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卫,彭非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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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报告2015(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试读：
总序
陈雨露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咨政与学术。“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咨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譬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散在的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在学界和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人民大学出版资源相结合，再做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使其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部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厚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可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需要，从而铸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担当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
当前中国发展指数与中国发展信心调查的新特点
彭非 张延松 吴翌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在2014年实施了中国发展指数（2014）及中国发展信心调查（2014）的相关工作，其主要结果如下：一、中国发展指数（2014）：经济发展成本凸显，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中国发展指数（RCDI）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编制思想，但更加注重结合中国国情，从健康、教育、经济、社会环境四个维度分析中国发展现状，以求全面测量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状况及差异，避免以片面的经济增长代替社会发展的错误理念。中国发展指数由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4个分指数、15个指标构成（见附录）。指数自2005年开始编制，至2015年已经是第9次发布。历次指数发布所采用的主要为来自于当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一）中国发展指数（2014）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中国发展指数（2014）的编制得出了中国发展指数（2014）的基本结果，展示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发展的综合水平（见附录）。中国发展指数（2014）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在中国发展指数的15个指标中（见图1），从全国来看，由于《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采用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提高了空气质量标准，因此该指标较采用旧的空气质量标准的指标大幅下降（-8.24%），其余14项指标与上年相比继续进步；其中，增长前4名的指标依次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8.17%）、每万人平均病床数（增长率为4.84%）、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增长率为3.89%）、人均GDP（增长率为3.6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超过人均GDP增长，体现了我国旨在提高农村收入水平的惠农政策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每万人平均病床数指标的持续增长标志着我国医疗条件的持续改善，对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保障，但我国的医疗条件，尤其是面向养老的医疗条件仍然难以满足实际的需求，需要国家持续地改善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障。在增加了PM2.5指标和提高污染物限值标准的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下，省会城市AQI（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指标产生较大的降幅，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所产生的环境成本集中凸显，落后的产业结构、过剩产能、高污染产业、监管缺失、大城市机动车尾气排放量激增等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产生的问题加重了雾霾治理的难度，我国目前所采取的降低GDP增速、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等措施改变了以往只重视经济发展成果而忽略经济发展环境成本的思路，体现了我国弱化GDP指标而更加注重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的新的发展模式。图1 中国发展指数（2014）15个指标及增长率（2）中国发展指数（RCDI）保持稳定增长特征。图2显示了RCDI2006～RCDI2014历年的全国总指数，其持续的增长趋势说明我国整体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从RCDI总指数增长率的趋势来看，随着2013年和2014年GDP增长的放缓，RCDI总指数增长率也表现出缓慢下降趋势，但相对于GDP增速下降趋势更加缓慢。这种趋势一方面反映了经济指标仍然是拉动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由于经济发展带动了健康、教育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发展，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仍然表现出较高的增长。图3显示了RCDI2014的4个分指数和总指数以及相对于RCDI2013的增长率，其中，生活水平指数增长最快，达到4.33%，而社会环境指数仅为0.08%，相对于RCDI2013社会环境指数1.43%的增长率大幅下降，其主要原因是采用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后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指标相对于使用旧的空气质量标准的指标降幅达到8.24%，从而导致社会环境指数增长率整体下降，总指数的增长率也3相应放缓。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增加了臭氧（O）和细颗粒物（PM2.5）两项污染物控制标准，提高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2化氮（NO）等污染物的限值要求，能够更加准确地测量雾霾污染程度。空气质量指标的大幅下降为中国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环境问题应该纳入经济发展成本的考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会成为社会综合发展中最致命的“短板”。图2 2006—2014年RCDI 总指数和总指数增长率图3 RCDI2014分指数、总指数和相对于RCDI 2013的增长率（3）RCDI区域性分布规律表明，我国区域性发展水平处于较为均衡的状态。与历年RCDI的区域性分布规律相同，RCDI2014仍然将全国31个省区划分为四大区域，聚类分析结果显示，我国31个省区社会经济地理分四大板块的格局未变。第一类（以下按RCDI2014得分排序）为特大都市区，有北京、上海2个直辖市；第二类主要为沿海发达区，有天津、浙江、江苏、辽宁、山东、吉林6个省市；第三类为中度发展区，有内蒙古、广东、福建、黑龙江、山西、湖北、海南、湖南、陕西、宁夏、河北、重庆、四川、河南、江西、安徽、新疆、广西、青海19个省市区；第四类为西部边远区，有甘肃、贵州、云南、西藏4个省区。相比于RCDI2013，吉林从第三类地区升级为第二类地区，青海从第四类地区进入第三类地区，而广东则从第二类地区下降到第三类地区。（4）与RCDI2013相比，有14个省区的总指数序位发生变化，图4中显示，序位提升的省区有7个，其中宁夏的序位上升6位，在图5中可以看到主要原因是教育指数和社会环境指数的提升推动总指数序位的提升；贵州则在4个分指数的序位上均有所提升（总指数排序上升1位）。在序位下降的7个省区中，河北、山东、河南3个省在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中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指标位于全国后3位，从而导致这3个省在总指数的全国排名中有所下降。图4 RCDI2014各省区总指数序位变动情况（相对于RCDI2013）图5 RCDI2014各省区分指数序位变动情况（相对于RCDI2013）（5）从RCDI2014各省区总指数来看，北京、上海在总指数分值上超过100，其余省区在总指数上的差距逐渐缩小，特别是二类、三类地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相对于上一年，RCDI2014各省区总指数的增长率波动较大，增长率前5位的省市区分别为贵州、青海、宁夏、北京、辽宁，而增长率后5位的省区为广东、山东、安徽、内蒙古、河北。具体如图6所示。图6 RCDI2014各省区总指数与各省区总指数增长率
图7中分别显示了各省区4个分指数和其相对应的增长率。在健康指数中，位于前5名的是上海、北京、辽宁、山东、黑龙江；从健康指数增长率来看，位于我国西部的贵州、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在健康指数上增长率较高，表明我国西部地区的医疗条件和水平在国家的重视下正在逐步提高。在教育指数上，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浙江位居前5名；从教育指数增长率来看，北京、青海、贵州、宁夏、吉林分列教育指数增长率的前5名，尤其是西部不发达地区教育指数较高的增长率体现了我国在教育资源上向西部倾斜所取得的成效。在生活水平指数中，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位列前5名；从生活水平指数增长率来看，位于前5名的分别是上海、辽宁、贵州、天津、福建，分别来自于第一、二、三、四类地区，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增长水平。在社会环境指数中，位居前5名的分别是海南、江苏、北京、西藏、浙江；其中增长率位列前5名的是甘肃、新疆、宁夏、贵州、黑龙江，增长率较低的河北、山东也是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中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指标排名最后的。图7 RCDI2014各省区分指数及其增长率（二）我们的若干思考1.重视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
我国经历了GDP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已经成为世界上GDP第二大国。但长期以GDP增长为单一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GDP政绩考核方式，使地方政府只关注经济的GDP成绩而忽视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成本，大量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企业因其对地方政府GDP的巨大贡献而上马，成为当前严重的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的“元凶”，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高昂社会环境成本逐渐显现出来。环境污染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切不可抱着“先污染，再治理”的观念只盯着GDP指标，而要充分考虑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发展绿色产业。2.避免经济大而不强，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制造的产出仍然主要集中在低端产品代加工环节，成为以低廉的生产成本向世界经济输血的世界代工厂。国内低价为世界高端品牌生产产品，而国人却要高价购买高端品牌成品，缺乏核心技术和高端基础产业导致中国制造只能拼成本，缺乏核心竞争力。我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期，淘汰落后和过剩的产能会造成短期内GDP增速放缓，但从未来发展看正是一个从以“量”发展转变为以“质”发展的生产力升级过程。以科技推动创新，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和激励机制，促进我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打造具有核心技术和竞争力的高端产业，让中国制造在世界上不仅占有更大的市场，更要获得更多的尊重。3.降低基础性生产和生活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我国大量低端代加工产业的生产模式，在国内面临着人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退等不利因素影响，在国外面临东南亚诸国更加低廉人力成本的竞争；中国制造承受着生产成本上升、生产利润空间下降的严峻考验，经济增长面临巨大的压力。而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生活和生产成本的迅速攀升，不断蚕食着经济发展的红利，商品、住房、交通等生活成本的提高导致人力成本被拉高，原材料、物流、信贷、能源等生产成本的提高导致产品价格失去竞争力，企业利润被压缩。而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局部利益最大化的发展模式，会给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负面作用，房地产、金融、交通运输、能源等基础行业利润的最大化将导致整体社会经济的萎缩，近年来大量出现的政府地方债问题、民间借贷危机问题等，提高了经济发展成本，从长期看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4.对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需要未雨绸缪
按2010年我国贫困线标准，2013年我国有8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达到8.5%。2013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3161万人，占人口比重为9.7%，而2013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仅为4.92‰，其中作为中国重要粮食基地的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以-0.03‰、0.32‰和0.78‰的自然增长率位于全国后三名。我国发展依然面临着贫困人口基数过大、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未富先老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人们对养老金缺口问题的关注也是对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切身利益的担忧，因此需要妥善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和养老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做到老有所依、老有可依。二、中国发展信心调查：新常态下民生固本，纠风反腐增强信心
为了了解民情民意，倾听百姓对中国发展的心声，与中国发展指数的客观编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自201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面向中国大陆民众对中国发展的信心进行调查。中国发展信心调查（2014）作为中国发展指数客观测量的补充，其问卷以中国发展指数的四个分指数为维度，从健康、教育、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入手，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的方式，对中国大陆民众2014年底的中国发展信心进行了调查。
本次调查在2013年调查的基础上，改进了有效样本随机抽取的方式，基于全国固定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码的抽样框进行抽样。最终样本包含中国大陆100余个大、中、小地区，其中包含城镇和农村，覆盖东、中、西部地区，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样本主体性别分布均匀，男女比例较为协调；年龄结构合理，各个年龄层次均有覆盖；文化程度以大专以下居多，占62.1%，大专及本科占31.9%，硕士及以上占比为2.0%；就业分布方面，各类就业人员加总起来约占63.9%，高于非就业人员，且在各类就业人员中，个体经营者占33.4%，高于其他就业者，非就业人员中，离退休人员约占36.0%，无业人员占32.4%；收入方面，个人月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的受访者占大部分，约为47.2%；样本城乡分布均匀，其中农村样本占48.1%。
在中国发展信心调查（2014）的分析中，我们分别使用绝对值和百分比来进行表述。绝对值是发展信心分值，采取100分制。对于正向指标，越接近100分表明信心越高，而对于逆向指标，越接近100分表明信心越低，所有指标均采取标准化处理和等权方式合成各分项指数和总指数。百分比则反映调查样本中持不同信心分值的比例结构。
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整体发展信心较强，达80.6分，60分以上的占81.8%，大部分人对中国发展持有较强的信心，2014年的发展信心得分大于2013年（79.8分），说明2014年中国民众的发展信心有所增强。在四个维度信心指数上，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健康信心平均得分73.5分、教育信心平均得分66.8分、生活水平信心平均得分65.0分、社会环境信心平均得分63.0分，都超过了“及格”的水平。
而在生活水平信心中，百姓最担心的前三位问题是看病（13.6%）、孩子上学（13%）和住房（12.8%），这三大问题是当前百姓对民生改善有所忧虑的重要因素。（一）反腐行动涨信心，房价调控仍堪忧
中国发展信心调查（2014）继续对百姓比较关心的反腐问题、环境改善、节俭措施和房价调控进行了调查。在2014年受访者表现出信心提升的态势，主要表现在反腐信心（得分为74.51）、房价调控信心（得分为58.50）的提升上。其中，受访者对反腐行动的信心较上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可以看出2014年大规模强有力的反腐行动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欢迎。厉行节俭举措（满意度得分为78.67）自八项规定施行以来继续受到受访者的认可。对于未来环境改善的信心（得分为68.32）基本与上年持平，仍然处在不高的水平。受访者对未来几年房价调控的信心较之2013年有了显著提升，但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说明百姓对过高的房价仍然比较担忧。图8 2013年和2014年受访者对社会时事热点的信心对比
在2014年的调查中，我们抽选了2013年的432个样本进行追踪调查，相同的受访者在2014年和2013年对于社会时事热点的信心跟总体受访者的情况基本一致。受访者对反腐行动的信心较2013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对厉行节俭举措的满意度也有所提高。追踪的受访者对房价调控的信心比2013年有所增长但涨幅小于总体受访者，对未来环境改善的信心与2013年持平。
2014年政府大规模的强力反腐行动，从“拍苍蝇”、“打老虎”，到“海外猎狐”，都得到了百姓的全力支持，其成果也得到了民众的肯定，从而提振了群众对反腐的信心。调查结果显示，百姓在反腐倡廉方面信心较2013年有提高，整体信心指数得分为74.51，其中有超过2/3的受访者对反腐行动充满信心，甚至有约1/4的受访者打出了100分，显示出他们对反腐败的高度支持。
关于房价调控的调查结果显示，整体信心为58.50分，较之上年的47.87分有了显著提升，但仍然信心不足。2014年房价涨幅明显减弱，部分地区房价下跌，百姓对房价调控信心有所增长，但调查结果还是显示出他们对政府调控房价感到无力，超过半数的老百姓不认为政府政策能够把房价拉回正常轨道，房价调控仍然是百姓非常担忧的问题。（二）健康水平小幅下降，医疗改革前景光明
调查显示，受访者的健康信心总体较好，虽然受访者本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满意度给出高达79.6的分数，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打100分的占24.7%，接近1/4，但是相比2013年受访者的健康状况满意度得分81分，仍有小幅度下降，说明2014年受访者对自己目前身体健康状况非常满意的比例较高，但是整体评价低于2013年。
看病便利程度信心得分为71.5分，认为看病条件与过去相比有所改善的受访者占了53.9%。医疗保障改善程度（70.8分）和医疗改革信心程度（71.96分）都表现出受访者对医疗保障方面的良好信心。看病便利程度、医疗保障改善程度、医疗改革信心程度的得分都有所提升，表明民众对于2014年医疗改革初步成果的认可和对未来医疗改革发展充满了信心。
在2014年进行的追踪调查中，受访者的健康信心和总体受访人群的评价趋势一致。相同的受访者对自身健康水平评价比2013年小幅度降低，但健康程度还是处于一个较高的评价水平；而他们对医疗保障的改善程度和医疗改革信心程度比2013年都有所增强。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8月2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助力医改、提高群众医疗保障水平。医疗改革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热门话题。调查结果显示低学历的受访者对医疗改革有更高的信心，而硕士及以上学历、中青年以及高收入群体的信心相对较低。以学历水平分组为例（见图9），可以看到，大专以下受访者对健康信心的四个方面分值都相对较高，尤其对医疗改革抱有相对较高的信心，而硕士及以上受访者对医疗改革信心指数得分却只有56.46分，与大专以下受访者的信心指数分数（74.36分）相去甚远。图9 2014年不同学历受访者健康信心各分项指数对比图（三）教育政策提振教育信心，综合改革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部在2014年提出了多项改革举措，其中包括高考制度、教师工资标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政策和措施从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百姓对中国教育发展的信心。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体信心保持稳定（66.8分）。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对高等教育的作用评价得分较2013年有明显提高，从70.9分上升至73.0分，表明党和国家实行的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日益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在教育信心的其他方面，受访者对所在地的学校教育满意度为68.2分，表明他们对当地的教育整体来讲还是比较满意的（评分高于60分的受访者有62.1%）；认为学校教育对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作用认可度较高（达到72.2分）；而受访者对教育改革的信心比对医疗改革的信心强（达到74.0分），有23.7%的受访者给教育改革信心打100分，表明民众对于未来中国的教育改革抱有非常大的信心。
2014年的追踪调查结果显示，相同的受访者对所在地的学校教育满意度明显下降，但他们对教育投入（逆指标）的抱怨程度只是小幅度增加，不如总体样本对于教育投入抱怨度的增幅大。
分就业类型看，在企业工作的人员教育信心最弱，在校学生和离退休人群反而教育信心较强（见图10）。近些年高考制度的公平问题越来越多地引发人们的关注，2014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规定，今后考生们将不再分文理科；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考生们的综合素质考察将进入高考档案并经历公示等系列程序。这些高考改革政策直接惠及了还在校园里的学生。此次调查的大部分离退休人员家里也有在校的学生，这部分离退休人员较为关注晚辈们的学业，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本次调查的在校学生和离退休人员对教育改革表现出极大的信心，表明2014年教育部的综合改革政策确实促进了教育的公平公正。图10 2014年不同就业类型受访者教育信心各分项指数对比图（四）生活水平基本满意，改善民生依旧重要
2014年CPI不断走高，房价依旧居高不下，受访者对生活整体信心打分为65.0分，只达到了“及格”的水平。从具体方面看，民众对生活水平满意度较高（72.3分），并且对生活水平提高持较强信心（75.8分），选100分的人数比例有21.5%，表明民众对未来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很有信心。生活成本的平均分为78.9分（逆指标），相比2013年的82.6分，有明显降低，表明受访者认为2014年的生活成本有小幅度的降低。而关于生活中最担心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是看病（13.6%）、孩子上学（13%）和住房（12.8%），看病难、住房难、孩子上学难以保证，这三大问题始终是百姓对民生改善最关心的方面。此外，食品安全、物价问题的关注度也超过了10%。在持续增长的中国发展指数下，基本民生保障问题的解决还需给予更大的支持。
2014年追踪调查结果显示，相同受访者对于生活水平信心的评价在这一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并且这部分受访者要比总体受访者对未来生活信心更强。
不同人群生活水平信心不同，分受教育程度看，大专以下人群的生活水平信心最高，其次是大专及本科学历，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群生活水平信心最低；分年龄水平看，青壮年的生活水平信心最低，23~30岁人群生活水平信心仅61.1分，中老年人生活水平信心最高（51~60岁人群生活水平信心为68.0分，61岁以上人群生活水平信心为70.8分）；分城乡看，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信心要高于城镇居民（见图11），并且农村居民对生活水平的评价也稍高于城镇居民，这可能与近些年我国不断推行惠农政策有关。图11 2014年城乡受访者生活水平信心总指数和各分项指数对比图（五）社会环保举措需加强，贫富差距增大引重视
社会环境方面，调查涵盖了贫富差距、社会信任、环境保护、交通便利、社会环境改善等方面。
关于贫富差距与社会信任，受访者普遍认为：
当前贫富差距程度大（81.26分（逆指标）），53.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状况非常大（80分及以上）；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低，2014年的平均得分仅为53.6分，成为问卷中社会环境方面评分中得分最低的一项。2014年，中国家庭财产不平等程度在快速提高，在中国家庭财产的构成中，房产占比超七成。房产不平等是我国财产不平等的主要贡献因素。贫富差距加剧，社会信任滑坡，虽然是老生常谈，但仍应警钟长鸣。
关于环保与交通，调查显示：
受访者对于当地环境保护平均满意度仅为62.4分。2014年，雾霾遍布大江南北，笼罩中国，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不高的环境满意度鞭策着政府要继续采用多种措施，努力促进环境质量提高。
出行方面，受访者对交通便利程度的改善满意度较高，达到78.5分。
调查显示，民众对社会环境改善的信心平均得分为74.3分，有38%的受访者打分在80分以上，比2013年的平均得分（70.8分）高，体现出相比于2013年，民众对环境改善的信心更强。受访者对未来社会改善还存在较强的信心，表现出民众对新一届政府依旧充满信心。
调查还显示，不同人群的社会环境信心不同：
●学历越高，社会环境信心越低；
●收入越高，社会环境信心越低；
●农村居民的社会环境信心高于城镇居民。
进一步对收入水平细化后发现（见图12）：3000元以下月收入群体对社会环境各个方面的信心表现相似；2000～3000元月收入群体以及8000～10000元月收入群体是两个分界点，3000元以上月收入群体对社会信任、环境保护、交通便利、社会环境改善信心的评价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降低，10000元以上月收入群体对这四方面的信心又略有上升。说明高收入人群对社会环境的期望值较高，较难达到满意程度。以社会环境改善信心为例，月收入8000元以上群体的信心指数急剧下降，而他们大都是现实中的私家车一族，大城市中的交通拥堵问题与有车族的艰难在本次调查中得到验证。图12 2014年不同收入受访者社会环境信心各分项指数对比图（六）发展指数城镇高，发展信心农村高
中国发展信心调查（2014）显示，2014年中国未来发展整体信心的得分为80.64分，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说明整体而言受访者对中国未来发展整体具有较强信心，相对于2013年（得分为79.76分）而言稳中有升。
分城乡来看，农村居民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整体信心要高于城镇居民，出现了发展信心与发展指数测度的不匹配现象。城镇地区的发展指数明显要高于农村地区，然而其发展信心却不及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对中国未来发展信心与其发展指数之间的背离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这一不匹配的现象值得深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型城镇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应强调的是，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来逐步推进。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了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规划》最大的亮点是强调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规划》提出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一系列举措，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并要求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规划》是从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的角度制定的一个有利于质量型城镇化的指导方案。它出台之后，有利于扩大内需，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平公正，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三、结语
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伟大的经济成就，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GDP大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耀眼的GDP光环之下也掩盖了很多问题，很多地区的发展患上了GDP高速增长依赖症：投资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成为部分官商勾结的桥梁，打破了经济发展的平衡，影响了经济发展良性环境的营造。GDP工程大行其事，大拆大建成为拉动GDP的杠杆，也成为一些官员腐败的重灾区；加重了政府地方债负荷，迫使地方政府继续依赖拉高房地产价格填补地方债缺口，拉高居民生活成本。面向短期经济利益的经济模式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形式，大量资金流入利润更大的房地产、金融、投机等市场，在创造一个个财富神话的同时，实体经济有边缘化、空洞化的趋势。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缺乏核心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对高端产业、高科技产业的拉动效应不足，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实体经济；低端产业的发展模式在向世界输送了大量低价格商品的同时，将高能耗、高污染留在中国，甚至连进口“洋垃圾”都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环境成本集中显现，与环境污染相关的恶性疾病发病率随之升高，环境治理成本高昂，付出的是破坏当代和子孙后代能够健康生活的环境的代价，因此需要认真反思经济发展的收益与成本，升级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低端产业向高端、高科技产业升级，提高中国制造的“质”，从以“量”占领世界变为以“质”赢得世界。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峰会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理念，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型的中高速增长模式，系统地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期待着中国经济发展在新常态下发生质的飞跃。
中国发展指数（2014）揭示了由于空气质量指标大幅下降对总指数的影响，说明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指标，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彰显经济发展速度的正向指标，尤其需要关注经济发展对环境影响的逆向指标，全面评价经济发展的收益与成本。
中国发展信心调查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发展的新特点，大部分人对中国发展是充满信心的，印证了中国在提高农民收入、提高社会公共设施投入、厉行节俭、反腐倡廉等方面取得的较大进步，但同时也反映出受访者对环境保护、房价调控、贫富差距等方面依然心存担忧。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5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高福祉改善民生不再仅仅依靠一味地提高GDP，而是更注重以人为本，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双管齐下的惠民政策。附录
1.RCDI的指标结构：4个分指数和15个指标如下：（1）健康指数：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每万人平均病床数；（2）教育指数：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3）生活水平指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4）社会环境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人均道路面积、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省会城市AQI）、单位产值污水耗氧量。
2.课题组对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中国发展指数总指数及4个分指数（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会环境）进行了测算和排序，结果显示（见表1），中国发展指数总指数位列前三的省市为北京、上海、天津。表1 中国发展指数（2014）的主要结果
其中，健康指数列前三位的是上海、北京、辽宁；教育指数列前三位的为北京、上海、天津；生活水平指数列前三位的是北京、上海、天津；社会环境指数列前三位的为海南、江苏、北京（见表2）。表2 中国发展指数（2014）的主要结果（分指数）
从分指数的增长率来看，健康指数增长率列前三位的是贵州、西藏、青海；教育指数增长率列前三位的是北京、青海、贵州；生活水平指数增长率列前三位的是上海、辽宁、贵州；社会环境指数增长率列前三位的是甘肃、新疆、宁夏（见表3）。表3 中国发展指数（2014）分指数增长率
3.健康指数的3个指标功效函数值和增长率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出生预期寿命指标中上海、北京较高，而西部地区的西藏、甘肃、贵州、云南较低；从出生预期寿命指标的增长率来看，重庆、黑龙江、青海较高。
婴儿死亡率指标各地区比较接近，说明我国医疗条件相对比较平均，但西藏、新疆两省婴儿死亡率指标较低，需要国家进一步改善边疆省区的医疗条件。从婴儿死亡率指标增长率来看，四川、黑龙江、贵州增速较高。
每万人平均病床数指标相对比较均衡，说明各省区的基础医疗条件都得到较好的改善，其中，西藏、贵州、湖北的指标增长率较高。图1 RCDI健康指数3个指标功效函数值和增长率（RCDI2014相对于RCDI2013增长率）
4.教育指数的2个指标功效函数值和增长率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
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中北京最高，其余省区相对平均，但西藏的指标较低，平均受教育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贵州、江西、青海三省的指标增长率较高，尤其是不发达省区的贵州和青海在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增速上的成绩能够推动以科技为手段的新型发展模式。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指标中，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的指标较高，与这三个大城市拥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具有密切的关系。其他省区指标差距相对较小，但西藏的指标较低。从指标的增长率来看，北京、青海、吉林增长率较高，尤其是北京，不仅指标最高，而且指标的增速也位居第一。图2 RCDI教育指数2个指标功效函数值和增长率（RCDI2014相对于RCDI2013增长率）
5.生活水平指数的4个指标功效函数值和增长率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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