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勇 许虹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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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节气养生与健康管理试读：
前言
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6年8月19日至20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随后的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健康服务，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同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二十四节气是指中国农历中表示季节变迁的24个特定节令，是中国历法的独特创造，是千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创立的。自然界气象、物候的变化在二十四节气中直接反映出来，中医学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界是天人相应“形神合一”的整体，人类机体的变化、疾病的发生与二十四节气同样紧密相连。将中医药优势与健康管理结合，开展中医特色健康管理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举措。二十四节气养生根据不同节气阐释养生观点，通过养精神、调饮食、练形体等达到强身益寿的目的，正是开展中医特色健康管理之典范。
为了适应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与中医特色健康管理的深入发展，完善治未病与健康管理学科的内涵，传承节气养生理念，满足民众对中医养生保健的渴求，我们在前期《治未病概论》的基础上，梳理、总结中医节气养生文献与实践研究，广泛汲取相关著作之精髓，各位编者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组织编写了《中医节气养生与健康管理》一书，以期为治未病与健康管理学科与服务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作用。
本书包括中医治未病与健康管理相关基础知识，中医体质辨识与养生，中医养生方法，四时、节气养生以及老年人、儿童、妇女与慢性病人群的节气饮食、起居、心理及运动养生与健康管理，全书共八章。本书深入探析了二十四节气与健康管理的关系，揭示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养生奥秘，本书不仅围绕不同季节、不同节气的自然变化，阐述了起居作息、饮食养生、精神调养与运动指南等内容，同时，本书为了扩大读者知识面，根据每个章节的特点设置了知识链接，以增强本书的可读性，拓展读者的知识面。本书可作为高等医学院校医学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材，以及各级卫生行政管理人员、临床和社区医护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中医节气养生与慢性病健康管理的科普读物及中医养生学入门自学教材使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编者单位、人民卫生出版社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通过编写会、初稿审定、主编审稿、定稿会和统稿等多个环节严格保证编写质量，书中的二十四节气图均由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自创，同时，本书参阅和引用了同行的大量论著、教材与文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治未病”与健康管理学科发展方兴未艾，编者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与不足，恳请同行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杭州市人民政府，以及杭州师范大学学科建设项目—— “基于区域发展的老年护理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PD2015106）的支持。杨 勇 许 虹2017年8月第一章 绪论
保持健康的身体，自古以来都是人们执着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命科学研究的永恒主题。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和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对疾病的认识水平也不断提高。医学的发展顺应了这一潮流，对疾病的策略也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由治疗疾病转向预防保健，当今医学的主题是预防疾病，正如分子医学家海瑟汀（William Haseltine）所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未病先知的新纪元，医药将从治疗转为以预防为主。”健康和疾病预防的研究成为新世纪医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只是关注对疾病认识、诊断和治疗的进步，忽略了疾病的社会文化属性，也忽略了以人为本，从人的健康出发，研究和判断疾病的预防和发生发展趋势。20世纪末，国际上围绕医学目的进行了两年的大讨论，最终认为:“医学不仅是关于疾病的科学，更应是关于健康的科学”，“好的医生应是使人不生病的医生，而不仅是把病治好的医生”。因此对健康状态的研究、对疾病未病防因、欲发除因、已发防变、病愈防复等各级预防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现代医学关于生命曲线的公式是“健康—亚健康—疾病”，中医学理论认为生命曲线的公式是“未病—欲病—已病”。虽然二者表达方式不同，但中心思想却是相同的。“治未病”是中医预防治疗学的一大特色，应把“治未病”思想作为一种理念，将预防为先、防患于未然、截断疾病传变途径、防重于治等理念运用于疾病的防治当中，不断强化中医“治未病”的思想，深入理解健康的医学观，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人类健康事业中应有的作用。第一节 中医“治未病”
中医“治未病”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医学思想，是中医药的精髓之一，它起源于我国古老的《黄帝内经》，经过历代医家的发展和完善，已成为中医药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健康养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一、“治未病”的基本概念
中医“治未病”秉承中医学的整体观、辨证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人们应重视培养正气，提高机体的抗邪能力，达到未病前预防疾病的发生，既病后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发展，疾病痊愈后防止复发的目的。“治未病”思想充分体现了传统医学重视预防保健的思维模式，是中医学的至高境界。中医“治未病”的源流“治未病”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最具影响的理论之一，它根植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治未病”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四个阶段，对人民群众的卫生保健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中医“治未病”的萌芽阶段
中医学中许多基本理论如阴阳学说、精气学说、五行学说等都起源于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治未病”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医学思想也不例外。“治未病”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代，《商书•说命》曰:“唯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预防的重要性。
春秋战国时期，“有备无患”的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如《左传•襄公十一年》中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管子•牧民》中也提到:“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这种避祸防患的观念逐步影响到医学界，开始有医家意识到疾病应早发现，早治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对齐桓公望色诊病:“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君有疾在肠胃，不治将益深”等。故《淮南子•人间训》曰:“人皆轻小害易微之事以多悔，虽至而后忧也，是犹病者已惓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均强调了疾病早期治疗，防止传变的重要性。这些朴素而原始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虽未形成系统的医学理论，然观其主旨，实为“治未病”概念的最初萌芽。
这一时期，对“治未病”概念形成影响较大的，当属《易经》《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淮南子》等各思想流派。《易经•既济卦》曰:“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既济卦是离（火）下坎（水）上，水在火上象。孔子在《易传•象》中解释此卦说:“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也就是说防在于预，预在于思，其目标是“患”，充分反映了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思想。《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亦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告诫人们事物在萌芽阶段易于被消灭，所以要居安思危，及时发现变化的征兆和苗头，采取相应的措施，形象地诠释了“治之于未乱”的道理。《道德经》第七十一章提出“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意思是说，若时常害怕生病而先做预防，就可以避免疾病为害。《庄子•盗跖》云:“丘，所谓无病自灸也。”可见当时人们已经用灸法来防病保健了。《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军事著作，其中也包含了许多“治未病”的思想，如《孙子兵法•九变》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充分体现了兵家“有备无患”的战略指导思想。《淮南子》则主张“治无病之病”，指出“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这些都为治未病思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中医“治未病”的形成阶段“治未病”一词在中国古典医籍中首见于《黄帝内经》，书中有三处直接提及“治未病”，归纳起来大致有四层意思。（1）未病先防:《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治未病”的重要性，告诫医生和患者，应重视未病先防。这包括顺应四时，所谓“顺四时而适寒暑”（《灵枢•本神》），“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形神共养，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2）救其萌芽:《素问•刺热》云:“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就是说，疾病初发，苗头初露，就要及时采取措施，积极治疗。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素问•八正神明论》更指出:“上工救其萌芽……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后世张景岳释曰:“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3）待衰而刺:《灵枢•逆顺》说:“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这里强调要掌握可刺与不可刺的时机，即“刺其未生”“刺其未盛”“刺其已衰”。在针刺治病时，对于病势猖獗的病症，要避其猖獗之势，选择适当时机。正如《素问•疟论》所说:“夫疟者之寒，汤火不能温也；及其热，冰水不能寒也……当此之时，良工不能止，必待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经言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浑浑之脉，无刺漉漉之汗，故为其病逆，未可治也。”（4）既病防变:
既病之后，防止疾病传变，亦谓之“治未病”。《素问•玉机真藏论》指出“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后《难经》《伤寒杂病论》等根据这一规律又进一步论证。《难经•七十七难》曰:“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难经》运用五行乘侮的理论，并以肝为例，突出体现了在既病防变中如何防止疾病传变，丰富了《素问•玉机真藏论》中有关疾病传变的论述。3.中医“治未病”的发展阶段
到了汉代以后，张仲景、华佗、葛洪、巢元方等中医名家对中医“治未病”理论进一步进行了阐述，“治未病”理论得到了广泛运用。（1）汉代:
张仲景发展了《黄帝内经》《难经》中“治未病”的思想。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列“上工治未病”于首条，告诫人们平时就应注意“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只有“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杵经络”；“不遣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均说明如果能内养正气，外慎风邪，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并重视“治其萌芽”，提出“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的有病早治思想，具体采取的防治措施，如“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
张仲景最突出的贡献是实现了对“既病防变”思想的具体应用，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遵《难经》之意，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并创“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所以“防变”还当根据临床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成为既病防变灵活运用的经典论述。书中处处蕴含着既病防变的思想，如《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并治》曰:“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太阳病虽在表，有里传之势，为发痉先兆，若不加治疗，将发展成角弓反张、卧不着席的痉病，故选用葛根汤以生津养筋；《伤寒论》第八条云:“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即是根据六经传变规律，预先针刺阳明经穴以防太阳病邪气内传；又如《伤寒论》第六十五条，由于“发汗后，其人心下悸者”，“欲作奔豚”，予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使奔豚将发而未发，以及治阳明腑实证所创三承气汤急下存阴法，皆是为“治未病”的典范。
张仲景的“治未病”思想还包括“病后防复”，即病后通过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疾病的复发。如《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谓:“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强调适其所喜，避其所恶，选用适当的治疗药物和护理方法，并在《伤寒论》中于六经病篇之后，设有《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指出伤寒新愈，若起居劳作，或饮食不节，就会发生劳复、食复之变，从而示人疾病初愈，应慎起居、节饮食、勿劳作，做好疾病后期的善后治疗与调理，方能巩固疗效，防止疾病复发，以收全功。
华佗强调运动健身之法，也是“治未病”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户枢不朽是也。”认为运动有强健脾胃的功能，可促进饮食的消化输布，使气血生化充足，气血流通而健康长寿。《后汉书•方术传》上记载其创立了“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都是“未病先防”养生思想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通过体育锻炼的养生保健和养生康复的典范，对防止疾病的发生和保健、康复具有积极的防治意义。（2）晋代:
中医“治未病”思想也得到广泛运用。著名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葛洪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的观点，提倡导引和药物预防保健，提出“伤身”的十个方面，并制定“不伤身”的三十多条措施。《抱朴子•内篇》防治于先的养生思想指出“圣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夫人难养而易危也”，“夫导引不在于立名象物”，“或伸展，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葛洪有云:“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也，谓人寿损耳”，“世人以觉病之日，始作为疾，犹以气绝之日，为身丧之候也。”又云:“凡为道者，常患于晚，不患于早也。”说明疾病的治疗贵早不宜晚，只有做到“能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才能如《黄帝内经》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南朝著名医药家、炼丹家陶弘景精研医理，通晓佛、道两家，所著《养性延命录》是现存最早的养生学专著，主张调神养形，小劳不疲，推崇气功养生，集合古代练气功诸家之大成，提出“天命在我，不在天”的积极养生观。（3）隋代:
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寒冷地区用灸法预防小儿惊风的民间习俗，“河洛间土地多寒，儿喜病痉，其俗生儿三日，喜逆灸以防之；又灸颊以防噤”。同时，巢氏还反对不分寒热一律给新生儿逆灸的做法，体现了灸法保健也要辨证施灸的思想。书中共载有67类疾病，每一证候之后附有“补养宣导”的说明。该书集魏晋南北朝以来养生术之大成，具有实用价值，对唐代孙思邈食疗养生专论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影响。4.中医“治未病”的成熟阶段
唐代以后，中医“治未病”思想进入成熟阶段，不论是孙思邈、金元四大家、张景岳、叶天士等人，都形成了一整套养生保健及既病防变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1世纪初，“治未病”思想不断完善，深入人心，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唐代:“治未病”理论已经比较成熟。其中以孙思邈最具代表，其预防思想主要反映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在其《千金要方》中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将疾病比较科学地分成“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并反复告诫人们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并将“治未病”作为评判好医生的标准。孙思邈还提倡“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安者非安，能安在于虑亡；乐者非乐，能乐在于虑殃”，并进一步将“治未病”论释到正确的养生方法上，指出:“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意也。”
孙思邈还倡导积极养生，认为“治未病”主要从养生防病和既病早治着眼，在《千金要方》中载有一整套养生延年和既病防变的方法和措施，很有实用价值。如提出用针刺预防中风，“唯风宜防，针耳前动脉及风府甚良”；并创“苏酒方”以“辟疫气”，“一人饮之，一家无疫；一家饮之，一里无疫”；在既病防变方面提出有消渴病的防变措施，“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虑有大痈，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间发痈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痈也，当预备痈药以防之。”
孙思邈提倡“食疗为先”，指出“为医者，当须洞晓病源，知其所犯，经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孙氏根据五谷为养，五果为助，在食疗养生方法上提出:五脏不可食忌法、五脏所宜食法、五味动病法、五脏病五味治疗等观点，为后世医家所推崇，并为后世中医食疗养生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孙思邈主张治未病之病，预防于微，及早治疗，他说:“凡人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差，须臾之间，以成痼疾……若有不和，即须治疗，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早治，鲜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止。”孙思邈同时重视按摩导引、灸法、食治、药疗、房中术等，强调抑情养生，慎言语，节饮食在养生中的重要意义，提倡养生要综合多种方法，孙氏说:“凡人自觉十日以上康健，即须灸三数穴，以泄气风。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上述思想与《金匮要略》所言“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一脉相承，均强调早治防变。（2）宋代:“治未病”思想同样受到了医家的重视。如南宋王执中在《针灸资生经》中提及刺泻风门，可令背不痈疽；又明言脐灸有壮元气之功效，能强健体魄，延年益寿。窦材在《扁鹊心书•住世之法》中则将灸法列为各种养生保健法的首位，主张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以防病摄生，而且要求早灸、多灸，“若灸迟，真气已脱，虽灸亦无用矣。若能早灸，自然阳气不绝，性命坚牢。”并指出熏灸关元于无病时可预防保健，在既病后可防病传变。《太平圣惠方》载有“将中风之候”，“未中风一两月前或三五个月前，足胫上忽发酸重顽痹”，提出“便须急灸三里穴与绝骨穴”，以预防中风，这对后世运用针灸防治中风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张杲在《医说》中认为“若要安，三里莫要干”的原因，是“三里者，五脏六腑之沟渠也，常欲宣通，即无风疾”，因此，灸足三里亦可预防中风。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载有:胎儿初生，即“俗以黄连汁压之”以清解胎毒，能防胎中诸疾。认为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当摄生防邪侵，用药宜小心谨慎，“或无下证，慎不可下也”，“凉药久则寒不能食”。（3）元明时期:
医家亦主张“摄养于无疾之先”，大都是对《黄帝内经》中“治未病”思想的延伸，如元代邹弦所续宋代陈直的《寿亲养老新书》中提及，按擦涌泉穴可“终不染疾，面色红腻，腰足轻快”。（4）金元时期:
最著名的为金元四大家，他们把临床医学理论向养生学渗透，丰富了养生理论，并与治未病思想相结合。刘完素撰著《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阐述人生各个时期的内外致病原因及气血盛衰状况。认为调气、守气、交气的方法，能起到舒畅阴阳，灌溉五脏，调畅气血的作用，而人身之气随四时运气变化而变化，所以要顺应四时之气调养人身之气，养生重在养气。提出养、治、保、延的养生观，即少年宜养，壮年宜治，老年宜保，耄年宜延。
张从正倡导食补，提出“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饮食“相五脏之所宜，毋使偏倾可也”。“除暴得大疾病服药者，当谨熟阴阳，无与众谋。若未病之前，从予奉养之法，亦复不生病。纵有微疾，虽不服药可也”（《儒门事亲卷一•过爱小儿反害小儿说》）。可见无病不可药补，盲目药补对养生徒害无益。食补则是注重饮食调养，借谷肉果菜以养正，用食养以补虚，食疗以治病，食养以尽之。
李东垣注重调理脾胃，认为“治未病”始终要重视脾胃的调养以扶助正气，抵御邪气。并提出:“安于淡薄，少思寡欲，省语以养气，不妄作劳以养形，虚心以维神”。“气乃神之祖，精乃气之子，气者精神之根蒂也……积气以成精，积精以全神，必清必静”。其论著反复阐述脾胃与元气的关系，“养生当实元气”，“欲实元气，当以调脾胃”（《脾胃论》）。
朱丹溪继承儒道思想，受《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的养生观和“治未病”思想的影响，重视养生学思想的阐发。所著《丹溪心法》开章明义，第一句便说:“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事故已病而后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既强调“治未病”的重要性，又提出具体的施治方法，或曰:“见肝之病，先实其脾脏之虚，则木邪不能传；见右颊之赤，先泻其肺经之热，则金邪不能盛，此乃治未病之法。”（5）明代:
著名医学家徐灵胎在其论著《医学源流论•防微论》中，着重阐发了要“病从浅治”的中医“治未病”思想，论曰:“病之始生，浅则易治，久而深入则难治……盖病之始入，风寒既浅，气血脏腑未伤，自然治之甚易。”“故凡人少有不适，必当即时调治，断不可忽为小病，以致渐深。”并在其著作《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阐释为:“是故传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上述提到的“先夺”“断敌”“急保”“焚敌之资粮”“绝敌之内应”把“治未病”的截断扭转，拦截病邪深入，扭转病势，退邪复正的“治未病”思路发挥得淋漓尽致。
万密斋在遵法钱乙的基础上，完善了小儿五脏证治理论，倡导优生与养胎。他的《育婴家秘》也体现了预防为先，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其提出的“育婴四法”，即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病。实质上加强了小儿先天、后天之本。小儿先天充足，后天强盛则邪不可干，故孕育正常，生长健康，发育良好，疾病免生，至今仍有临床指导意义。他在广泛搜罗历代长寿学典籍，荟萃诸家之长，撰《养生四要》，在养生总论开篇指出:“养生之道，只要不思声色，不思胜负，不思得失，不思荣辱，心无烦恼，形无劳倦，而兼之以导引，助之以服饵，未有不长生者也”。
明代的张景岳云:“故在圣人则常用意于未病未乱之先，所以灾祸不侵，身命可保。”强调体质强弱在“治未病”中的关键作用，“脏病唯虚者能受而实者不受，脏邪唯实者能传而虚者不传”。其提出防微杜渐的“治未病”思想，“居瘴地者，稍觉不快，即宜如法服药（正气散）以解之，微邪易伏，固不致病也，惟其不能防微，则势必至于渐盛，故曰:不治已病治未病。”显示张氏对人体自我免疫功能有所认识，重视节养“正气”的重要性，提倡防微杜渐，早治防变，先证用药的截断治疗思路。
吴有性“治未病”思想体现于其所著《温疫论》中，言“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所谓“温邪下不嫌早”之说即由此而来。上述论点的理论依据是:疫邪为病之本，热乃疫邪所化，故为病之标，而结粪因邪热所致，仅是一种临床征象，更为病之标，只要能早日祛除病邪，就不至于大便燥结不通。吴氏主张“逐邪宜早”，“下不厌迟”，“早拔去病根”，否则就好比“养虚遗患”，必然“变证迭起”，充分体现吴氏防微杜渐的“治未病”思想。
汪绮石著《理虚元鉴》，虽是治疗虚劳病的专书，但也有鲜明的“治未病”特色，提出“虚劳当治其未成”，认为若病已成而后治之则“病虽愈亦是不经风浪”；“令其善为调摄，随用汤液十数剂或丸剂胶剂二三斤，以断其根，方为善策。”
这一时期，对艾灸神阙防病保健，延年益寿的运用十分广泛，《医学入门》《类经图翼》《医学汇言》中分别对于灸此穴的时间、灸量及有关验案都有具体描述。如《类经图翼》载隔盐灸神阙穴:“若灸至三五百壮，不唯愈疾，亦且延年”。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还详细记录了应用艾灸预防中风，“但未中风时，一两月前，或三四月前，不时足胫发酸发重，良久方解，此将中风之候也，便宜急灸三里、绝骨四处，各三壮。”（6）清代:“治未病”思想更趋完善。喻嘉言深谙治未病之要义，在其所著《医门法律》中，“未病先防，已病早治”之精神贯穿始终，如《中风门》中的人参补气汤便是抵御外入之风的绸缪之计。张璐在《张氏医通》中提出:“夏月三伏用药贴敷肺俞、膏肓俞、百劳等穴，可预防哮喘冬季发病。”更是发展了“冬病夏治”的预防思想。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也体现未病先防的思想，其专篇列有“记未病以前之形状”，载有中风之先兆症状34种，提醒人们“因不痛不痒，无寒无热，无碍饮食起居，人最容易疏忽。”
叶天士将“治未病”思想广泛应用于温热病中，其在《温热论》中指出，对于温热病控制其发展变化的积极措施“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温热属热证，热偏盛而易出汗，极易伤津耗液，故保津护阴属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之举，对于控制温病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同时根据患者体质采取不同的原则及方药，以防传变。如对素体阳气不足者，治疗应注意顾护阳气，即《温热论》所述“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盛则阳微也，法应清凉，然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凉，恐成功反弃。何以故也?湿热一去，阳亦衰微也”。对于素体阴虚者，则指出“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者，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息，灰中有火也”。反映出叶氏“未病先防，已病防传，防愈后复燃和静养调摄”的治未病思想，对后世具有重要意义。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不厌其烦地提出保津液和防伤阴，指出温病易伤阴动风而致痉，所以要“于其未痉之先……以法治之，而痉之源绝矣”，“全在见吐泻时，先防其痉”，若“热邪深入下焦，脉沉数，舌干齿黑，手指但觉蠕动，急防痉厥，二甲复脉汤主之”，用以养阴清热息风防痉厥，与叶氏“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之意吻合，充实了“治未病”思想的内涵。吴氏还认为温病瘥后，最易因食而复，强调病后防复的重要性，“阳明温病，下后热退，不可即食，食者必复……勿令饱，饱则必复，复必重也。”
王孟英生于清朝末期，内乱外患以及疫病等烈性传染病频繁发生和流行。他从中医的病因病机观点出发，主张预防为主，杜绝疾病发生，提出了多途径的预防措施和方法，如在疫病流行之际，主张用药物预防，倡导清理环境，杜绝病源的“守险”思想；节饮食，重食疗，以食代药的养生思想；慎起居、重卫生的生活方式等。
近代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教授在70年代出版了一部辨证论治专著《辨证论治研究七讲》，对“辨证论治”模式提出了新的设计——辨证论治七步，后简化为五步，其中第五步是“治未病”，即根据中医“五脏相关”的整体观，通过调节相关的未病脏腑，协助治疗已病脏腑，进行整体调控以提高疗效。他认为，“治未病”是中医在对疾病治疗上的最高原则，也说明了中医学在预防疾病认识上的整体观。（7）近代:
近代著名中医学家姜春华提倡截断扭转疗法的“治未病”思想。“截断”是指采取果断措施和特殊功效方药，直捣病巢，迅速祛除病源，杜绝疾病的自然发生和蔓延；即便不能急速祛除，也要阻断、拦截病邪深入，尽可能阻止疾病恶化，为治疗和康复创造条件。“扭转”是指扭转病势，使之向好的方向发展，通过调整邪正比势，使病势由危转安，由重转轻，由缓转急，进而邪退正复，疾病向愈。他说:“医之贵不在认得疾病的发展规律，而在于能截断发展规律。”（8）新中国成立后:“预防为主”一直是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为会议题词“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成为我国最早的卫生工作方针，“治未病”的概念不断深入人心。随着国家疾病防控与卫生监督体系逐步完善，科技水平提高，部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已得到控制或基本消灭，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得到明显的改观。麻疹、白喉、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传染病发病率大幅下降，结核病、乙肝、艾滋病等疾病防治也取得明显进步；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得到重视和加强，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精神病等，开展了社区综合防治干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地方病的防治，如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等，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9）21世纪后: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学发展趋势由“以治病为目标，对高科技的无限追求”，转向“预防疾病与损伤，维持和提高健康”，给“治未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06年，国家16部委联合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将“人口和健康”作为重点领域之一，明确提出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相结合的方针，研究预防和早期诊断关键技术，显著提高重大疾病诊断和防治能力。2007年年初，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提出:“我特别提请大家思考和研究一个问题。中医学有一个理念:‘上工治未病’，我理解就是重视预防和保健的医学，也就是防患于未然。如果预防工作做得好，身体强壮，抵抗力增强了，不生病或少生病不是更好吗?”吴仪副总理的话把“治未病”的理念和实践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开启了中医“治未病”的新纪元。2008年8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出台《“治未病”健康工程实施方案（2008—2010年）》，近十年来先后遴选四批共168家“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单位，同时确定了上海、广东为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试点省市，开展区域性试点工作，研究制定了“治未病”科研规划，组织实施了一批科技项目并及时转化推广成果。
2009年1月，在第二届“治未病”高峰论坛上，原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同志说:“中医药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理念，顺应了当今健康观念的深刻变化和医学模式的深刻变革，顺应了21世纪医学发展的新趋势和世界医药市场的新需求，其精髓如能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有望对新世纪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疗政策、医药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下，‘治未病’将开启中医药的新时代。”
201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省部级干部医改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强化公共卫生服务，注重中医“治未病”。
201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提出了中医药具有重视整体、注重“平”与“和”、强调个体化、突出“治未病”、使用简便等五大鲜明特点。白皮书指出，中医“治未病”核心体现在“预防为主”，重在“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中医强调生活方式和健康有着密切关系，主张以养生为要务，认为可通过情志调摄、劳逸适度、膳食合理、起居有常等，也可根据不同体质或状态给予适当干预，以养神健体，培育正气，提高抗邪能力，从而达到保健和防病作用。
近年来，随着“治未病”工作的深入，“治未病”养生文化与理念也引起了西方医学界的重视和肯定。2012年在香港举行的治未病养生高峰论坛上，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替代医学的Dr.David Eisenberg副教授表示，中华医学的养生方法和西方医学的预防相辅相成。据他长期的临床实验表明，利用传统中医的观念，如饮食、运动、中草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有效对抗肥胖等病症，而且他将中医中药“治未病”养生文化结合西方常规治疗，中西合璧所形成的健康理念得到美国医学界的广泛认同。二、中医“治未病”的内涵
中医“治未病”的思想理论源于生活实践，又高于生活实践，其强调的预防思想代表着中医学的特色和精髓。在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备受历代医学家、养生家的推崇，使“治未病”的理论内涵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发挥，已形成祖国医学的一个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指导着临床实践，深入到整个医学系统，是预防医学的核心力量，指引着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一）“治未病”的概念“治未病”概念的提出首见于《黄帝内经》，是指采取预防或治疗手段，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的方法，是中医治则学说的基本法则，是中医药学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中医预防保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准则。“未病”的概念具体而言包括两层重大含义:其一是无病状态，此时的“治未病”，目的是为了养生强体，以预防疾病发生；其二是“已病”，已经处于疾病状态（包括潜在的，病而未发），此时的“治未病”是为了有病早治，也包括疾病发生到某些阶段，此时“治未病”目的在于阻止“已病”加重或防止其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根据“未病”含义的不同，“治未病”包括了诸多内容，经过历代医家两千多年来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治未病”逐步形成了四个方面内涵，即“未病先防”“欲病先治”“既病防变”和“瘥后防复”。（二）“治未病”的内涵“治未病”主要指预先采取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传变、复发。临床运用更需要理论指导，建立“未病”治疗学科体系，让中医“治未病”所体现的医学学术优势，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动力所在。1.未病先防
即在机体未病之前采取各种措施积极预防，防止疾病的发生。防病于先，避免疾病的发生为根本。《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治未病”的重要性，告诫医生和患者，应重视未病先防。2.欲病先治
即当机体处于健康与疾病的中间状态（亚健康状态）时，采取相应手段加以调节，使机体向健康状态转化。防微杜渐，能够认识到疾病的演进是由表入里，从轻到重的发展过程，继而做到既防病生，又防病变，这是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传统预防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素问•刺热篇》所述:“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素问•八正神明论》曰:“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上工救其萌芽……”及《灵枢•玉版》曰:“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都是指疾患刚发，尚不能说出名称时治之，使之消除于萌芽状态。3.既病防变
即已病之后运用多种诊治手段防止疾病的发展、传变，不使其进一步加重。病邪进入人体以后，根据脏腑、经络之间生理、病理相关原理，会发生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轻浅到严重的变化，而把握疾病的发展传变规律，及时截断疾病传变的途径，早期诊治，防止传变，是减少疾病对人体损害的关键。《素问•玉机真藏论》指出:“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后《难经》《伤寒杂病论》等根据这一规律又进一步论证。《难经•七十七难》曰:“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4.瘥后防复
即疾病初愈，正气尚虚，邪气留恋，机体功能还未完全恢复之时，加强调摄，立足于扶助正气，强身健体，防止旧病复发。《素问•上古天真论》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治未病”的理念，重在指导人们做到防患于未然，“消未起之祸，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这既是医学认识的理想境界，也是衡量医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治未病”是中医保健的特色和优势，是中医预防医学的核心。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求，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人类健康是推动整个社会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前提，“治未病”引领了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因此，要加强“治未病”的研究，挖掘、整理、提高、弘扬“治未病”的学术思想，正确领会中医“治未病”的科学实质，坚持预防为主，掌握疾病传变和发展的规律，适时采取正确的干预措施，在临床实践中充实、凝练、创新，大力开展“治未病”服务，对解决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保健问题，促进中医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三、中医“治未病”的原则《黄帝内经》“治未病”思想理论是在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历代医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总结和升华，逐渐形成的一种重要的中医学术思想，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贯穿在预防、诊断、治疗、养生等各方面，通过中医“治未病”思想理论的指导，促使人们生理功能得到改善、心理状态得到调节、社会适应功能得以增强，以及道德标准获得提升。“治未病”的理念简单理解就是要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合理的饮食营养，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合理恰当地采用医药卫生预防保健措施，提醒人们要未病先防、欲病救萌、防微杜渐。在实施过程中应在中医学范畴内，遵循其基本原则，根据“治未病”内涵四个层面的不同，治疗原则亦不相同，但每个层次之间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为用。（一）未病先防的“治未病”原则
未病先防即治其未生，通过养生保健来维护机体的健康状态。养生防病是主动地对抗疾病，充分发挥人们自身的能动性，而不是将自己的健康寄托在医生身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把预防寓于养生之中进行。防病是养生之目的，而养生就是最有效的预防活动。未病先防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平衡阴阳、调摄情志、合理饮食、运动形体及避邪防病等，通过综合摄养，内养正气以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外避邪气，以避免外邪的侵袭，从而达到防病的目的。1.养生以增强正气（1）道法自然，平衡阴阳:
中医“治未病”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阴阳平衡，守之则健，失此即病。中医学非常重视天人相应，适应四时，顺乎自然的养生保健原则。讲究人的生活起居在四时季节中必须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人体的生理活动才能保持正常。要“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黄帝内经》还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论点，提倡在春夏阳气旺的季节，摄养阳气；在秋冬阴气盛的季节，保育阴气来适应养生防病之道。“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一精辟的论述今天仍有效地指导着人们的养生保健与疾病治疗。比如按照中医理论，冬天属于“闭藏”的季节，肾主封藏，也就是说冬天是养肾的时节。冬天通过进补，可以使肾“精”更为充盈，从而使得明年身体更好，更少得病。（2）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由精神因素引起的身心疾病是当代社会的多发病。中医学的养生观脱胎于道儒等诸子百家养性的思想。因此，中医学历来重视心理保健在养生“治未病”中的作用。平素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有利于气血流通，阴阳和调，身体健康。因此，中医养生“治未病”强调养心守神，不论导引、太极拳，其关键在于收心、守神而能入静，进入一种“宠辱皆忘”的恬淡境界。中医“治未病”的根本应从“守神”做起，只要做到心情愉快、乐观豁达，气血自然和调，大有益于健康。现代医学认为，某些疾病，如高血压、溃疡病及月经不调可能与情绪不良有直接的关系，而中医学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活动与五脏有密切联系，因此指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情志活动的失常，可以影响五脏功能，导致气机紊乱而发生病变。（3）饮食调理，以资气血:
这是“治未病”的上策。人体的营养物质都来源于饮食五味，而饮食不节又易损伤脏腑。所以，一方面饮食以适量为宜，不可饥饱不均；另一方面也要合理地调节饮食品种，使人体能获取所需的各种营养成分，不可饮食偏嗜。因为五味与五脏各有其一定的亲和性，各有其气味所偏，长期的饮食偏嗜，就会导致体内阴阳失调或营养成分的失衡，因此容易发生疾病。即使因身体需要而多食某些饮食，也要适可而止，不可过量或过久地偏食，否则会影响健康。食物、药物均有四性五味，可以致病，也可以治病，如偏阳虚体质的人可以多吃苦味、辛味的食品以助阳气的生发，偏阴虚体质的人则可以多吃酸甘之品以养阴。高明的医生能用食物治愈疾病，解人忧愁，所以调摄饮食是防病祛病、延年益寿的上策，是最高水平的“治未病”之术。每个人的饮食应按其不同体质而有所取舍，不要片面地追求一饱口福。（4）强身健体，动静相宜:
平时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可以促使血脉流通，气机调畅，从而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的发生。动，包括适当的运动、脑力和体力劳动、社交活动，等等。在《黄帝内经》中有“和于术数”以及“不妄作劳”两个原则。首先，应该适当地选择和运用锻炼身体的方法，诸如《黄帝内经》所列举的导引、吐纳等形式。导引的出现，为古人健身防病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所谓作劳，即劳作，包括劳力、劳心、房劳等方面，“不妄作劳”是提醒人的劳作不要违背常规，应考虑季节、时间、年龄、体力及有无疾病影响等诸多因素，做到量力而行并注意调节，不可长时间从事某一种形式的劳作，以防止“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从而影响健康，同时要做到劳逸结合，使活动有益于身心。2.防止病邪侵害
因为疾病的发生涉及正气和邪气两方面的因素，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基础，邪气侵犯是疾病发生的重要条件，所以预防疾病的发生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一是培养正气，提高机体的抗邪能力；二是采取多种措施防止病邪的侵袭。（1）增强正气:
中医认为，生命的体现是“气”，即元气，是构成机体维持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是生命的原动力，具有抵御、驱除邪气，防止疾病发生，促进恢复健康的功能，所以，要想防止疾病发生，必须增强正气。培养正气，一方面要重视精神调养；另一方面还可以用药物及人工免疫等方法，增强体质，提高抗邪能力，预防疾病的发生。（2）规避邪气:《黄帝内经》提出:“邪气发病。”因此，要想防止疾病发生就必须“避其毒气”，措施就是顺四时避六淫。六淫、疠气各有主时，春风、夏热（暑）、长夏湿、秋燥、冬寒，所谓“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此外，还要注意饮食清洁，防止病从口入；药物预防，驱除邪气，提高免疫功能；爱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维持环境卫生，防止污染等，通过采取以上内养和外防两方面的措施，就可以做到预防疾病的发生。（二）欲病先治、既病防变的“治未病”原则“欲病”状态的发生与不良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社会环境等息息相关。其缺乏明确诊断为“某种疾病”的客观依据，不能算是疾病，是以功能性变化为主要临床表现。从中医角度理解，这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出现紊乱，而导致自身阴阳、气血、脏腑的失衡状态。从这一认识出发，“欲病”“已病”状态下的“治未病”总的指导原则是以中医学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指导，调整这种失衡状态。1.整体观念
是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影响下形成的中医学独特的思想方法，即认为事物是一个整体，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事物与事物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整个宇宙也是一个大的整体。在中医学中，整体观念是关于人体自身及人与环境、社会之间统一性、联系性的认识，是中医“治未病”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1）形神合一: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精、气、血、津液、神的作用联系脏腑、体、华、窍等形体组织的有机整体。另外，躯体状况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各系统、各器官之间生理功能上互相联系，病理状态下相互影响。在这一有机整体中，中医特别强调“形神合一”，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与人的形体密不可分，互相依存，如《灵枢•天年》所说:“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说明五脏气血是精神魂魄生成的物质基础，精神和肉体相合，生命体才能得以存在。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形神合一”论清楚地认识到形与神在疾病的发生过程中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躯体生理活动的异常（形的异常）可以导致精神心理的疾病（神的疾病）；另一方面，精神心理的异常（神的异常）可能造成躯体生理病变（形的病变）。因此，在“形神合一”的理论基础上，中医主张“治神”与“治形”并用的“心身并治”。《素问•宝命全形论》就曾指出:“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大小，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五法俱立，各有所先。”强调了形神并治，方可祛病的重要思想，使“治未病”的手段不仅仅局限于针药等躯体疗法，同时也包含了心理治疗，即通过调节生理机制而达到调节心理，或通过调节心理而达到治身之目的。
现代社会的诱惑、压力、竞争等导致心身功能紊乱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些功能紊乱可以说是众多现代常见病的先导，也是形成“欲病”状态的主导因素，积极防范，纠正这类心身功能紊乱，在“治未病”中显得尤为重要。（2）天人合一:《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些都说明人体要靠天地之气提供的物质条件而获得生存，同时人体五脏的生理活动，必须适应四时阴阳的变化，才能与外界环境保持协调平衡。正如张景岳所说:“春应肝而养生，夏应心而养长，长夏应脾而养化，秋应肺而养收，冬应肾而养藏。”因此，人体要保持健康无病，必须维持人与自然规律的协调统一。人也应根据这一规律，安排生活作息，调摄精神活动，以适应不同的改变。所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从之则苛疾不起”，健康长寿；“逆之则灾害生”，轻则为病，重则危及生命。另外，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人与社会之间亦相互联系和影响。社会环境可以通过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引起躯体变化，也可以通过影响精神活动进一步影响躯体状况。“天人合一”整体思想早已为“治未病”铺设好了一个宽阔的平台，建立了优势。2.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同样是“治未病”中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原则。“辨证”即是认证识证的过程，证是对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反应的概括，包括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了这一阶段病理变化的本质。“论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论治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由于病是指疾病的全过程，证是反映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变化实质，所以证比病更具体、更贴切，更具有可操作性。
在“治未病”过程中，强调辨人之体质、气质，辨证之部位、属性，辨病之异同，辨病证之异同而实施防治，这一特点应贯穿于“治未病”的整个阶段。具体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同病异治”，在同一“未病”状态中，由于“未病”发展的不同阶段，病理变化不同，所属证候不同，则防治方法不同；另一种是“异病同治”，在不同的“未病”状态，有时可能出现相同或相近似的病理变化，因此可采取相同的方法来防治。临证时就必须从天人合一整体观，疾病动态观着眼，才能把握疾病正常的传变规律与异常的变证。诚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
辨证论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辨证论治理论不仅包含着以传统医学为基础，还应该结合现代医学、融合现代科技，更应该注重医患双方平等的交流。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和现代患者健商的不断提高，辨证论治应该赋予时代的理解。在对症状和体质的辨识中，通过交谈、访谈，甚至讨论与辩论，探讨病因，明确体质，同时也可获得患者的知情认同及对治疗的确认。传统的辨证论治是以医生的认知为主体的，往往注重的是医生的专业性和医生实施治疗的指导性，而忽略了患者的认知和心理需求。随着现代医疗科技资讯的普及，对辨证论治的内涵应该有新的理解，它实质上还应该包含着患者的文化认同、知情同意和参与。因此，辨证论治既是四诊的重要形式，也是伴随治疗的重要手段。3.防病传变
疾病发生后，各有自己的传变规律，应该根据其规律采取阻截措施。《黄帝内经》指出，外邪侵犯机体具有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趋势，因而主张治浅治轻。另外，内伤杂病也有自己的传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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