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庚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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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李白试读：

林庚，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市），1910年生于北京。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转入中文系。在校期间即开始诗歌创作，活跃于诗坛。1933年毕业后，留校担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1941年晋升教授。1947年回京，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荣休。

林庚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诗人、学者。为了集中反映其创作及学术成果，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2月推出了九卷本《林庚诗文集》，可以说，林先生的主要著作已基本尽集于此。《林庚诗文集》的立项受到出版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新闻出版总署将其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该书出版面市后，也受到读者的欢迎。然而，《林庚诗文集》毕竟是大部头的合集，对不少读者而言，购买一套颇不轻松。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将《林庚诗文集》中的著作拆分，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此次出版我们在各书的分合及名称上做了些许的技术处理，与《林庚诗文集》相比，具体变动如下：一、将《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分为《中国历代诗歌选》（先秦至隋代）和《中国历代诗歌选》（唐五代）两种。二、合《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和《天问论笺》为一册，更名为《林庚楚辞研究两种》。三、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问路集》和《集外集》中的诗歌部分合为一编，定名为《林庚诗集》。四、《空间的驰想》原版为先生手迹之影印，收入合集时因版面需要改为排印，今复其旧，并以线装形式出版。

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充分地了解林庚先生著作的内涵和精神，我社特意约请了孙玉石、彭庆生、林东海、陈平原、张鸣、钟元凯、徐志啸等几位知名专家、学者，为每种著作撰写了《导读》，以便对年轻读者起到桥梁作用。在此，我们特致谢意！

在丛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林庚先生的亲自指点，对各书的分合及定名，先生都给予了首肯。袁行霈先生自始至终关注着丛书的进展，给以大力指导，并慨然应允我们将其《燕南园62号——记恩师林庚》一文作为本套书的《总序》。在此一并表示我们的谢忱！

林先生的学术博大精深，而我们水平有限，编辑出版过程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30日*总　　序袁行霈

燕南园62号是一个中式的小庭院，庭院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右手数竿竹子掩映着几扇窗户，窗棂雕了花的，那就是静希师住房的东窗，窗边就是他经常出入的东门。走进东门穿过走廊是一间客厅，客厅南窗外有一段廊子，所以客厅里的光线不很强，有一种舒缓从容的氛围。从客厅一角的门出去，右转，再打开一扇门便是他的书房，那里东、南、西三面都是窗子。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总有灿烂的阳光照进来陪伴着老师。这正应了他的两句诗：“蓝天为路，阳光满屋。”

静希师到燕京大学任教时，住在燕南园一座独立的小楼里。但他喜欢平房，更喜欢有属于自己的大些的庭院，便换到62号来。他在院子里种了一畦畦的花，春天，鲜花布满整个院子，他享受着田园诗般的乐趣。

静希师从五十年代末期就买了电视机，那是一台苏联制造的黑白电视机。他喜欢体育，常看的是体育节目。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第26届世乒赛期间，系里的年轻教师们每天都到他家观看比赛的实况转播，他的家成了演播厅。客厅里临时凑了全家所有的椅子和凳子，摆成一排排的。大家坐在那里一边观看比赛，一边发出赞叹声和欢呼声，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没有转播的时候，那些座位也不撤掉，等待着另外一场观众。就在这次比赛结束以后不久，老师买了一张乒乓球台，放在院子靠近南墙一片宽敞的地方，系里的青年教师常去那里跟老师打球，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老师的眼神好，对球的感觉敏锐，处理球的手法细腻，会突然抖腕发力，改变球的方向，使我招架不住。他还喜欢唱歌，原来只见他有一台相当讲究的电唱机，以及若干老的声乐唱片。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就会美声唱法，能唱到高音C。大概是得益于唱歌，他原先的哮喘病，进入老年以后竟然痊愈了。他曾热心地教我发声的方法，还画过一幅头腔图，告诉我源自丹田的气如何经后脑绕过头顶，灌向鼻腔和口腔，以发挥头腔的共鸣作用。

我在北大求学和工作的五十一年间，不知多少次进出这庭院，进出这客厅，在那里向老师求教，一起谈论学问和人生。其实我之留校任教，也是林先生亲自选定的，正是他对我一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我毕业后不久第一次登上讲台讲课时，静希师还有钟芸师、一新师兄都去听课，课后便到林先生的客厅里小坐，他们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指点。有时候老师让我进入他的书房，我们隔一张写字台面对面坐着，写字台中央有一方砚台，一个玉雕的水盂，还有一个方形的笔筒，瓷的。在书房里，我们距离更近，谈话也更亲切。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当然多的还是学问，屈原、李白、《西游记》、《红楼梦》，以及外国的文学，不管甚么话题，老师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一次谈到孙悟空，他说孙悟空身上有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情绪和叛逆精神。有一次谈到水分，他说如果没有水分，干巴巴的东西有甚么意思？《红楼梦》里写贾母把鸳鸯调理得像“水葱”似的，这“水”字就很好！1962年静希师开始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部，为了培养我的学术能力，让我负责初盛唐部分的初选和注释的初稿。那年我才26岁，对老师的信任格外感激。在选注过程中，他常常提出一些我意想不到而又令我十分佩服的看法。他告诉我杜甫的《新安吏》一定要选，其中“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几句写得特别好。特别是“眼枯即见骨”，很有震撼力。我仔细体会，老师的艺术感受力确实非同寻常。他还告诉我，李白的《独漉篇》，别人都不选，我们要选。这首诗我原来没有留意，经老师指点，细细读了几遍，才明白它很能代表李白独特的风格，末尾四句：“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这样奇特的想象和构思，这样明快而新鲜的语言，非李白写不出的。又如，他说杜甫的那句“即从巴峡穿巫峡”，过去的解释不妥。三峡中的巴峡在下，巫峡在上，杜甫出川怎能从巴峡穿过巫峡呢？他引证古籍中的材料，证明这首诗中的“巴峡”乃是巫水流向长江的那一段山峡，因为在巫山中间，所以又称巫峡。经老师这样一讲，诗的意思就豁然贯通了。

回想起来，在我追随老师的这么多年里，他固然教给我许许多多的知识，但使我受益更深的是他给了我一种眼光，一种鉴别的眼光；还教给我一种方法，一种直透文学本质的方法。搜寻我的记忆，他从未对我耳提面命、疾言厉色，而总是在启发我鼓励我。他对我所作出的学术成绩，从不当面夸奖。当我出版了新书恭恭敬敬地送到他的面前，他也从不说些别人在这情况下通常会说的客套话。但我请他为我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撰序的时候，他却十分痛快地答应了，而且很快就写完给我。在短短的篇幅内，叙述了我们师生的情谊和学术的交往，并对我书中的内容，提要钩玄略加评论。其论述之精当，语言之隽永，口吻之亲切，气度之潇洒，置之于晚明小品的名篇中也是上乘之作。

静希师一生提倡少年精神，他常说：人在青年时代最富有创造力。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他鼓励我抓紧时间作出突破性的成绩，可惜我未能做到。后来他仍不断鼓励我在学术上要胆子大一些，要追求突破，只要是经过自己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就要坚持，不必顾忌别人一时的看法。这使我想起他对自己所提倡的“盛唐气象”的坚持，当这个见解刚发表的时候，遭到强烈的反对，但他从未放弃，后来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

他常常把自己新写的诗读给我听，并让我评论。我特别喜欢他51岁时写的那首《新秋之歌》，诗的开头说：

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

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

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

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

这首诗里洋溢着对年轻人的爱和期望。他鼓励年轻人飞翔，希望他们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金色的网织成太阳

银色的网织成月亮

谁织成那蓝色的天

落在我那幼年心上

谁织成那蓝色的网

从摇篮就与人作伴

让生活的大海洋上

一滴露水也来歌唱

这样铿锵的韵律，这样富有启发性的意象，这样新鲜的感受和语言，四十年后读起来还觉得好像是旦晚才脱笔砚的。八十年代前期，我曾热衷于写旧诗词，他也把自己年轻时写的旧诗词给我看，都是些很有境界的作品，但他并不看重这些，他要用现代的语言，创造新的境界、新的格律、新的诗行。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你真该学习写新诗！”言外之意是把精力放到写旧诗上有点可惜了。我于是也跟着他写了一些新诗，可是总也写不出那样新鲜的句子来，这才知道新诗的不易。

几十年近距离的接触，我越来越感到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极致。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我从未听他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他有童心，亳不世故；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所以他总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他九十岁出版的诗集《空间的驰想》，是诗性和哲理巧妙融合的结晶。在这本书里，他推崇人的精神，歌颂精神的创造力，他希望人类不要被物质的“灰烬”埋葬，而失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他用物理学家的眼光思考时间和空间，呼唤人类对空间的突破。正是这种深刻的思考、博大的胸襟，以及始终不衰的少年精神，支持他度过了九十五年的人生路程，依然如此健康而又才思敏捷。

静希师的学问和他的新诗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一般文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他的学术成就无疑是高超的。他的《中国文学史》，每一版都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反响，其特色和价值，越来越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香港有学者在一本评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专著中，对静希师的《中国文学史》用了很大篇幅详加论述并给予高度的评价。静希师关于屈原生平的考证，关于《天问》是楚国诗史的阐释；关于唐诗的多角度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盛唐气象”的精彩发挥，以及关于李白“布衣感”的揭示；关于《西游记》文化内涵的新解，以及其他许多见解，在提出的当时都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仍然给我们许多启发。但仅仅讲这些还是难以看出他可贵的独特之处。他可贵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他对《楚辞》的研究解决了如何从散文语言中创造诗歌语言这样一个重要的、从未被人注意过的问题；他对“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提倡，既符合建安和盛唐诗歌的实际，也启示着新诗创作的一种突破的方向。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史家早已得到公认，但他在新诗创作上探索的成绩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他也许会感到一点寂寞，但仍处之泰然，这是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检验的。我相信他的新诗创作，他对新诗格律的创造性探讨，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今后新诗创作道路的探索中发挥作用。

静希师在燕南园62号这栋住宅里生活将近六十年了。虽然院子大门的油漆已经剥落，室内也已多年没有装修而显得有些破旧，但住在这里的年近百龄的主人精神依旧！有时趁着好天气我陪他在燕园散步，他不要我搀扶，自己昂首向前，步履安详，真不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

他曾告诉我，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他一辈子都昂着头，而昂着头的人，精神是不老的！2004年9月25日

*本文系袁行霈先生为庆祝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所撰，原题为《燕南园62号——记恩师林庚》。今征得袁先生同意，作为本丛书总序。导　　读林东海

李白是我国诗歌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伟大诗人。从惊姜之夕母梦长庚，到采石捉月骑鲸仙去，他的一生，就像一部神话，离奇幻化，恍惚他真是天外飞来的“谪仙人”。然而，他毕竟是个薄命的“凡人”，曾经到东鲁躬耕陇亩，也曾经到皖南采矿铜坑，是有过漂泊升沉不平凡经历的凡间诗人，他的坟墓至今仍坐落在采石江边。白居易《李白墓》诗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因为他有“惊天动地”的诗篇，所以留下不朽的诗名，流传着神奇的传说。德国哲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指出：“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在前进运动着”，“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诗人的历史是一种精神现象，不可能停止不动，而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向着新的形态发展，所以在李白身后，不同时代会塑造出不同的李白形态，对他的诗也会作出不同的评价。经历唐宋元明清，随着社会思潮和文学流派的演进，作为精神性的诗人李白，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人们的视野中，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形态，对他的诗作也被作出不同的解读，一代一代通过褒贬抑扬，重塑诗人的形象。

林庚先生的《诗人李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作品，是李白重构历史流程中引人瞩目的一尊雕像。林庚先生是诗人，他以诗人敏锐的目光和诗人特有的感悟，以及诗人富于感性的语言，重新塑造出来的这一李白形象，也可以视为先生的诗作，是一首充满浪漫精神的长篇歌行。《诗人李白》原是一篇几万字的长文，改编成册却是一本薄书，于是附录诗选九十六首和相关传记五篇，才成了现在这样的规模。本书篇幅不大，但却倾注了先生的大量心血，是先生精心结撰的力作。全书有三大亮点，也是容易引发争议的三个疑点，那就是盛唐气象、布衣诗人和浪漫艺术，我们不妨把这三个问题摆在历史视野和当代视野的交叉点上加以考察，或许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举世公认，我们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是诗国的一座珠穆朗玛峰。林庚先生不以山为喻，而以水为喻，称唐诗为“诗国高潮”，这个高潮的标志就是“盛唐气象”，这个气象的代表人物就是诗人李白。关于“盛唐气象”，林先生曾撰文指出，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而所谓“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即一种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精神，是开朗的解放的乐观的奔放的“少年精神”。李白“从那上山的路走上了山尖，一望四面辽阔，不禁扬眉吐气，简直是‘欲上青天览明月’了”，时代赋予他“自由的丰富的想象，少年的解放的精神”，因而成了“站在那时代的顶点上，歌唱出整个民族的面貌与命运的最伟大的诗人”。有人认为现存的李白诗歌，大部分是从长安“赐金放还”以后的作品，所反映的不是“盛唐气象”，李白“不是什么‘盛世’歌者，而是那黑暗社会的无情的揭露者”（裴斐《谈李白的诗歌》，《文学遗产》79、80两期）。就材料而言，李白诗歌“当时著述，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序》），自是不能以诗篇分量来判定前后主次；就观点而言，显然是对“盛唐气象”一词的别解，与“盛世”混为一谈，理解成一种社会状态，而林先生说得很清楚，指的是一种精神现象。历史的演进，社会状态和精神现象并不是同步前行的，社会已经下滑，而精神凭着惯性依然上行的现象是存在的。盛唐历史转折时期，当社会矛盾大暴露的情况下，李白依然保持开朗解放的“少年精神”，就是最好的说明。李白的少年精神，最突出的表现是积极入世的态度和大胆干时的勇气。李白常以横海鲲负天鹏自拟，充满自尊、自信、自强的积极进取精神，有兴社稷安黎元，“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伟抱负。他自知毫无伐阅的门第，是不可能通过科举求得进身的，只能像道流那样选择走“终南捷径”，像策士那样采取四处游说，于是求仙访道，以隐求显，四处漫游，广事干谒，西入秦海，投书献赋，但都未见成效。终于在年过不惑，由道流贺知章的揄扬和玉真公主的举荐，才得以待诏翰林，游说万乘，然而仍是无职无权，不能一伸所能，不久便被“赐金放还”，长期过着流浪的生活。但是他并不死心，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直到安史之乱，永王李璘起兵，才被征辟入幕，却以附逆之罪，锒铛入狱，长流夜郎。逢赦归来，已近暮年，还请缨加入李光弼大军，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最后死于当涂。终其一生，屡遭挫折，却从未放弃建功立业的理想，这就是林先生所说的乐观奔放的“少年精神”。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对于权贵，乃至对于皇上，非但不能摧眉折腰，有时还要加以挞伐讽谏。所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以为太白如同汉代东方朔“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晋夏侯湛《东方朔画赞》）。他对于权贵真是视若草芥，“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骂权贵是蹇驴鸡狗；对于万乘之君，同样敢于批逆鳞，“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远别离》），“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书情赠蔡雄舍人》），这些话都是冲着唐明皇说的，真是胆大包天，不怕因言获罪。对于唐肃宗之杀永王李璘，他在《上留田》诗中说：“交让之木本同形，东枝顦顇西枝荣。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孤竹延陵，让国扬名。高风缅邈，颓波激清。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明白指出，为了争夺帝座，骨肉互相残杀，言辞何等尖锐！这就是李白开朗解放的“少年精神”。他那种积极入世和勇于干时的精神状态，在衰世在未世都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为当道所容的，那是盛世士人所特有的心态，也是盛世社会所能容忍的心声。有人认为李白是“忧郁的愤怒的”，要知道，李白在忧郁愤怒之中仍然透露出积极处世精神，这恰好说明在他身上反映出来的正是“盛唐气象”。

在封建社会中，服装乃是身份的象征，仕宦衣官服，庶民穿布衣。因此，布衣也就成了平民的代称。正如林先生说的：“布衣的原意就是平民。”古代平民包括士农工商，即所谓“四民”。所以尚未进入仕途的知识阶层，也是布衣，李白就是这样的布衣。有人认为林先生“在《诗人李白》一文中夸大了知识分子（布衣）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把李白诗歌的深刻内容归结为狭隘的知识分子情绪（布衣感），是错误的”（裴斐《谈李白的诗歌》，《文学遗产》79、80两期）。林文关于“布衣”这一概念的内涵说得很清楚，是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平民，不能简单地缩小成“知识分子”，更不能以今日的“知识分子”概念，去套用古代的士人阶层。“布衣”一词，不是林先生强安给李白的，而是李白自己戴上的一顶帽子，他常以布衣自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与韩荆州书》），“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忝列岁星臣，布衣侍丹墀”（《赠崔司户文昆季》）；早年在成都干谒苏颋时，曾被“待以布衣之礼”，并以此为荣（《上安州李长史书》），中年奉诏入京，唐明皇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李阳冰《草堂集序》），林先生指出：“李白终于‘一命不沾’，又正是典型地代表了布衣与统治阶级矛盾斗争的本质；这就都统一为李白的布衣感。”李白的“布衣感”，从他的平权意识、任贤观念和非战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李白所谓“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飡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以独立的姿态，平视王侯将相，这就表现出一种平权意识，体现了布衣的独立精神。李白说：“古之诸侯，进贤受上赏，蔽贤受明戮。”（《为宋中丞自荐表》）要求别人进贤；又说：“唯当报国荐贤，持以自免，斯言若谬，天实殛之。”（《与贾少公书》）在永王军幕时，自己表示要荐贤，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尚贤”（墨子）和“举贤”（屈原）的思想，这都表现出一种任贤观念，体现了布衣的参政意向。李白反对穷兵黩武，对于攻打吐蕃，远征南诏，都在诗中有所讽谏，在《战城南》一诗中明确表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正义战争旨在维护百姓利益，非正义战争则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牺牲百姓的生命，李白所反对的正是这种非正义战争，正如林先生指出的，他“要求不能再在开边的政策上使人民不得安宁”。这正表现出一种非战思想，体现了布衣的政治态度。平权意识、任贤观念和非战思想，都发自李白的“布衣感”，而这种“布衣感”，林先生以为是一种古代的“民主要求”。“民主”一词是近代的政治概念和观念，说到古代“民主”，实际上就是民本思想。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神权社会向人权社会转化，“民”也由被占有的财富向被使用的工具蜕变，就在这转变的春秋战国时期，曾出现过民本思想。有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孔子家语》），“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战国策》），这些都表现出那种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定型之后，伦理政治的确立，民本意识，被主奴意识所取代，只是在觉醒的士人中还接过这种思想武器，向帝王权贵挑战，提出古代的“民主要求”。李白就是以布衣的身份，以民本思想为武器，与权贵对抗，正如林先生说的：“李白的政治生涯在许多方面是与屈原十分相像的，然而屈原还是一个贵族，是以一个贵族中进步分子的身份来反映‘两种文化’中的对抗性。李白却更进一步，以一个平民，一个布衣的身分来反映了这个对抗；屈原还不得不采用的‘从容辞令’，到了李白就表现为更解放、更无顾忌、更尖锐、甚至于说是更放肆的语言，他的愤怒有时简直没有把统治阶级那般人放在眼里。”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对抗，就因为在他的观念之中，有民本民贵、载舟覆舟的古代“民主”精神，“布衣与统治阶级矛盾斗争的本质；这就都统一为李白的布衣感”。

殷璠《河岳英灵集》说李白“《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独标一“奇”字，以状其风神。奇者，正之反也，出人意表，变幻莫测，即宋敖陶孙评李白之所谓“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臞翁诗评》）。古人评诗文以奇正，犹近世之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文艺史上两种主要的创作方法。李白的“奇”，属于浪漫艺术，远绍庄（子）屈（原），近承建安（曹植），而称雄于三唐，成为这一流派的代表。林先生指出：“他的浪漫的豪放的性格，就正是盛唐这典型的时代中典型的性格。”风格即人格，这种浪漫的性格自然表现为浪漫的艺术风格。所以林先生接着说：“至于他的《蜀道难》之交响乐般的雄伟，《庐山谣》之雕刻般的明晰，《天姥吟》之戏剧般的发展，在那惊险壮秀的山峰上，在那奔腾明丽的江流中，在那古代遗留的传说里，那里有自由的呼吸，那里有民族的血脉，这些又都汇成为李白飞动的、长篇巨制的歌唱，代表了盛唐解放的朗爽的风格。”这种自由的飞动的解放的朗爽的风格，必然在形式上突破初唐流行的五言，而代之以七言，突破初唐定型的律体，而代之以古体，所以林先生说：“李白正有许多五言的杰作，就是在四言上也还有绝佳的成就，然而我们却无妨说七古七绝乃是李白最杰出最典型的成就，这里而且说明着李白的性格”，林先生认为，七古和七绝继承了“歌”的传统，“这‘歌’的道路，表现了诗歌从六朝带有贵族气息的骈俪中真正解放出来，而回到平民手中；也正是这样的发展，唐诗才走上了诗国的高峰，这就是李白在民族形式上所走的进步的道路”。李白的浪漫艺术选择了适合其个性风格的形式，也选择了适应其个性风格的创作方法，以抒情为基调，以兴寄为旋律，以夸张为节拍，综合成一曲动听的浪漫交响乐章。李白诗歌基本上都是抒情的表现，而不是叙事的再现，所以很难以他的诗歌证实历史事件，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史诗”，即便是表现政治思想，也是采用抒情的方式，可称之为政治抒情诗。情所由生，离不开现实生活，所以抒情并非缺乏现实内容，只是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现实，认为李白诗“文而无质”（宋李纲《书四家诗选后》），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乃表现在兴寄之中。李白论诗，恰恰主张“文质相炳焕”（《古风》），鄙薄梁陈的“艳薄”，肯定“兴寄深微”（《本事诗》）。比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传统，乃至是国人思维的一个显著特性，“立象以尽意”（《周易》）从上古沿袭至今。李白的所谓“兴寄”，就是比兴，通过诗的意象，来寄托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林先生说：“民歌中‘起兴’的传统，启发了诗歌语言丰富的比喻与联想，也丰富了诗歌表现上的变化；人乃能创造人以外的事物来写自己，这也就是中国民族风味的特色。”诗歌的主旨寄托于意象，而意象的创造，李白往往采用极端夸张的语言，从而达到警醒的效应。例如“白发三千丈”，林先生说：“历来诗人没有过这样的奇句，然而谁能说这句诗不好懂呢？这杰出的表现就成为诗歌语言典范的例子。”又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林先生说：“这也是千古未有的奇想，但是对于李白来说又是出之于那么自然的。”夸张的语言是出奇的，多半是超现实的，不是现实的真，却是艺术的真，之所以富于感染力，妙谛就在于此。李白奇之又奇的浪漫艺术，抒情的情绪化，兴寄的深微化，夸张的虚幻化，有时不被理解，乃至被曲解，以为脱离了现实，是“虚幻之说”（宋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略》），其实，只要具有音乐的耳朵，仔细聆听他那浪漫的交响曲，一定能感受到那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所以林先生曾把它归入“现实主义的传统”。

李白和杜甫是“诗国的巨星，他们并肩站在那时代的顶峰上，然而心情是两样的”，一个上山，一个下山，“上山的时候似乎只望着天，下山的时候就不得不望着地了”，望着天，会异想天开，表现为浪漫的；望着地，自然要脚踏实地，表现为现实的。所以一般认为，李白属于浪漫主义，而杜甫则是现实主义。他们的诗歌都表现了那个年代的时代精神，都放出耀眼的光芒，即韩愈所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他们的身后，历朝历代不断地加以褒贬抑扬，或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这只是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理念、不同社会思潮、不同文学流派的不同观点，对于这两颗巨星的折光，这种折光无损于也无益于巨星的万丈光芒。所以对李杜褒贬的研究，与其说是李杜研究的课题，不如说是社会思潮史研究的课题，因为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历史视野总是包含在现时视野中”（姚斯《走向接受美学》），所以总是能从这种研究中感受到觉察到社会思潮演进的轨迹。林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所写的《诗人李白》，同样在历史视野中包含着现时视野，文中所提出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自由”、“解放”、“民主”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难理解，这些都是时代的烙印。四十年代后期，进步士人，大都赞同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提倡自由、民主，五十年代建国之初，平民颇有解放的感觉，经济恢复，社会也出现蓬勃的气象，林先生对于这种社会的变革自然心潮澎湃，在李白研究中把这种当代视野和当代心境，融化到历史视野中去，所以说这《诗人李白》就文学意义而言，就像是他的一首长篇歌行；在后来的修改当中，我们可以觉察，林先生经过学习，懂得一些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也学到诸如典型性格、现实主义等文艺理论，所以努力地往这上头靠，虽然并不自如，却也说得头头是道。这就是所谓当代视野。假如这本书写在1957年以后，林先生必定不会写成这个样子，或者说，也许他就不想写了。文学的历史性是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叉点上显示出来的。我们今天读这本书，是在读盛唐时期，读李白，也是在读建国初期，读林庚，用心的读者一定能从李白到林庚这古今两位杰出诗人身上得到诸多教益。2011.6.15          于京华清风馆        李白诗歌的现实性一、站在时代的顶峰上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高潮，也是中国民族古代最光辉最令人向往的时代。站立在那时代的顶点上，歌唱出整个民族的面貌与命运的最伟大的诗人，无疑的是李白与杜甫。然而他们虽然同站在这时代的高峰上，虽然在年龄上说他们相差也不过只十一岁，他们却又是分别活动在两个不同的阶段里。李白大部分的活动是在安史乱前，杜甫大部分的活动是在安史乱后，而安史之乱正是唐代一个最重要的界碑，把唐代从此划分为两个全然不同的面貌：在此之前，是上山的路；在此之后，是下山的路。这两个诗国的巨星，他们并肩站在那时代的顶峰上，然而心情是两样的。一个诗人正是刚从那上山的路走上了山尖，一望四面辽阔，不禁扬眉吐气，简直是“欲上青天览明月”了。至于另外一个诗人，却已经望见了那下山的路，在那心旷神怡的山的极峰，前面正是横着那不愉快的下坡路；上山的时候似乎只望着天，下山的时候就不得不望着地了，“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这两个诗国的巨星，正是以不同的思想感情，面对着两个阶段的现实，并肩站立在时代的顶峰上。二、李白诗歌的现实意义

李白的时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这期间阶级矛盾缓和在生产力飞速的发展中，杜甫有《忆昔》诗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经济文化空前的盛况，带来了对于前途的无限的信念与展望。要说明这一个高潮，要说出当时及后代人民对于祖国这一个时代的要求和骄傲，在一切艺术之中，诗歌正是那最优秀的旗手，这就是历代人们所念念不忘的“盛唐之音”。中国民族自秦汉统一成一个坚强的民族，因而被称为“汉人”之后，到了唐代，就因其在经济政治上空前的上升的发展，在文化上对于整个东方各民族的伟大的贡献，在国防上雄厚的自豪的力量，而又被称为“唐人”；这个当时全世界封建社会中最先进的民族，正走在她胜利的高峰上。她的无限的展望，带来了自由的丰富的想像，少年的解放的精神，对于祖国乡土的热爱与礼赞；她需要尽情的歌唱，这乃是人民普遍的愿望。无数诗人都努力在满足人民这一个愿望，也就在这高峰上，于是出现了李白。

李白在一切诗人中，无疑的乃是一个突出的人物。他的突出，首先由于他的强烈的渴求着解放，这解放是当时社会摆脱了南北分割局面，摆脱了六朝门第束缚，出现了大量的自耕农，带来了城市手工业者，萌芽了市民阶级，并反映为思想感情上各方面的解放。这也就是那时代的声音。在那一个时代的巨浪中，他乃是一个翻江搅海的弄潮儿，他的天真，天真得就是一个赤子之心；他的热情，就是一股不能抑止的力量。他说：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每一个读到这样诗句的人，就都会感染到他要冲破一切束缚的力量。有人说一读到这样的诗句，就会体会到祖国河山伟大的气魄，而这一个气魄也正是只有在那个时代的高潮上才会更典型地被歌唱出来，而李白就是那典型的歌人。至于他说：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每一个被压抑的人就都会鼓舞起那藏在心底的不平。他说：

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诗人写出过如此天真而形象的诗句，然而这天真却使得他的感情变得更为真实。他反对六朝的绮丽，因为那是形式的虚伪的，他所以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他要求的是“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那样本色的解放的大刀阔斧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与陈子昂先后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就是盛唐诗歌的本质；而在实践中，他是更为大力、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要求，而成为盛唐诗歌的主力。所以李阳冰《草堂集序》说：“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李白的出现，使得唐诗发展到了它的最高峰。

李白的时代面对着这样一个上升发展的现实，这完全是符合于人民的愿望与利益的，歌唱这样一个愿望，为它提出更理想的要求，为它鼓舞起更充沛的力量，为它创造出更为丰富鲜明的形象，这些都是属于人民的骄傲。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骄傲，中国民族几千年来才一直是充满了信心的生活着、创造着，从没有间断过、歇手过，成为世界古国中最伟大的奇迹。正是因为这个骄傲，我们今天就更能理解、更热爱我们祖国的历史和文化，这就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而李白就是最优秀地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没有李白，我们今天对于盛唐高潮的认识就要减低；没有李白，盛唐的高潮就要为之减色。这就是李白诗歌的现实性。三、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中的人民的骄傲

李白的诗歌气质是浪漫的。这浪漫是意味着更高的解放要求，是带着不可抑制的力量，是鼓舞着更为高涨的热情的，这就是积极的乐观的浪漫主义。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一个布衣（平民）的豪语，反映了现实中人材解放的客观存在，这乃是那时代的骄傲。《廿二史劄记》说：“汉时贤良方正等人，大抵从布衣举者甚少。”这是历史的记载。我们若再一与东方朔《答客难》中所说的西汉社会对照起来，就更为醒目。《答客难》说：

今则不然，圣帝流德，……贤与不肖，何以异哉？……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这就是西汉与盛唐同为统一的封建帝国，而实际上又不相同的地方。一则令人相信：“贤与不肖，何以异哉？”一则令人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则只能让汉赋那样为宫廷服务的贵族文学独霸文坛，一则就能产生唐诗那样属于人民的歌唱。当然封建社会对于人材的解放总还只是一定的限度，李白这样的诗句，因此又正是有信心地向时代提出更高的愿望与要求来。至于他说：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燕昭王》诗，乃同为俯视千古的高歌，同为对于现状不满足的有力的浪漫的呼声，这些都是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抗议，对于时代更高的要求，把人生的矛盾激成惊涛怒浪的壮观；它永远鼓舞着人们，让人们的脉搏跳得更急，人们的血液流得更快、更有力、更兴奋，就是抑李扬杜的元稹也不能不承认李白的“壮浪纵恣”。而李白的“纵酒”，我们也无妨说就是这“壮浪纵恣”⑴的一部分。杜甫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是杜甫生平最充满了乐观气氛的诗，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本色。李白有《和蕃书》，流传到了小说里，就成了《李太白醉写吓蛮书》。为什么要醉写呢？正是要借此让李白更形象化、更有力量、更能够“壮浪纵恣”。唐人的饮酒原是健康的豪爽的，酒在中国古代乃是生活中日常习见的东西，但是各时代的气氛也自有不同。魏晋人是中年人的饮酒气氛，酒尽管是一种兴奋剂，却点不燃生活中更为高涨的热情，因而酒之中也没有产生更多丰富的想像；魏晋人虽然一面饮酒一面写诗，而酒与诗还是两件事情，酒最多只能概念地作为诗的题目。把酒就写在诗句之中，融会成为具体的表现，直接被歌唱在人们的口中，乃是从唐人才普遍展开的，所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些少年人的豪爽的饮酒方式，乃是活生生的、现实的、热情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李白把它夸大了，典型化了，就成为“斗酒诗百篇”的歌唱。他说：“钟鼓馔玉不⑵足贵”、“一日须尽三百杯”、“一醉累月轻王侯”！这里尽管是强调了饮酒，而它的实质却正在于那“轻王侯”的歌唱上。后来朱敦儒的《鹧鸪天》说：“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这些诗句在封建时代中之所以被广泛流传，正因为人民欢迎它动摇了统治阶级的威势，增加了人民的对抗性的气派，这就都属于人民的骄傲。人民所喜爱的李白的人物性、戏剧性，酒就是他的锣鼓伴奏，尽管这个锣鼓也沾染下一些旧时代中一定的庸俗部分，甚至于消极成分，然而酒与那庸俗部分甚至于消极成分，到底不曾淹埋了李白，相反的，李白就提高了为他伴奏的酒的身价。酒店里的“太白遗风”，虽穷乡僻壤都挂着这个响亮的招牌，人民心目中所喜欢的李白，正是连他的酒一起欢迎的。当然酒在今天是不必提倡的，就是在当时也没有提倡的必要，这里只是说明饮酒虽是生活中的细节，它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颓废的；而李白的饮酒，正是健康的、豪爽的、解放的，而不是萎靡的、颓废的。他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勇敢地迎接着现实中的矛盾。他的《乌栖曲》：

姑苏城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⑶

这就是贺知章见了称为可以“泣鬼神”的作品。他把一个沉溺与醒觉的矛盾，现实地摆在眼前。这里的诗歌语言是飞跃的，这里的传统意义是讽刺的，而在这矛盾之中，却呈现着无比光辉鲜明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会“泣鬼神”了。现实生活中随时都是光明与黑暗的战斗，在这里决定着人类的命运。李白正是大声地唱出着这样一个命运来，他的浪漫主义精神因此是热情的、积极的、符合于现实主义的要求的。这就是属于人民的歌唱。【注释】

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⑵《将进酒》、《襄阳歌》、《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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