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宝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之满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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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宝典试读：

编写说明

一个诞生了《孙子兵法》的国度，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度，—个曾威风凛凛的东方巨人，终于在十九世纪无可奈何地衰落了。曾几何时，这个国度曾最早使用金属兵器和战车，建筑了被誉为世界奇迹的万里长城，发明了火药、火器，诞生了姜尚、孙武、吴起等一大批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涌现出白起、韩信等无数用兵如神、百战百胜的著名将帅，创造了驱逐匈奴、连通西域、横扫欧亚大陆的历史神话。然而，先哲已逝，辉煌不再，战争带给这个国家的，更多的竟然是屈辱。时至今日，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依然能感受到这份屈辱所带来的隐痛。历史告诉人们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军事百科》一书告诉我们，当我们回首往事，为昔日的辉煌而自豪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昨日的屈辱，当我们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每一个理智的炎黄子孙都会感到肩负的历史重任。《中国军事百科》是一部全景式再现中国军事历史的大型图书，它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军事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地介绍中国军事历史的发展进程，全方位介绍中国军事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

全书共分为24卷，具体内容如下：

中国军事百科第1卷：国防历史

中田军事百科第2卷：著名战役

中国军事百科第3卷：军事思想

中国军事百科第4卷：军事统帅

中国军事百科第5卷：军事名家

中国军事百科第6卷：历代军制

中固军事百科第7卷：军事制度

中国军事百科第8卷：古代水军

中国军事百科第9卷：军事科技

中国军事百科第10卷：军事工程

中国军事百科第11卷：军事生产

中国军事百科第12卷：军事通信

中国军事百科第13卷：治边方略

中国军事百科第14卷：边疆治理

中国军事百科第15卷：雄兵利器

中国军事百科第16卷：军事韬略

中国军事百科第17卷：历代兵书

中国军事百科第18卷：军事宝典

中国军事百科第19卷：兵家智慧

中国军事百科第20卷：谍海寻踪

中国军事百科第21卷：用间奇计

中国军事百科第22卷：军事典故

中国军事百抖第23卷：世界影响

中国军事百利第24卷：现代军事

全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一致的原则，在把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整体发展的基本前提下，以军队和战争的发展过程为主要线索，努力探索和再现武装力量在建设和运用中的运动轨迹，翔实客观地记述和评析了我国5000年包括历代军制、重要战争、武器装备、军事地理、军事后勤、军事思想、军事人物等有关方面在内的军事历史基本内容，力求正确地总结前人在军事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军事百科》的出版发行，为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华民族的悠久灿烂的军事历史，提供了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由于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中国军事百科》编委会

壹 先秦兵经

《老子》

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老子》一书是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老聃学说的实录和发挥，其书奠基于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于战国初年。此外，也有主张老子是战国时代人者，甚至有成书于秦汉之际的说法。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于历史的实际。

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生活的时代略早于孔子。曾在周朝做过管理图书的史官，后因不满于当时动荡变革的社会现实而悄然退隐，不知所终。《老子》，又名《道德经》，是道家的主要经典著作之一。分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两个部分，共八十一章，约五千字左右。从根本上说，《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主要研究社会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但也有相当篇幅的论兵内容。特别是该书多从考察历史和战争的角度来揭示其哲学命题，故所论往往对军事领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唐人王真在所著《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中曾说，《老子》五千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老子》的军事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兵者凶器”的战争观。早期道家通过对历史上兴亡更替的深刻考察，充分认识到战争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进而在一般的意义上对战争持反对态度，这在《老子》一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老子》主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与其清静无为的政治立场是相一致的。

二是守柔贵雌、以柔克刚的战略思想。《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即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而在矛盾的统一体中，柔弱虚静的一方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制约着刚强动躁的一方，因而主张贵柔守雌，以退为进。这一“柔弱胜刚强”的刚柔论思想体系客观上为弱小的新生的力量战胜强大而腐朽之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传统战略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墨子》

墨子，名翟，战国时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

据孙诒让考证，墨子生卒年在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他出身低微，“上无君子之子，下无耕农之难”，可能是一个接近手工业劳动者的读书人。因而养成了注重节俭、劳身苦志的作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足登“跋跷”。他注重实践，善于制作，相传他的木工技术，与鲁班齐名。在学术上，初受孔子影响，“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逐渐成了孔子和儒家叛逆，创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儒和墨两派互相驳辩，在先秦首先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人们常把孔墨、儒墨并提。墨子在战国时代乃是流誉四方、最具影响力的大思想家之一。墨家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自己使命，并为之孜孜奋斗，游说诸侯，谋求制止战争，安定社会，安定民生。墨子“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诒让《墨子传略》）“席不暖”，“衣不黔”，真有孟子所说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主”的精神。两千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他止楚攻宋的传说。正因如此，他的智慧、坚定和见义勇为博得了历代人民尊敬。鲁迅根据《公输篇》写成了著名小说《非攻》，再现了墨子的传奇形象。

到了汉代，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墨家学派渐趋式微。但体现墨家思想精华的《墨子》一书得以保存下来，并一直流传至今。《墨子》的主要版本有：汉秘府藏竹简原本七十一篇（今不存）；汉魏间改写古卷本（今不存）；隋唐卷子本（今藏于日本宫内省）；宋刊本；明正统十年刊道藏本（五十三篇，今藏于北京白云观）；明唐尧臣刊本；清毕沅乾隆四十八年校刊本。《墨子》一书由历代墨者薪尽火传，一再加工整理或集体创作而成，时间跨度从战国初至战国末，即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决不可能成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因而内容比较复杂。据专家考订，其中《尚贤》、《尚同》、《非攻》、《兼爱》等二十四篇代表了墨子和前期墨家思想，《备城门》到《杂导》等八篇是墨家专论城守防御的著述，《耕柱》等篇记录了墨子及其弟子言行，《经上》、《经下》等六篇是墨家后学著作，《亲士》等篇内容混糅，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在墨家整个思想体系中，军事思想占有重要位置。《墨子》军事思想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样，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①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生产以时生财。而大国兴兵专挑春秋，耽误了春种秋收，等于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②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人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③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墨于“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集中在《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概言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只有在战前进行后勤、城防、军备、外交、内政等物质和精神上诸方面的充分准备，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战斗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胜利。

二是“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守中有攻，积极歼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

三是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备城门》等篇，墨子通过禽滑厘的询问，对十二种攻城方法一一对以有效防御。如高临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攻城术，墨子对以刑具匠心的应对措施，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

墨子防御理论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墨子》，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笼统称为“墨守”。如果说范蠡是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朴素的积极防御理论，墨子则更多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恰好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管子》

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早年经商，公元前685年为齐卿，辅佐桓公，在经济、政治方面有很多革新，齐国因之富强，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管子》一书的军事思想十分丰富，它全面地反映了齐国法家学派对战争理论问题的理性认识。在战争观、治军理论、国防建设思想、作战指导思想上，均有精辟的论述。

一是战争观上强调战争的重要作用，肯定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反对无条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废置。同时，也主张“慎战”，反对轻易发动战争。认为战争是本身充满危险的事情，“兵事者，危事也。”二是在治军上把军队建设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互相配合，共同促进。“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把严明赏罚作为治军的中心环节。“赏罚不信，五年而破。”“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主张加强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定选士，胜。”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把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看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主张，“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强调要在武器装备方面胜过敌人，做到“器无敌”。重视对将帅的培养和使用，认为国家的安危往往取决于将相大臣，所以必须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罗致，“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三是作战指导方面主张把握时机，利用形势，精于筹算，争取主动。“为兵之数……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所谓“明于机数”，就是指对战机的把握和对情况的筹算。主张知彼知己，明察敌情，了解全局。“为兵之数……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遍知天下”，不单是指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还包括对所有相关国家的态度、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动等情况的全面了解。主张用兵行动诡秘，变化无方，灵活自如，因敌制胜。高度推崇“无方，胜之机。”“无方”即用兵打仗无固定的模式，“机”即关键之点。主张用兵避敌强点，乘隙蹈虚。“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易。”

《商君书》

商鞅（前390～前338），复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商鞅出身于卫国贵族，早年做魏相公孙痤的家臣，公元前361年入秦，得秦孝公重用，“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商鞅在秦国执政近20年，使秦国一跃成为当时最富强的国家，为秦而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功被封于商邑，称商君，故又称商鞅。秦孝公死，惠文王立，有人告其“欲反”，惠文王派人捕杀了他，并车裂其尸，灭其全家。《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涉及军事，其主要的军事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积极主张战争。它认为战国时代是武力征伐的时代，“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从事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反对所谓“非兵”、“羞战”的论调，明确肯定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二是农战结合。它认为，农耕为攻战之本，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居，从而为保卫国土而战。农、战结合才能使国富兵强。三是重刑厚赏，以法治军。“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通过刑、赏要造成人民“乐战”的风气，“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四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战术。主张明察敌情，量力而行，权宜机变，灵活主动。强调用兵作战要“谨”，反对盲动。注重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讨了守城防御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当然，《商君书》的军事思想必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它鼓吹好战，将战争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显然是片面的。至于“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的观点，则反映了它与广大民众尖锐对立的阶级立场。

《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于荀子，口讷，不长言谈，善著书。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变法图强，但未被采纳。秦王嬴政读其书，大为赞赏。公元前234年为韩王出使秦国，受到秦王重视。后遭李斯等人谗害，次年被迫服毒自杀于狱中。《韩非子》，也称《韩子》，共55篇，绝大部分为韩非所著，少数由后人编成，是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的著作。

韩非没有专门的军事著作，他的军事思想主要散见于很多篇章中。作为法家学派的政治家，他和商鞅一样，主张法治，厉行赏田罚，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但他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内容更为丰富。

一是肯定战争的必要性，主张以战争兼并天下。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在当时大国兼并，天下趋于一统的社会大前提下，战争作为一种暴力手段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个“力”，主要指的是武力，也即战争。“当今争于气力”，其含义就是主张通过战争方式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国家。二是主张富国强兵。他认为发展经济，加强军备，才能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三是厉行赏罚，以法治军。他认为赏罚不明、法纪松弛是军队建设的大敌，是导致国乱兵弱、作战失败的罪魁。“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所以必须严肃法纪，使士卒勇于作战。强调执法严明。“刑赏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四是在作战指导方面主张“兵不厌诈”，出奇制胜。

《荀子》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赵国人。继孟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学者和教育家。曾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学宫之长）。考察过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后来到楚国，为兰陵令，并著书终老于此。《荀子》，今存32篇，基本上是荀子自著，少数篇章是其弟子的记述。

荀子的军事思想，集中地反映在《议兵》篇里。它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在新形势下对传统思想的发展，显示出荀子自己的特色。

一是论述了礼治和强国富兵的关系。认为礼治是治国的根本，“礼者，治辩之极也。”因而也是强国强兵的基础，即所谓“强国之事”、“威行之道”可以一统天下。二是阐述了用兵和行仁的关系。一方面，荀子继承了孔孟“仁者爱人”的思想和学说，指出“兵”的实质是行仁的手段。另一方面，治国必须行仁义、爱百姓，才能用兵。“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三是论证了富国与强兵的关系。荀子认为重视农业，发展生产，节用裕民，是富国的根本，富国然后可以强兵；舍本逐末，就会招致灭亡。四是荀子全面地论述了将帅应当具备的政治军事素质。

《孙膑兵法》

孙膑是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今山东鄄城北）一带人，孙武的后裔。生卒年月不详，约活动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大体在吴起之后，与商鞅、孟轲同期。他一生坎坷不平，连真实姓名也没能留下。

饱受磨难的早年

据《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膑在早年曾与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学成之后，先到魏国，被魏惠王任命为将军。庞涓自知才能不如孙膑，因而嫉妒他，便秘密派人召来孙膑，用刑法砍断他的双膝，并在他脸上刺字涂黑，企图让孙膑不能再出头露面。齐国的使者来到大梁，孙膑以刑徒的身份，想办法暗中会见使者，并用言词打动他。齐国使者感到孙膑是个奇才，便在回国时用车把孙膑带回齐国。孙膑画像齐国的将军田忌对孙膑很友好，并以客礼相待。田忌经常和齐国的公子们赛马，下重金赌胜。孙膑看到他们的马在奔驰能力上不相上下，并且都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膑对田忌说：“您只管再同他们比赛，我一定能使您获胜。田忌很相信孙膑的话，便与齐王和诸公子用千金来赌胜。到了比赛的时候，孙膑说：“请用您的下等乘马对他们的上等乘马，用您的上等乘马对他们的中等乘马，用您的中等乘马对他们的下等乘马。”三等乘马全部比赛完毕后，结果田忌输了一局而连胜两局，终于得到了齐威王的千金。于是田忌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同他议论兵法，并委任他为军师。孙膑担任齐国的军师后，便在齐魏桂陵之战、齐魏马陵之战中，展现出杰出军事家的才华。

围魏救赵

此战又被史家称为“齐魏桂陵之战”。战国中期，齐国发兵进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迫使进攻赵都邯郸（今属河北）之魏军回救，并将魏军歼灭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的一次著名截击战。周显王八年（前361），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后，不断向东扩张，威胁齐国。齐威王利用赵、魏两国与魏国的矛盾，拉拢赵、韩以抗魏，展开了齐、魏争雄中原的斗争。十五年，赵国出兵进攻依附于魏的卫国，迫使卫国屈服于赵。魏国为了保护卫国，便派将军庞涓率兵8万围困赵都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威王准备任命孙膑担任主将，孙膑婉言辞谢说：“受过刑罚而身体伤残的人是不能受此重任的。”于是命令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兵8万救赵。田忌主张赴赵进攻魏军以解赵国。孙膑说：要解开杂乱纠缠的绳索只能用手去仔细分解，不能用拳头去猛烈打击；要劝说正在争斗的双方，只能用好言去相劝，不能动手直接参加。避实击虚，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敌军就会自动撤军解围了。因此主张乘魏军主力在赵，国内空虚之机，直趋大梁，迫魏军回师自救，于归途中截击，以达到救赵击魏的双重目的。田忌采纳了孙膑“围魏救赵”、“攻其所必救”之谋，即率主力向魏国首都大梁进军，并抢先到达魏军回师必经之地桂陵。齐军之举，既坚定了赵军抗魏之志，又迫使庞涓率军撤离邯郸，兼程回师。当魏军到达桂陵时，突遭齐军截击，魏军仆皇应战，终致惨败。孙膑在此战中以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之策，创造了“围魏救赵”的典型战例。后世兵家常沿用这一战法，来达到诱敌就范而取胜的目的。

擒庞涓

此战又被史家称为“齐魏马陵之战”。战国中期，齐军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歼灭魏军的伏击战。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魏国派庞涓率军联合赵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的建议，决定发兵救援，以促进韩国竭力抵抗魏国。齐国虽允诺援韩攻魏，但在战事刚起，魏、韩双方实力未损时，过早出兵对齐不利。当韩军五战俱败，韩国危急，魏军已十分疲惫时，齐国才乘机出兵救援。二十七年，齐国又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仍用“围魏救赵”之策，率军直趋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诱使魏军从韩国撤围，回师自救。魏军果然中计撤回，并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率军10万东出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迎击齐军。孙膑利用魏军轻视齐军、庞涓求胜心切的弱点，采取避战示弱、退兵减灶、以示齐军兵力日减的策略，引诱魏军追击。孙膑对田忌说：他们三晋的军队向来骠悍勇武而轻视齐国，齐国有怯弱之名，善于打仗的人就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急行军100里去争利会损失上将；急行军50里去争利只有一半人能赶到。我军进入魏境后，第一天要造10万人吃饭用的灶，第二天减为5万，第三天减为3万。庞涓率领大军尾随齐军走了3天，看到齐军的灶每天减少，非常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弱，进入我国境内3天。士兵就逃亡过半。于是他脱离大军主力，只率领轻装精锐的部队，昼夜兼程地追击齐军，孙膑估算魏军的行军速度，大概在天黑以后要走到马陵。马陵的道路狭窄，路旁多险阻，利于设伏。孙膑让士兵将路旁一棵大树的树皮剥去一段，在白木上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然后命令齐军精选万名弓弩手，埋伏在道路两旁，并且约定说：晚上见到有人点火就一齐放箭！庞涓果然在夜晚来到剥去树皮的大树下，看到树上写着字，便叫人点火照看。还没有把字看完，齐国士兵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彼此不能相互救援。庞涓自知大势已去，智穷兵败，只好拔剑自杀。临死前他愤恨地说：“居然让孙膑这小子成了名！”齐军乘胜发起攻击，全歼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由孙膑指挥的设伏歼敌的著名战例。作战中，孙膑利用庞涓的弱点，制造假象，以“能而示之不能”之策，诱敌入伏，达到全歼魏军的目的。此战之后魏国一蹶不振，齐国一跃而成为当时东方的强国。孙膑也因此而名扬天下。孙膑晚年不知所终。他一生不但善于用兵，而且在遭受迫害时，还忍辱不屈，发愤著书，后又不断增补，给后世留下了他所著的千古生辉的兵法。

身残志坚著兵书《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史书对《孙膑兵法》早有记载。《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说：“世传其兵法”。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汉书·陈汤传》曾征引《孙膑兵法》的“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说明西汉时《孙膑兵法》尚在流行。其后失传，至《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著录。于是疑问丛生，或说孙膑即孙武，或说《孙膑兵法》即《孙子兵法》。1972竹简《孙膑兵法·擒庞涓》影印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属西汉早图期）发现了几百枚竹简，即《孙子兵法》竹简、《孙膑兵法》竹简和其他先秦兵书竹简。这一发现使千年疑窦顿开，不解之谜忽释。原来孙武是孙膑的祖先，《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部自成系统的兵书。这一发现在国际上亦产生了轰动效应。

新发现的《孙膑兵法》竹简共364枚，11000余宇，分上、下两编，各15篇。上编记述孙膑的言论和有关的事迹。下编内容疑点颇多，各篇文体不同，不似孙膑一人一时所作，可能由其弟子增编而成。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在重新编写《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时，为慎重起见，将下编全部移入第二辑《佚书丛残》，并且增补了“五教法”一篇。重定竹简《孙膑兵法》为16篇，222简，4891字。竹简虽然残缺，释义有待深入，但也基本上反映了孙膑论兵的要义。

竹简《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子兵法》等前人兵法的基础上多有发展和创见，它的重新面世，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关注，现已有十多种文字《孙膑兵法》的译本问世。日本及东南亚、欧美等地还有诸多关于《孙膑兵法》的介绍和评述文章，说明当今世界上对其内容的研究正在日益深入。

竹简《孙膑兵法》虽不如其他纸本兵法完整清晰，但也有许多精彩内容，现选读前十篇如下。

1.擒庞涓

本篇以记事体裁记述了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的用兵计谋，从篇末赞美孙膑之词可知此文非孙膑自述，可能是其弟子或他人的赞语。

本篇记载了桂陵之战的经过，披露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珍贵史料。如：“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茬丘……使将军忌子（田忌）、带甲八万”。《史记》等史书未提及双方参战的兵力，也没有庞涓为魏将参战的记载。“禽庞涓”，禽通擒，有专家认为，此处“禽”作“制服”解。史书也没有庞涓在桂陵被俘之事。

2.见威王

本篇原无标题，系后加。全文主要论述孙膑初见齐威王时陈述对战争的看法，集中反映了孙膑的战争观。是全书的重点。

孙膑见威王说：“战胜，则所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如同孙武一样，孙膑直言不讳地指出进行战争的两种不同后果：战胜了，就能保全处于危亡中的国家，使将要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战败了，就会丧失领土而使国家处于危困的境地，因此对战争问题不能不详加考察。但是“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孙膑认为，对战争进行研究就会发现，轻率好战的人会导致国家的灭亡，一味贪图胜利的人会受挫遭辱。所以战争是不可以轻率进行的，胜利是不可以盲目贪求的。要先做准备而后才能进行。

孙膑以史为例说，唐尧开始治理天下时，有七个部落不执行命令，后来都是用武力战胜他们，才能使他们顺服，实现国家的统一，这就是“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的道理，古时候“神戎（农）战（斧）燧，黄帝战蚩尤于蜀禄（逐鹿）”等，哪一个不是用战争征服的？但是有些“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的人，却说要用积仁义、崇礼乐，不用武力的办法来制止战争。这种办法不是尧舜不想做，而是根本做不到，“故举兵以绳之”，即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

3.威王问

本篇采用孙膑与齐威王、田忌之间的问答，全面论述了孙膑的战略战术思想，也涉及了治军、地形、阵法等问题。

孙膑认为：在两军相当，两军相望（相望即对峙），谁也不敢先采取行动时，应先派少量部队进行挑战，只许佯败不许胜利，将主力部队猛击敌人的两翼，就能获胜。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时，可故意使我军的阵势混乱无序，诱敌来攻，在指挥上这叫“赞师”。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时，可先将后面的主力和机动部队隐蔽好，使之能随时撤退和转移，并让使用长兵器的士兵列于战阵之前，让使用短兵器的士兵列于战阵后面，让弩兵作机动，后面的部队待敌人疲惫时再反击，在指挥上这叫“让威”。在追“击穷寇”时，不要过急逼迫，待其寻求生路时再消灭之。在敌我势均力敌时，应先迷惑敌人，使其兵力分散，尔后再集中兵力消灭之。在“以一击十”时，就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地形平敞”，阵势严整时而被打败的原因，是阵前没有实施冲锋的突击队，这就是“阵无锋也”。作战时，“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必攻不守”，即分析敌情，考察地形险易，了解道路远近，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而坚决打击敌人的空虚要害之处，这是统兵作战最紧急的要务。当敌军势众而猛，交战不可避免时，就要坚固壁垒，多用谋略，严明军令，团结士卒，避其锐气使其骄傲，引诱敌人使其疲惫，然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便可取胜。孙膑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述后，还慎重告诫国君，“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这是不能忘记的经验教训。

4.陈忌问垒

本篇竹简主要论述了在野战情况下因地形而部署兵力、兵器的问题，对马陵之战中兵力、兵器的部署和技术、战术的运用，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孙膑认为，军队在野战中如何部署作战阵地的问题，常被人们所忽视。处置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迅速利用部队的武器装备，结合战场的地形作恰当的部署，并要鼓舞和激励部队的士气和斗志，这是用来应付突然处于困境、险阻、死地中的敌人所采取的办法。我在马陵之战中战胜庞涓，俘虏太子申时，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蒺藜可当作沟堑与护城河，战车可当作城墙与壁垒，地面上的天然障碍物可当作城上的矮墙，大盾牌可以当作城上有孔的矮墙，用戈、矛等长柄兵器救援危急之处，用短柄矛等兵器辅助长柄兵器进行作战，用短柄刀剑狙击疲惫之敌，把强弓劲弩配置在蒺藜的后面，灵活机动地射击敌人，阵地前沿的弩和戟要各占一半。由此可见，孙膑在马陵道之战中，是先将各种兵器配置在预设的战场上，综合地发挥各种兵器的杀伤作用，而夺取作战胜利的。

5.篡卒

本篇主要论述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在战场上决胜的具体因素，以及为将之道等要求。

孙膑认为，军队的优胜在于对士卒的精选，“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体民，其伤在于数战”。也就是说，军队的作战勇敢，在于组织指挥的严密，军队作战的机巧，在于造成有利的态势，军队战斗力的强大，在于赏罚有信；军队的政治素质良好，在于管理教育得当；军队的给养充裕，在于能速战急归，军队的战斗力强大，在于能及时休整，军民的战斗力削弱，在于作战频繁。

孙膑认为，军队作战经常取胜的因素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即统兵将领有独立指挥权者胜；懂得用兵法则者胜；得到士兵拥护者胜，互相间能同心协力者胜，善于分析判断敌情及熟悉地形险易者胜。统兵将领受到与这五种相反因素制约者败。

孙膑认为，贤明的将领要做到“忠”、“信”、“敢”三条。所谓忠，就是忠于君主；所谓信，就是信赏明罚；所谓敢，就是敢于纠正各种错误行为。否则就不能成为统兵作战指挥的将领。

6.月战

本篇主要是论述战争与天时的关系。

孙膑说，如果“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所以能够“抚（得）时而战”者，可以一战而胜，而不需要反复用兵了。

7.八阵

本篇主要是论述选将的标准和八阵的运用原则。

孙膑说，“智不足，将兵，自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即智谋不足的人要统兵打仗是盲目自大，勇气不足的人要统兵打仗是异想天开，不懂得用兵规律而又没有作战经验的人要统兵打仗是心存侥幸。所以要保卫万乘之国的安全，扩大万乘之国的领域，保护万乘之国民众生命安全的将领，就必须懂得用兵的法则。所谓懂得用兵的法则，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内得民心，外知敌情，通布设八阵之要领，有取胜把握的就打，没有取胜把握的就不打。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王者之将。

孙膑指出，统兵打仗用“八阵”阵法时，要根据有利的地形和不同的兵种，做好兵力分配，选用适宜的阵形才能取胜。

8.地葆

本篇篇名地葆即地宝。分别论述了各种地形的利弊，指出它们与部队的生存条件，与作战的关系。与其他兵书多有雷同。

9.势备

本篇主要论述军队必须通过造“势”，才能发挥战斗力的问题。

孙膑认为：“黄帝作剑，以阵象之。羿作弓弩，以势象之。禹作舟车，以变象之。汤武作长兵，以权象之。”也就是说，黄帝作宝剑，可用它类比军阵。后羿作弓弩，可用它类比兵势。夏禹作舟车，可用它类比机变。汤武作长柄兵器，可用它类比作战指挥的主动权。可见阵、势、变、权这四个方面，都是军事上不可缺少的。军阵要像宝剑那样具有精锐的前锋，才能向敌人发动进攻，军队要像宝剑那样具有坚实的剑柄作后卫，才能拿它来刺击敌人。军阵既有前锋又有后卫，就能战胜敌人。军队的战斗态势要像弓、弩发射箭镞那样，产生出迅疾的强大威力。军队要像舟车那样可以往来机变。军队要像长柄兵器那样具有作战指挥的主动权。深人了解和掌握军阵、兵势、机变、主动权这四项制胜的原则，就能“破强敌，取猛将”了。

10.兵情

本篇以矢、弩、发者类比士卒、将领和国君，认为这三者如能协调一致，就能克敌制胜。

孙膑说，如果“欲知兵之情”，就要借用“弩矢其法”了。“矢（是）卒也，弩（是）将也，发（射）者（是国君）主也。”如果要取得作战的胜利，必须要像用弩射箭一样，国君、将领、士卒都要合乎射弩的方法，同心协力。这就是治军用兵之道。

竹简《孙膑兵法》虽然有残缺之处，但是其大部分还能连贯成篇，形成书的体系，反映该书的理论精义。孙膑所处的时代，大致与齐威王所委派追论古者《司马兵法》的大夫们所处的时代相接近，所以《孙膑兵法》与《司马法》在军事理论上有相似之处。“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

同《司马法》一样，竹简《孙膑兵法》对战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明确看法，即“战胜而强立”，“乐兵者亡”的战争观。它根据当时七雄纷争的形势，列举了“神戎（农）战（斧）燧，黄帝战蜀禄（涿鹿），尧伐共工”，舜“并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之战事，说明人类社会自传说时代以来就是采用战争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统治目的的，企图用“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等办法消除战争，保存自己，那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在七雄纷争中使“天下服”，只有“举兵绳之”，达到“战胜而强立”，即天下归一的目的。否则就会“削地而危社稷”，民众遭难，国家不得安宁。这种战争观适应了当时全国渐趋统一的客观形势要求，比前人的论述更具有切合时代需要的积极意义。孙膑在提出“战胜而强立”主张的同时，又极力反对乐兵（好战）的黩武者，认为“乐兵者亡”，这同《司马法》“好战必亡”的观点是前后相承的。

以“强兵”为核心的治军思想《孙膑兵法》治军思想的核心是“强兵”。而强兵的基础是“国富”。要在群雄纷争中“战胜而强立”，就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国家要富裕，只有“国富”，才是“强兵之急者也”。而强兵须有经过选拔的良将和士卒组成的军队为前提。良将不但要具备德、忠、信、敬等品质，还要善于掌握“破强敌，取猛将”的用兵之道：“阵”、“势”、“变”、“权”，即善于部署战阵，造成有利态势，灵活变换战法，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士卒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要编制严密、赏罚分明，“素听”、“素信”，令行禁止。由这样的将帅和士卒组成的强兵，就可以所向无敌。“因情用兵”的作战指导《孙膑兵法》在战争指导问题上，强调要“知道（取胜之道）”，“唯知道”，才能“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他所说的“知道”，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也就是要通晓天文、地理、人情、敌情和阵法等有关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战法上，它要求战争指导者能创造有利的态势，充分发挥自身的长处，尽量避开自身的短处。诸如避开敌军的精锐，批亢捣虚，示弱以麻痹敌人，诱其出战，先“让威”（后退），而后制敌，用计谋分散敌人，而后集中兵力歼灭之；对于凭坚固守的敌人，要采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在运动中歼灭它；对于敌人防守薄弱之处，则全力攻取之，对于不同的地形和车、骑、步的特点，要有侧重地用兵，“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即在平旷之地可多用战车兵，在险要之地可多用骑兵，在山隘和谷地可多用强弓劲弩的步兵（如马陵之战）。可见《孙膑兵法》主张因情用兵，反对用一种固定的战法去对付各种不同的敌人。

深远影响《孙膑兵法》原文虽早已失传，直到1972年竹简出土才重见天日，但由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其兵家地位早已确立。孙膑为田忌所出的赛马运筹之策、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的战例也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为兵家所仿效。竹简本《孙膑兵法》问世后，在国际上产生了轰动效应，其影响更是与日俱增。

贰 秦汉三国兵经

《新书》

作者贾谊（前200～前168），河南洛阳人，汉文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贾谊少年得志，20多岁时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学术顾问官），每次朝对，都对答如流，深得文帝赏识，一年当中便升为太中大夫（高级顾问官）。他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些巩固中央政权、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建议，遭到执政大臣的反对，文帝也不敢采纳，把他调离朝廷，任命他为长沙王太傅，随之改任梁王太傅。后抑郁而死。《新书》共10卷，《汉书·艺文志》著录为58篇。今本为56篇。卷日为：卷一，过秦论等11篇；卷二，权重等5篇；卷三，欲激等11篇；卷四，匈奴等5篇；卷五，傅职等5篇；卷六，礼等3篇；卷七，先醒等5篇；卷八，官人等5篇；卷九，大政等4篇；卷十，礼容语等5篇。《新书》有多种版本，明正德有吉藩刻本；清有抱经堂卢文绍校本，杭州书局《二十二子》本、《龙溪精舍丛书》本皆据抱经堂本重刻。刘师培撰有《新书校补》二卷、《佚文辑补》一卷，未刊。王耕心撰《贾子次诂》十六卷，有龙树精舍光绪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吉藩刻本。《四部备要》收有此书。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贾谊集》，其中《新书》56篇。《过秦论》是《新书》的精彩篇章，分为上、中、下三篇。所谓过秦论，就是批评秦国的过失。文章首先铺叙秦国如何走向强盛，轻而易举地击败九国诸侯，吞并天下，然而竟被斩木为兵的农民起义军一举推翻，从而推出秦亡的原因：“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文章先扬后抑，气势磅礴，颇有说服力。

贾谊在《新书》中依据匈奴强汉朝弱的军事形势，提出以招抚怀柔为主要手段以解除外患。他还指出同姓诸王对朝廷的向背，不取决于血统的亲疏，而取决于力量强弱的对比。《新书》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军事思想主张，有不少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一些主张是不切合实际、不合理的。《新书》对后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地位。

《潜夫论》

作者王符（约85～163），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人。东汉政治家、军事理论家。

王符终身不仕，隐居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潜夫论》全书10卷36篇，主要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其中《劝将》、《救边》、《边议》、《实边》四篇为军事专论，针对当时西北边疆的情况，着重论述如何加强边远地区的防御，集中反映了王符关于边疆防御和建设的军事思想。《潜夫论》的主要军事观点有：

早定战守之策。作者认为“救边乃无患，中国乃得安宁”，呼吁及时平乱，反对示弱寇敌、竞割国家之地以与敌的惟图荀安、不思救边的做法。

慎选边将。王符指出汉军之所以不能制羌乱，主要原因在于将不知兵，因此要认真选拔将帅。将帅御兵，必须具备六务标准：“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选拔将帅要任人惟贤，不搞论资排辈，否则就等于将军队交给敌人。

救边强边。作者集中抨击了当时朝臣苟且偷安，不救边民于水火的行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救边主张。认为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必须加强边防，决不可割地以为苟合，因为假如今日割边郡，明日就要以三辅为边，日后“则洛阳为边”，国将不国。

国君临边患，务以民为本。边患已积十年，百姓被害，迄今不止。国君不可不思边境之安宁。国君对边患问题断不见。国君对军国大事要“修己之备，无恃于人”，不独委任于将帅。方可克敌制胜。如以不烦民为借口，轻易使人民受杀掠，这样的国君“非人主”也。

治边要激励士卒。作者认为人皆趋利避害，而当时“士不劝于死敌”，是由于“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士卒进无利而自退无畏”。因此，强调明赏必罚，使士卒“必顺我令乃得其欲”。

迁内地人民实边。他指出边郡虚废的原因及危害。国家听任边患蔓延，强令边民内迁，赋役加重是边郡虚废的原因。边郡空无人民，而内地人众地狭，造成经济上的偏颇，这是边郡虚废带来的经济上的严重后果。长此下去，会造成边民绝望，而滋生降敌之心，成为政治上“大忧”。这就是虚废边郡的严重政治后果。因此必须立即设法对边郡虚废现象予以制止。并提出，应恢复已废弃的边郡举孝廉制度，并在赐爵、物价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此乃“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潜夫论》继承孙武论将、晁错实边等观点，对一些基本军事原则的阐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淮南子·兵略训》

作者刘安（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之孙，后被封为淮南王。

刘安文采斐然，博闻强记，有过人的文学才能。汉文帝十分器重他。一次下诏让他撰写一篇《离骚赋》。刘安在凌晨受命，到早饭时间已经写完，深得皇帝喜爱。天下许多方术之士都投奔到他的门下。刘安后因图谋兵变事发，自杀身死。《淮南子》是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被等集体撰写的。该书又名《淮南鸿烈》。《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子》内21篇、外31篇，现仅存21篇。篇目为：原道、淑真、天文、隧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汜论、诠言、兵略、说山、说林、人间、修务、泰族、要略。《汉书·艺文志》将该书列入杂家，汉许慎、高诱均有注本，《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等皆见记录。许注后亡佚，清孙冯翼辑有一卷，有问经堂刊本。传世为高诱注本，篇目下皆有“训”字。清有杭州书局《二十二子》重刻庄达吉校本等。刘家本撰《淮南子集证》二十一卷，有上海中华书局1921年排印本。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83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有杨树达著《淮南子证闻》。《淮南子》是以道家自然天道观为主导，综合道、法、阴阳各家之说。论述“道”和“气”的。《兵略训》即是其中专论军事的一篇，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淮南子·兵略训》是在它所认为的道是“覆天盖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思想指导下，博采先秦各家兵书，综合而成的一篇军事哲学著作。在战争观问题上，立论比较鲜明。在战略、战术上则多继承而少创见。

作者认为战争的起源是：“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赡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这就是说战争起源于物质利益的分配不均而引起的暴力争夺。这比起前人的相关论述要深刻得多。

战争的目的是“禁暴讨乱”，“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该书明确地区分了“义战”与“不义战”。

作者继承前人军事思想，提出了“全兵先胜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主张。它认为战争胜负的根本，不在军事的强弱，而在政治的得失。得道者得民心，弱可以变强；失道者失民心，强亦可变弱。所以，政治强大，虽有军队但不必发动战争，也可使敌人伏首称臣，这实际上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在汉代的发展。“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因为政治得失决定军事的胜负，所以在战争之前就必须先谋划于庙堂之上，对双方力量加以比较，从国君、将帅、民心、治乱、军粮、士卒、武器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是否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如此可作到先胜而后战。作者称这种作战方法为“庙战”。

对于战术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作者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无形，“神出而鬼行”，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不仅于此，善于采取军事行动者，必须做到：行动迅猛有“气势”，善用地形占“地势”，根据敌情知“因势”，巧妙侦察设伏善“知权”，调遣军队灵活有序知“事权”。另外，还要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兵略训》还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作者用很大篇幅阐述了有关将帅的理论。将帅根据其能力可分为上中下三类：“上将”，能够得天道、得地利、得人心，且用兵坚定而有气势，是常胜将军；“中将”。不知天道，不知地利，但得人心，有气势，胜多而败少；“下将”，无坚定主张，性自多疑，动辄败北。“将军之心”要宽宏公允，含而不露。既能随时变通，又不轻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动摇主张。将帅要威仪并用，与士卒同甘共苦。威仪并用就是赏罚分明，赏使士兵冒死征战，罚使士兵令行禁止，如此，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将领必须爱兵，才能得到兵的爱戴。将帅应具备“三隧、四仪、五行、十守”诸项优秀品质。作者认为将帅最应注意的是士气的“实”与“虚”：官兵有隙，互不相得为虚；上下同心，同仇敌忾为实。将领要统帅军队，完成任务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指挥保障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专门辅助人员：“尉之官”，即军事参谋人员；“侯之官”，即侦察人员；“司空之官”，即后勤人员；“舆之官”，收容联络人员。这比《六韬》的有关论述更为充分和完善。

所有这些对战争起源、战争目的、战争性质和战争胜败主要因素的论断，既继承了前人的观点，也在某些地方超过了前人。在具体的战略、战术问题上，继承了前人虚实、奇正、分合、示形等，归结为“神莫贵于天；势莫贵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只是提法不同而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这是因为刘安等人，本身缺少战争实践经验，所以只能是在理论上进行阐发，在哲理上加以提高。又由于《淮南子》是由众人编篡而成，其思想观点也不尽一致。

《素书》

《便宜十六策》

本书提出的作战指导思想的主要有：“用兵之道，先定其谋”。重视谋略是书中论及用兵作战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指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作为“人之司命，国之利器”的领兵将帅，在战前必须周密地部署，做到“先定其计，然后乃行”。对于谋的内容，它说“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只有对上述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谋划，才可以出军任将。作战中不仅要有谋略，而且要很高明，在战略谋划上胜敌一筹。

作者十分强调“气势”和“神速”，多次说明士气和速度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它说：“士无气势……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又说：“计谋欲密，攻敌欲疾”。主张进攻时要快速，只有快速才能造成一定的兵势。所谓“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败，此用兵之势也。”作者指出，要以压倒敌人的英勇气势，迅猛异常，敢冲敢打，一举消灭敌人。

在用兵作战上，强调“知”的作用，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这可算是对“知彼知己”的具体解释。对于敌人各方面的情况，敌我国力的强弱，将领指挥才能，兵士的战斗力，天象气候的变化，地形的利用，进攻退守的时机，都要善于了解和掌握，据此去决定自己克敌制胜的战争行动。它不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要求把敌我双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利用和发挥自己之长，去攻击敌人之短，这才算真正的“知彼知己”，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便宜十六策》首先提出了“国以军为辅”，“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的问题，强调了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作用。因为战争是“匡救大乱之道”，“存国家社稷之计”，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加强武备，即所谓“夫国三大务，莫先于戒备”，而武备之要便是通过治军使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并提出“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的原则，即注重教育，反对一味的惩罚。在提高部队素质的训练上，它继承了《管子》的思想，提出了所谓的“五教”；同时又提出了“上为下教”的观点，带兵者必“先正其身”，才能教育好部队。另外，它还强调治军要严于法纪，赏罚分明。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军队纪律不严，不听从指挥，虽有百万之师也是无济于事的。《便宜十六策》既有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叁 唐宋兵经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作者王真，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唐宪宗时期，唐代兵家。

王真少习儒业，后“久从戎府”，曾以朝议郎出任汉州刺史兼掌军事。鉴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战乱不止的局势，他企图为唐王朝开一剂不用武攻而用文治消除战乱的药方。王真遂于元和四年（809）七月向宪宗上此述。明正统《道藏》、《宛委别藏》等有收录。《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又称《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道德经论兵要义》，是作者从军事角度注释《老子》的一部著作，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老子》中的军事思想。

在对战争的态度方面，王真继承了《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思想。他反对因个人恩怨或争夺别人的财物而随意发动战争。他探讨了战争的起源问题，认为战争之所以会发生，主要起源于人们的好恶之争。对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王真也有自己的解释，他更多地强调要处于刚强的一方。

认为治国治军要道、德、仁、义、礼兼而用之，统治者要谦柔角晦，对人民要“慈”，如此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王真还认为对战争要有准备，注重为止战而备兵，反对麻痹轻敌；对战争的到来要有预见性，以“戢兵于未动之际，息战于不争之前”。在战略上以不欲求欲，以不为求为，以迂求直，以损求益，以柔克刚，以无事取天下。认为非胜非难，持胜难；要持胜，君主就要有道，善于自为卑小，常示寡弱，而不可为强梁于天下。

王真也吸取了老子“以奇用兵”的思想，但他把“奇”和“道”联系起来，提出“以道用兵”。他认为“道”就是“无为”，实际上否定了用兵的存在，这也正是其自身的矛盾所在。

《长短经》

作者赵蕤，字太宝，唐代梓州盐亭（今四川盐亭县）人。生卒年不详。

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说他博学韬钤，善于治理世事，但却矢志归隐。《四川总志》上说唐玄宗几次征召都不去，李白还曾亲自去其住处请他。《全唐文》上记载他隐居在长平山安昌岩，有人说他因遭受谗言而死。《长短经》一书成于唐开元四年（716）。关于卷数和篇数，赵蕤在传世本自序中称共63篇，合为10卷。《北梦琐言》、《唐书·艺文志》也都称此书有10卷，明朝洪武丁巳年沈新民在跋中称第十卷载阴谋家，今已不存，因此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是9卷本的《长短经》。沈跋中称此书共64篇，与赵氏自序不合。我们检查后，发现确为64篇，那么这可能是赵序或传写的错误了。《长短经》现存9卷64篇，各卷依次为《文上》、《文中》、《文下》、《霸图》、《七雄略》、《三国权》、《权议》、《杂说》、《兵权》。其中各卷篇目如下：第一卷各篇依次为大体、任长、品目、知人、察相、论士、政体等。第二卷各篇依次为君德、臣行、德表、理乱等。第三卷各篇依次为反经、是非、适变、正论。第四卷只有一篇“霸图”。第五卷和第六卷分别为“七雄略”和“三国权”。第七卷各篇依次为惧诫、时宜。第八卷各篇依次为钧情、诡信、忠疑、用无用、恩生怨、诡顺、难必、运命、大私、败功、胜智、卑政、善亡、诡俗、息辩、量过、势运、傲礼、定名等。第九卷共有二十四篇，依次为出军、练士、结营、道德、禁令、教战、天对、地形、水火、五闻、将体、料敌、势略、攻心、伐交、格形、蛇势、先胜、围师、变通、利害、奇正、掩发、还师。《长短经》的版本，据记载，南宋时流传有镂刻本、健庵收藏图书刻本及徐乾学本，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有清朝的《读画斋丛书》本，中华书局据此出版了影印本。《长短经》一书主要阐述如何称王（霸）于天下，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灵活权变等策略。作者认为“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悼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因此应该善于时变，按不同条件施用不同政策。只要能匡扶国政，不妨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而不应局限于一些旧的框框。所以作者在书中从长远的观点出发，为统治者提出了一系列经世济民的方法和策略。《长短经》也是一部重要的兵书。它继承了我国优秀的军事思想，并加以发挥阐明。其所述之战略、战术、智谋及战争客观规律，对于现代军事甚至其他行业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长短经》关于军事方面的论述比较全面，内容比较丰富。作者认为，胜利的军队要了解士兵，按照其才能授给职务，各职所长。作者强调将帅要与士兵一起同甘共苦。作者还指出善战者要善于任势、造势，充分认识并加以运用军事力量。此外，他还阐发了“奇”和“正”的理论。此书成于封建时代，也不免存在迷信等糟粕，对后世的兵书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这是应该注意的。

《百将传》

卷一：周齐太公、吴孙武、越范蠡、齐孙膑、齐田穰苴、魏吴起、秦白起、秦王翦、燕乐毅、赵李牧。

卷二：赵赵奢、赵廉颇、齐田单、汉张良、汉韩信、汉周亚夫、汉李广、汉卫青、汉霍去病、汉赵充国。

卷三：汉陈汤、汉冯奉世、汉邓禹、汉寇恂、汉冯异、汉岑彭、汉贾复、汉吴汉、汉耿彝、汉耿恭。

卷四：汉王霸、汉臧宫、汉祭遵、汉马援、汉班超、汉虞诩、汉皇甫规、汉张奂、汉段纪明、汉皇甫嵩。

卷五：汉朱隽、魏张辽、魏张邰、魏徐晃、魏李典、魏邓艾、魏司马懿、蜀诸葛亮、蜀关羽、蜀张飞。

卷六：吴周瑜、吴吕蒙、吴陆逊、吴陆抗、晋羊祜、晋杜预、晋王浚、晋马隆、晋周访、晋陶侃。

卷七：晋谢玄、燕慕容恪、秦王猛、宋檀道济、宋王镇恶、梁韦睿、梁王僧辨、陈吴明彻、魏崔浩、魏于谨。

卷八：齐斛律光、周宇文宪、周韦孝宽、隋杨素、隋长孙晟、隋韩擒（韩擒虎）、隋贺若弼、隋史万岁、唐李孝恭、唐尉迟恭。

卷九：唐李靖、唐李责力、唐苏定方、唐薛仁贵、唐裴行俭、唐唐休璟、唐张仁愿、唐王採、唐郭元振，唐李嗣业。

卷十：唐李光弼、唐郭子仪、唐李抱真、唐李晟、唐李恕、唐马燧、唐浑碱唐王忠嗣、梁刘寻阝（五代）、周刘词（五代）。《百将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辑评名将传略的兵书。它记述人物，着重在用兵的谋略和战法方面。如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田单诳称神师下凡，夜摆“火牛阵”；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韩信背水而战，半渡而击；耿敔逼巨里而致费邑，攻西安而拔临淄；耿恭以毒药傅矢而谓汉家箭神；段纪明欲击鲜卑而诈为召还；檀道济“夜唱筹粮沙”，等等。每将传记最后都有一段评语，先以“孙子曰”引一句《孙子》中的话，再讲人物的一件用兵事例，以说明《孙子兵法》的实用性和名将用兵之法的继承性。评语长短根据人物事迹而定，长至百余字，短则十余字，如司马懿的评语一百七十字，而王猛的评语只有十八个字。这些评语既诠释了《孙子》的军事论点，又评论了名将的用兵得失，也反映了编辑者的军事思想。《百将传》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兵书。它将深奥的军事理论寓于生动活泼的战争故事之中，加上画龙点睛似的评语，读者既可学到名将们的用兵艺术，又可加深对古代兵法理论的理解。因此，它的读者面较为广泛，受到后世兵家将帅的重视。明庆远府儒学训导高谅陈演在为本书写的后序中说：“此乃军旅之龟鉴，而中兴之急务也。”，“此足为治乱持危之筌蹄，而为将者不可不知。”为适应将帅学习的需要，之后又产生了续、评、增补《百将传》的兵书。

首先续编《百将传》的是何乔新。何乔新，字廷秀，明景泰（1450～1456）进士，历任刑部侍部、刑部尚书等职，为人刚正，长于著述，著有《元史臆见》等多种著作。他在出镇北陲，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时，“自念累世儒家于行师御众、营垒战阵之法，素未之讲，大惧无以应变于仓瘁。乃取公立所编，正其讹，补其缺，治戎之暇，辄取而阅之，以考古人用兵胜负之迹，庶几缓急不至于偾事”。但又感到张预《百将传》有欠缺，意欲续编。便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考五代及宋元史，又得王彦章以下四十人，芟其浮辞，摭其实事，以续公立所编，本传有缺者，杂取它书以补之。于是上下数千年元戎大帅用兵之迹，可以一览而得矣”。他采用张预《百将传》的体例，每将传之后也有一段以“孙子曰”开头的评语，将续收的40名将帅传记编成四卷本的《百将传续编》。其卷目如下：

卷之一：梁王彦章、唐周德威、郭崇韬、宋曹彬、曹翰、王全斌、潘美、曹玮、李继隆、尹继伦。

卷之二：狄青、种世衡、郭逵、王韶、种师道、宗泽、岳飞、韩世忠、张俊、刘軏。

卷之三：吴玠、吴、李显忠、杨存中、王德、王彦、刘子羽、魏胜、李宝、赵方。

卷之四：孟宗政、孟珙、杜、余玠、赵范、赵葵、曹友闻、史天泽、伯颜、张弘范。

明万历年间出现赵光裕评本，全称是《新刊官校批评正百将传十卷》，著录为东光张预公立集，东浙赵光裕克荣评。此本在原本上增加了眉批。之后，又出现《正续百将传评林》，一称《正续百将传节评》，题宋东光张预集录，明六安张澡节评。所谓节是指对于“传中无关于大体者节而删之”，所谓评是指张澡的评语，附在原评语之后，并另起一段，均以“平曰”开头。张澡，字子新，号阳泉，明代六安人。袭职六安卫指挥，积功至参将，先后驻浙江十年，御倭有战功，授征蛮将军印。曾镇粤西，寻以南京都督致仕。他“文武并用，翩翩有古儒将风”。所以，他节评的《百将传》，“节则简，简则不滥；评则核，核则不晦；俾后学一展卷间道善败如别苍索，不至于按图索骥焉。其功倍于作者多矣，讵徒述焉已哉”。明天启三年（1623）陈元素编出《名将传》，所收名将逾百人。它虽然源于张预《百将传》，但从内容到书名都有了很大变化，当是另一部独立的兵书，将另文介绍。

《武经七书》

关于《武经七书》的注释。“七书”颁定之前，各书已都有注释，注释最早、注家最多的首推《孙子》。但“七书”颁行时，只有《孙子》录有曹操注，其他六种书都未用注。而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宋刊本连曹注也去掉了，只剩下了“七书”的原文。把《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统一注释，始于宋代的施子美《七书讲义》。此书既有自己的见解，又广引史传作论证，内容丰富，说服力较强。继施子美之后，注解《武经七书》最突出的是明代刘寅。他所著《武经七书直解》，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字解与意解相结合，间以史实相参证，是《武经七书》注解中的佳本。明清学者游士，为应武闱答策之需，注解《武经七书》蔚然成风，出现许多“开宗”、“辑注”、“汇解”、“全解”之类的注释书，如明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李清《武经七书集注》、陈元素《武经七书评注》、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等。但这些注释书都在刘寅“直解”以下，往往辑录诸家旧说，以汇辑前人注解为主，间有自己的评注，少有创见。《武经七书》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第一部兵书丛书，是宋代官方校刊颁定的军事教科书。它的颁定，确立了兵书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促进了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不但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素负盛名。《武经七书》的版本流传经受了坎坷的经历。从史书和书目记载看，《武经七书》是有北宋刊本的。元丰三年就雕版印行过。清代《丽宋楼藏书志》还载有北宋刊本，可惜今不可见。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原书藏在日本静嘉堂文库，国内通行的是这个版本的影印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抄本是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的影宋抄本《武经七书》二十五卷（缩微胶卷，原书藏台湾省），著录为宋朱服等校定，张蓉镜等跋。此外还有宋刻元明递修本、明初刻本、明嘉靖三十一年陕蕃刻本、明国子监刻本等。注释本《武经七书直解》曾在明代盛行一时，现在尚能见到的有明成化二十二年赵英刊本、明万历九年莫与斋刊本、明崇祯十年翁洪业刊本、明刊本等。然而到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竟未收录全书，只收《三略直解》一种。其他六种及至民国才得以从丁氏八千卷楼旧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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