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约翰·S·戈登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1653～2011）（中信商业经典）试读：
前言
本书讲述的故事涵盖350多年的历史：人类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使用铁犁的农民变成了使用电脑的白领；人类对外层空间的观察工具，从伽利略手工制造的两英寸望远镜变成了半径10米的成对凯克天文[1]望远镜8，观察视野也从尚不能清晰辨认土星的光环，扩展到了距地球120亿光年的太空；人类的信息从以马车的速度传递发展到以光速传播。因此，这是一部时间跨度巨大的历史，而这样的一部历史，其内容必然只能涉及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主题，以及世界强国（great powers）。
经典政治学给世界强国所下的定义为：“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俄罗斯依然是一个世界强国的原因，没有人胆敢不考虑一个军火库中存有千百万核武器的国家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世界强国是否必须是一个国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世纪的罗马教廷肯定是一个世界强国，尽管它只控制相对较少的领土和人口。的确，教廷的“王国”固然是宗教性质的，但其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同样，早在1818年，当法国不得不向银行举债来偿还战争欠款时，路易十八的首辅大臣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感叹道：“在欧洲有六大强国：英格兰、法兰[2]西、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以及巴林兄弟银行。”他说的并不是一句戏言。
如今，金钱的威力比其在19世纪初期远为强大，而国家控制世界经济——也就是金钱的能力却被大大削弱，所以，不要怀疑华尔街已经成为一个可与世界强国比肩而立的金融帝国。虽然在地理上它[3]并不占有多大的面积，仅仅是位于“一块墓地和一条河流之间”的6个狭窄街区，但长期以来，“华尔街”一直是纽约金融市场的代名词。当人类迈进第三个千年时，这个市场已经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跳动的心脏。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市场，乃至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密切关注华尔街，否则必然会遭受损失。
然而，这条其貌不扬的小街如何成为这样一个强大金融帝国的象[4]征？而纽约——这个除了在18世纪末期短暂的一段时间以外一直默默无闻，没有成为美国的首都，甚至未能成为纽约州首府的城市，又是怎样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了像太阳系中太阳一样的地位呢？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纽约的崛起缘于它众多的天然优势，它拥有北大西洋最优良的海港，也秉承了荷兰移民世俗爱财的传统，但是它成为金融中心却并不[5]是天生注定的。历史总是充满了千钧一发的转机——威灵顿公爵曾说滑铁卢战役的胜负仅在“毫厘之间”，而华尔街的成名也不例外。[6]如果不是1812年副总统乔治·克林顿在参议院的投票中打破僵局，[7]赞同而不是反对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关于续签美国银行许可证的提议的话，那么今天的电视播音员在晚间财经报道时就可能会说：“今天在切斯纳特街（Chestnut Street）上……”；如果他的侄子德·威特·克林顿（De Witt Cliton）州长没有力排众议说服立法机构通过修建伊利运河的议案，今天的纽约也可能只是美国东海岸的几个主要城市之一，而不会成为西半球最伟大的城市。
美国很幸运，它建国于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的同一年，而《国富论》是人类历史上一部开创性的系统的经济学研究著作。作为一个新生国家，美国没有那些古老社会里难以消除的特权对生产力的束缚。有人曾经估算过，在大革命爆发前的法国，如果一个人要从法国的鲁昂运货到马赛（尽管现实中永远不会有人愿意这样做），他将不得不缴纳多达50种以上的税赋，这些征税权是由王室一次一次地分别授予各地贵族和领主的。1787年的美国立宪大会，使得美国有机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共同市场，而美国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美国从建国之初就禁止对货物的跨州流通征收任何税赋或是设置其他限制。
不仅如此，正如工业革命为西方文明的进步提供了经济基础，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也为政府不干预经济的理念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使得美国经济和华尔街的发展受益于政客们最小程度的干预。在现实生活中，政客们和资本家们差不多一样自私自利。
然而，华尔街之所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并不是只靠运气。
在数学意义上，一个自由市场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博弈场，而每一种博弈——从扑克游戏到世界大战，都有参与者、博弈策略和计分规则。但是与扑克游戏不同，自由市场的博弈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在扑克游戏中，之所以有赢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有输家。而在自由市场的博弈中，如果其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并拥有完备的信息，那么博弈的结果有可能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是赢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理性的人是不存在的，信息完备也只是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可以接近，但却永远无法达到。当然，这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幸运，因为，可以想象，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一切都可以完全预测，那将是多么沉闷和令人窒息。因此，现实世界的不完美，也就意味着事实上自由市场总会有输家。
尽管如此，在一个自由市场中，长期来看，获得的利益总和将远远超过失去的利益总和。这一点，在资本市场上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资本，这个曾一度被称为“罪恶之源”的东西，实际上和劳动力、资源、技术一样，是任何国民经济中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工人或原材料就不可能造出汽车，同样，没有工厂也不可能造出汽车，而工厂、原材料、工人的薪水，以及一个成功企业所必需的无数其他先决条件，都需要有资本才能得到。
请注意上一段第一句话中“长期来看”这个词。时间往往正是一个自由市场所最需要的，因为，一个完全依靠自我运行的自由市场，往往会很快趋于崩溃。原因很简单：自由市场是由谋求自我利益的人组成的。事实上，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国富论》中，他写道：“同行是冤家，即使是在以娱乐为目的的游戏中，人们也各自心怀鬼胎；而他们相互沟通的目的，往往只是合谋来损害公众的利益，或者设法哄抬价格。”也就是说，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需要游戏规则，需要裁判来监督，并强制执行这些规则，否则，市场参与者们就会自己毁掉这个市场，正如一句广为人知的格言所说：“如果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机制上尚存缺陷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资[8]本家（的贪得无厌）。”
在华尔街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关键历史阶段，规则和裁判恰恰是它最缺乏的——早期的华尔街市场如此之小，小到维持游戏的公平只需要舆论的监督，就像左邻右舍玩扑克游戏时一样。但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使得华尔街突然成为地球上第二大资本市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资金在交易，原先陈旧的、非正式的交易和监管体系迅速崩溃，但一时还没有新的体系取而代之。在这个阶段，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联邦政府应该在市场监管方面有所作为，而当时的纽约州政府和市政府都深陷在腐败的泥潭当中，大部分官员都很容易被金钱买通。
在一段时间里，那些只关心下一次获取暴利机会的投机者可以为所欲为。当然，根据人的本性，这也是很自然的。但是，经纪人队伍随后开始主导市场，因为他们的利益有赖于市场长期的稳定，所以他们严格执行规则，压制了投机者的猖獗活动，从而使华尔街逐步成为一个长期健康运行的资本市场。
从结果看，华尔街是证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的最好例证。华尔街的经纪人只是在一个稳定、公正的资本市场中寻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客观上为美国经济的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融资渠道，而美国也很快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华尔街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获益更多的是美国——它作为一个国家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并使[9]得“美国世纪”成为可能。
在这个美国世纪中，经纪人的利益和投资者（请注意不要与投机者相混淆）的利益又开始渐渐发生冲突，因此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正如投机者在75年前抵制经纪人推动的改革一样，这一次，经纪人起初也抵制这些改革，所以，这一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的推动才获得成功的。几乎在同一时期，华尔街在其一如既往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又将证券投资引入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从而再一次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的面貌，并使得千家万户走向富足。[10]
华尔街一向不属于美国的“主街”，但是，计算机这样一项新技术的出现，使一切都不一样了，它给经济带来的革命性影响不亚于早年的蒸汽机。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金融帝国、一个特殊的“世界强国”崛起的故事。正如2 500年以前的罗马帝国一样，华尔街刚出世时非常弱小，微不足道，完全不为世界列强所注意，但是地理条件，政治格局，技术进步，还有纯粹的运气因素——运气往往是所有伟大事物必不可少的标志——都促使其成长，使其超越了它的左邻右舍，成功地——当然也常常是痛苦地——应对其内部的冲突，最终成为一个金融帝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使得所有其他世界强国无法藐视它的存在，否则只会给它们自己带来麻烦。
同样，和罗马的故事一样，华尔街的故事也是一段值得向人们讲述的传奇。因为，正如罗马人一样，在华尔街这个伟大的博弈场中的博弈者，过去是，现在还是，既伟大又渺小，既高贵又卑贱，既聪慧又愚蠢，既慷慨又自私——他们都是，也永远是普通人。注释[1]凯克望远镜，位于太平洋夏威夷岛上的一座天文望远镜，坐落在海拔4 200多米的莫纳克亚山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光学望远镜。——译者注[2]巴林兄弟银行（Baring Brothers Bank），始建于1763年，创始人为弗朗西斯·巴林爵士，是英国历史悠久、名声显赫的商人银行集团。1995年，巴林银行因投资失败而倒闭，以1英镑的象征性价格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译者注[3]指华尔街的地理位置位于纽约下城三一教堂旁的墓地和东河之间。——译者注[4]指纽约在独立战争期间和此后一段时间内曾作为美国的临时首都。1789年，乔治·华盛顿在纽约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译者注[5]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英国将军和政治家。在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任英军指挥官，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打败了拿破仑，从而结束了拿破仑战争。在他任首相（1828~1830年）期间，通过了《天主教徒解放法案》（1829年）。——译者注[6]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1739~1812），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时期的美国副总统（1805~1812）。——译者注[7]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译者注[8]此处原文为：“If the trouble with Socialism is socialism，the trouble with capitalism is capitalists.”——译者注[9]指20世纪。——译者注[10]Main Street，译作“主街”，常用来泛指美国的主体经济或主流经济，如制造业等。人们传统的观念是，华尔街为美国主体经济提供服务，而不是主体经济的一部分。这一段的意思是，华尔街已经成为美国主体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译者注第一章 “人性堕落的大阴沟”（1653年~1789年）［译者题注］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发源于北美殖民地的一个小小的贸易前站，但依靠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在当地荷兰裔移民的商业精神的催化下，它逐步成长为一个繁荣的都市。华尔街也正是从这里起步，走向世界舞台。然而在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的眼里，纽约却一直是“人性堕落的大阴沟”……
译者导读•你也许不会想到，纽约最终成为一座世界性的商业都市和金融中心，竟然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有一种无法分割的必然联系。•作为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著名投机活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昭示了此后人类社会的一切投机活动，尤其是金融投机活动中的各种主要要素和环节：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引发了公众对财富的狂热追求，资产价格被进一步推高，使得更多的人更加疯狂地投入，直至理性的完全丧失和泡沫的最终破灭，千百万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此后的人类历史不断上演金融危机的大戏，循环往复，无休无止。可以说，一部金融的历史，也是一部投机的历史和金融危机的历史。•但是，人们往往只看到“郁金香泡沫”投机狂热的破坏性，却忽视了荷兰人可贵的商业精神。当和其他欧洲人一起飘洋过海来到北美洲这片新大陆时，荷兰人将他们的商业精神带到了纽约——那时它的名字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在新大陆的各个殖民地中，纽约最好地继承了荷兰人的商业精神，包括他们的投机文化。除了纽约自身的地理条件外，这种至今仍在纽约的大街小巷无所不在的商业精神，或许是成就纽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都市和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荷兰人早在导演和参与“郁金香泡沫”时练就的投机技术，很快就被运用到了北美新大陆。发生在这块处女地的第一次金融投机活动是针对当时原始的货币——贝壳串珠进行的投机，这次金融投机揭开了北美350年的金融史——同时也是350年的投机史的序幕。这些投机技术在以后的历史中被反复应用，投机者们沉溺其中，乐此不疲。•18世纪下半叶，两位历史人物开始登场，他们不同的理念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对美国这个当时还处于襁褓中的新生国家的发展路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影响了华尔街的未来。他们同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一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另一位是托马斯·杰斐逊。汉密尔顿推崇市场的作用，扶持和鼓励商业活动，主张政府要在建立金融体系和维护经济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杰斐逊则憎恶任何投机活动，他把充斥着各种投机行为的纽约称为“一条人性堕落的大阴沟”。此后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几乎在每一个重大事件里，你都会依稀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影子，看到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们在捍卫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
除了具有无数其他鲜明特色之外，纽约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它是美国唯一曾经被围墙包围起来的大城市。[1]
到1650年，在新阿姆斯特丹（Nieuw Amsterdam）建立后不到30年，这个港口变得非常繁荣，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优良的天然海港之一，同时也是荷兰人对外贸易的前站，它的繁荣使得在新英[2]格兰地区2的英国殖民者对它垂涎三尺。1652年爆发的首次英荷大战更是威胁着新阿姆斯特丹的未来。[3]
这块殖民地的荷兰统治者彼得·斯特文森市长曾经是一名军人，并习惯以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由于担心新英格兰会从陆路进攻，彼得决定在城市的北部建立一道防御城墙。他从当地的商人手中借了6 000荷兰盾，并命令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帮助建造城墙。墙用圆木建成，每根圆木长约16英尺（约5米，3英尺约合1米），其中1/4埋于地下，顶部被削尖。该墙东起珍珠街（那时的海岸线），西至今天的三一教堂，全长2 340英尺（约713米）。教堂的西侧邻近哈德逊
[4]河畔陡峭的悬崖，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城墙设有两个大门，一个建在东河口，是船只卸货的地方；另一个建在与百老汇街的交汇口，是向北的主要陆地通道。
当彼得将修筑城墙的预算单呈给刚刚成立的市政委员会（成立于1653年2月2日）要求其拨款时，委员会犹豫不决。那些刚被任命的自以为是的委员们认为筑墙的费用应由该殖民地的所有者——荷兰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负担，而不应由市政委员会支付。直到彼得同意上缴酒税作为补偿后，委员会才批准了市长筑墙的预算。
但是就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军人一样，彼得在制定新阿姆斯特丹的防御方案时忘了将海上的威胁考虑进来。当英国人最终在1664年攻打该城时，他们并没有如彼得所担心（并严加防备）的那样从北部的陆地发起进攻，相反，一支英国舰队从南边驶向这个港口，将全城置于炮火之下，从火力上完全压倒了新阿姆斯特丹城堡的守军。
彼得丝毫不为所动，准备誓死保卫该城。但是城里的商人，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恳求市长开门投降，以免城堡和他们的财富都在炮火中毁于一旦。犹豫再三之后，彼得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请愿。第二天，他所深爱着的新阿姆斯特丹被命名为新约克郡（New York，简称纽约），以此作为献给约克公爵［Duke of York，英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Ⅱ）的弟弟及继承人］的生日礼物。[5]
彼得留在了纽约，一直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北方庄园里，直到1672年去世。他的庄园南北贯穿今天的第5街到第17街，东西横跨公园大道到东河，这个巨大的庄园足以使他的后裔到19世纪还依然富有。荷兰人早年在纽约为防御英国人入侵而修建的“墙”。它的存在并没有实现保护纽约的初衷，但墙边的一条街道（“墙街”，Wall Street，音译为“华尔街”）却成了华尔街名字的起源。
而那道城墙，此时已毫无意义，它很快就被荒废了，并于1698年被拆除。这一年，最早的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开始修建，它就建于该墙的西端。即使那道墙能保留到今天，它也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脚注。但是紧接着墙后的一块30米长的空地被保留下来用于军队调动，不允许建造任何建筑。随着交通逐步成为曼哈顿的一个难题（直到今天，在纽约，交通依然是个难题），这块空地很快不可避免地被改建成一个十字街口，而紧挨围墙的这条街也不可避免[6]地被命名为“墙街”，也就是华尔街。这条小小的街道，得益于另外一个和荷兰有关的纽约传统，并将从这里起步，最终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通衢之一。
这个传统就是纽约继承的荷兰人的商业精神。早在17世纪初期，荷兰人就发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基本概念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但是荷兰人，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市民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的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使荷兰这个小国迅速成为了欧洲的强国之一。
荷兰人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例如卖空（short-selling，指卖出自己并不拥有的股票，希望在股价下跌后购回以赚取差价）、“洗盘”（bear raid，指内部人合谋卖空股票，直到其他股票拥有者恐慌并全部卖出自己的股票导致股价下跌，内部人得以低价购回股票以平仓来获利）、对敲（syndicate，指一群合谋者在他们之间对倒股票来操纵股价），以及逼空股票（corner，也称杀空或坐庄某一只股票，或囤积某一种商品，指个人或集团秘密买断某种股票或商品的全部流通供应量，逼迫任何需要购买这种股票或商品的其他买家不得不在被操纵的价位上购买）。
同样也是在荷兰，曾经爆发了“郁金香泡沫”，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16世纪中期，郁金香被从土耳其引入西欧，不久，人们开始对这种植物产生了狂热。到17世纪初期，一些郁金香珍品被卖到了不同寻常的高价，而富人们也竞相在他们的花园中展示最新和最稀有的品种。到17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时尚导致了一场经典的投机狂热。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其内在的价值或作观赏之用，而是期望其价格能无限上涨并因此获利（这种总是期望有人会愿意出价更高的想法，长期以来被称为投资的博傻理论）。
1635年，一种叫Childer的郁金香品种单株卖到了1 615弗罗林（florins，荷兰货币单位）。17世纪早期的荷兰的一头公牛（与一辆拖车等值）只值480弗罗林，而1 000磅（约454公斤）奶酪也只需120弗罗林。可是，郁金香的价格还是继续上涨，第二年，一株稀有品种的郁金香（当时的荷兰全境只有两株）以4 600弗罗林的价格售出，除此以外，购买者还需要额外支付一辆崭新的马车、两匹灰马和一套完整的马具。
但是，所有的金融泡沫正如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名称所喻示的一样脆弱，当人们意识到这种投机并不创造财富，而只是转移财富时，总有人会清醒过来，这个时候，郁金香泡沫就该破灭了。在某个时刻，当某个无名小卒卖出郁金香——或者更有勇气些，卖空郁金香时，其他人就会跟从，很快，卖出的狂热将与此前购买的狂热不相上下。于是，价格崩溃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个万劫不复的大崩溃中倾家荡产。
正是在历史上创造出如此局面的一群人在北美洲哈德逊河口建立了这块小小的殖民地，从一开始，这块殖民地就有别于那个时期在北美洲东海岸建立起来的其他殖民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Puritan）、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教徒（Quakers）和马里兰的天主教徒（Catholics）都是为获得宗教自由而来到这个新大陆的。对这些殖民者来说，他们每到一地所能想到的，也是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山丘上修筑金碧辉煌的教堂和城市，建立一个其虔诚和美德为别人所追随的首善之区。
可是当荷兰人在他们新的——可以说是全新的殖民地开始经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他们如此全神贯注地追逐财富，以至于在17年内都没有建造一座合乎体统的教堂。当最终修建了一座教堂时，他们将它命名为圣尼古拉（St. Nicholas）教堂，[7]从此圣诞老人（Santa Claus）成为了纽约不太为人关注的守护神。
纽约这种独特的文化渊源和气质，使得它一开始就与其他殖民领地的关系很紧张。即使随后纽约向北的扩张止于市政公园旁的圣保罗[8]教堂，极其憎恶纽约的托马斯·杰斐逊，也还是把纽约称做“人性堕落的大阴沟”。这种紧张关系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稀存在。对美国的其他地方而言，纽约经常是邪恶与危险的象征。而对纽约人来说，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卫道士，并且，最要命的是，他们都装模作样，非常无聊。
刚开始，荷兰人非常成功。许多新的殖民地是由合资公司来建立的，这些合资公司是为了建立殖民地而专门成立的。很快，所有这些公司都破产了，而他们建立的殖民地被王室接管。但是荷兰西印度公司却经营良好，它通过蔗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公司只花了2万荷兰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殖民地，而从新阿姆斯特丹运回的第一船毛皮就价值4.5万荷兰盾，投资回报率是125%。
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暴利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这主要归功于往往是无能的政府——纽约从它的荷兰祖先继承下来的一个不够幸运的遗产，但是殖民地的居民却比该公司的命运好得多。新阿姆斯特丹，这块由已经学会一心经商与和平共处（live-and-let-live）的荷兰人建立起来的纯商业领地，很快具备了一个世界性都市的特质。当彼德·斯特文森市长——一个荷兰改革教堂（Dutch Reform Church）的虔诚会员试图将定居在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和教友派信徒驱逐出境的时候，西印度公司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不要多管闲事，于是犹太人和教友派信徒便留了下来。17世纪40年代，一个法国牧师来到这个人口不到1 000的小镇时，发现街上的人说着18种以上的语言，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很快，除了毛皮，各种各样的物品，例如面粉、奴隶、木材和无数其他商品，都开始在曼哈顿进行交易。而这里的商人已经和欧洲的市场密不可分了。很快他们又开始在地中海、西印度甚至印度洋等更大的范围内寻找买低卖高的机会。
因此，当该城市被英国人接管时，纽约的市民们仍旧保持着他们那种一贯只对金钱有兴趣的传统，因此也就很快适应了英国的统治和法律。到了今天，除了一些荷兰语地名，比如说布鲁克林（Brooklyn）；一些荷兰语单词，如小甜饼（cookie）；以及一些荷兰语人名，如罗斯福（Roosevelt）等等以外，荷兰人在哈德逊河畔40年的历史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当然，这样说也不完全正确，因为他们留下了他们的商业精神。
今天，在纽约这个超级大都市的深处，那个小小的、吵吵嚷嚷的、每个人都忙着做生意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影子还无处不在，正如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依稀看到他的孩提时代。而赚钱——不论是光明正大地还是不择手段地，依然是这个城市的至爱。***
这种商业精神早在1666年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那是在英国人取得控制后的第二年，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Frederick Philipse）通过囤积贝壳串珠（北美印第安人用做货币和装饰品）策划了北美洲历史上第一个金融操纵案。
菲利普斯1626年出生于荷兰，1647年随其父迁到新阿姆斯特丹，曾是木工学徒的他参与过建造斯特文森下令修建的城墙。但是菲利普斯从事木匠行业并不很久，相反，他选择了一条通向财富的捷径：和一个有钱的寡妇结婚。用妻子的财力武装起来的他开始和当地的印第安人、西印度群岛人以及荷兰人交易各种各样的商品。很快他就表现出了对市场的超凡感觉。
那时印第安人生产的毛皮是当地殖民地经济中最赚钱的商品，但他们不愿意毛皮的购买者付给他们金币或银币。这些金币或银币，尽管被欧洲人视为至宝，但由于印第安人对它们一无所知，因此认为它们一钱不值。相反，印第安人要求欧洲人用“真正的钱”——贝壳串珠来支付。贝壳串珠通常是用复杂的方式将蚌壳中的小珠串起来，北美东部的河流与湖泊盛产这种蚌。
1650年，6颗白色珠子或者3颗黑色珠子值1个斯图弗（Stuiver，荷兰货币单位，相当于现代荷兰盾的1/20，也和荷兰5分镍币相当）。对荷兰商人来说，不幸的是，通货膨胀开始了。到1659年，16颗白色珠子才值1个斯图弗。这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不仅毛皮的价格因为通货膨胀而一路飙升，而且，因为贝壳串珠被当地的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用来进行日常交易，所以，日常交易也变得一片混乱。彼得·斯特文森试图用政府通常采用的方法——价格控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他也得到了这种方法通常得到的结果：价格控制被市场忽略不计。这时候菲利普斯开始买进贝壳串珠，并囤积起来。实际上，他把贝壳串珠装在桶里埋在地下，以减少贝壳串珠的流通量。几周之内，他就控制了串珠市场，成功地抬高了价格。到1666年，3颗白串珠就相当于1个斯图弗。
中央银行的概念直到17世纪末期才形成［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于1694年建立］。可是菲利普斯早在此前30多年就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实际上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他随后成为纽约最富有的市民，又和第二位有钱的寡妇结了婚，他从事贸易的范围远达东印度群岛和马达加斯加。
至于贝壳串珠，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前还被当成一种常用货币。后来，有一种可以廉价仿制贝壳串珠的机器被发明出来，将贝壳串珠的价值彻底摧毁。
这种一心经商与和平共存的生活态度并没有让纽约变得易于管理，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它的市民以爱闹事著称，纽约市民曾经绞死过州长雅各布·雷斯勒（Jacob Leisler），这在北美殖民地是绝无仅有的事。1651年首次通过的《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s）确保北美殖民地完全为英国的利益服务。这个条例禁止在北美发展大部分制造业，并要求外来商品必须经由英国控制的港口运输（因此也必须缴纳英国关税）。但是这个法案的执行力度从一开始就强弱不一，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或者通过行贿，或者通过偷偷在纽约港无数的小港湾和出海口卸货来逃避关税。于是，这块殖民地日渐繁荣起来。
到斯特文森的城墙被拆除的时候，曼哈顿已经有4 937人（根据北美洲的首次人口普查结果）。大部分人居住在该岛的南端，华尔街[9]那时还俨然是曼哈顿的北城。随着在宽街和华尔街交界处建立起三一教堂和在1700年建立起第二座市政大厅，曼哈顿岛的西端成为了一个高级住宅区。
那时，只有在华尔街的东端，靠近珍珠街的岸边，才是华尔街的商业区。首先在这里定期进行的大规模商业活动是奴隶贸易。纽约州是第一个有大量奴隶的北方殖民地（1698年，奴隶占到曼哈顿人口的14%），同时也是一个奴隶贸易中心，奴隶从这里被运往南方的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
殖民者发现小麦能在哈德逊河流域生长，于是谷物与毛皮、奴隶一样也成了纽约的经济支柱。大部分谷物被加工成面粉和饼干，出口到西印度群岛以换取糖浆和朗姆酒。面粉对纽约的经济如此重要，以至于这个城市的市徽上就有一个面粉桶和一只海狸。纽约也出口鲸鱼油和烟草到英格兰，以换取在殖民地不能生产的商品。
纽约成为一个繁忙的港口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纽约港优越的自然条件无与伦比，它有长达数英里的海岸线，水位很深，很容易[10]通过纳罗斯海峡进入广阔的外海。此外，新泽西的两条河拉里坦河和哈肯赛克河、纽约的哈德逊河和长岛海峡像漏斗一样将无数船只汇向纽约。1699年，总督贝雷蒙特爵士（Lord Bellomont）将纽约称为“美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不过这种说法多少有一点夸张。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海的船只仍然很小，它们可以利用纽约地区其他很多小海港，如长岛上的牡蛎小港和南安普敦港，还有哈德逊河上的小镇，如彼克斯基，这些小镇如今已经没有人再把它们当港口了。
此外，费城在1680年建立后没多久，就拥有了比纽约更多的人口，并且成为了富庶的宾夕法尼亚领地唯一的港口。同时，波士顿是[11]人口稠密的新英格兰地区的港口，查尔斯顿港口也靠出口大量的大米和靛蓝（一种染料）而繁荣。因此到殖民时代的后期，纽约人尽管在商业上野心勃勃，但纽约在殖民地所有的港口中只排名第四。1770年，费城进口商品4.7万吨，波士顿进口了3.8万吨，查尔斯顿进口了2.8万吨，而纽约那一年仅仅进口了2.5万吨商品。
尽管此时纽约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逐渐繁荣的活跃港口，但它还不是一个金融中心。在18世纪，北美殖民经济呈现飞跃式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极欲对它征税的原因，这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并最终引爆了美国独立战争）。此时，北美的这块殖民地出口的生铁占世界的1/7，它拥有世界上第二大商业船队，仅次于英国。但是，从很多方面看，它还是一个粗糙的经济体。此时的殖民地还没有银行，因为英国政府禁止在殖民地设立银行。同样，这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供应，只有贝壳串珠在一些地区作为货币流通。
在殖民地很难见到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也很少有任何英国的铸币流通。相反，所谓的货币供应实际上是一个大杂烩，包括其他国家的硬币、殖民政府发行的纸币，以及一些临时被用做货币的东西，例如烟草公司的收条——这在殖民地南部地区广泛使用。最常见的铸币是西班牙的里亚尔银币（Spanish real），经常被切成2块、4块、8块来找零钱。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是以一美元的1/8为最小单位来报价，而不是1/10。
纽约作为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的地位被独立战争彻底毁掉。在战争期间，纽约是唯一被敌军占领长达7年之久的城市（的确，在现代战争史上还没有什么别的城市被敌军占领这么长的时间）。那些爱国商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抛家舍业离开纽约。而那些留下来继续和英国人做生意的亲英商人，则在美国人1783年11月25日（该日随后成为纽约一个主要节日）重新收复纽约时被逐出了纽约。
纽约在物质上和商业实力上的损失同样惨重。在英军占领期间，两场大火席卷了纽约城。第一场发生在1776年9月21日，大火从宽街的东端烧起，毫无遮拦地燃烧到曼哈顿岛的西端，将大约1/3的繁华地区烧成一片废墟。无数的商业建筑被烧毁，同时被毁的还有493幢房子和第一座三一教堂，其在此后的15年内都是一片黑色的废墟。第二场大火发生于1778年8月3日，烧毁了在克鲁格斯码头（东河边繁华的商业区）超过64幢大楼。
总的来看，在独立战争的动荡中，纽约的人口减少了一多半，国内生产总值（尽管那时还没有这样一种统计方法）也至少损失了一半。而一旦战争结束，英国人离开后，纽约就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恢复。随着老居民重归家园，其宽松和专心经商的社会氛围也吸引了很多新居民。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纽约的人口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也离开他们的小镇，源源不断地迁徙到开放的纽约，而不是乏味而自满的波士顿。1790年，首次全美范围的人口普查表明，纽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费城。
这些新迁徙来的人们继承了纽约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传统，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18世纪纽约移民中最著名的人物已于更早一些的时候（1772年）来到了纽约，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对纽约后来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在美国的开国元勋当中，汉密尔顿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唯一一个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而是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内维斯岛[12]出生。而且，除了那时已经备受世人尊敬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外，他是另外一个出生于平民之家的显要人物。事实上，用约翰·亚当斯[13]也许并不完全准确但却令人难忘的话来说，汉密尔顿是个“苏格兰小贩的私生子”。
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私生子，但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小贩，而是[14]一个无能的小商人。作为凯布斯克斯领主的小儿子，汉密尔顿父亲的家族比亚当斯的家族要久远和显赫得多。但是汉密尔顿的父亲很快就遗弃了他的情妇和她的两个儿子，于是汉密尔顿的母亲只好在圣克罗伊（当时属于丹麦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开了一个小店养家糊口。
汉密尔顿在9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一个叫尼古拉斯·克鲁格（Nicholas Cruger）的纽约商人工作，后者在圣克罗伊经营了一家商栈。汉密尔顿极高的天分和远大的理想给克鲁格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当克鲁格因为健康原因返回纽约时，他让年仅13岁的汉密尔顿管理他的商栈。两年后，他资助汉密尔顿前往纽约，汉密尔顿在那里度过了一生。
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并在独立战争期间成为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幕僚。当华盛顿成为美国总统时，他请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部长，处理新联邦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混乱的财政和金融状况。汉密尔顿很快做到了，并且是在令人吃惊的极短的时间内做到的。[15]
当时大陆会议能从法国和荷兰借款，并从这些国家购买武器，但它却不能在国内发行足够的国债来筹资以支援战争。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求助于硬性贷款，签发借据强制征用各种物资，并发行“不兑现[16]纸币”，也就是所谓的大陆法币。这种“不兑现纸币”之所以成为钱仅仅是因为政府说它是钱而已，像所有的“不兑现纸币”一样，大陆法币也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短短的几年内，国会不得不将以前发行的纸币重新定值（只有原有面值的2.5%）。100多年以来，[17]“一个大陆法币都不值”成了美国词汇中的常用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作为最热爱城市和最具商业精神的美国开国元勋，他为新生的联邦政府制订了金融改革计划，这个计划很偶然地给了华尔街一个成为美国资本市场发祥地的机缘。
即使在战争期间（那时纽约仍被英军占领），在纽约也存在对国债、借据以及大陆法币的投机活动。投机商在咖啡屋［这种地方曾产生过许多金融机构，包括伦敦证券交易所和劳合社（Lloyd’s）］拍卖各种证券，但这些活动只是零星和非正式的，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但是当汉密尔顿按照新的《宪法》重铸国家的金融架构时，如何监管这些对证券进行的投机活动成为了当时美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
汉密尔顿试图做三件事情：第一，他寻求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收体系，以保证国家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来源（在此前的联邦体例下，联邦政府没有征税的权力，只能被迫向各个州要钱）；第二，他想用美国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以及战争期间几个州的债务；最后，他想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来代替政府管理金融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
但是一批政治家追随他们著名的领袖杰斐逊，极力反对汉密尔顿，很快他们就被称做杰斐逊主义者。杰斐逊主义者认为那些以低价买进旧债券和其他票据的人是投机者，不能允许他们兑换新券来获利，只有初始的债券拥有者才应该获得赢利。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要确定谁是这些债券最初的持有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
汉密尔顿这一偿债法案最终在国会得以通过，但是也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例如，为了让杰斐逊主义者接受偿还国债的方案，汉密尔顿不得不作出让步，使纽约失去了成为新联邦首都的机会（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如果纽约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商业、文化和金融中心，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的话，历史将如何演进。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纽约成为首都，那么美国，包括纽约，会和今天完全不同）。
一旦汉密尔顿的计划开始实施，它便对新生的美国经济产生了非凡而迅速的影响。但是汉密尔顿的政治对手对他的敌意改变了美国的发展格局。事实上，整个美国政治史基本上可以被看做是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由于华尔街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一直被杰斐逊主义者及其后[18][19]来的追随者——从安德鲁·杰克逊、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到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认为是汉密尔顿“错误政策”的标志。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在18世纪90年代，重要的是，汉密尔顿的计划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处于金融混乱之中，有点像今天的俄罗斯，但是到了1794年，美国已经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它的债券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塔列朗（Talleyrand，他很快成为了法兰西的外交部长，但此刻正在北美流亡）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说，这些新债券是“安全的，而且不会下跌。它们以非常稳健的方式在市场发行，而这个国家的经济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
到18世纪90年代，尽管费城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纽约，但它依然是那时美国的金融中心。美国的第一家银行——北美银行（Bank of North America）是在费城成立的；美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费城证券交易所（Philadelphia Stock Exchange）在1790年成立。在此后的10年内，费城仍然是美国的首都，而华盛顿那时尚在建设之中，因此，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20]States）也于1791年在费城成立。
但是，汉密尔顿的计划实施之后，纽约的各种金融活动也大大活跃起来，而且，纽约成为金融中心的各种要素已经具备。纽约的商业迅速发展，人口也急剧增长。整个国家和纽约地区的经济都蒸蒸日上，商人们对信贷、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的需求日渐增长。汉密尔顿在1784年成立了纽约的第一家银行——纽约银行（Bank of New York）。按照汉密尔顿的计划，美国建立起了一个信誉良好的、统一的货币供应体系，币值不再像以前那样变化无常。那些熟悉金融和风险的市场投机者和经纪人们开始跃跃欲试，寻求赚钱的机会。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愿意也能够为一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其所需要的流动性。此时的纽约，已经为那些继承了他们荷兰先人各种投机技巧的最大胆和最狡诈的纽约人，作好了大发横财的一切准备。
于是，一座城市、一条街道和它们注定的命运走到了一起。[21]译者附注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
在这个时代……
1519~1521年 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
1536年 西班牙占领智利。
1538年 西班牙占领哥伦比亚。
1549年 西班牙占领阿根廷。
1566~1609年 尼德兰（即现在的荷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荷兰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
1588年 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失败。
1602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不久后成为世界上第一家上市公司。
1607年 英国在北美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
1609年 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成立。
1620年 英国清教徒移民乘坐“五月花”号轮船横渡大西洋到达北美洲普利茅斯。
1621年 荷兰西印度公司成立。
1626年 荷兰西印度公司以一些价值相当低的商品和印地安人作交换，取得曼哈顿岛的所有权，并建立了其在美洲的贸易站——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的纽约。
1636年 荷兰出现“郁金香泡沫”。
1640年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
1651年 英国颁布《航海条例》，旨在抑制荷兰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危及荷兰的海上利益。
1652年 北美爆发首次英荷大战。1653年8月，荷兰集中海军力量与英国决战被击败，英国控制了制海权。
1653年 时任新阿姆斯特丹市长的荷兰统治者彼特·斯特文森，为防备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在城市北部建立了一道防御木墙，即后来华尔街（Wall Street）名字的来源。
1664年 英军攻占新阿姆斯特丹，改名为新约克郡——简称纽约，第二次英荷战争随即爆发。
1666年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通过囤积贝壳串珠策划了北美洲历史上第一个金融操纵案。
1775年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1782年 英国人瓦特制成联动式蒸汽机。
1787年 立宪会议在费城召开，约定美国13个州之间不允许设立贸易壁垒，同一时期，从法国鲁昂运送一车货物到马赛需要缴纳50次以上的关税。
1789年 法国废除封建制，并通过《人权宣言》；美国通过《人权法案》；同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第一任美国总统。
也在这个年代……
1368~1644年 中国明朝。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开始出现。
1557年 葡萄牙侵占中国澳门。
1590年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
1622年 荷兰侵占中国澎湖。
1624年 荷兰侵占中国台湾。
1633年 日本颁布锁国令。
1644年 李自成灭明，建立大顺政权。同年，清军入关。
1662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
1662~1798年 中国清朝康乾盛世，中国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1/3。
1667年 北京出现银行和票号的行业组织——银号会馆。
1689年 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是清王朝和俄罗斯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清政府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份条约。《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一个条约。
1784年 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广州进行丝茶贸易，中美关系由此开始。注释[1]即后来的纽约。——译者注[2]指美国现在的马萨诸塞州、缅因州等地，是英国移民早期活动的地方，故称“新英格兰地区”，在现在纽约市的北方。——译者注[3]彼得·斯特文森（Peter Stuyvesant，1592?~1672），荷兰殖民统治者，他是新阿姆斯特丹最后一位荷兰统治者（1646~1664年），因为其残酷的统治而不受人们欢迎，于1664年被迫将该殖民地拱手让给英国。——译者注[4]哈德逊河（Hudson River），发源于美国纽约东北的安迪朗达克山脉中的一条河，向南流经约507公里，至纽约市附近的纽约北湾入海。——译者注[5]这个时期的纽约市区很小，所以彼得的庄园被称为“远离城市”，如今彼得庄园所在的地区早就成为纽约曼哈顿市区的组成部分。——译者注[6]墙街（Wall Street），Wall在英文中是墙的意思，音译为华尔，Street是街的意思。——译者注[7]在欧洲，St. Nicholas和Santa Claus（圣诞老人）是一回事。此处的意思是，荷兰人一心想赚钱，并不太在意宗教信仰，以至于在修建教堂时，也只是用圣诞老人作为他们的神来敷衍了事。——译者注[8]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他曾起草《独立宣言》，并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是美国历史上的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和建筑师。——译者注[9]曼哈顿岛（纽约市最重要的商业和居民区）早期的商业区很小，集中在岛的南端。——译者注[10]纳罗斯海峡（Narrows），纽约东南的一个海峡，介于布鲁克林和纽约市的斯塔腾岛之间，连接纽约湾的上端和下端。——译者注[11]查尔斯顿（Charleston），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东南一城市。——译者注[12]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18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译者注[13]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44~1818），美国第一位副总统及第二任总统（1797~1801），《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及宪法的设计完成者。——译者注[14]凯布斯克斯（Cambuskeith），苏格兰一地名。——译者注[15]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1774~1789），指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成立的由13个北美殖民地组成的联邦立法机构。——译者注[16]不兑现纸币（Fiat Money），指由政府批准，但不能与金银兑换的法定货币。——译者注[17]原文为“Not worth a continental.”，意为毫无价值。——译者注[18]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在第二次对英战争（1812）中，他成为举国闻名的英雄。——译者注[19]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美国律师，政治家。分别于1896年、1900年和1908年竞选总统，均告失败。他在充满激情的演说“黄金十字架”中提倡白银自由流通。——译者注[20]这里的美国银行并非现在的Bank of America。——译者注[21]每一章后“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的内容为译者所加。——编者注第二章 “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1789年~1807年）［译者题注］资本市场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来到市场的人物形形色色，有普通的投资者，也有恶意操纵市场的庄家。和此后数百年中的无数政府精英一样，汉密尔顿绞尽脑汁，试图寻找到一条“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
译者导读•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新生的美国进入了欣欣向荣的历史时期，汉密尔顿大规模发行债券直接导致了纽约资本市场的活跃，而美国历史上第一只大盘蓝筹股的上市则启动了这个国家第一轮股市投机狂热。•资本市场的繁荣催生了第一批专业的证券经纪人，他们需要一个专用的交易场所；为了防止在门口偷听价格“搭便车”的场外交易发生，也为了防止经纪人们无休止地杀低交易佣金，他们签订了著名的《梧桐树协议》——这一向被认为是纽约交易所的源头，而本质上是一个卡特尔——价格同盟。•1791年开始的北美第一次投机狂热中，出现了资本市场的另一类典型参与者、资本市场阴暗面的代表人物之一——内幕交易者。当时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杜尔是这场投机狂热中的弄潮儿，也是此后300多年股市操纵者们的鼻祖。他公然利用公权力获取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最后只得在监狱度过余生。•从这个时候起，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精英们就一直竭尽全力地试图寻找到一条分界线，来区分像杜尔这样的无赖赌徒和受人尊敬的投资者，3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努力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杜尔的疯狂投机和迅速溃败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恐慌，汉密尔顿下令财政部购进大量联邦证券对市场进行流动性支持，他的果断行动成功地阻止了金融恐慌的蔓延，使得这次金融危机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在这一时期，有限责任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得以奠定，美国各州通过了《普通公司法》，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从1792年到1817年，联邦税收在25年内增长了9倍。•这是一个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时代。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伯尔，此时正在瞒天过海地打着为纽约市民提供生活用水的幌子，骗取建立一家银行的特许证。•伯尔是杰斐逊的忠实同党，汉密尔顿的政治对手之一，同时也是汉密尔顿的决斗对手（汉密尔顿在1804年7月与伯尔的一场决斗中身亡）。他建立的这家银行后来叫做大通曼哈顿银行，曾是全美最大的银行之一；而汉密尔顿创办的纽约银行至今也仍然屹立在华尔街上，其“华尔街1号”的地址格外引人注目。汉密尔顿被葬在华尔街的三一教堂旁，与他钟爱的纽约银行隔街相望，见证着随后华尔街200年的风云变幻。
华尔街起初在全美闻名并不是因为金融，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在位于华尔街和宽街交界处的纽约市政大厅的二层，依据新的《宪法》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被征用为临时的国会大厦后，纽约市政大厅被重新命名为联邦大厅。此前对其进行的重新装修，花费了纽约人3.2万美元。檐口和中楣上都增加了很多标志美国的装饰，如橄榄枝包围的13颗小星和13个箭头。这栋建筑在19世纪30年代被拆除，以便建造新的海关大楼，这座海关大楼至今还在，而当时联邦大厅的所有遗迹只剩下了华盛顿宣誓时面前的一段铁栏杆，它被保留在纽约历史博物馆里。
在这个蒸蒸日上的时期，联邦大厅并不是华尔街上唯一的建设项目。从这里向西一个街区，第二座三一教堂即将竣工，此时它的200英尺（约61米）高的尖塔还被包裹在脚手架中，不到一年之后，它就将开始接受教徒们的顶礼膜拜，总统也将出席它的揭幕典礼。华尔街西端的很多大楼也都在这个时候耸立起来。被提名为财政部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其官邸就在华尔街和威廉大街交界处。
也是由于汉密尔顿的原因，这些漂亮而古典的大楼的风光日子很快就结束了。随着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华尔街的商业区很快就挤占了华尔街的官邸大楼。1791年，纽约银行迁址到华尔街和威廉大街街口的麦克伊文斯大楼，正对着汉密尔顿的官邸。（汉密尔顿曾帮助创建了纽约银行，但是当他就任财政部部长时，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他卖掉了他在纽约银行所有的股份。）
而华尔街的东段一直延伸到东河，这里一向是以商业而不是金融业为主。由于风向的原因，出海航行的船长们都愿意在曼哈顿东边靠港，这些船只所需要的各种服务（从仓储到杂货买卖）带动这里成为了纽约商业区的中心。这里很多的建筑都是两层高的小楼房，一楼是理发店、裁缝店和蜡烛店之类的小商店，而二楼则住着这些小商店的店主。还有一些房子出租给各种经纪人（broker）。
18世纪末期，经纪人这个概念的含义要比今天宽泛得多。这个词早在14世纪就从法语引入到英语中，它的法语原意是：把一桶酒分装成一杯一杯或一瓶一瓶后再卖出的人。在17世纪之前，这个词一直特指零售商和批发商，此后，它就完全被用来特指自己不直接参与生产的中介人。到这个时期，“经纪人”的含义逐渐演变为：将买方和卖方撮合在一起，并对促成的交易收取佣金的人。
今天，经纪人通常是高度专业化的人士，只从事一种产品或一些相关产品的经纪服务，例如保险和房地产经纪人。只是到了近代，“经纪人”这个词才开始特指专门从事证券买卖的专业人士。而在美国刚成立的时候，纽约的“经纪人”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经纪人们可以同时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里撮合交易。在当时，一个经纪人在买卖证券的同时，还兼营私人彩票，并为海运货物提供保险，同时还卖唐[1]提式养老保险（一种寿险和赌博的混合物，很久以前就被宣布为非法），并且是一家私营银行的合伙人，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此时的美国除了造船业和生铁生产以外，几乎不存在任何超过工匠水平的制造业，所以大部分的“生意人”其实都是经纪人，但他们仅仅是当时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在18世纪的美国，大部分人是以农业为生。而住在城里的人，大部分是小店主、佣人，以及律师和牧师等专职人员。
汉密尔顿的计划导致大量可交易的证券突然涌现，包括国债、新发行的州政府债券、刚刚设立的银行发行的股票（在1790年只有3家州立银行，到1800年已经有29家）和保险公司的股票。这些新的可[2]交易证券大大增加了那些“一般经纪人”的证券业务量，但此时离真正出现专门从事证券交易的经纪人还有一代人的时间。
尽管联邦债券和州政府债券还是这些新的证券经纪业务中的主流产品，但最热门的证券还是美国银行的股票，它的市值高达1 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它的规模和它作为联邦财政独家代理的垄断地位，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第一只“蓝筹股”（blue-chip stock，尽管这个词本身直到多灾多难的1929年才被发明出来）。联邦政府有义务购买该银行20%的股份［汉密尔顿通过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Hope and Company）在欧洲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购进了这些股票］，其余80%的股份向公众出售，但是不允许任何个人持有超过1 000股。认购者需要用黄金支付股票价格的25%，剩下的部分可以用汉密尔顿偿债方案中所发行的年利率为6%的政府债券支付。
美国银行股票（很快被简称为“BUS”）的交易在1791年春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年7月，该股票正式认购时，在一小时之内就全部卖光，随后股价一路攀升。这个新生国家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股票公开发行（IPO）启动了它的第一轮牛市。
欧洲公司开始向美国输送大量的代理人和资金，漂洋过海来参与这个新生市场。卖空以及现在所谓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指在将来的时间以一个商定的价格买卖证券的权利）这两种交易技术在美国被首次应用（虽然在欧洲这两种技术早就为人所知了），这大大地增加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市场的活跃度。随着交易量的日益增加，报纸也开始关注这个新生市场了。当然，与此同时，随着市场价位进一步攀升，各种关于股市灾难的预言也开始出现了。1791年8月31日，《纽约公报》（New York Gazette）甚至刊出了一首题为“投机”的打油诗：什么魔力绕其间能使花柱（may-pole）变塔尖被投机的魔杖点燃疯狂传遍了整个国家或早或晚，真理告诫人们事物有它们的标准就像所有致命的旅途有死亡在等待千百万人将为Scripts懊悔万分
Scripts是认购股票（subscription stock）的缩写，它相当于我们[3]现在所谓的证券。当时，股票和债券这两个术语也已经开始使用了，但常常可以互相替代。直到19世纪晚期，股票的含义才被特指为代表所有权的证券，而债券被特指为代表债权的证券。关于这一演变过程，那个时代的经纪人和他们的客户应该都很清楚，但是那个时代的一些作家和后来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却经常搞不清楚。
当一些经纪人的金融业务开始增多时，他们需要一个场地进行交易。很多当地的咖啡屋，就像一个多世纪以前或更早些时期的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咖啡屋一样，为这些经纪人提供了交易的场所，当这些经纪人通过交易股票来谋利时，这些咖啡屋靠卖食物和饮料赚钱。但是，经纪人们往往没有足够的经纪业务来占据他们所有的精力，他们花很多的时间传播流言飞语，或用扑克和骰子赌博。在这个时期，两个无聊的纽约经纪人会打赌法国的某个政治家是否会在某一特定的日[4]期之前被送上断头台。
一些更为成功的经纪商，如麦克伊文斯和巴克莱（McEvens & Barclay）、伦纳德·布里克（Leonard Bleecker）以及约翰·平塔德（John Pintard），为了适应新的业务要求，开始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举行定期的证券拍卖。随后，1792年初，约翰·萨顿（John Sutton）和他的合伙人本杰明·杰（Benjamin Jay）以及其他一些人决定在华尔街22号建立一个拍卖中心，并称之为证券交易所。意欲售出股票者将想卖的股票存放在交易所，拍卖人根据交易量收取佣金。经纪人或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客户，参加拍卖，购买股票。
可是这个体系很快就崩溃了。许多外围的经纪人参加拍卖会只是为了获知最新的股票价格，他们随后在外面售出同样的股票，但收取更低的佣金。这迫使场内经纪人也经常不得不在场外进行交易，来保证自己不吃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场内经纪人的巨头们于1792年3月21日在克利斯酒店聚会，试图签订一个协议来制止场外交易。他们同意建立一个新的拍卖中心，该中心于4月21日开业，并进一步达成协议：“我们，在此签字者——作为股票买卖的经纪人庄严宣誓，并向彼此承诺：从今天起，我们将以不低于0.25%的佣金费率为任何客户买卖任何股票，同时在任何交易的磋商中我们将给予会员以彼此的优先权。”
21个经纪商和3家经纪公司签订了这个协议，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梧桐树协议》（The Buttonwood Agreement），大家推想这个协议是在华尔街68号外的一棵梧桐树（这种梧桐树通常也被称做美国梧桐树）下签订的，天气好的时候经纪人们经常会在这里碰头交易。无论协议是否真的在这棵树下签订，这棵在1792年时便已有了几百年历史的巨大梧桐树，从此成为世人公认的华尔街标志，直到1865年6月14日它在一次暴风雨中被刮倒。
新交易所的首次会议是在商人咖啡屋举行的。当年冬天，会员们决定建立一个自己的聚会场所，但是他们并没有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因为那时的股票和债券的交易量还没有大到需要建立交易所的程度。他们在华尔街和沃特街交界处开了一家唐提咖啡屋，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是以唐提式基金进行筹资而开设的。当时共发行了203股，每股200美元，公司财产由公司持有，直到初始持有人只剩下7人，然后公司财产将会被变卖，由剩下的7个股东平均分配。虽然咖啡屋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但只有会员才能参加这里的证券拍卖。实力稍弱一些的经纪人只能继续在街上和他们自己的办公室交易股票。[5]
而纽约证券交易所还要再等25年才会正式成立，《梧桐树协议》一向被认为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起源。事实上这是一个操纵市场[6]价格的卡特尔——它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只吸纳纽约最有钱的经纪人，以保证内部人受益，而外部人被排斥在外。这个卡特尔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保持着这种封闭的运作方式，长达175年之久，其初衷是为了保护当时会员们的利益，但是，一直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了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交易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仍没有得到改变。《梧桐树协议》。这被公认为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最初起源，但本质上却是一个经纪人的卡特尔，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这一本质直到180多年后才得以改变。***
华尔街早期的牛市加快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诞生。纽约交易所的创立者之一威廉·杜尔（William Duer），是牛市的一个大玩家，他在牛市的操作方式成为此后所有牛市操作者追随的“榜样”，直至今日。[7]
杜尔1747年出生在英国，杜尔的父亲是西印度群岛的一个成功[8]的种植园主。杜尔受教于伊顿公学，曾随克莱夫的军队在印度服役。他曾在西印度群岛经营过他父亲的房地产，然后定居在纽约，在这里，他获得了一笔利润丰厚的业务——为英国皇家海军供应船桅和船樯。他在纽约的萨拉托加附近买了一片开阔的林木茂盛的土地来进行生产，并盖了一座大庄园。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他站在了反抗英国的一边，并入选了大陆会议。卸任后，他靠给大陆军供应物资发了横财，并娶了凯瑟琳·亚历山大，也就是美国人所熟知的凯蒂小姐（Lady Kitty），她是非常富有的美国将军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女儿。
独立战争后，杜尔和他的妻子住在纽约的豪宅里过着王室般的生活，有穿着制服的仆人服侍他们，每一顿饭要饮用多达15种以上的酒。他之所以能够维持这样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主要得益于18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涉及土地和独立战争债券的金融事件。1785年，他被任命为依照《联邦条例》（Articles of Federation）设立的国家财政委员会（Treasury Board）的秘书，这个职位简直就像是为获得内幕信息而专设的。1789年，汉密尔顿（他的妻子是杜尔妻子的表亲）任命杜尔为财政部部长助理。
汉密尔顿本人很正直，从来没有想要通过他在政府的职位来谋取私利，也从来没有向他的朋友提供过内部信息。当他的朋友——弗吉尼亚的亨利·李（Henry Lee）向他打听有关财政偿债计划的消息时，他拒绝告诉亨利任何消息。相比之下，杜尔就没有那么洁身自好了，例如，威廉·宾厄姆（William Bingham），一个费城的有钱人，也是杜尔的密友，满怀信心地在阿姆斯特丹举债6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投机于联邦债券。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得到过杜尔的帮助，但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内部信息帮助他提高胜算，他怎敢冒如此大的风险。
联邦法律禁止财政部官员参与任何联邦证券的投机活动，但杜尔宁可辞职也不愿遵守这条法律。他对在财政部建立各种关系的兴趣远比对自己本职工作的兴趣要大，而且，事实上，他在财政部“有各种关系”也早已名声在外。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投机活动中去，直到汉密尔顿觉得有必要提醒他这位从前的部下。他在1790年初秋给杜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担心，唯恐你会走得更远，那样会对你自己造成伤害，也会损害公共利益，连你我之间的友谊和我对公众利益的义务都将受到威胁。”杜尔有没有回复我们无从得知，因为没有书面材料留下来，但是面对汉密尔顿的提醒，杜尔的行为显然没有丝毫改变。
为了他自己，也为了其他人，杜尔继续参与投机。为他提供投机[9]本钱的债主中有亨利·诺克斯，当时美国战争部的部长。杜尔和其他人的主要投机工具是美国银行的股票，该股票的发行价是每股100美元。在1791年9月下跌之前，它的价格曾高达每股185美元，但却从未跌破过130美元，并且很快就又回升到170美元左右。
1791年年底，杜尔开始与亚历山大·麦科姆（Alexander Macomb）合伙经营，麦科姆是纽约最富有和最出名的公民之一。他们计划合作一年，对股票，特别是对纽约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股票放在麦科姆的账户上并以他的名义交易，但杜尔是真正的幕后指使人。实际上，这一协议将麦科姆的财富和杜尔的投机天赋，以及他与财政部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了。在年终他们将平分利润。
当市场传说美国银行正在收购纽约银行，并要将纽约银行变成美国银行在纽约的分行时，杜尔开始买进纽约银行的股票。如果传言被证实的话，股价肯定会上涨，那么杜尔和麦科姆将获得可观的利润。但事实上，杜尔似乎有着更深的计谋。他用麦科姆的账户在市场上做多纽约银行股票的同时，又用他自己的账户在做空这只股票。在他的建议下，纽约最有权势的家族——利文斯顿家族也开始做空纽约银行。这样，杜尔公开在赌纽约银行将被收购，但私下里他也在赌这不会发生。即使收购没有发生，杜尔和麦科姆合营的股票账户损失惨重，杜尔自己的账户上也会大发其财。因为他与麦科姆的合营协议中约定使用麦科姆的钱，而没有他自己的，他这样两面同时“下注”的做法顶多只会牺牲掉他自己的信誉，对杜尔来说，他是非常乐意作这种“牺牲”的。
当投机狂热逐渐升温时，又有几家银行宣布合并。纽约州百万银行（The Million Bank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如其名字所喻，真的拥有100万美元的资本，它的公司章程允许它与纽约银行合并。不言而喻，这一合并将发生在广泛传言的纽约银行和美国银行的兼并之前。于是投资者蜂拥抢购，在百万银行的股票发行时，该股票的认购[10]权证很快就卖到了92美元。当坦慕尼银行宣布发行4 000股股票以筹资20万美元的时候，银行收到的认购单超过了21 740份。
在这股狂热的高潮中，人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杜尔身上，似乎他不会错。他的股票操作本来应该是很秘密的，但却很快为公众所知，并被其他的投机者模仿。同时，杜尔四处借钱购买股票也为股价的上涨火上浇油。他向银行借款，也向私人借款，包括在1792年3月初向沃尔特·利文斯顿（Walter Livingston）借了20.3万美元。此外他还跟很多著名人物签订了投机协议，这些人包括约翰·罗斯福（John Roosevelt）和尼古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他开始买进银行股，为未来交割做准备，相信股价的上涨会使他有能力还钱。
汉密尔顿十分震惊，他在1792年3月2日写道：“这种时候，应该有一个区分好人和恶棍的界线，来区分受人尊敬的股票投资者和纯粹的毫无原则的赌徒。”在此后的岁月里，华尔街和政府的精英们竭尽全力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条界线，而他们殚精竭虑所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让人喜忧参半的结果。
将股票卖给杜尔的人中，有好几个是利文斯顿家族的会员，因此他们希望看到股价下跌而不是继续上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开始从银行中提取黄金和白银，以减少当地的货币供应，并迫使银行收回贷款。换句话说，他们启动了一轮信用收缩。于是利率飙升到日息1%。
这对杜尔和那些借款做多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当审计员发现杜尔所负责的财政部的账户上少了23.8万美元时，终于东窗事发了。汉密尔顿此前曾给过杜尔时间让他收拾好他的烂摊子，现在别无选择，他下令财政部对杜尔提起诉讼来追回这笔款项。
绝望中，杜尔试图借钱来填补这个窟窿，但是仅仅在几周前还恨不得蜂拥把钱扔给他的人们，现在连一分钱都不愿意借给他。像所有其他华尔街的绝望者一样，杜尔孤注一掷。在3月22日他写给沃尔特·利文斯顿（他曾经借给杜尔巨额的款项）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很安全，敌人无法伤害我，我的心中充满神圣，我在独自面对整个世界。”
事实上，不用说，他此刻绝对不是安全的，一天后，他就因欠债不还而入狱，并在那里了结余生。杜尔入狱后，市场恐慌随之而来，股价一路狂跌。第二天，在当时纽约这个小小的金融社区里，就有25起破产案发生。沃尔特·利文斯顿，这个曾经在纽约的上流社区挨家挨户向大家保证过他还有钱的人，现在也宣布自己已经破产。而亚历山大·麦科姆早在4月初就已经破产，并锒铛入狱。
当时的国务卿杰斐逊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最终，我们的股票泡沫破碎了，杜尔的破产传染给了纽约的其他人，就这样，他们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个倒下了。”杰斐逊一向痛恨投机者，此时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算了一下，投机者损失总值达到了500万美元，这相当于当时纽约的房地产总值。他的结论是，股市恐慌所带来的损失跟自然灾害摧毁纽约所带来的损失是一样的。
事实上，情况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糟。虽然很多投资者的确在股灾中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是他们明白自己在玩什么游戏，也只会怪罪自己。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很年轻，吃一堑，长一智，还会从失败中恢复过来。
同时，汉密尔顿迅速采取行动，保证恐慌不会摧毁基本完好的交易体制，以免无辜的投资者（而不是投机者）受到伤害。他下令财政部购买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联邦证券，支持市场并且要求银行不要收回贷款。此外，为了缓解货币供给的短缺，他允许商人可以用期限为45天的短期票据来支付海关进口关税，而此前这些关税只能用黄金或合众国票据支付。汉密尔顿高度赞扬财政部和这些银行，他说：“只要这些金融机构保持完整，任何真正的公共性灾难都不会发生。”
汉密尔顿所做的正是一个社会的货币和财政当局在金融恐慌中应该做的。他这样一个严密的应急计划有效地阻止了恐慌，使之没有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确保了股市危机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尽管有个别的投机者无法避免地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不幸的是，汉密尔顿所采取的正确行动及其所包含的经验并没有被杰斐逊主义者看到，他们无法分辨投资者、投机者和赌徒，他们只看到汉密尔顿是在保释一群赌徒。当他们随后执掌政权时，他们摧毁了汉密尔顿构建的体系，使得这个国家一次又一次陷入金融灾难之中。直到1987年，也就是195年以后，联邦政府才再一次义不容辞地介入一场重大的投机恐慌，成功地阻止了一场金融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全国性的灾难。
杰斐逊主义的另一个后果是：华尔街将在一个权力真空中发展，它仅有的领导机构和调节机制只会来自于它的内部。在此后的岁月里，华尔街将不得不自己建立规则，自己设计运作程序。这使得华尔街作为一个金融市场，比世界上其他的市场要自由得多。但是一个没有监管的自由市场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压力面前它很容易崩溃。***
事实上，所有的银行，包括纽约州的百万银行，到此时还没有开张，尽管它们早已在投机狂热最高涨的时候就宣布成立。即使没有发生股灾，它们中能有几家会真正开张也是一个未知数。而要公开发行股票，一个公司需要得到许可证。在18世纪末期，这只能由州立法机构批准。
公司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项发明，它对资本主义体系乃至现代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公司出现前，一个人如果要投资，不管是个人投资还是合伙投资，他所有的个人财产都置于风险之下。在现代公司制度下，一个公司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法人。公司可以被起诉，可以拥有它自己的财产，可以破产，甚至可以被指控刑事犯罪（尽管在现实中很难将一个公司关进监狱）。当然，公司也可以被征税。但是公司的股东并不是公司本身，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不必对他们持股的公司的行为负责。同样，股东们所面临的风险也不会超过他们在公司里所有的投资。
在这里，公司的“有限责任”的概念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使得公司成为社会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投资者因此敢于将他们的资源放在一起来谋取利益，而不必冒个人破产的风险。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成立一个合伙企业，但只有政府才能批设一个法人。在英国，这是王室的特权。但是在整个殖民时代，英国王室在美洲殖民地只批准设立了7家公司。独立战争之后，王室批设公司的权力移交给了它的继任者——各个州政府。就像所有的立法程序一样，相比于其他（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在公司批设过程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在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的商业和政治是怎样紧密相连、互相渗透的。当时，大部分的公职人员都在公职之外兼职，而且，没有人觉得利用公职为私人谋求福利有什么道德问题。有一些人，如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也是洁白无瑕的，但大多数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并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一直[11]延续到19世纪30年代，如果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向他的客户寄去了一张500美元的账单——因为参议院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同一人）在一条立法中加入了有利于他这位客户的修正条款，没有任何人，包括韦伯斯特和那个客户，会认为这在法律上或是在道德上有什么不对。
与此同时，那个时代纽约的政治几乎和今天的一样复杂。约翰·亚当斯写道：“我已经认识这些纽约的政客们60年了，但对我来说，他们仍像魔鬼一般难以理解。”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可以解释为什么[12]当亚伦·伯尔——一个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互相纠缠的纽约人——想开一家银行时，他不得不以开一家自来水公司的名义来迂回获得许可。
在杜尔破产案尘埃落定后，纽约城只剩下两家银行在继续营业——纽约银行（它并没有被美国银行收购，相反，它一直保持独立至今）以及美国银行在当地的分行。这两家银行都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汉密尔顿厌恶投机取巧的高手伯尔，但最终却死在了他的手里。虽然汉密尔顿在两家银行不再持有股份，但他依然深深地影响着这两家银行的运作，甚至在他1795年离开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以后也是如此。作为纽约联邦主义党的领袖，他使得当地杰斐逊主义派的商人们很难得到贷款和其他的银行服务。
亚伦·伯尔，纽约州的民主共和党人（这是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称号），决定打破这种垄断。如果能够建立一家他能控制的银行，或至少深受他影响的银行，将大大加强他和他的政治同盟者的地位。这样一家银行还可以通过提供金融援助来诱使那些动摇的联邦主义者加入民主共和党人的阵营（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向花天酒地的伯尔此时也正在考虑借此将自己从混乱的财务困境中解救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从联邦主义者控制的州政府拿到这样一个银行的“准生证”。
伯尔当然知道，哪怕有一点点他要开办一家银行的风声，都会立[13]刻引起在奥尔巴尼的立法者们的深深怀疑。所以，伯尔，美国历史上最聪明的政治家之一（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得到好下场），炮制了一个方案，名义上是为纽约城居民提供急需的饮用水而开办一家自来水公司，但实际上他将允许这家公司开办银行的条款巧妙地隐藏在了公司章程的小字里。
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当中，只有纽约和香港四面被海水包围。在最早的时候，纽约的居民从井里打水，这些井有些是私人挖的，有些是政府挖的。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这些井被废弃物和日益增多的城市废水所污染。富人能够买得起水贩们从城外运进来的饮用水，但是其他人只好听天由命了。伤寒和霍乱等流行病越来越肆虐，尽管这些疾病和脏水的关系直到19世纪中叶之后才被人们搞清楚。
纽约的市政官员意识到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水的问题，纽约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1796年，约瑟夫·布朗（Joseph Browne）医生建议市政公共理事会向州立法机构申请建立一家私立的自来水公司。布朗恰好是伯尔的妹夫，而且他的提议很可能是在暗中帮助伯尔。理事会采纳了布朗医生的建议，但是在理事会向立法机构提出的申请中，理事会建议将建立并经营饮用水供给体系的工程交给纽约市政府，而不是一家私立公司，这当然不是伯尔所希望看到的。
但是，伯尔巧舌如簧，他很快说服两个党派的5个主要领导人和他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向纽约市政府说明由私立公司而非政府来承揽这个项目的诸多好处。在这个委员会的名单里赫然可见汉密尔顿本人的名字，他甚至亲自为该委员会撰写正式的备忘录来说明私立公司的优势。
汉密尔顿当然清楚地知道纽约城急需干净的水，但他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伯尔背后真正的阴谋。汉密尔顿一如既往，自始至终没有谋求过一点私利，但是，这个过程中，很多联邦主义者却钻了进来，而且，另一位妹夫——这回是汉密尔顿的妹夫，将会成为这家新公司的一名董事。
在确保这样一家公司会得到纽约市政府的批准之后，伯尔立刻赶到奥尔巴尼参加讨论该公司章程的州议会会议。“为了向纽约城供应干净、卫生的水，”伯尔耐心地等到在休会前的最后一刻把他的议案提交上去，并在公司章程里悄悄地塞进了这样一个条款，“如果要使得这一目的得到有效的实现，该公司的以下做法将被认定为合法，即该公司可以动用任何盈余资金购买公共股票或其他股票，或从事任何其他资金交易或业务经营……只要是为了该公司本身的利益。”将它从晦涩的法律术语中翻译过来，这就意味着，这个新公司在建立一个供水体系的同时，实际上可以从事任何它想经营的业务，当然，也包括开办一家银行。
立法委员们此时正急不可耐地等着休会，似乎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条款。只有一位法案修订委员会（按照最初的州宪法，这个委员会具有否决权）的委员表示反对。其他人可能是有很充分的理由保持[14]沉默，例如，纽约的首席大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就是一位，他持有可以在这家新公司购买2 000股股票的权证。甚至本人是联邦主义者的州长约翰·杰（John Jay）也对此毫无疑义，他于1799年4月7日在该议案上签字，使其正式生效。
仅仅在5个月以后——远在供水系统建立之前，甚至连一根水管还没有铺设，这家公司就开设了一家银行。汉密尔顿很快对自己在这样一家公司的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不迭，他把它形容为“法理上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怪兽，但同时是一个获得利益和影响力的方便工具”。
而伯尔发现它的确很方便。3年后，当他辞去公司董事，就任美国副总统之职时，他向这家银行借的钱总共超过了64 903.63美元，以那时的标准来看，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最终，该公司经过百般折腾，确实建成了一个供水系统，通过大约25英里（约40公里，1英里约为1.6公里）的木制管道为城里近千户居民供水。这些里里外外被涂上厚厚焦油的管道，在今天纽约城里的施工过程中还常常被挖掘出来。但是这个系统提供的水从来就没有真正“纯净和卫生”过。当然，这个公司也从来没有把心思真正放在水务上，一旦有机会，它就马上抛弃了这项业务。在18世纪40年代，[15]纽约上州克罗顿河的淡水通过纽约市建立的水渠流到了纽约，纽约终于第一次有了一个可靠的供水系统。
而这家银行，从此一直是纽约金融界的主要参与者。实际上，它现在仍是一个主要参与者，如今它已更名为大通曼哈顿银行，是全美最大的银行。
批设公司的权力此时依然为州立法机构所控制，毫无疑问这将产生各种不利的影响。开办公司的申请数目在18世纪末期迅速增加，在18世纪90年代的最后4年中，美国共成立了335家公司，主要从事国内的民用工程建设，如修建运河和高速公路。进入到19世纪，批设公司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在1800年至1860年之间，仅费城就有2 000多家新公司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州不得不通过了《普通公司法》（General Incorporation Laws），该法案明确了在某些特定的情形和规则下，一些公司不需要特别的法令批准就可以成立。纽约州在1811年首先开始施行该法案，其他州则纷纷仿效。但是立法机构总是很不情愿放弃权力，在此后的岁月里，公司法总是滞后于迅猛发展的工业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大潮。
最初，各州只允许那些特许批设的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成立，而根据《普通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其股东还必须像合伙制中的合伙人那样承担个人责任。直到19世纪中叶，“有限责任制”这一对现代公司发展至关重要的制度才被推广到所有的公司。在19世纪下半叶，尽管美国经济已经在全美范围内日益一体化，许多工业公司的运营依然经常受到狭隘的地方性公司法的制约，例如，许多州的公司法禁止一个公司在其他州拥有财产。***[16]
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在纽约、波士顿、费城以及巴尔的摩等地，资本市场也开始发展起来。经济历史学家们用追溯的方法只能计算出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当然年代越早，误差也就越大，但美国的税收也可以作为估算此前国民经济增长的粗略手段。1792年是有据可查的第一年，当时的联邦税收收入是367万美元；到1808年，收入是1 706.1万美元；到1817年，是3 309.9万美元，在短短25年的时间内增长了9倍。
由于拥有大银行，费城依然是国家的金融中心，但美国银行在1811年被关闭了。因为当时杰斐逊主义者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尽管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坚持要求续签该银行的许可证，国会依然拒绝批准。斯蒂芬·吉拉德（Stephen Girard）——费城的大船主，也是美国最富有的人，接管了该银行的资产，并开办了他自己的银行。
继国会拒绝续签美国银行这一政府的主要财政代理机构和融资机构的许可证之后，美国又向当时唯一有能力与之进行军事抗衡的大英帝国宣战，这一愚蠢行为引发了财政灾难，使得财政部部长不得不向斯蒂芬·吉拉德低声下气地借钱，乞求他认购国债以维持战争。1816年，学乖了的国会终于批准建立了第二美国银行，它拥有注册资本3 500万美元，是当时美国最大的银行，也是唯一能够跨州经营的银行。当然，它的总部也设在了费城。[17]
为1812年战争而发行的巨额联邦债券推动了经纪业务在美国的发展，美国的国债由1811年的450万美元增加到1815年的1 270万美元。大部分业务仍然集中在费城，因为这里有很多大银行和结构完善的证券交易所。纽约的主要经纪人当时仍然按照粗糙的《梧桐树协议》运营，他们越来越觉得需要建立一个更正式的组织框架。1817年，他们派出一个叫威廉·拉姆（William Lamb）的经纪人到费城去考察费城证券交易所是如何运作的。当他回来后，纽约主要的经纪人于2月25号在塞缪尔·毕比（Samuel Beebe）的办公室聚会，起草了一个跟费城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几乎一模一样的章程。分属7家公司的28名经纪人成为经纪人董事会的首任会员，很快他们将原先的经纪人委员会（Board of Brokers）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New York Stock and Exchange Board）。
章程要求由交易所总裁和助理来主持每天的拍卖；至少具有一年经纪业务经验的经纪人才有资格成为新的会员，并且要由现有的经纪人投票来决定是否批准其加入；三张反对票就可以将一位候选人拒之门外；除特殊情形以外，委员会要求次日交割证券以防止过度投机；它也禁止“对敲”（matched sales），也就是两个或更多的经纪人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交易，以给人造成价格波动的假象。这项条款最终被证明是难以执行的，“对敲”将成为华尔街一个普遍的现象，长达100多年。
新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租下了华尔街40号大楼的第二层，包括供暖系统，年租金为200美元，这样纽约终于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证券交易所。
纽约在1790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以后发展迅猛。当时纽约拥有123 700人口，而费城为112 000人。1817年的另一个事件使得纽约不仅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成为美国唯一的大都市：这就是伊利运河（Erie Canal）的修建，迄今为止它仍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公共工程。译者附注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
在这个时代……
1790年 费城交易所成立，早于纽约交易所20余年。
1791年 杜尔操纵了北美第一次股市投机案，并以溃败告终。
1792年 《梧桐树协议》签订，这通常被认为是华尔街起步的标志，但本质上是个经纪人佣金价格的卡特尔。
1792年 美国国会通过《造币法》，在费城建造一家造币厂。在当时，费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重要性超过纽约与波士顿。
1799年 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成为法国第一执政。
1803年 美国从法国拿破仑手中廉价购买路易斯安那，美国领土面积增加一倍。
也在这个年代……
1793年 英国使者向乾隆皇帝进献天文仪器，中国最早的天文馆建成。
1795~1803年 中国清朝发生白莲教叛乱。
1789年 中国青海爆发回民起义。
1799年 乾隆帝驾崩，嘉庆开始亲政，诛杀权臣和珅。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但成效甚微。
1805年 嘉庆朝川、楚、陕农民起义被镇压，清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注释[1]唐提式养老保险（Tontines），即联合养老金制，是一种集资办法，所有的参加者共同使用一笔基金，每当一个参股者死后，剩下的人得到一份增加的份额，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或过了一定时间依然活着的人获得剩下的所有金额。——译者注[2]一般经纪人（generalist broker），指从事多种经纪业务的经纪人。——译者注[3]证券，通常指股票和债券。——译者注[4]当时的法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译者注[5]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因在该交易所交易的品种包括股票、债券和其他多种证券，通常它也被译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简称纽约交易所。——译者注[6]卡特尔（cartel），为协调生产、价格和商品市场而组成的独立的商业组织联合体或同业联盟。——译者注[7]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位于北美洲东南部与南美洲北部的群岛。——译者注[8]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将军、政治家，在保卫大不列颠在印度利益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译者注[9]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1750~1806），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将军，他曾把在纽约提康德罗加要塞缴获的55门大炮运到了波士顿，乔治·华盛顿用这些大炮迫使英国军队撤出该城（1776年）。——译者注[10]坦慕尼（Tammany），后来演变为美国民主党的一个政治集团，也称坦慕尼协会或坦慕尼集团，在19世纪末，曾经一度控制了纽约的政治。——译者注[11]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1782~1852），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众议员（1813~1817），后任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1823~1827）和参议员（1827~1841和1845~1850）。他曾两度出任国务卿（1841~1843和1850~1852）。——译者注[12]亚伦·伯尔（Aaron Burr，1756~1836），美国政治家。他作为托马斯·杰斐逊的副手而成为美国副总统（1801~1805）。1804年7月11日，伯尔在一次决斗中使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受到致命创伤，后来他逃到南部，在那里卷入了一个要在墨西哥和西南地区建立独立政府的秘密阴谋集团。他因叛国罪而受审，由于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译者注[13]奥尔巴尼（Albany），纽约州政府和立法机构所在地，在纽约州的北部。——译者注[14]罗伯特·R·利文斯顿（Robert R. Livingston，1746~1813），美国独立革命领导人及外交家，曾任职于大陆会议（1775~1781年）并任驻法外交使节（1801~1804年）。他帮助起草了《独立宣言》，主持了乔治·华盛顿的总统就职宣誓，并与詹姆斯·麦迪逊共同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1803年）。——译者注[15]纽约上州（Upstate New York），通常指纽约州北部，也泛指纽约州中纽约市以北的地区。——译者注[16]巴尔的摩（Baltimore），马里兰州北部一城市，位于华盛顿特区东北面切萨皮克湾的一个分支处，自18世纪以来一直是繁忙的港口。——译者注[17]这里指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1815），也称英美战争。美国独立后，英国一直试图夺回殖民地，同时，美国也想夺取英国在北美控制的领土。1812年6月18日，美国对英国宣战。1815年1月，战争结束。——译者注第三章 “舔食全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1807年~1837年）［译者题注］19世纪早期，伊利运河修建成功。这条连接美国东西部的物运和交通枢纽使得纽约一举成为美国的经济中心，而美国的其他地区则备感威胁，对纽约敌意顿生，它们把纽约称为“舔食全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译者导读•在19世纪初期美国西部开发的大潮中，交通运输是最大的瓶颈。而问题的解决得益于伊利运河的修建。1825年，伊利运河历时8年修建成功，于是，美国西部丰富的物产可以通过五大湖和伊利运河沿水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纽约，成本只有原先的1/20，时间为原先的1/3。这不仅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巨大繁荣，也使纽约成为美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而修建运河所显现出的巨大经济效益，也直接引发了人们对运河股票的狂热追捧，并启动了华尔街历史上的第一轮大牛市。•在这轮牛市中，出现了现代华尔街投机者的原型。他的名字叫利特尔，与杜尔不同的是，他是个独立的经纪人，没有任何政府关系，因此也无从获取内幕信息。他主要借助市场的短期波动来投机获利，并靠成功囤积莫里斯运河的股票而一举扬名华尔街。像利特尔这样的人物一旦在华尔街登场，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们有过一夜暴富的辉煌，也会经历倾家荡产的劫难，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轮回。他们沉溺其中，和这个市场如影随形，成为华尔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投机是股票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华尔街第一次大牛市的来临还源于当时杰克逊总统的金融政策。一向厌恶欠债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偿还所有国债，这一政策使得市场上的证券数量锐减，价格飙升——伴随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投机狂热，与之相伴的还有当时美国西部开发中愈演愈烈的土地投机。憎恶投机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彻底根绝投机活动，他强制推行《铸币流通令》，关闭第一美国银行，这些政策成功地抑止了投机，同时也终结了美国历史上第一轮大牛市，将美国经济带入了萧条之中，并使得华尔街从第一轮大牛市直接进入了第一次大熊市。华尔街从此开始“狂热–恐慌–修正–狂热……”的成长之路，循环往复，走向成熟。•这次牛市终结和经济萧条沉重打击了纽约和华尔街，然而负债累累的费城——这座纽约成为美国金融中心征程上的最有力的竞争者，遭受的打击更加沉重，从此失去了与纽约争雄的机会。
无论怎么形容19世纪以前在美国大陆长途货运的困难以及这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都不为过。当时的道路很少，而且已有道路的路况也很糟糕，陆路运输货物的唯一工具就是马或牛拉的大车。这种情况下，在美洲这块殖民地上，大多数长途货物运输是通过河流完成的。但不幸的是，在东部海岸的河流上只有很短的距离适合大船航行。
美国独立后，这个矛盾变得更为尖锐。新生的合众国的大多数居[1]民都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东面，而它大部分国土却在山脉以西。随着英国人限制西部居住的法令被废除，以及大量土地被赠予独立战争中的老兵，独立战争刚一结束，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扩张的人群就开始日益增加。
高昂的运输成本使西部的产品跨越山脉到达东部市场变得极不经济。事实上，中西部的农场主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消费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要么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将产品运到东部市场。第一条途径是[2][3]经过五大湖区、圣劳伦斯河以及蒙特利尔到达东部，但这条路在途中需要于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进行水陆联运。同时，这条途径在冬天是不通的，而且它必须经过英国控制的殖民地。另一条途径经由密西西比河和新奥尔良抵达东部，这条途径必须经过西班牙控制的殖民地。18世纪90年代，西部产品的运输成为了美国这个新生国家的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华盛顿本人评价说，西部居民的忠诚“悬于一线”，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更多地依赖于新奥尔良和蒙特利尔，而[4]不是东海岸。
杰斐逊买下路易斯安那州，解除了外国势力通过封锁密西西比河而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潜在威胁，但这并没有缓解交通运输的困难。最终一个叫做德·威特·克林顿的纽约人解决了这个难题，克林顿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也帮助巩固了联邦政府的地位和它对西部领土的控制，而且使华尔街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
克林顿1769年出生在纽约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他的叔叔乔治曾是纽约州州长和美国副总统。克林顿身材魁梧，长相威严，天赋极高，年仅17岁就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毕业典礼的开幕式上他用拉丁语进行了毕业演讲。他很快就被选进了州参议院，在1802年被任命为美国参议员。但是，第二年他就从参议院辞职，担任了纽约市市长。当时纽约市市长的任期是一年，在接下来的12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连任。在纽约市市长任内，除了主持日常的市政管理，他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关注国家大事，包括交通运输问题。
克林顿敏锐地看到纽约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地理特点中包含的巨大机遇。第一个特点是它紧邻哈德逊河。从理论上来讲，哈德逊河根本算不上是一条河流，它实际上是入海口。在纽约州北边的奥尔巴尼甚至还可以看到巨大的潮汐，哈德逊河使得航海的船只可以直接驶进纽约州的内陆。第二个特性是它毗邻阿巴拉契亚山脉，这座山脉起于缅因州止于亚拉巴马州，在奥尔巴尼附近有一个缺口，莫霍克河（Mohawk River）在此从西面流入哈德逊河。在奥尔巴尼和伊利湖之间，陆地的海拔低于600英尺（约183米），因此，修建一条运河，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内陆长途货物运输是切实可行的。
克林顿决定建造这样一条运河——也就是后来的伊利运河。在当时，这个设想是极其大胆的，从规模上来讲，它是南北战争以前美国最大的工程。在1811年，当克林顿提出修建这样一条运河的方案时，联邦政府拒绝提供任何帮助，因此纽约州不得不独自修建它。
从一开始政治阻力就十分巨大。很自然地，在运河规划区内的居民都支持这项工程，对这些地区来说，修建工程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不管这条运河从长远来看是否能够赢利。但是纽约州大部分的居民都居住在纽约州的南部和纽约城，他们中许多人都短视地认为这个项目仅仅是纽约州北部一个无关紧要的装饰品，实际上毫无用处，于是他们激烈抵制，顽强抗争。但是，克林顿是个手腕老练的政治家，他最终设法促使州立法机构通过了提案。1817年，他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同一年，伊利运河工程动工了。
1817年7月4日，克林顿为伊利运河进行了破土奠基仪式。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条运河即使能够建成，也将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但克林顿宣称——就像150年之后肯尼迪总统宣称将把人类送上月球一样，“我们将在10年内看到，伊利湖的水流进哈德逊河”。同样也如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在真正实现之前，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伊利运河全长584公里，从伊利湖到哈德逊河要经过83道水闸，落差为170米。河道有12米宽，1.2米深，全部用人工挖掘而成。当时联邦政府一年的财政支出还不到2 200万美元，而州立法机构为修建这条运河授权的借款就高达700万美元。
为了使这条运河尽快建成通航，克林顿将工作的重点首先集中在“长的水平地段”，这一段位于锡拉丘兹（Syracuse）和赫基默（Herkimer）之间，长111公里，不需要修建任何水闸。这一段运河在一年内就建好了，使得该项工程在政治上赢得了支持。到1821年，354公里长的运河河段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最艰难的部分还没有开始——必须挖两条水渠连接杰尼西河（Genesee River）和莫霍克河，它们分别长244米和362米，而且其间还需要修建多个水闸。
由于受到不能直接受益的选区的反对，克林顿几乎失去了州长的职位。但是，1825年，在比克林顿自定的截止日期提前两年时，运河终于修建成功。10月26日，克林顿州长乘坐一艘由4匹灰马拉动的[5]装饰豪华的大驳船从布法罗出发了。随船装载了两桶伊利湖的湖水。在从运河到哈德逊河沿岸800公里的地区内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庆祝活动，以庆祝这条运河的诞生。就像一位演讲家所说的：“这是一条最长的运河，开凿者以最少的经验、最短的时间和最低的成本实现了最大的公共利益。”
11月7日，克林顿带领一支由小船、驳船和大船组成的满载社会[6]名流的船队，前往桑迪胡克举行一场通航典礼。克林顿亲自将伊利湖的水倾注到汇集了来自莱茵河、刚果河、尼罗河以及世界上其他12条大河之水的大西洋，这个典型的纽约式仪式预示了纽约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辉煌前景，正如另一位演讲家所说的：“密西西比河谷的财宝……将通过已经建成或正在建成的渠道，源源不断地倾倒到（纽约）这个商业中心。”
伊利运河刚刚正式开通，就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仅1825年就有大约13 110艘船只穿行于布法罗和奥尔巴尼之间，缴纳的税收达到了50万美元，足以支付纽约州为修建运河所借的债务了。这一[7]年，有4万人经过尤蒂卡小镇，而且旅客流量持续增加。一个早期的目击者写道：“站在运河无数的大桥上任何一个地方，你会看到令人无法忘怀的景象，在运河上下两个方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都可以看到长长的船队。到了夜晚，船头闪烁的灯光，就像是一大群萤火虫在飞舞。”
坐船的许多乘客是想要离开新英格兰那些非常贫困的小山区的居民，他们准备到俄亥俄州或更西的地方寻找更好的落脚地，而在运河里航行的绝大多数货船则或是启航于，或是经过，或是驶向纽约。中西部的农产品产量猛增，以前这些农产品被迫绕道密西西比河进行长途运输，现在可以通过克林顿修建的运河迅速运往东海岸。在运河开通前，在布法罗，一吨面粉的价格是40美元，将它运到纽约需要花3周的时间，运输成本是120美元，所以当面粉到达纽约的时候，价格相当于原来的4倍。可是运河开通之后，运送同样一吨面粉只需要8天的时间，而且运输成本只有6美元，也就是说，运输面粉的成本相当于原来的1/20，所需时间约为原来的1/3。对于其他的商品也是一样。
事实上，在短短几年内，正如波士顿诗人兼医生奥利弗·温德尔·[8][9]霍姆斯（他是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父亲）所抱怨的，纽约已经成为了“舔食全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伊利运河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纽约市的人口开始爆炸性增长。1820年的纽约人口为123 700，费城人口是112 000；到了1860年，这两个数字就变成了1 080 330和565 529。同样令人吃惊的是纽约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的迅猛发展：1800年，美国的外来商品大约只有9%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到了1860年，这个比例已经跃升到了62%。
纽约很快变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新兴城市，城区和未开发地区的界线在曼哈顿岛上以每年两个街区的速度向北推移。由于曼哈顿群岛宽约两英里，这就意味着纽约每年增加大约10英里的新街道。这些街道上经常堆积着大量建筑材料，阻碍了城市交通，使纽约很快获得了“交通混乱”的名声，从那个时代起直到现在，这一名声一直和纽约如影相随。
很自然地，纽约商业的繁华和人口的膨胀也在经纪人的业务中得到了反映。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这些“经纪人”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经纪人”（相对于专业化的证券经纪人而言），他们代理的品种范围包括证券、棉花和保险等。可是，伊利运河的修建在当时的美国引发了对运河概念证券的狂热，迅速增加了华尔街以及波士顿和费城等其他主要资本市场的交易量。这些增加的交易量不少来自欧洲，因为欧洲资本也想从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中寻找获利的机会。
实际上，许多美国的运河公司被伦敦的银行所控制，如巴林兄弟银行，其在纽约的代理人是精明的托马斯·沃德（Thomas W. Ward）。到1823年年底，巴林兄弟银行所拥有的各种运河股票价值不低于24万美元，1824年又增加了8.2万美元。英国人在美国市场的实力和影响让人不敢低估，并长达几十年之久，正如1833年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开玩笑说：“美国金融市场的晴雨表悬挂在伦敦交易所。”今天，情况正好倒过来，世界所有金融市场的晴雨表都挂在美国的华尔街上。
由于对美国运河概念的狂热，运河证券的首次发行常常获得超额[10]认购。为修建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布莱克斯通运河而发行的股票，受到超过首发规模3倍的认购。新泽西的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后来成为华尔街很多投机活动的对象，在首发时也获得多倍的超额认购。这些项目即使最终付诸实施并成功建造，获得的回报也远没有招股说明书上信心十足地宣称的那么高，有些是因为经营不善，有些完全就是欺诈。而其余的，由于遇到了原先没有预料到的附加成本而变得无法赢[11]利。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公司原计划建造一个伊利运河的南方版本，由于修建运河的过程中遇到无数工程上的难题，结果该项目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到1827年，该工程的最终费用估算为2 200万美元，是伊利运河成本的3倍以上，因此，该项工程一直没有竣工。
在随后的工业革命进程中，随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在华尔街上不断地重复上演。对未来机会玫瑰色的幻想引发人们盲目地投资于各种尚未开张的公司的证券，于是股价飞涨。而当公司正式开张进入运营阶段，面对现实的困境时，股价就崩溃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铁路业开始兴起时，这种现象也发生过。同样，到了20世纪20年代，投资者狂热买入航空公司的股票，而大多数航空公司连一条航线也没有开通过。当时投资者急迫地想参与到未来航空业发展的美好前景中去，他们疯狂抢购一家名叫海岸航空公司（Seaboard Air Lines）的股票，而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铁路公司，根本不是航空公司。20世纪60年代，投资者蜂拥购买连锁公司股票，试图从当时尚未被麦当劳和肯德基开发的连锁店市场中获利，而事实上，此类公司在股票首次发行之后，没有几家能够成功。
市场对新证券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中既有新公司发行的股票，也有州政府发行的债券，而此时，有关公司和证券的法律尚在襁褓之中，每一个经纪人，无论是经验老到的骗子还是初出茅庐的新手，都能很容易地将那些价值很令人怀疑的股票卖出。此时（19世纪20年代），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资本市场和华尔街在规模和活跃程度上都相差无几，这两个市场允许公司甚至是州政府通过不断贷新款和发行新股票来筹集资金，以支付利息和股息。而纽约州法律禁止这种类似[12]庞氏骗局的融资方式，这对于未来华尔街能够最终在各个资本市场的竞争中胜出并占据统治地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到1837年，这轮泡沫似的繁荣不可避免地落幕时，这一点就显现出来了。***
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的牛市行情中，许多经纪人发现他们可以放弃许多其他的经纪业务种类，如保险和彩票，而将精力集中在收益更高的股票和债券上。事实上很多交易活动并没有发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指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租用的交易场地）中。1821年，交易所的理事会开始在宽街21号塞缪尔·毕比的办公室里举行会议，毕比是当时最为成功的经纪人之一。直到1827年，理事会才移到华尔街南边威廉大街和汉诺威大街之间的商人交易所（Merchant Exchange）。
但是，华尔街的大部分交易活动还是在大街上进行的，许多不能成为交易所会员的经纪人在路灯柱下买卖股票。这里的交易量经常超过场内交易量（至少根据交易的股票数量而不是根据市值来算是这样），这正如现在如果按交易股数计算，纳斯达克的交易量经常可以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很多新证券在交易所上市交易之前，是在承销商的办公室开始交易的。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不足100股，在1830年3月16日，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仅仅31股，创下了开业以来交易量的最低纪录。1830年的商人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租用了商人交易所楼上的一个房间。大楼的圆屋顶上面就是“旗语线”的第一站，通过旗语，纽约股市的开盘价格在大约半小时内可以传到费城。这种通讯方式最终被电报所替代。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对周边区域的覆盖客观上帮助纽约在金融中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这轮牛市行情中，另一个现代华尔街经纪人的原型人物出现了。此类人物在此之前尚未登场，在此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华尔街，直到今天。他的名字叫雅各布·利特尔（Jacob Little），出生于[13]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是一个造船匠的儿子。利特尔于1817年来到华尔街，这一年在纽约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伊利运河开始动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也正式成立了，黑球航线公司（Black Ball Line）开始运营，这是首家横渡北大西洋的客运公司，定期往返于纽约和利物浦之间。在那个时候，定期的客运服务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但很快成为一种标准化服务，纽约也因此成为美国人跨洋旅行最重要的起点站和终点站，它的这一地位一直延续到喷气机时代。
1822年，利特尔在一个地下办公室建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因为房价高昂，华尔街每一平方英尺的空间都被充分利用起来，所以地下办公室很常见），此前几年，他在一家经营多种业务的经纪公司——雅各布·巴克公司（Jacob Barker）供职。在被几次投票否决之后，1825年他终于成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
利特尔和上一代的威廉·杜尔非常不同。杜尔的特长是获取政府内幕消息（或者更精确地说，他的特色是让别人觉得他能够获得政府的内幕消息），而且，杜尔在需要背叛他的合伙人时会毫不犹豫，他会利用合伙人的钱为自己谋利。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杜尔是个十足的骗子。
但是，利特尔是个独立经纪人，他没有任何政府关系，也没有长期合伙人。他靠比其他证券交易者对一些市场特殊事件的更准确的判断来挣钱，而且他是用自己的钱在谋利。换句话说，雅各布·利特尔是个股票投机者，他是通过市场的短期波动来获利，而不是对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长期投资。
投机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名词，至少在华尔街以外的地方是这样。投机者经常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市场发展进程中的寄生虫，他们并不创造财富，但却能从中谋利。当然，经纪人们很乐于看到人们热衷于投机，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进行频繁的交易为自己赚取大量佣金。但是，这些投机活动也大大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了交易量，增加了市场的参与者，而这恰恰有助于确保市场产生最公正的价格。但是“投机者”一向是华尔街上一切不幸的“替罪羊”，他们总是会被指责为每一次市场狂热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熊市的罪魁祸首。
这些熊市的到来也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那些对市场运转不甚了解的人，他们想方设法将投机活动从国家金融体系中清除出去。可是，即使受到日益严厉的监管和各种“歧视”，例如短期资本利得需要缴纳高额赋税，投机活动还是幸存了下来，而且日渐繁荣，这足以证明在适当的监管下，投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应市场要求的。另外，投机很像色情，给它下个定义或许很难，但明眼人却一眼就能辨别出来。正如20世纪初伟大的英国金融家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爵士所说：“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我被称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
作为华尔街第一位伟大的投机者，雅各布·利特尔通常在市场行情下跌的时候进行操作，他喜欢赌股价的下落。正因如此，他是华尔街第一个以“大熊星”的绰号而闻名的人（但他绝不是最后一个）。但是，他最初的名声却是来自于对19世纪30年代最热的股票之一——莫里斯运河和银行公司（Morris Canal and Banking Company，以下简称莫里斯运河）上涨行情的准确判断。1834年，市场飞速上涨，莫里斯运河是这次牛市的龙头股，但利特尔知道华尔街的许多大玩家已经卖空了这只股票，正在等待它的下跌。
利特尔看到了机会。在那个时候，卖空者承诺在将来一个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价格交付股票，如果股价在卖出日和交付日之间下跌的话，卖空者可以在交付日从市场低价买入，进行交割而获得价差。
但是，如果股价上升的话，做空者将遭受损失。更糟的是，至少在理论上，股价是可以无限上涨的，因此对一个做空者来说，潜在的损失是无限的。华尔街有条古老而神圣的规则，正如下面这首著名的[14]打油诗所说的那样。人们通常认为这首打油诗是丹尼尔·德鲁所作，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实际上不是。卖出没有的，就必须买回来，否则就要蹲监狱。
利特尔组织了一个投机者集团悄悄地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当那些卖空者为了交付股票而到市场上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时，他们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利特尔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买断了这只股票，他们事实上控制了这只股票所有的流通股。利特尔的集团以大约10美元的平均价格买进了这些股票，不用说，他们是决不会以这个价格将这些股票卖出的。在一个月之内，莫里斯运河的股价飞涨，达到每股185美元，利特尔和他的同伙大发了一笔横财。
一夜之间，利特尔成为了华尔街上最著名的投机者，并且保持这一名声长达20多年之久，尽管这期间他曾三次破产。但每一次他都能努力地从失败中站起来，仿佛一只投机的不死鸟从破产的灰烬中重生。最终，他在1857年的市场崩盘中第四次破产，从此一蹶不振。此后数年，他仍然混迹于华尔街直到去世，但他只能零星交易一些小[15]额股票，他的辉煌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威廉·沃辛顿·福勒关于华尔街的传记是19世纪60年代最畅销的书籍，他这样描述利特尔那样的人：凡是到过交易所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些经常光顾市场的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曾有过幸福时光，但他们把他们的钱遗失在了华尔街，他们每天都来到这里，似乎希望在同一个地方找回失去的金钱。这些人是市场的幽灵，他们用毫无光泽的眼睛瞪着报价牌，用干枯的手指着它，似乎在说：“这些都是你们干的！”他们拥挤在大门旁，在交易所的大厅出入，破烂的衣服，褪色的靴子，蓬乱的头发，他们从不洗澡，不刮胡须，憔悴的脸上挂着的笑容比眼泪更令人心酸。
真正成就利特尔的辉煌的是华尔街的第一次大牛市，而这次牛市的到来源于安德鲁·杰克逊政府的金融政策。
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他家境贫寒，从小丧父。他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并于1788年移民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在当时，那里仅仅只有几座小木屋。作为一个律师，他很快发达起来，并购置了大片地产。当大量的人迁居到田纳西州中部人口稠密的乡村时，这些地产的价格飞速上涨。可是由于一笔地产账务出错，杰克逊发现自己要对另一个人的债务负责。处理这个案件花了他10多年的时间，由此，他产生了一种对投机、债务以及纸币的终生恐惧。
当他在1829年成为总统的时候，杰克逊的金融政策很简单：尽快还清国债，关闭第二美国银行。他非常憎恨这家银行，因为它是美国东部“金钱权力”的象征。第二美国银行在美国经历了1812年战争期间近乎灾难性的财政困境之后，由国会在1816年授权建立。但是，像汉密尔顿的美国银行一样，该银行的许可证规定期限是20年，到杰克逊时，需要对它进行续批了。
这家银行在开始阶段经营不善，但当费城银行家尼古拉斯·比德[16]尔在1823年接管后，它很快就发展成为全美最大最有实力的银行。因为它是由国会授权的，所以它是唯一一家可以跨州经营的银行。作为联邦政府的财政代理，它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有分支机构，它发[17]行的银行券在全美都可以流通。
比德尔是一位特殊人物，是美国本土产生的最伟大的银行家之一。他在13岁时就完成了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位所需的所有课程，但由于他的年纪太小，学校拒绝给他颁发毕业证书。于是他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用了两年的时间获得学士学位。在15岁时，他作为毕业生代表作了毕业演说。
当杰克逊成为总统的时候，比德尔可能是全美第二号有权势的人，许多人认为总有一天比德尔自己也会竞选总统，但是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没有这么做。比德尔的贵族式行为方式（比德尔家族是费城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使得杰克逊对他和他的银行非常反感。但是，在1836年银行的许可证到期之前，杰克逊并不能拿它怎么样。同时杰克逊将注意力放在削减国债上。此时美国有了大量的财政盈余，因此，在各资本市场交易的联邦政府债券数量在稳步减少。因为美国银行负责联邦政府债券的发行，所以债券数量的减少也就意味着银行的权力被削弱。州政府债券、运河公司和第一批铁路吸收了联邦政府不再需要的资金，但是由于市场上证券供给的大量减少，加剧了人们对剩余证券的需求，从而抬高了这些证券的价格。
到1834年，杰克逊基本上已经清偿了所有的国债，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实际上也是任何现代大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完全清偿国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双管齐下，一方面提高关税，另一方面无情地削减开支，尤其是大量减少在一些道路等民用设施上的投入。
随着美国的日益繁荣，华尔街上的股票交易商也越来越多。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跌到每日100股以下。但到了30年代中期，每日平均拍卖的股票数目大约为6 000股，1835年6月26日，交易量创下了一个历史纪录——7 825股。但是，当时的拍卖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的连续拍卖，而是会员们坐在各自桌边的座位上（现在交易所里的交易“席位”正出自于此），等待交易所总裁或主持人举行每天两次的拍卖，总裁或主持人会依次叫出每一种证券的名字。1836年，在所有挂牌交易的股票中，包括38家银行、32家保险公司、4家铁路公司、4家运河公司以及3家天然气公司的股[18]票（在那时，煤气灯正迅速普及到全美各地）。
在这个阶段，大部分股票交易发生在场外，交易所理事会对会员的苛刻要求将许多人排斥在外，更多的人往往在投票时被刷掉。这些人都靠证券经纪过活，至少在行情好的时候是这样。股票交易的节奏和价格仍然由理事会来决定，而街头交易多在下午，那时候，交易所的拍卖已经结束，价格已经决定。非会员经纪人通常挤在交易所门口，争取在第一时间听到最新的价格。
1835年12月16日，在这一轮牛市势头正猛时，华尔街遭受了一场灾难，这一次不是金融灾难，而是一场自然灾难。那一天，纽约发生了火灾，起火的原因至今尚不清楚。大火蔓延，无法控制，整整持续了两天。虽然连费城的消防队员都赶来了，但也无济于事。恶劣的天气和猛烈的大风使得消防队员无计可施，大火愈加猛烈，熊熊的火[19][20]焰将费城、波基普西以及纽黑文的天空都映红了。由于纽约此时依然缺少充足的水供应，手工运作的消防车不得不离开现场到东河去取水，而且，由于当时正值严冬，消防人员还不得不砸冰取水。1835年的纽约大火。当时，在费城都能看到纽约的熊熊火光。包括商人交易所在内的700多栋建筑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在大楼坍塌前，一个勇敢的雇员抢救出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记录。
当火势最终得到控制时，纽约的商业中心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大火毁掉了由华尔街、宽街、康提斯小街和东河包围的20个街区的700多座建筑。英国殖民时代的遗迹也随着大火一去不返。在今天的曼哈顿，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城市的中心，独立战争前的建筑只有位于百老汇和富尔顿大街拐角处的圣保罗教堂还硕果仅存。
因为这场大火，纽约城中26家火灾保险公司中有23家宣布破产，这使得许多股票的持有者和投保人也跟着破产了。在毁坏的建筑中也有商人交易所，这是自1827年以来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举行拍卖的场所。幸运的是，交易所一名英勇的员工——J·R·芒特（J. R. Mout）在建筑崩塌之前设法将交易所的交易记录抢了出来，为此他得到了100美元的奖金。委员会很快重整旗鼓，在一个临时场所重新开业了。虽然纽约遭到大火的严重破坏，但这个时期美国的经济蒸蒸日上，这帮助纽约的经纪业很快恢复过来。
此时美国繁荣经济中的亮点是西部土地开发，这些项目是由政府新批准建立的银行资助的。1829年，在全美仅仅只有329家银行，8年之后就有了788家。但是，当银行的数目翻了两倍多时，这些银行发行的票据总值翻了3倍多，从原来的4 820万美元增至1.492亿美元，发放的贷款翻了将近4倍，从1.37亿美元增至5.251亿美元。许多州的银行立法很仓促，所以有许多新银行经营不善（即使没有欺诈的话），它们普遍资本金不足，监管不严，对未来过度乐观。
美国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接受它认为经营不善的银行的票据来维持它的稳定，但随着它权力的减弱，它控制形势的能力也减弱了。而且，作为毁掉美国银行的策略的一部分，杰克逊从该银行撤出了政府存款，转而存放在州立银行当中，这些银行因此迅速被杰克逊的政治对手们冠以“被宠幸的银行”的称号。因为增加了存款基础，这些银行可以发行更多的银行券，并以房地产作担保发放了更多贷款，而房地产是所有投资中最缺乏流动性的一种。
这样一来，最痛恨投机和纸币的杰克逊总统所实施的政策，意想不到地引发了美国首次由于纸币而引起的巨大投机泡沫。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次泡沫中，许多土地都是联邦政府卖给居民或投机者的。政府土地办公室（General Land Office）在1832年的土地销售总额为250万美元，到183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 500万美元，这一年的夏季销售额大约为每月将近500万美元。美国俚语中“做土地办公室的生意”（do a land–office business）的说法就开始于这个狂热时期，意思是“非常兴隆的生意”。
杰克逊清楚地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后来写道：“土地的拥有证只是到银行去贷款的信用凭证，银行把它们的银行券贷给投机者，投机者再去购买土地，很快，银行券又回到了银行，接着又被贷出去，银行券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是充当将宝贵的土地转移到投机者手里的工具。实际上，每一次投机都酝酿着更大的一次投机。”
典型的杰克逊式做法是将投机活动拦腰截断。他向他的内阁建议：土地办公室只接受铸币支付——金币或银币。但是，因为内阁的许多会员自身都深深地卷入到了这场投机中，所以总统的建议受到了坚决抵制。同样卷入很深的国会当然也不会同意，所以总统只有等到国会休会后的7月11日，将所谓的《铸币流通令》（specie circular）作为一个行政命令签署。它要求，除极个别情况外，8月15日以后购买土地都必须用金币或银币支付。
杰克逊希望他的措施将会阻止全国的投机活动，但这些措施的效果远不止于此，它还对美国经济起了紧急刹车的作用。由于对铸币的需求激增，银行券的持有者开始要求用银行券换取金银铸币。银行为了筹集急需的钱，不得不尽快收回贷款。西部银行从东部银行吸收了大量的金银铸币，但一直很好地保存这些金银币，因为还有其他的政府项目需要资金。
因为联邦政府有大量的财政盈余，但并没有负债，所以钱要么堆放在国库里没有被使用，要么存放在“被宠幸的银行”中。1836年，国会决定将大部分盈余分给各个州政府使用。它下令财政部从1837年2月开始，每个季度都从财政部在银行的存款中取出900万美元，并根据各州的人口按比例分配给各州。银行不得不作好准备，以应付存款基数的锐减。
实力较弱的银行黄金储备较少，但却发行了大量银行券，所以纷纷开始破产。而那些需要银行贷款的商人也因此步履维艰。股市开始[21]下跌。纽约的日记作者和前市长菲利普·霍恩，在1836年6月他百老汇的新宅奠基后去欧洲看望他的女儿，而当他10月回到纽约时，发现金融界的氛围完全变了。他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他列举了几只股票，这些股票在他去欧洲的时候每股价格超过100美元，但如今每股仅值60或70美元。《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在1837年2月2日（这一天，按照国会的决定，第一笔900万美元的钱从银行——其中大部分是东部银行——转给了各个州政府）报道：利率从年利7%一下飙升到月利2%，甚至3%。
破产开始蔓延。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以避免黄金流出国门，这导致英国的棉花进口量下降，进一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而且，因为英国国内的利率升高，英国投资者不愿意再将钱投入到美国的证券上，这对华尔街资本市场无疑是雪上加霜。
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大牛市终于被首次大熊市所替代，但交易量仍[22]然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事实上，1837年3月，当马丁·范·布伦取代杰克逊入主白宫时，交易量达到每天上万股。杰克逊并非有意种下的苦果遭到了报应，股票价格开始复仇似地下跌。莫里斯运河股票的月初价格为每股96美元，在月末仅仅为每股80美元（到1841年，它几乎一文不值了）。长岛铁路（Long Island Railroad）的股票从每股78美元跌到每股64美元。当几个州的州政府试图为它们的债务进行再融资时，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人愿意购买它们的债券。
到4月份，菲利普·霍恩自己也受到了波及，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投机狂热的日子里我们曾听说过的那些巨大财富，在4月的阳光到来之前，就像冰雪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没有人可以逃出这场劫难，我们最终一无所有；只有那些债务很少或根本没有债务的人才是真正的幸福者。”
在5月底，全美的所有银行——至少是那些还没有破产的银行——都终止了金币兑付。政府的收入虽然在1836年达到了5 080万美元，在1837年却只有2 490万美元了，杰克逊的联邦政府不欠债的美好愿景一去不复返了。到1837年初秋，全美90%的工厂关了门，美国历史上首次进入了萧条时期（这仍然是迄今为止美国历时最长的萧条期）。就这次大萧条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美国绝大部分人居住在乡下，也就是今天经济学家所称的“货币经济”[23]之外，感受不到经济崩溃带来的苦痛。他们能够自给自足，直到经济恢复过来。那些生活在“货币经济”旋涡之中的人们，像工厂的工人和老板、商人以及华尔街的经纪人，遭受的痛苦就要深重得多。
随着恐慌的过去和萧条的到来，华尔街的商业活动停止了。为了找一个更小更便宜的活动场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这几年中搬迁了好几次。但是，如果说华尔街遭受了打击的话，那么，费城金融市场受到的冲击则更为严重。
在人口扩张的几年里，纽约市场的发展速度比费城市场要快得多，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纽约已经成为最大、最重要的金融市场。而且，30年代中期的政治和经济事件对费城的影响要比对纽约的影响大得多。这时已经失去了国家授权的美国银行不得不去寻求其[24]所在地政府的授权，这样，它的名字就被改为冗长的费城美国银行。但是，由于没有国家授予的经营权，它只是一家州立银行，这使得它原先那种造就费城金融市场繁荣的威力不复存在。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当大萧条来临时，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发现它没有能力偿还2 000万美元的巨额债务，所以只能拖欠债务的本金和利息。由于费城的银行都是以州政府债券作为储备的，所以州政府违约对它们的打击跟大萧条的打击一样严重。而纽约的债务只有区区200万美元，完全能够偿还。当纽约的一些银行关门时，另一些经营得比较好的银行仍然幸存了下来。这样，已经屈于第二的费城，在金融业务总量上更加被纽约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因此，“华尔街”在这个时期作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代名词进入美国人的字典绝不是偶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代表的含义就会越来越名副其实。但不无讽刺的是，华尔街似乎只有在历经了火灾、恐慌和萧条的洗礼之后，才能最终真正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代表。译者附注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
在这个时代……
1807年 罗伯特·富尔顿成功地进行了首次蒸汽机轮船航行。
1812~1814年 第二次美英战争。
1817年 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其最早的章程照搬了费城证券交易所的章程。
1819年 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并放弃对俄勒冈地区的全部领土要求。
1821年 美国联邦政府颁布《土地法》，降低出售土地的单位面积。19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西部开发。30年代，土地投机热升温。
1823年 美国提出“门罗主义”政策。门罗主义表明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即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有敌意的行为。
1825年 伊利运河修建完成，成为美国西部物产源源不断流向东部的主渠道，也一举奠定了纽约作为美国商业中心的地位。
1828年 美国民主党建立。
19世纪30年代 华尔街有多个运河股上市，激发了一轮对运河股的狂热投机。
1833年 “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成立。
1836年 “华尔街”一词开始代表纽约资本市场。
1836年 杰克逊总统签署了《铸币流通令》。随后，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
1836~1837年 欧洲发生经济危机。
也在这个年代……
1805年 清朝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
1808年 英国兵船派兵占据澳门炮台。
1810年 嘉庆下诏禁止鸦片烟入境。
1811年 嘉庆下诏禁西洋人潜居内地，并禁天主教传教。
1813年 中国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
1814年 嘉庆批准“防闲策”，严禁民人为洋人服役，洋行不得私盖夷式房屋以及清查商欠等各项具体规定。
1816年 希望开辟天津作为新贸易口岸的英国使臣抵京，因礼仪之争未觐见嘉庆帝而去。
1820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28.7%（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注释[1]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 Mountains），美国东部的一条山脉，北起纽芬兰岛，南抵亚拉巴马州，长约2 600公里，海拔1 000米~1 500米。——译者注[2]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北美洲东部的大河。它的一段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界河，并流经蒙特利尔。——译者注[3]蒙特利尔（Montreal），现在加拿大境内。——译者注[4]指英国和西班牙而非美国控制着西部向东部的运输线，从而对西部居民的忠诚度有巨大的影响力。——译者注[5]布法罗（Buffalo），也译作水牛城，美国纽约州西部城市，临近尼亚加拉瀑布，为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城市。——译者注[6]桑迪胡克（Sandy Hook），美国新泽西州东部下纽约湾入口外一低半岛，该半岛将桑迪胡克湾与大西洋分隔开来，最早于1609年被发现。——译者注[7]尤蒂卡（Utica），纽约州中部城市，在1825年伊利运河开航之后发展成为工业中心。——译者注[8]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美国医生和作家，哈佛大学解剖学及生理学教授（1847~1882年）。——译者注[9]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Jr. 1841~1935），美国法官，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1902~1932年），他的许多观点影响了美国法的概念。——译者注[10]罗得岛州（Rhode Island），位于大西洋畔的美国东北部。它在1790年被接纳为最初的13个殖民地之一，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开始工业化。——译者注[11]切萨皮克（Chesapeake），美国弗尼吉亚州东南部城市。俄亥俄（Ohio），美国中西部一州名。——译者注[12]庞氏骗局（Ponzi Scheme），指骗人向虚设的企业投资，以后来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赢利付给最初投资者，源自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1882？~1949），策划这种阴谋（1919~1920）的意大利裔投机商。——译者注[13]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美国马萨诸塞东北部城市，位于劳伦斯州东北偏东的梅里马克河口，1635年创建，早期是个造船业和捕鲸港口。现在是个拥有多种轻工业的旅游胜地社区。——译者注[14]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1797~1879），美国股市投机家，他靠操纵股票价格为自己谋利。——译者注[15]威谦·沃辛顿·福勒（William Worthington Fowler，1833~1881），那个时代的一名作家，他自己也是一名投机商。——译者注[16]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1786~1844），美国金融家和学者，曾任美国银行行长。——译者注[17]银行券（Banknote），指银行发行的可承兑的票据，在18~19世纪时，美国各家银行都发行自己的银行券，这些就是当时的纸币。——译者注[18]今天，交易所的席位仍沿用“Seat”一词，即座位。——译者注[19]波基普西（Poughkeepise），美国纽约州东南部城市，临哈德逊河，位于纽约市以北。——译者注[20]纽黑文（New Heaven），美国康涅狄格州南部城市，位于布里奇波特东北的长岛海峡之畔，是耶鲁大学所在地。——译者注[21]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1780~1851），美国日记作家和官员。他的日记（1889年初版）对1828~1851年纽约市的生活和政治进行了很有价值的记述。——译者注[22]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1782~1862），安德鲁·杰克逊任总统时（1833~1837）的副总统，后就任美国第八任总统（1837~1841）。——译者注[23]货币经济，原文为Cash Economy。这里意指此时的美国人大部分还住在乡村，自给自足，物物交换，不使用货币，不参加到货币经济的循环中去。——译者注[24]费城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译者注第四章 “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1837年~1857年）［译者题注］铁路的出现，带来了美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也极大地提升了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电报的产生则迅速确立了华尔街作为美国资本市场中心的地位；而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带来了美国经济和华尔街新一轮的快速增长，人们过着销金蚀银的挥霍生活。然而到了1857年，各种衰退的迹象开始显现，“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
译者导读•19世纪中叶最具变革性的新生事物无疑是铁路，它对世界的影响是直接而迅速的。铁路作为一种新的交通运输方式，比此前出现的运河效率更高，所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更少，它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连接在一起，并使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实现了规模化；同时，铁路对于钢轨、机车、车箱和煤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并造就了第一批工业时代的产业大军和百万富翁。•在铁路的发展中，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相互促进的巨大意义显露无疑。铁路的修建需要巨额资本，当时美国一个中产阶级的年收入只有1 000美元，而铁路的造价高达每英里36 000美元，如果缺少资本市场的支持，建铁路无疑困难重重。马克思曾经说过：“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再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1]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尔街无疑是美国铁路发展的助推器，但铁路的发明也反过来对华尔街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铁路巨大的融资需求使得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投资的主要品种，而对铁路股票的疯狂投机与铁路本身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共同带领华尔街进入了一段非比寻常的历史时期。•电报的发明在彻底改变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同时，也对华尔街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纽约股市开盘价格传递到费城所需的时间从30分钟减为几秒钟的巨大变化过程中，华尔街对于其他地方性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大大增加，这些地区性的资本市场被迅速边缘化，纽约从而一举确立了作为美国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个时代的华尔街弄潮儿以丹尼尔·德鲁为代表。出身贫寒、从贩卖牲畜起家的德鲁，来到华尔街这个刀光剑影的博弈场上，身为基督徒的虔诚信仰丝毫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惯用各种阴谋诡计的超级玩家。•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引发了全美国的淘金狂潮，大量的黄金支撑着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华尔街也因此再度繁荣。但到1857年，各种衰退的迹象开始显现，华尔街上的银行和经纪商开始破产，恐慌扩散到伦敦和巴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金融恐慌爆发了。等到这场灾难硝烟散去的时候，纽约一半的经纪商已经破产，而华尔街的一些革命性变革即将在这短暂的消沉之后来临。
1837年大崩溃之后，华尔街多年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那些除了证券之外还同时经营其他业务的经纪商在这场大崩溃后得以生存下来，但很多已经开始专营证券经纪业务的经纪商们则没有那么走运。那些已经在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的交易所会员比起场外经纪商（也称街边经纪商，或路边经纪商）日子要好过得多。在19世纪30年代牛市的最高峰时期，场外经纪商因为不能进入正式的证券交易所，曾组建了一个交易所与其抗衡，它被称做新交易所（New Board）。但到了1839年，这些经纪商中有3/4都已经破产，到了1848年，新交易所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此时的欧洲和美国一样，也处于一片大萧条之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对美国证券的需求也相应大大减少了。更糟糕的是，截至1842年，美国共有超过9个州的州政府无法偿还其债券，这使得美国证券在欧洲市场上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当时在欧洲市场上，就连南[2]美洲的一些市政债券也比美国国债的售价高。罗斯柴尔德银行巴黎分行的总裁曾经这样对美国人说：“你们回去这样告诉你们的政府，你们在欧洲见到了欧洲金融界的巨头，他们说，美国人在欧洲借不到钱，一分钱都借不到！”
与早期相比，华尔街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沿着华尔街西角一字排开的富丽堂皇的砖石大厦，现在大部分都让位于褐色砂石粉面的四、五层的办公大楼。曾经作为临时国会大厦的旧市政大厅在19世纪30年代被拆除，在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是海关大楼。海关大楼屹立在宽街的街头，是19世纪30至40年代非常流行的希腊复古式风格建筑，它自从建成以后就一直是许多华尔街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1862年它成为美国国库在纽约的分部，1883年，在英国撤离美国的百年纪念日，它的门前立起了一尊乔治·华盛顿的雕像。
位于华尔街南边的商人交易所在1835年的大火中毁于一旦，取而代之的是于1842年重新开业的更大的新的商人交易所。直到现在，它依然屹立在那里。
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华尔街在外观上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在前两座三一教堂原址上建起的第三座三一教堂，它紧靠着华尔街的西端，横穿华尔街百老汇。1709年建成的第二座教堂从结构方面来说相对简单些，随着纽约的发展，最重要的圣公会教区（Episcopal parish）也随之发展起来。1705年，安妮女王（Queen Anne）把位于城北名为“女王农场”的一些土地赐给当时面积很小的教区，这块土地现在位于曼哈顿西边地势较低的地段，总面积达到1.1公亩。随着纽约市在19世纪早期爆炸式的扩张，这份女王的馈赠也随之迅速增值。到1840年，三一教堂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教区的教堂，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此。由于年久失修，教区委员会决定建一座更大更富丽堂皇的大楼来替代它。
新的三一教堂是用褐色砖石建成的，在纽约市的历史上，它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教堂的尖顶直冲云霄，高达84米，在布鲁克林的曼哈顿城堡建成之前，它一直是纽约市的最高点。就像现在的帝国大厦一样，教堂在当时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游客只有在付费之后才能爬上尖顶观赏风景，教堂管理人员也因此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在1864年教堂落成后——那一年墨西哥战争的爆发最终结束了经济[3]衰退——这个“上帝的企业”在不经意间变得极其富有，它也因此成为华尔街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象征，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摩根银行。***
就在华尔街的外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处于萧条之中的美国经济也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改变来自于19世纪最有前途的发明——铁路。运河只是部分缓解了陆路长途运输的问题，而铁路则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开挖运河不仅极其昂贵，而且适宜开挖运河的地段非常有限。那个时代，中产阶级年收入只有1 000美元，而伊利运河每英里的造价高达两万美元。而且要保证通航，运河里必须有大量的河水，因此只有在降雨量大的地区才适于修建运河。由于北方冬天气候干燥少雨，因此运河在冬天基本处于断航状态。倒霉的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股东们还发现，在多山的地区开挖运河非常不划算，因为在这些地区需要建造船闸来升降驳船，而这使得运河的建造更加昂贵。相比之下，铁路几乎可以在任何地区都能建造，并且不受季节的影响，四季通行。
早在17世纪中期，采矿工人偶然发现，如果把货车放在铁轨上，靠牲口可以拉动比平时多得多的货物。但是这一发现没有在矿山之外的地区得到应用，直到出现了比马更强大的牵引动力。当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旋转式蒸汽机技术在1784年日趋成熟时，工程师们开始思考如何在铁轨上把蒸汽机和马车车厢结合到一起工作。但是，当时瓦特设计的蒸汽机每分钟只有12转，连蒸汽机自身都推不动，更不用说拉货或者拉人了。在18、19世纪之交，英国的理查德·特莱威狄（Richard Trevithick）和美国的奥利弗·埃文斯（Olive Evans）分别独立发明了高压蒸汽机，使铁路运输成为可能。瓦特的蒸汽机用蒸汽推动活塞，然后利用真空使活塞回到原位，而特莱威狄和埃文斯的蒸汽机则全部使用蒸汽来回推动活塞，所产生的压强要远远高于瓦特蒸汽机。这种蒸汽机巨大的“吐气”声使它获得了“喷气的机器”的绰号，正是这种蒸汽机使陆路交通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和便宜，几乎可以通达任何地方，它也因此成为了推动整个19世纪经济发展的动力。为了对这一发明以及它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18世纪20年代，挖一条横穿纽约州的运河已经是人类极限了，但仅仅半个世纪以后，联合太平洋铁路（Union Pacific Railroad）已经能够横跨整个美国大陆了。
奥利弗·埃文斯，这个已经被人们遗忘的美国天才，早在1813年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前景。“这样一个时代终将到来，”那一年他写道，“人们会坐在蒸汽机牵引的车厢里，在城市之间往返旅行，就像飞鸟一样快……乘坐一列这样的火车，早晨从华盛顿出发，旅客们可以在巴尔的摩吃早餐，在费城吃午餐，当天晚上可在纽约享用晚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铺设两条双向铁轨，这样，两列火车可以相向而行，夜晚也可以行车。”
不幸的是，埃文斯于1819年逝世，他没有来得及亲眼看到他的设想变成现实。铁路的发展并不仅仅依靠一项发明，相反，它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技术，因此铁路运营的真正成熟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第一次将铁路运营的各项要素整合在一起，1829年他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两个城市之间修建了一条铁路，曼彻斯特处于内陆地区，这条铁路使得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曼彻斯特的制造业直接与出海口相连。
斯蒂芬森的铁路一炮打响，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很快被别人竞相模仿。在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铁路开通时，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已经在建设之中了。由于工程师们认为路上的弯道太急，不适于用蒸汽机作为动力，因此最开始是考虑用马来作为牵引的。后来，纽约的工程师兼实业家彼得·库珀（Peter Cooper）制造出美国第[4]一台名为“拇指汤姆”的机车，改变了他们原先的想法。由于找不到一个很好的通汽管，库珀实际上是使用枪管来连接蒸汽机和锅炉的。“拇指汤姆”在巴尔的摩至俄亥俄之间的铁路上以18英里（约28公里，1英里约合1.6公里）的时速行驶，这让当时那些习惯了马儿小跑的人们目瞪口呆，惊诧不已。
巴尔的摩至俄亥俄之间的铁路只是当时正在兴建的诸多铁路中的第一条，到1835年美国已经有1 000英里的铁路线在运营了。到184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 000英里，到1850年达到1万英里。南北战争爆发时，已经总共有3万英里的铁路线纵横交错在美国大陆上。
铁路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节奏。在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从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到华盛顿就职总统，坐马车走了一个月。到了1860年，这段路程只要3天。铁路大大激发了人们对长途旅行的兴趣。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两个城市查尔斯顿和汉堡之间的第一条铁路通车以前，两城市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并且一周只能跑3次，但仅仅5年之后，这条铁路线每年运送的旅客就达到了3万人次。
尽管铁路对客运影响巨大，但受惠更多的是货运。正如伊利运河的开通使得五大湖区和纽约市之间的货物运输成本减少为原来的1/20那样，铁路的开通将它连接的所有内陆站点之间的货物运输费用以类似的比例大大降低。因此可以这么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项发明能像铁路这样对世界产生如此迅速和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说，正是铁路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联系在一起，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1886年，经济学家亚瑟·T·哈德利（Arthur T. Hadley）在他的经典著作《铁路交通》（Railroad Transportation）中写道：“在我们祖父的那个时代，货物运输费用极其昂贵，小麦只能在它产地周围200英里的范围内被消费掉。但是今天，俄罗斯的小麦、[5]印度的小麦和达科他州的小麦直接竞争，敖德萨的小麦产出直接影响着芝加哥小麦市场的价格。”
受到铁路影响的远不止小麦。在铁路出现以前，由于区域性市场的需求量很小，许多工业产品往往可以用手工生产。但是，随着铁路的开通，在制造领域内实现规模经济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生产随之实现了规模化，这样就大大削减了成本，降低了价格。铁路对于钢轨、机车、车厢和煤（尽管美国早期铁路的燃料主要来自美国丰富的木材资源）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雇用的工人数量巨大，前所未有，铁路同时也创造了工业时代第一批像彼得·库珀这样的富翁。
19世纪余下的美国经济政治史，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个国家如何学习管理、监管以及公平分配铁路这一新兴事物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但首先需要做的是开拓新的融资方式以获得修建铁路的资金。建设铁路的费用相比于运河开挖要便宜得多，但还是不可能由个人和家庭来承担，而在19世纪以前，大部分企业都是通过个人和家庭来融资的。铁路业不仅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且在铁路发展初期也无人能够准确地把握它的前景。
最早的铁路通常是区域性的，距离很短，通常是把一个小镇和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连接起来，这些枢纽通常是一条河或者一个港口。因此建设这些铁路的资金通常来自于铁路沿线的居民，他们也很快成为这一新交通工具的直接受益人。但是许多开始只在铁路沿线销售的债券很快就在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纪人开始承销这些铁路证券。
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的主要品种，正如一代人之前的州政府债券和联邦政府债券。1835年，只有3只铁路股票在交易所挂牌交易，到1840年已经有10只铁路股票进行交易了，而10年之后，这一数目迅速膨胀到38只。到南北战争爆发时，铁路股票和债券相当于美国证券的1/3。
在美国的早期铁路之中，伊利铁路最为特别。与其他地方的铁路不同，伊利铁路从一开始就计划作为铁路干线来建设，在1851年完工之际，它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但它的这一地位也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与其他出于经济需要而建的铁路不同，伊利铁路是政治产物，因此也就决定了它永远摆脱不了政治所带来的影响。为了赢得人们对于他所热衷的伊利运河的支持，德·威特·克林顿曾对纽约州靠近宾夕法尼亚州一线的选民（他们被称做“南方阵线”）允诺，州政府要帮助他们修建一条他们自己的“通衢大道”，来连接哈德逊河和五大湖区。
建设这样一条通衢大道，开凿运河不是一个选择，因为开凿运河无疑要穿越卡茨基尔和阿勒格尼（Catskill and Allegheny Mountains）崎岖不平的岩石山区，所以最初的计划是要修一条收费公路。但是，在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铁路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后，“南方阵线”开始要求克林顿州长修建一条铁路来兑现他的诺言。而伊利运河经过的县郡当然不希望在南边出现与之相竞争的运输干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伊利铁路终于在1832年4月24日从纽约州立法机构拿到了建设许可证。即便如此，许可证上的条款使伊利铁路的实际建设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许可证的条款要求公司筹集1 000万美元资金，并且只有在它的一半股票被认购之后才能正式组建公司。即使以现在的标准衡量，这次股票承销的规模也是巨大的。而且它还具体规定了整个铁路线只能在纽约州内铺设，不允许它与任何外州的铁路相连（到1850年，纽约州立法机构也意识到了这条禁令的愚蠢之处，于是通过了另外一条铁路法案，要求伊利铁路尽可能地与其他铁路相连）。
许可证还有条款要求伊利铁路的轨距为6英尺（约1.8米），这更进一步妨碍了它与其他铁路线相连接。最初的铁路所采用的轨距依不同工程师的设计而不同，但4英尺8.5英寸（约1.4米）的轨距很快就成了大部分铁路线都采用的标准轨距。在许可证的限制下，伊利铁路直到19世纪末期才得以采用标准轨距。
许可证还规定，伊利铁路最初只允许修建483英里（约777公里），从新泽西边界北面哈德逊河西岸的偏远小镇皮尔蒙特，到位于伊利湖岸的另外一个偏远小镇敦克尔克。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政客们才会想到把这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铺设在这样两个鲜为人知的小镇之间。崎岖不平的路线给工程施工带来了很多技术上的难题，一开始预计的投资额只有1 000万美元，但等到完工时，伊利铁路的造价竟高达2 350万美元。公司被迫一次又一次向州政府借款和到华尔街筹集所需要的资金，最后形成的特殊资本结构几乎就是铁路建设融资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一些债券以可转换债券的形式发行（意味着债券持有者可以根据需要把它们转换成股票），有一批可转换债券甚至允许持有人随心所欲地在债券和股票之间来回转换，这在华尔街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近乎完美的投机工具。由于伊利铁路大量发行各种证券，伊利铁路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几乎成了为投机者从事投机活动而专门搭建的平台，结果，这条铁路在后来[6]的年代里，被称做“华尔街上的‘娼妓’”，因为它让所有受到诱惑的投资者都伤透了心。
早在伊利铁路开始运送旅客和货物前，它就成了华尔街的投机工具。19世纪30年代的华尔街还很难全部满足伊利公司巨大的资金需求，因此伊利公司在伦敦市场上也发行了大量证券。在伦敦市场上发行的证券虽然数量巨大，但却被大部分纽约经纪商所忽视，雅各布·利特尔抓住这个机会成就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金融炒作。1837年，早在股市大崩盘之前，全华尔街就都知道了利特尔在卖空伊利股票，几个经纪商决定开始买入伊利股票，并在利特尔需要交付股票时狠狠地杀他一把。他们悄悄地买进纽约市场上伊利股票的流通股，耐心地等着利特尔需要平仓的那一天——他们相信，那时候，股价会涨到天上去。
但利特尔早就在伦敦市场上购买了足够的可转换债券，等到必须履约交付股票的那一天，他优雅地走进伊利公司的办公室，把他的债券转换成了股票，然后拿着这些股票去履行合约。而那些经纪商——也就是他的对手们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他们的手里积压了大量伊利股票，而且一旦他们出货，他们就会遭受巨大损失。***
这一时期第二个重大发明是电报。同铁路一样，它也对华尔街和美国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落后的远距离通讯在前工业经济时代是仅次于陆上交通的制约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自古以来，通讯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类的行进速度。一条消息从波士顿传到纽约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个从波士顿出发的人甚至可以比这条消息先到达纽约。当时费城的经纪商最害怕满载着华尔街人的公共马车突然出现，因为这意味着那些独享伦敦消息的华尔街人又将在费城市场上小发一笔了。
19世纪以前，除了依靠人力传递信息以外，人类唯一的通讯限于传递特定的单一信号。例如，伊丽莎白女王一世（Queen Elizabeth I）命令沿着英国南部海岸建造一连串烽火台，以便看到舰队来到的时候通知伦敦，由于这种通讯方式费用太高，大部分人根本用不起。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政府在巴黎和位于布列塔尼半岛的布雷斯特等重要边境军事基地建造了一连串旗语台，总长为330英里（约530公里）。每个旗语台都有一个很高的桅杆和两个扶手，桅杆的顶端是需要四五个人通过滑轮升降的大旗。在一大群童子军的通力协作下，在巴黎和布雷斯特之间传送信息只需要几个小时，而如果由人送信的话，即使是最快的信使也需要几天的时间。当然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的费用是惊人的，而且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这套通讯装置就不管用了。此外，由于这条信息必须经过很多次传递，所以在传送过程中出错的可能性很大。
及时准确的信息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费城和华尔街之间铺设了一条旗语线。每隔6英里或8英里就安排一个人在楼顶或者山丘上，手中拿着大旗和望远镜。第一个人站在华尔街商人交易所（即纽约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最高处，通过旗语向哈德逊河对岸泽西市的人报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盘价格，大约30分钟之后，开盘价格可以传到费城。
用电来实现远距离高速传递信息的技术可以追溯到18世纪70年代。1774年，一个瑞典发明家发明了一种装置，在装置中每根电线代表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当电流从代表某个字母的电线流过，它会给与之相连的一个小球充电，而后者随后会敲响一个小铃，发出与这个字母相应的音符。这个装置当然很难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运用，直[7]到7年以后，一个叫塞缪尔·芬利·莫尔斯的美国失意画家才真正创造出能够实际应用的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
像乔治·斯蒂芬森和他的铁路一样，莫尔斯也无非是把已有的所有零散发明组合了起来，从而发明了电报。莫尔斯唯一的原创就是发明了高效的代码，但是他也费了好几年时间才说服政府出资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进行演示。莫尔斯在华盛顿通过电报把“上帝创造了什么”的信息发送给了他在巴尔的摩的同伴阿尔弗雷德·威尔（Alfred Vail），威尔随即将同样的信息反馈给他——电报一旦获得成功，就立刻像蜘蛛网一样在全美国扩散开来。就在那一年，莫尔斯和他的合作伙伴成立了电磁电报公司（Magnetic Telegraph Company）来经营纽约和费城之间的电报线路。到1846年，公司已经开始赢利并分红了。10年之内，总长为23 000英里的电报线把美国主要的大城市都连接起来。1861年，电报线已经延伸到了美国西部的旧金山市。同铁路一样，早期的电报公司都是地方性质的，只经营区域性的电报业务。但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家名为西联（West Union）的公司开始购买一些独立的小电报公司，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美范围内的电报体系，占据了美国通讯行业的主导地位。这一主导地位直到19世纪末才因电话的出现而被贝尔公司（Bell）所取代。
早期铁路和电报的合作也是经济协同效应的经典案例，电报线经常沿着已经建好的铁路线铺设，而铁路也很快发展了一套电报信号系统，借此可以引导火车以比以前快得多的速度在单轨铁路线上安全行驶。
不用说，美国金融中心的经纪商是这种新通讯媒介最早和最主要[8]的用户。在早期的华尔街，传递信息的人也被称做“跑腿者”，因为要把经纪人、交易所、场外市场和银行连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市场，在没有其他通讯设施的情况下，传递员必须要跑。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的传递员至今仍被称做“跑腿者”的缘故。
毋庸置疑，市场的大小永远也不可能超过通讯所能覆盖的范围，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虽然纽约市场已经是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了，但波士顿、费城和其他地方的资本市场也同样保持着其重要性和独立性。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美国两个最大城市（指当时的纽约和费城）之间建成旗语线路以后，其他资本市场的价格虽然受纽约的价格影响，但并不完全被纽约的价格所控制和主导，因为在纽约的价格信息到达这些城市的时候，这些价格早已不是最新的了。
但是，电报则完全不同，它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把纽约的价格传送到费城和其他任何地方，而且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全天24小时都可以传送。因此，那些城市作为金融中心的时代立刻宣告结束。这一道理即使在当时也很容易理解，詹姆斯·K·迈德伯瑞（James K. Medbery）在1870年写道：“金钱总是有集聚的趋势，股票、债券、黄金很快就集中到了那些金融活动盛行的地方。流动的财富总量越大，这种特性表现得越明显。根据这一原理，伦敦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成为了美国金融中心。在电报发明前就已经成为东海岸主要大都市的纽约，现在成为了无可争议的金融中心。当这个金融中心从牛市跌到熊市，它会给这片土地上的每个州、每座城市和每个村庄带来巨大的混乱和冲击。”
因此，从真正意义上来说，电报在19世纪50年代被发明出来，确保了纽约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假如莫尔斯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改进和完善了电报技术的话（这种假设单纯从技术上来说是完全可能的），费城则有可能已经利用电报技术把整个国家的流动财富都吸干了。
在电报发明之前，快递公司已经在纽约市和其他城市之间运送证券和钞票了。1840年，波士顿人阿尔温·亚当斯（Alvin Adams）就开始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专门从事这项业务。一旦电报投入应用之后，快递服务对维持纽约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有趣的是，许多这些最初为运送钞票和证券而成立的快递服务公司，后来都转行进入银行业和经纪业。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和富国银行（Wells Fargo）就是如此，而华尔街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的经历也是如此。***
丹尼尔·德鲁于1797年出生在一个贫瘠山区的农场，当时的达切斯县（Dutchess County）南部，距离纽约60英里，大约一天的路程。在穷人家庭中长大的德鲁接受的教育非常少，仅仅会读、写和掌握一些基本的算术。由于他的母亲信奉基督教，她把儿子也教育成了清教徒——那种能忍受地狱般磨难的基督教徒。虽然德鲁一生都深深信奉基督教，并极度虔诚，后来还创办了一个神学院并出资建造过几座教堂，但是他总能把他的宗教信仰同商业行为完全分开。
E·C·斯特德曼（E·C·Stedman）是华尔街的一位经纪人和作家（1875年，他创造了“维多利亚”这个词来特指他所生活的时代）。他非常了解德鲁，但也对德鲁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双重道德标准惊叹不已。他写道：“伦理学导师一般都会对那些有着执著信仰、并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在日常琐事之中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德鲁大叔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将他的宗教信仰带到哪里，但是，他的神奇之处在于他的宗教似乎不会对他的生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事实上，他甚至能从他的信仰中获得帮助和力量，来实现那些昭示他最丑陋一面的阴谋。”丹尼尔·德鲁。他是每个礼拜日都要去教堂的虔诚教徒，而在一周余下的时间里，他则在华尔街玩弄各种卑劣的诡计。他最终在穷困潦倒中死去。
早在孩提时代，德鲁就在一家于当地过冬的马戏团中打工赚钱。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时期，他在马戏团学会了以后在华尔街上大展身手时招揽顾客的技巧。1812年他父亲去世，当时德鲁只有14岁。在1812年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可以得到100美元奖金，于是，他报名成了一名民兵。遗憾的是英军并没有选择攻打当时防守坚固的纽约城，因此德鲁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战争。但是，他获得的100美元奖金成为了他以后拥有的1 600万美元巨额财富的最初资本。如果在那个时代有《福布斯》（Forbes）财富榜的话，德鲁肯定是美国最富有的前20人之一。
德鲁一开始干的是贩卖牲畜的买卖，他从当地农场上买到牲畜，然后把它们赶到纽约市去卖给屠夫。有一个关于德鲁的传说流传甚广，这个传统被大家如此广泛地接受，所以很有可能是真的。这个传说讲，有一次，德鲁卖完牲口，突然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主意。头天晚上，他让牲畜吃了很多盐，但一直不给它们水喝，次日早上去往纽约的路上有一条小溪（这条小溪当时流过那时还是农村的曼哈顿北区的草地，现在则在曼哈顿第77大街地下流淌），渴极了的牲口一头扎进小溪狂喝起来，每头牲口都喝了几加仑的水，体重也立刻增加了很多，然后德鲁迅速把它们赶到纽约市，在那里把它们按斤论两地卖给屠夫。
大宗牲畜贩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因此德鲁不太可能是第一个耍此诡计的人，况且他也不太可能因为贪图一时之利而毁了日后与屠夫的长久生意。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德鲁做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因为这个故事显然已经成为“掺水股”（watered stock）无可争议的来源。“掺水股”这个词从它出现以来，一直让许多研究华尔街历史的作家头疼不已。他们认为这是19世纪中期所特有的卑劣伎俩。事实上，掺水股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过是指股票发行总量超过实际投入资本。在有关规则被制定出来规范这种做法之前，它的确可以成为帮助坏人作恶的工具。但是，事实上每一次送红股和股票拆细都是“掺水股票”，而投资者并不会有任何的不满。这个名词已经从今天的华尔街上消失了，原因并不是这种做法不存在了，而是因为这种做法已经普遍化了。
德鲁稳步扩大着他的牲畜贩卖生意，到19世纪20年代，他一次贩卖的牲畜数量已达到了2 000头，而每贩卖一头牲畜可以赚取12美元的利润。1829年，德鲁用他积累下来的钱购买了位于现在第3大道和第26大街交叉口上的牛头旅馆。那时候，那里还是纽约的北郊，一直是纽约市的牲畜交易中心。
因为生意的缘故，德鲁也开始经常光顾华尔街，像快递服务公司那样，经常在纽约的郊区和市中心之间为别人递送证券和票据。华尔街立刻吸引了德鲁。像雅各布·利特尔一样，德鲁也热衷于这场大游戏本身，迷恋于战胜对手所带来的那份陶醉和兴奋。虽然德鲁穿着和谈吐都很土，笑起来像母鸡刚下蛋时的咯咯声，但很快就没有人再怀疑他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了。“我们曾经说过他是诡秘而又难以捉摸的，”他同时代的作家兼投机商福勒写道，“用诡秘和难以捉摸还不能完全形容他，实际上他像狐狸一样狡猾……20年里，华尔街的猎人一直在跟踪他的行踪（当然他现在沉默了，当人们在低沉的哀乐中将他埋进墓地后，他终于沉默了），可总是被他无穷无尽的诡计所蒙骗。”
一天，德鲁走进纽约市最有名的绅士俱乐部——联合俱乐部（Union Club）时，他耍了个典型的诡计。他像正在找人，看起来似乎很生气，几次从口袋里掏出大手帕来擦汗。这时，一张纸片从他的口袋中掉了下来，而他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当他离开俱乐部后，其他在场的经纪人立刻捡起了那张纸片，上面写着：“不论在什么价位，你能买到多少奥什科什股票（Oshkosh）就买多少。”
根据亨利·克鲁斯的回忆录记载，奥什科什是家铁路公司，在当时被认为严重高估，股价将会马上下跌。但是这些经纪商根据纸条推测，德鲁肯定知道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奥什科什公司的内幕消息，因此他们联合起来，购买了3万股奥什科什股票。他们非常小心地从那些德鲁从没有用过的经纪人手里购买这些股票——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刻，这些经纪人正在为德鲁工作。于是，股票价格以“每天12个点”的速度狂跌。
1836年德鲁成立了德鲁–罗宾逊经纪公司，3年之后他卖掉了牛头旅馆，从此专心致志地参与到这场大游戏之中，并将其作为终身职业。到19世纪50年代时，他已经成为华尔街最主要的玩家之一。到那个时候，美国经济也从1837年的大恐慌带来的低迷中复苏了。***
经济大萧条终于在1843年结束了，但经济复苏的进程依然缓慢。直到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结束之后，由于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新的领土，经济才快速发展起来。1848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则真正改变了整个国家和经济的性质。
1848年1月24日，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正在检查他建造的水渠。这条水渠从美洲河引水来推动磨坊水轮，水渠把河水引到了一架水车的顶部。前一天晚上，他开始用引来的水冲刷新设备里的碎片，此时，他突然发现“像豌豆一样但只有豌豆一半大小”的东西在水里闪闪发光。“我的心立刻怦怦地跳了起来，”后来他回忆道，“当时我就确信那一定是金子。”“孩子们，”他对他的工人说，“感谢上帝，我们找到金矿了。”
他们确实找到了。
美国历史上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实际上是发生在美国的领土外，而不是在美国本土，这在美国历[9]史上是个极为奇特的事件。1848年2月2日，在签订了《瓜达卢佩伊杜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之后，墨西哥战争的停战协议才真正达成。但直到5月30日，也就是在马歇尔的大发现之后4个月，美国付给墨西哥1 500万美元并豁免了墨西哥对美国的债务，美国的星条旗才真正在美国的西南部飘扬起来。
19世纪中期，黄金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10]英格兰银行在1821年采用了金本位制，宣布它可以按照每盎司黄金兑4.247731英镑的价格对黄金和英镑进行不限量的兑换。在19世纪英国主宰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英格兰银行很快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英镑也成为国际贸易的基准货币。大部分国家只得实行盯住黄金的汇率制度，至少出于国际贸易的原因它们也不得不如此。
金本位制带来的好处就是，在金本位制下经济几乎不可能发生通货通胀。假如一个国家发行了太多纸币的话，纸币就会相应的贬值，随着人们拿纸币兑换黄金，黄金就会随之从国家的国库里流出。在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会受到在背后支持货币发行的黄金数量的限制。黄金数量减少，货币供应就会相应减少。在英格兰，只有英格兰银行有权发行纸币，因此国家很容易控制货币供应。
但是联邦政府并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因此也没有发行纸币。联邦政府的货币供应仅限于各种铸币，包括按照20.66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例而发行的金币。当时美国的“纸币”则是由数以千计各州批准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这些银行良莠不齐，从完全可靠的信誉卓越的银行到彻头彻尾的骗子公司，无所不有。通常这些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离它们的发行地越远就越贬值，出版商们甚至出版了《银行券识别指南》，告诉人们哪些银行券是可靠的，哪些银行券的价值值得怀疑。
在19世纪早期，美国并不是出产黄金的主要国家。就在淘金热的前一年，即1847年，美国的黄金产量只有4.3万盎司，而且大部分是开采其他金属时的副产品。但是第二年，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美国的黄金产量达到了48.4万盎司，1849年产量为193.5万盎司。到1853年，美国的黄金产量已经超过了314.4万盎司，价值6 500万美元。
随着大量黄金突然注入经济之中，美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整个国家呈现一片大繁荣的景象。作为经济活跃程度标志之一的财政收入，在1844年只有2 900万美元，到了1854年已经超过7 300万美元。
尽管詹姆斯·马歇尔和他的工人们想尽力保守他们发现金矿的秘密，但不用说，他们遗憾地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抱着一夜暴富的梦想冲到山上，旧金山几乎完全被人遗弃了。由于加利福尼亚离东部很远（直到1861年，电报才通到加利福尼亚），这个消息数月[11]之后才传到东部海岸。1848年12月8日，詹姆斯·K·波尔克总统给国会发布咨文，称发现金矿的传闻是真实可靠的。在发布咨文的同时，他带上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证据——一块20磅重的金块。这块金块足有一个人的拳头那么大，价值5 000美元，这在当时够一个大家庭过上两年多的舒适生活。
结果可想而知，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狂热状态。1849年有9万人浩浩荡荡奔赴加利福尼亚，第二年又是9万人，整个国家的重心迅速向西倾斜。
黄金的流入扩大了货币供应并且强有力地支撑了美元，经济在黄金的带动下也迅速繁荣起来。在18世纪40年代曾经不愿染指美国证券的外国投资者现在一窝蜂地开始购买美国铁路债券和政府债券。1847年，美国对外负债为19 37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短短10年之内，美国的外债总额翻了一番。
随着铁路向西部密西西比河流域大规模地铺设，美国的铁路总长增加了1.5倍。生铁产量从1850年的6.3万吨激增到1856年的88.3万吨。煤产量也翻了一番多。
即使大批的移民和淘金者向西开进，纽约依然是整个国家金融和商业系统的中心。《路易斯维尔快报》（Louisville Courier）在1857年写道：“这个巨大的金融心脏（指纽约）的每一次跳动，从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广袤地区，都能感受得清清楚楚。”各州的银行为了方便它们的客户在纽约从事业务，都在纽约的银行存有一笔同业存款。这些资金在1840年只有800万美元，到了1857年已经高达5 000万美元。几乎所有国外对于美国证券的投资都要通过纽约，纽约的商品经纪商则帮助国外进口商购买美国南方的棉花和西部的小麦。纽约的银行家和商品经纪商都在美国南方和欧洲之间的棉花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以至于当南北战争爆发以后，纽约市市长佛南多·伍德（Fernando Wood，人们对他的评价很低，因此没有人真正在乎他）建议纽约市也从北方联邦分裂出来。
整个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华尔街得到了反映，即使是一些投资价值令人高度怀疑的矿业股票在场外市场的交易也非常活跃。为了使矿业股票交易更加规范，矿业交易所（Mining Exchange）很快就建立了起来。虽然股票交易量大幅上涨，尤其是在场外交易市场，但股票价格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恢复而上涨。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这段时期美国证券的供应量迅速增加。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中的公司并购数量和此前整整半个世纪的一样多。从1851年到1853年，纽约市新组建了27家银行，总资本是1 600万美元，这些资本大部分是从华尔街上筹集到的。
到1856年，有360家铁路股票、985家银行股票、75家保险公司股票、几百种的公司债券、市政债券、地方债券和联邦债券一起加入到了交易之中。但是这些证券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原因是交易所拒绝接受新的、未被市场检验过的证券。在每一个历史变革和经济形势乐观的时候，新股票都是投机者的至爱。因此，一方面，证券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稳稳地停留在6 000股的水平，另一方面，场外市场的交易量却大幅增长，经常超过7万股的数量。1850年的证券交易所。股票拍卖在重修的商人交易所内举行。此时，经纪人们仍然有真正的“座位”（也就是“席位”）。
1857年，整个华尔街一片喜气洋洋，到处洋溢着快乐的气息。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那段黑暗日子已完全被人们抛到脑后，大批涌到华尔街来淘金的新交易商对于那段历史更是一无所知。像每一个华尔街的繁荣时期一样，就在一夜之间，有的人暴富，有的人则沦为赤贫。那一年，乔治·弗朗西斯·崔恩（George Francis Train）用一首打油诗讲述了他在华尔街上的经历：星期一，我开始经营房地产公司；星期二，不管怎么算我还欠着100万；星期三，我富丽堂皇的宫殿开始修建；星期四，我开始了全新的幸福生活；星期五，我举办了盛大的舞会；星期六，破产了——我又一无所有。
刚到华尔街和纽约的人特别容易受到这里“来也容易去也容易”的氛围的影响，甚至一些已有一定声望的华尔街人也不例外。罗伯特·斯凯勒（Robert Schuyler）是菲利浦·斯凯勒将军（General Philip Schuyler）的孙子，也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外甥，他当时担任哈莱姆铁路和纽黑文铁路的总裁。1854年夏季，在对纽黑文铁路的会计审计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斯凯勒向股东和记者保证，这些问题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当时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保证，但是进一步的检查却发现，除了其他无数的不轨行径以外，斯凯勒还私自秘密印刷了2万股纽黑文铁路的股票，并且已经将股票脱手，并把200万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些钱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这2万股股票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掺水股”了。但是，等到这个消息公开的时候，斯凯勒已经携巨资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逃亡之路。他一走了之，至死也没有被绳之以法。在当时的华尔街上，斯凯勒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骗术高明的巨骗了，但他绝不是唯一的一个。
到1857年年中，繁荣的经济已经显示出衰退的迹象了。“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美国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先驱报》的创建者和出版商詹姆斯·戈登·贝纳特（James Gordon Bannett）在6月27日写道，“……政府腐败，公共诚信缺失，各种纸面富贵。人们疯狂地抢占西部的土地、城镇和城市。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不管是赚来的还是借来的，都花在豪华的住宅和高档的家具上；为了一时的攀比，女暴发户把成千上万的钱花在丝绸、鞋带、钻石和所有昂贵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东西上——而这些只是当时太多罪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这些贪婪的罪恶是一回事，现实的经济数据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到这个阶段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产量已经趋于平稳，曾经大大刺激美国出口的克里米亚战争和欧洲谷物的歉收也已经结束。6月份的《纽约先驱报》写道：“我们的码头塞满了船只，大部分的船只都没有活干，有活干的船只所收取的费用也低得可怜。”同时一家波士顿报纸也指出，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业同样处于痛苦挣扎的境地——因为没有市场需求，6 000架棉纺机只能闲置在那里。
雪上加霜的是，在夏季和早秋，资金往往会流出纽约的银行，这是由于在这个季节，西部的农场主为了支付收割的费用和偿还贷款，会从当地的银行提走他们的存款，从而迫使这些银行将它们存在纽约银行里的资金调回。所以每逢8月份，纽约的资金供应都非常紧张。8月中旬，《纽约先驱报》写道：“市场上有大量摇摇欲坠、急欲抛出的股票，但找不到一个买家，看不到任何需求。”
8月19日，密歇根中央铁路公司（Michigan Central Railroad）的总裁埃德文·C·利奇菲尔德（Edwin C. Litchfield）辞职，理由是“想在个人事务上花更多时间”。即使在1857年，这样的借口一般也被看成是“公司有了大麻烦”的另一种说法。密歇根中央铁路的股票率先下跌，受其影响，另外几家主要铁路的股票也开始下跌。8月7日，密歇根中央铁路股票价格是每股85美元；到8月29日，每股只有67美元。伊利铁路从每股34美元跌到了每股21美元；纽约中央铁路从每股83美元跌到了每股74美元。很快，密歇根中央铁路就被国家接管了。
8月24日，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Ohio Life Insurance Trust Company，从它的名字看虽然不像银行，但实际上是家银行）纽约分公司停止营业，宣布破产。大量的欺诈行为很快被揭露出来，该公司在辛辛那提的总部也很快宣布停止营业。股价在4天之内下跌了85%，它的储户在银行外面排成长队，希望能侥幸取回一点点原来的存款。当地的一家报纸引用了当时刚刚出版的《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operfeld）中的话，写道：“他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等待着奇迹出现’。”
华尔街上的经纪商和投机商中比较脆弱的人开始破产了。8月27日，雅各布·利特尔由于不能偿还债务而第四次破产，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破产。9月，实力稍逊的银行开始走向破产，9月12日，市场遭受了又一次沉重打击，“中美洲号”（Central America）蒸汽船在好望角外遇到飓风袭击而沉没，船上400名旅客全部遇难，船上装载的价值160万美元的加利福尼亚黄金也随之沉没，对华尔街来说，后者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冲击。
虽然当时大西洋底的电报电缆要到第二年才铺设完工并投入使用（实际上，第二年它投入使用仅两周后就无法工作了），但伦敦和巴黎市场还是很快就知道了纽约市场的困境，于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金融危机随之爆发。当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开始保护自己的货币时，欧洲市场上的利率立刻飙升。因此，欧洲投资者立刻抽回投资于美国证券的资金，以购买更安全的国内证券。
到10月中旬，美国的大部分银行和纽约所有的大银行都停止支付黄金。实际上，这些银行宣布银行放假而暂停营业，经营状况还比较良好的银行则利用这个机会增加铸币储备，有条不紊地提前收回贷款。华尔街最糟糕的一段时期终于过去了，到12月时，银行已经能够重新用铸币支付了。
但是，这场危机带给纽约金融市场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一半的纽约经纪商都走向了破产，另外还有985名纽约商人破产了，留下了1.2亿美元的债务，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正如它当初迅速地出现，短命的矿业交易所也以很快的速度消失了，街边交易场所又变成了一座不见人影的“空城”。甚至许多度过了1837年恐慌的实力雄厚的经纪商，在这次危机中也被击垮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前一次恐慌中，他们除了证券经纪业务之外，还有其他业务，但是在1857年，他们已经没有其他业务了。
在许多经纪商离开证券经纪业之后，多年来一直像个封闭俱乐部一样运作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现在又有席位可供出售了，一些年轻而更有闯劲的经纪人加入了进来。像亨利·克鲁斯、伦纳德·杰罗姆、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丹尼尔·德鲁、奥古斯特·斯盖尔等，他们将不再局限于华尔街那种古老的家庭作坊式的运作方式，他们将给华尔街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当时正在进行的南北战争给这些华尔街的新生力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随后在这里发生的将是“牙齿和爪子上都沾满了鲜血”的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例子，而历史正在拭目以待这一切将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译者附注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
在这个时代……
1825年 斯蒂芬森铁路通车试验成功。
19世纪30年代~60年代 美国铁路取得重大发展。大量铁路股票在华尔街上市，并开始了一轮铁路股的投机狂热。
1844年 塞缪尔·莫尔斯发出了第一份电报。
1846~1848年 美墨战争，美国获胜。1848年美墨签订条约，墨西哥把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犹他、内华达以及科罗拉多一部分的共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美国，美国从此获得在美洲的主宰地位。
1848年 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淘金热开始。
1848年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成立。
1848年 《共产党宣言》出版。
1850年 雷曼兄弟公司创立。
1851年 首次世界博览会在伦敦举行。
1854年 美国颁布《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允许这两州公开畜奴。反对该法案的人于1854年7月组成共和党。该法案导致工业化和奴隶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酿成了堪萨斯内战，最后导致南北战争。
1857年 美国经济在狂热之后归于萧条，欧洲和美国发生经济危机。
也在这个年代……
19世纪30年代 鸦片贸易盛行，英国和印度商人开始在中国设立银行。随后，欧洲列强大量在中国开办银行，形成了第一次外国银[12]行入侵。
1838年 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
1840~1842年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1851年 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
1853年 黑船事件爆发，美国用武力强迫日本打开国门。次年，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这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他西方列强跟随美国纷纷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于是英国、俄国、荷兰等西方列强都与日本签定了亲善条约。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时代，幕藩体制也随之瓦解。注释[1]《资本论》第一卷第690页。——译者注[2]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亦译作洛希尔家族），欧洲银行世家。——译者注[3]指教堂。——译者注[4]拇指汤姆（Tom Thumb），英国童话故事《拇指汤姆历险记》中的主人公。——译者注[5]敖德萨（Odessa），俄罗斯港口城市。——译者注[6]华尔街上的“娼妓”（The Scarlet Woman of Wall Street），喻指伊利铁路。——译者注[7]塞缪尔·芬利·莫尔斯（Samuel F. B. Morse，1791~1872），美国肖像画家和发明家，他发明了电报并获得专利，还发明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电报码。——译者注[8]跑腿者（runner），也译作传递员，指在华尔街传递文件或证券的人。——译者注[9]指此时加利福尼亚州仍属墨西哥，尚未成为美国领土。“加利福尼亚”取自西班牙传说中一个岛的名称，在1850年成为美国第三十一个州。美国为扩张西南界版图，借故挑起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由于双方军事实力悬殊，墨西哥不得不于1848年2月签订《瓜达卢佩伊杜尔戈条约》，将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科罗拉多州以1 500万美元卖给美国。——译者注[10]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即以黄金为流通领域唯一的本位货币（或称法定货币）的货币制度。——译者注[11]詹姆斯·K·波尔克（James K. Polk，1795~1849），美国第十一任总统（1845~1849）。——译者注[12]见《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一版。——译者注第五章 “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1857年~1867年）［译者题注］南北战争在给美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融资的巨大需求并因此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之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在随之而来的无比繁荣的牛市中，“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
译者导读•19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大的伤痛——南北战争。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00年中美洲最大的军事冲突之一，它的规模和破坏力是巨大的，而同样影响深远的是，如何满足这第一场现代战争的巨额资金需求，也为此后的战争融资提供了经典范例。华尔街帮助北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融资，使它最终战胜了因大量印钞而引发大规模通货膨胀的南方。成功引导北方走向胜利的华尔街，也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金融需求的催生下，走向了繁荣的牛市。在南北战争的4年中，华尔街的规模扩张了几十倍。•从私募走向公募：传统上，政府为战争进行融资，主要依靠征税和大量印钞，这是南北方政府同时能想到并做到的。而华尔街上年轻的银行家——库克为北方政府所做的是南方政府所没有想到的。他没有采用传统上私下向银行和经纪商出售债券的方式，即私募发行，而是革命性地通过华尔街向公众发售战争国债，即公募发行。他告诉普通美国人，购买这些战争债券不仅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到战争后期，库克出售国债的速度已经超过北方政府为战争花钱的速度。而与此同时，严重依赖印钞票支付战争费用的南方政府，面对相对于战前高达9 000％的通货膨胀率无奈地接受了战败的结局。•南北战争对美国和对华尔街的影响同样深远。具有绝佳讽刺意味的是，在成千上万战士在前线失去生命的同时，一夜之间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资本市场的华尔街使得纽约成为一个繁华都市，“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前所未有的牛市不仅给纽约人带来了纸醉金迷、一掷千金的生活，各种交易所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华尔街上，场外交易所的交易量甚至一度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有趣的是，因为日进斗金的经纪商们忙忙碌碌穿梭在华尔街上，没有时间有规律地用餐，无意中造就了现代美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快餐文化。•这段历史时期，华尔街上出现了一位典型的自我奋斗式的英雄——范德比尔特。这位16岁就向母亲借钱购买了第一艘驳帆船的冒险家，在航运事业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航线远至中美洲和欧洲。巨额的财富并没有使范德比尔特裹足不前，在将近70岁的时候，他看到了他所在的时代发生的一个深刻变化——铁路出现了。他毅然决定涉足铁路事业，尽管他曾在一次铁路事故中差一点被这种在当时还远不能称得上完善的新生事物夺去了生命。•范德比尔特开始在华尔街上囤积铁路股票。依靠无与伦比的财力和超人的智慧，从未涉足华尔街的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最大的一次股票围歼战中傲视群雄，成功地击败了最老练的投机商，从而一举确立了他在华尔街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随着铁路控制权大战愈演愈烈，他将不得不面对同样老谋深算的德鲁和另外两个年轻的投机家：古尔德和菲斯科——他们即将在华尔街共同演绎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搏斗。
中国有句古话：战争是由银子堆出来的。虽然单场战役的胜利与否取决于战斗时使用的策略、火力、勇气和运气，但从长远看，战争的最终胜利几乎总是属于那些能够将其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军事实力的一方。
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的第一次大冲突，也是拿破仑陷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00年中人类最大的军事冲突，其规模是空前的，也预示了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初期人类将要进行的全[1]球范围的决战。因此，南北双方都面临着战争时期前所未有、也无法预知的财政需求，都不得不想出办法来满足这一巨大需求，同时不对原本的经济结构造成过大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联邦成功地应对了这些挑战，而南方邦联未能做到，这对战争的最终结果起了重大的影响。
从一开始，战争双方都面临着极度困难的财政状况。由于从1857年开始的大萧条，此时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已经连续4年出现赤字，主要靠短期贷款来弥补财政赤字。1857年联邦政府只有2 870万美元国债，186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6 480万美元。1860年12月，当南方各州开始一个一个地宣布脱离联邦的时候，国库中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国会议员的薪水。
1860年12月，联邦政府平均每天的费用支出只有17.2万美元，但是到了1861年的初夏，当战争打响的时候，每天的费用高达100万美元。到了这年年末，这一数字涨到150万美元。1861年12月，北方地区的大部分银行停止用黄金支付债务，几天后联邦政府也被迫如此。整个国家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华尔街一片恐慌。“国家的根基已经动摇，”林肯说，“我该怎么办？”
为大规模的战争进行融资有三种基本方法。第一，政府提高税收。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征税的范围几乎包含了任何可以征税的东西，个人所得也第一次被列为课税对象，大约21%的战争费用是通过税收支付的。从某种角度来讲，美国税收总署（IRS）的前身——美国税务总局（Bureau of InternalRevenue）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南北战争中最大的传奇之一。
第二种方法是开动印钞机大量印钞，这也是独立战争时期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在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总共发行了4.5亿美元所谓[2]的“绿背纸钞”（简称绿钞），占了战争费用融资的13%，并引发了战时通货膨胀，使价格水平上涨到战前的180%。而南方政府拥有的融资手段远远少于北方政府，它被迫不断印钞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这使南方的经济完全失去控制，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南方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战前的9 000%。
绿钞的发行给华尔街带来了意想不到但却十分有意思的影响。当[3]绿钞和金币同时流通时，最古老的经济规律——格雷欣法则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开始发挥作用了。当时虽然法律规定了绿钞和金币可以平价消费，但消费者在实际支付中总是首先选择使用绿钞，而不使用金币。金币很自然地从流通中消失，而被藏于千家万户的床垫下。但是金币在某些流通环节中是必需的，例如缴纳关税。（联邦政府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绿钞，但对自己却网开一面。）于是，华尔街上立刻出现了黄金交易和黄金投机。在开始的时候，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允许在交易所里进行黄金交易，但是，人们发现，当北方军队取胜时，黄金的价格就下跌，当南方军队取胜时，价格就上升，交易所委员会据此认为黄金的交易行为不够“爱国”，于1862年停止了黄金交易。为了满足对黄金交易日益增长的需求，场外经纪商很快将吉尔平新闻办公室（Gilpin’s News Room）作为交易所进行黄金交易，这个交易所显然是以其中一名组织者的名字命名的。它于1863年正式营业，任何人只要支付25美元年费就可以成为它的会员。
如同证券交易所一样，吉尔平交易所的黄金价格也与联邦军队的[4]战绩是相反的走势。在葛底斯堡战役前夜，287美元的绿钞只能兑换100美元的黄金，创下了绿钞价格的新低。不用说，黄金的价格牵动着很多人的心，除了人们在一些必要的贸易环节和缴纳关税时需要用到黄金并因此与黄金的价格休戚相关以外，华尔街上数以百计的黄金投机者也希望通过预测双方军队的胜败来投机黄金以谋取暴利。只要比公众早几分钟得到前线的消息，就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因此投机商们经常在北方军和南方军中同时安插为自己刺探消息的代理人，也因此经常比华盛顿更早、更清楚地了解即时战况。事实上，华尔街早于林肯总统知道了葛底斯堡战役的结果。葛底斯堡战役。南北战争在给美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融资的巨大需求，并因此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之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来源：维基百科）
黄金投机商为了在黄金投机上获利，经常毫无感情地把赌注压在北方军失利一边，他们因此受到广泛的抨击和谴责。媒体经常称他们[5]为“李将军在华尔街的左路军”，林肯总统则公开诅咒“所有这些罪恶的脑袋都应该被砍掉”。但是黄金交易商们无暇顾及这些批评，对于他们中的幸运者和投机高手来说，此时有太多的钱等着他们去赚。
在当时，黄金从卖方转交给买方的过程中充满了危险。在发生了几起大的黄金抢劫案之后，纽约银行开始充当黄金保管人，保证黄金安全地在银行内部转手。即使这样，风险依然存在。1865年，曾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过一个席位且信誉良好的凯特汉姆父子公司（Ketchum，Son&Company）伪造了纽约银行几百万美元的黄金汇票，并且成功地提出黄金，一走了之。
1864年6月17日，国会颁布法令，规定在经纪商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地方买卖黄金都属非法。这条法令除了关闭吉尔平交易所并将交易者驱赶到大街上之外，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加大了黄金和绿钞之间的差价。很明显，这个结局并不是国会想要的，所以仅仅两个星期之后这条法令就被废止了，吉尔平交易所又重新营业，而投机依然和以前一样疯狂。包括J·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利维·P·莫顿（Levi P. Morton，后来当选为美国副总统）、贺瑞斯·克拉克（Horace Clark）、范德比尔特的女婿在内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和华尔街人士都意识到黄金交易是无法避免的，于是在当年10月，他们一起创建了纽约黄金交易所（New York Gold Exchange），它很快被人们称为“黄金屋”。
据当时的人回忆说，这个黄金屋像一个“阴冷潮湿而充满怪味的大洞穴”，屋里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钟形标度盘，上面只有一个指针，这个指针用来显示黄金的当前价格。这个指针稍微动一下，就有黄金交易商发财或夭折。虽然黄金屋已经比先前杂乱无序、充满投机的吉尔平交易所（它在黄金屋开始运作以后就关门了）进步了很多，但对于那些心脏或神经比较脆弱的人来说，这个地方依然使他们望而却步。
为战争融资的第三个方法是借款。联邦政府也的确这样做了，并且借款的规模超过了此前任何其他国家的想象。1861年美国国债总额只有6 480万美元，到1865年已经激增到27.55亿美元，增长了42倍之多。战前政府支出总额从未超过7 400万美元，但到了1865年，仅利息支付一项就是战前政府支出总额的两倍多。[6]
联邦军队在布尔溪战役遭受惨败几天之后，财政部部长萨蒙·P·切斯（Salmon P. Chase）亲自到华尔街以7.3%的年利率发行5 000万美元的债券，他选择这个利率显然是为了使100元面值的债券每天能产生两分钱的利息。虽然他筹集到了这笔钱，但切斯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笔资金对当时的华尔街银行来说已经很难负担，而对于政府的长期需求来说，这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显然，原来的借款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政府需要了。幸运的是，陪伴财政部部长去纽约的是一个名叫杰·库克（Jay Cooke）的年轻银行家。库克的父亲是个律师兼国会议员，库克在俄亥俄长大，此后定居费城，就在南北战争打响时，他在费城开了一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私人银行。于是联邦政府请库克（他的父亲和切斯是老相识）作为代理人来帮助发行一系列5~20年期的新债券，这些债券可以在5~20年之内赎回，年利率6%，用黄金支付。
库克改变了以往把债券私底下出售给银行和经纪商，再由这些银行和经纪商将债券作为储备持有的传统模式。这一次，库克在报纸和传单上广泛宣传要发行的债券，并说服财政部将这次发行的债券面值缩小到50美元。他在报纸上讲了很多故事，告诉美国普通的工薪阶层购买这些债券不仅仅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债券销售的成功远远超出了原先最乐观的估计。
在南北战争前，美国持有证券的人数远不到总人口的1%。除了富人以外，一般美国人还是习惯于把多余的现金藏在床垫之下，但是库克使5%的北方人口购买了国债。到战争结束时，库克卖国债的速度已经比政府战争部花钱的速度还快。
随着大量债券的流入和大量债券持有者加入到金融市场，华尔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尽管股票市场在战争爆发时狂跌——股票市场几乎总是这样，但投资者随后开始意识到战争将旷日持久，不仅可交易证券的数量将大大增加，而且政府大量的支出将流向诸如铁路、钢铁厂、纺织厂和军工厂等公司，而这些公司产生的利润将流入华尔街，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要从华尔街获得急需的资本。
华尔街历史上最繁荣的牛市即将开始。***
华尔街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仅次于伦敦资本市场。在这疯狂的增长之中，纽约证券交易所依然在每天的上午10点30分和下午1点举行两次竞价拍卖，这显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巨大的交易需求了。其他的交易所也随之开始涌现出来，吸收这些过剩的交易量，就像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华尔街牛市时期一样。其中有一个名称不雅的“煤洞（Coal Hole）交易所”，起先只是在地下室进行交易，但很快它的交易额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在1863年以前被称做常规交易所（Regular Board），1863年以后改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一直延用至今］。
煤洞交易所在1864年重组为公开经纪人交易所（Open Board of Brokers），虽然仅存在了短短的5年时间，但对华尔街的发展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它抛弃了原先证券交易所惯用的那种坐在自己席位上的“绅士式”拍卖方式（纽约证券交易所此时还采用这种交易方式），而采取了连续竞价的拍卖方式。经纪商可以在交易大厅不同的指定位置同时进行不同证券的交易，这些位置仍然叫交易席位（或称交易台或交易柱）。这来源于路边交易市场的交易方式，因为在路边交易市场上，交易商们聚集在不同的街灯灯柱旁进行不同股票的交易。
这种新的交易系统不仅可以让人们更加准确地知道市场价格，而且也使交易量大为增加。到1865年，公开经纪人交易所（重组后的煤洞交易所）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10倍之多，纽约证券交易所第一次遇到了对其在华尔街上独一无二地位发起真正挑战的对手。它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以前在华尔街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交易所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改革。
据估计，到1865年，华尔街的年交易量已达到了空前的60亿美元。“很多经纪人每天可以赚取800~1 000美元的佣金，”詹姆斯·K·迈德伯瑞在1870年指出，“在当时，1 500美元相当于一个相当不错的中产阶级一年的收入。”“全民都加入到这个行业之中，办公室挤满了人……纽约从来都没有这么繁荣过。百老汇停满了车，时尚女装的经销商、服装生产商和珠宝商都大发横财。在周末的第五大道和平日的中央公园都会举行各种盛大而精彩的露天表演，从来都没有如此丰盛的晚宴、隆重的招待会和盛大的舞会。城市的大道被各种华美和奢侈的物品装点，让人惊叹不已。终于，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与此同时，在真正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战士在这场内战中死亡，阵亡人数超过了以前全部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受1857年大崩溃影响而倒闭的矿业交易所在1870年重新开业了，而且很快就开始大量交易诸如乌拉乌拉古尔奇黄金开采及加工公司（Woolah Woolah Gulch Gold Mining and Stamping Company）之类的股票。其中有些公司是合法的，有些则完全是骗子公司，有些则兼而有之。当时的一个华尔街人士报道说，一个叫做加纳·希尔（Garner Hill）的公司以高价发行100万股，首次募集资金达到160万美元，公司早期的投资者除了最早投入的3万美元和后来扔进去的7万美元应急费用外，可以净赚150万美元。
另外一个交易所——石油交易所（Petroleum Board）也在1865年成立，当时，为开发宾夕法尼亚州油田而成立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石油交易所就是用来交易这些公司股票的。爱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于1859年第一次在宾州开采到石油。由于石油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其未来前景还不明朗，有人认为石油未来的主要用途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