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4南渡北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高天流云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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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4南渡北望试读：

宋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皇帝驾崩，他的弟弟、神宗第十一子赵佶登基。

宋朝发展到这时，赵佶是八世祖了，皇子们每天声色犬马、烟花柳巷。限于宋朝祖规，皇室男丁的“职业”只能是吃喝玩乐。然而，他却不同，同样是玩，却玩出了品位。

赵佶喜欢的是笔研、丹青、琴瑟、图史、射御。

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赵佶除了射箭、驾车两项之外，几乎无所不精。他的住处摆满了珍品图书，每天高人雅士不断，谈经论玄，调弦鼓瑟，兴至时挥毫泼墨，无论是作画还是写字，都在弱冠之年达到了极高境界。

赵佶身材修长，面目俊秀，谈吐风雅，行如春风。宗室里的知名雅士赵令穰、驸马都尉王诜，能和文坛泰斗苏东坡拉上关系的人，为他在外界宣传；皇宫内部向太后、朱太妃两派系都对他很喜爱，他几乎是唯一一个左右逢源、无往不利的人。

做到这一步，哲宗不死，他繁华一生，高出同侪；哲宗死了，众多皇子中他鹤立鸡群，哪怕是外界公选，都跑不了他的皇位。

赵佶登基，首先赦免苏轼、范纯仁，让他们从贬谪地北返。

这两个人是特殊的存在，他们活着时，就已经是宋朝人心里超越政党之上的传奇人物。苏轼的文章，在当时独执天下之牛耳，是无可争议的文坛泰斗。中国人是敬重学者的，管他是新党还是旧党，凡他所到之处，人们都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他。范纯仁要更胜一筹，作为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儿子，他没有父亲的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

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说教。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在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中，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自己的可贵。

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吧！

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件事的主谋。

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早就贬过了长江，而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

和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

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朝廷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

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

这点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

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人终生永不录用。

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简直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確，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確死在了南方，也是因为他个人身体有恙，朝廷从来就没有说过这种狠话。

现在矛盾升级了，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谈不上，又怎样工作，最后置国家于何地呢？

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章惇的用意很明显，他要的是一劳永逸。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的，以后自然就不会再有矛盾了！

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

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但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確，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

他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

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

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终将范纯仁贬到随州，全家一起去，即日启程。随州，在现在湖北随州市，他终于来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了。

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陈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

某天，范家坐船来到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突然间风浪大作，眼看船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了岸。范纯仁背着妻子，一步步走了上去。

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分量，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

范纯仁一笑：“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

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然而，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有必要替敌人解释吧？

哟，这样想就错了，没有理解范纯仁的心理。

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目的，退一万步说，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不是公务员吗，就有豁免权吗？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这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

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

如此而已。

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但仍然高洁清华。

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是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原本是永远不应当出现在他的身边。

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民间，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

在这种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和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儿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因为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

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有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

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不提，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

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让和尚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

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孩子们来告状时，范纯仁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

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路途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

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月的初一、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

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会因为政治上的遭遇而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

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

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州市，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

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

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

心里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无法做任何事情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专门治眼疾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

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

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不幸的是在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初二，于睡梦中去世。

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

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

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

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谁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

这样的人，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

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儿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吗？

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谪，创造了两个纪录：

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

一路从定州被贬到英州，从英州被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

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这苏轼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他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

令苏轼到昌化军去报到。

昌化，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的犄角旮旯，最偏僻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收服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

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抱不平。太欺负人了，苏轼只是一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

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

换谁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闲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

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

他在静静地度过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

苏轼可不像他那样，他来者不拒，凡是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也能很主动，找人聊天。

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

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相当高。

结果就是，他越是被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

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

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南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被贬到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很多，是唐朝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

李德裕死在了那里，他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无法忍受政敌的欺侮。

这样的事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背负了一种责任。

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

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属于传统的官场。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百姓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

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

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被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

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

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

想回归自然……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

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的全部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

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他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别说回京升官了，他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

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

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要向高层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以保证各种“关怀”及时降临到苏轼身上。

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和尚朋友，靠着佛教弟子间庞大的关系网，他走到哪儿都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不料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

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儿。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

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很多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到天伦之乐，突然又被打入地狱。

历史上基本无人能从海南岛流放后还活着回来！

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玩的游戏，如果能在这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完美了。

而在中国，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每年是要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

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

这三年是苏轼人生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存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仅仅是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

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靠惠州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旦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已年过花甲，严重的水土不服和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形销骨立，瘦得脱了形。

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更没饭吃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

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

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

在酷吏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的是战士，但仍然是落在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一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

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前所未见的高清传说。

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被贬儋州之后，吴子野、73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和杨济甫渡海来访，陪他度过了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

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为著名。

海南岛太偏僻了，识字的人很少，怎么能奢谈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140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不世出的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

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一首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

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

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

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

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真实存在，那就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

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一个精神胜利法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

何来伟大呢？

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

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64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

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

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

苏轼在宋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

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因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

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

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但没有一人可以超越他。

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

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

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有潦倒灰暗之气。

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中都有一株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株，不为世事羁绊。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宁静地绽放。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第二章北宋终结者

回到官场，首相韩忠彦，次相曾布。次相要升级，但不能自己出面，因为宋朝官场有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

曾布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去搞倒韩忠彦。这个人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

第二，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的人他指挥不了；

第三，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

第四，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

第五，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来事，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以免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

综观宋朝官场，只有一个人合适。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之狱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了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与首席文豪苏轼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

这个人就是蔡京。

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蔡京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当时近二十年中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

这个人的身上，不再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惇也翻身落马……

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深深地刺激了他，阳光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阴沉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这个人渐渐地变得加倍小心、谨慎、精致、风雅、和畅。

他像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花纹美得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什么，他是毒蛇人们还喜欢？呵呵，试问谁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就提防呢，夏娃也是在吃亏后才知道真相的！

蔡京在杭州展开了自救，被贬谪半年后，一个宫里的大太监来到杭州城，给新皇帝挑名人字画。说到翎毛丹青，举当时宋朝全国，连苏轼在内，蔡京也足以排进三甲之内，以蔡京之能，无论是亲自操刀，还是帮着搜寻挑选，该太监都会搞到精品中的精品，满载而归。

大太监满载而归，回京之后才知道他带回来蔡京的作品有多正确。赵佶作为古往今来所有帝王中文艺天赋数一数二的大天才，早就在珍藏蔡京的作品了。

有记载，蔡京做京官时，有两个管事级的杂役对他非常恭敬，在最热的三伏天里，亲自为他挥扇。蔡京很满意，一时高兴，在两人的扇子上各提了一首杜甫的诗。小事一桩，过后就忘了，可是隔了几天，突然间这两个杂役衣帽崭新、喜气洋洋，听人说各自的家里都重新装修了。

一问才知道，当时的端亲王赵佶以两万贯把扇子收购了。

这样一来，本来是给蔡京通关节的事，突然间对这个大太监也有了好处。活儿干得漂亮，很有办事能力，可以重点培养。

从这时起，这个太监走上了宋朝的官场台面，成了赵佶的心腹人，在不久的将来，一次一次地决定了宋朝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给宋朝造成的影响，比蔡京更大。

他叫童贯。

童贯是一个有来历的太监，在庞大的太监群落里，从出身上就高人一等。

太监最风光的时代是唐朝和明朝，唐朝时太监随便决定皇帝的生死废立，明朝时的厂卫像开屠宰作坊似的成批杀大臣，这都空前绝后，可是在一项对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上，他们比宋朝的同行差远了。

宋朝的太监是历朝太监里的战斗机，他们是武装太监！

北宋一代，宦官在军中的地位、贡献堪称卓绝。远的不说，宋神宗时期的一系列西征战事里，大太监李宪威风八面，最辉煌时率军冲上天都山，把西夏自李元昊时修筑的皇宫烧得片瓦不存。这是何等的战功，放在任何一位名将的身上，也是重要的军功章。

童贯的师父就是李宪。有这位显赫的师父，加上这时赵佶的赏识，可以说一条光明大路已经铺在了他的脚下。

战旗在向他招手，军功在向他招手。

童贯高兴、兴奋之余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他可不像李宪，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军中宦官。他要的东西堪称世上最终极的目标。

出将入相。

他可不想一辈子都泡在死人堆里，抱着冰冷的刀把子混到老。他要在军中有地位，在朝里有实力，进可海阔天空，退能平安富贵。要达到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政治班底。

他和蔡京结成了同党。

有一天，有个叫邓洵武的官员对赵佶说——陛下是先帝之子，首相韩忠彦是已故宰执韩琦之子。先帝当年改革实行新法，韩琦反对，现在您执政，韩忠彦继续反对新法，以此看来，韩忠彦能继承父志，而陛下您却不能。

赵佶神色大变，这是侮辱！为人子者继父业，这是起码的职责，是延续血脉的骄傲，是对父亲的认同。如果不能，不是承认父辈有错，就是自己无能。

邓洵武接着问：“陛下想绍述父兄之志吗？”

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纸卷轴，交给了赵佶。这张卷轴上没有画，它是一张列表，形式和《史记》的年表相似，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一类分出左右两栏。

左边的是新党，右边的是旧党。

在旧党的一边，人名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上至宰执公卿，下至侍从舍人，满朝文武齐备，有100多人；另一边的新党很可怜，在宰执一栏里，只有一个人，叫温益。

这就是当时的现状，新党全被贬光了，只剩下一个温益。温益是谁，谁知道啊？至于那位曾布曾大相公，他是新党吗？他是宋朝当时近20年以来最无耻的骑墙派，两面倒。

这份席卷整个朝廷，给满朝文武划成分的纸轴，非常准确地体现了赵佶此时的心情。悲凉啊，想变法谁来帮？没有羽翼的皇帝，连一只鸡都不如。

爱莫能助……是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爱莫助之图》，就是它点燃了北宋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党派之争。

从那以后，没有党派了，所有的理念、理想、坚持都会变得荒诞，越坚贞的人看了，越会感到可笑。

回到这张卷轴，如果只是展示了绝望，那一定不是邓洵武的目的。赵佶很快发现个秘密，他看到在左边新党的名下，除了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块被遮住了的地方。

下面好像有东西，是什么？

这时邓洵武走上来，把遮住的东西拿开，露出了下面的两个字。陛下，如果您想继承父兄之志，振兴宋朝的话，只有这个人能帮你，非他不可。

蔡京。

蔡京从此进入赵佶眼中，不久后他与曾布联手搞倒韩忠彦，紧接着就把曾布也贬到了江南。蔡京升任首相时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

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

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

赵佶点头。

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问题，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事情，都由它负责。

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

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

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儿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

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20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

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

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大，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其也有局限性，即百分百的精确性。

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

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

一切从这件事开始。

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

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41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534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被定性，再没法翻身。

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奠定什么。

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

又一张名单出炉，里面宰执官22个人，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35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48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8人、武官4人。

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元祐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其余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

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

碑上的名人们，只要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

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被销毁。

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

其余的像宋朝史学派，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记事》、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被毁掉。

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

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了。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

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

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了。《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

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大，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

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

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而没有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监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

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

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时，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

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

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吧。

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据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

还剩下一批人，差点儿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至宋哲宗去世为止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

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

这类人被整理出27个，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

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

这怎么成呢，现在虽说成百名的元老被贬了出去，但保不准有大胆之徒，再组成元老会，怎么办？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京的官员，不许扎堆生活，个个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

……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任何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

……这还让人活吗？

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这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

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反躬自问：制造出蔡京的，难道不是他们自己吗？

现在要弄清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是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

问题一，党争有20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的人、所有的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说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

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

好，按照这个思路推衍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

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上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宋朝的大臣们被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了。

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冒着不当官儿的风险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

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

世界才能安静。

蔡京不是皇帝，无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

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

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是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料也。

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来，其中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

无一例外，全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机的人，是一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

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做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

都是你们逼的！

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儿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

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蔡京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友好，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张商英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具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

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

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

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三章国之少年

宋崇宁三年（1104年）春天的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轻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

陛下，您怎么了？

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要大宴群臣了，朕想用这些玉器，可是怕人说三道四，说太豪奢。

蔡京笑了，用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最大的经典来回答。他一共说了八个字，让赵佶如梦初醒。《易经》云：“丰、亨、豫、大。”《周礼》云：“唯王不会。”

会，发“快”音。意思是说，皇帝的花费根本不用计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达到“丰、亨、豫、大”等富贵繁华的效果才算好。

赵佶悟了，他明白皇帝要怎么当了，要无所顾忌地享受！

从这时起，赵佶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以天下养一人，糜全国乐一夫，怎一个乐字了得。回首前尘，这似乎可以命名为几只玉碗引发的悲剧，悲剧之大，要以整个神州的沦丧为代价！

以上只是崇宁三年春天发生的事里的一件，另一件在当时很不起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宋崇宁二年（1103年）三月二十四，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一家农舍里传出了孩子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传说这孩子的哭声响起时，一只硕大的鸟从天而降，巨大的羽翼遮天蔽日，在农舍上空盘旋飞舞。

那是鹰，那是雕，还是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

那家农夫，姓岳。

帝国崩溃、延续的种子都在这时种下。引发崩溃的一方是赵佶、蔡京、童贯等人，延续的种子以这位刚刚出生的岳姓孩子为分界，也已经存在这世上了。

从这时起，我们要随时留意他们的成长，以最近的距离观察挽救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怎样的。他们怎样出生，怎样长大，怎样壮盛，怎样凋零……或者怎样堕落。

岳姓孩子是其中年岁最小的，他刚刚降生，其他的人早已长大。年纪最大的一个姓张，他出生在1086年，这时17岁。凤翔府成纪（今甘肃天水）人。这是一个名将之乡，名将之乡有时也等同于贫困之乡。天水地理偏僻，物产贫瘠，张姓少年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的成长之路可想而知。

必将艰难困苦。

一般来说这是好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只要熬过这一关，心灵的坚韧程度，操守的坚贞程度，都将牢不可破。可是熬不过去呢，或者说，在熬的过程中让他的心灵受损呢？

那就不好说了。

在1103年的春夏之交，酷烈的西北阳光下，张姓少年默默地低着头，走向了自己的命运。他走进了军营，当了一名弓箭手。

没人留意他的名字，偌大的军营，他只是其中一根矮得不能再矮的野草。他的前途？如果一切正常，一切平常，永远都是个兵蛋子。

他叫张俊，字伯英。

第二大的孩子姓韩，张俊是因为卑微而无人留意，这位韩姓少年却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没人敢不认识他。他生于1089年，老家在西北的延安（今陕西延安），也是个平民子弟，这时只有14岁，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了。

因为他实在是个浑蛋。

韩姓少年每天快活无比，没家没业，父母双亡，一人吃饱，天地开阔。当然，在他吃饱的过程里，延安当地的老百姓们实在是郁闷透了。

韩少年天生神力，据传说10岁出头，就成了延安当地成年汉子们的噩梦了。10岁的孩子，能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知道那可是民风强悍的大西北，民间的爷们儿比军队里的大兵都不差。

如果单单是暴力还好说，韩姓少年貌似粗鲁，其实精明得让人头晕，这就让人没法活了。不说想骗他，就连拿他开心都很凶险。在他14岁左右，发生了一件事，让当地人传为笑柄，又都深深地忌惮，面对他时更加小心。

那次的事本来应该名留青史，说话的、做事的，都是活神仙一样的存在，因为算得准啊。可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实在是太意外了，让当事人没脸留下姓名。

有人走近韩少年，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

三公，是司徒、司马、司空。自古以来朝中的顶级三大佬。这样祝福的话谁不爱听，况且以后韩少年真的名留青史，国之柱臣，一点儿都没乱讲。

可是韩少年突然暴怒，把那人当街撂倒，一顿暴打，搞得遍体鳞伤。

……敢当面骂我！俺是谁，边远山区一个街头混混，居然位列三公，我打到你阿公都不认识你！

这就是韩少年的风格，他拳头威猛，想搞谁都能让对方头破血流，就算以后面对的是超强民族的超强将领也一样，并且非常精明且冷静，什么阿谀、奉承、骗局、陷阱，基本上歪门邪道都瞒不过他，在以后的生命里，军界、政界两不误，既办了正事，还没倒霉。

1103年的春天里，韩少年仍然快乐地逍遥着，还要再过三年，他才会突然猛醒，厌倦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日子，跑到军营里当大兵。

他姓韩，名世忠，字良臣。

第三大的孩子姓刘，他也出生在1089年，从资料上没法比较他和韩姓少年谁大谁小，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他的人品问题，从古至今，从来没人把他排在韩少年之上。

刘少年是所有国之少年中唯一一个出身名将之家的将门之后，他父亲名叫刘延庆，官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保信军节度使。这意味着他从小到大都能接触到职业军人，以成为职业军人为目标接受训练。

这样的出身，系统的学习，他本应该是众少年中最神勇、最智慧、最职业的一位军人，对国家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才对。可奇妙的是，教育型的人才永远比不了自我觉醒的人。

因为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叫天才。

他叫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人。

上面三人加上岳姓孩子是30年之后神州板荡中原沦丧时汉民族最后的屏障，他们是最强的英雄，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足以压倒世间其他豪杰。

但是有一对亲兄弟除外。

这是两位姓吴的少年，他们远远地站在国家西南边疆的丘陵高地之间，护卫着蜀川大地。这是最致命的地段。

自古以来，中国各朝代如想统一天下，吞并江南，必须先把长江上游的蜀川征服。如秦朝，得蜀川之后国力大增，再顺流而下，长江沿途地段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三国时晋先破西蜀再灭东吴就是这个套路。

如果不这么做，就得在长江两岸列阵，强攻硬打，只要稍有闪失，就会像曹操一样把几十万人马扔在水里。

蜀川如此重要，吴姓少年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前面四位将军发挥的余地，更没有汉民族得到喘息重新立国的机会。

他们是闪耀在西南边疆的双子星座，一生战无不胜，是27年以后，全国精锐都在异族铁骑面前战栗丧失斗志时，与异族最先接战，战而胜之的人。

在1103年的春夏之交，吴姓少年中的哥哥10岁了，还在老家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生活，不久后移居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这里距离蜀川大地太远了，他登上最高的山峰也看不到那里。正如他看不到自己后来的命运。

他叫吴玠，字晋卿；弟弟叫吴璘，字唐卿。

综上所述六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北方人，除了岳姓孩子之外，其余的五个甚至全都是西北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都是帝国西北军团的战士。

荣耀的西北军、劳累的西北军、苦难的西北军。

奇妙的是，他们的领导却是一个蜀川人。

这个蜀川人的岁数很小，只比最小的岳姓孩子大6岁，生于1097年，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是大有来头的，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是他的祖先。

在1103年的春天时，他只有6岁，却已经是个孤儿。他和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终日沉默寡言，门外的春光、小朋友的打闹都离他很远，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专心读书。他要成名，走最正统的路，做最大的官。这是他的理想。不久之后，他会从蜀川出发，沿着当年苏轼走过的路，向京城进发。

他会成为国立大学的学生。

在那时，他自己都不知道，以荣耀的文官为目标，发奋努力的自己，会在后半生和大兵们搅在一起，争着抢着做最大的头领，经常打得头破血流。

他叫张浚，字德远。第四章疯狂的石头

1103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每个人都奔向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无比广阔的舞台上，主旋律仍然是赵佶。他的生活决定一切。

在这一年的春天里，赵佶兴奋、雀跃，他的愿望一步步地实现了，最初的一步最重要，是后面的根基，所以务必要做好。

盖新房。

先建景灵宫、元符殿，纪念宋真宗和他的哥哥宋哲宗。第二年，向远古圣帝大禹致敬。远古时大禹治水功在万世，创立夏朝时集神州之金铸造了九鼎，成为皇权的象征。可惜那是几千年前的事了，九鼎被抢来抢去烧来烧去早不知哪儿去了，历代的皇帝们对此都摇头，把它当传说一代代地往下传。

赵佶不这样，轮到他当皇帝，要做经典中的经典，达到无缺程度的完美。

他翻阅古籍，重铸九鼎，铸成之后在太一宫的南面新建九座宫殿来安放它们。这九座宫殿各有城垣，上有巡视的短墙，名叫埤堄。各埤堄颜色不一，与殿中之鼎相呼应，比喻神州各处大地。在九殿之外又筑一条长垣，墙里边总称为“九成宫”。

象征意义之外，还要有实际用处。赵佶的烦恼是，他生儿子也费劲。

活神仙降临，一位叫刘混康的道士在开封内外转了一圈，对赵佶说，只要把京城东北角的土地垫高，皇子就会成批地降生。

……会吗？

赵佶将信将疑，事情就是这么灵异，自从东北角的地势变高之后，后宫的嫔妃们突然间集体怀孕，真的生出来一连串的男孩儿！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谁都要低头。

为了表示对道士的感谢，也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变得更多，赵佶下令把已经垫高的京城东北角加倍地升高，让它变成一座山，再加长，变成一片山脉。

由现任皇帝为继任皇嗣所修，故命名为万岁山；由于它地处东北角，以先天八卦方位推算，是“艮”位，又名艮岳。

艮岳是宋朝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是集全国疆域之内土木、山水、禽鸟、走兽、珠玉、幻术为一体的大成作品，是以最高行政力量动员全国力量进行的当时最重大的一项全民运动。

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瑰宝。

它分三个步骤建成。

第一步，在宋政和七年（1117年），破土动工。开始是粗活，也就是堆土成山，由行政官员户部侍郎孟揆负责。工程现场设在上清宝箓宫之东，山形走势参照杭州凤凰山，达到了绵延10余里，山高90步的程度。

之后，权力上交，第二步由后宫的一位大太监负责。

这位太监的地位是超然的，他是赵佶时代的皇宫里独一无二的存在。

梁师成。

梁大太监声称自己是大文豪苏轼的私生子。这简直是嘲弄圣贤了，可整个宋朝谁也不敢说什么。他的权力太大了，大到蔡京得赔着笑脸去奉承，童贯都得自觉地当小辈做鹌鹑。他对苏家的人实在亲切。比如天下毁禁苏轼文章著作风头最劲时，没人敢说句公道话，梁师成却站了出来，公然跪在赵佶面前喊冤：“先臣何罪？”

苏轼之后，苏家的生活很艰难，他的儿子苏过在京城时，梁师成对宫廷内库的官员说，苏学士支钱在一万贯以下任其意，不必上报。

亲兄弟之间也做不到这点吧？

梁师成发迹始于文化。

他在皇宫外面自己的私人府宅里收藏了大量的名人书画，之后动用各层关系，请四方俊秀名士来品评观赏，他躲在暗处，听着看着，有哪位名士的见识高超，能引起他的共鸣，就成了他的猎物。这些人成了他的私密班底，提升他的文化，帮他研究赵佶的品位。

当周围别的太监舞枪弄棒开口阵图闭口行军，准备到西北打仗时，他关注的是书本。很快，梁师成达标了。

赵佶意识到这是让他跳出文山案海，全身心扑进艺术花园里尽情遨游的天赐良机。一个太监按照他的意思批奏章写回复，写得又快又好，只有好处没半点儿危害。

前面说过，蔡京用讲议司把国家的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全部运营都垄断了，那么原有的职能部门也随之瘫痪，各种条例制度又怎能独存呢？

梁师成一来有心，二来好运气，恰好撞中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裂缝，各大衙门连自身都难保了，连蔡京都不敢招惹，谁会突然神经发炎，抓着圣旨跑去问皇帝——陛下，这是您亲手写的吗？——是嫌命长了吧？

梁大太监手里握着御笔，随时颁布国家最高指令，有这一条在手，他简直是宙斯手里有了闪电，指哪儿劈哪儿，所向无敌。他劈得最多的，是人事任免。

谁升官、谁罢免，正是原来两制官的权限，是御笔出现最频繁的事项，而这也恰恰是官员们的命根子。谁不想升官呢，谁想谁就得去求梁大太监。

梁师成手里牢牢地抓住了全体官员的命根子……嗯，我承认，这的确是有些恶趣味了，但就是这么回事，历史总在反复开一个玩笑，几乎在每一个封建朝代的末期，全体官员的命根子，都被一些失去功能的阴阳人牢牢地抓着。

宣和末年，赵佶亲册进士800人，其中有100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命没有，要钱随便给。

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

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谁都不服，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

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

政和七年（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深地知道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

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作。

艮岳，这座人工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机会。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为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

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没有，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

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

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

在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观建好。

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

艮岳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

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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