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赤井益久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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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文人之文艺及其世界试读：
前言
蒋寅这套丛书是十位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的荟萃，约略反映了日本学界中年一辈专家研究唐代诗文的重要成果。
三年前，我与同事张剑兄一起翻译川合康三教授的《终南山的变容》一书，常就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进行一些交谈。正值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我收到老友高津孝和浅见洋二教授的赠书，欣忭之余又不免有点遗憾，觉得日本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更多，成果也更密集，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介绍给国内学界。张剑兄是个有心人，马上同学苑出版社郭强先生商谈，决定推出一套日本学者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丛刊，嘱我组织稿子。这当然是个好事，我欣然从命，马上邀约我熟悉的学者，并请川合先生等资深教授参酌推荐，最后商定请松本肇教授等十位学者各自遴选自己的论文，编为一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一套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这一倡议承蒙诸位先生慷慨应允，翻译、编集工作很快就开始进行。正当我热切期待各位作者的书稿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郭强先生因病猝逝！我与郭强先生素昧平生，自项目开始以来，尚未谋面。乍闻噩耗，惊悼不已，更为他的英年早逝不胜惋惜。学苑出版社在郭强先生的努力下，历年出版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对当今学术的发展卓有贡献。他的去世，无论对出版社对学界都是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工作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因郭强先生离去，我不得不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另外寻找出版社。幸而得到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和汉学编辑室主任李晨光先生的支持，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这让我和各位作者深感欣慰。
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界，是我酝酿已久的夙愿。从三十年前开始研究唐诗，阅读松浦友久教授的《詩語の諸相》，我就不断受到日本学者论著的启发，萌生翻译、介绍日本唐诗研究成果的愿望。1984年初我翻译了松浦教授的《中国诗的性格》一文，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从此一发不可收，陆续翻译了三十篇日本学者的论文，除了几篇友人邀约的译稿，多数是自己研究所需的参考文献。阅读日本学者的论文，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解海外汉学成果对于我们研究的必要。同事刘跃进研究员多年来曾反复提到古典文学界“补课”的话题，其中亟需补的一门课，就是海外汉学。中国古典文学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海外每年都有不同语种的研究著作出版，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不了解这些成果，我们不仅会错过许多有益的启发、有价值的参考，甚至还可能出现课题撞车、重复劳作的结果。补海外汉学这门课，的确是刻不容缓的。
但要补海外汉学的课，又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许多国家、许多语种的研究著作，要去调查、介绍、翻译，这对我们的外语能力、经费和时间精力都是很大的挑战。近年，海外汉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出版了一些专业刊物和研究著作。但我们对海外汉学的关注，整体布局还很不均匀，对日本、美国和西欧关注较多，对俄国（苏联）、东欧、北美和其他地区则了解较少。西欧也只是英、德、法、荷几国了解得多一点，其他国家我们还不太清楚有什么学者做出了什么成果。这种情形与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亟需改变。
就当今海外汉学的格局而言，日本汉学历来最受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交流便利，更主要的是日本学者的成果扎实细致，广受各国研究者的重视。欧美学者凡治汉学的，首先必学日语，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我接触到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欧美学者，基本都懂日语，能看日语文献。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不能不了解日本同行的工作。
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国文化的热心学习者、研究者，从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开始，日本的僧侣、留学生乃至商人来华，无不搜购大量的汉籍舶载回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弱，社会动荡，大量公私藏书流散市肆，日本汉学家来华游学，悉留意搜罗，满载而去。著名藏书家的藏书也成为日本财阀渔猎的目标，陆心源皕宋楼和董康诵芬室的藏书就分别被岩崎和大仓两家财团购去。丰富的汉籍收藏，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典籍和古典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文献条件，也保证了其研究课题的专门性和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当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尊重的还是其专业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常不免将日本汉学成果视为可资借鉴的利器，但许多日本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汉学家，他们都是像欧洲学者研究希腊、罗马文化那样，怀着一种亲切的眷恋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这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历来都投入最大的热情（也许只有明治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个例外），他们对学问的虔诚和好学的天性，更足以保证其工作及业绩的高水准。西方汉学家素来重视日本学者的成果，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今新一代汉学家，虽然较老辈的治学立场已有所不同，更多地是将中国文学当作外国文学来看待，但仍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专业精神，相比欧美汉学来，其学术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与欧美那些疆域广袤的国家相比，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足，近代以来一直以技术为立国之本，对新知识的反应和吸取极其敏捷。日本对外国的研究和了解，也明显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在日语里，信息一词的汉字写作“情报”，让人联想到军事和战争。日本学者做研究，确实就像是进行战争一般认真和精准，对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搜集得很完备。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翻译外国书籍最快、最多的国家，这使得日本学者总是能方便地掌握世界各国的学术动态，在较开放的视野下开展工作。而视野广阔，对别人的工作了解得清楚，就势必会限制自己的工作范围。就好像纪晓岚，学问有名的广博，同时人都奇怪他不著书，他说自己编四库全书，发现自己要说的前人都已说过了。事情就是这样，学问越深广，可能研究的课题就越细密，钱锺书先生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常感到，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的议论往往流露出一种偏见，认为日本学者的论文选题狭小，行文饾饤，注重资料荟集而疏于思理分析。这显然是对日本汉学了解太少的缘故。研究课题的具体和细化，是学术成熟和深入的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虽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著作因为用功专精和细致，常达到令人佩服的深度。尤其是国内学术研究中断的二十年间，他们孜孜不懈的工作积累了许多重要成果。即便是这套丛书的作者，许多论文也是在七八十年代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研究还处于复苏、起步的阶段，而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却已相当深入，可以说领先于中国学者许多年。我在《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的前言里，曾提到过自己当时感觉到的国内中唐诗研究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以及从日本学者的论文中得到的启发，相信这套丛书仍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唐代文学在中国，因为受到传统评价的影响，一向只有盛唐诗独领风骚，中唐相对来说不太为人重视。直到80年代以后，历史取向替代形而上学取向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潮，中唐文学研究才逐渐受到关注，蓬勃兴旺起来。而日本则不同，由于大诗人白居易与平安朝文学的特殊关系，以白居易为中心的中唐文学研究，一直就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醒目的位置。1990年，由川合康三、松本肇等学者发起的“中唐文学会”成立，不仅团结了研究中唐文学的中青年学者，更改变了日本学术纵向延伸的学术传统，将一种与信息社会的特性相契合的学术运作方式带入了日本学术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是中唐文学会的成员，但他们的成果绝不只限于中唐文学研究，而且他们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也是多样化的。
其中既有芳村弘道教授的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也有深泽一幸、松原朗教授那种富有创意的新颖探索；既有松本肇、赤井益久教授的宏大议论，也有下定雅弘、斋藤茂教授的精微辨析，还有户崎哲彦教授那样的现地考察。这些论著，无论其选题立论之旨如何，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言之有物，论不虚发，绝无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论说。这是严肃的学术精神加严格的学术训练的结果，也是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准的保证。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的有些研究相当地生活化，与自己的生活情趣紧密结合。比如丸山茂教授研究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与饮食习惯，就是中国学者较少注意的。另外，日本学者明显对自然名物感兴趣，这也许和他们中小学充分的自然知识教育有关。孔子论学《诗》的意义，不就有一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么？看看市川桃子教授对唐诗中花草果木的研究，就会感觉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可以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很近，但我们经常都忽略了这一点。
说起来，这十位作者都是我熟悉的朋友，除了松本肇教授去年已荣休，其他九位都是各大学的中坚教授、活跃于当今学界的中年专家。多年来，阅读他们的论文成为我很好的学习机会，由熟悉他们的研究，进而了解了日本的学术。我很高兴有此机会，促成他们的论著在国内以中文出版。在此我要向各位作者和译者表示感谢，同时向中华书局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李晨光先生、孙文颖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相信我们都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2011年1月10日
论“中唐”在文学史上的位置
导言内藤湖南提出的时代区分即“上古”、“中世”、“近世”的三分法，注目于中国文化影响力的相互作用，认为自唐而宋的推移，即从“中世”向“近世”的变化是最大的。近年的学界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倾向：从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学，或者从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试图把这种变化的渊源追溯到唐代中期，即“中唐”。然而，本来文学上使用的“中唐”这个称呼未必与历史学、思想史上所说的意思相同。再有，就是文学上所说的“中唐”是不是只有作为时代区分的意义，也还是有再作考察的余地的。所以，我想首先应该对文学史上所说的“中唐”语义的历史变迁及其内涵进行考察，在明确其位置的基础上，再来探索它与历史学或思想史的关联。
回顾一下我国以往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大多不是按照王朝的交替，就是根据前面提到的三分法来进行叙述。这些方法在把握文学史的大潮流时可以说是有效而妥当的。但是，文学的发展虽说与历史密切相关，而它往往先行于历史，有其自身独特的展开方式，所以立足于文学独特立场的说明是不可或缺的。一 唐诗的区分——体格区分与时间区分
对约三百年唐代文学的变迁进行概观时，《新唐书》（文艺传上）和北宋姚铉编的《唐文粹》序中主要对文章的流变提出了“三变”说。后者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三变”，但对唐代古文发展的描述大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陈子昂、张说；第二阶段为萧颖士、李华；第三阶段以韩愈为首，及于柳宗元、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元结、独孤及、吕温、梁肃、权德舆、刘禹锡、白居易、元稹诸家。而从古文复兴的视点出发，编者认为韩柳是古文复兴的顶点。从《唐文粹》序中“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这一句话来斟酌，编者很明显是以贞元、元和年间为其评价基准的。对于古文家姚铉来说，唯有韩愈、柳宗元诸子辈出的贞元、元和才是应该予以高度评价的文运隆盛时代。
另一方面，以诗歌为主的“四唐说”，或者“唐诗四分说”成为其后时代区分的标准，而一直沿用至今。“四唐说”即把唐三百年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这种分期法见于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总叙”及“诗人爵里详节”中。这种分法的雏形一般认为见于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而其中表示的是以诗体、诗风的特征为区分标准的五分法，即“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和“晚唐体”。也就是说，四分说的“中唐”本来在《沧浪诗话》中细分为“大历体”和“元和体”，而没有“中唐”这个区分。《唐诗品汇·总叙》开头这样说：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
正如具有象征性的“始”、“中”、“变”、“终”等词语所表现的那样，高棅对唐诗的概观试图在以“变”为契机的“盛衰”框架中把握文运的发展。但是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序中所说的“成于中”的“中”与“始”、“终”一起，同样是在年代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指的是“盛唐”。与此相对，作为“流于变”的时代“中唐”的特色是在声律、兴象、文词、理致等方面都有质的变化。就是说，所谓高棅的“四唐说”中“中”的概念，是在时间与体格的双重区分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这种双重性在详细叙述时间区分的总叙中也有所反映。《唐诗品汇·总叙》从时间的角度对四唐作了叙述。为了便于后面的论述，将其内容简约整理如下：
高棅将中唐再分为大历、贞元期的“中唐之再盛”和元和期的“晚唐之变”，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历、贞元期接近盛唐，而元和期近于晚唐这种体格区分上的基准。这种基准来自高棅对元代杨士弘《唐音》体制的继承。高棅批评过去的唐诗选本往往偏重于晚唐，而且就是晚唐也不能反映其全貌。
欲睹唐诗之全貌，必须翻阅以前的选集，而唐宋时期的选本“大抵多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杨士弘《唐音·自序》）。有感于此，杨士弘编纂了《唐音》。可是，《唐音》所谓的“中唐”与高棅的区分也不相同。
杨士弘在《唐音·自序》中指出，姚合编《极玄集》所收的诗除了王维、祖咏之外，其余的都是“中唐人之诗”。实际上，王维和祖咏之外，《极玄集》所收诗人如李端、耿湋、卢纶、司空曙等都是大历期的诗人。由此可知，这里所说的“中唐”主要是指大历期而言。再有，《唐音》所评价的核心部分“正音”是由所谓“盛唐”与“大历期”的诗人构成的，元和期以降的诗人几乎很少入选，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从这一点看，我们知道杨士弘所说的“中唐”就是严羽所谓“大历体”的意思，并不包括“元和体”。由此可知，在文章发展的“三变说”中被看作最高潮的元和期，从诗歌的发展看反而被轻视。就是说，就时代区分而论，虽然“中唐”包摄大历与元和，而就体格区分而言，其间正是中晚的分界线。所以严羽有“大历体”和“元和体”的区分，而杨士弘和高棅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继承了这种区分，具体表现为杨士弘重视大历轻视元和，高棅明确“中唐之再盛”与“晚唐之变”的区分。
杨士弘把唐诗三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时，其标准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并不一定是从时间的推移上去把握的。然而，元代中期主唱复古论的虞集在其序中说：“噫，先王之德盛而乐作，迹熄而诗亡。系于世道之升降也。风俗颓靡，愈趋愈下，则其声文之成，不得不随之而然。”把“盛唐”、“中唐”、“晚唐”与德化的厚薄、治世的兴废连结了起来。从这种见解可以清楚地看到，《唐音》的“三唐说”的区分为后来高棅的“四唐说”作了准备。
元末明初宋讷的《唐音缉释序》（《西隐集》卷六）、苏伯衡的《古诗选唐序》（《苏平仲集》卷四）、万冀的《和唐诗正音后序》（杨荣《和唐诗正音》成化十四年吴汝哲刊本）等这些对《唐音》的评论，从治道或唐代国运三变的观念出发，逐渐将时代盛衰的过程与本来以“音声”或者“体制声响”为区分基准的《唐音》的所谓“始音”、“正音”、“遗响”连结起来，并对之进行解释。不久，这种连结或解释被以“盛衰”为基本观念而进行编纂的《唐诗品汇》所继承。
所以，“中唐”的称呼本来就具有体格区分和时间区分的两面性。二 “正”与“变”
宋元时期的唐诗选集以体格分类，追求诗“法”（作诗的标准、原理）。通过这些选集，我们可以窥见编诗者的一种追求，即通过所选的诗来展示作诗的规范。宋元时代大概有重视中晚唐的倾向，如宋初流行的“白体”、模拟李商隐的词藻和重视典故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的“西昆体”、还有南宋末推重贾岛、姚合等的“清苦”诗风的赵师秀、翁卷等的“永嘉四灵”等就是其例。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主张以盛唐为法，是对上面那种重视中晚唐趋势的反正。针对埋头于苦吟或雕琢诗句的倾向，严羽以诗禅相通为依据，主张“兴妙”、“气象浑厚”。他的这种独特性是应该得到认可的吧。及至明代，厌恶宋诗的说理性、主知性，想从音律的“正变”中寻找诗歌变迁的轨迹。在这样的活动中，不久文学就与治世的盛衰连结了起来，并被这样解释。在复古主义的潮流中，“盛唐”成了标准，因为主张这种标准的古文辞派立足于以“盛唐”为中心的立场，形成了以盛唐来区分前后的思路以及从顶点开始衰退或下降的观念。
就《唐音》来说，“中唐”说的是大历期的诗，与盛唐诗一同构成“正音”。到了《唐诗品汇》，虽然有“中唐之再盛”和“晚唐之变”的区别，而“中唐”中已经被加进了衰退下降的意识，大历期与元和期被笼而统之地加以把握了。这样，本来有所区别的大历与元和两期的相异所具有的意义就被忽视，“中唐”这个暧昧性的称呼就胚胎成形了。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毛诗》大序以来的“正变”观念对历代唐诗编选者的影响。同时，我们能够指出历代编者想通过其“变”来探索文学发展及其理想状态的尝试。把王道盛行的治世诗歌看作正风、正雅，王道衰退时的诗歌看作变风、变雅，这种想法与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治世的反映这种复古思潮是一致的。但是，“变”并不一定是否定的评价。相反，通过对中国文学史中“正”与“变”的评价，似乎可以看到“中唐”的评价基准。
那么，区分“盛唐”与“中唐”以及“中唐”与“晚唐”的理由，区分大历与元和两期的理由，即区分“正”与“变”的理由在哪里呢？《唐诗正音》六卷（内阁文库藏，朝鲜刊本）《唐诗正音总目并序》云：唐初稍变六朝之音，至开元天宝间，始浑然大备，遂成一代之风。古今独称唐诗，岂不然邪。是编以其世次之先后，篇章之长短，音律之和协，词语之精粹，类分为卷。专取乎盛唐者，欲以见其音律之纯系乎世道之盛，以中唐晚唐者，所以幸其遗风之变而仅存也。故自大历以降虽有卓然成家，或沦于怪，或迫于险，或近于庸俗，或穷于寒苦，或流于靡丽，或过于刻削，皆不及录。
上文中陈述了不录大历以后诗人的理由，即“怪险”、“庸俗”、“寒苦”、“靡丽”、“刻削”等。虽然这些都是具有各自特性的诗风，但与盛唐诗却格格不入。这与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所指出的下面这段叙述元和以降的诗歌好尚是相通的。他说：“元和之后，文章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于张籍，诗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实，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如前所述，因为《唐音》中作为“中唐正音”收录了很多大历期的诗人，所以我们必须把上面这段评价理解为指出了元和体的实态。就是说，以“盛唐”为中心的标准衡量，卢仝的“险怪”，孟郊的“寒苦”，白居易的“庸俗”，温庭筠的“靡丽”等不被看作“正音”，对他们的评价是否定的，即这种评价承认元和时期致使衰退的“变”，把元和以降看作“晚唐”。
如果把自“正”及“变”的推移看作是“盛衰”的反映，那么“变”就成了趋向衰退的契机，对其评价也是否定的。如果把“变”看作是对新时代规范的探索，那么对其评价就是肯定的。可以说，通过对某个时代文学的评价，我们可以窥知作出这种评价的时代的文学立场、以及与先行文学等的关系。
元明时期的《唐音》、《唐诗品汇》等对元和期诗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而像清代杜诏、杜庭珠编的《中晚唐诗叩弹集》（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成书）等对元和期诗的评价是肯定的。其《例言》云：“夫诗有正有变。正唯一格，变出多歧。观其尽态，以极妍势，必兼收并采。”立足于这种认识，相对于《唐诗品汇》“浑成含蓄”的编选标准，《中晚唐诗叩弹集》的编者提出了“才调风情”的编选准则。在评价诗人时，编者以打破以往传统，独自开创新局面的白居易为压卷。在《唐诗品汇》中，作为开中晚唐诗风之先河的杜甫没有被列入“正宗”，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与之相对，《中晚唐诗叩弹集》高度评价杜甫，并认为白居易与杜甫相匹敌，从文学史上肯定了白居易的地位。所谓“唯放其才情之所至而驯造乎神韵之自然，则此编者未必非初唐之阶梯而品汇之鼓吹也”云云，则说明编者已经不受从前对元和期诗低调评价的束缚，有了崭新的视点，想以肯定的评价把握这时期的文学了。
无论如何，承认大历乃至元和期以降诗风的“变”，就是承认这“变”不是此前盛唐诗的规范所能全部容纳的事实，或者说就是承认这时期的诗人有意识地想超越盛唐诗规范的自觉和实践。关于这一点，清代叶燮认为诗之“正变”基于诗之体格声调，否定了与时世的关系，摆脱了盛衰的观念，明确指出了元和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在《百家唐诗序》中这样说：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是何也？……三代以来，诗运如登高之日上，莫可复逾。迨至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起衰者，一人之力专，独立砥柱，而文之统有所归。变盛者，群才之力肆，各途深造，而诗之尚极于化。今天下于文之起衰，人人能知而言之，于诗之变盛，则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后之称诗者，胸无成识，不能有所发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中既不知，更何知诗乎？……意以为是诗也，时值古今诗运之中，与文运实相表里，为古今一大关键也，灼然不易。奈何耳食之徒如高棅、严羽辈，创为初盛中晚之目，自夸其鉴别。……今观百家之诗，诸公无不自开生面，独出机杼，皆能前无古人，后开来学。诸公何尝不自以为初，不自以为盛，而敢居有唐之中之地乎？……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己畦文集》卷八）
叶燮认为，与韩愈于文起八代之衰一样，诗以贞元、元和年间为界变八代之盛。叶燮的这个观点超越了从前附带于四唐说的“盛衰”观念，在概观诗歌发展的基础上，指出诗至元和产生了新的文学，这可以说是真知灼见。风靡一世的严羽五分说和高棅四唐说在叶燮看来是耳食之徒的谬论而被排斥。“变”已经没有了衰微的意思，相反作为追求诗歌理想状态的姿态而受到正面评价。就是说，“变”本来带有反盛唐标准的侧面，对它的评价是消极的，而现在把“变”看作是诗人各自努力打开局面，主动打破从前的文学规范，对它重新作了积极的评价。
综上所述，所谓“中唐”，宋元时期大体上指的是大历期的诗歌，虽不算是盛唐而得到了近于盛唐的评价。明代则从盛唐中心的盛衰观念出发，把大历期与元和期混而为一，“中唐”被定位为通向晚唐的过渡期。到了清代，“中唐”相反被作为能够变化盛唐，提示新规格新标准的时代，而元和期在诗歌的历史发展中被作为能够表示新文学规范的契机而得到了重新评价。三 从大历到元和《沧浪诗话》、《唐音》的品评标准是音律的正变，虽然也考虑到世次，而时间的区分并非其本来的标准。后世对“中唐”虽然毁誉有差，而在认为“中唐”是迎来“变”的时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果因为它具有明显的个性而把元和期看作是超出盛唐文学规范的时期，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说“正”与“变”的分界在于大历期与元和期之间。然而，在《唐音》中，“正音”由“盛唐正音”与“中唐正音”构成，而且既然其所谓“中唐”指的主要是大历期，那么在“正音”理想状态中，就能指出以盛唐为标准的文学观不久在构造上形成的规范内的异质性，也可以看到它的变容。《唐音》所说的“正音”是由“盛唐”与不是盛唐而“近于盛唐者”的二者构成的这个事实最直接地表明了这一点。一代之文学决不可能以一个特色概括其全，说到底是由种种复合的要素构成的，最多是它的某个显著的侧面被特别强调，或者是因为后世的需要，某个侧面受到特别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盛唐”中已经孕育着促使其后文学规范变容的要素，是不足为奇的。
因此，钱钟书在区别唐宋诗时所依据的不是时代区分，而是体格区分。他认为唐诗“高明”，宋诗“沉潜”；唐诗“才气发扬”，宋诗“思虑深沉”；唐诗是“外向的”，宋诗是“内向的”，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诗歌的规范作了相对的把握。盛唐为止的诗歌以前者为文学规范，而大历期的诗歌对后者的规范化则逐渐自觉起来，不久两者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可以说，“唐宋诗之争”只是关于这一点的争论在后世的表面化，其渊源实际上已经由“中唐”的区分所暗示了。
所谓《唐音》中的“正音”本来指的是什么呢？杨士弘关于五律指出，“沉实温丽，雅正清远，含蓄深厚，有言外之意，制作平易，而贵艰难之患。”关于七律，他认为王维、岑参、高适、李颀等的作品“富丽中有清沉微婉之态”，以此作为选择的标准。从入选的情况看，诸体都有入选的诗人盛唐有王维，中唐有刘长卿和韦应物，他们的诗是“正音”。由此看来，杨士弘好像是把“雅正清丽”的诗风作为他的选择标准。《唐诗品汇》的评语，关于盛唐诗的评语依据殷璠《河岳英灵集》的较多，关于大历期的评语依据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较多。高棅所说的“盛唐之盛者”，就具体诗人而论，列举了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孟浩然的“清雅”，王维的“情致”，储光羲的“真率”，王昌龄的“声俊”，高适、岑参的“悲壮”，李颀、常建的“超凡”。
另一方面，关于大历、贞元期的“中唐之再盛”，高棅列举了韦应物的“雅淡”，刘长卿的“闲旷”，钱起、郎士元的“清赡”，皇甫冉的“冲秀”，秦系的“山林”，李嘉祐的“台阁”等。关于秦系和李嘉祐的评论说的是其诗的题材，除此二人之外，各家诗风大体上与《唐音》所论相同，认为他们继承了盛唐的王维、孟浩然的诗风而有所发展。明代胡震亨指出其中消息说：详大历诸家风尚，大抵厌薄开、天旧藻，矫入省净一涂。自刘、郎、皇甫，以及司空、崔、耿，一时数贤，窍籁即殊，于喁非远，命旨贵沉宛有含，写致取淡冷自送。玄水一歃，群醴覆杯，是其调之目，而工于浣濯，自艰于振举，风干衰，边幅狭。耑诣五言，擅场饯送外，此无他大篇伟什。岿望集中，则其所短尔。（《唐音癸签》卷七）“安史之乱”之后，诗坛上除了杜甫之外，代表盛唐的诗人们几乎不见踪影了，在动荡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们支撑着大动荡之后的大历、贞元诗坛。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看作以“盛唐气象”的“远调”（《河岳英灵集》叙）、“风骨”（同前）、“气骨”（《河岳英灵集》论）为规范的文学就很难再寄托自我。此时，诗人们所依据的就是胡震亨所指出的“省净”、“沉宛”、“冷淡”的沉静平淡为特色的诗境。这种情况在明代许学夷的论述中得到了简约的说明：“盛唐诸公五七言律，多融化无迹而入于圣。中唐诸子，造诣兴趣所到，化机自在，然体尽流畅，语半清空。其气象风格，至此而顿衰耳。”（《诗源辨体》卷二十一）许学夷的所谓体格“流畅”，语半“清空”的评价，与明代胡应麟《诗薮》中“大概中唐以后，稍厌精华，渐趋淡净。故五七言律，清空流畅，时有可观”（内编卷四）这段话是前后相承的。再有，这与同为论述五七言律诗的“唐大历后，五七言律尚可接翅开元，惟排律大不竞。钱、刘以降，篇什虽盛，气骨顿衰，景象既殊，音节亦寡。韩、白诸公虽才力雄赡，渐流外道矣”（同前）这段概观大历至元和诗坛趋势的见解也如出一辙。
胡应麟在谈到诗之“淡”的王维、韦应物时说“盖诗富硕则格调易高，清空则体气易弱”，评孟浩然诗也说“清空雅淡”（同前）。在把作诗的大要归结为“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胡应麟看来，盛唐气象与刚健、豪爽、倔强、乐观的精神密切相连，诗人们往往在高扬的心情达到顶点时作诗，与之相对，中唐的“清空”则意味着沉静的心情，显得缺少气骨或风骨。然而我认为，经过了宋诗的发展，胡应麟对已经有了一定程度评价的“平淡”、“冲淡”的意境是有所认识的。他要求在沉静中也追求趣味，对“清空”等诗风未必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诗歌的“流畅”大概指的是诗歌的措辞、结构上没有跳跃，细致地表达感情的起伏这种倾向吧。正如明代后七子之一的谢榛所指出的那样，“中唐诗虚字愈多，则异乎少陵气象。……凡多用虚字便是讲，讲则宋调之根，岂独始于元、白！”（《四溟诗话》卷四），“流畅”说的就是更加细微、更加具体地叙述沉静的心情，带有饶舌化、日常化的倾向。
相对于盛唐诗“浑成”、“雄劲”的要素，可以说大历诗“沉静”、“平淡”的要素是从王维的诗风中孕育出来的。这样，大历期就从盛唐诗的文学规范中寻求犹如阴阳表里的相反价值，促进了规范的变容。元和期的个性和特征只是这种变容过程中的产物。
从“安史之乱”的爆发到平定，其间正是大历期的诗人们，如以钱起、司空曙为首的“大历十才子”中的多数诗人在被动乱的时代愚弄中成长的时期，也是韦应物、刘长卿、顾况等诗人或是在朝廷内部经历了秩序、规范的崩溃，或是在江南摸索经营自己的文学事业的时期。再有，这一时期僧侣皎然对从前的文学状态有批判性的言辞。对于已经失去了可以遵循的标准、规范的诗人们来说，他们在旧有盛唐的规范中看到了下一时代变容的方向。在这个时候，王维的“清致”诗风之所以能够成为展开这种变容的契机，就是因为在被动乱后的疲劳感所困惑，觉得有必要休生养息的环境中，诗人们能够立足平地进行反顾内省了。更大胆地说，在与盛唐文学的规范保持一定的距离，摸索新规范的时候，王维的“清致”诗风正是最适合这样的时代要求的。
我认为，这些诗人群继承了王维的“清空”、“闲雅”，并进一步展开，为下一代的文学，加速了文学规范的变容。
钱起和郎士元在代表大历体的《中兴间气集》中分别被冠于上卷和下卷的卷首，他们被视为王维的继承者。前者之诗改变了六朝的“浮游”、“靡嫚”，被评为“体格新奇，理致清赡”；后者之诗被评为“闲雅”。于良史的“清雅”、李希仲的“清逸”、张继的“诗体清迥”、皇甫曾的“体制清洁”等评语，不仅鲜明地反映了大历期的好尚，而且也能让我们看到这时期在以大历十才子为首的诗人周围的风潮。后面将要论述的江南地方官诗人及“吴中诗派”可以说也处身于这种风潮之中。
韦应物在朝廷内部经历了安史之乱，曾几次屏居寺院，不断思索，在中年以后的滁州、江州、苏州刺史等江南地方的外任期间，他形成了独自的诗风。他的诗作祖述陶渊明，形成了自然描写中寄托心情的独特风格，被评以“清拔”、“冲淡”，后世以“王、孟、韦、柳”并称。通过历任江南刺史，他有了一种相对于中央的地方自尊，形成了独特的出处进退的处世观。这种处世观对年轻时期的白居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在“兼济”和“独善”的理念框架中，以“闲居”为轴心的新世界观、处世观的形成，发挥了先导性的作用。“刘即自成中唐，与盛唐分道矣”（《诗薮》内编五）的刘长卿，在《唐音》的入选情况看，被视为与韦应物雁行的“中唐正音”代表。高仲武评刘长卿诗云：“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中兴间气集》卷下）这个评价规定了以后对刘诗的评价方向，似乎只是根据其消极面作出的评论。在理想毁灭的动乱后的焦躁不安中，精神的解放求之于自然，诗作的题材主要取自风景，在自然的风景中寄托情思，再有，诗作的关心从对外界的事物转向内在的心灵，对刘长卿的这种诗作倾向和好尚的变化，我们都是不能忽视的。文房诗中可以看到相同的构思，重复的措辞，对他的诗也有“专主情景”（《唐音癸签》卷七所引《吟谱》）、“文房诗多兴在象外，专以此求之，则成句皆余味不尽之妙矣”（《昭昧詹言》卷十八）等的评论，而这些正是由来于他对文字“炼饰”的执着以及对情景一致的追求。这样的好尚开启了中晚唐偏重律诗、以情为主的诗风或苦吟雕琢的先河。
与大历十才子诗风相近的皇甫冉、严维、李嘉祐、灵一等人到大历中期相继谢世，其后大历体的支撑者皎然、顾况、秦系、朱放、陆羽、张志和、灵澈等所谓“吴中诗派”，受到了流行于江西、江南洪州禅的影响，把由来于王、孟的“清丽”、“清空”的诗风发展成了“清逸”、“清狂”。标榜顿悟的南宗禅的荷泽宗和洪州禅流行于大历中期至贞元年间的江南，把人的一切言行都看作佛的体现。洪州禅主张“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主张心情优先，放达任诞。这种风气对诗风的形成给予了巨大影响。皎然的诗论著作《诗式》尊重真率的心情，同时也重视“作用”（诗作的作意），追求“苦思”、“立意”后诗作的千变万态，物理与诗人情趣的融合，主张不受旧套束缚的俗化的“奇崛”（奇拔出色）。就是说，与“盛唐气象浑成，神韵轩举”（盛唐诗气象浑然，自然而高扬）（胡应麟《诗薮》内编五）的诗风相对，他主张追求经过“苦思”、“精思”之后“自然”、“天真”的理想境界。他还主张“性起”，作为“佛性”的反映而肯定万象，这对后来权德舆的“凡所赋诗，皆意与境会。疏导情性，吟写飞动，得之于静。故所趣皆远”（《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左武卫胄曹许君集序》）等元和期的“意境说”也产生了影响。“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坛经》）是南宗禅六祖惠能的话。不受任何事物束缚的精神状态叫“虚”，又叫“静”。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风景，在过去的文学中虽然成为观察的对象，而没有成为观照自己心情的手段。“景”与“情”的交融，在大历期承王维一脉而来，由韦应物、刘长卿进行尝试，由皎然进一步理论化，并以优秀的实际作品向后世显示了诗歌的理想状态。特别是在与色彩鲜艳的盛唐诗相比较时，我们就能在乍看起来淡色乃至近于无色的大历期诗歌的趋势即“清空”的展开中看取诗歌中的这种倾向和境界。提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司空图认为这应该从与王维、韦应物相连的一脉上求之。这种认识或主张说明了他对诗歌由盛唐向大历推移的深邃洞察。
从诗会以及诗会上的大量联句，可以看到浙西、浙东的地方官及辟召的僚佐与僧侣的交流。大历期的江南可以看到一种倾向：通过禅进行交流，或者享有共同的文学好尚，另外，对现时文学的动向也有批判性言论的交换。支撑元和期文学的孟郊、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李绅、权德舆等，或者在江南长大，或者参加其地的诗会，或者受到了各自赴任之地的这种风潮的极大影响。
祖述“建安风骨”的盛唐诗，已经有了可以依据的规范，诗人自己积极地服从这种规范框架内的价值标准，或者只要强调这种规范就可以了。不用说，不同的作者而有所差异，然而正如许学夷评建安七子所指出的那样，“然要是气质不同，非有意创别也”（《诗源辨体》卷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并不是基于有意识的创意而形成的个性，而只是诗人本来所有的气质相异的表现。也就是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不同都可以纳入共同遵守的规范的范围之内。“大历体”在严羽的意识中是一种很明确的诗体。他对“大历体”作了评价，认为大历期的诗人们经历了一个由开放的外向的盛唐诗风到收敛的内向的大历期诗风的转变过程，他们谦虚而不引人注目，爱好一种与诗人的感情或思想没有隔阂的、内省而沉静的趣味。而且，“大历体”作为唐诗的“正音”，为唐诗提供了新的规范。不久，这种新的规范作为中国诗歌的典型规范，被视作后世的标准。
另一方面，叶燮指出并评价的元和期的“变”，借用许学夷的说法，好像是“有意创别”，诗人们自觉地思考如何超越盛唐的樊篱，如何突破其规范的框架，以追求诗歌的理想状态。所以，如果从标榜盛唐文学规范的立场出发，那么就不能接受这种新的规范，对它持否定态度是理所当然的。换言之，唯其如此，想要摆脱盛唐束缚的尝试才能得到认可。可以说，诗歌发展到这个时期，诗人们才开始自觉地与文学的传统规范性相对峙，诗人们自己带有明确的意识，或者相互协作，自觉地参与新规范的确立。这表现在大历期规范的相对化，为诗歌规范的变容做好了准备。这样，以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为代表的元和期的诗人们就显现出了各自的特色，以各自丰富的个性，成为后来诗人们祖述的对象。被认为是“自然”、“浑成”的盛唐诗，一旦失去了它的规范性，就失去了作为“法”的凭据，无论是“险难”，还是“平俗”，元和期个性鲜明的文学作为“详述晚唐”的倾向为宋元之间所接受，到了清代作为表示诗歌新的理想状态的分界线而得到了重新评价。四 “中唐”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扈从玄宗蜀地避难的贾至歌咏安史之乱之后的小康，有“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五《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之句，王维和之更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同上卷一百二十八《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之咏。诗人们把以大明宫为“中心”的秩序回复及其对周边的波及看作是朝政的回复。这大概可以说是对中华文明所持有的基本的理想状态和价值观的再确认。即使在中国南北分裂的时代，也还是各自追求上述的价值观。与此相对，自大历、贞元以降，地方州郡，尤其是江南地方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与“中心”相对的“周边”从价值观上形成了与中央相拮抗的局面。
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比如从政治上看，刺史等官职中所见到的内官与外官的地位轻重发生了变化，外任未必再带有左迁贬谪的意味，反而闲居优游的意识得到了认可；从文学上看，南朝以来江左一直有着文学的传统和民间诗歌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自大历至元和时期“清空”、“流畅”诗风的展开；再从社会的角度看，由于大动乱，诗人或者僧侣大量南渡，儒佛的交流变得频繁而产生独特的风尚。
从魏晋南北朝直至初盛唐为止的文学规范，正如汉以来的“建安风骨”所代表的那样，其间的诗人只有绝对的追求，而没有反省的必要，因为作为理想的规范拥有充分的容量和可能性。然自大历、贞元以降，“周边”带来了与“中央”相对的认识，就像因“周边”的扩大其框架本身也就扩大的那样，这时期的价值观就不是以前一直被肯定的那种单方面而且绝对的价值观了，价值的相对化或者可变性得到了认可。因为按照以前的规范，诗人们已经感到无法捕捉住自己的思想、感情，两者之间已经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这促进了对新文学规范的希求和对诗人自己文学观的确立。元和期的诗人有一种“诗人薄命”（白居易《李白墓》）、“诗人多清峭，饿死抱空山”（孟郊《吊卢殷十首》其二）的意识，埋头于“苦吟”或“闲吟”，这就是向新文学观的确立迈进的佐证。
从大历期逐渐自觉起来的文学规范的相对化，同时使得诗人们对中国文学所具有的本质要素或特质也有了自觉的认识，大历期也成了后来有别于唐诗的宋诗的先河。经过这样的自立、自觉，元和期更加扩大了相对化的幅度，不只是相对地认识文学规范，而且促进了其后文学规范的变容。“中唐”时期文章提倡古文复兴，唐传奇确立了作为小说的地位，这些与上述的意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刘长卿的诗——以长洲县尉的左迁为中心
一 刘长卿诗的评价当我们在思考中国文学史上的“中唐”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谈到刘长卿的诗。
区分唐代约三百年文学变迁的“唐诗四分说”虽然由明代高棅首唱其说，而高棅之说在很大程度上根据的是元代杨士弘编纂的《唐音》的评价标准。《唐音》十五卷把整个唐诗三分为“唐诗始音”、“唐诗正音”和“唐诗遗响”，卷头冠以初唐四杰（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为始音，卷末配列遗响。中间的十三卷是正音，由“五言古诗”（二卷）、“七言古诗”（二卷）、“五言律诗”（二卷，包括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三卷，包括七言排律）、“五言绝句”（二卷）、“七言绝句”（二卷）构成。本来杨士弘编纂《唐音》的目的在于想矫正宋元时期的唐诗选集忽略盛唐诗而偏重晚唐诗的弊病，与后来以“时间”区分为基准的“四分说”不同，杨士弘以诗的“体格”为评选标准。他在自序中明确表示他的评选标准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我们具体看一看《唐诗正音》十三卷的入选状况，“正音”由所谓“盛唐正音”和“中唐正音”构成，特别是所谓“中唐正音”，明确指的是大历期，而元和期是被否定的。而且从入选诗人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编者对唐诗发展的认识，即盛唐以王维为代表，中唐由刘长卿、韦应物为代表。编者的这种认识与把诗道的衰退与世道升降联系起来，并在“中唐”寻求其契机的后世“四分说”的评价是明显不同的。
杨士弘把唐诗的理想状态看作“唐诗正音”。他认为从王维、孟浩然到刘长卿、韦应物的谱系就是“唐诗正音”发展的实态。尤其是刘长卿除了“五言古诗”以外其他各卷都有入选，从诗的数量上看也压倒其他诗人。由此观之，我们可以说刘长卿是具备了杨士弘于“中唐正音”中认可的唐诗理想状态的重要要素的诗人。
到了明代，前代宋元期的文风一般不再受到重视，以盛唐为法的复古主义开始抬头，而“中唐”被视作致使诗运衰退的下降时代，这种评价成为时代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历代关于刘长卿的评价虽然呈现出了毁誉参半的矛盾现象，不过也能从中看到有助于理解其诗风的重要批评。现在当我们考察刘长卿诗的时候，应该关注几个值得一看的评价。
首先应该关注的是从诗的发展史的角度对诗人的评价。例如明代胡应麟指出，大历以降五、七言律诗虽然继承了开元期的盛唐，而排律不振，钱起、刘长卿以降的作品“气骨顿衰，景象既殊，音节亦寡。韩白诸公，虽才力雄赡，渐流外道矣”。（《诗薮》内编卷四，近体上，五言）这大概是从诗风变化的角度做出的评价，即从胡应麟所认为的“浑成”、“神韵轩举”这种所谓盛唐的气象朝着“清空”、“省净”诗风的转变。就是说，到了中唐，诗人们所追求的是被叫做“清空”、“省净”的诗境。钱、刘被视为代表中唐面目的诗人，特别是刘长卿被作为区分盛唐与中唐的时代标志而给予了评价。
其次是关于作诗态度的评价。明代陆时雍认为刘长卿诗借景托情，工于“铸意”，优秀之作，迥出盛唐之上。关于刘长卿的优点宋代张戒以为，韦应物的律诗与古诗有相似之处，刘长卿的古诗与律诗有相似之处。而刘长卿的诗其韵度之高洁要让韦应物一步，意味之胜绝要让王维、孟浩然一步，但是其丰富而有力的表现力，还有老练的气格则都胜出诸公一筹。而且，其得意之作（特别是七律）可与杜甫并驾齐驱。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基本知道了历代对刘长卿诗的评价。这些论述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①刘长卿是与钱起并肩的由盛唐至大历期的代表诗人，在盛唐“雄劲”、“浑成”的诗风向中唐“清空”、“省净”的诗风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②在初盛唐期的诗坛上引起关心的“自然”与“雕琢”的关系，到了中唐以“铸意”、“炼饰”的样式，给中唐以降的文学发展指示了方向。
③刘长卿的诗风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比较时，前人已经有“王孟韦刘”的称呼，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类似性，他的古诗具有明显的律化倾向，而表现力或者写作风格，尤其是七律有时可以匹敌杜甫。二 刘长卿的诗作与生涯《唐音》的选择标准虽说专在诗歌的“体格”，不在“世次”，而诗人的生涯不可能与所处时代没有关系。特别是处于左右唐王朝命运的安禄山大乱的勃发时期，是诗人一生经历的重要时期，鉴于此，我们不能不考察“世次”对诗人“体格”形成所具有的意义了。
我们在鸟瞰“中唐”诗坛前期大历期诗人的动向时，可以把这时期的诗人大致分为“江南地方官诗人”、“台阁诗人”和“方外诗人”。刘长卿、韦应物可以说是“江南地方官诗人”的代表，因为他们都有在江南地方避难或外任的生活经历，而且这些经历对他们独特诗风的形成发生了影响。
以前关于刘长卿的整个生涯不明之点颇多，给作品的系年，诗人间的比较研究带来了困难，而近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基础性的研究比较完备了。现在我们考察其诗风的形成及其特质时，可以参考既有的研究成果，先来对刘长卿的生涯作一概观。
籍贯是安徽省宣城，而其本人早就以洛阳为其故乡。关于其家系，除了祖父刘庆约的官位是考功郎中（尚书省吏部，从五品上）之外，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父亲的经历不明，正如“只为乏生计，尔来成远游。一身不家食，万事从人求”（四部丛刊本《刘随州诗集》卷五，储仲君撰《刘长卿诗编年笺注》《睢阳赠李司仓》。所引诗文以下同）的诗句所自我表白的那样，年轻时的刘长卿不得不过着为读书与寻求仕官的门路而到处流浪的生活。
关于生年有人根据姚合《极玄集》中“开元二十一年（733）进士”的记载进行推算。假如推定成进士为三十岁，那么其生年就相当于八世纪初武后治世的末期，与代表盛唐的王维、王昌龄、李白几乎是同辈。这与唐诗发展史上刘长卿所占有的位置之间的龃龉是很明显的。根据近年刘长卿生平的研究，他出生于玄宗开元十四年（726），经过肃宗、代宗，到德宗贞元六年（790）左右六十五岁而殁。这样算来，他比李白小二十五、六岁，比杜甫小十五、六岁，比韦应物约大十岁，与诗僧皎然，诗人顾况几乎前后同辈。就是说，刘长卿出生并生长于唐代盛世的开元、天宝期，人到中年约三十岁时遭遇了安禄山之乱，对作为诗人的意识形成有决定性影响的第一次贬谪发生在乱后不久的三十三岁之时。
在概观刘长卿的生涯时，从与诗作关系的角度看，我们应该留意以下诸点。第一，仕宦以前的立场与诗作状况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二，进士及第时期与安史之乱是在何时何地迎来的；第三，左迁及江南外任期诗作的实际与诗人意识的实际状态是怎样的。本章以诗人左迁时期前后的意识为中心进行考察。
把仕宦以前与以后分开考虑时，就有必要对科举登第的时间和经过进行考察。刘长卿恐怕是天宝十一年（752）的进士，而且可能是状元，这一年刘长卿二十七岁。往时有一种近于“朋党”的风潮，即乡贡进士各以有声望的人为领袖，相互组“棚”，进行辩论，而史书记载刘长卿是一方“棚头”。棚头能够吸引权门豪族的耳目，因而考试官也不能小看“棚头”的存在。可以认为，此时的刘长卿受到人们的推挽，已经有了值得让人尊敬的人气和文学声望。
科举及第后，通常经过吏部铨选任用官职，这是仕宦的一般途径，而刘长卿及第后没有马上被任官。关于其理由，蒋寅氏作了这样的推论：作为“棚头”刘长卿可能引起了其他乡贡进士的怨恨，在他身边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倾轧。这是值得倾听的意见。
至德元年（756）春，刘长卿被当时苏州刺史李希言拔擢为苏州长洲县尉，这是他的第一次任官。《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就是此时的“投卷”，诗中“向君投此曲，所贵知音难”（幽琴）、“谁怜弃置久，却与驽骀亲”（疲马）、“倘遇拂拭恩，应知剸犀利”（古剑）等诗句的表白，通过咏物的形式如实地表明了此前“怀才不遇”的想法和作者所处的境遇。
从进士登第到任官为止，中间时隔四年。其间爆发了安史之乱。大乱本身使得众多的诗人不得安定，不管愿意与否，大乱左右了诗人们的生涯，而且在诗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刘长卿也不可能例外。从洛阳赴长安途中，他遭遇了大乱，避难江南。于是奔赴扬州（现在江苏省扬州市），渡过长江在丹阳（现在江苏省丹阳县）也逗留过。他并不是身在朝廷直接从内部看到大乱的勃发，他没有官职，四处流浪，寻访知己友人，过着寄寓生活。在他的意识深层，恐怕潜藏着对不能参与朝政的怨恨和被大乱翻弄的悲哀。正是在这个时候，孤独的意识开始表面化了。三 仕宦前的东游
关于年轻时东游的理由，刘长卿说是“一身不家食，万事从人求。”而《雨中登沛县楼赠表兄郭少府》（卷六）一诗则歌咏了往时依靠眷族的心情。同时，这首诗也是寓情于景的佳例。诗云：楚泽秋更远，云雷有时作。晚陂带残雨，白水昏漠漠。伫立收烟氛，洗然静寥廓。卷帘高楼上，万里看日落。为客频改弦，辞家尚如昨。故山今不见，此鸟那可托。小邑务常闲，吾兄宦何薄。高标青云器，独立沧江鹤。惠爱原上情，殷勤丘中诺。何当遂良愿，归卧青山郭。
在位于江苏省徐州沛县江岸边的楼阁上的眺望和感慨：楚地的沼泽地秋天格外深远，来自垂云的雷鸣不时作响，欲停还下的雨水横溢傍晚的堤坝，光亮闪闪的江面上雾气朦胧。稍待片刻，周围的雾气消散，寂静的城郭露出姿影。卷起帘子放眼远望，遥远的彼方落日下沉。成了旅人，日日为生活奔走，辞别故乡犹如昨日。这里望不见故乡的山，就连能让飞鸟一般的我栖息的地方都没有。“改弦”与“改弦更张”或者“改弦易辙”同义，意思是说因为所到之处不能如意，所以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活法。诗的后半对虽有官吏的才能而只在微官之位的表兄郭少府表示同情，对他的为人予以赞扬的同时，也为在表兄的身上有自己的身影而表示无限感叹。最后，作者表明了“归隐”的愿望，想要以此改变未来不可预知的境遇。
前半十二句在景物描写中表达了作者远离故乡，要求得到表兄郭少府庇护的心情。诗所描写的风景巧妙地歌咏了晚秋的傍晚，而且是晴雨难定的不分明的一瞬间，不久在黑暗中消失的那一刹那。在编年诗中被放在最早期的这首作品中，作者自己凝视着自己的漂泊之身，漠然地歌咏了无所依靠的孤寂心境。朦胧不清的天色，黑暗与薄暮的缝隙，难于捉摸的微妙景色是作者心境的反映。
所谓大历诗的特色“清空”，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倾向，即诗歌表达的是看不到打开局面的希望时沉静的心情。所以贺裳评这时期的诗人时说，“善传荒寂之景，写细碎之事。”（《载酒园诗话》又编中唐耿湋条）《京口怀洛阳旧居兼寄广陵二三知己》（卷六）是安禄山之乱爆发后，天宝十五载（756）在润州的咏叹。诗作在把自己比作飞鸟，歌咏暮色景观，望乡之愿不能实现，最后希求隐居等方面与前面那首诗在结构上是比较相似的。诗云：川阔悲无梁，蔼然沧波夕。天涯一飞鸟，日暮南徐客。气混京口云，潮吞海门石。孤帆候风进，夜色带江白。一水阻佳期，相望空脉脉。那堪岁芳尽，更使春梦积。故园胡尘飞，远山楚云隔。家人想何在，庭草为谁碧。惆怅空伤情，沧浪有遗迹。严陵七里滩，携手同所适。
长江宽阔而无津梁，江水莽苍，波涛翻滚。日暮赶路来到这润州的我，犹如天涯孤飞的一只鸟。暮色黯淡，与浦口的云混合一体，潮水打石，把海门山岩吞没。帆舟等待良风而前进，夜景与江面相连好似白练。盈盈一水却阻隔着与友人的会面。日去月来，空怀归乡之思。想必故乡战尘纷飞，而南国的垂云遮住我的眼界。庭草无人也会自呈碧绿，而我的家人现在都在何方？失意之思白白增添悲伤，不由得让我想起“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典故，还有那东汉严子陵隐居之地七里滩来，心中想的去处就是那样的地方。
比较这两首寄赠之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时间之隔也好，安禄山之乱的爆发也好，没有很大地改变诗人的意识。而避开都城的动乱，寻找门路而漂泊江南的孤独境遇作为刘长卿作诗的动机突显于我们眼前。就是说，两诗之间看不到因动乱而使作者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影响，也看不到由此而产生的心情变化使得抒情的构造发生质的变化，倒是使得前一首中表现出来的构想在后一首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了。再有，不单是与《雨中登沛县楼赠表兄郭少府》一诗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而且还可以看到后来常用的诗语和与之相关的想法和措辞。诗语如“孤帆”、“惆怅”等，措辞如“远山楚云隔”、“沧浪有遗迹”等就是其例。
刘长卿作为长洲县尉是第一次任官。在长则一年半的长洲县尉任上，因事被投入牢狱。从年龄、任官不久以及抒情的内向型倾向等情况判断，这个事件给诗人的影响比从安史之乱所受到的影响要大得多。四 长洲县尉在任中的投狱
对于中国的士人来说，谪迁的意识不单是由于官位的下降。在多种情况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尊因为外部的力量而被扭曲，而且被戴上罪名的时候，这种意识变得更为强烈。
好不容易得到长洲县尉的刘长卿，在任上因罪名而被投入牢狱，被左迁到南巴。第一次贬谪对诗人的打击是沉重的。从《非所留系寄张十四》（卷三）这首诗中可以窥见诗人当时的心境。诗云：不见君来久，冤深意未传。冶长空得罪，夷甫岂言钱。直道天何在，愁容镜亦怜。因书欲自诉，无泪可潸然。
孔子相信弟子公冶长的清白，说他“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而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公冶长（《论语》公冶长）。晋代王衍（字夷甫）平时尊“玄远”，讨厌谈论金钱（《世说新语》规箴）。颔联中所见到的这两个典故暗示作者刘长卿的罪是冤罪，而且是因为金钱被牵连入狱的。
鲁国的柳下惠仕官而常常丢失官位。有人问，君子合其国则留，不合则去，何故不去。柳下惠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所谓“直道”就是服从道理，坚持走自己相信的道路。这一句表示了对“直道”存在的怀疑，同时也是作者强烈愤懑的表露。
之外，作者还借用“白日浮云闭不开，黄沙谁问冶长猜”（卷八《非所留系每夜闻长洲军笛声》）等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毫无疑问，在这样的自我表白中当然有一种对自己受到牵连而表示不公的自我辩护的口吻，但是就是去掉这些自我辩护的成份，我们依然很容易看到作者对自己清白无辜的自负和对所受到不公待遇的不满。
根据以上表现来判断，我们可以知道这次下狱是在因某种外部之力而本人不是心甘情愿的情况下被执行的。幸亏独孤及的《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全唐文》卷三百八十七，《毗陵集》卷十四）一文纪录了其中的消息。文云：曩子之尉于是邦也，傲其迹而峻其政，能使纲不紊，吏不欺。夫迹傲则合不苟，政峻则物忤。故绩未书也，而谤及之，臧仓之徒得骋其媒孽，子于是竟谪为南巴尉。而吾子直为己任，愠不见色，于其胸臆，未尝虿芥。会同谴有叩阍者，天子命宪府杂鞫，且廷辨其滥，故有后命，俾除馆豫章，俟条奏也。是月也，舣船吴门，将涉江而西。夫行止者时，得丧者机，飞不搏不高，矢不激不远，何用知南巴之不为大来之机括乎？由图南而致九万，吾唯子之望。但春水方生，孤舟鸟逝，青山芳草，奈远别何。同乎道者，盍偕赋诗，以贶吾子。
由此可知，刘长卿在长洲以峻严的姿态专心致志于政治，招致憎恨者的谗谤而获罪，纲纪反而松弛，贿赂横行。同时，独孤及在文中赞扬了刘长卿恬然对待左迁的态度，还以《庄子》中的“图南鹏翼”的寓言为比作鼓励。这赞扬和鼓励告诉我们，刘长卿的沮丧以及对远离理想的现实所感到的失望一定是非常深的。
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文中指出的刘长卿在长洲的态度，即成为左迁原因的“傲”。类似的表述在其他地方也有，例如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中收有刘长卿的诗九首，作者小传中指出：“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度迁谪，皆自取焉。”（卷下）这就是说，刘长卿虽然有作为官吏的才干和抱负，但因为其刚正不阿的性格惹起与上司之间的冲突，两次左迁都是自找的。不难想像，这种对待政治的被称为有刚正不阿之气的自负和自尊越强，在受到挫折的时候所伴随着的沮丧就越深。
这个“傲”，说的虽然是倨傲自高，不容易迎合他者的性格，同时正如“傲吏方见狎，真僧幸相携”（卷五《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得西字》），“吏体庄生傲，方言楚俗讹”（卷五《同姜浚题裴式微余干东斋》），“海鸥知吏傲，砂鹤见人衰”（卷一《酬张夏别后道中见寄》）等诗句的用法那样，在揶揄作为官吏的立场的同时，暗用郭璞《游仙诗》“漆园有傲吏”（《文选》卷二十一）之典，也用来表现庄周那样超然于名利之外的自负。诗人想表明自己的身份虽是下级官吏，而心志是不受束缚的，是自由的。这与“吏道”等语一起，作为支撑当时官吏处世观的心态应该特书一笔。
独孤及的文章还应该注意末尾的一段风景描写。其中使用的“春水”、“孤舟”、“（飞）鸟”、“青山”、“芳草”等诗语，实际上这些都是刘长卿诗歌中作为常套而能见到的景物，可以说独孤及是知道这一点而有意识地使用的。
这一点，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卷四）“齐梁诗”中指出“江南地方官诗人”的倾向时这样说：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
这段评论见于皎然划分的五种诗格之一的“有事无事第四格——于第三格情格稍下，故居第四”的一节，虽然是针对自然描写时如咏物式的过分讲究雕琢的作风进行批判的论述，然而皎然所指出的这种诗语的好尚确实是能够认同的。例如，刘长卿以“金华前山，梅花过时，槐色犹在，白云芳草，尽入诗兴”（《首夏干越亭奉饯韦卿使君公赴婺州序》）的句子描写浙江金华的风景，还有以“飞鸟无迹，白云何情”（《祭崔相公文》）的句子表现崔涣的为人，李嘉祐也有“独向西山聊一笑，白云芳草自知心”（《全唐诗》卷二百零六《伤吴中》）的诗句，对“白云”、“芳草”为代表的景物的意象化皎然显然已经认识到了。
独孤及文章的最后一段描写的景物就是贬谪到南巴的诗人一路上要经过的景物，有激励安慰的意蕴在其中。这样的表现之所以能发挥其效果，一定是因为这种具有特征的诗的境界已经被接受送别的刘长卿所认同了。
作为刘长卿诗的用语特色而可以指出来的“芳草”（“青草”、“草色”、“春草”等与之相类）、“白云”（“孤云”、“浮云”、“闲云”等与之相类）、“青山”、“沧州”、“夕阳”（“落日”、“斜晖”等与之相类）、“孤舟”（“孤帆”等与之相类）、“飞鸟”等诗语，其象征、比喻的意义远远超过其写实或描写的意义，诗的整体再通过“惆怅”等诗语给涂上一层色彩，带有一种类型化构想的倾向。也就是说，诗语与意匠的结合很紧密，容易受到诗语本来就具有的意思或构想的限制，而缺乏作者的独创性。
这种倾向因为被左迁这个现实而表现得更为明显，不过如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江南东游”时期也已经能够看到这种倾向了。即把自身的不得志拟作屈原、贾谊的贬谪，以归隐作为逃避严峻现实的去向这种程式已经形成了。就是说，在刘长卿的心中诗兴勃发之时，他往往从以前的文学中选择诗语，使这些诗语象征性地表现他自己的心情。这是他的一种倾向。
例如，我们来考察一下刘长卿诗语的出典，“芳草”一语意用《楚辞·招隐士》的“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白云”一语出自《庄子·天地》篇“乘彼白云，至帝乡”、左思的“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七《招隐诗》其一）、或梁代陶弘景的“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同上梁诗卷十五《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青山”一语出自南齐谢脁的“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谢宣城集校注》卷三《游东田》），“沧州”一语出自同为谢朓的“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这些词语或本身就表示“归隐”之意，在使用这些诗语时，刘长卿往往依据诗语本来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来表现自己个性的抒情。“傲吏”的意识与“吏隐”一样虽然作为大历期诗人的意识应该受到重视，而刘长卿的情况是：与其说这种意识启发了他新的处世观，宁可说由于“傲”这种意识或者自尊特别强，反而增强了被周围人疏远的孤独感，作为作诗的动机被反复地认识再认识，在有限的诗语中寄托了对归隐的憧憬。五 刘长卿诗的特色——通过与韦应物诗的比较
刘长卿以“五言长城”评价自己的诗歌成就。如果这是对五言诗成就的夸耀，那么他的自负与后世的评价是一致的。刘长卿诗五言与七言的比率大概是七对二，确实五言诗占绝对多数。但是，到三十五岁前后为止，以从长洲县尉左迁为南巴县尉为界，就很少能够集中地看得见他的五言长篇古诗之作了，其间所作几乎都是五言律诗（占整个诗作的四成以上，占五言诗的六成）的形式。而且如前所说，五言长篇古诗律化的倾向很明显，对对仗的依存性很强，称之为“长律”也无妨。
刘长卿的五言古诗在声律、修辞方面的制约比较宽松，因而富于说理性、叙事性，求之于诗语的意思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当时表现在五言古诗叙事说理的志向并没有带来新的世界观处世观的展开，反而稍稍显得冗长，未必可以说是成功的。
相反，正如高仲武所指出的那样，刘长卿“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中兴间气集》卷下），之所以他有这种对同一表现的好尚，同一题材用不同诗体表现的倾向，是因为诗人的心象与所描写的景象的结合很紧密，总体上抒情化倾向比较显著的缘故。因此，长洲县尉以后开始大量创作的五言律诗，无论是基于安定诗体的依存性也好，或者对偶性也好，可以说与诗人的志向是一致的诗体样式。这一点，作为情景一致的新的展开值得注目。
如果“中唐正音”的代表是韦应物与刘长卿，那么通过与韦诗的比较研究探讨他们的相同点和相异点，就能看清刘诗的特征。
比刘长卿年轻十岁左右的韦应物，二十岁时遭遇了安禄山之乱。而且当时作为玄宗近卫的韦应物从宫廷内部经历了这场大乱，其所受到的冲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韦应物以这次冲击和挫折为契机学习作诗，政治上表现出了批判性的言论，于是在隐居及江南外任时期形成了他独特的诗风。关于其间的情况，韦应物自己有“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韦江州集》卷五《逢杨开府》）的回忆，后来也有人评说他“洎渔阳兵乱后，流落失职，乃更折节读书。”（宋沈作喆《补韦刺史传》）这种经验促使他在挫折后展示了新的处世观和世界观。因此，这以后诗作的成就与之前的相比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征。
刘长卿的仕途，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特书一笔的经历。所以，他在安禄山之乱的时候并没有经历需要特别叙述的挫折。再有，那时刘长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诗风，其后这种诗风只是显得更为强烈而已。他的构思和自我意识虽然是个性的，但说他的诗风较好地反映了时代氛围可能更符合他的实际。被人疏远的孤独感与挫折的经验只是使得他更加朝着这个方向变化，并没有为他朝着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方向发挥作用。
反过来可以这么说，刘长卿的诗代表了他之前的一般的抒情形式。
论韦应物的诗——以屏居的涵义为中心
前言对韦应物诗的评价，可以说已尽于白居易的这段评论。白居易说：“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徵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人贵之。”（《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与元九书》）乐天所说近于“兴讽”的歌行指的就是与他自己新乐府相联系的所谓“讽谕诗”，“高雅闲澹”的五言诗又相当于他自己的“闲适诗”，白居易是把韦应物作为实践“兼济与独善”的先驱者来评价的。文中所说的“兴讽”指的就是具有《诗经》以来诗歌传统中批判精神的作品，具体而言，它与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元氏长庆集》卷三十）中的“寄兴”之语、胡适在《白话文学史》（1928）中所指出的“讽诗”概念是同一个意思。
讽谕与闲适对峙的认识作为白居易的文学理论是众所周知的，同时这种精神影响非常深广，成为中世至近世文人的规范。特别是作为其先驱的韦应物的诗可以说在中唐留下了他自己独特的足迹。关于对白乐天讽谕诗的影响以及在中唐诗坛上所占有的地位将在别稿讨论，本章专就其“高雅闲谈”的独特诗风的形成进行考察。一 玄宗侍卫——武功宝意寺
在韦应物约六十年的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仕宦与屏居相互交替的不寻常的生活经历。就其主要的来说，如二十七岁时就任洛阳丞与其后在同德精舍的寓居；三十五岁后的京兆府功曹及高陵县令兼鄠县县令的任官与其后在善福精舍的退居；四十五岁时从比部员外郎到历任滁州、江州刺史之间的滁州南岩寺的暂住；晚年从左司郎中到苏州刺史退任后的永定寺的闲居等。既然他的屏居都是相隔在仕宦之间，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在寺院的屏居是偶然的了。而且，每次屏居的时候诗作不少，一般都认为这些作品代表了韦应物的诗风，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搞清韦应物生平经历中屏居所具有的意义。
韦应物的传记研究始于宋代王钦臣、沈作喆、姚宽等人，他们采取的是根据诗篇能够推定的事迹连缀而成的系年法。现在的传记研究基本上也与之相同。就是说，明确的足迹以点表示，然后由这些点连结成线。虽然连结点的线未必一定能够成立，但是因为正史中没有留下他的传记，这种方法也是妥当的，或者说也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因此，笔者准备从二十、三十、四十岁段的事迹中对他的屏居动机进行考察。
出身于名门逍遥公房韦氏，年轻时由门资荫任三卫（勋卫），作为侍卫直接仕于玄宗皇帝的韦应物，度过了憧憬任侠的得意少年时代。其诗云：“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提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韦江州集》卷五《逢杨开府》）然而，安史大乱，明皇崩殂，他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贵族出身的门荫官僚，从朝廷内部亲身经历大乱的体验使他后来作为诗人的生涯受到了很大影响。宋人沈作喆描述此时韦应物的情况时说：“洎渔阳兵乱后，流落失职，乃更折节读书，屏居武功之上方。”（《补韦刺史传》）韦应物自己在诗中也这样描述道：“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同前引诗《逢杨开府》），以自嘲的口吻记录了他自己人生中的巨变，而且初学作诗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诗中所说的“憔悴被人欺”一句，让人感到作者此前的生活基石和人格尊严被彻底动摇，所以面对时代的巨变而显得束手无策的同时有着自我反省和强烈愤恨。由此可知，此时的韦应物因为玄宗的死而失去了政界的庇护，失去了精神上的依靠。如前所述，以后反反覆覆出现的仕宦之间的屏居就始于此。据推测，“失职流落”的韦应物这个时期寄寓在武功（现在陕西省武功县东方）的宝意寺，或者与此前后寄寓在扶风精舍（扶风即现在陕西省扶风县）、四禅精舍等寺院。
玄宗死后的屏居可以认为是因为失去了侍卫之职，对于籍贯在京兆府万年县杜陵的韦应物来说，也许有投靠眷属的意思。当时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这个时期的事迹也都是根据怀旧之作推测的，很难知道诗人当时的心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安史之乱到玄宗驾崩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接受严峻考验的时期。可以说，这个时期身份转变后的自我反省使得他从一个傲岸不羁的少年朝着后来的诗人形象发生转变。二 洛阳丞——同德精舍
玄宗驾崩的翌年，韦应物于代宗广德元年（763）被任命为洛阳丞。安史之乱的余烬燃烧着的两京地方一片混乱，此年十月九日，领土接界的吐蕃趁中原板荡之机，掠夺了河西、陇西，并欲攻陷长安。这时期的作品《广德中洛阳作》（卷六）作为身在战火中的洛阳次官记述了就任当时的状况。诗云：“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王师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时节屡迁斥，山河长郁盘。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蹇劣乏高步，辑遗守微官。西怀咸阳道，踯躅心不安。”洛阳正处于“苦酸”的状态。唐代宦官掌握兵权始于安史之乱时的李辅国，后来波及至程元振、鱼朝恩。曾经是地方军的神策军以吐蕃入侵为契机成了天子的禁卫军，而其指挥大权却由宦官执掌，这就成了宦官专权的起因。韦应物被任命为洛阳丞的这一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怨恨骆奉先的诬奏而举旗倒戈，于是神策军的横暴就呈愈演愈烈之势。平定了安史之乱的回纥兵和神策军在宦官的专横下替代反乱军将洛阳城烧杀抢劫，虏掠一空。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代宗宝应元年十月条记载：“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韦应物所说的“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大概描写的就是神策军横行残暴之状吧。回纥兵和神策军不仅被作为治疗威胁唐王朝生命的大病即安史之乱的药石，而且其自身变为剧毒开始危害起唐王朝的肠肚来了。再有，诗中比喻为玉和石的天子军和反乱军都因相继内讧而遭失败。特别是由天子肆意授权的宦官专心于扩大各自的权势，大饱私囊，而对战火下受尽苦难的民众却毫无半点关心。这种现实与韦应物的政治态度之间的龃龉越来越严重，他竭力追求实施仁政，想解决这种矛盾。关于这个时期的韦应物，沈作喆的《补韦刺史传》中有如下记载：“永泰中，迁洛阳丞。两军骑士，倚中贵人势，骄横为民害。应物疾之，痛绳以法，被讼弗为屈。”这段记载沈作喆是根据《示从子河南尉班并序》（卷二）作成的。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的韦应物的政治态度。诗序及诗云：永泰中，余任洛阳丞。以扑抶军骑。时从子河南尉班亦以刚直为政。俱见讼于居守，因诗示意。府县好我者，岂旷斯文。拙直余恒守，公方尔所存。同占朱鸟克，俱起小人言。立政思悬棒，谋身类触藩。不能林下去，只恋府廷恩。
韦应物与担任维持洛阳治安的外甥班一起，对危害民众的由宦官率领的神策军进行了惩处。诗中的“悬棒”来自曹操就任洛阳北部尉时，衙门左右挂有五色棒，用此棒对犯法者进行审讯的典故。这样做的结果，因为“类触藩”，即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冲突，自己陷入了身不由己的境况。“刚直”、“拙直”、“公方”等词语都表示了韦应物对正义的坚持。就是说，处于作为天子股肱而应该实行善政的自己的立场与得到天子宠爱而反复进行掠夺的宦官、神策军之间，韦应物于正义求得精神的支持并进行了实践。最后二句，“林下”（辞官隐退之处）与“府廷恩”虽是对立的表现，而在这种出仕与隐居的出处观中，希望恢复朝政的诗人的执着则显得更为强烈。
不久，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超过了可以忍受的程度，韦应物提出了辞去洛阳丞的请求。那时的作品《任洛阳丞请告》（卷八）充分表达了诗人当时的心情。诗云：方凿不受圆，直木不为轮。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折腰非吾事，饮水非吾贫。休告卧空馆，养病绝嚣尘。游鱼自成族，野鸟亦有群。家园杜陵下，千岁心氛氲。天晴嵩山高，雪后河洛春。乔木犹未芳，百草日已新。著书复何为，当去东皋耘。
诗人以违背自己的性格或信条，迎合时流，对宦官阿谀奉承为可耻。诗人这种作为有良知的官吏的立场和吏德在富有说理性的开头就表现得极为鲜明。同时，我们也能从中看到诗人追求自然，反对人为的这种贯穿其生涯的生活理念。诗的后半部分描述了早春返回家园杜陵，与家族团员的生活。诗的末尾“著书复何为，当去东皋耘”二句，暗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意，在与现实一再发生龃龉之后，表达出了一种隐居的厌世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志向逐渐向隐居开始倾斜了。
从“养病绝嚣尘”一句看，韦应物把自己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龃龉看作是“病”，为了养“病”而退隐。辞掉洛阳丞以后，经过河南府兵曹参军，韦应物一时寄寓在洛阳东郊的同德精舍。这个时期诗作也逐渐开始增加。从下面这首诗可以看到自退职至隐居时的心境。李博士弟以余罢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陆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诗见问，中云“宋生昔登览”，末云“那能顾蓬荜”。直寄鄙怀，聊以为答（卷五）：初夏息众缘，双林对禅客。枉兹芳兰藻，促我幽人策。冥搜企前哲，逸句陈往迹。仿佛陆浑南，迢递千峰碧。从来迟高驾，自顾无物役。山水心所娱，如何更朝夕。晨兴涉清洛，访子高阳宅。莫言往来疏，驽马知阡陌。
初夏辞掉官职（河南府兵曹参军），寄寓在同德精舍，与僧侣共同生活。君寄来诗，请我过访。你的诗搜求悠远的境地，可以企及前贤，优雅的诗句陈述往昔之事。那陆浑之南层层叠嶂就好像浮现在眼前。我一直在等待你的来访，既然是抛弃了官爵的身子，就不会被外物束缚。山水自然才是心安神悦的地方，不会为仕宦所心动。我决定渡过清澈的洛水，去贵府拜访君。请不要埋怨往来不多，因为想到道路遥远我乘坐的驽马就不肯前行了。
在寺院的闲居，对山水的爱好，对出仕的淡漠，都是诗人在后来的屏居生活中所追求的。大概从作洛阳丞后的三、四年，于大历初年辞了官。再经过几年，辞掉了河南府兵曹参军之职，而寄寓在同德精舍。三 京兆府功曹——善福精舍
洛阳丞离任后的生平事迹不详。回到长安，以后客游江淮，其余也不明。“家贫无旧业，薄官各飘扬。……何时共还归，举翼鸣春阳。”（卷二《发广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长沙》）“罢官守园庐，岂不怀渴饥。穷通非所干，局促当何为。……轩冕诚可慕，所忧在絷维。”（卷七《洛都游寓》）这些诗句描述了诗人生活的窘困之状，吐露了不得志的心情。
蛰居数年后，大历七年（772）前后韦应物就任河南府兵曹参军，大历九年（774）就任京兆府功曹。从此以后，他的仕宦之途就几乎没有间断过。大历十年（775，41岁），相继任高陵县令（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二京兆下畿县。现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的高陵县），兼鄠县令（同上，畿县。现在西安市西南），栎阳县令（同前，畿县。现在西安市东北），与其后的滁州刺史等外任相连续。从上述情况看，可以说出任京兆府功曹的仕官是将其生涯前后一分为二的一件大事。
这一次的出仕大概受到了当时京兆尹黎干的推荐。《秋集罢还途中作谨献寿春公黎公》（卷二）云：“束带自衡门，奉命宰王畿。君侯枉高鉴，举善掩瑕疵。斯民本已安，工拙两无施。何以酬明德，岁晏不磷缁。时节乃来集，欣怀方载驰。平明大府开，一得拜光辉。温和春风至，肃若严霜威。”由此可知，京兆府功曹的任官有赖于寿春公黎干之力。再有，在《至开化里寿春公故宅》（卷六）中有“宁知府中吏，故宅一徘徊。历阶存往敬，瞻位泣余哀。废井没荒草，阴牖生绿苔。门前车马散，非复昔时来”之句，在凭吊中表达了对黎干的永远敬爱之情。得到黎干的知遇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呢，还是以前已经开始了呢？关于这一点虽然不明详细，但从寄给黎干之子黎煟的诗作来看，或许是通过黎煟的中介受到知遇的。
黎干的为人，根据正史（《旧唐书》卷一百十八、《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的记载，大致有两种形象：一种如“颇以治称”（《新唐书》）、“人颇思干”（《旧唐书》）所记载的那样，说他是施行善政的好官，还有具体的政绩记载。另一种说他“性贪暴，既复用，不暇念治，专徇财色，附会嬖近，挟左道，希主恩，帝甚惑之”（《新唐书》），是一个佞臣。这种具有绝然相反的两种面孔是有其理由的。即代宗朝宦官刘忠翼阴谋策划废除东宫李适即后来的德宗，阴谋败露后，受到牵连的黎干于德宗即位的建中元年（780）被赐死于蓝田驿，玷污了晚节。作为叛臣的人物形像可能受到了与围绕德宗践祚的政治斗争的影响，而作为良吏的形像大概与韦应物所称扬的相近。
黎干的关照与举荐，对蛰居多时的韦应物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力的倚靠。黎干于大历十四年（779）三月由河南尹严郢替代，离开了京兆尹之职（《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他的离职对韦应物来说，不仅失去了可以倚靠的后盾，甚至有可能受到牵连。与黎干离开京兆尹之职相呼应，韦应物辞掉了栎阳县令，在善福精舍隐居起来了。叙述其经过的诗作《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卷四）云：结发事州县，蹉跎在文墨。徒有排云心，何由生羽翼。幸遭明盛日，万物蒙生植。独此抱微痾，颓然谢斯职。世道方荏苒，郊园思偃息。为欢日已延，君子情未极。驰觞忽云晏，高论良难测。游步清都宫，迎风嘉树侧。晨起西郊道，原野分黍稷。自乐陶唐人，服勤在微力。伫君列丹陛，出处两为得。
成人以来，作为州县的官吏，送走的是整日于文书之间忙忙碌碌的不如意生活。自己并不是没有飞翔高空的青云之志，只是没有特别的后盾。开头的这四句叙述了对自洛阳丞、高陵县令以来容易栽筋斗的官吏生活的感想，同时也是对这次屏居与黎干没有关系的一种苦涩表白。
接下来四句是说虽然德宗践祚，使自己遭逢给万物带来恩惠的圣明之世，但却受之不起。
接下来的八句描写自己退居好似天帝居住的“清都宫”的道观、寺院以及与之相连的“郊园”，与友人的郊游和高谈阔论。诗的后半描写了自己的隐居生活，伫立神思古人的营生，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矧伊众庶，曳裾拱手”（同上卷一《劝农》）等诗句表明的那样，陶渊明辞掉官位返回田园后构筑起了独自的世界。不难看出，在韦应物的这种表现背后存在着作为先达的陶渊明的巨大影响。
最后二句是对身在官途而彷徨于出处进退之间的友生的鼓励之辞，同时也可以说是诗人认识到了“出处两得”，并以此为目标的表白。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把不肯枉屈自己来面对与现实之间的龃龉的生活态度看作是“抱微痾”。这与辞掉洛阳丞时“养病绝嚣尘”（卷八《任洛阳丞请告》）正是同样的表现。可以说与陶渊明说的“养真”（卷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或“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的认识是相近的。根据《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卷四）这首诗的自注，大历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以疾辞，归善福精舍”，这首诗作于七月二十日。其“病痾”的养生之处可以推定为“郊园”，具体而言就是善福寺。四 “养病”与屏居
侍卫时玄宗的崩殂，洛阳丞时期因惩处神策军的横暴而引起的与宦官、河南尹之间的冲突，京兆府功曹时期与黎干的别离和受牵连的恐惧，这些恐怕都是辞职的直接动机吧。然对于韦应物来说，这些都是基于自身的正义感、处世观的出处进退。也就是说，这是不肯枉屈自己的天性，不肯阿世苟活的生活态度的表现。韦应物认为自我折节屈求名禄是“病”，主张这种“病”应该在自适的环境中治养。这种“养病”的说法，与把涵养保全与生俱来的自然之性、素朴说成“养素”、“养拙”是很相似的。说“养病”或者“称疾”，虽然是汉代以降出于不得已而又只想平静地辞掉官职时常用的借口，而对于这个时期的韦应物来说，也是探索悠然自适之路的方便之辞吧。这里试举几个有类似表现的诗例。大历初期，辞掉洛阳丞闲居时的作品《寄冯著》（卷二）诗云：春雷起萌蛰，土壤日已疏。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里闾。偃仰遂真性，所求唯斗储。披衣出茅屋，盥漱临清渠。吾道亦自适，退身报玄虚。幸无职事牵，且览案上书。亲友各驰骛，谁当访弊庐。思君在何夕，明月照广除。
这是寄给作者的好友洛阳尉冯著的诗：一声春雷使草木虫类苏醒，冰冻板硬的土壤也开始变得松软。际会圣明之世，在野就不可能会有被遗忘的才俊之士。像我这样闲居自适，目的也只是顺从自己本来的天性，只要能够维持生活就心满意足。披上衣裳，走出茅屋，以清清泉流，洗脸漱口。唯有悠然自适才是我的道路，隐退林泉，保全“玄虚”。不为杂务困扰，可以阅览书籍。朋友们奔走于官务，没有人来过访我这草屋。现在明月当庭，你真让我思念。
虽然际会圣明之世，而对蛰居之身作了客观的描写。远离奔走于世务的朋友，寄身于“茅屋”、“弊庐”，其理由就是韦应物想追求“遂天性”、“自适”、“保玄虚”。这些词语想要表达的是，使生来就有的天性不受到损害，按照这样的天性去生活，尊重自己的个性，不扭曲自己，要在日常生活中使自己达到这样的状态。“真性”之语见于《庄子·马蹄》篇，“自适”见于《庄子·骈拇》篇。“玄虚”本来指的是深不可测，虚静无为的老子之道、庄子言说，而这里好像可以把它看作支撑其闲居的理念。
下面来读一读《闲居赠友》（卷二）。诗云：补吏多下迁，罢归聊自度。园庐既芜没，烟景空淡泊。闲居养痾瘵，守素甘葵藿。颜鬓日衰耗，冠带亦寥落。青苔已生路，绿筠始分箨。夕气下遥阴，微风动疎薄。草玄良见诮，杜门无请托。非君好事者，谁能顾寂寞。
即使被授予官位也常遭左迁，抛弃官职聊为反省自己的生活态度。故园已经荒芜，烟霭的景色也是淡淡映现。闲居中疗养不善处世之病，坚守自己的天性，甘于贫穷的生活。容颜越来越消瘦衰弱，官途也受挫折。庭院小道已生苔绿，丛丛绿竹节节长高。傍晚时分暮色笼罩大地，微风吹拂着疏林。所作诗章也真让人笑话，杜门闲居而没有仕宦的依赖。假如不是像你那样的好事者，有谁来过访我这个“寂寞”之家呢？
如诗题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首抒发闲居感想的诗作。从诗中“养痾瘵”与“守素甘葵藿”相对应这一点来看，这“痾瘵”明显不是如文字所显示的疾病的意思。上面这首诗大概是建中元年（780）沣上闲居时的作品。表现与此相同或相近的还有下面这些诗句。寓居同德寺时带有揶揄口吻说自己“杜门非养素，抱疾阻良宴”（卷二《同德精舍养疾寄河南兵曹东厅掾》），假寓善福寺时，有“弱志厌众纷，抱素寄精庐。皦皦仰时彦，闷闷独为愚”之句（卷五《善福精舍答韩司录清都观会宴见忆》）、还有“微官何事劳趋走，服药闲眠养不才”（卷五《假中枉庐二十二书亦称卧疾兼讶李二久不访问以诗答书因以戏李二》）、“偶然弃官去，投迹在田中。日出照茅屋，园林养愚蒙”（卷五《答畅校书当》）、“野寺望山雪，空斋对竹林。我以养愚地，生君道者心”（卷五《酬令狐司录善福精舍见赠》）等诗句，“抱素”、“养不才”、“养愚”等都是表示隐居目的的词语，大多是如前所述的仕宦中发生的龃龉或冲突的结果。要求实现善政并为之而出仕时的韦应物表现出了他的执着，而因挫折而卸任时的韦应物却是恬淡自适的。那么，韦应物屏居的基础是什么呢？“养素”一词见于嵇康《幽愤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九）的“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之句，是涵养天然本性的意思。“抱素”的意思也与之相同。“闷闷独为愚”一句以《老子》（二十章）“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一段为出典，强调自己的愚昧。“养愚蒙”、“养蒙”之语想必依据的是《易》蒙卦彖传中的“蒙以养正，圣功也”，还有疏中的“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乃成至圣之功”（《周易正义》卷三）的说法。“养不才”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吧。
与“闷闷”相对的“昭昭”，如《庄子》中所说的“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山木）的那样，是夸耀才智的意思。
仕途受挫，其后隐居中的精神寄托、心态的平衡，依赖于“愚蒙”、“不才”、“愚”为代表的反价值的言辞，这一点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老子》所说的“闷闷”是与有为之才干相比，把无能的“我”作为“顽”（顽迷，固执）、“鄙”（土里土气）而加以强调，具有与他者相对的意义和价值，“保养”这些意义和价值，与其说是隐居中消极的处世，无宁说是积极地退隐所带来的结果。
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见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在职时韦应物所经历的挫折是何等之大。
前面所引《闲居赠友》的第十三句“草玄良见诮”中的“草玄”，其出典见于《汉书·扬雄传》（卷八十七下）中的“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的记述，通常用来表现淡于功名而用心著述。韦应物所使用的这一词语，想必也是把闲居时的意境看作“玄”，而要把这“玄”文字化的意思。
末句中“寂寞”一词的使用，与扬雄《解嘲》（《文选》卷四十五）中的“惟寂惟漠，守德之宅”，《汉书·扬雄传》中的“惟寂寞自阁投”等句中的意思不无关系。同时，在诗人的意识中，《庄子》（天道）的“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寂漠无形，变化无常”（天下）这些言辞肯定是存在的。“寂寞”也通于佛教的“寂灭”（心归于静的状态。解脱烦恼后的最终平静。彻悟的境地）。韦应物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王维有“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王右丞集笺注》卷之三《蓝田山石门精舍》），“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卷之五《偶然作六首》其三）等表现，再有歌咏山居心情的作品中有“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卷之七《山居即事》）的诗句。
所谓“草玄良见诮”，大概说的是诗人对隐居中的这些诗作的投入，其口吻是谦逊的。仕途上遭到挫折时，韦应物借“养病”而屏居，在屏居生活中想通过“玄虚”的境界来展示他自己的世界。对诗人韦应物来说，这就是在治疗他自己的“病”。这首诗只是这种“养病”的象征性表现。说“寂寞”，说“玄虚”，未必就是老庄所说的意思，应该说是玄妙的真理、深奥的境界。当然，这不是说与老庄思想、佛教的思维完全没有关系。
韦应物的屏居全都在寺院，至此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五 “寺院诗”及其描写对象〇高旷出尘表，逍遥涤心神。（卷四《天长寺上方别子西有道》）
〇远迹出尘表，寓身双树林。（卷五《沣上精舍答赵氏外生伉》）
〇即此尘境远，勿闻幽鸟殊。（卷七《庄严精舍游集》）
〇况将尘埃外，襟抱从此舒。（卷七《再游西山》）
〇屡访尘外迹，未穷幽赏情。（卷七《秋景诣琅琊精舍》）
〇方耽静中趣，自与尘事违。（卷七《神静师院》）
〇情虚澹泊生，境寂尘妄灭。（卷七《同元锡题琅琊寺》）
如在上面这些诗句中看到的那样，韦应物把寺院看作是避开俗尘的静寂之地，超越名利的“清境”（卷七《慈恩精舍南池作》“清境岂云远，炎氛勿如遗”），与之相对，把处处受到掣肘的尘世看作“尘境”（卷八《郡中西斋》“似与尘境绝，萧条斋舍秋”）。这样的认识是以一般的寺院、道观为题材的诗的常套，决不是韦应物的独特之处。但是，我们可以把由“清”与“尘”的对峙认识而持有的作诗态度和以寺院为题材的诗作之多看作是形成韦应物诗风基本的重要条件。韦应物的诗篇五百七十首中，除开特殊的杂拟二十一首和歌行体诗四十六首之外，其余的五百零三首中，从诗题看与寺院相关的诗作所占的比例如下。在寺院所作的诗五十一首（约10％），寄给僧侣（包括居士）的诗十六首（约3％），在道观所作的诗五首（约1％），赠给道士（包括庶士）的诗作六首（约1％），总计七十八首。为了方便起见，把这些诗作称为“寺院诗”。这些所谓的“寺院诗”占整个诗作数的比例超过15％。其他还有诗题中虽然没有明说寺院或与寺院有关的事情，而从内容上看明显是在寺院写的作品，所以实际的数字还要高于总计之数。
作为比较参考，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并称为“王孟韦柳”，得到“冲淡清真”评价的王维、孟浩然、柳宗元诗中的相关诗作的比例概数罗列于下：王维四百七十八首中有二十七首（约5.6％），孟浩然二百六十三中有二十八首（约10％），柳宗元一百八十一首中有十五首（约8.2％）。因为诗篇总数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大概的参考还是可以的。在寺院诗这一点上，韦应物特别显著。特别是王维其诗篇总数与韦应物相近，以维摩诘为号，一般认为他比起韦应物来皈依佛门更深，而两人寺院诗的比例倒是韦高于王，这个问题意味深长。
以寺院（包括道观）为题材作诗，这并不是弘扬教理或救济众生，也不是直接表明对佛教的信奉或皈依。这只要读一读这些寺院诗就会不言自明。就是说，以寺院为作诗题材只不过是为了更有效地酝醇出作为幽寂高远境界的具体所在的氛围而已。但是，就是这样诗人还是大量写作了寺院诗，这说明诗人被寺院特有的环境或者境地所营造出的氛围所吸引，对它独有所好，所以才常常以此作为诗的题材。我们不得不承认诗人的这种特别好尚。寺院诗虽然是被广泛认可的题材之一，就像在边塞诗、闺怨诗中有取得独特成就的诗人一样，对韦应物来说寺院诗正是他描写出独特意境的得心应手的好题材。
如前所述，对于埋头于描绘“玄虚”、“寂寞”的境地，以此来消遣隐居的无聊的诗人来说，现实的寺院与这种境地大概是最为相配的吧。
唐代中叶以后显现的文人寺院山居的风尚虽然是后来书院形成的远因，也与寺院诗有着一定联系。作为隐居之地，韦应物选择了寺院，这与当时的时代风尚也是有关系的。在我们看韦应物“寺院诗”诗境的时候，就来把它与同时代的寺院诗作一个比较。既然作比较，与几乎生活在同时代而且有交游关系的大历十才子作比较应该是较为妥当的。十才子中，韦应物与吉中孚、夏侯审、司空曙、崔峒等有直接的交游，与李端、卢纶等则拥有冯著、畅当、阎宷、秦系、丘丹等共同的友人，可以看到他们之间间接的交游。而且，十才子的诗在对社会的关心、隐逸诗、大量的送别寄赠诗等方面与韦应物的类似点很多。首先这里随举《与卢陟同游永定寺北池僧斋》（卷七）作为韦应物“寺院诗”的诗例。这首诗是他诗作中最多的五言律诗，是晚年之作。诗云：密竹行已远，子规啼更深。绿池芳草气，闲斋春树阴。晴蝶飘兰迳，游蜂绕花心。不遇君携手，谁复此幽寻？
这是与外甥卢陟的同行之诗：穿过苍郁的竹林，听闻子规的叫声。永定精舍的北池，充满了芳草的气息，僧斋荫蔽在树木之中。蝴蝶在开着兰花的小道飞舞，蜜蜂围绕着花心绕圈。要不是与君一起同游，也不会来领略这幽远的氛围。
宋人刘须溪关于开头二句说：“情景至处，又要次第，合有一诗内次第，一句内次第。”（《刘须溪先生校本韦苏州集》卷七）明代袁宏道评此诗说“造句入自然之妙。”（《参评韦苏州集》）正如他们所评论的那样，这首诗通过寺院周围的风景描写，细腻地描述了作者的心情为自然界的活动所吸引的过程。
再引一首《神静师院》（卷七）。诗云：青苔幽巷遍，新林露气微。经声在深竹，高斋独掩扉。憩树爱岚岭，听禽悦朝晖。方耽静中趣，自与尘事违。“神静”可能是沣上善福寺的僧徒。这首诗歌咏了其别院的景色：青苔生遍幽巷，树木微宿露气。读经之声响彻竹丛，僧房之门紧闭，与俗界相隔。一边在树荫下休息，一边欣赏着山岚之气，倾听山鸟的鸣声，在朝阳的光辉中忘记了自我。进入这种静寂的境地，就能够住在与俗界大不相同的世界。“静中趣”直接指的虽然是寺院的景状，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与理想的隐栖环境相联系的趣来考虑。
在回绕寺院的幽寂之中，我们可以知道诗人在追求自己的意境，并把它作为诗要描写的对象。这与大历十才子的“万峰交掩一峰开，晓色常从天上来。似到西方诸佛国，莲花影里数楼台”（《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九，卢纶《题悟真寺》）、“暂别青蓝寺，今来发欲斑。独眠孤烛下，风雨在前山。坏宅终须去，空门不易还。支公有方便，一顾启玄关”（同上卷二百八十五，李端《宿云际寺赠深上人》）、“僧家竟何事，扫地与焚香。清磬度山翠，闲云来竹房。身心尘外远，岁月坐中长。向晚禅堂掩，无人空夕阳”（同上二百九十四，崔峒《题崇福寺禅院》）等主要以寺院为题材的诗作相比较，我们可以知道韦应物的寺院诗不是在描写寺院是什么或是怎样的，他的重点是放在自己所追求的诗境的构筑上的。这不仅是因为比起十才子来大量创作寺院诗的韦应物对描写对象有其独特深入的理解，所追求的东西与常人不同，而且还因为他描写寺院诗的视点与描写山水诗的视点是一样的。
作为韦应物诗语的特色，以前已经有人指出他爱用“幽”、“清”等词语。这些词语的多数见于“寺院诗”的描写对象中，大多用来表现所写对象境地的清净幽寂。说“幽”也好，说“清”也罢，多数指的是避开嚣尘而隐居之地的清明幽玄。韦应物把名利官禄看作“尘世”、“尘表”，把受其使役掣肘的精神比作“尘虑”、“尘妄”，而其对立面正是这种清明幽玄的世界。这个世界能够慰藉“尘虑”、“尘妄”的精神，能够把它从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在“寺院”诗中可以明显看到的“静境”、“幽境”的志向，使得本来作为幽邃闲寂世界的寺院成为了诗的题材。同时，这种志向当然也体现在如“山水本自佳，游人已忘虑”（卷七《游龙门香山泉》）那样的山水诗里。在山水诗中所出现的世界与“寺院诗”之间已经不能引线划界了。结束语
世事受到挫折时退隐，这是基于中国文人传统厌世观的处世术。韦应物的屏居大概也离开不了这个图式。但是，他隐居的地方，先不问是不是真实的栖息处，而几次都是寺院这一点是非同一般的。而且，在寺院创作的诗才是真正体现韦应物诗风自然诗之一斑的。韦应物在“寺院诗”方面创造了他独到的境界，无视他的寺院诗就不能谈他的诗。他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情景一致，物我一体的境界，诗人自己则用“闲游忽无累，心迹随景超”（卷二《沣上西斋寄诸友》）、“景清神已澄，事简虑绝牵”（卷六《晓至园中忆诸弟崔都水》）、“物幽夜更殊，境静兴弥臻”（卷七《秋夕西斋与僧神静游》）等诗句来表达这种境界。这种境界的具体存在就是寺院，把它描写出来就是诗人隐居的目的，也是屏居的成果。
后来主张“诗禅相关”的批评家们大多把韦应物作为其先声，其主要理由大概也正在于此吧。
韦应物与白居易
一 “言志”与“缘情”的文学观如果说文学就是以语言的形式表达人的感情，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重视并讴歌个人的生活、感情看作是文学最根本的功能。这在今天虽然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而在唐代中期要把它突出出来加以大力主张则属稀有之事，值得特书一笔。因为自《诗经》以来，诗歌道义实用的方面一直受到强调，而对标榜“性情之吟咏”的六朝诗只是指摘或否定。
基于“诗言志”（《尚书》）的“言志”与本于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文赋》）的“缘情”，成了给《诗经》以后文学定性时的依据。
传统可以追溯到《诗经》。重视思想性社会性的所谓“建安风骨”的汉魏诗以“言志”为特色；而倡导“文章放荡”、“性情之吟咏”的齐梁期的诗歌被视为“缘情”的代表。
到了隋、唐，在谈到文学的理想状态的问题时，大多排斥“吟咏性情”的六朝诗，主张发扬光大《诗经》的精神。隋朝的李谔、唐代的陈子昂、元结就是其倡导者。还有，看一下与白居易几乎同时代的诗歌选集，如芮挺章编的《国秀集》、殷璠编的《河岳英灵集》，在各自的序文中都能看到同样的论调。
李谔、陈子昂、元结以及诗选集的编纂者们有一种共识：六朝期的文学华丽浮泛而风格卑靡，文风衰退。他们想矫正这种弊风，主张“风雅”、“比兴”，摸索文学的理想状态。
与之相比，编纂于初唐的史书中的文学观可以说其立场更为公正不偏。姚思廉的《隋书·文学传》有云：“大则宪章典谟，禆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李百药的《北齐书·文艺传》有云：“然文之所起，情发于中。……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令狐德棻的《周书·王褒、庾信传》则明确说：“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他们还进一步倡导修辞与内容的一致。被六朝文学批评家否定的“雕虫小艺”（修辞技巧）和“缘情”（个人的抒情），唐初的历史学家们对此作了总结，指出了修辞与内容相协调的方向，对“情性”的重视予以评价，标示了作为下一个时代（唐）的文学应有的状态。
但是，以“风雅”、“比兴”为依据，对以前和当时的文学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以实际的作品对自己的文学命题进行尝试，这到了白居易生活的中唐以后才开始。二 白居易的“风雅”与“情性”
对以“风雅”为依据的文学进行再探讨再认识的动向，实际上也是对自《诗经》以来文学应有状态如何把握如何评价的问题。在文学是反映政治的镜子这种大义面前，文学被埋没其中，前面指出的由唐初历史学家们提出的对文学的总体评价往往被遗忘殆尽。陈子昂、元结奔忙于叫喊“风雅”的复活，对六朝期的修辞技巧、重视性情的侧面只是持否定态度。
白居易在其文学论《与元九书》（卷四十五）中提出了如下的文学前提：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白居易对文学根源的总体把握与唐初历史学家们的文学观相通。而且他以“六义”的消长、“风雅比兴”的有无为标准，全面评价历代文学，尝试自己的文学命题。其具体表现就是以“兼济”与“独善”为理论支柱的“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的四分类的主张。“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作如此定义的讽谕诗作为“风雅比兴”标准的反映，成为白居易文学论的核心。但是，正如同时代的诗人们对“风雅”的主张并不只是停留在单纯的复古主义，而是对当时文学理想状态的一种希求那样，对白居易来说也是寻求文学理想状态的一个契机。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应该注意的是，兼济与独善二元的把握方法，特别是“闲适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这种分类的独创。正如从“退公独处”、“移病闲居”之语可以清楚看到的那样，相对于诗“美刺兴比”的公的社会功能，闲适诗的创出表明白居易把它看作是服务于私的个人的，并把它提到很重要的位置，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而且给“闲适诗”下了“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的定义。唐初史书文学传等所说的“情性”，或者白居易把它看作文学之根本的“情”，虽与《毛诗大序》所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这个诗的定义有相通之处，而这里说的所谓“吟玩情性者”则“个人的感情”、“私生活方面的情性”的色彩更为强烈。这一点正是作为六朝文学被否定的侧面，以前没有顾及的重要因素。
写作于元和十年（815）的《与元九书》，是对那年左迁为通州司马的元稹的《叙诗寄乐天书》（《元稹集》卷三十）的回信，内容上借助于元稹书翰的地方很多，“讽诗”、“寄兴”等主张也出于元稹之意的。元稹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八类。就整体而言，“讽诗”受到特别的强调。平心而论，“个人的表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例如，元稹对分类为“古体”的作品下了“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的定义。这与元稹写于两年前，元和八年（813）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卷五十六）中指摘六朝期文风衰退的一节，即“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的意思是相通的，它的意思就是对缺少“比兴”（寄兴）即对社会的批判精神的个人抒情的全面肯定。由于元稹否定“独善”，所以评价“兼济”的倾向相对比较强。例如他说：“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牦。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卷三《酬别致用》）他又说：“遂我一身逸，不如万物安。……其次有独善，善己不善民。”（卷二《和乐天赠樊著作》）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想法。元稹与白居易的处世观的差异是极为明显的，白居易倡导“独善”的想法在元稹那里是没有地位的。
和《与元九书》同时期写作的还有《读张籍古乐府》（卷一）的诗。在讨论白居易“风雅比兴”的文学观的时候，这首诗是很重要的。诗中有如下表现，不能忽视。上可禆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显而易见，前两句指的是“兼济”，后两句说的是“独善”，而对“独善”的定义则是“理情性”。如果与《与元九书》的“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合起来考虑的话，很明显闲适诗的意向是个人情性的吟咏以及对个人情性的自我觉醒和自主自立的把握。
在这里，对原来被看作对立的“言志”与“缘情”，用白居易的话来说就是“风雅比兴”与“吟玩情性”，两者从文学价值的角度都得到了评价，并被赋予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三 “讽谕”与“闲适”的先驱者韦应物
仕宦则“兼济”，退隐则“独善”，其依据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其出典见于《孟子·尽心章句上》，还有《滕文公章句下》也有类似的主张。其实这种主张已见于《论语》。除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的表述之外，《论语》中还有多处言及。《庄子·天地》篇中也说：“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修德就闲。”然而，作为理念虽然提出了“闲居”，而其实践决非容易。《论语·季氏》篇中说：“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其隐居的意思虽然未必与白居易的闲居相同，而其实践之难则可想而知。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在提出了兼济与独善的主张以及诗的四分类之后，接着这样说：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徵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人贵之。
白居易把讽谕诗和闲适诗看作是自己文学的顶梁柱，然而这讽谕诗和闲适诗未必受到当时人的欢迎。倒是后来自编文集时甚至认为省去不存也无妨的杂律诗、感伤诗的《长恨歌》（卷十二）脍炙人口。文中以韦苏州为例，说他在世时，没有人特别重视他的文学，以此来表达他自己的真正价值得不到评价的焦躁，同时也以此来抚慰自己的愤懑。但是，对韦苏州的评价并不只限于以上那样的意思。因为在白居易看来，韦应物有“比兴”的歌行就相当于“讽谕诗”，评为“高雅闲澹”的五言诗就是“闲适诗”。就是说，“兼济”＝讽谕诗，“独善”＝闲适诗，这种文学中的二元性在韦应物那里已经早就表现了出来，他是“讽谕”与“闲适”的先驱。
韦苏州，本名韦应物（737？～792？），晚年历任江州、苏州刺史，所以也叫韦江州、韦苏州。他比白居易年长三十五岁左右，白居易的青年时代他还在世。他出身名门贵族，靠曾祖父以来的位阶而荫叙官位，年轻时被任用为玄宗的禁卫。如韦应物自己的抒怀之作所表述的那样，到安史之乱爆发为止他一直过着作为贵族子弟不知挫折的得意舒心的日子。大乱后的转变将在后面叙述。韦应物的诗白居易所说的“高雅闲澹”的特点最受后世的好评，与陶渊明并称有“陶韦”之评，又与王维、孟浩然、柳宗元一起有“王孟韦柳”之称。可以说，荫叙出仕，天宝年间身在朝廷的体验，乱后的激变等等，使得韦应物在中唐诗坛上占有了特异的地位。
白居易对韦应物的私淑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韦应物苏州刺史在任时的贞元年间，白居易避乱侨居于江南。韦应物作为刺史的名望与被评为“雅韵”的诗风强烈地吸引了少年白居易的心，白居易甚至说将来如能为苏州刺史足矣。记事见于《吴郡诗石记》（卷六十八）。事实上，少年时代的愿望后来变成了现实，宝历元年（825）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写了这篇回忆往时的文章。文章的末尾说，他将韦应物的诗《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卷一）与白居易自己的诗《郡斋旬假命宴呈坐客示郡僚》（卷二十一）并刻于石，留给将来。白居易在诗中描写居郡之长的繁忙时说，“公多及私少，劳逸常不均。况为剧郡长，安得闲宴频”，在慨叹任职以来公务忙杀的同时，表达了终于能够开设筵宴的喜悦之情。全篇共三十二句，最后六句云：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乐吾身？
这里对“公与私”、“劳与逸”、“勤与醉”作了相对的把握，表现出了日常生活态度的一斑。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之作的影响。韦应物的诗全篇共二十句，中间有四句这么说：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理会”句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冥冥之中悟彻道理，那么就用不到是非的判断，“性达”句是说如果生来而有的性能够达到自由的境地，那么就能摆脱外形的束缚，两句都是就个人的精神生活方面而言的。可以这么说，前两句说的是作为官吏对待“公”的心理准备，后两句则是关于“私”的心态的表白。作为官吏的责任感与作为个人的自律性，这二者白居易视之为文学的基本理念，而韦应物就是最好的先例。下面根据白居易的言辞，以具备“才丽”、“兴讽”的歌行体诗和“高雅闲澹”的五言诗为中心，来考察白居易心目中的韦应物。四 韦应物的歌行与白居易的“讽谕诗”
胡适、陈寅恪认为，元稹、白居易的“讽谕诗”，特别是他们的“新乐府”强烈地受到了杜甫的影响。这已经是定论。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虽然是直接承接李绅的《乐府新题二十首》（亡佚）、元稹的《新题乐府十二首》等作而来，而其形式与内容都不相同。从形式看，元稹之作七字一句，一韵到底。与之相对，白居易之作虽以七言为主，而杂以三字句、五字句、十字句、十一字句，是换韵格的杂言诗。再从内容看，元稹之作一首作品中多个主题，比较繁杂。与之相比，白居易之作一首一个主题，比较明确。再有，元稹使用的语句生硬晦涩，而白居易的用语平明容易。这些方面可以说是白居易有意识地对李绅、元稹之作的改进，而在这些改良中可以看到杜甫或者民间歌谣的影响。这一点已经为以前的研究所指出了。
确实，白居易与李绅、元稹都学习了杜甫的歌行体诗。但是，同时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指出就是像多至千余篇的杜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之句）之类的诗句，即有“比兴”性的作品也不过三四十首。
这虽然牵涉到如何给“新乐府运动”定义，如何评价的基本问题，我们不把这个运动看作是从白居易开始的，而认为是经过初唐、盛唐，及至中唐，作为样式逐渐固定下来的新乐府辞，尤其是歌行体诗的波涛波及了白居易。不用说，杜甫的影响不小，而同时杜甫以外其他文学的影响也不能视而不见。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卷三）中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虽然与元稹在《新题乐府十二首序》中所说的“雅有所谓，不虚为文”、“词直”等想法有相同之处，而强调平易、具有教育意义、描写真实、以及考虑到诗体的歌唱性而使用声律束缚较少的杂言体等等，这些都是白居易独特的主张。这种主张是白居易考虑到当时的文学“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的现状而提出来的。以前的“讽谏诗”专为政治，专为君主，而白居易主张的“讽谕诗”同时也是以一般民众为其影响对象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它的意义。不只是强调讽谏性，同时也主张晓谕性，这正是“讽谕诗”的特色。
在这种教育性、平易性、对时弊或者人的虚伪的批判性、以及诗体形式等方面，对白居易的讽谕诗、新乐府有所贡献的就是被评为“颇近兴讽”的韦应物的歌行诗。
现存韦应物的歌行诗共四十首，从诗篇总数五百七十首来看也不算少。就其形式而言，三十四首是七言，或者以七言为主，杂以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八字句、九字句、十一字句的杂言体，几乎都是复数换韵。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中，除了《法曲》（卷三）、《捕蝗》（卷三）、《缭绫》（卷四）之外，其他都是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而且一首之中平均换韵六、七次。从这些事实考虑，我们就不能无视韦应物歌行对白居易新乐府的影响，可以说这种影响要超过元稹之作，可与杜甫相提并论。
韦应物讽谕诗性质的歌行其内容可以大致作如下区别：（1）揭露政治腐败，描写民众疾苦之作：《乌引雏》《鸢夺巢》《燕衔泥》《鼙鼓行》《夏冰歌》《采玉行》等。（2）讽刺批判显贵的奢侈、奸吏的横暴之作：《长安道》《金谷园歌》《棕榈蝇拂歌》等。（3）作为“英豪”彰显为政者的理想形象之作：《古剑行》《送褚校书归旧山歌》《信州录事参军常曾古鼎歌》《寇李膺古刀歌》等。（4）斥责时弊，描写现实之作：《酒肆行》等。
韦应物的诗还有从措辞或结构上直接影响白居易创作的例子。例如，韦应物除了歌行之外还有讽谕性很强的《杂体五首》。其中的第二首和歌行诗《鸢夺巢》就好像是白居易新乐府《秦吉了》（其四十八，哀冤民也）结构的底稿。把人的世界假托为禽类的世界，把祅鸟“鸱鸢”比作寄生于国家的贪官污吏，把“鹰”、“鹯”喻为谏臣，严厉批判了对横暴违法行为视而不见的谏官。诗中描写的很会捕获猎物的饥饿之鹰，大概与白居易笔下暗讽藩镇掣肘的“放鹰”（卷一）等是相通的。
还有，韦应物的《杂体五首》其三开头云：“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春罗”是镇州常山郡土贡的丝织品名称。那是贫穷的女人们在寒冷的夜晚为了纳税而编织出来的。穿这春罗的是长安权贵豪族之家的歌女舞妓，为了一夜的歌舞仅仅穿用一次。这首诗的主题构成被白居易的《缭绫》（一，念女工之劳也）所继承。
感慨“怀才不遇”之士，讴歌“君臣相遇”之理想的韦应物的《古剑行》《寇李膺古刀歌》，与白居易的《李都尉古剑》（卷一）、《折剑头》（卷一）等有同工之妙。
其他如描绘显贵之奢侈的《长安道》与白居易新乐府的《杏为梁》（其三十八，刺居处奢也）旨趣相同，咏叹安逸、繁荣在一瞬之间变为百端之忧的《金谷园歌》的主旨与白居易的《隋堤柳》（其四十三，悯亡国也）是相通的。再有讥讽君王身边奸臣的《棕榈蝇拂歌》则是白居易《紫毫笔》（其四十二，讥失职也）（卷四）的先声。
叙述至此，应该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被部分的措辞或者类似的构想这些外表的相似或影响关系遮挡了注意的视线。韦应物的歌行具有一定的数量，与白居易一样对政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弊病具有批判精神，这才是最为重要的。白居易充分肯定这一点，把它作为自己讽谕诗的先声而作出了评价。五 “才丽”的歌行——对《长恨歌》的影响
关于韦应物的歌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除了其讽刺性或者应该说批判精神的“兴讽”这个特点之外，白居易还指出了“才丽”的特点。《与元九书》中评李白之作说，“李之作，才矣奇矣”，由此观之，这个“才”大概指的是文学作品中作者独特优秀的才能。这个“丽”也见于同文中评论六朝期修辞为胜的诗时所说的“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这句评语中。从这个评语来看，这个“丽”本来指的是文学之生命的文辞修饰之美。与“兴讽”之语相对应，因为“兴讽”是连用《诗经》六义的兴与风而成的，据此斟酌，“才丽”也可以认为是才与丽的连用。
那么“才丽”的歌行如何呢？在强调韦应物歌行对讽谕诗与闲适诗的二元性的影响时，这个问题往往容易被忽略。然而另一方面，可以说白居易学习了韦应物歌行的构成和表现。
中唐前期与盛唐诗不同，可以说盛唐诗取材于仙界的作品几乎没有。而在韦应物的歌行中歌咏仙界的作品却不少。例如《学仙二首》、《萼绿华歌》、《王母歌》、《马明生遇神女歌》、《宝观主白鸲鹆歌》（以上卷九所收）、《汉武帝杂歌》（卷十）、《鼋头山神女歌》（《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五）等就是。在这些诗中，作者把自己少年时代作为禁卫而侍奉的玄宗假托为汉武帝，对玄宗的好仙和炼丹作了批判和告诫，但这只是一小部分诗句，大部分的笔墨则是用来描写艳冶的仙女和华丽的仙界。可以说，这些作品与“才丽”之评是相称的。
在最先描写玄宗与杨贵妃故事的作品中，唐代有一批该叫做“骊山温泉宫”故事的诗歌。韦应物早期之作有与之相连的《温泉行》、《骊山行》，与描写仙女仙界的“才丽”之歌行相互结合，不正好为白居易歌行体诗的杰作《长恨歌》的构成以及后半段仙界的场面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材料吗？六 作为良吏的自觉
白居易的讽谕诗，特别是他的新乐府的创作，是以元和三年（808）就任左拾遗后作为谏官的自负为其创作基础的。与此相对，韦应物的讽谕性的歌行是以什么为基础创作出来的呢？
贵族出身的韦应物被安史之乱改变了命运。他亲身经历了视为理想世界的玄宗治世的崩溃与时代的激变。可以凭靠的基石和个人尊严被彻底动摇，可以依赖的原有的价值观完全丧失。一个傲岸不逊的贵族子弟经过了怀疑省察的青年时代，逐渐走向正视现实的良吏。安禄山乱后，诗人在混乱和憔悴中东奔西走，在面对人生最大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开始学习作诗。对这些经历和自身的转变诗人曾经带着自嘲的口吻咏叹抒怀。宋代沈作喆在《补韦刺史传》中把这个转机看作是“折节”。
以安史之乱为界，韦应物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他开始考虑并积极参与政治、社会风气的活动。他后半生的这种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态度，才使他开始批判政治的腐败，社会的败坏，也成为促使作为一个良吏自我觉醒的契机。
可以看到白居易关心民众的视点或者态度的诗有《观刈麦》（卷一）、《村居苦寒》（卷一）、《观稼》（卷六）等作，有人认为这些作品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类似，我认为这倒接近韦应物的《观田家》（卷七）。《观刈麦》是白居易三十五岁之作，全篇二十六句，这里举其后半八句：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韦应物的《观田家》作于滁州刺史在任之时，大约四十八九岁，全篇十四句，也举其后半六句：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
官吏的俸禄得之于农民，自己是靠他们来养活的。诗人的这种认识成为一个为政者面对民众时强烈的自制心。同时良吏的自觉性越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成为冲突而对诗人身心的影响也就越烈。所以，作为官吏自己的施政是不是做得充分？能不能救济人民？这些就成为诗人强烈的自我反省的问题。诗人的这种心情，我们可以从“理郡无异政，所忧在素飡”（卷三，《冬至夜寄京师诸弟兼怀崔都水》），“赋繁属军兴，政拙愧斯人”（卷五，《答王郎中》），“仰恩惭政拙，念劳喜岁收”（卷七，《襄武馆游眺》）等诗句中看得清清楚楚。
安史之乱后，洛阳极其混乱。在洛阳丞任中的韦应物弹劾了神策军的残暴，然而自己反而受到了河南尹的诬告。“拙直余恒守，公方尔所存”（卷二，《示从子河南尉班并序》）二句表达了那时的心情。在《任洛阳丞请告》（卷八）这首相当于洛阳丞辞职书的诗中，诗人表述了当时自己的状况：与现实之间的龃龉使得自己不得不放弃天职，损害了自己的本然之性，折磨身心的苦恼变成了疾病，而这种疾病袭击着自己。诗中的“病”未必是真正的病。诗的末尾二句“著书复何为，当去东皋耘”，表白了隐退的决心。诗中的“折腰”、“当去东皋耘”等出自《陶渊明传》和《归去来兮辞》，由此可知，韦应物是把陶渊明的归田作为自己处世的范本的。
贯穿韦应物生涯的出仕与隐居好像正是作为“良吏”的自觉与隐退之间两者相克的象征。他的闲居虽然是出于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冲突，而同时也是诗人自己想保全一身贞节与生命安全的积极处世方法。作为这种处世方法的表述，例如《洛都游寓》（卷七）有云：罢官守园庐，岂不怀渴饥？……轩冕诚可慕，所忧在絷维。《同德阁期元侍御李博士不至各投赠二首》其二（卷二）云：官荣多所系，闲居亦愆期。《涂中书情寄沣上两弟因送二甥却还》（卷二）云：华簪岂足恋，幽林徒自违。
正因为诗人心中存在着仕官与隐居的相克，对作为官吏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的矛盾感到一筹莫展，所以诗人对自己的精神慰藉和自主自立的世界就相应地在诗人的心中占居了很大的位置。能够医治损性害身这种“病”的就是诗人所认识到的“政拙忻罢守，闲居初理生”（卷八，《寓居永定精舍》）的“闲居”，或者也叫做“幽居”、“幽栖”、“野居”。作为其先例，韦应物认为就是陶渊明，所以如《与友生野饮效陶体》、《效陶彭泽》等作，韦应物祖述陶诗的作品很多。
韦应物往往用“幽”、“清”等词语来描绘闲居生活。这说明韦应物是把闲居与受束缚的现实世界或官界的“尘境”、“尘事”对立起来考虑的。这种闲居中的“冲淡清真”的诗风才是韦应物诗歌的真正价值。这决不是一开始就超然于世，胡乱地叫喊着恬淡，而是心身受到煎熬般的焦躁和痛苦的尽头所到达的境地。白居易以“高雅闲澹”评价其诗风，正是洞察到了这一点。七 “陶韦”与闲居
白居易对韦应物高度评价陶渊明表示赞同，以“陶韦”并称。
白居易一生两次面临重大十字路口的时候，都强烈意识到了陶渊明和韦应物的存在。一次是元和六年（811）为服母丧退居下邽的时候，再一次是元和十年（815）因武元衡暗杀事件的上书越权行为而被左迁为江州司马的时候。前者是刚爬上仕途阶梯不久，而政治活动不得不停下来，虽然没有来自外界的束缚，而作为良吏的实践道路被封锁了起来。因名教的束缚而“公”的生活的停止，势必促使他对“私”的生活意义的注视。后者因为明显是与当道者之间的不和而引起的左迁，与前者相比更为紧张，所以对“生”的理想状态、感情的自主自立性的意识就更为强烈。前后两者正是白居易集中创作“闲适诗”的时期。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作为“闲居”的典型，白居易强烈地意识到了陶渊明和韦应物对他的意义。
陶渊明的《饮酒诗》其十（《陶渊明集》卷三）有云：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闲居”被认定为从官途的束缚解脱出来，成全自己生活方式的场所。这才是陶渊明象征性地使用的“守拙”，与“固穷节”相通的生活方式。陶渊明说自己“我实幽居士，复无东西缘”（卷二，《答庞参军》），这也是因为他意识到幽居才是没有因缘缠身的生活。
韦应物题为《幽居》（卷八）的诗云：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
又《闲居赠友》（卷二）云：闲居养痾瘵，守素甘葵藿。
所谓“痾瘵”都是病。如前所述，歪曲自己的天性，过自己不情愿过的生活就是“病”，而闲居、幽居就是治疗这种病的地方。“素”是人本来所具有的性。“守素”句是说如果能够珍惜保持这个素，那么就是过贫穷的生活也心甘情愿。
陶渊明、韦应物追求的闲居，就是要摆脱来自仕宦或者外界的束缚牵制，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特别是韦应物所追求的闲居保全一身的“性”的意思很强。例如，在“偃仰遂真性，所求唯斗储。……吾道亦自适，退身保玄虚。幸无职事牵，且览案上书”（卷二，《寄冯著》）、“昧质得全性，世名良自牵”（卷二，《晚出沣上赠崔都水》）、“雕琢为世器，真性一朝伤”（卷八《咏玉》）等诗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意思。同时从这些诗句中也能体会到，虽然诗人的心中不会没有《庄子·天运》篇中所说的“性不可易，命不可变”，以及《天道》篇中所说的“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这些句子，然而诗人还是感到“性”的保全受到各种各样的掣肘，是极为困难的。再有，就像“情虚澹泊生，境寂尘妄灭”（卷七《同元锡题琅瑘寺》）的诗句所表述连用为“性情”的“情”字那样，韦应物笔下的“性”也是与老庄的概念，佛教寺院酿造出的气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唐代被称为儒、佛、道三教鼎力的时代。然而以训诂为中心的从前的儒学，在士大夫层突然掀起的对性情的关心、个人的救济等方面却束手无策。为填补这个空缺，佛教特别是禅与道教才风靡一世。
韦应物闲居的居住地大多是佛教寺院，也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加以注意。以“闲居初理性”抒怀的韦应物，“遂真性”、“全性”正是他的思想依靠。我们大概可以这么假定：这种性的保全、完善的指向，与白居易“遂性”、“适性”的追求相联系，从而发展为“谓天命之性”（《礼记·中庸》）这个随顺天命指向的“委顺”的想法。
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被视为韦应物真正价值的“冲淡清真”、“清深闲淡”的诗风，可以说是将其性情的理想状态、心态的把握在自然观照之中使之表露出来而形成的东西，白居易的“高雅闲澹”之评正是指的这一点。八 “无妨悦性情”
退居下邽和左迁江州的时候，白居易将其退居、左迁比作“陶韦”的闲居，并且自己表明对“陶韦”诗风的追慕。前者可从《自吟拙什因有所怀》（卷六），后者可从《题浔阳楼》（卷七）窥见其中消息。
清代赵翼在其《瓯北诗话》中说：“香山诗恬淡闲适之趣，多得之于陶、韦。……此可以观其趣向所在也。晚年自适其适，但道其意所欲言，无一雕饰，实得力于二公耳。”（卷四）如赵翼所说，白居易的后半生闲适诗逐渐增多，更加向“陶韦”的诗风接近。
然而，如苏轼的“乐天长短二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所代表的那样，倾向虽同，而韦诗蕴奥，白诗浅俗，两者还是不同的。本来因为“闲居”的内容，“性情”的评价相异，所以两者的不同也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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