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经济面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赖建诚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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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经济面向试读：

作者介绍

致谢

1 综观概述

梁启超的著述非常多，所涵盖的题材也相当宽广；研究梁氏的相关著作，从20世纪10年代到现在一直没断过，但有一个面向是至今尚未充分探索的，那就是他的经济论述。原因很简单：文史学界的研究者，对这个面向有专业上的隔阂，而经济学家投入思想史研究的人很少，就算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这个题材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本章第1.1节析述梁(本书为了方便叙述，以下将“梁启超”简称为“梁”；其他人名作相同处理——编注)所发表过的经济论述，我用两个表格来呈现：表1.1是依这67篇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说明它们在《饮冰室合集》内的位置，以及各篇的主旨概要；表1.2把这些文章依题材分成7类主题，用以彰显梁对这7个题材的注重程度。第1.2节解说与梁启超研究相关的文献，以及目前学界对梁的经济论述，有哪些研究成果可以参阅。第1.3节说明本书的写作方法，并摘述各章的主要结构与内容。

1.1 论述表析

北京中华书局在1989年重印《饮冰室合集》(以下简称《合集》——编注)，内分文集(5册，文集1—45)和专集(7册，专集1—104)；文集以单篇文章为主，专集以小册子、小著、专题研究为主。这套《合集》原先是由林志钧在1932年编辑的，并没有包括梁的所有著作，例如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特藏部在1983年出版的《馆藏康有为、梁启超数据目录》(页124—127)中的一些文章就未收到《合集》内；李国俊编的《梁启超著述系年》也指出了这个现象(尤以页14—17的说明最详细)。大体而言，这套《合集》已收录梁的主要经济论述和观点。

在这套《合集》重印10年之后，北京出版社以此为底本，由张品兴主编重新编排为10册，内有21卷共6303页，称为《梁启超全集》(1999，以下简称《全集》——编注)。依据“编辑说明”，这套《全集》是以“文章(著作)为主，按年代为序，重新编辑而成”。新增加的部分，“还搜集了梁启超的大量书信，分编为社交书信、家书两卷，补入本书。但梁氏书信数量浩大，遗漏仍在所难免”。此外，“本书将原文的句读，一律改为现在通行的新式标点”。从读者的观点来看，各卷的目次编排有个优点，就是把梁的长篇幅文章和书本型的著作，都标出章节的目次与页码，可一目了然其内容与相对应的位置。

但目录的排版有三个缺点：(1)体例不一，除了页12、13、18、23之外，都未标明各篇发表的年代，若有年代就方便明确多了。(2)各篇文章和各本专著之间，在目次上没有明显的区隔；其实只要空一行或用粗体字区别，就可以避免此项困扰。(3)编排上也未必都以年代为准，例如第11卷是“墨子学案”，其中的《子墨子学说》是1904年所作，《墨经校释》是1920年，两者间隔甚久，却放在同一卷内。此外，有好几篇文章的年代错误，或前后年序颠倒编排。笔者另有一项建议：梁各篇文章的原发表刊物，学界大致已查明，若能在目录或在文章的首页注明，对读者也是一大服务。

夏晓虹的《十年一剑：枙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枛序》(2004)，详细说明她如何以10年时间搜集《饮冰室合集》所遗漏的文章。《饮冰室合集集外文》(2005)约40万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3年10月13日至16日，在天津召开纪念梁启超诞辰130周年“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天津古籍出版社在会议时，发布出版《梁启超全集》(以下简称新《全集》——编注)的计划。依照新闻稿的内容，这套新《全集》预计有30卷，共约1400万字，涵盖的内容分9大类：政论、学术著作、演讲谈话、函电、小说、诗词、译文、序跋、未刊稿。新闻发布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向海内外广泛征集散失的稿件、文本、信札、照片；至于新《全集》的出版时间则尚未确定，有人说三五年之后，也有人说约需10年。

我对梁的经济论述研究，远在《全集》出版之前，所以本书中引用的页码也都以《合集》为据——这个版本虽然较旧，但还是大多数人最熟悉的、也最被广泛引用的底本。

我把《合集》内和经济相关的文献整理成表1.1和表1.2。表1.1列举这些文章的出处、页码和概要，但没指出各篇原载刊物的名称与卷别，一方面是因为这么做的必要性不高，另一方面是有此需要的人，在李国俊编的《梁启超著述系年》内，都可以依年序查索到相关的信息。

从表1.1可以看到，梁第一篇论经济问题的文章是在1896年(24岁)发表的，最后一篇是1926年(54岁，逝前3年)。这67篇文章发表的时间，较集中的是在1904年(32岁)和1915年(43岁，卸任币制局总裁后翌年)之间。在一年当中写最多篇的是1910年(38岁)，共计30篇(表1.1的16—45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对哪些题材最关切？从表1.2可以看出前三者是币制改革问题(19篇)、财税与预算问题(17篇)、内外债问题(12篇)。这两个表内有几项细节需要说明：

(1)第24、55两篇未收入《合集》，是因为它们的主要内容已经在其他文章中表达过了，所以表1.1和表1.2内的统计，都以67篇来计算。第6、10两篇不是收在文集内，而是印在专集内，可以算成单独的两篇。同样地，第12、13两篇也未收入文集内，但因为内容未在其他文章内重复过，所以也就算成两篇单独的文章。

(2)这67篇经济论述有长有短，有大论说文也有应酬式的讲演稿(如52—54，66—68)，各篇的重要性不一。所以表1.2虽以篇数来表达，但须先理解这一点。

(3)有一篇长文《杂答某报》并未收入《合集》内。此文原刊在《新民丛报》第84—86号(1906年8—9月)3期连载，内容分5节，其中与经济问题相干的只有第5节“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内容是反对孙文和《民报》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李国俊(1986：15)也证实这篇重要的文章在《合集》内漏收了。笔者在表1.1内很难替这篇文章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所以只好暂时舍去，而在此另外说明。

(4)同样地，《新民丛报》第90—92号有一篇长文《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此文的前两节已收入文集18：1—55(见表1.1的第14项)，但第3节却漏收了。

(5)梁屡次提到他写了一本百万言的书稿《财政原论》，但查遍各项文献都未能确知此稿下落，所以在表1.1内就无法列举。

(6)从表1.1的第三项说明可以看到，梁的经济论述除了6篇之外，都已收在文集内。我征引这些文章的方式，除非另有说明，否则都是文集的页码，例如“2：34”表示可以在文集2的第34页找到所引用的文字。若原文未收入《合集》内(如上述的《杂答某报》)，在引述此文时就会指明这是从《新民丛报》第几号第几页引述来的。

表1.1未列入三项与经济论述较间接相关的著作：《王荆公》(1908)、《管子传》(1909)、《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前两者后来辑入《中国六大政治家》，《先秦政治思想史》曾以不同形式的单行本发行过许多次。梁有不少涉及古代中国经济史方面的议论，在这三本书内都有相当的发挥。这三本未列入表1.1的原因很简单：(1)都是专著型的长篇论述，而非报刊类的短论。(2)这些经济论述，基本上是夹在具有更宽广意义的政治论述里，而表1.1内的文章，大都是对应着某个具体的经济议题(如货币或财政)。(3)表1.1所列举的，都与清末民初的经济问题相关，而这三本则以先秦、宋代为主，在性质上需要分开来处理。表1.1　梁启超的经济论述(依出版年排序)续表1.1续表1.1续表1.1续表1.1续表1.1续表1.1续表1.1说明：所据的版本是北京中华书局(1989)重印的《饮冰室合集》，内收文集5册(1—45)(以下简称“文集”)和专集7册(1—104)(以下简称“专集”)。“文集/页码”栏内的“1：83—89(7)”表示此文收在“文集1”的第83—89页，括号内的数字“(7)”表示此文共有7页。本表第6、10、12、13、24、55等6篇未收在“文集”内，详见表内和第1.1节的说明。本书中引用文字均按原文，下同。——编注“宣统四年”为史料引用，下同。——编注表1.2　依问题性质分类(共67篇)

1.2 研究文献

几乎每项研究梁启超的文献，都会提到几本重要的书，以英文书为例，Levenson(1970)、Chang(1971)、Huang(1972)、Tang(1996)；在中文书方面，有张朋园(1964、1978)、黄克武(1994)，等等，这些著作以及一些在大陆出版的梁启超传记，在各图书馆都很容易找到[例如李喜所、元青的《梁启超传》(1993)，以及罗检秋《新会梁氏》(1999)所附的相关书目]。日本学者对梁启超的研究，请参见狭间直树编著的文集(1999)：内有13篇论文和两项附录，索引做得很好，各篇论文内所引用的相关文献也相当完整。一方面这些书大家都已熟知，在此不拟赘述；另一方面，这些著作所处理的题材，和经济问题相交集的部分很少，笔者再思之后，还是觉得没有必要评述或说明相关性。

若要详查梁的著作，有两项较完整的文献辑录可以交互参照。一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特藏部在1983年出版的《馆藏康有为、梁启超数据目录》。在梁的部分有：(1)编年著作细目，包括原文刊在何处，之后收入何书；(2)与他相关的传记著作；(3)对他的评论：他的生平、哲学、史学、经济思想等共8项；(4)他所办过的报刊，起讫年份、地点，等等；(5)依书名和篇名排序的索引。这项目录虽然有缺漏错误之处，但大体而言，1983年之前在大陆出版的相关研究，大抵已都网罗。

另一本是由李国俊编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著述系年》(1986)。李国俊编的这本目录有几项优点：(1)各篇文章的年月日考证清楚，(2)标示各篇原刊载的刊物名称、卷期次与页码，(3)对较特殊的文章都附有背景解说。整体而言，这本《梁启超著述系年》比《馆藏康有为、梁启超数据目录》完整，考证得更详细，是相当有用的工具书。此外，此书的前言和编辑凡例，把梁启超著作集的各种版本，都对比得清晰易懂，也把其中复杂的变动交代得相当明白。这本《梁启超著述系年》也有个缺点：虽依年月排序但没有索引，若只知篇名而不知年月，就很难查索；马场将三的《枙梁启超著述系年枛索引》(1997)依音序排列，解决了这个问题。周维亮的《梁启超治学系年》(1999)，是他86岁时的著作，但并未参照李国俊编的《梁启超著述系年》。

还有两项数据库可查询。一是由北京大学未名文化公司1998年1月制作发行的《梁启超专集》光盘，内容是“梁启超著述及研究文献全文光盘”，属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著名学者光盘数据库”的系列之一；内含2679笔可检索的文章，有梁自己的著作，也有研究梁的二手文献。依其所附的说明：“该套光盘共收录梁启超先生一生著述、书信、演讲及各时期研究文献3000余篇，3000多万字，及各时期照片文献。同时配备完善的检索系统，对所有文章可进行全文检索。读者还可通过篇名、文章任意词、关键词、著者、涉及者、分类、文献出处、出版者等十几个方面，快速检索到每篇文章，并随时下载、打印。”这项光盘内共有6笔研究梁启超经济思想的文献(有全文可供打印)：姜春明《试论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经济思想》(1963)，叶世昌《梁启超的经济思想》(1980)，曾桂蝉《梁启超金融学说简介》(1983)，钟珍维、万发云《论梁启超的经济思想》(1984)，胡太昌《梁启超外资外债思想评述》(1986)，郭汉民《梁启超利用外资思想述论》(1989)。

第二项数据库，是《中国期刊网：文史哲专辑》(1994年起)。进入“中国期刊网”之后，选用“高级检索”，然后选“关键词”。用“梁启超”和“经济”或“梁启超”和“外债”、“财政”等项目搜寻。以2004年5月底为例，有些得到三四篇文献，有些更少。整体而言，目前的搜寻成果还有限，但日后会随着时间而改善。

在台湾地区只有李宇平的《试论梁启超的反通货膨胀言论》(1991)。日文方面的相关著作也很少，目前只有两篇：森时彦《清末知识界对西欧经济学说的接纳：梁启超的经济思想》(1998)，森时彦《生计学和经济学之间：梁启超的Political Economy》(2001)。

暂且不谈这些作者所采取的不同分析角度，以及所着重的面向和论点，我们只要看表1.1的丰富内容，就知道梁的复杂经济论述，必然还有待较全面性的析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上述的几篇专题性论文，在选材的格局与范围上都比较窄，尚未能触及梁氏经济论述的几项重要题材。例如，从表1.2可以看出，梁对币制改革、财政与预算制度、社会主义经济路线和土地国有论都写过相当多文章，这些是他非常在意，而且和当时知识界与政界有过激烈争辩的议题，但目前都尚未见到相关的析述。

还有一种形式是在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书内，有一章或一节以梁的经济论述为分析对象。这类著作也不多，暂举两项显例：一是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1982)的第13章“梁启超的经济思想”(页286—313)。二是侯厚吉与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1984)第3册第3章第2节“梁启超的经济思想”(页277—356)。胡的篇幅较短，手法较轻快，是全面性的概观。相对地，侯与吴的分析既有全面性的观照，也针对几项主题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对比，值得稍加评述。以下试述他们所着重的题材与论点，以及他们是从哪些角度来理解梁的经济观点。

侯与吴分七小节处理这个大问题。首先是把梁的历史地位界定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学术思想的传播者梁启超”。这是第1小节(页277—288)的名称，主要内容是介绍梁的生平，以及思想取向的基本态度。这当然是梁的诸多复杂面之一，但若从表1.2来看，梁有一个重要的面向是他们未彰显出来的：梁对货币政策与税制改良的深度关切，都是从中国经济政策的角度，来析述各种学说与不同政策的优劣，这应该和“宣传家”的帽子无涉。我们只要看梁曾短暂出任币制局总裁(民国3年，1914)以及财政总长(民国6年，1917)，以及他在表1.1与表1.2内所写的相关币制财经文章，就可以知道他对实际的经济问题有深刻理解，也有与众不同的主张。

在议题方面，他们析述了六项主张：振兴工商的思想(页288—299)，生利分利论(页299—309)，发展大资本企业的思想(页309—317)，反对土地国有的思想(页317—322)，货币思想(页322—339)，国债论(页339—356)。若以这六项来和表1.2相对照，就可以看出有几项重要的题材漏失了，试举两例：(1)梁对孙文和《民报》派人士之间，对经济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有过重要的争辩，这是一项重要议题，但侯与吴只处理了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面向(土地国有论)，对梁反对社会主义这个题材却少有议论，甚至是避开了。(2)表1.2内的第6项“国家经济”内有10篇相关文章，而他们在第3小节“生利分利论”内，只析论了最不重要的第5篇(见表1.1)，其实梁论国家经济的重要文章还不少，但却大都被遗漏了。

整体而言，暂且不说他们对各个子题的观点、各项论点与分析手法，单是从选材的度来看就有两大缺点。第一，读者不易明白各小节的题材之间有何关联：如表1.1所列举的，梁的经济论述这么庞杂，他们应该示知为何挑选这几项来析述？第二，从表1.2来看，在“财税与预算”项内就有17篇文章，而且梁曾任财政总长，但他们竟然漏失了这个重要面向。退一步来说，以上这些内容只是他们三册书内的一节，自然不能过度要求，但他们应该先把分析的手法与选材标准说清楚。若要全面性地析述表1.2内梁的诸多经济面向，那是一本专书的题材。

本书所分析的经济背景，是清末民初中国的诸项财经问题。论述此时期经济问题的中外文相关著作甚多，若想快速地掌握那个时代的经济概况，费维恺较全面性也较概观性的长文(Feuerwerker，1980：1—69)值得推介，此文有助于理解梁所处的时代，中国经济面临了哪些结构性的问题，以及具有哪些特性。另一项有用的参考数据，是李允俊主编的《晚清经济史事编年》(1840—1911年，共1264页，2000)。此书有五项优点：(1)所引录的事件都有资料来源说明；(2)有阴阳历的日期对照；(3)索引非常有用，可依题材的分类查索(页1183—1244)；(4)有中外人名和主要外资企业的中外名称对照表；(5)依书名笔画排序的参考书目。但也有排校上的失误：以页1244所载的“梁启超”为例，相关条文记为1868年6月，但梁是1873年才出生，所以此项索引的年代必误；正确的年月是1898年6月28日(见页732)。此外，梁的名字在页1244的索引内只出现一次，感觉上略少。

1.3 综述与摘要

本书共分12章，除了首章是导论以及末章是讨论与省思之外，主要的议题有10项。虽然各章的主题参差，但在处理手法上我尽量遵守三项基本要点：(1)用现代语言简化、条理地解说梁的论点；(2)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以及现代对那个时代的研究，来判断、评论梁的观点和主张；(3)对比不同人士对同一题材的不同见解，以币制改革问题为例：当时议论此事者相当多，后人评论研究此题材者也不少，更有许多新发现的档案，若能整理出全盘性的或一系列的观点，来和梁的见解相对照，就比较能理解梁对某项议题的见解。前两点较易做到，第(3)点的困难较大，因为表1.1表1.2内所触及的诸项题材，几乎已构成一整部中国近代经济史，各个题材都已有好几部专书和许多论文在探讨，若要综述这些见解再来和梁的说法相辩驳，本书的篇幅恐怕会扩张到无法掌握的程度。所以我还是以梁本人的论点为主轴，他人的见解为辅。

首先，梁在写这些文章时，多少也提到了他所反对的见解(例如第6章所分析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和土地国有论)，所以在析述梁的论点时，也已经对比到另一些人士的见解了。其次，梁对某些题材的论述不够体系，例如第5章的工商实业、第11章的经济学说史，梁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较少，精彩可论之处也不多，所以上述的第(3)点，比较能落实在第2、3、4、6章内。由于梁对各个主题的关照程度不同，在分析时的体例上也就难求一致，所以我在写作时遵循三项准则：(1)只要论点确切，篇幅应浓缩；(2)把梁自己的见解维持在主轴性的位置，不要被其他意见冲淡；(3)引述参照性的观点和见解，让它们发挥辅助之功而无夺主之嫌。

以下概述诸章的结构、内容、论点。第2章论梁对币制改革的主张与作为。他对这个题材下过相当的工夫，也写过许多文章(见表1.1与表1.2)。本章讨论三项主题：(1)梁一直主张中国应采虚金本位制，他对这件事有哪些独特的见解？虚金本位制对中国经济长期而言真的是利多于弊？(2)他一直批评中国无国币，所以积极鼓吹推行国币，他有过哪些高见与建议？这些建言的可行性有多少？(3)民国成立后他两次入阁，一次是1914年(民国3年)任币制局总裁，一次是1917年(民国6年)任财政总长，负责财政和金融改革的事。这两次主政的时间都很短(10个月、4个月)，为什么他的主张都未能成功？

第3章处理财政和预算这个一体两面的题材。梁对清末的财政制度很有意见，曾经提出一篇《改革私案》的长文，论述改革中国财政的方法与预期的成果。他对税务制度也有很多建议，包括各项税源、关税、税率的改革。他最批评的是中国政府无预算制度，东挖西补，各部门之间严重缺乏协调性。除了解说他对这些复杂问题的诸多见解外，也举统计数字来对比他的说法。最后说明他在1917年任财政总长时，所遭遇到的主要障碍与困难。

外债与内债是第4章的主题。中国的外债问题，因赔款、国库匮乏、战乱等因素而愈来愈严重。若向列强借款，虽然可以稍为缓解窘状，但列强会伺机掌握中国财经的命脉。另一项困扰是列强皆采金本位而中国仍采银本位，在国际银价长期下跌的情势下，中国不但要偿还沉重的本金，还要多付出因银价贬值而产生的汇兑差额(称为“镑亏”)。梁对外债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剖析得也很清楚透彻；他在文章内所表现的，一方面是激情跃然纸上，但另一方面也很能展现出理性冷静的推论和政策建议。整体而言，他对外债问题的析述相当有说服力。相对地，他对内债问题的态度，则多采批评性的立场，攻击各省的公债行政措施不当。他对公债的见解，相当受到日本经验的影响，屡有仿效日制公债措施之建言，甚至在入阁后都还有此主张。然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梁对在中国推行公债的预期成果过度乐观，他的政策建议可行性甚低。

第5章的主题是工商实业，梁对这方面的论述不多，可深论争辩之处亦少。较有趣的一项，是他对美国大企业集团(托拉斯)的介绍与分析。他的目的很简单，但也相当天真：希望中国的工商业界能够联合起来，成立各行各业的托拉斯，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再受列强工商业强势的欺凌。他甚至替托拉斯的弊端过度辩护，说中国若行此制，则这些弊端“亦不必深虑也”、“若是不足以诟病也”。

第6章分析两项火药味相当浓厚的题材：中国日后是否应采社会主义的经济路线？土地国有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这两条路线是孙文派人士和《民报》的主张，梁对这两项主张态度是：“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这是一场激烈精彩的辩论，这章对比双方在理论上与实行上的不同见解，并用现代经济知识来评论双方的相关论点，从综观的角度来看清末这两大报(《新民丛报》和《民报》)、两大政治派系之间的争执，在问题的性质上、论点的方向上、诉求的手法上，有哪些类似与差别。

有五个与清末经济相关的小子题，不易纳入前述各章的主题内，因而并在第7章分述。(1)从宏观性的角度来看，当时在各地发生过哪些经济恐慌现象？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有哪些？(2)中国的资金枯竭，对外资应采怎样的态度？(3)全国人口结构中有哪些阶层是属于无生产能力的？(4)他写过几篇谈论银行的文章，也讲演过几次这方面的题材，在此略述梁对银行制度的见解。(5)他对中国关税权相关的问题有过哪些议论？梁有四篇论关税权的时事评论短文，但他对这项题材的关注点，却是国际政治的角度远多于财政税收的关怀。这五项主题在结构上并无明确的关联性，梁写这些文章时也无预设的架构，而是依时事或依各别主题发挥，因此不易据以提出系统性的评判，但这又是理解梁氏经济观点的必要工作之一。

在文集中，梁谈论经济事务时，以清末民初的议题为主，这是以上六章的范围。但在《合集》里，梁偶尔也会提到古代的经济事务，例如《中国古代币材考》(1910，文集20：58—72)。他对古代经济问题的论述，基本上集中在《王荆公》(1908)、《管子传》(1909)、《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这三本书内，收录在他的专集内(专集27、28、50)。我从上述文献整理出下列四章的题材，析述梁对中国古代经济的诸项论点。

梁在1909年以“旬有六日成”《管子传》，“述之得六万余言”，旨在评述《管子》的政治、法治、经济、外交、军事，希望“爱国之士，或有取焉”。第8章分析此书的第11章“管子之经济政策”，着重在两个议题上：第一个重点放在梁本人的基本立场与见解，看他如何受到德国和日本“国民经济学派”的影响，因为这个学派和《管子》有个共同的理念，就是要把国家的经济资源和调控权集中在政府手里；第二个重点，是析述他如何诠释《管子》内的各项经济政策。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以经济思想史的观点重读此书，得到三个观感：文笔方面情绪高涨，内容方面动人听闻，手法方面自我矛盾。这章的附论析述《王荆公》(1908)，说明梁对王安石的财经作为与思想有哪些洞见与偏见？他如何理解王安石的财经改革理念与政治上的阻碍？《王荆公》全书22章共208页，与财经政策直接相关的是第10章 “荆公之政术(二)：民政及财政”。整体而言，梁对王安石的财经作为，并没有在具体问题上作深入分析，也没有提出财经政策上的新洞见；相对地，由于梁的主要诉求是替王安石洗冤辩诬，所以立场鲜明偏颇，在格局上还是没跳脱出“党争”式的论述。从财经分析的角度来看，梁在《王荆公》里的贡献有限，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远比不上他在翌年(1909)写的《管子传》里，对整套国家财经政策(如轻重术)运作概念的良好理解，以及视野宽广的评述。

梁对中国改采金本位的议题极为热衷，1910年时写了好几篇相关的长文力挺此制，并极力抨击张之洞等反金制者。他有一项独特的论点：从演化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币材从上古的贝币到龟币，到皮币，到珠玉，到铜银，他认为这是一系列历史进化的过程；到了20世纪，中国必当用金以为主币，才符合历史进化的潮流。梁论证货币有四种职务(交易之媒介、价值之尺度、支应之标准、价格之贮藏)，欲完此四种职务者当具八德，金则八德咸备。第9章的主题是在论证：梁所说的龟“币”并未存在过；帛布“币”的币字，原意是指布、帛，根本不作货币解；皮币也无货币的功能；禽畜则完全不是货币；珠玉从古至今都一样，以“宝物”的意义为主，丝毫没有交易性的货币功能。梁写《中国古代币材考》(1910)来支持金本位制，基本上是引喻失当，因为中国若有足够的黄金，何必主张用银？若黄金不足，主金奈何？梁这种独特的币材进化论，在“内证”上有明显的逻辑失误，在“史实”上也有严重的疏漏与错误，在“外证”上(中国应否随列强改采金本位)，更有硬上弓的霸气。

梁对先秦田制的见解，集中在《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包括五项题材：(1)贡，(2)助，(3)彻，(4)初税亩与用田赋，(5)孟子的井田制。第10章析述梁对这些题材的说法，提出不同的见解来相对比，并对这些议题作较深入的解说与论证。井田之说源于《孟子》，本章最重要的论点，是在阐明孟子当初的重点——要替滕国规划“井地”，而非倡议“井田”制。后儒误解了这点，而导致不必要的“井田有无”之纠葛；梁因袭前说，也没能跳出这个陷阱。其实“井字田”和“井田制”是两回事：把土地划成“井”字形，目的是要“正经界”；井字形的耕地，和传说中的井田制(一种政治、社会、经济之间的复合关系)，是不相干的。

最后一个题材属于经济学说史的范围。梁写过一篇介绍性的长文《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1902)。第11.1节：(1)分析这篇文章的内容；(2)评论他对这些学说的理解与误解；(3)他受到这些学说的启发之后，提过一些政策性的建议，若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会有哪些缺失？梁对墨学下过深入的工夫(《墨子学案》《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第11.2节的着重点是在说明：(1)他如何以“七个公例(原则)”来解说《墨子》的经济见解，(2)他的诠释有哪些特点与缺失。虽然经济议题只是墨学的一环，但从梁的内在逻辑和不时出现的过度阐释，我无法赞同黄克武的结论，说：“梁启超论墨之作表现出他个人的学术风格，以及思想的一贯性，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他绝对算得上一个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黄克武，1996：90)

最后一章讨论梁的经济知识大概受到哪些著作、哪些学派、哪些路线的影响。从他的经济论述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他对哪些问题特别关注？为何会有乐观或悲观的态度？他对哪些经济政策作过哪些特殊的主张？这是综合讨论的部分。另一项主题是对全书的反思：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重读梁的经济论述，整体上会有怎样的感受？梁对清末民初的知识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若从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他的经济论述，现在看来反而比不上严复译案的《原富》来得深刻？从命题的趣味度、世界性的对话度、具体技术问题的挑战度来看，梁的经济论述会让后世的分析者，感觉到这是一个智识兴味度高、值得深探的题材吗？

全书诸章的安排，是依据下列的逻辑顺序。为什么最先谈币制改革(第2章)？从表1.2可以看到，梁对这个问题发表过19篇文章，是此表中最多的项目。这是他最早、也是最后关心的经济问题：表1.1的第2篇是《论金银涨落》(1897)，第69篇是《民国初年之币制改革》(1926)。此外，梁写过一篇短文，介绍“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因为题材上的近似性，就当作此章的附录。同样地，这几项理由也适用在本书第3章“财税与预算”。外债与内债问题和财税预算有密切关联，所以就接着放在第4章。梁论工商业问题的文章发表得很早(在表1.1内排第4篇，1897)，所以接下来作为第5章。第6章论社会主义与土地国有化的问题，这是在辩论日后新中国的经济路线；虽然梁只写了一篇长文，但因此问题重要性与独特性，所以单独成一章。表1.1内有10篇文章不属于上述的5个题材，可称为梁对中国经济问题的5项散论(见表1.2)，列为第7章。

第2—7章都是清末民初的经济议题，第8—11章则属于古代经济的问题。第8章论管子与王安石的国家经济观，在时代上明显晚于古代币材与井田问题，但为何先谈论？梁在析论管子与王安石的见解时，其实心中所怀抱指涉的是清末经济问题，只是借这两位古人的语言与作为，来抒发自己的见解与理想。所以就把此章放在与清末经济问题相衔接的第8章。第9章谈古代币材与第10章的井田说，则是依时代的顺序排列。第11章是经济学说史，与上述诸章无密切相关，所以放在最后。

2 币制改革

梁氏对币制改革问题下过相当的工夫，与这些题材相关的文章，在他的经济论述中占了相当的分量。就行政经验来说，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任命他为币制局总裁，有意借重他在这方面的深入见解。可惜积痾过深、政局多变，同年12月梁辞此职，币制局亦被裁撤。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任梁为财政总长，在业务方面也牵涉到金融改革，但他四个月不到就辞职了。本章从三项主题，来析论梁在货币改革方面的论述与作为。梁一向主张中国应采虚金本位：第2.1节评论他对此事的诸项见解与主张；第2.2节分析他对各种币制改革的评议；第2.3节讨论梁两次入阁时在货币政策上的作为，以及他晚年对币制改革的回顾；第2.4节综述本章的主要见解并作出结论。

析述清末民初币制改革的著作相当多，但以梁氏的币改言论与建议，以及他在两次阁员期间的政策与作为，当作论述主题者似尚未见。论述清末民初币制改革所牵涉的问题非常庞杂，有国际金融问题(国际银价长贬、起伏)，有国内政治问题(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有社会问题(城乡等不同部门和士农工商各业对币改的反应不一)，有行政上的困扰(各省对中央决策的服从度不一)。在篇幅的限制下，本章只能处理国内货币和国际金融的面向。其他的相关著作略说如下，当可与本章的内容相对照，或补充本章所未处理到的面向。

王业键(1981)有一本精简但相当全面性的著作，该书对中国的银铜复本位、多元本位的问题，有趋势性与结构变化性的解说，是很值得参考的综论。有两套文献集内容相当丰富，主题涵盖面也很广阔：《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以下简称《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这是到晚清为止的资料；另一本是《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1912—1927)》(以下简称《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这是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时期的资料。这两套文献集对理解梁的币改建议与政策作为，以及各方的正反面意见，都很有帮助。李宇平(1987)对比1902—1914年，各派人士对币制改革的各种言论，这项研究有助于理解，在清末民初对币制改革的纷杂论述当中，梁的见解是属于哪类。此外，有几本近代中国货币史的综述性著作，也很可以参考：张家骧(1925)、魏建猷(1955)、彭信威(1958)、卓遵宏(1986)。

2.1 虚金本位

2.1.1 银价长贬

从19世纪70年代起，以英国为首的列强逐渐改采金本位制，蔚为世界性的风潮。黄金既成为国际间的金属货币，需求和价格自然高涨。白银本来和黄金都是金银复本位制的主角，19世纪70年代起改[1][1]行金本位之后，白银失去国际货币的功能，需求和价格大跌。中国境内流通的货币，基本上是以铜银为主要币材，对外贸易与债务的清偿，过去都用白银；现在国际银价大跌，等于是中国货币的汇率大贬，这对一个外债、赔款、入超额都庞大的国家，是一项重大的打击。

梁对金贵银贱的问题写过两篇短文，一篇是《论金银涨落》(1897，1：89)，这是他最早期论经济问题的文章之一，是他在戊戌变法前一年所著《变法通议》内的一节。还有一篇是《银价之将来》(1910，25上：177—179)，这是一篇长文《将来百论》内的一节。《论金银涨落》是梁赴日之前的作品，当时他尚未接触现代的经济学著作，全文尚无概念性的语言，也无明确的主轴和主张。引发这篇短文的议题，是有位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建议：现今银价大贬，中国可以用白银铸成英国先令样式，在国际流通中使用。梁反驳说：这需视此币铸成之后，外国是否肯一律通用而定。他举当时法、比、意、瑞四国的协定，说四国所铸的金银钱“彼此国库皆准抵用，而收付银钱则以一百佛郎为限”(1：83)。就算中国能铸银币，且能流通于欧洲诸国，但有此额度之限，所以中国所铸之先令，在购兵械或还外债时，最多只能当巨款之尾数，于事无补。况且列强已行金本位，视白银为辅币，中国若铸银先令，成效必然有限。

这项驳斥是此文的破题，也是此文的概要点。梁论过此点之后，泛论各国的金银币政策、世界金银价的潮流、中国可采之对策等等，但梁对这些问题并无明确的主张或提议。若单读梁的这篇《论金银涨落》，会让人觉得这位杨通政未免过于无知。张家骧(1925，第3篇页6)和《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653—654)，都录载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在八月初一(1897)所写的这篇奏文。现在重读此文，觉得杨的建议虽然忽略了基本条件，但在政策步骤上的推论还算合理，反而是梁的文章只批评到杨的部分建议，而且也过度驳斥了杨的主张，分述如下：

第一，杨的主旨是在“奏请仿造金银钱：镑价愈涨，则中国征收所入，使费所出，无不加倍吃亏，借款一项，吃亏尤巨而久。中国国家商民交困，其患俱在有形，独此镑价递昂，耗物力于无形之中”。第二，他的政策建议是首先要统一国内币制：“欲挽积弊、弭大亏，非率宇内之权量，整齐而划一之。定准圜法，以与各邦平均往来不可。”第三，他说明英镑是当时国际性的领导货币，以及中国吃“镑亏”的情形：“各国金钱轻重稍别，而悉以英金镑为准。……同治年间，每镑合中国规银三两三钱三分；光绪十三年春，每镑合规银四两一钱六分五厘；今则一镑合规银八两有奇。燃眉之急，莫切于此。”最后，他的具体建议，也是梁最误解他的地方是：“拟请谕旨，准予变通。先按先令分两成色式样铸造银钱，务令京师直省一律通行。……并请一面饬下各直省将军督抚速采金矿，聘匠开挖，将来再仿英镑式样，铸造金钱。……银钱既铸，金钱续成，由是可仿英式制造钞票。金银钱存储国库、直省库，视存钱之多寡为准，则钞票辗转流通，无用之金钱将同土壤矣。”

这项铸币提议的要点是：(1)铸造全国统一成色的银币，令京师直省一律通行；此银币的特色是“按先令分两成色式样铸造”，这一点造成理解上的困扰。第一，这句话不够具体，未说明按何种分两成色样式；第二，英镑是金本位货币，与黄金价格同步起伏，若依杨的提议在1897年铸银币与先令等价，但日后银价若再贬落，金银比价会产生变动，这就失去了要与英镑保持同步价值的初意。(2)先铸好银币之后，速采金矿以造英镑式的中国金币。也就是说：上述仿先令铸造的银币只是过渡性的，最终目的是要铸成金币，进入金本位体制，成为“黄金俱乐部”的一员。(3)再下一步是发行可兑换纸币，和英国一样，民间持纸币可以随时向国家兑换金银。杨说到了这个阶段，“则钞票辗转流通，无用之金钱将同土壤矣。一转移间，不加赋，不事捐输，不求人加税，立即挽回利权三倍。富国救贫之策，无捷于此”。那是过度推论，不必计较。

杨的提议避开了一项主要的困难：中国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金银存底，可用来铸造供全国通用的标准银币，至于铸金币和发行可兑换纸[2][2]钞就更不必提了。梁的批评应该放在这一点，而他却把论点集中在铸银币的阶段，强调这种银币在国际清算上会碰到的困难。杨的提议在视野上较广，是要一步步地从银铜混杂货币体制，转入统一的银币制，再转入金币制，最后成为英式的可兑换纸钞制。梁写此文时才25岁，尚未赴日，对现代的货币问题认知有限，不必苛责。《银价之将来》(1910)是两页不到的短文，有三项要点：(1)综述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至宣统二年(1910)之间，国际银价大幅变动的概况。(2)银价长期下跌的两大因素：国际上采金本位制，以及银产量日增而用途却日窄。(3)在此情势下，“我国苟不速行虚金本位制，则全球之银块将悉以我为尾闾；银等于瓦砾，而米薪则等于珠桂矣!可不惧欤？”(25上：179)梁的这两篇短文(1897，1910)传达了两项信息：(1)国际银价大跌，对中国已衰败的经济犹如火上添油；(2)中国既无实力改采金本位，梁认为根本的解决方式，是采用其他发展中国家已实施的虚金本位制。

以下先补充说明虚金本位制的意义，何以在中国会有改采此制之议，以及各方对此制的不同反应。有了这些背景，才更能体会梁对此制的诸项论点与作为。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所累积的外债、赔款和入超额，到了20世纪初已相当庞大。以赔款为例，当初签约时以银两为单位，但金本位制通行之后，因为国际银价大跌，列强实际收到的款项，若用黄金来衡量，确实缩水不少，所以就要求中国偿补这段因银价贬值所带来的损失。

当时的国际领导货币是英镑，在国际上与黄金有同步起伏的关系，中国因为银价贬落而额外支付的汇兑差额，因而称为“镑亏”。白银续贬，镑亏的压力就愈大。而中国的外汇存底有限，又不产金，没有实力加入“黄金俱乐部”，因此有国内外人士提议中国采虚金本位(gold-exchange standard)：对内仍行银铜币制，但对外的贸易与债务则行金本位。好处是得以免除“镑亏”，中国政府只需准备较少量的黄金，用来应付贸易与外债等国际支付即可；对国内的货币体制不必和金本位国家一样，需有黄金作为发行货币的准备，仍可保留原有的银铜币制。这种虚金本位制又称为金汇兑本位制，只在和外国有汇兑关系时才用黄金结算，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菲律宾等)而[3][3]言，是一种巧妙的设计。在殖民地母国的支持下，虚金制在这些经济体内运作得不错，所以中国有意仿行。

2.1.2 倡议改制

晚清民初提议更改币制的方案很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些议[4][4]案的背景与概要，在近代货币史的著作内已都提及，在此不拟重复。这些提案中，有些是建议先铸银币之后，逐步改铸金币(如前述杨宜治的主张)，也有人主张暂时并用银本位制及金汇兑本位制(如驻英公使汪大燮在1907年的提议)，曹汝霖在1918年也提议过使用金券，但这些都不是梁心目中真正的虚金本位制，而只是金本位制的中国特[5][5]殊版本。梁所主张的虚金制特点，是对外以黄金结算，对内仍行原有的(银铜混杂)货币体制。符合这项定义的提议，在1931年世界性的金本位废止之前，在中国一共有过四次，都是国际人士向中国政府正式建议的。

这四次提议都失败的原因各自不同，正反双方的意见也相当杂乱，但有三项因素是共通的：(1)国际银价起伏不定，大跌时积极建议采虚金制的声浪很大，但银价回升时却又觉得利不见得大于弊。(2)货币改革成本过高：中国的币制混乱，中央政府的权力鞭长莫及，各地习于旧制不愿改革。同时，中国政府财政困难，币制改革所费甚多，非困窘的财政能力所及；殖民地因有母国在经济与行政上的支持，所以障碍较小。(3)国际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受到严重的考验，之后屡有停止之议，中国也因而对采虚金本位的长期效益感到迟疑。

第一次是英人赫德在1903年4月提出，第二次是美国政府派康乃尔大学教授精琪在1903年10月提出(梁所评论的对象就是此次)，第三次是荷兰人卫斯林在1912年提出，第四次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Edwin Kemmerer)在1929年11月提出的。这四项提议中的后[6][6]两项，在时间上因为与梁的见解无关，所以在此不论。“赫德案”在时间上与“精琪案”相近，还牵涉英美两国竞争中国币制改革主导权的问题，所以必须相提并论。梁在立场上支持精琪案，但张之洞却强烈反对，因而梁对张有激烈的批评。这些辩驳会在下面两小节内析论，以下简述赫德案与精琪案的基本方向与政治意涵。

1903年2月至1904年9月间，总税务司赫德向外务部建议“改虚金本位制，定立银钱准价”。他的办法是先厘定新币的价值：“凡新币八两，常等英金一镑”(1镑有20先令，每先令有12便士)，也就是要把中国币1两的价值，规定等于30便士。这样的单位换算在国际汇兑上较简明，因为中国各省银两所含的纯银量不一，在国际贸易与清算的作业上难有简明的依据。另一项优点是：这等于是向国际宣称中国的币值今后钉住英镑，汇率是1两等于30便士，只要英镑起伏，中国币值就跟着波动。赫德的提议内，还有不少技术细节以及行政上的配套措施，这些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097—1110)所录载的文献内可以查到，不赘。

在此要强调的是为何它会失败，这有几项原因：(1)新币既然钉住英镑，万一中国币贬值，英国自然要干预。也就是说，英国借着要替中国设计新的货币体系，进而掌控中国的货币管理权，甚至进而要掌控财政权。英国久掌中国海关税入，列强早已不满，中国更引为耻，如今趁机要更深入掌握命脉，反对之声必高。(2)中国的货币体制庞杂混乱，另立新币制所费甚高，除了高昂的行政费用之外，各省政府未必愿意配合，阻力甚大。(3)英政府不愿意贷款给中国政府进行币改。在评估利弊得失之后，清廷对赫德提议的态度冷淡，民间也因而无多大反应。朝廷的态度一方面是恐英人趁机深入，另一方面是怨英人不愿提供贷款，而不是中国对虚金制没兴趣。美国见此机会难得，愿意协助中国币改，也愿意提供资助，所以才有1904年的精琪提议。

1902年国际银价大跌时，中国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向美国求.，希望能协调各国共同稳定银价。美国正想扩张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希望银价稳定能有助于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美国国会在1903年指派三人委员会负责此事，精琪是其中的一员，负责研拟中国货币改革方案。他在1904年1月抵华，调查实况之后发表了《中国新货币体系备忘[7][7]录》(Memoranda on aNew Monetary Systemfor China)。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定出中国银币与黄金的价格比例为32∶1(32两白银换1两黄金)。这项比例一旦固定，就算日后白银价格浮动起落，仍维持32∶1的比例。换句话说，对世界各国而言，中国的币值从此就和黄金有了固定的比值，就算银价下跌，在国际汇兑的计算上仍是32∶1。这样设计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免于银价下跌的心理恐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日后银价上涨(成为30∶1)，而国内银金比例仍维持32∶1的话，中国币就吃亏了(被低估了)；反之亦然。精琪提案的始末，两国往来函电，中国大臣，驻外使节对此事的各种意见，此案的具体内容，各方的评议，精琪返美后的演说，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110—1203)有非常丰富的记载，从下列张之洞的驳斥中，也可略见双方歧见的旨要。

2.1.3 反对意见

当时反对精琪者甚多，持议甚杂，以鄂督张之洞的意见最具代表性。精琪抵华后，积极与张约见，二月中旬双方会谈，但观点不合：“精琪来华，将议定金银价值。约期晤谈，所言不合情势，驳之。”(《张文襄公年谱》，页181)同年八月十六日张写了一长篇《虚定金价改用金币不合情势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63，页6—15)，此文经《上海时报》转载后传诵一时，而朝廷对此折的回应却只有淡淡一句：“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页15)

张所言甚厉：“臣二月间由京回鄂，精琪久已在汉口相候，约期晤谈，必欲一见。嗣经接晤两次，该洋员一切议论，诸多支离，臣层层驳诘，该洋员亦不能分条辨析，切实答复。……今臣阅其开送中国圜法条议及条议诠解、续送条议各篇，种种虚妄、种种患害，不禁为之寒心，敢敬为我皇太后、皇上披沥陈之。”张的论点明确，其说甚辩，以下摘要并略加评述：

第一是货币改革主导权的问题。“今查精琪条议为第一条言：中国设立圜法，其措置以赔款国之多数能满意为准。……第十七条：正司泉官及各国代表人，准为中国政府提举整顿财政之事。迹其所云，直欲举中华全国之财政，尽归其所谓正司泉洋员一手把持，不复稍留余地。而又恐各国之议其后，故一则曰使赔款国之多数能满意，再则曰赔款国之代表人可以查看账目，三则曰各国代表人准有提举整顿中国财政之事，几视中国为各国公共之贸易场，而不复问主权之何属。其见好各国，蔑视中国，悍然不顾，乃至此极，实出情理之外。”此点颇能引起国人共鸣。

第二是银金比价的问题。精琪提议32∶1，其用意与功能已在上文略述，但张未必明白虚金制的精神，对32∶1之说甚异。“强定为准三十二换之金价，侈然谓铸头出息，可获二分厚之重利，冀以歆动中国。”如前所述，32∶1的设计用意，不是要替中国政府谋铸钱之厚利，而是日后国际银价若有起伏，中国银币的国际报价都维持在32∶1的汇率。目的在使中国对国际银价的波动，免于产生预期心理，并协助各界对中国币值具有信心；另一项目的，是定出中国币的国际标准价格。1904年时的国际银金比价为35.7∶1，张看到国际行情为35.7∶1，就想到若能依32∶1来偿付各国的赔款与债务，中国必然可省下大笔支出(每两黄金的债务可省下3.7两的白银)，所以他说：“夫使所定三十二换之金价中外可以通行，中国即可以此价折算，兑付各国赔款，诚属两得其平之计。”

张明白没有这等美事：“乃精琪所定此项三十二换之银币，其限制只能在中国通行；而在外国卖票购金，则其价值须由正司泉官临时定夺。”所谓的临时定夺，就是依当时的国际汇率行事，而非32∶1。张明白32∶1只是虚设，真正支付国际债务时32∶1根本没用。他把真正的利弊分析得很清楚：“至其续送条议，则明言此银币在本国支付款项，即作三十二换销用，若用银元付外国款项，则须按生银价销用，即四十换之谱等语。是其法不过使中国商民，以值市价四十换之金一两纳诸政府，勒令抵银三十二两。而外国持银三十二两，一入中国即可得金一两之用。及以中国之银抵付外国之金，则仍须以银四十两抵金一两。”简言之，32∶1的设定对洋人百利，对国人未见一利：“无论求利太贪，立法太横，民必不遵，法必不行。即使强迫行之，亦惟罔内地商民之资财，以入之政府。而又括中国政府之利益，以倾泻于外洋而已。”

第三是新币制对国内可能产生的影响：“勒令民间以新币还旧债一节，尤为横暴无理。夫按新币硬抬之高价以还新债，恐虚头太多，势难持久。已患不能通行，况勒还旧债乎。此令一行，必致中国各省商民借贷绝路，追账倒账，抢夺斗争。各行商贾概行歇业，贫民固穷，富民亦穷，大乱立见。是不惟无二分之利，且恐有十分之害矣。”张的主张是不要采取空假的虚金本位，只要能确切地把银本位做好就很够了：“果能全国皆用银币出纳，一律开办，前廿年内铸数既多，余利亦成巨款。此乃国家权力应有之利，明白无欺之事，切实和平之办法，并不须用外人主持，亦不须行以罔民病民之政。”

他认为虚金本位根本不适合国情：“中国则不然，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四民食用俭。故日用率以钱计，其贫民每人一日口食仅止一二十文，中人一日口食仅止六七十文。其沿海沿江通商大埠，尚参用生银银元，而内地土货无论巨细买卖，皆用铜钱积算。……合计中国全国仍是银铜并用，而用铜之地十倍于用银之地。……故论目前中国情形，若欲行用金币，不但无金可铸，即有金可铸，亦非所宜。况精琪之议，并不自铸金币，徒虚悬一金价以抬新铸之银币。……盖无实之币，无实之票，必然壅滞不行，跌价私售。……国家必受大累，一旦立形不支，实属万分危险，尤不可轻于尝试。”张的具体建议是：“窃谓此时惟有先从银铜二币入手，求划一.行之策，然后酌定银钱相准之价，每银一两限定值钱若干。……俟通国币制统归一律，银铜二币悉遵定价，生银之用渐废，服用糜金之禁渐行。……彼时体察情形，果需参用金币，再行斟酌试办，亦未为迟。”一个世纪之后重读此奏折，还能深切地感受到张对民间实情的了解，颇能洞察虚金制对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的利弊，要点俱在，甚有见地。

以上是张从货币与经济的角度，来看虚金制对中国的弊害。列强提议此制当然也有政治上的考虑，张对这个面向的见解是：“若精琪之议，啖我以虚无铸头之利，而夺我实在财政之权，其计至毒、其害至显。”他对虚金制的可行性相当果决：“惟外人图揽中国财政者正复不一其人，即中国震于外国用金之说，剿袭附和，妄思尝试以徼大利者，故恐亦复不少。臣之此奏不仅为精琪一人，并不仅为金币一事，此后傥再有以行空票作金币之说进者，或外饵我以重利，实图揽我利权、绝我利源者，拟请敕下外务部、财政处、户部，开诚布公，正言驳拒，勿受其愚。”

当时和张同样持反对意见者不少，试举两例。一是总办江南商务局的刘世珩，他在精琪案提出时(二月)就发表了《银价驳议》，分成两部分：一是《中国圜法条议》，对精琪所提的十七条逐条驳斥；二是《中国新圜法条议批注》，对精琪所论的十章内容逐章批驳；最后还写了一项附录《通商进出相差与创设支兑金货为平准圜法之关系论》，用意在解说国际汇兑的基本原理。这两篇长文收录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160—1188)。他的写法是逐条、逐章的批评，论点详细明确。此文的知名度比不上张之洞奏折所引发的回响，原因有三：(1)张的名气大，奏折文刊登在报章上，读者人数较多；(2)张的文笔简洁有力，要点俱在，很可能是把刘的论点消化纳入(张的奏折是八月呈的)，把文章写得简要高超；(3)二月时精琪刚发表17条圜法，国内各界尚未作出响应，半年之后各方意见俱出，张的奏折以集大成的方式，代表了反对方的综合见解，引起相当的共鸣，也因而盖过刘的析论。其实刘的论点确切，唯稍冗长以致力道略弱。

在刘、张两文之间，还有苏松太道袁树勋所呈的《上海钱业商业对于精琪银价条议的意见》。此文发表在《南洋官报》(1904年6月)，现收入《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194—1195)。这项短折的用意，是要表达上海钱业与商业对此案的反对意见，所诉求的立场和刘、张的宏观官方见解不同：“该董等老于商务，会计颇精，所陈各情，是否有当，理合具禀声覆。”袁的论点和张类似，但说法不同。第一，改用金币之害是：“至于豪家积赀，商贾转运，向皆用银，一旦骤然改用金币，金价更昂，银价必贱，受亏更为不浅。……若改用金币，诚于泰西各国洵称利便，于中国难免更受其亏，非但毫无裨益，反恐祸乱丛生。”第二，对中国的汇兑收支未必有利：“若绳以日本因改用金币遂见富强之说，似非确论。闻日本改用金币，暗亏非细，印度受亏尤巨。……中国不比泰西各国，将来作伪多端，高低不一，其害更有不堪设想者，于国于民于商皆无益有弊耳，不如不改之为良也。”第三，中国的货币与银行体系尚无行虚金制的实力：“国家若概用金币，必先整顿各省银价铜价相辅而行。……为今之计，改用金币，非先设国家银行不可，欲设国家银行，非有外洋伦敦、纽约、商埠之分行，与各国交通汇兑不可。”

2.1.4 赞成意见

赞成虚金本位者有两项共同的特征，一是从“镑亏”的角度来陈述银本位之害：国际银价长贬，中国在国际收支、赔款、外债上所受的亏损过巨。二是这些人较具国际视野，或是驻外使节，或是办理洋务，或是关心国际世局对中国的影响者。前述赫德、精琪等人的提议，是在列强授意之下的作为，但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向朝廷建议改采金本位，这些建议与朝廷的答复，收录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222—1249)，举三例如下：

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在1903年9月26日“请改币制”(页1222—1229)，朝廷对此项长奏议的朱批(10月26日)是：“财政处、户部知道。片并发。钦此。”户部在1904年(无月日)由尚书鹿传霖对此议简要响应，但只说明状况而无执行方案。1906年12月15日出使英国的大臣汪大燮上一折奏行用金币(页1229—1234)，朝廷在1907年3月1日对这篇长折的回应是：“度支部议奏。钦此。”度支部的响应相当用心，在1907年3月28日写了相当长的复议文(页1234—1241)；同年7月内阁各部院折也会议此案，建议“有必应照办者三，有难于照办者二，有宜详慎酌办者一”(页1241—1243)。到了宣统三年(1911)三月五日，出使美、墨、秘、古的大臣张荫棠，再度建议行用金本位制(页1243—1249)，他的主要四项建议是：首定金银本位、确定金银比例价格、略定补助货(币)之限制、妥筹本位金之预备；此外他还拟了“新币制一览表”，详列主币、辅币、金银比价等具体规范。此时已是清朝最后一年，遂无下文。

综观上述几项主张行(虚)金本位制的建议，在出发点与具体建议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都无法落实的原因，除了第2.1.3节反对者所说的诸项意见外，还有一项根本性的原因：中国没有足够数量的黄金来改行虚金制。解决此障碍之道，是向列强借款改革币制，这种借款称为“币制借款”。记载币制借款的相关文献不少，可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204—1221)内见到一些原始文献。向外借款来改革币制之议，到了民国6年(1917)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时，也曾打算向日本求.，但未果，此事会在第2.3.3小节内详述。

赞成虚金制的提议，到了民国之后还是没放弃。民国元年(未具月日)财政总长陈锦涛，向大总统“条陈整顿币制本位计划并检呈币制纲要六条”(《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1—6)，其中的第一条明示：“中华民国币制用汇兑本位制”(即虚金本位制)。同年秋间，财政部设置币制委员会研究此事，发表一项报告书(全文另见同书页67—71)，分两部分：一论银本位之利弊，二论虚金本位实施之问题。此项报告的立场是倾向于采虚金制，在结论中所陈述的理由是：“要而言之，我国改革币制，与其用银本位或金本位，不如用金汇兑本位(即虚金制)。至金汇兑本位之主要问题，则以轻值银币代表金单位，似比银行兑换券较易实行。金准备之数目，须足以应付汇兑并偿还外债及国际清算之负差，方为稳固而无意外之虞。金银比例，则须伪造与熔化双方兼顾。银价抬高，既不宜太大，亦不宜太小。此讨论之大略也。”

这项结论虽然主张采虚金制，但所表达出来的诸多困难与迟疑语气，让人觉得此事不易落实。这是一项报告书，而非政策性的宣示。翌年春再议此事，主要有三说：一主精琪之金汇兑本位，一主金本位与银本位暂时并用，一主沿用银本位(即张之洞派的意见)。结果是：“秋间委员会撤，移其议于国务院会议，卒定纯银本位之制，此即民国三年二月八日所颁之《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是也。”(页55)

从1903—1904年赫德与精琪的虚金制提议起，经过10年在多方的争议下，终于在1913年决定中国要采银本位制，放弃虚金制的提议，张之洞派的主张最后获胜。看过对此事的正反意见后，现在回来看梁的立场、主张与政策。

2.1.5 梁的立场

梁先后写了两篇长文拥护虚金本位制，第一篇是《中国货币问题》(1904，16：98—124)。他写第一篇文章的基本立场是：(1)中国货币体制不得不改革，若要改革则当以虚金制为尚，“所争者，改革之权在我与在人耳”(16：99)。(2)他主要的驳斥对象，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见解：“又顷见《上海时报》载有鄂督张氏驳斥精琪案一折。其论权限问题，吾固表同情，若其论原案之缺点，则未达生计学学理，一派门外汉语。……读者试两勘之，勿徒为谰言所蔽也。”(16：124)又：“文中多引张文襄说而折驳之，非好揭文襄之短，但借其言以反示真理而已。盖文襄之言，实代表国中大多数人之意见，至今犹然。而此等谬想不除，则良法恐无实行之日。吾非好辩，不得已也。”(22：29)

梁写《中国货币问题》的动机，是因为“精琪氏至北京，为中国[8][8]货币问题有所策画，草定条议十七则，附以解说数万言。……顾其所根据之学理颇深邃，非研究斯学者骤读竟难索解。虽有汉译本，然诘鞠为病，伪谬至多，读之更坠五里雾矣。乃撮译其大意，附以鄙见，旁参近世生计学者所发明之原理，博引各国改革货币之故实，以证其立案之所由。……幸勿以其艰深辽远而置之”(16：98—99)。若连梁都觉得译本难读、学理颇深邃，恐怕中国境内能充分掌握者亦不多。梁的这篇长文，兼具解说与辩驳，对非专业读者应有相当的帮助与说服力，但他的论点也有可驳辩者。

此文分3章，第1章析述问题之起因与精琪原案之内容，第2章对此案作补充说明，这两章各占三四页，是背景与解说性的文字。全文要点在第3章，是对原案的批评，内又分5节细论本案的重要议题。在此不拟摘引背景与说明性的文字(即前两章)，而把要点放在梁个人的论点上(即第3章的5节的内容)。唯第1章内有一项明显的错误应指出。此章的内容是梁“照原文直译”精琪草拟的圜法条议17条，梁的第6条译文是：“中国应亟铸银币若干圆，通流本国。该银币应有相当之模范，其大小约照墨西哥洋圆，其与彼单位货币之比价定为三十二，设法维持。”(16：100)墨西哥洋圆亦是银币，中国银币无与之维持32∶1之理，这是明显的误译，正确的说法是如第2章内第6条所说的：“政府当设法维持金银定价，使常为金一银三十二之比例。”(16：103)

梁赞成中国采虚金本位的基本论点相当奇特，是从币材的进化观来立论。“历览数千年来货币史之变迁，大率由铁本位进为铜本位，复进为银铜复本位，复进为银本位，复进为金银本位，而归宿于金本位，此其大较也。”(16：105)这种观点是从金属价值的排序(金、银、铜、铁)来看，但却违反了几项基本事实。第一，历史上虽有铁钱，但出现的时期比铜钱晚，存在期也比铜钱短，并不是如梁所说的“由铁本位进为铜本位”。第二，人类币制的变化，也不是如梁所说的，由铜本位进为银铜复本位，复进为银本位，再进为金银复本位。要采哪种本位，端视何种贵重金属的可获得量而定，世界上有多少文明的币制，是沿着梁所说的路线来演变？梁的要点其实很简单，他要说服国人：金本位是比较文明的币制，中国现有的银铜本位已经落伍了。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演化论来支持他的金本位论：“自齐太公迄今垂三千年，犹濡滞于铜本位时代而不能自拔。嗟夫!吾羞言之。”(16：106)

而中国若要采虚金本位，最基本的困难是如何取得所需的黄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德国当初要改行金本位时，所靠的是普法战争后的法国赔款；日本也是在甲午战争后，靠中国赔款之助才得以改行金本位。若这两国尚需外.，中国何以能独力而成？第二项困难，是“内地细民每日庸率不过铜钱数十，易铜而银犹惧不适，而况于金”(16：107)。张之洞主张在此时期应先确立中国为银本位(在此之前银铜杂用，币制混乱，无本位制可言)，但梁的反驳亦有理：“今日币制问题之动机，本以银价低落迭受亏累为之原，改制而仍用银，则奚救焉。”(16：107)

用银本位的好处是：银价既贬，外人用金来买国货则廉，有利出口。缺点在进口成本会因贬值而增加，此其一；较严重的问题是如梁所指出的：“以金银比价涨落无定之故，故致从事国际贸易者，皆有所惮而裹足不前，……两害相形取其轻，用银之利不足以偿其害明矣。”(16：107)若金银皆不可单独用为本位，是否可采金银复本位制？世界潮流已弃此复本位而采金本位，中国有何条件逆行？再说，中国已穷敝，何处得金来行金银复本位？此议不可行明矣。银本位、金本位、复本位既然皆不可行，精琪为中国所拟的币制有何新意？显然，梁在1904年撰此文解说虚金制的特点时，对此制的精要并不够理解。

2.1.6 理解不足

首先，虚金本位制的特性，是在于对外行金本位，对内仍行原有的货币体制(不论是贝壳或是铜银)，定义很明确，不是梁所说的“一奇形怪状不可思议之币制也”。其次，中国境内金银币值之比，精琪建议定为32∶1(1904年时的国际市场行情是35.7∶1)，目的是在定为32∶1之后，不论银价涨跌，金价和中国银币的价值一律以32∶1折算。这项比例是否恰当是另一回事，但这是一个换算上的关系，不能因而称之为本位制，所以梁所谓的“以法律之力，强定金一银三十二之比价，故曰亦复本位”，是误解了。

再回来谈32∶1比例的问题。梁因为理解不足，而在之后的几页间(例如16：113)，反复讨论一个问题：如果银价再跌，跌到40∶1，既然法律规定32∶1，所以民众可持一两黄金到市场换40两白银，然后拿32两去向政府换1两黄金，岂不大赚？政府怎堪赔累？正确的解说仍是：虚金本位制在中国的情况，是对外用金对内用银，两者之间的法定比价是32∶1。这是用黄金来计算中国银币价值的方法，是一个虚悬的标准，政府无义务像实行金本位或银本位的国家一样，在金银之间有相互兑换的义务。梁的疑虑是只看到字面而误解实意所致，这项误解耗掉梁好几页的篇幅。接着来看32∶1是否恰当的问题。国际银价在20世纪初的十年变动很大，精琪在1904年定此比例是依当时的行情，梁的文章中也说“日本现行之制，亦为一与三十二之比例，精氏从之，庶为近矣”(16：114)。所以这基本上是在反映国际行情，可争议之处不多。

虚金制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只是梁初见此制，又无内行者为他解说，所以难免误解。他花了相当的篇幅，向读者解说其中的主要概念，以及国际汇兑的往来原理，而他也不隐瞒他在某些理解上的困惑，在态度上是诚实的。他对精琪的提案，虽然有理解上的失误，但基本立场是主张中国采此新币制。他最主要的保留，是执行此制的主导权问题：“其司泉官所以必用外国人者，……则以此事于赔款问题有关涉，不可不求诸国之同意也。……综观五端，则其职权之重大何如，是不啻举户部及各省藩司之权而握其半也。……就此点观之，谓精琪之造此案与各国之赞成此案，非有野心存乎其间焉？吾所不能信也。”(16：121—123)

2.1.7 极力主张

梁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提出三项结论：第一，“中国不改革币制，则生计界永无发达之期。……蚤一日得一日之益，迟一日则受一日之敝”。第二，“中国不改革币制则已，苟改革，则其大体势必采用精氏原案。……而其争辩者乃在虚定金价之一着。此着则印度行之、荷兰行之、日本行之，皆无所窒碍，而岂其中国而独异是？故精氏案之必可行，吾保证之”(16：123)。第三项谈主权问题，在此不引。第一项是原则问题，应无人反对。要点在第二项：首先，梁在此文内并未确切说明“势必采用精氏原案”的理由，而突然下此结论，说服力不强。其次，何以印度、荷兰、日本可行(其实只有印度行虚金本位，荷、日所行的是金本位)？印度有大英帝国支撑，而中国币制混乱，改革困难，不知梁根据哪些条件，保证精琪的提案在中国可行？

中国是否要采虚金本位制，正反意见都有，相持不下。此时国际银价回升，伦敦每盎司白银在1903年时是24.75便士，1904年涨到26.38便士，1905年27.81便士，1906年30.88便士，1907年30.19便士。过去是因为银价下跌才有采虚金制之议，现在危险暂时解除，清廷决议不采精琪的提案。1907年9月，光绪帝下谕令：“……中国财政紊淆，币制亟宜厘定。欲以实金为本，则巨本难筹；若定虚金为本位，则危险可虑。自应先将银币整齐画一，然后稳慎筹措，徐图进步，将来行用金币，可望妥实无弊。”(引自卓遵宏，1987：69—70)这项谕令等于宣布中国要采银本位，而这正是梁所最反对的。

1908年起，银价又开始大跌到每盎司24.38便士，1909年23.69便士，1910年24.63便士，过去的危机又重现了。梁在1910年写了另一篇长文《币制条议》(22：1—29)，主张应急颁新币制。他先用10页的篇幅(22：1—10)说明这项理由，内容相当杂琐。其实更重要的信息，是他用了20页的篇幅(22：10—29)，重申他的虚金制主张，论点和6年前的《中国货币问题》相仿，主要的差别是在1910年的这篇文章中，梁确切深入地说明了他极力主张虚金制的两项主要理由：

第一，“夫国于今日之世界，万不能复行银本位制，至易见也。……吾所主张者，实为度支部前此所拟定之虚金本位制。……凡行虚金本位制之国，其国际汇兑虽以金计算，而国内所行用，仍以银代金。……且欲行虚金本位制，仍必须于施行前之数年，先立银本位以为之基础。”(22：4—5)梁对虚金本位制的基本观念，在几年之后终于有正确的认知了。既要先行银本位(因为中国对外虽号称行银本位，其实仍是银铜币混杂，且无全国通用的统一标准币值)，就要先确定银币每枚的重量。梁对此事着墨甚多(22：4—10)，因与虚金制本身的关系较间接，不细论。

第二，中国不能采银本位的原因：“银价日落，其购买力日减，物价缘而日腾，……况加以各种外债总额凡十余万万皆以金计，年年须辇巨万以偿本息。银价益落，‘镑亏’岁增，其博祸又为人所共见者。”(22：11)至于行金本位，困难有三：第一，百姓生活程度尚低下，无法用金；第二，由铜银币跃而用金，有调适上的困难；第三，中国的金存量不足以行金本位。“故行虚金本位之国，必以本位银币为其中坚。此无他，以彼国中本绝少金币，而惟有多量之本位银币故耳。……吾所主张者，一方面为虚金本位之预备，一方面确立银本位。盖金本位为其目的，银本位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泰西生计学家常言，虚金本位制者，贫弱国之续命汤也。何以故？以其不必蓄多金而能收用金之利故。”(22：14)这是漂亮的解说，他终于把问题弄清楚了，而且说得简洁有力。

说清楚虚金制的特点之后，梁用相当长的篇幅(22：15—29)再度驳斥张之洞的反对意见。篇幅长的原因，是梁过度详细地解说各项国际汇兑的基本原理。梁反驳的论点主要有两项：

第一，“昔精琪初建议时，张文襄公尝上疏力诋之。大指谓金银涨落，时价自有行情，人人共知，政府何能强为定价。……一时耳食之辈咸附和之，以至此议久梗。……今不避词费，次第说明之”(22：15)。其实张之洞的怀疑既合情又合理：当初有虚金制之议，纯是国际银价下跌，精琪设32∶1之比，在实务上尚称合理，但若日后银价再大跌，则势必要调整。所以32∶1并非不能更动的铁价，而只是初拟时的比例。1904年起银价回升，虚金之议自然中止，32∶1或40∶1的问题已不存在。

第二，“国中人士明其性质者绝少，即现在度支部及币制调查局中人员，恐亦什九未能了解，以故或生异议而沮其成，……所以迁延不办之故，当由于此”(22：15)。梁抓住张之洞等人对32∶1定价的质疑，反复解说争辩，好似中国未能采虚金制是一大遗憾，而此憾中最大的干扰，是张之洞等人对国际汇兑的性质不理解，“生异议而沮其成”。其实1904年精琪的议案在中国不能行，除了国际银价回升暂时缓解了外在的危机，另有一项要点是梁在两篇文章内都未提到的：中国境内币制混乱，单是银币的种类就不下数十种，各地的银两重量不一；在铜币方面更是如此，尤其清末各省滥铸铜元，货币市场更是混乱。要把全国货币统一起来，所需的行政费用不知几何；要把地方的抗拒力摆平，也不知要耗用多少心力。要先统一币制之后才能确立银本位，才能以此作为对内行银本位，对外行金本位的虚金本位制。改革币制和统一货币的困扰，比32∶1是否恰当之争既大且烦，梁若要支持虚金制，应当先说明如何解决这项大问题。

整体而言，梁在1904年主张采虚金制时，对此制的本质认识不足，论点集中在中国因长期的“镑亏”压力太大，但因实力不足而无法行金本位，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行虚金制。1905年起银价回升，危机解除，虚金之议止；1910年起银价又回跌，梁重议虚金制之可行与必行性，此次他对虚金制的本质理解甚对，但在批评反对者之论时，只集中在32∶1的法定兑换率上，而忽略了国内币制改革的诸多困难，未免见小遗大。梁在1910年时主张“金汇兑本位制(即虚金制)其为我国所必当采，殆无疑义”(22：25)，然而若银价在几年内像1904—1907年间一样地回升，是否仍“必当采”？

梁对虚金制的见解，在1914年3—12月担任币制局总裁时，因为需要作实务上的决策而有了相当的转变。“鄙人畴昔固主张行金汇兑本位，而于极短之期间内以银本位为过渡者也。及民国初建，政府有借外债六千万镑之议，吾在海外不知实情，以为可成，乃主张遂行完全之金本位。……及此项借款不成，吾已不敢复持斯说，则还归于数年前所主张而已。(就任币制局总裁)一年以来，颇闻国中人士或相责备，谓何故不主张用金，而徇俗用银为苟且之计。……此种苟且一时之银本位制，今尚成为纸上政策，……我国今日非有莫大之金借款，则从何处得金者？……今我财政状况若此，而曰咄嗟得成金本位，鄙人不敏，不得不惊怖其言以为河汉无极也。”(32：38—40)

梁的这番改变，是在1914年任币制局时因亲见实际的困难而退缩了。其实行虚金制的最大困难，就是“非有莫大之金借款，则从何处得金者”，这是张之洞一开始就看清楚的事情，而梁要等到执政时才能真正体会。然而，到了1917年，机会又来了：段祺瑞内阁任命他为财政总长，负责币制改革和财政金融的决策。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金价大跌，梁认为这是大笔购入黄金改行虚金本位的好机会。但当时军阀们正需钱孔急，把这笔款项提取他用，“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便失之交臂”(43：17)。

2.1.8 后见之明

大体而言，梁过度强调虚金制之利，忽略了改革币制的内在昂贵成本；此外，还有两项大问题是他当时所未能预见的。首先，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金本位制开始动摇，英国曾一度脱离金本位，到了1925年才在争议中返回金本位。如果中国在1917年梁任财政总长时，以九牛二虎之力行虚金制，三年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际金本位开始动摇，中国行虚金制的好处已不多，而可见的缺点与成本却不少，此时又应如何？是坚持下去或速返回银本位？这个观点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12年起国际银价大涨，从每盎司28.03便士(1912)涨到61.50便士(1920)，不知当时尚健在的梁(时年48岁)，是否仍坚持中国应采虚金制？

其次，1929年10月发生了世界经济大萧条(梁于同年1月病故，时年56岁)。何以有此次的世界性萧条？原因之一是列强皆采金本位制，货币价值皆钉住黄金价格。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足以影响国际金融，这只大象得了重病，在跌倒的同时也把英法德诸强一并拖倒，原因何在？列强同采金本位，犹如共同穿一条金裤子，或被一条金脚镣铐绑在一起，其中一人出状况，其他“黄金俱乐部”的成员必皆受波及。中国在1929年时若已行虚金制，受列强波及的程度或许会比采金本位轻，但对外部门所受的打击仍然会相当直接。有些经济史学者认为，中国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中之所以能未应声而倒，原因之一是未加入“黄金俱乐部”。也就是说，银本位发挥了防火墙的功能，此[9][9]说亦不无道理。

所以中国在1931年之前是否应采虚金制，须视三概要件：一是国际银价的起伏是否真的对中国不利，二是国际金本位制的稳定性是否可靠，三是国内币制改革的高昂成本是否有能力应付。后者是可预见的大困难，前两者是无人能预料之事，这三概要件中国都无法满足或应付。梁大力主张虚金制，事后观之，幸未成。

2.2 推行国币

清末民初币制混乱，改革之议杂多，各式金融体系与机构此起彼落。这些复杂的情事，在关于中国近代货币史的著作内已有许多分析，较综合性的史料汇集有两项：一是《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二是《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梁所论及的国币改革，只是这段纷杂历史的片断。他在1910—1915年，写过八篇关于如何整理官钞和推行国币的文章，其中有三篇是1914年任币制局总裁期间写的，一篇是在1915年卸任之后写的回顾性评述。这些文章中常有大篇幅细辨诸项技术问题，本节的主旨是评论梁的基本动机、政策方向与执行措施，以问题的特性为主轴而略其技术性细节。

2.2.1 铜元泛滥

梁写《各省滥铸铜元小史》(1910，21：13—23)的用意，是要显示中国民间货币体制的混乱现象。这是一篇历史背景与现状解说性的文章，涵盖的时段以光绪的最后十年间为主。晚清银贱钱荒与铜元泛滥的诸种问题，魏建猷(1955)有简明的概观性综述，何汉威(1993)也有相当详细的解说。相形之下，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梁的这篇小史只触及了全盘问题的一小部分。

问题的大背景和第2.1节的虚金本位制一样，都是19世纪70年代列强改采金本位之后，由于国际银价长期大幅下跌，银子既廉且丰。[10][10]过去饱受缺银之苦的中国各省，开始大量铸造银币，使得银两和铜钱之间的比价下跌，铜币的价值相对于白银就急速上涨，市面的良质铜币因价值高、民间惜用而日少。各省见鼓铸铜币有利可图，纷纷设局铸造，追求铸币之利润；竞铸的结果造成铜币成色不一，同时也因过度鼓铸而价值贬跌。铜钱是民间生活的基本货币，铜币既贬，各省又滥铸，成色益劣，正如梁在此文开头所说的：“近数年来，以各省滥发铜元之故，致物价腾贵，民生凋敝，实为全国人民切肤之痛。朝野识者亦渐知之，而亟亟谋补救矣。”(21：14)

梁先分析百文铜钱的重量，在乾隆至光绪期间，从每百文重[11]12.19盎司*倡跌到每百文重6.80盎司，将近轻了一半。最大的原因是：“战乱频仍，帑藏竭蹶，政府始借铸钱为筹款之一法门。质日劣，量日轻，私铸日多，而钱价日落。……任各督抚之自营其私，安有画一之理。……而行政机关不整，又无术以坊之，以故恶钱日滋，……凡良币在势必为恶币所驱逐。……币制之糜烂，自是不可收拾矣。”(21：15—16)除了解说这些大背景之外，梁的文章有两条主轴，所用的资料相当详细，解说也很清晰。

首先，表列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三十年(1904)，海关银一两兑换制钱的文数；以及上海银一两在历年间可兑换的制钱文数，两者显示都是长期下跌：白银贬，制钱贵(21：16—18)。其次，梁解说铜元之滥铸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天津市因银根紧而起恐慌；袁谓此由钱荒所致，于是始铸铜元(铜元与制钱铜币在外观上的主要差别，在于铜元中央无孔)。袁在三个月内铸出千万枚，获利百数十万，于是各省竞仿，广设铜元局。光绪三十一年为全盛时期，12省15局的铸钱机共达846具。若全数开工，每年可制出铜元164亿多枚，中国4亿人口平均每年每人可分得40多枚，安能不大贬？

光绪三十年到三十四年，实际铸出的铜元超过124亿枚，在5年之间每人平均得30多枚[21：21，何汉威(1993：419注147)对这些数字有不同的意见]。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由商业会议所上书于领事[11][12]团，再转各国公使团。清政府初犹漠然置之，几经交涉，于翌年五月命各省铜元局悉行闭止。但两月之后，命广东等五局复开，欲将前此铸币之公利攫归中央，但此时铜元价值已大贬[光绪二十八年到二十九年，80铜元可换银1元，宣统元年(1909)底已跌至180铜元一[12][13]换]，政府所能牟之利有限(21：21—22)。

梁在同年另有一篇短文《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1910，21：106—110)，再论滥铸铜元之害。他新提出的要点，是货币学上的格里森法则：劣币驱逐良币。这个现象在上一篇论滥铸铜元时已稍点出，但未用到此概念来解说货币现象：成色佳、含铜量高的铜元，民间会因质佳而惜用；在市面上流通的铜元因竞铸逐利，结果是愈铸愈劣，劣钱一多，好钱就更少(被窖藏或熔化以重铸更多的钱)。这是劣币驱良币的原理，梁以两页多的篇幅用实例解说此原则(21：106—108)。这是铜币的部分。

另一项祸端是各省大量印行纸钞。1909年6月估算，三年内各省已发纸钞3000万两(21：108)，虽然号称这些纸钞可以随时兑换现钱，但却少实现。梁写此短文的目的，是指出铜元与钞币在中国已过度浮滥，若不再节制或整理币制，则国中所资为交易之媒者，皆为碎铜废纸，终必导致“民冻馁离散而国随以亡。……则马哥里所谓百年暴君专制之害，不如一次恶货币之甚者，岂不信哉!故吾以为，今日中国[13][14]应办之事不一端，而莫急于颁定币制”(21：109)。梁这两篇论铜元的文字，是属于时事议论的文体，类似的见解在当时人的论述以及近代中国货币史的著作内已多论及，特殊之点不多。

2.2.2 币改评议

梁有两篇评论币制改革的文章，其一是《读币制则例及度支部筹办诸折书后》(1910，25上：97—106)，这是他在日本时对清末币改的评议，是属于时事评论性的文字。宣统二年四月，度支部奏厘定币制，有则例24条，附则13条，目的是要重新制定国币的单位、成色、发行机构、监督单位等等，这些条文与背景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784—789)有详录。梁对这项时事有三项评论：国币的成色与价格单位，辅币铸造与行用之限制，旧币暂照市价行用之问题。他所评论的内容，大都是具体执行上的不同见解，属于国币推行技术方面的问题，甚少有政策方向、体制理念方面的辩说，可论之处有限。

民国元年(1912)6月，“中华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这和由同盟会等改组而成的国民党不同)，康有为与梁两人任会长(《年谱长编》，页386)，梁写了一篇《吾党对于不换纸币之意见》(1912，28：3—12)。所谓的不换纸币，就是现代所谓的不兑换纸币：在兑换纸币制度下，例如在1973年之前的美国，任何人持35美元就可以向联邦银行换取1盎司黄金，所以当时称之为美金；在不兑换纸币制度下，民众没有以纸币兑取金银之权利，政府亦无偿付纸币之义务。在政府财力足够时，兑换制最能稳定币值；现代大多数国家采用不兑换制，所以在发行额度与准备金方面，须受民间和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督。

民国元年时的问题不同：“比缘财政困难，外债决裂，于是‘国民捐’议与‘不换纸币’议，交兴于国中。……若不换纸币者，则各国当危急存亡之际，皆以此为一种救急之良法，……虽然，吾党细按国中情实，觉不换纸币骤难实施，强欲施行，弊且立见。”(28：3)国家在这种状态下行不兑换币制，确是高空走索。梁的反对理由是：“今中国发行不换纸币，其所代表者为何物乎？市面上之生银及各种辅币、外币、旧钞币既已凌乱不堪，……今益以不换纸币，徒使市面上添一种比价以扰人脑耳。……不换纸币则本身有何价值乎？……若纸币与硬币之间，忽生出变动无常之比价，则纸币之基础全崩坏矣!然在我国今日而发不换纸币，在势固不得不听其与市面上之生银及各种旧币、外币随时互为比价者。不换纸币所最忌之原则，而我先犯之。……吾见其以不换纸币杀人已耳。”(28：4—5)

这些都是行家皆知之论，梁消极反对，于事何补？何不积极建议如何可拯救中国脱此困境？梁现今反对不兑换纸币，犹如明知山有虎，却无良策以对。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一再叮咛行不兑换制应注意之事，此文的建设性不高。

2.2.3 发行公债

若要整理官钞推行国币，必须先有确实的发行准备金、有统一发行钞币的机关，才能建立兑换纸币制度。梁的基本构想，是要大清银行担任中央银行和推行国币的机构，集发行货币与银行的管辖权于一

[14][15]身。而发行纸币所需的资金，梁建议由大清银行承募公债5000万元，以此款收回各省官钱局所发行的旧钞。

这项构想表现在两篇文章内：《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1910，21：1—10)，这是在日本居留时写的；《整理滥发纸币与利用公债》(1914，32：12—26)，这是担任币制局总裁时写的。在1910年的文章内，他提出9项办法，附10项理由详细说明各项要点。在办法方面，只有简单的条文，列举公债的金额、票面、利率、目的、偿还方式与年限，等等。因为这是建言书，所以比较有趣的是梁所列的10项理由说明。

(1)何以实施新币制必须发行可兑换纸币。工商业发达与人口众多之国，不能徒恃硬币，尤其中国在新旧币制青黄不接之顷，尤需赖可兑换纸币来衔接。他以日本5000万人口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时，全国流通的硬币纸币共5亿多元为例，估计平均每人约需有10元国币。中国人口约4亿，应需40亿元才够。就算只发行一半，若全都靠金属硬币，则非国库能力所及。现若欲整理币制，则应以采纸币为枢纽；若要人民对新币具信心，则须采可兑换制，由大清银行的发行准备金，来保证纸钞可以兑换成等值的贵重金属。一旦兑换纸钞通行，政府即禁止人民用旧币、外币、生银，同时也禁止外国的钞票与银币流通。

(2)推行纸币必须先立保证准备额。这是中央银行发钞的基本条件，一般是以发钞额的五成为准备金，可用黄金、白银和有价证券充任。问题是大清银行如何能筹到发行20亿所需的准备金(10亿)？梁认为此数既不可得，最低亦不应低于3亿。但这3亿要从何处来？他并未说明。

(3)保证准备必赖发行公债。梁的算盘是：既然大清银行有3亿元的保证发行能力(但从何处来？)，则可用其六分之一的力量发行公债5000万元，将来办有成效，可续办第二次公债及自治团体之地方公债。然而，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大清银行若有3亿准备金，何必发行5000万元的公债，用以收回各省旧钞？若这3亿的来源不定，何人敢买此项公债？

之后所列的7项理由，都是发行技术上的说明，例如(4)发行公债宜委诸大清银行之理由，(8)公债所以定6厘息率之理由，这些都不是推行国币政策的要点，在此不细论。综观这项提议，可行性并不高，也未见当时有人应和。梁有这项倡议，是因为他看到当时欧美日各国发行公债的制度，帮助各国政府解决了财政上的困境，所以想推介给国人。清末国人对公债之事，有过“息借商款”(1894)和“昭信股票”(1898)等几次的惨痛经验，自然对梁这种“异想天开”的构思反应冷淡。中国既无发行公债的观念，又无相配合的金融体系，梁这篇文章是属于概念性的开导，并无实施的可能性。

过了4年，他初任币制局总裁时，再度倡议利用公债整理市面上流通的浮滥纸币。当时的问题是：“今日财政之困横不一端，而纸币价格之坠落，其最可怖也。各省受滥纸币之病者，情形各各不同，……今之言整理纸币者，略有四法。第一法：迅筹的款，着手兑现。第二法：改换票样，定期兑现。第三法：广铸铜元，易银纸币为铜纸币，以铜元兑现。第四法：募集公债，吸收现款，次第兑现。”(32：12)梁认为第一法最正当，但非国力所许，必须仰给外债。若欲求外债，则须忍受种种苛酷条件，金融权恐亦将旁落。第二法最省事，但各地政府能力恐无法达成。第三法已有湖北等一两省试行，但此铜元政策为各省之独立政策，甲乙两省之铜元票互不相流通，已无国币之实可言。梁认为此时可行者唯第四法：利用公债来整理纸币。

他的方法是“将纸币之一部分变为公债，前此国家应负随时兑现之义务者，今则改为负定期偿还之义务。……此法之美善人所共知”(32：14)。问题是：人民对纸币已无信心，为何现在强以公债替代就能唤回信心？如此而得的公债又如何确保其价值？此外，当时中国尚无能配合发行公债所需的金融体系来执行此项政策。梁以币制局总裁之尊而出此议，只诉求目标而未能明示具体办法，就可预知推行国币成功的几率了。

2.2.4 国币汇兑券

1914年初梁就任币制局总裁后，因“欧祸蔓延，影响波及，关税骤绌，磅价骤腾，商务既已滞停，借款且复断绝。……今者硬币既极糅纷，纸币尤苦充斥，……各省收入折阅余半，不亟改弦，惟有坐毙。……此尤启超职守所在，忧骇皇汗而不能一刻安者也。……求万死一生之计，惟有发行国币汇兑券一万万余元，既可以拯目前财政之艰危，又可以树将来币制之基础”(32：26—27)。

当时尚无全国统一的国币，梁初就任一时间也无法立即推出国币，所以提议发行国币汇兑券。此券的性质介于银行汇兑券与不兑换纸币之间，这种汇兑券的特色是：本身并不是兑换性货币(不可持之向政府银行要求等值金银)，但在全国各地之间的价值相同(如同国币)。也就是说，它既有国币所具备的“全国同价”性质，但却又是梁一向反对的“不兑换纸币”。梁的用意是发行此券当作国币之前身，借以吸收生银和旧币。

这是一篇说帖，目的在征求政界、商业与民间的支持，所以梁列了12条草案、7条施行细则和6条资金运用规则。在此暂且不看这些条文，先来考虑实施此新制的诸项外在条件，以及各界的可能反应。此时国际战争正热，国内也是兵刀水火，这些结构上的问题在短期内若无法改变，而只在币制上亟思改革又有何意义？就算可能有意义，梁所提的汇兑券新意何在？主要的障碍有几点。第一，此券既非国币，又非可兑换纸币，不易看出吸引力何在。第二，既无根本上之新意，推出新币制也只徒增行政费用，在市面上多一项干扰性的货币而已。第三，虽是不兑换制，但总不能完全无发行准备金，也不能无行政费用，而在财政困难之下，这些经费从何处来？简言之，徒见此议之弊而未见其显利。

以梁之才思和历年研讨中国币制的心得，何以就任币制局总裁之后竟出此下策？若他当时在野，或此策出于他人，不知梁会有哪些议论？梁在此项说帖末段，道出他的心境与期望：“今各省纸币既水深火热，断不容更为坐视。绕室旁皇，思索累日，觉拯救之计，舍此末由。……则可以不借一钱而成改革币制之大业，且经此战乱，而财政基础不为动摇，一举而数善备，斯之谓矣。一得之见，是否有当，伏祈钧裁。”(32：28)这是诚实恳切的衷心之言，但上述的三项主要困难仍梗然。对梁的这项乐观说帖，若吾人有赞一词之席，虽同情梁之彷徨忧骇，但亦唯有“缓议”一语以对。

2.3 英雄试剑

2.3.1 两次入阁

1913年9月熊希龄内阁成立，梁任司法总长。翌年2月12日熊辞职后，梁数次请辞，袁世凯大总统慰留。2月18日梁再坚辞，袁于次日先令梁为新设的币制局总裁，20日准梁辞司法总长。梁辞司法总长的原因复杂，他在《申报》上说：“我国司法因上年进行太速，致生出无限之阻力，近来各省几至全然办不动。”(《年谱长编》，页429)币制局于1914年3月10日开设，梁同日就职，与财政总长共拟币制局简章7条，呈奉大总统批准公布。

就职之后的状况，依同年10月30日《申报》的刊载：“梁任公前在司法总长任内，已任币制局总裁之命令下，不数日而辞司法之职，遂专任币制之事。当时中外属望，以此事非任公莫能办，任公亦自以研究有素，任之不辞。不料欧战以来，币制借款之事，暂时既无可谈判之余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任公不欲虚应故事，故数日以来数辞总裁之职，奈经总统再三慰留，不允所请。”12月27日梁的辞职始准，当日袁氏的命令是：“币制局总裁梁启超迭请辞职，情辞恳切，出于至诚。梁启超准免本职，此令。”(《年谱长编》，页440—441)

梁在10个月不到的总裁任内，积极拟议过下列事项：“(1)六月：[15][16]币制条例。(2)七月：拟参采国民银行制度以整顿商票维持金融办法。(3)七月：拟整理东三省纸币办法大纲。(4)八月：拟铸造镍币办法。(5)八月：拟处分旧币施行新币办法。(6)九月：拟推行国币简[16][17]易办法。(7)十月：整理造币厂计划纲要。(8)十月：拟发行国币汇兑券说帖(附国币汇兑条例)。以上各项计划和办法有经总统批准者，[17][18]有尚未批准命交财政部审议者。”(《年谱长编》，页442)

他对这次短暂的任期，有下列的反省。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邀梁为主任撰述。梁在第1卷3—4期写一篇《余之币制金融政策》(32：37—66)，在“附言”内说“吾著此论，时为(民国)四年一月十日，距辞职后半月也”(32：66)。他对币制局之职位有如下的解说：“未几承乏币局，颇奋然思有所以自效。……窃自谓所孜孜规画，尚不谬于学理，不远于情实。虽然，吾竟一无所设施，以至自劾而去，而局亦随之而撤，吾之政策适成为纸上政策而已。若问曷为不能设施，则吾良不知所对，吾惟知吾才力之不逮已耳。”(32：38)

民国6年(1917)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任梁为财政总长，主掌财政与货币改革。在货币改革方面，他最想做的是利用缓付的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梁在财政总长任内，对币制改革和财政金融屡思有所作为。但4个月之后，政府因在川、湘军事失利，且有秘密向日本军械借款的传说，舆论对段内阁不满。段与内阁全体于11月15日连带请辞，均经总统慰留。但梁辞意已决，于18日第二次辞职：“查中央财政各种困难皆臻极端，启超受任以来，竭智尽力以谋挽救，虽规画略具，而实行维艰。现在军事方殷，非得有军界尊宿或与军事关系之人管领度支，未易收指臂之效。启超再三考察，实无余力足以负荷。除将财政详细内容另行密呈外，理合具呈恳请准予即日免去财政总长本职，以省愆尤，而免贻误，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18][19]大总统。”(《年谱长编》，页539—540)

梁在四个月的任期中提议过一项币制大纲，说明他的币改可分成三个步骤：一是划一银币，二是整理纸币，三是采用金汇兑本位(即虚金制)。他同时另拟“现拟着手之事”十项，都是行政上的事情，例如：(2)造币厂聘外国总技师1人，(5)稽查炉房，等等，这些都可在张家骧(1925，第3编页69—70)的文章内查索。梁两次入阁，任币制局总裁九个多月，任财政总长四个月不到，在币制改革方面虽有诸多理想，但皆壮志未酬。其中留下最多记录、也最值得一提的，是以下两小节的主题：一是在币制局总裁任内的国币条例，二是在财政总长任内的币制借款问题。

2.3.2 国币条例

熊希龄内阁在1913年9月执政后，主张沿用银本位制来改革币制：“希龄等虽认金本位为合于世界大势，将悬为最后之鹄，然目前不易办到，故暂沿旧习惯，用银本位以谋统一。”(《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85—86)梁既为此内阁的一员，在政策上也只好暂时按住虚金制的主张。翌年1月17日国务院讨论“国币及施行条例与理由”，此事自然引起国际银行团的注意，各方因而与熊希龄交换各种的见解(往来文件收录在上述史料辑的页86—88)。在各方交换意见之后，于2月8日公布《国币条例》13条及施行细则11条，此外还附了7项“理由书”来解说制定这些条例的背景与诸项考虑(页88—97)。

梁此时在内阁的职务是司法总长，所以这些条例、细则、理由书不是以他的名义发表，目前只能猜测熊应该知道梁对币制的研究与主张，也应该会征询他对此事的意见。这些条例与细则不是此处的要点，我们要看的是那7项理由，以及梁在3月10日任币制局总裁之后，对这7项理由的补充说明。

这7项理由书的内容是：用银本位之理由，用6钱4分8厘为价格单位之理由，各辅币重量成色减轻之理由，主币准自由铸造且收铸费之理由，从前官局所铸1元银币暂准作国币之理由，旧辅币暂以市价通用之理由，施行地域分次第之理由。梁任币制局总裁之后，知道各界对国币条例仍有疑虑，所以在上任后发表了《币制条例理由书》。这篇文字未曾在刊物发表过，现在收入《饮冰室文集》(32：1—8)，是由梁口述，李犹龙笔记。这篇短文的性质是在补充说明2月中公布的7项理由书，共有6项要点，析述如下：

第一项是改革币制无需巨款。晚清拟币改之议时，有举外债1亿元专办此事之说，而后币改未行，外债机失。十余年后的现在又倡币改，梁此处的用意，是在纠正币改需巨款的观念。过去议改为虚金本位时，确实需要巨款作为准备金，但1亿元应仍不足；现今已倾向暂用银本位，何以仍需此巨款？因为论者认为，若要行银本位则必先铸足够之新银币，一部分供市场流通，一部分贮于库内准备紧急之需，所以无巨款则不敢语币改。

梁不同意这种想法的理由有二：一是以中国人口之众，市场需钱量之巨，若要有此巨款的发行准备才能币改，则永无改革之日。二是今日市面上各种货币已多，若要再铸大量银币流入市场则会有两项恶果：当时国际银价已大跌，若中国采银本位，各国必将多余的白银倾倒入中国；中国政府因确定采银本位，必铸大量银币，流入市场后必增白银流通量，银币将因而更贬值，原已混乱的货币市场将更滋扰乱。梁的政策是实行“国币兑换券”，用以“吸收市面之生金银及废币，随时改铸，故费可省而功易集也。……明夫此义，则知改革币制亦绝非如世人所拟议之必须尔许巨款矣”(32：2)。梁乐观地认为，这项国币汇兑券计划只要有1000万元即可着手，有3000万则绰绰有余，“故吾决言改革币制无须过巨之款也”(32：2)。执行这项计划汇兑券的诸项困难，在第2.2.4小节内已析述，梁在此处的论点说服力有限：历史上从未听闻过币改的费用可以如此低廉，尤其在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里，民间信心的低落与抵制性才是更大的阻碍。梁以总裁之尊，不知为何立此单纯之论。

梁的第二项诉求是主张行银本位制，他对此议只有半页一段的简要论说：银本位已是落后的币制，复本位在各国已证明失败，而中国的黄金存量尚不足以行金本位或虚金本位，所以暂以银本位为过渡时期的币制。梁说明此事的用意，是在解说他执政期间的目标：“暂以银本位为入手整理之法，故国币法及银行条例，皆本此意以施行之也。”(32：3)也就是说，他要暂时放弃过去极力主张的虚金制，顺应潮流采取张之洞派所主张的银本位制。第三至第六项理由，是对下列四项具体问题解说，并无政策方向上的问题，在此不论：国币的单位；辅币的重量与成色；主币准许自由铸造，收铸费6厘；旧铸1元银币暂许作国币，旧辅币暂许以市价通用。

2.3.3 币制借款

币制借款的基本用意，是向列强贷款来改革中国币制，是专款专用的性质，和铁路借款相近。列强愿意贷款的动机很明显：第一，主导中国的币制改革，进而深一层地掌握经济与财政命脉；第二，中国的币值不稳，会影响列强与中国各项经济往来的不确定性。1903—1904年赫德与精琪的虚金制提议，就是以这两项目的为出发点。而中国也有意愿的原因很明显：一是币制上的，国币确实需要统一明确化，以便利国内外的经济交易；二是财政上的，若得列强币制借款，可稍纾缓财政上的窘困。晚清的币改借款，以英、法、德、美为主，称为“四国银行团”。张之洞等人的反对，主要是看清了列强的侵入性动机，同时也认为就算中国的币制需要改革，并非必采列强的虚金制不可，只要走好适合国情的银本位就够了。相对地，主张采虚金制者，除了强调此制的国际性经济优点之外，也理解这种贷款可以有效地协助币制改革。梁是属于这条路线的主要人物之一。

1914年3月梁掌币制局后，就有币制借款的构想，可是当时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此事因而无法进行。梁于同年10月去职，币制局裁撤。欧洲列强知道中国仍有币制借款的意愿，但被大战牵扯而无心全力进行，此时日本趁机进入角逐这块大饼。1916年秋，寺内组阁以对华经济发展为一大政纲，这可从当时外相本野的声明中看出：“帝国希望在华发展，故希望与中国亲善，中国为发达其将来而图改革，帝国不惜予以.助，帝国政府为使中国信任帝国，当讲最善之方法。”(《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373。以下所引页码除另声明外，皆同)[19][20]

著名的西原借款案，和中国改采金本位也有密切的关系：“具体地说：在满洲、山东以及其他地方敷设铁路，在全中国装置电信设备，以谋其交通的现代化；开发吉林和黑龙江的丰富的森林；采掘黄金，以所获得的黄金为基础，来改革极端紊乱的中国币制，确立金本位制度。中国实施金本位制，其最快的道路首先是在铁路方面的收支使用金本位。所以铁路网之敷设、交通银行之整理，这些都是沿着在中国确立金本位制度的建设意图。六七笔借款决不是孤立的、彼此无关的，而是在这个统一目的下签订的。”(页373—374)日本对华的经济动机，以及和改采金本位制的关系，在此充分展现。

以上是梁在1917年7月任财政总长之前的日方策略，寺内内阁的财政大臣胜田主计，在1918年对梁的币制借款作为有如下的评论：“去年(民国6年)夏间，梁启超氏为财政总长时，希望改革中国币制，欲从各国借款二万万元，并示此意于日本。同时梁财政总长，附加中国币制改革案文本，亦暗中通告于各国。梁氏此提案，大体能得各国之赞成，……日本以外之各国，因在大战之际，不能确定，故实行币制借款时，最初以借一万万圆为必要，在北京之各国代表，对于梁氏之改革方法，认为无误时，始得决定此借款。然在各代表之研究中途，梁氏去职，于是币制改革之议，亦受一顿挫矣。但各国希望中国从速改革币制，而中国方面希望实行改革其币制之意，均依然存在也。”(页384)

这是梁任内与币制借款相关案的概要，以下进一步说明几项主要的经过。何以梁既打算向日本借款，而又“暗中通知于各国”？原因很明白：要从各国的角力中得取有利的借款条件。此事源于1911年英、美、法、德四国曾与清廷签订币制借款，这就是卫斯林在1912年来华推行虚金制的背后动力。但如前所述，中国在翌年确定为银本位，虚金制遂止议。虽然此事已定，但列强在借款条约到期时，照例向中国政府要求延期，中国政府也大都同意，基本的原因是国际金银价格还在波动，不知银价何时再贬，若有改采虚金制必要时，仍需靠列强的借款来进行币改。另一项原因，还是想通过此项借款，来缓和国家财政上的窘困。

梁在1917年7月上任后，欧战已打了三年。“当时世界金价大跌，……确是整理外债及改换金本位的好机会，……本人确有野心来整理财政，所以去干财政总长。中国既加入参战，德、奥二国赔款立即取消，对于其他各国赔款均展限五年。”(43：16)梁见时机大好，可以翻案实行他计议已久的虚金制，所以积极向外借款币改。日本未受欧战影响，对此事相当积极；英、法、德诸国虽受欧战牵连，但对此事则通过所共组的银行团来与日本角力。以下先看梁与日方的接触，再看欧美银行团的反应。

1917年8月7日，梁与日本公使林权助谈1000万镑币借款的问题。日方打算以中国的田赋收入作为借款担保，梁出示的计划内容有八项(页386—387)，其中的第七项说明反对此事者多，以田赋担保之事目下绝不可能。另一要点是梁打算聘日人阪谷男爵为顾问，任“币制改革局会办”，但须经四国银团同意，此事争议较小。过了一星期(8月14日)，梁向日方表示1000万镑数目太少，打算改为2000万镑，其中1500万镑用来币改，其余用来归还各项借款等诸项用途。梁为了促成此事，在8月23日给犬养毅的信内表示：“币制改革可以增进贸易，刷新财政，为启超夙昔所怀抱。以为此策而行，不独日本目前资金可以输出，而国际贸易获益尤大，故此次有币制借款之提议。现贵国朝野方对于此事加以考虑，倘荷赞同，使此举得以实现，岂独敝国蒙庥，而于亲善之义尤有大益也。”(《年谱长编》，页529)

9月初，梁拟了一项币制改革办法大纲(页392)，对改采金汇兑本位(即虚金制)的目标加了一项附注：“俟欧战终了后再定。”他同时拟了十项“现拟着手之事”，其中的第十项是：“以海外金准备为担保，发行国内公债，充整理各省滥发纸币之用。”前总理熊希龄于9月12日致函梁，表达对此事的忧虑：“公虽热心币制，欲乘此时机达其屡年筹划金汇兑之目的。无如金价低落，借款虽成，损失太巨。即使设法留存外国银行，而本国苟无能现银铸造法货，则币制亦难实行。何况目前英法等国正值战争之际，必难发行债票，势必均于日本招募。幸而成功，以如此金价日落之势，其利害损益，亦当熟思而审计也。”(《年谱长编》，页530)

英国对此事的态度也不乐观：“九月十三日四国银团代表开会，……英国代表认为中国发行内债，收回各省纸币，当然可以。但为此而想提出如此巨额之金币借款，其意何在，殊难理解。……即使中国银行此番由于这笔借款，得到准备金的补充，但难保将来必要时又要发出无准备金的银行纸币。总之，财政总长的提案是不切实际的。”(页393)相对地，日本对梁的大纲“完全表示赞同”(页394)。外相本野在21日发密电指示日本驻英大使珍田，说日本政府“认为应接受中国政府所提之要求，进行借款谈判”，并指示大使“迅即向英国当局交涉，……促使本借款谈判的进展”(页395)。

美国也积极介入了此事。美驻华公使芮恩施在8月6日致国务卿的电文中说：“日本现在控制着国际银团。美国进入银团较其他任何行动都更能恢复均势，并为中国的真正独立作出贡献。……再者，由于大部分需要的资金最终都要来自美国，因此美国最好在这件事上插一手。”(页396)他的用意在9月16日的另一项电文说得很清楚：“……参加这次贷款的价值，在于抵消日本在银团中的优势，因为日本正在极力剥夺中国财政上的独立自主。……如果美国政府有任何垫款的话，都必取得这样一些谅解，……和保证美国在中国领土上有同等的经济和商业机会。”(页398)

币改借款的事至此胶着。1917年11月22日冯国璋迫使段祺瑞下台，30日冯任命王士珍为国务总理，梁同日辞职，由王克敏继任。王在此之前任中国银行总裁，时常参与梁的策划。王任财政总长之后，继续与日本交涉借款(页423—425)。此事仍有复杂的后续情事，因与[20][21]梁无干，不拟续论。

2.3.4 回顾检讨

1926年梁53岁，12月以病体渐痊，再度恢复忙碌生活，并常为学术讲演。其中有一场是在清华大学经济系讲《民国初年之币制改革》(43：11—17)，由孙碧奇笔记，刊于《清华周刊》第394期(12月17日)。他说：“讲起中国的币制改革，这也是一段伤心怄气之事。我个人从前关于币制的工作甚多，但现在几乎破坏无遗了。……我要讲的是我个人两次的经历：第一是民二上半年在国务院币制委员会中，及民二下半年以后在币制总裁任内所作事(案：币制总裁是在民国3年而非2年)。第二是民六在财政总长任内所作事。此中共有大小问题十余项，现在分两类来说。第一类为根本的、全部的问题：第一是改正单位重量，第二是采用金本位或虚金本位，第三是统一纸币发行权。第二类为临时的、局部的问题，其中包含甚广。”(43：11)讲演的时间是在梁逝前三年，内容是回顾他的货币改革政策与成果。从下列的四项反思，甚可见政治与军事因素对币制改革的干扰。

(1)废两改元(即取消规元改用国币)不能彻底办到。中国历来流通的货币大都是有孔的铜钱，此外也用银子，但因未铸成法定形式，只依重量计算，结果生出许多弊病。币改的第一步是铸造国币，废除银元，全国通用国币。废两改元的历史背景与各界的不同见解，在魏建猷(1955：174—178)和《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104—105、713—717)都有详细析述，因为梁是主要的当事者之一，他的说法很有代表性：“自从《国币条例》颁发之后，政府各项预算均按国币估计，各机关衙门收入支出一律改用银元，市场社会亦然。今日除上海、天津诸地仍有一部袭用银两外(上海用规元，天津用行化)，全国贸易几已尽改国币。何以废两改元不能彻底办到呢？此事从表面上看来，总说商民习惯一时不易改革，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海关不愿取消。……关税(是)财政上的大宗收入，……他既不愿废两改元，困难于是就多了。关税的存放，本在汇丰(英)、汇理(法)、德华(德)、正金(日)、道胜(俄)五行，五银行团因恐改元后不能再以银两操纵金融，所以连结海关及外交界的要人来反抗我们的政策。我们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致不能完全达到改元废两之目的。”(43：12)

(2)整理铜元另创十进辅币。清末各省自铸的银币与辅币种类繁多，成色不一，银辅币与大银元之间并无明确的比价，其实在光绪末就屡有十进化之议，但皆未行。与此事相关的文献，辑录在《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310—321)内。梁也是主要当事者之一，他的观感是：“……市面铜元充斥，物价腾贵，小民生计日感困难。因之，我们要想法处分铜元，并且另创十进的辅币。……因当时中央政府尚有权力，滥铸之弊可以禁止。不料洪宪以后，事遂中止。民六回到财部，因为任期很短，未能整理，而当时币制局的人员又是一种性质，与前不同。从前币制局人少事多，非常辛苦。后来各处铸造货币来局呈报时，局中只要一笔报效便不深究，所以币制局的事遂成一个肥缺，而办事精神完全松懈，以致今天铜元充斥的状况比从前更甚。我们从前一年多的乐观，都云散烟消了。”(43：13)

(3)集中造币厂。此事属于币制行政方面的问题，而非货币性的政策。张家骧(1925，第4编页3—112)详述各地造币机构与造币厂的沿革概要，资料相当详细，梁的反省很能说明整件事情的始末与性质。“民国二、三年的时候，全国的造币厂大小共有十六个，……所以集中造币厂也是我的政策之一。我把造币厂集中在三个沿海的口岸，一是天津，一是上海，一是广州，其余一律裁撤。……可是在裁厂的时候，因为与别人的饭碗问题有关，所以麻烦极了。外面造谣的也有，恫吓的也有，……但到了后来，各地军阀要筹款，便找造币厂，将造币厂当作他们的摇钱树。因此造币厂愈开愈多，今天已不知增加了多少。从前集中的功夫又算白费了。”(43：13—14)

(4)采用金本位或虚金本位。虚金制的背景、正反意见以及梁的立场，已在第2.1节内详述，现在来看梁晚年对财政总长时期议改虚金制事件的回顾。“采用金本位是我多年的怀抱，但是筹备之先须买许多金子。当时国家财政困苦，不易举办。后来……欧战，当时世界金价大跌，……确是整理外债及改换金本位的好机会。……当时我做得有很详细的计划书和统计表，预计三年之中外债可清，金本位也可从容不迫的立稳了。当时我便下令给总税务司，叫他将应付未付之赔款提出，汇往外国购买金子。但是此时军阀们正无钱用，见有此存蓄都想染指，所以百计破坏，将镑盈提用，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便失之交臂。”(43：16—17)

这四项是梁两次入阁时期较重要的作为，前三项是属于体制内的改革或行政上的措施，在那个变乱的时代状况下，他所遭遇的障碍很能理解。真正重要的是他想把银本位改为虚金本位，此事的影响是全面性的。但如第2.1节末的结论所说，梁历次主张改采虚金制虽未能成功，到了晚年也屡以为恨，但以现在的眼光重新理解此事，反而要庆幸他的主张没能成功。

2.4 结论

清末民初的货币问题错综复杂，有国际性的因素，例如国际银价长贬、外债、战争赔款等。有国内币制的问题，例如各地银两、铜元的成色不一，对币改的抗拒心随地而异。也有政治上的干扰，例如辛亥革命前后政局的动荡，以及各省对中央货币政策的服从度不一，等等。还有社会方面的因素，例如乡村(传统)和城市(现代)两部门，对改革币制的反应不一，士农工商各业也各自有不同的立场与心声。在这些庞杂的诸多问题与面向中，本章只考虑国际金融与国内货币制度这两项因素，政治与社会性的面向无法在此详述。

本章以梁历年来对币制改革的言论，和担任两次阁员时的行政决策为主轴，佐以相关的史实和论点，作为旁证性的解说。在虚金本位问题方面(第2.1节)，先解说国际银价长贬对中国的冲击，梁对此事的意见，以及各界所提出的各种对策。梁从赴日之前到1917年任财政总长时，一直都主张虚金制是中国对抗国际银价长贬的良策，但各界对此制也有不同的意见，反对阵营中以张之洞最具代表性，而梁是属于极力赞同派内的要角。第2.1节除了对比正反双方的意见之外，也解说了梁对虚金制的认知在1904年时并不够正确，有些违背学理之处，到了1910年时他才对虚金制有正确的理解。

本节的另一项重点是：虽然梁在1917年时，念念不忘要把中国的币制改为虚金制，但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若中国当时真的改成虚金制，恐怕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中，会被金本位国家(英、法、美、德)拖下水，产生“金脚镣的溺毙效果”。再说，英国在1931年脱离金本位之后，国际金本位制度随即崩垮，中国若在1917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加入“黄金俱乐部”，在十多年后又如何应变？所以中国不采梁所主张的虚金制，而停留在原来的银本位制，事后看来并非错事。梁当时的主张与见解都不错，只是日后国际金融局势的变化，是他当时所未能预见的。

第2.2节的内容与国际金融无涉，纯是国内币制改革的钱钞与银行问题。梁对晚清铜元泛滥、币制混乱的弊害甚感痛心，写了好几篇议论性的文章，都甚有见地。他受到日本运用公债来整理币制成功的启发，提议中国仿行；但鉴于清末几次公债失败的例子，民间对梁的提议并无热烈回应。他在1914年就任币制局总裁时，也提议过要发行国币汇兑券，但此议在新义上、行政费用上、可行性上都有很大的困难。这些子题在第2.2节内都已详述，结论是：梁对推行国币改革的诸项提议，主意虽佳但都难以落实。

梁在1914年和1917年两次入阁，先任币制局总裁，后任财政总长，但任期都很短。两次担任阁员期间，他力图有所作为，例如制定国币条例，积极向列强贷款以进行币制改革，要把中国带上虚金制的轨道上。此外，他也积极地做了一些改革性的工作，例如废两改元、整理铜元、创十进辅币、集中管理造币厂，等等，但这些努力后来都没能成功。他晚年回顾这些改革失败的原因，认为在国际政治方面，主要是列强不愿配合，干涉币改政策；在国内政治方面，主要是政局动荡，人事更迭，行政人员不够积极任事；在军事方面，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把造币厂当作摇钱树，破坏了货币发行的管理制度。

整体而言，梁在清末民初对中国币改的问题下过许多功夫，有过不少政策性的提议；在两次阁员任内也极思振作，但被国内外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干扰，这些努力都没能成功。

2.5 附论：格里森法则

梁在《格里森货币原则说略》(1910，21：110—113)中所谈的，是现代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这是英国商人、官员格里森(SirThomas Gresham，1519—1579)所提出的见解，梁一开始就把它的意义界定得很好：“凡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之货币并行于市场，其法价同而实价异者，则良币必为恶币所驱逐而澌灭以尽。”他举了六个中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第一例最简明，抄录如下，但其他五例亦值得参照，才能展现此法则的多面向性：“昔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等制钱，分两凝重、肉好完整，且所含铜质亦极纯良。及咸丰、同治等钱出，一切不如彼，而每枚法价彼此相等，故康、乾等良币为咸、同等恶币所驱逐，渐绝其迹。此格里森原则之作用也。唐、宋以来之钱币，有所谓短陌者，皆由于此。”(21：110)

梁写此文的目的，是清末屡有改革币制之议，他要提醒国人说：“我国前此及现行之币制，其犯此原则而导其作用者不一而足。”导致“圜法旋立旋坏，终无持久之效”，“数千年来币则所以纠纷而不可理者，皆不明此原则之作用使然”。其实在中国货币史里，很早就明白这个现象(梁所举的六例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未曾赋予固定名称，也未析述其中的运作原理。梁的优势是参考日文的货币银行学著作，依西洋经济分析的手法，先界定此法则的意义，然后举六个中国实例，之后再依货币学书籍，举出八项会触犯此法则的禁忌，以及此法则运作之后的四项祸害。以下各举一例说明梁所谓的禁忌与祸害。禁忌三：“国家既定某种金属若干重量，为本位货币一枚之定量，而后此铸币时，或官吏舞弊或国家欲借此为筹款之一手段，而续铸之币有减低其成色者，则此原则之作用必起。”祸害三：“良币日流出国外，金融紊乱，国家遂渐成中干。”

这三页多的短文，简要地说，是把当时货币银行学教科书内的基本道理，以生动条列的方式，提醒倡议改革货币者要注意古今中外都存在的现象。梁用六个例子、八大禁忌、四项祸害的写作方式，清楚明白，简洁有力。然而梁在此处以及其他文章中，举例说明此法则时，都犯了一项基本认知上的错误。以《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21：106—110)为例，他说各省滥铸铜元，会产生格里森法则即恶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得市面上的铜元成色愈来愈差，终致只有劣钱流通，民间大受其害。这个例子是正确的，但他进而推论说，劣质铜元会进而把银金等“良币”也驱逐出境，“不及数年，而格里森原则之作用起，全国之富力销溢于外，国民悉为饿殍”(21：107)。梁显然过度推论了。金银会外流，主要是国际收支逆差造成的，不是被劣质铜元逐出去的。若硬要拉上关系也可以，但较曲折：铜元泛滥造成中国币值不稳，国币贬值会造成进口成本增高，但也会帮助出口成长。若进口值超过出口值，就会产生逆差，金银外流，但这已不是格里森法则的原意了。[1]1833—1926年的伦敦银价，见卡恩(Kann，1927：220)所列的年度最高、最低、平均价格。国际银价长贬造成中国银贱铜贵的状况，以及因而引发的诸项影响，参见何汉威(1993)的详细分析。[2]户部认为“殊难悬断”，但总理衙门以为“总权利害，似属当行，惟尚有宜防之弊一端”。(《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654—656)[3]博尔多和基德兰德(Bordo，Kydland，1995)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各国施行金本位与虚金本位的历史，作了很好的回顾与评比。此文的表2把实施过(虚)金本位的21个国家分成7组(核心国家、英国辖地、拉丁美洲、南欧、北欧、西欧、日本)，详细对比它们采取、终止此制的年份以及原因。在参考书目内也引述了许多各国实施此制的文献，对发展中国家施行虚金制有兴趣的读者而言，这是相当简洁的综论。[4]中文部分见张家骧(1925)第3篇第1、2章，彭信威(1958：911—924)，卓遵宏(1986)第2、3章，李宇平(1987)第4章第1节。英文部分详见卡恩(1927：356—395)。卡恩研究的优点是综述(虚)金本位在各国施行的历史与概况，更重要的是摘述各国对中国提议虚金制的提案原文，例如赫德1903年4月的提案摘录在页368—369，1903年12月精琪提案的要点摘录在页377—384，1912年卫斯林的提案摘述在页386—391。[5]晚清关于金本位的建议，《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222—1249)有详细[6]卫斯林(1912)和甘末尔(1929)的提议内容，在注[4]的文献内可查到；特雷斯科特(Trescott，1995)对甘末尔的中国之旅，有相当详细的分析，所提供的文献也很完整。[7]这项备忘录的原文见：Hanna，H.，C. Conant and J. Jenks(1904：75—112)。这项备忘录因饱受批评与误解，精琪在1904年又发表Considerations on a New Monetary System for China，来补充说明之前的见解，此文见：Hanna，H.，C. Conantand J. Jenks(1904：113—176)。[8]精琪(1903)的汉译本可参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128—1159)：精琪所著之《中国新圜法条议》和《中国新圜法案诠解》。[9]弗里德曼和施瓦茨(Friedman，Schwartz，1963：134)说中国因为“是采银本位，所以几乎完全避免了世界性大萧条头两年的恶果”。他们说：“中国因为是银本位而非金本位，所以相对于金本位国家(等于是采固定汇率)，中国等于是采浮动汇率。……所得到的效果是把中国的内部经济，隔绝于世界性的萧条之外。”(页361—362)艾肯格林(Eichengreen，1992：xi)对金本位制的缺点也有类似的见解：“20世纪20年代的金本位制，替20世纪30年代的大恐慌布下了舞台，因为金本位制把国际金融体系弄得脆弱了。美国经济的不稳定，通过金本位的传递机制，把这股冲击传到了世界各地。金本位制也扩大了当初不稳定的冲击效果。”这种见解表示，中国采银本位反而是一种免于(或降缓)世界经济大萧条冲击的一道防火墙。[10]张家骧(1925，第2篇页9—17)表列解说各省在光绪、宣统年间所铸银元的各种重量与成色，由此可以看到各地所铸的银币，不论在外观上、重量上、含银量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更复杂的是还有外国银元混杂其中，可见晚清银币的严重混乱情形。[11]洋商对铜元问题的异议，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094—1095)有当时在报章上刊载的文字。[12]光绪二十六年李鸿章仿铸英仙士铜钱开始，以致各省竞铸的经过，这许多触目惊心的细节，在张家骧(1925，第2编页22—34)内有详细记载。《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内也有非常丰富的文献录载(页872—985)。[13]魏建犹(1955：158—173)对此事有详细的说明，详列了光绪三十一年到宣统三年各地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数，以及各地银钱行号发行纸币的情况表，对梁的这篇短论是很好的补充。[14]大清银行是依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度支部所奏定的24条则例成立的。有关此银行的设立经过，以及这些条则例的内容，参阅张家骧(1925，第2篇页106—116)。[15]此事会在第2.3.2小节内详述。[16]这是梁任币制局总裁时呈给大总统的一项计划书：《胪陈铸币计划》。他想在两年内将币制改革完毕，主币的部分他在《国币条例理由书》内已细说(见第2.3.2小节的解说)，此处他要析述的是辅币部分。他拟了一项说帖，分四项要点：新辅币铸数及其种类之分配，新主币铸数及兑换券之比例，新币铸本与旧币改铸费，筹措铸本之办法。这项说帖的全文辑录在《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111—115)。[17]这些事项中，目前的数据只知道其中第(1)和(6)项的内容(如注[15]和注[16])，其余事项可能要在当时的币制局档案中找寻。[18]梁两次入阁的经过，参见李喜所、元青(1993：230—234、428—436)的解说。[19]有关西原借款的背景、经过、详细内容与诸项条款，见刘秉麟(1964，第2编第5章)的整体性分析；另见斐长洪的长文(1988，尤其是页117—123、141—148)分析。[20]《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425—464)还有许多相关的数据，记载此事的细节与后续发展，并参见许毅(1996：606—626)与宓汝成(1996)的详细解说。********************[1]1833—1926年的伦敦银价，见卡恩(Kann，1927：220)所列的年度最高、最低、平均价格。国际银价长贬造成中国银贱铜贵的状况，以及因而引发的诸项影响，参见何汉威(1993)的详细分析。[2]户部认为“殊难悬断”，但总理衙门以为“总权利害，似属当行，惟尚有宜防之弊一端”。(《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654—656)[3]博尔多和基德兰德(Bordo，Kydland，1995)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各国施行金本位与虚金本位的历史，作了很好的回顾与评比。此文的表2把实施过(虚)金本位的21个国家分成7组(核心国家、英国辖地、拉丁美洲、南欧、北欧、西欧、日本)，详细对比它们采取、终止此制的年份以及原因。在参考书目内也引述了许多各国实施此制的文献，对发展中国家施行虚金制有兴趣的读者而言，这是相当简洁的综论。[4]中文部分见张家骧(1925)第3篇第1、2章，彭信威(1958：911—924)，卓遵宏(1986)第2、3章，李宇平(1987)第4章第1节。英文部分详见卡恩(1927：356—395)。卡恩研究的优点是综述(虚)金本位在各国施行的历史与概况，更重要的是摘述各国对中国提议虚金制的提案原文，例如赫德1903年4月的提案摘录在页368—369，1903年12月精琪提案的要点摘录在页377—384，1912年卫斯林的提案摘述在页386—391。[5]晚清关于金本位的建议，《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222—1249)有详细的文献辑录。[6]卫斯林(1912)和甘末尔(1929)的提议内容，在注[4]的文献内可查到；特雷斯科特(Trescott，1995)对甘末尔的中国之旅，有相当详细的分析，所提供的文献也很完整。[7]这项备忘录的原文见：Hanna，H.，C.Conant and J.Jenks(1904：75—112)。这项备忘录因饱受批评与误解，精琪在1904年又发表Considerations on a New Monetary System for China，来补充说明之前的见解，此文见：Hanna，H.，C.Conantand J.Jenks(1904：113—176)。[8]精琪(1903)的汉译本可参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128—1159)：精琪所著之《中国新圜法条议》和《中国新圜法案诠解》。[9]弗里德曼和施瓦茨(Friedman，Schwartz，1963：134)说中国因为“是采银本位，所以几乎完全避免了世界性大萧条头两年的恶果”。他们说：“中国因为是银本位而非金本位，所以相对于金本位国家(等于是采固定汇率)，中国等于是采浮动汇率。……所得到的效果是把中国的内部经济，隔绝于世界性的萧条之外。”(页361—362)艾肯格林(Eichengreen，1992：xi)对金本位制的缺点也有类似的见解：“20世纪20年代的金本位制，替20世纪30年代的大恐慌布下了舞台，因为金本位制把国际金融体系弄得脆弱了。美国经济的不稳定，通过金本位的传递机制，把这股冲击传到了世界各地。金本位制也扩大了当初不稳定的冲击效果。”这种见解表示，中国采银本位反而是一种免于(或降缓)世界经济大萧条冲击的一道防火墙。[10]张家骧(1925，第2篇页9—17)表列解说各省在光绪、宣统年间所铸银元的各种重量与成色，由此可以看到各地所铸的银币，不论在外观上、重量上、含银量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更复杂的是还有外国银元混杂其中，可见晚清银币的严重混乱情形。[11]倡盎司(ounce)，英制计量单位，1盎司为28.350克。——编注[12]洋商对铜元问题的异议，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094—1095)有当时在报章上刊载的文字。[13]光绪二十六年李鸿章仿铸英仙士铜钱开始，以致各省竞铸的经过，这许多触目惊心的细节，在张家骧(1925，第2编页22—34)内有详细记载。《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内也有非常丰富的文献录载(页872—985)。[14]魏建犹(1955：158—173)对此事有详细的说明，详列了光绪三十一年到宣统三年各地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数，以及各地银钱行号发行纸币的情况表，对梁的这篇短论是很好的补充。[15]大清银行是依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度支部所奏定的24条则例成立的。有关此银行的设立经过，以及这些条则例的内容，参阅张家骧(1925，第2篇页106—116)。[16]此事会在第2.3.2小节内详述。[17]这是梁任币制局总裁时呈给大总统的一项计划书：《胪陈铸币计划》。他想在两年内将币制改革完毕，主币的部分他在《国币条例理由书》内已细说(见第2.3.2小节的解说)，此处他要析述的是辅币部分。他拟了一项说帖，分四项要点：新辅币铸数及其种类之分配，新主币铸数及兑换券之比例，新币铸本与旧币改铸费，筹措铸本之办法。这项说帖的全文辑录在《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111—115)。[18]这些事项中，目前的数据只知道其中第(1)和(6)项的内容(如注[15]和注[16])，其余事项可能要在当时的币制局档案中找寻。[19]梁两次入阁的经过，参见李喜所、元青(1993：230—234、428—436)的解说。[20]有关西原借款的背景、经过、详细内容与诸项条款，见刘秉麟(1964，第2编第5章)的整体性分析；另见斐长洪的长文(1988，尤其是页117—123、141—148)分析。[21]《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425—464)还有许多相关的数据，记载此事的细节与后续发展，并参见许毅(1996：606—626)与宓汝成(1996)的详细解说。

3 财税与预算

进入主题之前，先谈一本相关的著作。梁在1910年曾说过要写一本百余万言的《财政原论》：“两年以来，废百业以著成一编，名曰《财政原论》，百余万言，以卷帙太繁，……杀青问世，尚当期数月以后，将撷其要节先刊布之，冀以为浸灌常识之一助焉。”(21：13)他在论《公债政策之先决问题》(1910)的附言里，也说“但限于篇幅，犹苦言未能尽，别于拙著《财政原论》中更详之也”。(21：54)据《年谱长编》(页296—297)的记载：“是年(1909)先生以意态萧索，生活困窘，专以读书著述为业。三月成《管子传》一书，四月着《财政原论》。……据该书目次，知全书共分五编十八章，先生在例言中自谓‘所论皆归宿于我国，博征过去之历史，详写现在之情形，以示将来之方策。……所拟组织租税系统私案诸种，租税法私案及公债政策论、地方财政论，皆数年来所怀抱，几经研索，呕心而成。自若见施行，可以起宗邦于久衰，拯民生于涂炭’。可见先生年来对于财政学用功之深，怀抱之大，惜全书迄未完成。”

1910年2月梁写信给徐佛苏时，曾提及此书：“若旧稿则惟《财政博议》稿存有三十余万言，但其体裁不适于登报，且弟稍筹得款，便当付印，恐不足以应公之需。”(《年谱长编》，页311)翌年4月14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写信给梁说：“《财政原论》既为公数年心血所寄，若能印行，必于国民大有裨益。数日前接到是书目录一册，展阅一过，实为今日救亡拯急之书，既年内可脱稿，鄙意可不必分次出版，全书字数现恐尚难预计，至少总有五十万，就敝处营业情形而论，最好用租赁版权办法，附去本利预算清单暨章程各一纸，伏祈察核。如尊意以为不便，则全然让与，亦无不可，即祈核示价值，以便商办。至欲取回若干部数馈赠朋好，亦乞拟定见示。总之公所委托，苟力所能及，断不敢稍有推诿也。”(《年谱长编》，页334)

对此书既然有过这些明确的讨论，但何以日后却无下文？在梁的“残稿存目”内，也未见此书之存稿目次，这30余万或50万言的稿件下落何处？现在较可知的是，他在1927年发表的《中国改革财政私案》(8：1—59，以下简称《私案》——编注)，大概是取材自此稿。佐证之一是梁在此文末的后记说：“门人徐良得此稿于冷摊中，……顾不能记为何年作。大抵清廷派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时，有过横滨而问政者，辄拉杂以告之耶？此稿未经印行，他日当录副存之。”(8：59)前述的引文说他在1909年4月著此书分5编18章，所以大致可推论《私案》是1908—1909年之间写的，原本打算作为《财政原论》的部分，但后因此书未能出版，所以1927年才以《私案》的形式刊出一部分。至于此书稿内的18章，是否曾分别另以单篇的形式刊出，则尚难确认。另一项佐证是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1986：109)说，《私案》此文“手稿1909年”。所以《私案》(59页，约4万字)，大概就是《财政原论》稿(30余万言或50万言)中的一部分。

3.1 晚清状况

在论述梁的财政改革之前，先大略解说晚清财政的状况与运作方

[1][1]式。清朝末期的财政衰败众所皆知，尤其是在光绪(1875—1908)和宣统(1909—1911)两朝。宣统期短，是强弩之末，可论之处不多。其实在光绪朝的前20年(1875—1894，即甲午之前)，虽然财政已现窘状，但尚能应付。甲午战败赔款2亿两给日本(此时向外国举债3亿多两)，之后国力大损，进而外债不断。1900年义和拳之后的庚子赔款更高达4.5亿两，从此中国财政一蹶不振。罗玉东(1932)对光绪朝的财政结构变迁，以及诸多相关问题和补救方策，做了很深入的研究(83页的长文)。他认为光绪朝的财政趋势，可以分成三期：甲午(1894)之前以节流为对策；甲午至庚子(1895—1900)之间的特征是“出入平衡的长期破坏”，开源与节流并重；庚子之后(1900—1909)情况严重，以重敛为补救之方策。梁所批评的财政状况以及他在这方面的建议与作为，基本上是甲午到民初(1894—1917)之间，属于罗玉东所研究的第二、三期，以及梁在民国6年任财政总长的期间。

甲午之后的国家财政窘状，可以从御史熙麟在1899年的奏折中，看出造成困境的主要因素：“甲午以后，每年陡增息债偿款两千余万，……而每年出入相权，实仍亏短至一千数百余万。……伏查近今之大费有三：曰军饷，曰洋务，曰息债。……统此三项已七千余万矣。此外国用经常，则京饷、旗兵饷需及内务府经费，……又各省地方经费，……边防及黄河、运河、海塘各工经费，……统此常经，亦几三千万。”(转引自罗玉东，1932：230)

这项结构性的问题，要用较长期的统计数字才看得更清楚。晚清的国家财政收支，可参阅《光绪会计录》(1896)和《光绪会计表》(1901)内的详细数字(1885—1894)，但这两项史料内的项目复杂，需另有专文或专书作详细的分析。表3.1是一项简明的替代统计，这是罗玉东在《中国厘金史》(1936)内整理出来的总支出结构变动(1874—1903)；最后一栏以银两表示，其他诸栏内的数字，则是占此金额的百分比数。此表简明易读，只需指出一点：军需在历年的比例都占一半以上；而甲午(1894)之后军费比例的降低，是因为归还外债(与赔款)的比例大升而下拉；也就是说，受到甲午之后赔款与外债比例的大幅上升，使得表3.1内其他项目的比例都被拉低了。

除了财务上的困境，财政系统也相当紊乱。清代延用明制，各省置总督巡抚(督抚)，“综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饬封疆”，权力既大且广。而各省内又设布政使(即藩司)，掌管民政与财政。在[2]制度未变质以前，各省民政由朝廷的吏部主管，财政则由户部辖管[2]，督抚居于督率地位无得干预。太平天国后，督抚既是一省最高长官，又有军权在握，各省的布政使司在权力上已无法与督抚对抗，或甚至沦落为督抚的幕僚；各省的财政大权已不在布政使司手中，而在督抚掌中。太平天国时期，布政使司大致只能管到传统的税项(地丁钱粮与杂税)，许多新设立的税项，如厘金、劝捐、土药，等等，各自有主管机构，督抚总揽于上；太平军被镇压后，这个形态就确定下来了。表3.1　11省国用款占总支出之百分比(1874—1903，单位：%)资料来源：罗玉东《中国厘金史》(1936：483-484)。

此外，各省练兵的军需，也由督抚主持，朝廷因仰靠各省分摊巨额的外债与赔款，所以更纵容各省督抚；结果是各省的财政逐渐独立化，户部的掌控力衰微。度支部(由户部在1906年9月改制)在1908年底的奏折中，沉痛地指出失控情况：“乃近年各省关涉财政之件，……常有巨款出纳，日久竟不报部，莫可究诘，……并不咨商，径行其奏，……迨阅邸抄，而臣部始知有其事。”(转引自彭雨新，1947：88)

晚清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错综复杂，需要稍加解说。太平天国期间，因各地练兵筹饷之需，而导致各省财政实权逐渐自主化；中央政府无力承担沉重的财政压力，更需仰靠各省筹款解缴，后来因各省推诿，变成中央责成各省分摊诸项财政负担，形成“摊派”的局面，这是咸丰三年(1853)前后的事。财政收入由各省自行运用的部分，称为“存留”；缴交中央的部分，称为“起运”(也称为“解饷”或“解款”)，这是沿用明朝的制度。若中央指示某省拨付某些款项，到某邻省或某地做特定用途，称为“协款”(或协饷)；所以各省与中央的财政关系，合起来可以用“解款、协款制度”来描述。

这种制度的主旨，是在调剂各省收支的盈亏，统筹分配各地的税收。各省的财政状况分成三类：仅敷(不解不协)、不足(由邻省协济)、有余(协济邻省，余款解京)。在这种制度下，各省的存留额基本上虽有“定数”，但“起运”额则依中央的指示而异，所以各省无法自行量入为出或量出为入，对各年度的岁入也无从预估，甚是烦扰。各省的布政使司，每年要求下属的机构造“草册”呈送，然后核造该省的总册，内分起运、存留、拨用、剩余，送该省督抚复核，然后呈[3][3]户部。户部在驳查审议后，才奏给朝廷核定各省的财政收支额。

这种方式运作已久，但甲午之后财政的危机[详见周育民(2000)的解说]，导致有改革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之议。1908年5月御史赵炳麟奏议统一财政权，其中有五项原则性的要点，来规范中央与各省的财权关系。(1)各省财政事宜，由各省藩司随报该管督抚，径行报户部，严行考核。(2)财政事件非先行咨部筹商，概不准行。(3)奏销按[4][4]时造送，有任意逾限以至预算、决算无从准备者，由部参奏。(4)各省官银号无论旧设新设，将开设年月及资本实数，现发出纸票若干，准备金若干等事项，限六个月内列表送部稽核。(5)外债借还归度支部经理，以前各省所借之外债，应于国地税划分之前由该督抚筹还。[5][5]

这项建议经会政务处讨论后，认为度支部未必明了各省的财政状况，所订的划分标准恐窒碍难行，建议俟各省财政清理告一段落后，方宜厘定国家与地方税的项目。以各省在自然资源与产物状况差异之大，各地的税目必然复杂奇零，若硬要全国统一划分出国家税与地方税的精确项目，必有诸多困难之处。以宣统初年的《河南财政说明书》为例，所列应属地方税的有56项，甘肃省更有66项之多，可见各地的分歧复杂状况(“性杂款繁”)，以及全国划一上的困难(“万难卒定”)。

再来看财政组织上的变更。光绪末期各省财政逐渐独立化，筹饷练兵之权也逐一地方化，而这两项权力几乎都集中在督抚手中。清廷在军权方面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化，在财政权方面也作了制度上的变革。最上层的改革，是1906年9月把户部改为度支部。主要原因是甲午之后赔款与外债大幅增加，户部一方面在筹款上的压力大增，另一方面是掌管了许多新事务(新创立的银行、造币厂，等等)，更重要的是户部本身权威不足，无权稽核各省财政。

再说，朝廷的各项支用不足时(如建造颐和园的经费)，就向户部索取；此外，海军与练兵之饷费，大都直接奏行，不经户部拟议；还有，朝廷又另设财政处与税务处，各由王大臣主事。其实财政与税务都是户部体制内的一支业务，现又另立机构，造成相互冲突牵制的状

[6][6]况。为了统合各路的财政业务，户部在1906年改为度支部，把财政处并入；原先依十四行省分司(即依行政区)管辖的制度，现改为依职掌区分为十司：田赋、漕仓、税课、筦榷、通阜、库藏、廉俸、军饷、制用、会计。这十司各自掌管全国的各项财经业务，目的是要把强大的地方财政权收回中央主管化。

从1906年起，各省的财政机构组织都有不同的调整，但仍无统一的体制可循。例如吉林在1907年改省后，把原先的户司改为度支司，其下设税务处，把原先的饷捐局、山海税局、烟酒木税局、粮饷处等都裁撤，并归于税务处。奉天在1905年就设立财政局，山西在1906年改设财政局综管全省财务，陕西在1908年才把原有的善后、厘税、粮务三局并为财务局。四年后(1910)，朝廷下令统一各省的财政机构，但效果不佳。

依《各省财政说明书》所示，各地在改并财政机构之后，体系仍然不一，兹举广东与江西为例。广东省在宣统二年(1910)，把原有的厘务局、清佃局、税契局、善后局次第裁撤，设财政公所，分内总务、赋税、会计、编制、饷需等五科，下设十五股。江西省在同年裁并税务、赈捐、田赋、税契诸局，成立布政公所，设总务、诠叙、田赋、税务、制用、会计等六科。单从这两省的例子，就可推知其他省的状况如何歧异；其余情况，可参阅彭雨新(1947：104)所列举的各省裁并财政机构状况表。

最后来看清末如何增加税源。各省的内外负担这么沉重，只好在省内自行筹款，增加税源的方法可谓各显神通，除了各种杂税，较重要且具共通性的有四项。

第一，盐税加价。甲午之前各省已有借盐斤加价来筹款之事，但基本上还是要由户部奏准，一律征收，或由各省督抚奏准，由该省单独征收。盐税是历代重要税项，但1908年度支部通令，各省的盐税一半留省支用，一半解部作练兵经费。因为有一半可留省支用，各省常以筹款为借口，税率轻重不一，民情因而苦乐不均。以江西为例，就有六种盐税：淮盐加价(6次合计每斤共16文)、零盐加价(内容不详)、浙盐加价(4文)、粤盐加价(4文)、浙商认缴津贴(每年1万2千两)、粤盐口捐(内容不详)。单是江西一省的盐税就这么繁杂，可见一斑；其余情况另详见彭雨新(1947：93)对广东等十省状况的表列说明。

第二，厘金创办于咸丰三年(1853)，在同治、光绪年间逐渐在各省推行，是一种内地货物税。内容错综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类：通过地厘金、销售地厘金、出产地厘金。原先各省的厘税约1％—2％，有些地方后来高到20％以上；通行的法定税率约在4％—10％之间，但实际的征收额都较高。厘金的课税对象既细又广，以广西为例，就分29类税，内含1942项货品。此外，重复课税(在原料、成品、销售时都课征)是另一项困商病民的缺点。若要有效课征，就必须在各地广设关卡，以1904年为例，内地12省共计有总局23处，主要分局790处，附属分局有1446处，相关税务人员至少2.5万人。在这种“流刺网”型的税制下，可想见民间商家所受的骚扰、各地商品税源所受的侵蚀。厘金可以说是各省壮大自身财源的重要税制，此制度的复杂内容，详见罗玉东(1936)的专书分析(此书第3章有诸多图表解析，简明扼要)。

第三，鸦片税。国产鸦片称为“土药”(课厘税，基本上属地方)，进口者为“洋药”(课海关税，属中央)。1905—1906年，土药每年的产销量约14万担，各省的税率不一(江西每百斤课43两，广西每百斤课12两)；税项也不同(福建与陕西按亩征税)；此外，各省又征落地税(出产税)、过境税、贩运税，时而出现争执的局面。1908年协调土药税银拨还各省，各省所分得的具体数额，状况复杂，难以一一解说。开办一年后，中央政府从930万两的土药税中，取得其中的三成左右。

第四，截留国税。各省的财政收入，额定支出后的余款应缴解中央，若不缴解此项余额，或是各省自行动用有特定用途的国税(例如关税)，称为各省的“截留”款。但从1906年起各省逐渐自行截留，朝廷严禁：“……倘不俟部覆擅自动解，除将所动之款照数提还外，仍由臣部指名严参，以重库储。”但两广总督提出异议，朝廷也无力约束。到了1909年，度支部还奏谕电知各省：“各省应解款项……关系紧要，无论何项用款不得挪移，嗣后凡动拨款项，应统由度支部奏咨核定。”(转引自彭雨新，1947：96—97)从这里可以看出各省截留的严重性，这种状况延续到民国初期还都未能解决。

近年来研究晚清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的文章渐多，其中以何汉威(2001)的百页长文最完整深入。他认为甲午战争后到清亡前夕：(1)清政府与各省之间，借着硬性摊派措施，还是能从各省抽提到为数不菲的收入；摊派的运作有赖列强的支持，因为大多数的解款被指定用作偿付洋债和赔款；中央对各省因而仍能维持若干程度的掌控。(2)列强也帮助清政府掌控省财政，例如1898年英德续借款，议定以江苏等五省部分区域的盐、货厘为海关接管，江苏等五省因失去为数可观的财源而陷于困窘。(3)拨解省份因而尽先解送财税到中央，边远而税入不足的省份如广西、云南、贵州、甘肃及新疆等，遂遭受打击，破坏了“区域间补偿”及“超区域整合”的原则。(4)过去在分析中央和各省财政关系时，大多强调在督抚主导下新生财政机构所出现的脱序，而对各方所作的整合努力则甚忽略。事实上，在宣统元年之前，不单中央对省的财政机构有所整合，类似的情况也见于省政府与州县的互动，但因主客观条件不同而成绩高下有别。(5)清政府既无能力，也无勇气对税制(特别是田赋)整顿，省当局只好采取阻力较少的方式，诸如盐斤加价、成色低下银铜币的滥铸，杂税中酒税和契税的课征，以至鸦片稽征来开辟税源。但因种种因素的掣肘，仿如强弩之末难以为继。(6)清末中央和各省的财政关系错综复杂：省当局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专擅自主，并没有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然而也未受中央有效的行政掌控；督抚也大大失去监督管理省财政的能力，财权大受其属吏所制约。[以上六点引自何汉威(2001)长文的摘要]

3.2 财政改革

有了上述的历史背景，现在来看梁所提的改革方案。《中国改革财政私案》(8：1—59)内分10节，纵论10大改革方向与目标：改正田赋，整顿盐课，应增之新税目，应裁之旧税目，租税以外的国家收入，改革后岁入预算之大概，举办公债之法，货币政策，银行政策，改革财务行政。此外有两项附录：地方财政，八旗生计问题。综观此长文，梁所论的事项大体能掌握要点，也可以感受到他对各项题材的弊端有清晰地理解，但对改革的效果过度乐观。若真的要落实这些方间案，必然会遇到许多阻碍。以下析述梁的改革方案要点，以及他所议论事项的特性。

3.2.1 改正田赋

田赋是中国财政最大宗的税入来源，历代所产生的问题很多，梁的用意是要“如何乘预备立宪之始，为一劳永逸之计乎”。他对田赋问题的特质说得很好：“改正田赋，其事最繁难，且办理稍有失宜，动招人民怨谤，此诚今日所未易轻言者也。……且负担太不公平，其病农亦甚。故为国家财政起见，为国民生计起见，无论迟早总需经一次之大改革。”(8：2)这种改革田赋的主张，让人联想到明代张居正时期的清丈田亩。历代隐报田亩面积逃税是众所共知的事，根据何炳棣(1995：125—127)的研究：“清代开国主要战役结束之后，即以万历末丈量前的额田为原额。……乾隆(1753)到咸丰(1851)这百年间的土地数字完全不能反映国史上空前的人口爆炸、长期的超省际的移民和大量的开山垦荒。”所以在概念上梁是对的：“然苟能综核而厘析之，则不必增加赋率，而所入可数倍于今日。”(8：2)

梁所建议的新办法，是日本的“土地台账法”：“先调查全国之土地，推算各地一亩所获之米麦等能得若干，复合以数年来米麦平均之价所得银若干，然后在此数内除去牛种、肥料及人工之费若干，以其余为土地所出之利益，而征其百分之若干。其立法最详密周备者，莫如普鲁士国。我国若欲实行，可译取以为模范。”他举日本在台湾省实施此制度的成效为例：“查日本初得台湾时，其田赋不过八十六万余圆。后经一次调查，制成台账。其各地税率，视前此我国所收有增有减，然什九皆仍其旧，而所收之税，已增至二百九十余万元，盖缘前此匿税之地实过半也。”(8：3)

梁的信息很清楚：(1)清丈土地和重订税率，是改正田赋的基本方法。(2)日本的土地台账法可仿行，且在台湾省已有成效。中国历史上一向不缺乏改革田赋的建议，但几乎都是因为地方势力的阻挡而失败。以张居正当国时的威势，尚且遇到强力抵抗，新立宪国政府若能扫除此项障碍，梁的改正田赋之议才有意义。日本在台湾省施行有成效，原因之一，是因为日本对殖民地有武力上的优势，但这一点在清末的中国却不同：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足以掌控各地，地方的割据性强，再好的建议恐怕也无法免除“每丈必反”的噩梦。后来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也只能在江苏等少数省份短暂施行，基本的困难从明朝到民国大致类同。

梁也知道中国在这方面的积弊，他的解决方式是：“人民向来耕种之田以多报少者，前事悉不追究，仍归旧业主掌管；惟将前此匿税之部分，令其从新印契。”(8：5)梁推算田赋改正的结果：“苟办理得宜，……则全国田赋每年收入当在三万万两以上”(8：5—6)，而“考现在全国田赋，……实收银又不过二千八百余万两”(8：2)。若推行梁的新法成功，中国田赋可增十倍以上：“以我国之地大物博，得此巨额殊不为奇。”(8：6)

若果真有此神效，则先从调查全国土地(即清丈)开始。日本调查台湾省土地，约费500万圆，梁估算中国18省面积约20倍于台湾(其实应不止)，约需费1亿两。以晚清赔款和外债的压力，如何筹此巨款？梁说放心，“即印契税一项所入，已偿此数而有余乎。况充公地之卖价，且数倍于此也。而此后年年国库之增加，又无论矣”(8：6)。以晚清财源之枯竭，诸项税收已无所不用其极，怎会有如此肥沃的税源而尚未榨取？梁对调查土地所需之巨款，若不能详细说明来源，必难说服此事的可行性。就算可得巨款进行此事，以历史上每丈必反的经验看来，除非中央的行政实力坚强，可以扫除各地障碍，否则梁的建议恐怕仍是画饼。

3.2.2 整顿盐课

1910年3月，梁在《国风报》第1年第5、6两号连载《改盐法议》。这篇文章的内容，有一大半和《改革财政私案》的第2节“整顿盐课之法”(8：7—15)相同(第5号页17—19，第6号页9—20)，所以此文未再重复收入文集内是对的。以下讨论此问题时，也把《国风报》那篇文章的内容一并析述。

盐税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岁入的一大宗，从西汉的盐铁会议(桓宽整理记录成《盐铁论》)就可见一斑。梁提议整顿盐法的目的，是要“能使民间盐价视今日不加腾，而国帑所入视今日且数倍。……欲奏此效，必须将现在制度改弦而更张之”(8：7)。他说中国各省的盐税总[7][7]和一年不出2000万两，以中国人口之众，盐税的收入竟然只和德法意诸国相差不多。这样的对比其实并无多大意义：一因各国物价水平不同；二因中国盐贵(相对于一般民生必需品)，私盐泛滥，税收不实；三因各国的食盐税率不同。

中国盐税总收入应该有多少才恰当？梁说意大利每百斤税17元，法国税3元，日本税1.5元，德国最轻，每千斤税4元。(8：8)“我国若折其中，每百斤约税一两五钱，最为适当。若依此推算，每年盐税可至八千四百余万两。”(8：8)我们可以从几点来评论上列的叙述：首先，西欧诸国的盐税真的差异这么大？梁的数据可靠吗？币值的换算正确吗？到底各国的盐税率多高？为何不以百分比直接表明？中国若百斤税一两五钱，是抽百分之多少的税？为何最为恰当？这种模糊的诸国相对比较，并无明确的经济意义。其次，各省长官都知道盐税甚肥，一再压榨也只抽到2000万两，梁何以有把握可得8400余万两？

他认为这6000万两的落差，“皆为私盐所蚀，尽人知之”(8：8)。有三项因素造成私盐过盛：(1)税率太高，苛捐太多，以致官盐成本太重。(2)行盐地各分疆界，助私盐流行之势。(3)盐商垄断权，贩盐不能普及。梁对这三大弊端提出八项改革要点，主要的精神在第一项(要把全国的盐收归政府专卖)，其余七项都是业务性的说明。(8：10—11)盐专卖后，全国制盐者皆有执照，贩卖权全归国家。这项原则是好，但不知何以清政府不如此做？新国家建设之后，如何才能从盐商手中收回贩卖权，以及如何打破根深蒂固的诸多旧制？这几项要点梁都未触及。

国家专卖的观点简单明确，不需细谈，梁另有一项搭配性的建议。过去盐商以现金作保证来向官赊盐，梁希望将来能发行公债以丰富国家财政，但恐民间不应，他因而提议：盐商若以公债作为保证金者，可赊同值的盐三个月或半年，届期才缴现金。如此，盐商一方面可以有半年的周转期，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公债得到利息收入；对政府而言，这也是推销公债的好管道。此计听来甚妙，从前行盐权在民间时，此策或许有激励之用，现在若要改收为国家专卖，盐商的利润空间有限，还有谁愿意出大资本投入此行业？盐若为国家专卖，一般杂货店就可批售，何需通过大盐商？大盐商若获利空间小，谁去花大钱买公债？梁既想消灭大盐商，又希望盐商大笔购买公债，这是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构想。

3.2.3 应增删之税目

梁认为国税有十项即足，其中田赋、盐税、海关税三项早已有之，另加的七项是：酒税、烟税、糖税、登录税、印花税、遗产税、通行税。此外，所得税虽是财政学家公认的良税，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尚办不到，故不论。另有两种税也应增，但属于地方性的财源，不在国税内论：家产税、营业税。至于应裁撤的税项则有：厘金、常关税[“其性质在海关税与厘金之间，……实与厘卡无异，所异者其税率有[8][8]轻重耳”(8：20)]、茶税、赌博税、其他诸杂税。梁认为若能废除这些恶税，在良税上虽征稍重，而民犹安之。此外，国家还有其他的岁入来源：国有土地、国有森林、邮政电报、官办铁路。

这些名目和梁的相关说明，都有浓厚的日本味道，大概是根据日文的财政学著作整理出来的。较有意思的，是看他如何估算增删各项税目之后，将来国家可能的岁入情形。根据他的对照表(8：25—26)，当时全国岁入约1.3亿两，改革后的收入额可达7亿两：“骤闻之似觉夸张失实。然按诸实际，则殊不然。……则所谓七万万两者，全系从最少之数立案，若实行之后，只有增多，断无减少。……十年以后，中国之富强，可甲于天下也。”(8：26—27)

3.2.4 八旗公债

在此要评论的是他的另一项建议：发行八旗生计公债，以解决八旗满人的生计问题。这个题材虽以公债为名，但具有浓厚的财政色彩，所以在此析论。

这是一项巧妙的提议，基本的构想来自日本。明治之前，日本的藩侯各有封地，其藩士各有常禄。明治维新之后废藩，但藩侯与藩士的权利已有数百年，一旦强夺恐生大乱，而政府又无财力供养这些冗员。应对之策是在明治初年，发行秩禄公债券1.7亿元。当时日本政府基础未固，信用甚薄，人民不知公债为何物，政府的策略是：公布法令准许人民设立银行，得以秩禄公债券为发行钞票之准备金，所发行的钞票总值与所抵押的公债券值相同。也就是说，在政府的保证下，秩禄公债在法律上与各银行所发行的钞票等值。于是人民争购此公债券，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在市场上也逐渐被接受，这是一石二鸟的良策。

梁得此案例之启发，屡次建议中国也发行公债，作为中央银行发行钞票之准备金，现在他又想把公债作为改善八旗生计的基金。这项建议是仿照秩禄公债给养藩侯、藩士的做法，梁提议“先办八旗生计公债五千万圆，同时颁布银行条例，凡以公债抵押于政府者，许出钞票。一面运动旗人之受此债券者，组织一有限公司以开银行，以此券抵押出钞票，政府立许可之。一面又运动旗人以外之人，组织一公司向旗人购买此债券抵之于政府，以求开银行出钞票，而政府又立许可之。此两银行必获大利，于是人人向风争欲效之，而购买诸债券者必日多矣。……此项八旗生计债券，其价必逐日飞涨，可断言也”(8：30)。

日本的秩禄公债并不如梁所说的那么成功，其过程、细节与诸项障碍梁皆未提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大增，才能解决藩侯与藩士[9][9]问题。相对地，旗人问题复杂，中国国力正在衰退，甲午之战又败于日本，内忧外患急迫，外债赔款沉重，政府债信财力薄弱，向强盛者所引借的富裕之策，未必能有效地施用于衰弱者身上。

现在来看八旗问题的性质：“八旗生计问题起于康熙中叶，相沿二百余年未能解决。直至今日，时势变迁，国家不藉旗兵以为用，徒岁糜巨饷以养窳惰之民，财政愈加竭蹶。而旗人亦以久隶兵籍之故，不能独立营生，穷无所告，公私交困。加以近年革命邪说蔓延国内，非消融旗汉之名目，使天下一体，不足以靖民心而固国本。”(8：53)他建议的事项有：(1)调查各级将官兵丁人数，以及所领之俸饷。(2)仿日本给予蕃士秩禄公债之法，按照各人应领俸饷之总额发以公债券，每80两给1百元之债券1张。(3)仿日本模式，政府同意银行可以用此公债作为发行钞票的准备金，持公债者可用这些公债投资银行生息；再如日本之例，也可持此公债投资铁道开发，获利应当丰盛。(4)银行、铁路两者交相为用，则旗民得此债券应有长远利益；况且开发铁路需要大量各种人员，旗民既可投资又可就业，一举解决就业与生计问题。“故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无更善于此者矣。”(8：54—57)

若从国家财政负担的角度来看，原先每年支付八旗的饷额约在1000万两；依梁的算法，国家发行八旗公债虽需支付利息，但裁旗之后可省去巨额俸饷，又可以把旗人的田庄收回国有，旗民还可取得免费公债，用以投资或另寻生计，这是一举数得之策。

当时朝野也有“募债裁旗”和“改债为饷”之议，在理念上和梁的建议相通。但问题在于：国家财政早已困窘，如何筹出所需之资金来发行这5000万元的公债？况且当时民众对公债素无概念，旗人是否乐于接受这些公债亦难预测。若要举外债来发行公债，则要支付沉重的利息给外国贷款者和国内公债购买者，政府有此实力否？梁说发行此项公债可助银行业务发达，铁路也可因而广为建设，“此策一利国家，二利旗人，三利全体国民，所谓一举而三善备也”(8：59)。此文原作于1909年，但在1927年才刊登，所以旗人未必在1909年时就知晓此议。1927年发表此文时，民国早已成立，时空环境已转换到北伐问题。此时已无旗人生计的政策问题，也未闻梁对八旗公债之议有进一步的论说。

此外，在1912年的《莅北京公民会八旗生计会联合欢迎会演说辞》(1912，29：30—32)中，他并未提到这项八旗公债的事。这篇演说辞全文一页不到，但有特殊意义。梁于民国元年9月归国后，各方热烈迎接，“以至一日四度演说”(《年谱长编》，页411)，这篇讲辞应是同年11月30日所作。梁曾经批评兴中会是“排满家”团体，以种族革命为号召，主张驱逐满人。他对满人所持的立场，以及八旗生计会何以会邀他演说，在此篇讲辞的编者前言内解说得很清晰：“梁任公为建设之政治家，主张国中人民对政治上之权利义务一切平等。旗人宿为军人，一切自由尽被束缚，此次革命后还我自由。去年革命以来，旗人死于锋镝冻饿者当复不少，此即我旗人所出之共和代价也。先生爱国爱民，八旗生计问题之解决，先生当必荩谋伟画，此所以欢迎今后之梁任公也云云。”(29：31)为何八旗人士对梁有这么高的期许？除了不主张排满，梁替旗人生计筹划之事也早为人所周知。故民国成立梁归国之后，当时虽尚未任要职，而旗人已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因为当时“一日四度演说”，所以这篇讲辞几乎是形式意义大于实质内容，梁对八旗生计的主张，还是应以1909年那篇《私案》为主。

民国成立后不久，发生二次革命、复辟、军阀等政治上的动乱，经济局势不稳，内外债激增，梁的这项构想当然无法实现。然而八旗俸饷是一件急迫的问题，在有限的财力下政府如何因应？目前对这个问题的整体认知与解决方法所知有限，只能列举下列数字当作参考：民国5年度的中央财政费的经常费是36220618元，其中有“八旗俸饷”6378676元(占17％)；以及“八旗米折”2866819元(占7.9％)，合计占了25％左右。[参见贾士毅(1917，第3编页190—191)]同年的蒙藏费是987230元(另外编列，见表3.3)，只有上述八旗两项经费总额的10.68％，可见八旗生计在民初中央经费的负担程度。

3.2.5 其他建议

另一项议题是财政行政上的具体问题。梁批评中国无预算制度，各部会的经费未相互协调，各拥资源互不支持，且互争盐税、争厘金，国家财政既穷且乱。此外，晚清税务行政紊乱，多采包征包解制，拙劣多弊。梁对这类具体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8：47—53)，但这类弊端是人所共见，梁并无新创见。

3.3 预算论衡

中国历史上并无现代的政府预算观念，基本上是以量入为出为原则。虽然中央可知各级政府、各地军队、各项固定开支的大略数字，但因天灾人祸等变量难以掌控，再加上皇帝个人英明与否、是否节用爱民等因素，所以实在不容易有现代意义的预算制度。历代岁入岁出确实都有大略的估算，这在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1982—1988)内已有详细解说；赖建诚大致解说宋、明、清三个朝代会计录的大体内容，并析述《万历会计录》(1994)各卷的内容与旨要。以明代为例，在两百多年间只编了三次会计录(洪武、弘治、万历年间)，每次间隔半世纪或一世纪以上；清朝也只知道有《光绪会计录》流传，可见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现代西方意义的常年政府预算。清末民初的政府预算制度，贾士毅(1917，第5篇第3章页10—33)有简要的综述。

3.3.1 简史

从雍正三年(1725)起，规定每年冬季各省督抚预估下年度应支俸饷，造册送户部，称为“冬估”；中央批准后，每年在春秋两季拨款给各省运用，称为“春秋拨”。为了更能掌握全国的财政收支状况，盛宣怀在1899年10月奏请预定一年的国家收支会计，请户部将来年实在进出的各款项额预先筹议，“开缮清单，并刊行各省，使人民周知财政公开，苟有所取，必见谅于民”[11月11日朱批户部折，转引自罗玉东(1932：231注123)]。这是在建议国家试行预算制度，户部于是拟出两张1900年的预算表。一是部库出入款数，内分：中央入款(有6项)，总计1876.5万两；各省入款(内有5项)，总计7950万两；全国合计约9826.5万两。二是出款部分，内分：中央出款(6项)，2303.62万两；各省出款(6项)，9200万两；全国合计11503.62万两[细项请见罗玉东(1932：216表6)]。两者相抵，赤字约1670余万两。但这项预算的内容，因户部未作具体说明而引起许多质疑，尤其在入款项方面有高估的倾向。

这个预算表除了不够精确外，户部的态度更为可议。其实户部并未尽心筹划，反而显示了勉强的态度：“近时泰西各国，每年由该国度支大臣预将来岁用款开示议政院，以为赋税准则，说者谓其量入为出，颇得《周官·王制》遗意。而实则泰西之法，量出以为入，与中国古先圣王之所谓量入为出者相似，仍属相反。中西政体不能强同，类如是也。”[1899年11月11日朱批户部折，转引自罗玉东(1932：232)]以这种抗拒心态所编制的出入款预算表，完全无法应对盛宣怀的初旨。但反过来说，当时各地的财政状况，中央并无法得知，甚至连户部内的可动用款项也未必能切实掌握。在承平时期所编列的预算[10][10]尚且有许多可议之处，我们怎能对衰亡之际所制作预算表寄予期望？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御史赵炳麟奏请制定预算、决算，以整财政而端治本(全文见《光绪政要》卷32末)。此奏奉旨交度支部函告各省，两年内各省皆未置复，在反应不佳的情况下，清理各省财政之议又起。1908年12月，度支部奏拟“清理财政”35条，建议调查全国出入确数为预算、决算之预备。各出入款在1907年底止视为“旧案”，1908—1910年底止为“现行案”，宣统三年(1911)起作为“新案”，同年二月试办全国预算：“……本年正月十四日，已由臣部将暂行章程奏明在案，查各省出入款目，悉于预算报告册内胪列。自本年起各省办理春秋拨册，应行奏明停止，以省文牍。”[度支部奏稿，引自彭雨新(1947：84注2)]

然而真正执行时，又遇到权责不明的老问题，资政院预算股长刘泽熙说：“一切重要政务并非中央政府直接执行，而执行者实为各省督抚。……故言司法经费，法部不能估定之，……资政院审查预算既无商榷督抚之必要，而督抚特派员又无到会发言之时机，……督抚既能确定经费而不能与闻预算，且不须执行职务，故可置之不理，内外隔阂如此其极。……于编制预算时，视为某税应增若干，某税应减若干，一一电督抚，督抚以为可则加之，以为不可减则减之，……或竟无回复明文，而于预算内悬而未决。……至于拨补厘金等款，更属纸上空谈，全部预算必致为此等款项动摇。”[转引自彭雨新(1947：109)]由此可见宣统初年的清理财政和办理预算，仍是一纸空谈，但也不是全无收获：(1)这是中国财政管理观念上的突破；(2)各省清理册的内容虽然素质不一，但总算弄出个基本的面貌。

3.3.2 预算评议

用梁的话来说，西方“各国之制预算案也，各部大臣先将其部所属事各一年应需之费列为一表，移交度支部。乃按本岁入之总数而分配之，在各部无不各欲得多款，……其权固经内阁会决定后，向度支部大臣执行之，各部不能自专也。我国不然，部与部不相联属，彼部此部各自请旨拨款，但得俞允，即据为己有。别法能筹得进项者，尤视若私产。……故有十部则不啻成为十国。……今我国无所谓中央财政也，恃各省分其余沥以润中央之涸辙而已”(8：47—48)。“今世诸立宪国，……皆以编制预算案为第一大事，政府与议院之激争恒于是，……实我国大多数人所不了解也。使如我国现在编制中之预算案，仅将本年出入之项目照样腾写一通。”(22：37)

从上述两段简要的解说，大概可以知晓清末政府预算的运作方式。梁对此问题写了四篇简短的评论：《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1897，2：59—61)；《亘古未闻之豫算案》(1910，25上：158—161)，《读度支部奏定试办豫算大概情形折及册式书后》(1910，25上：70—74)，《为筹制宣统四年预算案事敬告部臣及疆吏》(1911，25下：28—31)。以下析述这四篇的要义。[11][11]

1873年(癸酉)制造局译《列国岁计政要》，梁说此书出后“齐州之士宝焉”(2：59)。此后20年间未有类似的书出版，直到1897年5月，“知新报馆乃始得取去岁所著录者，译成中文附印于报末，乞叙”(2：59)。那时梁才25岁，尚未出国，他写的这篇短序，基本上是在解说书中所列各国各部门(民部、学部、兵部、海部、户部、商部)的预算额，说明从此书可知各国财政的强弱状况，以及各部门所分配到的经费比例。从经费增长的角度来看，“区区之日本，昔之文部省岁费不过十三万余圆者，今且增至二百五十三万八千余圆”(2：60)。从列国对各部门预算编列额的变动，梁指出一项事实：“户口之表，中国等恒居一，疆域之表，中国等居四，国用、商务、工艺、轮船、铁路、兵力诸表，中国等恒居十五以下，或乃至无足比数焉。”(2：61)他的用意很清楚：读者可以从此书知晓各国的兴衰状况，以及各地和平或战争可能性之大小(看军费预算即可知)。简言之，这是一篇介绍性的文字。

政府预算既为世界潮流，1910年清政府规定各省试办，由度支部编订例式。此项册式大抵根据日本的模式，内有预算例言22条，之后分成下列项目：(1)总则，(2)在京各衙门预算，(3)各省预算，(4)编订预算方法，(5)附则三项。之下有“各省试办预算报告总册”，内分：(1)岁入经常门，(2)岁入临时门，(3)岁出经常门，(4)岁出临时门，(5)地方行政经费经常门，(6)地方行政经费临时门。此6门之下各分若干类，每类之下又分若干款，每款复分若干项，再分若干目(25上：[12][12]70)。因为这是试办性质，所以广征各方意见以备修改。

梁写此文的目的，是要对这项册式的内容提出修正意见。大体而言，此文的内容都是具体技术问题的讨论，时过境迁无须评引。此文的意义，在于显示梁对清末的政府预算行政改革，在此时怀有相当的期望：同一年中央政府向资政院提出预算案，资政院审查修正后即将付诸议决。就形式看来，此事俨然有立宪国的做法，但梁细看此项预算案后大感失望：“而其最奇怪不可思议者，则收支之不适合是也。……据其所知者，则入不敷出之额约五千万两。……此可谓之决算案耳，不能谓之豫算案。此可谓之岁费概算书耳，不能谓之豫算案。此可谓之财政报告书耳。……若在他国有此等四不像之预算案出现于议场，……断不肯无益费精神以为之讨议。”(25上：159—160)

梁对1910年预算案的评语是：“内容卤莽灭裂，贻薄海内外以笑柄。且各部臣、疆臣视同无物，纷纷请变弃。”去年的事情既已无法追补，梁建议下列诸项原则，供筹制宣统四年预算案时参考。(1)收支宜必求均衡，(2)编制之事宜由行政官担任，(3)编制权宜集中于度支部，(4)编制宜以春间着手，(5)体例格式宜厘定(25下：28—30)。这几项原则当然都没有实现，因为宣统三年十月清廷被推翻，民国成[13][13]立了。梁对预算问题有这么好的认知，但他在1917年任财政总长时，却没有编列预算的作为，或许是因为任职期过短(4个月)而未能一酬壮志。

3.3.3 试拟预算

1912年五六月间，梁在日本写了一篇长稿《治标财政策》，分上下篇，析述中国岁出、岁入的诸项内容与经费额度，手法上几乎是在编列、解说中国政府的年度预算，此文到了该年年底才发表(29：51—82)。梁在此文刊布时写了一小段附语，说他的目的是在提出一个大纲，作为他日政府编列预算、整理岁计的基础。这是一篇纲要性的文字，他希望读者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数字，而应在整体精神上体会他的用意。

为何取名《治标财政策》？大概是因为当时已推翻清朝，所以梁积极提出国家的预算大纲供读者讨论：“吾昔常言，处今日中国而言理财，非补苴罅漏所能有功，必须立一根本的大计划焉。……一面估算本年可得之岁入实数几何，当以何法征收之；一面估算本年万不可缺之岁出实数几何，当以何法撙节之。……然后中国财政竭蹶之程度若何？……原因安在？乃可得而察也。”这是原则性的宣称，应无人反对。他真正的用意，是针对当时的国务总理：“唐氏绍仪报告本年财政现状，比附前清宣统三年预算案，更任意虚构……而国民亦熟视无睹。……夫我国过去、现在之财政状况，无确实统计可供参考，……以吾研究，则岂惟无所谓岁计不足云尔，实及适得其反，而赢余可至二万万元内外。……固已足以支持危局以待将来之进取焉矣。吾故名之曰治标的财政政策也。”(29：52)

此文分上下篇，上篇论岁出，篇幅较长(29：53—77)；下篇论岁入，较短(29：77—82)。梁把重点放在上篇的原因是：“我国财政竭蹶之原因，其缘岁入觳薄而生者不过十之二三，其缘岁出冒滥而生者实居十之七八。”(29：53)梁先析述目前各项岁出入的项目与经费额度，然后批评其中的弊端，之后依自己的见解，来估算合理的项目与额度，最后评比两者在性质上的差异，以及额度上的差距。在岁出方面，梁分中央政费与各省政费两层来解说，但在岁入方面则只有中央级的说明，没有省级的分析。在中央岁出方面，梁分十项析述：(1)中央公署费，(2)外交费，(3)内务费，(4)财务行政费，(5)教育费，(6)国防费，(7)司法费，(8)实业费，(9)交通费，(10)拓殖费。在这十项当中，梁对(1)中央公署费(29：53—58)和(6)国防费(29：61—64)着墨最多，对(5)教育费(29：60—61，共3行)、(8)实业费(29：65，共两行)和(10)拓殖费(29：66，一行半)着墨最少。以下举(1)和(8)为例。

中央公署费需要长篇幅讨论的原因，是由于前清的旧衙门因政体变更，他认为可以废撤者有34处，例如军机处、翰林院、宗人府等等。此外，他也主张裁并海军部，把理藩部裁并内务部，因为梁认为其中的政费浮滥，冗缺冗员过多：“据言庚子以后外务部，其真办事之司员不及十人，余皆伴食耳。而此十人者，每日办事又不过二小时。……外务素称繁部犹且如此，他部可知。”(29：60)他所罗列的各署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到底应各为多少才是合理，其实难有定论，他心中所订的标准是“请比附日本以为标准可乎”(29：55)。依照这项标准，他拟议的中央公署内，每部所需的员数是76人(从总长到额外司员)，经费11.4万元。地大物博的中国，一个中央级部会的编制这么小，未免过俭。依梁的盘算：“总统府费、国务院各部费、国会两院费、审计费、平政院费合计约需六百余万元。今以优待前清皇室费四百万元，实共需一千万元。”(29：58)这样的预算相当有趣：掌管全国主要行政的总统府、国务院等等诸多大型的业务机构，其经费总额竟然只比已无功能的前清皇室优待费多两百万元!梁对此事的本末轻[14][14]重竟有如此判断，让人意外。

在实业费方面，梁只有两行说明：“宣统预算案报农工商部经费一百一十万一千五百九十两有奇。除部员领薪水外，不知所办何事。今除部费外，一时实无他种特别职务可指，暂可全撤，或置十万元为预备费可耳。”(29：65)梁对掌管全国实业(工商)的最高主管机构有这种见解，用这种草率的态度来处理，让人怀疑他对此部的理解有限，读者对这样的预算议案怎么会有信心？此文刊出后，各方的评论颇多，梁写了一篇《军费问题答客难》(30：5—7)，辩解其中的“国防费”部分。梁原先的论点是：全国陆军的编制以二十师为适，他也计划把海军部并于陆军：“以上海陆军经费……合计约共需四千二百余万，视宣统预算案约可节省一万四千余万元。”(29：64)当时舆论对此项军费预算的说法有许多评论，梁不得不出面解说。他一方面承认自己“于军事上之智识缺乏殊甚”，但也质疑“现在国中号称军队者六七十师，其足以对外者有几？恐虽军事当局亦无以为对也”。他认为二十师已足够的基本理由是：“夫既名之曰国防费，而其实泰半不足以供国防之用，……斯等于滥费耳。……吾以为今日理财之要义，莫急于节减行政费，综核名实，汰除冒滥，此实死中求活之唯一法门。”(30：6—7)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梁编制此预算书的基本精神，是往裁撤冗员与节省经费的方向着手；在基本人数与额度方面，又以日本的现行状况为基准。梁的新估算结果相当惊人：“今兹所拟，以较度支部案，所裁过半；现以较资政院案，所裁亦将及半矣。”(29：72)这种所裁过半的预算，一方面反映前清预算编列之浮滥，大笔裁删固然令人痛快；但另一方面也有引人忧惧者：(1)过去根深蒂固之体系，现在虽然有新政权替代，是否能无阻碍地一铲而除？梁对各部、各地、各级行政体系的反弹力量完全未估算到。(2)新兴国家之建设，需另有大刀阔斧之处，今删裁过半，节俭有余，但是否足够开拓必要的新建设？

以上的例子与评论，是针对梁的“中央政费”一节而发。他另有长篇幅解说“各省政费”与“全国岁入”，在手法与精神上大体类似，差异点多是在项目与业务性质方面的解说，在此不拟细述。此处的要点，还是回到梁对国家预算的基本认知：“使吾此文所计算不甚谬，则虽不借一文外债，……用以维持现状，且略从事于进取建设，犹绰绰有余。夫何至举国大惊小怪，坐愁行叹，……绝望如今日耶。”(29：81)这是梁个人的自信，对错与否一试便知。可惜梁在1917年任财政总长时，因任期太短、政治环境恶劣，所以无从判断。以今日的理解来推断，梁所编列的这份预算书，恐怕有过度乐观与简化事实的倾向。

3.4 实际状况

前两节的主要内容，是梁对财政改革和预算制度的诸多批评，以及他所提出的各项改革方案。其实财政收支和预算是相关联的面向(视收入之多少才能做各项支出的预算)，所以本节一方面把财政和预算这两个面向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列举清末民初的实际状况(用统计数字来表达)，来和梁的改革方案相对比，以显示梁的财政方案与所试拟的预算，有哪些可议之处。

3.4.1 岁入岁出

中国真正有现代形式的年度预算，始于宣统三年(1911)，这项预算表有岁入与岁出两项，收录在贾士毅(1917：25—31)。这项有用的数据，照理应和表3.2、表3.3并列合观，但不能这么做的原因是：(1)所列举的项目名称不一，表3.2内有11项岁入名称，但宣统三年的岁入预算只有9项，也无较细分的项目可知其具体内容。(2)相对地，宣统三年的岁出相当详尽，而表3.3的数字则显得简要。(3)宣统三年的预算表有另一项特色，就是分为“原案”和“修正案”两栏，大概是因为：第一，此年的政治与经济情势变动甚大，所以需要大幅调整；第二，资政院对预算有删汰权。以岁入来说，修正后的数额比原案多出400多万元；在岁出方面，修正后要减少8300多万元。若从岁入岁出相抵的角度来看，在原案内岁出超过岁入8400多万元，在修正案内则相反，岁入要比岁出多350多万元。表3.2　历年岁入预算表(1912—1916，单位：元)续表3.2资料来源：贾士毅枟民国财政史枠(1917，第2编页618—621)。表3.3　历年岁出预算总表(1911—1916，单位：元)续表3.3资料来源： 贾士毅枟民国财政史枠(1917， 第2编页207—209)。

各国政府的预算会有估计上的误差，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清末民初的情况另有特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收入，并无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划分。各地政府有相当的财政自主性，中央政府从各省所能取得的资源，端视主政者是否足够强势而异。若地方不据实上报，中央就难以掌握可运用的财源；或是上报，但不按时全额缴纳，则中央空编预算也无执行的可能。这项特质是理解诸表的重要前提。

表3.2 和表3.3是民国元年和民国2、3、5年的岁入岁出预算数据。先看岁入的部分。民国元年时，国内税收中的(1)收益税(23.45％)和(4)消费税(23.81％)占了将近一半(47.26％)。这两项税源内，分别以田赋和盐税为最大宗。其次是关税(19.13％)、货物税(10.43％)和杂税(9.3％)，其余的税源比重较低。民国元年和其他三个年份的岁入有一项大差别：没有国债，原因是此年正值辛亥革命后，在政权交替时外国政府不肯借债是正常的；而新政府尚未底定，没能发行内债也合常理。

相对地，民国2年的国债占岁入比例甚高(40.1％)，其中又以外债为主(高达内债的14倍)。原因是新政府刚成立，可借得的内债有限，只好大举外债来挹注。这项国债所占的比例，在民国3年(6.56％)和5年(4.24％)都大幅下跌；另一项特征是外债额锐减，在民国5年时甚至没有这项预算。整体而言，国债在清末民初的几年间，占政府预算的比重大幅起落，不能当作可靠的财源。最可靠的财源还是稳定的老项目：收益税内的田赋和矿税、消费税内的盐税、关税。其余项目则各[15][15]年起伏甚大，例如印花税、所得税等。也就是说，愈陈老的税项愈稳，愈新式的税项愈不可靠。

再来看表3.3岁出的部分。民国元年的行政费(45.4％)和财政费(50.26％)就超过了95％。其中超过1亿的有国防费和财政费两项，国防费中以陆军费的耗费最大，而财政费的细项则未明。其次以国债费最高，达7300万。民国成立后，元首费的总额大幅减少而且逐年递减，那是因为清政府的元首预算费内，有一项大开支是此后民国政府所没有的：清皇室费(约1500万)，民国之后此项目改称为“清室优待费及东西陵费”，额度分别是8035073元(民国2年)、5034032元(民国3年)、4240626元(民国5年)。有关这项元首费的细部资料，可参见贾士毅(1917)第3编页4的表，我们也可以从此处看到，梁在民国元年(1912)所试拟的“优待前清皇室费四百万元”(29：58)，其实要比上述的皇室费少多了。在岁出项内大幅增加的是议会费，这是从皇朝转为内阁议会制的特点。另一项大幅支出是国债费，民国2年时几乎是民国元年的4倍。

表3.2 和表3.3是个概观性的预算结构，每个项目都还可以再分细项讨论，但这不是此处的要点。这些年的岁入足够岁出吗？稍为对比表3.2和表3.3就可以看出：民国元年的预算赤字约600万，民国2年的赤字约8500万(有大额国债时尚如此)，但民国3年则有盈余2500万(正好是国债的约额)，民国5年有600多万盈余(但有国债2000万)。所以若无国债支撑，民国初年的岁入仍不敷岁出。如果这项统计可靠的话，那么这项差额对新政府而言并不严重。一般人对清末经济有残败的看法，对民初的政局也有不稳的印象，何以表3.2和表3.3却提供一个差强人意的数字？如果这两个表可靠，为何梁在1917年的财政总长任期撑不到4个月？为何在短短的15年间(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27年北伐)，总共更换了23位财政总长？这些疑问会在第3.5节析述。

3.4.2 税收与预算

第3.2节析述梁的财政改革私案，第3.3节综述他所试拟的政府预算，现在要做的是：根据表3.2和表3.3以及相关的财政史研究，用清末民初的“实际状况”，来对比梁的“理想状态”。以下所要探讨的项目，顺序上和梁在《财政改革私案》中的提议事项(见第3.2节)相同，以便在数字上相互查对比较。

3.4.2.1 改正田赋

依照梁的新办法，“苟办理得宜，……则全国田赋每年收入当在三万万两(即3亿两——笔者注)以上”，中国的田赋岁入可增十倍，“以我国之地大物博，得此巨款殊不为奇”(8：5—6)。这是梁在1909年的构想。从表3.2可以看到，在1912—1914年(民国元年到民国3年)的田赋收入都只在8000万元上下，距离梁的预期相当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还是梁所说的：田亩实际面积清丈不实，这可以从贾士毅(1917，第2编)的叙述得到证实：“民国以来，时事多故，各省田赋报销，大率未能遵行。欲考全国田额之确数，苦无册报可据。”(页6)不仅田亩数依旧，田赋税率亦同：“民国以来，各省田赋税率，仍沿前清原定科则。”(页16)民国5年之前各省的赋税亩数与岁赋额，在贾士毅的研究中(1917：1—100，第2编第1节“田赋”)有详细的记载，很值得参阅。

问题的关键仍在清丈田亩。前面说过梁建议仿行日本的土地台账法，他的用意虽佳，但浅视了中国有每丈必反的社会背景。再来看贾士毅的见解：“康、乾之际，虽屡有清丈之议，迄未实行。即行矣，亦未遍举。各县赋额沿袭已久，渐失其真。官则视此为考成，未敢议增，尤未便议减。……民国以还，朝野人士咸以清丈为切要之图，……三年十二月奉令设经界局，……”(1917，第2编页90—91)清丈田亩所需的人力物力极巨，更重要的是政局稳定与领导者的意志坚强。民国初年的清丈之议并无良果，原因很清楚：北洋政府更迭不稳，各地军阀割据对峙，中央财源不足，军费支出过巨，无法做这种长时期才会见到效果的基础性清查工作。

英人赫德曾主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对中国财政问题有重要的介入，曾于1904年1月提议中国改正田赋，以增国家税收并练兵自强，这是清廷很听得入耳的建议。他的提议可用来和梁的构想相对比。赫德的论点是：“……盖中国土地……面积约1600万方里，每方里约计540亩，……应得80亿亩，每亩地租赋课铜钱200文，以1000文作银一[16][16]两，则80亿亩应得税银8亿两。……然犹曰年有丰凶，地有肥瘠，……以半数计算，亦应得4亿两。一日有此土地，即一日有此税额，较之他项岁入，其确实永久，可不言而喻矣。”[转引自罗玉东(1932：254)]这是原则性的政策方向，具体的做法大略有三点：(1)以县为单位，1年内推至1省；1年改正1省，2年6省，3年完成内地18省。(2)人民往县署登记田证，确定所有权，每年10月携纳税告知书缴税。(3)一切田地每亩课税200文，此外不得苛索。

清廷接此提议后，令各省督抚议奏此案的可行性，目前仅知有两江总督魏光涛、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负面评价，直隶总督袁世凯亦另有奏文回复。魏的要点较简明，简述即可；张的论点强硬务实，可稍多说明。魏认为赫德对中国的田亩数，比户部所载各省的田地742万余[17][17]顷高出5倍以上；就算民间匿赋不纳，升科不报，也无如此大的差异。双方对中国耕地面积的估算有这么大差异，这是个重要的大问题。但何炳棣(1995，第5章)提醒我们一点：户部所说的耕地面积，在性质上属于“纳税亩”，而非实际的耕地面积，赫德所说的正好相反，双方的基本差异应该出在这里。20世纪80年代利用卫星遥感照片推算，中国的耕地面积在22亿亩左右(何炳棣，1995：138)，所以赫德说有80亿亩，就算他在1904年所用的单位亩面积稍小，也还是明显高估了；而魏据户部的数据，把纳税亩当作耕地亩，低估了实际的耕地总面积。此外，魏认为赫德不分田土丰瘠，一律每亩课200文，会使“上田科薄赋，瘠壤予重惩”；这种齐头式的平等，固然方便政府的纳税行政作业，但对民间并不公平。

张在半年多之后(1904年8月16日)才回复赫德的提议，全文见《张之洞全集》(卷63奏议63，页1625—1629)之《核议赫德条陈筹饷节略碍难行折》。魏的批评张也大都提到，但措辞更严厉：“无如该总税务司系按呆板地图开方计里，但凭虚空鸟道计算，……历朝屡次清查丈量，岂有隐匿之数转十倍于清丈之数，……一县之地非一两年不能竣事，……劳费无穷，……益少费多，得不偿失，而使举国骚动。……乃该总税务司之意，方欲尽罢通国之关税、盐课，纵令百姓贸易自由，其为中国之民计乎？抑为外国来华之商计乎？如其所议，则举每年国家四万万两之用款，尽取诸服田力穑之农，而一切工商反不须纳丝毫之税，事之不平，莫此为甚。……从古至今，持论未有如此之颠倒怪谬者也。……殆欲将中国田赋，尽归其一手把持而后已，抑何设词之巧而计之工也。……至赫德此议，以外恐远方之人窥我理财方亟，创为不根之论，设为动听之策，以冀揽我利权，误我国计者，正复不少。……”

张的奏文厉言赫德之策“虚诞太甚”，“伏望圣明遇事详审，拒之勿听，天下幸甚”。他并附言说直隶总督袁世凯已另行具奏(在此不具引)，此事在三位大臣的极力反对下，恐怕无法试行。合观梁与赫德的提议，再对照魏与张的反驳论点，应可明白清末议行改正田赋，应是如张所说的：“得不偿失，而使举国骚动，人人有不安其生之意，……伏念国家当多故之秋，尤以固结民心为要义。”

3.4.2.2 整顿盐课

光绪朝的盐斤加价可分为旧案(1884—1894，甲午之前)，与新案(甲午之后)两阶段。在旧案阶段，每年的盐斤加价收银约50万两，甲午之后大约增加3倍，约156万两。3年后(1898)清廷因编练新军，要求户部再筹盐斤加价，但官盐价若高，私盐必起，反而减少官盐的税收。结果总共只有5处奏准加价，但仅知川盐每年约得50万两，其中12万两留用，可见盐斤加价的空间已到顶端，成效有限。(罗玉东，1932：227)

从表3.2可以看到，民初几年间的盐税额和田赋额相当接近，在8000万元上下，民国3年的盐税收入甚至还超过田赋，这对一个农业国家而言是项警讯：农业税已成为次要的税源。梁却还认为中国各省的盐税总额此时一年不出2000万(银)两(8：7—8)，这是认知上的错误。盐税如此肥沃，自然是各方势力争夺的要点。贾士毅(1917，第2编页268—311)详述民初各盐区的状况、税率则表、盐款状况、各区水陆缉私机关及其配备，这是相当详尽的叙述性史料。民初盐税的问题，不仅如梁所说的私盐侵蚀税源，更严重的是因为政局不稳所带来的祸害：各地军阀不按中央规定的税率征收，还任意截留盐税，1925年时被各省截留的盐税，高达总税额9885万元的45.5％。(参见孙翊刚、董庆铮，1987：326)

然而所截留的盐税仍不够各地军阀支出，所以又开征各种盐的附加税：中央附加、外债附加、地方附加(教育费、筑路费等等)，名目繁多。这些附加费在民国初年还不到正税的0.7％，但到了1926年时就增到3％左右。(详见孙翊刚、董庆铮，1987：327表10.3)一直增收附加税的结果，是官盐价日高，这就给了私盐更多的活动空间(私盐无需缴附加税)。这么一来又掉入梁先前所说的恶性循环：官盐价高，国家的盐税收入被私盐侵蚀。整顿盐课和改正田赋这类赋税改革的措施，前提条件都是政治稳定和公权力伸张，梁的改革方案是在清末所提出的构想，他没想到民国之后的政治局面，反而比清末更混乱。

3.4.2.3 增删之税目

梁认为国税有十项即足(参见本章第3.2.3小节)，他说国家还可以有其他四项岁入：(11)国有土地，(12)国有森林，(13)邮政电报，(14)官办铁路。以这十四项岁入来源和表3.2对比，可以看出只有(9)遗产税是梁所主张而当时所无者，此项数额的大小以及占总税额的比例，目前难以猜测。梁主张应废除的税有：(1)厘金[不知表3.2内的(5)货物税是否属于此项，暂且假定是]；(2)常关税[见表3.2(6)关税内的b项]；(3)茶税[表3.2(4)消费税内的b项]；(4)赌博税(表3.2无此项)；(5)其他杂诸税[表3.2第(10)项]。

我们对比表3.2和表3.3，知道岁入已不足岁出，若依梁的建议再删除上述五项，那岂不赤字得更严重？梁的建议若要成功需有两项前提：田赋和盐税须依他的计划各自增收十倍和三倍以上。而我们也看到，民国之后的情况是事与愿违。其实中国税收中最关键的就是田赋和盐税，如果这两项能做好，从征收的行政效率来看，其他税收的执行成果也应该不错；再从税入的角度来看，如果田赋和盐税收入能达到预期的额度，基本国用也就能大致稳定，梁所建议增删的五项税目，就显得次要了。

3.4.2.4 实际预算

第3.2节析述梁所试拟的政府预算，分岁入与岁出篇。他所列举的各种项目与额度，其实只要和表3.2、表3.3相对照，就可以知道理想与实际的差距。产生这些误差的原因大致有两项：(1)梁的乐观态度与对各项经费的主观认知(例如陆军之编制大小与总经费)；(2)民初的政治军事情势，反而要比清末动荡；梁所试拟的预算是给承平建设时期用的，自然会和民初(表3.2、表3.3)的实际状况很有差距。单是这第(2)项原因，就足以否决梁在1912年所试拟的预算。

3.5 财政总长

梁对中国的财政问题素来用心，对诸项弊端也有众多批评，对国家各级业务之预算亦曾亲手试编。以他在政治上之号召力，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对财政问题的深入理解，段祺瑞内阁在1917年7月邀他担任财政总长确实是一步好棋。以下的数据可以显示梁任此职时，在财政问题方面所遇到的实际困难；由此也可稍知梁在主政后，对自己从前所写的诸项财政评议，应有深刻的感触。

1917年11月上旬，梁为请示财政支绌办法呈总统、总揆文：“窃数月以来，军费骤增，财政深受影响，上月本部提议中央十个月概算，勉强支配，收支尚能适合。近则支出日有增加，中央开支已属不敷，乃各省复以军队增加之故，非请截留解部款，即请中央拨款接济，……若再将中央款项截留不解，则财政何由整理，中央何以支持？……国家财力只有此数，各省截留之款愈多，则中央收入之款愈少。目前缓付赔款，既未成议，交还关余，亦难如期，而工赈之款浩繁，短期外债应付均尚丝毫无着，不求救济之方，将有难支之。仰屋兴嗟，旁皇无策，谨将各省截留中央款项及请中央拨给之款，并各省增加军费数目分别开单，呈请鉴核，应如何办理之处，伏候钧裁。”

11月中旬密呈总统、总理：“谨密呈陈者：启超以军事未已，财政益困，任重才辁，深惧贻误，业已具呈大总统请予辞职。兹将财政困难情形，为我大总统、总理沥陈之。窃启超遭逢时会，备位阁员，忝掌财政。就职之时，适值复辟政变之后，举凡军队之收束，金融之整顿，以及其他庶政之善后，在在需款。加以各省解款，或早透支，或久亏短，而请款者方兴未已，中央军政费出入相抵所短甚巨。启超惄焉忧之，以为目前财政之患，在于入不敷出，救济之术，即在量入为出。……困难亦实达极点，……以启超私意言之，将来欲筹有救济之方，惟有以军界尊宿，或与军界密切能指挥之人掌理财政，取其能洞悉军事用费内容，令出法随，庶可以收指臂之效。为补牢之计，舍此殆无他途希望，启超则自非引辞不可。……即请迅简贤能，尽日内接替，俾免贻误大局，于国于私，两蒙厚赐。谨披沥上陈，伏乞鉴察。”(以上两段出自《年谱长编》，页534—537)

从这两段恳切沉痛的表白，可以知道梁的最大困扰来自军方：各地军费扩增过大，无余款可上缴中央，而梁与军界的渊源不深，深感无力扭转劣势而请辞。民国初年的财政，承续清末的脆弱底子，再加上各地军阀割据、相互争战，财政状况必然困窘。以下用两项统计数字来说明此事：(1)民初中央与各省之间争夺财源的状况，(2)历年军事开支所占的比例。看了表3.4和表3.5之后，就更能体会梁的困难与处境。表3.4　1913—1921年各省派款及解拨情况采用原始资料的单位，下同。资料来源：杨荫溥枟民国财政史枠(1985：10)。表3.5　1913—1925年军事费和债务费(占岁出总额的百分比)资料来源：杨荫溥枟民国财政史枠(1985：13)。

清末中央政府的财源有限，主要是靠地方政府缴款给中央，民国成立后的初期，各省形同独立，应给中央的解款中断。袁世凯主政后，中央势力集中，各省解款稍复，但中央的财源仍捉襟见肘。1916年各地军阀对峙，中央的权力衰退，各省的解款意愿又出现顽抗。从表3.4 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央政府能派款的省数最多是16省(1917)，1919—1921年更是只能控制两三个省份。再来看各省真正的解款额：最高的是1915年，12省总共上解了54％的派款额；1918—1921年这项解款已完全停顿(为0)。另一项反映中央权力递减的指标，是各省的派款额逐年递减：1913年有32419千元，到了1921年几乎只剩十分之一：3660千元。

表3.4 中的“拨款数额”，其实是各省应向中央缴解，但并未执行而存留在各地运用的款项，这种变相的截留，美其名为“中央拨款”。这项拨款额逐年提升，正可突显出解款额的执行成果逐年低落。梁在这种状态下任财政总长，当然困难重重。再来看军费支出的比重。1912—1922年各地军阀的争战不下百次，表3.5显示：1917年梁任财政总长时，军费支出在37％—44％。单从这项数字就可以理解梁所说的：“惟有以军界尊宿，或与军界密切能指挥之人掌理财政，取其能洞悉军事费用内容，……舍此殆无他途希望，……”

以梁的才干和他在政治圈的影响力，都还有这么严重的挫折感，这应当是环境结构性的困难，而非个人因素。这一点可以从贾士毅(1967：47—54)的说法得到佐证，也可以从他的书了解到当时环境的复杂性：1912—1927年总共更换过33位财政总长。梁的任期虽然只有4个月，但还不是最短的——张勋复辟时的张镇芳，以及黎元洪总统时期的罗文干，都仅任职十多天；黄郛摄政时期的王正廷在职23

[18][18]天。

3.6 局限与评价

从实际政治作为的角度来看，梁也有他的局限。根据惠隐的观察：“任公莅部，即命设一财政讨论会，部中高级员司，均为会员；并于部外聘请对于财政研究有素者数人参加。一似今日大权在握，可施展其抱负然!不料到任多时，一筹莫展。直不如一泛泛理财家，用熟识之情形按部就班。任公则挟书生之见，动辄乖舛；新法既窒碍难行，旧例又诸多未习，登台以来，毫无成绩可言。乃知空论与实行，截然为二。……前任财长与京师金融界素有联络，商借零星小款，尚可以聊应急需，勉强度日。任公本是一介书生，与金融家格格不相入。财部权力所及，只有一中国银行；虽到任后将陈锦涛所用之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元、副总裁俞凤韶撤职，另易亲信。孰知该行金库，亦空空如也。所发行之钞票，久不兑现，市面上仅以六折使用，诚自救之不暇，乌有余款，以资浥注。……妙手空空，而日坐此针毡，非任公所堪，不及半年废然求退，宜也。”(夏晓虹，1997：255—257)

再来看周善培的评语：“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他在司法总长任内，没有作过一件受舆论称颂的事；在财政总长任内，却有一件小事可以证明他既无办法、又无魄力。……任公财政部下台之后，我常常举出以上这段谈话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你有几天是愉快的？’他只有长叹一声来答复我。‘……如果做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忆，这只能叫做官，不能叫做事，更说不上政治家。’他愤然地答复我：‘你难道不晓得今天不能办事吗？’我笑着答道：‘你难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办事吗？’他最后也只有拿长叹一声来答复我了。袁死后，我劝他莫问政治，他冷静不下来；财政部下台后，不待我劝他，他就自然地冷静下来，讲起学来了。”(夏晓虹，1997：159—[19][19]161)

综观梁对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诸项建言，以及他对清末预算制度的诸多批评，很可以看出他对这两项主题(其实是一体的两面)的深切关注。从他的论述里，我们看到他时常有过度乐观的倾向，也有不少可说是不切实际的估算与计划。他对清末的财政行政效率，以及预算编列方面的缺失，一直有相当严厉的批评。然而，民国6年担任财政总长时，才切身体会财政制度的缺失以及预算编列上的困难，甚至比清末的情况还更复杂棘手。

梁对清末财政与预算的批评，属于海外政评性的文章，是个人意见的发挥，不应视之为深入研究之后，所提出的整体配套性政策建议；所以有时会出现顾东不顾西，内在逻辑不完整或甚至相冲突的状况。再说，他所提议的各项方案也无多少学理基础，甚至可以说是“随意”性的。对后世的研究者而言，很难把这种政论式的财经言论，纳入一个学理性的架构，分析成首尾相连贯的深度性文章，反而常常会因为材料的特殊性质，而被限制在“解说”性的层次上。更一般性地说，梁的经济论述大都有此特性，研究者不易深入探研，也不易条理化或概念化或学说化，但又不能忽略梁个人的重要性，以及他的议论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项两难，也是一项困扰。

3.7 附论：中国的财政学

1915年12月号的《大中华》杂志，刊载《论中国财政学不发达之因及古代财政学说之一斑》(1915，33：90—94)这篇四页不到的短文，原因是：“仆即将赴美，无以应《大中华》阅者诸君之求，良用歉然，爰取旧作若干，付大中华社刊之。”这大概是取自他的未刊书稿《财政原论》(1910，见本章首页的解说)，文分三节：(1)“财政学所以发达极迟之故”，梁用一页一整段分六点说明其原因；(2)“中国古代之财政学说”，以两整页的篇幅说明先秦诸子的财政观与课税论；(3)“秦汉以后之财政学说”，以一整段半页的篇幅论说秦汉以后除了《盐铁论》外，谈论“关于财政者虽不少，要不足以成为学说”。以下略述他的论点。

财政学影响社会全体之厉害，而“我国则至今尚无一人‘列为学官’焉”，原因是：(1)“古代学者侈谈道义而耻言功利，故凡属以货财为主体之学问，不喜治之……”；(2)“古代历史争乱相续，人民罕得安堵以从事生产，……其间无复秩序规则足资披讨……”；(3)“民业简单专务农本，……故国家之取诸民者亦专注此一途，无甚奥衍繁赜之学理，……”；(4)“币制未确立，……国家财政无从得正确之会计，缘此而所研究之对象无所附丽……”；(5)“国家之观念未能确定……在此等国家之下，财政实无研究之价值……”；(6)“交通之利未开，故国家之职务不繁，……财政之大问题无自发生，斯学之所以不昌，……”

在两页篇幅内所综述的先秦财政学说，梁对比了下列事项：(1)墨子以“节用为理财之不二法门”；(2)“许行之徒……而误以君主之财用与国家之财用并为一谈者也”；(3)儒家孟子、荀子主张单税论(土地税)；(4)法家持干涉论，“以盐铁归国家专卖，而尽蠲一切租税，专恃此为供给政费之一大财源”。(33：92—93)他的结论是：“自秦汉以后，斯学中绝，惟《盐铁论》一书十余万言，其争辩财政政策之得失甚悉。……自兹以往愈式微，……然皆摭拾小节，不足以成学理也。……自余历代章奏及私家著述，其片辞单义关于财政者虽不少，要不足以成为学说，虽谓我国财政学说自秦汉后而中绝可也。其所以中绝之故，虽不敢具为武断，大率不出于前所举六因者近是也。”

在这简要的四页内，梁非常有效率地综述了先秦财政学说的特色，以及秦汉以后财政学说中绝之因。以今日中国财政思想史的知识看来，他的论断基本上成立，而且也抓住了大多数的特质，是一针见血之作。[1]晚清财政的状况与运作方式，详见周育民(2000)的系统解说。[2]清代户部的职掌与功能，尤其在19世纪的这个阶段，详见任以都长文(Sun，1962—1963)的解析说明。[3]何烈(1981)对咸丰、同治年间的财政问题有详细解说。[4]预算(即“豫算”，为当时用词——编注)是指预先编下年度各项财政收支的计划书；决算是指会计年度结束后，对预算执行所作的会计报告，用以审查上年度预算的执行情况。[5]赵炳麟的奏折载于《东华续录》(卷216页12)，详见罗玉东的引文(1932：259)，以及彭雨新的综述(1947：105)。[6]此事的背后用意之一，在于切断总税务司赫德和外交机构的干预，目的是要以税务处取代原本由外交机构所管辖的海关，要把海关的管辖权转为由中国主导。[7]据张謇和周庆云《盐法通志》的估算，1910年前后的盐税总收入约4745万两，梁的估算少了一半以上。[8]以清末的广东为例，赌税超过400万两(1911)，在全省税收中占第三位。详见何汉威(1995，1996)的深入探讨。[9]梁只说了故事的光明面，困难处与阴暗面则讳而不谈。明治初年发给藩主及武士的秩禄，1871年时占政府岁出的38％，1876年仍有29％。在支付方面，1874年以秩禄公债(年利7％)的形式，大量发给约40万家的藩主及武士。因发行量过大，利息相对较低，这些公债就犹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地区实行土地改革而发给台湾地主的农林工矿股票一样，每一易手就大幅贬值。1878年的秩禄公债额高达1.74亿元，日本政府同年修改银行条例，准以此公债作为发行钞票的准备金(高达8成)。1876—1880年，日本的银行数目因而从4家剧增至148家，通货发行额从1878年的1.5亿元激增至1879年的164.4亿元。这对民间物价与政府财政的压力可想而知。到了1881年10月，松方正义任大藏相(财政部长)，施行4年的紧缩措施，才把局面稳下来。以上的说明，承某位博学热心的审阅者提供，谨此致谢。[10]试想现代的预算制度仍有不少问题，或《万历会计录》里所表现的诸多严重缺失。[详见赖建诚(1994)][11]梁在《读书分月课程》(1892)的“西学书”内列了7本西书，其中包括这本书；他把此书列在“读书次第表”的第6月读书进度中。[12]周育民(2000：415—422)对宣统三年、四年间的财政预算案，有简要的说明。[13]宣统二年到民国4年的预算沿革，以及其中的诸项困难，贾士毅(1917，第5篇第3章页11—33)有详细的剖析。[14]从这段分析中，大概可以知道并非梁所写的数字排印错误，而是他的判断过于急躁随意，这种文字对他的声誉只有负面影响。[15]表3.2中的(3)所得税只占0.26％—0.6％。民国3年1月周学熙任财政总长时，仿日本所得税法颁布《所得税条例》27条，又于民国4年8月颁布施行细则16条，但都未能付诸实施。详见林美莉(2001：301—307)的分析，印花税的部分见同文页287—292。[16]若每亩课200文，1000文作一两，则5亩可课得1两。若全国有80亿亩，则应可课得16亿两，而非“应得税银8亿两”。[17]上引赫德计算中国田亩之数为80亿亩，若1顷为百亩，则80亿亩应为8000万顷，是742万余顷的10倍以上，而非5倍。[18]梁在段祺瑞内阁时期的处境与作为，张朋园(1978：105—125)以及李喜所、元青(1993：428—436)都作了清晰简要的评述，请对照参考。[19]同书另有贾士毅的文章(页249—254)，记载梁任财政部长时的事迹。********************[1]晚清财政的状况与运作方式，详见周育民(2000)的系统解说。[2]清代户部的职掌与功能，尤其在19世纪的这个阶段，详见任以都长文(Sun，1962—1963)的解析说明。[3]何烈(1981)对咸丰、同治年间的财政问题有详细解说。[4]预算(即“豫算”，为当时用词——编注)是指预先编下年度各项财政收支的计划书；决算是指会计年度结束后，对预算执行所作的会计报告，用以审查上年度预算的执行情况。[5]赵炳麟的奏折载于《东华续录》(卷216页12)，详见罗玉东的引文(1932：259)，以及彭雨新的综述(1947：105)。[6]此事的背后用意之一，在于切断总税务司赫德和外交机构的干预，目的是要以税务处取代原本由外交机构所管辖的海关，要把海关的管辖权转为由中国主导。[7]据张謇和周庆云《盐法通志》的估算，1910年前后的盐税总收入约4745万两，梁的估算少了一半以上。[8]以清末的广东为例，赌税超过400万两(1911)，在全省税收中占第三位。详见何汉威(1995，1996)的深入探讨。[9]梁只说了故事的光明面，困难处与阴暗面则讳而不谈。明治初年发给藩主及武士的秩禄，1871年时占政府岁出的38％，1876年仍有29％。在支付方面，1874年以秩禄公债(年利7％)的形式，大量发给约40万家的藩主及武士。因发行量过大，利息相对较低，这些公债就犹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地区实行土地改革而发给台湾地主的农林工矿股票一样，每一易手就大幅贬值。1878年的秩禄公债额高达1.74亿元，日本政府同年修改银行条例，准以此公债作为发行钞票的准备金(高达8成)。1876—1880年，日本的银行数目因而从4家剧增至148家，通货发行额从1878年的1.5亿元激增至1879年的164.4亿元。这对民间物价与政府财政的压力可想而知。到了1881年10月，松方正义任大藏相(财政部长)，施行4年的紧缩措施，才把局面稳下来。以上的说明，承某位博学热心的审阅者提供，谨此致谢。[10]试想现代的预算制度仍有不少问题，或《万历会计录》里所表现的诸多严重缺失。[详见赖建诚(1994)][11]梁在《读书分月课程》(1892)的“西学书”内列了7本西书，其中包括这本书；他把此书列在“读书次第表”的第6月读书进度中。[12]周育民(2000：415—422)对宣统三年、四年间的财政预算案，有简要的说明。[13]宣统二年到民国4年的预算沿革，以及其中的诸项困难，贾士毅(1917，第5篇第3章页11—33)有详细的剖析。[14]从这段分析中，大概可以知道并非梁所写的数字排印错误，而是他的判断过于急躁随意，这种文字对他的声誉只有负面影响。[15]表3.2中的(3)所得税只占0.26％—0.6％。民国3年1月周学熙任财政总长时，仿日本所得税法颁布《所得税条例》27条，又于民国4年8月颁布施行细则16条，但都未能付诸实施。详见林美莉(2001：301—307)的分析，印花税的部分见同文页287—292。[16]若每亩课200文，1000文作一两，则5亩可课得1两。若全国有80亿亩，则应可课得16亿两，而非“应得税银8亿两”。[17]上引赫德计算中国田亩之数为80亿亩，若1顷为百亩，则80亿亩应为8000万顷，是742万余顷的10倍以上，而非5倍。[18]梁在段祺瑞内阁时期的处境与作为，张朋园(1978：105—125)以及李喜所、元青(1993：428—436)都作了清晰简要的评述，请对照参考。[19]同书另有贾士毅的文章(页249—254)，记载梁任财政部长时的事迹。

4 外债与内债

4.1 背景与结构

近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外债史的文献非常多，有些是重建源文件，例如：(1)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1962)，(2)许毅编《清代外债史资料》(1988)，(3)《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1991，参见陈争平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页145—147)上的评论]。研究性的专著，有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1962)、许毅等著《清代外债史论》(1996)；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文献，在吴景平《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1997)内，有全盘性的综述与评估。

相对地，研究公债(内债)的文献较少，例如千家驹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5—1949》(1984)。贾士毅(1917，第4编分7章)论晚清民初的各种内外债，内容详尽，统计表格完备，这是理解内外债结构和各项偿还计划的基本史料。这些文献和研究，对内外债问题的理解已比梁在写这些文章时深入许多。所以本章一方面查对梁所述及的各项统计数字(因为现在已有更新更好的经济统计可用)，但主要的重点仍放在梁对内外债问题的见解上，来看他是在怎样的环境下，作出具有哪些特色的建议与作为。本章以梁的见解为主轴，借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辅助性的解说与对照性的论点。

在探究梁的外债论点之前，我们先借用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理解晚清外债的背景与结构。根据许毅(1996：5、40—42、653—667、672)的详细列表统计，清廷在1853—1911年间总共向外举借208笔外债，债务总额1305888297两(13亿多库平两)。依据他的分类，这些外债的用途可分成五项：(1)镇压起义和革命的外债(35笔，占总额的1％)；(2)赔款借款或赔款转化为外债(6笔，占总额的61％)；(3)海防、塞防与抵御外侮借款(23笔，占总额的6％)；(4)各种实业借款(85笔，占总额的29％)；(5)行政经费借款(59笔，占总额的3％)。这208笔外债中，用来发展经济的是上述的第(4)项，其内容是：铁路(37笔，占总额的24.46％)、矿业(26笔，占总额的2.7％)、交通邮电(15笔，占总额的1.01％)、其他(7笔，占总额的0.64％)。

这里所谓的外债是广义的，包括清中央政府的举债、各种欠款、借款、赔款，以及地方政府或个人名义向外举借的总额。虽然借款者的名义不同，举借的内容不一，但若有偿还困难时，最终的债务人仍是国家，所以宽松地说，这些向外借款都是属于清政府的外债。结构性地说，清廷的外债可以用1895年的甲午赔款为分界，分为两个阶段。1894之前的外债共有69笔，债额约960万两，主要的内容是：(1)广东商行在商业上的“行欠”，(2)各地方政府向外国购买洋枪炮、洋船舰的费用，(3)各地海防、塞防的建设，(4)中法战争过程中的诸项借款，等等。1895年之后是大规模举外债的阶段，共有139笔，总额超过12亿两，主要的用途是：(1)甲午赔款(2亿两)，(2)庚子赔款(4.5亿两)，(3)大规模筑铁路，(4)开矿热潮。

主要的债权国有哪些？甲午之前英国借款大约占总借款额的85％，最重要的来源是汇丰银行(占62％)。德、美、法、俄四国借款占12％，其他国家借款占3％。甲午之后情势逆转，英国只占28％，德国(22％)、俄罗斯(17％)、法国(13％)、日本(7％)、比利时(5％)、美国(5％)、其他(3％)。

从外债的成本来看，除了偿还本金之外，还有(1)回扣，(2)利息，(3)镑亏的负担。每次借款都有折扣，清政府实际入手的大约是80％—85％；此外还要付出诸项费用，要以各种关税(海关、厘金)、铁路、矿山抵押。在利息方面，当时国际行情年息约4％—5％，而清政府所付最低的年息是5％，最高的接近10％。这些借款原先都是以白银计算，但从19世纪80年代起列强改采金本位，白银的世界价格大跌，清政府在偿款时，列强只肯收等值的黄金，所以中国还要补足金银的差价；因为当时的英镑钉住黄金，又是世界性的领导货币，所以称这笔金银差价为镑亏。由于金银差价月月不同，不易估算这些外债的镑亏总额，但若把上述的回扣、利息、镑亏加在本金之上，则清政府的总负担，至少多出30％。[参见吴景平(1997：64—67)对这些问题的综述与解说]

俞建国(1988：48表2)提供理解清末外债结构的另一种观察角度：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外债来区分。清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并无严格的界限，因为清代基本上实行国家税，中央和省共享相同的税源，没有中央税和地方税的区隔；基本上是中央委托省来经理税收，在各省所征得的税款，须依中央指示上缴(解款)。在甲午到辛亥(1911)年间，中央政府共有76笔外债，总金额是1166094208库平两，包含三个要项：(1)财政借款9笔，占总额的67.1％；(2)实业借款61笔，占总额的29.3％；(3)军事借款6笔，占总额的0.5％。地方政府的借款共36笔，总额是37731245两，只占1895—1911年间全国外债总额的3.1％。主要的两项财政打击，是甲午(1895)的巨额赔款(2亿两)，5年之后(1900)又有更大的庚子赔款(4.5亿两)。清廷无力承担，大量动用(或超用)各省的解款。以福建为例，1900年起岁入不过220万两左右，但解款额却达到250万两。

在这种过度解款的情况下，各省财政陷入困境，官民两穷，只好靠外债来缓解。清末各省的外债，大部分经过中央同意，但也有少数是自行决定。1895—1911年，至少有湖北、广东、福建、奉天(东三省)、直隶、江苏、新疆、云南等8省向国外举债，因各省的外债数额、条件、用途不一，内容庞杂，在此仅就几项基本特点解说。以湖北为例，在1900—1911年共向英、日、俄及四国银行团借了625万两(共9笔)，年息平均为8％，期限为5—10年。这些钱用在“借款充饷”、购军火、建炮兵营、弥补亏空，可说全是军政用途，而非生产性的投资。广东在甲午之前已有6次举外债的经验，在1900—1911年有4笔外债(约538万两)，但用途与各项细节尚不明白，因为在名义上都是“两广总督借款”、“两广汇丰借款”、“广东善后借款”这类含糊性的统称，基本来源是英德两国。同一时期福建有7笔外债，总额约170万两，年利在6.5％—10.8％；其中有6笔是由日本的台湾银行放款，另一笔是英国的汇丰银行。[详见许毅(1996：563—584)的解说]

整体而言，清末各省的外债，主要是因为国家巨额的战争赔款，把各省的财源过度挤压到中央，所造成的地方性财政困窘，而不得不各自向外国举债挹注。此外也有各种水旱、天灾、兵乱，尤其是各省练兵购械的军需费用，更是外债用途的要项。举债的各省，多以本身的税源(如厘金)或矿产或各项收益性的产业为抵押。从各省的立场来看，既要应付中央的过度摊派，又要应付省内捉襟见肘的诸多财政需求，举外债度日又要承担沉重的利息，基本上是一种难以消解的恶性循环。

4.2 外债平议

4.2.1 血泪痛史

为什么清廷要向外借巨款？“政府所必需之款既骤增于前，而无术以取给，势不得不加赋税，赋税骤加则民惊扰，……有外债以调剂之，则可以摊年筹偿，易整数为畸零，易直接为间接，……故民遂与之相忘，而怨扰不至太甚。甲午以还，今政府所以得尚延残喘以逮今日者，皆恃此也。”(25：1)梁作了一个统计表(25：1—2)，列举光绪四年到光绪二十八年间的11项借款、军费、赔款、赎辽东半岛费用，本息共计约250兆两(即25亿两)左右(25：3)。这笔天文数字如何筹偿尚且不知，但紧接而来的问题，是列强争着要贷款给中国偿债。清政府原先欲派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专理偿款事项，但俄、法抗议不许，美国各大银行也组织一个公司，遣人来华承揽此事。之后英、德公使[1][1]介入，列强之间竟以贷款给中国之事相持不下，相互掣肘。中国既受列强的实质侵扰，赔款时又惹起诸多的外交争纷，更糟的是当时国际银价大贬，中国对外行银本位，在偿付诸项借款与赔款时，还要支付一大笔镑亏。以上是梁对中国欠款、列强互争、国际金融局势对中国不利的解说概要。

梁的第2个表(25：9—12)做得很仔细，他把戊戌之前的诸项外债列成一表，分析这些旧债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1943年(共45年)，逐年应摊还的本息。这是个一目了然的好表格，也是个触目惊心的统计表，显示这个贫弱的政府，要在那么长的期间内，每年需要偿付那么高的数额。这是戊戌之前的旧债部分，后来发生了义和团事件，按《辛丑和约》应赔列强45兆两(即4.5亿两)。梁以相当的篇幅(25：13—25)，详细解说这笔巨款在1902—1940年(共39年)：(1)每年应摊还多少本息才够，(2)各国所分配到的赔款各自有多少，(3)19省分担义和团事件的偿金额度。从这些项目看来，中国实在难以承受。雪上加霜的是镑亏问题：梁列了一个表(25：26—27)，说明光绪三十年各省与[2][2]各海关分担的镑亏额，总数达1080万两[见本章表4.1第(3)项]。

各省本已困窘，如今要再分承镑亏与赔款，只好新辟财源，或成立铜元局铸币谋利，或开设彩票、米捐、烟捐、盐斤加价，省省不同，县县不同，名目不下百数十。更严重的是，外债原本是中央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借贷关系，如今事态恶化，已有好几个省份自行向外举债。例如光绪十三、十四年间，山东巡抚张曜因垫发欠饷，向上海德商泰来洋行借银20万两，又借上海德华银行40万两；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名义向汇丰银行借50万两。此例一开，各省竞相效尤。从此可见各省在竞相借款，以解决眼前的财政困扰，同时也显示[3][3]全国的财政行政已各行其是，无统一规范可言。

以上是外力性的因素，虽无奈亦无良法。梁另有两点不满，是属于内政性的。一是在此穷困之际，颐和园的续修工程每年耗费300万两；皇太后的吉地工程和七旬万寿庆典，也耗掉数千万两。(25：36)二是向外所借之款，除了偿债之外，余款的去向交代不清，梁不断地强烈表达：“愿我国民要求政府予我以决算之报告，不得勿休也。”(25：9、25、36、39)他的主要诉求是：“不得财政监督权，不纳公债额派之本息。”(25：39)

析述这些严重的病征之后，梁提出了哪些具体的对策？他在自己的表2和表3所分述的，是这些外债若要在几十年内偿还，则各年所需分担的本利总额个别有多少，至于如何筹出以及从哪些地方筹来，他则没有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提议。如果说他有所建议的话，那是他在文中分述各国发行公债的状况，以及公债制度的优点(25：31—35)。他另在表7列举法、英、俄、奥等19国在1713、1870、1901年的公债发行额，然后对比各国平均每个国民的公债负担额，借以说明中国目前每个国民的公债平均负担额不过2两，是此表内19国中最低者，所以应该还有扩大发展的空间。

他举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为例，说明发行公债可用来筑铁路、兴水利、开工业，可以这些生利事业的收入来支付公债利息，“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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