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节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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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开讲:诗经开讲试读：
前言
曾经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东鲁春风吾与点”；下联是“南华秋水我知鱼”。“南华秋水”，说的是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上辩论的故事。“东鲁春风”说的是孔子和学生讨论理想的事。孔子有一次问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人各自的志向。曾皙一边听着同窗慷慨激昂的陈辞，一边悠闲自在地鼓着瑟。显然，他并不赞成那些富国强兵的皇皇大论。老师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呢？”曾皙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希望在暮春季节，穿着宽松轻柔的春装，同着一些朋友，在沂水中沐浴，在祭坛边乘凉，唱着歌，悠悠然走回家去。”孔子听了以后，〔1〕感叹道：“好啊，我也赞成这样的理想啊！”曾皙所要唱的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诗经》里的“诗”。那个时候，大多数读书人都能赋诗述志，出口成章，咳唾成珠。
二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正处于西周—春秋时期，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原地带（包括了大约今天的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区），出现了一股历经几百年而不衰的崇尚诗歌的热潮。
如果真有童话里所说的时空飞行器，让我们回到那个古老的、抹上了种种神秘色彩的时代，我们将看到我们的先人，无论男女老少、贤愚贵贱，或在风和日丽之中、平原旷野之上，群歌互答、忽断忽续；或在学校墙内、师生之间，琴瑟相和、朗吟盈耳；或在朝会之际、酬酢之时，钟鼓齐鸣、涵咏不绝……这是怎样的诗的盛况啊！人们都称誉中国是诗的国度，这个国度，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拥有了一个花团锦簇的灿烂的春天！
那时的人们，或是用诗来表达互相爱慕的情意；或是如曾皙那样，用诗来抒发快乐的心情；或是用诗来讽刺暴君的丑行；或是像外交使节那样，用诗来表明各自的立场。思想深邃的哲人们，还从诗中领悟到“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道理，并用它来谆谆教导后人。《诗经》不但主题丰富多样，其艺术手法也异彩纷呈，如赋、比、兴、对偶、重迭、夸张、比喻……表现的风格或雄壮、或柔美、或苍凉、或轻婉……姹紫嫣红，触处皆春！韩愈在《进学解》中推誉《诗经》：“诗正而葩。”这个“葩”字，精彩地道出了《诗经》千姿百态之美。《诗经》的美，是不朽的，因为她的美已经汇入了中国流淌数千年的文学长河，她泽被后代文学的功绩，就像她被人们咏诵的次数一样，是难以计算的。
明人方孝孺《谈诗》诗写道：“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朱东润先生也说：“吾国文学导源于《诗》三百五篇，不知《诗》三百五篇者，不足与言吾国〔2〕文学之流变。”
可见《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华弥缛，万代永耽”。这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的话，意思说优秀的诗歌如花似锦，受到千秋万代人的喜爱。我们用这八个字来概括《诗经》的特色，不是很恰当吗？陈节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2〕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绪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一章《诗经》的作者、时代及地域第一节诗的产生
最早的诗歌是如何产生的呢？世界各民族的诗歌发展史都以翔实的材料向世人表示：人类最早的诗歌是劳动歌曲。它起始于劳动的呼声，又演变为呼声与语言的结合。如《淮南子·道应训》所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布赫尔在《诗歌及音乐的起源》中论述道：
这些歌的助音所代表者，乃是与工作不可解地联系着的那些天然声音的混合。所以野蛮人在工作时的歌调的第一次尝试，并不是根据了作诗的一定规律，而把他们想到的词句集合起来，以便把他的意思表现得最美丽、最为显而易见，而是把半野蛮的声音排列为一定的顺序……
但是这样的“劳动号子”式的诗歌，毕竟过分粗糙，而且不定型。文化人类学者考察的结果是，世界各个民族诗歌最主要的起源是原始宗教祭歌。如古希腊在举行酒神祭典时，主祭者和信徒们，披戴着葡萄枝叶或其他植物的枝叶，在竖琴的伴奏下，狂歌曼舞。后来就从这祭典仪式中产生了抒情诗，又产生了悲剧、喜剧。中国的情况与此相类似。中国原始宗教中“万物有灵”的观念，催生了不少的祭典仪式，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仪式上，人们载歌载舞以娱神和自娱。《尚书·尧典》所记之“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竹书纪年》所言之“帝喾之时，击钟磬，凤凰鼓翼而舞”。《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载之“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等，都为我们描述了荒古时代图腾部落欢歌狂舞的场面。这种以歌伴舞、以舞助歌的形式，便产生了最早的诗歌。清人阮元考证《诗经》中的“颂”，原来是训作“舞容”〔1〕，就是说，《颂》是诗和歌舞的结合。我们知道，颂诗主要用于祭典，祭典离不开且歌且舞，把“颂”解作“舞容”，是合乎情理的。朱光潜先生指出，汉魏乐府诗中有《鼓吹》、《横吹》、《清商》等名〔2〕称，都是以乐调名诗。这些事实也表明，诗歌、音乐、舞蹈乃是同源的，最初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只是发展到后来，三种艺术渐渐分化而呈独立之势。
当然，诗歌如果总是停留在伴舞或作为祭典的手段，那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诗歌就不值一提了。随着诗歌的独立，诗歌渐渐被用来表达人们的情感，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诗歌与情感的关系。《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汉书·艺文志》也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所谓“志”，即心之哀乐。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明确指出：“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诗就是用来表达内心感情的。《诗·大序》对这个问题作了更透辟的阐述：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宋代大儒朱熹是这样引申这一段话的：
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馀者，〔3〕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情感既是人类与生俱来之物，总得给它以发泄、表达的机会。先民时代是这样，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文学发达时代也是这样，所谓“嘉会寄诗以来，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还，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使贫〔4〕贱而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也”。诗歌发展的历史证明，诗是人类情感最好的载体之一。第二节庞大的作者队伍《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称“总集”只是因为它汇集了周代大多数诗歌）。据张启成《诗经逸诗考》统计，《诗经》之外，篇名、诗句俱逸的，有14首，篇名存而辞逸的有27首，篇名逸而词存的有38首，篇名、词俱存的有17首，共计98首。比如《左传》隐公元年记郑庄公和其母亲在隧道中相见的情景：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左传》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这些诗都没有被收入《诗经》。这就是说，《诗经》的〔5〕逸诗几乎占了现存诗集总数的三分之一。
梁启超先生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很有感慨地说：“现在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这一段话对《诗经》的评价有两方面：一、《诗经》的价值性。在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宝库中，《诗经》是光芒四射的珍品；二、《诗经》的真实性。在琳琅满目的先人珍籍中，《诗经》颇为可靠、非为赝品。《诗经》这个名称，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才有的。在这之前的春秋时期，一般称这本集子为《诗》，因为它总数三百零五篇，所以人们又称它为“诗三百”或“三百篇”。《论语》中就同时出现这两种称呼：“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把《诗》称作《诗经》是有其用意的。“经”字的本义，是丝线。许慎《说文》释“经”曰：“经，织纵丝也。”古人用“经”来编连刻着文字的竹片——简，就形成了“册”——古代的书籍，因为经跟册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就用“经”来代表“书”。如《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里的“经”，都指书。汉代董仲舒提倡儒学，奉孔子为儒家宗师，凡经孔子整理过的书籍，都看作是可为人常法之典籍，于是《诗经》的名字便应运而生了。
下面，我们先从作者、时代、地域三方面来进行阐述《诗经》。
流传至今的通行本《诗经》共收诗三百零五篇。我们称“诗三百”，不过是举其成数而已。这三百零五篇诗分成《风》、《雅》、《颂》三个部分，各部分的篇数是这样的：《风》有十五国风，其中《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风》十九篇，《鄘风》十篇，《卫风》十篇，《王风》十篇，《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一篇，《魏风》七篇，《唐风》十二篇，《秦风》十篇，《陈风》十篇，《桧风》四篇，《曹风》四篇，《豳风》七篇。共计一百六十篇。《雅》分大、小雅。其中《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另有六篇有目无辞的“笙诗”。《颂》分《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
从以上所列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风》的篇数最多，《小雅》其次，然后是《大雅》和《周颂》、《商颂》、《鲁颂》。“风”就是民间歌曲，是“土调儿”。它的作者，很可能包括一般的老百姓。他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天真率直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既不想阿谀奉承，去为谁歌功颂德；也不怕那种写了“作则垂宪”就脑袋搬家的朱元璋式的文字网。这些作品多数是以口耳相授的方式传唱的，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加工、改造，因此可以说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国风》基本没有留下作者的真名实姓，但是我们从中体会到的思想感情，却是活泼泼、真切切的。它们如实地再现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也就是大约从公元前一一○○至公元前五六○年之间社会的状况、风土人情或自然风光。例如《豳风·七月》是一首著名的田园诗，其第一章：【原文】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发，
二之日栗烈。
无衣无褐，
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举趾。
同我妇子，
馌彼南亩，
田畯至喜。【今译】
七月火星向西方，
九月人家分衣裳。
十一月北风呼呼叫，
十二月寒气透心凉。
粗布衣裳都没有，
今年怎样来御寒？
正月里来修农具，
二月春耕下地忙。
我那老婆和孩子，
送汤送饭到垄上，
田官老爷喜洋洋。
诗中对农夫们一年到头无休止的劳动过程和他们窘迫的生活处境的描写，应当是比较符合西周初期的社会情况的。它的语言是那样质朴，不加雕琢；它的感情是那样真挚，不加粉饰。这样的作品的价值，何曾因了作者姓名的淹没而减损一丝一毫呢？《诗经》中也有很多贵族的作品，它们大部分保存在《雅》诗里，其中有五篇明确地提到作者的名字。它们是：《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鲁颂·閟宫》：“新庙奕奕，奚斯所作。”
当然，这五篇作品中所标明的孟子、吉甫、奚斯，究竟是何许人，现在也无从详考。
有的作品，可以在古书中寻找到它们作者的某些信息。如《左传》闵公二年说：“许穆夫人赋《载驰》。”《载驰》见于《鄘风》。它的作者许穆夫人约生于公元前六九○年，是卫宣公儿子顽的女儿。她有两个哥哥：戴公和文公；两个姐姐：齐子和宋桓公夫人。她从小就以聪慧出名，许穆公和齐桓公都曾向她求婚。她从国家利益出发，认为应该嫁给齐桓公。因为齐国“大而近”，万一卫国有难，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援。可是父亲却把她嫁给了许穆公，所以人们称她为“许穆夫人”。北狄攻陷卫国国都，懿公战死，国人分散。在宋桓公的帮助下，卫国人暂时在漕邑安身，并拥立戴公为国君。不久戴公身亡，文公即位。许穆夫人惊闻故国传来的噩耗，痛心疾首，立刻驱车奔往漕邑，吊唁戴公，又四处奔走，请各大国驰援卫国。按照当时的风俗，国君夫人除非遭逢父母丧事，否则不得出国境。许穆夫人受爱国之情驱使，亲自驱车千里回卫，她的行动遭到了许国大夫的百般阻挠。许穆夫人悲忿不平，作了这首诗，抒发心中的忧伤和救国的决心：【原文】
载驰载驱，
归唁卫侯。
驱马悠悠，
言至于漕。
大夫跋涉，
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
不能旋反。
视尔不臧，
我思不远。
既不我嘉，
不能旋济。
视尔不臧，
我思不？
陟彼阿丘，
言采其蝱。
女子善怀，
亦各有行。
许人尤之，
众稚且狂。
我行其野，
芃芃其麦。
控于大邦，
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
无我有尤！
百尔所思，
不如我所之【今译】
车儿马儿快快奔驰，
赶回祖国吊唁兄弟。
驱马踏上漫漫征途，
眼看来到故土漕邑。
大夫们千里跋涉来拦阻，
我的心中悲伤不已。
即使你们说我不好，
也不能让我往回转。
你们的主张不怎么样，
我的思虑更周详！
即使你们说我不对，
也不能改变我方向。
你们的想法并不高明，
我的考虑有什么不妥当？
登上高高的阿丘，
采些贝母免烦忧。
虽说女子多善感，
每人也都有自己的追求。
许国人对我喋喋埋怨，
幼稚狂妄真可笑。
走在祖国的郊原上，
绿油油麦田招人爱。
我要向大国奔走求援，
谁和我亲谁就赶来。
朝中的大夫众官员，
不要再把我责怪！
你们纵有好主意，
不如我的决定实在。
许穆夫人赋《载驰》一诗的事迹，《左传》中言之凿凿，从未有人怀疑过。这一首诗中深厚的爱国情思和卓越的政治见识以及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都使它成为优秀的政治抒情诗。据《左传》记载，许穆夫人归卫不久，齐国就派大将无亏帅车三千乘、甲士三千人戍守在曹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了卫国强有力的支持。这就是许穆夫人诗中“控于大邦”政治主张实施后的一个成绩。
但是，汉代的经师们对《诗经》作者的考证，也不乏主观臆断或捕风捉影之说。如《鄘风·柏舟》一诗，其第一章为：【原文】
泛彼柏舟，
在彼中河。
髧彼两髦，
实维我仪，
之死矢靡他。
母也天只！
不谅人只！【今译】
柏木船儿飘飘荡荡，
漂到河的中央。
那额前垂发的人儿，
正是我的情郎，
我到死也不改变心肠。
我的娘啊，我的天！
为什么对我这样不体谅！
这首诗很显然是写一个姑娘已有了心仪之人，母亲却逼迫她嫁给别人，她激愤地表明自己至死不变、矢志不渝的衷肠。《毛序》对这首诗的解释是：春秋时卫国的世子共伯早逝，其妻共姜要为他守节，却遭到父母的反对，共姜作此诗以明心志。姚际恒《诗经通论》对这种说法表示不满：“（此时）共伯已四十五六岁，共姜为之妻，岂有父母欲其改嫁之理？至于共伯已为诸侯，乃为武公攻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墓道）自杀，则《大序》谓共伯为世子及早死之言尤悖矣。”《史记》卷三十七《卫康侯世家第七》记载共伯之事可以作为姚说的佐证：
釐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
卫釐侯在位四十三年，他的太子共伯不大可能很年轻，再说太子的弟弟和都到了敢于搞政变的年龄，也说明太子不可能还在“髧彼两髦”的年纪，那么共伯的妻子共姜身为国君夫人，年纪也不至于很小。《毛序》说她身为国君夫人，丈夫死后，父母却逼她改嫁，这不是叫人难以接受吗？《诗经》的作者难以考证，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对于先民们的创作，本来就不必一味穷究其作者名姓的，而牵蔓扯藤地附会，更是不正确的态度。我们看英国的《伯阿乌尔》、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中国的《格萨尔王》……谁是它们的作者呢？并没有人能确指得出来，但是这些诗并不因此而失去它们的价值。
我们可以断言的是，《诗经》作者的队伍是相当庞大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既有“为王前驱”的士兵，“伐木丁丁”的工匠，也有“采采苤苢”的妇女，“独为匪民”的征夫，“退食自公”的官员，它既有被“二三其德”的丈夫遗弃的妻子，也有丧妻之后，“心之忧矣，曷维其亡”的丈夫，可说是各色人等，无不囊括在内。这真是一个罕见的创作大集团，它艺术地、集中地再现了从西周到东周几百年间各个阶层人们的思想感情、生活状况，反映了周代政治、经济、阶级关系、部族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它既是光辉灿烂的中国诗歌的源头，又是一幅巨大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民俗风情的画卷。第三节漫长的时间与广袤的空间
要探求《诗经》中具体作品的创作年代，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诗经》中的作品，特别是十五国风，从它们的产生到被写定，一定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作者。这正如美国的基特里奇教授所说：“一段民歌很少有、或绝对没有可确定的年月日，它确定的创作年月日并不像一首赋体诗或十四行诗那么重要。”民歌的完成，“是两重创作的结果，第一重创作是个人的，第〔6〕二重创作是群众的”。我们接触到不少民间歌谣，一首民歌因为时代、地域、作者的因素，而被不断修改、不断创作，往往出现两种以上的“版本”。如《古今风谣》中所收元朝至正年间燕京的儿歌：
脚驴斑斑，脚踏南山。南山北斗，养活家狗。家狗磨面，三十弓箭。
到明代，此歌个别文字作了改动：
狐狸斑斑，跳遍南山。南山北斗，猎回界口。界口北面，三十弓
〔7〕箭。
我们就很难说清它的第一个“版本”和最早流传的时代。
用古代儿歌来说明民歌创作的情况，并不是要把《诗经》中所有的诗都看作民歌，尽管朱熹在《诗集传序》中曾经下了这样的定义：“‘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因为如上所说，《诗经》中的作品来自当时的各个阶层，而且像《颂》，就是贵族所作用以祭祀的乐歌。我们要说的是，《诗经》中的不少诗歌，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班固《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当这些诗辗转流传到达太师手中时，肯定已经不完全是原创时的面貌了。《诗经》中大量作品的创作年代，都无法稽考。过去有一种说法，即指定《国风》中的《豳》、《桧》为西周诗，《秦》为东西周之交诗，《王》、《卫》、《唐》为东周初年之诗，《齐》、《魏》为春秋初年诗，《郑》、《曹》、《陈》为春秋中叶诗。这种说法，显然较为武断。比如《豳风》中某些作品可能是西周时所作，某些作品却可能是东西周之交的创作。歌谣流传的空间也许可以被限定，而歌谣创作的时间却较难被界定。
下面谈谈《风》、《雅》、《颂》各类诗创作的大体时间和产生的地域。《风》《周南》、《召南》《周南》、《召南》与周武王时期的周公和召公有密切的关系。郑玄《诗谱》说：“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圣人（周公）之化者，谓之《周南》；其得贤人（召公）之化者，谓之《召南》。”《诗谱》此论主要依据《武》乐。《礼记·乐记》：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始奏，象观兵盟津时也。再奏，象克殷时也。三奏，象克殷有余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蛮之国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职而治也。六奏，象兵还振旅也……《春秋公羊传》也说：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
这里的“陕”不是今天的陕西省。其地一说是今天的河南陕县，一说是西周时的王城，即今之河南洛阳市一带。周、召之地以此为界分开。
方玉润《诗经原始》主要从方位上来考证：
窃谓南者，周以南之地也。大略所采诗皆周南诗多，故命之曰《周南》，何以知其南耶？周之西为犬戎，北为豳，东则列国，唯南最广，而及乎江、汉之间。《周南·汉广》中提到“汉之广矣”、“江之永矣”；《召南·江有汜》提到“江有汜”、“江有沱”，以及《关雎》篇中的“在河（黄河）之洲”等，都说明“二南”产生、流传的地域，大体是在河南的临汝、南阳，湖北的襄阳、宜昌、江陵一带，这里的确是十五国风中最南的地域了。
论其时间，崔述《读风偶识》说：“成王之世，周公与召公分治，各采风谣以入乐章。周公所采，则谓之《周南》，召公所采，则谓之《召南》焉。其后周公之子世为‘周公’，召公之子世为‘召公’。盖亦各率旧职而采其风。是以昭、穆以后，下逮东迁之初，诗皆有之。”“昭、穆以后”，“东迁之初”，指的是“二南”中诗歌的起始时间。“二南”中《召南》的《甘棠》，是人们为怀念召伯作的，召伯是周宣王时的大臣，这是较早的一首诗；《何彼秾矣》中有“平王之孙，齐侯之子”的诗句，说的是周室王姬下嫁诸侯。因此“二南”中诗歌最晚的创作时间大致在东周初年。“二南”的特点，在于作者多是女性，所以反映她们劳动、恋爱生活的作品较多，如《芣苢》、《关雎》、《卷耳》等。其中不少还是礼俗诗，如写新媳妇归宁的《葛覃》，祝人子孙繁衍的《螽斯》、《麟之趾》等。
对“二南”乐曲的特点，先秦人的评语都比较概括、笼统。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时，赞叹“二南”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论语·八佾》说孔子推崇《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倒是清人方玉润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评说。方玉润说：
故其为诗也，融浑含蓄，多中正和平之音，不独与他国异，即古〔8〕豳朴茂淳质之风，亦不能与之并赓而迭和。
可见其音偏于雍容和雅，而且据《礼记》等书记载，“二南”中有包括《关雎》在内的六首礼仪歌。因为礼仪性乐歌一般都属《雅》诗，所以有人据此提出“二南”的乐调和《雅》有渊源关系。汉儒把“二南”列为“正”诗，也许跟这一点有关。“二南”的产生地，因为周昭王南征时，尽丧六师，而沦为楚人占领区，如《左传》所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故而又有人说“二南”是《楚辞》之源。《邶风》、《鄘风》、《卫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乐工为之歌《邶》、《鄘》、《卫》。季札击节赞赏曰：“美哉，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襄公三十一年，卫北宫文子引《邶风·柏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时，也称“卫诗”。可见春秋时期，人们是把《邶》、《鄘》、《卫》之诗统称作《卫风》。古人这样归纳，不是没有理由的。邶、鄘、卫原来都是殷商的故地，周武王灭商后，把殷都朝歌一带分为三块：朝歌之北称为邶，朝歌之东称为鄘，朝歌之南称为卫。产生在这三地的诗歌，实际上都是朝歌之土风，所以统称“卫诗”。卫诗流传的地域，在今天河北的磁县、濮阳；河南的安阳、淇县、汲县、开封、中牟等地。
这三组诗中创作年代可考的有《木瓜》、《硕人》、《载驰》、《定之方中》等。其中时代最早的应推《硕人》。《左传》鲁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卫庄公是公元前七百五十年左右的人，《硕人》的创作年代大约也在这个时候。此外《载驰》和《定之方中》都是以狄人灭卫为创作背景，狄人灭卫发生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而考证《木瓜》的创作时间则比较复杂。按《木瓜》中有“投我以木桃”，“投我以木李”之句。《大雅》中也有一首据说是卫武公所作的《抑》，其诗中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诗句。卫武公是西周后期的卫人，如果这两首诗都是武公所作、或者武公引用《木瓜》诗句到《抑》诗中，都可证明《木瓜》的创作时间，最迟应在西周后期。《卫风》中有一些篇幅较长、结构严谨的诗，如《谷风》、《氓》等。过去的学者如郑玄、孔颖达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们还认为邶、鄘、卫是殷商故地，因而卫国的诗歌乐调多少也体现了商代风诗的影响。冯吉轩《论郑卫之音》就说：“《国风》中各国风谣大部分比较短小，像《卫风》的《氓》与《谷风》这样大段分节的非常罕见。这也说明《卫风》的音乐水平较别国高出一截，具备了更细致、更深刻地反映生活的能力。……这正是它继承了商音乐较高水平的音乐传统的结果。”
卫诗在内容上多反映婚姻爱情问题。如《诗经》中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氓》产生在卫国，而《谷风》产生在邶地。而《桑中》、《静女》、《伯兮》也都是情感热烈、真挚的恋诗。另外，卫诗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人民对上层统治者的讽刺、不满、反抗的情绪，如《相鼠》、《墙有茨》、《新台》等诗，其揭露和批判都是入木三分、不留情面的。这跟卫国昏君多、人民负担重有必然的关系。《王风》《王风》全部是周平王东迁以后的作品。“王”，是王都所在地的简称。公元前七七○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变。周幽王昏暴，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联合犬戎攻周，弑幽王，宜臼即位为平王，徙居东都王城，这就是平王东迁事件。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地位与各诸侯无异，因此不称其诗为“雅”，而称“风”；又因为毕竟王号未除，所以不称《周风》，而称《王风》，算是还给王室保留一点面子。
平王王都所在地旧称洛邑，即现在河南之洛阳、孟县、泌阳、偃师、巩县、温县一带。《王风》的内容多反映“平王东迁、家室飘荡”之际社会动乱、民生倒悬的情况，如《黍离》、《兔爰》、《君子于役》、《扬之水》等。当然，《王风》中也有几首著名的情诗，如《采葛》中“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咏叹，早已脍炙人口。《郑风》
周幽王时，郑桓公担任周王司徒，幽王被犬戎所杀，桓公同时被害，其子武公继位，仍沿用郑的国号，这时大约是公元前七百七十年，也就是和平王东迁同时。《郑风》中时代可考的有《清人》。《左传》闵公二年载：“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此事发生在公元前六六○年左右，据此可以判定，《郑风》各诗的创作时间大约在东周至春秋时期。
郑国的都城在新郑，即今河南郑州一带。郑国在地理上处于苤山和山之间，夹着溱水和洧水。因为山高水险，交通不便，所以这里的人民所受到的礼乐教化的影响较少。班固《汉书·地理志》亦说：“（郑国）土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在郑国民间一直盛行着在春暖花开的上巳节，男女在溱洧之上踏春、聚会的风俗。
郑国的地理特点和风俗特色，使郑诗在内容上多歌咏男女相悦之情，如《溱洧》、《萚兮》、《山有扶苏》、《野有蔓草》等等，都是著名的情诗。因此，郑诗从古就受到儒家的攻击，孔子排斥郑声：“放〔9〕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当然这里的“淫”，主要是指这种音乐有使人放纵、失去节制，不符合礼乐之道的意思。又如《荀子·乐论》说：“郑卫之音，使人心淫。”《齐风》
齐国在山东的北部和中部，是东方诸侯中的大国。《齐风》中的《南山》和《敝笱》两篇，据说是讽刺齐襄公和胞妹文姜私通的事。襄公的同父异母妹妹文姜，出嫁前就和襄公有暧昧关系，嫁给鲁桓公之后，仍和齐襄公淫乱，鲁桓公斥责文姜，文姜向齐襄公哭诉，襄公竟然指使公子彭生杀害了鲁桓公，此事在《左传》桓公十八年中记载颇详。因此可知这两篇是春秋时期的作品。
齐国首都临淄，是春秋时的大都会，经济相当繁荣，人民精神比较愉悦，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因此《齐风》表现爱情的作品也较多，如《鸡鸣》、《东方之日》等。
齐诗的总体特点是乐调比较舒缓。班固《汉书·地理志》说：“齐诗曰：‘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其体也。”班固所举齐诗，乃《齐风》之《还》和《著》，这两首诗皆杂言体，而且多语气词，的确较他诗为舒缓轻柔，纡徐从容。《魏风》
魏在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六六一年），被晋献公所灭，所以所有的魏诗（七篇），都是在公元前六六一年前所作的。
魏国的故地在今山西芮城东北一带，这里是黄河折流之处，国土狭小而贫瘠，自然灾害多，生产力又低下，而国君又多贪鄙，而且长期受到秦、晋两个大国的逼迫，赋税、劳役繁重，民不堪其苦。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因此魏诗的内容多揭露、讽刺居上位者。如著名的《硕鼠》、《伐檀》，都是《诗经》中最有代表性的讽刺诗歌。《唐风》
我们今天都称山西为“晋”，其实古晋地本来应该叫“唐”。历史上有个“桐叶封弟”的故事，说的是周成王有一次用桐叶剪成一个圭，送给弟弟叔虞，说：“我把这个封给你吧！”圭，是古代帝王、诸侯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制礼器，轻易是不使用的。周公告诉成王“天子无戏言”的道理后，成王就把叔虞封为唐的诸侯。到了叔虞的儿子燮侯，因为唐地境内有晋水，就把国号改为“晋”。地域在今山西省中部太原一带，包括翼城、曲沃、绎县、闻喜等地区。不称其诗为晋风而称《唐风》，就是因为它原先是唐国。
据《左传》记载，晋昭侯封其弟成师于曲沃后，在成师的治理下，曲沃的势力渐渐超过了晋侯，于是晋侯产生了戒心和妒忌心，兄弟阋墙，手足相残。持续六七十年的内部斗争，把晋地人民拖入水深火热之中，人人感觉朝不保夕，诗歌中也就流露了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如《蟋蟀》、《山有枢》等。《秦风》
周平王东迁之时，秦襄公因勤王有功，被封为诸侯，并受赐邽、之地，所以秦的领土从甘肃天水一带逐渐扩大到今陕西地区及甘肃东部。
秦原是游牧民族，秦地又接近戎狄，所以很有纵横驰骋、马革裹尸的尚武精神。这种精神在诗歌里的表现，就是《无衣》、《小戎》、《车邻》等诗中的慷慨悲凉之气。《秦风》中年代可考的作品有《黄鸟》、《渭阳》。《黄鸟》为秦国子车氏三子被秦穆公强迫殉葬一事而作，其时在鲁文公六年（公元前六二一年）。《渭阳》是秦太子罃送舅父晋公子重耳的诗。晋公子重耳为避骊姬迫害，先后在齐、楚、秦各国流亡。周襄王十五年（公元前六三五年），秦穆公派兵护送重耳回晋国，立为晋君。罃送别重耳时，作此诗以赠。所以《秦风》大抵是公元前七七○年到公元前六二一年之间的作品。《陈风》
陈国的由来和舜有关系。史载周武王把女儿嫁给舜的后裔胡公满，封地为陈，使祀舜帝，其地域为今河南淮阳、柘城以及安徽亳县一带。陈地既然受封祀祖，所以向有“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的习俗，《汉书·地理志》称：其地“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有太姬歌舞遗风”。陈诗中《宛丘》、《东门之枌》等作品，都是这种遗风的体现。《陈风》中《株林》一诗刺陈灵公淫于夏姬一事。此事发生在鲁宣公九年至十年，故此诗当作于公元前六○○至五九九年之间。这是目前为止知道的，《诗经》中最晚出的诗。《桧风》
桧，也作郐。桧的故地在今河南省郑州以南、密县以东。《桧风》只有四篇。其《隰有苌楚》、《匪风》都是乱世哀苦之音。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必桧破民逃，自公族子姓以及小民之有室家者，莫不扶老携幼、挈妻抱子，相与号泣路歧，故有家不如无家之好，有知不如无知之安也。”“桧破民逃”，指的是西周末年，郑桓公一举消灭桧、虢等十个小国的事。《曹风》
曹本是小国，原本是周武王之弟的封国，处于卫、鲁、宋三国之间，其地约为今山东省西南部的菏泽、定陶、曹县一带。曹国疆域不大，统治者多腐败平庸，周敬王三十三年（公元前四八七年），为宋景公所灭。《曹风》共四篇。其《候人》一诗，《毛诗正义》和《诗集传》均认为是讽刺曹共公不用贤人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的事。僖负羁是春秋时与晋文公同时的人，所以可知《候人》约作于公元前六四○年左右。《下泉》一诗，据西汉焦延寿《易林》所考，约作于周敬王末年。《豳风》
豳，亦作邠，豳地在今陕西省邠邑、邠县一带。周的先祖公刘最早开发了豳地。它是周民族发展、壮大的摇篮。平王东迁洛邑以后，豳地遂为秦国所有，所以《豳风》应产生于西周，是《国风》中最早的诗歌。《汉书·地理志》称：“昔后稷封邰，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豳诗的确带着较浓郁的农业色彩。如长诗《七月》，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的农事活动。《豳风》中的《破斧》一诗，有“周公东征”之句，《破斧》即咏周公东征之事，故可知此诗当作于此时。《雅》《大雅》和《小雅》的作者，大部分属于周的贵族阶层，所以它们产生的地域主要是在西周的镐京和东周的首都洛邑。《大雅》三十一篇，其中保存着被后人誉为“周人开国史诗”的五篇作品，即《生民》、《公刘》、《皇矣》、《大明》、《绵》。这五首诗歌颂了创业先祖的功业和品德，它们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大雅》的首篇是赞颂文王崇高品德的《文王》。《吕氏春秋》曾引用《文王》中的诗句，指出此诗是周公姬旦所作。所以它的创作时间可能在西周前期。最晚的诗是《瞻卬》和《召旻》，两诗均讽刺周幽王任用小人，以致乱政亡国。因此，当为周幽王时期的作品。《小雅》七十四篇，其中有证据说明属于最早的诗可能是作于厉王时的《大东》，传统的看法都认为此诗为谭国大夫所作（谭亦为东〔10〕国），《汉书·古今人表》记谭国大夫是周厉王时人。最晚的诗是《节南山》和《正月》，因为其中提到“尹氏”和“褒姒”。尹氏是幽王时作威作福、任人唯亲，导致朝政动荡不安的太师，人们痛恨他，故作《节南山》以刺。褒姒是幽王的宠姬。可见这两首诗约作于幽王末年、平王初年，即公元前七七○年左右。《小雅》中的一部分民歌，无论在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可以和《国风》中最优秀的诗歌媲美，如《采薇》等。《颂》《颂》诗包括“周”、“鲁”、“商”三《颂》。《周颂》作于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时代，时间跨度约一百年。其产生地点在周京都镐京一带。《商颂》曾被认为创作于殷商时代。但从汉代开始，便有学者提出它是春秋时期宋国的作品，如《史记·宋世家》“赞”中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不过据《左传》记载，正考父是戴公时的大臣，戴公即位在公元前七九九年。宋襄公元年即公元前六五○年，襄公与楚争盟主之事发生在公元前六三八年。正考父如果为襄公作《商颂》，至少要活一百八十多岁。此外，《左传》隐公三年中已引用了《商颂》中的诗句，这是公元前七二○年的事，据此可以断定，《商颂》是公元前八、七世纪之间宋国的诗，其产生地在今河南商丘。《鲁颂》产生在周的后裔封地鲁国，即现在的山东省曲阜一带。《鲁颂》里有《宫》一诗，中有“奚斯所作”之句，奚斯是鲁僖公时人。又有《》一诗，《毛序》认为“史克作是颂”，史克是鲁襄公时人，据此，《鲁颂》大约是春秋时期之诗。
以上是对《诗经》中各类诗产生的时代和地域所作的大概情况的介绍。因为从西周到春秋，战事不断，领土的分裂、兼并，国都的迁徙、沦没都是司空见惯之事，而古今地理的沿革，史料的散佚、错杂，更是在人们意料之中，这些都给今人的研究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要提出绝对准确的时间和空间，的确是勉为其难之事。注 释
〔1〕阮元：《研经堂一集·释颂》。
〔2〕朱光潜：《诗论》《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3〕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钟嵘：《诗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张启成：《诗经研究史论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引自朱光潜：《诗论》《第一章诗的起源》，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7〕《明诗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8〕方玉润：《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
〔9〕杨伯峻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0〕夏传才：《诗经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章《诗》的结集前面说过，《诗经》中的作品，产生的地域相当广袤，作者十分复杂，创作时间非常漫长。它是如何被编定、如何结集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一向有“王官采诗”说、“孔子删诗”说、“太师编诗”说三种解释。第一节“王官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人对古代采诗情景的描述是十分生动的。如《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木铎，是一种木舌金铃；行人，即指采诗官员；徇于路，就是到处采集民歌的意思。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逌人”也是采诗官。何休《春秋公羊传注》说得更明白：“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就表明，在朝廷任命的专职采诗官员之外，还有“兼职”的民间采诗人。他们一方面为朝廷收集民歌民谣，一方面也解决了衣食问题。
先秦古籍中对“采诗”也有记载。《左传》鲁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解释道：“《孟子》：‘王者之迹熄’……言王国无遒人之官，而诗遂亡矣。”以上的意思是，采诗官废止之后，诗歌就湮没无闻了，《春秋》这一部书就产生了。
这样看来，上古确实有采诗的制度，有这样一种制度的保证，三百零五篇诗的被网罗，就是很自然的事，何况据古书记载，古代还有献诗、献曲的事呢。“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国语·周语上》）“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国语·晋语》记范文子戒赵文子语）
这些太师、公卿、在列者所献给天子或王者的诗，有的是自己创作的（如《大雅》、《小雅》中的一些作品），有的是民间采集来的风诗，还有一种，可能是各诸侯国之间相馈赠的。《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郑人贿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十八。”师悝、师触、师蠲都是著名的乐师，歌钟、镈磬，是乐器，女乐是会奏乐的女子。因为晋侯是诸侯的盟长，可以得到其他诸侯进献的乐诗，那么以周天子之尊，列国更应该向他献诗乐。所以各国的诗歌集中到周太师手中，是很正常的事。
曾经有许多人怀疑“王官采诗说”，其根据是在汉人的记述中，采诗的时间有暮春、有八月之说；采诗的方式有遒人采诗，也有年老无子之人采诗之别。因为说法不一，所以引起疑问。汉人距离春秋时期，至少也有五、六百年之久，虽然也许有些史料可作依据，但其中必会产生一些偏差。但是怀疑采诗之说的人，也还未能提出更有利于他们论点的证据。看来，采诗制度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内是确实存在过的。第二节“孔子删诗”说“孔子删诗”说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班固承袭了《史记》的说法，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据这两段引文的意思，《诗经》不过是经孔子之手的诗歌选本而已。孔子删掉了重复的和不合于礼义的诗篇，留下了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因为首倡此说的是令人尊敬的司马迁，所以有很多人相信孔子删诗说，如欧阳修、郑樵、王应麟、马端临等。
不过，在汉代和汉以后历代，又都有饱学之士如孔颖达、崔述、叶适、朱彝尊等纷纷对此提出质疑。归纳其理由，比较集中的是这么几点：
一、孔子自己没有说过删诗的话，这话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史记〉有后人窜入条》考证，《史记》曾被后人窜改过。孔子删诗之说，也可能是后人妄改的。
二、《史记》载孔子删诗，是在孔子自卫返鲁之后，当时孔子已69岁。在这之前，《论语》中已频频出现“诗三百”的字样，可见此数乃早已有之。
三、如果说孔子删诗的标准是只“取可施于礼义”者，那么现存于《仪礼》中的《肆夏》、《新宫》等诗，都曾被周王朝所采用，这些明明合礼的诗，《诗经》为什么不收呢？而现存于《诗经》中的那么多“郑卫之声”，孔子为什么不删削呢？可见此说难以成立。
四、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表示：“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他认为，如果春秋时期真有三千多首诗，那么先秦古籍中所引用的诗，大都能在《诗经》中见到，少部分才是《诗经》中逸失的，而现在《诗经》只有三百篇，可见当时并没有那么多诗。所以司马迁的话是不足为凭的。
五、《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鲁叔孙穆子让乐工为他演奏各国风诗和《雅》、《颂》，其风诗和《雅》、《颂》的排列次序，和今传的《诗经》相同，而这时候的孔子不过八岁。
这样看来，“孔子删诗说”是站不住脚的。不过孔子对《诗经》的完善，的确是有贡献的。《论语·子罕》记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一向重视“礼”、“乐”，他专门学习并掌握了“六艺”，曾以“礼”、“乐”为职业，后来又向弟子们传授《礼》、《乐》。《墨子·公孟篇》云：“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孔子有可能调整了诗中的乐调，使之尽量合于原貌，即使“《雅》、《颂》各得其所”，订正了某些诗中的方言错字，使之合乎当时的书面语言——雅言。历史学家范文澜说孔子可能作了这样的工作：“保持原来的文献辞，删去芜杂的篇章……一些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1〕以保存。”所以，说孔子对《诗》作过整理、校勘、“正乐”的工作，大概是没有问题的。第三节“太师编诗”说
郭沫若先生在《奴隶制时代·简单地谈谈〈诗经〉》中有这样一段话：《诗经》虽是搜集既成的作品而成的集子，但它却不是把既成的作品原样地保存下来。它无疑是经过搜集者们整理润色的。《风》、《雅》、《颂》的年代绵延了五六百年，《国风》所采的国家有十五国，虽然主要在黄河流域，但也远及于长江流域。在这样长的年代里面，在这样宽的区域里面，而表现在诗里的变异性却很少。形式主要是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就在今天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韵有时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面却呈现着一个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的。
翻开《诗经》，我们会觉得郭先生的话是十分正确的。《诗经》时代，民间虽然也有三言、六言、七言诗，如《左传》昭公十二年：“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信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但《诗经》中主要还是四言的体式，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等。而更难得的是音韵的统一。那么对《诗经》进行大量的整理、加工的人是谁呢？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因为在先秦史传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诗经》的研究者们大多是从诗和音乐歌舞的关系、从诗的保管者的角度去推测、探求，认为整理、加工《诗经》的人，是太师和乐官。西周王朝为了巩固和发展封建领主制度的宗法国家，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强调推广礼乐文化，于是就产生了制礼定乐的专职机构和专门的官员。《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大司乐的职责：“大司乐掌成均之法，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以乐语教国子，……以乐舞教国子……”在大司乐下设太师，太师是乐工之长，职掌制乐和传习诗乐。《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礼记·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都表明太师是诗歌的保管者，也是诗歌的教授者。《国语·鲁语下》有一段记载也很能说明问题：“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太师。”正考父是春秋时宋国的大夫，“商之名颂”即《商颂》，它实际上是宋人的作品，“校”字可释为“校正”、“校对”，也有人释为“效”，呈献之意。不管是说正考父到太师那儿去校对诗乐，还是正考父把诗献给太师，都说明太师的确承担了保管诗乐的工作。历史上著名的季札观乐的故事中，提到鲁叔孙穆子让乐工为他演奏的话，如果不是乐官和乐工们事先对诗乐进行了整理、编辑，乐工怎么可能有条不紊地进行表演？
孔子教训孔鲤：“不学诗，无以言。”可能当时一般上层社会的子弟，都通过学诗，提高社交的能力、口头表达的能力，以利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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