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布鲁诺·罗奇,（美）杰伊·雅各布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互惠资本主义：从治愈商业到治愈世界试读：
对本书的赞誉
大胆调和了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相互排斥的方面。对当今那些准备重塑世界的商业领袖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琼-克里斯托夫·弗拉丁（Jean-Christophe Flatin），玛氏公司巧克力事业部全球总裁
罗奇和雅各布在其他人惨败的地方大获成功。他们清晰、简洁、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文字将资本主义塑造成最终形式，并将其提升到应有的巅峰位置。随着试点的成功和在商业世界的应用成为现实，罗奇和雅各布杰出的学术研究得到了强化和支持。他们不仅完善了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而且为21世纪负责任的企业描绘了路线图，并将其交付到我们手中。
——弗兰克·埃克斯（Frank Akers）博士，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前副主管；玛氏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橡树岭战略集团（Oak Ridge Strategies Group）首席执行官；美国陆军准将（退休）
罗奇和雅各布提出的这种更完整的资本主义形式无关竞争优势。但是为了在未来具有竞争力，公司将需要以这种方式运行。
——保罗·迈克尔斯（Paul Michaels），玛氏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强生公司和宝洁公司前主管
对环境服务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威立雅而言，服务于人类进步的创新问题至关重要：扩大对自然资源的获取途径，对其进行维护并更新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威立雅的价值观与这本书的观点非常吻合，该书基于互惠和共享繁荣，对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个愿景以及实际解决方案。
——黛娜·劳达（Dinah Louda），威立雅研究所（Veolia Institute）执行董事，威立雅首席执行官顾问
有些努力需要智力、情感或精神上的勇气。布鲁诺和杰伊代表玛氏公司、我们的生意伙伴以及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展现了这三种勇气。我真心希望它能够促使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及其在我们前方世界中的关键角色的对话逐渐展开。因为我相信它可以并且必须如此。
——贝思文（Stephen Badger），玛氏公司董事会主席
作为人类，我们向往这个世界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即使我们做出有违这种向往的选择。多年来，罗奇和雅各布一直在努力重新思考企业应该成为的样子——如果我们想要个体和社会繁荣发展，那么我们需要选择一种符合宇宙本质的未来。很少有人愿意像他们一样提出关于企业本质的最关键问题，而他们的“互惠经济学”则是一种愿景，是对现代世界中最具标志性的品牌之一如何做好事且做得好的展望。这本书主张的不是慈善也不是企业社会责任，而是一种持续赢利的方式，是以一种铭记市场意义的方式赚钱。
——史蒂文·加伯（Steven Garber），华盛顿研究所所长，《职业展望》（Vision of Vocation）和《忠诚的结构》（The Fabric of Faithfulness）作者
这场危机不只是一场“正常的”危机，它要求我们重新设定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一切照旧的商业模式在任何地方都不再运转。雅各布和罗奇所建议的是一个艰难的旅程，但也是一个富有希望和创造力的旅程。这项研究雄心勃勃，可以让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相信这是唯一合理的选择。我们已经修补了之前的体系，这是个好消息。如今我们必须进行重建，这是一个充满期望的呼吁。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必须为多数人运作，而不是只为少数人运作。如果我们想在我们这一代消除贫穷，现在是时候了，而这本书就是答案。
——伯特兰·巴德尔（Bertrand Badré），蓝橙资本（BlueOrange Capital）首席执行官；世界银行前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法国兴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前首席财务官
如今的体制未能适应人类的迫切需求，权力转移到了跨国公司。因此，人类可持续生存的责任主要落在了商业领袖的肩上。罗奇和雅各布从经济上和精神上正视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良好的愿景和实用的方法，确保企业在实现利润的同时服务于社会、自然和人类的需求。他们的这本书邀请我们参与到模式转变中。它呼吁有道德感和责任心的商业领袖行动起来。让我们迈步前进！
——阿维谢伊·布雷弗曼（Avishay Braverman），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兼处长；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前校长；以色列议会财政与经济事务委员会前内阁部长兼主席
推荐序一
从经济学诞生的第一天起，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应该如何来组织。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理所当然的回答是：社会生产应该由企业来组织，而企业的决策者应该是出资者，谁出资谁决策、谁负责。然而，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我们所熟知的由出资者来建立企业、由企业来决定生产的这种生产方式，是200多年前才开始流行的。
事实上，在传统的社会组织中，许多生产决策是由家庭、家族甚至部落决定的，生产的决策者不一定是出资者。现代社会中，还存在由劳工管理的企业（labor managed firm）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而由出资者决定生产的生产方式，在西方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制度。其中，美国式的生产方式最为极端，其认为企业经营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给投资者即股东带来最大的投资回报。但是，这一做法往往会带来一系列公认的问题，包括企业的行为过于短期化，以及企业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忽视。因此，近些年来，西方兴起了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核心诉求是要求企业在做决策时要对整个社会负责。
本书的作者正是基于自己最新的实践，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给出了最新的诠释和提炼。他们认为，企业的决策者不应只追求投资者回报，还要照顾到人力资本回报，顾及企业员工的获得感，考虑对自然资本的回报，关注自然环境恢复的能力，同时要兼顾对社会资本的回报，提升社会的信用与诚信度。这种理念，他们称之为互惠资本主义。他们所说的资本不仅包括金融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
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的亮点是，作者所提倡的互惠资本主义基于的是成功的社会实践，而非理论上的空想。玛氏公司便是长期践行这一互惠资本主义理念的成功案例。
也许中国民众听说过玛氏公司的并不多，但是大多数人都知道士力架巧克力和箭牌口香糖，这些都是玛氏公司旗下的子品牌。的确，玛氏公司非常低调。这里面有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尽管玛氏公司已经存在了100多年，但它始终是一个标准的家族企业而非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玛氏公司长期坚持一个基本理念，即所有的盈利都留在企业内，要么用于给职工发福利，要么用于创新，或者用于再生产。这种一切都是为了企业发展而不是为了家族赚钱的理念，在家族企业中是很少见的。也正是这一理念使得玛氏公司能够经久不衰，在产品研发、技术进步和营销等方面始终走在同行的前列，成了当今全球食品行业最大的几个企业之一。
这本书所提倡的互惠资本主义的理念以及玛氏公司的实践，对于当今的中国极具启发意义。第一点启示就是，一个基业长青的企业必须对整个社会负责，必须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积极的、有机的成员，必须对职工的发展、上下游企业的长期发展，以及整体的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只有把自己变成社会积极的一分子，企业本身才能够基业长青。
这本书的第二个启示就是，伟大的企业不一定要上市。事实上，最近30年以来，美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在大幅度下降，很多美国企业已经发现上市公司体制的弊病。尤其是在当今的资本市场情况下，上市就意味着企业必须对股东的短期利益负责，这种过分关心股东利益，尤其是股东短期利益的做法，往往会把企业带上万劫不复之路。事实上，我们看到欧洲有很多伟大的企业，包括宝马、米其林，它们虽说是上市公司，但都是由家族牢牢控制的。家族管理者长期坚持自己的理念，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坚持长期发展，坚持研发，坚持对整个社会负责。
这本书的第三个启示就是，一个家族企业要想基业长青，就必须要有自己坚定的信仰。玛氏公司的坚定信仰就是企业要对全社会负责，要把为社会做贡献作为首要目标，而赢利只是一个手段。这一信仰维系着玛氏公司的基业长青。如果纯粹是为了赢利的话，那么也许一个家族企业可以在短期内如日中天，但是，一旦风向转变，企业内部人士就可能转向从短期来看利润很高的行业，比如房地产或者金融，而忘记了自己的立足之本。这样的企业很难实现基业长青。
如今，中国有很多家族企业已经碰到了二代接班的问题，它们中不少已经是上市公司。我倒是建议中国的家族企业，包括已经上市并保有家族股份的企业，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一下国外像玛氏公司这样的成功企业，聚精会神凝练出自己的企业信仰。只有把企业信仰筑牢了，企业才能够基业长青。对于那些寻觅接班人的企业家，即便自己的子女在短期内没有兴趣接班，也一定会有本家族的其他成员或者有理想的职业经理能够认同已确定的企业信仰，让自己开创的企业经久不衰、永葆青春！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2018年8月 清华园
推荐序二
牛津大学是在三年前加入玛氏公司的互惠之旅的，当时布鲁诺·罗奇与杰伊·雅各布以及玛氏公司催化剂（玛氏公司的内部企业智库）的一个团队一起来到赛德商学院，介绍他们的“互惠经济学”。当然，我们当时对玛氏公司正在从事的创新管理实践已经有些许概念，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即将听到什么内容。这次见面的效果非常令人振奋。商学院的人认为，其中真的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需要仔细与深入的分析。因此，这次见面为牛津大学和玛氏公司之间的合作研究项目播下了种子，迄今为止这一项目已经持续了两年，并且注定还将持续很多年。
我们于2014年10月正式开始研究互惠这种稀有概念在玛氏的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我们与该组织的各级人员进行了交谈，特别关注了玛氏公司在肯尼亚内罗毕开展的一项叫作马乌阿（Maua）的试点研究，玛氏公司催化剂智库积极参与了这项研究。我开始意识到三件事。
首先，这种互惠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实现。它探索的是企业通过落实结构、体系和实践而从赋予利益中获取利益的方式。玛氏公司正在通过试验、观察和学习来识别这些结构、体系和实践。
其次，互惠的结果之一是，学术界和企业界不仅可以从彼此那里学到很多，而且可以做出相当大的贡献。玛氏公司从本质上非常恰当地认识到，商业的要点不在于了解而在于学习，并且由于学术的重心在于研究与传授，这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伙伴关系。企业明白它们能从高校那里获取大量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但很少有企业能明白，在对新商业实践的探索中，与高校合作也能获得好处。
第三，商业和学术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在本质上就是相互的。它们两者的利益并不是天然一致的。商业是直接的、私人的和保密的；学术是长期的、公共的和开放的。二者作为不同体共存的原因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因此，缔造这种关系需要对双方的目标、限制和特性有着难能可贵的认识，并且避免对双方存在的缺陷进行谴责。
在这方面，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非常有幸能与玛氏公司的催化剂智库合作，该智库作为一个将研究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组织，能够为学术界和企业界起到调解作用，这是项目蓬勃发展所必需的。特别是，作为玛氏公司催化剂智库的领导者，布鲁诺·罗奇与杰伊·雅各布提供了实现该项目所需的远见、想象力和领导才能。
就像互惠一样，这个研究项目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我们不仅了解到商业上的互惠，还学习到如何促进商业研究中的互惠。这本书出色地描述了该项目的基本概念，以及它们出现的过程。这个故事对于理解21世纪我们需要做什么来改革商业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都开始意识到，商业的失败不仅使我们的经济和金融贫乏无力，而且使个人和社会都面临着贫困。
改革商业不仅对完善资本主义模式至关重要，而且对其维护也极其重要。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对商业改革的失败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看得太清楚了。这些年来我们在改革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然而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经济结构即将受到侵蚀，我们没有时间继续猜疑和不信任。
这本书为我们理解我们需要做什么以及企业能够做什么奠定了基础。对于这本书所竭诚传达的重要经验教训，我们都应该留意和体会。科林·迈耶（Colin Mayer）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前院长赛德商学院彼得·穆尔斯管理学教授《公司的承诺：解构信任危机，重塑社会信任》作者
推荐序三
我的“互惠经济学”发现之旅起源于30多年前我在玛氏公司当初级雇员的时候。起初，我的理解仅限于我与公司之间非常简单的关系——我努力工作，获得了新的职业机会，财务状况也有所改善。在快速进行地域扩张的商业周期内，我亲眼见证了成功企业可以为其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员工、供应商、客户以及他们的家属和人际关系网，带来的巨大改善。从中东到中欧的各个地区，共享利益都创造了非常实际且确实可见的影响，这一经验使我毫不怀疑该原则中潜在的基本真理。
在管理催化剂智库期间，我接触到了“什么是恰当的利润水平”的问题及其研究成果。这反过来又使我萌生了一些想法，产生了强烈的个人好奇心，即我们是否可以超越金融方面的衡量标准，来评估甚至量化我们的影响，并且左右这些影响。
在玛氏公司饮料部门担任领导期间，我当然很清楚，推动这项业务的快速增长势在必行。但是，除了固有利益的增长外，其他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我们是否可以推动一系列行动，使特定利益相关方受益？这样的行动是否有助于我们实现“最大的成功”？借助两位作者对共享价值的分析，一个非常清晰的“战斗号召”出现了。在我们价值链最末端的咖啡种植者是最值得关注的。对这些来源地的个人考察只是增强了这一信念。作为全部咖啡作物中的一个相对较小的买家，我们有幸能够决定从哪里购买，因此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侧重点在哪里。结合我们的金融资本衡量标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衡量方法使我们能够选择拥有最佳成功前景的地方，并对我们的进展进行实证测量。除了种植者中“社会资本”提高Y%外，设定X%的业务增长目标的前景也随之出现。除了引发个人动机外，这一前景也在我的管理团队以及很多其他相关同事中引发了普遍参与，令我很受触动。
当我换到玛氏箭牌糖果有限公司（玛氏公司的一个部门）时，我把这些成形的想法也带了过去。在箭牌的价值链中，我们将薄荷的种植确定为一个潜在机会。然而，同样的价值链分析显示，就口香糖而言，更大的机遇在于提高我们分销网络中的共享繁荣——尤其是在新兴市场中。将肯尼亚作为试验的沃土，我们开始着手测试我们培养微型企业家的能力。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是它给了我们很多沉痛的教训。在当地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我们慢慢地改良方法，并且很快培养出一些非常有前景的成果。对部署方法的严格关注以及在衡量影响时严谨科学的行为，使我们能够改进我们的方法，改善我们的运营，并开始衡量我们对自身所在的内罗毕市区的社会影响。没有什么比会见我们的企业家更令人受激励的体验了——比如，一位年轻的母亲将她的收入水平从仅能维持生计提高到可以支持她的孩子接受教育。
我们随后将项目推广到其他区域（如菲律宾），我们现在在中国农村地区也开展了非常激动人心的测试项目，包括使用新的电子技术来衡量我们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纠正世界上所有的错误与不公，但是通过两位作者提出的方法，我确信我们能够并且确实会对我们价值链中的许多生命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我热忱地希望，我们继续分享、学习并加速这个进程。马丁·拉德万（Martin Radvan）玛氏箭牌糖果有限公司总裁
推荐序四
这本书是对所有优秀的商业和社会倡议的思考与审视。对所有希望“及时迎接未来”的领导者来说，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阅读和思考。
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些观点走在了他们的时代之前，但是他们错了。如果他们不思考这些观点，那么他们将落于时间之后。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需要有一个有价值的目的。这本书让我们思考资本主义的目的——它应该仅仅关注提升股东的财富，还是应该同时关注提高与企业的生存和目标有着利害关系的每个人的福祉？
经济学是对稀缺资源的合理分配。金融指标一直是衡量决策敏感度的标准方法，但金融资本并不是当今世界所缺乏的。那么，在分配和利用资源以满足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们的需求方面，金融指标怎么会成为良好决策的唯一视角呢？
今天的人类极度缺乏的是，为了生产力与劳动力的改善而对人力资本进行良好的部署与利用，为了群体的健康运作而对社会资本进行充分的创造，以及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而对自然资本进行有益的开采。
人力资本关系到人。人们如何被鼓励并发展成为最好的自己？每个人如何获得最大的机会去实现他们在智力、知识、技能和实践方面的潜力？每个人如何受到良好的激励和帮助以尽其所能做出最大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如何协同增效以使企业或组织成为它们所能成为的最好的样子？在“所测量的即是所完成的”原则基础上，我们需要在人力资本的部署和利用方面采取良好的措施。本书提供了有趣的、实用的观点。
许多组织呼吁团队配合与协作，以此作为健康运作与和谐工作场所的基本美德。社会资本是使人们互相关照，并使人成为“人”的润滑剂。人们渴望身份，寻求被爱、被尊重。为了了解在我们的员工和群体中“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衡量我们对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消耗。这本书提供了深刻的、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全世界都在谈论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我们需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好管家，这并不是一个愚笨的想法。这对后代来说是一种开明的利己主义。无论是空气、水、石油和天然气，还是沙子和矿物，我们都需要一种方法来衡量如何利用可供我们支配的自然资本。这本书提供了健康的、深思熟虑的观点。
金融衡量标准在企业是否以可持续的、有效的方式运行方面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狭隘的视角。我们迫切需要一套不仅着眼于金融资本，而且涵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综合措施，以便让我们全面了解我们在所做之事中成功的可持续性。
这本书为企业负责任的、可持续的领导提供了一个实用而全面的视角。如果领导意味着“使不会自行发生的好事情发生”，那么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对做好事、做正确的事的紧急呼吁给予适当关注，履行我们所肩负的持续成功的责任。“等等看”即“等着消亡”。
我们所有人都想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本书指出，如果我们不以全面的方法衡量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就很可能误入歧途。的确，直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员工在工作中自由闲散，新雇员在工作交付时仅仅是“满意即可”，“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感人号召暗示工作并不好玩而是一种为挣到“享受生活”的必需品所经历的“必要的不幸”，社会成员对他们的同胞们毫不关心，“以自我为中心”几乎完全排挤“以他人为中心”，决策的制定是为了今天这一代人的舒适却极少考虑未来两代人……那么我们不可能步入正轨。
这本书寻求为企业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以实现企业、人员、群体以及地球的最优质的、可持续的、长期的成功。它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来衡量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致力于解决我们在行动中的漏洞。这本书中所建议的是衡量变革效应的可行性指标。现在即未来！我们一定不能错失良机。林祥源（Lim Siong Guan）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前集团总裁新加坡外汇储备基金经理新加坡国际诚信研讨会(Honour，一个为了国家福祉而弘扬诚信的慈善机构）主席《怎样当领导》（The Leader，The Teacher & You)以及《胜利与荣誉》(Winning with Honour)的联合作者
引言
根除金融资本主义的功能障碍
从某种实际意义上讲，所有生命都是相互关联的。所有人都深陷一张无法逃脱的相互关系网，被束缚在命运的外衣
之下。无论一件事直接影响到谁，它都间接影响到所有人。
在你成为你应该成为的人之前，我绝不可能成为我应该成为
的人，而在我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人之前，你绝不可能成为你
应该成为的人……这就是现实的相互关联结构。——马丁·路德·金
一切都始于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一年多之前，全球食品饮料公司玛氏公司发出疑问：对于商业活动来说，恰当的利润水平应该是怎样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被人类思索了数千年。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所
罗门王，公元前950年）
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拥护者们及芝加哥经济学派，已经开始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回应这个问题。所谓“金融资本主义”的弗里德曼模式在商业世界成为主导，它可以被简单概括如下：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利用其资源从事旨在（为股东）提高利润的活动。
在这种背景下，关于“恰当的利润水平”的问题有着格外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由一个企业而不是由一个利益相关方或一位利他的外部观察者提出的。并且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年之前发生，直接挑战了主流芝加哥学派的核心假说。
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对芝加哥学派的相关性提出质疑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关于人类、地球和利润的平衡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方（企业、非政府组织、学者，等等）日益关注的领域，这显示了当前模式所带来的日益强烈的不适感。在这一领域，大部分的相关举措侧重于主流的企业社会责任，目的是减轻或缓解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或者侧重于设立慈善基金或社会影响型基金，关注企业周边或与企业不相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但是，没有一项举措真正挑战了这个体系的核心，或者质疑说“恰当的利润水平”可能并不是指无条件股东价值最大化。
恰当的利润水平和两个推论问题
恰当的利润水平的问题在我们的工作中引出了另外两个重要问题，这两个问题兼具实用性和伦理性。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最优利润水平，可以确保企业创造的整体价值最大化，包括企业持续的、健康的、有盈利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可以证明企业从其运营及长期发展所依赖的商业生态系统中汲取多大的价值是合理的。两个问题都开始解决价值创造、价值集中和价值共享如何或者应该如何彼此相关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分别聚焦于整体价值最优化和道德规范——最终开启了一个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研究项目（被称为互惠经济学），这个项目鼓励我们从大处着眼，思考商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如何成为一种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恢复性力量。
这个项目把我们与具有先进思想的学术机构的学术研究合作，同以玛氏公司为主要赞助者的强有力的商业关注点结合在一起，如今，从我们的方法中看到价值的其他跨国公司也逐渐参与到该项目中来。
作者的展望
本书展示了迄今为止我们在所进行的应用研究项目中最具见解的想法和成果。我们，以及越来越多跟我们在合作的商业人士、学者和其他思想领袖认为，该项目可能构成一个重大的商业突破。但是本书的目的是介绍我们提倡的新方法，而不是详述细节。这本书的英文版于2017年面世，是由我们与最重要的学术合作伙伴合著而成。我们依然在自我探索的旅程中，这意味着伴随着新的商业试点、合作伙伴和发现，项目每天都在持续推进。尽管如此，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细节可以分享，并且已经在本书中充分阐释了新模式，以便我们的读者掌握其基本组成部分且理解其在实践中的功能。
本书不反映玛氏公司的官方立场，但它代表了作者有据可依的观点，自2007年以来我们在被称为催化剂的玛氏公司内部智库中担任管理和领导角色，联合领导着这项研究工作。我们与企业智库的同事，以及很多商业领袖、非政府组织，还有一批来自全球各高校、跨越多个学科的外部专家合作开展了这个项目。我们正在讲述这个故事，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角色参与其中，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今天将无法写出这一切。
简单谈谈我们探索中的关键点
我们的方法基于一个简单的假设，即大多数商业可持续性问题都能得到有效而持久的解决，不是通过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举措或慈善活动，而是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的方法，这些方法能够在带来强劲的财务业绩的同时，驱动社会和环境业绩。因此，我们正在开发的管理理论认为，通过理解和管理多种资本形式，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共享金融资本，企业可以在驱动利润的同时，推动对人类和地球而言更广泛的互惠。这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对这些资本的良好管理可以驱动卓越的商业表现，反过来，商业也会（积极地或消极地）影响这些资本。
我们必须应对的方法论挑战在本质上是双重的。首先，新资本形式的新指标必须简单到足以在商业背景下实施，并且在不同的地域和商业环境下都可以保持稳定。其次，对企业进行新的商业实践来说，这些指标必须是可操作的，并且必须在带来社会和环境业绩的同时，也伴随着优秀的财务业绩。如果做不到以上几点，那么我们的方法并不会比传统的针对商业可持续性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好到哪里去，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为社会或环境带来某些积极（或“不那么负面”）的影响，是以股东分红为代价的，这就意味着其应用并不具有商业改革的潜力。
尽管在衡量方法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广泛的研究，形成了具有重大突破的见解（见表0-1），但是发展新的商业实践来践行这些将引领真正全面的经营业绩的新资本主义形式，这在总体上仍是一个我们还在开发和测试的绿色地带。表0-1是对目前为止通过我们的项目形成的主要见解的一个总结，这可以为企业提供除金融资本以外的核心业绩驱动力。表0-1 主要发现：其他资本形式，以及如何衡量它们
这些指标有4个共同的关键特征，以确保商业相关性和广泛实用性。● 简约性 每个资本形式可以用少量的变量来衡量，这
些变量在每个资本形式中的占比约为75%（这对商业使用来
说足够优质，也足够简单）。● 业绩关联性 非金融资本与经济业绩之间的强大关联
性已经在我们跨地域和跨商业背景的若干商业试点中被确
立。● 稳定性 它们在多个国家（在非洲、亚洲）、不同企业、
不同环境与不同价值链（供应方和需求方）中，都是稳定
的。● 可操作性 收集到的数据为管理者提供了可以被拉动
来解决商业生态系统中痛点的“杠杆”。此外，纵向数据表
明，商业干预措施可以积极地或消极地影响资本。
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详细描述这些指标，以及它们是如何在商业环境下发挥作用来提高整体业绩的。
我们为什么关注跨国公司
我们最初选择在跨国公司背景下测试我们的新商业模式，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国家力量，而国家在力量和影响范围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限。这是因为政府背负着巨大的债务，而且它们通常受限于物理边界，只有有限的地理访问权限（而跨国公司几乎可以在任何地点运营）。另外，跨国公司（以及一些非常庞大的基金组织）是我们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唯有它们有足够的能力以潜在变革的方式来真正拥抱全球性问题，迎面解决我们社会中最敏感的痛点，比如创造优质工作岗位、重建群体、补给自然资源，等等。其他组织没有这个能力。
从这个项目开始，我们的策略重点是双重的：（1）为企业提供工具和方法，驱动整体业绩提高，使其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更加互惠，并且从长期来看也可以比只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现有模式更加可持续；（2）影响企业通过管理自身业绩（治愈商业）来积极影响社会和环境（治愈世界）的方式。改变跨国公司的商业模式，使其具有普遍可持续性——通过与新兴知识经济（其操控信息获取的关系比仅仅积累金融资本更具有价值）的新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更好地保持一致——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变革的方法。正如我们将要阐明的那样，这将通过一种价值创造的新方法来进行，我们把这种方法归入一个以强有力的科学为基础并植根于新的管理理论的商业模式中。
旅程
在我们启程的时候，我们发问，对驱动利润在短期内增长的不懈关注——通常以牺牲财富生产中涉及的其他方为代价——从长远来看是否真的合算。我们想要探索，重新平衡商业重点，更多地考虑个体、群体和自然资源，是否可能在未来带来更大的回报，甚至成为我们已经踏入的新世纪的新商业模式的基础。
培育经济发展所需的三项投入——但没有平等的报酬
我们首先回顾历史，培育经济发展总是需要三项基本投入，并且它们都要求回报：提供自然资源的地球，转化这些资源以创造价值的人，以及以确保体系中的流动性为首要目的的金钱或利润（金融资本）。从历史上看，金钱从来不是被用作促进财富无限积累的工具。但是每项投入——地球、人类、利润，取决于历史时期和那个时期盛行的经济学派，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获得报酬。
比如，某些社会制度注重广大人民的利益，最终是以牺牲利润和地球健康为代价的不均衡方式来进行的。相比之下，弗里德曼之流的金融资本主义是以牺牲人民（多数）——除非他们是股东（少数）——和地球为代价来回报金融资本的持有者。如今一些人提出，以牺牲金融资本和人类为代价来补偿地球。我们的观点是，为了建立一个真正可持续的商业，我们需要开发一种把每项投入带给商业的价值都计算在内的模式，并且需要考虑到商业如何核计（衡量、管理、评价）每项投入，包括商业如何发展或削弱它们，这些投入如何彼此关联（如果有关联存在），以及它们如何有助于企业创造整体价值。
近期新的（可疑的）金钱价值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我们所研究的三项投入中的最后一项——金钱——实际上直到最近才在其功能上表现出显著的稳定性。比如，从古埃及时期直到18世纪末，金钱主要是一种支付单位和流动性工具，而不是储存价值的首选工具。土地——之后是工业生产资料——才是储存价值的主要工具。“资本”一词的词源意义实际上就证明了这一点，它来自拉丁词capus，意思是头，指的是牛的头（注意它带给了我们一个法语单词cheptel，字面意思是牲畜）。因此，初级形式的资本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它把流动性带入体系中，将财富从一个地理位置运输到另一地理位置，或者从一个时间点转移到另一个时间点。它本不该成为一个积累（价值储存）单位。
直到最近，金钱的定义才发生改变，从支付单位和流动性工具变成（几乎无限）价值储存的工具。它也成了一种投机工具，占据所有外汇交易的98%以上，其中的风险是，这种身份的转变可能会完全地侵蚀金钱的内在价值。更为近期的情况是，作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推出了一系列被称为量化宽松（QE）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即中央银行生产新的电子货币来购买金融资产，比如政府债券，目的是通过增加私人部门支出和对抗通货紧缩（或只是将通货膨胀水平恢复到一个预期目标）来直接支持经济。
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通过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刺激，向世界金融体系注入的金融资本流动总量急剧增加，其数量以任何方式进行衡量都是令人震惊的。比如，总体来说，美国、日本和英格兰的中央银行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从2011年到2014年增长了近4万亿美元——自2010年年底开始几乎每年增长1万亿美元。并且全球货币供应量还在持续增长，2016年年中，达到了每月向经济体系中注入1 800亿美元的新纪录。2016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称，全球债务达到了创纪录的152万亿美元，是全球经济总值的两倍以上。如今很多市场分析人士预测，量化宽松的趋势将持续，欧洲中央银行、日本银行甚至英格兰银行（以补偿所谓的“英国脱欧”投票的成本）都希望扩大量化宽松计划，目的是支持脆弱的经济增长，推动低通货膨胀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如此多的无中生有的新资金的产生，以及世界金融体系中流动性的积累，似乎暂时成功阻止或削弱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消极的影响，然而它也导致了一个危险的悖论。全球金融资产的急剧膨胀产生了新的经济泡沫，并且没有可以用来冲抵的通货紧缩（没有货物和服务的价格总水平方面的有意义的通货膨胀）。因此，有人可能会说，这些因素——增加货币供应和抑制通货膨胀——共同导致了货币的内在贬值，尽管由于对目前货币的价值来说，其中没有真正的基础资产，这一观点只是概念性的。
尽管金融体系中流动性大幅增加，经济增长水平低，但是诸如负利率、低通货膨胀水平等的种种征兆都表明，当前的全球金融体系可能已经岌岌可危。并且，同种策略的可能延续——关注于创造更多的金融资本，继续人为地推动全球市场发展——实际上可能相当具有破坏性，尤其是在全球债务同时急剧上升的情况下。想想那个三人同乘电梯的类比，他们都相信电梯在上升，因为楼层数字显示的是上升的数字，但是事实上显示器出现故障，电梯实际上在下降。他们可能会感觉到电梯在下降，但是他们更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上升而不是自己所感觉到的下降，这强化了他们彼此的看法，即他们实际上在上升，因为本质上他们在比较彼此的相对表现，但是在某个时刻他们会撞击到地面。
从柏林墙的倒塌到华尔街的即将倒塌
鉴于苏联（1917—1991）历时70余年试验的挫折，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在目前占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功能障碍日趋严重，现在的一个相关问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方法（股东利润最大化）是自然法则还是意识形态的结果。如果它是自然法则，它就将持续下去，即使道路上时不时会有一些颠簸。然而，如果它是意识形态的结果，它几乎肯定会在最终失去相关性，或者被广泛摒弃——就像任何意识形态一样。
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经济和东欧经济产生了戏剧性的巨变。至于金融资本主义，它可能会以另一堵墙即华尔街的崩溃而告终。讽刺的是，这条街的终点是一座墓园，像美联储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曾被视为世界首富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这样的金融名流都被埋葬于此。墓园的意象并没有在我们这里消失。华尔街的名字源于一堵沿着它的8个街区而建的真实的墙——最初是为了保护早期荷兰移民免受英国人，可能还有美国原住民的威胁，但后来被用来区分“富人”和“穷人”。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也不应该丢掉这个意象，我们感知到自己已经抵达了从一种经济形式转向另一种经济形式的转折点，并且我们看到世界依然背负着一种没有能力应付新游戏规则的陈旧的、不完整的模式。
我们认为，我们可能很快就需要一种更互惠的、更完整的新资本主义形式，在整体上优化三项投入（人类、地球、金融资本）的价值，以改革当前也许总有一天会崩溃的金融资本主义体系。是在系统崩溃之前还是之后采纳新模式，将造成社会疼痛等级上的差异，其范围从可忍受的、相对短期的轻微疼痛，到剧烈而持久的疼痛。我们仍然有能力在这些疼痛程度之间进行选择，但是这种情况也许不能持续很久了。
稀缺形式不同，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经济模式相同
随着我们继续拓展我们的思路，我们质疑，在20世纪末的50年里运行的经济模式是否仍然适用于21世纪。我们的观点是，如果经济是对稀缺资源的管理，那么这个新千年应该有一个新的关注点，因为在被弗里德曼模式主导的过去50年间，稀缺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当芝加哥学派出现时，金融资本是稀缺的，但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并不稀缺。因此，弗里德曼的金融资本主义可能被认为是用来专门解决这种特定资本稀缺形式的合理方案。当今世界已不再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在过去10年间，金融资本已经变得过度充裕，甚至具有危险性，负利率不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被一些圈子接受为一种可能的长期规范。同时，在环境资源（自然资本）和劳动力领域出现了其他形式的稀缺，因为当代工作岗位所需的高级技能超出了那些现有劳动力的培训和能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举个例子，根据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GFN）的报告，8月8日被标记为人类耗尽2016年自然“预算”的日期，而每一年这个日期都在往前移动。正如全球足迹网络所报告的，“在这一年（2016年）的剩余时间里，我们通过削减当地资源存储和累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来维持我们的生态赤字。我们一直在超预算运作。”
无论这个日期是否准确，或者是否有人归咎于全球足迹网络的报告，有一个压倒性的共识是，当前经济模式从地球上索取的比地球现在能够可持续提供的更多。这就是在推动更大的资源效率的背景下，促使我们关注自然资本的关键动机。然而，尽管存在环境赤字，如今的主导经济模式在金融资本过剩的同时，仍然侧重于创造金融资本（以钱赚钱），却忽视了在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稀缺形式。这种情况在根本上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我们认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无论它是我们所提倡的那种还是另一种——以解决这些新的稀缺形式问题，以及修正当前体系所产生的日益严重的极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在我们的群体中和几乎每日的新闻里所看到的各种民粹运动和社会紧张局面，以及日益恶化的环境危机问题。
经济模式的改变是趋势，不是例外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盛行的经济模式发生改变实际上并不罕见。这种改变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并且我们可能正在接近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新兴经济及其新的游戏规则将需要一个新的模式。
如果我们回顾18世纪，价值主要存在于土地所有权上，因为这是农耕经济时代的关键资源。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经济时代，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取代了土地所有权的首要地位。在过去50年里，重点一直是发展服务业（主要是金融服务业）以及创造和积累金融资本，这构成了服务经济时代。专注于生产货币的结果是，金融资本如今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表明向经济提供货币的任务至少已经实现了。
下一种经济很可能会将重点放在所谓的“知识流”上，其中的价值将来源于通过知识、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方式来增强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价值将存在于对关系的所有权中，拥有这种关系能够使人们接触到他人和知识。最近的一个案例是，脸书（Facebook）在2014年收购了瓦次普（WhatsApp）——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短信应用程序，这次收购或许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知识经济新战略的一个例证。正如脸书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那次收购时所说，“在积极把人转化成业务之前，要重点关注怎样将人们联系在一起”。
马克·扎克伯格的社交网络在2014年向瓦次普支付了令人震惊的220亿美元，而新兴的瓦次普在2013年仅创收1 020万美元。相比之下，玛氏公司在2008年以一个大致相同的总额，即230亿美元，收购了口香糖巨头箭牌糖果有限公司（Wrigley's），这带来了数万员工、收入来源、工厂、其他基础设施、全球公认的品牌、供应链、分销渠道等等。脸书对瓦次普与我们公司对箭牌糖果有限公司差不多的收购成本表明，虽然方式极其不完善，但市场的关注点已经开始转移，它对这些致力于建立通向人的渠道的创新型公司的估值，超过了对那些在短期内创造利润的公司的估值。更重要的是，也许正是这些差不多的收购总额表明，仅仅使用金融资本指标来对任何资产进行相对“估值”已经不够充分了，并且如果忽视对像瓦次普这样的公司的收购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所带来的价值，实际上可能会产生一个扭曲和不完整的分析画面。
激活和增强商业恢复力的机会
每隔几十年，就到了重写规则的时候：是什么为商业创造价值。如果没有其他原因，那就是为了确保这些商业规则合乎我们所运行的任何经济的“自然”法则。我们相信现在是时候重写规则了。
日益明显的是，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管理者们正在进行孤注一掷的集体尝试，部分是通过量化宽松的干预措施，以使当前体系维持现状，但是越来越明晰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长期解决方案。重大变化正在酝酿之中。一个新的数字和知识经济模式可能会突然爆发，并有潜力在几乎一夜之间抹除旧的服务商业模式，这与新的车辆服务模式优步（Uber）如何瓦解高度监管的出租车商业模式，以及爱彼迎（Airbnb）如何改变传统的住宿行业是类似的。同时，加入新兴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根据很多分析人士的说法，每隔3.5年亚洲就会增加相当于一个德国的经济规模，即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它也有可能在未来25年内把相当于三个欧元区的经济规模加入到全球经济中。世界上如此巨大的变化将需要一个新的模式来管理游戏中所有的新变量，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事实上，我们可能有着人生中仅此一次的机会来重新定位商业，将其作为治愈全球经济的恢复力，一个为多数人带来深刻而积极的改变的发动机。管理科学可以成为一门能够创造和收获新世纪真正财富的学科。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需要一种新的模式。不是那种以单一方式赚钱（通常是通过非常积极的商业实践）并以另一种方式消费（通过建立更多的企业基金会）的慈善模式。不是那种主流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类型，通过专门的（通常是不可扩展的）昂贵项目来缓解企业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它可以是一种以商业互惠原则（共享利益）作为价值创造的驱动力的模式；一种可以在促进可持续的、可赢利的商业的同时，带来人类、社会与环境福祉方面更广大利益的模式；一种可以在商业所运行的多种生态系统中调动和增强有形和无形财富的模式——超越企业的法律界限，超越金融资本；一种并不彻底拒绝资本主义，而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的模式，它鼓励（而不是阻止）对不同资本形式的集中不仅掌握在被动的股东或极其活跃的商人手中（就像当下的情况一样），而且掌握在新型商业领袖和企业家手中，他们有为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带来繁荣的才能和远大目标；一种比弗里德曼的单一资本主义形式更完整的模式。
使这一模式成为现实
通过对构建一个新的多种资本商业模式的研究，我们发现了若干结构性问题。首先，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弗里德曼的模式在几乎每个企业的运营和几乎每个商学院的课程中都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公司是否存在“恰当”的利润水平这个问题，在管理科学的文献中仍然是一个有悖传统的问题，也是一个盲点。也许，它已经被纳入普遍的（错误的）假设，即答案必须仍然是“尽可能多的利润”，这表明任何别的利润目标（还）没有进入到商业意识之中。
其次，当文献中涉及利润的“恰当性”问题时，大多是将其作为抨击金融资本主义的更大的意识形态框架的一部分，普遍是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或环保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此，关于改进现有模式的可能性的讨论，多多少少被（错误的）假设扼杀，这种假设认为金融资本主义要么是“合理的”，应该保持现状，要么是“不合理的”，应该被完全否定和取代，并且如果它不能立即被取代，至少应该被征以重税以弥补它的一些功能障碍。完全接受或完全否定当前的资本主义形式都不是我们的方法，因为我们了解资本主义模式内在的价值和潜力，并认可将资本集中在企业家手中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质疑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完整性，以及构成当前弗里德曼范式的基础的假设，这一范式只看重单一资本形式（金融资本），实际上却忽视非金融资本形式的重要性，也忽视适当回报所有利益相关方而不仅是股东的必要性。
最后，尽管商业在创造和监控财务业绩方面已经相当能够胜任，但在支配现有指标来处理个人、群体和自然的内在财富（价值）方面，它的能力还非常有限。对商业来说，缺少这样的工具，它就难以确定它在人和地球的整体价值方面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处于赤字状态。商业缺少的是衡量工具，用以衡量人、地球以及利润中的每一项为企业运行所在的商业系统带来的贡献、帮助和破坏。
因此，通过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我们开始着手开发一种颠覆性的创新方法，通过创造与更大业绩的实现相关的社会、人力与环境利益来创造商业机遇。发展一个新的管理理论来解读企业如何能够同时促进可持续（就长久性而言）、有盈利（就金融资本而言）的商业和更广泛的利益（人类、社会和环境福祉方面）。为社会、人类和自然资本开发稳定的、通用的、可操作的非金融指标，推动总体经营业绩跨越不同的资本形式（包括金融资本。假设在商业中，“你只对你所衡量的对象进行管理”）。利用这些新指标来评估可以在商业（跨越多种资本形式）运营所在的生态系统中被解决的痛点的位置，并评估商业运作的哪些价值能够被增加或扣除。最后，识别出可以同时改善所有资本形式的新的商业实践，并识别出愿意操作多种资本形式的新一代商业领袖，以及愿意研究和教授多种资本形式的新一代学者。
迄今为止，我们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和跨越不同地域与商业环境的广泛的实地试验，在近10年的时间里对这一课题得出的领悟是振奋人心和毋庸置疑的。截至今日的研究结果表明，一种不仅仅基于财务业绩的更完整的模式，可以带来更高的整体业绩（包括财务业绩）。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追随金钱，那么金钱会追随你”。是的，我们的试点——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进行详尽的解释——展示了，为了个人和群体，对社会和环境的利益进行负责与投资，企业的增长和收入实际上可以比在运用传统的利润最大化战略的情况下更大，同时能够为个人、群体和环境的福祉带来净增长，从而驱动经济效益的增长。
当然，我们意识到，我们到目前为止的早期研究结果确实公然违背了传统商业实践的公认智慧，尤其是主流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智慧，因为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可持续类型的目标可以通过有一定获利（而不是纯粹花费成本）的创新型商业模式来实现，并由此扩大规模。我们目前的发现也强调了芝加哥模式远不是建立可持续性繁荣的最佳途径——如今它甚至可能对实现这一目标构成障碍。结果表明，我们的新方法有潜力释放企业的恢复力，从而治愈企业自身产生的一些创伤。
在提出这些观点时，我们便含蓄地将自身的方法与弗里德曼纯粹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功效的方法，以及那些在我们看来试图使一个有缺陷的体系更有效地运转的替代方法区别开来。其中一种替代方法便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他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所主张的，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税。尽管在对财富不均衡进行研究的基础工作方面，《21世纪资本论》的学术严谨度毋庸置疑，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有着两个主要缺陷：第一，它假设了财富的再分配，但是它至少含蓄地接受了弗里德曼的基本模式及其所有的功能障碍；第二，皮凯蒂关于再分配的理念充其量基于的是一个不可靠的假设，即全球机构或国家政府无论如何可以比个人对被征税价值进行更好的再分配。
如上文所述，弗里德曼的方法如今是在以功能障碍的方式发展已经过剩的金融资本，皮凯蒂提出的方法解决了一个症状，但它无疑忽视了经济功能障碍的根源，即弗里德曼单一资本模式的不完整性。我们认为，无论是否有人支持他们的观点，弗里德曼与皮凯蒂的杰出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们是在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为昨日的战役而战，而不是为今天或明天的战役而战，我们需要根据今天的经济游戏的新规则，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当下的稀缺形式。
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详细描述新的商业模式的方法，目的是为寻求有意义成果的企业和组织提供方法论框架、工具和激励措施，帮助它们以与目前管理企业（金融）业绩同样的科学严谨度，来管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新模式的目标是同时发展所有资本形式，而不仅是一种资本形式——金钱。它目前是由越来越多的外部同行的评审结果组成，这些结果来自跨越多种商业环境的多个商业和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是与全球领先的学术机构以及后来加入的多家公司进行合作的。我们的模式的发现，反过来，产生了新的指标，为那些选择采用新指标的人提供了一种简单、可靠、可扩展的手段来（首次）推动经营业绩，并衡量企业策略对人类和地球的真实影响。这在企业内部以及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中都是如此。
那些在我们的模式中开始被用来完善资本主义的工具和衡量方法，可以促进管理行为在驱动商业利润的同时，为人类带来广泛的利益。它们有助于将产生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商业策略与那些不能产生甚至会破坏这些资本的商业策略区分开来。通过在战略计划中使用新指标，企业管理者现在不仅可以评估影响——就像在更普遍的企业社会责任类型的项目中那样，而且有能力全面推动经营业绩（跨越所有资本形式且跨越企业运行所在的生态系统）。管理者将配备我们的模式，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在企业决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方面创造更大的透明度和更多的理解。
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理念
令人惊讶的是，也许我们在本书中建议的新方法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是在重温一种思考人类、环境、财富以及它们在世界上各自所处地位的古老方法：禧年的理念。它断言，我们需要定期重设规范以保繁荣，并且我们需要尊重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柱——提供资源的地球、转化资源并为其增值的人类，以及确保体系中流动性的金融资本——的和谐报酬体系。禧年在本质上源于释放俘虏，但是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它也可以是将人们从过度劳累和过度负债中释放出来；将地球从过度使用和过度开发中释放出来；将财富从少数人的过度积累中释放出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能力通过以金融资本创造金融资本之外的方式，像企业家那样为现有财富的增长做出贡献。
新的经济规则必将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帮助企业家们调动、积累和管理新的资本形式，这可以为全世界开启一个更广泛、更全面的可持续共享繁荣的形式。今天可能就是一个通过一种基于根本伦理道德原则的新商业模式，以真正实际的方法践行禧年的历史时刻。今天可能就是释放企业真正恢复力的时刻。
当思考我们在旅程中正处于什么位置的时候，我们想起《传道书》中的话，虽然书中指的是在遥远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的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况，但它可能会捕捉到我们在自己特定的时间轴上的位置：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我们希望你在阅读本书后，会思考在沿着我们所建议的路线来帮助重塑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你可以扮演的角色，并反思你和你的组织当下正经历的时期。我们期待你加入我们的探索和商业改革之旅，帮助治愈当前的体系。如果我们对其放任自流，它可能很快就会自我崩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