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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宏伟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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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瓷器之美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可见，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其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以及人民幸福。

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从来就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把我们人类看作自然世界的和谐组成部分。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大力弘扬，我们要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我们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梦想。

因此，美丽中国不仅表现在江山如此多娇方面，更表现在丰富的大美文化内涵方面。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之魂，二者完美地结合，铸就了真正的美丽中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最辉煌最灿烂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广博性，并充分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神奇的文化奇观。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根和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建设更加优秀的新的中华文化，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

总之，要建设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宏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与文化风采，让美丽中国更加辉煌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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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原始瓷器

从彩陶到商代的原始瓷器

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开始至夏朝，是以彩陶来标志其发展的。尧传天下于舜，舜传天下于夏禹，禹则传给其子，便开始了所谓的“家天下”。

夏王朝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加之后来的商朝、西周和东周，被统称为“夏商周时期”，期间经历了近2000年的时间。

我国瓷器产生于何时，一直众说纷纭。但在夏代及之前的遗址及墓葬中，从未发现过有瓷器特征的物品，只有一些以粗砂灰陶为特征的陶器。

我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7000年左右。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尤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

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华的时期。它位于黄河中游地区，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

仰韶文化的制陶工艺相当成熟，器物规整精美，多为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灰陶与黑陶较为少见。其装饰以彩绘为主，于器物上绘精美彩色花纹，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部分内容及艺术创作的聪明才智。

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在河流的岸边，因而半坡的彩陶有汲水尖底瓶、葫芦、长颈瓶，另外还有盆类、罐类。

陕西省临潼县姜寨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彩陶瓶，高54厘米，口径6.5厘米，此瓶为细砂红陶，是当时的汲水工具，小口，尖底，深腹，腹侧有两耳，可系绳。当瓶空时，重心靠上；汲水时，瓶倒置水中，水便注入瓶内，使重心下移，瓶自动竖起，使用方便。

这是仰韶文化遗存中特有的产品，设计美观，实用性很强，体现了当时仰韶人的智慧。

半坡彩陶早期纹饰，多为散点式构图。也就是说，在一件器型上，装饰往往只占据器面的一小部分，纹样一般是自然形态的再现。

半坡纹饰的形象可爱，表现了人类童年的天真稚气和与自然的亲切关系。仔细体味，有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可以说是半坡人原始生活的记录。

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我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4000年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又一个辉煌时期。

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器，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

夏代有一部分陶器与很多玉器、青铜器一样，承载着礼仪的功能。其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陶器外在形式的瑰丽，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成为夏代先民宗教崇拜和统治权力的象征，这突出地表现为陶器上的动物纹饰。

夏都二里头遗址的一陶片上还出现了刻画的龙纹，一头双身，头朝下，眼珠硕大外凸，在线刻龙纹的线条内涂有朱砂，眼眶内被染成翠绿色。

这件刻龙涂朱的陶器，应为祭祀的神物，而非现实的日常生活用具。

夏代一透底器的外壁也塑以盘龙形象，龙身刻画菱形纹，底部为雷纹。

夏代陶器中龙纹装饰的大量出现充分证实了《列子》所言夏后氏“人面蛇身”、帝孔甲“御龙以登天”的神话传说，以及夏人常以龙为化身和以龙为族徽的社会习俗。

夏代陶器在烧成工艺上有些进步，出现了能产生更高温度的馒头窑：窑室呈圆形弧壁，并向上逐渐收敛，封顶隆起形似馒头，故名。馒头窑可以提高陶器的烧成温度，因此，陶器的质量也得以提高。

夏代出现的刻纹白陶和薄壳白陶，由于它们原料质量的处理很不精细，胎和釉结合不牢，容易剥落，而温度控制和火候掌握还不够熟练，因此只能视为原始瓷器的雏形。

夏传至桀，治理不善，商汤自立为帝，所以说以征讨得天下者，自汤开始。

商代陶器在烧成工艺上有很大提高，馒头窑成为主要的窑型。在江南地区新出现一种比馒头窑更为先进的陶窑，称为龙窑，比如在浙江上虞、江西吴城均发现了商代龙窑。这种窑一般依山势建在山坡上，窑身呈长条形倾斜砌筑，外观上形似一条龙从下而上，故名龙窑。

龙窑比起横穴窑、竖穴窑、馒头窑来，有多种优点，因依山而建呈倾斜向上状窑炉本身就有自然抽力，窑炉火势大，通风力强，升温快；可根据生产需要和技术条件，增加窑的长度，从而提高窑的装烧量，还比较容易维持窑内的窑炉气氛，这就使商代陶器有很大发展。

比如河南郑州发现的一件陶尊，即可看作瓷器的前身，表面有印花图案玻璃釉，高28.2厘米。

与此同时，有一部分陶器开始用高岭土做胎子的原料。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提高温度，使胎质坚致、不渗水；另一方面可以使胎的颜色由深变浅，提高了洁白度。加上器表再施用一层用草木灰和瓷石配合而成的高温釉，并经过13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使胎釉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些器物已具备了瓷器的雏形。

但当时制作工艺水平比较低下，胎中还是含有一定量的铁的成分，再加上在略低的温度中烧结，颜色较深、透光性较差；又因工艺不稳定，铁含量和烧成气氛不能自如地控制，釉色也不好掌握，所以此时的瓷器还具有一定的原始性，这就是原始青瓷。

河南省郑州商代墓葬中，发现了两件较为完整的青釉瓷尊。该瓷是由高岭土制成，里外都涂有一层较薄的透明青色釉。

其中一件青釉瓷尊高27厘米，器表还有几块较厚的玻璃质绿色釉，明亮光滑，胎釉结合较密，烧成温度较高，达1200度以上，叩之有金石之声，完全具备瓷器的特点。

这件郑州商代青瓷尊被称为是我国瓷器的鼻祖。另外一件青釉原始瓷尊，高11.5厘米，口径18.3厘米。

原始瓷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河北、山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等商代中期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发现，其创制的时间，远在3500多年前。

在河南省郑州等地的商代遗址上，发现很多带釉的瓷尊、瓷罍和瓷罐等，以及这些器物的碎片，胎骨细腻坚硬，烧成温度在千摄氏度以上，叩之有金属声。

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的一批原始青瓷片，属于距今4000余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

长江中下游当时的青釉瓷生产较为发达，釉色多呈青黄，在氧化焰中烧成。中原地区的青釉瓷，釉色多呈青绿，在还原焰中烧成。

由于原始青瓷的原料处理和坯泥炼制还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因此原始瓷器的胎质比较坚硬，颜色多呈灰白色和灰褐色，并有少量胎质为纯白稍黄。

器表釉色以青色最多，并有一些豆绿色、深绿色和黄绿色。会产生裂纹，导致釉色不稳、薄厚不均，且有露胎流釉等现象。

有件商原始青瓷豆，豆由上部的盘和下部的座子两部分组成。盘内施黄色釉，釉层不均匀。底座不施釉，露胎处有氧化的火红色。从胎、釉看，当时的还原气氛还不能自如地控制。

此时，其造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模仿当时流行的青铜器造型，以尊、簋、匜、瓮、盂、豆、钵、鼎等为主；另一类是民间使用的生活器皿，如罐、盘、

碗、壶等。

有件商原始青瓷云雷纹尊，高18.2厘米，尊的肩部刻印有云雷纹，是仿同期青铜器上的纹饰。胎质呈灰白色，无吸水性，通体施青灰色釉，釉层薄，有流釉现象。敲击时能发出铿锵的声音，是我国古代瓷器的早期形态。

装饰以印纹为主要方法。器表的釉下除少数为素面外，多饰有方格纹、篮纹、叶脉纹、锯齿纹、弦纹、席纹和S形纹，并有一些圆圈纹与绳纹。

商原始青瓷鸭形壶因壶外形似鸭子而得名，通体施青釉，釉薄而不均匀，由于釉的配方以及烧成温度不高，釉层有脱落现象。壶把的装饰较有特色，显然是模仿青铜器的装饰。

商代后期的原始瓷器，基本上是承袭商代中期发展而来的。但在形制上和品种上，却较商代中期有所增加，在烧制和使用范围上也有了扩大，质量也有了提高。

胎质颜色仍以灰白色为主，并有少量青黄色、淡黄色和灰色。器表釉色多为青色和豆绿色，也有少量酱色、淡黄色、绛紫色。

商代后期器表釉下拍印的几何形图案纹饰有方格纹、锯齿纹、水波纹、云雷纹、叶脉纹、八字纹、网纹、翼形纹、圆点纹、划纹、弦纹和附加堆纹等。

商代原始瓷高领罐，通高24.4厘米，口径16.5厘米，底径16厘米。

表面有黄褐色釉。敞口，直颈，折肩，腹上段斜收，下段近直。器面饰圈点纹和凹弦纹。

此器造型飘逸，以圈点纹和弦纹为主纹，也是吴城文化陶器最主要的装饰特点之一。

还有一件商代原始瓷青釉弦纹罐，高31.4厘米，口径20厘米，底径9.3厘米。罐口外折，短颈，溜肩，肩以下内收，平底。

肩与腹部的过度有明显的折角。口内外饰弦纹，其中肩部饰凸起弦纹及锯齿纹共10道。表面施青釉，釉层薄而不匀。知识点滴在我国，一般是把陶瓷分为陶和瓷两大类。通常把胎体没有致密烧结的黏土和瓷石制品，不论其是有色还是白色，统称为陶器。其中把烧造温度较高，烧结程度较好的那一部分称为“硬陶”，把施釉的一种称为“釉陶”。相对来说，经过高温烧成、胎体烧结程度较为致密、釉色品质优良的黏土或瓷石制品称为“瓷器”。

西周原始瓷器逐渐兴起

商朝上下总共统治600余年，一直到纣王被周武王征灭，于是天下归于周。在这数百年间，除日用餐饮器皿之外，祭祀礼仪所用之物也大为发展。

西周原始瓷的胎釉特征基本和商代相同，但质量较商代有所提高，胎质普遍细腻，基本不吸水，釉层一般比较薄，常见施釉方法有浸釉和刷釉，浸釉较之于刷釉，其胎釉结合较好。这一时期原始瓷和商代的不同主要是在造型和纹饰方面。

西周时期，烧造陶器的窑炉主要还是馒头窑，龙窑的使用还是相当少。但西周时原始青瓷的制作工艺有所提高，生产的范围也更加广阔。江南地区原始青瓷的发现量及器形比北方黄河流域多且丰富。

西周时，釉已成为瓷器的必要组成部分，不仅起隔水、利于清洁的作用，而且有装饰器物使之美观的功能。

釉是一种玻璃体，由于其所含的金属作用，在施用于瓷器上时，会产生各种颜色。原始青瓷上的釉都呈青色的，这是由于釉中含有适量氧化铁所致。

西周时期瓷器器体的制作较商代讲究外观的规整，瓷器釉面普遍具有一定的光泽。器体装饰仍采用原体刻画、拍印纹饰为主的“素体”装饰技法，器物纹饰除大多延续商代的装饰纹饰外，曲折纹、划刻斜方格纹也开始大量流行。

西周时期瓷器的器形除继续流行尊、钵、盘等器型外，还出现了几种新器型，如盂、瓮等，此时尤以罐、罍的制作最为著名，此类器形在我国河南省和北京西周初期大型墓葬中均有发现。

其中尤以河南省洛阳出土的一件双系双耳罐为此期瓷器的代表作。此器敞口低领、折肩深腹、小圈足、其肩部塑起对称双系和泥条盘塑的双耳，器外通体施一层透明的青绿色玻璃釉，但施釉不均，器面布有斑痕。

器物装饰较有特色，除以刻画七道旋纹和三层联体“人”字形纹环绕其肩外，其余部分不施加任何纹饰，通体给人以庄重之感。

河南省洛阳还发现有西周原始瓷青釉划花双系罐，高13.1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8.3厘米。罐敛口，折腹，束腰，圈足。肩两侧各置一横系。肩部刻画水波纹及弦纹。罐身施青釉。

此罐的造型如同鱼篓，小口，大腹，以增其容量。这是西周早期原始青瓷器的造型特征。

西周原始瓷器的胎色仍以灰白色为多。釉色主要是青绿色和豆绿色，并有少量黄绿色与灰青色。

河南省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中发现一件西周瓷瓮，口径31厘米，腹径54厘米，高42厘米，它敛口、折沿、溜肩、扁圆鼓腹、小平底。通体施青釉，釉层不均匀，多处有流釉现象，显得有些粗糙。

西周时期原始瓷器器表的花纹装饰也日趋简单，除素面外，其釉下纹饰为几何形图案，有方格纹、篮纹、云雷纹、席纹、叶脉纹、齿状纹、划纹、弦纹、S形纹、乳钉纹、圆圈纹和曲折纹等。

拍印的图案纹饰在西周原始瓷器上已很少施用。纹饰仍以纹理较粗的绳纹为主，另有一些划线纹、篦纹、弦纹、刻画三角纹等，这时附加堆纹已很少使用。

在造型上，以袋状足、圈足、平底为主要特征。比如一件西周青釉锯齿纹四系罐，高27厘米，直斜短颈，丰肩，腰部至脚处渐斜收，圈足，全身施青釉，厚薄不匀明显。还有一件西周青釉大口尊，高12.3厘米，口径18.7厘米，足径12.5厘米，简朴而实用。

西周晚期的原始瓷器多为豆、尊、罐、壶等生活用具。在很多地方都曾发现为数众多的西周时期原始瓷器。

安徽省屯溪发现有西周原始瓷带柄壶，高13.6厘米，口径5.6厘米，通体施以淡棕色釉，呈短颈鼓腹型，器身用密布的弦纹来装饰。还发现有西周原始瓷三系罐和原始瓷尊，罐高12.3厘米，口径11.4厘米；尊高17.7厘米，口径17厘米。

陕西省长安县发现的西周原始瓷豆，高7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7.8厘米。豆盘敛口，浅腹，粗柄，圈足侈大，釉呈青色。

西周原始瓷罐，高19厘米，口径11.9厘米，底径16.5厘米，敞口、矮颈、鼓腹、大平底，上腹置有对称绳纹状双系，器腹饰有变体云雷纹。施黄褐色釉，施釉不均，底无釉。

同类型的还有西周原始青瓷罐，通体施青花色釉，釉层薄而均匀。釉下刻有云雷纹装饰，这种几何形的纹样西周开始较为流行。此时的器物造型比商代更为规整。

江苏省金坛发现西周原始瓷青釉弦纹索耳盂，折腹，实足，底部露胎处刻有“△”形图记。内外通体施青褐色釉，有剥釉现象。

另一件西周原始瓷青釉弦纹索耳盂釉呈深豆绿色，尽管没有釉层脱落现象，但釉面不均匀。

器物造型显然模仿青铜器。弦纹、锯齿纹等纹饰是西周流行的典型纹样。

浙江省德清明联乡发现西周原始瓷印花双耳筩，高34.2厘米，口径20厘米，底径18.5厘米，束口、无颈、折肩、直筒形腹，平底，器面修整不平、内外施釉不匀。下沿至上腹对称二绳索。上腹拍印重线水波纹和云雷纹。

德清皇坟山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原始瓷卣，高18.2厘米，口径11.5厘米，底径14厘米，敞口、折肩，肩上有“S”形装饰，腹弧直，大平底。上腹部有陶耳一对，器表饰变体云雷纹，施青褐色釉，施釉不均。知识点滴西周时期是我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陶器已经丧失了前一时期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青铜礼器和生活、生产用器成为社会风尚的主流，陶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传统的面貌，但器型、纹样模仿青铜器的做法相当流行。烧陶窑炉的发展为冶炼青铜炼炉的创制提供了启示；而能用火候较高的温度冶炼青铜，又为改进陶窑炉进一步烧制出耐温较高的白陶器和原始瓷器创造了条件。

春秋时原始青瓷得到提升

东周又可以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春秋时期的瓷器的烧制更加集中和专业化。此时烧制的瓷器，和西周原始瓷器相比，质量又有提高，在胎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技术等方面已不同于原始青瓷。

春秋瓷器的器型有敛口、深腹圆鼓、平底罐，敛口、扁圆腹、平底瓿，敛口、浅腹圆鼓、平底盂，大敞口平底碗和器盖等。在造型上有精致的加工，多仿青铜器，如提梁三足鼎、整套编钟等。

春秋原始瓷如意纹筒形罐，敛口，束颈，折肩，筒形深腹，平底。肩部饰弦纹一组，肩部两侧各塑一“S”形附加堆纹，纹饰华丽古典。

春秋时瓷器釉质多呈灰白色，并有一些黄白色和紫褐色。釉分青绿色、黄绿色和灰绿色。器表的釉下纹饰主要是大方格纹和编织物纹。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春秋时的原始瓷器则很少发现，所见的也只有釉下饰印方格纹的敛口、深腹圆鼓平底罐。

春秋晚期，江、浙一带的原始瓷器成型工艺，从泥条盘筑法，改为轮制，因而器型规整，胎壁减薄，厚薄均匀。

有一件春秋青釉印纹罐，高29厘米，口径13.7厘米，底径20.5厘米，直口、低领、折眉、筒形深腹微鼓、平底。通体满饰蟠螭纹图案带条。器表施青褐釉，造型美观，装饰华丽。

瓷器的产生与发展和其他器物一样，有着由低级到高级，由原始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春秋时期原始瓷器的主要生产区域在江南地区，这可能与这个地区盛产瓷土原料有着一定的联系，春秋时期的瓷器较之前的瓷器质量有了很大的发展。

有件春秋原始青瓷三足鼎，高10.6厘米、口径16.9厘米。敛口、口沿外侈、短颈内收、折肩、扁圆腹、圜底，3个矮锥状足，肩部有对称双耳根，耳间的腹部两侧又各饰一条锯齿形附加堆纹竖条。通体满饰锥刺纹，器表施黄绿色薄釉。造型精巧美观，装饰华丽，是一件具有较高工艺水平的原始瓷器。

在江苏省常州武进区淹城遗址，发现了春秋原始青瓷簋，高12厘米，口径20.5厘米，腹径27厘米，底径20厘米。器形为撇口，束颈，圆鼓浅腹，圈足，平底。肩部贴附绹纹环耳一对，两耳侧贴有S形的堆纹装饰，并不规则贴塑雏鸟7只，作栖息状，其中两鸟与两耳对称间距，与腹部的两条凸棱相连。

簋的腹部采用剔刺法制成密密匝匝的锥刺纹，横向排列为8个层次。小鸟的轻松稚拙与锥刺纹的深沉神秘融为一体，形成强烈的独特效果。其精巧的构思、高超的技艺令人观而叹之。

这件瓷簋胎质细腻，制作精良，除器底外，内外施青灰色釉，釉面薄而匀净。胎釉烧结紧密，叩之有清脆之音，足证当时的制瓷工艺已趋向成熟。

瓷簋造型仿商周青铜礼器，肃穆质朴，古气盎然，装饰技法运用了盛行于青铜器上的浮雕堆贴而散发着青铜时代的艺术风韵，表现出当时工匠的丰富想象力和娴熟的技巧，其绹纹耳和“S”形附加堆纹，又具有南方地域特征，为一件珍贵的原始瓷器。

江苏省丹阳春秋墓中发现一件原始瓷鼎，高9.5厘米，口径17.9厘米，腹径18.8厘米，侈口，束颈，浅圆腹，三足粗短。胎体坚致，釉色茶黄。腹部装饰4排锥刺纹，并堆塑3条竖向扉棱与三足相连。扉棱顶端各饰一S形堆纹。内壁见不规则螺旋纹，此鼎为春秋南方原始瓷的典型器。

春秋时期是龙纹发展的新时期，龙纹瑰丽多姿，神人蛇龙的浪漫世界开始出现。这时的龙都是兽体，爪是三趾，细尾而卷，张大口，头有角，呈后卷状。

春秋时期也是我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转折期，龙纹样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龙角也由商代粗短的蘑菇形，发展为曲层和分枝。同时，还出现了龙蛇、龙凤、龙虎以及动物纹与谷纹的组合，空间结构变化为多样。

浙江省发现的春秋原始瓷鉴为大件器型，平沿、深腹，底置三足，外壁对称塑有伏螭虎。器表光亮，施釉不均，腹壁饰有戮印纹。

浙江省还发现有春秋原始瓷刻纹筒形罐，高27厘米，口径19.5厘米，上面也有精致的龙虎纹。知识点滴春秋时期，在吴越两国境内，青瓷器被广泛地代替了青铜器和漆器的使用范围。这一时期的青瓷器不仅造型和类别比较复杂，其纹饰也趋多样化。从商代、西周和春秋等时期，原始瓷器在胎质、釉色、花纹装饰和常见器形等方面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但在烧成温度和施釉等方面，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原始瓷器确比商代时期的原始瓷器有了明显的提高，基本上接近了秦汉时期的早期青瓷器。

造型精美的战国原始青瓷

战国时期，原始瓷的生产和使用较西周、春秋时期更加进步和广泛，胎泥处理更精细，火候更高，釉色更稳定，成型更先进，由前一时期的泥条的盘筑改进为多轮制成型。这时的原始瓷胎细，致密坚硬，多为灰、灰白色，亦有紫色等。釉厚薄较均匀，多里外满釉，一般呈青色或青上泛黄，不太容易剥落。

战国原始瓷的烧成窑炉有馒头窑和龙窑，都不太大，往往和印纹硬陶同窑烧造，并且除少数扁圆垫珠外，没见使用其他窑具，所以烧成的质量不一，战国原始瓷在当时还是一种较高档的用器。

相对精美的战国青瓷作品中，首推的是一件龙形提梁壶，高21.8厘米，小口低领，口上盖有平顶直壁带钮盖；宽肩，扁圆腹，圆底，三兽蹄形足；壶身上下满布云雷纹，中部和顶部各有一圈阳工弦纹。

龙形提梁壶身前部有龙首形流，龙首上印有勾连云纹。与之相应的壶身后部塑有一只虎形兽，兽身上有谷纹作装饰。壶身上部有一象征龙体的六方拱形提梁。提梁前端有一对螺旋状龙角，上端为两组齿形脊棱，末端有一条蛇形龙尾。

壶盖的装饰也非常别致，最外端为一圈斜线纹，紧接着是一圈较大的云雷纹，中间是一圈纽丝纹，里面又一圈小云雷纹，中心为一只捏塑的鸟形钮。

龙形提梁壶表满涂青绿色釉，系江浙地区早期越窑产品。壶上动物造型装饰应代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的早期雏形。壶嘴和提梁为青龙，虎形兽为白虎，鸟形钮为朱雀，扁圆形壶身为玄武。

龙形提梁壶几乎囊括了我国古代青瓷制作与装饰工艺的所有技法，它将盘、拉、粘、轹、刻、印、脱、修等技法集于一身。仅观察它们的轹坯工艺就与众不同。

战国瓷器一般纹饰很少，主要有S形纹、栉齿纹，碗盘内底往往有一细密的由里到外的螺旋纹，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纹。主要器形有饮食器碗、盘、钵、盂、盅、碟等，及仿铜礼器鼎、钟等。

战国原始瓷俑钟，造型真实地模仿青铜制品，精巧而逼真。战国时期越国崛起，这件瓷俑钟说明古越人的原始制瓷技术进入了鼎盛时期。

战国时青瓷的胎质一般不够纯净，质地较松散，胎色也多有变化。这些都是由于当时的制烧条件所限。战国青瓷在原料制备上还属于早期阶段，淘洗不够精细，更不存在机械粉碎和加工。烧制用窑炉不但体积小而且结构简单，很难严格控制温度和把握气氛。

由于江浙地区生产青瓷所用原料含硅量较高，含铝量较低，所以很容易玻化，在1200度左右就可以获得瓷化程度较高的产品，敲击声清脆悦耳。战国青瓷的瓷化程度往往要高于北方各窑口的瓷器。

战国青瓷的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都很有特点。首先是釉色。战国青瓷的釉色虽然有青绿色、黄绿色和酱色等多种颜色，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与胎体的颜色协调一致。

造成瓷器颜色变化有两大因素：一是元素成分；二是烧成环境，也就是烧成的温度和气氛因素。战国青瓷胎和釉的基本材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用同一种黏土作原料，只是在釉子里面多加入了一种天然熔剂草木灰。

战国时期，青瓷的釉层普遍较薄，少数产品釉稍厚，釉厚处有明显橘皮现象，被称其为“麻癞釉”。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釉的高温黏度较大，缺少流平性；二是作为基料的黏土和作为熔剂的草木灰未能均匀地分散与充分结合。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在使用草木灰作熔剂时，还没有掌握陈腐、漂洗、粉碎等工艺，只是通过简单的筛选后把它与黏土搅拌在一起，所以灰与土之间不能均匀地分散与充分结合。通过观察战国青瓷的施釉痕迹也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未经陈腐、漂洗、粉碎等深加工工艺处理的灰比重较轻，而黏土的比重较重，它们在釉液中会出现上下分离现象，灰浮在表面，土沉在底层，因此在上釉时不能采用蘸釉工艺，只能采用浇釉工艺。

所谓浇釉，就是用勺子一边反复搅动釉液，避免灰土分离，一边向坯体表面浇洒。采用浇釉工艺制作的瓷器，釉面有较多“泪痕”现象，胎釉结合部位参差不齐，没有环状蘸釉痕迹。青瓷的浇釉工艺从商代一直延续到西汉，东汉以后才普遍采用蘸釉工艺。

有件战国印S纹青瓷罐，通高6.8厘米，腹径7.3厘米，底径5厘米。此罐内外满釉，内外满釉者较为少见，外釉青中闪黄，内釉青中闪灰。

顶有梯形式扁钮，中间圆孔，全器分3层，顶层钮周印双排S形纹，肩周一圈素面无纹，腹至足胫印4排S形纹；底为环形式，全器采用盘筑法成型。手感适中，器形巧爱。

而且，战国青瓷圆器已经开始使用快轮制作，在盘、碗等小件器物上已察觉不到泥条盘筑的痕迹，大多数只是在内壁有一圈圈螺旋状压痕，底足也不修饰，用割线从轮子上割下的痕迹依稀可见。

斗，又称“刁斗”，初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出现原始瓷青釉斗，高10.3厘米，口径16厘米，足距12.5厘米。斗仿青铜器腹部置横柄一个，底下承以三足。腹上部饰弦纹两周，器内外施青釉。

战国早期的青瓷罍非常罕见，有一件青瓷罍高约40厘米，最大腹径近60厘米。器身外表从上至下分段装饰：肩部由瓦楞直线压纹构成，肩部以下、腹部以上有一圈带状装饰，带状装饰为“S”形印纹，再向下又是一圈和上部类似的瓦棱纹。器身肩部两侧，有对称的带环系。这件青瓷罍手工拉坯，多泥条盘筑，器型规整，胎质细腻至密，胎壁均匀而薄，釉色青中泛黄，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准，是同类器物中的佼佼者。从窑口上分析，可能为早期的浙江德清窑烧制。知识点滴战国时期在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以及湖南南部的广大地区，普遍使用原始瓷，特别是江、浙、赣一带，更为盛行。它们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比西周和春秋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一直以来，陶瓷界都将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的产品认定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成熟青瓷。而亭子桥烧造的成熟青瓷，将我国青瓷的起源往前推了600多年。

秦汉时期瓷器

秦朝从陶到瓷的过渡时期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驾崩，13岁的嬴政被立为秦王。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的10年间，嬴政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

这一时期，我国的制瓷工艺仍然处在原始阶段。但是，秦时期的原始瓷与战国早、中期的原始瓷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是胎、釉原料不同。秦朝原始瓷胎料中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较高，使陶瓷坯有可能在较高的温度中烧成，生成较多的莫来石晶体，从而提高陶瓷器的机械强度和烧成中减少制品的变形。

莫来石又称富铝红柱石，无色，晶体呈柱状或针状，熔融温度约为1910度，是陶瓷制品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在烧成时若窑内温度达不到它所需要的高度时，不仅不能达到增加氧化铝的目的，反而会使坯体疏松，烧结情况很差。

氧化铁的引入，就不可避免地给坯体带来颜色，在氧化气氛中烧成，胎呈红色，在还原气氛中烧成胎呈灰色，氧化铁含量越高，胎的颜色越深。

所以秦汉时期的原始瓷，除一部分烧成温度比较高的产品，胎骨致密，叩之有铿锵声，多数胎质粗松，存在着大量的气孔，吸水率高，呈灰色或深灰色，不及战国时期的细腻、致密。

秦原始瓷胎质粗松，从断面中还可看到较多的砂粒，说明原料的粉碎、淘洗和坯泥的揉炼不及战国时期精细，比较随便。

秦代原始瓷的釉层较战国时的厚，但釉色普遍较深，呈青绿或黄褐等色，而且由战国时的通体施釉变为口、肩和内底等处的局部上釉，上釉的方法由浸釉变成刷釉。说明两种原始瓷，从釉料到上釉工艺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其次是器物的成型也一变战国时期拉坯成器、线割器底的作风，而普遍地采用器身分制，然后粘接成器的方法。

品种和装饰也有明显的差别，秦代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钫、钟、瓿等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

秦代原始瓷器装饰的纹样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或堆贴铺首等为主，绝少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经常采用的S纹和栉齿纹等。

这些明显的差异，表明秦代原始瓷与战国以前的原始瓷，乃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产物，两者在工艺传统上看不出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原因则在于楚灭越的兼并战争中，浙江境内较发达的原始瓷业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而中断。

但是原始瓷业重又在越国故地复兴，又说明烧制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全然断绝，所以在短期中断以后，又重新烧造。

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墓中发现的原始青瓷瓿，胎骨坚硬，呈灰色，肩部划圆珠和水波纹，外施淡绿釉，具有浓厚的战国楚器的特征。由此可知，这类原始瓷开始复烧的时间，可能在战国末年至秦初。

秦代越地的原始青瓷太阳杯，高7.6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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