多以管理或规律为答。又尝闻中等学校教员之言，小学校训练不良，故中学生难以约束。又某部视学前在会演说，赞述日本学校中之训育曰：“学监坐而办事，学生经过其后一丈以外，相向行礼，而学监不觉。”如此性质之训育，即从前学校之原状。概言之，以服从二字，为训练之终极目的而已。夫训练论中非无服从二字。第训练论中之所谓服从者，不过由他律进于自律之初阶，与法则上之所谓服从，截然不同。法则上之所谓服从，为学校对于学生强使服从。训练论中之所谓服从，为学生对于学校愿意服从。善言训育者，学生对于学校愿意服从，犹虑依赖不能自立。至若学校对于学生强使服从，此不得谓训练，即压制而已。是故压制不能，造成依赖。盖一则法则上之服从，一则训练上之服从，根本两歧。即一则教师本位之训育，一则学生本位之训育。教师本位之训育，无关于学生。故今后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自此始有训育之可言。余故曰从前无训育，今后有训育。

学生本位之训育，颇不易言。而于此次学生风潮，默察种种行为，彼谓嚣张不可收拾，而余则谓学生本位之训育，得所着手。余并不呵护学生，暴动殴人，决非所宜。试观各处协助学生之函电，究根据如何理由，不妨汇集而细审之，大异小同，皆以学生行为，认为纯洁，无其他利禄之私为交换条件而已。余就将此纯洁二字，作为学生本位训育之入手方法。如何能使学生时代纯洁之精神维持至毕业后而不失？于今日之社会，高谈其他各德目，犹如油纸设色，且多不合时势，非先使心地光明不可。平心而论，今日社会中，谁能以纯洁二字超过学生？即校长教员，亦恐不及，其他政客污吏无论矣。虽然，学生纯洁之精神，斯时犹不在各人之品性上，不过在抽象学生之名词上，一经毕业，即失却此精神，而与社会同流合行。今日之所谓卖国贼，何莫非当时慷慨激昂之留学生？尝闻赞许此次学生者曰，今日社会，无人能做事，厥唯学生。自余思之，此言亦可作讥笑解，今日学生能做事，他日非学生便不能做事。必须改为今日社会无人做事，唯学生出身之人能做事，余心始安，学生始有光荣。总之在校为学生，与将来在社会做事，切不可判若两人。当如何使之合为一人？今日抽象学生名词上之纯洁精神，如何使之印入于具体各个品性之上？觅不到这一种接合剂，即无所谓训育。此接合剂即学校与社会之接合剂，学生时代，不使其在社会服务，故学生之精神，永不出学校以外，永不能印入于学生之品性，永不能适用于社会。故今后学校训育之方向，当使学生服务社会为第一要义，养成其纯洁之品性，为学校社会过渡之作用，奈何一般教育当局者，但知恢复原状，仍思将学生牢牢关住在学校，不准服务社会。以为学生一出校门，必致扰乱，非根本禁止不可。因噎废食，实不解其用意之所在。上海某校长在学生联合会演说，有云今后学生，当使负监督选举之责，可谓得其要矣。官厅议会闻之，必将斥为荒谬。吁！是恶学生之纯洁，甘使社会不纯洁也。冲突何自起？起于反向，夫亦纯洁与不纯洁而已。

上所述为今后训育之方针。试进言今后训育之责任。每晤教育当局者，佥曰今后难言训育，吾辈不能负完全责任。余要还问从前训育，何尝容易，何尝负责任。余深恨负完全责任一语，作无交代之结局。况训育可否负完全责任乎？师弟之关系，今昔不同。昔人终身一师。某为某之师，某之师为某，行为举动，无不确肖其师，视师之一生，终身学之不及，而青出于蓝之望绝矣。人生之发展，为倒缩退步的状态。今则不然：各时代之学校，有各时代之师，即终身多师，不特校内多师，且有校外无形之师；随风逼来随潮涌来之师，更不及防。故今日校长者，犹本昔日终身一师之义以施训育，以为我校之学生，由我负完全责任，唯我之训是听，不准听校外他人之训，尚可得乎？包办训育，换言之，即专制训育。学校教育之性质，本不如是，非今后始宜改革也。一校中亦有多师，各教师训练之方法，亦容有不同。故教师本位之训育，万不能行于今日之学校。本位太多，万难一致，终身多师，此其身为学生之身。故学生本位之训育尚焉。以各教师之本位论，可不必负完全责任，但不能不注意各教师本位以外，影响于学生者如何。无形之师，随风逼来随潮涌来之师，实为教师与学生共同之师。既为师便无师，不负责任的，漫言负完全责任，无所谓难。今后之训育，只须言负责任，不必言负完全责任。故余又曰从前训育难，今后训育易。

负完全责任之训育，其弊之最著者，莫如操行成绩之评定。甲乙丙丁，究不知如何写得出来。某生为甲，某生为丁，非负完全责任，曷能决定。而某生某教师定为甲，某教师定为丁，则将如之何？平均而定为乙或丙，实属儿戏。且学校中之操行成绩，与其毕业后在社会之能力及信用，多不相合。尝留意各小学校操行最优者为何如人，指而睨之，类皆文彬彬者，毁言之，即木驼是也。今后学校，竟可废止操行考查，免使教育者昧良心，失信用。为必须造表报告官厅，是奉承一法字，不顾蹂躏一德字。教育行政上要此甲乙丙丁之表册，不知究有何用处。如谓其校甲等多于某校，即视为训练成绩优于某校，亦应官厅自己设法考查。各校各自所定，标准方法均不同，何得为凭。或曰：“废止操行考查，则汝之所谓训育，直是不负责任也。”余应之曰：“训育之责任，是否在考查操行，非先有训育之实质，徒事考查之形式，试问所考查之训育，是谁之训育？考查天然之训育，考查本能之训育，抑考查自己所教化之训育，如有教化，不在考查。”又或谓废止操行考查，管理学生，无所藉以处分。盍一察近来学生之心理，对于操行成绩，已视为全无价值矣。当学校始创时，但闻学生计较操行分数，今则寂焉无之。初以为公平心服焉，殊不知不屑计较，视为无足重轻也。近来中等学校学生之态度，类多如此。即对于学业成绩之竞争，亦不如从前之热心，试验亦多流弊。学业成绩考查，纵不能废止，而毕业或学年变更时名次等第之表示，亦可不必。学生名单，始终以姓字笔数为顺可也。

从前无训育，今后有训育。学生本位之训育，方法上即所谓指导是也。从前训育难，今后训育易，不必负完全责任之训育，作用上即所谓陶冶是也。曰指导，曰陶冶，训练论中习见习闻。教师本位之训育，决不得谓指导；负完全责任之训育，是禁止陶冶，余亦今日始觉悟者也。或曰：“指导与陶冶，无所凭藉，如何交代？行政上所定各规程，直接所以取缔学生，亦间接所以取缔教师，使之不得不交代，以促其不得不注意也。”吁，为教师者，必待行政之取缔，实已失其教育者之资格。官厅常以法外行为四字，为加罪于人之口头禅，请勿加罪于教育者。夫法外行为与不法行为，意义不同。道德之范围，大于法律。法外犹有道德，道德即未来之法，道德以外，始为不法。若不予教育者法外道德之余地，断断焉拘守法则是务，直可谓死教育死训育而已。余敢立一新定义曰：“教育者，纯洁无私之法外行为也。纯洁之学生，唯纯洁之教师可以训练。欲使学生服务社会，教师亦必先自服务社会。”谨愿当世纯洁之教育者，服务社会之教育者，有以匡我不逮也。

(原载《教育潮》第1卷第3期)改革师范教育的意见

(1919年9月)

我国现行师范教育的制度，都说应当改革，应当改革，已经听得多年了。教育会联合会中，屡次提及这个问题，可惜所提出的枝枝节节，不过课程的修改，没有从根本想一想。研究师范教育的制度，就是要研究师范学校的设置和名称究竟对不对。如师范学校的设置和名称根本不对，那是仅仅修改课程一定不中用的。什么叫做高等师范？又叫做师范学校，讲习所？这种名称，不消说得，都是抄袭人家的，糊里糊涂沿用了多少年，现在应该已经觉悟。从前或以为法令的东西，不好随便更改，总说“为慎重起见”，再看看世界大势，再听听教育家的研究，其实终有一天要改，究竟等到几时？我已经心焦起来。如今欧战告终，思潮革新，万难遏止，难道还不是决心应当改良的时候吗？改革是总要改革的。就是全体的学制，也有许多不妥的地方。我要先把师范教育来研究，国为“师范是教育之母”，师范教育和全体的学制，好在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可以分作两个问题讨论。全体的学制暂时不改，或将来实行修改，师范教育上都有说法可以解决的。师范教育为什么要改革？应当把现行师范教育的缺点，一一写出来，给大家看看，再把改革的办法，和大家商量。

高等师范的名称，实在很不妥当。我并不是主张废止高等师范，是主张废止高等师范的名称，要废止高等师范的名称，就要改革高等师范的内容，减少高等师范的责任。师范两个字，已经是非常尊重的，再加高等的形容词，好像富贵再加一个大字，总统再加一个大字。这种重叠的名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日本近年来为高等师范的问题，一方面倡废止论，一方面倡不可废止论，说得天花乱坠，无非是赤门茗溪两派饭碗里面的话，并不是从教育原理和师范的责任上面着想，我很不佩服。平心而论，现在的高等师范要算教育精神唯一的机关，实在是勉强的。据我想起来，研究纯正教育和各科教授上需要的教育原理，是两个问题，不能混在一起的。高等师范的各科毕业生，至多明白各该科教授上需要的教育原理罢了。各科教授上所需要的教育原理，和担任教育学，教授纯正教育原理，一则是形式，一则是精神，实在是不同的。现行的法令，凡是高等师范毕业生，都允许他能担任师范学校的教育教员。但事实上请他们担任教育一科，都怕是试试的居多，非有一种特别的努力，是不敢担任的，这也难怪他们不能胜任。要晓得高等师范各专科的学生，在学的时候，各专科的课程，实验哩，演习哩，已忙得不得了，分一点精神注意教育，是很难得的。凡百学问，自己略略能明白，未必就能够教人。所以现在的高等师范，要算教育精神唯一的机关，是很勉强的。怪不得高等师范里面还有叫做教育专修科的办法哩。

高等师范学校里面，办教育专修科，好像是矛盾的。不是教育专修科的学生，明明不是专修教育，高等师范的各科，办他做什么？各专科的专门程度，一定比不上大学。所以倡废止高等师范的，就根据这个理由。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个理由却不能算充足。因为高等师范的各科，虽不是专修教育，但是在各中等学校教授各科，到底不可不明白各科教授上需要的教育原理。况且大学的分科办法，是全凭学理的，和中等学校分科担任的办法，一定不能适合。所以我不是主张废止高等师范，就是不主张废止高等师范的各分科。我要废止高等师范的名称，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要废止冒充专修教育为教育精神唯一机关的责任。但现在高等师范既然办了教育专修科，好不好维持教育精神唯一的机关呢？这个问题，据我看来，也是勉强的，且有流弊。现在高等师范办了教育专修科之后，恐怕各专科的学生，对于教育的注意，比从前更要退步了。且教育专修科的名称，终觉得有些不三不四，不如爽爽快快把教育精神唯一的责任归到大学里去。大学里面应该正正当当设一教育科。高等师范的高等两个字，讲文法，讲性质，讲责任，都应当废去，干干净净的称为师范学校。不过师范学校所养成的教育，分为几种，养成的年限，分为几期，这一种养成中等学校教员的师范学校是最后的，应称为“第三期师范学校”。

现在的师范学校，就是养成高等小学教员和国民学校教员的师范学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呢？据我看来，就是一个学校，一样课程，养成两种教员，是很不妥当的。现在师范学校学生的心理，毕业之后，叫他去做国民学校教员，都有点不愿意。国民学校的教员，本是不容易做，但不容易做，是方法问题，不是学力问题。叫大学毕业生去做国民学校教员，实在太不经济，为养成高等小学教员，却未必能胜任愉快，毕业后要去升学，更觉得不充分。一个学校里面的学生，毕业之后，有三种式样，做校长的实在是办不了。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师范学校有三个目的，恐怕都不能够达到。这三个目的当中，养成高等小学教员和升学的两个目的，还可以勉强相合。带着一个国民学校教员的目的，实在是不能相合。所以我的主张，要把国民学校教员和高等小学教员分别养成的。现在不是还有讲习所的办法吗？讲习所的毕业生，也可以做国民学校教员。难怪师范学校毕业生不愿意做国民学校教员。有的说师范学校毕业生，也有优劣，高等小学教员和国民学校教员，听他自然淘汰罢了。这个理由，是很不充分的。一个学校里面，同时毕业的学生，虽不能说没有优劣，断不应当如此存心。大学的毕业生，也有优劣，各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也有优劣，听他自然淘汰到哪里去。无论师范毕业生，或专门学校毕业生，将来成功不成功，可听他自然淘汰，最初的服务问题，不能就说淘汰不淘汰，这是法令上应当明明白白规定的。做国民学校教员和高等小学教员，所需的学识，的确是不同，恐怕还要比做高等小学教员和做中学校教员相差得多哩。

现在高等小学的毕业生程度不够，这是和国民学校连带观念的缘故。前清有两等的合称，是袭用日本寻常、高等并设的制度。现在初等小学已经改称国民学校，国民学校是独立的，高等小学应单称小学，和中学、大学是联合一气的。譬如树体，国民学校是根，小学中学大学是干，其他的各种学校是枝叶。所以国民学校的性质和高等小学的性质是不同的。高等小学的性质和中等、大学的性质倒是同的。叫师范学校毕业生，做国民学校教员，又做高等小学教员，又做中学校教员，性质还是相同，不过是学力不同。不知道制定这法则的人，是什么用意？恐怕还是两等小学的旧观念还没有改变哩。有的说，并非是两等小学的旧观念，这是义务教育问题，将来义务教育终要增加年限。据我想来，这也不成问题，义务教育增加几年几年这是指被教育者一定要受几年教育的意思，并不是施义务教育者一定要教几年的意思，学生本位和教师本位不可看错。现在规定国民学校四年，高等小学三年，如以四年为义务教育，这是偶合，如要增加，应当体察国民经济力，一年一年的增加。据教师本位的观念，恐怕不加则已，一加要加三年，这是极没有道理的。所以我的意见，义务教育的年限加不加和师范教育没有什么关系，加一年加二年，都是学生就学的问题，不是教师的问题。义务教育几年，一定要同一个教师教了，也没有这种规定。假使将来要连中学归到义务教育，难道也是一个教师担任到底吗？总之现行的师范学校目的不清，师范毕业生资格不明，这种师范教育，要算“教育之母”，这是“妾身未分明”的母，“何以见姑嫜”。我所以主张养成国民学校教员和高等小学教员分别办理，高等小学应正名为小学，养成小学教员的师范学校，称为“第二期师范学校”。

再要讲国民学校教员是怎样养成呢？先想想现在的国民学校教员是怎样养成。现在的国民学校教员，一种是师范学校毕业的，一种是讲习科或讲习所毕业的。师范学校是五年毕业，讲习所已经办过的，只有一年毕业，入学的资格，讲习所还不及师范学校。这两种人，学力相差很多，叫他一样的服务，好像把国民学校的教员，不论精粗美恶和盘收拾的样子，糟极不糟极。这种法令，简直是欺人的，试平心想想，国民学校的教员当然是要郑重的，但也不能有多大的期望。近来一般看待国民学校教员，有的看得太轻，有的不免看得太重。究竟裴斯泰洛齐这样的人物，不可以期望一般人的。国民学校教员，理想应当如何高，责任有如何重，这是不管他的死活，随口说说的。国民学校教员的理想和责任，不过是国民学校教员的理想，国民学校教员的责任，究竟不能把教育全部的理想，教育全部的责任，加在国民学校教员身上。我要为国民学校教员辩护辩护。国民学校教员的理想和责任，是要提开讲的，所以国民学校教员，一定要另外养成的，养成国民学校教员的场所，却不能看轻他叫做什么讲习科或讲习所，也应当称为师范学校。这种师范学校，公家恐怕设立不得许多，更要希望社会自谋进行，就是要提倡私立，和前面两种师范学校，也应当有联络，称为“第一期师范学校”。

现行师范教育，还有一个大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联络。不但国立高等师范和各省师范学校，没有联络，就是各省的师范学校，也没有联络。我所说的联络，并不是主张一致，主张一致不一致？在今后的教育，实在不成问题。因为照现在学制系统上看来，师范教育，都是旁支，没有自己独立一个系统。我所主张的联络，就是要把师范教育，另立一个系统，特别叫做“师范学制系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已经说过，大学应设教育科，这教育科入学资格，当以第三期师范学校毕业的为原则，第三期师范入学资格，当以第二期师范学校毕业的为原则，第二期师范学校入学资格，当以第一期师范学校毕业的为原则。但升学的方法，不是第一期师范一毕业，就升入第二期师范，要规定服务几年，也要经过竞争试验，从第二期师范升入第三期师范，也是这样办法。凡是人都有上进的志趣，应当使他有发展的希望。做国民学校教员的，就此终身，没有一点变化的余地，这也是造成死教育的一个原因。试看现在的国民学校教员，就是师范学校毕业生，都是寒酸气哭盈盈的居多。虽则升学并不禁止，要晓得光阴要蚀耗，课程有重复，照现在的法则，他们在学的时候，早早存了一个不想进取的观念。升学当做例外，和升学当做原则，精神上思想上不晓得差得多少。我并且主张师范学校不用毕业的名义，一则师范两个字是很尊重的，哪里好讲毕得业来；二则毕业两个字是止境的表号，譬如第一期师范修业期满，不过第一期名义的期满，不是师范名义的完毕。第一期师范期满以后，在社会服务，要使他存一个不是止境的观念，这个不是止境的观念，就能够引起研究必要的观念。请大家想想，教育的效果，无形之中，收得极大极大的好处了。

我这样的办法，却有二点，一定有人要责问的。第一是服务的人数不能够确定，第二是入学的人数未必会过额。我先把第一个问题来研究，服务人数，供求适合，这是统计上一句大约的话罢了。人生问题供求适合简直是不可能的，社会上纷纷扰扰的究竟做什么？我从前主张师范学校不准私立，并不是师范专利，也是服务供求的问题。有一句俗话：“数了和尚做馒头。”师范生要用几个，养成几个，不可少也不可多，比不得中学应当依就学的多少设立学校，师范学校应当预计需用，限定招生，这话现在想来也不对了。教育事业究竟是社会自己的事业，预计是预计，事实是事实，况且现在教育上理想的预计，公家的力量，能够办得到吗？所以师范学校无论第二期第三期都可以私立的。社会上没有需要，也不见得有人提倡私立师范学校，就是师范生已经足用，也何妨他们竞争竞争，服务需要若干人，仅养成若干人，难道个个可以保好的吗？

第二问题，且看后面所拟的办法。总之师范学制独立的意思，要使师范生升学，光阴不蚀耗，教课不重复。现行的师范教育，处处绝了师范生进取的路，照“师范是教育之母”这句话讲起来，岂不是绝了教育进取的路吗？

最后还没有讲到的，是课程标准，应该怎样？课程一定要联络，是不消说得的，暂不仔仔细细的列表，大略说起来，有好几个要点。一、从前所没有的教课，现在应当加的，就是公民科。二、从前所有的，现在应当减应当加的，就是外国文。公民科的教材，可以照直进办法的，第一期师范和第二期师范，是容易区别，容易联络。外国文的问题，可以把从前的难点解决，第一期师范，简直没有外国文，第二期师范，是要极注重外国文。别的教课，都容易支配，没有什么大问题，最要紧是教育的教课，照前所说的办法，是要分四种程度，而且不许重复。我们想来是可以分别的。第一期师范，注重方法，第二期师范，注重理论，第三期师范，注重各科教授法。大学的教育科，那是教育精神唯一的机关，要创造思想，介绍新说，负完全责任，叫做“无尽藏”就是了。

我现在把办法写在后面：

(一)国立大学应设教育科，全国分为五大学区。

(二)高等师范学校，改称第三期师范学校，养成中等学校科任教员；师范学校改称第二期师范学校，养成小学(高等小学)教员；讲习所改称第一期师范学校，养成国民学校教员。

(三)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的程度，应较现行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毕业程度增高。

(四)第三期师范学校的办法，分预科、专修科、研究科，每省应设立一所，其经费由省税支给，国家税补助。

1.预科修业年限二年，中学毕业生入之。

2.专修科修业年限三年，第二期师范学校修了，服务一年以上者，预科修了者，及小学教员检定及格者入之。

现行高等师范分科的办法，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地理历史哩，数学物理哩，叫做本科。体操哩，图画手工哩，叫做专修科？第三期师范学校是分科的办法，不管怎样分法，都是专修科，约略分起来，写在下边：

(1)史地国语科；

(2)农业博物科；

(3)图手音操科；

(4)外国语科；

(5)农工商科；

(6)数理化科。

3.研究科修业年限，分为一年二年两种，第三期师范专修科完了者，研究一年教育伦理哲学等，可以兼任第二期师范学校教育教员及各中等学校修身教员。

(五)第二期师范学校修业年限三年，第一期师范完了服务一年以上者，及国民学校教员检定及格者入之，前二年不分科，第三年酌量小学专科教员科目或其他地方需要科目，分为二科以上，各省设立所数暂以道区为准，其经费由省税支给。

(六)第一期师范学校，修业年限三年，小学毕业生入之，每县由县税设立一所以上。

(原载《教育潮》第1卷第4期)山西究竟怎样

(1919年11月)

我这回到山西去，原为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事，实在还有看看山西各种新政的一个目的。可惜住在太原不过十五天，开会的事已经很忙，没有好好的参观考察。省城以外，只有到过五十里许叫做晋祠的地方，和回来时经过的榆次县，耽搁了一天，所以视察是很不周到的，哪里就可以批评判断？但是我离了山西，在路上遇着朋友，知道我是从山西回来，就急急的问我“山西究竟怎样”？一到杭州，许多同事，许多学生和许多相识的人，更联声的问我“山西究竟怎样”？“山西究竟怎样”？我想这一次终省不了报告。想想没有题目，我就把这句话来做报告的题目就是了。

这句“山西究竟怎样”的话很可研究，好像是怀疑的口气，但是确有钦佩山西了不得的心理。参观山西新政报告的人很多，山西的印刷物分到各处也很多。种种的单行规程，积极进行，气象万千，惹起各省人的注意，这就是山西了不得的地方。平心想想，我们浙江和其他各省，有没有可以惹起他省人注意的事情？至于山西现行的各种新政和现在世界的新潮流什么不合，这又是一个问题。就是南方交通最便的上海，所谓新潮流，也没有到了多少日子。山西积极办新政的时候，这新潮流本来还没有到我们中国哩。

新思潮最要紧的，无非是“创造精神”。我很佩服新思潮还没有到我们中国的时候，这“创造精神”已经到了山西。有了这个创造精神，第二步讲方法、主义、问题、手段的改革，是很容易的。所以我的报告，先概括说一句话，山西“现在”的创造精神不能不佩服的。我为什么加“现在”两个字？就是要留过去和将来两句话，发表我良心上的批评。我们这回到山西去，所看见的各种事业，应当认为山西过去的结果，并不是现在创造精神的表现。所有以几处不满意的地方，不能归咎于新政的。可是现在的创造精神，将来生什么结果，这是我不敢妄为揣测。为什么呢？我觉得山西当局的人都很虚心，并没有什么成见，我们何必神经过敏的就来批评。照现在的情形，有人批评一句话：“阎锡山一人的山西”，又叫什么“山西一人的阎锡山”，以为新思潮的“民治精神”，山西是绝对没有。现在要废止军国主义的时候，山西的学校里面还在那里讲军国主义，每星期规定有这一点钟的教课，大家都认为和新思潮矛盾，我却不如此想，这是他们军人办教育一定要把本行献出来的。再看几本书，也可以希望他觉悟，我们等他快快的经过就是了。

我所以说山西现在的创造精神，是“非民治的创造精神”。这回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在山西，我希望于山西有很大的供献，更希望山西有很大的供献于各省。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今年开到第五次，实在满清的时候，在江苏曾经开过一次，可算是第六次。这六次会我都到会的，比较起来，确是有进步的。这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经过五四运动的大风潮，和从前的几次当然不同。大家的主张，提出的议案，据我看来终算有一点民治精神的表现。可是遇着要改革的地方，还是叫什么“慎重”、“慎重”敷衍过去。议论和办法，也有不符的地方，我所以认为没有创造精神，却好和山西的非民治的创造精神成一句相对的话，叫做“非创造的民治精神”，都是偏缺不全的新思潮。我希望这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在山西的结果，彼此交换，补偏救弊，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民治精神留在山西，把山西的创造精神带到各省去，那就得了。

我现在把在山西所见所闻的和感觉的一一写出来给大家看看。我就先讲阎锡山的一人。他是山西本省人，督军兼省长，这是一切新政发生的最要条件。他做督军兼省长，和普通的督军省长确是不同。他是挪做校长的方法，来做督军省长，把教育这一件事归到督军省长的职务上面去了。所以我说山西的教育，不是教育的教育，是督军省长的教育。原来督军、省长本没有不可以做教育者。督军、省长愿意做教育者，教育事业的发达还是副产，实在是做督军、省长得人心的妙策。只是一般做督军、省长的还没有觉悟，阎锡山可算是先觉了。督军、省长是这样做法，他的属僚，自然摆不出旧习气，种种刮地皮的手段，也不能畅所欲为。所以听说要想发财的候补老爷都逃回来了。做一个知事，并征收费一概提去，没有到手。简直是只准做官，不准发财，这是山西吏治的特色。办公事以外，还要担任讲演和其他研究会议等事。这回各省代表到了山西，他特为邀到公署里去演说，一面发一通告，凡是军政学治事的人员都来听，满堂足足有三百多人。所以一天到晚，做官长和科长科员的人，没有余暇再去干别的不正当的事。赌是绝对没有。据说山西境内无赌具，有这样全称肯定的话。各公署上午七点钟就要办公，就是普通居户如迟到七时未起，警察竟要进去干涉的，这是听来的话，我想不至如此。

山西的新政，除了教育以外，有叫做六权，特别设有“六政考核处”。处长是由省长委任的，现在的处长，是省议会议长。所谓六政，就是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剪发、天足。却好前三件事是积极的、兴利的，后三件事是消极的、除弊的。办到现在究竟怎样？我们虽没有详细知道，据各方面听来，剪发是不成问题，我在山西境内，都没有看见拖辫的人。查看天足当时极其厉行，就是老年人也一定把她放足，街路上有小足的经过，立刻要验看有无脚带。所以吓得妇女不敢出门，我在太原省城，却少见妇女游行，或是山西的风俗，阃界森严，也未可知。还有一件禁烟的事，据我所听见，结果是很不好。有一种叫做金丹的药，实在就是吗啡，替代鸦片的，山西境内畅销得了不得，并且已经普及到劳动社会。我听见了这句话，凭我的良心不能不写出来，极盼望没有这个事实。

再说他兴利的三政。蚕桑的情形如何？没有注意，大概不甚发达。种树是很提倡的，各处办的苗圃不少，所种的榆树、柳树居多。我又听见一句结果不好的话，省长提倡种树，乡间小民又恐怕留养大树要抽捐，竟有把大树暗中砍去的事情。这也是想不到的反应。至于山西的水利，是引水主义，使旱田能改为水田，所以开渠是水利上主要的工程。我在榆次看见所开的渠阔约三丈，深约四丈，据知事说，他经手的开渠经费，须六万余元，明年春季就可交水。据他六政考核处所编辑的山西省各县渠道表的序说，该处自民国6年成立至7年年终恢复及新开的渠共有一百六十五道，溉田七十一万四千亩有奇，这是山西水利的成绩。

现在要讲山西的教育究竟怎样？我已经说过，山西的教育不是教育者的教育，这句话决不是嘲笑。我本主张教育的事业，是人人好做的，教育者应当让出几分教育权来。况且山西的教育，提倡的是督军兼省长，所以办事人员自然军人居多。讲到山西对于军人，非但不嫌恶，并且很尊重的，我在督军署里面看见有山西省议会代表人民开尊重军人大会的摄影数大张堂堂皇皇的挂在上边。我有一句话，表示山西的特别情形，叫做“军学共和”，有几件特别的事业，可以报告给大家听听。

(一)“学兵团”。山西的军队并不多，只有四个混成旅。双十节这一天举行阅兵式的时候，先有授旗式，就是授学兵团的团旗。我才知道学兵团就是陆军步兵第九团，成立不过三个月。为什么叫做学兵团呢？所招的都是高等小学毕业生，一方面照军队的训练，一方面仍授以中学教课，定为二年退伍。这学兵团的目的，传说不一。有的说阎督军要办教育，经费不够，把军费移过来用；有的说督军因为军人太没有学识，这个办法预备淘汰下级军官，免得军人有不名誉的事情，扰乱人民；有的说是征兵的一种变相。我专为到那学兵团去参观，问他团长将来学兵团的出路怎样？他说有四种出路：在太原就近的地方特办一个半截中学校，在团二年期满，有志升学的人仍送他到这个中学校去补足二年，和普通中学毕业一样的看待；不愿升学的，径可退伍，每月给洋一元，听他自由营业；还有两种出路，就是军队留用或充宪兵。我想这学兵团的结果，将来山西的英才，一定个个去做军人就是了。这学兵团的经费，确是陆军的经费，中央承认过的，每月约两万余元。聘得北京高师毕业生十数人，充当该团各科教员，教课以外，一概不闻不问，待遇每月也有七十元。

(二)“国民师范学校”。山西要实行义务教育，大家已经知道的。这国民师范学校，就是要赶快养成国民小学的教员，定为二年毕业，办法和讲习科不同，这是我很赞成的。今年第一次招生，招了一千二百人。校舍是新建的，据说建筑费要用二十余万。今年的经常费约十三万，明年还要招一千二百人，经常费当然再加一倍。我也特地去参观，校舍的构造和营房一样，因为是军人设计的。一百二十人为一队，分为二十队，管理的方法是一式的。队长多是军人，校长就是赵旅长。这国民师范学校和教育厅简直全无关系。据说：督军自己每星期必定到校讲训话一次，赵旅长就是校长也每星期讲一次，还有崔议长也去讲一次。他的后面附设一个留日预备学校，校长就是崔议长。

再说别的普通学校教育的情形，约略参观，教授一切，没有什么特色，不过处处都是大兴土木。八年度山西的预算，学校临时费多到一百七十几万，这是各省所办不到的。所建筑的房子，却很坚固，但楼下多不通行开窗，或是天气要冷的缘故。乡间的小学校，学生自修就在卧炕上排了低桌盘膝坐的。在晋祠的地方参观一个学校，牌上写着国民学校、义务学校并列的两行。我们进去只听得学生一齐高声朗读起来，读的什么？近去看看，才知道是修身教科书第一册第一页的目录。第一课父母——第二课兄弟——第三课朋友……这是我不客气，确是师资不足。我又大大的惹起一种感想，师资不足的时候，糊里糊涂讲普及教育，真真危险。现在山西的义务教育，已经办到第几期第几期，不知道师资是哪里来？好在一方面赶紧办国民师范，希望他就可淘汰改良，所以我老实说山西教育的成效，还在几年以后。

山西的社会教育，一种讲演办得很认真。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各店家的小伙计，都要分班去听，如不去警察简直要来叫的。每店户的门首，分挂着三个字，并且注了注音字母。原来山西有省定的一千八百字，省城里面大大小小的店户，分担教授不识字的买客。但是我打听几处，没有什么效果。这一千八百字，省城中有好几处地方，做了很大的木牌，当路揭示。各店户门首的三个字，都用马口铁制成的，这一件事，公家经费已费得不少。阎督军又定有几条训示和格言，教各县知事制成木板，几百块、几百块发到各乡村去悬挂。各种印刷物上，譬如酒菜馆的菜单上，都印着这种训条和格言，又在墙角电杆处处利用。这种精神教养的方法，行政上来办，却是不可多得的。

还有一种精神教养的事业，就是“自省堂”，山西的《来复报》上曾经载得详详细细，现在各机关均已实行，各处领省的人，由阎督军派的。省城中特建了一座自省堂，需费也要十几万，现在还没完工，我也进去看过，当中有水门汀制出的“悔过自新”四个大字，足足可容三千多人。这建筑物的外貌，有些像教会的格式，远远望去人字墙的正面金光闪闪“自省堂”三个字是康南海写的。还有一种叫做“洗心社”，就是讲演的机关，各处都设了分社。我看山西的提倡精神教养，可算不遗余力了。就是学兵团里面，也有精神讲话的一种科目，和普通学校里面有一种军事教育谈，好像是故意调济的，这精神讲话的精神，恐怕仍是军国精神，怪不得有人说军气冲冲的山西和“德莫克拉西”大相反的。寄语阎锡山切莫铸成大错。

最后我要平心的概括的说几句：山西现在的情形，我们办教育的人，暂可不必去参观，做督军、省长的去看一看，终有几分觉悟。要升官发财的人，可不必到山西去，我不能不恭维山西的官吏可以做全国的模范。听说山西本有南北两派的竞争，阎锡山如此积极进行，仍是为巩固他自己的地盘，使反对派不能藉口，做到换一个督军省长不成功，我以为这也很好。现在一般把持政权的，但能够好好的做几件为人民谋幸福的事出来，也就得了。我做了这篇报告以后，要过了五年十年再看他的成绩如何？现在山西的状况，还是从前的结果。山西人自己说要迟南方二十年。我说山西现在的创造精神，确是早我南方几十年。万一方针错误，积重难返，更不知道要迟几百年！

(原载《教育潮》第1卷第5期)愿牺牲就是新思想

(1919年11月)

这个题目，是我在山西督军署演说的。并不是在督军署讲演有什么光荣，我要表明他们的督军省长，知道做这种事情，并且很虚心的要我们批评山西现行新政不妥当的地方，我觉得实在难得。好讲的题目，随便敷衍敷衍也很多，我仔细想想，有了这样的机会，再不诚恳的讲几句，非但对不起山西，就是我的意志也太薄弱了。有人说山西没有新思想，其实思想究竟是什么叫做新，什么叫做旧，我也有些不平，我这个题目，明明有新思想的字样，却是表明我不愿谈新旧两个字的意思。绝叫“德莫克拉西”和“鲍尔雪维克”并不好算新思想，据我看来，新思想不新思想，就在愿牺牲不愿牺牲，我所以定了这个题目，叫做愿牺牲就是新思想。

今后的人生，叫什么新生活，有四个要素：平等、自由、博爱、牺牲。

这四句话好像是并重的，实在“牺牲”的一句，可以总括他的三句。彼此不愿牺牲，万万不能平等；不愿牺牲，哪里可以自由；不愿牺牲，更说不到博爱。

牺牲究竟牺牲什么？我们假冒共和已经八年了，现在南北和议还是这样情形，为什么呢？就是彼此不愿牺牲。彼此不愿牺牲什么？很浅近很明白是不能牺牲“名利”。我今天要讲的愿不愿牺牲，却不是名利二字。名利的牺牲不过是个人的牺牲，不是公共的牺牲；是消极的牺牲，不是积极的牺牲。我想名利本来说不到牺牲不牺牲，就是说不到新思想不新思想。南北和不和，确是能牺牲名利就得了。人生前途的和不和，据我看来单讲牺牲名利还不够哩。

我要讲的牺牲是什么呢？我就根据阎省长的民德篇里面“进取”、“合群”两句话，你要进取不愿牺牲，就不能合群。我要合群不愿牺牲，哪里可以进取。我最不要讲一个“界”字。普通叫什么军界，政界，学界，还要总括一句其他各界，这一界要想进取，和那一界不能合群；那一界要想合群，难免使这一界不能进取。我看现在社会上种种冲突的原因，大家没有注意到过这个“界”字，再从平面的界字，更进一层生出全体的阀字来，叫什么军阀。政界里又分出什么政党，学界里又分出什么学派。我是终算学界里一个人，要骂他们军阀要骂他们政党，先要自己忏悔这学派两个字。

其他各界且不必说，军政学的三种是全国的根本要素，不过对于国家的任务有分别。军的任务是一个“保”字，政的任务是一个“治”字，学的任务是一个“教”字。这三种的任务，且有相互的关系。就是保者对于治者是被治者，对于教者是被教者。治者对于保者是被保者，对于教者是被教者。教者对于保者是被保者，对于治者是被治者。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形，好像做了保者不愿做被治者被教者，做了治者不愿做被保者被教者，做了教者不愿做被保者被治者。存着这个心理，哪里说得到牺牲两个字，还要说什么新思想不新思想。

讲新思想的终是教育居多。我有一句要紧的话，要讲新思想先要牺牲一个“派”字。反面说起来，不愿牺牲一个派字，就是一天到晚唱“德莫克拉西”我是决不承认他有新思想。什么东洋派、西洋派、国故派、新学派、师范派，那是简直不成话说。就是讲学问，什么阳明派……都是自取烦恼。教育本没有什么新旧。旧的宗旨不好，换一个新的宗旨；旧的主义不好，换一个新主义，我终不安心。为什么？要换终是不妥当。今后要讲教育，简直不能讲什么宗旨什么主义。本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有一个议决案，“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就是这个意思。要知道宗旨和主义就是演成派字的起因。况且教育的本义是研究“人应如何教”，从前都误认了“应如何教人”，所以有什么派的一种积毒。学生本位这句话，也就是“人应如何教”的意思。嗣后教育上如还要讲什么主义，讲什么派，先自己失了教育的资格，漫口骂他们军阀，骂他们政党，真真是可耻的事。

再说治者应当牺牲什么？共和国是叫做法治国。治的是官，这个法是哪里来的？做官的终要打官话，不管能行不能行，以为做了官终可以打官话，并且误认了打官话好算法。现在有了立法机关，做议员的更误认了开着口好算法。所以立法和行政往往权限不明，你打官话要算法，他开口要算法，免不了两相冲突，实在都不知道法的真正的来源。

法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我概括的讲起来，是从国民的道德程度抽象出来的。法治国的教育上应当普及法律知识。原来道德是法律的生命。教育上普及法律知识，都要讲个明白。使人民知道法律，人民就能够守法，这是用民治政的计划，我是老实说不敢赞成。就是君主国也有普及法律知识的必要，何必叫做法治国。要知道法治国的意义，最要紧的就是治者明了这个法的来源。不愿牺牲终是不能明了。为什么呢？治者的毛病是不愿牺牲一个“权”字，法治国治者的权，实在很小。我主张普通教育上要增加法律教课的时间，是用立法精神来教授，决不是使他守法的意思，一方面不能不劝告做治者的明了这个法的来源，愿牺牲一个“权”字才好。

还要讲保者应当牺牲什么？保者就是军人，保护我们的人，我们的确应当尊重的。为什么现在大家听到一个军字就要嫌恶，看见一个军人叫他丘八老爷，实在是骂不出口。我要研究研究嫌恶军人和尊重军人的心理。有某处发起童子军，竟提出不愿意用这个军字，嫌恶军人连一个军的字都嫌恶了。我就想想童子军为什么要用这个军字？原来军人是人生特别的一个单位。广义的解说，这军字实在是能耐劳苦的代名词，做了军人比普通人格外的劳苦。把这个意思来教练童子，所以叫做童子军，决不是学军队的皮毛。能耐劳苦应当尊重。现在的军人多忘却了这个能耐劳苦的本义，只有虚骄的皮毛，所以惹人嫌恶。

今后的人生，无非要提倡能耐劳苦，就是叫“勤劳生活”，不愿耐劳苦的生活，都要革他的命。军人能把他能耐劳苦的本义发挥提倡，岂不很好。可惜这很好的精神，被虚骄的形式遮住了。要希望军人提倡劳苦，先要希望军人牺牲他虚骄的形式。军字不要当作武力解，要当作勇气解。从前不是兵的服装上表一个勇字，好像这勇字是兵队专用的。到了现在，广义解说勇气，是精神修养的一个德目。未开化的时代，普通人民不知道团结，就是团字也是军队的字样。所以我想人类的进化，是把军队渐渐普通化的倾向。童子军这件事，就是把根本的军字使他普通化的起点。我更盼望做军人的自己牺牲，进化的速度，岂不更大。对着教者牺牲一个“派”字，治者牺牲一个“权”字，军人就是保者，牺牲他虚骄的形式的一个“威”字。“威武不能屈”这句话，本是威武不能屈。我的意思，如今不能作这样解，实在是威武不能屈人了。教者治者保者都愿牺牲，派也没有了，党也没有了，阀也没有了。我不是恭维山西，山西有可以首创可以实行这句话的希望。

我看看山西的情形，觉得有一种“不分畛域”的优点。别的且不讲，我最注意的是“学兵团”，细细研究这个名词，文法的解说，照陆军步兵第九团读起来，团是名词，学兵是形容词，学兵两个字，学字又是兵字的形容词。但是我还有一个解说，学字和兵字都是名词，团字当作动词，这学兵团是把学和兵团结的作用。但是这句话有极重要极可注意的趋向。学和兵把他团结起来，还是要使普通人民来军化呢？或是使军人来普通化？倘是要使普通人民来军化，我不能不忠告，这是铸成大错了。我极盼望使军人普通化，这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一个裁兵兴学的议案，山西的学兵团都是以兵兴学，好像抵触的。倘是使军人普通化的趋向，非但没有抵触，我且认为是裁兵的妙策。山西的陆军步兵第九团，可说是已经裁了。我问得学兵团将来的出路有四种，升学和退伍，是正当的办法，还有留用或充宪兵的两种，据我的妄见，废止了它才好。

我还要供献一个意见，希望山西办一件没有派没有党没有阀可以表示大家愿牺牲的事业，就是“青年团”。这青年团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们中国一般的人实在还没有十分明了，有的还要误解，叫什么社会革命哩，传播过激思想哩，提倡平等自由哩，吓得大家不敢赞助。也有说抵制宗教反对青年会哩。据我看来，这种话都是神经过敏。总而言之，我们中国要把自己的国民加高一点程度，配得上做共和国的国民，难道是不应该吗？我们中国不算没有少数的几个中坚人物，为什么“孤掌难鸣”做不出好的事情来？我看不是别的，实在是社会一般人民的程度太够不上。我就看山西种种气象万千的特政，也还是少数几个有力的人硬提起来的，社会上能不能够接应，还是一个问题。社会上一般人民能不能接应，决不是命令好强迫的，要看有没有精神修养的程度。阎省长是已经明白这个道理，我很佩服山西注重精神上的事业，洗心社哩，自省堂哩，他省哪里能想到这种地方。但是我还要求全的责备，究竟不是宗教，没有一种绝对的精神维持他的信仰，恐怕干燥无味。到了后来，没有什么多大的效果。何妨把这个很好的底子改造起来，想一种积极的方法，从兴味着手，使得大家欢欢喜喜不知不觉的受了一种精神教育。中国的社会，我看枯燥已极了，救济枯燥，要用兴味的手段，这是一定的道理。青年团，青年团，就是有兴味的精神修养，无孔不入的社会教育。

我现在把我浙江办青年团的情形讲给大家听听，并没有什么成绩可以报告，不过觉得社会上很期待这件事。又觉得我们发起的人办事的人还缺少一种魄力。这件事原是要社会自动的，不要依赖官厅。但是官厅和社会我想究竟也没有什么界限。我很羡慕山西有这种特色，又有彻底的精神修养必要的觉悟，创办青年团要算是最适当的地方了。将来的成绩，一定比各省快得几倍，好得几倍。自省堂已经特建了一座很大的房子，我更盼望再特建一个青年团的机关，简直要造三层楼，四层楼，屋顶花园哩，游戏场哩，种种高尚娱乐的设备，应有尽有。各省是想得到做不到，山西的魄力，我知道立刻做得到。并不是办青年团单单办一座房子，我看看各处的基督教青年会，觉得实在省不了。况且青年团的范围比青年会还要普及哩。这是真真可以使外国人惊叹的，山西真真可以做中国的模范省了。现在各省的情形，非常复杂，空空洞洞不负责任的讲什么新思想，实在也不中用。我今天所讲愿牺牲的意思，是从责任两字转出来的。牺牲决不是减少责任的意思。各省不做什么积极的事，说不到责任。山西这样的努力进行，可是当局的人和社会中坚人物的责任，比各省也更大哩。这是我最恳切的一句话，还要请诸位指教指教。

(原载《教育潮》第1卷第1期)对教育厅查办员的谈话

(1919年11月)

本月二十五日，教育厅特派科员富光年来校查问，因为省长有训令：

查近有《浙江新潮》报纸，所刊论说，类多言不成理，而《非孝》一篇，尤于我国国民道德之由来，及与国家存立之关系，并未加以研究；徒摭拾一二新名词，肆口妄谈，实属谬妄。查该报通讯处，为浙杭第一师范黄宗正。以研究国民教育之师范学校，而有此主张蔑弃国民道德之印刷物品，更堪骇诧！究竟此项报纸，该校何人主持？现在该校办理情形如何？合行令仰该厅长，于文到三日内，即行切实查明！核办具复，从凭察夺，毋延切切！

我就对查办员表示，感谢省长造福吾浙教育前途的意思，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浙江的官厅，不必由议会责问或告发，直接查办学校，这是第一次！所以我极其欢迎省长有整顿教育的好意，把本校实在情形丝毫不欺瞒的报告出来。

训令当中要查的有三句话：

1.《浙江新潮》是不是第一师范的印刷物品？

答：不是。

2.黄宗正是不是第一师范的学生？

答：是。

3.现在第一师范办理情形如何？

答：很长。《浙江新潮》虽不是本校的印刷物品，黄宗正却是本校的学生，我做校长的不能不负责任。所以我曾经叫黄宗正来问过，据说，《浙江新潮》是《双十》改称的，社员共有二十八人，本校却有十四人。通讯处从前并不在本校，发起也并不是本校；通讯是一个干事的意思，也不是主持。我从山西回来，曾看见这张报纸，封面写着第一师范的字样，也觉得有些不便。前一次专任职员会议的时候，也提议到的。以为新潮新潮，大概是研究研究新学说，况且不要学校负责，认为学生个人的通讯，所以不加干涉了。后来看到有篇《非孝》的文章，各教员曾训诫过好几次，现在已经觉悟，他们的社员也已经解散，不再出版了。

问到现在本校办理的情形如何？本要预备正式来呈请备案的。因为现在教育部有许多各校变通办理的意思，所以从本学年有试验和改革的几种办法：

(1)职员专任；

(2)学生自治；

(3)改革国文教授；

(4)学科制。

第一件职员专任的事，教育部曾经催过好几次，本校屡次要想实行。为什么呢？现在我们中国学校的流弊，都是校长专权的缘故。做教员的至多对于教课负责，不是对于学校负责。兼着好几处教课，更没有时间可以研究。本校实行这件事，各位教员是有大大的志愿和大大的牺牲。现在预算并没有增加，就照原预算分配，每员每月只有七十元，比较从前，有几位要减少若干元，教课以外的职务反要加增，并且确能负责任。这回我请假到山西去的期内，校内重要的事情，也能够共同议决实行，这种精神是从前所没有的。现在本校专任职员，暂定为十六人。每星期开例会一次，遇有研究的问题，还要连日开会讨论。所以我对于职员，是认定“集思广益”四字做去。

第二件学生自治。论到教育原理，本没有什么怀疑。但是近来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这件事单是管理问题，没有想到人生问题。叫什么解放解放，好像是大权丧失，学校革命，我以为实在有些误会。又有的说学生还没有自治的能力，甚么好不管，以为学生自治，校长职员是完全不负责任了。别的理论且慢慢讲，我先概括说一句，本校为什么实行自治？是从毕业生方面感触而来的。我办这师范学校总算已经十年以上，平时注意毕业生的状况，为什么这样没有创造的精神，觉得是他们在校几年我害了他们的。觉悟已经迟了，忏悔还来得及。从前也曾经说教育的目的，是要养成自律，还有一句话，叫做一定要经过相当的他律。但在校的期内，完全是他律，自律叫他从那里来呢？教育学的“训练论”当中，明明有“指导”和“陶冶”两句话。试问不使学生自治，这两句话究竟是什么意义？要待学生有自治能力才能自治，试问一天不使他自治，待到几时才有自治的能力？我的意思，使学生自治，并不是认为他们已经有自治能力。我曾经对学生说，自治成立，成立是从此希望你们自治，现在正式开始写“自治”的“自”字的一撇，还没有写到“治”字的一点。我们做校长、教员的，正要实行“指导”，你们相互的正可以实行“陶冶”。所以我先明白答一句话，本校学生自治，我们校长、教员，决不是不管的，决不是不负责任的。

我还要报告：本校学生自治会成立以后，虽没有好多天，现在实际情形怎样？本校学生自治会的大纲，是专任职员会议议决的。关于自治实行的细则，是完全由学生自动，听他们开会研究，也觉得很有精神。筹备期间，足足有两三个星期。这两三星期当中，解放是已经解放，但他们的自治的规则，还没有出来。我很耽心要生出不规则的事情来，现在已经过去，竟也一点没有。我又耽心学生自治以后，和校长教员精神上恐怕分离，倒也不是。因为自己要办事觉得困难，到我们这里来请问的比从前更多，态度并且格外亲切，指导的机会，因此增加得不少不少。至于自治的好处，别的现在还没有知道，有几件事，我已经认为是自治的效力，不能不报告的：

(一)禁烟。为这件事，本校不知道想了多少的方法，用了种种的手段，我老实说出来是没有什么力量。旱烟容易查，禁了旱烟，他们反改吸了香烟，岂非越禁越作孽了。这回自治实行以后，凡吸烟的学生，都愿决心戒了。他们的自治会里面，也有审理部和纠察部。有人吸烟，就要告发，这共同的制裁，仿佛本校一时增加了几百个舍监。才知道“他律，他律”，是共同的制裁，决不是“压制服从”的意思。

(二)膳厅。现在本校的厨房，是由学生雇用的。学校里的厨房，是办事人受金钱嫌疑的渊薮，这姑且不说。实在物价腾贵，学生哪里知道。使他们要知道物价就是要使他们知道生活的难处，本是教育的目的。“学生少爷”的恶习惯，多半由膳厅养成的。从前学生对于膳厅的观念，等于酒客对菜馆的观念。所以种种计较，略有些不好，当然要闹起来的，和他们说物价腾贵，勉强的压了下去，终不是根本的方法。我仔细想来，除非使他们对膳厅的观念，改为对自己家庭一样，何妨叫他们自己经管，一则可以练习练习生活的道理，二则自己不必计较自己。譬如在家庭里，自己办了自己吃，可以勉强就勉强过去了。本校闹膳厅的事，这几年却没有，不过有时总要计较。这回自治会成立以后，更觉得有“食物何必计较”一种好观念表现。我就大大的感觉，勤苦生活原来出于自动。所以学生自治以后的膳厅，没有闹还是小事，生活的道理和勤苦的概念，从此大有希望。

(三)请假。照从前的办法，星期以外，学生出校一定要请假。我且不说星期以外为什么要请假，我要问问星期日为什么不要请假？难道星期日有上帝代我们管理，学生一定不会做不好的事吗？我从前对于星期日放假，怀疑得多年。我现在反证过来，才悟到星期以外要请假，实在是没有道理。请假是一个“掩耳盗铃”的程序，星期以外出校去的何尝没有？现在他们自治会的规则定每日下午五时至七时可以出去，我把他计算起来，不过一星期添了一个星期日。查每天出去的也不多，到了星期日出去的却减少，统计起来，请假实在何苦。本校从去年起，星期三下午本是例假，本城的学生，晚上可以不回校，现在他们自治会的规则，就是例假日，本城学生也一定还要回校。这是比从前他治还要严厉，我反且教他们可以变通一点。

昨天我们开专任职员会议，我提出一个办法，学生和学校，要使没有金钱的交际。我并不单为洗去金钱的嫌疑，学生即希望他自治了，膳费和课业用品费，何必缴到学校代办。我又恐怕误会我们做职员的推出不管，所以提出讨论，结果仍是和我的意见相同。恐怕他们不能自治，算不来提倡自治。所以已决定把学生用费一概发还，并且预备把保证金也发还。学生进校的时候，他的家族不必筹集几十块钱来缴，随时直接寄各该学生。会计处备了一种小簿册，愿意来存储的，如同银行临时存款的办法，也代他们存储。我以为从来学校的弊病，简单一句话，学生对于职员，总有一个疑窦，金钱关系也是一种。所以我对于学生，是认定“开诚布公”四字做去。

第三件改革国文教授。本校从本年起，国文教授确有大大的改革。不过改革的原因，人家说是迎合新思潮哩，五四运动的影响哩，这都是很浅近的推测。我认定中国文字不改革，教育是万万不能普及。我做了师范校长，不是单单制造几个学生；设法使教育可以普及，这是我的本务。想来想去，国文教授，当然是第一个研究的问题。前年本省曾经开过国文教授研究会。大家只知道国文应该怎样教，并没有研究到国文做什么用。我为了聘国文教员，不新不旧，有新有旧，宗旨变换好几次了。批评师范毕业生，多是说国文程度不够。我想这短短的五年期间，要养成从前进士、翰林的一种文章和不中用的诗词歌赋，无从着手的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看错了人生。所以我决定“国文应当为教育所支配，不应当国文支配教育”的宗旨，非提倡国语改文言为白话不可。我们师范学校，无非为普及教育，不是“国故”专攻。文言和白话，也不必管他，有些思想，可以写得出来，那就得了。

注音字母是国语的福音，本校也实行教授，其他国文科的教材，几位教员是共同商定的。不过从前的国文教材，和思想没有多大的关系，改了白话，这一点不可不注意。我曾经和几位教员说过，嗣后选文，务要加以研究，就是省长训令中的国民道德，是要积极提倡的。这几个月以来，白话文风行得了不得。虽不免有思想过激的，但随随便便可以发表，不比得从前做一篇文章，有流传千古的责任，大家吓得不敢动笔。这个积弊，我是一定要想打破他的。讲错了还可纠正，比不讲总好得多。不讲是教育的绝境，讲错了纠正是教育的本务。我认为提倡白话以后，才可以讲教育，本校要讲教育，所以决定要改革国文教授。

第四件学科制。现在学校的办法是学年制。考查成绩，有种种的疑问，各教育家已经说得不少。简单一句话，是轻视青年的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尊重办事的程序，演成划一的流弊。有一门成绩不及格，就要叫他留级一年，其余及格的学科，也要罚他重习一年，而且不到班仍要扣分。我问问良心实在觉得说不过去，所以部章有个操行救济的方法，老实说，连操行成绩都搅乱了。学科制的办法，就是要破坏学年制。不但为考查成绩，想起来一定有种种的便利。以学科为单位，每学科又分几个学分；几个学分，作几年修了；修了几个单位，就算毕业。本校现在还没有实行，专任职员会议里正在研究具体的办法，已举定调查起草员，下学期要想试行试行看。

最后还有几句要紧话要报告的。听得近来外面对于本校有种种非议，就是本校的宗旨究竟怎样？新潮的印刷物虽不是师范学校出版的，做这篇《非孝》文字的是哪个？我直认也是本校的学生。我的学生，我应当负责任的。对于这篇文字，我的意思怎样，应当表示的。这篇文字我说他不对的，单说不对还不对，一定要把我对于孝的主张怎样明白表示的。但是随随便便表示也不对，容我好好的想一想，正正当当定一个题目叫做“孝的定义究竟怎样”，另外做一篇文字发表出来，自然可以知道我的意思了。这个问题，关系却是重大，不过我所讲的是研究学理的态度，要预先声明的。

我对于《非孝》的意思，就是明白表示，究竟还有别的宗旨没有，我的宗旨就是明白表示，本校还有别人的别的宗旨没有？我也要代表的报告报告。因为前一次本校的专任职员会议，曾有一个问题提出，大家已经讨论过，所以我可以代表的报告，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本校灌输思想应采何种主义”，讨论得很简明的。新教育究竟是什么？现在各教育家的言论，多是提倡改革教育宗旨。我们研究起来，改革了现在部颁的宗旨，换上一个别的宗旨，废止了旧的主义，换上一个新的主义，仍是“应如何教人”的话，不是“人应如何教”的话。教育本没有什么新旧。不过从前的教育，单知道研究“应如何教人”，不知道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的教育，无非大家觉悟“人应如何教”，就是叫做“学生本位”。施教育的人，不应当定了一个什么宗旨，什么主义，去束缚学生。再讲得明白一点，就是过激党的首领，做了教员，也不能把他的宗旨、他的主义来诱惑学生。这回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有一个决议案，“请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宗旨和本义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上面两句话，宗旨是“应如何教人”的话，本义是“人应如何教”的话。本义怎样宣布？去年北京教育调查会议定有两句话：“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这回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的结果，认为适当。不过不认为宗旨的改革，是教育的本义；宗旨简直废去，免得生出种种的误会。本校今后教育的方针，就依着“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两句话做去，听各职员研究阐发。如其有抱什么别的宗旨和别的主义来诱惑学生，大家也决不承认。这是本校已经公同议决的，可以作为本校的宣言。

外面有什么神经过敏的推测，或是没有研究的缘故。我还要声明一句话，校长教员，对于本校是应当负责任，却不能负完全责任。为什么呢？学生受了校长、教员的教训，不能禁止不受学校以外的教训。近来新思潮这样勃发，新出版物这样的多，感动的力量，实在大得了不得。差不多到处都是比我们着实要有力的校长教员，要想法子禁止，实在是办不到的。我有一个比方，空气能够排得尽，新思想才能禁止。我也不想官厅设法禁止，要盼望官厅能够明白这一点，原谅原谅我们做校长教员的。

富先生最后问我：“听说你们学校还有一种《辟非孝》的印刷物。”我说，先生来查《非孝》，同时又查《辟非孝》。《非孝》是本校学生做的，不能不承认；《辟非孝》也是本校学生做的，当然也不能不承认。但是我不敢就把这篇《辟非孝》来赎我的罪。为什么呢？做《非孝》的和做《辟非孝》的，都不过是本校学生的个人，照数理讲来，正负已经相消了。不过省长所查“谬妄”的是《非孝》，要纠正做这《非孝》的学生是我校长的责任，不能因为同学当中有了相对言论就算没有事的。

我对于做《非孝》的学生，应当怎样办法呢？照从前消极的办法是很容易的，出一张揭示斥退就是了。不过我向来主张不是如此，上学年屡次向本校学生表示过的。斥退学生是教育的自杀。从前不得已也做过几次，觉得心中非常的不安。为什么呢？我既取了他进来，因为不好，我就斥退出去，好像做校长教员只能够教好的学生，不能教不好的学生使他好。况且不好的学生，斥退出去，不过出了学校。出了学校他不到哪里去，就入了社会，是不是做校长的总算眼不见为净，社会不关我们的事，这岂是教育的本旨吗？

省长是维持国民道德的，我知道一定仍要责备我校长教训这“谬妄”的学生。我在职一天，省长不下撤任的命令，唯有积极的负教训他的责任，使“谬妄”的改为纯正、健全。倘若省长认为我这校长没有教训的本领，命我斥退，我仍是不安心，不能不问个明白：是不是叫他到别的受好教训的地方去？

这篇谈话，并不是哓哓多辩。为什么要登载出来呢？无非要使社会知道本校实在的情形，究竟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戴了着色的眼镜，看去都是着色。抱着什么意见，来指摘本校；这不是本校的宗旨不好，是他们的宗旨不好。如其因为本校改进，对他们反对的私人有些不方便的地方，我是管不来的。

(原载《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第6号)答商逵君责问我的家庭

(1919年12月)

前几日本学校学生商逵等为劳动团的事情，把学校园自己所种的菜卖给我，亲自扛到我家里去。第二天写了一封信责问我的家庭还没有改造好，他的意思要改造社会国家，一定先要改造自己的家庭，讲新思想空讲是不中用，这是我应当容受的。先把来信的要点摘出来：

先生家里的女人，除掉用人之外，都退退避避躲在房里一点不敢出来。要先生极力去改造成就一个模范的家庭。学生的妻子是不晓得字的，这是学生一生最痛苦的事情。我们乡里的恶习惯，女子不准出来交际，一定要想法子打破他。

我看了一回，第一句是女子解放问题。不准交际，就是不解放。我非但没有不准的意思，并且不敢说“解放”二字。为什么呢？做男子的说准女子交际已经是不尊重女子的人格。现在中国的女子有不愿交际的习惯，一定要他交际，这是解放后再勒令，比不解放更加不尊重女子的人格。我想改造家庭，不必从男女交际形式上观察，就是女子自己愿意出来交际，是不是可算改造的呢？

我们中国的家庭，最不好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据我看来，决不是交际的形式，是因袭的制度。

第一，中国的家庭组成太复杂。早婚的恶习，就是要他复杂，“五世同堂”算一件很难得的事。兄弟要分家，总为家庭不和。我想不和的原因，就是复杂。复杂为什么就是不和？

第二，权利的争夺。家族制度，无非是财产无限止的滚存。这是复杂的原因，也就是不和的原因。我主张改造家庭的制度，第一句要使复杂改为简单；第二句要使权利观念改为本务观念。学生时代，也可以预备起来，现在父兄给你们的学习，不是做子弟的应得的权利，是父兄扶助你们的本务，将来可以自立，也要知道做子弟的本务，这就是改造家庭的张本。现在中国这样复杂的家庭，万万不可从形式上计较，家庭里有许多人，你要这样改造，他要那样改造，岂不是更复杂更不和吗？

我的家庭，虽还没有改造好，终要想从制度上改造。不过要我改造成就一个模范的家庭，不是不敢承认，实在家庭不能有模范的。为什么呢？生活状况，没有一定的标准，我已经极力改革，但是和平民的生活，还差得远，那里可以使人家模仿。我不模仿人家奢华的恶习，要算消极的模范，比较我从别的家庭，已经不容易了。

最后妻子不晓得字这句话，无意中露出“婚姻问题”的烦恼，我要劝你，妻子不晓得字，却是家庭的缺恨，切不可认为最痛苦的事情。要知道现在中国的女子，晓得字的有几个。已经娶了妻，正应当研究做夫的本务，你要使他晓得字，也还来得及。我还要劝劝一般青年，“婚姻问题”到底有什么了不得的关系？妻终是他，我要求婚姻满足，便是不肯自己牺牲，那里好说尊重女子的人格！我好几次在修身讲话的时候，有人质问婚姻问题怎样解决？我答他：已娶就算解决；未娶要娶也不必故意苛求。把自己的心放平一点，发生不满足的意思，自己先错了。

家庭改造和女子解放问题婚姻问题，不能说没有关系。据我想来，不但是女子改造的话，更不是婚姻改造的话。要知道改造的意义，基础不能不承认的，已往可不必烦恼的，以后应当什么改造便积极进行就是了。还有一句要紧的话，改造不可看做很容易，“如意算盘”的改造，便是失败的先机，也就是烦恼的起因。存着不容易的意思去改造，只要防着一个“悔”字，被我改造得一点，就很乐观。来信中改造好的“好”字是没有底的，我应当格外努力，大家努力！

(原载《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校友会十日刊》第9号)教育的新禧和时间问题

(1920年1月)

今日是我们中华民国9年元旦，我不开门焚香拜天地贺“年的新禧”，我要竭诚忏悔，和新青年大家贺“教育的新禧”。“年的新禧”，每年有得贺的；“教育的新禧”，是二十世纪以前没得贺的。我一生已经贺了四十三次“年的新禧”，今年才第一次贺“教育的新禧”，真真难得的。有句好话“新年大发财，元宝滚进来”，中国人的心理可想而知。我不贺“年的新禧”，贺“教育的新禧”，要把这句话改为“新教育大发展，思潮滚滚来”。愿大家把元宝的观念化为思潮！

新旧这句话，是时间问题，也是空间问题。新年的新和旧，本来当然是时间问题。但现在社会实际上，有阳历过新年的，有阴历过新年的。同一事情，在同一时间，有两种观念。阳历过新年的，认9年元旦为新，阳历不过新年的还认为旧。所以明明是时间问题的新年，我中华民国也成了空间问题。教育新禧的新，是不是时间问题？我贺“教育的新禧”，要讨论教育和时间问题。

我先回顾五四运动以后这几个月的情形，时间问题是屈指可数，不能多说。但是我要冒昧讲句话：这几个月的进步，至少抵得二十年。为什么不多说呢？新教育成为空间问题，实在也不过二十年。十九世纪以前的教育，和二十世纪的教育，要算教育新和旧时间问题的关键。我不敢判断一句话：我们中国的教育，比较世界各国不能不承认落后，但至多也不过落后二十年。我这两句“至少抵得二十年，至多落后二十年”的话，把教育的时间问题，根本打破了。

我自从戊申阴历四月因为前两级师范开办回国，中间又到日本留学两年，算到民国8年阳历五月，在本校任事，正好满足十年。这五四运动，凑巧为我做十周年纪念，使我大觉悟大忏悔。教育的时间问题打破，就是教育者的年功问题打破。我提出几句话来讨论：

教育的效果是否必须时间？

教育者的觉悟是否必须时间？

试验主义有无枉费时间？

人生问题应否宝贵时间？

教育的效果，好像一定和时间比例的。我们中国有时间万能的观念，有两句俗话“铁杵磨绣针，只要功夫深”，又叫什么“水滴石头穿”。有时读教育原理，往往把草木来譬喻，萌芽以后，必须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开花，开花以后，必须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结实。教育的效果，哪里好说不须时间呢？学校里开个十周年纪念会，普通总用“十年教训”四字，咳！这句话是勾践沼吴用民的教育，和现在教育本义是大不对的。照这几个月的事实看起来，科学的教育，铁杵立刻可以变成绣针，人是超自然的理性动物，一切自然的法则都不适用，什么种瓜种豆草木生长的道理来譬喻教育，可不必读了。

原来教育是个空间问题，不是时间问题。勾践沼吴用民的教育，却非十年不可。这种用民教育必须的时间，我叫做负的时间。——不顾被教育者有利益的效，但逞教育者有利益的力。——就是抱着什么宗旨和主义的教育，负的时间从前是都有效力的。教育不问新不新，没有强迫的宗旨，没有窠臼的主义，才好算不专制。十九世纪以前这一千九百年，都是教育上负的时间。为什么直到二十世纪才觉悟？就是从前负的时间的效力，现在已经觉悟了，负的时间的效力，从此取消。就是勾践再生，要教成怎样的人，也恐怕办不到了，新教育只有对十九世纪以前回顾的时间问题，这一千九百年负的时间，我们可以当他没有，那么回顾的时间问题也无意义了。

新教育最要紧的是“自觉”二字，被教育者一日不能够自觉，还是负的时间的余力，就一日不发生教育的效果。反过来说，负的时间的余力一日不打破，就一日不能够自觉，要打破负的时间的效力，须多少时间，提倡新教育的也没有把握。为什么呢？不自觉终不中用，一自觉就绝对不须时间。所以我说新教育虽很有效果，各个自觉必须的时间是没有一定，比不得用民教育的负的时间，“生聚教训”可以预算的。五四运动以后自觉的有这样多，这样速，实在出我意料之外！但五四运动以前的十几年，世界的教育，负的时间已经打破，我们中国的自觉，又为什么这样迟这样少？也不必心急，我心很乐观很安心，一自觉就好，决定教育的效果，没有时间问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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