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光来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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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并不似水试读：
序言
老爸刚出版《本草百味诗画》不久，便宣称要开始着手写一本自传体散文集，追忆自己半辈子走过的道路，并取名为“时光并不似水”。当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他这突然的决定。从小到大，老爸给我的印象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书桌前不停地写东西，并且出版过几本书；后来，由于工作繁忙，写作这个爱好也便不了了之。虽然前不久又重新拿起笔创作，但当老爸说要写一本散文集的时候，我仍比较惊讶，毕竟他还未从那本诗集创作的疲劳中走出。难道是写上了瘾不成？
尽管如此，我还是全力支持老爸这个计划。没过多久，老爸便有了几篇成品，并且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可能是其中有自己的身影，看了之后感触颇多。那过去的往事就像昨天刚发生似的，让人不仅感到充满诱惑的时光扑面而来，更看到匆匆离去的岁月背影。
小时候，心目中的老爸高大而充满智慧，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他总能迎刃而解。他诙谐幽默，总是有讲不完的笑话和故事，常常让我和老妈笑得前俯后仰；他是一个勤奋刻苦的老爸，正如他自己在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我就像一个瘦弱的农夫，不分昼夜、默默无闻地耕耘着自己那片热爱的土地，忍受着无边的寂寞，心中期盼来年的丰收。”
记得，有一次上英语小组讨论课，老师要求我们用三个keywords（关键词）形容“The person you admire most”（你最钦佩的人）。我马上就想到了老爸，并且用了“talented（有才能的）”、“persistent（坚持的，固执的）”、“responsible（负责任的）”三个词。老爸一旦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的时候，谁也阻止不了，并竭尽全力做到最好。他总对我说：“任何时候都要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负责。凡事要逼一逼自己，不要让自己后悔。”
我每次打电话回家，老妈总会说：“你爸又躲在书房里写作。”虽然老妈埋怨老爸太拼命了，但仍然给予了最大的帮助和体贴。老爸每写完一篇文章，便像孩子一样兴奋地告诉我：“我今天又写了一篇。”然后发给我看。由于我功课紧，不能够及时阅读。他常常不等我看完就不断来电话，让我提意见、谈看法。而我每次阅读后，心里总会涌起一股股激动，就像和一位老朋友回忆往事一般，静静地听着他诉说过去的酸甜苦辣，有时读着读着就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
虽然老爸对我要求很严格，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像一对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谈，甚至有时肆无忌惮地聊到半夜。他曾经跟我讲过很多他小时候的趣事。在看完整本书稿后，我便更加全面地了解到老爸艰辛而温暖的过去，以及整个家族的起起落落和那个时代的变迁。尤其是那些附录后面的诗歌，隐约地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其中的几首。那个时候怎么也读不懂那些简短的诗句所表达的寓意。如今，我似乎理解了老爸在写那些诗时的心境和他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
老爸为人善良温和，对待名利淡泊随缘。他更看重的是精神上的一种愉悦和自由，而不是身外的得失。因此，无论仕途沉浮、工作逆顺，他都能静下心来进行创作，用他的话说：“这是在享受内心里的快乐。”
有一天，老爸突然来电话，说要我为他的书写序。我吓了一跳，忙推辞说：“序应该请高官名流写。”他说：“你老爸不过平凡之人，你写最为合适。”瞧，这就是我老爸。我理解他！支持他！爱戴他！于是，不顾文笔的拙劣匆忙写下这些文字，就算作是序言吧。
陈子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2010年11月22日
真如禅梦
云居山真如禅寺的方丈纯闻和尚，多次邀我上山小住，因事务繁忙而一直未能如愿。某假日，逢小女考试结束，我也正为一些俗事烦恼，大事小情无法放下，扰得人坐立不安。妻子提议：“不如上真如寺吃斋拜佛，散散心情。”我们都觉得这主意不错。
正值秋分时节，山下的余暑未退，加上人心浮气躁，不免有些烦热，但车子一进山门，便感到一阵凉意。山风从林子里吹来，空气格外新鲜，还夹带着一丝丝草木的芳香，令人一下子减去了许多燥热，心情也似乎舒坦一些。
站在寺庙门前的广场上，放眼环顾，四周山峦起伏，一座座连绵的山峰像莲花瓣似的错落排列，围成一个盆形，整个看过去，犹如一朵巨大盛开的莲花，故此地也被称之为莲花城。真如禅寺就坐落在莲花城的西南侧，周围的山色郁郁葱葱，没有一丝秋的萧瑟；蓝蓝的天空很低，似乎触手可及，淡淡的白云若即若离地围绕着山峰；整个山野静悄悄的，全没有山外那些嘈杂与喧哗，只有林子里的那些昆虫和飞鸟，唱着无忧无虑的歌。这时，寺庙里传来了诵经的梵音，并伴随着悠扬的钟声，缓缓地回荡在莲花城的上空，使人仿佛置身于天国里一般。犹如我们想象中的佛光一样，直射我们的心灵，让人震撼不已。
走进寺庙，见纯闻方丈正在堂上诵经念佛，便不敢打搅；于是，我们信步来到虚云纪念堂。只见院子里有一棵不大的银杏树，格外显眼。树旁竖立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几个红色大字：汉藏连心树。在院墙角边，还有一棵葱郁的桂花。它们让我倍感亲切，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三年前。
那是我国佛教界的一件大事：时任全国佛教协会会长释一诚大和尚和十七班禅大师要在真如禅寺会面。当时，我作为当地政府分管宗教的副县长，负责整个活动的秩序和安全。此次活动非同一般，于是我带着相关部门提前一天介入。由于活动中有一项植树安排，因此事先准备好了一棵银杏和一棵桂花，供他们选择。而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就绪，只等两位佛教大师会面时，出现了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奇观。
那天中午，我刚要躺下午休，门外一阵骚动，有人惊呼道：“快看天上。”人们纷纷跑出门，仰望天空。我也忙披衣而出，只见正午太阳的周围出现了一圈巨大的五彩光环，极其壮观。这时的天湛蓝湛蓝的，没有一丝云彩，使光环显得更加灿烂夺目，以致太阳本身的边缘变得模糊，犹如我们想象中的佛光一样，直射我们的心灵，让人震撼不已。几位和尚伏地而拜，我忙用手机拍下这奇异的天象。接着，打电话询问山下的人是否也能看见这奇观，但都说没有。我无法解释这现象，到底是气象上的巧合，还是两位佛教巨人带来的祥瑞？我不由得感叹：世上许多事情，真是由不得你信与不信！
年迈的一诚和尚和年轻的十七班禅如期在真如禅寺会面，寺庙内外跟随着众多的善男信女。然后，他们共同在虚云纪念堂前的院子里，众星捧月地栽下了那棵银杏树。两人只是象征性地铲了几锹土，剩下的便由我和工作人员一起完成。随后我们笑称：自己和两位大师共同栽下了这棵汉藏连心树。
活动结束后，人群散去了。我突然看见那棵没有被选中的桂花树，它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像一个失宠的孩子被遗弃在院子的角落里。而回头只见那棵银杏却系着黄稠带，高高地挺立着，在风中得意地摇摆，心中不由得泛起一丝悲凉：同样两棵候选树，缘分和命运竟有如此大的差别。抬头看见虚云纪念堂大门两侧，那副高僧自拟的对自己一生总结的对联：坐阅四朝五帝不觉沧桑几度；历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想想自己常为一些琐事烦恼，很是惭愧。看看那些人世间的沉沉浮浮，万事万物的变化无常和各种命运前途的不可预测，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于是，我在院子里选了一个角落，不动声色、默默地栽下了那棵桂花树……随后我们笑称：自己和两位大师共同栽下了这棵汉藏连心树。
没想到这次来，这棵桂花树竟长得如此茂盛，浓绿繁茂的枝叶间夹开着许多密密麻麻的黄色小花，并有一阵阵浓郁的芳香扑鼻而来。在这院子里，它虽没有银杏那样显眼和被人崇拜，但它却自由自在地生长着，默默无闻地散发着自己的芬芳。此时此刻，我动情地吟出一首诗来：
虚云堂前把桂栽，只盼来年季季开。常忆高僧历磨难，禅坐月下暗香来。
拜谒虚云纪念堂后，便造访纯闻方丈，大家一阵寒暄。当他得知我近来为一些俗事所恼，便递给我一本佛教方面的书，劝我夜里读读。晚上，我们在寺里住下，妻子和女儿住在东厢，我独自住在西厢。寺庙里静悄悄的，我躺靠在床上，借着昏黄的灯光，阅读着方丈推荐的书，渐渐地进入了梦境。
在梦里，我娶了三个老婆。明媒正娶的原配叫身体，她长得并不好看，但勤奋、持家有方，把我伺候得好好的；后来有了一点钱，买了个老婆叫功名，她长得十分可爱，口齿伶俐，整天陪在身边，说着动听的话，让人感到满足；不久，又从外地抢来了个老婆叫金钱，她长得异常美丽，并打扮得花枝招展，惹人羡慕。平日里，我一手抱着功名，一手搂着金钱，从不舍得放下，而把原配冷落在一边。身体无怨无悔，默默地忙碌着……终于，有一天，身体积劳成疾，病倒了，日常生活无人打理，功名跳出我的怀抱说：“连饭都没有吃的，我走了。”金钱也乘我不注意跑开了，一甩头说：“我是你抢来的，我可不愿跟你一起受苦。”
功名、金钱先后弃我而去，只有原配扶着我一步步艰难前行。走到悬崖边，突然，我一脚踩空掉了下去，情急之下，抓住了一根树枝。这时，身体怎么也拉我不上去，便说：“你坚持住，我去叫佛祖。”很快，佛祖来了。我忙叫道：“佛祖救我！”佛祖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到我眼前说：“你把树枝放下，手伸给我。”我恐惧地说：“我一放手，必定掉入万丈深渊。”反而把树枝抓得更紧。佛祖失望地摇摇头说：“既然你不听我的，我如何救你？你如此放不下，谁也救不了你。”说着，扬长而去。“佛祖别走！”我大声叫道，一下子从梦里惊醒，并吓出一身冷汗。
外面的月光很好，推开窗户，飘来一阵阵桂花的芳香。不一会儿，寺庙里的钟声响起，大殿里灯火通明，僧人们纷纷起床准备做早课。我一看时间，才凌晨三点多，心想：这些僧人们如此苦修，是不是就是为了“放下”？
早上用过斋饭后，便向纯闻方丈告辞，并把昨夜的梦境告诉了他，他双目低垂，两手合十地说：“只有把你的六根、六尘、六识都放下了，才能从无边的苦海中解脱出来。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对于挑着担子的人，只有放下，才有快乐。而我们现在每个人的肩上担负了太多的东西。”
在下山的路上，我一直在思索着：佛经上说的“放下”是一种大境界；可是，大千世界充满诱惑，红尘凡人，有多少人能悟出这种简单而又至深的道理呢？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放下？然而，我想，每个人至少可以做到“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后来，我在《本草百味诗画》一书里，写“半枝莲”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那次夜宿真如禅寺和那个梦境，于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真如寺里苦僧行，悟开莲花起烟云。我与红尘缘未了，修得半枝济世人。
2010年6月3日
高考
每逢高考，总煎熬着无数学生和家长的。三十年前我参加高考，一年前女儿高考，而个中滋味和境况却有天壤之别。
我高考时，正值“开禁”之初，大学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词。我们懵懵然不知如何应对，家长们除了知道考上了便可光宗耀祖、一生衣食无忧外，其他的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为子女高考出谋划策。那时的高考，家庭很平静，每个成员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放了学，要么上山砍柴，要么挑水浇菜。父母深夜里一觉醒来，见我仍在灯下苦读，只能说一句：“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除此，便再也没有什么特别鼓励的话了。只有外婆时常用红糖水冲鸡蛋端给我喝，并疼爱地说：“夜里读书那么晚，要补补身子。”每逢这时，我总不好意思接受，觉得让大人们为我高考操心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心里总是过意不去，好像有一种无形的负罪感。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外婆，你下次不能再冲鸡蛋了。那样我心理压力太大了，会考不上的。”外婆默默地笑了笑，依旧做她的事。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躲到阁楼里看书。人上去以后，便把小木梯抽上去，下面的人上不来，任她在楼下怎么叫唤，就是不理会。我总感觉不喝外婆的红糖水冲鸡蛋，即使考不上了，心里也会少一些愧疚；否则，承受不了他们的付出，辜负他们的期望。
可有一次，我正为一道题解不出而烦恼时，外婆又捧着碗在楼下轻轻地叫唤。我也不知从哪涌上一股怒气，冲着楼下大叫道：“求求你啦，不要吵了，好不好！”外婆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震住了，捧着碗愣了好久，然后，默默地迈着她那双三寸金莲颤巍巍地走开了。我心里猛然一阵酸楚，眼泪扑簌簌地流到了脸颊上……过后，依旧是红糖水冲鸡蛋捧在我面前。我不再拒绝了，而总是端起碗一饮而尽，仿佛憋了一股劲，并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母亲不识字，整天忙里忙外，少有一刻休息，也没有办法顾及我。看到母亲忙碌的瘦小的身影，我时常为自己无法替她分担一些家务而感到羞愧和难受。在高考冲刺阶段，母亲不再叫我做事了，而尽量多给点时间让我看书。那时，家庭并不和谐，父母之间经常为一些琐事争吵，而这时也尽量压低了声音。在家里，父母与子女几乎没有思想上的沟通，只是偶尔看到我拼命的劲头和憔悴的脸，便心疼地劝道：“考大学不是件容易的事，能考上更好，考不上就算了。身体要紧！”我只是点点头，不知怎么回答才好，随后反而更加发愤学习。
父亲虽然读过书，但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我的记忆里，他对我的高考并没有太多的关注。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通过熟人关系，帮我买了一本当时十分紧俏的《英汉词典》。这是他关心我学习的重大事件，也让我感激不尽和永远铭记。更多时候，他就像一个并不勤劳的庄稼人，播下了种子以后，便不再耕耘，而是指望着风调雨顺和种子本身的顽强。他只是站在田边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即将丰收的一片庄稼，然后，逢人便说：“这是我种的。”在我考取了大学之后，他的自豪感洋溢而出，时常在曾经藐视过他的人面前炫耀着自己的儿子。在两年之内，有百分之八＋的学生考上了大学。
当时我所在的中学是一所乡级农场学校，师资也相当缺乏。我高中的老师大多没有上过大学，有的老师边教我们，边和我们一起准备着高考；还有的甚至是小学毕业。但几乎没有哪位家长对学校不满意，或者对老师挑挑拣拣。更何况每位教师都有着一股非常强烈的事业心，那股精神今天已不多见了。我们就是靠着这股精神走进大学的。当时，在全国大学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的情况下，一个三十多人的班级，在两年之内，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考上了大学，其成绩是相当辉煌的，这在当地曾轰动一时。但从此这所学校再也没有超越过这个纪录，而是每况愈下，直到撤销了高中部。
他们还没有尝够童年的乐趣，便准备担负起振兴一个家族的大任。
这就是我三十年前的高考。
轮到我女儿高考时，境况完全不一样了。刚步入初中，“高考”这个词就刻在女儿的脑海里了，同时，也敲打着我和妻子。家庭的主要话题便是女儿的学习：上哪所学校，到哪个班上，选怎样的任课老师，与哪个同学坐一排，等等，必须要有所作为。
一进入高中，三代人就忙碌紧张起来。妻子开始主动减少或停止了娱乐活动。牌友们一听说家中有女读高中，也便表现出充分的理解，不再过多打扰。有时妻子为女儿学习的事向单位领导请假，总能得到爽快的同意。大家都认为子女的学习问题，不光事关孩子的前程，而且还关系家长们的面子和他们下半生是否还得继续为子女操心。与其如此，不如提前加大操心力度。而这一切全集中成一个焦点，直对那幼稚、可怜的子女，令他们还没有尝够童年的乐趣，便准备担负起振兴一个家族的大任。
岳父岳母都已退了休，也放下所有爱好，全力做好后勤工作。女儿下课回到家，可口的饭菜恰好上桌。因为女儿要午休，不能浪费太多的等饭时间，并且要经常听取女儿对饭菜的评价，以便及时调整。
女儿上课去了，岳母大人便打开电视，专挑饮食保健节目，看哪些食品有助于记忆，并且马上骑着自行车满街地打听购买。而当食品弄好后女儿不吃时，岳母就开始她的“医学讲座”。女儿总爱理不理，有时连我们也觉得有些过了，便责怪岳母太相信电视。她这才嘿嘿一笑，不再坚持了。
从不关心我高考的母亲，时常打电话询问她孙女的学习状况。这时我的外婆和父亲已先后去世，否则，在这种大背景下，也会加入到这支护考队伍中来的。而与此同时，我与妻子开始忙于上网查询、下网打听，哪所大学什么专业好，凭女儿的实力有可能考上怎样的大学。我们就像作战一样，做了多个方案：最理想是什么学校，次之又是什么，什么学校保底；每个方案如何实施，找怎样的关系；等等。
尽管女儿起早贪黑，但我们还是觉得不够努力，该背的总不背，该写的总拖拉；星期天睡个懒觉，总觉时间浪费得太可惜。女儿的自律能力较差，每到考试不理想时，连她自己都会自责，甚至对我们说：“你们要逼着我背呀。”于是，我们给她作出详细的学习计划，督促她完成，细到几点钟看什么书的哪一页……全家人就像疯了一样，围绕着高考这个目标煎熬着，也都盼着它早点过去。
终于，佛祖保佑！女儿如愿以偿，当她得知被自己一直向往的大学录取时，默默地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说了一句让我也跟着激动的话：“真是不容易！”全家人都如卸重担。在享受了一阵喜悦的时光之后，便逐渐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一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很怀念女儿高考那段时光，就像我怀念三十年前的高考一样。不知道再过三十年，中国的高考会是什么样？
2010年6月6日
清明
我对清明节没有太多的考究，除了知道它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和有扫墓祭祖的风俗之外，其他的知之甚少。小时候总觉得它是一个最没有意思的节日，因为人死了，什么也不知道，外面的人不管做什么事，对躺在墓穴里的人来说都毫无意义。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维更加理性，我逐渐对这个节日产生了兴趣，以至感叹我们祖先创造这个节日的伟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解决了一直困扰着人们的一个终极人生哲学问题——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
2010年的清明前夕，我们兄妹几个一起赶往七百公里之外的温州扫墓。驱车沿着景色秀美的楠溪江逆流而上，渐渐地仿佛进入了仙境一般。从车窗望去，一幅幅泼墨山水变幻着迎面而来，然后又逐渐朦胧地离去。到了国家级风景区大若岩，便油然升起一股游子归来的激动。远远的雾霭之下，隐约可以看见一个村庄。它夹在两座峻峭的险山之问，山峰陡峭，山石奇异，青翠的古松从岩石间，或挺拔而立，或弯曲倒挂，云雾轻轻掠过，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江清澈见底的溪水，从远处的山谷里争先恐后而来，它欢快地、蜿蜒地穿过那古朴的村庄。那就是我的故乡——大若岩。
那幢大宅子就是这位祖宗在咸丰年间建的，不知造福了多少子孙。
父亲就葬在村旁山上的一片公墓里。他大半辈子都客居他乡，生前就把墓地选在了这里。我想，除了落叶归根的思想外，他可能更看重的是这里的青山绿水。我们在父亲墓前摆上祭品，擦了擦石碑上有些模糊的画像，然后点香叩拜，烧了一些纸钱、车子、别墅等与时俱进的什物。小妹说：“送车子，他哪会开？”我调侃道：“他会请司机的。”小妹装着一副认真的样子说：“那这些钱就不够开支了，我们要多寄点。”我说：“父亲生前就视金钱如粪土，这些足够了。”于是，我们一边烧着纸，一边回忆父亲生前的一些事情。这时候的父亲不再是那不近人情、不懂世俗、不拘小节的懒散之人。即使生前我们无法忍受的缺点，也变得那么亲切，以致成了我们怀念的话题。我们更多地开始理解父亲，更多地想到他对家庭的贡献，并且深深地感受到家庭成分不好在那个年代能平安度过是多么的不容易；同时对他的大智若愚和睿智肃然起敬，甚至觉得在选择他自己墓地时，也表现出他那独到的眼光。父亲的墓地与我们的祖屋——那幢历经百余年风雨、依旧雄风不减的豪宅大院遥遥相对，好像还时刻关注着子孙的荣辱兴衰。站在父亲的墓前，一眼望去，真是“一条白水绕坟前，两座青山叠墓侧”，大有心旷神怡之感，让人不由得会将失去亲人的伤情冲淡许多。他坚信：在他死去的一两百年后，仍然有子孙来祭祀他。
祭毕，我们恋恋不舍地下山。在山脚下，远远地遇见两位村民，虽然我们并不相识，但出于乡情而彼此招呼。当得知我们是从江西来为父亲扫墓时，他们停住了脚步，隔着山路对我们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当年救济过多少村里人，我们俩都去过你们家，人真好。”虽然我想不起眼前这两位老者是否到过我们江西的家，但他们说的我父亲救济人的事，我记忆犹新。那个年代，人多田少的家乡人纷纷外出，数不清的人投奔我父亲。父亲总是慷慨解囊，除了吃喝外，还给人路费……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岁月，实属不易！
我们沿着堂兄指引的道路，去祭祀我们太爷的爷爷的墓。驱车十来分钟，在一个峡谷里停了下来。这里的景色更加别致，空气格外清爽。轻轻的薄雾缓缓地绕着青翠的山崖，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更增添了这山谷的宁静。我们说话稍大点声，便有回音。堂兄拿着柴刀在前面砍出一条小路，很快来到一片开阔地。只见一座古墓被掩盖在青松之下，环顾四周，别有洞天，我们都不由得感叹老祖宗的眼力。这是一座用大鹅卵石垒成的古墓，整个形状像一把太师椅，墓中间圆隆而起，两侧是扶手墙，前面是一片平地，其气势可见当年主人的富庶。据说，现在村里那幢大宅子就是这位祖宗在咸丰年间建造的，不知造福了多少子孙，至今连我们兄弟几个还有一间半房的遗产。
墓碑完整无缺，上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而让我震撼的是碑上的一段文字：“此墓前、两侧皆有古墓，子嗣不可复葬。”我仿佛看到一位咸丰时代的老者在跟我说话，仿佛穿过时空依偎在我太爷的爷爷的身边，我们在对话、在交谈、在感受彼此的心跳。他坚信：在他死去的一两百年后，仍然有子孙来祭祀他。但他也担心，这时没有人知道他的身边存在古墓，因此，他必须把这些情况告诉后人，不要惊动睡在他旁边的那些灵魂；他担心子孙们因为怕他孤独而葬在他身边，从而打扰了别人家的安宁——这就是我的祖宗。即使在他死去，他还要告诉后人，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他宁可这样孤独地躺在那，也不让后人陪伴。“既然知道这里多古墓，为何不重选一个地方？为什么不与家人葬在一起？”我们提出疑问，堂兄也不得而知。而当我站在墓前向远处望去时，我立即明白了老祖宗的意思。他是不舍得眼前这片景色和风水，同时更担心后人也因为这片好风水而纷纷在他身边安葬。大家都认为言之有理。
回到车上，我陷入了沉思。忽然觉得，中国的清明节真是一个伟大的节日。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从哪里来，又将去何方，在来去之间我们要做些什么，怎么做才能对得起先人，又要给后人留下什么。它还可以让我们与老祖宗对话交流，明白我们血脉里的那条根源，同时缅怀他们的功德，激励自己，让这条根生生不息！
看到窗外绵绵细雨中过往的扫墓祭祖的人们，想起刚才山脚下遇到的两位老者以及经历百余年风雨、依然清晰可见的碑文，我情不自禁地吟出一首诗来：
千里寻根祭清明，陌路相对颂先人。生死不忘功德事，青山处处告子孙。
2010年6月8日
当官记
何为官？凡七品以上可称之。副县长相当于从七品，勉强够得上。而我戴上这顶乌纱帽，纯属偶然。
我原本一名普通医生，只想做名良医，不曾有入仕为官的非分之想。然而，人生无常，冥冥之中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你。祸躲不过，福也挡不住。但不知哪个是祸，哪个是福。
说偶然，也并非意外。子曰：学而优则仕。当你在某个领域有点建树的时候，荣誉接踵而来。它既是你心血换来的成果，也是社会的某种需要。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有趣的梦：在旷野上，一位老者戴着一顶奇异的草帽走着，突然一阵风刮来，将帽子吹起。它在空中飘啊飘，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许多人都纷纷扑上前去抢夺，而我远远地站着，觉得很可笑，心想：一顶草帽怎么值得这么多人去拼死拼活？又一阵风吹来，将草帽重重地扣在我头上。我一跳就惊醒了过来。
不久，市委组织部来人考察我，随后一切便顺理成章。
上任之初，惶惶然有些不知所措。走进那幢陌生而神秘的大楼，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虽然表面上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见到谁都是微笑着，主动热情地握手招呼，但心里却默念着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那种“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心情洋溢而出。而生活状态也一下子发生了改变：出入有车，饮食有陪，工作有助手，生活有秘书，包有人提，茶有人泡，前呼后拥，飘飘然也。男人的虚荣和征服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以至于不由得感叹：男儿不能不当官！人生无常，冥冥之中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你。
大约在半年的春风得意之后，激动的情绪才逐渐归于平静，强烈的虚荣心才慢慢地得到饱和。眼前的一切也习以为常，生活回到了常态，接下来所尝到的甜酸苦辣，让我对当官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有滋有味，生活也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彩。似乎每天都在开会、陪客、坐车、打电话，疲于应付，并且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事。时间却过得很快，一年下来，感觉自己忙忙碌碌，可实在想不起做了哪些值得记忆的事。只知道自己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了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时好了自己讨厌的人，批评了不该批评的人；扯过皮，推过磨；当然，也受过别人的吹捧，还上台领过奖，与某某大人物吃过饭；递出了无数张引以为豪的名帖，也接到更多各式各样的纸片，随后与绝大部分人不再联系，有的再也想不起来是谁。于是，慢慢地对这样的生活开始厌倦，少了许多激情。
其实，副县长的位置是最为尴尬的。我之所以说它勉强够得上官，因为它似官非官，非官似官。外人看与县长仅一步之遥，权力应该够大，然而有时不如一个股级单位的小头目。亲戚、朋友都为你感到自豪，总觉得以后办事方便多了，大事小事找上门来，认为只要你出马便可迎刃而解。殊不知，大事要看领导眼色，小事要与办事人员说好话，不大不小的事你只能是协调协调，空架子而已。找你办事的人总认为你不过举手之劳，寄予你厚望。而许多时候，不管公事私事，你想有所作为却无能为力。个中滋味，并不好受。
分管几个部门，要注意与下属头头搞好关系，否则，无法开展工作。会上你说的话是指示，会后看你的话是否与部门的意见保持一致。若一致，则是“领导说的，我们照办”，将来如有什么闪失，你要负责。若不一致，那就是耳边风，总有多种理由搪塞你。有的越过你，找更大的领导歪曲地汇报一通，把你的意见否定掉，然后对你说：“大领导说的，我们只有照办。”好办的事、做好人的事、有利益的事，他们早办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不好办的事、做恶人的事、无利益的事，反复找你请示，让你替他担责任。说是替他擦屁股，难听了一点；说是傀儡，一点也不过分；说是为人民服务，那是自己给自己找安慰。
不管哪个层次，现行体制是党委管人，政府管钱；党委出思路，政府抓落实。若都能按此规则运作，则是一方百姓的幸事。但是，有多少人遵守此法呢？所有不和谐，都起源于争名夺利。有些官场上的规则就是不按规则。不按规则是为了夺取更大的名利。有些人吃着自己锅里，看着别人碗里，钩心斗角、明争暗夺；并且，上级不希望下级班子团结和谐，铁板一块，他不好插手；下级不希望上级领导步调一致，无缝可钻，他没法捞到好处。所谓有能力的领导，就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情况下，前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后者是为了把人摆平。有能力的领导最忌“明察秋毫”，一定要有大智若愚的智慧，千万别耍小聪明，能走上仕途的人，智商都不会相差太大；更要有大智若愚的涵养，该糊涂的地方，要装糊涂。整个官场，你防着我，我盯着你，表面一团和气，不知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酒桌上大声叫着举起酒杯，拍着胸脯：四海之内皆兄弟；可一转身，阳奉阴违、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甚至有时你必须作出选择跟谁的问题。其实，我们谁都得罪不起，更不想介入某些个人的是是非非，而想都不得罪的下场就是都得罪。这哪是我等书生生存之所！而能游刃于两者之间，那都是官场高手，仕途精英，前途无量之人。当然，官场上也不乏正派的领导。
然而，当官最要紧的还是廉政，要有不出事的能力和心态。其他方面再好，这一关过不了，则一败俱败；其他方面不尽如人意，这一关过得硬，至少不是一个坏官。虽是从七品，但毕竟是七品官，手上的权力还是有的，尤其分管几个“肥水”部门，自然有人愿意与你同流合污，并且总有人惦记着你，设法利用你，想着怎么让你陷入圈套。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白天请你吃喝，晚上请你唱歌、按摩，不经意中塞给你一个红包。开始过年过节小意思，然后明目张胆按百分比给回扣，最后彻底控制你，让你成为他们手里的一颗棋子，想挣脱也逃不出人家的手掌心。这时，你已不是当官，而是做人奴隶。酒桌上大声叫着举起酒杯，拍着胸脯：四海之内皆兄弟。
要廉政不是件容易的事。局外人总想：这有何难，拒之门外就是了。但是，请试想：当你的身边哗啦啦地流过真金白银，只要你一伸手就能占为己有，甚至不需要你伸手，便会自然流入你的口袋，并且看到身边很多人也都这样做了，似乎没事；可是你因胆子太小而不敢伸手，或者咬着牙把流入口袋里的钱还回去，你心里是什么滋味？没有相当定力和良好心态的人，会烦躁，会压抑，会控制不住自己。真不如没有这样的机会，过得更逍遥自在。即使你有这种定力，与生俱来的一副清风傲骨，不正的风气则会让你成为异类，让你在嘈嘈杂杂的官场上变得孤立无援，甚至遭受冷嘲热讽；最为困惑的是拒收了他人的财礼，有时不但得不到理解，反而会得罪当事人以及为其牵线的亲朋好友。而你一旦伸手了，迟早要出事。多少人落得个妻离子散、人财两空，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下场；或者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哪天东窗事发，守着银行里日益贬值的数字，忐忑不安。哪有平民百姓过得心安理得！可见，做清官难，做贪官也难，不难的是不做官；其实，不做官更难。
转眼之间，任期已满。朝中无人，退居二线。回首为官经历，一事无成。要说有一点成绩，那都是领导的；除了增添了白发和年龄外，其他一无所有。只是这些年把血脂提高了，把胃肠吃坏了，把兴趣爱好弄没了，变得体无缚鸡之力，身无谋生之技；学会说假话、说大话，但总因未掌握技巧而常被人戳穿；学会恭维、打哈哈，但总因未领会精神实质而常常出丑；官场上的网没有建立起来，朋友的网丧失了；政治觉悟没有提高，学术业务荒废了，以致落得个官不能官，民不能民，何其悲哉！
在迎送宴会上，新老官员频频举杯，祝福的话、恭喜的话，真情假意都是好话、废话。最起劲的是那些接替我们位置的新人，他们一脸春风，装着谦和的样子，弯曲着腰向每个人敬酒，恰似我当年上任的情景。我忍不住笑了：新的轮回又开始了。
那天夜里，我又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把乌纱帽脱下，过去浓密的黑发不见了，露出了一个光脑袋，锃光瓦亮，奇丑无比。而身边有各种不同式样的漂亮的帽子，可我怎么也戴不上，换了一顶又一顶。后来，有人告诉我，戴过乌纱帽的头，其他的帽子是再也戴不上的……
2010年6月9日
户口
在那个年代，户口就是身份的标志。它人为地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是农村人还是城镇人，在娘胎里就决定了，这恐怕是中国人的创举；而且他们在待遇上的差别之大，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可想象的，尤其是户口簿上“家庭成分”一栏，那更是至关重要。是贫下中农，还是富农地主，它不仅决定着整个家族的兴衰，而且决定着每个家庭成员的前程与命运。
对于那些成分不好的人，那小小的红本子，就像古时囚犯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他们的额头。无论走到哪，它都是一个烙痕、一个污点，怎么擦也无法抹去。面对命运人们束手无策，无法摆脱它的安排，只能仰天长叹，任其蹂躏。而有人总想摆脱这身上的枷锁，在这个小小的红本子上做起了文章，避灾趋吉，保护着全家人的平安。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父亲早年就读梅岭共大，即现在江西农业大学的前身。中途因家庭的变故而辍学，跟着老乡学做手艺。但毕竟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决定在学校山脚下的乐化乡落户，这样可以结束那种家无定所的盲流生活。落户就要迁户口，其中有一些手续。当他从家乡开出了迁移证明时，突然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他琢磨着，盯着那张证明上两行刺眼的字“地主”和“农业”。他决定让它们消失，叫它们改变。他的心怦怦地跳得厉害，既为自己的想法兴奋，又为此事的风险感到害怕；他权衡再三，决定冒险一次。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他必须牢牢抓住。于是，他先用清水把“地主”和“农业”浸泡一番，再轻轻擦去；然后在太阳底下晒干，再写上“贫农”和“城镇”——当时没有“褪字灵”，否则无须如此麻烦。
后来，据我父亲回忆，那涂改的痕迹是很明显的。在办理时，他心跳得厉害，手脚发抖。那是一个慈善的老办事人员，戴着老花眼镜。当他接过迁移证明时，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一下，从眼镜框的上方瞥了我父亲一眼，似乎一眼看穿似的。父亲暗暗叫苦：完了。他赶忙本能地递上一根烟。老者接过烟，慢慢地夹在耳根上，自言自语地说：“唉，都不容易啊！”突然问了我父亲一句：“是个读书人？”我父亲战战兢兢、答非所问：“共大，共大。”就这样，事情顺利办好了。这是我父亲一生中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它对整个家庭的贡献不可估量；同时，我们更不会忘记那位不知姓名的贵人。后来，我也曾有过一段手上有权的时期，每每碰到一些落魄的人，就会想到我父亲的当年；凡能办的事，我从不为难别人。
毕竟，户口的档案不过硬，父亲也忐忑不安，生怕出事，于是，又设法把户口迁至军山垦殖场。这下，迁移证明上写得大大方方、工工整整——贫农、城镇户口，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从此，我们再也不担心别人翻档案。靠着这本小小的红色本子，我们全家人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清理……而与我们相同成分的人，却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我亲眼看见他们把“地、富、反、坏、右”集中起来，让每个人戴上白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重重的牌子，上面写着：“狗地主XXX”、“反革命XXX”，五花大绑，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装着，脸朝外一字排开，到处游行示众。车上装有扩音喇叭，并不断地高喊着：“炮打XXX，火烧XXX”，“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等等。有时，看热闹的群众也会跟着呼喊，那阵势真叫人不寒而栗。父亲晚年，曾与我谈起那段历史。他说每次搞运动，他都提心吊胆。
有一位住在我家附近的“地主婆”，是位慈善的孤寡老人。不知道是没有子女，还是子女与她划清了界限，孤苦伶仃，却三番两次被人拉出去批斗。有一次，她被人从车上推倒下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几个红卫兵不仅没有上前扶起，反而一脚踏在她身上，说是叫她永世不得翻身。过后不久，可怜的老太太就死了。她的坟墓就在村子附近的山坡上。我砍柴时，常常路过那边，一座孤零零的黄土包。每次路过，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她被人从车上推倒下来，尔后又被踏上几脚的情景，浑身不由得颤抖。至今我都百思不得其解：人性恶何至如此！一位慈祥的老人，不曾干过什么坏事；也许只是嫁人或者出生在一位有钱人家，只是她的那个小本子上，被人为地写上“地主”，就这样被折磨至死。
父亲晚年，曾与我谈起过那段历史。他说每次搞运动，他都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生怕东窗事发。一旦暴露，那就不是一般的地主成分问题了，而是欺骗组织、隐瞒历史，罪加一等，其后果比一般的成分不好要严重得多。因此，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凡是家乡来人，父亲都热情接待、救济，不敢有半点怠慢，因为这些人对我们家的情况知根知底。我母亲有时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对这些人管吃管喝后，还给钱人家。特别是把钱借给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说是借，那都是有借无还的。父亲说：“小人是不能得罪的。万一有人因不满而告发，后果不堪设想。”
历史终于翻过了一页，成分不再是人的标签。但户口的作用却迟迟没有消失。是商品粮，还是农村粮，在不久以前，还与人们的参军、上学、就业密切相关。父亲的功德一直庇护着我们兄妹。如果没有那张涂改的迁移证明，没有碰到那位好心的办事人员，不知道我们全家该如何度过那段是非颠倒的岁月，甚至后来连我小妹的读书、就业也不会有这么顺利……
一本红红的小本子却是这样的神奇。它见证了人间多少的悲欢离合，包含了多少甜酸苦辣，又折射出了多少真善美和假丑恶。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户口，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平等，更加民主自由，更加文明进步！
2010年6月11日
佛缘
小时候，我对佛教没有认知。受“文革”的洗礼后，认为佛教就是封建迷信。可见，愚昧无知是多么可怕！
第一次接触佛教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那次我以保健医生的身份参加云居山真如禅寺的一次重大佛法活动。当时，来自全国各地和境外的僧尼多达上千人，加上众多的善男信女，场面十分隆重。我带着一名实习生在藏经阁楼下，设立了一个医务室，免费为僧尼们看病。于是，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出家人，听他们讲述各自的人生经历和佛缘。
这是一个充满慈悲和智慧的群体，在冷峻的外表之下，具有一颗颗火热的菩萨心肠。僧尼们以年长者居多，他们在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之后，顿悟到人生的真谛，看透了名利红尘；他们找到了一个安心的家园。有的年纪很轻，或刚刚大学毕业，或从小就随父母出家。那一张张稚嫩的脸，似乎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同时，他们那充满智慧的思想非同龄人能领悟。他们并不都是我们想象的，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折而看破红尘，也并不都是因为消极地对待人生而逃避现实。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佛缘，感受到佛光的温暖而开悟。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也有着丰富的情感；他们热爱生命，惜缘惜福，并且他们从内心里把一切献给了佛主，献给了众生。虽然不是每个出家人都能达到这种境界，但是他们尽力在排除外界的各种干扰和诱惑，苦苦地修炼自己。有更多的机会与一诚大和尚接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我在寺庙里住了七天。每天凌晨三点多钟，悠扬的钟声响起，随后佛殿里灯火通明，僧人们开始诵经。那声音绵绵悠长，荡漾着飞出庙宇，在静静的山野上空飘荡……这时，我常常起床，来到有着一千多年年轮的古银杏树下，在晨露未干的石头上坐下，仰望着天空稀落的星辰。凉爽的山风伴着美妙的梵音拂面而来，让人仿佛置身于天国之中。那段时间，我正为一段无缘的情感纠缠，很是失落和痛苦。这时，我忽然觉得自己是那么愚蠢，那么渺小，不由得低吟起来：青山无语叩禅门，心中有佛起梵音。
在这样的环境里，与外界隔离，没有电话手机，没有电视电脑，每天耳濡目染感受着佛无量的慈悲和智慧。于是，不断地清理自己，掏空自己。有时我站在大雄宝殿前居高临下的台阶上，向远方眺望，好像跳出了红尘，于高空之上俯视着芸芸众生，忽然觉得过去那些执著是多么的可笑，那些烦恼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很快，保健工作结束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真如禅寺，又投入到那滚滚红尘之中。于是，各种烦恼、各种欲望、各种名利熙熙攘攘地迎面而来；它们牵扯着你，纠缠着你，让你无法躲避，无法摆脱。而那短短的七天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回忆。
让我对佛教有更深认知的，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与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后来成为全国佛教协会会长的一诚大和尚那段七天同居一室的缘分。那次，我们都是以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九江市“两会”。冥冥之中，总有一段因缘，会议工作人员随机地把我们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以前，虽然我认识一诚大和尚，但他不认识我，更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和交流。起初，我有些惶惶然，由于敬重和对佛教的无知而不敢轻易开口说话，生怕不小心犯了他的忌讳。渐渐地，我发现大和尚是一位慈善、亲切的老人。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我有些听不懂，但他从不急躁和不耐烦，总是反复地尽量纠正自己的口音，直到我听懂为止。每当我听懂时，他便像孩子般地笑了，我们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于是，我大胆地向他请教佛教方面的问题，他总是耐心地给我解释，消除了我对佛教理念的许多误解，像开了一扇窗户似的，使我豁然开朗。
大和尚午饭后从不睡午觉，而是在床上打坐。于是，我仔细地端详着眼前这位气宇不凡的和尚。只见他富态的身躯，盘腿而坐，圆圆肥硕的光头上，烙着两排香印，耳垂肥大，眉宇高傲，面孔慈祥，双目似闭非闭，似睁非睁，活脱脱地像一尊活菩萨。“阿弥陀佛！”我双手合十诚恳地对大和尚说，“师傅，请你教我如何坐禅吧。”“学坐容易，坚持难。摆姿容易，静心难。”大和尚眼也不睁地说，“你就按我这种姿势坐着就可以了。”
我忙坐在床上，把一条腿叠在另一条腿上盘坐着。可不到一分钟便两脚发麻，无法坚持，只得改变标准姿势。“习惯就好了，贵在坚持。”大和尚说，“我看你是一个有佛缘的人，先好好练吧。”“佛缘是不是人人都有？”我好奇地问。“人人可以成佛，但人人也可以成恶魔。”大和尚纹丝不动，微闭着眼睛说。
我有所感悟，这与我们常说的“天使和魔鬼只有一步之遥”完全一致。“两会”快结束了，我想请大和尚留下墨宝，忙乱之中把自己几年前写的一本有关性医学生殖方面的书递给他，请他留言。他大略地翻了一下，然后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人生最大”四个字。我非常惊讶，没想到佛教并不排斥它所戒限的东西。我明知故问：“这是什么意思？”心想他会不会有更深奥的解释。可大和尚非常坦然地反问：“这还不是人生最大的事吗？”我突然觉得佛教了不得，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偏激、狭隘；它有着博大的胸怀，有着无限的包容。这包容充满了智慧，这包容可以化解所有对立、矛盾，甚至仇恨，这包容使整个世界更加和谐。
要与大和尚分手了，心里真有些依依不舍。我双手合十真诚地问道：“师傅，我们何时再见？”大和尚也回礼道：“随缘吧！”多少年过去了，那幅“佛”字一直挂在客堂之上。
从此，只要有机会，我便上真如禅寺。一者请香拜佛，感受佛主的慈悲和智慧，亲近佛法，清净心灵；二者拜见一诚大和尚，倾听他的教诲，以开悟明性。
2002年，一诚大和尚以他的德高望重被选为全国佛教协会会长。虽然迁居北京广济寺，但他经常回真如禅寺小住。那时我已在县政府分管宗教工作。于是，有更多的机会与一诚大和尚接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有一次，大和尚从北京回来，我们事先准备好笔墨纸张，请他留下墨宝。尽管当时他身体不太好，站着需要人扶助，但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并为我写了一个大字——佛。后来，我把它装裱起来，挂在客堂里。
有位富商来我家，看见墙上一诚大和尚的这幅“佛”字，羡慕不已，财大气粗地对我说：“我出二十万元买这幅字。”我摇摇头，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佛’字是不可用金钱买卖的，更何况出自一诚大和尚之手的‘佛’字。”那富商不好意思地忙赔不是，怏怏地走了。
多少年过去了，那幅“佛”字一直挂在客堂之上。它的对面是一幅我们三口之家的油画，好像佛的光芒时刻照耀着我们全家；同时，也时刻纠正我们意念中的嗔、贪、痴。有时我坐在客堂的沙发上，看着这一字一画，想到这些年全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感恩的情怀，感谢佛光的照耀和佛主的教诲。
2010年6月12日
知青
不知什么时候，农场里陆续来了许多年轻人，他们的举止打扮与当地人不一样。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充满了活力和生机，人们称之为知青，是从繁华的大城市里来的。这对当时十三四岁的我充满了好奇和羡慕。这些知青主要来自上海和南昌，很快他们又被安置到农场下属的大队里，当地人称他们为上海知青或南昌知青。
他们的到来打破了山村里的宁静，给那枯燥、寂寞的生活带来了一丝生趣；他们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道风景线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一些白皙而红润的脸庞变得黝黑、菜黄，目光里少了些自信，多了些茫然。但是，那与生俱来的高贵和与众不同的气质，让人在众多的人群里，仍一看便知。
说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事实上，不知道谁在教育谁。他们的到来给山村带来了一股股新鲜的气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观念渗透进这片贫瘠的土地。村里的青年男女冒着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被批判的风险，学着城里的时尚。半大的孩子们追逐着要知青给他们讲城里的新鲜事，证实是否有二十四层高的大楼；有人学着晚上刷牙，夏天也穿袜子了；也有人不再用化肥纸袋做手纸，而买那些舒柔的卫生纸；还有人嘴里时不时地蹦出几个诸如“够戗”、“扯淡”之类的时髦词汇，常弄得一些村民不知所云；更有甚者，一些胆大的当地青年躲在偏僻的角落里，跟着学像《南京之歌》那样的禁唱歌曲，弄得场部领导召开紧急会议，追查它的源头……说是决不能让这些黄色的靡靡之音占领我们无产阶级思想阵地，要大家多听听先进人物的报告，多学习英雄模范事迹。他们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有一天，老师通知我们：明天下午大家自带凳子到操场上，听南昌知青许丽丽作如何响应党的号召，扎根农村的报告。大家一阵雀跃，我也兴奋不已。这总比斗大的字不认识一箩筐的贫下中农给我们上“农基”课要好。更何况那时我正是想入非非的年龄，一听这名字，就猜测是位漂亮的女知青。第二天中午，我在梳子上弄了点菜油，把头发梳得油亮油亮的，翻箱倒柜地找了一件最好看的衣服，早早地搬着凳子，不顾老师的阻挡坐在前排。
一会儿，校长带着一名女青年走上主席台，台下顿时响起一阵掌声。我一抬头，便在心里叫道：“果真漂亮！”她，二十来岁，中等身材，穿着一件红蓝相间的格子外套，剪着当时流行的运动头，很是精神；白皙而红润的脸十分秀丽，眼睛大大的，羞涩地微笑着。也许是有些紧张，隆起的胸脯微微地起伏着，这更增添了她青春的魅力。我脑海中忽然出现一个奇怪的念头：她要是能做我姐姐，那该多好啊！
在又一阵掌声中，她开始作报告，但我根本听不进她在说些什么，只盯着她那红润的嘴唇和青春十足的胸脯而想入非非……报告结束后，老师叫我们写篇作文，这是我的强项。虽然没听进去多少，但那篇作文写得意外的好，老师把它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其中结尾是这样写的：“报告快结束了，火红的晚霞映红了大地，照着许姐姐那美丽的脸庞，也照红了我的心。”在那个崇尚“火红”的年代，这样带有政治思想关联的双关描写，无疑是被推崇的。可同学们却讥笑我称她为许姐姐，甚至给我起了个“许姐姐”的外号，我并不生气。
可让我难过的是：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她和一名男青年走在一起。我壮着胆子，脸一红上前叫了一声“许姐姐”。她愣了一下，有些莫名其妙，稍后咯咯地笑了起来。我木木地站着，看着她笑着离开，只见她和那个男的亲密地交谈着。我估计是在讲我刚才的事，心里非常失落，随后惆怅了好一阵子。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据说，1977年恢复高考，她考取了大学；也有人说，她很早就回城了，其他的便一无所知。
我读初二的时候，学校里调来了一些知青老师，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位上海女知青。她身材高挑，气质高雅；当她从你身边走过时，便留下一股浓郁的芳香，那香气绝不是我们当地老师使用的雪花膏，我猜肯定是从上海捎来的。有一次，班上有位调皮的学生，走到她身边，故意夸张地用鼻子嗅了几下，然后，装着很陶醉的样子，引得大家一阵哄笑。她并不生气，而是笑着用手轻轻地拍了一下那学生的脑袋。她说着一口带有明显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至今我还记得，她总把“朋友”说成“盆友”。但她的英语说得很好听。虽然我辨别不了她是否标准，但是她流利的朗读，让我很是崇拜。
我是一个比较早熟的学生。喜欢上英语课，并不是我真的喜欢英语，而是喜欢上英语课的老师。她的一颦一笑，她的一举一动，她的声音和形象气质，都叫人浮想联翩。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虽然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但后来一打听，有这种感觉的全班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特别是在晴朗的冬天，暖暖的太阳从窗外照射进来，照在讲台上，她面色红润地站在冬日的阳光里，漂亮极了；那茸茸可爱的鬓发变成一丝丝金黄，洁白的脖子像美玉一样，耳垂下方有一颗淡墨色的美人痣特别明显，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如今凡看见耳垂下方有痣的女性，我就会想到我的知青老师。但遗憾的是她教了一年就回上海了，全班同学心里都很难过。
接替她教英语的是一位摘了帽的“右派分子”，头上没有几根头发、一脸严肃的老头。据说是大学毕业生，很有才华。可你想象不到，整整一个学期，他只教我们唱一首英语国歌，他可能是我遇到的最不负责的老师。从此，我们班上的英语成绩一蹶不振，直到高考。当时我们就议论，这样误人子弟的老师，被打成“右派”恐怕没有太大的错，更无须摘帽，这也让我们更加想念那位知青女老师。今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有同学去看过望她。她刚刚退休，生活得很好，我听了很是欣慰。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位上海女知青。她身材高挑，气质优雅。
回城的知青是幸运的，但也有不回城的知青。他们与当地男女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真正实现了他们当初来时的誓言：扎根农村一辈子。他们不是不想离开这偏僻落后的山村，但是有种种原因使他们无法割舍，而更多的是他们无法割断那股殷殷的亲情……
印象最深的，是村里有一位叫毛子的当地青年娶了一位上海知青，曾轰动一时。场部里把女知青树立成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典型，她戴着大红花受到县、地革委会领导的接见，还到处作报告，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她那风华正茂、秀丽的照片贴挂在大小宣传栏里，令其他女知青很是羡慕。那位毛子也成了当地青年的榜样，使许多狗子、猴子、黑皮们跃跃欲试，弄得知青居住点鸡飞狗跳，也激化了当地男青年与知青之间的矛盾，甚至出现群体斗殴。
有一次，看露天电影，中途突然出现一阵骚乱。原来，又打起了群架。说是当地青年调戏了女知青，其实就是当地男青年追求女知青，遭到拒绝后发生了冲突。打架的人越来越多，以致电影停放。最后，来了许多戴红袖章的民兵，才平息了这场冲突。电影虽然没有看成，但有一幕情景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在混乱之中，一位穿着海军衫的男知青，把军装外套裹在一位受了惊吓的女知青身上。那女知青双眼充满了恐惧，浑身不停地发抖，紧紧地依偎在男知青那宽厚的怀里。只见那男知青一手搂着女知青的头，一手防备着随时可能袭来的攻击，并不停地安慰着：“别怕，别怕，有我呢！”我无法判断这对知青是否是恋人关系，也无法推测他们将来是否能走在一起；但是，这次经历一定会令他们终生难忘。当时，我特别感动，暗暗立志：做男人一定要做这样的男人。很长一段时间，那男知青高大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并且，还常常梦见自己也英雄救美。
三十多年过去了，知青的故事逐渐被人淡忘。今天，人们评判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对与错，已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但对于当年的知青来说，那是人生中最令人难忘的经历。而对于我，却从知青们身上得到了许多东西，给我平淡无奇的少年时代增添了许多美好的遐想。
然而，知青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有一次，我在家乡的农贸市场上，看见一位老太太为了一角钱的事，用当地方言与人吵架。那气势很凶猛，语速很快，容不得他人插嘴。有人告诉我：她是毛子的老婆，当年红极一时的上海知青。她生了四个孩子，都没有工作，家里很穷。毛子几年前得了胃癌死了，她每月有一点生活费，但主要靠种菜卖点钱。我打了一个寒战，一股悲凉涌上心头。这哪里还有当年戴着大红花、意气风发的影子！我走上前，买了她的菜，故意拿出一张大钞说：“找不开就算了。”她感激而不解地望着我，那目光呆呆的，没有光泽。我心里瞬间涌起一阵刺痛和酸楚，不敢再看她一眼就赶紧逃离开来……
201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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