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元斌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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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新风：全国深入开展禁毒运动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央发布禁烟通令
●毛泽东说：“一定要在3年之内彻底铲除烟毒，决不能留一点隐患。”
●毛泽东说：“烟毒问题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残余势力斗争的焦点问题。”
●1950年2月24日，周恩来向全国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毛泽东决心三年铲除烟毒
1949年10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手拿一叠材料匆匆来到中南海勤政殿毛泽东的办公室。此时，毛泽东正和叶剑英、彭真在谈话。
周恩来分别向叶剑英、彭真点点头，然后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是各地汇总收来的烟毒资料。看来，蒋介石不仅利用军事力量对国家进行了破坏，还给我们留下了封建社会的种种毒瘤。我觉得这场斗争并不比军事战争轻松啊！”
毛泽东一边翻看着手中的材料，一边说：“你来的正好，我和剑英、彭真同志也正在谈北京的禁烟禁毒问题。”
叶剑英、彭真同时向周恩来点头。
毛泽东表情极其严肃地对大家说：“人民政府要把彻底查禁鸦片烟毒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检举揭发，要禁种、禁制、禁运、禁吸四管齐下。要稳、准、狠地打击首恶分子，挽救多数……”
毛泽东接着说：
一定要在3年之内彻底铲除烟毒，决不能留一点隐患。
叶剑英、彭真站起来说：“我们回去就马上布置。”
叶、彭二人走后，毛泽东又和周恩来详细研究全国各地种烟、制毒、吸毒、贩毒的情况。
资料显示：在一些有种烟历史的地区，烟地面积占相当大的比例。
仅西南地区种植烟土的土地就占该地区耕地总面积的9.4%。
各地不仅种烟面积大得惊人，而且制造、贩卖毒品的活动也相当猖獗。
据统计，东北地区的几个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的县城以及过去的产毒地带，从事制造、贩运的毒商、毒贩达1万多人；
华北的察哈尔、山西、绥远、河北4省及京津两市，也有毒贩1万多人；
另外，华东的福建、皖北、苏南、苏北、上海等地也存在类似情况。其中，历史名城南京，在解放前形成了“湖北帮”、“江西帮”、“南京帮”等贩毒集团，他们既有“批发中心”，也有“零售网点”；
还有，地处华中地区的武汉还是全国三大烟毒运销中心之一。
至于吸毒的人数之多就更为惊人了。据统计，全国已有4.4%的人从事吸毒活动，其中西南地区更是占到了总人口的8%以上。这里烟馆林立，“生意”兴隆，仅昆明一市就有上千家烟馆公开营业。
这些烟民不从事生产，终日吞云吐雾，神魂颠倒，而且，因吸毒导致道德沦丧，进而沦为盗匪、娼妓的大有人在。
更为严重的是，一部分国民党残余部队，溃逃到云南境外的缅甸和泰国，盘踞在中国西南国境线上，以种植、贩运毒品维持生计，并伺机入境进行破坏活动。
潜伏在缅、泰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以烟毒为诱饵，发展特务，窃取情报，不断向中国境内渗透。此外，残留在大陆上的一些反革命分子，也通过制毒、贩毒获取巨款，充作匪特的活动经费。
有一名叫陈荣辉的特务还潜伏到南京，组织“苏鲁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连续三次由安徽贩卖烟土到南京出售，作为反革命活动经费。
烟毒的蔓延，也使新中国政府工作人员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政干部，逐渐蜕化变质，违法乱纪，倒在毒烟之中。
吉林省蛟河县有一个名叫梁启发的毒贩，为了放手贩毒牟利，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把该县区长殷某和区政府助理员崔某拉下水，合作贩毒。
此后，殷某升任县委书记，崔某升任团县委书记。随着他们职务的升迁，权力的增大，罪恶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一方面与梁启发紧密勾结，内外配合，贪婪地搞非法活动，坑害国家和人民；另一方面，拉周围的干部一起下水，扩大他们的“阵地”。就这样，蛟河县公安局长、税务局长、县委组织部长，一个个倒下了。他们沆瀣一气，把共产党的县委机关，变成一个令人发指的贪污集团。烟毒摧毁了共产党的整个县委。
上述情况表明，烟毒的蔓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阻碍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影响人民政权的巩固，腐蚀人民干部队伍，污染社会风气。
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
烟毒问题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还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残余势力斗争的焦点问题。一个对人民和民族高度负责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听任毒潮泛滥害国误民。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决心在全国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禁毒运动，彻底根除烟患，医治旧中国的瘤疾。
政务院发布严禁烟毒通令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拟定了一份《严禁鸦片烟毒的草案》，急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案。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第二十一次政务会议也正式审定通过这个方案。
周恩来于当天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国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通令指出：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为害我国已有百余年。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现在全国人民已得解放，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特规定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办法如下：
一、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作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在烟毒较盛地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制定出限期禁绝办法。
二、各级人民政府为使禁烟禁毒工作进行顺利，得设禁烟禁毒委员会。该会由政府民政、公安部门及各人民团体派员组织，民政部门负组织之责。
三、在军事已完全结束地区，从1950年春起应禁绝种烟。在军事尚未完全结束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即禁绝种烟。尤应注意在播种之前认真执行。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有种烟者，应斟酌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慎重措施，有步骤的进行禁种。
四、从本禁令颁布之日起，全国各地不许再有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事情，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烟土毒品外，还须从严治罪。
五、散存于民间之烟土毒品，应限期令其缴出，我人民政府为照顾其生活，得分别酌予补偿。如逾期不缴出者，除查出没收外，并应按其情节轻重分别治罪。
六、吸食烟毒的人民限期登记，城市向公安局，乡村向人民政府登记，并定期戒除。隐不登记者，逾期而犹未戒除者，查出后予以处罚。
七、各级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应配制戒烟药品，及宣传戒烟戒毒药方，对贫苦瘾民得免费或减价医治。烟毒较盛的城市，得设戒烟所。戒烟戒毒药品的供应，应由卫生机关统一掌握，严防隐蔽形式的烟毒代用品。
八、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中央直辖各市人民政府，各按本地区情况，依据本禁令方针，制定查禁办法及禁绝种、吸日期，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实行。
并于批准后，印发布告，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通令》颁布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禁毒的群众运动在全国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
按照政务院提出的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紧密配合各人民团体，一方面遵循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组织精干的力量，侦破大案、要案；另一方面根据各大区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禁绝烟毒的办法与措施。
二、西南直捣产烟基地
●刘伯承说：“西南鸦片烟种植面积之广，吸毒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
●吴剑平说：“新中国禁烟禁毒与国民政府禁烟禁毒，有着本质的绝对不同。”
●群众说：“共产党烧大烟，是真正禁烟，这次禁烟一定能禁住了。”
四川规定严禁种植罂粟
1950年7月27日至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以及西南地区的军政要员。
会上，邓小平首先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接着刘伯承介绍了西南种烟吸毒的严峻形势，刘伯承在会上严肃地说：“西南鸦片烟种植面积之广，吸毒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其流量之大，非言语所能形容。”
他要求大家拟定一个打击种、抽、贩毒的实施办法出来。
几天后，西南军政委员会拟定并通过了《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办法》制定了具体的措施，要求各级政府尽快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办法》指出：各县应设立一所或数所戒烟所，政府卫生机构应配制戒烟药品。《办法》还规定，自此文件公布后，各地必须严禁种植鸦片，凡已种植的烟苗，必须一律铲除，改种农作物。并严禁制造和贩卖各类毒品，所存毒品必须在规定之日上交相关部门。
针对某些地方还有烟馆存在的情况，《办法》勒令这些烟馆立即关闭，并没收烟馆的全部财产。
1950年9月，政务院内务部再次发布《关于贯彻禁烟禁毒工作的指示》，文件指出：
临近秋播，各地要抓紧季节，在播种前大力开展宣传工作，使人民认识到政府禁烟的决心。种烟不止危害民众，而且对自己也没有利益。建议种烟多的地区，可通过各族代表会、农代会讨论，做出决定，发动群众，制定公约，形成群众性的自觉禁种运动。“形成群众性的自觉禁种运动”，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很大的难度。
以前的农民种植罂粟，一方面由于地方官吏及地主的强迫，另一方面也因种植罂粟有较高的经济利益，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
那么，现在怎样才能既禁绝农民种植，又不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呢？
西南军政委员会讨论了以公粮收兑烟毒和低价收购的可能性。
以公粮收兑烟毒，当众焚烧，对于宣传禁烟运动有巨大作用，但将增加国家财政困难。仅万县、涪陵两区就需大米730万斤。
川东区鸦片烟最多的是万县、涪陵、酉阳等3个专区所属之县。至于大竹、璧山两个专区产量则很少，如将这两个专区估计在内，所需大米必在千万斤以上方可收兑。
西康区1950年以平均3斤大米换1两鸦片，也需1800万斤大米。
而若不采取收兑办法，只采取禁止贩运、没收缴纳的方法，则大部分种烟农民生活必然会受影响。
如城口县仁和乡，90%的农民全靠以烟换粮维持生活，如果政府不给价，全部没收，至少会有农民会因此而断炊，有些地方会因此而引起一定的混乱状态，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
但如果采取低价收购的办法，一些持有烟毒者，又势必会追求高利，隐售地下，还可能引起群众错觉，认为种烟仍然有利可图，从而继续偷种。
这种做法有收兑之名，而无收兑之实，会使政府法令变成一纸空文，降低政府威信，其利弊相较，此法亦不妥。
西康地区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方法，他们想采取国民政府的旧办法，征收种烟者50%的罚金以解决财政困难，中央没有采纳。
西南军政委员会把上述情况上报中央，政务院最终决定采取只征公粮，不收烟捐的政策。
中央还特别规定，严禁以鸦片抵缴公粮，对因禁烟造成困难的农民，当地政府要给予适当的救济；对于种植粮食缺乏种子的农户，政府要发放玉米、小麦种子，鼓励改种。
随着政府严禁烟毒政策的施行，烟毒的销售渠道受堵，烟土无法外运，烟毒价格大跌，农民见种烟无利可图，而且连吃饭都成问题，逐渐开始弃烟种粮。
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这项工作开展的很早，在春播初期，他们即和各地人民政府开始发放农贷，兴修水利，推广优良品种和防治病虫害。农村水利处在川东、川南、川西3个区共推广11.4万余斤改良水稻种子。
川东行署还规定农村干部必须挤出时间无偿帮助农民生产。
为保证农民利益，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决定1950年夏不派公粮任务。
是年9月，川东行署根据秋粮上市后，粮价普跌的情况，决定国营粮食牌价只降10%，全区粮食季节差价维持在20%以内。
这些措施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稳中有长，涪陵县1949年粮食产量为16.8万吨，1950年为17.2万吨，比1949年增长2.15%，弃烟种粮后的农民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
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种问题，是在发展生产和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中逐步解决的。
凉山地区是彝民聚集的地区，在禁种问题上，当地政府把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他们把禁种地区归纳为三类：
1、交际河一带，汉民无土地，租彝民地种植罂粟历史较长，采取不问不管态度；
2、金阳沿江地区，汉民租耕彝民土地，彝民叫种罂粟不敢不种，否则即被夺佃。这类地区应依靠少数民族上层做好工作，不能采取硬性办法，但对汉民要加强教育；
3、普格地区，汉民租种彝民土地或彝民租种汉民土地，种烟是彝民主动，应从做上层工作入手，限制汉民种植罂粟。
此外，当地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禁烟时，还结合生产救灾同时进行。
1950年到1951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虫灾、旱灾，各级政府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加大了扶持力度，并采取以生产自救为主，救济为辅的方针，鼓励农民改种罂粟为种粮食。
1951年，政府向另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茂县发放贷粮、救济粮，并对积极改种粮食的行动给予表彰。
茂县黑虎乡1950年有一半耕地种植罂粟，1951年底已基本未种罂粟而种植粮食，获得政府赠给“烟地变粮田，黑虎是模范”的奖旗，坚定民众禁种罂粟的决心。
粮食种植面积的增加，种植技术的提高，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发展。
有了政策和法制的保障，各地的禁种工作卓越有成效。大部分农民自动铲除烟苗，一些农民自发组成禁烟小组，深入检查，铲除烟苗。
川北平武县旧堡乡自发举行大清山运动，参加自卫队的乡民铲除烟苗151处。
到1951年底，四川大多数地区已基本禁种。就是川南的雷波、马边、峨边，川东的秀山、黔江、城口等过去种烟极多的地区经过宣传教育后，也基本无种植。
西康省的农民积极拥护禁烟，大部分群众主动铲除烟苗，将种烟的田地改种小麦、菜籽、洋芋和豌豆等农作物。
但至1951年春耕时期，政府仍发现有偷种现象，这些偷种者都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偏僻深山地带的个别区乡。
土改结束后，农民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汉族地区农民主动不再种植罂粟，使禁种效果得以巩固。
到1951年下半年，禁种工作进展迅速，少数民族受到汉族地禁烟的震动，加之烟土价跌，也纷纷改种粮食作物。
这一年，凤仪、石纽、客顺、东兴、太平等5个乡已经基本禁种，靖平、白马、蚕陵、渭门等4乡已缩小80%，杂居区的纳呼、龙坪比1950年减少种植面积50%。
松潘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亦比去年减少种植，杂居区缩小面积60%。西康省的汉族地区到1951年底已基本禁绝种植。
据四川林业厅估计，禁种以后，全省增加30%农耕地。
到1951年底，四川地区除川西民族聚居地区、西康省的凉山、阿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尚未完全禁绝种植罂粟外，其他地区已实现了基本无种植。
禁种工作的顺利推进，为禁毒事务的其他环节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贵州清除百年烟毒遗害
贵州的禁烟禁毒工作在解放初期就开始了。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
1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主席杨勇、副主席陈曾固就发出禁烟布告；
同日，贵州省发出《为禁绝鸦片告全省人民书》。《布告》和《告全省人民书》都鲜明地表明了人民政府禁绝烟毒的决心。《布告》指出：我省人民对鸦片毒品，一向都是抱深恶痛绝的态度，凡我解放地区，一律采取坚决禁绝的方针。为了爱护人民生命财产，迅速建立革命秩序，恢复正当生产，繁荣经济，兹号召贵州省同胞，立即动员起来，掀起一个禁烟的大运动，把国民党留给我们的这一祸害，予以扫除，为建设新的贵州而奋斗。《布告》还明确指出，禁绝鸦片是当前的“紧急任务之一”，特颁布禁令如下：
1、所有一切可耕土地，绝对禁止栽种鸦片烟苗。
2、已种之烟苗应迅即自动铲除。
3、绝对禁止贩卖运销鸦片毒品，违者没收，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惩处。
4、开设烟馆者，即改营其他正当职业，违者依法惩处。吸食鸦片毒品者，应及早自行戒除。
由于贵州烟毒流行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历届反动政府几乎都搞过“禁烟自肥”的花招，为了打消群众顾虑，《告全省人民书》指出：
人民政府提出的禁烟号召，与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的假作禁烟刮财自肥的行为，毫无相同之处。
贵州省要求全省人民“放弃一切侥幸、拖延、投机等错误的思想，毅然决然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号召”，彻底禁绝烟毒。
1950年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
贵州省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办法》的精神，于同年8月25日重申1月30日禁烟禁毒的规定：
坚决严格贯彻禁种，禁运，禁销贩卖，禁开设鸦片烟馆，禁止制造烟类毒品的规定。并有步骤地达到禁绝吸食之目的。
全省人民切勿用存侥幸心理。倘有故违，定予严处不贷。如有借此造谣煽动者，坚决从严治罪。
同日，贵州省发出《关于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
1950年10月27日，依据全省禁烟禁毒工作进展的实际情况，贵州省又发出《关于禁种禁吸禁运烟毒的训令》。
要求全省继续开展禁烟禁毒工作，并强调要在本年冬彻底禁绝种植鸦片。
1950年1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贵州省及时转发，并要求各地坚决依照《暂行条例》惩治烟毒犯。
1951年1月11日，为组织、领导广大群众坚决贯彻中央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根绝鸦片烟毒的政策法令，贵州省人民委员会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
省禁烟禁毒委员会由省、市有关机关及工、农、青等人民团体和工商界与社会人士组成。
李侠公任主任委员，吴剑平任副主任委员，徐健生、吴实等17人为委员。
在同日召开的第一次委员会上，副主任委员吴剑平报告了1950年来贵州禁烟禁毒概况。他指出：
因上半年匪特猖獗，禁烟禁毒受到了严重阻碍，为了全力进行剿匪，征粮，这项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其后各地治安逐渐好转，社会秩序日趋安定后，始复动员起来。群众的觉悟逐步提高，禁烟禁毒的运动才普遍地展开……
破获烟毒案，逮捕毒犯，禁种，铲除烟苗，封闭烟馆同，教育改造烟民，取得不少成绩。
但因烟毒危害贵州人民的时间过于长久，同时在反动统治时期，反动政府对于烟毒的态度不明朗，使贵州人民存在着侥幸的心理。
部分落后的分子，对人民政府禁烟禁毒的政策，抱有观望、犹豫的态度，因而影响了禁烟政策的全面展开和彻底执行。
所有这些都应坚决纠正。
主任委员李侠公作了总结。
他说：“禁烟禁毒问题，它的本质是一个反封建的社会改革问题，是一个艰巨的政治任务。所以，人民政府在坚决禁绝烟毒的决心下，必须发动广大群众的力量，来完成此项任务。”
他还说：“人民政府之禁烟禁毒与反动政府的禁烟禁毒，有着本质的绝对不同的立场。”
要求“在有步骤，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工作的过程中，坚决焚烧呈缴或查获之毒品、毒具，以表示人民政府根绝烟患之决心。”
1月17日，《新黔日报》在报道贵州省禁烟禁毒委员会成立的同时，以《进一步贯彻禁烟禁毒法令》为题发表了社论。
社论列举鸦片烟毒的种种危害，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历届旧政府假禁烟禁毒之名，牟取私利，以期对人民进行更残酷的掠夺与压榨的种种罪恶。
号召全省人民：
要坚决贯彻执行西南区禁绝烟毒的实施办法。
特别对于一些为恶成性敢于以身试法的贩运制售等不法分子，必须坚决给予严厉制裁！
贵州省《关于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发出后，贵阳市立即成立了以市长秦天真为主任委员，公安局长赵锦禄、民政局长吴道安为副主任委员的禁烟禁毒委员会。
并于1950年9月7日发出《告全市人民书》。
规定开设烟馆，贩运销售鸦片毒品者必须于9月18日前缴出全部存毒及烟具，逾期不缴者定依法严惩。
同时，在三桥、龙洞堡、茶店设立检查站，严禁烟毒进入市内。
9月份，仅三桥检查站就查获鸦片9120两，吗啡2230两。
9月14日，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在广场召开万人大会。
市长秦天真发表禁烟讲话，表示“不根绝鸦片烟毒决不终止”的决心。
会后，在河滨公园广场当众焚毁鸦片3.2万两，烟具80多套。
9月22日全市突击检查，又查获烟毒犯183名，收获大烟1812两，查封了一批开了几十年的烟馆。
11月12日，为了惩治首恶，打击偷种偷贩毒品的犯罪分子，贵阳市人民法院召开声势浩大的万人公判大会。
判处“膏精大王”王银荣、何炳森2人死刑，立即执行。当众焚毁大烟2.3万两，烟具2万多件。
不久，安顺地区公安处又查明一个名叫黄煜的人冒充公安人员招摇撞骗、制造膏精砒子贩卖牟利，立即将其逮捕归案，并于1951年1月6日在安顺西门外召开公审大会，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1950年至1951年，各地在侦破烟毒案，公审公判重大烟毒犯，收缴存毒，焚毁鸦片毒品的同时，还积极发动群众禁种鸦片，铲除烟苗，组织烟民戒烟。
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吸食毒品成瘾的烟民，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赞扬。
习水县各区在1950年10月建立了“禁种大烟领导小组”，乡建禁种小分队，在对种烟户普查的基础上，召开种烟户会议，逐块检查，对己种植的当场翻挖。
未种的将烟种全部收缴，农会还派人专门巡视，一经发现，坚决取缔。
与此同时，各区由公安员统一领导，以乡为单位，由乡农协主办“戒烟集训班”，组织烟民戒烟。
全县共办57期，戒烟烟民达2781人。
1950年10月，福泉县公安局在县城、马场坪、牛场、陆坪4个区设立戒烟所，将烟民集中起来戒烟。
次年2月，该县政府又建立“戒烟劳动队”，维修马场坪至翁安的公路，通过边劳动、边戒烟的办法促使烟民戒烟。
戒烟劳动队每期1月，每期收烟民200人，一旦彻底戒除，立即离队回家。
1951年6月，铜仁城关派出所、城关区成立“铜仁城区戒烟所”，先后举办2期戒烟学习班，307人受到教育后借掉烟瘾。
1951年9月，《新黔日报》介绍了贵阳市的戒烟经验：
一是发动群众搞戒烟工作；
二是利用动员烟民教育烟民；
三是召开戒烟烟民家属会和烟民诉苦会、坦白会；
四是脱瘾烟民互相监督。
据不完全统计，贵州省从1950年至1951年两年中，共破获多起烟毒案，逮捕一批烟毒犯，缴获大量烟土16、烟具。
仅1951年，就铲除烟苗，封闭烟馆，戒烟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一年逮捕烟毒犯千余名。其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名，徒刑4163名，劳役145名，宣判无罪和教育释放1599名。
云南当众销毁毒品烟具
1950年12月29日下午，云南昆明拓东运动场上空烈焰滚滚，火光冲天。运动场周围站满了身着各种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他们满脸都是惊奇和惊叹的神色。
原来，这是云南省利用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利时机，当众销毁数月来查获的11.12万两鸦片及其烟具。
昆明市的这一行动，在全省引起巨大反响，各地纷纷仿效。
大理县于1951年4月14日召开万人大会，当众焚毁缴获的鸦片、烟具等。
这些行动，表明了人民政府坚决禁绝鸦片烟毒的决心，受到全省各族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
群众说：“共产党同国民党禁烟截然不同，国民党的官见了洋烟，如同见了金银财宝，拽住不放。共产党烧大烟，是真正禁烟，这次禁烟一定能禁住了。”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解放初期的烟毒形势十分严峻。
1950年初，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时，面临着接管政权，改造旧军队，建立人民政权，清剿土匪，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复杂斗争。
烟毒问题，与上述各项工作密切相关。
一方面，境内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利用手中掌握的鸦片，或纠集区反动势力进行反革命暴动，或组织贩运毒品，扰乱经济，破坏生产。
另一方面，溃逃到云南境外缅甸、泰国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依附国境线以种植，贩运鸦片、烟毒维持生计，并入境破坏，有的则演变为武装贩毒集团。
盘踞在缅、泰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以鸦片、烟毒作为诱饵，发展特务，窃取情报，不断向我境内进行渗透。
因此，云南的禁毒工作，既是铲除旧社会遗毒，拯救人民，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需要，也是政治上打击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人民政权，保卫祖国西南边疆，为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扫清障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云南省根据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严禁烟毒的通令，以及同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的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于1950年6月27日、8月27日和12月13日连续3次发布布告，厉行禁毒。
中共云南省委把禁毒斗争作为中心任务之一，成立禁烟委员会，定出限期禁毒办法。
与此同时，各级公安机关依据禁令，取缔烟馆，惩治贩毒分子，对烟民进行登记，组织戒断。
1950年12月28日，昆明市大张旗鼓地处决了解放前夕从昆明贩往广州等地鸦片，解放后仍抗拒禁令，继续贩运鸦片到重庆等地的大毒贩郭怀安。
1951年上半年，云南省基本铲除了烟苗，实现了部分禁种。
但是，禁毒与反禁毒的斗争仍然尖锐、复杂。少数反革命残余势力、敌对分子以及利欲熏心的贩毒分子，仍在暗中活动。
他们妖言惑众，说什么“禁烟只是一阵风，时间长不了，美国在朝鲜打起来了，留下大烟‘国军’来了还可以发财。”
有的变换手法，采取各种伪装，继续贩运，仅昆明市1950年8月21日至12月22日4个月期间，被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即达6600多两。
边远民族地区由于情况复杂，禁毒工作仅是正面宣传，尚未全面开展。
为了使禁烟禁毒深入下去，实现禁绝，1952年，云南省禁烟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制定并公布了《云南省对毒犯处理标准》。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云南在内地73个市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肃毒运动。在以禁种为重点的方针下，彻底清查、打击贩毒分子。
在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省政府也对隐藏在内部的贩毒分子进行了清查、处理。
仅据省级机关21个单位统计，即查出烟毒犯596名。
除此之外，戒吸工作也有较大进展，政府采取按年龄分期分批强制戒断的办法，使80%的烟民戒除了恶习。
肃毒运动对制止云南鸦片烟毒的流行，起了决定住的作用。截止1958年，云南再一次开展了群众性的肃毒缴烟工作，全省共收缴民间残留下来的存烟30多万两，搜捕了一批漏网的贩毒惯犯，戒断了一批烟民，在边境地区彻底实现了禁种，解决了旧中国从满清王朝到国民党统治时代百余年来，云南烟毒为患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全省各族人民走上了健康、幸福的道路。
三、中南杜绝烟毒流害
●毒犯雷秀英说：“政府政策不是好玩的，那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
●1951年6月3日，广州越秀山体育场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广州各界人士近万人在此举行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大会。
●烟民代表危超黎说：“我们烟民只有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得到新生。”
武汉集中对烟毒打歼灭战
1952年8月13日晚，湖北武汉三镇警灯闪烁，警笛呼啸，街道码头到处戒备森严，高楼小屋不时有人犯被押上警车。
这是新成立的武汉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对武汉辖区的吸毒贩毒分子实行的第一阶段的抓捕行动。
此次行动由武汉市副市长兼市公安总局局长朱涤新亲自坐镇指挥，市委抽调了100名干部充实禁毒办公室，组成20个执行、审讯小组，实行包查、包破案、包审、包结的四包负责制，具体执行逮捕、审讯及教育人犯、结案判决等工作。
全市参加此次行动的有800余人，按各区划分210个行动小组，当晚共逮捕大犯、主犯、惯犯、现行犯206名，破获一批较大的案件，缴获一大批毒品、毒具。
然而，令禁毒委员会想不到的是，此次行动对毒犯的威慑力量并不大，各阶层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毒犯虽有震动，但变化却不显著。
被逮捕的案犯中，有不少已经几进几出公安局，逮捕后满不在乎，因为以前武汉市处理毒犯采取的是“严查宽办”的方针，所以这次他们认为也不会对他们怎么样。
有人甚至公开说：“杀不了我，吓吓傻子罢了。”
还有的人在审讯中百般抵赖、对抗，气焰十分嚣张。
大毒犯王觉悟被捕后不老实，只谈小不谈大，只谈远不谈近，拒不交出毒品。暂时未捕的毒犯，则能躲就躲，能跑就跑。他们还互订盟约，对抗政府。
有的则转移、隐藏毒品及财产；有的威胁检举人，打击积极分子；有的毒犯躺在死人身上吸毒示威，意为不怕杀头，要吸毒。
这些情况说明严禁烟毒的斗争十分艰巨。
根据上述情况，武汉市委及市禁毒委员会决定，开始进行第二阶段打击毒犯的准备工作。
市委强调指示：
彻底禁烟禁毒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检举、揭发、监督、管制，就可以把烟毒禁绝。
要大张旗鼓地作禁烟禁毒的宣传工作，把烟毒害人民及贩毒与制毒罪犯的典型罪恶事实，通过各种会议，各个宣传机关，及时地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深入、广泛的宣传，以提高群众对制毒犯与贩毒犯的仇视。
在这一时期，禁毒委员会广泛召开了各种代表会、群众大会、瘾民座谈会、毒犯家属座谈会、治安委员会议等，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
他们还把禁烟禁毒的意义、内容编成戏剧、快报、相声、彩莲船、大鼓、秧歌等文艺形式，在街头巷尾巡回演出，有的区、街还组织访问队，挨家挨户进行宣传。
8月14日至16日，各区、街代表会、居民小组会按照市委审定的宣传提纲，组织讨论，表明政府禁毒的决心，扭转群众怕“严查宽办形成宽而不办”的思想顾虑。
同时，结合第一次行动逮捕的对象的具体罪恶材料，列举事实，说明烟毒流行的危害性。在此基础上交待政策，号召检举与悔过登记。
8月16日，市委宣传部主持召开全市万人大会，市委副书记张平化亲自作动员报告，并当场焚毁毒品。
各区也相继召开各种宣传动员会议。
江汉区在中山公园召开居民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的动员大会。
武昌区宣传发动面占全区人口总数的90%，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
江岸区各派出所召开大小会议约500余次，受教育群众达16万余人次。
在各区召开的各种动员会上，许多群众以及瘾民家属纷纷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和烟毒带来的灾难。
汉阳区麻巷医生刘新甫沉痛地追述了自己吸毒造成的家庭悲剧，武昌白沙洲的胡太婆和三烈士街的谭福兰哭诉了因其父亲吸毒而致倾家荡产，逼使自己出卖为童养媳的经过；江岸区一女居民控诉大毒犯王清绪长期贩吸毒品，将她买来当佣人，后又逼她当妓女为王赚钱吸毒的罪恶事实。
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不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开展禁烟禁毒工作。
他们有的秘密跟踪毒犯，不分昼夜地向公安部门反映情况；有的不辞劳苦地找知情人了解毒犯的材料；有的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教育争取毒犯亲属。
江岸区刘家庙居民郎幼梅听了报告会后，检举了其弟弟的吸毒行为；毒犯黄久臣的女儿在会上检举其父亲的贩毒罪行并动员其父亲交出了毒品；武昌区八铺街工人程绍传以及新河街的居民主动自费去汉口、汉阳、新洲等地查证毒犯事实；保安街治保委员马明厚经过大量工作，查出毒犯李润富制作假散装吗啡的贩毒事实；荆南街某妇女检举丈夫的吸毒行为，并促使其丈夫坦白交出毒品。
与此同时，公安部门加强审讯，追查线索，核实定案。各区公安分局局长亲自参与审问重大案犯，摸清案情，以指导审判工作。
在侦察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下，公安部门的侦察工作全面铺开。他们及时查对新线索，发现新案情，抓紧专案特别是集团案的侦察，狠狠打击毒品犯罪。
经过上述各项具体工作，到8月25日前后，第二阶段逮捕名单及材料全部上交至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8月29日，全市进行了第二次统一行动，共逮捕了制、贩、运毒品的大犯、主犯、惯犯和现行犯1123人。
9月9日下午，武汉市召开万多人参加的宣判大会。
公诉和宣判了20名烟毒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2名。
大会之后，毒犯们惊慌起来了。毒犯吕义善过去提审时，张口“没有”，闭口“没有”，这次表示要“重新考虑，彻底交待。”
毒犯们相互交头接耳地说：“赶快交待，争取不死，否则很危险。”
毒犯刘继生说梦话：“我有一次是3两多吗啡，只谈了1两，不能算交待完。”
在大会结束的当天夜晚，有124人主动交待问题，并交出吗啡94两，鸦片1012两。
硚口区审判组一次就缴获现货鸦片102.2两，追出新线索26件。其他各区亦均有罪犯交待和交出现货，从而突破了审讯工作中的僵持停滞状态。
未捕毒犯也纷纷地说：“瞒不住了，非登记不可。”
毒犯雷秀英说：“政府政策不是好玩的，真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
10月10日，仅云樵派出所就有20名毒犯主动坦白登记，超过前10天登记总人数。
在此基础上，各区进一步加强狱中政治攻势。
硚口分局局长亲自向在押毒犯作报告，动员他们坦白交待。还对逮捕人犯召开“宽严大会”，根据毒犯王秀元认罪态度好、主动交出毒品的事实，当场宣布释放；而对拒不认罪的桂炳南、朱广启两犯，当场宣布严办，从而震动了毒犯及毒犯家属。会后有59入主动坦白交待。
江岸区召开公审大会，会上宣判了宽大和严惩的典型，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使毒犯受到震慑。
毒犯李聚九说：“过去我不管政策压，开会挤，是坚决不谈的。参加公判大会后，我才感到只有彻底交待才有出路”，当即坦白交待了自己贩卖毒品的行为。
9月中旬以前，各区都召开了相应的公判大会。
群众高兴地说：“空口说话不如现身说法，现身说法不如当场执法。”
从9月11日起至10月初，禁毒委员会开始追捕逃犯，歼灭残敌。
他们将审讯、侦察、检举、登记紧密结合，进一步挖毒根，追“现货”，并分期分批地打击处理所有逮捕及登记的毒犯。
这一阶段缴获的毒品、毒具占整个运动所缴获的毒品毒具90%。
为防止判刑的不公正，在运动后期，办案人员采取将毒犯材料与群众见面的办法，依靠群众鉴定材料和鉴别毒犯的坦白老实程度，通过群众清理积案。
9月30日，武汉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又发出《关于集训工作的指示》。
将“在1950年2月以后犯有制造、运送、贩卖、介绍、窝藏、种植毒品等罪行”的毒犯，选择重点进行集训。
全市共成立了27个集训班。
集训过程中，他们严格遵循“严加惩治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认真甄别、审查，弄清毒情，挖掘毒根，追缴毒品毒具，强行戒除烟毒。
他们还选择典型召开宽严大会，对拒不坦白者宣布禁闭反省，直至逮捕。对彻底坦白交待有立功表现者，宣布免予处分，甚至先行“毕业”。
汉阳区在集训毒犯过程中，发动家属鼓励毒犯坦白交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毒犯杜武祥之妻在给丈夫送饭时说：“做毒犯的家属不光荣，如再不悔改就不送饭了。”使杜在集训中彻底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毒犯康亮亭在集训中交待了埋在地下的10两黄金。参加集训的瘾民都决心戒烟，主动交出毒品和烟具，积极检举揭发，提供了许多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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