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露丝·本尼迪克特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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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试读：
致谢
那些在日本出生或接受教育，而在战时居留美国的日本人，处境非常艰难。他们不为大多数美国人所信任。而我在为本书收集材料时，反以能因为他们的帮助和善意而得到证词为乐。我特别要感谢他们，尤其要感谢我战时的同事罗伯特·羽岛（Robert Hashima）。他出生在美国，在日本长大，于1941年又选择回到美国。他当时被拘押在一所战时安置营里，我去华盛顿的战时机构工作时认识了他。
我还要感谢美国战时情报服务局，是它给了我关于这本书的研究任务，尤其是远东研究所的副主任乔治·E·泰勒（George·E·Taylor）教授，还有领导着外国道德研究部的美国海军后备队司令官亚历山大·H·莱顿（Alexander·H·Leighton）。
我还要感谢那些帮我审阅部分或全部稿件的人：莱顿司令官、克莱德·克鲁柯亨（Clyde Kluckhohn）教授、内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博士，他们于我在战时情报服务局研究日本期间，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此外还有康拉德·阿伦斯伯格（Conrad Arensberg）教授、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博士、乔治·贝特森（George Bateson）博士和E·H·诺曼（E·H·Norman）博士。再次感谢上述所有人给予的建议和帮助。露丝·本尼迪克特
原版序言
通常来说，去理解另外一种文化是很困难的。如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说，你需要有一种坚韧的精神才可能真正理解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而不被这些差异所干扰。各个民族并不是像亲兄弟一样，在迥异的外表下有着完全一致的内在。由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每个人的观念都是不一样的。个人尚且如此，我们就不要指望各个民族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了。话虽如此，对研究其他文化的学者来说，尤为重要的是，要有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宽容大度”。唯有宽容，方能使我们理解其他民族的视角（哪怕这种视角是与我们的观念相抵触的），理解这种视角本身的合理性。狂热分子绝不会是合格的人类学家。
要想在残酷的战争过程中理解自己的敌人，更是需要莫大的宽容。但也正因为如此，对敌人的理解就显得更为必要，因为客观地评价敌人的优缺点将有意想不到的作用。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委托，要完成一份关于日本文化的分析报告。
这份报告本来可能会轻率地、毫无意义地再次确认美国人对遥远而陌生的日本民族的偏见，因为此类偏见正好可以迎合美国的战时宣传：日本人生性狂热、狡诈而野蛮；他们是猴子、野人、卑鄙小人、怪物，或是随时会杀人和自杀的疯狂武士。如1945年悉尼《每日邮报》所说，想要驯服这个残暴的种族，就必须“扭转他们落后了2000年的思想……他们表面上似乎理解了我们的文明所孕育的科技知识，但实际上依然像野蛮人那样用棍棒打架，相信打雷是神灵在发怒”。
本尼迪克特必须抛开这些无稽之谈，为盟军领袖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日本人的行为提供一种理论依据：他们会誓死顽抗，还是会选择投降；怎样才能结束战争；如何处置天皇；盟军占领期间，他们会做些什么等等。要想在1944年完成这样一种理论解释，即使对于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专家来说也是相当困难的。而本尼迪克特，就像她自己所说的，既不是专家，也从未到过日本，她只能依靠文字材料（从相关的学术著作到翻译过来的日本小说），还有日本电影和对日裔美国人的采访，仅此而已。
不过，专家的身份并不一定是一个有利条件。因为，专家们往往抱残守缺，不愿让新的成果或观点打破自己的传统认识。例如，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老资格的日本通，供职于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夫（Joseph Grew）还认为日本本质上是一个非理性的国家，根本不可能适应民主政府。而本尼迪克特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坚决地反对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她是以开放的心态来开展自己的研究的。
当然，某些人可能并不认同经典文化人类学的前提，即认为存在一个叫“民族性”的东西。经典文化人类学的这一观点现在也已不流行了。关于人种学和民族学的伪科学理论已经玷污了“提炼集体性格”的观念。理论家们如今更愿意强调民族的“混杂性”或民族的多元文化诸方面，而不是考察单一文化的同一性。但同时，我们又无法摆脱同一性的视角。事实上，或许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并不能充分理解自身，因此关于民族英雄、民族“价值观”、民族历史的书籍能够畅销各地。
闭门造车式的民族研究是露丝·本尼迪克特最为反对的。因为这种自我陶醉会破坏她的事业。她确实对其他民族非常感兴趣，问题只在于其他民族的轮廓和特征是否会随着她的研究而越来越清晰。
我曾对因政治事务而进行的文化阐释抱有疑虑，也曾对露丝·本尼迪克所做的著名的区分——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区分——表达过怀疑。文化分析的危险在于，它假设世界是静止且一成不变的。不过，尽管意识到民族和文化会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她依然坚信某些模式是固定不变的。就像她对英国人的评论，正因为他们“一贯如此‘英国’，所以他们的不同世代会有不同的标准和气质”。
那么，什么是日本人的本性呢？当再次阅读本尼迪克特的这部伟大作品时，我被她那精妙的研究方法震撼了。当谈到耻与罪的不同时，她并没有使用什么绝对的标准，只是特别强调了一下而已。每个日本人都知道耻和罪，但日本社会在绝对道德准则面前的压力感远不如西方社会，日本社会更依赖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她认为，日本人对他人的看法异常敏感。耻感是因为未尽到社会义务而产生的。你可能会因自己未被别人注意到的恶行而产生罪感，而耻感则源于他人对你的看法。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在压力之下的所作所为的一些描述非常生动，仿佛她亲眼所见。比如，因为爱妻的需求与母亲的需求不一致，孝顺的儿子就会无视前者；在美国学习的日本女学生苦恼于自己的美国同学太过友善，因为她不知道该如何回报这些恩情。
研究任务本身的特性又加重了她的困难。当时，美国对日本民族性的观察和分析十分欠缺，而本尼迪克特又必须帮助美国政府预测日本人下一步会怎么做。由于美国政府计划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重建日本这个国家，因此就必须了解日本人对战败会做出何种反应，对天皇角色的转变以及对美国占领军的政治托管会做出何种反应。让盟军感到困惑的是，曾誓死顽抗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竟突然变得很驯服，甚至还很友善。
本尼迪克特对此的解释是，日本人对他们的天皇有着深深的义务感——这是他们生命的终极意义。日本人民时刻准备着为天皇而死，但当天皇以颤抖的、含混的声音要求臣民“忍所难忍”，去投降，去重建一个和平的日本时，他的臣民马上就顺从了。日本天皇的神性经常被西方人所误解。西方人普遍认为日本人把天皇视如上帝。本尼迪克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并不认为人与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所有物品都被他们赋予了神圣的光环：石头、山丘、河流以及死去的人。位于等级制最高点的天皇，是国家宗教观的代表。依据这种宗教观，你不必相信他是真正的上帝，但作为日本人，你必须绝对服从他。
这就是1945年大部分日本人的心理状态。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了。本尼迪克特并未预见到日本民众对天皇态度的转变是何其迅速。她认为，对天皇的“忠”是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并提出这一特征是不大可能改变的。不过，还有其他一些事例说明，她也低估了日本人坚持一个被指定的道路的意愿，比如和平主义。
本尼迪克特的主要论断之一是，日本人的人生观是有限制性条件的。虽然没有一神论宗教的绝对道德规则，但他们的一切——从伦理规范到人生理想——都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因此，一个好战的民族能够轻易地变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日本并没有因为强大的武力而赢得尊重，反而因为灾难性的失败而蒙羞。现在，日本人认为成为珍视和平的民族能够为他们赢回国际社会的尊重，因而，他们引进了由美国法学家制定的宪法，这一宪法严禁发动战争。
当然，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爱好和平的倾向也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只要日本所处的世界是和平的，日本就会坚持和平主义，而一旦各大国又开始扩充军备，日本就会重返军国主义的老路。不过，后一种情况并未发生。尽管有过朝鲜战争（日本经济还从中受益不少）、越南战争以及中苏关系的紧张，还有美国不断施压，要求日本重新武装并再次扮演一个军事角色，但是大部分日本人依然坚持和平主义的理想。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但显然不会如本尼迪克特所预言的那么快。
这番话并不是对本尼迪克特的批评，因为人类学家不是预言家。她无法知晓这本书成书数十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1945年之后，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日本青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重塑本尼迪克特书中所描述的日本“民族性”的某些方面。对天皇的忠，对父母的孝，对未能还清恩情债的恐慌，这些原本深植于日本人骨子里的东西在技术驱动型时代逐渐消退了。不过，既然人们仍能饶有兴趣地阅读这本《菊与刀》，并从中获益，就说明这本书仍然是经典之作。
这本书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是因为它的睿智和简练的文风。本尼迪克特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她无须使用艰涩难懂的术语，就可以解释复杂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文风能体现作者的性格。由此看来，本尼迪克特是拥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和宽容精神的学者。这本书是战时写就的，描述的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但即使是日本读者在今天读来，都不会觉得被冒犯，即使他（她）并不认同作者的结论。最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管日本进行了多少变革、日本人发生了多少变化，这本书所谈论的事实今天依然存在。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第一章课题——日本研究研究的起源和动机
在美国曾不遗余力与之对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性格是最难掌握的，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慎重对待这个在行为和思维方式上与我们如此迥异的劲敌，这样的情形在别的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就跟一九〇五年的沙俄一样，面对的敌人是一个不隶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却装备充足、操练有素的民族。对西方国家而言，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规则是一种共识，而日本人却弃之不顾。因此太平洋上的战争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一连串岛屿登陆作战和阻碍重重的后勤工作，摸清“敌性”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了与之抗衡，我们不得不弄清楚他们的行为举止。
这并非易事。自日本紧闭的国门被打开那天算起，已经有七十五年了，在此期间，我们不得不用到一系列令人困惑的诸如“既……又……”之类的词句来描述日本人，这跟世界上其他民族非常不同。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谈起日本以外的民族时，大概不会既说他们温文尔雅，又说他们傲慢跋扈；不会既说他们顽固不化，又说他们善于变通；不会既说他们性情温顺，又说他们不甘人下；不会既说他们忠厚本分，又说他们心怀叛逆；不会既说他们刚毅坚强，又说他们懦弱无比；不会既说他们在意物议，又说他们至情至性；不会既说他们可以接受军队里机器人般的日常操练，又说他们不服管教，甚至图谋不轨；不会既说该民族如何热切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如何保守固执。他不会既写一本书大谈这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把无上的荣耀给予演员和艺术家，把菊花栽培当成平生最大的爱好，又写另外一本书来补充说，这个民族尊崇刀剑和武士无可比拟的荣耀。
然而，正是上述这些切实存在的矛盾，纵横交织成了有关日本的论著。菊与刀，正是同一幅画的两个组成部分。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极其温和；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尊又温文尔雅；既刚愎自用又极其纤弱易变；既乖顺听话又不甘受制于人；既忠诚又反叛；既勇敢又懦弱；既因循守旧又非常乐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行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肆意妄为。他们的军队训练有素，却又非常叛逆。
既然彻底地理解日本对美国而言已经成为重中之重，我们就不能不理会上述种种让人烦扰的矛盾了。很多关键问题已经扑面而来：日本人将来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能否不攻打日本本土而使之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从日军俘虏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我们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采取什么样的舆论策略，才能救护美国人的性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即使仅剩一人也要顽抗到底的意志？这些问题即使对那些熟知日本的人来说，也难以统一回答。当和平降临后，需要对日本人实施长期军事管制以维持秩序吗？为了消灭那些疯狂的抵抗分子，我军是否有必要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之战斗？在可能迎来世界和平之际，日本会否发生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如果发生革命，谁将领导这场革命呢？或者，如果没有发生革命，日本民族是否只能走向灭亡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莫衷一是。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接受委托，开始了关于日本的研究工作。那年夏初，我国刚刚展开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为了弄清日本民族的本性，我使用了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术。很多美国人认为，我们与日本的战争可能还需要持续三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日本人则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百年。他们说，美军虽然攻打下了日本的局部地区，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公报媒体丝毫不承认日本海军的战败，日本国民仍然坚信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形势在六月以后起了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对欧洲战场的优先考虑已无必要，对德战争也胜利在望。在太平洋上，我军已经登陆了塞班岛，这场大战役预示着日军将彻底战败。在此之后，我军便逐渐与日军短兵相接了。而且，我们已经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战役中见识过，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多么可怕。
所以，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解答关于我们的敌国——日本的许多疑问变得非常必要。不管是为了解答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疑问，也不管是为了做出最高决策还是为了在前线给日军分发宣传小册子，任何真知灼见都很有用。我们不仅要了解东京当权者们发动战争的原因及目的，还要了解日本悠久的历史和经济、军事方面的统计资料。但我们更要弄清楚的是，日本政府能从他们的人民那里获得哪些支持？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情感习惯，以及由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还必须弄清是什么塑造了他们的这些行为和观念。我们一定要抛却作为美国人的先入之见，不要武断地认为日本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行事。研究的主要方法
我的研究工作困难重重。目前美国正在跟日本打仗，在战争中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对方是很容易的，但要深入了解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而我又必须把这项研究继续下去。问题是日本人将会如何行动和思考，而不是我们自己在类似情境中将会如何行动和思考。我不能把战争当成不利条件，而必须尽量把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表现作为有用资料加以利用。我必须留意他们是怎样进行战争的，并且暂时不把战争当成军事问题，而是看成文化问题。就跟和平时期一样，他们在战争时期的表现同样具有日本特色。他们应对战争的方式透露了他们怎样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他们的领导人鼓舞士气的方式、稳定军心的方式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们究竟是把什么当成他们可以依靠的力量的。我必须追踪他们在战争中的这些细微表现，逐步揭示日本人之所以成为日本人的主要特质。
然而，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还是对我的研究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这表明我不能使用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没办法到日本去，没办法生活在日本家庭中，亲身感受一下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磕磕绊绊，并区分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我无法看到他们是如何艰难地做出决定的，也无法看到他们是如何培养教育下一代的。经过人类学家实地考察而写就的专著只有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的《须惠村》了，这是一本关于日本村落的专著，虽然很有价值，但并不涉及我们一九四四年所要面对的许多有关日本的问题。
虽然困难重重，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还是坚信总有些方法和基本原理是可用的。至少我不是完全不可以使用文化人类学家最为倚重的方法——与被研究对象面对面交流。在我国就生活着很多曾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具体事例，看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些事情的，以此来填补我们认知上的很多空白，而这些认知对于人类学家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他一些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家，则大多采用的是阅读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查找统计资料、追踪日本人的书面宣传或口头宣传中的词句变化等方法。而我坚信，他们所要寻找的很多答案，都潜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观之中，因此，对曾经在这种文化中生活过的人进行研究，定会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没有查找文献资料，或不曾受惠于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相反，关于日本的大量文献和曾旅居日本的很多优秀的西方观察家，都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这些便利条件是很多到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去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所没有的。那些没有文字的部落无法把自己的文明形诸笔墨，西方人对他们的论述也是寥若晨星、蜻蜓点水，没有人知晓他们的历史。进行实地调查的研究者们只得在没有先行者帮忙的情况下，独自探索这些部落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等级划分、宗教中的最高神等等。而我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却可以继承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嗜古好奇的书籍描写了日本人生活的细枝末节，欧美国家的人记述了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而日本人自己也撰写过许多非同寻常的自我记录。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的是，日本人有强烈的自我记录的冲动，他们不仅记录了日常生活琐事，还写下了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有着令人讶异的坦率。当然，他们不可能和盘托出，没有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在描述日本时会略去很多在我们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对这些事情熟悉得就像空气一样，以至于会视而不见。我们美国人在描述美国时也会这样。不过，日本人到底还是更喜欢暴露自己的。
达尔文说自己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经常采用一种方法：对无法理解的事物给予特别关注。我在阅读上述这些文献时，也常采用这种方法。比如，我该如何理解议会演讲中这些并置的观念：他们一方面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行为大肆攻讦，一方面又对骇人听闻的暴行置若罔闻。在阅读文献时，我始终带着这样的疑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该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呢？
另外，我还看了很多在日本创作、拍摄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和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我之后又和一些在日本看过这些影片的日本人认真探讨过。在讨论过程中我发现，我们有着不同的角度，对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评价都是不一样的。当我对其中的一些情节一头雾水时，他们却恰恰相反。而且，他们是从全局的角度来理解整部电影的剧情和动机的，这一点也和我不一样。就像阅读小说一样，日本小说在我眼里和在这些成长于日本的人眼里就非常不同。在这些日本人中有着两种极端，有些人爱日本的一切，他们会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进行辩白；有些人则相反，他们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种人使我获益更多，因为不论是悦纳还是排斥日本文化，他们所给出的日本生活规范的图景都是一样的。
如果人类学家只是简单地从其研究对象身上去搜集信息并寻求解答，那么他所做的事情，那些曾旅居日本的出色的西方观察家们同样做得来。如果一个人类学家的工作仅限于此，那么就不能指望他会突破以往有关日本的研究而提出新的观点。然而，文化人类学家由于受过某种训练而具有某些特殊能力，只要他们肯多费些力气，尽量在众多研究者和观察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就依然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熟知亚洲和大洋洲的多种文化，他们发现，日本的很多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竟然与马来群岛、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等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原始部落十分相似。当然，据此认为这些原始部落在古代和日本有过接触或曾向日本移民是很有意思的，但我并不关心这些文化相似性背后的历史关联，我感兴趣的是，这些习俗在相对简单的文化中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这些相似或差异是如何帮助我理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的。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缅甸和中国也多少有些了解，所以可以把它们与日本进行比较，这些民族共同组成了亚洲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人类学家对原始民族的研究已经再三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也许两个相邻部落的习俗在形式上有百分之九十是相同的，但总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为的是使其适应各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一个民族所摒弃的某些基本习俗，即使其所占整体习俗的比例微乎其微，都可能使该民族走向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人类学家来说，研究这些民族大部分共性之外的小部分差异是很有意义的。
人类学家也必须尽量去适应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之间的不同，为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他们的研究技术亟待成熟。他们凭经验知道，身处不同文化的人们注定要遭遇的状况是截然不同的，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对这些状况的解读也是千差万别的。任他们的想象力再丰富，他们也不曾想到某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的部落习俗竟然是根据血缘责任或财务交换而制定的。他们必须对这一习俗进行调查，不仅要调查血缘关系或交易关系的具体情况，而且要弄明白这种习俗在部落中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以及每一代人如何从小就受其约束，又是如何效法祖先，将这种习俗传承下来的。
上面这种聚焦于“习俗的差异、习俗的约束作用及习俗的后果”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日本时同样适用。没有人不认为美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差异，我们中间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日本人的行事方法与我们是完全相反的。这是相当危险的，即一个学者对上述说法深信不疑且简单地认为，由于两国的文化差异太离奇，所以根本不可能理解日本。人类学家的过往经历已经很好地证明，再离奇的差异也不可能阻挡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人类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把这种差异看作无用资料，而前者把它们当成有用资料。没有什么比离奇的制度和民族差异更能引起人类学家的特别关注了。人类学家不会视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为理所当然，这使得他们能够全面地看问题，而不是只留意少数被刻意挑选出来的事例。在关于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未接受过比较文化学训练的人往往无法以全方位视角审视研究对象的行为。他们总是把太多事情看作理所当然，忽略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微习惯和所有关于家长里短的公认裁决。然而，对该民族的未来而言，这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要远比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重要得多。人类学家必须学会研究平常琐事，因为他们所研究的部落的平常琐事与他们本国的平常琐事殊为不同。当他们想要理解在这个或那个部落中被视为最歹毒或最怯懦的行为时，当他们想要理解这些部落中的人在特定情况下将要如何行动和感受时，他们就会发现细节的重要性。人类学家有理由相信这些细节是非常重要的，也知道该如何挖掘它们。
将上述方法运用于研究日本是有价值的。因为只有密切关注所有民族的生活细节，才能彻底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要性，即无论是在原始部落还是在拥有先进文明的民族中，人类的行为方式都是从日常生活中习得的。不论一个人的行为和观念如何离奇，他的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总还是与他的过往经历密切相关的。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深感困惑，就越认为他们的这些奇异行为是由生活中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造成的。如果我的研究能深入到日本人日常交往的细节中，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这正是研究的关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也确信这样的前提：再孤立的细小行为之间也会有某种系统性的联系。我非常重视成百上千的细枝末节连缀成一个总体模型的方式。一个社会总会顺应其成员的生活而形成某些制度设计，如果该社会认可某些评判和应对困境的方法，那么这些解答方案就会被该社会中的人视为普遍真理。即便困难重重，他们也会努力将这些解答方案整合成一套圆融自洽的价值体系。业已接受某种价值体系的人，不可能在其生活的某些部分遵循完全相反的另一套价值体系而不造成混乱和不便。他们总是力求自己的言行和立场前后一致，他们总是基于相同的理由和动机行事。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是必要的，否则整个价值体系就会瓦解。
这样一来，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了一起。当一个领域发生了比其他领域更为剧烈的变动时，其他领域就会相应地受到巨大的挤压，这种挤压是为了实现整体的一致性而出现的。在热衷于追求凌驾他人之上的权力的前文字社会，人们在宗教活动中的权力欲望一点也不比在经济活动和外事活动中少。在留存有古经卷的文明国家里，教会必然保存有这些过去时代的语录，而无文字的部落则没有。但是，由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越来越获得公众支持，教会在与它们有纠葛的领域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经卷中的词句虽然保留下来了，但意思却完全不同了。宗教教义、经济实践和政治活动并不是被清清楚楚地隔绝在各自的小池塘里，它们的水流会漫过臆想中的堤坝，难分难解地混杂在一起。因为事实向来如此，所以学者越是把自己的调查广泛地扩展至经济的、性的、宗教的、婴幼儿抚育的领域中去，就越能更好地理解他所研究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事。这样一来，他就能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并能方便地获取所有生活领域的资料，就能学会从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角度来理解任何民族的诉求，不论这些诉求是用政治的、经济的，还是道德的术语来表达的。因此，该书并不是一本专门讨论日本的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生活观念的书。它描述的是那些在任何活动中都能自然流露出来的观念，它探讨的是日本何以成其为日本。
我们不仅对日本何以成其为日本颇为费解甚至有先入之见，而且对美国何以成其为美国、法国何以成其为法国、俄国何以成其为俄国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面临的障碍之一。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各国之间才彼此误解。有时候，矛盾仅仅是由细微的差异引起的，我们却担心这种矛盾无法调和。而在一个民族根据其整体经验和价值体系，已然形成一套与我们的设想迥然不同的行动方案时，我们却在侈谈共同目标。我们根本不尝试着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是什么。如果我们去了解了，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个行动方案并不因为不为我们所熟知，就一定是坏的。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各民族对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说法。各个民族的作家都试图描述自己的民族，但这并非易事。任何民族在观察自己的生活时都会采取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视角，而且人们往往很难意识到自己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观察生活的。任何民族都视其为理所当然，他们观察生活时所采取的方式和角度仿佛都是上天注定的。我们不要指望戴眼镜的人会弄清镜片的度数，同样，我们也不要指望各个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当我们想知道镜片的度数时，我们可以从受过专业训练的眼科大夫那里获知。毋庸置疑，总有一天我们会承认，社会科学研究者就是当今世界各民族的“眼科大夫”。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心肠强硬、态度宽容。有些善意人士强烈地指责强硬心肠，鼓吹“世界大同”并坚信这样一种理念：全世界的人虽然有东方人和西方人、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分，但这些不同都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所有人类都是志趣相投的。这种理念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为什么就不能主张日本人和美国人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呢？看来这些善意人士认为，全世界所有民族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否则就无法建立国际亲善主义。但是把这种趋同性作为各民族互相尊重的前提，就像要求自己的妻儿跟自己毫无二致一样，这未免太荒唐了。硬心肠的人认为存在差异是正当的，他们尊重差异，致力于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美国可以是纯粹的美国而不损害世界和平，法国、日本莫不如此。对于那些并不相信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学者来说，用外力来压制硬心肠者的态度是一种荒谬的做法。他也无须担心秉持这种立场就会使世界毫无改进。鼓励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要让世界停滞不前。英国并未丧失英国性，虽说伊丽莎白时代过去了，但是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紧随其后。正因为英国人一贯如此“英国”，所以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标准和民族气质。
想要对各民族间的差异进行系统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硬心肠和宽容心。只有当人们对自己的信仰足够坚定以至于非常宽容时，宗教的比较研究才能蓬勃发展。他们可以是耶稣会会士，也可以是个阿拉伯学者或不信教者，但绝不能是偏执狂。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如此，当人们还在极力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解，并偏执地认为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解答方案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会停滞不前。这些人永远也不会明白，了解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恰恰能增强人们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把自己隔绝在那些愉快而丰富的体验之外，如此顽固自守，除了要求其他民族采纳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外，别无选择，就好比美国人敦促其他所有民族接受他们最喜欢的信条一样。但是，其他民族无法适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好比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也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土著那样以金鸡独立式休息一样。
因此，本书讨论的是那些在日本被期待或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习惯，比如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谦恭有礼，什么情况下不会，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感到愧疚，什么情况下则会感到尴尬，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要求等等。这本书所谈论的内容最好都来源于各色人等的街谈巷议，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每个人都会符合书中所提到的每一种特殊情况，而是说他们都会承认自己在那种情况下就会那么办。本书之所以采取这种研究方法，就是要挖掘隐藏在日本人思想和行为背后的态度。也许不会达成这一目标，但它依然是本书的理想。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到达某一个时间节点，此时，即使有更多提供资料的人，也不会再增加更多的确实性。比如“谁应该在何时对谁行礼”这样的问题，就没必要对全体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这些公认的礼俗和仪式，任何一个日本人都能告诉你，顶多再找几个人确认一下即可，根本没必要去找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确证这同一个结论。
要想弄清楚日本人赖以建立起自己生活方式的那些观念，人类学家需要做的工作就远不止统计学验证这么简单。他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说清楚这些习惯做法和判断是如何成为日本人看待生活的方式的。他必须阐明日本人的观念是如何影响他们看待生活的视角和方式的，还必须尽量使那些以迥异的视角和方式看待生活的美国人也能理解。在这种分析研究中，普通的日本人并不具有权威性，因为他们并不能恰到好处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况且他们对向美国人解读日本这种行为嗤之以鼻，觉得是多此一举。
美国人在进行社会研究时，通常不会去注意文明的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那些前提，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擅长的是统计学方法，他们关注的是观点和行为的“散点图”。他们会对大量人口普查资料、调查问卷、人物访谈、心理学测量等进行统计分析，目的是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依存关系。在做舆论调查时，可以使用抽样调查技术对全体国民进行研究，这种技术在美国已相当完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政策。支持者和反对者又可以分别按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共和党员和民主党员等进行分类。这一研究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尤其是在一个实行普选制且由民意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
美国人可以进行民意调查并获知调查结果，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的一个明显前提却无人提及，即他们非常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并视之为理所当然。民意调查的结果只不过使我们对已知事项多了一些了解而已。要想了解另外一个国家，必须先对其国民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然后民意调查这种方式才能派上用场。慎重的抽样调查可以告诉我们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事先不了解他们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的，抽样调查结果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在弄清了他们对国家抱有什么样的观念后，我们才能知道活跃在街头或国会中的各个派别到底在为何而争论。一个民族对待政府的态度要远比那些标志各党派力量的数字具有更普遍、更持久的重要性。在美国，政府对共和党和民主党来说都是一种必要的恶，而且它限制了个人的自由。除非是在战争年代，美国政府职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在私营企业中任职的人高多少。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简直不能相提并论，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很大差别。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他们这方面的观点。这些观点体现在他们的风俗习惯、对成功者的评价、关于民族历史的神话、民族节日的辞令中，我们要对这些间接表现进行系统研究。
就像我们研究选举中的赞成票和反对票的比例一样，我们也能够认真地、充分地研究某个民族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基本观念以及他们所推崇的解答方案。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基本观念很值得我们研究一番。我的确也发现，如果我们弄清了西方观念与日本人的人生观相悖之处，掌握了他们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行为中的许多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我开始理解了，为什么某些反差很大的行为，在日本人看来却是一以贯之的某一体系的组成部分。我可以尽量解释这是为什么了。我和日本人共事时就发现，他们原来使用的那些奇特的词句和概念，现在居然变得意义重大且饱含深情了。西方人要想理解他们的道德观和罪恶观就必须脱胎换骨。他们的观念体系是与众不同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日本式的——包括日本的优点和缺点。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每个文化传统都有其关于战争的正统观念，虽然会有所不同，但所有西方国家总还是大体相似的。譬如，全面交战前如何鼓舞士气，局部失败时如何稳定军心，战死率达到多高应该投降，如何对待战俘等等，这些事项在西方各国之间都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些国家同属一个大的文化传统，包括战争在内。日本人对西方战争惯例的违背之处，恰可以用来研究他们的人生观和对人所应尽的本分的看法。我们的目的在于系统地研究他们的文化和行为，至于那些背离我们正统观念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意义重大，我们暂且不管。这些不同可能都很重要，因为其中隐藏着日本人性格特征的秘密，需要我们去揭示。精神胜于物质
日本为其发动战争做辩护的那些前提恰恰与美国相反。日本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与我们截然不同。美国人认为战争是由轴心国——日本、意大利、德国的侵略造成的，它们非法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事实证明，它们侵占“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等地后所推行的是压迫弱小民族的邪恶计划。它们违背了“相互宽容，互不干涉”或至少是“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准则。然而，日本人对引发战争的原因却另有一番说辞。他们认为，正是各国的绝对主权导致了全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日本有必要为建立国际等级秩序而战斗。这一等级秩序当然应该处于日本的领导之下，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是唯一一个真正自上而下建立起等级秩序的国家，因而也最明白“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实现了国内统一与和平，荡平了匪患，修建了公路，建立了电力和钢铁产业。根据官方数据，日本99.5%的青少年都在公办学校接受了教育。所以，它认为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因为“大东亚”诸国同属一个种族，所以日本人认为应当首先将美国，然后是英国和俄国，驱逐出这一区域，使之“各得其所”。所有国家在国际等级秩序中各安其位，共同组成一个统一有序的世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这种获得日本人高度重视的等级秩序在日本文化中的意义。这是日本民族独创的、最符合其审美幻想的观念。但不幸的是，被日本所占领的那些国家却并不认同这一理想。即便如此，日本在战败后依然固守着“大东亚”的错误理想。而且，即使是日本战俘中最不好战的人，也很少指摘日本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人必然会固守一些他们与生俱来的观念，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等级秩序的忠诚与自信。这与一向崇尚平等的美国人格格不入，但我们还是要弄清楚等级秩序对日本意味着什么以及对日本有什么好处。
日本对胜利抱有希望的基础也与美国的通行见解不一样。他们叫嚣着日本必胜，精神必定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虽然是个大国，军备力量的确优越，但这又能怎样呢？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根本不值一提。日本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上曾经写道：“如果我们害怕数字的话，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即使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平民政治家、大本营（即二战时期日军最高指挥部）以及军人们也会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力量的竞争，而是仰仗精神的日本人和仰仗物质的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在我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更是反复强调：“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将败于精神力量。”毫无疑问，这一信条在塞班岛、硫黄岛溃败时，成了他们最方便的托词，但它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托词。它在日军连续获胜的那几个月里是有力的号召，它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前就已经是深入人心的口号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将军曾经在宣传小册子——《告全日本国民书》中写道：日本的“真使命”在于“宣扬皇道于四海，力量的缺乏都不足忧虑，而况什么区区的物质么”。
当然，像许多正在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实际上也在担心。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其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飙升，在偷袭美国珍珠港的一九四一年，其国民总收入将近二分之一都被用于陆海空的军备上，而有关民用的行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百分之十七。日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同并不在于日本对军备物资漠不关心。但是，军舰和大炮只不过是不朽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就像武士的佩刀是他的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
美国致力于使自己变得强大，而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了增产运动，但开展增产运动的基础却自有其前提。他们认为，精神才是一切，才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但那却是排第二位的，是瞬间即逝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宣称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留存千年的物质，这是不变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被完完全全地移植到日常的战争行动中。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口号：“用我们精熟的操练去对抗敌人数量上的优势，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钢铁炮火。”这是他们一贯的口号，并非仅为这次战争而特制，他们的作战手册首页上就印着四个粗体字“必读必胜”。日本飞行员驾驶小型战机以自杀式撞击进攻我方军舰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是他们所秉持的“精神胜于物质”的信条。这种军人被叫作“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指的是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日本时，其船队因遭遇一场台风而船毁人亡、全军覆灭，这场拯救了日本的台风就被奉为“神风”。
更有甚者，日本当权者把“精神胜于物质”这一信条推行到了民间。比如，老百姓在工厂里做了十二个小时工，又被没日没夜的轰炸搞得身心俱疲，他们就解释说：“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强大。”“越是劳累，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很冷，大日本体育协会就在广播中号令大家做御寒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但能代替被褥等取暖设备，而且可以代替老百姓为维持正常体力所需但又很缺乏的粮食。他们说：“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在现在食物匮乏的时候还做什么体操。此言差矣，食物越是不够，我们就越要采取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以尽量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我们美国人看待体力，总是要看昨天是否睡了八小时或五小时，饮食是否正常，是否感到寒冷，而日本人计算体力的时候，根本不考虑积蓄体力的问题，他们认为那是物质主义。
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则更为极端，它们甚至认为，精神可以超越死亡这种生理学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放过一个英雄飞行员用精神战胜死亡的神话：
在一场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三或四架为一组的小编队飞回到基地。一个上尉是第一批返航的。他下了飞机之后，站在地面上，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陆续返回时，他开始清点飞机的数量，脸色苍白却异常镇定。当最后一架飞机返航后，他写成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他向司令官做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突然倒在了地上。在场的军官们赶紧跑上前去救助，但发现他已经死了。经过检查，人们发现他的身体早已冰凉，他的胸口上有致命的弹伤。一般来说，一个刚刚死去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但他的身体却冷得像冰块一样。他肯定是已经死了很久了，是他的精神支持着他做完了这次汇报。很显然，正是上尉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已死的他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在我们美国人看来，这肯定是一段无稽之谈。然而，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却并不嘲笑这种广播，他们也坚信，日本的听众不会把这当成是荒谬绝伦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这则广播切切实实说明，这名上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真实的奇迹”。这种事情怎么就不可能了？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名上尉显然是一个自我修炼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知道“镇定的精神可以持续一千年”，那么它怎么就不能在一个以“责任”为毕生追求的空军上尉身上多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相信，一个人通过特定的修炼就可以达到至高的精神境界。这名上尉就是通过修炼获得奇效的。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无视日本人的这一连串极端行为，把它们看成贫穷民族的托词，或者是被迷了心窍的人的幼稚行径。然而，我们越是这样看待日本人，就越难在战时或和平时期对付他们。这些信念是通过一定的禁忌和限制、一定的训练方法植入他们心中的，而且根深蒂固。这些信念绝不是一种罕见的孤例，我们只有在了解了这些之后，才能理解日本人在战败后承认“只有精神是不够的”“用‘竹枪’来坚守阵地是一种幻想”这些话的真正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据此才有可能理解他们的这番坦白，即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工厂中，经过与美国人的精神较量，日本人的精神力量还是差得很远。正如他们在战败后所说，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得太主观了。
不只是关于等级制和“精神至上”的说法，他们在战争时期对所有事情的说法，都为学者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素材。他们总是说，安全、士气等问题不过是早就警示过的事。不管遇到什么灾难，如城市遭到空袭、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等等，日本政府给老百姓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就料到了，根本不值得担心。收音机仍在卖力地宣传着，显然是想宽慰老百姓，让他们相信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让老百姓镇定下来。“由于美军占领了基斯卡岛，日本本土完全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我们对此早有预料，并已做了必要的准备。”“毫无疑问，敌军肯定会陆海空协同作战，向我们发动进攻，这在我们制定作战计划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包括那些期望日本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早日认输的战俘在内，所有日本战俘都认为，轰炸不可能挫伤生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锐气，“因为他们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日本飞机制造业协会的副会长在电台广播中说道：“敌机终于飞临我们头顶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业的同仁和一直在期盼此种事态的人，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所以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只有确信“一切尽在预料之中，我们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日本人才可能据此宣称，所有的事情都只是他们主动希求的，而不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我们不应认为我们是被动地受到了攻击，而应该认为是我们主动地引来了敌人。”“敌人，只管来吧。”他们绝不说“要来的终于还是来了”，而是说“我们所期盼的终于来临了，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教诲：“有两种机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在特别艰难的时刻，必须自己去创造机遇。”另外，据日本电台报道，当美军攻入马尼拉市时，山下奉文将军得意地笑道：“敌军此举正中我们下怀。”敌军在仁牙因湾（Lingayen Bay）登陆后，马尼拉市随即陷落，这乃是山下将军的缓兵之计，而战事的发展也跟他的计划相一致。山下将军的作战部署正在继续进行中。换句话说就是，败得越惨，事态就进展得越顺遂。
跟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不过是另一个极端。美国人之所以投入战争是因为形势所迫。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就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任何想要安抚美国普通民众情绪的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和巴丹半岛的失败时，绝不会说：“这些在我们的计划中都已充分考虑到了。”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自找的，我们就应该让他们瞧瞧我们的厉害。”美国人调整自己的全部生活，是为了应对这个挑战不断的世界，并且随时准备好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更多地建立在“事事都有预先安排和筹划”的生活方式上，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日本人在作战行动中不断宣扬的另一个主题也体现了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目光如何在盯着他们，所以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云云。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下发的命令说，他们现在已经直接暴露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日本军人的本色。日本海军官兵被警告说，在遭到鱼雷攻击而被命令弃舰时，必须以最端庄得体的姿势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全世界都会耻笑你们，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并且在纽约放映”。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对自己外在形象的重视，也深深扎根在日本文化之中。天皇至高无上
关于日本人的观念，最著名的问题就是他们对待天皇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有多大影响力呢？一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七百余年的封建时代里，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傀儡首脑。每个人都直接效忠于他们的领主，即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最高军事统帅——幕府将军，鲜有人认为要效忠天皇。天皇被幽禁在皇宫之中，其仪礼和活动都受到了幕府规章的严格限制，甚至如果一个地位很高的封建领主对天皇表示尊敬就被认为是背叛。平民百姓几乎意识不到天皇的存在。一些美国研究者坚持认为，我们只能通过日本的历史来理解日本。天皇一直默默无闻，在一些尚在世的老人心目中也仅是一些模糊的记忆，他怎么会被拥戴起来，成为号召如此保守的日本民族重新团结起来的核心力量呢？他们说，那些不断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着万世不革的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实在是强词夺理，他们的坚持恰恰证明了他们的论据不足。因而，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理由在对待天皇的问题上小心谨慎、心慈手软，我们反而有充足的理由对他们近来编造的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进行猛烈攻击。因为天皇正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打击并挑战天皇的神圣性，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坍塌。
很多熟知日本的、有才能的美国人，他们读过来自前线的报道或日本方面的文献，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很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语羞辱或攻击天皇更能刺痛日本人并激发他们斗志的了。他们认为，在日本人看来，批判天皇和批判军国主义不是一回事。他们亲眼看到，在一战之后的那些年里，尽管“德漠克拉西”（模仿日本人对“民主”的英文词汇的发音）的口号异常响亮，而军国主义声名狼藉，以至军人在东京上街时都要谨慎地换上便装，但对天皇的崇拜照样非常狂热。这些长期居留日本的人认为，“希特勒万岁”所表达的崇敬是不能与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相提并论的，它随着纳粹党的覆灭就消失无踪了，而且是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行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日军俘虏的证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日军俘虏与西方军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受过俘虏教育，即在被俘后什么问题可以说、什么问题不能说。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极不统一。这种教育的缺失当然是因为日本的“不投降政策”。这种情况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也未有所变化，即使那时只剩下了一部分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我们之所以要重视俘虏的证词，是因为这些证词代表了日本军队的意见。这些俘虏并不是一些因士气低落而投降的士兵，也没有因为投降而丧失了典型代表性。他们几乎都是（极少数除外）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因为无力抵抗而被俘的。
那些誓死顽抗的日军俘虏认为，他们极端军国主义的根源在于天皇，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顺承圣意”，是为了“宽慰圣上”, “为天皇效死”, “天皇挥戈所向，敢不效命”。然而，那些反对这次战争和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对所有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厌战的人把天皇说成是“热爱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天皇“向来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 “他是被东条英机骗了”。“在发动满洲事变时，陛下曾表示反对军部”, “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或未予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会允许他的国民被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晓自己的士兵受到了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完全不同于德国战俘。不管德国战俘如何不满于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了希特勒，他们依然认为，希特勒作为战争最高统帅，必须承担备战和发动战争的责任。但是，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政策与对皇室的忠诚无关。
不过，对他们来说，天皇是和日本密不可分的。“没了天皇，日本就不成其为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无法想象的。”“天皇是日本人民的象征，是宗教生活的核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在战争中失败，天皇也不能因此而受责备。“日本人民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万一战败了，也应该由内阁和军部高官而不是天皇来承担责任。”“即使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敬天皇。”
对通常认为凡是人就不能免于被怀疑、被批判的美国人来说，这种一致认为天皇无可指摘的论调，简直是自欺欺人。但毫无疑问的是，直至战败，日本人依然坚持这种论调。那些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都一致认定，没有必要在每页审讯记录上都写下“拒绝非议天皇”的字样。因为所有战俘都不愿意非议天皇，包括那些配合盟军向日军做广播的人在内。在从各地收集来的众多战俘审讯记录中，只有三份委婉地表示反对天皇，其中仅有一份讲到了这种地步：“保留天皇的皇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第三份则只是猜测：“天皇可能会让位于皇太子；如果废除了君主制，日本的年轻女性就有望获得她们歆羡已久的像美国女性那样的自由吧。”
因此，当日本军部将领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发给部属时；当他们在天长节那天，率领部属面向东方遥拜三次并高喊“万岁”时；当他们和所有部属一起，“即使在部队遭遇没日没夜的轰炸期间”，早晚吟诵天皇在《军人敕谕》中的“圣训”时（尔时，“吟诵声响彻森林”），他们都是在利用民众对天皇的这种崇敬。军国主义分子竭尽所能地利用了人民对天皇的忠心。他们号召部属要“奉诏必谨”“誓安圣虑”，要“以尊崇之心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效死”。但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有双重作用。正如很多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即使只有一杆竹枪，也会不假思索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有令，也会即刻停止战斗。”“只要天皇颁布这样的诏书，日本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 “即便是在满洲的关东军”——最强硬最好战的部队——“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旨意，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甘愿为重建家园而活下去。”
对天皇无条件的、无限的忠诚，与对天皇之外的一切人和集体的大加批判，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管是在日本的报纸杂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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