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刚(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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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试读：
序一
记得初识徐刚是几年前在海淀区万柳中路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那时的他貌似一个青涩的大学生，典型的“外省人”，怯生生地拿着他的博士论文，希望我能够作其博士论文答辩的评委。3年过去了，当他把这个要我写序的打印稿递到我面前时，他脸上的青涩已经褪去了很多，但学术自谦依然写在脸上。
徐刚是3年前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拿到博士学位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做博士后的。博士毕业时，他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选中去地方做“副处级”，这是很多人经过“九九八十一难”都未必能够修成的正果。不知道他脑袋里哪根筋搭错了地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条有无限可能的仕途，执意选择了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东院这个喧闹的市中心作为继续锻造学术筋骨的地方，并曰“我内心偏向学术”。
还是在博士期间，经过业内奇人孔凡君教授的言传身教，徐刚已经具备了独立进行学术思考和研究的基本功力。进入博士后阶段，他虚心求教如程门立雪，虽不能说韦编三绝，但阅读广泛，其学术上的进步自然被他人感知。天道酬勤，两年之后，徐刚按时且高质量地提交了出站报告，获得所有评委的高度评价。如今，他的《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一书的打印本摆在我的面前，这是他通往学术巴别塔（作者原书名中含“通往巴别塔之路”）的第一步。
在历史上，与谜一般的“欧罗巴”这个术语相比，“巴尔干”更像一座“移动迷宫”。巴尔干半岛地处欧亚大陆的战略要冲，自古以来便是文明碰撞、宗教分裂、种族对峙以及大国或大国集团割据的角斗场，其漫长的历史进化留给人们诸多以血腥为底色的斑斓画面。宗教在巴尔干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自18世纪以降，民族情感的表达大都以其宗教属性为底蕴，并在民族集团中间起着民族觉醒催化剂的作用，致使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从一定意义上说，巴尔干地区很多民族的一体化是在宗教框架内完成的。宗教是民众心目中的常驻信仰，是他们至高无上的信念和行动准则。
数百年间，外来势力轮番在巴尔干地区驰骋征战。他们的统治延缓甚至改变了巴尔干各族人民原有的政治、经济生活进程。长期的异族统治阻断了巴尔干同欧洲大陆的主要历史潮流和社会经济联系，致使巴尔干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无缘，也没有沐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阳光，因而推迟了资本主义在巴尔干地区的发展，导致巴尔干社会发展形态严重滞后，市民阶层不发达，农民占社会主体，长期处于前工业社会。
在巴尔干的历史中，不同的宗教和欧洲大国的利益角逐是发挥关键作用的两个经常性因素。欧洲列强为了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竞相公开和秘密地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巴尔干化）。他们还经常利用宗教因素破坏巴尔干国家的团结，致使原本是基本利益一致的巴尔干各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多，甚至不惜兵戎相见。1913年保加利亚为争夺马其顿而引发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即是一证。所有这些，导致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的一个战争爆发最频繁的地方。
巴尔干的历史表明，这一地区之所以成为欧洲的“火药桶”，并不是因为巴尔干土地上的民族好斗善战，而是多少世纪以来外族入侵巴尔干地区并用火与剑干涉巴尔干各族的生活所致。巴尔干火药桶不是巴尔干各族人民造成的，也不是他们所点燃的，而是外部入侵的强国及其追随国造成和点燃的，巴尔干民族通常总是巴尔干土地上进行的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和唯一受害者。冷战后南斯拉夫解体和由此引发的波黑战争就是这种论证的一个最新证明。
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并引发了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冲突和战争。而1992～1995年的波黑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发生的最为惨烈的武装冲突。经国际社会多方斡旋努力，交战各方最终在1995年11月签署了《代顿协议》。但欧盟当时并未趁热打铁，利用欧洲一体化洪流，洗涤攀附在巴尔干地区的民族间的仇恨与隔阂，导致科索沃问题横空出世，一度险些因此爆发更大的战争。直到这时，欧盟的政治家们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只提供经济援助不能根除导致地区长期动荡的祸根。根本的解决方法，是督促这一地区国家的民族之间实现和解，国家之间进行地区合作。
但对巴尔干国家而言，如果要进行成功的地区合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家持久的政治意志。而使巴尔干国家产生并保持对地区合作兴致的唯一方式是将其纳入欧洲一体化的轨道。
欧洲人第一次提及巴尔干国家与欧洲远景之间的关系是在葡萄牙费拉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上，而转折点是2003年6月在萨洛尼卡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当时欧盟成员国认识到，巴尔干地区是欧洲的一部分，巴尔干的问题也是欧洲的问题。巴尔干地区的稳定与经济发展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十分重要。《萨洛尼卡宣言》首次正式承诺，只要愿意接受欧盟价值观，并在国内进行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西巴尔干国家便具有加入欧盟的前景。
巴尔干“欧洲化”的决定意义非凡。因为，自1878年柏林会议以来，有关巴尔干地区秩序的许多理念均告失败，原因是欧洲列强的利益相互冲突。如今，通过几十年的合作发展，欧共体/欧盟成员国学会了为共同的利益目标而相互妥协，通过多边合作，实现民族和解，国家睦邻，以及经济发展。而且，欧盟拥有最新的成功案例。正是在哥本哈根入盟标准的驱动下，中东欧国家按照欧盟的标准建立起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基本实现了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如今，欧盟希望这一相同的激励同样可以成为东南欧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外部稳定器。
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很多政治精英也意识到，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不纳入欧洲化的轨道没有前途。巴尔干国家和各民族的未来在欧洲，巴尔干国家应该成为“统一和自由”欧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只有在欧盟共同大家庭内，才能兄弟般地，以文明的方式解决彼此的分歧，逐渐消除贫穷和落后的结构性根源。而且，也只有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才能培养起地区合作的文化，才能不断克服地区的“历史遗产”。
为了推动西巴尔干国家融入欧洲一体化的洪流，欧美国家的各路贤达尽显神通，纷纷献出锦囊妙计。如今，域外的相关研究已是汗牛充栋，通过本书末所列参考书目可见一斑。
反观中国大陆，巴尔干研究问津者寥，其状戚戚然。与欧盟国家的百年研究历史不同，中国的巴尔干研究尚在初途。诚然，巴尔干问题的研究对从业者要求甚高，如同一个“贵族”产品，需要经年的修养。不仅要通晓当地的语言、了史于心，而且只有拨开拜占庭耀眼的光辉、穿过奥斯曼帝国的刀光剑影、在欧洲王宫觥筹交错之间的阴谋背后，才能摘取巴尔干野性花园中带刺的玫瑰。而在当下，社会环境异常浮躁，还有多少青年才俊舍得一身剐，潜心修炼这十八般武艺，成为巴尔干研究的达人呢？况且，如果按中国的国际政治问题研究的热点衡量，巴尔干问题的位置堪比冥王星。
而如今，《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一书即将问世。它向我们昭示了两层含义：其一，依然有“我内心偏向学术”这一类知识青年，不睬周遭的喧闹，坚持行走在通向学术巴别塔的满是荆棘的道路上；其二，探究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对中国今天不断融入全球化和地区合作不无裨益。不断深化对欧洲一体化功能的研究，或许对我们认识刚刚问世的东盟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集中讨论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相互关系的作品，书中折射出来的学术精神想必读者自有体会。它的问世不仅会丰富中国的欧洲研究，特别是巴尔干问题研究，或许也会激发同样“内心偏向学术”的知识青年，果敢地投身到中东欧和巴尔干问题研究中来，为繁荣中国的中东欧和巴尔干问题研究而共同努力。
诚望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徐刚已在其中。
代为序。朱晓中2015年11月于海淀区万柳寓所
序二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一书是作者的第一部专著，实际上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巴尔干国家加强地区合作和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新作。作者在借鉴国内外最新图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大量的事实和图表、翔实的引证，以积极研究和探索的态度，重点向我们展示了20多年来巴尔干国家在进行地区合作和加入欧洲联盟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而从身份认同、国家建构的视角对巴尔干与欧洲的关系进行了思考。读后总是令人回味无穷，激励我们去认识巴尔干，关注巴尔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巴尔干国家经历社会、政治、经济激烈变革已经20余年。在欧洲一体化大潮中，它们中有的已经加入了欧盟，有的获得了同欧盟谈判入盟的资格，有的还在欧盟大门之外排队，等待欧盟向它们敞开大门。研究工作者和读者都是这个进程的见证人，比较熟悉这段历史。但是，人们对这个过程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对巴尔干国家开展地区合作和它们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关系了解不够。作者所做出的努力，正是力图诠释“这两个双向的趋势”。
东欧剧变，社会西化，巴尔干国家深陷灾难泥潭，难以自拔。出路何在？巴尔干地区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一是要抛弃前嫌，加强合作；二是要“回归欧洲”，参加“富人俱乐部”。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巴尔干国家将会有效治愈“巴尔干化”这种顽症，开启“西欧化”这扇大门，迎来美好的前景。
从历史到现实，巴尔干地区突显出作者在书中强调的两种趋势：巴尔干地区如何加速实现地区合作？欧盟怎样解决西巴尔干国家与欧洲一体化问题？
长期以来，外界对巴尔干地区产生了一种扭曲的看法：暴力、对峙、分裂、领土纠纷、种族冲突与战争、强制同化少数民族、大量移民，等等。似乎命中注定该地区是“仇恨与对抗”的场所，是落后的代名词；似乎巴尔干不是欧洲的一部分，而是“另一个欧洲”。所以，巴尔干地区常被冠以“欧洲火药桶”等不雅称号。西欧人往往像对待吉卜赛人一样对待巴尔干人，以城市人的傲慢嘲笑巴尔干山里人。这些都是历史的成见或说偏见。如果说真存在“巴尔干化”现象，那也是欧洲大国的政策造成的，是19世纪列强在解决欧洲问题时拿巴尔干中小国家做交易的结果，而没有尊重它们的自主选择。
关于这一点，作者做出了公正的解释。他认为，自近代以来，在巴尔干地区不仅和平年代多于动荡岁月，而且出现了许多追求和平、联合与合作的尝试。退一步说，“那些历史上的消极面不是巴尔干的专利，甚至大多是非巴尔干国家造成并留在了巴尔干的”。考察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历史，应该是多角度、大范围而且是长时段的。若不坚持这一点，就很难全面理解和认识巴尔干地区的发展。在巴尔干的历史演进中，人们能发现许多至少对于该地区来说是积极的因素，它们理所当然也是该地区历史遗产的组成部分。
早在19世纪中期，关于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思想和实践就是巴尔干知名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抱负和愿望，而且深入社会和人心；20世纪20年代巴尔干国家尝试改善双边关系，加强合作；接着，30年代巴尔干公约组织成立，其各领域的活动全面启动，并取得了一些影响至今的成果。合作的愿景变成了现实。20世纪40年代起，巴尔干半岛处于“冷战”之中，巴尔干国家分别属于彼此对立的阵营。巴尔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转轨以来，巴尔干各国更是捐弃前嫌，积极建立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地区合作组织，加入欧洲和国际机构。
当然，巴尔干国家的地区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巴尔干国家之间合作形式众多，合作组织一个一个先后成立，也尽管“地区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无疑是向前的”，但正如作者所言，“和解、合作、共同繁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近20多年的事态发展表明，巴尔干国家的转轨要比中欧国家更加困难、更加痛苦、持续的时间更长。其原因在于该地区经济落后，政治斗争尖锐激烈，民族和宗教矛盾突出，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缓慢。巴尔干地区的前途是加入欧盟，但道路崎岖且遥远。巴尔干地区迄今仍是欧洲最不稳定、最动荡的地区，备受各方关注和重视。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发生蒂米什瓦拉流血事件；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伴随着塞尔维亚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战争以及波黑内战的爆发；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对南斯拉夫联盟的战争；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2010年希腊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殃及整个巴尔干和欧洲；目前，这个多事之端的西巴尔干国家又是欧盟的软肋。当然，这么说不是在责怪巴尔干国家，而是说明欧洲大国在该地区推行双重标准和两面政策遭遇了失败。
1000多年来，巴尔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文明和地缘政治的重心基本位于半岛的东部地区，先是拜占庭文明，后是奥斯曼文明，始终处于欧亚大陆的接壤地带。同时，半岛中西部的多个中世纪巴尔干国家，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也创造了历史的辉煌；（2）在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终结的过程中，欧洲列强开始主宰巴尔干国家事务，在巴尔干国家中制造分裂，造成该地区冲突不断、战乱频发；（3）巴尔干国家多、面积小、民族成分复杂、边界领土争端不息，给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关系带来严重不利影响；（4）当代巴尔干国家希望“回归”欧洲，加强地区间合作，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使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欧盟在巴尔干地区面临欧洲一体化和地缘战略的严峻选择。巴尔干地区是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桥梁。多数巴尔干国家同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今天又在能源和经贸方面有着巨大的实际利益。巴尔干国家入盟首先要克服巴尔干经济落后的状况，要减少和消灭贫困现象，其次才是巩固和深化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国家在经历了几场冲突和战争后，如果其经济得不到恢复和发展，整个欧洲就得不到稳定和发展。所以，巴尔干国家实现同欧洲一体化是为了推动该地区的经济、贸易、基础设施和文化合作，缩小同欧盟在各方面的悬殊差距，而不是成为欧盟针对俄罗斯的政治工具或一张地缘政治牌。
令人遗憾的是，欧盟并没有这么思考和这么行动。谁都知道，剧变之初，欧盟对巴尔干地区并不感兴趣。只是在南斯拉夫危机、战乱爆发和美国主宰巴尔干事务后，欧盟才意识到不能放弃巴尔干地区而让“美国说了算”。欧盟对西巴尔干的东扩比对其他中东欧国家晚了十多年！
巴尔干国家的前途在于同欧洲一体化。希腊早在1981年就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2010年起深陷主权债务危机，迄今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希腊本来是欧洲民主、自由和文明的发祥地，却反过来接受了西欧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是欧洲的一体化模式存在机制和体制缺失，还是希腊也染上了“巴尔干病”？读者自有公论。
1963年土耳其与欧共体签订联系协议。1987年土耳其申请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国。土耳其入盟并不是欧盟的共识，而仅仅是欧盟的一种策略。欧盟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土耳其进行欧洲式改革，利用土耳其的地缘战略和能源战略位置，而不是真心诚意要接纳土耳其。土耳其入盟的道路漫长，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其前景堪忧。土耳其自身也没有做好入盟的准备。到底是欧盟从长远的能源战略和安全利益出发需要土耳其，还是土耳其有求于欧盟？读者也有目共睹。
今日巴尔干地区已经不再是“欧洲火药桶”，但也远非“和平区”。第一，巴尔干国家的出路或者说大势是加入北约和欧盟。该地区的一部分国家——希腊、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已经加入欧盟；一部分国家——希腊、土耳其、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已经加入北约。这些国家捷足先登，开始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第二，大部分西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波黑，特别是土耳其尚未加入欧盟，它们的入盟愿望强烈，社会经济改革还需要做出重大努力。第三，还有一些巴尔干国家如波黑、马其顿的政权脆弱，政治局势尚不稳定，国家独立主权还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第四，民族主义势力、分裂主义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活动在巴尔干地区时生时灭，难以绝迹。这里虽已经不是“火药桶”，但埋着“定时炸弹”。第五，巴尔干国家仍然是美、欧、俄等大国和大国集团争夺的焦点，因此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均受到外部势力的掣肘和干扰。
显然，欧盟在东扩时没有统一的原则和标准，也没有尊重一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它的这种地缘政治战略必然给它的东扩政策带来诸多问题，蒙上层层阴影。
巴尔干国家早就是古老欧洲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历史上为欧洲文明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可为什么至今仍处于欧洲的边缘，成为多事之端？不管是什么原因，巴尔干各国人民今天面临的任务十分明确：他们需要终止历史恩怨，面对现实，急起直追，争取早日融入欧洲大家庭。
作者是一位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很有发展前途的研究人员。他也是我的“忘年交”，谈不上是我的“学生”，因为本人除在杭州铁路中学教过不到一年的书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讲台。当我有幸读到该著作的书稿，得知书稿即将出版时，感慨良多，可以说大开眼界，饱尝了一顿知识大餐。我为年轻人的迅速成长而高兴，我更为有青年学者关注巴尔干历史而自豪。此刻，我的巴尔干情结油然而生，因为这是我学习、生活、工作十三四年的地方，后又考察访问过许多次。很想跟读者共享我的读后感，唠叨几句，谈不上是什么“序言”。
准确地说，笔者只是顺着作者的思路，以作者的论述为主线，结合自己的研究和观点，谈到了巴尔干国家开展地区合作和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问题。班门弄斧，聊表一隅之见。也是作为第一读者的一点感受，以表祝贺。
青年作者的处女作也许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许还不是很成熟，略显粗糙。热心的读者应该怀着爱护的心态，接受作者，阅读其作品。通过阅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熟悉一个地区，了解一个陌生的世界，何乐而不为？我相信，本书的问世既有助于开展这个领域的讨论和研究，又有益于促进中国与巴尔干国家的学术和文化交流。我深信，该书将受到学术界同仁的重视，得到读者的好评。
让我们一起认识巴尔干，走进这座欧洲的“后花园”！马细谱2015年7月31日于华沙“幸福”公园旁女儿家
绪论
人类已经生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极大丰富的全球化时代。仅从精神层面看，全球化进程不仅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思维创新，也对历史思考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路径。认识论上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借鉴、[1]推崇“全球史观”的同时，注意“地方化”或“本土化”的问题。新路径则不仅包括对历史思考的文化程序和发展过程的逻辑、结构和功能进行深入的认识，而且包括倡导诠释人类过去的新观点，这些新[2]观点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过去的经验中形成的。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且至今仍具主导地位的经验是，欧洲是改变和影响世界的主要角色，欧洲占据世界历史的叙述中心，其他区域则是欧洲表述的对象。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论及法国复辟时代的农民时指出：“他们无法表述自[3]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此言被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4]引作其经典著作《东方学》的题记，直指与西方文明、语言相对的东方区域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存在状态。西方在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所凸显的中心、主导地位无须佐证，也无法抗辩。“人们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并非我们的主观臆断，而是显然的历史事实。”[5]尽管由于非欧洲国家（亚非拉）的发展使这一现象越来越遭受冲击，但它仍然没有被彻底颠覆。只是说这个中心已经从地理上的西欧[6]转向了美国或者说美欧，但其核心阐释和逻辑的变化并不大。不加掩饰地说，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盛行且“深入人心”[7]的时代，但这种统治性的叙述和思维方式必然会与日益呈现的世界多样性面貌发生冲突。
且不提讨论非欧洲地区的历史进程无法摆脱西欧中心地位的影响，或言西欧影响在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叙述中占据主导，即便对欧洲历史发展的进程加以考察，亦会发现如此。但是，欧洲历史的书写绝不只是对已知事实的综合，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区域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对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相[8]互联系和相互关系的探索。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欧洲内部不统一、不协调的因素一直存在着，民族化、区域化与欧洲化的进程相互交织，在不同时期表现的重点可能各有差异。甚至说，由于近代以来西欧中心主义以及历史切割——主要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强加——的影响，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记忆和思维基因中，历史发展进程的叙述或将出现一定的紊乱。
从地理上看，欧洲被分成南欧、西欧、中欧、北欧和东欧五个地区，南欧又包括亚平宁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等区域。与[9]其他区域稍有不同，但凡略知巴尔干地区（the Balkans）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要想找到人对巴尔干美言几[10]句实在很难，想要不计善恶来讨论它更是难如登天”。虽然饱受诟病，但巴尔干国家（抑或是巴尔干地区）的历史是一部复线的历史，而非线性的历史。大约从中世纪结束起，欧洲东南部的大多区域基本上脱离了西欧的发展轨迹，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伴随奥斯曼帝国衰落与灭亡进程的是，欧洲东南部掀起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浪潮。独立后的国家普遍采取“追赶西欧”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遗憾的是，战争、意识形态的对抗使这一进程延滞。直到冷战结束，现代化进程在新环境下启动，“追赶”的目标以“回归欧洲大家庭”的方式实践。所以，欧洲东南区域在欧洲发展的潮流中一直是“局外者”、“受动者”、“化外之地”和“边缘人”，它们始终处于“被表述的状态”。如今，这个区域的国家集体步入“被约束的进程”——进入欧洲一体化轨道，地缘政治特征发生显著变化，获得现代化的“历史最[11]好机遇”。很大程度上说，它们迎来了“500多年的未有之变局”，[12]将欧盟和北约主导的欧洲—大西洋进程视为通往和平与繁荣的[13]“巴别塔”。
在融入欧洲—大西洋进程尤其是西欧国家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巴尔干国家经历了怎样的“欧盟认知”、“欧盟认证”、“欧洲[14]认同”以及“认同较量”？一体化在巴尔干引发的反应及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欧盟——作为欧洲联合的最新实践——之于巴尔干、欧洲甚至世界的意义何在？欧洲是什么？一体化语境下的巴尔干又是什么？巴尔干地区会变得更好吗？带着这些问题，摒弃“中心论”思维，立足于双向互动的视角，充分挖掘被动者的行为及其意义，除了重构中国学界之于巴尔干的客观表述之外，更不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欧洲观念的一次拷问。一 巴尔干基本问题与研究缘起
自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亦即西欧国家成为世界主导以来，巴尔干地区一直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多事之端。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动，巴尔干地区的发展进程及其影响因素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不同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巴尔干问题从属于或基本等同于东方问[15]题（Eastern Question），巴尔干地区的发展主线是欧洲大国对奥斯曼帝国“遗产”的争夺与巴尔干各民族为追求解放与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从一战结束到冷战结束期间，巴尔干国家多半处于不同阵营体系的拉扯之中，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更为明显，各国发展的依附性（尽管有的是不自愿的）色彩很浓，发展主线是大国集团的争夺和分化与巴尔干国家的驯化和反抗。冷战结束后，巴尔干地区的外部环境相较以往要宽松得多，一定程度上说巴尔干国家的自主性获得历史性的提升，追求独立国家性和“回归欧洲”成为巴尔干国家的主要动力和基本诉求。该地区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仍在进行中，欧洲化的前景与巴尔干化之间的张力依然非常明显，发展主线是“回归欧洲”进程中各国“接受改造”与“抵制改造”的困境。总之，近代以来，受国际格局变动的影响，不同时期巴尔干地区的发展进程有所差异，但该地区一个恒定的基本问题一直存在着，即如何在追求民族国家的独立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同时寻找民族/国家的身份定位与认同。
从历史进程看，上述三个阶段不仅勾勒出了巴尔干地区近现代发展史的清晰图景，同时揭示了该地区拥有的三次现代化机遇。然而，伴随整个过程的是，战争与和平、分裂与联合、民族主义与外部干预，影响或打断了现代化的进程。自19世纪始，巴尔干地区相继爆发了1806～1812年、1828～1829年、1853～1856年和1877～1878年四次俄土战争、1912～1913年和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以及冷战结束后[16]的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此外，这里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其他小范围或一国内部的战争与冲突则不计其数。
由此，对国际政治或世界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们在谈及近代以来的巴尔干地区时，便下意识地给其贴上了“欧洲火药桶”的标签。研究巴尔干问题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大多认为，在历史上的许多时候，巴尔干各国之间的仇恨多于信任，对立多于和睦，分裂多于联合，似乎这[17]是巴尔干各国关系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所以，巴尔干一词“在欧[18]洲人意识中受到诅咒”，成为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刻板印象。事实是，巴尔干成为一个极不稳定的地区仅仅是近代以来，尤其是1878年[19]《柏林条约》签订之后的事情，伴随冷战结束而出现的解体浪潮和[20]地区动荡也很快被地区化和一体化的大趋势所掩盖。总的看，自[21]近代以来，在巴尔干地区不仅和平年代多于动荡岁月，而且出现了许多追求和平、联合与合作的尝试。退一步说，那些历史上的消极面不是巴尔干的专利，甚至大多是非巴尔干国家造成并留在了巴尔干
[22]的。
因此，考察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历史，应该是多角度、大范围而且是长时段的。年鉴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在历史时间的种种不同形式中，长时段是一个棘手、复杂和陌生的任务。把长时段接纳到史学研究中来不是件好玩的事。这不是简单地扩大研究和兴趣的范围，也不是仅仅对史学研究有利的一种选择。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23]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若不坚持这一点，就很难全面理解和认识巴尔干地区的发展。从政治上看，巴尔干历史（主要是近代史）充满着冲突与对立；从民族进程看，巴尔干民族国家的构建夹杂着仇怨与暴力；而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来看，巴尔干文明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进步、开放和融合的，尽管速度可能缓慢而且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大。放宽历史的视野，人们对巴尔干地区的印象或许会产生不一样的看法。换言之，在巴尔干的历史演进中，人们能发现许多至少对于该地区来说是积极的因素，它们理所当然也是该地区历史遗产的组成部分。讨论这些积极方面在方法论上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为认识和研究巴尔干地区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同时有助于提示人们在历史叙述中更少地为欧洲中心论或大国中心论做注脚。
在巴尔干历史演进中有许多重要的节点，冷战的结束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使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使这些国家获得了共同向“回归欧洲”进程迈进的客观环境，同时也[24]意味着欧洲首次可能实现全大陆的联合与统一。从学术上讲，“回归欧洲”进程所具有的意义也非常明显。诚如一位欧洲学者所言，冷战结束及其后来的进程使巴尔干和中欧国家成为转型研究（transformation studies）的焦点、民主研究（democracy studies）的主要场域、和平与冲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的新情境，[25]以及一体化研究（integration studies）的重要样本。此外，这个进程也使得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欧盟（以及欧盟的投入），这一地区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这样的思考不仅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且能够为人们理解该地区的现状提供更大的空间。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巴尔干国家“回归欧洲”的进程既显露出积极的成果，也充满着曲折和不确定性。一方面，民主转型和一体化实践在朝着趋好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潜在的冲突和不稳定因素起着阻碍作用。换言之，巴尔干地区存在一体化和巴尔干化的两种相反趋向，[26]从理论上解释，体现的是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相互交织与博弈。一体化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对巴尔干化的扩散起到了抑制作用，同时，巴尔干化的扩散成为一体化的阻碍，影响着一体化的深入。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已经成为观察后冷战时期巴尔干地区发展的[27]一个重要线索。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解体及后南斯拉夫（Post-[28]Yugoslav）空间的发展趋向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在一体化层面，巴尔干地区又存在两个双向的趋势。一个是巴尔干国家的地区合作和“回归欧洲”进程。二者既存在相互促进的一面，又存在不协调的状况。另一个是欧盟扩大与巴尔干国家入盟的过程，确切地说是欧盟成员国/候选国主动欧洲化与受动欧洲化双向的运动过程。主动欧洲化指的是，成员国/候选国向欧盟投射其偏好和政策，使其偏好和政策欧洲化（自下而上）；受动欧洲化则是指，欧洲一体化对成员国/候选国形成适应性压力，它们随之调整偏好、政[29]策，逐渐被欧洲化（自上而下）。有学者指出，这样的两个过程简单地说就是成员国从欧盟“下载”（download）规范适应欧洲化，[30]以及向欧盟“上传”（upload）动机和行为并使其欧洲化。对处于入盟进程中的巴尔干国家来说，“欧洲化双向运动”的趋向可能要弱一些，特别是主动欧洲化这一块，但是从欧盟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些国家仍具有非常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塑造和投射功能，对欧盟的政策和机制调整产生影响。事实上，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等机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巴尔干地区所出现[31]的危机。
从地区合作的角度看，虽然一些尚未解决的因素（如波黑国家认同问题、科索沃地位问题和马其顿国名问题等）对合作进程和水平有抑制作用，但巴尔干地区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无疑是向前的，多种类型的地区合作组织不断建立并逐渐产生影响。同时，虽然除克罗地亚以外的西巴尔干国家入盟进程尚不明确，甚至有人据此认为西巴尔干国[32]家已成为欧洲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但将所有巴尔干国家纳入欧洲一体化、给予其入盟前景是既定无疑的。这么看来，巴尔干地区的合作趋势和一体化特征日渐明显，成为该地区发展的主流。[33]
通过考察中东欧国家特别是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四国入盟的经验发现，双边、多边以及次区域的合作进展是它们敲开入盟大门的重要砝码。东欧国家政局变动后，欧盟尚未立即[34]考虑接纳中东欧国家入盟，只是强调用援助（如“法尔计划”）来帮助它们实现政治经济转型，并美其名曰“为巩固新生民主制度和[35]市场经济投资”。维谢格拉德国家形成一个集团所具有的竞争力和共同的入盟要求使得欧盟开始调整其政策，成为最终促动欧盟开启东扩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以成员国身份支持西巴尔干国家入盟，同时又将自身的经验与西巴尔干国家分享，帮助它们进行改革并推进地区合作。维谢格拉德集团在2012年10月[36]与西巴尔干国家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强调了这一点。在2013年10月底举行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外交部长会议上，不仅除克罗地亚以外的所有西巴尔干国家外交部长应邀与会，立陶宛外交部长、土耳其外交部长、奥地利一体化与外交部副部长以及欧盟扩大与睦邻政策委员会委员也悉数出席，更为重要的是，本次会议的首要议题便是西巴尔干国[37]家的发展与一体化。2014年10月底，会议的名称直接变成了维谢格拉德集团与西巴尔干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即将上任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奥地利一体化与外交部长以及地区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应邀参加。在发表的共同宣言中，特别要提到的是，维谢格拉德集团愿意帮助西巴尔干国家以“维谢格拉德集团国际基金”（International Visegrad Fund）的原则和模式建立“西巴尔[38]干基金”（Western Balkan Fund），推动西巴尔干地区合作。在2015年11月中旬举行的例行会议上，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外交部长发表“我们为你们融入欧洲提供帮助”的共同宣言，再次重申集团四[39]国坚持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的坚定立场。可见，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加强联系与合作，西巴尔干国家收获的不仅仅是欧盟（及成员国）的认可与支持，更多的是这些国家自身在入盟进程中所获取的经验，包括地区合作。
冷战结束初期，欧盟没有确定向中东欧国家打开大门，但并不意[40]味着停止扩大。随着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推进以及要求加入欧盟的呼声日渐强烈，欧盟不得不加以正视。从1991年12月起，中东欧国家陆续同欧盟签订《欧洲协定》，获得欧盟联系国地位（因而该协定也被称为《联系国协定》）。1993年6月，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提出中东欧国家入盟的框架标准，即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 criteria），主要对候选国国内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41]提出了要求。哥本哈根标准公布之后，如何帮助中东欧国家“达标”成为欧盟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重要议题。1994年12月，在德国埃森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提出给予中东欧联系国更加具体、明确的入盟路线图，除了哥本哈根标准所强调的国内改革外，联系国之间[42]的合作也被重点提出。1995年，欧洲理事会在马德里首脑会议上[43]提出了候选国实施行政改革的要求，称为马德里标准。1996年2月，欧盟启动针对西巴尔干国家的地区立场（Regional Approach），确立了发展与西巴尔干五国（阿尔巴尼亚、波黑、克罗地亚、南联盟和马其顿）双边关系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其中地区合作就是重要内容之
[44]一。与此同时，欧盟也将推进地区合作与一体化视为其对外政策[45]的首要目标。候选国要实现入盟，地区合作的进程与成效是一个重要考量指标。在2004年、2007年两批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在涉及双边或多边的问题（如边界划定、边境管理、少数民族问题等）上都达成了谅解。1999年6月，欧盟启动稳定与联系进程（The 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Process，SAP），为西巴尔干国家在签[46]署《稳定与联系协议》（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SAA）、改善贸易关系、获得金融援助以及推进地区合作和睦邻关系等方面做出规范，并给予相应支持。
在中东欧多国为加入欧盟做准备的同时，欧盟于2003年提出了向西巴尔干国家打开大门的“萨洛尼卡进程”（The Ssaloniki Process），对稳定与联系进程给予确认，第一次赋予了西巴尔干国家入盟前景。此后，西巴尔干国家与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将入盟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任务。截至目前，西巴尔干国家中除克罗地亚于2013年加入欧盟外，其他国家均处于入盟的不同进程之中。同样，对于西巴尔干国家的“达标”来说，国家内部改革是一方面，解决国家间存在的诸种问题、推进地区合作也至关重要。其中有一点对于前南地区的国家来说均很重要，即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下简称前南刑庭）进行合作，这是推进地区合作、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必要条件。
在加入欧盟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规范下，巴尔干地区合作已经成为与欧洲一体化、民主巩固、和解以及经济发展具有相同重要性的理念和实践。几乎在每一个巴尔干国家政府官员的讲演、政[47]策报告和媒体评论中都能找到这一表述。这一点与巴尔干地区合作的实践是相吻合的。1995年《代顿协议》（Dayton Agreement）签署，特别是1999年欧盟稳定与联系进程启动后，巴尔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各种类型的巴尔干地区合作组织相继建立。一类是巴尔干国家自我创议的地区合作机制，主要有“黑海经济合作组织”（Black Sea Economic Cooperation，BSEC）、“东南欧合作进程”（The South East European Cooperation Process，SEECP）和“布尔多—布里俄尼进程”（Brdo-Brijuni Process）；另一类是域外国家或国际组织创设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东南欧稳定公约》（Stability Pact for South Eastern Europe，2008年改为地区合作委员会）、《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ntral European Free Trade Agreement，CEFTA）、“亚得里亚—爱奥尼亚倡议”（Adriatic-Ionian Initiative）、《亚得里亚宪章》（Adriatic Charter）和“能源共同体”（Energy Community）等。由巴尔干国家和域外国家（国际组织）共同创议的合作机制主要有“中欧倡议国”组织（Central European Initiative，CEI）和“东南欧运输观察站”（South East Europe Transport Observatory，SEETO）。这些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与运转，在推动巴尔干地区合作的同时，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当然，在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的进程中，巴尔干地区仍然存在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欧洲主义）之间的张力，国家构建与地区构建仍然[48]存在不协调的局面。这种张力是除了经济因素以外导致不同国家入盟进程出现快慢以及其他国家尚未入盟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欧盟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凸显的欧洲怀疑论（Euroscepticism）也可以从这种张力中找到解释。
因此，探讨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这种研究至少带来了对如下一些问题的思考：巴尔干地区合作是不是冷战结束后才开始的进程？巴尔干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的互动程度如何？影响这种互动的因素又是什么？巴尔干的冲突与合作给欧盟（甚至欧洲）的发展本身带来了哪些变化？巴尔干欧洲化的动力与阻力分别有哪些？巴尔干地区的国家构建与地区构建是否存在冲突？巴尔干地区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地区认同或地区意识？在巴尔干各国的“身份建构”与入盟进程中，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地区认同以及欧洲认同的关联是什么？“巴尔干性”与“欧洲性”以及“巴尔干化”与“欧洲化”的逻辑关系又是什么？本书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为便于理解本书的研究对象，还需要对一些概念进行界定。
首先是一组与巴尔干相关的概念。
一是关于巴尔干一词的含义与词源。多数学者接受并使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认为“巴尔干”一词源于土耳其语，意为“山[49]脉”。有学者具体指出：“中东欧下属的第三个地理区域是巴尔干[50]山脉……整个半岛即由此山脉而得名。”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传统的土耳其语把山称为dag，所以balkan一词很可能来自波斯语[51]balkanhana，意为“高出平原的山”。不过，除去语源上的差别，就巴尔干意为山来说是一致的，后逐渐引申泛指整个半岛。美籍保加利亚裔学者玛丽娅·托多罗娃（Maria Todorova）对巴尔干一词做了比较全面的解释：其一是一个名字，15～19世纪指称山脉，19世纪之后指称半岛；其二是一种比喻，20世纪初成为一个贬义词（pejorative）；其三是一个地理区域，与东南欧同义；其四是表示一[52]种历史遗产，充分体现了该地区冲突与落后的特征。
二是关于巴尔干一词的使用时间。对此，学者们存在不同的看法。[53]有学者认为，巴尔干一词出现于17世纪初；也有学者认为，巴尔[54]干一词出现于19世纪初。西尔维亚·帕维奇（Silvia Pavic）通过研究发现，早在1490年意大利人文学家博纳科尔西·加里马尔科（Buonaccorsi Callimarco）就在一封通信中用土耳其语来指称巴尔干山，到18世纪英国旅行家约翰·莫里特（John Morritt）首次在英文文[55]献中使用巴尔干。玛丽娅·托多罗娃对巴尔干一词的出现与使用做了更加详细、全面的考察：19世纪以前多数欧洲旅行家习惯于使用哈伊莫司山（Haemus）来指代巴尔干山，1808年德国地理学家奥古斯特·措伊内（August Zeune）第一次提到了“巴尔干半岛”，1827年英国旅行家罗伯特·沃尔什（Robert Walsh）则第一次使用巴尔干来[56]描述整个半岛。虽然关于巴尔干一词出现的时间莫衷一是，但其概念仅仅停留在地理领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广泛使用。直到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巴尔干才成了通用词。[57]英国当代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进一步指出，19世纪8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提到“巴尔干”民族，多数人都沿用更普遍的“欧洲的土耳其”一词来指称这块区域，但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必须为它寻找新的名称，“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地区”或“巴[58]尔干”便获得了新的、更加广泛的使用。20世纪以来，尤其是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巴尔干一词不仅得到了广泛使用，而且具有了政治上的意义。
三是关于巴尔干的空间范围。有西方学者指出，定义（中）东欧地区不是什么比定义它是什么要容易得多，因为很难断定其确切的地[59]理边界。定义巴尔干地区同样如此。按照1999年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它是“指1699年《卡尔洛维茨条约》签订后仍处在奥斯曼帝国直接控制下的地区，但现在该名词还包括了过去属哈[60]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目前为某些巴尔干国家部分领土的地方”。这个概括虽然较为模糊，但它实际上将巴尔干国家的区域分成了政治和地理两大类别。“在政治上，‘巴尔干’一词明确涵盖下列现代国家的领土：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下简称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希腊、马其顿、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在地[61]理上为巴尔干半岛的一部分，但在政治上却不属于巴尔干”。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伏舍（Michel Foucher）认为，政治上的巴尔干“是指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南部）到多瑙河的这一地区，包括五个国[62]家：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可见，政治上的巴尔干国家即是以奥斯曼帝国为参照，包含历史上遭受其统治的东南欧区域。然而，从地理上来看，至少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应该[63]属于巴尔干。在中国学界，一般认为现在的巴尔干国家有十一个，分别是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64]亚、波黑、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土耳其和希腊。需要提到的是，科索沃于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中国尚未承认其独立国家地位，本书只是出于研究需要和行文方便，将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对待，并不承认其为独立国家。
四是关于一些国家的巴尔干属性。国际社会关于巴尔干半岛北部[65]界限的划分存在多种意见。具体到一些国家来说，其是否属于巴尔干地区存有异议。其一是斯洛文尼亚。关于斯洛文尼亚的巴尔干属[66]性，斯官方不承认，但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持赞同立场的观点主要基于南斯拉夫的共有经历。比如，玛丽娅·托多罗娃认为斯洛文尼亚的巴尔干属性不明显，它的奥斯曼现象并不多，只是它在南斯拉[67]夫历史上起过特殊作用，这才属于巴尔干国家之列。持反对立场的人更多，他们从更加久远的历史或文明的角度加以论证。比如，斯洛文尼亚著名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坚定地指出，斯洛文尼亚不是巴尔干国家，是中欧（Mitteleuropa）国家，斯洛文尼亚是西欧文明与巴尔干的边界，巴尔干则起于克罗地亚或波斯尼亚。[68]另有论者认为，斯洛文尼亚继承了原奥匈帝国的遗产（地理、建筑甚至法治），其经济发展与民主进程不同于巴尔干地区的其他国家，[69]因而它不是巴尔干国家。还有论者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倾向于认为斯洛文尼亚不是巴尔干国家。如英国学者罗伯特·拜德勒克斯（Robert Bideleux）和伊恩·杰弗里斯（Ian Jeffries）认为，虽然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与其他南部斯拉夫人有着相同的命运，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后来成为斯洛文尼亚与中欧国家（特别是奥地利）的共性要远远大于其南部的邻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斯洛文尼亚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方面显示出与中欧的“结构类似性”也要远远大于[70]巴尔干地区。本书认为，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经济、社会结构来说，斯洛文尼亚都与中欧国家更加相像，只是由于本书讨论的是更大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而且它曾经是南斯拉夫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也将其纳入巴尔干地区。其二是罗马尼亚。对于罗马尼亚是不是巴[71]尔干国家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在西方国家，倾向于认为罗马尼亚是巴尔干国家。比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72]认为罗马尼亚是巴尔干国家；由美国资助的东南欧新闻网（SETimes.com）等网络媒体也视罗马尼亚为巴尔干国家。另外，《巴尔干学》（Balkanology）网站认为罗马尼亚是最大的巴尔干国
[73]家。西尔维亚·帕维奇认为，地理上的巴尔干与东南欧同义，在此[74]意义上可将罗马尼亚看作巴尔干国家。但不同的看法也并非没有，如维基问答网页认为从地理上看罗马尼亚不是巴尔干国家，只是[75]从历史、文学和文化等角度看，它接近于巴尔干国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并短暂担任罗马尼亚总理的尼古拉·约尔加（Nicolae Iorga）对罗马尼亚的巴尔干属性质疑，认为仅仅以罗[76]马尼亚语使用拉丁字根就应该将其从巴尔干国家名单中删除。其三是塞浦路斯。多数学者将塞浦路斯列入地中海国家。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因为该国的地理位置、人种和宗教同希腊、土耳其两国[77]关系十分密切，所以也是巴尔干国家。本书不认为该国具有巴尔干属性，基于过去的研究经验，该国一般被纳入地中海国家的研究范畴，本书也遵循这一习惯。此外，关于克罗地亚、希腊等国家的巴尔干属性也存有争论，在这两个国家也曾出现“去巴尔干”的主张。[78]
五是关于一些与巴尔干相关的词语。其一是“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该术语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对于伴随奥斯曼帝国崩溃出现在巴尔干的政治暴力、种族冲突和国家的分崩[79]离析等现象的描述。具体地说，这个词首次出现是在1918年12月[80]20日的《纽约时报》上。显然，从时间上看，这与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解体密切相关。在国际政治学界，“巴尔干化”已经成了一[81]个“民族、边界和其他问题引起相互冲突的同义词”，专门用于形[82]容那些分裂、动荡、冲突不休的地区，具体说是“地区分裂、种[83]族冲突、低度发展、缺乏经济与政治自主以及极度缺乏活力”。当前，“巴尔干化”的含义已经跳出巴尔干的地域限制，成为全球范围的一个现象，成为国际政治学界、民族学领域的一个常见术语。甚至，在地理、文学、信息技术等领域也出现了“巴尔干化”的用法。需要提及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曾出现将“巴尔干化”一词[84]从字典中取消的提议，但这个提议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其二是东南欧（Southeast Europe）。近代以来，欧洲的东南区域一般被称为“土耳其欧洲”（Turkish Europe），奥斯曼帝国统治后期有了“巴尔干”的称谓，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该地区的地缘政治[85]色彩逐渐淡化，地理意义上的东南欧和巴尔干互通使用。最早将[86]该地区称为东南欧是在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解体后。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和“东南欧”都被广为使用，但争议很大。一般认为，“巴尔干”一词映射着历史上诸多的负面含义，而东南欧则较为中立[87]并具包容性，也容易被人接受。因而，使用“东南欧”有助于忘却历史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民族、宗教和国家间的战争与[88]冲突，同时有助于去除将其视为外围的、边缘的、不能完全选择[89]自己命运的地区。也有学者不赞同使用东南欧这一说法，其理由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赋予“东南欧”（Südosteuropa）地缘政治[90]的含义败坏了其名声。不过，这种看法并不占主流。有学者甚至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科索沃战争爆发和《东南欧稳定公约》出台[91]后，巴尔干一词在媒体中消失并迅速被东南欧代替。目前，不少国际组织都使用东南欧表述，但联合国统计署在其关于次区域的分类[92]中将欧洲只分为西欧、北欧、南欧和东欧。历史上看，无论是巴尔干还是东南欧都有其负面含义，但它们所指代的区域基本是同一
[93]的。本书统一使用巴尔干，但并不带有任何贬义色彩。在使用东南欧时，其意义等同于巴尔干。统一使用巴尔干的意义在于，巴尔干[94]一词具有较强的学科属性，而东南欧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域研究的概念。其三是西巴尔干国家（Western Balkans）。西巴尔干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指除斯洛文尼亚以外的前南斯拉夫继承国——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加上阿尔巴尼亚五个国家，以及科索沃地区。在地理上，它是巴尔干或东南欧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内不少学者指出，西巴尔干作为一个概念首次使用是在1999[95]年，这主要是根据欧盟出台的官方文件而推定的。实际上，早在1996年，欧盟就对东南欧与西巴尔干进行了区分，前者指从里雅斯特湾到黑海的所有国家，而后者包括阿尔巴尼亚和不含斯洛文尼亚在[96]内的前南斯拉夫国家。顺便提及的是，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并没[97]有将克罗地亚列入西巴尔干国家。其四是东巴尔干国家（Eastern Balkans）。前面提到西巴尔干国家，理论上应该有东巴尔干国家。不过，这种叫法在学术界并不常见，也不规范，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所谓的东巴尔干国家（主要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均已经是欧盟成员国；另一方面，西巴尔干是欧盟使用的一个特殊政治地理概念，东巴尔干有自造之嫌。
可见，对巴尔干进行单独一个学科或一个视角的解释会有失偏颇，它是地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的融合，是历史与当下的交会，是本体与他者的碰撞。抑或说，巴尔干之所以成为一个认识单元或研究整体，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文明性，而这个由多样性组成的文明与斯托扬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所主张的一个“巴尔干[98]文明”（Balkan Civilization）是否同一回事，具有深远的研究价值。很大程度上说，本书将巴尔干地区看作一个整体并没有忽略其多样性特征，同时试图讨论这些具有“原始意义”的多样性特征如何影响现今的一体化进程。
其次是几个学理性的概念。
一是关于地区（Region）。地区是一个较为广泛且难以明确界定的概念，在汉语中易与“区域”、“地方”、“地域”等词语相混淆。地区一词，既有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解释，也有地缘政治学上的界定，还有生态学、经济地理学等方面的定义。陈峰君等主编的《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一书对国际学术界关于社会科学中的地区概念、地区性的五个层次以及构成地区的条件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并对地区做了一个综合性的解释，即地区是人类根据自然地理分布、历史习惯、政治文化活动的范围等划分出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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