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娜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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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海洋经济整合研究试读：
前言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以城市群为载体的区域竞争尤为激烈，而海洋空间和海洋资源将成为区域竞争的主要焦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资源瓶颈期，迫切要求突破陆域空间，加快发展海洋经济。我国东部自北向南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台湾东岸还直接与太平洋相连。海洋资源丰富，开发远景广阔。自2006年至今，国务院相继批复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青岛西海岸新区等12个沿海规划，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可见，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正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而海洋经济作为陆域经济的延伸，往往以行政区域划分属地，各地区协调性较差，海陆产业之间关联性较弱。因此，各地区海洋经济迫切需要整合。
海洋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海洋经济发展而建立的应用经济学科。其中，关于跨区域海洋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近10年，聚焦在海洋空间规划、海洋区域合作模式、整合建议等方面研究。2002年欧盟海岸带综合管理建议书，确定海洋空间规划是整体区域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2005年《欧盟海洋环境策略纲要》发布了海洋空间规划的支持性框架。2010年，伊勒（Ehler Charles）和道威尔（Fanny Douvere）在《海洋空间规划：循序渐进走向生态系统管理》一书中提出通过规划、实施、检测和评估等途径完成海洋空间规划。针对跨界共有海洋资源，许多学者提出“共同开发”模式、地中海沿岸国“公约—附加议定书”模式等，并提出建立高层会议协商等对策建议（Hance D Smith，2000；Hunt Colin，2003；邱凤霞，杨阳，2014）。
总体来说，国内外关于海洋整合研究多基于宏观层面，其中国外研究主要以双边或多边国家为研究对象，国内研究主要基于省域层面。由于海洋统计资料局限，对于以城市为地域研究单元研究较少。从研究层次上来看，海洋经济整合研究由最初的“海陆统筹”、“区域协调”等原则性建议，逐步重视实证性研究，但还缺乏综合考虑区域协调、海陆统筹等问题。在研究内容上，海洋经济整合由空间研究转向功能、制度合作等多领域研究。可见，海洋经济整合已成为区域经济学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但针对海洋经济跨区域合作模式、路径等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长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区是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区之一，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发达，主要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本书以长三角区域为实证研究对象，以跨区域海洋合作为核心，兼顾海陆统筹发展，重视海陆经济比较、要素衔接。在界定海洋经济整合内涵基础上，以海陆统筹——区域联动——制度合作为主线，进行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不囿于一般官方统计资料，而采用实地调研、层次分析以及聚类和RSW指数评价等方法，进行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以及海洋科技竞争力评价，对海洋经济定量研究进行有益探索。同时，采用比较分析法，重点聚焦两个比较：一是区域比较，与珠三角海洋经济区、环渤海海洋经济区进行比较，分析长三角海洋经济区海洋经济发展的优劣势。在三大海洋经济区中，长三角海洋经济区规模居中、增速略缓、海洋服务业发达；二是陆域比较，运用近10年数据，对海洋产业结构与陆域产业结构演化规律进行比较，提出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特征。近年来，长三角海洋经济平稳增长，上海海洋经济规模最大，但江苏省海洋经济增速最快。从长三角海陆产业结构对比中发现，长三角产业结构主要集中在第三区域，呈现“二、三、一”发展态势。而长三角海洋产业结构重心集中于第四区域，呈现“三、二、一”发展态势。
本书提出长三角海洋经济整合思路，重点是要处理好五大关系，一是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关系；二是沿海各城市海洋经济分工合作关系；三是江、海、湾联动关系，促进长江黄金水道——黄金岸线——杭州湾海域综合发展与管理；四是海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协调海洋经济发展与沿海城镇建设；五是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并提出打造“三角两翼一带”海洋经济发展格局。“三角”，即长三角海洋经济的核心区，由上海市、浙江的嘉兴市、杭州市、绍兴市、宁波市和舟山市组成。“两翼”主要指以连云港、盐城、南通等沿海城市构成的长三角海洋经济北翼和以台州、温州等组成的长三角海洋经济南翼；“一带”是指以江苏沿江城市构成的长江海洋经济发展带。
深入分析长三角海洋经济整合五大路径：一是共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重点构建分工合理的港口物流体系、优化整合集疏运体系和建设现代国际航运服务体系。二是优化长三角海洋产业布局，重点对海洋渔业、海洋装备制造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战略新兴产业、海洋现代服务业和滨海旅游业提出长三角两省一市整合方向。三是加强长三角海洋科技合作。对中国境内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海洋科技实力评价，2013年海洋经济竞争力由高到低依次为上海、山东、广东、江苏、天津、浙江、辽宁、福建、河北、广西和海南。四是促进长三角海洋生态环境合作治理。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从规划协调和制度合作等方面推进长三角两省一市海洋生态环境合作。五是完善海洋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将海洋经济专题纳入长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内。以长三角两省一市“六巨头”会议为平台，设立长三角海洋经济合作发展专题。依托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建立长三角沿海城市带联盟。建立与东海分局协调合作机制等。
最后，本书从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海陆统筹发展、海洋综合管理和海洋经济整合等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例如，增强海洋产业扶持力度，重点推进金融扶持和财税扶持政策；建立海洋统一规划保障体系，加强海陆基础设施衔接；深化海洋行政综合管理改革，建立海洋应急管理协调机制，开展海上联合执法行动；编制长三角区域海洋发展规划；加快解决海域确权问题，构建统一有序的海洋市场，等等。
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本书以海洋区域合作为核心，兼顾海陆统筹发展，从长三角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沿海城市等中观层面进行实证研究，进行海洋产业结构和陆域产业结构演化规律对比，力求进一步丰富海洋区域经济理论，为长三角各地方政府加强海洋区域合作提供决策参考。但由于作者能力和条件所限，对某些问题的分析还不够深入，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第一章海洋经济整合研究综述与内涵界定第一节国内外海洋经济研究综述一、国外研究
海洋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海洋经济发展而建立的应用经济学科。1960年，法国首先提出了“向海洋进军”的口号，并成立了海洋开发研究中心。而针对跨区域合作的海洋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近10年。（一）从空间角度探讨区域海洋开发与管理
国外海洋空间角度的研究起源于国家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其目的是解决用海活动与海洋环境之间冲突，之后被应用于海洋空间多种用途的管理。在海洋综合管理的空间规划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采取一系列加强海洋工作的措施，先后出台了欧盟海岸带综合管理建议书［EU Recommendations on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ICZM）］、《欧盟海洋环境策略纲要》［EU Thematic Strategy for the Marine Environment（2005）］、《欧洲未来海洋政策绿皮书（2006）》、《海洋综合政策蓝皮书》等文件，明确了海洋空间规划在整体区域资源管理、解决海洋经济冲突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海洋空间规划的支持性框架，并将其作为海洋空间规划与综合管理的原则与指南。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制定了海洋空间规划，如比利时的“总体规划”（Master Plan）、荷兰的“北海2015海洋综合管理计划”（Integrated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North Sea 2015），并开展了相关规划管理工作。
在海洋生态系统空间规划方面，国外许多学者（Val Day，2008；Fanny Douvere，2008；Melissa M．Foley，2010）认为，生态系统、自然资源以及影响它们的人类活动都具有地点位置特征，海洋空间规划是影响海域内人类活动何时何地发生的过程，强调地点管理是其关键特征之一，工作重点在于具体的生态系统及各种活动的影响程度和范围。（二）跨区域海洋合作模式与对策研究
针对跨界共有海洋资源，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区域海洋的合作模式和对策：
在环境合作方面，海洋环境保护的区域合作始于北海，第一个区域性条约是由8个北海沿岸国签订的《关于处理北海油污染事件的合作协定》。之后根据各区域实际情况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模式。一是北海—东北大西洋模式。该模式针对周边各国相似的国情和发展进程，选择的一种分立的海洋环境合作模式，即对具体不同的海洋环境保护问题，构建各自独立的法律制度予以解决，从而形成了一种“小步快走，多种单独性协议并存”的局面。S．安德森（Steinar Andresen，2001）等学者认为，北海—东北大西洋模式具有效率高等优点，同时也存在缔约、执行和协调的高成本等问题。二是波罗的海模式。波罗的海6个沿海国是一个有着强烈“东西方”因素的合作实例，于1974年通过了《保护波罗的海海洋环境的赫尔辛基公约》，形成了一种对所有海洋环境问题一并立法的综合模式。M．费茨茅利斯（Malgosia Fitzmauurice，1992）等学者认为，波罗的海模式揭示了海洋环境保护利益的重要性，可以超越政治对立，但这种模式也具有区域内合作重点不明，以及一套庞杂体系带来的官僚化弊病等。三是地中海模式，其沿岸国于1976年缔结了《保护地中海海洋环境的巴塞罗那公约》，该公约共有六个议定书，每个议定书都明确规定了目标、方法手段和缔约国的义务（亚历山大·基斯，2000），并确立了“公约—附加议定书”的“综合—分立”模式。M．格瓦奈利（Maria Gavouneli，2003）提出，地中海合作模式使得地中海成为“区域合作协议的原型，以及区域合作协议的最好工作样本”，以至于其后的区域海洋项目和应急制度，均受其影响。
将海洋保护上升到法律层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海洋领域具有宪章地位的世界性公约，共分17部分，连同9个附件共有446条，包括海洋环境保护与安全、海洋技术的发展和转让、海洋地缘政治、海洋资源开发等内容，对当前全球各处的领海主权争端、海上天然资源管理、污染处理等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裁决作用。
总之，国外跨区域海洋合作研究多以双边或多边国家为对象，探讨跨国的海洋开发、海洋环境、海洋产业、安全保卫等领域的合作。（三）侧重海岸综合管理和海洋产业融合研究
一些国外学者关注海岸带综合管理研究，从多角度探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海岸带发展状况和综合管理情况，分析海岸带综合管理影响因素，提出相关发展政策和建议。例如，D．苏曼（Daniel Suman，2001）对欧盟与美国海岸带综合管理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L．诺伦哈（Ligia Noronha，2004）分析了在印度海岸带综合管理中实施的几项政策及其实施效果。同时，R．凯和J．奥德（Robert Kay and Jacqueline Alder，2010）提出海岸管理必须考虑地域整合，把海岸系统作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来看。并要关注人类活动对海岸的长期影响，海岸变化主要集中在空间上的向岸、离岸和沿岸移动。
一些学者从海洋产业的角度，强调海洋产业与其他方面的融合发展。他们具体提出了10大类51项主要海岸和海洋活动，并将涉海经济划分为海岸带经济和海洋经济，注重海洋资源与经济、能源、环境的融合。在产业合作方面，主要集中在渔业的合作和发展，多个国家（如韩国、中国、日本、俄罗斯、朝鲜等）之间签订了相关的渔业协定，并举行渔业联合会，就海洋渔业资源进行评估，确定生物极限值。韩国学者崔宗和（1999）提出各国家（地区）的海洋渔业合作要通过高层会议协商，合作重点主要集中在技术及研究领域以及渔业共同管理等方面。二、国内研究
我国“海洋经济学”界定为“以整个海洋经济活动及整体运行作为研究对象，以合理控制、科学协调和维护国家海洋经济整体利益为目标的经济理论”。国内学者对海洋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海洋可持续发展、海洋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海洋产业经济研究等。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国内学者已涉足海洋区域经济研究，主要有：（一）从空间视角探讨海洋经济开发与管理
一方面，从政府层面颁布海洋功能区划。2003年国务院颁布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根据海域区位、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和开发利用等划分10种海洋功能区，即港口航运区、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矿产资源利用区、旅游区、海水资源利用区、海洋能利用区、工程用海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区、保留区，这种划分成为我国海域开发与管理的主要依据。《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03年）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海洋功能区划，为我国海域使用和海洋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可以控制、引导海域的使用方向，保护、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随后，沿海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相继出台了当地的海洋功能区划，基于分析区域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状况，根据不同区段的自然属性及社会属性，确定海域的主要功能和功能顺序，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海洋资源提供科学依据。随着海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于2012年颁布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将我国全部管辖海域划分为农渔业、港口航运、工业与城镇用海、矿产与能源、旅游休闲娱乐、海洋保护、特殊利用、保留等八类海洋功能区；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还从省际角度，探讨海洋产业结构演化和海洋经济空间差异。张耀光、魏东岚（2005）采用分析区域空间差异的定量方法，对我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海洋产业及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的空间集聚与扩散程度进行分析，提出海洋经济形成的机制与规律。董晓菲、韩增林（2009），采用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省级海洋经济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区空间结构差异。郝雪、韩增林、李明昱（2011）基于点—轴系统理论，分析北黄海经济带的空间结构，提出北黄海经济带为点—轴渐进逐级开发，具有规模效应、集聚与扩散效应和交通系统效应等。（二）海洋经济整合内涵研究
海洋经济整合包括海陆整合、岛陆整合以及海域间的整合。部分学者侧重海陆整合，探讨海陆产业关联、内在联系机制等。栾维新（2004）认为：统筹发展应该包括“海陆统筹”，“海陆统筹”是科学发展观题中之义，通过陆海产业协调发展，以陆域产业、技术产业为依托，以陆域空间为腹地和市场，强化海洋产业辐射和带动作用，可以实现海陆经济带的跨越式发展。部分学者侧重跨区域海洋经济研究，提出跨区域深海资源开发技术合作、组建港口物流联盟等。徐质斌（2006）提出在CEPA框架下粤港澳海洋事业合作的八大领域。向云波（2009）提出区域海洋经济整合主要包括三大要素整合，即海洋资源整合、海洋产业、空间整合，从资源、产业和空间的视角，构建区域海洋经济整合的基本架构。（三）海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进入21世纪，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内许多学者以经济区位为研究对象，探讨海洋经济区域合作与发展。主要对环渤海、长三角、北部湾、泛北部湾、南海、泛黄海等区域海洋经济进行了探讨。国内学者对海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探讨海洋经济区空间布局研究。朱峰（2008）对泛北部湾海洋经济区域发展空间进行探讨。提出泛北部湾海洋经济区空间客体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中国广西境内北部湾经济区的主干城市经济群，包括北海、防城、钦州、南宁；与环北部湾相邻的东盟国家，主要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菲律宾和文莱六国；东部与北部湾相邻的海南岛西部地区以及南海岛屿海洋资源区。按照产业转移和贸易组织对区域内各经济客体的作用划分，泛北部湾经济区空间包括三个层面：以东盟为核心的外部依托性发展空间；以中国整体区域布局的外部基础性发展空间；以整个亚太经济为补充的扩张性发展空间。李靖宇、袁宾潞（2007）对长江口及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进行探讨。（四）跨区域海洋合作对策研究
部分学者提出跨区域海洋合作的体制机制，如建立区域市长联席会议、成立海洋事务办公室等。姚莹（2010）总结出可供选择的区域海洋合作路径，包括北海—东北大西洋模式、波罗的海模式、地中海模式。邢治华、崔峥嵘（2003）提出，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合作体制机制。认为，发展海洋经济的关键是各成员摒弃以往独立制定各自的规划和开发项目，强调区域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协调，避免区域间的无序竞争及其引发的经济矛盾和冲突，避免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方面出现失误，从而保证整个地区的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成立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实行“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促进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合作发展。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国内外海洋经济整合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在研究对象上，主要基于宏观地域单元研究
国外海洋经济整合主要以双边或多边国家为研究对象，国内研究主要基于省域层面。由于海洋统计资料局限，对于以城市为地域单元研究的较少。（二）在研究层次上，由原则性建议逐步向实证研究深化
海洋经济整合研究由最初的“海陆统筹”、“区域协调”等原则性建议，逐步重视实证性研究。但还缺乏综合考虑区域协调、海陆统筹等问题。（三）在研究内容上，更加注重制度创新
海洋经济整合内容由空间研究向功能、制度合作等多领域拓展。在实践中发现，海洋经济区域整合不仅要重视传统要素合作，更要重视海洋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和制度合作。（四）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综合性、集成化态势
海洋经济是一个复杂、复合系统，其研究呈现由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集成化趋势。特别是针对海洋经济跨区域的难点问题，需要综合多学科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外海洋经济研究为本课题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总体上看，以经济区为研究对象的海洋经济整合还不够深入。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是多层次复合系统，缺乏综合考虑跨区域协调、海陆协调等。多数研究局限于现有体制框架和行政区划范围内求解，从而导致研究难以深化，特别是对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路径研究较少。这正是本书重点要关注的地方。第二节海洋经济整合理论基础一、区域一体化理论
区域一体化初创于20世纪中期的欧美国家，经过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探索，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区域一体化早期主要从区域经济一体化范畴展开，荷兰经济学家J．丁伯根（J．Tinbergen，1954）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巴拉沙（Balassa，1961）等都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作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组织。之后众多学者从概念内涵、运作模式、实践操作、体制机制等多种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就其发展模式而言，按照差别待遇的不同，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同盟5种模式；就其发展程度而言，只有部分或某一领域消除差别待遇的属于单一性的行业或部门的一体化（如关税同盟、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共同市场等），而全面消除差别待遇的是综合性、全面性的经济一体化（如经济共同体、经济区、经济联盟等）。
随着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拓展，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区域一体化，主要包含区域制度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个方面。在区域制度一体化方面，关注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研究国家间处于合作的政治意愿而建立的一定形式的组织和制度，描述区域集团化的政府行为。其功能作用是各国家政府之间在达成一体化共识，制定战略目标和策略的基础上，高效及时地相互传递各个利益体的信息，共同探索实现制度一体化的路径方法。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关注不同空间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不同区域经济合作，最终形成一体化目标的途径。其研究实践的功能是在总结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依托总体发展战略方向，全面剖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发展过程、制度演变以及社会经济效应等内容，从制度、条件、机制、模式等角度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路径，对新的实践做出指导分析。
海洋经济整合中的海陆经济联动发展属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其跨国跨区域的政府间合作及体制机制的制定和完善又属于区域制度一体化部分。客观上说，一方面，区域一体化能够消除区域之间的贸易、市场、制度等障碍，推动海洋经济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区域海洋经济的整合，有利于区域海洋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和拓展；而另一方面，区域海洋整合的过程实现了区域海洋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优化了总体资源配置，有利于区域总体的分工合作，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二、海洋经济相关理论（一）海洋区划理论
海洋区划理论是根据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状况、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需求等因素，把一个海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海洋区域，实现针对不同海域的发展方式和管理模式，指导、约束海洋开发利用实践活动，达到海洋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海上开发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主要包括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经济区划、海洋行政区划和海洋特殊区划等，各海洋区划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服务于海洋经济整合发展。其中，海洋功能区划是控制、引导海域使用方向的规定，可划分为10大类，有港口航运区、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矿产资源利用区、旅游区、海水资源利用区、海洋能利用区、工程用海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区和保留区；海洋经济区划根据一定海域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需要而划分的海洋区域，包含海区经济区、海岸带经济区、海洋重点开发经济区、沿海开放经济区等；海洋行政区划是根据海洋行政管理的需要，按照行政层次划分的海洋区域，分为区、县、乡镇管辖的海域；海洋特殊区划是根据海洋开发利用的特殊需要，按照特殊目的划分的海洋区域，包含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军事区、禁渔区和休渔区等。（二）海洋产业理论
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有以下三种分类方法：一是按国民经济物质生产部门，划分为海洋农业、海洋工业、海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商业服务业；二是按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划分为海洋第一产业、海洋第二产业和海洋第三产业；三是按产业发展的时序和技术标准，划分为传统海洋产业、新兴海洋产业和未来海洋产业。海洋产业的发展包括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两个方面，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上，根据国际、国内市场变化组织生产，调整产业结构，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三、二、一产业的结构顺序；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上，发展海洋油气和滨海旅游业等海洋新兴产业，提升发展海洋渔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等传统行业。（三）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
自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21世纪议程》中指出“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础组成部分，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财富”以来，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中主要包括以下4方面核心思想：一是资源永续利用理论，探讨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包括海洋资源，得到永续利用的理论和方法。二是外部性理论，认为环境日益恶化和人类社会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现象和趋势的根源，是把自然（资源和环境）视为可以免费享用的“公共物品”，致力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把自然资源纳入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与方法。三是财富代际公平分配理论，认为当代人过多地占有和使用了后代人的财富，特别是自然财富，探讨财富（包括自然财富）在代际之间能够得到公平分配的理论和方法。四是三种生产理论，探讨三大生产活动（人的生产、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之间物质流动通畅并构成良性循环的理论与方法。三、海陆统筹理论
海陆统筹是随着陆地资源衰竭，生态环境恶化，海洋科技进步，海洋经济地位提高而诞生的。相对来说，海陆统筹是国内新兴概念，相关理论研究较少，常与海陆一体化、海陆联动等概念共用。对海陆统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次：一是微观层次，以区域地理区位、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状况为依据，强化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在海陆之间的联通流动，实现海陆的优势互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区域整体合理发展。二是宏观层次，是以海洋国土观和国家整体发展为前提，要求打破区域行政界线，对经济、科技、文化、军事、政治、环境等领域进行总体统筹规划，追求海陆之间战略平衡的过程。海陆统筹强调如何发挥海洋优势，加强海陆联系和统一规划，涉及海陆经济的协调发展、海洋意识的培育、海陆文化的融合、海陆交通的衔接、海陆管理的统一与协调等多方面广泛的内容。其主要任务是将海洋开发与整治纳入全国总体战略规划体系，合理划分海岸带经济区域，实施海洋生态系统管理，全面推进海陆一体化建设。第三节海洋经济整合内涵及特点一、海洋经济整合内涵（一）海洋经济
海洋经济的概念最早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学者杰拉尔德·J．曼贡在其著作《美国海洋政策》中提出。在国外，海洋经济的表述并不常见，只出现在少数涉海经济研究中，如海洋统计报告、海洋发展政策等。随着国外经济学界对海洋认识的日趋深入，海洋经济的研究取得了不断的进展和突破。其中对海洋经济概念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在《美国海洋政策要点与海洋价值评价》（2004）中的定义，认为海洋经济（Ocean Economy）是直接依赖于海洋属性的经济活动，或在生产过程中依赖于海洋作为投入，或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在海面或海底发生的经济活动。美国学者查尔斯·S．科尔根（C．S．Colgan，2003）定义海洋经济是把海洋作为生产活动的一种资本的经济活动或由于地理区位的影响在海洋上或海洋底下的经济活动。朱迪思·基尔多（Judith Kildow）认为“海洋经济是指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而这些产品和服务的部分价值是由海洋或其资源决定的”。海洋经济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阿姆斯特朗和莱纳的《从新角度看海洋管理》；布尼奇的《海洋开发的经济问题》和《大洋经济》；鲍斯基的《海洋管理与联合国》；日本稻田仁的《日本海洋开发》以及A．H．沃兹涅辛斯基主编的《海洋研究与开发》等。
在国内，海洋经济的概念是1984年由杨金森在其论文集《中国海洋经济研究》中首次提出，他认为海洋经济是以海洋为活动场所和以海洋资源为开发对象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和。这之后，诸多机构和学者从经济发展的各个角度阐述了海洋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国家海洋局的定义，认为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总体来说，国内关于海洋经济内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强调范围程度，按照经济活动和海洋的关联程度把海洋经济分为狭义、广义和泛义3个层次（许启望、张玉祥，1998年；孙智宇，1997等）；二是强调经济目的，认为海洋经济是以海洋空间为活动场所或以海洋资源为利用对象的，包含活动场所、资源依托、服务对象、初级产品原料对海洋有特定依存关系的各种经济的总称（陈可文，2003；徐质斌、牛福增，2003等）；三是强调产业统计，认为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海洋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2003等）。
综上国内外研究，海洋经济的内涵是以海洋资源为基础，以海洋产业为核心，依托海洋地域空间载体，以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为目的的各类海洋经济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并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整体公共性，由于海洋贯通一体的特点，海洋资源是公共不可分割的资源，发展海洋经济要从其整体大局考虑，注重共享与竞争的并存；二是空间地域性，海洋经济活动需依托海域空间载体，存在着不同海域之间海洋资源、气候、水文的差异，且由于海洋水体的连通扩散特点，需考虑到跨区域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合作；三是技术整合性，随着人类对海洋认识和开发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发展海洋经济对各类高新科学技术发展和整合的要求提高，如船舶、定位、捕捞等专用技术装备设施等，需提升海洋经济的科技含量，发展新兴海洋产业。此外，海洋经济还具有关联性、综合性、复杂性、高风险性等特点。（二）整合与经济整合
英文中的“Integration”一词导源于拉丁文“Integration”，表示为“更新”的含义（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93）。整合最早源于地质学，是指整理、组合，表示两个地层的走向和倾斜都一致，在沉积上没有明显间断的接触关系（《辞海》，1999）。之后被广泛运用于哲学、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在哲学中用于表示事物的发展状态，表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例如哲学进化公式中认为进化是经过不断的整合与分化，是从不确定、不协调的单纯性到确定的、协调的繁杂性的变化（斯宾塞，1985）；社会学中表示社会整合，是指调整社会中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各组成部分基于相互赞同而达到的团结一致（Harold Carter，1981等）；生态学中表示生态整合，是指在遵从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与自然界在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走向和趋势上凝聚或汇合成一个结构完整、功能完善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过程及结果（佟宝全，2006）；系统学表示整合是部分在组成整体后，超过原来部分之和的力量，包含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归纳起来，整合在经济地理学的理解运用也类似，包括整合最终形成的协调统一的结果和自身发展升级的过程两个方面。
在国外，经济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一词最早出现于1947年的美国官方文件（Fritz Machlup，1977），之后对其的深入研究逐渐增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将近20位经济学家对经济整合的内涵和概念进行了表述（Miroslav N．Jovanovic，1998）。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整合表示一种事务的状态或一个进程，强调分散经济体联合为更大经济区域的状态和过程（Balassa bela，1961；Fritz Machlup，1977）；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提出整合至少是在两个参加国之间除去所有的贸易障碍、干预、差别待遇以及在它们之间建立基于一定因素的合作，允许商品的自由流动和各国经济之间的自由贸易，强调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协调（Ali M．EI-Agraa，1997；Carbaugh．R．J，1998）。可见国外认为经济整合是各经济体之间组合的动态协调过程，包括商品、人员、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具有一定的协调运作规则和机构。
国内对于经济整合的研究晚于国外，主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且多与“一体化”共同探讨研究。部分学者认为“整合”与“一体化”、“协调合作”可以相互代替使用，提出整合的内在含义是将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分为国内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三个层面（湛柏明，1999），对于欧盟的经济合作，使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一般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则多采用“区域经济合作”，以显示大多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欧盟之间的差距（庞效民，1997）。但也有学者指出，“整合”与“一体化”等词具有差别，“整合”是动词，表示不同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行为和过程，体现的是协调过程，而“一体化”等是名词，更多地表达了协调合作的结果（刘静玉，2006），且“整合”比其他词更具包容性、灵活性和力度，包括被整合者的相互协调、磨合、调控、约束和限制，并提出“整”是“合”的前提，“合”是“整”的结果，发展是整合的最终目标（王士君，高群，王丹，2001）。另外一些学者从空间要素流动与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角度，认为经济整合意味着对区内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和协调，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组织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产业的集约化程度、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优势互补，从而增强竞争力（陈存友、汤建中2003；李罗力2004）。
综上所述，整合是指把一些零散的要素通过某种方式而彼此衔接，从而实现整体的资源共享和有效协同，最终形成一个有价值效率的整体。而经济整合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连为一体，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组织结构进行整体规划和协调，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达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整合中强调过程、机制和实现整体优化。（三）海洋经济整合
国内外关于海洋经济整合的研究不多，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因而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国外一些学者关注海岸带综合管理研究，强调海陆一体发展，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海岸带发展状况和综合管理情况，分析了海岸带综合管理因素，提出相关的发展政策和建议（Daniel Suman，2001；Ligia Noronha，2004；Braxton C．Davis，2004；Deboudt P et al．，2007等）。另一些学者从海洋产业的角度，强调海洋产业与其他方面的融合，提出10大类51项主要海岸和海洋活动，并将涉海经济划分为海岸带经济和海洋经济，注重海洋资源与经济、能源、环境的融合（Pido and Chua，1992；CICI-Saint and Knecht，1998；全国海洋经济计划，1999）。而对于合作协调机制，国外主要以实务操作为主，如美国成立内阁级海洋政策委员会；英国成立海洋管理协调机构、海洋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皇家地产管理委员会；韩国的海洋水产部；联合国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等。
国内对海洋经济整合研究主要从海陆一体化角度进行，着重强调海陆联系的重要性和紧密性，在研究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融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海陆经济一体化的战略设想及发展原则。部分学者对海洋产业及其与陆域产业之间的对应关系研究，提出了海陆联动发展方式。总体来说，国内外学者都对实行海陆经济整合，加强海陆联系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
综合上述海洋经济的内涵，进一步深究经济整合内涵，笔者认为，海洋经济整合是指以海陆资源为基础，依托海洋及陆地的地域空间为载体，以海陆联动为核心，促进生产要素跨地域流动，推动海洋产业结构和布局的整体规划和协调，实现海陆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过程。海洋经济整合内涵强调以下几点：一是海洋经济整合过程的目的性，把整合看作一个状态和过程，同时注重整合结果和实现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目的；二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实践性，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结合海陆经济发展实际，完善相关经济体制，创新海洋经济整合的发展合作机制；三是海陆布局的整体优化性，合理选择海陆主导产业，通过点、轴、面等空间要素的有效组合，实现海陆优势互补和区域共同发展。二、海洋经济整合特点
海洋经济相对于陆域经济发展具有高科技性、高风险性、高投入性等特点，因此，海洋经济整合也具有独特性。（一）海陆经济
海洋经济整合具有海陆经济特点，其整合过程也是海陆互动的发展过程。海洋经济整合建立在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综合的基础上，并通过海陆互动不断加强深化。首先，在经济空间布局上交融互通，海陆两类经济活动同时存在于海岸带区域，大部分海洋开发活动，如海洋捕捞、海洋资源开采、海上运输，需要在海域和陆域空间共同完成产业活动。其次，海陆产业链相互交汇，陆地产业通过海洋技术向海洋渗透，如海洋牧场；海洋产业发展也需要陆域产业支持，如海洋石油业需冶金、化工、造船、海洋勘探等一系列产业支撑。再次，海陆联动相互支持提升，由于海陆联系密不可分，海洋产业发展的同时可以拉动相关陆域产业发展；反之亦然。从而进一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二）高技术经济
高技术经济就是以高新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海洋经济整合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整合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高技术经济特征。首先，在海洋开发技术中采用高新科学技术，形成知识密集型产业，如船舶、潜水设备、石油开采等技术装备业。其次，具有高技术经济运行体系，推动海洋高科技产业与传统海洋产业的相互融合，促使新技术的使用，设备更新换代和传统产业改造。再次，形成了高技术运行机制，针对海洋经济整合的需求，形成海洋科技产品市场，进一步完善建立适合于海洋高技术投资需求的经济机制、风险资本形成与运行机制、科技人才流动机制等。（三）开放型经济
由于海洋的连通整体性，依托海洋和临海空间发展的区域海洋经济整合与外部区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经济活动全过程都具有开放型经济的特征。一是参与生产要素的国际性流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商品、服务和各类生产要素（资本、技术、人员等）能够通过海洋跨国跨地区流动；二是利用海运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输出或者引入资本和企业，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实现全球视角下的资源优化配置。同时由于其具有开放型经济的特征，因而还具有主动与沟通交流国际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发展方式多元化等多种优势。（四）综合性经济
海洋经济整合是一个集合了多种经济的多层次、复合型的综合经济体系。同一水域内可以分层分类采取不同的开发利用方式，如海面发展航运交通；中层水体发展海洋农场和渔牧；海底进行采矿勘探；沿海岸线发展海陆联动相关的产业，如装备制造业、港口运输业、滨海旅游业等。充分利用其综合性经济特点，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避免海洋资源的浪费。三、我国海洋经济整合的瓶颈和障碍
海洋经济作为陆域经济延伸，其整合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瓶颈和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海洋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高度竞争状态，虽然各地区都对区域协调发展达成共识，但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区经济影响，区域城市之间体制分割，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经济运行带有明显的行政区域利益特征。受其影响，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孤立性，主要采用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各个区域出台的海洋政策和法律有些是以有利于本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地区封锁和经济割据，区域之间恶性竞争，生产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影响了产业链的分工协作关系。海洋经济整合缺乏有力的战略目标和行动，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往往竞争多于合作，经济协调和沟通渠道不畅，缺乏紧密的区域内经济联系，导致在一些区域海洋经济整合的重大问题上，依然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项目重复建设等诸多问题。（二）海洋与陆地要素分割
地球上海洋与陆地本身连为一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但由于海洋环境特殊、开发技术水平要求高、资金投入大，加上我国一直以来“重陆轻海”，海洋经济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及陆域经济发展。目前，我国海洋要素与陆地要素呈现分割状态，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联系不紧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现实发展中缺乏海陆整合协同，海洋与陆地两个地理单元被孤立，海洋资源开发与陆域资源开发分离，海洋产业发展与陆域产业发展缺少有机联系，没有充分利用海岸线地带的联系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在政策研究上出现“海陆二元化”现象，海洋与陆地发展分离，在资源开发、产业发展、环境保护、体制机制等方面均缺乏海陆整合发展的战略导向和体制机制，统筹海陆经济发展规划、政策尚少。（三）海洋发展管理缺位、交叉现象较多
由于海洋资源的界限模糊性及公共属性，在区域海洋经济开发与管理中容易产生“公地悲剧”现象。我国涉海行政管理部门较多，各管理部门单方面追求利益最大化，没有形成整合发展的合力，忽视了海洋经济整体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海洋经济整合的目的与要求。目前，我国海洋发展管理还存在诸多缺位、交叉现象。主要表现：1．宏观调控乏力
我国的海洋开发管理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分散在各个行业部门，海洋各产业各自为政，职能职责分散、交叉。这种在传统海洋产业基础上形成的管理方式，是一种分散的行业部门分工管理体制，缺乏强有力的综合协调管理职能。造成行政成本高、行政效率低，严重影响海洋经济发展。目前，海洋管理缺乏高层次的协调规划部门，没有形成完善的规划协调体制机制，一些部门之间相互竞争，导致部分海洋经济行业，如渔业、航运业、旅游业、石油开采业等，存在突出的发展矛盾。2．管理权限范围不清
海洋管理体制上存在“九龙治海”问题，如边防、交通、渔业、海监，等等，但各支队伍各管各的，权责不清。由于政出多门，管理范围不明确，在笼统的“监督管理”职责下，出现了“信息不通、机构重叠、盲点繁多”的状况。在涉及各自利益时，各涉海部门往往从本部门、本行业的利益出发，你争我夺，互不相让，一旦遇到事故发生，就互相推诿扯皮，谁也不管。这直接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引发了诸多矛盾。3．海上执法力度不够
由于海上执法队伍分属在不同部门而各成体系，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像海监、渔政等队伍作为海上执法的重要力量，没有治安权，造成管理力量薄弱，打击不力，无形中助长了海上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4．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目前，我国制定公布的海洋开发保护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绝大部分是专项性的，缺乏能约束各个行业的综合基本法规，形不成完整的法规体系。并且，一些大的法律法规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地方贯彻起来不容易把握。同时，地方配套的法律法规又不能及时制定出台，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没有法律约束，客观上限制了海洋的管理。第二章海洋经济整合背景与趋势第一节国内外经济发展总体形势
21世纪为海洋世纪。海洋经济作为未来开发新空间、新资源，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后经济危机时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使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一、国际经济发展形势（一）全球经济格局进入调整期
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经济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大调整严重打击经济信心，除了短期经济衰退之外，从中期来看，全球经济将面临一个中低速的增长环境。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有所改变，而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地位将极大提升，全球经济格局随之产生变化。在后危机时代，新型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正在逐步走向世界平台中心，与世界经济的互相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促使我国更好地利用外部资金、技术、资源和全球市场。长三角区域作为我国的经济发达区域，正迎来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研发机构进驻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制造业成本迅速提高、低成本优势难以维系的尴尬局面。如何充分运用区域内部各地的海洋资源优势，寻找适合海洋产业组织的空间分工，是长三角未来海洋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二）新技术源动力作用更为凸显
市场竞争促进了科技开发和技术创新。新技术应用，将为区域带来巨大的潜在效益与综合价值，不仅是企业制胜法宝，也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促进经济环境友好发展的根本途径，更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纳米技术和航天技术为核心的高新科技革命正在进行。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科教实力较强地区，加强科技创新，实施高新技术发展战略，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根本动力。同时，海洋技术的大发展，也为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三）城市联盟成为全球的竞争单元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早已突破单个城市或区域的界限，在推动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强了区域内城市间的联系，使得区域内城市日益成为利益的共同体和联盟。以城市联盟为主体的区域利益集团，已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基本空间单元。而都市和产业密集区的发展潜力，取决于该区域整体有机构成的优劣。不同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合作与交融不断强化，区域一体化和全球网络化发展的趋势将更加明显。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如何加强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成为增强长三角区域竞争力、并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关键所在。（四）海洋经济发展备受关注
21世纪是人类开发海洋、发展海洋经济的新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陆域资源、能源和空间的压力与日俱增，人类已将经济社会发展转向资源丰富、地域广袤的海洋，未来海洋必将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战场之一。因此，沿海各国和地区都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把海洋强国作为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发展战略。二、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一）我国经济呈现新常态发展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GDP为5.7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5.39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这为我国在国际组织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经济基础，使其在国际组织上的权力制衡和话语权的分配尤其重要。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成为新常态的主要标志。从拉动经济“三驾马车”来看，在过去经济发展中我国更多依靠投资和出口，目前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投资和出口对经济拉动都有所回落。在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中，我国面临着生态保护、资源短缺等瓶颈。为此，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海洋经济发展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二）发展模式面临战略性转移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发展由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性转移。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人们既享受着经济发展的种种实惠，也承受着经济粗放增长的种种代价，如城乡二元结构、环境污染等。面对发展战略的转移，区域发展要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取向，由高消耗的外延增长向集约型内涵增长转变，由追求经济量的扩张向追求质的提升转变。长三角作为全国最具竞争力区域之一，在今后发展中若要继续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就必须率先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三）体制机制改革有待深化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关键时刻，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开放进入更高平台。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并不牢固，一些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障碍还没有根本性突破。改革到了攻克最顽固堡垒的时期，行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事业管理体制等均处于攻坚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要求长三角以更加开放的战略思维，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化经济社会行政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四）社会民生问题空前关注
我国将进入“民富国强”时代，更加关注民生保障和改善。“十二五”规划把民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民富”放在重要位置，并正在发展目标中充分体现更加关注民生的保障和改善。这意味着在未来发展中各地唯GDP的政绩观将改变，而以改善民生作为执政的重要方向。这就要求长三角在今后发展中要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更加注重区域内社会保障同城化发展以及社会文化融合发展。（五）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实施差异化梯度发展战略，对外开放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使沿海经济带成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纵向轴带，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发展。2014年和2015年我国先后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使我国区域布局由纵向转向横向布局。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9月7日与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两带一路”使我国区域由纵向布局转向横向布局，而长三角城市群正处于我国沿海发展带和长江经济发展的交汇处，也是我国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交汇基点，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区域合作将不断向纵深发展，其合作范围由经济合作为主向经济社会多元化合作转变，合作内容由要素合作向制度合作转变，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第二节国内外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态势一、世界海洋经济发展总体趋势（一）海洋战略地位上升，河口海岸和岛屿成为海洋开发重点1．海洋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海洋特殊的地理特点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的重要舞台。主要体现在：一是海洋经济在沿海各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据欧洲委员会研究估计，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服务直接产生的经济价值每年在180亿欧元以上，涉海产业产值已占欧盟国民生产总值的40％以上。二是各国设立海洋事务机构，突出海洋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如美国建立内阁级海洋政策委员会、日本设立海洋大臣、欧盟设立海洋与渔业委员会等。2．河口海岸和岛屿成为海洋开发重点
河口海岸和岛屿地处江海接合部，其通江达海的独特区位条件使其拥有外通大洋、内连经济腹地的突出优势，因而成为国家海上防御的重要基地、对外贸易的交通要塞以及世界顶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祥地，也因此成为各国海洋经济开发的热点和重点。如位于美国哈得逊河口的纽约及其河口岛屿曼哈顿；位于英国泰晤士河口的伦敦；位于荷兰莱茵河口的鹿特丹；位于埃及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以及位于我国长江口的上海、珠江口的广州和香港等。（二）海洋科技投入增加，海洋研究领域日益拓展1．海洋科技投入增加
海洋科技已进入世界科技竞争的前沿，成为国家综合实力较量的焦点。海洋经济国家分别制定了海洋科技发展规划，提出了优先发展海洋高科技的战略决策。如美国通过联邦预算和海洋政策信托基金对国家海洋政策提供资金支持；澳大利亚拟订《澳大利亚海洋科学技术发展计划》，提升海洋竞争力；欧盟提出欧洲海洋科学研究综合策略，鼓励科学界、产业界及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合作和交流。2．海洋研究领域日益拓展
海洋科技的不断发展，深海勘测和开发技术的逐渐成熟，计算机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在船舶设计和生产中加大应用，科学考察船、载人潜水器、遥控潜水器、深海拖拽系统、卫星等先进设备广泛使用，海洋开发逐渐从近海转向深海，开发内容也由简单的资源利用向高、精、深加工领域拓展。（三）海洋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1．海洋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
世界海洋产业结构正由“海洋第一产业独大”向海洋“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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