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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衡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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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尘试读：

自序

先要感谢读者对上一本书《觅渡》的喜欢，至今已连印了13次。本书《洗尘》是《觅渡》的续集，所选文章也主要是《觅渡》之后的新作，时间跨度是2004年至2012年。原本就想叫《觅渡二集》，但后来一想，那样岂不成了欧洲人给孩子起名字，本名后面又缀个父名，未免啰唆，不合国人的习惯。但这两本集子的承续关系，或者说血缘关系还是很明显的。觅渡者，寻找渡口也。《觅渡》中的主打篇目是写瞿秋白的那篇《觅渡，觅渡，渡何处？》。全书主要是表现一种求索精神，歌颂那些为民族解放、为艺术创造和为人格完善而上下求索的人们；也包括对美丽河山的审美追求。《洗尘》呈现给读者的则主要是一种历史的思考，主打篇目有《假如毛泽东去骑马》、《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解密和资料的公布，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掩在史卷上的部分尘埃渐渐吹去。吹尽黄沙始见金，洗去尘垢见光明，历史显出了本来的面目。今天重温往事、故人，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社会发展的轨迹，亦有利于人性的完善。

从《觅渡》到《洗尘》，读者和作者不觉已携手走过了8年，其间人事更迭，物换星移。当年为《觅渡》作序的季羡林先生已经作古，《洗尘》也已无缘请他再序，而书中却多了一篇纪念他的长文。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作着轮回。书稿临付梓时加进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所述之事已过了80年，而作者是上个月才刚刚发现，采写成文。生活中还有多少东西等着我们去挖掘去体悟。抚卷追思，唯有努力。不知在《洗尘》之后《觅渡三集》又该何名。

勉为自序。梁衡2012年11月27日

大情大理

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毛泽东智慧超群，胆识过人，一生无论军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惊人之笔，让人永玩味无穷。但有一笔更为惊人，只是惜未能实现。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说：“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60里，骑马30里，走路30里，骑骑走走，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还可以搞，带个电台，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1960年，毛的专列过济南，他对上车看他的舒同、杨得志说：“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如果你们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1961年3月23日毛在广州说：“在下一次会议或者什么时候，我要做点典型调查，才能交账。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1962年，他的一个秘书调往陕西，他说：“你先打个前站，我随后骑马就去。”1972年，毛大病一场，刚好一点，他就说：“看来，我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可见他对两河之行向往的热切。

自从看到这几则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泽东真的实现了骑马走江河，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计划本已确定下来，大约准备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从骑兵部队调来的警卫人员也开始在北戴河训练。也已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匹个头不太大的白马，很巧合，他转战陕北时骑的也是一匹白马。整个夏天，毛的运动就是两项，游泳和骑马。

但是，1964年8月5日，突发“北部湾事件”，美国入侵越南。6日晨，毛遗憾地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黄河这次是去不成了。”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是一个国家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写的机会。按毛的计划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两河归来，已是1969年，那个对国家民族损毁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迟发生，甚至避免。试想一个最高领袖深入民间四年，将会有多少新东西涌入他的脑海，又该有什么新的政策出台，党史、国史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版本？一个伟大的诗人，用双脚丈量祖国的河山，“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又该有多少气势磅礴的诗作？

我们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势，那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年份。正是成绩已有不少，教训也有一些，党又一次走在将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当时我们已犯过的几个大错误是：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的“反右倾”；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这时全党已经开始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错误，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形势已有了明显好转。原子弹爆炸，全国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学焦裕禄，国力增强，民心向上。但是从深层来看，对这些错误的根源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就像遵义会议时，从行动上和组织上已停止了“左”倾的错误，但真正从思想和路线上解决问题，还得等到延安整风。急病先治标，症退再治本。当时党和国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时。毛泽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骑马走两河的。二

我们设想着，当毛泽东骑马走江河时，对他触动最深的是中国农业的落后和农村发展的缓慢。

毛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他最初的秋收起义、十年的土地革命是为农民翻身。他穿草鞋，住窑洞，穿补丁衣服，大口吃茶叶叶子，拣食掉在桌子上的米粒，趴在水缸盖上指挥大战役，在延安时还和战士一起开荒，在西柏坡时还下田插秧。还有包括江青看不惯的大口吃红烧肉、吃辣椒，他简直就是一个农民，一个读了书、当了领袖的农民。毛泽东一生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只不过命运逼得他建国前大部分时间研究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急于振兴工业，以至于1953年发生了与梁漱溟的争吵，被梁误以为忘了农民。他在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有点空想，有点急躁，被彭德怀说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句话真的刺伤了他的心，但没有人怀疑他不是为了农民。

他打马上路了，行行走走，一个半月后到达郑州。因为是马队，不能进城住宾馆，便找一个依岸傍河的村庄宿营，架好电台，摊开文件、书籍。一如战争时期那样，有亲热的房东打水、烧炕，有调皮的儿童跑前跑后，饭后他就挑灯读书、办公。但我猜想毛这天在郑州的黄河边肯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河南这个地方是当年人民公社运动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十年前，1958年8月6日晚，他到郑州，7日晨就急着听汇报，当他看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时，如获至宝，连说：“这是个好东西！”便喜而携去，接着又去视察山东，8月底就在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社遍行全国，河南首其功，信阳首其功。但是全国第一个饿死人的“信阳事件”也是发生在这里，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刘少奇说，饿死人这是要上史书的啊。毛不得不在1960年10月23日到26日专门听取信阳事件的汇报，全国急刹车，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渡过难关。

这次，毛沿途一路走来，看到了许多1958年“大跃进”留下的半截子工程，虽经调整后，农村情况大有好转，但社员还是出工不出力。房东悄悄地对他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农村生产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还是破坏作用。为什么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反倒下降了呢？想解放战争时期，边打仗边土改，农民一分到地就参军、支前，热情何等地高。

离开郑州之后，毛溯流而上，他很急切地想知道1960年完工的大工程三门峡水库现在怎么样了。这工程当时是何等地激动人心啊。诗人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曾传唱全国。“展我治黄万里图，先扎黄河腰中带……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这些句子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得出，那真是一个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毛很想看看这万年的黄河，是不是已“清水清风走东海”，很想看看他日思夜想的黄河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他立马高坡，极目一望时，这里却不是他想象中的高原明镜，而是一片湿地，但见水雾茫茫，芦花荡荡。原先本想借这座水库拦腰一斩，根治黄河水害，但是才过几年就已沙淤库满，下游未得其利，上游反受其害，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受到威胁。他眉头一皱，问黄河上游每年来沙多少，随行专家答：“16亿吨。”又问：“现库内已淤沙多少？”答：“50亿吨。”这就是再修十个水库也不够它淤填的啊。当初上上下下热情高涨，又相信苏联专家的话，并没有精细地测算和科学地论证，就匆匆上马。看来建设和打仗一样，也是要知己知彼啊。不，它比战争还要复杂，战场上可立见胜负，而一项大的经济建设决策，牵涉的面更广，显示出结果的周期更长。

毛打马下山，一路无言。他想起了一个人，就是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当年三门峡工程上马上下叫好，只有一人坚决反对，这就是黄万里。1955年4月周恩来主持70多人的专家论证会，会开了7天，他一人舌战群儒大呼：不是怎么建，而是三门峡根本就不宜建坝！下游水清，上游必灾啊。果然，大坝建成第二年，上游受灾农田就达80万亩。黄的意见没人听，他就写了一首小词，内有“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句。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第六版登出了这首词，黄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右派。毛泽东记起自己说过的一句话：“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不觉长叹了一口气。

我猜想毛这次重到西北，亲见水土流失，一定会让他重新考虑中国农业发展的大计。新中国成立后毛大多走江南，再没有到过黄河以西。但他阅读了大量史书，无时不在做着西行考察的准备。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引黄济晋的雄心壮志，他说：“你这算什么雄心壮志，你们查一下《汉书》，那时就有人建议从包头引黄河过北京东注入海。当时水大，汉武帝还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航行呢，现在水都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啊。”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任总理时到山西视察，山西领导又重提引黄之事，当时我以记者身份在场，听到赵又转述毛的这番话。大约1958年成都会议毛、陶对话时，赵亦在场。多年来，我们愧对的岂止是晋民，陕、甘、宁之民也都很愧对啊。这块中国西北角的红色根据地，当年曾支撑了中共领导的全民抗战，支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再也摆不脱黄风、黄沙、黄水的蹂躏。晋陕之间的这一段黄河，毛泽东曾经两次东渡。第一次是1936年由绥德过河东征抗日，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第二次是由吴堡过河到临县，向西柏坡进发，定都北京。当时因木船太小，跟他多年的那匹老白马只好留在河西。他登上东岸，回望滔滔黄水，激动地讲了那名言：“你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据他的护士长回忆，毛进城后至少9次谈起黄河，他说：“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我们欠了黄河的情”，“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毛主席转战陕北途中

这次毛重访旧地，我猜想米脂县杨家沟是一定要去的。1947年11月22日到1948年3月21日他一直住在这里，这是他转战陕北期间住得最长的一个村子，并在这里召开了有里程碑意义的准备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十二月会议”。但现在这里还是沟深路窄，仅容一马，道路泥泞，一如20年前。农民的住房，还没有一间能赶上过去村里地主的老房子。而当年毛的指挥部，整个党中央机关就借住在杨家沟一家马姓地主的宅院里，他就是在这里胜利指挥了全国的战略大转折啊。我去看过，这处院子就是现在也十分完好，村里仍无其他民房能出其右。这次毛重回杨家沟还住在当年他的那组三孔相连的窑洞里，心中感慨良多。当年撤出延安，被胡宗南追得行无定所，但借得窑洞一孔，弹指一挥，就横扫蒋家百万兵。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20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发展迟缓的原因到底何在？

向最基层的普通人学习，是毛一向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成了毛政治品德和工作方法中最鲜明的一条。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曾写到对毛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毛曾说：“当年是一个监狱的小吏让我知道了旧中国的监狱如何黑暗。”毛在1925年到1933年曾认真作过农村调查，1941年又将其结集出版，他在《农村调查》序言里写道：“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那时他十分注意倾听基层呼声。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延安一个农民，天打雷劈死了他的毛驴，就说：“为何不劈死毛泽东？”边区保卫部门要以反革命罪逮捕这个农民。毛说，他这样说必有他的理由。一问是边区农民负担太重。毛就让减税。所以，当时边区地域虽小，生活虽苦，但领袖胸如海，百姓口无忌，上下一条心，共产党终得天下。

这次，毛一路或骑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间，所见所闻，隐隐感到民间积怨不少。他想起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谈话，那时虽还未得天下，但黄已问到他将来怎样治天下。他说：“只要坚持民主，让老百姓监督政府，政权就能永葆活力。”想到让人民监督，毛忽然忆起一个人，此人就是户县农民杨伟名。杨是一普通农民，在村里任大队会计，他关心政治，以一点私塾的文化底子，苦学好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1962年曾向中央写万言书，系统分析农村形势，提出许多尖锐而又中肯的意见。如允许单干；敞开自由市场；不要急于过渡，再坚持一段新民主主义；要防止报喜不报忧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话全部被不幸言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一叶知秋》，意即，从分析陕西情况即可知全国农村形势之危。其忠谏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毛正热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意见当然听不进去，便愤而批曰：“什么一叶知秋，是一叶知冬。”其时，党内也早有一部分同志看到了危机，并提出了对策，比较有名的就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这篇文章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点名批评。从此，逆耳忠言渐少，继而鸦雀无声。邓小平推说耳聋再不主动问政，陈云则经常称病住院。而黄河之滨这个朴素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则被大会批、小会斗，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2002年，陕西曾开研讨会纪念杨伟名，并为他出版文集。2005年，我曾访其故居，秋风小院在，柿树叶正红。这是后话。）这次毛重走黄河，又到陕西，看到当年的许多问题依旧没有结果，就想起这个躬耕于关中的奇才，便着人把他接来，作彻夜之谈。毛像当年向小狱吏请教狱情、在延安街头光着头向农民恭问政情一样，向这个农民思想家问计于国是。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共领袖与一位普通农民的对话。不是《三国演义》中卧龙冈的“隆中对”，也不是1945年延安的“窑洞对”，而是在黄河边的某一孔窑洞里的“河边对”。杨伟名一定侃侃而谈，细算生产队的家底，纵论国家大事。毛会暗暗点头，想起他自己常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又想起1948年他为佳县县委题的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当时他转战到这里，部队要打佳县，仗要打三天，需12万斤粮。但粮食早让胡宗南抢掠一空。他问佳县县长张俊贤有没有办法。张说：“把全县坚壁的粮挖出来，够部队吃上一天；把全县地里未成熟的玉米、谷子收割了，还可吃一天；剩下的一天，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斗打响，群众拉着粮、驴、羊支前，自己吃树叶、树皮。战后很长时间，这个县见不到驴和羊。那时候，政府和百姓，真是鱼水难分啊。看来这些年离群众是远了一点。（毛是性情中人，他或许还会当场邀杨到中央哪个政策研究部门去工作，就像后面要谈到的，他听完就三峡问题的御前辩论后，当场邀李锐做他的秘书。况杨本来就一直是西北局的特聘编外政策研究员。而以杨的性格则会说，臣本布衣，只求尽心，不求闻达，还是躬耕关中，位卑不敢忘国，不时为政府上达一点实情。）送走客人，他点燃一支烟，仰卧土炕，看着窑洞穹顶厚厚的黄土，想起自己1945年在延安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现在早已生根、开花，但却要将忘其土啊。

总之，还不等走完黄河全程，在晋、陕、宁、甘一线，毛的心情就沉重复杂起来。在这里，当年的他曾是“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可现在毛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弯腰点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这样轰轰烈烈，怎么就没能解放出更多的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改变他们的境遇呢？

毛继续沿黄河前行，北上河套，南取宁夏，绕了一个大弯后西到兰州。在这里向北沿祁连山麓就是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向南沿黄河就将进入上游的青海、四川。他决定在兰州休整一周。这兰州以西是历代流放钦犯和谪贬官员的地方。他想起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就是经过这里而贬往新疆的。毛泽东出行，电台、文件、书籍三件宝，常读之书和沿途相关之书总要带足。现在韶山的“毛泽东遗物馆”里存有他出行的书箱，足有一米见方。林则徐是他敬仰的人物，长夜难眠，他便命秘书找出林的《云左山房诗钞》挑灯阅读，卷中有不少是林则徐在河南奉旨治完黄河后又一路继续戴罪西行，过兰州，出玉门的诗作，多抒发他的报国热情和记述西部的山川边情。林诗豪放而深沉，毛性刚烈而浪漫，把卷在手，戈壁古道长无尽，窗外黄河呜有声。此时，两个伟人跨越时空，颇多共鸣。毛有抄录名人诗作练字的习惯，他读得兴起，便再披衣下床，展纸挥毫，抄录了林的一首《出嘉峪关感赋》：东西尉侯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倚剑接崆峒。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这幅书法，借原诗的气势，浓墨酣情，神采飞扬，经放大后至今仍高高挂在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的东墙上。书罢林诗毛推窗北望，想这次只能按原计划溯黄河而上，祁连山、嘉峪关一线是去不了啦，不觉有几分惆怅。新疆是他的胞弟毛泽民牺牲的地方。那个方向还有两件事让他心有所动。一是，当年西路军在这里全军覆没，徐向前只身讨饭走回延安，这是我军史上的极悲惨的一页。二是，1957年反右之后一大批右派发配西部，王震的兵团就安排了不少人，这其中就有诗人艾青等不少文化人。现时已十年，这些人中似可起用一些，以示宽慰。他在这里休整一周，接见了一些仍流散在河西走廊的老红军，听取了右派改造工作的汇报，嘱咐地方上调研后就这两事提出相应的政策上报。

离开兰州，毛一行逆黄河而上，又经月余到达青、甘、川三省交界处的黄河第一弯。他登上南岸四川阿坝境内的一座小山，正是晚霞压山，残阳如血，但见黄河北来，蜿蜒九曲，明灭倏忽，如一道闪电划过高原，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吟道：九曲黄河第一弯，长河落日此处圆。从来豪气看西北，涛声依旧五千年。

他想，我们一定要对得起黄河，对得起黄河儿女。这里已近黄河源头，海拔4000米以上，他们放慢速度，缓缓而行，数十天后终于翻过巴颜喀拉山，到达长江的源头大通河，这便进入长江流域。三

接下来，毛泽东走长江与走黄河的心境不同。在黄河流域，主要是勾起了他对战争岁月的回忆和对老区人民的感念，深感现在民生建设不尽如人意，得赶快发展经济。而走长江一线更多的是政治反思，是关于在这里曾发生过的许多极左错误的思考。

顺沱沱河、通天河而下，入金沙江，便进入贵州、四川界。这里是中央部署的大三线基地。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他从战争中走来，总担心天下不稳，国家遭殃。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他又力主在长江、黄河的上游，建设一个可以支持原子战争的大三线基地。他还把自己的老战友、新冤家彭德怀派来任基地三把手。毛彭关系，可以说是合不来又离不开。历史上许多关系到党的命运和毛的威信的大战、硬战，都是彭帮毛来打。最关键的有三次，红军长征出发过湘江、解放战争时的转战陕北和新中国刚成立时的朝鲜战争。尤其是出兵朝鲜，中央议而不决，彭从西北赶回，投了支持毛的关键一票，而在林彪不愿挂帅出征的情况下，彭又挺身而出，实现了毛的战略。但是自从进城之后，毛彭之间渐渐生分。战争时期，大家都称毛为“老毛”，进了北京，渐渐改称“主席”。有一天彭突然发现中南海里，只有他一人还在叫“老毛”，便很不好意思，也悄悄改口。这最后一位称“老毛”的角色由彭来扮演，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之深和彭性格的纯真率直。但1959年在庐山上，两个战友终于翻脸。其时毛正醉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雄心勃勃，自以为找到了迈向共产主义的好办法。彭却发现农村公共食堂里农民吃不饱，老百姓在饿肚子，“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力。“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他要为民鼓与呼。这场争论其实是空想与实事求是之争。结果是彭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并又扩大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全国大反右倾，株连500多万人。后来黄克诚说：“这件事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但是，直到下山时毛还说，我要写一篇大文章《人民公社万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成就，并已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他准备材料。但还不到年底，农村就败象渐露，这篇文章也就胎死腹中。1965年9月，毛对彭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便派他到三线来工作。

未想，两位生死之交的战友，庐山翻脸，北京一别，今日相会却在金沙江畔，在这个30年前长征经过的地方，多少话真不知从哪里说起。明月夜，青灯旁，白头搔更短，往事情却长。毛泽东盖世英雄，向来敢翻脸也敢认错。他在延安整风时对被“抢救运动”中错整的人脱帽道歉；1959年感谢陈云、周恩来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冷静，说“家贫思贤妻，国难识英雄”；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错。现在毛经三年来的沿河考察，深入民间，所见所闻，许多争论已为历史所印证。他也许会说一声：“老彭，看来是你对了！”

行至四川境内，毛还会想起另一个人，即他的秘书田家英。庐山会议前，毛提倡调查研究，便派身边的人下去了解情况，田家英被派到四川。田回京后给他带去一份农民吃不饱、农业衰退的实情报告，他心有不悦。加之四川省省委投毛之好又反告田一状，田在庐山上也受到了批评，从此就再不受信任。（“文化大革命”一起，田即自杀，这是后话。）这时他一定会想起田家英为他拟的那篇很著名的中共八大开幕词：“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觉怅然若失。看来自己过去确实是有点好大喜功，下面也就报喜不报忧，以至造成许多失误。长夜静思，山风阵阵，江水隆隆。他推窗望月，金沙水拍云崖暖，惊忆往事心犹寒。

新中国成立后毛出京工作，少在北方，多在南方，所以许多做出重要决策的、在党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多在长江一线。如1958年3月毛坚持“大跃进”，周恩来、陈云被迫作检讨的成都会议；4月再次确立了“大跃进”思路的武汉会议；1959年4月检讨“大跃进”的上海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提出骑马走两河）；1959年7月“反右倾”的庐山会议、1961年纠正“左”的错误的第二次庐山会议等。总的来讲，这些会议上都是毛说了算，反面意见听得很少。

但有一次毛是认真听了不同意见，并听了进去。这就是关于建三峡水库的争论。孙中山时，就有修三峡的设想，毛也曾畅想“高峡出平湖”，但到底是否可行，毛十分慎重。1958年1月他曾在南宁组织了后来被称为“御前辩论”的两派大对决，也就在这次他很欣赏反对派李锐，当场点名要李做他的秘书。毛曾在1958年3月29日自重庆上船，仔细考察了长江三峡，至4月1日到武汉上岸。他对修三峡一直持慎重态度，他说：“最后下决心准备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这次毛骑马从陆路过三峡一定会联想到那个当年轻易上马，现已沙淤库满的三门峡水库。幸亏当时听了不同意见，三峡才成为“大跃进”中唯一没有头脑发热、轻易上马的大工程。现在想来都有点后怕。看来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34年后，1992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在这个长过程中因为有反对意见，才有无数次的反复论证，人们说三峡工程上马，反对派的功劳比支持派还大。）

毛从四川入湖北，过宜昌到武汉。这次因是带着马队出行，当然不住上次毛住过的东湖宾馆，他就选一依山靠水之处安营扎寨，这倒有了一点饮马长江的味道。毛不禁想起他1956年在这里的诗作：“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又想起1958年4月在这里召开的武汉会议，在鼓动“大跃进”的同时，毛给那些很兴奋的省委书记们也泼了一点冷水。但全党的狂热已被鼓动起来，想再压下去已不容易。他想，那时的心态要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再从容一点，继续给他们降降温，结果也许会好一点。

离开湖北进入江西不久就到庐山。这庐山堪称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坐标。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在这里首先买地盖房，开发庐山。从1928年到1947年，前后20年，蒋介石在这里指挥“剿共”、抗日。1927年，瞿秋白在这里起草“八一”起义提纲。1937年卢沟桥枪声骤响，正在山上举办的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提前结业，直接奔赴抗日前线。1948年蒋介石败退大陆，泪别庐山。蒋离去十年后，1959年毛第一次登上庐山，住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别墅，看见工人正要凿掉“美庐”二字，忙上前制止，说这是历史。就是这一次在山上召开了给党留下巨大伤痛的庐山会议。1961年，毛欲补前会之错，又上山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他借用《礼记》里的一句话：“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痛感革命事业不可能有人先给你准备好成熟的经验。这一次毛在山上说，他此生有三愿：一是下放，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骑马走一次长江、黄河；三是写一本书，把自己的缺点、错误统统写入，让世人评说。他认为自己好坏七三开就满足了。1970年毛又三上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敲山震虎，与林彪已初显裂痕。还有一件事少有人知，蒋介石去台多年，自知反攻无望，愿意谈判回归。1965年7月已初步达成六项协议，其中有一条：蒋回大陆后所选的“汤沐之地”（封地）就是庐山。可惜“文化大革命”一起，此事告吹。

到了庐山，毛的两河之行已完成四分之三。他决定在这里修整数日，一上山便放马林间，让小白马也去自由自在地轻松几日。他还住美庐，饭后乘着月色散步在牯岭小街上，不远处就是当年庐山会议时彭德怀、黄克诚合住的176号别墅，往西30米是张闻天的别墅，再远处是周小舟的别墅，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在此方寸之地，却曾矗立过中共党史上的几个巨人。除周小舟资格稍差外，彭、黄、张都是井冈山时期和毛一起的“绿林好汉”，想不到掌权之后他们又到这座山上来吵架。毛忆想那次论争，虽然剑拔弩张，却也热诚感人，大家讲的都是真话。他自己也实在有点盛气压人。现在人去楼空，唯余这些石头房子，门窗紧闭，苔痕满墙，好一种历史的空茫。如果当时这庐山之争也能像三峡工程之争一样，允许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后果也不会这样。后来虽有1961年二次庐山会议的补救之举，但创痛实深，今天想来，他心中生起一种隐隐的自责。回到美庐，刚点燃一支烟，一抬头看见墙上挂着1959年他一上庐山时的那首豪迈诗作：“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他在自己的这幅放大的手迹前伫立良久，光阴似箭，不觉就是十年啊。他沉思片刻，口中轻轻吟道：安得倚天转斗柄，挽回银河洗旧怨。二十年来是与非，重来笔底化新篇。

这诗，虽是自责，却椽笔墨海，隐隐雷鸣，仍不失雄霸之气。他抽完一支烟，又翻检了一下当日收到的电报、文件，办了一会儿公，便用铅笔将这首诗抄在一张便笺上，题为《三上庐山》，放入上衣口袋，准备明天在马背上再仔细推敲，然后就上床歇息。（毛二上庐山时也写有诗，就是那首为江青所拍的仙人洞题照。）毛泽东下山后，一路过安徽，下江苏，走扬子江、黄浦江，直往长江的出海口上海市而去。

两河之行结束，大约是1969年的9月，正是国庆20周年的前夕。毛泽东回顾整理了一下四年来两河调查的思绪，便将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召集到上海，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一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要重点抓一下经济建设，暂不搞什么政治运动（这比后来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早9年）；二是，转变党的作风，特别戒假话、空话，加强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这是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的又一次全党思想大提高）；三是，总结教训，对前几年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认识（这比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12年）。三个决议通过，局面一新，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没有彭德怀等一批老干部的损失，也没有田家英等一批中年精英的夭折。如果再奢望一点，还可能通过一个关于党的领导干部退休的决议（这比1982年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早13年）。因为到这年年底毛就满76岁，两河之行，四年岁月，一万里路云和月，风餐露宿，鞍马劳顿。他一定感到身体和精力大不比当年长征之时，毕竟年龄不饶人。而沿途，考察接谈，视事阅人，发现无数基层干部有经验，有知识，朝气向上，正堪大任。要放手起用新人。这几个决议通过，全党欢呼，全民振奋。国家、民族又出现新的机遇。真如这样，历史何幸，国家何幸，民族何幸！

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重演。四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万民同庆，举国欢腾。当时我在天安门阅兵庆典的观礼台上，手机响了，收到这样一条信息：中国医学科学院成功克隆毛泽东，各项生理指标处于其50岁水平。新闻发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立即声明：美国在三天之内废除与台湾关系，并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日本首相于当天下令炸毁靖国神社，承认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国内24小时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980万亿；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60%；十三亿中国人民再次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祝大家节日快乐！

这是一个善意的调侃，红色的幽默，也包含着一种社会思考，一种对过去美好一面的怀念和对现在腐败一面的批判。过节了，而且不是一般的节庆，是共和国的生日，60岁的生日啊！人们忘不了开国领袖。他老人家要是还在多好啊，这天安门城楼本来就是他当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虽然他老人家后期搞“文化大革命”也曾犯有大错，但前期对民族确有大功，所以人们总希望他还能一如前期那样的英明。这善良的愿望，反映了人们对那个美好时代的怀念，对未竟之业的遗憾。如果斗柄能够倒转，如果历史能够重写，如果那次骑马走两河能够成行，如果老人家在60年代能反思自己的错误，晚年不犯或少犯错误，这该多好。这一切当然都不可能，我们也知道这永不可能。但是后人想一想还不行吗？这样的假想，是对历史的复盘，也是对再后之人的提醒。历史不能重复，但是可以思考，在思考中寻找教训，捕捉规律，再创造新的历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犯了错误而又不知反思的民族是更悲哀的民族，一个学会在失败中思考的民族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民族。不要忘了，正是“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的大思考才成就了今天的复兴。

毛泽东是一本我们永远读不完的书。（2010年3月19日）（《学习时报》2010年4月26日，5月10、17、24日）

毛泽东翻脸

我一直认为，从性格方面研究伟人的成功，是人才学和政治学的内容之一。

伟人成事，个人意志第一，绝不受情的束缚。这是其大别于常人之处。能翻天覆地，必先要能翻过个人情面这一页。常人受常理、常情的束缚，往往过于自律、自责，作茧自缚。伟人则不顾常理，不管常情，在别人无法理解、茫然、犯傻、妥协的瞬间，就一掌打下，一招制胜。简言之，敢于翻脸，而毫无自愧。不自愧则不自责；不自责则无内伤，永是强人。常人则常自责、自律、自伤。心愈软，而自伤愈重。有时虽有理在手也不敢翻脸，循规蹈矩，坐失良机，或在自责中自伤元气。敢翻脸要有霸气，这几乎是天生的因素，学是学不来的。

毛泽东是大伟人，一生成大事无数，也翻脸无数。需要指出的是，毛的翻脸多是为大事，是为不同政见而翻。而且许多时候他也是对的。如井冈山时期，毛与当时的“左”倾中央翻脸，拒绝调回上海，而坚持农村斗争，中国革命终于胜利。新中国成立初与斯大林翻脸，坚持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完整，使中国免陷于东欧国家的尴尬之境。1947年转战陕北时，代号为“昆仑纵队”的党中央已被敌团团围住，为毛的安全，任弼时劝毛过黄河，毛不听。任急了，就以纵队司令身份下令过河。毛翻脸说：“你是司令，我是主席，从现在起，我撤了你这个司令。”没办法，最后还是听毛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坚持留在陕北拖住了胡宗南，实现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大转折。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毛也敢于翻脸。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许多地方仰仗苏联，尊之为“老大哥”。苏就乘机要挟中国。1958年7月赫鲁晓夫访华提出与中国建联合舰队，在中国沿海建海军基地，毛当即翻脸，大声说：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过去？我不想再听这些！赫回国后立即撤走原子弹专家，毛就说我们自己干。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毛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伟人一怒天地翻。一个人手中有权并不难，难的是敢不敢在关键时刻，用手中的权去决策，不失时机地去成大事。你看历史上有多少像宋徽宗赵佶、蜀主刘禅那样的权重情懦的无为之君。许多时候决策的实现常常是情感的较量。朱可夫在回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原因时说，斯大林的性格因素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初党内高干有腐败苗头，毛泽东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当李自成。”乱世用重典，防患于未然。他敢于翻脸，惩治刘青山、张子善，换来了干部队伍一个较长时期的清廉。

所谓个性就是与人不同之性，这往往是优点也是缺点，成也个性，败也个性。毛泽东敢于翻脸的个性背后是他的斗争哲学。他曾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一生都在无情地战斗，只要他想干的事就一定要实现，谁也别想阻拦。这也铸成了一些错事、憾事。

在延安时，毛与江青恋爱，并要结婚。延安高层几乎一致反对。最激烈者有张闻天，远在江南的项英也写来长信反对。大家主要觉得江在上海的一段历史不清，表现也不好。毛就翻脸，大发脾气，说孙中山能吃喝嫖赌，我为什么不能，并拍了桌子。结果政治局也拿他没有办法。与江的结合确实影响了他晚年的威信和国家的政局。

潘汉年是党内做地下工作的大功臣，不知为党提供了多少重要情报，团结了多少上层文化人士。出生入死，忠心耿耿。但有一件事欠妥，他做地下工作时，未经请示，见过一次汪精卫。但并无办什么错事。“高饶事件”时，他心里不安，向老上级陈毅汇报，陈说，没什么了不起，从没有人怀疑过你对党的忠诚。并自告奋勇去为他向毛泽东求情。没想到毛立即翻脸批示逮捕，一直关押到死在狱中。到毛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潘才平反。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就是因彭德怀的一封信，毛立即翻脸。把彭历史上的旧账全翻出来，好像彭从没有做过好事，甚至在大会上连骂娘的粗话都喊出来了。最后将彭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全国打了右倾分子300多万。毛与彭是同乡，又是从井冈山、长征直到朝鲜战争，共事最久的战友，30年患难，一言不合，说翻就翻。虽然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一下就翻得这样彻底，确实常人很难做到。而他与彭个人的翻脸，终于变成与党内高干，与忠心追随他多年的干部大翻脸，从此党内鸦雀无声。

1956年，毛公开表示不再当国家主席，要集中精力研究问题，并明确将担子交给刘少奇，他就离京南下。他回京，发现刘的想法与他有分歧，就大发脾气。刘主持的会议已经散会，他又把代表追回来。这样不给面子，刘的心情可想而知。而到“文化大革命”又亲手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与刘公开翻脸，把刘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和毛是很近的同乡，又是在延安时就已确定的接班人。说翻就翻，绝不犹豫。“文化大革命”后刘少奇终于被平反。

周恩来是和毛合作时间最长的，须臾无法离开的助手。1956年后，因经济思想有分歧，毛就大会小会批周，甚至借夸奖柯庆施的文章在众人面前奚落周：“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逼得周检查、辞职。“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和周都年事已高，重病缠身，一般人已是得过且过了，但在中美建交问题上他听信别人的告状就大怒，指示批周。虽然后来他自我批评，向周解释是小将告状。

毛和党外人士的关系有许多佳话，但也有大翻脸的事。共和国之初，任用了许多社会贤达到重要部门，他们都是治国之才，有识之士。1956、1957年毛多次诚恳征求党外人士意见。比如1957年4月30日他在最高国务会上说，明年我要辞去国家主席。民主人士陈枢铭很认真地拥护这一决定，5月18日他给毛写信说：这是“至美至喜之事”，“顺便提请今后注意几点，一是好大喜功，二是喜怒不能自制，三是轻信汇报，四是过分鄙夷传统”。毛泽东收到信没有表态，半个月后反右开始，7月14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这封私人信件（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是一封表达个人意见的私信，突然印发全会），陈被打成右派。而毛与陈曾有很深的交情。陈是湖南老乡，新中国成立前夕是国民党政权的要员，对促成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很大功劳。一言不合，成为右派。而整个反右扩大化就是共产党与党外朋友的一次大翻脸，从此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党与知识界、思想界的矛盾加深。

凡伟人者，总能见人所不见，断人所不断，该翻就翻。毛无疑是20世纪中国首屈一指的伟人，于国家民族有大功，个人的德才也大有过人之处。我们可以举出无数条毛在其他方面的优点，也可以举出上述这些好或坏的翻脸的例案。这里不讨论政见的对错，只讨论性格的短长。虽然我们常歌颂伟人的宽厚、仁慈、高瞻远瞩等等，但敢斗争、心肠硬、意志坚、主意决，确是他们性格的另一面。我们既不能为尊者讳，那就要承认这种翻脸现象确是伟人性格中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也不能一概都说成是坏事。陈独秀也翻脸，他与胡适有生死之谊，但说翻就翻。孙中山也翻脸，被称为孙大炮。斯大林也翻脸，其名字在俄语中是“钢铁”。邓小平也翻脸，香港收回过程中，我一高官，当然也是很有资格的老同志，答记者问时中人圈套，说香港回归后可不驻军，邓立即向新闻界宣布将其撤职。美国总统杜鲁门也翻脸，朝鲜战场上他的司令麦克阿瑟与他意见不合，他就通过媒体公开撤职来羞辱他。古代成大事者也都敢翻脸。历史上秦皇、汉武，许多大英雄，当其成事之时没有不翻脸的。所以古书上常有这样的话：“我要借用一下你的人头”。鲜卑族统一北方，建北魏政权，但其文化落后。魏孝文帝下令推行汉字、汉姓。太子不从，谋反，孝文帝杀太子。这一政策得到推行，国力提升。

伟人翻脸可能干错事、坏事，但更多的时候是成就好事、大事。虽然我们总是希望他们不翻脸也能办成事，但你不得不承认，许多时候的成败就在于这突破柔情一点，翻与不翻之间。能一刀断情，扬长而去，这确实是常人难企及的。这折射出了伟人们坚强的个性，唯我独尊的意志，特立独行的品格。当一个人处“权倾天下”之位都不敢倾翻一脸，如何能翻新天下，成得伟人？这倒反而不正常了。“无情未必真豪杰”，但从来不敢翻脸的人却算不得真豪杰，绝对成不了大事。历史如此。（2008年12月29日初稿，2010年7月5日改定）

周恩来让座

去年九月里因事过广东新会。新会是梁启超的家乡，又是元灭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地方，过去为县，现在是江门市的一个区。我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有一个资料丰富的周恩来纪念馆。当地人也很自豪，他们说，周恩来任总理时，政务缠身，能下到一个县连住七天，一生仅此一例。我心里明白，哪里是周恩来有闲，是政局错位，一个历史的小误会。

1956年下半年，全国出现冒进的苗头。掌国家经济之舵的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不悦，说“我是反反冒进”。1958年1月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周都受到批评，并作检查。7月1日至7日，他便选了一个县，广东新会县来作调查研究。其时周公心里正受着煎熬，正是伟人不幸，小县有幸，留下了这样一处纪念地。

周恩来此行所以选中新会，有一点小起因。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新会农民周汉生用水稻与高粱杂交获得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周总理很重视，专门带了一位专家6月30日飞广州，又转来新会。在实验田旁周见到了这位农民。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生活条件还很差，乡干部和农民一律都是赤脚，总理的穿着也就比他们多着一双布鞋，只是衣服稍整洁一些。接待人员找了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方竹凳放在地头，本意让总理坐小竹椅，不想总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给周汉生，还说你长年蹲田头，太辛苦。这就是周恩来的作风，尽量为他人着想，绝不摆什么架子。这张照片挂在展室的墙上，成了现在人们难以理解的场景。按现在的习惯，官大一级，见面让坐，起行让路，等级分明。一个大国总理来到地头已属不易，怎么能在座位上尊卑颠倒呢？我立即联想到，已逝全国记协主席吴冷西也是新会人。一次，我当面听他讲过这样一件事，50年代初，朝鲜工会代表团来访，总理接见并合影，他的座位本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来不肯，他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与客人坐正中，他说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结果他真的坐在旁边，报上也就这样照发照片，那时大家觉得也很自然。我曾见过延安时期老同志的几幅合影，大家都随意或坐或站，有几次毛泽东都站在较偏的位置。无疑，毛当时的地位是应该居首位的。现在当我们看这些老照片时，心里真说不清是陌生还是亲切。1958年周恩来视察广东新会与农民育种专家交谈

座位这个东西是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有把椅子，坐着好说话或办事，这是物质；坐上去，别有一种感觉，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个次序，就有了等级。等级就是一种精神。等级不可没有，如军队指挥，无等级就无效率。但不可太严，太严了就成障碍，心理障碍，工作障碍。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很灵活，所以不会僵化；又很确定，所以人们才能为之奋斗。现在我们对座次的设计是越来越精，越来越细，只僵化而不灵活了。不用说大会谁上主席台，台上又谁前谁后，有的单位开会，除分座次，还要专制一把大一点的椅子，供一把手坐。我又听过一个故事，一位新来的部长，很不习惯这种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坐法，每次到场自己先把这把大椅子撤去。但下次来时，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与他四目相对。他的务实作风拗不过笼罩四周的座次威严。

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椅子坐时，当然没有座次。我看过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那是一间大伙房，没有座椅。56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随手从房东家带一个小板凳来就开大会。难的是有了椅子后怎样办？这里有个公心、私心之分。以公心论坐，党内讲平等，是同志；党外讲服务，是公仆，何必争坐？何敢争坐？以私心论坐，则私心无尽，锱铢必较，事事都要争个高低。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公的一生，这从他位次变化中可以看出来。他早年就坐到党内的第二把交椅。长征开始时，党务、军务大事由最高三人团负责：博古、周恩来，还有一个外国人李德。遵义会议后他把军事指挥的椅子让给毛泽东，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团结四方面军又把红军总政委的椅子让给张国焘。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有两次让位。一是1958年6月，就是这次到新会调查之前，因为几次受到批评，周就提出辞去总理职位，后来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让位未果。但后来经济困难立即证明周的意见对，他又毫无怨言，以总理的身份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第二次是让位给林彪当副统帅，后林自我爆炸，驾机出逃。当晚，他把办公椅子搬到大会堂，整整一个通宵，坐镇指挥，力挽狂澜，化险为夷。

大位无形，不管周在历史上曾将位置让毛、让张，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让位于林，或者还要对江青忍让三分，但在老百姓的心里他永远是国家的总管，是仅次于毛的二把手。这个位置是永远也变不了的。后来的年轻人不理解，总爱问周为什么要这样一让再让？为什么不敢与毛争一下呢？我听说一位领导同志当面问过周，周说，如果那样党就会分裂，局面更不可收拾。他是仔细衡量过利害的。“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他说过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还是为公，为了国家利益。其实，共产党无论全党还是党员本人，都没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变，抓蒋而不杀，反而还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为抗日，为挽救民族危亡，这是党最大的忍让。周是代表党亲自到西安处理这件事的。周几次让位，也是出于党性的忍让。无论对内对外，若让而能利天下，他都义无反顾。

那么，周恩来争过椅子没有？争过，在西安、在重庆、在南京与国民党长达十年的谈判就是在争椅子，为党争，为民争。周恩来说，谈判都把人谈老了。但还是谈不成。周就甩手回延安，而蒋最后落得只能到台湾给自己安一把小椅子。新中国成立到周去世凡27年，周主持外交，参加或指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谈判，与美国人在朝鲜谈，在华沙谈；与苏联人谈，甚至在莫斯科与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都是要为中国在国际上争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却忙得坐不暖席。毛泽东出行用专列，周出行几乎全坐飞机，不是飞机的椅子好坐，是为省时，多一点时间去工作，去为民为国多争一点权利。最危险的一次是去开万隆会议，他的坐机为敌特所炸，幸亏他临时换机，免于一难。而身边的工作人员总不会忘记周的一个工作细节，每临大会，他要亲自到主席台或会场上看一下坐席，特别是党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摆得是否合适。最后又不会忘记检查一下毛主席的座椅，摇一摇，稳不稳，再看看角度，视线清不清。这就是周恩来。他心里有一个座次，孰重孰轻，何让何争，明白见底。

在看这个纪念馆时，我很庆幸1958年周让位之未成，不然国家还要多一次悲剧。又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周虽让位，林彪又不能久坐，不是图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们不能承受这轻，不能承受周的这轻轻一让；又不能承受这重，承受这国事民心之重。庄子说：“先贤而后王”，从政者必得先有贤能之德、之力，才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么？就是一把办重要事情的椅子。历史上凡大让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尧让天下于舜，舜让天下于禹，孙中山让总统位于袁世凯，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毅然让位，邓小平首开在位退休先例。他们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会看到的这两把小椅凳当然不是王者之椅，它实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间已很难找到。但纪念馆主人很郑重地对我说：“这两把椅凳，我们刚从主人家里征集到，已作为重要文物收藏了。”我想，西柏坡会议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间，也不知有没有人收藏。人们现在更关注的是怎样去制新椅子。前不久，我到北京一家专门开重要会议的宾馆里就会，吃饭时，座椅庞然而厚重，颇有几分威严，椅子围桌而立，远望如一圈逶迤的长城。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我忍不住对经理说，餐厅之椅还是以轻便为好，何用这样隆重？她说这是专门请人设计的，一把就两千元。我说这种重椅只适合主席台上用，放在这里讲错了排场，又枉费了许多钱。但设计者恐怕另有考虑。

新会的一个小型纪念馆让我联想频频，悟到一个大道理。座位这个东西有实在的物质和虚拟的精神两方面的含义。如果只从实用考虑，能坐、舒适就行，大可不必争什么座次；如果从精神方面考虑，每个人在众人心里的位置是他德与能的总和，争与不争都是一样的。相反，争则愈见其私，品位更低；让则愈见其公，品位更高。这是做人的道理。（《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

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又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

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见面，总不离这个话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我自1988年总理百周年纪念时发表《大无大有周恩来》以来，总有人在向我提这个问题。细想起来，这里有作风、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诸多因素，而且这也不只是毛周之间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离不开这种组合。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

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已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时又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已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我在《领袖如父》一文中曾谈到这种复杂的关系，兹录一段如下：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的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集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也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庭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见《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所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我曾问过一位亲自跟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而且他也根本没有这个资格。现在人们对周有好感，是因看到毛后来的过错，在不知不觉中犯了一个时间概念倒置的错误，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思维。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扫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工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大概还没有过多考虑毛的情绪。就像魏徵对唐太宗犯颜进谏那样。1956年2月8日周主持二十四次国务会议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徵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而在战争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比较各种方案，慎之又慎，现在却判若两人。其实这是一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过了30多年，到党的十五大之后，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并研究这个理论问题。

1958年1月2日杭州会议、1月11日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而且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时隔半个世纪，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对党史上的这种头脑发热、自乱其政的现象用了一个新词：“折腾”）。

经过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

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先是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有分歧，直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意见相左。在“四清”运动之初，毛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理解，他说有个别人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还可以，怎么会有一个“派”呢？他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事起，已不只是一个“派”的问题，而是全部打倒，连他这个主席也不能自保（叶剑英曾有一词咏“文化大革命”：“串连炮打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最高层唯一保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和1956年处理经济问题不一样，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小组，凌驾在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周这个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达。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权力办两件事，一是尽量保护老干部。红卫兵要纠斗陈毅，周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声色俱厉地说：不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国务院各部长已被冲击得连生命都无保证，周就把他们分批迁到中南海里住，半是保护，半是办公。二是抓生产，周带着这支奇怪的“黑帮”部长队伍，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产秩序，以不要弄到全国人无饭吃。但是对政治方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极左的政策，周不用说翻脸，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因为，这时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搬弄是非，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连一点点翻脸的资格和条件也没有了。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十多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梁、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的，形成一派甚至一党。但这样的结果就是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因为，全国全民要从乱而后再治，重新统一到一种思想、一个方针，产生一个领袖，以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没有半个世纪到一百年的争斗，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证。汉之后经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统一经过了361年（公元220—581年），唐之后经五代十国之乱到宋的统一，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公元907—960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统的。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陆统一，用了近40年。历史的教训，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现新的平衡统一，这中间人民将遭受无穷的灾难。生命的摧残，经济的倒退，生产力的破坏，山河的破碎，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再有外敌乘机入侵，插手内斗，寻找代理人，就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水深火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装，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帖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总理身份尽量求实。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文化大革命”时期，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帮”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7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做文章。周立即给毛写信，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

林彪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已陆续被搬开，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他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正是：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留得青山传薪火，强支病体撑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中国历史上为国隐忍的著名的例子是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廉是功勋卓著的老将，蔺是因才能而擢升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蔺每每相让。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时，蔺就先让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门，让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蔺必自动回车让路。现邯郸还留有此地，就名“回车巷”。下人常为蔺相如羞愧，蔺说，我这样是为国家，只要我与廉团结，不闹分裂，国家强盛，秦就不敢小看赵，廉闻后大愧，遂有“负荆请罪”的故事。记录这个故事的是司马迁。他不但记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宫刑，遭奇耻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在那篇著名的《报任安书》里讲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要看你为什么（所趋）而死。他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负重。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王侯将相级的大人物强忍受辱，还有孔子、屈原那样的学者忍辱著书。他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你的强弱、勇怯是客观形势所定，你不能为一时义愤或为一己之名而轻举妄动，而要想到身上的责任。周恩来的名位不知超过这些将相王侯几多倍，其所负之责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辈半凋零，城头变幻造反旗。他勇敢坚韧地在夹缝中工作，在重负下前行。

现在回头看，总理在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成功是四届人大召开，促成邓小平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2009年4月17日）

一个伟人的生命价值

不久前参观了周恩来总理纪念展览。

展览就设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大会堂对面的历史博物馆里。展览举办虽已两年，但两年来参观的人从第一天起就云集门外，直到现在并不稍减。展品涉及总理从学生时期在天津、北京搞五四运动，到他为革命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大概有上万件吧。这些文物忠实地记录了周总理的一生，它一件件、一幅幅，静静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默默地安慰着千千万万颗怀念的心。

总理功高盖天，这是人人称颂的，但是他到底有多少业绩却无法数清。展品中有一本《警厅拘留记》，书已旧得发黄，并已有一些剥损。这是周恩来五四时期领导天津“觉悟社”的斗争被捕后，在监狱里编写的。它真实地记录了总理在中国革命的启蒙时期就勇敢坚定地冲杀在斗争的最前线。解放后有人在旧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就去请示总理，他却坚决不同意收购。还有一份总理亲自修改过的“八一”起义提纲。把“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前敌委员会”一句中，“为首的”后面加上了“党的”二字。还有凡提到周恩来同志时，后面都改成了等同志或具体列出了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我不禁想起，当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几次提出要拍“八一”起义的片子，总理都不批准，几次要为总理拍点资料镜头又都被拒绝。要不是总理伟大的谦虚，今天这个展览大厅里不知还会有多少珍贵的文物。

总理日理万机，昼夜操劳，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但这其中更深一层的艰辛，人们却极少知道。展品中有一个奇怪的小炕桌，四条细腿，桌面微斜，四围加边，这竟是总理批阅文件的办公桌子。原来，总理的工作是无时无处的。他极累时就靠在椅子上，倚在床上批阅文件。这时就往往在腿上垫几本书或一块三合板。后来邓颖超同志就亲自设计了这个小炕桌。总理住进医院后又在病床上用它来处理纷繁的政务。那些日子，我们从报上看到总理在医院里接见外宾，又哪能想到即使这时他还在用这个小炕桌顽强地工作呢？展墙上有这样一份文件，是1975年3月1日凌晨，新华社发“二二八”起义27周年的消息送请总理批示的。总理在重病中立即作了详细批示，并让迅速送当时主管报纸的姚文元。而这时姚文元却早已呼呼大睡了。就在这同一文件上，姚的办公室人员批着：“姚已休息，不阅了。”我看着这炕桌、这文件、这文件上不同的批语，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这时江青到总理住的医院里大嚼西瓜，寻事胡闹的场面，王洪文在总理输液时，非要叫总理接电话不可的镜头又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鲁迅先生说过，他是腹背受敌进行“韧”的战斗。总理，您的晚年何尝不是这样呢？

总理，八亿人民的总理，手握重权，而又那样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竟是使人无法想象的。展览柜里有这样一张收据：“今收到高振朴（周总理）粮票肆两，人民币二角伍分。”后“二角伍分”又改为“三角”。原来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到一个学校去，就在学生食堂里就餐。炊事员特意为他做了一碗汤，他见同学们没有，就让同学们喝，自己却倒了一碗开水。饭后又让工作人员交了粮票、菜金。他见收据上没有汤钱就又让再补了五分。这一张普通的收据，实实在在地说明，一个伟大的人物又是这样的普通。还有一件睡衣，是总理1951年做的，一直穿到逝世。说明牌上写着原来是白底蓝格的绒布。但我瞪大眼睛，怎么看也是雪白的纱布。啊，原来的蓝色哪里去了？原来的线绒哪里去了？总理忧国忧民，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辗侧难眠，20多年的岁月啊，那颜色和线绒哪能不被磨掉呢？伟大的人物，非凡的才能，清贫的生活。总理，古今中外，哪里去寻您这样的伟人呢？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有一个橱窗，里面陈列着三件文物。一件是总理生前终日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红底金字光彩照人；一件是总理办公用的台历，正翻在1976年1月8日；一件是总理生前带的手表，这是一块极普通的“上海”表，尼龙表带已磨破多处，并少了一截，时针正指着9时58分。这是一个晴天炸响了霹雳的时刻，是一个至今还勾起人们心头创痛的时刻！我不禁热泪滚满了两颊。总理，您的巨手翻过了多少页裹着硝烟、浸满汗水的日历，您的心脏合着人民的脉搏跳过了近一个世纪。您立志救国不怕坐牢；您领导上海工人起义、南昌起义，不避炮火；您在重庆、南京深入虎穴不畏敌焰；直到您重病在身后又一再嘱咐医务人员：“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代。”啊，您是随时准备为人民献身的，终于您把一切都献出来了。

我步出展览大厅，总感到刚看完的不是一个人的生平展览，好像是读了一本书，上了一堂课，有许多哲理，许多问题，还在脑中萦回、思索。我踏着天安门广场上的方砖，信步走着。突然想到《三国演义》上的一个故事，说诸葛亮死后还从容击退了魏兵的一次进攻。事情的真伪且不必考，但它反映了人们对贤能的人逝去的遗憾。而这样的事情却在20世纪70年代，在这个广场，在英雄碑下，真正地发生了。总理离开我们后的第一个清明节，那时不是敌兵压境，而是乌云压城。但是人民却不畏强暴，聚集在这里，用鲜花、黑纱、诗词作武器，向“四人帮”猛烈开火，那种民心鼎沸、飞檄讨贼的场面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是谁在指挥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只是由于人民对总理的爱，对“四人帮”的恨，是总理对人民的恩泽组织起这场空前的示威。我们是不信人的肉体死后还会有什么灵魂的，但是我们却坚信一个伟人的思想会永存。总理，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还在确确实实地发挥着领袖的作用，还在指挥人民去继续战斗，完成那未竟之业，还在推动着历史前进。

这就是一个伟人的生命的价值，无穷无尽的，无法估量的价值。（1978年12月8日）

广安真理宝鼎记

2004年是邓小平诞辰百周年。家乡广安有感于小平于国功大、于民恩深，遂略修旧居，以供凭吊；又新铸宝鼎，是为纪念。鼎为青铜所铸，传统式样，圆形、三足，周身饰以夔龙、扉棱之图，高10米，重41．8吨。庄若苍岩，稳如泰山，立于渠江之畔，城东高岸之地，仰对青天，俯视大江。

想当年，正当五四潮起，马列初兴，时代变革，风起云涌，16岁的邓小平胸怀寻求真理之大志，肩负救国救民的理想，就是从现宝鼎脚下的渡口出发，毅然告别家乡，买舟东下，经渠江，入嘉陵，假长江，东出太平洋，漂泊月余抵达法国，勤工俭学求教于异邦，又转而东行，研习马列取经于苏俄。后应召回国，先受命南下领导“百色起义”；又东赴江西，追随毛泽东创建红色政权。之后北上长征，立马太行，逐鹿中原，决胜淮海，挥师渡江，问鼎金陵，直至横扫西南，底定江山，功莫大焉。遇“文革”罹祸，再困于江西。后得复出，绵里藏针，勇斗四凶；举重若轻，收拾残局。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率领全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长征。从此党纲重振，国运再兴，河山生辉，百姓安康。神州上下，举国同赞：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感谢邓小平。

向来铸鼎如同立碑，是为醒世记事；铭文胜于碑文，更求标高证远。广安真理宝鼎是为纪念邓小平自16岁起投身社会寻求真理，特别是他后期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坚持真理标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鼎正面之铭为“解放思想”，背面之铭为“实事求是”，座基刻着小平的另一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而面江之整壁石墙则书有小平南方谈话全文。古人云，一言九鼎。小平这几句话兴邦定国，安土乐民；其理灼灼，其效隆隆。铸之于鼎，足可前证国史，后启来人。

宝鼎之下，渠江滚滚，千船竞发，波起潮涌。想风流人物，时势英雄，自古力挽狂澜，中兴大业，能有几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创立，为人民幸福，为民族昌盛，奋斗牺牲凡28年。然建国之后路更长，行更难。试承包、变体制，走走停停几回摸索；“跃进”潮、“文革”浪，起起落落多少风云。其间探求殊多，争论殊多，教训殊多。更一度思想僵化，如履薄冰。是小平1978年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披沙拣金，拨乱反正；1992年又巡视南方，再破陈规，急促发展。从此敞开国门看世界，大胆改革走市场。我古老中华重又跟上时代步伐，崛起民族之林。邓小平纪念广场上的真理宝鼎及宝鼎下的碑文

宝鼎之侧，巷陌深深。故里情怀，桑绿荷红。千窗洞开忆往事，石板小路寻旧影。树高千丈不离土，伟人永在百姓中。想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物，起于垄亩，败于庙堂。唯共产党人，种子土地，永让于民。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其言何真，其情何深。“文革”后复出，小平已年届七十，他说，我还能工作20年，不是做官，是要干事。他别无所求，说只要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其先忧后乐何等胸襟！古人有云，半部《论语》治天下。“白猫黑猫”，小平只用一句民间俗语就笑谈真理，运转乾坤。他真正是想亦百姓，做亦百姓，言亦百姓。百姓何能忘小平？曾记否，三落三起民心在，“小平您好”动京城。今日，鼎下渠江流日夜，故里年年柳色新。

大哉宝鼎，真理之鼎。未知世界，艰难探寻。长夜早起，哲人先行。读铭思理，不忘小平。

大哉宝鼎，伟人之魂。巍巍山岳，涛涛江声。华夏大地，故里春风。依鼎怀人，难忘小平。

大哉宝鼎，万民之情。鼎之沉沉，民心所凝。天地不老，岁月留痕。人民儿子，永远小平。（2004年7月）

邓小平认错

一个时代的转型和国家的进步，是以其领袖的思想转变为标志的。当我们欢呼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时，不能不追溯到30年前的一个思想细节。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而这之前中国在极左时期一直称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邓小平吃惊地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时，他承认对方实行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方针是对的。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倒让李吃了一惊。他就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次新加坡之行，邓小平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啊。

人孰能无错？但并不是人人都能事后认错。普通人认错难，有光环笼罩和鲜花托举的伟人、名人认错就更难。但也正是这一点考验出一个人的品格与能力。纵观历史，名人喜功、贪功的多，自责、担责的少。像邓小平这样，大功不自喜，大德不掩错，是真伟人。平时，我们看一个人的成功，总是说他发现了什么，创造了什么，其实同样重要的另一面是他承认了什么，改正了什么。当一个人承认并改正了前一个错误时，就为他的下一个创造准备了条件，铺平了道路。而当一个伟人这样做时，他就为国家民族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延安时期搞抢救运动，伤害了革命同志，毛泽东亲自到会道歉，脱帽鞠躬。1958年犯了“大跃进”错误，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错说：“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当然，这次认错不彻底也为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留下祸根。“文化大革命”之后，小平主政，总结历史教训，他没有委错于人，而是代毛泽东认错，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后来他又多次讲到，不争论，团结一致向前看。是这种谦虚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保证了大转折时期的平稳过渡。一个领袖的英明，包括他的智慧、魄力，也包括他的谦虚、诚实。一个民族的幸福不只是有领袖带领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更是带领他们绕开了什么灾难。领袖一念，国家十年，伟人多一点谦虚，国家就少一次失误，多一次复兴的机会。

认错是痛苦的，一个伟人面向全体人民和全世界认错，更要经受巨大的心灵痛苦。党犯了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担其责，重启新航；一个时代的失误，总得有人来画个句号，另开新篇。这不是喜气洋洋的剪彩，是痛定思痛、发愤图强的誓言。只有那些敢于担起世纪责任的人，才会有超时代的思考；只有那些出以公心为民造福的人，才能不图虚名，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当我们今天沉浸在改革开放的喜悦中时，请不要忘记当年一代伟人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抉择。（2008年8月27日）（《党建》2008年第10期）

谁敢极言？谁能极言？

我们平常讲到一个问题的重要，或者为引起重视，就说“极言之”，如何，如何。可见人们的思维习惯是要听要害之点，不愿听不痛不痒的套话。

我们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能忘记小平同志在1980年1月的一段著名讲话：“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当时为强调不受干扰，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要买两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你看，横下心、不受干扰、始终如一、顽固一点、买两吨棉花，何等坚决，这就是“极言”，抓住问题的要点，以极其鲜明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回首30年的大发展、大成功，不能不佩服邓小平这段话的精辟。什么叫振聋发聩，什么叫挽狂澜于既倒，什么叫力排众议，此言之谓也。

就像名医号脉、扎针，政治家、思想家之评事论政也是号脉、扎针，不过取的是思想之穴，号的是时代之脉。回顾28年前邓小平这段话，又使我们想起马克思也有一句“极言之”的话，讲得更彻底：“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无论”、“决不”，其口气之坚决，不容半点商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平那段话，经过30年的检验足见其真，而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已过去一百多年，我们是在栽了几个跟斗、吃了许多亏后才深刻理解的。

能极言，敢极言，除了深刻的洞察力，还要有坚持己见的勇气。自信自己是站在真理一边。彭德怀在庐山遭批判后六年不认输，1965年毛泽东给他分配工作时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近读到一则史料。当年袁世凯要复辟称帝，大造舆论。梁启超毅然站出来写文章反对，其中有一段可谓极言，掷地有声：“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当年马寅初因为提倡节制生育受到批判，他也是这种勇敢：“老夫年过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制，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极言，是指极准确、极深刻、极彻底，绝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意气用事，故走极端。逞一时之快绝不算什么英雄。敢极言之人恰恰是深思熟虑，敢当大事、能为大事之人。中英香港遗留问题是个难题。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想再拖延交还香港。外交谈判一般是讲究方式、方法，甚至用语还要圆滑一点。但邓小平却以一席直白的铁板钉钉、力不可撼的极言，敲定了香港回归的大局。他说：“主权问题是一个不可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就是这段态度极为明确的表态，让号称“铁娘子”的首相夫人一时头晕，走出大会堂时竟失态跌了一跤。当时有我一部长失言，说香港回归后可不驻军，邓说，无知，立即将其撤职。极言的后面必有极坚决之立场和行动为证，当年梁启超讲了那段极言之后就与他的学生蔡锷联络，策划起兵反袁了。“极”是什么？是极点，是思想的最深处，问题的最关键点。观察事物要能找到那个点，写文章要能说出那个点。福楼拜说：“写一个动作，就要找到唯一的动词；写一件物体，要找到唯一的名词。”中国古代叫“推敲”。这是在语言层面求准确，而进一步求思想层次的准确，就是要找到那个问题的唯一的关节点，也就是极点、拐点。这样的文章才有个性，才有深度，才是一把开启人思想的钥匙，是一座照路的灯塔。

古今文章无不在追求两个极点，一是形式美的极点：字、词、音韵、格律、结构，如“落霞与孤鹜齐飞”之类；二是思想的极点，一言成名彪炳千古。我们还可举出一些著名的例子。如毛泽东在1930年革命低潮时讲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还有林则徐关于禁烟的著名奏折：鸦片不禁几十年后将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银。若鸦片一日不禁，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还有当年左宗棠在湖南初露头角，遭人构陷，险掉脑袋。大臣潘祖荫等上书也有一句极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救了一个历史功臣。这一句话也成了名言。凡在历史上站得住的极言都成了思想的里程碑。可惜我们现在报章上的套话太多，有思想光芒的极言难得一见。这是学风、文风不振的表现，极言之，将是民族思想的萎缩，令人担忧。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文章。（《人民日报》2008年9月24日）

邓小平的坚持

被称为“新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无疑将作为共和国的“中兴”史载入史册。相信以后许多史家会来研究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其中原因诸多，“文化大革命”教训，时势使然；人民意志，时代潮流；时势造英雄，小平来掌舵；等等。这所有一切，当然都是多难之后兴邦的因素。但像一切领袖的成功一样，邓小平性格、意志因素不容忽视。这就是他坚定果断，敢于坚持己见。

改革就是一场革命。既要能提出新的思想、新的方针，还要能力排众议，坚持这个新思想、新方针。两者缺一不可。历史上提出方案，未能坚持，虎头蛇尾而流产的改革实在不少。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其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思路已为人所熟知，而在战术实施中的坚定不移，则还不大为人注意。近读史料，发现其例甚多。

1977年8月小平主持教育工作座谈会。大家主张恢复高考，但又觉得今年来不及，希望从明年开始，而且教育部的原招生方案报告也已送出。小平说，就从今年改！打破常规，冬季招生。让教育部追回发出的报告，他亲自修改。这一步棋改写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教育史。人才兴，国运兴。“百科全书”，向来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是提高民族素质和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工程。法国新兴资产阶级最早就是通过编译百科全书（史称百科全书派）进行思想启蒙，普及新知识而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百科全书随时增改，渐成一部世界性的知识总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指示翻译出版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1768年英国出版，20世纪初转让给美国，1974年出到第15版）。消息传出社会上议论纷纷：我们怎么能出版美帝国主义的书？小平不为所动，他接见美方人员说：“全世界都知道《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内具有权威性的地位。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把你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从中得到教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在小平的坚持下，中美双方组成联合编审委员会，历时十年，全书终于出版。

香港回归是一件大事。政策性强，处理起来较复杂。1983年5月香港记者故意设套，问：回归后我方可否不驻军。我一高级官员，含糊答道：也可不驻。港报纷纷登于头条。小平大怒，在一次招待香港记者的会上，本已散场，小平说：请你们回来，给我发一条消息。说可以不在香港驻军，胡说八道！英国人能驻，我们自己怎么反而不能驻？他给外交部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1992年，小平视察南方，下面汇报时说：“我们一定贯彻您的指示。”他说：“我的话可能有点用，但我的作用就是不动摇。”

敢坚持、不动摇是领袖的基本素质。领袖一身而系天下，稍有犹豫就地动山摇。轻者是一件事的失败，大者影响民族命运，历史方向。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而特殊时刻竟是英雄一念铸就历史。朱可夫在回忆苏联艰难的卫国战争时说：许多时候我们实在顶不住了，但就是由于斯大林坚强的意志让我们转败为胜。坚持真理是政客与政治家的根本区别。政客是从私利出发，看着风向走。政治家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向着理想前进，他认准的事，就是再难、再险，杀头牺牲也不改变。毛泽东敢于坚持的典型例子是在井冈山革命低潮时，他敢说革命高潮就如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这信念一直坚持到20多年后终于建国。邓小平坚持最久的例子是1962年就提出，让农民自己选择生产关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直坚持到16年后，1978年中国开始全面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是意志力的表现，但意志力的背后是思想的穿透力。

两个摔跤手的坚持是谁压倒谁，两军对阵的坚持是谁吃掉谁，而一个领袖对正确方针的坚持则是一个民族的崛起，一个新时代的到来。（2009年1月23日）

清贫之碑

方志敏在被捕后敌兵饿狼一样把他浑身搜了一遍，没有搜出一个铜板。对方实在不能理解这个共产党员的大官。他预感到生命行将结束，就提笔为我们留下一篇文章：《清贫》。

在《清贫》中，方志敏提出要过“洁白朴素的生活”，唯此，才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人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部分组成的，没有起码的衣食保证当然无法生存。但是，如果为物所累，也就没有了精神生命。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精神，则随时可以投降、变节、苟安、屈服，也就滑向了委琐的甚至肮脏的生活。

当年蜀帝刘禅亡国被俘。司马氏整日以酒肉歌舞相待，他乐不思蜀，对方就大为放心。一个酒肉歌舞就能收买的人，还能有什么大志？现在，可以收买干部的东西太多了，车子、房子、金钱、美女、官职。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获罪，民间准备为他筹钱赎罪，他坚决拒绝，宁愿西出玉门，充军新疆。他追求一种精神，一种没有被污染了的生活。他成了一代民族英雄，他的名言“无欲则刚”，也成了一切有为之士的座右铭。

从来振聋发聩的好文章都是鲜血写成，然后又为历史所检验。方志敏和无数先烈以身无分文的清贫换来了人民的江山。当年衣不蔽体，在山沟里被追得东躲西藏的“匪党”现在成了执政党，当年贫穷的国家也富居世界第三，但是贪污腐败却暗暗滋生，一种糜烂生活却传染开来。全国首例巨贪高官，副省长胡长清贪污案，就发生在方志敏战斗牺牲的江西。历史再次证明，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必得天下；手握大权，心怀私利，必失天下。让我们记住方志敏的话，过“洁白朴素的生活”。《清贫》是一座人格的丰碑。（《经济晚报》2007年11月9日）

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

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了。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缅怀先辈的日子。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个使国家独立富强的伟人；我们不该忘记那些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却未能见到胜利的战士和领袖；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些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领导人。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从来都是由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政党的正确思想也从来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产生。恩格斯说，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苹果。一个90年的大党，如果没有犯错并纠错的故事，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当我们今天庆祝90年的辉煌时，怎能忘记那些为纠正党的错误付出代价，甚至献出生命的人。

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张闻天。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因他在张领导下分管军事，就自称“大帅”。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4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8年。无论4年还是8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的转折期。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28年。

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遵义会议后毛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是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后来又决定毛分管军事，从此毛周就调换了位置，周成了毛的军事助手。毛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在全党张闻天一步步确立了权威。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步步得势，直至取得政权。可见这“第五朝”是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关键一朝，就算这期间毛泽东在逐渐过渡接班，张这个“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

是在以往的宣传中，张却几无踪影。他生前被逐渐地闲置、淡化、边缘化，直到悄无声息地去世。可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历史无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终于潮落石出，他的功绩又渐渐显现出来，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后人的认同。这不能不说是党史上的一个奇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显灵”。

按毛泽东的说法，张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张与毛的交接既是党内政权五、六朝之间的交替，又是中共从夺权到掌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是张、毛这两个出身、修养、性格截然不同的领袖之间的交班。在五朝时，张为君，毛为臣，“瓦窑堡会议”两人合作甚洽，完成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到六朝时倒了过来，毛为君，张为臣，两人吵架于“庐山会议”，党犯了“左”的错误，元气大伤。时势相异，结果不同，两人的合作或好或坏，党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说毛、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开党史、国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富。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张闻天上过私塾，读过技术学校，留日、留美、留苏，系统研究并在大学讲授过马列，翻译过马恩作品。他爱好文学，写过诗歌、散文、小说，也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发表过大量文艺批评文章。1922年诗人歌德90周年诞辰时他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歌德《浮士德》的论文。他属于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属党内的留洋开放派。毛泽东出身农家，受传统国学教育较深，几乎未出国门。他熟读史书，特别是熟知治国御人的典故，虽思想高远，但性格刚烈、褊狭、好斗。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曾讲其弟毛泽覃批评他说：“共产党员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张、毛两人这种不同的知识背景、性格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党和国家的命运。惹人怨怒因红颜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徵、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合作等。当毛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的时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兴旺之时，总书记民主，将帅用心，内联国军，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这时毛分管军事，随着局面的打开，其威信也水涨船高。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贺子珍与毛不合出走苏联，江青乘虚而入。但是党内高层几乎一片反对声，纷纷向张闻天这个总书记进言，就连远在敌后的项英也发来长电，他们实在不放心江青的历史和在上海的风流表现，认为这有损领袖形象。张无奈，便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写了一信，劝其慎重考虑。谁知毛看后勃然大怒，将信撕得粉碎。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他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遍请熟人，却不请张这个“明君”。时在1938年11月。这是毛与张的第一次结怨，毛记下了这个仇。

每一个历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树枝上的一个嫩芽，总是在它必然要长出的地方悄悄露头，然后又不知会结出一个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江青的出现恰到好处，从私生活上讲正是贺子珍的出走之际，从政治上讲又正是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之时（两个月前刚开过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有资格与上级和战友们拍桌子。要是在遵义会议前，毛正落魄之时，估计也不会这样发威。毛江结婚这个嫩芽后来结出了什么政治果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毛这一怒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从骨子里排斥留洋回来的人。瑞金时期对他的不公平让他痛恨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延安整风他大反宗派主义，其实他心里也是有一个“派”的。1938年周恩来从苏联养伤回来，顺便转述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话，说张闻天是难得的理论家，毛愤而说：“什么理论家，背回一口袋教条。”可知其内心深处的芥蒂之深。

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绝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张国焘这时已经没有多大的力气了），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张在后来的《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那时共产党很穷，政治局也没有个会议室，谁是一把手，就在谁的窑洞里开会。张把实权让掉后就躲开权力中心，到晋西北、陕北搞农村调查去了。而在毛的心里，也就再没有张这个“明君”。忍辱负重二十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展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展工作一样），这正合上意，立即得到批准。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而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却任东北局的副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身。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6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谪贬、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在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中间有一件事，1952年刘少奇带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这是明显的政治歧视。试想，张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为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服务，以大使身份为代表团跑前跑后，却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这就像当年林则徐被发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测荒地。林则徐风餐露宿，车马劳顿，终于完成任务，但最后上呈勘测报告时，却不能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罪臣。这些张闻天都忍了，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陈向他透露，毛的意思，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不会给他安排工作。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作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这种歧视倒使他远离权力中心，反而旁观者清。他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燥热之中，浮夸风四起，荒唐事层出。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否定按劳分配，宣扬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毛泽东很欣赏此文，亲自加按语。当人们被那些假马列弄得晕头转向时，他轻轻一笑说，这根本不是马列主义，恰恰违背了马列理论的最基本常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标准，怎么能破除呢？而毛却认为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甚至想恢复战时的供给制。对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张说这违背主客观一致的辩证法原则。并且他在这些现象背后已经看到了更可怕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面好大喜功，下面就报喜不报忧，他到海南视察，那里都饿死人了也不敢上报。在1958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说要提倡海瑞精神，不要怕杀头。张说：海瑞精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气氛，要使人不害怕，敢讲话。当时为迎合毛，领导干部送材料、写文章都争着引毛的话。而张在文章中据理说事，很少引语录去阿谀迎合。毛对此心知肚明，认为他骄傲、犯上，两人就隔膜更深。当然，今非昔比，现在已是毛为“君”、张为“臣”，为大局张闻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多有隐忍。1958年4月他向毛写信汇报看到的跃进局面，本想提点意见，犹豫再三还是暂不说为好。毛看了很高兴，遂给他回一信，但仍不忘教训和挖苦：“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恩来、陈云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了你的报告引起我对你的热情。”上述看法“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这哪里是对当年的“明君”说话，是对一个小学生的训斥。毛已经摆出“帝王”架势，对他的臣下任意挖苦、奚落了。信里说的当年给张的那五个字是“狭、高、空、怯、私”，可见在毛的眼里，张一无是处，而且还总记着他的老账，他也是强为隐忍。

从1938年到1958年，这20年间，张的职务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几年总书记）、七届政治局委员、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整风后张只分管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后又下基层，出国任大使，长期高职低配，久处江湖之远，而再未能登庙堂之高。就是对他在遵义会议后主持全党工作的那段经历也绝口不提。张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20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这也应了毛的那句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张远离“庙堂”，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卑”工“贱”农，工作亲力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毛怎样地看他、待他、压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一鸣惊破庐山雾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中央7月2日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8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他们俩惹下终身大祸。

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是船大难调头。思想这个东西像浮尘一样，一旦飘起来，就是日落风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尘埃落定。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人的一时之念，而是一个大党的指导思想。这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人们心中鼓起的狂热，已是尘嚣难停。“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纠“左”，自揭其短，毛泽东本来就不大情愿，而这时干部中的狂热者还不在少数。有一拨儿高干围在毛的身边，说再纠“左”就要把气泄光了，鼓动他赶快反右倾。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只如实说了一点在四川看到的问题，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就立即打断，不容揭短，对这个天子身边的人也敢不敬。1959年，新中国刚建立十年啊，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投毛所好，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这时正好彭德怀有一封信，认为错误检讨得还不够彻底，毛就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抓住彭德怀这个典型，上纲上线，转而大批右倾了。这种轻率的转向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而在政治上一言堂、个人崇拜已经是露头了。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眼见会议就要收场，他加紧准备发言提纲，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上面不悦。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张表示：吾意已决。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带着秘书，吩咐仔细记录，便从177号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如果说彭的信是摸了几颗瓜给人看，张的发言就是把瓜藤提起来，细讲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如“刮共产风”，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是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毛主席说要敢提意见，不要怕杀头，但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不要紧，被共产党杀要遗臭万年的。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使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说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话“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为之辩道：这话不说可能好一点，说了也可以。共产风不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发言的华东组，组长是柯庆施。柯最善看毛的眼色，跟风点火。连毛都说“大跃进”的发明权要归于柯庆施。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批周恩来，嫌他保守，曾一度动了以柯取代周恩来当总理的念头。柯在“文化大革命”前病逝，有人说柯要不死，“文化大革命”一起就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了。张在柯主持的小组发言，可谓虎穴掏子，引来四围怒目相向。柯等频频插话，他的发言不断被打断，会场气氛如箭在弦。在一旁记录的秘书直捏一把汗。张却泰然处之，紧扣主旨，娓娓道来。他没有大声强辩，也没有像给毛写信时那样违心地掩饰，他知道这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了，就像当年在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上一样，一切都置之度外。遇有干扰，他如若不闻，再重复一下自己的观点，继续讲下去，条分缕析，一字一顿，像一个远行者一步一步执著地走向既定的目标。他知道这也许是飞蛾扑火，但自燃的一亮也能引起人们的一点关注。正像谭嗣同所说：“变法总得有人流血，就让我来做流血第一人吧！”20年来，他官愈当愈小，问题却看得愈来愈透。那些热闹的“大跃进”场面，那些空想的理论，在他看来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是百姓和国家的灾难，总得有人来捅破。迟捅不如早捅，就让他来做这个捅破皇帝新衣的第一人。

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稿子整理出来有8000多字。这个讲话戳到了毛的两个痛处。一是不尊重经济规律，搞“大跃进”；二是作风不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当年马克思讲，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现在又有一个“幽灵”，一个清醒的反“左”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

毛泽东大为震怒。两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散会时人人低头看路，默无一言，只闻窸窸窣窣，挪步出门之声。8月2日毛又召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林彪说是搬来救兵），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八届八中全会）。这天毛在会上点了张闻天的名，说他旧病复发。这还不够，当天又给张写成一信并印发全会，批评、质问、讽刺、挖苦、戏谑，洋洋洒洒，玩弄于股掌，溢于纸表：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净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以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激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34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呼？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也用此信，达我困忧。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讲话，还有这封信让张大为震惊。他本是拼将忠心来直谏，又据实说理论短长的，想当此上下头脑发热之际，掏尽脏腑，倾平生所学、平时所研，为党开一个药方。事前田家英、胡乔木曾劝他不要说话时，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在再三思量后，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比较成熟，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他天真了，何必依理来驳呢，只需一根棍子打来就是！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军事俱乐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党集团”，会议立即一呼百应，展开对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账，说什么历史上忽左忽右，一贯摇摆。就这样他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

张闻天知道，根据过去党内斗争的经验，如果他不检查，庐山上的这个会是无法收场的。为了党的团结，他顾全大局再一次违心地检查，并交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稿。但是毛还是不依不饶，又怀疑他里通外国，大会小会穷追猛打，非得逼出一个具体的反党组织和反党计划。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正是：“明君”虽明不再君，屈为“大帅”帐下臣。延水叮咚犹在耳，庐山雾深深几重。

望江亭，望江亭，江山如画，他却心乱如麻。他抚亭向晚，痛拍栏杆。天将降大任于斯党也，必先苦其历程，炼其思想，正其路线，外能审时度势，内能精诚团结，行弗乱其所为，才能执政、治国、安邦、富民啊！

他几次求见毛，拒而不见。会议结束，8月18日张闻天下山，回到北京，家人和朋友说你管外交，不干经济，何苦上山发言闯此大祸？他却冷静地以哲学相对：不上山，就没有这个发言，是偶然性；肚子里有意见总是要讲，这是必然性。但这一讲，他的名字从此就在报纸上消失了。接着召开的全国外事会议开始追查他的“里通外国”和历史问题，而这些与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毫无关系，是欲加之罪再索事实。他只好任污水一盆盆地泼来。留得光辉在人间

庐山一别，张与毛竟成永诀。

1960年春，张大病初愈，便写信给毛希望给一点工作，不理。他找邓小平，邓说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又找刘少奇，刘说还是搞经济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苏关系。他就明白了，自己还不脱“里通外国”的嫌疑。他去找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大喜，说正缺你这样的人，三天后却又表示不敢使用。后来中组部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问题书籍一推而去，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并开始重读《资本论》。张闻天是中共八大以后的领导集体中唯一通读过《资本论》的，而且读有三四遍，研究经济正是他的所爱。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全国形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亮点，中央开始检讨1958年以来的失误，毛、刘在会上都有自我批评。张很高兴，在南方调查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没想到这又被指为翻案风，立即被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一切文件的权利，送交专案组审查。毛说别人能平反，他和彭不能平。他不知道，对中央工作的缺点别人说得，而他却是不能置一词的。到“文化大革命”，他这个曾经的总书记（前五朝的总书记当时仅存他一人了，陈、瞿、向、博都已不在世）又受到当年农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经常是早晨穿戴整齐，怀揣月票，挤上公共汽车，准时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刘英，一起从长征走过来的老战友，门依黄昏，提心吊胆，盼他能平安回来。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时已不知几次犯病，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过来。只1968年7、8、9三个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场。他还被强迫做伪证，以迫害忠良。遇有这种情况他都严词拒绝，牺牲自己保护干部。他以一个有罪之身为陈云、陆定一等辩诬。特别是康生和“四人帮”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刘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时任总书记的身份一再为刘证明和辩护（尽管刘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上是帮毛整他的）。士穷而节见，他已经穷到身被欺，名被辱，而命难保的程度，却不变其节，不改其志。他将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1969年10月18日他被勒令从即日起不得再用“张闻天”三个字，而被化名“张普”流放到广东肇庆。肇庆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辉顶点。“文化大革命”中关押“走

资派”或“反动权威”的地方叫“牛棚”，季羡林就专有一本书名《牛棚杂忆》。而现在软禁张闻天的这个小山坡就叫“牛冈”，比牛棚大一点，但仍不得张闻天与夫人刘英在无锡梅园自由。后来张的夫人刘英回忆那段日子说：“没有熟人，没有电话，部队设岗‘警卫’我们的住所。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就这样我们被抛弃在一边，开始了长达6年孤寂的流放生活。”张闻天像一个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台下，但他并不急着爬起来，他暂时也无力起身，就索性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流云，听着耳边的风声，回忆着刚才双方的一招一式，探究着更深一层的道理。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总是把自己作为一种元素放在社会这个大烧瓶里进行着痛苦的实验。他把鲁迅的两段话抄在卡片上，置于案头：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舔尽了伤口上的血痕，绝不烦别人敷药。

他每日听着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感受着“文化大革命”的喧嚣，回忆着自己忽上忽下、国内国外的经历，思考着党、国家、民族的前途。他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家，在以往的每一个岗位上都有新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写成调查报告或文章送毛，送中央。涓流归海，竭诚为党。他希望这个新芽能长成大树，至于这树姓张还是姓党，或者姓毛，他都不在乎。思考和写作已经成了他生活的惯习，成了他自觉为党工作的一部分。但现在“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明白不会再有人听他的什么建议，也没有地方发表他的文章，写作只是为了探求真理。他只求无愧生命，无愧青史。正像一首诗所说的：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

每当夜深人静，繁星在空，他披衣览卷，细味此生。他会想起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时的学习，想起在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一同反思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想起庐山上的那一场争吵。毛泽东比他大七岁，他们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吵出个结果，而国家却日复一日地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江河日下。是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还是庐山上他说的那些问题，今犹更甚。归纳起来就是三点：一是滥用阶级斗争，国无宁日，人无宁日，无休无止；二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狂想蛮干；三是个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将这些想法，点点所得，写成文章。但这些文字早不是他当年20岁时写小说、写诗歌了，已是红叶经秋，寒菊着霜，字字血，声声泪了。牛冈本为一部队农场之地，虽“文化大革命”之乱，仍不废鸡犬牛羊。所以他常于夜半凝神之时，遥闻冷巷狗吠之声；而奋笔疾书，却又雄鸡三唱，东方渐白。有哪一位画家要是能作一幅《牛冈夜思图》，或是前面所说的《望江亭远眺》，那真是摄魂、留魄、传神、言志，为历史写真，为英雄存照了。

张闻天接受七千人大会后的教训，潜心写作，秘而不露。眼见“文化大革命”之乱了无时日，他便请侄儿将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后将原稿销毁。这些文章只有作为“藏书”藏之后世了。这批珍贵的抄件，后经刘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来，学界称之为《肇庆文稿》。

多少年后当我们打开这部《文稿》时，顿觉光芒四射，英气逼人，仿佛是一个前世的预言家在路边为后人埋下的一张纸条。我们不得不惊叹，在那样狂热混乱的年代里作者竟能如此冷静大胆地直刺要害。只需看一下这些文章的标题，就知道他是在怎样努力拨开时代的迷雾：《人民群众是主人》、《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我们不妨再打开书本，听一听他在40年前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生产力是决定因素，离开发展生产力去改革生产关系是空洞可笑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阶段，不要急着跨进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就是各阶级为自己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斗争，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共产主义就是画饼充饥。共产党执政后最危险的错误是脱离群众，不要以为党决定了的东西就是对的。为保证党的正确先要作风民主，不要老是喜欢听歌功颂德，个人专断。党内矛盾是同志矛盾，没有什么“资产阶级代理人”，党内斗争只能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镇压……他的这些话从理论上解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错误，是在为党开药方、动手术。这还不够，他更从哲学高度大喊一声：“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矛盾的解决不一定都要发展为分裂，许多时候可以不分裂。这是釜底抽薪，是对我们党长期信奉的“斗争哲学”的否定。试想从建党以来，党内就没有停止过残酷斗争，动辄上纲上线，或批或整，或斗或杀，不知打了多少右派、右倾分子和反党集团。大者如他这样的总书记、刘少奇那样的国家主席，小者各级干部、党员不计其数。只有张闻天这种读透哲学又身经国内外、党内外复杂斗争的人才能悟出这个道理啊。

1974年2月经周恩来干预，张闻天恢复了组织生活。10月他给毛写信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毛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欲回老家上海，不许，1975年8月被安置到无锡。越明年，1976年7月1日，在党的55周年生日这一天，这个五朝总书记就默默地客死他乡（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月：周恩来；7月：张闻天、朱德；9月：毛泽东）。他临死前遗嘱，将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上交党费。这时距打倒“四人帮”只剩三个月。上面指示：不开追悼会，骨灰存当地，火化时不许用真名字。妻子刘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写着：“送给老张同志”（两年前彭德怀在京去世，骨灰盒上也是用了一个假名字“王川”）。火化后骨灰又不让存入骨灰堂，而放在一储物间里。对他的这种凌辱竟一直被带到了骨灰里去。正是：在世时难别亦难，春风无力百花残。哲人到死恨不尽，英雄成灰灰含冤。

他是为共产党天设地造的一头老黄牛，一个思想家，一个受难者，一个试验品和牺牲品啊。

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但又三次受辱，长期沉埋。在延安时因劝毛勿娶江青，被当面怒斥，整风中又屡作检查，此为一辱；庐山会议劝毛反思“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为二辱；“文化大革命”被整、被关、被流放，死而不得复其名，此为三辱。大半生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低房檐下难展身。但他一辱见其量，有大量，从容辞去总书记，到基层工作；二辱见其节，有大节，不低头，不屈服，转而去潜心研究经济理论，为治国富民探一条路；三辱见其志，不改共产主义的大志，虽为斗室之囚，却静心推演社会进步之理，最后留下雄文四卷，110万言。辱之于他如尘埃难掩珠玉之光，如浮云难遮丽日之辉。他甚至于懒得伸手去弹掉这些浮尘，而只待历史的清风去慢慢打扫它。果然，清风徐来，云开雾散。他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曰：“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1985年，他诞辰85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他诞辰90周年之际四卷本110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诞辰110年之际，史学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许多研究专著出版。2011年《人民日报》出版新年第一期的《文史参考》杂志，封面主题是：“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北京日报》刊出建党90周年特稿《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归来，一个时代的巨人重又站在历史的云端。历史有时会开这样的玩笑：一个胜者可以成就功业霸业，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把他的对手打倒在地并踩在脚下；但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汝洁白漫天雪

2011年元旦，我为寻找张闻天的旧踪专门上了一次庐山。刚住下我就提出要去看一下他1959年庐山会议时住的177号别墅。主人说，已拆除。我知道庐山上的老别墅是一景，是文物，600多座都是专门编号的，怎么会拆呢？主人说因旅游业发展的需要，那年就选了两栋拆建改造。老天不公啊，六百选二，怎么偏偏就轮上他呢？我说那就到原址凭吊一下吧。改造过的房子是一座崭新的二层楼，已经完全找不到旧日的影子。里面正住着一位省里的领导，我说是来看看张闻天的旧居，他一脸茫然。我不觉心中一凉，连当地的高干都不关心这些，难道他真的已经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

第二天一觉醒来，好一场大雪，一夜无声，满山皆白。要下山了，我想再最后看一眼177号别墅。这时才发现，从我住的173号别墅顺坡而下，就是毛泽东1970年上山时住的175号别墅，再往下就是1959年彭德怀住的176号和张闻天住的177号。三个曾在这里吵架的巨人，原来是这样地相傍为邻啊。我不觉起了好奇心，便用步子量了一下，从175毛的窗下，到176彭门前的台阶只有29步，而从176到177是99步。历史上的那场惊涛骇浪，竟就在这百步之内与咫尺之间。当然，1959年上山时毛住的是“美庐”（离这里也不远），但1970年他在175号住了23天，每日出入其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睹“屋”思人，难道就没有想起彭德怀和张闻天？现在是冬天，本就游人稀少，这时天还早，177号就更显得冷清。新楼的山墙上镶着重建时一位领导人题的两个字：“秀庐”，我却想为这栋房子命名为“冷庐”或“静庐”。这里曾住过一个最冷静、最清醒的思想家。当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多数人还在头脑发热时，张闻天就在这座房子里写了一篇极冷静的文章，一篇专治极左病的要言妙道，这是一篇现代版的《七发》。我在院子里徘徊，楼前空地上几棵孤松独起，青枝如臂，正静静地迎着漫天而下的雪花。石阶旁有几株我从未见过的灌木，一米多高，叶柔如柳，枝硬如铁，缀着一串串鲜红的果实，在这白雪世界里如珠似玉，晶莹剔透。我就问送我下山的郑书记（他曾在庐山植物园工作）这是何物？他说：“很少见，名字也怪，叫平枝栒子，属蔷薇科。”我大奇，这山上我少说也上来过五六次，怎么却从未见过？是今日，苍天特冥冥有指吧。平者，凭也；栒者，寻之。我忽闻天语解天意，这是叫我来凭吊和寻访英灵的啊。难怪昨夜突降大雪，原来也是要还故居主人一个洁白。我在心底吟哦着这样的句子：凭子吊子，惆怅我怀。寻子访子，旧居不再。飘飘洒洒，雪从天来。抚其辱痕，还汝洁白。水打山崖，风过林海。斯人远去，魂兮归来！

我转身下山一头扑入飞雪的怀抱里，也迈进了2011年的门槛。这一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张闻天诞辰111年。（2011年元旦记于庐山，春节（2月3日）改于北京，2月24日定稿）（《北京文学》2011年第5期）

二死其身的彭德怀

中国古代有一句为政格言：“文死谏，武死战”。国家的稳定全赖文武官员各司其职，各守其责。神武之勇，战功卓著，名扬疆场者被尊为开国功臣、民族英雄，如韩信，如岳飞。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犯颜直谏者为诤谏之臣，如魏徵，如海瑞。进入现代社会，讲民主，讲法制，但个人的政治操守仍然是从政者必不可少的素质。在共和国历史上兼武战之功、文谏之德于一身并惊天动地、彪炳史册的当数彭德怀。无彭则无军威，有军必有先生

在十大元帅中，彭德怀是唯一一个参加过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在解放后又和美国人打过仗的。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里，叙述他历经敌营，不知几死。彭德怀行伍出身，自平江起义，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抗美，与死神擦边更是千回百次。井冈山失守，“石子要过刀，茅草要过火”，未死；长征始发，彭殿后，血染湘江，八万红军，死伤五万，未死；抗日，鬼子扫荡，围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彭奋力突围，未死；转战陕北，彭身为一线指挥，以2万兵敌胡宗南28万，几临险境，未死；朝鲜战争，敌机空袭，大火吞噬志愿军指挥部，参谋毛岸英等遇难，彭未死。

毛泽东对他曾是极推崇和信任的。长征途中曾有诗赠彭：“山高路滑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跃马，唯我彭大将军。”十大元帅中，毛除对罗荣桓有一首悼亡诗外，对部下赠诗直夸其功，这也是唯一一首了。抗日战争，彭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后期朱老总回延安，他实际在主持总部工作。解放战争初期，彭转战西北更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朝鲜战事起，高层领导意见不一，毛急召彭从西北回京，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抗美，并受命出征。三次战役较量，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杜鲁门总统事先没有通知朝战司令麦克阿瑟，就直接从广播里宣布将他撤职，可见其狼狈与恼怒之状。从平江起义到庐山会议，这时彭德怀的革命军旅生涯已30多年，他的功劳已不是按战斗、战役能计算清的，而是要用历史时期的垒砌来估量。蔡元培评价民国功臣黄兴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先生。”此句用于彭：“无彭则无军威，有军必有先生。”他不愧为国家的功臣、军队的光荣。

如果彭德怀到此打住，当他的元帅，当他的国防部长，可以善终，可以保官、保名、保一个安逸的日子。战争过去，天下太平，将军挂甲，享受尊荣，这是多么正常的事情。林彪不是就不接赴朝之命，养尊处优多年吗？但彭德怀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军人，更是人民的儿子。打仗只是他为国、为民尽忠的一部分。战争结束，忠心未了，民又有疾苦，他还是要管，要争。没有倒在枪炮下，却倒在一封谏书前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对战争驾轻就熟的共产党领袖们在经济建设上遇到了新问题，并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心急，步子要快一些，周恩来从实际出发，觉得应降降温，提出反冒进。毛泽东说：你“反冒进”，我“反反冒进”，并多次批周，甚至要周辞职。怎么估价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一步该怎么办？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了庐山会议，会议之初，毛已接受一些反“左”意见，分歧已有一点小小的弥合。但彭德怀还是不放心。会前，他到农村做过认真的调查，亲眼见到人民公社、大食堂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和对农民生活的干扰，而干部却不敢说真话。在小组会上他先后作了七次发言，直陈其弊。就是涉及毛泽东也不回避。他说：“现在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在庐山176号别墅，那间阴沉沉的老石头房子里他夜不成眠，心急如焚。他知道毛泽东的脾气，他想当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他多么想，像延安时期那样，推开窑洞门叫一声“老毛”，就与毛泽东共商战事。或者像抗美援朝时期，形势紧急，他从朝鲜前线直回北京，一下飞机就直闯中南海，主席不在，又驱车直赴玉泉山，叫醒入睡的毛泽东。那次是解决了问题，但毛泽东也留下一句话“只有你彭德怀才敢搅了人家的觉”。现在彭德怀犹豫了，他先是想，最好面谈，踱步到了主席住处，但卫士说主席刚休息。他不敢再搅主席的觉。就回来在灯下展纸写了一封信。这真的是一封信，一封因公而呈私人的信，抬头是“主席”，结尾处是“顺致敬礼！彭德怀”。连个标题也没有，不像文章。后人习惯把这封信称为“万言书”，其实它只有3700字。他没有想到，这封信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全党也没有想到，因这封信党史而有了一大波折。这封信是党史、国史上的一个拐点，一个里程碑。

彭德怀是党内高级干部中第一个犯颜直谏、站出来说真话的人。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才越来越明白，彭德怀当年所面对的绝不是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作风。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威望极高，至少在一般人看来，他自主持全党工作以来还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而彭德怀对毛所热心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了非议，这要极大的勇气。对毛泽东来说，接受意见也要有相当的雅量。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初就农村问题与毛争论时就直言，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毛对党外民主人士常有过人的雅量，这次对党内同志却没有做到。

彭与毛相处30多年，深知毛的脾气，他将个人的得失早置之脑后。果然，会上，他被定为反党分子，会后被撤去国防部长之职，林彪渔翁得利。庐山上的会议开完，不久就是国庆，又恰逢十年大庆，按惯例彭德怀是该上天安门的，请柬也已送来。彭说我这个样子怎么上天安门，不去了。他叫秘书把元帅服找出来叠好，把所有的军功章找出来都交上去。秘书不忍，看着那些金灿灿的军功章说：“留一个作纪念吧。”他说：“一个不留，都交上去。”当年居里夫人得了诺贝尔奖后，把金质奖章送给小女儿在地上玩，那是一种对名利的淡泊；现在彭德怀把军功章全部上交，这是一种莫名的心酸。没几天，他就搬出中南海到西郊挂甲屯当农夫去了。他在自己的院子里种了三分地，把粪尿都攒起来，使劲浇水施肥。他要揭破亩产万斤的神话。1961年11月经请示毛同意后，他回乡调查了36天，写了五个共十多万字的调研报告。涉及生产、工作、市场等，甚至包括一份长长的农贸市场价格，如：木料一根2元5角，青菜一斤3～6分。他固执、朴实，真是一个农民。他还是当年湘潭乌石寨的那个石伢子。夫人浦安修生气地说：“你当你的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他说：“我看到了就不能不管。”生性刚烈的毛泽东希望他能认个错，好给个台阶下。但更耿介的彭德怀就是不低头。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成败也许就是性格注定。庐山会议结束，彭德怀被扣上“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其身份与阶下囚也相距不远。当大家都准备下山时，会务处打来一个电话，说为首长准备了一批上等的庐山云雾茶，问要不要买几斤，还特意说这种茶街上买不到。彭大怒：“街上买不到，为什么不拿到街上去卖？尽搞这些鬼名堂，市场能不紧张？”他还特别嘱咐秘书给接待处打一个电话：“这是一种坏风气，以后不能再搞。”秘书提醒他，这种时候还是不要管这事吧。他无奈地说：“看来我这脾气，一辈子也改不了。”假使彭总活到今天，看现在风气之腐败，又当如何？

被贬的日子里，他一次次地写信为自己辩护。写得长一点的有两次。一次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前，他正在湖南调查，听说中央要开会纠“左”，他高兴地说，赶快回京，给中央写了一封8万字的信。庐山会议已过去了三年，时间已证明他的正确，他觉得可以还一个清白了。但就在这个会上他又被点名批了一通，他绝望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位打败过日军、美军的战神被一群红卫兵娃娃玩弄于股掌，被当作囚犯关押、游街、侮辱。作为交代材料，他在狱中写了一份《自述》，那是一份长长的辩护词，细陈自己的历史，又是8万字。是用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的那支派克笔写的，写在裁下来的《人民日报》的边条上。他给专案组一份，自己又抄了一份，这份珍贵的手稿几经周转，亲人们将它放入一个瓷罐，埋在乌石寨老屋的灶台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见天日。那年，我到乌石寨去寻访彭总遗踪，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黑乎乎的灶台和堂屋里彭总回乡调查时接待乡亲们的几条简陋的长板凳。

他愤怒了，1967年4月1日给主席写了最后一封信，没有下文。4月20日他给周总理写了最后一封信，这次没有提一句个人的事，却说了另一件很具体的与己无关的小事。他在西南工作时看到工业石棉矿渣被随意堆在大渡河两岸，常年冲刷流失很是可惜。这是农民急缺的一种肥料，他说，这事有利于工农联盟，我们不能搞了工业忘了农民。又说这么点小事本不该打扰总理，但我不知该向谁去说。这时虽然他的身体也在受着痛苦的折磨，但他的心已经很平静，他自知已无活下去的可能，只是放心不下百姓。这是他对中央的最后一次建议。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对彭德怀的评价只有一次比较客观。那是1965年在彭德怀闲置6年后中央决定给他一点工作，派他到西南大三线去。临行前，毛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但这个很难得的转机又立即被“文化革命”的洪水所淹没。彭德怀最终还是死于“文化大革命”冤狱之中。“文死谏，武死战”，他这个功臣没有死于革命战争却死于“文化革命”，没有倒在枪炮下，却倒在一封谏书前。2007年3月作者采访贵州六盘水当年彭德怀三线指挥部他二死其身，既经受住了“武死战”的考验，又通过了“文死谏”的测试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文死谏”的含义，他远比“武死战”要难。当一个将军在硝烟中勇敢地一冲时，他背负的代价就是一条命，以身报国，一死了之。敢将热血洒疆场，博得烈士英雄名。而当一个文臣坚持说真话，为民请命时，他身上却背负着更沉重的东西。首先，可能失宠，会丢掉前半生的政治积累，一世英名毁于一纸；其次，可能丢掉后半生的政治生命，许多未竟之业将成泡影；最后，可能丢掉性命。更可悲的是，武死，死于战场，死于敌人，举国同悲同悼，受人尊敬；文死，死于不同意见，死于自己人，黑白不清，他将要忍受长期的屈辱、折磨，并且身后落上一个冤名。这就加倍地考验一个人的忠诚。彭德怀因为这封说真话的信，前半生功名全毁，任人批判谩骂为“右倾”、“反党”、“叛国”、“阴谋家”，扣在他背上的是一口何等沉重的黑锅。在监禁中他被病痛折磨得在地上打滚，欲死不能。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哨兵关押记录竟是这样的文字：“我看这个老家伙有点装模作样”、“这个老东西从报上点他名后就很少看报”。这就是当时一个普通士兵对这个开国老帅的态度。可知他当时的处境，其所受之辱更甚于韩信钻胯。而许多旧友亲朋，早已不敢与他往来，就连妻子也已提出与他离婚。庐山会议后，全国有3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纸薄薄的谏书怎承载得这样的压力？其时其境，揪斗可死，游街可死，逼供可死，加反党名可死，诬叛国罪可死。“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老干部不堪其辱而寻死自杀啊。但是，彭德怀忍过来了，他要“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相信历史会给他一个清白。他在庐山上对毛泽东说过：“我一不会反党，二不会自杀。”就这样，经30年的革命战争生涯后，他又有15年的时间被批判、赋闲、挨斗、监禁，然后含冤而去。他是1974年11月去世的，骨灰被化名“王川”，送往成都一普通陵园。当时周恩来已在病中，特嘱此骨灰盒要妥善保存，经常检查，不得移位换架。直到4年后的1978年才得以平反。当骨灰撤离成都从陵园到机场时，人们才明真相，泣不成声。专机落地前在北京上空环绕三圈，以慰忠臣之心。

中国古代，君即是国。所以传统的忠臣就是忠君。但“君”和“国”毕竟还有不同。就是在古代，真正的忠臣也是：为民不为君，忧国不惜命。朗朗吐真言，荡荡无私心。既然为“臣”，当然是领导集团的一员，上有“君”下有民。他要处理好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对领导负责还是对人民负责。当出现矛盾时，唯民则忠，唯君则奸。“社稷为重君为轻”，真正的忠臣，并不是“忠君”，而是忠于国家、民族、人民。像海瑞那样，宁愿坚持真理，冒犯皇帝去坐牢。而彭德怀在毛泽东号召学海瑞后，真的在案头常摆着一本线装本《海瑞集》。第二个难题是敢不敢报真情，提中肯的意见，说逆耳的话。所谓犯颜直谏，就是实事求是，纠正上面的错误，准备承担“犯上”的最坏后果。这是对为臣者的政治考验和人格考试。“谏”文化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一个特有的内容。披阅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串长长的冒死也说真话的忠臣名单：比干被剖心、屈原投江、魏徵让唐太宗动了杀心、海瑞被打入死牢、林则徐被充军新疆……他们都是“不说真话毋宁死”的硬汉子。现在这个名单上又添了一个彭德怀。

彭德怀爱领袖更爱真理；珍惜自己的生命，更珍惜国家的前途。他浴血奋战30年，不知几死，经受住了“武死战”的考验；庐山会议30天的争论和其后15年的折磨，他又不知几死，通过了“文死谏”的测试。他是一位为人民、为国家二死其身的忠臣。

人民永远记住了庐山上的那场争论，记住了彭德怀。（2007年7月24日）

朱镕基不修传

借权出书立传在各级官员中已成趋势。方式有两种，一是自己写回忆录、日记，亲自立传；二是动用权力、财力，组织他人为自己立传，或两者并举。于是书市就多了一些垃圾，历史就多了一些包袱，同时也多了一点幽默，留下了一些笑话。

凡有资格立传者，必是干过一点大事，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有一定的知名度的人。传者，传（chuán）也，能传给后人一点东西才有价值。既然是为后人而立那就让后人去做，从来都是政声人去后。你看，凡史上有价值的传记都是经过岁月的沉淀，由后人从容道来。但急于立传者不这么看，理由是“趁我在世好核实材料”。说是核实却常是隐恶扬善，添枝加叶，自为粉饰。还有一个潜台词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着在世，何不享受一下吹捧的泡沫。说到底是私心加虚荣。过去帝王和贵人常在生前大修陵墓，为的是死后再延享生前的荣华尊贵。生前立传有如活人修墓，也是此意。但这实在靠不住。陶渊明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比今人还懂得唯物辩证法。连亲人也只有短时余悲，外人能念你几时？如果你没有干成一点大事，有何理由让人记住？如果你干了大事，历史又怎能忘记？再说既为官就是以身许国，还要这点虚名干什么？你看第一代领导人，毛、刘、周、朱等，没有一个人生前修传，周恩来连骨灰都不留。方志敏为敌所俘，敌兵搜遍全身并无分文。他当然也没有想到此生要为自己留一本传记。开国将帅，许多人身上都留下了累累弹痕，但谁也没有想到要给自己留本传记。再往上推，文天祥被俘九死一生，在狱中写了一首《正气歌》，他没有想到去写自传；司马迁是中国传记文学的鼻祖，写了许多至今还熠熠生光的人物列传，却没有为自己写一个小传。封建社会的皇帝也懂得这一点，没有人在位时给自己修传，而是听由后人根据他的行迹来评说，所谓“谥号”。传者，写人不写己，传世不娱时。

朱镕基不让人为自己修传的理由有二：一是“国事艰难”，顾不上干这种事。一个高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有心忧天下，无心抹脂粉。二是干这种傻事必将“授人以柄”，传为笑话。他说，我脾气不好，就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座右铭。朱的严厉是出了名的。性格直率，容易冲动，在任上骂人无数。朱说“你没有贪欲，你就刚强，什么也不怕”。其实，不贪让人刚强，更让人冷静。朱镕基在修传这件事情上就不肯上当。他说：“千祈停止撰写一切涉及我的回忆或评论材料，并代我广告亲友，不胜感激之至。”你看，又求人家，又感激人家不要给他写传。真是每临大事有静气，只缘心中无私欲。其实老百姓对公务人员的要求就是少点私心，多点真话，这是底线，最低要求。但不少官员硬是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反而私随权增，利令智昏，授人笑柄。（《北京日报》2011年9月29日）

百年革命 三封家书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活动少不了拜谒故地，披览文物。

三月，我有事去福州，公余又去拜谒了一次林觉民故居。林觉民的《与妻书》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文物。黄花岗72烈士，其事迹大多湮灭，幸有这篇美文让我们能窥见他们的心灵。广州黄花岗烈士

碑上72人名单（随着后来的发掘，实际上已超过72人）中，林觉民三字人们抚摸最多，色亦最重。《与妻书》早已选入中学课本和各种文学的、政治的读本，我亦不知读了多少遍。印象最深的是“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他反复给妻子解释，我很愿与你相守到老，但今日中国，百姓水深火热，我能眼睁睁看他们受苦、等死吗？我要把对你的爱扩展到对所有人的爱，所以才敢去你而死。林家福州故居我过去也是去过的。这次去新增的印象有二。一是书信的原物。在广州起义前三天，1911年4月24日，林知自己必死，就随手扯来的一方白布，给妻子陈意映写下这封信，竖书，29行。其笔墨酣畅淋漓，点画如电闪雷劈，走笔时有偏移，可知其时“泪珠与笔墨齐下”，心情激动，不能自已。其挥墨泣血之境，完全可与颜真卿的《祭侄稿》相媲美。二是牺牲前后之事。起义失败，林受伤被捕。审讯时，林不想说广东话，就用英语回答，痛斥清廷腐败，慷慨陈词，宣传革命，说到激动处撕去上衣，挺胸赴死。敌审讯官都不由敬畏，下令去其镣铐，给以座位。两广总督张鸣岐，不得已下令枪决，后惋惜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某日晨，家人在门缝里发现有人塞进来的《与妻书》，同时还有给父亲的一封信，只有39个字：“不孝儿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其壮烈而平静之举概如此。林觉民《与妻书》

福州之后又两月，有事去重庆之江津，才知道这是聂荣臻元帅的家乡，便去拜谒纪念馆并故居。聂帅抗日时主持晋察冀根据地建设，被中央称为“模范根据地”，解放后主持“两弹一星”研究，为国防建设立了大功。总其一生都是在默默地干大事。他在20岁那年离开家乡去法国勤工俭学，开始了探求真理、苦学报国的革命生涯。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同为我党领导集体中的早期留欧人员。聂帅留法时期的家书保存完好，现在收书出版的就有13封，且都有手迹原件，从中可以看到这批革命家的少年胸怀（去法国时聂20岁，周22岁，邓16岁）。现在故居前庭的正墙上有一封放大的家书手迹，是聂荣臻1922年6月3日写给父母的：聂荣臻给父母的信父母亲大人膝下：不得手谕久矣。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狂！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二十一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私位饱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睹此？男也，虽不敢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叩禀金玉安！男荣臻跪禀6月3号

我拜读这封90年前（中国共产党建党之第二年）海外游子的家书不觉肃然起敬。那个时代的有为青年留学到底为了什么？“决非一衣一食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这与林觉民“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何其相通。

要考察一个人的思想，家书大概是最可靠的。因为对亲人可以说真话，而且他也想不到日后会发表这信件。看了林、聂的两封家书又使我联想到五年前在河北涉县参观八路军129师师部旧址时见到的另一封家书。那是一个不知名的普通八路军战士（或是干部）在大战前夕写给妻子的一封短信，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与妻书》。从重庆回来我就赶快翻检所存资料，终于找出那张发黄的照片，但手迹还清晰可辨，全信如下：喜如妹：我俩要短期之分开了。这是我们的敌人给我们的分开之痛苦，只有消灭了我们的敌人，才能消灭这个痛苦。我的病暂时也没有什么要谨（紧），因病得的很长，一时亦难除根。我很高兴在党和上级爱护之下给我这五个月的时间休养很不错。我这此（次）决心到前方要与我们当前的敌人搏斗，拿出最大决心和牺牲精神与人民立功。我第二个高兴是你很好，特别是对我尽到一切的关心和爱护。同时我有两个很天真活泼的小孩，又有男又有女。你想这一切都使我很满足，永远是我高兴的地方。战斗是比不得唱戏，不是开玩笑，是有牺牲的精神才能打垮和消灭敌人。趟（倘）我这次到前方或负伤牺牲都不要难过，谨记我如下之言：无产阶级的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只是时间之长短，但也不是很长的。家人一定要翻身。要求民主与独立，这是全世界劳苦大众都走革命这条道路，苏联革命成功是我们的好好榜样。就是我牺牲了也是很光荣的，是为革命而牺牲，是有价值。在任何情况下我是不屈不挠，坚决□□□部队与敌人战斗到底。一直把敌人消灭尽尽为止。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多吃饭，不生病，我就死前方放心。同时希你好好教育丰丰小儿、小女雪雪，长大完成我未完成之事。一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社会。谨记谨记。我生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即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家居安徽省霍山县石家河保瓦嘴□。茂德一九四七．四．二□于魏□临别之写

这封信写得很镇静、乐观又有几分悲壮。作者和林觉民一样也是抱定必死的决心，但其悲剧气氛要少些，更多的是充满胜利的信心。刘、邓领导的129师1940年6月进驻涉县时不足9000人，到1945年12月挥师南下时已发展到30万正规军，40万地方部队。这个署名“茂德”的作者，就是这支大军中的普通一员。也许他真的

已经在战火中牺牲，那一对可爱的小儿女丰丰、雪雪现在也该是古稀老人。这封上战场前匆匆写给妻子的信，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人的真实生活。一个八路军战士给妻子的信

我把三封家书的手稿影印件放在案头，轻抚其面，细辨字迹，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感慨良多。这三件文物，都是用毛笔书写，所书之物，一件是临时扯的一块白布，一件是异国他乡的信纸，一件是随手撕下来的五小张笔记本纸页，皆默默地昭示着其人、其地、其时的特定背景。论时间，从第一封信算起已经整整100年，恰是辛亥革命百年祭；第二封已经89年，与共产党党龄相仿；第三封也已64年，比共和国还长两岁。而写信者当时都是热血青年，都是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准备牺牲的普通的战士。其结果，一个成了名垂青史的烈士，一个成了共和国的元帅，一个没入历史的烟尘，代表着那些无数的无名英雄。细看就会发现，这三封跨越百年，不同时代的家书中却有一条红线一以贯之，就是牺牲个人，献身革命，为国家、为民族不计自己并家庭的得失。林信说：当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聂信说：决非为一衣一食，而为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茂信说：我或负伤牺牲你都不要难过，是为革命而牺牲，是光荣的，有价值。百年革命，三封家书，一条红线，舍己为国。我们还可由此上推1000年，政治家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上推2000年，思想家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目的不同）。”其一脉相承的都是这种牺牲精神——为理想、为事业、为进步而牺牲。国歌唱道：“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还有一首歌唱道：“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正是这一代代的前赴后继，不计牺牲才铸就我们这个民族，铸就中华文明。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历史精神，而它在革命，特别是战争时期更见光辉，又由代表人物所表现。唯此，历史才进步，人类才进步。

我从百年历史的烟尘中检出这三封革命家书，束为一札，献给祖国，并祭先烈。这是一束永不凋谢的历史之花。（《人民日报》2011年6月23日）（本文见报后有热心读者多方查证，终于弄清茂德姓查，在写这封遗书的第二年牺牲于南阳战役，死时为副旅长。）

蒋巷村的共产主义猜想

参观了全国文明村常熟蒋巷村后突然想到这个题目。

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到现在还是想象中的事情，十分遥远和渺茫。它是马克思在160多年前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推演出的一种理想社会。但是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相信它，受苦的劳动人民相信它。于是就建党，名共产党；就开展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叫国际共运，用实践去求证它、逼近它。一干就是一二百年。在这一二百年间，理论家不断地进行猜想，给出理论模型，就像哥白尼、爱因斯坦不断地求证宇宙；而劳动者，那些实践着的人们，则依其时其地的背景，也不断想象和制作出各种社会模型。于是共产主义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

余生也晚，我的所经所见大约有两种。一是解放前后，这在反映当时生活的电影上还能看到，战士们在坑道里抱着枪幻想，或者刚分了土地的农民蹲在犁沟里憧憬，共产主义是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主要反映人身解放了的劳动者物质上的要求。是最初级、最朴实的“解放版”共产主义。二是“人民公社”版。追求“一大二公”，农民吃食堂，不要自留地，不许养鸡，连同劳动者本身也都“归公”，甚至连每个人的思想里也不许有私人空间。第一个版本，要求不高，很快就达到了；第二个版本则是一场黄粱梦，经“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后就破碎了。而这次我却看到了一个与前两个不同的比较接近马克思想法的版本，我把它叫作“中国乡村版”的共产主义猜想。

我们过去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有这样几点：生产资料公有、产品丰富、觉悟提高、道德高尚、贫富差别小等等。但是对人的自由讲得很少。恩格斯在去世的前两年，有记者问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你和马克思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他答曰就是《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话：“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也有一句话：“自由的人就是共产主义者。”恩格斯更具体地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他这里特别强调“所有的人”都能得到这三点：有工作、有物质享受、有精神自由。当然，自由的前提是物质丰富，但丰富之后怎么办？或者说鱼和熊掌怎样兼顾，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新版本。

蒋巷村不大，186户，1700亩地，800口人。40年前曾是一块低洼闭塞的蛮荒之地，血吸虫病流行，地不产粮，食不果腹。当时的村支书常德盛提出：“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现在已换成工业园、粮田园、蔬果园、居住园、旅游公园“五园”交错的新家园。村展览室的墙上贴着一张历年的人均收入统计表。上世纪60年代118元，70年代316元，去年21600元，这还不包括各种补贴和福利收入。

按照恩格斯说的那三条，我们来看看这个现实中蒋巷村版本。

先说人人有“健康而有益的工作”。全村工作分为工业、农业、服务业，正好是经济学家们说的第一、二、三产业。原则是“工业向园区集中，农田向能手集中，居民向社区集中”。各人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爱好选择职业。全村1000多亩地集中由16个种粮大户来种，其余大部分劳力进了工厂，而且都是“健康而有益的工作”。村里十年前就主动关闭了一个很赚钱的化工厂，现生态极好，林木荫道，绿水绕村，鸟语花香。还设有一个大气监测站，每日除报气象，还报大气质量。

再看第二条，“充裕的物质生活”。每户一座两层楼的别墅，早已超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村里有商店、图书馆、博物馆、农民剧院，一应俱全。有趣的是村里有一个很大的民俗博物馆，墙上抄着一首辛弃疾800年前描写江南农村生活的词《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文化背景、心理背景。追求富裕、和谐、自然、自由。蒋巷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描绘现代图画。现全村已人均年收入20000多，中学以下上学全免费。大学生年补3000元，研究生年补5000元。老人，55岁开始每月补300元到600元，如身患重病者，月补400元。他们说这是“按劳分配加按老分配”。

最难能可贵的是第三条“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前面所述各人可自选工作已不必说，且以养老一项，就可见他们怎样努力创造自由状态。中国已渐入老龄社会，养老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难在怎样既保证老人生活舒服，又精神自由，还能减轻年轻人的负担。而中国农村的婆媳矛盾是一道传统难题，现代社会的新老“代沟”又是难抚平的伤痕。蒋巷村却有办法。全村55岁以上老人200个，按说各家都有别墅小楼，住房宽裕，三世同堂，足可养老。但村里又另盖200套老人公寓。平房庭院式，花木葱茏，阳光明媚。分单身居和夫妻居两种，面积不同。室内橱、卫、寝、厅，一应俱全。老人如愿与子女合住，则住；不愿即可搬来公寓自住。免去了许多因“代沟”所引起的习惯不合与情感摩擦。又因就是在本村，子女近在咫尺，照顾亦便，分而不裂，和而不同，亲情不减。距离产生美感。这里，无论老人还是子女，“每个人的自由都是对方自由的条件”。我执意要看一二户老人公寓。庭院排排兮，花掩地，每家都窗明几净，闲适自得。他们在院中树下或干一点轻活，或聚而闲谈。王凤英老人已79岁，正抱着2岁的曾孙在门前晒太阳。旁边晾着一笸箩新碾的米粉，雪白细腻，散发出微微的清香。近处翠竹摇曳，紫薇吐蕾，茶花艳艳，远处大田里菜花金黄，一直黄到天边。就是桃花源中人也不过这样。不是说小康的住房标准是每家要有两套住宅吗？盖此情景也。

村里的生活设计还有许多尊重人性自由的细节，如虽粮菜供应充足方便，但还是给每家半分自留地，不为吃用，只为满足农民世世代代的精神寄托。菜园里老人弄苗，童子追蝶，吴侬软语，相话桑麻。村里设早市区，买卖自由，交换方便。我去时，已收市，门面街道收拾得干干净净，都有专人管理。书记常德盛解释说，也不只为物资交流，主要是让村民有一个交往、说话的地方，要的就是一个和谐。村外有人在修渠，这是外来的打工者。果园里几个老人正在剪枝，老常说，他们本有养老费，可不干活，但如想干，也还再给工资，是轻活，可干可不干的。我立即想起一句话，到了共产主义劳动就成了人的第一需要。

蒋巷村的现状当然不是共产主义，那样说我们这些人太低能了。但它肯定是人们追求理想征途上的一小步。既然是理想就有一定的虚幻性，等待人们用实践去逼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最怕他们的书给人定死了框框，就声明说：我们不打算把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恩格斯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的情况，你在我这里，连影子也找不到（马恩书里确实找不到蒋巷村社会组织的影子）。正因为马恩这样唯物，这样辩证，为我们预留了理想空间，人们才可能去创造各种版本。事实上从《共产党宣言》发表那一天起，无论领袖还是群众，理论还是实践，都在摸索寻找。列宁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这也是一种版本，和“点灯不用油”有一点相似。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有人考察发达国家，说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共产主义，是从物质文明的角度看，也是一种版本。近年来还有人研究北欧版本。当然，蒋巷村物质条件比起世界上和国内的发达地区还差得很远很远，但它和自己比是大大进步了，更可贵的是它能在自身物质进步的基础上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含义进行积极探求，这就了不起，是中国乡村版的共产主义猜想。或者它只能算是一个新版本的幼芽，再小点，一个细胞，一点基因。基因学有一个术语：基因漂流。自然物种在进化中，总有某种基因会飘落某处与其他基因结合成新的物种。共产主义理论一产生就是一个在欧洲大陆上“游荡的幽灵”，一个漂流的理论基因、科学基因。160多年后，它漂到中国的江南水乡，与这里从800年前漂过来的，辛弃疾词里所表达的那个天人合一、老少同乐、物我一体的乡土基因相结合，成了现在的这个新版本，蒋巷村版（现代中国还有其他版本，如华西村版、南街村版、大寨村版，含义各有不同）。任何科学都是从猜想起步。猜想一旦变成了现实就是科学的胜利，历史的进步，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1543年哥白尼创立太阳系假说，到1846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6年）法国人勒维烈按照这个假说发现海王星。恩格斯说：“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300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太阳系假说的证实经过了300年，而共产主义学说的提出才160年，尽管我们相信它的可靠性，但要证实它还得经过许多许多的年头，请不要急。我们得像科学家发现大小行星那样，去耐心地仔细地推算、求证、实践。这中间会有许许多多的模型和版本。这应了邓小平说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邓小平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起，到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锲而不舍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也曾是一种版本）的反思，到邓小平讲“老祖宗不能丢”，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亿万群众一直用实践去求证主义，求证假说。也许将来的求证所得与马克思书上讲的相距甚远，这也没什么，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开放的科学。

在蒋巷村我又重读了一遍共产主义的猜想，也读出了一点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

写完这篇文章猛然想到过几天就是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快到了，这也算是对马克思诞辰192周年的一点纪念。（《党建》2010年第8期）

嘉兴南湖红船之铭

红船者，嘉兴南湖上一普通小船，为当年中共一大会场。以一条小船而造就大党八千万，吞吐岁月九十年，古今中外唯此一船。

红船为建党之证，本该尊为文物，储于庙堂；受专人之呵护，享国宝之典藏。然栉风沐雨，置于湖畔，广接游人，敞对青天，是别有深意，寄情悠长。

船之名红，不在其色而在其意，借物言志，别有期盼。当年长夜如磐，红烛此处破黑暗，更燃火炬上井冈。从此，红色象征革命、象征进步，代表民心、代表希望。今革命虽已成功，然兴邦还不敢轻言，社会主义最少还要100年。风帆正举，飞舟破浪，红色精神，更待发扬。

船置水上，是为不忘古训：水可载舟，亦可翻船。今登舟望湖，叹烟波之浩渺；抚舷临风，见远山之苍茫。想千帆齐发，金戈铁马曾渡江；如履薄冰，船大掉头改革难。建党如同造船，聚中坚而精诚，已属不易；治国又如远航，得民心而永葆，更是艰难。九十年，几多胜利，几多忧伤，善待吾民，谨行吾船。

船泊湖心岛旁，风雨楼前，是为居安思危，远瞩高瞻。南湖虽小，映照古今，不让八百里洞庭；小船如苇，一箭光阴，射穿两千年画卷。贾谊过秦、魏徵谏唐，毛泽东延安窑洞答客问，如数家珍说民主；陈胜揭竿、天朝末路，五领袖西柏坡下去赶考，相约不做李闯王。小舟一叶，窗明几净，仰望楼头，细思默想。

呜呼！树高有根，水长有源。今党拥众十数亿，国有版图九百万，不敢忘我九尺小船。于是泊于南湖，永存嘉兴，年年拜祭，岁岁观瞻。不忘宗旨，更写新篇。唯愿事业皇皇，国泰民安。（《人民日报》2011年7月1日）

西柏坡赋

西柏坡乃冀中一普通山村。然其声沸海内，名传八方；瞻者益众，研者益广。天降大任，托国运于僻壤；小村何幸，成历史之拐点。

1948年春，中国北方大地正寒凝将消，阳气初升，国共两党还胜负未分。时毛泽东方战罢陕北，过黄河，进太行，一路西来；刘少奇正经略华北，闹土改，分田地，发动群众。中央五大书记，自一年前延安分手，重又际会于此，设立中国革命之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将要夺取大城市，问鼎北平。

是时也，日寇甫败，蒋介石心气正盛，仍欲圆“剿匪”旧梦。于是设指挥部于南京，乃六朝古都，纸醉金迷之城。共产党则选定这个山沟，穷乡僻壤，无名无姓之村。当是时，势虽必胜，党却还穷。战事紧，参谋竟无标图之笔，而以红蓝毛线推盘演兵；文电急，领袖苦无办公之所，只就炕桌马灯草拟电文。借得民房一室三桌，是为情报、作战、后勤三部；假小院石碾一盘，以供毛、周、朱选将、发令、点兵。虽军情火急，院门吱呀，不废房东荷锄归；指挥若定，读罢战报，还听窗外磨面声。谈笑间，一战而取辽沈，二战而收淮海，三战而下平津。全国解放，大局已定。

当此乾坤逆转，将开国定都之时，中共高层却格外之冷静。一间大伙房里正在开党的中央全会，静悄悄，审时度势，析未来；言切切，防微杜渐，议党风。斯是陋室，无彩旗之张挂，无水茶之递送；甚而上无主席台之摆设，下无出席者之席尊。主持者唯一把旧藤椅，代表席即老乡家的几十个小柴凳。通过的决议却是不祝寿、不敬酒、不命名。其心之诚，直叫拒者降、望者归，大江南北，传檄而定；其风之严，令贪者收、贿者敛，军政上下，两袖清风。孟子言，先贤而后王；哲人曰，先忧而后乐；共产党人，未曾掌权，先受戒骄之洗礼；五大领袖，进京之前，相约不做李自成。

中国革命乃土地革命，政权之争实民心之争。仰观自陈胜、吴广至太平天国，起起灭灭，热血空洒黄土旧，悲歌唱罢王朝新。只有共产党，地契旧约照天烧，彻底解放工与农。党无己利，人无私心，决心走出人亡政息周期率；言也为民，行也为民，载舟覆舟如履薄冰。西柏坡，一块丰碑，一面铜镜，一声警钟；二中全会，两个务必，两个预言，再三提醒。自古成由艰辛败由奢，谦则受益满招损。正西风烈，柏松翠，坡草青，精神在，长久存。刻于西柏坡的《西柏坡赋》（《人民日报》2011年6月23日）

上北戴河不办公书

党中央：

今特向中央提一建议，仅供参考。

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新的领导机构有几项举措深得民心。其中包括政治局成员亲访西北坡，重提“两个务必”；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访贫解难；在传媒上改进领导人活动的报道等。我觉还有一事，下面反映较多，这就是中央领导每年夏天前往北戴河暑期办公，也可以取消。

理由有五：

一、当年我们的办公和生活条件很差，北京夏热又无空调设备，为中央领导就近安排在北戴河休假并办公实有必要。现在京城的条件已大为改善，似无必要再来回迁徙办公。

二、对地方来说，每年接待中央领导休假和办公是件大事。当地干部反映，虽工作头绪千条，每年唯此为大，各方举财劳民，如履薄冰。这难免增加地方负担，分散正常工作精力。

三、对中央来说，每年一次离京办公，必然带来大量工作人员往返奔波，各部呈文送信，汇报请示，后勤供应，生活服务等大增劳务。有时因一事之商也要请多个部门负责人离京赴议，增加行政成本。

四、北戴河近年已渐成旅游胜地，客流涌动，人声嘈杂，此处已非殚精竭虑、忧国治事之所。况且时当盛夏兼有休假避暑，领导人必携带家属。工作人员也难免呼朋唤友，优游嬉戏，有碍工作，失之威重。

五、其时正当旅游旺季，重要车辆来往于京戴两地，必然清道警戒，与民争路，易起非议，影响干群关系。

因此，建议将办公与休假分开，可轮流休假，办公则仍在北京。过去前几代领导人暑期京外办公，或因京城条件所致，或因年事较高兼顾休息，群众还可理解。现在中央新班子年富力强，锐意进取，正可借机革此旧制。虽一事之易，其精神号召力当不同凡响，最可表明新一届中央正党风、恤民情、重实效之决心，定会得到广大人民和干部的拥护。

谨以一个普通党员新闻工作者的忧国爱党之心竭诚进言。

敬礼（2003年4月17日）说明：中央领导从2003年起已不再在北戴河暑期办公，而改在那里接见休假的劳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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