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吉莲·邰蒂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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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试读：
前言
这本书的写作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它并不是一本关于金融的书，远远不是。其实，它讨论的是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现代机构的工作者有时候会集体犯傻？为什么那些平时很聪明的人会看不到事后看来显而易见的风险和机遇？为什么——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说——我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盲区所在”？
2007年和2008年时我常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那时候我在伦敦当记者，负责管理《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市场团队。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埋头研究灾难发生的原因。可能的原因有很多：2008年以前，银行业者在按揭贷款和其他金融资产方面进行了大量高风险的操作，创造了一个巨型的泡沫；监管者没能发现其中的危险，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金融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中央银行和其他政策制定方给了金融业者错误的经济激励措施；消费者处于一种危险的自满状态，积攒了大量的信用卡债务和按揭贷款，而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还得起；评级机构也对风险做出了误判；以及其他种种原因。
在我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挖掘“金融大危机”背后故事的过程中［关于这一经历我后来也写了一本书，叫作《疯狂的金钱》（ Fool’s Gold）］，我越来越相信，灾难背后另有原因：在人们如何自我组织、相互影响和构想世界方面，现代金融制度处于令人惊讶的碎片化状态。理论上，权威人士们总是说，全球化和互联网正在创造一个无缝连接、相互贯通的世界，市场、经济和人都比以往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体化确实在发生。但是，在挖掘2008年危机背后的原因时，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型银行的不同金融交易团队之间并不了解各自在做什么，即便他们处于同一个（理应一体化的）机构中。我也了解到，大型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支离破碎不仅仅体现在官僚机构上，还在于它们世界观的差别，这让许多政府官员无所适从。政治家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信用评级机构和部分媒体也深陷泥潭。实际上，在我探究过的金融危机的每一个角落，狭隘的一孔之见（tunnel vision）和部落主义（tribalism）都是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人们被困在各自狭小的专业部门、社会团体、团队或知识口袋里，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都被困在了各自的“谷仓”中。
这样的发现是令人震惊的。但随着2008年的危机从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淡出，我意识到我称之为“谷仓效应”的现象并不只是银行业里面的问题。相反，它几乎存在于现代生活的每个角落。2010年，我从伦敦搬到了纽约，负责运营《金融时报》的美国分部。而当我在这里从另一个视角观察企业和政府时，我也看到了一种分裂化的模式。谷仓综合征在英国石油公司（BP）、微软（Microsoft）以及（后来的）通用汽车（GM）这样的大公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它困扰着白宫和华盛顿的政府机构，大型院校则受到部落主义的困扰，许多媒体集团也是如此。我意识到，现代世界的悖论是，我们身处一个在某些方面紧密融合、在其他方面却分崩离析的世界。这种令人震惊的发现正不断地蔓延开来，然而我们却仍然在狭小的谷仓中思考和行动。
所以这本书想要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谷仓会出现？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管理我们的谷仓，使自己不受制于它？我研究这些问题的视角一部分来自我20年的财经记者的从业经验，来自我对全球商业、经济和政治的观察和报道。这样的职业生涯让我懂得了如何通过故事来讲述我的想法。在这本书中，我将会向大家介绍8个关于谷仓效应的故事，故事涉及的范围很广，从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所在的纽约市政厅，到伦敦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d Clinic）、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以下简称瑞银集团）、加利福尼亚州的脸书（Facebook）公司、东京的索尼（Sony）公司、纽约的蓝山资本（BlueMountain），以及芝加哥警察局。其中有些讲述了受制于谷仓时人会做出怎样的蠢事，而另外一些则展示了机构和个人是如何有效地管理谷仓的；其中有失败的故事，也有成功的信息。
本书还有一条主线。在1993年成为记者之前，我在剑桥大学文化人类学或者说人类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博士学位。学术研究期间，我进行了田野调查，首先去了西藏，然后去了苏联南部的塔吉克斯坦，我1989—1991年有一段时间就居住在那里的一个小村庄。我的研究关注的是婚姻实践，我将它作为一个切入点来研究在一个（理应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国家，塔吉克人是怎样保留了他们的伊斯兰信仰。
我刚开始做财经记者的时候，对把自己奇怪的过去曝光于大众面前往往比较谨慎。华尔街认可和尊重的通常是工商管理硕士（MBA）或者经济、金融、天体物理学或其他定量科学领域的高级学位，对于塔吉克人婚姻传统的了解似乎对撰写全球经济或银行制度方面的报道没什么作用。但是，金融危机真正教给我们的一点就是，金融和经济并不仅仅是数字问题，文化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人们组织机构、界定社交网络和划分世界的方式对政府、企业、经济如何运作（或者为什么运作不灵，像2008年那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这些文化要素也是很重要的。这也正是人类学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人类学家所懂得的不仅仅是遥远的非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也能够对西方文化有所启发。也就是说，我曾经用来研究塔吉克人婚姻的方法，也能够在研究华尔街银行家或者政府官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如果你想要弄明白谷仓效应，人类学家的视角同样有益。毕竟谷仓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产生于我们用来划分和组织世界的制度。因此，以一个人类学家兼记者的身份来讲述关于谷仓效应的故事能够更好地阐明这一问题。这些故事甚至可能提供一些答案，帮助银行业者以及政府官员、企业领导、慈善家、学者和记者学习如何应对谷仓效应。
至少，我怀有这样美好的愿望。布隆伯格的“臭鼬工程”我们可能看不见显而易见的东西，也可能看不见自己的盲点所在。——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思考，快与慢》
2011年4月25日凌晨，纽约市布朗区一个贫穷的街区爆发了大火，几分钟之内，大火吞没了展望大道2321号大楼。数十名消防队员赶到了现场，但对于36岁的墨西哥足球迷、建筑工人胡安·洛佩兹和他43岁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加西亚以及他们12岁的儿子克里斯蒂安来说，仍为时已晚。随着火势的蔓延，他们被困在了自己小公寓里的非法隔断中。街边的消防员和围观人群甚至能听到他们绝望的喊叫，却都无能为力。
他们去世之后，愤怒的媒体急于寻找替罪羊。有些人将矛头对准了市政厅里的纽约市政府。展望大道2321号大楼的非法隔断非常严重，这样房东能够通过群租收取更多租金。尽管邻居已经将这种危险的情况报告给了政府官员，却没有得到处理。另外一些人指责当地的一帮毒贩，他们把大楼的地下室当成了窝点。还有人则认为银行应该负责。展望大道2321号登记在多米尼克·切丹诺名下，他在信贷繁荣时期通过次级贷款购买了这栋楼，但后来还不起贷了。银行按照合同把这栋楼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当地电力机构也切断了大楼电源。加西亚的亲戚强烈建议他们搬走，但是胡安·洛佩兹那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而展望大道2321号的一间房每周只要100美元，所以他们一家人坚持住了下来，每天用蜡烛照明。“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实在太令人伤心了。”克里斯蒂娜的亲戚凯蒂娅·加西亚告诉报社记者。邻居罗斯玛丽·佩金说：“凯蒂娅一直跟克里斯蒂娜说让她搬走，但是他们实在没有钱搬到别的地方去。”
事故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各方相互指责。后来指责的声音逐渐平息，媒体的关注点又转向了下一个事件。但是几英里之外，在曼哈顿中心区庄严的市政厅里，这一悲剧引发了激烈辩论。加西亚一家遭遇火灾的新闻刚曝光的时候，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问他的属下，政府能够做什么来预防这样的火灾。最初看来，他们并没有答案。纽约市的隐秘之一就是住宅区的火灾已经悲剧性地成了一种常态：2011年之前的10年中，每年都有大约2700起建筑火灾爆发，平均死亡人数达85人。这些火灾通常都发生在隔断群居的贫民区住宅楼。理论上，纽约市政府有负责监控火灾风险的观察员团队，但这些观察员面对的工作确实难以处理：每年建筑部门都会收到2万多起关于危险住宅的投诉，按道理住宅管理人员和火灾观察员都要追踪投诉的处理情况，但是纽约市政府仅仅雇用了200多名观察员，他们要负责监控100万栋住房中400万套房产的火情。市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为建筑部门扩员。观察员想要更好地监控消防风险，但他们面对的任务实在太过艰巨。而且，当观察员们根据投诉去检查相关住房的时候，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比例只占投诉的13%。
尽管这一问题看起来颇为棘手，布隆伯格团队中的迈克·弗劳尔斯和约翰·费恩布拉特两人还是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与消防设备无关，而是另辟蹊径：思考问题中的“谷仓”所在。纽约市政府组织机构非常庞大，大约有15万名雇员。跟大部分政府机构一样，纽约市政府作为一个官僚机构，下设三四十个部门，负责各方面的业务，从消防到文化事务，从城市规划到教育，范围非常广泛。在意识和功能上，这些部门大部分是独立的，相互间缺少联系。
最起码，不同部门之间沟通不畅。消防部门就是一个实例：在纽约，消防人员是一个备受尊重的群体，尤其是消防员在2001年世贸中心遭受袭击后的救援过程中的英勇表现，更是让他们赢得了纽约人的赞誉。但是消防局也是完全独立的，它和其他所有部门处于一种半分离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9·11”事件发生后，当应急救援人员冲进世贸中心大厦，却发现消防员、政府人员和卫生部门人员所使用的电台和对讲机竟然不在一个频道上。之前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因为大家都各自为政，没有沟通。
弗劳尔斯和费恩布拉特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有人把不同专业职能之间的谷仓壁垒打破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我们有没有可能从一个全面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火灾风险？谷仓的打破会不会改变大家对火灾风险的应对方式，甚至可以拯救更多生命？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事实上，这种想法对于纽约市政府来说是一个过于新奇的概念，因此弗劳尔斯和费恩布拉特最初一直没有公开他们的想法，他们借用了美国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当年设计军用飞机的机密军事计划之名，称之为“臭鼬工程”（skunkworks）。
加西亚一家逝去数月之后，这个“臭鼬工程”产生了令人惊讶的效果。弗劳尔斯和费恩布拉特发现，如果你开始关注谷仓效应，思考如何瓦解谷仓，这个努力本身就能产生积极的效果。这不仅适用于控制火灾风险，也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迈克·弗劳尔斯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谷仓破坏者。他走上这条路的征程始于离纽约市万里之外的伊拉克。弗劳尔斯在费城长大，他身材魁梧，性格开朗，最初的职业是一名律师。20世纪90年代，他在环境复杂的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担任政府公诉人。这份工作他做得得心应手。弗劳尔斯脑袋秃顶，语速如连珠炮一般，颇有美剧《黑道家族》中扮演黑手党大佬托尼·瑟普拉诺的詹姆斯·甘多菲尼（James Gandolfini）的神韵，不过他还是瘦一些，看起来也更友善。
在曼哈顿复杂的工作环境里坚持了几年之后，弗劳尔斯对每天的斗争感到疲惫了，他选择搬到华盛顿，在一家私营企业做着高收入的法务工作。之后他又觉得公司法务工作太无聊，所以再次做出改变，申请了一个去战后伊拉克的工作。在伊拉克，他在美军中担任政府检察官。美军一年前已经接管了这个国家，并且开始审理一些与萨达姆·侯赛因前政权有关联的官员的案件。他最初的任务包括把巴格达各个地方的证人带到美军军事区内，让他们出庭指证萨达姆的罪行。
巴格达的交通时常因为汽车炸弹和路障而混乱不堪，弗劳尔斯的工作开展起来着实不易。他回忆道：“那地方当时是战区，我要带着我的证人进进出出，到处走动，同时还要保证他们不中弹受伤，遇到了不少困难。”最开始的时候，弗劳尔斯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不可预测性。但是有一天，他在与一个年轻的海军士兵聊天过程中得知军方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创新性的研究。这个部门有一个难记的名字——联合简易爆炸装置对抗组织，英文简称JIEDDO。这个组织从交通流量中收集数据，把这些数据和关于路边炸弹爆炸位置的分析进行比对。之前没有人研究过这两种数据之间的联系，而当他们把这两方面的数据结合起来，就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当市里的某个地区即将有汽车炸弹爆炸的时候，那个地区的车流就会减少。所以弗劳尔斯开始关注JIEDDO的数据来获取一些线索，了解什么时候可能发生炸弹袭击，在交通状况格外畅通的时候他就要注意不带着自己的证人到处走动。弗劳尔斯说：“我认为这是因为当地人有自己的情报团队，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袭击，所以提前散开了。但是坦白说，我不关心这其中的缘由，我想知道的只是在某个周二或者周三我应不应该带我的证人出来。”不管怎样，他从中学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时候，把看似并无关联的信息联系起来，会有额外的收获。
2009年，弗劳尔斯回到华盛顿，加入了参议院的团队，参与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调查。之后，纽约市政府办公室的官员邀请他来纽约调查金融诈骗案件。他当时很谨慎，不想陷入金融改革工作无休止的纠缠中。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如果他去纽约工作，他能不能使用在伊拉克见过的一些数据处理技巧来进行调查？“我上大学学的是怎么做律师，我也不是什么数学高手，但是在巴格达的经历让我看到了数据的巨大作用。我知道纽约市是数据的终极收集方，你们收集了所有的数据：交通票据、建筑法规、税收优惠等所有你能叫上名字来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如果有人能够接触到所有这些信息，就有可能彻底改变金融诈骗的调查方式。而且由此出发，通过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还可以做到让这些信息不仅用于诈骗调查，还能够为市政府的各项工作服务。”
弗劳尔斯的时机简直抓得太好了。在这个10年的开端，布隆伯格当选纽约市长。他之前在金融领域工作，后来还作为企业家运营过一家成功的金融数据公司。他入职之后决心改变纽约市政府的工作方式，并且他有两个方面的执念：一是了解组织机构怎样管理信息流，或者说，为什么常常管理不好信息流。他最喜欢的格言之一就是“你如果无法度量它，就无法管理它”。二是要破除内部的谷仓。他认为运营一个办公室最好的办法是设置开放式的办公空间，逼着员工们互相交流和沟通。可政府机构的办公场所不是这样设置的：纽约市政厅建成于1812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市政建筑，它长期以来被分隔为数十个小的办公室，用厚墙体、大理石厅和柱子隔开。布隆伯格就职后，要求大家都从自己的大理石兔子窝中搬出来，搬到唯一一块能够使用的大空间里，这样大家就聚集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者大厅。他在大厅的油画和雕塑下面摆放了数十张桌椅，营造了一个开放式办公区域。他称之为“牛栏”。副市长罗伯特·斯蒂尔（Robert Steel）解释说：“每个人的桌子大小都一样，电脑大小也都一样。市长自己坐在中间，和大家一起。”
布隆伯格想把破除谷仓的原则应用在更广的范围。他宣布，各个部门要比以前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工作，打破长期存在的壁垒。他推动变革的决心如此之大，竟然任命了并不是纽约人的史蒂芬·戈德史密斯（Stephen Goldsmith）担任执行这一变革的副市长。在来纽约工作之前，戈德史密斯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市长。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工作期间，他深刻改变了市政府官僚机构的运行方式，打破了谷仓，提高了系统效率，因此广受赞誉。布隆伯格急切地想在纽约复制这一切。
然而，戈德史密斯很快就发现，在纽约推动这样一个变革比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要难得多。在牛栏式的大空间里摆放办公桌椅是一回事，说服官员们改变他们的工作习惯却是另外一回事。“纽约的工会非常强大，他们想要保护所有人。”戈德史密斯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纽约市政府里面就有2500个不同种类的工作。没错，2500种！而且这些不同的谷仓都根深蒂固。”但是，就算布隆伯格的变革没能按计划展开，市政府里的每个人也都知道了他想要的改革方向。弗劳尔斯正是被这一点吸引，在2010年答应加入纽约市政府，想要在这里开展一些实验。
展望大道2321号的大火为弗劳尔斯带来了第一个实验的机会。他入职不久，就在线上广告和招聘网站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发布了一条广告，招聘年轻的数据专家。市政府通常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招聘员工，但是弗劳尔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很快组建起一支由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组成的团队，团队成员包括本·迪恩、凯瑟琳·关、克里斯·科科伦和劳伦·塔尔博特。“我想要的是具备数理经济学技能的大学毕业新人，他们能为我带来全新的视角。”然后，他把他口中的“孩子们”安顿在了市中心的大库房里。
弗劳尔斯要求他的团队对纽约市政府收集的关于火灾风险的数据进行梳理。他想要知道有没有什么信息能够预示火灾的爆发。最初他们并没有发现明显的线索。消防部门有大量之前的火灾和违规改建建筑报告的信息（这些违建信息是通过“311”热线电话中市民的举报和投诉收集到的）。奇怪的是，尽管大部分关于违规改建投诉的电话都是来自下曼哈顿区，但那里却并不是火灾最多，也不是发现违建最多的地区。这些问题的重灾区都处于外部城区，比如布朗区和皇后区。这是因为很多像加西亚一家这样贫困的移民过于害怕政府机构而不敢报告问题的存在。通过“311”热线电话并不能很好地预测火灾的发生。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预测火灾会在什么地方爆发呢？弗劳尔斯想要知道，如果我们探究消防部门之外其他渠道的数据，会发现什么呢？弗劳尔斯让他的“孩子们”离开电脑几天，和市警察局、消防、住房、建筑部门的检查员一起随行随访。他想从中了解的是，火灾陷阱的根本特点是什么，如何才能发现它们。
许多检查员最开始都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比如说，纽约市消防部门历史悠久，业绩彪炳史册，他们为之自豪，其检查员们并不喜欢有外人来干预他们的工作。他们对市政厅很不感冒，而且根据规定，建筑检查员只能检查某些类别的问题，火灾检查员则负责其他的。但是，弗劳尔斯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些界限，而且在巴格达的经历让他坚信，如果你想真正地理解一个问题，没有比到现场实地考察更好的办法。生活不可能放置在整洁的、预先确定的盒子里，也不能只从一间办公室、一个电脑程序里去窥视，你必须到现场去看、去听、去重新思考你的假设。
所以，弗劳尔斯非常坚定地告诉团队的成员，一定要保持谦虚和开放的心态，注意观察那些可能对预测火灾有帮助的线索。“我们用心去听每个人的话，包括消防员、警察、建筑部门的检查员，住房维护及发展部门的检查员，水务部门的检查员。我问他们，‘你们到垃圾场一样的地方时看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线索？’我们永远不停地在聆听。”渐渐地，一种模式浮出水面。“孩子们”发现，危险的建筑物通常是1938年之前修建的，而1938年纽约市对建筑规范进行了修改，变得更加严格。这些危险的建筑通常位于贫困街区，很多房主拖欠房贷，之前还因为其他问题引发过邻居的投诉。
弗劳尔斯的团队开始寻找关于这些问题的数据，但这项工作异常困难。理论上，纽约应该是一个数据极客们的金矿，市政厅直接控制着40多个机构，长期以来收集了广泛的活动记录。市政府官员们对自己的资料库引以为傲，布隆伯格在市政厅里建起他的“大牛栏”时，还专门把计算机屏幕挂在墙上，摆在了历史悠久的油画中间，来展示这些珍贵的数据。但这其中也有一个难题：这些数据储存在数十个不同的数据库中，因为不仅所属机构各自独立，机构内部还有自己的小分支。分支数量之大，就跟这里面工作的人一样，处于极端碎片化的状态。
但是，“孩子们”使用了一种名为“PLUTO（初级土地使用税批次输出）”的房产数据库，分解出了64万个子集，这64万间房屋是纽约地区在市政厅注册过、居住有1~3户家庭的住宅。根据纽约法律的一项奇怪规定，消防部门只能检查其中的一半数据，另外一半则由建筑部门控制。团队成员审查了消防和建筑部门所有不同的、分隔的记录，来寻找住房火灾和违建投诉的数据。他们还搜罗了财政部门和调查部门手中关于之前税收和房贷违约的信息——这两个部门也是独立和分离的，分别处理税收和欺诈问题。并且他们还与建筑部门对接，查出了1938年以前修建的房屋名录。最后，他们把这些数据池整合成了一个数据模型。慢慢地，一个火灾模式浮出水面。就算没有人投诉过问题，只要所有的4个风险要素都出现在同一个地址上，这一地址发生住房火灾和违建的可能性就大得多。或者说，如果你想要预测哪些房屋可能是火灾易发区，最好的线索不是“311”热线或者关于火灾的具体投诉，而是把看似不相关的房贷违约、违规建筑、建筑年代的数据以及居民区贫困状况的信息结合起来去分析。
所以，在戈德史密斯的支持下，弗劳尔斯前往建筑部门，要求他们查处那些根据以上综合数据分析存在危险的住房。“刚开始他们非常不乐意，他们觉得我们简直疯了。”弗劳尔斯回忆道。但最终建筑部门妥协了，同意使用他的数据。而这一行动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在以往，检查员只在巡查中发现13%的房屋存在实际问题，在使用了新的手段后，这一比率提高到了70%。在没多花一分钱的情况下，一下子就把火灾检测的效率提高了近4倍。
这只是运气好的意外收获吗？弗劳尔斯的团队在大型建筑上进一步检测了这一方法。最初的结果并不乐观。所以弗劳尔斯又把部分年轻的数据分析师派出去，让他们跟着检查员好好地开展实地研究，来弄清楚是不是有什么因素导致大型建筑和小型建筑有所不同。时间一天天流逝，他们一直未取得明显的成果。直到有一天，团队的一名数据收集人员偶然听到一位经验丰富的检查员说：“这栋楼肯定没问题，看看这砖！”作为计算机专家，这名数据收集员并不理解安全跟砖头有什么关系，于是检查员解释道，多年的巡查经验表明，愿意花钱换新砖的房东是不会容忍火灾风险存在的。所以团队成员转变了行动方向，开始关注纽约市建筑用砖的运送数据，这又是在纽约市官僚体系的角落里未曾被关注到的一堆数据。当他们把这一点和其他数据结合起来之后，预测的准确性大大提升。单独来看，这些关于砖头的记录并无意义，和其他因素加在一起，它却具有了非同凡响的作用。
接着，团队成员将破除谷仓的同一方法应用到了其他地方。查处香烟走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之前的几十年里，纽约市一直被严重的烟草走私问题所困扰。因为州税的原因，纽约的香烟价格是弗吉尼亚州的两倍，而市政府又只有50名警员来管理14000家销售香烟的报亭。但是，通过交叉审查营业执照和偷税漏税数据，弗劳尔斯的团队极大地提高了破案率。他们在查处止痛药奥施康定的非法销售上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奥施康定是一种常被滥用的处方药。因为纽约市内有数以千计的药店，以前很难通过随机抽查发现非法销售奥施康定的情况。但是把零散的数据库结合起来之后，弗劳尔斯的团队发现，1%的药店报销了约24%的强效奥施康定处方药医疗补助。破案率也随着这一发现而迅速升高。
弗劳尔斯的团队甚至还研究了餐馆油炸食品的“黄油脂”的处理这个麻烦的问题。纽约市大约有24000家餐馆，其中很多都出售油炸食品。“你想想看那些炸薯条、春卷以及其他的食品！”弗劳尔斯指着自己的肚子说道。根据纽约市法律，餐馆应该与垃圾处理公司签订合约，处理掉这些油脂。但是，许多餐馆都无视法律，直接把它们排进了下水道，扔给纽约市的污水系统来处理。
多年以来，这种非法倾倒垃圾的行为无法阻止，因为餐馆一般都是在深夜把油脂冲进下水道。但是这批“臭鼬工程”的“孩子们”从环保部门收集到了关于黄油脂污染的报告，然后把它们与营业执照、纳税申报和厨房火灾等其他的数据库进行比对。他们划分出了没有申请垃圾处理执照的餐馆，然后列出了一张可能偷倒油脂的商铺名单。接着他们去找了市政府中另外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想要推广生物柴油回收利用技术，于是他们问这个部门的人能不能和卫生、安全检查员以及消防部门一起合作，说服餐馆不要把黄油脂倒进下水道里，而是卖给回收机构。“现在那些检查员在餐馆里发现黄油脂倾倒问题的话，不会只是说一句‘别倒了，交25000美元罚款’了事，而会告诉餐馆的人，‘别犯傻，好好处理这些油脂还能挣钱。把它们卖给生物柴油公司吧，整个行业都等着买你们的黄油脂呢！’”
事实上，破除谷仓的益处如此明显和强大，这让弗劳尔斯不免思考，为什么没有人早点想到这么去做。毕竟数据高手们已经使用先进的数据采集技术多年，并且他们学的就是如何寻找相关性。为什么之前没有人想到把这些数据库结合起来看？弗劳尔斯其实知道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纽约市政府被多个谷仓所束缚，他们看不到就在自己眼前的问题和机遇。换句话说，“臭鼬工程”的故事并不仅仅关于数据，而且关于我们如何组织自己的生活、数据、部门以及思想。“一切都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把它们组合起来很难。但你一旦这么去做了，肯定能取得更好的成果。”弗劳尔斯总结说，“但是，实际工作中，这种组合起来的方法被用得并不多。我们不得不问，这是为什么呢？”互联互通世界的悖论
像纽约市政府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实际上，如果你认真观察当今的世界，就会发现21世纪的社会竟然存在着这样一个惊人的悖论。从某些意义上来说，我们处在一个跟以往相比联系更为紧密的一体化社会：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力量使新闻能够闪电般地传遍全球；数字化的供应链将公司、消费者和经济体连接起来；各种想法，无论好坏，都能轻易传播，人、流行病和恐慌的流动和传播也是如此；金融市场某个小角落的交易出现问题，全球的银行系统都可能会被搅乱。简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受经济学家伊恩·高登（Ian Goldin）所说的“蝴蝶缺陷”（Butterfly Defect）影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系统过于紧密地融合，风险蔓延的威胁无时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干事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说：“在当今世界，各种声音交织如蜂群嗡鸣，所有人都紧密相连，如同住在同一座蜂巢里。这种融合和相互联系的危险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
但是，尽管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连接成一个体系，我们的生活却仍然是支离破碎的。许多大型组织被分割成一个个小的部分，然后再次分割成无数个不同的部门。这些部门之间无法实现沟通，更不用说良好的合作了。大家都待在各自的思想和社交的隔离区中，只跟与自己相似的人交流和共存。许多国家的政治陷入“极端化”。职业的专业性越来越强，部分原因是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精细，只有很小一部分专家才能够理解。
我们可以用多种概念来描述这种支离破碎的状态。大家用过的词包括“隔区”“水桶”“部落”“盒子”和“烟囱”等，但我觉得最合适的类比是“谷仓”（silo）。这个词的词根来源于古希腊语中的“siros”，意思是“玉米坑”。直到今天，这个词也保持了它原有的含义：根据《牛津英语词典》，谷仓是农场里用来储存粮食的高塔或坑，但是在20世纪中期，西方军队开始用这个单词来指代用来储存导弹的地下室，后来管理咨询师又引入了这个概念来描述一个“互相隔离运行的系统、流程、部门等”。因而“silo”这个单词现在不仅是一个名词，还能用作动词“tosilo”，意为“把……储存在谷仓内”，或者形容词“siloized”，意为“被放在谷仓里的”。值得注意的关键一点是，“谷仓”指的不仅仅是实体的结构或组织（比如部门），还可以是一种思想状态。谷仓存在于结构之中，也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社会团体中。谷仓培育出了部落主义，也可能与视野狭窄密切相关。
这本书并不“反谷仓”。我并不想证明谷仓永远是不好的，或者我们就应该发布禁令，废除所有的谷仓（不过这个想法有时候还是挺诱人的）。相反，这本书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当代世界需要谷仓，至少需要“专业的部门、团队和地方”这样的谷仓。原因非常明显：我们生活的世界如此复杂，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些机构来应对这样的复杂性。并且，随着数据洪流的泛滥，组织的数量和技术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对于组织的各类需求也在飞速增长。建立一种秩序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想法、人员和数据放在有单独空间的社交或思想盒子里。专门化和专业技能通常能带来进步。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劳动力分工的出现能够促进社会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如果没有劳动力的分工，生活的效率会低得多。如果纽约市政府的15万名员工没有按专业团队来划分和组织，将会出现混乱不堪的情况。受过训练的专业消防队通常能比业余选手随意组成的团队更好地应对火灾。谷仓能够帮助我们管理世界，将我们的生活、经济和机构分门别类地安排好。它还促进了问责制的实行。
但是谷仓有时候也会产生伤害。被组织安排在各个专业团队的成员最后可能互相较劲，导致资源的浪费；各自独立的部门和专家团队可能无法交流沟通，因而忽视了危险，付出沉重代价；分裂的状态会造成信息瓶颈，阻碍创新；最重要的是，谷仓会造成视野狭窄，或者精神上的盲点，这会让人们做出愚蠢的事情。
我们周围的世界就被这样的例子搅得乱七八糟。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体系过于分裂，导致没有人能够以一种相互关联的视角来观察风险是如何在市场和银行业发展和蔓延开来的。巨型金融公司都被分割成了无数个不同的部门或谷仓，负责运营某个团队的领导者都不了解自己手下的交易员在做什么。而且这个问题不仅仅影响到了银行界。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透露，公司旗下的一个钻探设备在墨西哥湾遭遇爆炸事故，石油喷洒在海面，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引发了多方的互相指责。然后，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熟悉的模式展现在了人们面前：英国石油公司由多个官僚机构的谷仓所构成，谷仓中是每个专业领域的技术管理型专家们。尽管公司有一个负责安全监控的技术团队，但这个团队与负责马康多（Macondo）石油探井日常运营的队伍之间并没有联系，相关的信息得不到传达，或者等信息传达到时已经太迟了。
2014年春，通用汽车公司承认公司旗下包括雪佛兰科宝和庞蒂亚克G5在内的小型汽车点火开关存在故障，在开车时可能会从驾驶挡跳到ACC挡，切断引擎动力并且禁用安全气囊。该公司承认，有些工程师2001年起就意识到了这一故障的存在，并且知道这个故障只需每辆车花费90美分进行修理就可以解决。但是，即使发生了有人在撞车事故中身亡的案例，他们也没有替换这一故障开关，因为关于这一开关的信息只存在于很小的一个机构谷仓中。更糟糕的是，负责开关的工程师和担心声誉风险的法律团队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也就是说，通用汽车公司因为谷仓的存在而漏洞百出，并且公司的员工并没有动力去主动协作。就像银行业者或者英国石油公司的安全管理者一样，单独的团队保护其各自的利益，而不顾对公司整体利益可能的伤害。“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来打破这些谷仓。”新任通用汽车公司CEO（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Mary Barra）在调查报告出来之后沉痛地对员工说道。
同样，调查人员还深入研究了为什么美国国家情报局（CIA）和其他情报组织没能提前预测到基地组织在2001年的恐怖袭击，他们发现，机构中存在各部门隐藏信息不和整个团队分享的情况。英国的记者调查为什么国家卫生局在2008—2011年间的信息技术系统采购上做出了多次灾难性的决定时，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各个部门里面订购信息技术系统的人不和其他人协商。奥巴马政府2013年底推出的医疗保险网站healthcare.gov发布过程中电脑故障频发，激起了公众抗议，其中也有类似的原因。尽管负责电脑程序的专家一直都知道网站面临严重问题，但是他们的信息并没有传递到总统团队那里。白宫里面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些技术高手在做什么，因为他们的工作看起来技术性强并且十分复杂。
可能最令人震惊和忧伤的谷仓实例之一是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一个在金融危机之后为房屋所有者提供房贷帮助的项目。这一计划背后的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如果达到一定的标准（比如说，拥有一份工作），银行就能为经济状况不好的房屋所有者提供每月房贷的减免。但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也是悲剧性的问题：各家金融公司的组织架构过于分裂，当一些银行部门想要通过降低每月缴款来帮助那些房贷抵押人的时候，提供贷款减免的团队常常通知不到负责执行房屋赎回的团队。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当银行负责执行赎回的团队看到抵押人减少了每月付款额时，他们有时会认定抵押人违约，于是收回了房屋。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原本想要帮助房贷者的计划反倒伤害了他们。而这正是谷仓效应的负面作用。奥巴马的顾问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说：“这实在是太糟糕了，没有人想过银行里面会存在着这样的谷仓，而且这些谷仓的隔绝如此之彻底，竟然让事情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文化秃鹰
那么，有没有办法来避免这种谷仓造成的“不可思议”或是“盲点”呢？本书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在后文中，你将会看到一系列的故事，内容涉及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它们将向你展现谷仓带来的危险和希望。本书的讲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三个故事，故事中的机构和个人以各自略微不同的方式受到了谷仓的影响。第二章与索尼相关，这家公司曾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因为过于分裂而错失了创新的机会，导致了衰落的开始。第三章讲述了瑞银集团的故事，这家超大型银行曾经饱受谷仓影响，高管们完全不知道一些交易员一直在购买与美国次级房贷相关的债券，这让他们的账本里埋藏了一颗定时炸弹。第四章展示了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受困于视野狭窄和部落主义思想，聪明如他们，也没能发现2008年之前的金融体系正在逐渐失去控制。在无数专业领域和机构，人们越来越被困在他们所承袭下来的谷仓中，这不仅仅是就组织的结构而言，更重要的，这还涉及人们的思维方式。2008年前经济行业所发生的事情说明了这一趋势。
本书的第二部分较为乐观，因为它展示的是一些个人和机构如何在思想、生活和组织中努力克服谷仓的束缚。在第五章，我讲述了一位芝加哥的计算机高手如何开启一次巨大的职业转型，他跨越职业之间的谷仓界限，并且在芝加哥警察局发起了一场惊人的实验。
第六章关注了脸书，讲述了这家社交媒体公司是怎样预防自己陷入谷仓诅咒的，为此他们在内部社交工程方面做了许多非常棒的实验。这个故事是索尼案例很好的反照，尤其是，脸书的员工正是因为不想重蹈索尼或者微软等其他商业巨人的覆辙，所以才进行了他们内部的破除谷仓实验。
第七章讲述了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这家超大型医院的医生们是怎样努力用另外一种方式破除谷仓魔咒的：他们鼓励医疗专家慎重考量自己给世界分类的方法，并且想象和思考不同的分类标准。这些医生没有简单地接受医学领域通常的分类体系，他们彻底颠覆了这些分类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章的故事与第四章关于经济行业的讲述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因为困扰经济学家（大部分专业领域都如此）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并不会去审视自己如何在思想上构建这个世界，而只是认为他们的分类方法是不证自明、一定正确的。
第八章讲述了另外一种方法。这一章是关于一家名为蓝山资本的对冲基金是如何利用它周围金融体系中的谷仓来挣钱的。这说明了一个关键点：一个人的谷仓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机遇，一个机构的损失可能会是另外一个组织的收获。这样，蓝山的故事又成为瑞银集团和其他大型银行的反例，它说明如果个人愿意采用一种全局整合的视角，或者审视谷仓的存在，是能够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得巨大优势的。谷仓破除者可以带来创新，他们有时候能够发现新的商业机遇，聪明的破除谷仓的投资者能够从中挣大钱。
我并不指望通过这些故事说清楚所有的道理。我知道我还有其他许多故事可以用来描绘谷仓的消极和积极影响。但是，我专注于这几个故事，在叙述中尽力简化论述，使之尽可能通俗易懂。但我也必须强调，这些故事并不是结局既定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它们仍然在发展中，我只不过截取了发展过程的一个截面。谷仓带来的危险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掌控谷仓是一个长期的战役，因为我们周围的世界在持续地变化，把我们拉过来，又推过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里，我们需要专业人士、专家团队来发挥作用，维持运转。但是，我们对于生活同样还需要一个整体的、灵活的视角。掌控谷仓需要我们在这两个相反的目标之间的狭窄道路上行走。这确实不容易。
所以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一个可能的出发点是认识到谷仓的存在，并且明确地思考它们的影响。我认为人类学能够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和论证观点，这不是大家思考谷仓问题时能够马上想到的领域。相反，人们论述谷仓时，通常会提到两大研究主体：一是管理顾问，他们为机构提供如何更好地组织管理的建议；二是心理学家，他们研究我们的大脑是如何思考的。然而，谷仓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们的出现是因为社会团体和组织有着关于如何划分世界的具体规范。有时候这些分类体系会被明确地定义。纽约市政厅就有官方的、正式的结构，以层级的方式规定了每个部门和团队是如何组织的，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用来划分世界的规范通常没有官方定义或说明。相反，它们从繁多的规则、传统和规范中产生，我们通常不自觉地从环境中吸收到了这些规则、传统和规范。也就是说，很多我们用来划分世界的重要模式来源于我们的文化。它们存在于有意识思维和直觉的边界。它们对我们来说非常自然，就像我们觉得自己的文化很“正常”一样，以至于我们常常注意不到它们的存在，也不会去思考我们其实拥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分类体系，而这些分类体系塑造了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
但是，文化人类学家已经对这些分类体系进行了大量的思考。这是因为人类学家知道分类的过程对于人类文化有着根本性的作用；实际上，我们的分类方法就是我们的文化。有时候，人类学家会在非西方背景下研究这些文化模式。确实，当今流行文化中知名的人类学家通常都是在那些现代西方人看来具有异域特色的地方进行研究。例如研究萨摩亚群岛的青年和性别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研究因纽特人的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 研究亚马孙河神话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研究爪哇岛斗鸡仪式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在非西方环境中工作，相反，许多当代人类学家现在也在复杂的工业环境中开展工作，研究塑造了21世纪社会的文化模式。“人类学家是文化秃鹰，我这里说的文化秃鹰不是它们通常的意思，”英国人类学家史蒂芬·休–琼斯（Stephen Hugh-Jones）解释道，“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文化不是品位的提炼或者文明的智力层面，它是任何种类的任一社会所共同持有的思想、信念或实践。”就这一意义而言，人类学能够帮助我们弄清楚我们是怎样划分这个世界的，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创造出这些谷仓。
所以，在我们谈到一些机构是如何被谷仓所掌控以及如何掌控谷仓的故事之前，让我们先绕个道。第一章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学能够在理解现代世界及其谷仓时发挥作用。它讲述了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故事。布尔迪厄在阿尔及利亚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涯，不过他后来转变了方向，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当代法国和西方世界其他方面颠覆性的研究。乍看之下，这似乎和我在这本书里面要讲的关于复杂机构的故事并不相关。（如果读者们只想阅读关于机构成功或者失败的故事，那么你们可以跳过这一章，直接从第二章开始。）但是布尔迪厄的研究阐明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界定特征，并且展示了为什么不管你是否将自己定义为人类学家，人类学的视角都能够起到作用。即使，或者说特别是在纽约市政厅、瑞银集团、英格兰银行和索尼这样的机构。第一部分边界是企业实现敏捷的主要障碍第一章不跳舞的人人类学如何解释谷仓效应每一个既定秩序都倾向于让它完全随意的制度看起来完全自然。——皮埃尔·布尔迪厄
1959年的一个冬日寒夜，在位于法国西南部偏远角落的一个叫作贝亚恩（Béarn）的小村庄里，一个大厅在黑夜里被灯光点亮，一场圣诞节舞会正在这里进行。几十名青年男女在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摇摆乐伴奏下翩翩起舞。女士们身着长裙，随舞飞扬；男士们穿着合体的西装，精神帅气。在人群的边缘，30多岁的皮埃尔·布尔迪厄立足观察，他神色专注，棱角分明，一边拍摄照片，一边在脑海中细致地做着记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舞厅应该让他感到舒适自在——他出身乡村，多年前就在这个山谷中长大，还能说加斯科涅语这种巴黎人完全不能理解的本土方言。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局外人——作为一个早熟的聪明孩子，他20年前就早早离开了家乡，拿着奖学金前往巴黎的顶尖大学学习；后来他去了阿尔及利亚，作为一名战士在残酷的内战中服役，这之后才成了学者。
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处于一种微妙的“局内人/局外人”（insider-outsider）状态。他非常了解舞者们的世界，但他自己早已不是局限于这个小环境中的人物。他的想象力蔓延至贝亚恩以外的广阔宇宙，舞蹈在他的思想里以另一种方式编排。当他以一个局内人/局外人的视角环顾这间舞厅时，他所看到的是他的朋友们看不见的东西。舞厅的中央是四射的灯光和飞扬的舞步，人们在跳着摇摆舞。这是村民们唯一想要看到的场景，也是他们在这样一个夜晚将会留下的唯一记忆。归根结底，舞厅也确实就是用来跳舞的。但布尔迪厄后来在他的书中写道：“一群年长些的男人在舞池的边缘站立，黑压压一片，静静地看着人群。他们都大约三十来岁，戴着贝雷帽，穿着款式老旧的深色西装。他们似乎受加入舞池的诱惑所牵引，朝前移动，慢慢地挤占了舞者们的空间……然而并不跳舞。”舞厅的这部分人通常并不为人所见，他们一直被忽视，但仍然存在着，与舞者的存在并无二致。布尔迪厄观察道：“他们都在那儿！那些单身汉！”舞厅里的人们莫名地就进行了区分，把各自划归了两个阵营——跳舞的人和不跳舞的人。
但是，这样的分隔为什么会发生呢？布尔迪厄几天前和一位老同学见面时获得了一些线索。他们会面时，这个人拿出了一张战前的老照片，照片里他们的同学都还是孩子模样。“我的小学同学那时候只是附近镇上的一个低等职员，他对着照片冷漠地评论道，‘娶不到老婆的家伙们！’而他指的是照片上几乎一半的男人们。”那个人的本意并不带有羞辱意味，他只是表述了事实。村庄里的许多男子确实娶不到老婆，因为他们不讨人喜欢——至少当地的女人是这样评价他们的。
这样一种“娶不到老婆”的现象反映了剧烈的经济变革。在20世纪之前，贝亚恩小镇的大多数家庭都以务农为生，家中的长子通常都会根据当地传统继承家族的农场，成为最有权力、最富有的人。因此长子成了本地女人中的抢手货，特别是与那些不得不离家谋生的小儿子相比。但是在战后的法国，这样的模式发生了改变。农业在衰落，离开农场谋生的人在城镇里找到了待遇更好的工作。许多年轻女性前往城市求职。年长的儿子们因为传统被拴在了农场，逐渐变得落后了。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村民们并没有清晰地表达出这样的区别。但这种分类体系逐渐显现，并在那些似乎变得越来越自然的、细微的、看似平凡的文化符号中得到强化。对于贝亚恩的村民们来说，20世纪50年代的摇摆乐、长裙和紧身西服就是时尚和都市的象征。如果你会跳舞，那就说明你是现代人，也就是可以结婚的对象。
布尔迪厄真正感到好奇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经济变革为什么会发生，而是为什么所有人就这样接受了这种分类体系和不言而喻的文化规范。娶得到老婆和娶不到老婆的男人之间的差别，或者是会跳摇摆舞和不会跳摇摆舞的人之间的差别，并未以任何正式的手段强加于人。没有人对这件事情进行过公开辩论。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条文规定禁止农民跳摇摆舞或者不让他们学习舞步、购买西装进而进入舞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就进行了自我禁止：他们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标示着“不会跳舞”的类别里。而这样的类别可能带给这些人的境遇是令人心碎的。“我想起了一个老同学，他圆滑和精致到有些女性化的程度，很讨我的喜欢。”布尔迪厄发现，他的这位老同学会“在马厩的门上用粉笔写上他养的母马们的出生日期和他给它们取的女孩儿的名字”，作为对他“娶不到老婆”的状态和孤独生活的悲情抗议。
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不反抗他们的悲惨境地呢？为什么他们不去学跳舞呢？为什么女孩子们都意识不到自己忽视了一半男人的存在呢？实际上，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只会接受我们从环境中承袭而来的分类体系？为什么当这些社会规范和类别很可能是破坏性的时候依然如此？
就地理位置和文化而言，战后贝亚恩的这家舞厅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的市政厅非常遥远。大西洋两岸的婚姻状态并没有太多共同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法国农民和纽约官僚却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了一起。这两个世界，以及其他任何人类学家们研究过的社会，都拥有同一种趋向，即用正式和非正式的分类体系和文化规则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群组和谷仓。有时我们用正式的手段来进行，有图表和明确的规则；但更为经常的做法是：这种划分是在成千上万细微的，似乎不相关的文化传统、规则、符号和信号之中开展的。而我们常常都意识不到这种行为的发生，因为这些传统和符号之类的东西已经在我们的环境和心智中深深扎下了根。确实，这些文化规范如同丝线被编织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布料之中，它们让这个分类体系看起来是如此自然契合和不可抗拒，以至于我们很少会去思考它。
在大家都可以分辨的范围内，不难发现这个分类的过程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固有部分。这是使得我们和动物区别开的特点之一。这其中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每天我们都被如此多的复杂事物所环绕，如果我们不将世界分成可以管理的各个部分从而创造出某种秩序，我们的大脑将无法思考或沟通。电话号码这种小事情就能够帮助解释这个道理。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一个名叫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的心理学教授研究了电报系统和电话操作员的短期记忆是如何运作的。这项研究表明，如果给人类大脑展示一列数字或字母，大脑能够记住的数据量是有先天极限的。米勒认为这个极限的范围在5~9个数据点之间，但是平均水平就是“神奇数字7”。后来，其他心理学家提出这个平均值接近4。不管怎样，他的结论中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如果大脑学会了把数据分成数据块，划分到不同的组合中，类似于建立起思想上的文件柜，大脑中就能够保存更多的信息。所以如果我们能把数据想象成不同的集合块，我们就能够记下它们，而如果它们只是单独的没有被打破的各个数字序列，我们却记不下来。“刚刚开始学习无线电报码的人听到的每个长短音都是一个单独的块。但是很快他就能把这些声音组织成字母，然后将字母作为块来处理，之后字母块变成了单词，也就是更大的数据块，然后他们就能听到整块的短语了。”米勒解释道，“重新编码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武器，能够提升我们所能处理的信息量。”
这个过程也适用于更长期的记忆。心理学家注意到，我们的大脑运作时有一种记忆术，或者说是精神上的标记，使我们能够将想法和记忆根据特定的话题分组，让它们更容易被记住。这可以说就是神经学意义上的在老式文件柜中建立想法文件夹，根据不同话题标注上彩色的、显眼好记的标签。有时候这样一个分类归并的过程是有意识的，而更多的时候，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所说，它们是无意识的。不管有无意识，把思想分类为不同的集合能够使我们建立秩序并且安排我们的想法。“如果不使用一些思维模式来简化事情，我们根本不能思考或者做决定，更别说创造新的想法了。”管理咨询师吕克·德·布拉班迪尔（Luc de Brabandere）和艾伦·因（Alan Iny）指出，“如果不首先把东西放进这样的盒子里面，没有人能够处理好实际生活中如此多的复杂面。”
但是，给世界分类的需求并不仅仅适用于我们的内部精神流程，社交互动也要求我们有共同的分类体系。其实，这也是一门语言的核心所在，也就是人们之间就不同的发声和音调代表不同的含义所达成的共识。但是，社会或社交团体也有其文化规范，它们规定了人们使用空间、互动、行动和思考的方式。人们共同持有的关于如何对世界进行分类并且建立秩序感的想法是共同社会规范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甚至是一个文化的核心要素。就像我们的大脑需要对世界进行分类才能思考一样，社会也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分类方法以保持其运转。早在17世纪时，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就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想法。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我分类，故而我思考，并且我是一个社会存在。
尽管我们分类的行为是普遍性的，分类的办法却不尽相同：不同的社会使用了不同的分类系统来组织世界。就算是在处理自然现象这样看似普遍性的问题时，分类方法也是存在差异的。在理论上，人类对于颜色的体验应当是一致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宇宙，拥有同一个光谱，而且绝大多数人的眼球都差不多（除了那些色盲的人），但是世界上各个人类社会对颜色的分类并不一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人类学家布伦特·伯林（Brent Berlin）和语言学家保罗·凯（Paul Kay）合作，研究世界上不同的语言是怎样描述色谱的。他们发现了至少7种不同的模式：非洲的一些群体似乎只将世界划分为3种颜色集合，即红色、蓝色、白色，但是一些西方文化的颜色类别比这多出了5倍。这一发现激发认知人类学家（认知人类学是人类学下分析文化和精神的一个分支）卡罗琳·伊斯特曼（Caroline Eastman）和罗宾·卡特（Robin Carter）得出结论，尽管色谱可能是全世界一致，人们对它进行分类的方式却大不一样。伊斯特曼和卡特写道：“颜色可以用一个网格来表示，网格中展示了不同的波长（色调）和亮度，每个颜色词代表着网格上的一个区域，区域的焦点可以用一个颜色词来描述。尽管不同文化和同一文化内部对于焦点基本能达成一致，对于边界却很少一致。”
自然世界其他部分被分类的方式也各有不同。世界上几乎每个地区都有鸟，但是有些文化认为鸟类是一种动物，不在鸟类之间再进行区分，有些文化则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比如说，英语中的seagull（意为海鸥）这个代表某一类鸟的词就不容易翻译成其他的语言。同样，不同的动物类别在不同的地方也可能有不同的联想。例如，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研究了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是怎样定义它们的动植物的。（戴蒙德有时候把自己称为环境人类学家，这是人类学的另外一个分支。）他指出，“马”这个概念在法国是可以联想到“肉类”的，正如“猫”在中国一样，但这两种动物在美国这样的地方都被认为是无法食用的。
社会关系的分类方法差别甚至更大。有性生殖是普世性的，但是，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发现世界上各种社会中存在至少6种不同的定位亲属关系的体系（在大学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中，它们被称为“苏丹式”“夏威夷式”“因纽特式”“易洛魁式”“奥马哈式”和“克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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