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卡伦·霍妮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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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试读：
引言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准确描述那些生活在我们之中的神经症患者和驱动他们的冲突、焦虑、痛苦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和自我关系当中所存在的诸多困难。在此，我关心的不是某一种神经症，也不是神经症的类型，而是性格结构。这个结构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地在我们时代几乎所有神经症患者的身上重现。
论述重点将放在现实存在的冲突及患者解决冲突的努力、现实的焦虑及患者的防御手段上。把重点放在实际情况上，并不意味着摒弃了神经症之本源在于早期童年经历的看法。但与许多精神分析作者不同，我认为，以一种片面的沉迷态度去关注童年，并在本质上将日后的行为反应看成是先前反应的重演是不合理的。我想说明的是，早期童年经历与后期冲突的关系远比有些精神分析学家所认为的更加复杂，他们所主张的是一个简单的原因和结果关系。尽管童年经历给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发生条件，但这些条件并非日后困境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实际的神经症上时就会发现，神经症并非只产生于偶发的个人经历，还产生在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特定文化环境。事实上，文化条件不仅为个人经历赋予了重量和色彩，还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的具体形式。比如，遇上一个专制或“自我牺牲”的母亲算是一个人的不幸，但这只发生在我们能找到这种母亲的具体文化条件下，同样，也只有在这种既定的条件下，这种经历才会给日后的生活带来影响。
一旦我们明白了文化条件对于神经症的巨大意义，被弗洛伊德视为根源和基础的生物的生理条件便失势了。若非基于确凿的证据，不能考虑生物生理因素的影响。
我的这种取向，引发了许多有关神经症基本问题的新阐释。虽然，这些阐释涉及不同的问题，如受虐狂的问题、情感神经症倾向的含义、神经症性内疚感的意义等，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强调焦虑在引发神经症性格上的决定性作用。
由于我的论点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一些读者或许想问这还是不是精神分析。问题在于你觉得什么是精神分析的本质。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只能依据弗洛伊德提出的既有理论，那我所谈的就不是精神分析。但若你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是有关于潜意识过程的作用及其表现方式的某种基本倾向以及促使这些潜意识过程得以察觉的治疗形式，那我所谈的就是精神分析。我觉得，严格遵循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阐释势必带来危险，我们会企图从神经症中去发现弗洛伊德理论期望我们发现的东西。停滞不前是危险的。尊重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应该表现为巩固他建立起来的相关原则，这样才有助于精神分析在未来把理论与临床疗法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就此，我同时也回答了另外一个可能的疑问：我的论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阿德勒学派的影响。我的某些观点确实与阿德勒强调过的观点相似，但从根本上来说，我的阐释是基于弗洛伊德学说的。倘若单纯追求破旧立新——不以弗洛伊德的基本成果为基础，即便对心理过程确有富有洞见的观察，其实也是难以推陈出新的，在这一点上，阿德勒可称典型。
至于我赞同其他精神分析论著者的哪种遵从方式，并非本书的主要目的。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我的讨论将着重于我的那些明显背离弗洛伊德的观点。
在此，我所谈的是我基于长期的神经症相关精神分析工作的感想。我并非不想纳入大量详尽的个案史材料，但这对于一本旨在概括性地介绍神经症问题的书来说，实在是太过烦琐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专业人士甚或外行，也可以考证我的观点的效力。如果某位读者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你不妨将我的假说与自己的观察和经验作比较，进而对我的论述予以拒斥或接纳，也可予以修订或是强调。
本书力图做到语言平实，为使论说足够清晰易懂，我避免讨论太多细枝末节。同时尽量回避专业术语，因为让这些术语替代清晰的思考是很危险的。因此，对很多读者而言，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很容易理解神经症人格的问题，但这或许是一个错误甚至危险的结论。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心理学问题必然是极其复杂且微妙的。若有人不愿接受这一事实，那我或许应当劝阻他看这本书，以免陷入困惑以及在寻求现成的公式定律的过程中感到失望。
这本书面向的是有兴趣的外行人，那些必须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的专业人员，还有那些熟悉相关问题的人。与此同时，本书不仅写给精神病医生，也写给社会工作者和老师，还有那些了解心理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的人，以及众多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后，我也希望本书对神经症患者有所助益。只要他不将心理学的观点视为一种侵犯和强迫而予以原则性拒绝的话，基于自身的困苦，他对于心理复杂性的理解就必定会比那些更健康的同胞更敏锐、更准确。不幸的是，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并不意味着病症的治愈，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或许更乐意将别人对号入座，而非自身。
在此，我有幸向伊丽莎白·托德小姐致谢，是她编辑校订了此书。感谢我在文中提及的各位著者。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弗洛伊德，他给我们提供了相关基础和研究工具，还有我的病人，我的知识都来源于我和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的种种接触。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今天，我们毫不顾忌地使用“神经症”这个术语，而对于它到底是什么，却往往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通常，这不过是一种略高雅的表示不以为然的方式，从前我们所用的不过“懒惰”“敏感”“苛刻”“多疑”等词，现在我们倾向于说“神经症”。尽管，使用这个词时我们脑中并非全无概念，但我们在运用某种标准来判定这个词到底是否适用之时，仍然不免迷糊、武断。
首先，神经症患者在行为反应上与一般人不同。我们应该从整体去考虑神经症。比如，一个甘当普通百姓的姑娘，她拒绝接受增加工资，也不希望和她的上司一样。再例如，一个一周赚30美元的艺术家，如果他投入更多时间在他的工作上，本可以赚得更多，但他选择尽情享受生活，花大量时间与女人厮混，或沉迷于技艺爱好中。我们称这样的人是神经症，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即是要跻身上游，超越他人，赚取远超过生存底线的钱。
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用来标记一个人是否为神经症的标准，是这个人的生活模式与任何时代我们认可的模式是否一致。如果这个姑娘生存在某种类似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没有竞争动机，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竞争动机，则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同样，若那个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或墨西哥，他也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想着赚更多钱或花更多精力去满足直接需求是难以置信的，而绝非必要。追溯到更早期，在古希腊，超越个人需求的工作欲，绝对会被视为一种下贱的态度。
因此，神经症这个术语，虽然来源于医学，但时至今日，若不考虑它的文化内涵就无法使用。我们可以不了解病人的文化背景而对他[1]的断腿作出诊断，但如果因为一个印第安男孩告诉我们他对自己的幻觉深信不疑，我们就称他是精神病患者，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幻觉被视为特殊的天赋和来自神灵的福祉，并被蓄意诱导，这些文化甚至授予富有幻觉的人以社会威望。假如我们中的某人跟他已经过世的爷爷“谈”几个钟头的话，他将被视为一个神经症或精神病患者，尽管如此，这种与祖先的“交流”在一些印第安部落却是被认可的。如果有人对提及已逝亲人的名字深感忌讳，[2]我们会认为他确实是神经症，但在吉卡里拉阿帕切人的文化里，他却是无比正常的。若一个男人对经期女性的靠近表现得极度恐慌，我们会认为他是神经症，然而在许多原始部落里，对经期女性的恐惧是一种普遍态度。
至于什么是正常，这个观念不仅随着文化不同而不同，在相同的文化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譬如，在今天，如果一个成熟独立的女人因为发生过性关系，而自认为“堕落的女人”“不值得好男人的爱”，至少在大多数社会圈看来，她是可疑的神经症患者。而在大约四十年前，这种罪恶感大抵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正常这一观念还会因所在社会的阶级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一个男人整日游手好闲，只活跃于狩猎或打仗，封建阶级的人会觉得正常，而小资产阶级的人会觉得太反常了。这种变化还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就西方文化之下的社会而言，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气质。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沉浸在对衰老的恐惧中，这很正常，但若一个男人对此紧张不安，那就可谓神经症了。
同样，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何为所谓的正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在饮食上与我们大有不同，因纽特人有不同的卫生观念，古代的巫医也有不同于现代医生的治病手段。不仅在习俗方面存在诸种变数，在人的内驱力和感受上亦是如此，虽然人类学[3][4]家或明或暗地提到过，但这一点往往依然不被理解。正如萨丕尔所言，人类学的优点之一是总能“重新发现”正常人。[5]
每种文化都坚信，其自身的感受和内驱力是“人性”的常态表达，心理学也不例外，这是有因可循的。比如说，弗洛伊德从他的观[6]察中总结出女性比男性善于嫉妒，并试图从生物学依据来考虑这个[7]普遍现象。弗洛伊德还认为，所有人类的罪恶感都涉及谋杀。不管怎样，最大的差异表现在自杀态度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彼[8]得·弗洛所言，因纽特人并不觉得杀人犯需要受惩罚。许多原始部落中，家庭成员被外来者杀害所带来的伤害，可以通过替补的方式得到修复。在某些文化中，在儿子被他人杀死的母亲看来，收养凶手以替[9]代儿子的方式是没法减轻她的丧子之痛的。
进一步利用新的人类学发现之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关于人性的有些观念颇为天真。譬如，我们认为竞争力、手足之争、性与爱的亲缘关系都属于人之天性。我们有关于正常的概念，是借由认可并执行某种行为标准、进而在此过程中找到集体归属感形成的，但标准是因文化、时期、阶级和性别而异的。
这种考虑对心理学的意义，远比乍看起来更为深远。其直接结果就是怀疑心理学的万能。我们不能因为自身所处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的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就说两种文化具有相同的动机。有人认为新的心理学研究结果足以揭露人性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推断也不再有效了。这些研究足以证实社会学家的一贯主张，却并不存在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通心理学。
然而，开辟新的阐释空间可以极大地弥补这些局限。这些人类学观点的基本含义是：感受和态度会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我们生活环境的影响，既有文化层面的，也有个体层面的——这二者不可分割。这反过来意味着，了解了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正常”感受和态度的属性。同时，由于神经症是偏离正常的行为模式，故而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采用这个取向，一方面也算是追随弗洛伊德：迄今为止，他给人类带来的神经症的相关知识是无与伦比的。虽然，弗洛伊德在理论中将人的个性特征追溯到生物驱力，但他（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中）仍然强调：如果缺乏个体生活环境的相关详细资料，尤其是其童年早期情感塑成的相关资料，我们是没法彻底了解神经症的。既定文化之下，将此原则运用于“正常与神经症的结构”这一课题上就是说：如果没有详细资料，不了解特定文化对于个体的影响，我们就无法明白这些[10]结构。
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迈着坚定的步伐尽力去超越弗洛伊德，尽管这个取向本身是基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某些原则，后者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弗洛伊德确实走在他那个时代的前列；另一方面——他过度强调心理特征的生物根源——他也止步在科学定位上。他的假设是：我们文化中常见的本能驱力或客体关系在生物意义的层面上决定了“人性”，或者说“人性”产生于无法改变的环境（生物学上称为“性前期”阶段、“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态度和行为的真实动力的认识。我相信，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忠实地遵循弗洛伊德所开辟的理论道路，他们之所以不顾自身无限的可能性而步入死胡同，之所以投身于迅速滋生的深奥理论和模糊术语之中，主要就是因为弗洛伊德在文化因素上的忽视。
至此，我们已能看到神经症有关于偏离常态。这个准则虽然不充分，但非常重要。某人可能背离了普遍模式但并没有神经症。前面列举的那个艺术家拒绝投入更多非必要的时间在赚钱上，他可能患有神经症，也可能不过是明智地不让自己卷入当前的竞争中。另外，很多表面看起来适应当前生活模式的人则反而可能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心理学或医学的角度来考虑。
奇怪的是，这种考虑角度很难解释什么是神经症。至少，如果我们只研究其显性表现，就很难找到普适于所有神经症的特征。我们肯定不能把症状（诸如恐惧、抑郁、功能性躯体障碍）当作标准，因为这些症状并不必然会出现。虽然经常会出现某种抑制作用——其原因我稍后会谈到，但都太微妙或太容易伪装而逃脱表层观察。如果我们只以显性表现为依据去作判断，那么在与他人关系障碍问题上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如性关系障碍。虽然种种症状无从遗漏，但很难区分。然而，即使人格结构相关个人资料缺失，我们至少可以从所有神经症中辨识出两个特征：某种刻板反应、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反差。
对这两个特征都应当作出进一步说明。刻板反应是指缺乏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例如，一个正常人多疑，是在他觉得有缘由这么做的时候；一个神经症患者多疑，则可能是随时随地、不管时宜的。正常人能区分赞扬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而神经症患者则完全无法分辨二者，或者意识不到这种区分的存在。正常人在面对莫须有的强压时会觉得愤愤不平；神经症人会对任何含沙射影都怀恨在心，即便他知道这些东西是对他有利的。正常人有时在难以抉择的重要事情上会举棋不定；神经症人可能任何时候都犹豫不决。
然而，刻板只有偏离了文化模式才反映出某种神经症。在西方文明中，对于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固执地质疑一切新奇事物是正常的行为模式；小资产阶级则执意提倡节俭，这些都属正常的刻板反应案例。
同样，一个人的潜力和他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也许原本就只能归于外界因素。但如果他既有天赋，又有获得发展的外在可能性，却还是一无所成，或者他有值得感到开心的事物，却并感到快乐，再或者尽管貌美如花，但她仍觉得无法吸引男性，这也是神经症。换句话说，神经症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为难自己。
先不谈显性表现，说说引发神经症的动力作用。所有神经症中都存在一个基本因素，那就是焦虑和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和神经症结构一样错综复杂，焦虑是推动和维系神经症运作的马达。这个观点会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讨论，所以现在就不举例引证了。不过，尽管这只是作为暂时接受的基本准则，但仍需要仔细论述。
毕竟这种说法显然太过泛泛了。焦虑或恐惧（我姑且在此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是普遍存在的，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也是如此。一只被危险惊吓到的动物，要么反击，要么逃走，我们的恐惧和防御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害怕被闪电击中而在屋顶安避雷针，害怕意外事故而买一份保险。在不同文化中，恐惧和防御有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且可能是制度化的，譬如，因为害怕“恶魔之眼”而佩戴护身符，因为害怕死人而忌讳对其指名道姓，因为害怕灾祸而回避经期女性的禁忌，等等。
这些相似性引起了一个逻辑错误。如果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的基本因素，那么为何不把这种对抗恐惧的制度化防御手段作为“文化”神经症的证据呢？这个逻辑的错误在于，当两种现象具有共同点时，不一定它们就必然相同。我们不会因为房子的建材和石头一样，就把房子叫作石头。那么，神经症性的恐惧和防御手段的特征是什么？可能是神经症恐惧的幻想性？不可能，因为我们也会因幻想死亡而唤起恐惧；并且对于两种情况，可能我们所屈服的是一种模糊的观念。可能在于神经症患者不知道恐惧的原因？也不可能，因为原始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何害怕死人。这个区别与意识层次或理性无关，而在于以下两个因素。
第一，每种文化的生活环境都会引发某种恐惧。这些恐惧也许来自外部危险（自然、战争），或社会关系（由于压制而导致的敌意、不公正、强迫性依赖、挫折），或无端的文化传统（对恶魔、禁忌的传统恐惧）。个体所遭受到的这些恐惧有深有浅，但大体可以断言，这些恐惧强加在处于既定文化之下的所有人身上，盖无例外。然而，神经症患者不仅怀有其所处文化之下所有人的共有恐惧，并且由于其个人生活环境（肯定是与大环境相关联的），他在程度和性质上，都有着不同于文化模式的恐惧。
第二，既定文化中的恐惧被一系列保护性手段（如禁忌、仪式、习俗）阻隔在外。一般来说，相对于神经症患者自己建立起来的方式，这种处理恐惧的防御方式更为经济。因此，尽管一个正常人也有其所处文化之下的恐惧和防御手段，但他一般都能施展自己的潜力，享受生活所赋予的一切。正常人能充分利用既定文化所赋予他的潜力。反过来说，正常人所遭受的痛苦都是在他所处的文化中无法避免的限度之内的。另一方面，神经症患者的痛苦肯定比正常人要多。由于这种损害的持久性和扩张性，或更具体地说，由于这是他获得成就和愉悦的障碍，他总是为防御而付出极高的代价，这就导致了我所说的反差。事实上，神经症患者一定是个饱受痛苦的人。在讨论所有神经症患者可从表面观察到的特征时，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这一点并不一定能从外部观察到。甚至，神经症患者自己也未必意识到他正在遭受痛苦这个事实。
讨论恐惧和防御时，恐怕已经有许多读者开始不耐烦了，感觉没必要对什么是神经症这样简单的问题长篇大论。对此我得说，心理现象总是错综复杂的，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在此遇到的困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但无论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个困境都将贯串全书。描述神经症的特定困难在于：一个满意的答案既不可能出自心理学方法，也不可能出自社会学方法，而必须交替使用这两种方法。先用一个，再用另一个，这也正是我们所做的。如果我们仅从动力学和心理结构的角度去看待神经症，那我们应这样假设正常人：他并不存在。当我们跨出自己的国家或相似文化的国家，便会很快陷入更多的难题当中。而如果仅从社会学角度，只是把神经症视为偏离某个社会的共同的行为模式，那我们就严重忽略了我们已知的所有神经症心理学特点，而且，任何学派或国家的精神病医生都不会认为这是他所惯常指称的那个神经症。这两个取向的协调取决于一种观察方法，这种观察方法认为在神经症的显性表现和心理过程的动力中都存在偏离，而不考虑偏离是不是重要且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使用。总之，我们正是采用这种方式来说明，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之一，但是，只有在程度或性质上偏离了相同文化下的恐惧和防御模式才会引发神经症。
我们还得朝着这个方向再进一步。神经症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出现种种冲突倾向，而神经症患者不知道这些冲突倾向的存在及其具体内容，也不会尝试着去找到某种和解方案。弗洛伊德曾强调过这个特征，认为它是神经症的必要构成要素。神经症冲突之所以有别于一个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冲突，既不是因为它的内容，也不是因为它本质上是无意识的，尽管一般的文化冲突在这两方面都可能与之相同，但神经症患者的冲突更强烈、更突出。神经症患者尝试并达成一种妥协的解决办法，不妨归其为神经症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办法比正常人的方法更难令人满意，还成功地扩散到了整个人格。
回顾所有的观点，我们还是不能给神经症下一个全面的定义，但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描述：神经症是由恐惧及其防御手段以及试图找到冲突倾向的和解方式而导致的心理障碍。出于实践原因，只有在其偏离特定文化下的普遍模式时，这种定义才是可取的。
[1]参见斯卡德·梅基尔的《诊断与文化》，载于《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第30期（1935年），第292—300页。
[2]奥普勒：《对两个美国印第安部落矛盾心理的解释》，载于《社会心理学》第7期（1936年），第82—116页。
[3]参见人类学资料的精彩论述：玛格丽特·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鲁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哈洛韦尔即将出版的《人类学工作者心理学指导手册》。
[4]爱德华·萨丕尔：《文化人类学与精神病学》，载于《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第27期（1932年），第229—242页。
[5]参见鲁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
[6]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性别间解剖学差异的若干心理结果》中提出，解剖学上的性别差异必然使女孩嫉妒男孩有阴茎。随后，她想拥有阴茎的渴望转变为想占有一个作为阴茎载体的男人。然后她会嫉妒其他女性拥有异性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嫉妒她们占有男性，因为她起初是嫉妒男孩有阴茎。在作这样的陈述时，弗洛伊德还是禁不住他那个时代的诱惑：尽管他的概括只出自一种文化区域下的观察，但还是对全人类的人性作了概论。人类学家不会质疑弗洛伊德观察的效度。他们会接受是因为它们适合于某个时代下某种文化中的部分特定人群。然而，他们也会质疑弗洛伊德概论的效度，从而指出，人类嫉妒的差异是无穷尽的，既有男性比女性更易嫉妒的人群，也有两种性别都不会嫉妒的，还有两种性别都非常容易嫉妒的。考虑到这些已有的差异，他会反驳弗洛伊德（或事实上任何人）从解剖学性别差异来解释这些现象所做出的成果。相反，他会强调有必要调查生活条件的差异及其对男性或女性嫉妒发展的影响。例如，就我们的文化来说，弗洛伊德的观察对于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女性是正确的，但不得不质疑它是否适用于我们文化下的正常女性。这个疑问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那些精神分析学家日复一日地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往往看不见同样存在于我们文化中的正常人。还不得不质疑的是，什么样的心理条件导致了膨胀的嫉妒和对异性的占有欲，在我们文化中的男女生活条件上，是什么差异使得嫉妒的发展不同。
[7]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禁忌与图腾》。
[8]彼得·弗洛：《北极冒险与爱斯基摩》。
[9]罗伯特·布里福特：《母亲》。
[10]许多作者都承认文化因素在心理条件的决定性影响上的重要性。埃里希·弗洛姆：《基督教义的起源》，载于《意象》第16期（1930年），第307—373页。在这篇论文中，他第一个在德国精神分析文献中提出并详尽阐述这种取向方法。之后，其他人也接受了这点，如威尔海姆·赖希和奥托·费尼切尔。在美国，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第一个看到考察文化内涵对精神病学的必要性。其他注意到这点的美国精神病医生有阿道夫·迈耶、威廉·怀特（《二十世纪精神病学》）、威廉·希利和奥古斯塔·布朗纳（《青少年犯罪新解》）。近来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如亚历山大和加德纳，逐渐对心理问题的文化内涵产生兴趣。社会科学家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拉斯韦尔（《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定》）和约翰·多拉德（《生活史的标准》）。第二章 谈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缘由
由于我们关注的是神经症影响人格的方式，所以我们的讨论范围便局限在两个方向上。首先，当外部环境充斥着冲突时，那些人格原本完整无损的个体也会发展出神经症。讨论了基本心理过程的本质后，[1]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简单情境性神经症的结构。起初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因为它们揭示的并非神经症人格，而只是困难处境之下的暂时性适应障碍。本书所谈论的神经症，指的是人格性神经症——尽管它的症状与情境性神经症相似，但其精神障碍主要是源于性格的扭
[2]曲。人格性神经症形成于一种潜在、慢性的过程，一般始于童年时期，或多或少地有关于个体的人格，这些人格面临过强或过弱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人格性神经症是现实环境冲突之结果，但仔细搜集该个体的过往经历可能会发现，困难人格特质的出现远早于任何现实困境的发生。早前存在的个体人格障碍使暂时性的窘境得以放大，因此，即使是对于健康人群完全没有感到冲突的环境，患者也会作出神经症性的反应。环境，仅仅是“诱发”既已存在了一些时日的神经症而已。
其次，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描述神经症的症状。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人格障碍本身，因为神经症患者的人格扭曲现象具有周期性，在周期的间歇则表现出不同的、完全不具临床意义的症状。同样，从文化角度来说，性格的扭曲比神经症症状更重要，因为是性格而非症状在直接影响人类的行为。掌握了大量的神经症结构、症状及其疗法的相关知识，并不必然意味着可以治愈神经症。相对于神经症症状，心理学家往往对性格扭曲更感兴趣，并对之投入更多的关注。形象地说，我们认为神经症的症状并非火山本身，而只是火山的爆发，那些引发疾病的冲突则像火山一样，深藏在个体内心某个不为人知的深处。
这些限制使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当今的神经症患者是否具备某种至为关键的共同特质，以至于我们可以正式地提出并探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个课题。
对于不同类型的神经症里的性格扭曲，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它们的差异性而非相似性。比如，癔症性格与强迫性格截然不同。但引起我们注意的还在于它们背后的机制差异，或者——简言之——在于其表现方式和解决途径的差异。例如，相较于冲突的理智性在强迫性格当中的重要性，在癔症性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是投射。另外，我所理解的相似性不在于其表现或发生方式，而在于冲突的内容。更确切地说，其相似性更多地并不在于那些从根源上引发障碍的经历，而在于那些直接驱动患者“发病”的冲突上。
要阐释动力及其影响，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弗洛伊德以及其他大多数心理分析师都强调如下原则：分析工作是通过发现强迫行为的性基础（如性敏感期）或婴儿期模式的重演来实现的。虽然我觉得要彻底摸清神经症不可能不追溯婴儿期，但我同时认为，如果片面地利用遗传取向，只会混淆问题而非澄清问题，因为这样不仅忽视了现实存在的无意识倾向及其功能，也没有考虑到无意识倾向与其他倾向之间的相互作用，诸如强迫、恐惧和保护性措施，而遗传学相关阐释只对功能问题适用。
基于这个观点，在分析各种不同人格时我发现，虽然神经症的类型不同，患者的年龄、气质和兴趣、所属社会阶层也不同，但动态中[3]心冲突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却基本相似。对于非来访病患和当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观察，已经证实了我在精神分析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如果神经症患者再次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具有该症状所常有的幻想性和古怪性，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与我们文化中那些困扰正常人的问题相比，这些问题的不同之处只在于量。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在竞争、恐惧、孤单、猜疑和被猜疑当中挣扎，但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过是神经症症状的冰山一角而已。
通常，大多数处于同一文化中的人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个事实表明，这些问题源于该文化之下的特定生活环境。之所以不能称这些问题为“人性”所共有的，是因为其他文化中的动力和冲突与我们的文化不同。
因此，在谈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时，我的意思不仅是指神经症患者具有某些相似的重大特征，也是指这些重大的相似性从根本上源于我们时代和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在我社会学知识的范围之内，稍后我将揭示我们文化中哪些困境是造成我们心理冲突的原因。
我这个有关文化与神经症关系的假设，其效度应该由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联合工作来验证。精神病医生不仅要研究神经症所处的种种特定文化、频率、严重程度或类型等正式标准，尤其应该考究它们背后的基本冲突是什么。人类学家要从文化结构为个体带来了何种心理困境的视角去研究某一文化的影响。基本冲突相似性的表现之一即是态度的相似性，这些态度可以从表面上观察得到。我所说的表面观察，是指在不依靠心理分析技术手段的情况下，一个优秀的观察者可以挖掘出跟他亲密无间的人，如他自己、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或同事的相关情况。我先简要谈谈这种常见的观察资料。
可以借此方法观察得到的态度大致分类如下：第一，关于付出爱和得到爱的态度；第二，关于自我评估的态度；第三，关于自我主张的态度；第四，攻击性；第五，性生活。
关于第一种态度，我们时代神经症的主导倾向之一就是过度依赖他人的赞赏和爱。我们都渴望被爱，都想要得到他人的赞赏，但相比之下，他人的爱和赞赏对神经症患者具备某种不适当的重大意义。尽管，我们都希望自己中意的人也爱自己，但神经症患者对赞赏和爱是饥不择食的，不管他们是否在乎这个人，也不管这个人的评价是否另有企图。更常见的情形是，他们往往并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无限渴求，而一旦没有得到想要的关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敏感便暴露了自己。比如，如果有人不接受他们的邀请，或一段日子没打电话联络他们，或者只是不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他们就会感到伤心。这种敏感可能会被“不在乎”的态度掩盖。
进一步说，他们对爱的渴望与他们感受爱和付出爱的能力明显不一致。他们表现出来的过度要求可能确实出于真诚的渴望，但也是不考虑他人的。这个矛盾也不总是浮于表面的。譬如，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过于体贴或热情地帮助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强迫性，而非本心的自然流露。
从表面观察到的第二种态度，是由于过度倚赖他人而表现出来的内心的不安全感。自卑和缺陷感无疑是这种态度的特征。它们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如不称职、愚蠢、没魅力等自我评价，而这些自我评价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依据。聪明绝顶的人也许会自认为愚蠢至极，最有魅力的女人会觉得自己对于异性没有任何吸引力。这种自卑感可能以抱怨或忧虑的形式展露出来，或是让人觉得他们完全没必要耗费心思在这所谓的缺陷上。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被自我扩张的补偿性需求所掩盖，或是被某种强迫倾向所掩盖，这种强迫倾向迫使他力图炫耀自己，炫耀自己能赢得威望的一切东西，如金钱、古画、古老家具、女人、与名人的联系、旅行经历或渊博的学识。其中某一个倾向可能会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更常见的是，他会同时展现出这两种倾向。
第三种态度是关于自我主张的态度。这个态度涉及抑制作用。我说的自我主张主要是指坚持自己或他人的主张，这里不带有任何延伸的内涵。在这一方面，神经症表现出广泛的抑制作用。有的抑制作用是关于表达愿望和需求的，有的是关于按自己的兴趣行事的，有的是关于表达观点或评论的，还有的是关于命令他人、选择交往对象、与他人打交道的，等等。抑制也即我们所说的没有个人立场：神经症患者常常无法保护自己，或当他们不想遵从他人愿望时难以说“不”，诸如在一个女销售员想推销某个他们不想买的东西时，或某人邀请他们参加派对时，或对方想要发生性关系时。最终，抑制会转移到他们对自己欲求的认识上：他们在作出决定、形成意见、表达关乎自身利益的愿望上都存在困难。这些欲望不得不隐藏起来：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私人账户中将“电影”放在“教育”后面，将“酒”放在“健康”[4]后面。对于这一点，尤为重要的是规划无能，不管是一次旅行还是人生规划，即使是在诸如专业选择和婚姻这样重要的决定上，神经症患者都表现得自我放任，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人生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完全被某种神经症恐惧所左右，正如我们所见，有人因为害怕贫困而堆积财富，有人害怕结婚而选择不求结果的恋爱。
第四种是关于攻击性的。与自我主张截然不同，它指的是触逆他人、攻击、诽谤、侵犯或任何有敌意的行为。这种态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一种是挑衅、专横、苛刻、发号施令、欺骗或挑刺的倾向。有时候，这些人清楚自己富有攻击性，但更多情况下，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并固执地认为他们只是诚实，或只是在表达观点，甚至觉得自己的要求是适当的，尽管事实上，他们既无礼又过分。而另一些人，则是另一种相反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在表面上表现为很容易感觉被欺骗、被操控、被责骂、被强迫或被羞辱。同样，这些人也常常无法察觉到这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态度，反而悲哀地坚信全世界都在责备他们、强迫他们。
第五种态度是性方面的，可大致归为性活动或性抑制的强迫倾向。抑制可能出现在获取性满足的任何一个环节。它们会出现在有异性接近时以及求婚、性功能本身或享乐中。前面讲过的那些特性也同样会出现在性态度上。
有人也许会花很长的篇幅来讨论我提到的这些态度。我稍后会继续讨论它们，但现在对此作更详细的介绍无益于我们的理解。而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应当思考这些态度的动力过程。一旦了解了其背后的动力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态度，尽管看起来毫不相干，却在结构上相互关联。
[1]情境性神经症大概类似于舒茨所说的“外源性神经症”。
[2]弗朗茨·亚历山大曾建议使用“人格性神经症”这个术语来称呼那些缺乏临床症状的神经症。我觉得这个术语并不合理，因为症状是否出现往往与神经症本质无关。
[3]强调相似性绝对不等于无视在详细阐释特定类型神经症上的科学努力。相反，我完全相信，精神病理学在描述心理障碍、起源、具体结构和特殊表现上有显著的进展。
[4]舒茨·汉克的《命运与神经症》，他是少数充分注意到这个重点的精神分析作者之一。第三章 焦虑
在详细讨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之前，我不得不重拾第一章未了结的部分，并澄清我所说的焦虑是什么意思。这很重要——如前所述，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我们也因此不得不随时与它打交道。
以前我把它当作恐惧的同义词使用，这就说明二者确有亲缘关系。实际上二者皆为之于危险的情绪性反应，都伴随着生理感觉，如颤抖、出汗、急剧的心跳等，这些生理感觉可能非常强烈，突发、强烈的恐惧因而可能置人于死地。尽管如此，焦虑和恐惧之间依然存在某种差别。
当一个母亲只是因为丘疹或小感冒就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夭折，我们认为这是焦虑；但如果她的孩子患有严重的疾病，我们则认为她的这种反应叫恐惧。若一个人害怕站在高处，或者害怕讨论他所熟悉的问题，我们称之为焦虑；若一个人在暴风雨中迷路于大山深处，他的这种害怕就是恐惧。因此我们对此作一个简明的区分：恐惧是在面对危险时的正当反应，而焦虑是对于危险的不适当反应，或者说是之于[1]假想的危险的反应。
但这种区分存在一个瑕疵，即为了这个反应是否正当，需要结合具体文化中的普通常识。但即使脱离这些文化常识，神经症患者也不难为他们的反应找到合理依据。事实上，若你告诉一个患者，他害怕受到精神病人的攻击是一种神经症性的焦虑，你们也许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他会说他的恐惧是现实的，并举出相应的例证。你若说原始人对于现实危险的恐惧反应是不恰当的，他们也会抱有同样的执拗态度。例如，一个部落里的原始人有着不能食用某种动物的禁忌，当他无意间食用了这种动物的肉时，便会极度惊恐。作为局外人，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反应，或者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但了解了原始部落关于禁食某些肉类的信仰之后，你就会明白，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可能确实是一种真实的危险，诸如猎食场地被破坏、感染某种疾病等。
不管怎样，原始人的焦虑与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焦虑仍然有所不同。其差异在于，神经症焦虑的内容与普遍观念并不一致。然而，一旦理解了焦虑的含义，我们就会打消不正当反应这个观念。譬如，总有一些人，他们对死亡抱有无休止的恐惧。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种种苦难而感到生不如死。之于死亡的各种恐惧，加上种种相关的主观想象，使他们极度忧惧危难临头。了解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就无法不将他们对于死亡的焦虑视为正当反应。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有些人在濒临悬崖峭壁，或靠近高窗，或站在一座高桥上时，会变得极其恐慌。从表面上看，这种恐惧也是不恰当的反应。但是，这种情境给他们带来了冲突，或者说是唤起了冲突——一种求生与寻找从高处跳下去的理由之间的冲突。引发焦虑的正是这种冲突。
这就意味着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恐惧和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正当反应，但恐惧指向的危险是清晰且客观的，而焦虑指向的危险则是隐蔽且主观的。这就是说，焦虑的强度是与情境所暗含的个人意义相称的，这也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焦虑的原因所在。
恐惧和焦虑此种差异的现实意义是：企图通过辩论（一种说服方法）的方式让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是徒劳的。他的焦虑与现实中真实的情境无关，而与他感受到的情境有关。因此，治疗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体情境对于他的特殊意义。
描述完焦虑的含义，我们将讨论焦虑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文化中的普通人大都不了解焦虑之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通常，他的印象中只有童年时的焦虑，或者一个或几个焦虑的旧梦，或者只在日常生活以外的情境中极度担忧过，诸如与位高权重的人进行重要谈话之前、参加重要的考试之前等。
在这一点上，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获得的信息差异巨大。有些神经症患者完全清楚自己为焦虑所困。其表现也是各式各样：可能以焦虑发作的形式表现为弥散性焦虑；可能与特定的情境或活动紧密相关，如高处、街道、公众表演等；也可能有一个明确的内容，如担心自己发疯，或害怕得了癌症，或吞了钉子等。还有一些神经症患者偶尔会意识到自己的焦虑，不一定知道焦虑的原因，但并不引以为重。还有的神经症患者，他们只觉察得到抑郁、缺失感、性生活失调之类，但对是否焦虑浑然不觉。然而，进一步的调查往往都证明了他们最初的观点是错误的。通过分析这些患者，我们往往会发现，他们潜在的焦虑即使不比第一种患者更严重，那也是旗鼓相当的。精神分析工作使患者意识到了自己先前的焦虑，并回想起那些使他们感觉忧虑的焦虑梦境或情境。但是，他们所承认的焦虑程度，往往不超过正常人。这就意味着，我们也许有着不自知的焦虑。
这种说法无法揭示这些问题的意义。这是个综合性的问题。我们对于爱、愤怒和怀疑的感受，如此稍纵即逝以至于几乎无法为意识捕获，如此昙花一现以至于很快就被忘却。这些感受或许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但它们背后或许恰恰隐藏着强大的动力。对于某种感受的意识[2]程度，并不能反映出这种感受的力量或重要性。单就焦虑而言，很可能的情况是，尽管我们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但这些焦虑却恰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我们似乎是在想尽一切办法逃避焦虑。我们有很多理由这么做，最常见的理由是，强烈的焦虑是使我们感到折磨的情绪之一。经历过极度焦虑的病人会告诉你，他们情愿去死，也不想再有那样的经历。并且，焦虑情绪中的某些成分可能格外令人无法承受。其中之一便是无助。一个人可以积极勇敢地面对巨大危险。但是，焦虑状态下，一个人会感到（事实上也的确是）孤立无助。对于那些将权势、支配、掌控全局视为理想的人，展露出无助是极其无法容忍的。他们厌恶给别人留下这种明显反应失当的印象，因为这是软弱与胆怯的表现。
焦虑中的另一个成分，即是其明显的非理性。在某些人看来，被任何非理性因素操控都是无法忍受的。他们暗自感觉将要被自身内部的非理性抗拒力所吞没，因而不自主地训练自己严格的理智控制力。因此，他们不会自觉容忍任何非理性成分。除了个人动机之外，这种行为反应还涉及文化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强调理性思考和理性行为，并把非理性或与之相关的东西看得低级粗劣。
在某种程度上，焦虑的最后一种成分与此相关：非理性焦虑是一种隐谏，警告我们自身某方面出了问题，因此，自我彻查是一种挑战。并不是说我们有意识地视其为挑战，但它无疑确是挑战，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点。没人喜欢这种挑战；再没有比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观念更让我们抗拒的了。然而，更让人绝望的是一个人感觉被困在恐惧与防御机制的迷网中，他越是坚信自己的错觉，认为自己在每件事上都是正确完美的，越是本能地排斥任何他有错或需要改变的暗示，即使是间接或隐晦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逃避焦虑的主要途径：合理化；否认；麻痹；回避引起焦虑的想法、感受、冲动和情境。
第一种途径是合理化，该种途径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将焦虑变成合理的恐惧。这种转换，如果不考虑其心理价值，几乎不具有任何益处。一个过于焦虑的母亲无论是承认自己焦虑还是把她的焦虑解释为合理的恐惧，说起来总像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然而，我们可以以无数次的实验结果告诉这个母亲，她的反应不是合理的恐惧而是焦虑，表明她的反应与现实的危险是不相称的，她的反应带有个人因素。而她的回应则是反驳这种实验结果，并竭力证明你是完全错误的。玛丽不就在幼儿园得了这种传染病吗？约翰不是爬树摔断了腿吗？最近不是有个男人用糖果诱骗小孩吗？我的行为难道不是纯粹出于爱和[3]责任吗？
一旦见识过这种对于非理性态度的强力辩护，我们就会确信这种防御态度之于个体有着重要的功能。对于这种情绪，这个母亲感觉自己应当有所作为，而不是无所事事。她为自己的高标准感到骄傲，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懦弱。她觉得自己的态度完全正当且合理，而不是出于某种非理性的情绪。她没有意识到并坦然接受改变自我的挑战，而是将责任转移给外界，从而回避自己的动机。当然，她不得不为这种短期利益付出代价——深陷于自身的忧虑而无法自拔。尤其是孩子也会为此付出代价。可是她并没认识到这点，说到底她是不想认识到这点，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坚信自身没什么需要转变的，并设法从这种坚持中获得好处，但其实那些好处是只能借由转变自身而来的。
这个原理适用于所有认为焦虑是合理恐惧的倾向，其内容可能是害怕分娩、疾病、误食、灾难、贫穷等。
逃避焦虑的第二种途径是否认焦虑的存在。其实这种途径只是否认焦虑，把焦虑排斥在意识之外。这时随之而来的则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反应，如生理上的颤抖、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腹泻、呕吐等，以及心理上的焦躁不安、仓促或麻痹等。当我们害怕和觉察到恐惧时，我们也许会面临所有这些心理感受和生理反应，也许是其中某一些反应，我们需要借此释放被我们压抑着的焦虑。对于后者，个体对自身处境的全部认识，仅限于一些表面的事实依据，如在某些情况下尿频、坐火车晕车、盗汗，但始终找不到任何生理原因。
然而，有意识地否认焦虑或尝试克服焦虑，也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很像正常人会发生的那样，我们靠视而不见来逃避恐惧。最熟悉的例子是，一个士兵克服恐惧并做出英雄事迹。
神经症患者也会有意识地决心战胜焦虑。比如，一个女孩在青春期来临之前一直饱受焦虑——尤其是关于入室偷盗——折磨，于是她有意识地决心无视这种焦虑，其表现诸如一个人睡阁楼，独自在空无一人的大房子里踱步，等等。她给我们分析的第一个梦揭示了这种态度的几处变化。有一些情境其实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但她每次都勇敢面对。其中一个是她半夜听见花园里的脚步声，便走到阳台问：“谁在那儿？”她成功地消除了对于强盗的恐惧，但是，由于引发焦虑的根源并未改变，持续存在的焦虑所带来的其他后果必然始终存在。她依然孤僻、羞怯，自感多余，没法着手从事任何有建设性的工作。
神经症患者大多数时候不会作这种有意识的决定。这个过程往往是自动发生的。然而，他们与常人的差异不在于作出这种决定的意识程度，而在于其结果。神经症患者通过“自我振作”所能得到的只是消除焦虑的某些特定表现本身而已，如那个女孩不再害怕强盗。我无心刻意贬低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也许有其现实意义，在增强自尊方面也可能有一定的心理意义。但由于此类结果的意义往往会被高估，因[4]而有必要指出它消极的一面：他们的人格基本动力一成不变、人格障碍的该种显性表现被消除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促使问题获得彻底解决的刺激物。
面对焦虑的这种无情行径，在许多神经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往往没被识别出来。比如，许多神经症患者在某种情境下表现出攻击性，这种攻击性常被认为是敌意的直接表达，但这也可能是“被攻击”的压力之下的恼羞成怒。然而，某些敌意总是引发焦虑，这就催促他去克服自己的懦弱，于是就将攻击性表现得十分过头。如果忽略这点，便有将恼羞成怒错认为真实攻击的危险。
第三种逃避焦虑的途径是麻痹。这个途径可能是有意识的，甚至依靠酗酒或嗑药。然而，还有很多关联并不明显的方式。其中之一便是出于对孤单的惧怕而投身社交活动，无论是确凿的害怕，还是隐约的不自在。另一种麻痹的方式是投身工作，其特点是工作上的强迫性倾向和节假日中的焦虑不安。无节制地需求睡眠也能达到麻痹的效果，尽管更多的睡眠已无助于恢复精力。最后，性行为成为安全阀，性行为被用来释放焦虑。人们早就意识到了强迫性手淫可能源于焦虑，但事实是所有性行为都是如此。那些主要通过性行为去缓解焦虑的人一旦不能得到性满足——哪怕只是暂时的，就会变得极度焦躁易怒。
第四种逃避焦虑的途径是最激进的：它在于回避所有可能引起焦虑的情境、思想或感受。这也许是个有意识的过程，如害怕潜水或爬山的人避免做这类事。更准确地说，一个人可能知道焦虑的存在并有意识地逃避它。然而，他也可能只是隐隐约约地感知到了或者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焦虑和逃避。例如，他可能拖延事务，这无关于他的知识，而关乎焦虑，如作决议、看医生或写信。或者，他会“假装”——主观地认定——他考虑参与的这些活动（如参与决议、对员工发号施令、与他人分离）并不重要，或者“假装”不喜欢做这些事，并且因而置之不理。因此，一个害怕在派对上被人忽略的姑娘，可能会设法让自己相信她并不喜欢社交聚会，从而彻底避免参加派对。
若要进一步探讨这种自发逃避缘何发生，就得提到抑制作用的现象。抑制作用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无力执行、感受或思考某事，其功能则在于逃避执行、感受或思考这些事时所引发的焦虑。个体既不会觉察到焦虑，也无法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去克服抑制作用。抑制在癔症性功能损失方面的表现最为惊人：癔症性的失明、失语或肢体麻痹。在性方面，性冷淡和性无能也表现出这种抑制，尽管性抑制的结构非常复杂。在心理方面，抑制作用也常出现在注意力、形成或表达观点以及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
我们可以花大量篇幅来列举抑制作用，并详述它们的各种形式和发生频率。然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让读者去回顾自己的相关观察，因为如今抑制作用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倘若它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是很容易辨认的。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简单思考一下意识到抑制存在所必备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会低估它们的发生频率，因为我们有可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种抑制作用。
第一，要觉察到自己的无能，就必须先察觉到我们做某事的渴望。比如，在觉察到抑制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这方面的抱负。人们可能会说，我们至少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明显不是事实。例如，我们试想，有个人聆听一篇论文并对此抱有批判意见。轻微的抑制会使他怯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严重的抑制则足以阻碍他组织自己的观点，等到讨论结束或第二天早晨，他才组织好自己的观点。甚至，抑制作用竟然能阻碍批判意见出现。而且在这个例子中，即便他确实有批判意见，他也倾向于盲目接受一切言论，甚至表示赞赏，他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任何抑制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抑制作用到了抑制愿望或冲动的地步，我们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
如果抑制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以至于他宁愿坚称这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就会出现第二个阻碍意识的因素。例如，如果某种难以遏制的焦虑与竞争性工作有关，导致他在各种努力之后极度疲惫，那他也许会坚称，他无法胜任这份工作。这种想法保护了他，因为他若承认了抑制，就不得不回去工作，从而使自己陷入令人厌烦的焦虑当中。
第三种可能性将我们带回到文化因素上。如果个人抑制得到了文化的认可，或与现存的思想意识一致，那他可能永远都意识不到抑制的存在。一个对于与女人打交道抱有严重抑制的病人也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觉得自身的行为所依照的是女性神圣不可侵犯的共有观念。对于提出要求这方面的抑制，往往是依据谦逊是一种美德这个教条。对于主导政治、宗教或任何兴趣领域的教条，我们很难观察到这方面的批判性思考，也完全没有觉察到关于惩罚、批判或隔离的焦虑的存在。然而，要评估这一点，我们当然必须极其详尽地了解种种个人因素。缺乏批判思想并不一定暗示着抑制的存在，也有可能是源于一般性的思维惰性、无知，或者因为确实与主导教条一致。
这三种因素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抑制，甚至是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也可能因此无法察觉。但是，即便我们能够意识到所有的抑制作用，我们仍然过于低估抑制作用的发生频率。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的行为反应，尽管这些行为反应并非完全成熟的抑制反应，但它们正走向抑制的顶点。我的观点是：我们仍有能力做某些事情，但与这些事情有关的焦虑会影响我们做事。
首先，从事那些我们感觉焦虑的活动会使我们感到压力、疲乏或筋疲力尽。例如，我的一个病人，她正从上街的恐惧中康复，但她在这方面仍有许多焦虑，周日她出去散步，仍然感觉筋疲力尽。这种筋疲力尽并非由于身体羸弱，因为事实表明她做繁重的家务就一点儿也不疲惫。是外出的焦虑导致她筋疲力尽。这种焦虑已使她尽量减少外出，但仍然足够使她筋疲力尽。许多问题常常被归因于过劳，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由工作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有关工作或同事关系的焦虑。
其次，与某种活动有关的焦虑会导致功能损伤。例如，若一个人有发号施令的焦虑，他的举止风格就会表现得谦卑有礼、唯唯诺诺。再如，骑马的焦虑会致使一个人无法控制动物。而且，对于这一点，意识的程度也大相径庭。一个人可能意识到焦虑使他无法以满意的方式执行任务，或者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再次，与活动有关的焦虑会掠夺其本有的愉悦。轻微的焦虑不至如此，相反，还可能会激发额外的兴致。怀着一定的忧惧玩过山车会更刺激，但强烈的焦虑则会使坐过山车变成一种折磨。有关性关系的剧烈焦虑会使当事人完全无法从中获得快乐，并且，如果他没有意识到焦虑的存在，还会觉得性关系没什么了不起。
最后一点可能令人困惑：我之前说过，厌恶感可能被当作回避焦虑的手段，现在我说的是，厌恶感或许是焦虑的结果。事实上，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厌恶感可能是焦虑的手段，也可能是焦虑的结果。这一点正好揭示了理解心理现象的困难。心理现象是错综复杂并密切相关的，除非我们下定决心考虑无数彼此交织的交互作用，否则在心理学知识上我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探讨如何防御焦虑，并不是为了详细描述所有可能的防御手段。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更多防御焦虑的激进方式。但现在我主要关心的是要证实：没有意识到焦虑的人可能比意识到焦虑的人更焦虑，或者，一个人身上可能存在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的焦虑。与此同时，我还将阐释一些更为普遍的观点，这些观点也许正是读者试图在这里找到的。
因此，简而言之，焦虑也许隐藏在身体不适感的背后，如心跳加速和疲乏；也许躲在大量看似合理、正当的恐惧背后；也许它就是一种隐形动力，驱使我们酗酒或沉没在各式各样的障碍当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它正是我们无法执行或享受某事的原因，而且会发现它是抑制作用背后的促进因素。
我们的文化给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带来了大量焦虑，至于其原因我们将在稍后予以讨论。因此，事实上每个人都建立了我前面提到过的这样或那样的防御手段。一个人的神经症问题越严重，其防御手段越是贯穿并决定他的整个人格，他无法做或不打算做的事情也越多，尽管根据他的生命力、心理能力或教育背景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能够做好这些事情。神经症越是严重，出现的抑制作用也越多，这[5]一点不易察觉却又显而易见。
[1]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的《焦虑与本能生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