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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1 19: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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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熙代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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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经济学

区块链经济学试读:

前言

“区块链不过是一些陈旧技术的组合。”(比尔·盖茨)区块链至今仍未有“杀手级应用”出现。以太坊(Ethereun)的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曾经把以太坊比喻为一台“建立在世界网络之上的超级智能手机”,但他又不得不承认其运行速度比2G时代的手机还要慢。同时,由于技术不成熟,经常会有区块链项目被黑客攻破的新闻。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掩盖这项技术的光彩。就像莱特兄弟发明的第一代飞机,尽管简陋笨重,但其未来前景仍然令人心驰神往。

区块链是一种新技术,解决的却是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问题:信任问题。

区块链是一种社会技术、一种记账的技术。从苏美尔文明时期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记账,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纸质公共账本,人类的记账技术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从此,基于复式记账法的股份有限公司开始诞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在全球蔓延。

然而,当世人逐渐将复式记账法奉为真理的时候,记账者却辜负了世人的信任。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种账本危机。于是,人们开始探索一种不再受人为操纵的公共账本,区块链技术应运而生了。

这种分布式加密记账技术的应用前景极为广阔:资产登记、清单编写、价值交换,涉及金融、经济、货币的各个领域。硬资产,如有形财产、住宅、汽车等;以及无形资产,如选票、创意、信誉、意向、健康数据、信息等。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前景如今尚不明了,现在说它是一场革命仍言之过早。但它显然蕴含着巨大的机遇,不论其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我们都不应错过这次可以“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

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往往有着相似的韵脚。区块链有可能成为下一轮重大的、全球性的计算范式的第五次颠覆式创新。前四次是大型机、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智能手机,有潜力像Web网站一样彻底重塑人类社会活动形态。

近年来,笔者受一些机构委托,做了一些区块链方面的研究工作。怀着野人献曝的心情,将工作中的心得加以总结,撰写成书,与读者诸君探讨。惴惴之余,更期待方家不吝指教。第1章 货币本源——货币的本质是一种记账技术

演化,是以一种极度去中心化、平行发生的方式进行的。——尼克·萨博(Nick Szabo)

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货币。这种货币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

什么是货币,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经济学家对货币的定义通常有三种:交易媒介、价值尺度以及价值储藏手段。

众所周知,区块链是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因此,弄清楚比特币与货币的异同,是理解区块链经济学的一把钥匙。

当然,比特币仅仅是区块链的首个应用案例,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应用。货币,智人独有的社会技术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出版,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创立。

斯密在《国富论》的扉页上写下:“献给女王陛下的一本书。”

斯密认为,人天生具有交换的倾向。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相互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志。

斯密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两条狗会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一个动物以肢体或语言示意: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想与你做个交易。

斯密的判断是对的。对于其他动物来说,交换尚且困难,更不用说拿劳动去换钱,或建立复杂的金融体系了。

事实上,地球上曾经存在过很多种人类,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亚种,学名叫智人(Homo Sapiens)。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人类简史》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物种有几万年跨群体交易史,是其他人种所未有的;人类很可能在3万年前就发明了货币。

考古学家在欧洲中心地带挖掘有3万年历史的智人遗址,偶尔会发现来自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贝壳。这些贝壳极可能是通过不同智人群体之间的长距离交易,从而抵达大陆内部的。

尼安德特人遗址缺乏这种交易的证据。每个尼安德特人群体,都采用本地材料制造自己的工具。这也是尼安德特人与智人在长期竞争中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互惠,是很多灵长目动物都具有的本能——你帮我挠挠背,我就帮你抓抓痒。尼安德特人之间也极有可能存在互惠的行为——今天你送我一把石斧,明天我送你一张鹿皮。这种礼物交换更接近于货币出现之前真实的交换场景。

使用语言、文字、工具都不是智人独有的能力,只有使用货币,才是智人独有的技能。所以,亚当·斯密的说法可以进一步精确为:人之为人,在于货币。将我们智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乃是货币。货币是一种记账的“方便法门”

亚里士多德是最早描述货币起源的哲学家之一。他推测,人类最初是以物易物,为了应对越来越复杂的交易而发明了货币。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写道:“可想而知,从简单当中诞生了更加复杂的交换形式……由于各种生活必需品无法随身携带,因此,人们约定在相互交易当中使用某种具有内在用途并且容易满足生活需求的东西,比如铁、银等。最初仅仅以尺寸和重量衡量其价值,但是后来人们在上面盖上印记,以此标定价值,免得每次都要称重。”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猜测,成了后世各种版本货币简史的标准开头。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在其著作《货币与交换机制》中写道:“交换的最早形式是用不想要的东西直接换取想要的东西。我们称这种最简单的交换为物物交换或以物易物。”

杰文斯认为,物物交换是建立在需求的双重巧合(Double-Coincidence)基础之上的——你拥有的香蕉正是我想要的,我拥有的鱼恰好也是你想要的。

也就是说,“你必须找到这么一个人,既有你想要的东西,同时他也想要你有的东西”,如果没有双重巧合,交换就不会发生。建立这样的匹配,也就是觅客,要么靠运气碰,要么费时间苦苦寻找——也许找到时鱼已经腐败变质了。

仅仅是建立这种匹配,交易成本就已经非常高了。此外,就算实现了“双重巧合”,后面复杂的换算技术,也会让人困惑不已。要知道,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希腊,还认为10000是一个超出人类理解范围、“大得无法计算”的数字。

诸如“3条鱼能换5根香蕉,20根香蕉能换1头山羊,7头山羊能换1头麋鹿,那么,多少条鱼能换1头麋鹿”之类的问题足以让算术并不高明的古人崩溃。

假设世上真的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物易物的经济体,不管你是打鱼的渔夫还是种水果的农民,每天都得搞清楚几十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假如市场上有100种不同的商品,把汇率列出来就足足有洋洋洒洒的4950条。这种计算的难度对于古人来说,还不如发明一种交换筹码——货币来得简单。

偏爱捷径,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

货币的发明,是为了简化物物交换的难题。

也就是说,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易的媒介,也是一种记账的“方便法门”、一种快捷的记账技术。假如人类真的存在过以物易物的时代,那么以货币记账绝对堪称“某个懒惰天才划时代的发明”。

货币通过降低巧合问题,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比如搜索、觅客、价值换算等。通过增加交易机会,让涉及更多种类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成为可能。通过货币这一被广泛接受并可以重复使用的介质,让信任成本最小化,陌生族群之间也可以合作,增加了社会可扩展性,大大拓展了人类合作的范围。货币的起源是一种自发秩序

货币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行为自然演化的结果。

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在《论货币的起源》一文中,试图阐明这一观点。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杰出代表哈耶克(Hayek)将其提炼为“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这个概念。

自发秩序是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之一。它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到的秩序,不是由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权威机构主动设计出来的,而是由无数人的行动汇合而成的。哈耶克认为,“道德、宗教和法律、语言和书写、货币和市场”都是自发秩序。自发秩序这一理念深受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推崇,布坎南(James M.Buchanan)甚至把它视为经济学的“唯一原则”。

比如,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就是一种典型的“自发秩序”。因为它绝非任何单一理性设计的结果,同时又具有自律性和高度复杂的结构,而且还规范着人们的社会活动。今天你买几本最新的权威词典就会发现,一些当年在学校时拼命规范的读音,现在又“从俗”改回去了。例如,“说服”的汉语拼音最新注音是“shuō fú” ,而不是过去语文老师努力强调的“shuì fú”。

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世界语,它是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Zamenhof)博士于1887年创立的一种具有“科学性、逻辑性”的语言。一直有人在非常认真地推广世界语,但迄今为止它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门格尔认为,货币的起源、货币的形态,与语言的发展非常相像。货币也是一种自发秩序。正如一句话、一个词能否流行开来,不仅仅在于说的人,还在于听的人,在于别人是否接受。货币从物物交换演变而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自发的过程。

门格尔表示:“只有学会将我们所研究的这个社会程序的建立看作是一个自发的结果,看作是社会各成员具体的个人努力偶然产生的结果,我们才能够充分理解货币的起源。”

经济学家约翰·史密森(John Smithin)在论文集《什么是货币》当中提到,货币由物物交换自然演化而来,用以解决实际问题,而政府从头至尾仅仅发挥批准的作用。

但是,此类观点并未反映事情的全貌。货币的虚拟化

事实上,货币的演化史是跳跃的、非线性的、多线并行的,货币的发明、设计、流通也并非只有“自发秩序”一条路径。根据史实,最强大的货币体系,是自发秩序和顶层设计两股力量相互博弈的产物。

字里藏币

在古代,神权是归国家垄断的。正如哈耶克所言,国家开始放弃对宗教的垄断的历史,还不到300年。

海贝是最初的货币,但这种货币的“社会可扩展性”比较弱。甲骨文的“朋”字是由两串贝壳构成的。这种贝壳当然是货币,但也只是限于熟人之间的记账技术。

直到金属铸币的出现,货币才实现了它的“社会可扩展性”。

贝壳串珠曾经是北美地区印第安人使用的一种货币。19世纪,由于技术的发展,白人用大批量捕捞的贝壳串珠与当地土著做交易,印第安人轻信了这些白人,从而在北美引发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印第安人被洗劫一空。最终,英镑取代了贝壳。在原来以贝壳作为媒介的生态系统中,人们不得不将贝壳转换为英镑,于是,“shelling out”(支付)这一术语诞生了。

大约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已经开始使用“麦元”。所谓的麦元,就是以固定量的麦子作为通用货币单位,用来衡量和交换其他各种货物和服务。为什么选择麦子作为货币呢?因为苏美尔人的庙宇是和谷仓建在一起的。

苏美尔文明也是政教合一的。把麦子作为货币单位,很可能是庙宇里的神职人员决定的,而宗教是由国家垄断的。

语言文字的演变,也折射出货币的“顶层设计”特征。

英文中“money”表示“钱”的意思。“money”这个单词起源于罗马神话中掌管财务的女神朱诺·莫尼塔(June Moneta),早期的钱多是在她的庙宇里铸造的。

英文中的“capital”(资本)或者“capita”(量词caput的复数)这两个单词,其词源的最初含义就是“牲口总头数”或者“财富”。这种牲口,其实很可能是用来祭祀的牲口,并不是随身携带的现金,而是一种虚拟的钱财。

同样,苏美尔人用“mas”表示牲畜的“幼崽、牛犊、羊羔”,这个词同时也用来表示“利息”。

英文中的“salary”表示“薪水”,而追溯这个词的来源,其实与盐(Salt)有关。盐在历史上也曾经被作为货币,而盐在很多国家是由政府垄断专卖的。

文字也反映了货币具有的虚拟性。

在英文中,“coin”这个单词,除了硬币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凭空杜撰;而“fantasy”这个单词的含义除了幻想之外,还有货币的意思。

4000年前的记账货币

记账货币是古已有之的东西。

到了公元前2100年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苏美尔人已经拥有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货币系统。

那时,白银已经成为苏美尔人商品价值的公认尺度。根据王朝创始人颁布的《乌尔纳姆法典》规定,乌尔王朝的臣民,戳瞎别人一只眼,代价是60谢克尔;离婚需要支付1迈纳(60谢克尔)的白银罚金;扇别人一个耳光,罚款10谢克尔;强暴女奴需要支付5谢克尔的白银罚金。

谢克尔最初的用途之一,很可能是用来向庙宇支付与女祭司神圣交合的费用。

然而,这里所说的白银并非真实银币,也非碎银,而是“未经加工的银条”,极少参与流通,大部分时间被用来作为祭品供奉神灵或保存在金库里。

苏美尔人的这种货币系统,由寺庙和王宫主导、记录,具有计划经济的管制特征,绝非自发秩序的产物。

由于两河流域有的是取之不尽的黏土,苏美尔人就地取材,会将交易共识用楔形文字刻在一块块黏土泥板上。

苏美尔人既不依赖物物交换,也没有投放广泛流通的铸币,而是通过黏土“账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债务网络。苏美尔人发明这套货币系统,是依靠国家武力强制作为后盾,其动机在于便于征税。

账本里所说的白银,其实只是一种记账单位,基本不参与实际流通。白银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的虚拟计量单位。黏土泥板上的债权有时也可以转让、流通。

这与现代世界的黄金储备何其相似,作为金本位时代的遗产,世界各国的8000多吨黄金存储在曼哈顿的一个地下金库里。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所著的《债:第一个5000年》一书中表示,虚拟货币(Virtual Money)才是货币的原始形式。信贷系统、账款,甚至花费账目,要比现金出现得还要早。

直到大约2000年后,在临近两河流域的吕底亚王国,才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批铸币。作为记账凭据的货币

货币是一种记账技术。最著名的案例当数美国冒险家威廉·福内斯(William H.Furness)所记述的《石币之岛》的故事。

福内斯1903年在太平洋上的雅浦岛上生活了两个月。他观察到一个现象:该岛有5000多个居民,共有3种商品:鱼、椰子和海参。按说在这样简单的经济体之内,物物交换就可以了,没有货币也过得去。然而,这个遗世独立的小岛上却有着非常先进的货币与清算体系。

雅浦岛上的居民会磨制一种大而厚的石头轮子,中间留一个圆孔,方便插入木杠运输。岛上居民称之为“费” (Fei),作为货币使用。

这些石料出产于距离该岛400海里远的另一个岛,开采磨制后用独木舟运回雅浦岛。“费”这种石币主要作为记账工具使用。如果交易所涉及的金额太大,那就无须搬运这些石币,可采用单纯的所有权认可制度,即石币仍保留在原有的主人那里,但其所有权却转归货物的卖出人。

更夸张的是,有一次在搬运石币的过程中出了事故,导致石币沉入大海,但同去的人都能证明的确有这么回事,于是该石头就依旧充当着货币。这个家族的人因为有一块沉入海底的石币而变得富有。德国殖民者向当地居民征收罚金的方式是在“费”上画一个黑色十字,表明已被政府罚没。石币的所有者竟然尊重这种做法,并被迫履行义务,再请求政府把十字擦去。

福内斯于1910年发表《石币之岛》这个故事后,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凯恩斯、弗里德曼、曼昆等著名经济学家都引用过这则案例。

凯恩斯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一书中,认为货币的本质职能是一种记账货币,应该与这个案例的启示不无关系。弗里德曼预言的虚拟货币

货币作为一种“社会技术”,是以金钱为表象的信用账户和清算体系。

仅仅把货币看作是一种“东西”或者是商品,或者是贵金属,就会错过这一发明的巨大潜能。

在《货币的祸害》一书的开篇,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提及了“石币之岛”这则案例。

弗里德曼认为,雅浦岛的石币与文明社会的黄金并无区别,既然我们认为黄金是真实而且合理的,那么雅浦岛的石币也应当被当地居民认为是真实且合理的。

1932—1933年,法兰西银行担心美国不再盯住金本位,于是在美国卖出美元,换回黄金后,也要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纽约联储)把黄金存至其会计账本上。作为回应,纽约联储把黄金从一个大抽屉放入了另一个大抽屉中,并做一个记号,表明抽屉中存放的是法国的财产。

纽约联储在其他国家银行的几个抽屉上标上几个记号,与德国殖民者的黑色十字有异曲同工之效。

而现阶段的信用货币制度,在普遍的纸币不兑换条件下,同雅浦岛沉入大海的石币“费”实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为此,弗里德曼产生了一个构想:可以用计算机技术来建立比国家信用更可靠的货币体系。弗里德曼构思了一个自动化装置,可以按程序来发行货币,从而避免各国央行无限制地开动他们的印刷机。

要知道,这个构想要比中本聪那篇名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的论文早了很多年,可以说非常了不起。

1999年,弗里德曼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就表示,基于互联网的电子货币将会出现:“有一件事被遗漏了,但很快就会被开发出来,这是一种可靠的在线现金。在互联网上进行购买活动时,你可以将资金从A转移到B,而在资金转移的途中,A不需要知道B,或是B不需要知道A。通过这种方法将一张20美元的钞票交付给你,不会产生资金来自哪里的记录。在不知道我是谁的情况下,你或许就能得到这笔钱。这种事情将在互联网上被开发。”同时,弗里德曼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犯罪分子利用这种货币更容易从事非法活动。

10年后,一个化名“中本聪”的人(或组织)推出了一种名叫“比特币”的加密数字货币,实现了弗里德曼的预言。铸币是战争的产物

西方人普遍认为,是吕底亚人最先发明了铸币。

吕底亚古国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它大约在公元前660年开始铸币。

因为铸币的发明,吕底亚王国的市场交易变得繁荣起来。

但吕底亚人最初发行铸币的动机,并不是为了便于老百姓做交易(民用),而是基于军事需求,便于为士兵发军饷(军用)。早在充当货币之前,金银就被用于打造珠宝饰品,或者当作财富收藏。军事征服之后往往伴随着对战败者财富的洗劫,用掠夺而来的金银制造铸币,发给士兵作为战利品,是一个绝佳选择。因为士兵需要一种便携的财富,而铸币具有便于携带,不易腐败、降解的特点。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之际,每天用于支付十万大军的军饷高达半吨白银。这些白银当中的大部分来自波斯的银矿,再由战俘打造成亚历山大自己的铸币。亚历山大每征服一地,都要求当地的老百姓用自己的铸币纳税。在刀兵强制之下,铸币得以广泛流通。

铸币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繁荣。这是吕底亚官方始料未及的一个偶然结果。

这其中有一个经济学原理,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人们才弄明白。

当时的英国国王曾问亚当·斯密:“你号称经济学能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富裕。可是纺织女工织布,农夫耕作,你一不织布、二不耕地,请问你创造的财富从何而来?”

斯密回答道:“陛下,财富来自交易。”

斯密认为,由于人天生就有交换的“良能”,一个国家的繁荣,只需要有和平的环境、说得过去的司法以及比较公允的税收就够了。

斯密说:“陛下,请您不要干预国家经济,回家歇着去吧!国家做什么呢?就做一个守夜人就够了,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就去敲钟,入夜了看看有没有偷盗行为,这就是国家的任务。”亚当·斯密认为,只要国家不干预经济,经济自然就会发展起来。

弄清楚这个道理,将英国指向了一条后世几百年国力强盛之路。

假设纺织女工拥有很多布,农夫拥有很多粮,但这并不是国民财富的最大化。因为财富并不是简单的相加,只有纺织女工和农夫相见了,两人做了交易,纺织女工有了粮食吃,农夫也有了衣服穿,这才达到了最佳配置。

而铸币(现金)这种交易媒介的发明,大大降低了觅客成本,促进了市场繁荣。

亚当·斯密认为,自由交易的结果一定是双赢的。如果有一方不满意,这个交易就不会发生。哪怕是在市场一个微观的角落,交易的轻微增加都是积极的。这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专业化分工——只有每个人都做自己最擅长的,放弃自己不擅长的,效率才能极大提高,生产力才能被激发。

当时,吕底亚商人买卖的商品既有谷物、油、啤酒,也有陶瓷和化妆品,就连最早的妓院和赌场也是吕底亚人设立的。

经济繁荣的同时,吕底亚的军事也进入全盛时期,征服了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所有城市。

发明铸币的另一个偶然结果,就是方便了收税。据说,吕底亚末代国王克罗索斯之父的坟墓,大部分建筑经费来源于课税。以武力为后盾的信用货币

诚然,货币的发明是一种自发秩序。但货币的设计与发行,并不止自发秩序一条路径。很多成功的货币系统是以武力为后盾,强行建立起来的。

众所周知,美元是一种信用货币。

自1971年和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信用货币。这基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否则,美元也只不过是一种印刷精美的纸张。

很多人有一种错觉,那就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才有了如今的信用货币体系。其实,类似美元这种货币体系,历史上早已有之。

公元1000年左右,我国四川地区的一些商户开始印制发行一种名为“交子”的纸币,人类出现了第一张纸币。到了公元1023年,宋仁宗把这一纸币的发行权收归政府独有。宋朝之后的元朝,又进一步强化了纸币这种信用货币。

1295年,马可·波罗(Marco Polo)途经丝绸之路从中国返回时,在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众多传奇故事,其中之一便是“大汗的纸币”——忽必烈以严刑峻法强迫国民接受纸钞,放弃金属铸币。

忽必烈发行的这种纸币叫作“中统元宝交钞”,于元中统元年(1260年)发行,一直行用至元末。这种纸币已与现代的钞票别无二致。“中统元宝交钞”为树皮纸印造,正面上下方及背面上方均盖有红色官印防伪。

马可·波罗写道:“发行的所有纸钞好像都具有像纯金或纯银一样庄严的权威……所有人都乐意接受。纸钞在大可汗国境内通用,不管是谁都可以用纸钞进行货物的买卖交易,就好像纸钞和纯金的铸币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钞票发行之初,以白银为本位,以贯、文为单位,任何人持中统元宝交钞都可按银价到官库兑换成白银,中统元宝交钞每两贯可兑换白银一两。

元朝初年的纸币制度非常成功,元朝经济在当时极为繁荣。纸币的广泛使用大幅节省了交易费用,使财货得以充分流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当时,破损的纸币缴纳3%的费用就可以换成新币,这可视为一种负利率。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起,全国禁用银钱市货,“中统元宝交钞”成为国内唯一合法的流通货币。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一个创举。明朝的金融危机

中国人使用白银的历史悠久,但中国却算不上盛产白银的大国。

明朝开国之初,白银数量还不足以作为流通货币。所以,明朝初期选择以铜钱作为法定铸币。

然而,明朝在开国之初,铜的开采量也非常低。由于生铜短缺,铸币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个时候,明王朝推出一种名为“宝钞”的纸币。为了保证宝钞的顺利发行,官方禁止黄金、白银作为货币流通。而白银后来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则是朝廷被动接受的。

当明朝朝廷发现发行纸币是一个弥补财政赤字的捷径后,就变得一发不可收。仅朱元璋时期超发的货币,折算成白银就高达4.6亿两。到宣德末年,宝钞已形同废纸。对信用货币之信用的无限透支,为明朝灭亡埋下了伏笔。

白银最终能够成为主流的货币,是顶层设计与自发秩序币的相互博弈的结果。

一方面,宝钞滥发无度,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民间本能地选择白银作为价值存储的手段,来抵抗通货膨胀。民间贸易抛弃了纸币,用铜币进行小额交易,用白银进行大额交易。

另一方面,自15世纪郑和七下西洋以来,拉开了中国海洋探索时代的序幕,成功地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随着富含银矿的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欧洲殖民者劫掠了巨量的黄金与白银运回欧洲,但也仅仅在欧洲短暂停留,接着,便向东流往亚洲,特别是中国。

1600—1730年,从欧洲流向远东地区的黄金白银的数量,超过了从美洲输入的贵金属数量。中国就像一块海绵,不断吸纳着全世界的白银。据后世学者估算,当时世界上将近1/3产量的白银都流向了中国。根本原因在于在贸易顺差,中国出产的瓷器、茶叶、丝绸对欧洲具有魔幻般的吸引力。在此背景下,巨量的白银开始流入中国,满足了白银作为流通货币需求。

滥发纸币,使得明王朝原有法币在与白银的竞争中彻底失败。白银在民间的普遍被认可,使得白银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流通货币。这促使明王朝被迫考虑收编白银作为法币的可能性。

明中后期,官方开始取消禁止白银流通的法令,白银开始合法化。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计亩征银”,这标志着明清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形成。

这次“币改”,表面看是顺水推舟、波澜不兴,但其效果不亚于一场暴力革命后的财富洗牌。一方面,国家根本不知道民间到底有多少银子,金融系统开始紊乱。明末出现了“钱贱银贵”的乱象,粮食的价格以白银计下滑70%,以铜钱计价则上涨10倍。百姓挣的是铜钱,纳税却要用银两,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通缩。那些囤积白银的豪强大员却因此发了横财,贫富急剧分化,流民四起。

另一方面,相较于境外流入的白银,国库的白银少得可怜。尽管当时全世界1/3产量的白银都流向了中国,朝廷支出却捉襟见肘。“币改”后形成了民(豪强)富国弱的局面。等到崇祯时期,国库已经没有军费来供养庞大的军队了。在裁撤的队伍中,有一个驿卒,名叫李自成。自发秩序与顶层设计

我国古代的“帝王师”管仲曾说过大意如此的话:货币的发行权必须由国家垄断,谁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权,谁就是事实上的君主。然而,绝对控制权终究是一种理想。

竞争货币理论

哈耶克是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发展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一些学者称之为“完全不干预主义”。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把这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理念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

哈耶克的经济学观点是其他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哈耶克长期活跃于反凯恩斯主义、反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风口浪尖。哈耶克的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但哈耶克的观点如此惊世骇俗,以至于没有哪个政府敢采用他的观点。尽管哈耶克盛名在外,却依然穷困。

1974年,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次获奖,让哈耶克的思想成为显学。如果说经济学是现代帝王术,那么哈耶克就是现代帝王师。哈耶克不但被里根总统奉为“国师”,更被撒切尔夫人公然奉为她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

从此,困扰哈耶克多年的抑郁症一扫而光,很多奇思妙想纷纷涌现。

1976年,哈耶克的更为激进的一本书《货币的非国家化——对多元货币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问世。

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圣经”《国富论》一书中,有一段话曾被广泛引用: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

哈耶克将此归纳为:自利比慈善更易产生好的结果。

哈耶克进一步推论,既然在一般商品、服务市场上自由竞争最有效率,那为什么不能在货币领域引入自由竞争?

哈耶克在书中说,300年前,没有人敢相信政府会放弃对宗教的垄断。同样的,将国家对货币的垄断当成不可置疑的信条,这只是一种迷信。

哈耶克认为,通货膨胀是万恶之源。不仅恶性膨胀会带来危害和痛苦,即使是温和的通货膨胀,最终也会造成周期性的萧条与失业。

哈耶克提出一个建议:废除中央银行制度,允许私人发行货币,并自由竞争。这个竞争过程中将会发现最好的货币。

哈耶克认为,要彻底解决通货膨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让货币的发行“去国家化”:不同的货币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出于人性的自利考量,最终币值最稳定的货币将会胜出。

那么,就不会再有一般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也消除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收支贸易平衡也不再成为问题。

哈耶克在书中还讨论了银行自由发行货币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由于缺乏技术条件,实际运行的情况将很难如他所言,会形成“自发秩序”。

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一经提出,就首先受到了来自新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质疑。其中就包括来自他的学生——“现代货币主义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批判。

哈耶克既是主张经济自由的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奥地利学派的骨干。现在“币圈”人士言必称哈耶克,这其实是表错了情。关于货币问题,作为“现代货币主义经济学大师”的弗里德曼更有发言权。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76年恰好也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风头正劲。他批评哈耶克说:“不管是经验还是历史都证明,民间货币不可能取代政府货币。”

对此,哈耶克回应说,只要有自由选择权,民众就会选择更优质的货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停贬值的英镑被其他货币取代,欧洲大陆的民众比起本国货币更爱美元。显然,哈耶克的这个反击凌乱乏力,因为他所举例子全是官方法币,没有一种是民间货币。显然,哈耶克不了解我国的货币史,如果能举出明朝白银上位的例子,这个回应将会更加有力。失败的“竞争货币”实践

假如哈耶克穿越到我国的西汉王朝,成为那个时代的国师,一定有机会实践自己的竞争货币理论。

为解决流通货币不足的问题,汉文帝和他的“经济学顾问”就实施过货币的“去国家化”计划。

汉文帝五年(前152年),“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也就是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参与铸造货币。此举确实解决了流通中货币不足的问题,但也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竞争。这一政策给金融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各郡县使用的铸钱轻重不同,流通起来需要相互换算,非常烦琐,平白增加了交易成本。

这一政策也使得私人铸币者大发横财。如《史记》所述:“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货币的非国家化”是否正确姑且不说,其过程必然会经历一定程度的混乱。而那些参与竞争的“发币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在铸钱时混入铅、铁等贱金属。西汉贾谊就记载了当时“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事实。

直到公元前113年,在大臣建议下,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才正式收回了铸币权。当时,汉武帝不得不通过铁腕手段,将一些豪强的钱财收归国有,这才有了西汉的长期稳定。

美国历史上也曾经历过一个“自由银行时代”。自从1836年杰克逊总统否决了延续美国第二中央银行的提案之后,联邦政府就从银行监管中退出,开设银行只需要在州政府备案即可。于是,各州之间争相降低开设银行的门槛,各种私人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且,美国当时没有统一的货币,各个银行都可以发行自己的钞票,因而出现了各种私人发行的“竞争货币”并存的局面。由于这种银行随时可能会倒闭,其发行的钞票的信誉度也受到广泛怀疑,金融体系一片混乱,因而这段历史也被戏称为“野猫银行”时代。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正是这种乱局的一个产物。

金银的去货币化

贝壳作为货币的历史非常悠久。

大约4000年前,整个非洲、南亚、东亚和大洋洲都是用贝壳来交易。一直到20世纪初,英属乌干达还可以用贝壳来缴税。

甲骨文中的“朋”字,形为两串贝壳,仿佛两位达成共识的人在用贝壳做交易。汉字中有不少与财产有关的字,都是以“贝”为偏旁构成,如账、债等。

古希腊的第一批铸币,就是用黄金模仿贝壳形状铸成的。

可以说,黄金是贝壳的“2.0版本”。

几乎与吕底亚王国同时,我国发展出另一种略有不同的铸币,用的是铜币和没有印记的金银元宝。这两种铸币制度的共通性在于都是以黄金和白银为基础。

早期,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在都使用金银复本位制,黄金和白银的兑换比例是固定的,但这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货币制度。因为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并不总是恒定的,所以就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随着西班牙人洗劫了南美洲2500吨黄金,然后坐吃山空,后来被英国人通过贸易洗劫了一大部分,而英国用这些黄金确立了金本位制度。其他各国一看英国这么强大,纷纷效仿。特别是德国,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卖出白银、买入黄金;而法国采取的政策是限制银币的每日流通量,进一步打压银价,造成银价大跌,世界各国跟风抛售白银。1870年前后,除我国外,金本位开始在世界许多国家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于是一个新的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在新的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则盯住美元。只有各国的中央银行才可以将自己持有的美元兑换为黄金,私人持有的美元不能够兑换黄金。这个机制几乎使美国成为世界银行。

这样,美元以黄金作后盾,开始顺利地在全球流通。但随着美元由“美元荒”转变为“美元过剩”,外国商人在同美国做生意时,渐渐愿意接受黄金而不愿意接受美元。这时,法国政府带头向美国要求以美元兑换黄金,然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跟进,最终迫使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以官价兑换黄金,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1976年,牙买加会议召开,正式取消黄金官价,世界各国开始实施黄金的非货币化。至此,黄金如同一个被废黜的储君,而美元这种信用货币终于在形式上一统天下。

尽管如此,黄金始终是各国法币系统一个事实上的竞争者。金银天生就具备充当货币的属性,具有体积小、价值大、便于携带、久藏不坏、质地均匀、容易分割等优点;同时,其储量有限,开采有难度。这就是为什么卡尔·马克思曾说“货币天然是金银”。可以说,美元这种“硬通货”的竞争货币一直都存在。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除非来一次恶性通货膨胀,否则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会放弃铸币权。现在的数字货币技术尚不成熟,就算技术有了跨越式飞跃,产生了一种理论上势不可挡的加密货币,全球主要央行依然有办法应对,最后像废黜黄金一样废黜这种加密货币。第2章 数字法币——区块链的第一个“杀手级应用”

传统商业银行是要在21世纪灭绝的恐龙。——比尔·盖茨(Bill Gates)

央行数字货币(CBDC)将是执行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周期的更有效工具。——希拉·贝尔 [ Sheila Bair,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前主席]

北宋的交子,最初只是民间发行的“私交”,也就是商户之间小范围流通的一种私人货币。

这种“点纸成金”的魔法,激发了大批骗子的贪欲,纷纷发行“空气币” “传销币”,很多人因此被骗而倾家荡产。于是官方出面整顿,对交子的发行必进行监管,至此,“交子”的发行必须先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北宋政府正式发行法定纸币——“官交子”。“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防伪技术都是仿照民间“私交”。

虚拟货币绝非横空出世的创新,历史上存在过金属货币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也存在过抽象的虚拟计量单位的时期。

这两类不同记账技术,在历史上交替往返。根据史实,是信用货币率先出现的,而今天我们所采用的信用货币系统,与其说是一种创新,毋宁说是一种复古。私人货币《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元朝纸币的翔实记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欧洲的一些钱庄也试水发行纸钞,并进一步发明了“汇票”。

在彼时欧洲的商品交易会上,人们不便携带大量现金。汇票在贸易中能够减少人们对铸币的需求。商品交易会的集中运作,吸引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金融交易。

这个时候,货币的概念已经彻底虚拟化。在有些情况下,100万里弗尔的易手,实际上并没有支付1个便士。

欧洲传统的公共货币,是政府发行的印刻有君主图案的金属铸币。现在,以信用工具的形式体现的私人货币,开始一同参与到商品流通循环中,充当交易的支付形式。

这种货币的发明,促成了美第奇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等财阀的崛起。

在好莱坞电影中,一些美国人不是直接支付纸币,而是通过签发支票作为交易的主要方式的时候,那其实是一种私人货币。私人货币通常采用某一记账单位来表示,如美元或者欧元,以便于确定交易的规模、双方结算时使用的地方货币的数量。

记账单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当支票转移时,人们看不到真实的美元,或者说,用秤称一下它的重量。私人货币所有者所关心的是,政府是否限制公共货币的供给,从而完全保持记账单位的稳定,避开通货膨胀带来的冲击。

但正如哈耶克所说的,政府几乎“无法克制滥发货币的冲动”,正是这种冲动,才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数字货币的萌芽

早在1996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Greenspan)就在演说中提到,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私人货币。“我们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某种电子支付形式,如预存价值卡或数字现金,并建立起专门的支付机构,这些机构财力雄厚、公信力很高。”

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复活金本位。

在此背景下,有一个化名中本聪的人(或组织),以经济学思维,整合了一些既有的技术,推出了比特币方案。比特币所运用的这些技术和经济学思维,就被称为区块链(BlockChain)。中本聪旨在开发一种加密型数字货币,一开始就约定了发行总数,并且开采难度越来越高。这显然试图对黄金进行复刻。

但比特币并不是格林斯潘所期望的电子货币,在很多国家也不被承认为货币。

格林斯潘认为,比特币当下的价格到底是否是昙花一现,要看会有多少比特币出现,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格林斯潘说:“人们总是会购买各种其实毫无价值的东西。人们总是喜欢去赌场,尽管明知赢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他们也控制不住自己。”但格林斯潘也承认,尽管事实上比特币归根结底是一文不值的,但现在“确实在创造真实的商品和服务”。“币圈”人士总爱抬出哈耶克来提振信心,然而,这实在是表错了情。哈耶克即使活到今天,也不会承认比特币就是他理想中的竞争货币。因为比特币的稀缺性,导致其交易价格节节攀升;而被投机客所青睐的高波动性,又恰恰阻碍它成为一种真正的货币。

哈耶克理想中的货币,是“稳定压倒一切”的。这是因为,当货币贬值,对债权人是一种损害;当货币增值,对债务人又是一种损害。哈耶克所鼓吹的竞争货币的核心价值在于“保持币值的稳定”。在比特币结束价格的波动之前,它不可能是哈耶克理想中的货币,除非法币的波动性比它还要剧烈。

迄今为止,比特币的价格一直在波动(见图2-1),按照哈耶克的标准,其作为货币的价值远不如黄金。图2-1 比特币一年内的价格波动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教授认为,比特币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想法,也是一个有趣的实验,但它只是一时风尚。希勒指出,比特币现在的使用率并不高,是一种支付属性很差的货币,更像是作为一种虚拟资产而存在。希勒教授指出,我们不应过分强调比特币,而应该将注意力扩大到区块链技术,以及其他应用程序。为什么要推出数字法币

随着技术的发展,法币已经从纸质的记账货币进化到电子化的记账货币。

比如,我们日常使用的工资卡、信用卡就是一种电子货币。电子货币是法币的电子形式,它实现了货币彻底的去实体化。

我们领薪水并不需要现金,而只是在工资卡的账户上做数字的加法;我们去超市采购粮油、去银行买天然气等,则只需要刷卡做减法。这一过程都是由商业银行这家中介机构在记账。

然而,纸币和银行卡的时代终将逝去,法定数字货币将成为新的主流。

比特币之类加密货币并不是法定货币,但是,它们的技术对金融体系的渗透力极强,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应用奠定了技术基础。

没有哪个国家会真正放弃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只是分弱监管和强监管罢了。可以想象,如果货币不是由中央银行发行,而是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网络的一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存在,那是无论哪国政府都不愿看到的景象。

所以,区块链技术的最大客户,其实是各国的中央银行。为了维护既有货币体系的稳定性,货币当局会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设计理念来研究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以抵御来自私人加密货币的竞争。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前主席希拉·贝尔女士是一位比特币的同情者,但同时,她也呼吁美联储务必将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CBDC)提上日程。她认为,如果不能在这项技术上领先,不仅普通商业银行业会受到干扰,美联储自身也可能面临风险。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多大型科技公司、科研机构已经枕戈待旦,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发。

然而,目前的区块链技术仍旧像一堆旧零件拼凑而成的勉强运行的机器,尚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美联储的美元法定数字货币、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法定数字货币、欧洲中央银行的欧元法定数字货币,将成为数字法币竞赛的主角。

我国政府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区块链联盟——中国账本(China Ledger)。我国央行很可能会与中国账本等机构合作,进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开发。

关于我国央行是否会考虑将区块链技术用于央行数字货币的问题,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可分为基于账户的(Account-based)和基于钱包的(Wallet-based)两种,也可分层并用而设法共存。区块链技术是一项可选的技术,其特点是分布式簿记,不基于账户,而且无法篡改。如果数字货币重点强调保护个人隐私,可选用区块链技术。中国人民银行部署了重要力量研究探讨区块链应用技术,但是到目前为止,区块链占用的资源还是太多,不管是计算资源还是存储资源,都不能满足现在的交易规模。未来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还要看。”

也就是说,我国央行推出的数字法币,会把区块链技术作为一个备选方案。但目前的区块链技术并不成熟,实在不行,很可能会采取一个折中方案,而不是纯粹的区块链技术。

全球各大经济体正在探索使用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能性,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寻求保护公民隐私权、财产权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平衡点。

可以预见的是,法定数字货币最初只是对流通中现金的部分替代,具有无限法偿性,具有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等特点。

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近70项基于区块链的专利。随着央行旗下的数字货币研究所正式挂牌,这意味着我国做好了实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准备。

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正在研究如何发挥数字货币的正能量,让它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智能货币——区块链经济1.0

一般加密货币,如比特币,都算不上是智能货币,甚至在结束价格波动之前,它们连货币的基本任务都难以承担。

当然,在一些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在灰色交易地带,加密货币会长期占有一席之地。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比特币之类数字货币的未来命运,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数字法币将会后来者居上。

历史上,北宋的“官交子”很快超越了“私交”,“私交”慢慢衰落,只有最初的防伪技术与形制还保留下来。

数字法币是法偿性货币,所以它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

目前,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应用还是太复杂,一万个人里面未必有一个人懂得怎样开一个数字货币账户。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它的商品属性。以比特币为例,它的设计采用的是“通缩模型”,规定了到2140年最多能够挖出2100万个比特币。这会导致它价格上升的预期,拥有它的人更倾向于把它“囤”起来。市场情绪又推动了它的价格震荡。就算是那些采用“通胀模型”,也就是发行量上不封顶的加密货币,价格一样剧烈震荡。

以法币定价的加密货币想要“废法币而自立”,就像一个人想要拎自己头发脱离地表一样。

加密货币如果不解决价格剧烈波动的问题,只会使得它们的货币属性越来越弱。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管理货币供应。汇丰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各国央行可以利用区块链的可编程技术,追踪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的流动,精准地执行货币政策。

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字货币计划组织里,有一个国际项目正在进行当中,它的目标是开发出各国央行或政府可能会采用的法定数字货币的原型。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名为K320的实验性数字货币。K320的发行量并没有严格地固定下来。它的设计目标是通过降低稀缺性这个因素来减少人们囤积这种加密货币的行为。

社会需要人们将货币花费出去,而不是存储起来;而人们总是倾向于储蓄避险。为了避免这个结果,K320的发行机制是有着持续的温和通胀率的。这意味着这种货币的发行速度在前8年间会达到高峰,然后就会以每年3.2%的通胀率持续发行。这个数字是根据高于大多数央行对其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目标而定的(高出2个百分点)。K320数字货币团队正试图在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之间找到平衡点。

数字法币,从价值支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信用问题。从实现的方式来说,则是一个技术加密问题。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如此点评数字法币:“在价值上是信用货币,技术上看应该是加密货币,实现上看是算法货币,应用场景上则是智能货币。”

数字法币堪称一种智能货币,智能合约技术成熟后,不仅金融交易完全自动化,可节省大量的中后台行政人员,而且能使可编程经济时代真正实现。

此外,数字法币还具有可追踪、回溯的特点。对遵纪守法的大多数人而言,这种优势是其他虚拟货币不可比拟的。

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具有“匿名性”,就算你的加密货币被黑客洗劫一空,也无法追回。事实上,一些人所鼓吹的比特币匿名性还不如现钞。而数字法币是一种智能化货币,具有可追踪性,比如被犯罪分子骗走的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收回来。对于打击贪腐、洗钱等犯罪活动,数字法币也具有独到的优势。网络效应决定了数字法币更强大

货币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别人认为它有用。

货币类似社交网络,有越多的人使用,它就越有价值。这就是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定律”——网络价值与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网络使用者越多,价值就越大。

换句话说,某种网络,如电话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例如,在电信系统中,当人们都不使用电话时, 安装电话是没有价值的;而电话越普及, 安装电话的价值就越高。在互联网、传媒、航空运输、金融等行业普遍存在这种效应。这种效应又叫网络效应,也称网络外部性,是指产品价值随购买这种产品及其兼容产品的消费者的数量增加而增加。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曾经发表过一个加密货币技术排行榜,比特币连前十都没有入围。但比特币的规模仍然占据了加密货币市场的绝大部分,这就是网络效应的威力。

就网络效应而言,数字法币由于具有法偿性,将来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用钱投票”的系统,这种投票会带来“强者恒强”的网络效应。

经济学中有一个“公地悲剧”的说法。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而网络效应则是一种典型的“公地喜剧”。

网络效应产生了“公地喜剧”,意思是网络的用户数量越多,该网络就越值钱。数学家认为,网络价值的总和会随着网络用户数以平方的速度增长。随着用户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其网络价值将呈现爆炸式增长。

在具有网络效应的产业中,“先下手为强”(First-Mover Advantage)和“赢家通吃”(Winner-Takes-All)是市场竞争的重要特征。

联邦快递公司的快递网络就是一个典型:经过若干年的惨淡经营,利润缓慢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爬升到一个看不见的临界值之后,便开始了一飞冲天的疯狂增长。

腾讯QQ也是一个经历了漫长煎熬后一夜爆发的神话。在熬过了艰难积累用户的几年之后,QQ的用户数量悄悄越过了无回报点,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成功传奇。数字法币的推出只是一个时机问题

银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业,但中央银行是一个相对现代的概念,美联储从诞生到现在也不过100来年。

就算没有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仅电子支付就已经威胁到央行的主导地位。

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街头的ATM机正在减少。无现金支付的时代正在来临,纸钞逐渐退出交易已是大势所趋。甚至银行卡的作用也在弱化,人们甚至可以不经过银行卡就进行交易,只在微信支付、支付宝之类的民间第三方支付平台之间就可以转移价值。长此以往,中央银行将与货币的使用者逐渐脱离直接联系,用户使用的不再是中央银行直接发行的货币,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更难被传导至市场。

因此,发行数字货币并不是仅仅畅想而已,而是一种形势所迫。

货币政策需要数字法币

如果说以上原因只是被动防守的话,中央银行发行数字法币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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