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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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
作者：何亚非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4-01
ISBN：978730020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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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推荐序一好好发展自己，好好参与治理全球
李肇星
午夜后读此书到凌晨三点半，我想到，人、国家、世界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其昨天、今天、明天有机相连，什么事都非偶然。
本书作者何亚非（出生于开“亚非会议”那年）在非洲和外交部非洲司工作多年，理解非洲国家独立的艰辛和光荣。1994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分管安理会事务，曾反复研读《联合国宪章》。1999年前后，他任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和公使，曾协助我多次就台湾问题以及美野蛮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同美方交涉。在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和副外长任上，他继续怀着对和平与正义的热爱活跃在双边和多边外交舞台上。
令我惊喜的是，他出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后，又刻苦研究金融、经济、粮、水、能源、环境、气候、移民等课题，探讨在不该有什么“世界警察”、“世界政府”、“世界老大老二”的情况下如何改善全球治理。
作者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共产主义的内涵包括“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分阶段的，高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目标。作者脚踏实地，所提全球治理目标既考虑了历史的进步，也不忘其沉重负担；既考虑了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等变化，也对国际政治、经济、金融、舆论秩序都不太合理心中有数，倡导以史为鉴，放眼未来，凝聚各方正能量，时时提防少数人挑拨离间，努力务实创新，争取在国家主权平等、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合作共赢等原则基础上让全球秩序对普通老百姓稍好一点，对地球生态稍好一点。习近平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体会，这一点在内政、外交上是相通的。
本书提出和收集的点子涉及广泛，要害是各国都要爱和平、讲公道、干好事。作者结合自己的经历，以走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诠释了这一简明纯朴的主张。如果各国，特别是大国，都践行这一理念，天下肯定不会像今天这么乱，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肯定不会这么低，各国人民肯定会更团结快乐，地球肯定会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人一样，应该像马克思的老乡歌德所写的那样“永不满足”（见《浮士德》），更要像毛泽东的部下张思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那样从自身做起，一点一滴地做，一分一寸地接近自己信仰的崇高境界。
读这本书有利于加强人们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自觉性，有利于增强逐步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如果本书引起一些争论，那会是它的又一项贡献——引发共同探索和学习的兴趣是好事。
我们伟大的祖国、可爱的地球面临的困难多多，要跋涉的道路漫漫，正呼唤一代代人锲而不舍上下求索，刚毅坚卓并肩奋进。（作者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中国翻译协会会长。）推荐序二为中国 为人类
袁明
看完《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书稿，不禁掩卷长思。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冲突中心和主战场都在欧洲，殃及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十多亿人口。当时的中国人，面对内乱外患，救亡图存都来不及，哪里能够去想“全球治理”？百年沧海桑田，世事大变。当代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引起全世界关注，这是人类文明史中一道绚丽的亮色。
然而，世界并不太平。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国际关系中深层次的文化、社会、民族、宗教等诸多问题，都一一浮出水面。人类社会里的许多古老问题，在信息发达的网络时代，产生了许多新的变种。新老问题都扑面而来，我们如何应对？全球治理，核心是一个秩序问题。中国人应当贡献什么样的经验、智慧、气度与担当？
本书作者何亚非同志，是我相识多年的朋友。他视野开阔，业务精湛。我曾经在他的外交部办公室中，见过厚厚一本《英汉大辞典》，纸边都翻旧了。我也在一些国际活动现场，听他用准确熟练的英语向公众传达着很到位和生动的中国信息。2010年，亚非同志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他赴任前，我借古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为他壮行。因为欧洲这个地方不简单，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化”中许多精神与物质现象，都是从那里的历史深处走出来的。在学术界，人们常用“学贯中西”一词来形容某位学者学识的广博。其实在我的朋友圈中，有许多长年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见识和智慧，何止“贯穿中西”？
当前国内外不少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关于世界秩序的大问题。亚非同志这本著作，应时而生，正当其时。他亲身经历过G20的创立，参加过多边和双边的许多重要国际谈判，结识过当代国际战略圈内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做过很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深入调研。现在，他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并放到“全球治理”这个更大的时代框架里加以归类和分析，让我钦佩。
全球治理是一篇大文章。“全球治理和中国的历史选择”展示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理性思考。我期待亚非同志不仅向中国读者介绍，也能用自己精湛的英文向世界上更多的人群介绍。
世界需要中国声音。为中国，为人类。（作者为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需要把握历史机遇，通过更好地参与和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并将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有机融合，实现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中国梦。
这是中国的历史选择，也是历史对中国的选择。引言“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国家治理的概念大家比较了解。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建设。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况且如此，在没有也不可能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要治理好这个世界就更难了。
全球治理讲的就是如何管理、规范我们生存的世界。其依据包括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双边和多边的协议协定、被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和约定俗成的国际惯例等等。所有这些治理机制形成一套体系，被称作全球治理体系。对此，各国大致上是认同的，并且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全球治理从人类有了社会组织形态就已经存在了，但是真正的成熟与完善还是近代的事，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有密切关联。
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大规模经济体和全球性大国，既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也是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的重要成员，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从全球大国向强国迈进的今天，需要我们大家都来关注全球治理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格局与国际关系正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人类不断探索外空、极地、深海等“新边疆”，彻底改变了世界面貌和力量格局。以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力量不断壮大，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亲历中美合作的重点就是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那是2009年11月，北京秋高气爽过后，寒风初见，新加坡依然热浪滚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领导人正聚集星城，参加每年一度的非正式领导人会议。
忙碌了一天的会议之后，中国和美国代表团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饭店一层会议室，再次就奥巴马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举行商谈，谈判的焦点集中在拟于访问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文稿上。
美方谈判代表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他身材瘦弱、睿智犀利，在台湾学的中文，是美国政府中一位不多见的中国通和学者型官员。他看着桌上厚厚的卷宗，揉揉疲倦、干涩的双眼对我说：“今天看来又要熬通宵了。”
中美就联合声明文稿在北京和华盛顿已经谈了几轮，因为奥巴马总统在新加坡会议之后就要直飞中国上海，开始访华之旅，因此谈判进度必须加快。双方刚刚就中美在亚太的作用议题上达成一致，又卡在中美关系的定位上。
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两国就一直被如何定位中美关系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所困扰。中美是朋友还是敌人，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各个时期定位均不相同。
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国的基本定位通常是“非敌非友”，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美国人自认为这样的定位很聪明，可以显示其“战略模糊”。中美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有如此众多的共同利益，许多问题需要合作解决，当然中美战略取向不同，还有其他方面的分歧，模糊一点有好处。最近美国就钓鱼岛和南海等中国与部分邻国有海洋权益争端的问题选边站队，支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显然想放弃“战略模糊”，站到中国的对立面。定位出现偏差，政策就会跟着出问题。
现在回到联合声明文稿上来，双方发表元首会晤的联合声明总得给外界一个交代，没法继续“模糊”，起码文字上没有办法含糊其辞。要回答的问题是，两国究竟是不是合作伙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呢？这是双方讨论的焦点。仔细想来，两国关系的定位涉及各自对对方总体战略和双边关系的根本判断，决定思维模式和政策，确实不是小事。
不管双方看法如何不同，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的实践有一点毋庸置疑：中美在双边关系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有着相当广泛的共同利益，而且双方的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也给世界带来了红利，中美事实上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
经过反复磋商，最后中美就联合声明文稿达成了一致。2009年11月17日奥巴马访华时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强调，“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文字有点绕，但意思很清楚，中美就是合作伙伴，而且合作的重点恰恰就在全球治理上，也就是在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上。
2009年11月17日，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北京国际饭店就中国领导人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会见情况和中美关系等问题答记者问。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社
世界格局的变化必然反映在全球治理领域。由于未能适应世界格局的转变，全球治理的缺陷暴露无遗，各国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发展中国家愿望迫切、声音增大。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七国集团（G7）不得不将全球经济治理的“驾驶座”让位于二十国集团（G20），世界权力“由西向东”转移和分散的趋势明显，而且还在加速。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和文明冲突、金融和经济危机、粮食和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全球移民等全球性挑战和问题更加突出、更加尖锐。全球各种峰会、力量组合风起云涌，国际社会力求凝聚共识，共同寻找解决全球问题的办法，终因各国利益诉求不同，全球治理机制陈旧落后，不能适应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迅猛发展势头，迄今成果乏善可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历史赐给人类的“一面镜子”，让世界看清了资本“贪婪”的本来面目，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心脏纽约华尔街爆发，像“撒旦”的巨手把世界推向经济和金融崩溃的悬崖，映照出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的重大缺陷及西方主要大国的无能。70多年前世界经济崩溃和大萧条触目惊心的历史仿佛又要重演。
然而，历史毕竟在前进，西方国家已经难以主宰世界。面对全球性危机，主要经济体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关键时刻，利用二十国集团的有力平台，拧成一股绳，同舟共济，动员全球力量，打了一场漂亮的金融阻击战，遏制了金融海啸的蔓延。
接着二十国集团连续召开峰会，并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决定取代八国集团（G8，即G7加俄罗斯）和八国集团加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5），“华丽转身”成为“全球经济合作首要平台”。
国际社会此次齐心协力应对危机为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带来新动力和新契机。全球治理正从“西方治理”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这是1500年以来近代史上一次革命性转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已经站在了舞台的中央。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创造了历史奇迹，把13多亿人口、贫穷落后的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全球化发展同步，既是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也影响着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加入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世界贸易体系主要成员和全球治理体系核心成员。
近些年，国际上不少学者把中国发展模式总结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与多年来美国主导和全球盛行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作比较。尽管中国并未四处主动宣传，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实践的巨大成功确实冲击和挑战了全球治理的机制和体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近两年，习近平倡导和身体力行的中国大国外交战略不仅使中国增强了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更使中国发展模式广受关注。
中非关系高速发展，非洲国家悄然形成“北京共识”。图为2006年11月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圆桌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社
中国需要把握历史机遇，通过更好地参与和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并将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有机融合，实现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亲历二十国集团峰会升格为全球治理主要平台
2008年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转折之年，其主要标志有三：一是中国成功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二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齐心应对四川汶川大地震；三是中国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2009年则是现代全球治理的转折之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中的命运发生重大变化。
笔者有一段经历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种转折性变化。
那是2009年8月的一个夜晚，德国金融中心法兰克福。烈日消退，凉风徐徐。二十国集团成员里中、美、英、德、法五国协调人（Sherpa）各带一名随员，不事声张地来到德国中央银行总部一间临时布置的餐厅，共进外交上称为“不存在”的晚餐。
美国现任贸易谈判代表弗罗曼和英国英格兰银行副行长考勒利当时分别是美、英二十国集团峰会协调人，专程飞到法兰克福。我是中国的协调人，“凑巧”在法兰克福出席3＋3（美国、俄罗斯、中国加英国、法国、德国）和欧盟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大家对外就说是几个协调人碰巧在一个城市，相约一起吃顿饭。说它“不存在”是外交上常用的托词，因为大家都不想大事声张。
外交官碰在一起吃饭是常事。老百姓说外交就是“吃吃喝喝”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吃饭、喝咖啡什么的往往是表面现象，真正的文章做在吃饭外，是谈话的内容和对象。就像媒体人常说的“内容为王”。
法兰克福这顿晚餐朴实无华，地地道道德国人的做事风格。五位协调人稍事寒暄便围桌而坐。先是蔬菜加羊奶酪沙拉，主菜牛肉与鳕鱼任选一款，德国莱茵河畔红葡萄酒为佐菜。
晚餐上谈什么呢？长话短说。当时二十国峰会已经在华盛顿和伦敦开了两次，效果不错。各国都觉得用这个机制来协调国际经济事务可能是个理想的平台。然而，西方国家有七国/八国集团，发展中国家有金砖国家组织，还有G8＋5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非正式对话。下一步怎么办？哪个平台更加适合大国协调全球经济事务？这是各国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这次五国协调人在法兰克福想探讨的问题。因为涉及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和未来，牵涉面广、复杂敏感，所以几个大国想私下探讨一下。问题集中在是否需要把二十国集团峰会确定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如是，那么二十国集团与七国/八国集团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关系又如何处理？
这件事我与美国的弗罗曼和英国的考勒利有过初步讨论。三国出发点可能有所不同，但都认为，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表明，七国/八国集团难以承担管理全球经济事务的重任，应该由二十国集团取而代之。当然全球治理机制调整需要时间，需要掌握火候，以何种方式取代、什么时候出手，都需要斟酌，以求“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德国最重要的城市广场——法兰克福罗马广场，广场中央的正义女神手持象征公正的天平。
五位协调人取得基本共识后，讨论就集中在2009年9月美国匹兹堡峰会领导人宣言中如何表述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架构。“细节决定成败”，具体文字表述是关键所在。英国外交官在这方面最拿手，这与英语是母语又是国际谈判主要语言有关。经英国协调人考勒利多次修改，五国就措辞达成共识并准备提交领导人审议，即“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
另外五国协调人还达成君子协定，七国/八国集团今后不再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前讨论全球经济问题，以此来给二十国集团峰会定调，G8＋5机制也随之解散。当然七国/八国集团后来并未完全遵守君子协定，还是我行我素。这再次说明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和调整还面临各种阻力，行动起来确实需要时间。随后在美国匹兹堡峰会上，作为领导人宣言的一部分，五国的初步共识部分审议通过。
这是中国的历史选择，也是历史对中国的选择。
当今世界变化之大、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大家普遍感到，世界变小了，问题变多了，并且这些问题往往都跨国界、跨领域、跨时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恐怖袭击、传染病流行等接踵而来，连自然灾害也变得越来越严重、频繁。
人们在思考：这个世界怎么啦？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日益复杂、严重的全球挑战？二战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需要推倒重来还是作重大调整？这些问题不仅政府官员、外交人士和经济学家在思考，企业家和普通百姓也在思考。“我们终于坐上了主桌！”
前面多次提到二十国集团（G20），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它的来龙去脉。G20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系19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欧盟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论坛，每年部长们聚在一起讨论全球经济、财政和金融问题，常常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的年会套着开。G20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结构相对平衡。这类部长级的年度务虚会国际上很多，全球目光过去对其并未特别关注。2008年金融海啸震惊世界，全球主要经济体需要一个既有代表性又能迅速协调行动的全球平台来应对危机。法国和美国遂提议二十国集团召开峰会，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G20成员普遍赞同。
二十国集团因为是论坛，所以没有秘书处之类的常设执行机构。美国作为2008年首次峰会东道主，提议参照七国/八国集团的模式建立峰会协调人机制。各国任命一个G20的协调人，直接对各国元首/首脑负责，任务是筹备峰会、起草峰会文件、协调立场等。美国第一任协调人叫普赖斯，和继任弗罗曼一样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经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二十国集团于2008年11月中旬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峰会，议题是合作应对金融危机，防止全球金融体系崩溃。
那么G8＋5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放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和多极化沿革进程。这十几年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发展迅速、实力上升，金砖五国人口占世界的4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已超过20％，贸易额占15％，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一半。西方七国实力下降，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下降到不足50％。1993—2013年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GDP占世界GDP比例对比如图0—1所示。
图0—1 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GDP占世界GDP比例（1993—2013年）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 2014
21世纪初，七国/八国集团发现全球经济版图已发生重大变化，仅靠发达国家解决不了全球性问题。2003年，法国作为八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提议，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到法国与瑞士接壤、以出产“依云”矿泉水而闻名遐迩的日内瓦湖畔依云镇，出席八国集团峰会期间的八国领导人与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对话会，由此得名G8＋5对话会。
G8＋5的真正贡献是，给了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一席之地，打破了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实八国集团中俄罗斯对如何处理全球经济事务并没有太多发言权，全球经济治理事实上还是七国集团在主导。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公投后，将其并入俄罗斯，七国就将俄罗斯从G8中踢了出去。
G8＋5对话会此后每年在八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从历史角度看，头几年G8＋5机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全球经济问题沟通和协调立场是有所帮助的。但是经过几年磨合，这一架构与全球经济中发展中国家力量不断壮大的现实矛盾凸显出来。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七国操纵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拿五个发展中大国做点缀十分不满，对G8＋5机制内含的不平等愤愤不平。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使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经济体系及其思想支柱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信誉扫地，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高涨。不少国家开始思考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的改革问题。二十国集团也存在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
二十国集团头几年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归功于分别代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美中两国的合作与配合。国际社会对此印象深刻。当时美国对七国/八国集团无力应对金融危机、欧元冲击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垄断地位已有不快，希望借助提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既拉拢一大片，又给欧盟和欧元强烈的警示，所以对全球治理改革持积极态度。英国与欧盟其他成员本来就有矛盾，英镑又是独立货币，欧元做大对于英镑并无太多好处，自然支持美国的做法。德、法等欧洲国家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并无异议，主要是担心在二十国集团里欧洲整体话语权不如在七国/八国集团中大。日本、墨西哥等国因各自情况对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八国集团以及取消G8＋5存在抵触情绪。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眼光向西，以“西方”国家自居，所以日本素有“脱亚入欧”之说。因为七国/八国集团中有日本而没有中国，日本自然十分不愿意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失去七国/八国集团的领导地位。在二十国集团中日本只是美国的“跟班”，地位显然不如中国，连平起平坐可能也谈不上，所以二十国集团峰会自一开始，日本就扮演了中国的反对角色。只要是中国提倡、支持的，日本就反对。2010年我去日内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机构大使，日本协调人碰巧也奉调到那里当大使。两人谈起当时的情况都颇有感触。亲历“我们终于坐上了主桌！”
有件事至今令我难忘。那是2008年的年底，时任印度总理辛格在华盛顿出席二十国集团首次峰会，一进入主会场，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会议桌上的“印度”名牌，他不无感叹地对陪同部长说，“我们终于坐上了主桌！”辛格总理的感叹代表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由衷感受。
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之确立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她开始改变二战结束以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单一全球治理模式，发展中国家有了部分话语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力。她也标志着中国除了在联合国安理会享有国际政治、安全治理权力外，在世界经济金融领域也初步拥有了核心的制度性权力。
印度前总理辛格。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社
墨西哥是G8＋5的成员，却不是金砖国家成员。G8＋5消亡意味着墨西哥在发展中大国机制中失去一席之地，心里也是不情愿的。2010年1月在墨西哥城召开最后一次G8＋5工作组会议，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长阿兰德作为工作组主席，为挽救G8＋5继续存在做了不少努力。但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主要大国已就此达成默契，墨西哥最终也接受了现实。
随着2009年美国匹兹堡峰会的召开，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书写新的篇章，开始步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治”的新时代。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由此进入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圈。
本书共分为八章，分别就全球治理思想、理论的缘起，全球治理的机制沿革和发展趋势，当前全球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以及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梳理分析。
其中，前四章主要就全球治理的历史沿革、现状、不足以及影响全球治理思想理念的重要因素等方面展开论述，基本围绕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本身进行探讨。第一、二两章详细回顾了全球治理思想的起源、发展、成形过程，并理顺了全球治理具体实践形式的三个阶段，即从联合国为主要治理平台到七国集团，再到最终演进到二十国集团，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第三、四两章则重点介绍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提出应该认识到全球治理改革将要面临的风险挑战。尽管当前全球治理改革已经拉开帷幕，但实际上仍困难重重。全球治理由于涉及各国利益，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包含的领域广泛、难题众多，牵涉全球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因而不可能一帆风顺。
本书后四章则是从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脉络进程，从区域治理和中美两国合作的视角阐述中国因素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因果关联和逻辑规律，并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对策建议。第五章简要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经纬，中国由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全球治理体系，到后来被动接受、有限参与全球治理，再到积极主动、全面介入的认知转变。在此进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充满波折，经历了从拒绝到承认、从观望到参与、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进入核心决策圈的漫长而痛苦的蜕变。第六、七两章从区域治理和中美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优势和取得的成就，着重论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第八章则从中国应当如何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提升中国对全球治理议题设定和议程设置的能力，开展全面广泛合作推进全球治理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上篇全球治理第一章全球治理之历史经纬
全球治理的完整理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际。1992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成立，并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布《天涯若比邻》报告，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挑战。按照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是截然分开的，两者毫不相干。全球治理则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治理。全球治理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将成为21世纪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命题。第一节 全球治理思想的演变
回顾近代史，全球治理思想可追溯到创造英文“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的英国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甚至更早的荷兰政治家、“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他们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律来约束国家间行为交往的思想和著述，对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法理论和全球治理思想的发展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实践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当时著书大声疾呼，倡导跨国界的“自由贸易”，在《资本论》中批判垄断资本无节制追求利润给各国带来的恶果，就是希望在世界范围内把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摆脱剥削，以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到了20世纪，“国际主义”一词已经演变，等同于“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并随着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对全球经济治理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早就预言，全球化将是资本主义垄断金融资本逐利冲动的结果，必然导致全球经济危机。2008年这场几乎让世界经济遭受灭顶之灾的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深刻现实意义。2008年以后，欧洲和世界各地一度“洛阳纸贵”，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供不应求，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研究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资本论》也是一定要读的。
说到全球治理思想的由来，首先要了解与之密切相关的全球化思想与实践的产生和发展。全球化思想范畴是由洛克菲勒和布热津斯基牵头的美国国家安全“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提出的。那么“三边委员会”究竟是个什么机构呢？它是一个为了把全球利润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手里，从而对全球经济和市场进行管理和剥削的国际垄断资本家俱乐部。
如今对全球化最通俗的解释可能来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他在《世界是平的》这本畅销书中深刻指出，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自由化，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将抹平各种差异，使世界经济自动达到均衡。虽然全球化被普遍认为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但其核心是资本的自由流动。
全球治理的完整理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际，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成立及其报告的出台。当时的历史背景是：
1990年1月，世界正处于冷战即将结束、两极格局面临寿终正寝，当代国际体系经历历史性变革的大动荡、大洗牌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前主席、德国前总理勃兰特非常有前瞻性地提出，各国需要适宜于国际体系新走向、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理念。于是，他邀请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南方委员会等组织成员到德国开会，专门讨论此事。会议要求时任瑞典首相卡尔松等三人起草一份报告。报告完成后，卡尔松于1991年4月邀请世界30多位著名人士来讨论这份报告，并以此报告为基础起草通过了《关于全球安全与治理的斯德哥尔摩倡议》，其中第28项建议明确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性全球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1992年，并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布《天涯若比邻》报告，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
全球治理概念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挑战。按照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是截然分开的，两者毫不相干。全球治理则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治理，西方全球治理学者更多强调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公民社会、大众媒体的作用，而不是传统的国家的作用。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治理理论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垄断资本向各国精英推广和灌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市场”理念。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以及克林顿和布莱尔推行的更新版温和的“第三条道路”，都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主张“大市场”和“小政府”，其实质是主张市场高于一切，政府不要插手经济管理，“看不见的手”才真正管用。
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模糊混合体”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国家主权要部分让渡于国际组织和全球市场，其表现形式则是国际各领域多边体系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及非政府国际组织组成的巨大网络。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西瑙（James N.Rosenau）是第一位从理论上探讨全球治理问题的学者。1992年，他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一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全球治理理论，开始构建全球治理理论框架。他认为，全球治理是一种没有政府强制性统治的有序治理方式，即一种非国家中心的治理状态。他在强调国际政治体系发生巨大变化的基础上，提出可以应用全球治理理念来分析和研究当代全球事务。罗西瑙将世界正同时走向“分散化”或“碎片化”（fragmentation）和“一体化”（integration）的趋势，称之为“分合并存”，还为此创造了一个新词：fragmegration。他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地方化”（localization）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现象，称为“全球地方化”或“地方全球化”，为此又造了个新词：glocalization。罗西瑙说，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和碎片化并存的发展。在这样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背景下，政治权威的位置发生重大迁移，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治理也因此从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治理转向多层次治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球层面的治理。
当代人们积极倡导和推动全球治理一般基于两大原因：
一是认为，20世纪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出现许多负面问题，如果不加以约束和纠正，将破坏19世纪以来人类取得的“民主成果”，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所以提倡对全球劳工、货物和货币等市场进行有序管理。
二是认为，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一般不愿“无偿”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果不能通过各国合作实现良好的全球治理，就很难向世界提供广泛的“全球公共产品”，如全球传染病防治和金融市场管理等。
对全球治理的学术研究在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将现有全球治理混合体统称为“全球政治体”，包括：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作为统治理念；覆盖世界且日益增长的各种“公共和私人”体系网络；相对独立并具有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公共产品并不断创新全球融合的跨国组织。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想作为全球经济的基本理念，之所以近几十年能够在世界盛行，并非源自其内在合理性和正确性，而是在西方大力推动下，它左右和操纵了不少国家的“强势部门”，如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思维定式和发展战略。这种说法也许是一面之词。
大国政治和竞争也需要某种全球治理架构作为相互平衡的平台。即使各个大国对全球某个问题利益趋同，它们同样需要建立政府间机构或机制来实现共同利益诉求。所以由政府间国际组织形成的治理机制经常是大国进行“非零和”合作的重要平台。
对全球治理结构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全球治理从结构上分为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因为采取全球性行动困难较大，分歧较多，地区治理发展相对快一些。全球治理的基础是地区治理，地区治理的发展正是缘于全球治理在推进中遇到了许多实际困难。全球治理也罢，地区治理也罢，集腋成裘，以“地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地区治理是“曲线”实现全球治理的现实途径。
地区治理表现形式为地区磋商与合作，主要分成两类：一是有明确地区治理目标和“路线图”的合作；二是包容性强，但没有清晰治理目标、泛泛的区域或地区合作。欧盟、东盟和非盟属于前面一类。欧盟29个国家拥有共同的外交和防卫政策、欧洲议会、欧盟法庭和欧洲中央银行，其中18国甚至有共同货币欧元。东盟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在按照既定时间表有序推进。后一类地区合作往往以某个议题或以某个领域合作为基础。如东亚合作、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就属于这类地区治理范畴。第二节 全球治理的实践发展
从20世纪初国际联盟（国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安全领域雅尔塔体系、经济金融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贸易领域关贸总协定，从金本位到美元本位的全球货币体系，从凡尔赛—华盛顿条约到《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组成的联合国体系，从美国和苏联两极主导到七国集团一统天下，再到后金融危机时期二十国集团探索全球治理领域的“东西方共治”，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充分展示出全球治理实践在大国博弈夹缝中艰难演绎的历程。
现代全球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到1975年，即从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延续到西方七国集团一统天下的经济体系。严格讲，这一阶段只能说是“国际或国家间治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范围治理”。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到2008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机。这一阶段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势头迅猛。冷战结束，苏联和东欧国家相继垮台，全球政治经济版图被重新绘制。拉美、俄罗斯、亚洲等地区和国家接二连三地出现金融和经济危机。富国与穷国差距拉大，世界绝对贫困人口不降反升。西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成灾。各国进入新世纪后痛定思痛，反思“华盛顿共识”究竟是福是祸，市场与政府关系究竟如何处理？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催生多少泡沫经济？这些问题引发的反思，推动全球治理自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改革势头。
第三阶段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办法”，把经济完全交给市场的结果是危机不断发生，如同坐过山车。各方开始认真思考全球治理改革问题。全球治理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再分配、再调整，大国之间、各集团之间的博弈和较量风生水起，至今方兴未艾。
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教授说，过去30年，全球化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现象。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浪潮在推动世界经贸发展、文明对话交融、民众交流往来的同时，也导致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地缘冲突、生态恶化、国际犯罪和贫富差距加大等负面因素集中爆发、相互交织。
全球化迅猛发展事实上造成了“全球治理赤字”。全球经济被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绑架，资本无节制地疯狂追逐利润，金融衍生品泛滥成灾，虚拟经济发展迅速，渐渐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直至“大而不能倒”，“大到不敢去倒”。世界经济步入十分危险的轨道，发生大规模全球性危机只是时间问题。
在全球经济产能大量过剩、流动性肆意泛滥的今天，仍有25亿人口依然生活在每天两美元贫困线以下。全球援助经费逐年减少，发达国家除北欧等少数国家以外，未能履行联合国要求国际援助占国民收入总值0.7％的目标。其实，美国和欧洲国家人民平均收入者只要每人减少消费20％，就能使贫困国家十几个人脱贫。上述问题涉及所有国家和地区，十分复杂，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不难看到，全球治理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将成为21世纪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命题。第三节 全球治理与地缘政治动荡
需要强调的是，现代意义上全球化带来的显著变化，尤其是垄断金融资本在全球流动并对全球经济走向起主导作用后，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重心开始从以往民族国家政府统治，逐步迈向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这显然涉及一系列复杂而敏感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以及各种形式国际和地区合作与一国国内政策关系等重大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问题。
2011年初发端于突尼斯的西亚北非动荡或“阿拉伯之春”，是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它引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局势急剧动荡，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权威和强人统治式微的显著表现。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中，长期专制和强人家族统治、经济停滞不前，尤其是大批青年人失业，加上新媒体动员能力和信息传播扁平化，社会不满情绪一经“点燃”，便“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西方国家和媒体在这方面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再次动荡历时三年，如今已是萧瑟一片，成为“阿拉伯之冬”。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叙利亚无一不被内乱和战争所摧残、蹂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阿拉伯国家的悲剧令世人心痛。这次动荡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双重冲击下，阿拉伯国家政治、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阿拉伯国家任何变革都将寻求维护伊斯兰文化传统和实现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平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中东乱局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地区各国寻求稳定的国家形态绝非易事。
更有甚者，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在一些国家推行“颜色革命”，搞“政权更迭”。2014年的年初，发生在乌克兰的动荡和美俄对峙是又一个典型例子。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人们对“颜色革命”的关注再次上升。乌克兰危机完全是西方利用“颜色革命”等手段长期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造成的，是美欧与俄罗斯长期矛盾积累的爆发。据透露，美国和西欧国家在德国统一时曾就北约不进行东扩向苏联做过承诺。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真实，过去20年来，北约和欧盟东扩步伐确实一刻也没有放松，在苏联地区搞“颜色革命”也些许没有松劲。
1999年，捷克、匈牙利、波兰加入北约；2004年，七个苏联集团成员跟进；2009年，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入北约；同时六个苏联共和国与北约签订“和平伙伴计划”，朝成员国方向迈出关键一步。乌克兰寻求与欧盟签署联系协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东扩已经直抵俄罗斯家门口，并威胁黑海舰队的去留。
2014年7月乌克兰上空马航飞机失事使原本就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7月29日，美国和欧盟由此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矛头对准俄部分能源企业和金融机构。新制裁与原有措施叠加虽非致命，但将给俄经济带来较大打击。预计欧盟制裁给俄造成损失在2014年为230亿欧元，2015年将高达750亿欧元，分别占俄罗斯GDP的1.5％和4.8％。俄经济中进口商品占GDP比重为15％，而且俄国防工业30％、航空航天工业65％～70％、制药业80％的配件或原材料依靠进口。
俄罗斯虽然经济上会遭受困难，政治上会遭到西方谴责，但俄民族性格刚烈，普京总统人气旺盛，绝不会对美国和西方的制裁忍声吞气。况且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根本做不到经济上对俄“全面封锁”，地缘政治上也不愿把俄完全“逼入墙角”，重燃冷战之火。2015年初，德、法两国频频不顾美国反对与普京就乌克兰东部停火达成协议就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学人》杂志同年7月撰文评论乌克兰危机时有段话一言中的，说（西方制裁）“终结了西方与俄罗斯长达25年希望建立伙伴关系的努力”。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不断改善，经济尤其是能源合作日益加深。北约因为失去了冷战对手而处于“漂移”和下滑状态，欧洲国家军费开支逐年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是如此。
对此，美国有两大忧虑：一是担心欧洲在全球战略上与美国渐行渐远，西方盟友阵营趋于松散；二是普京上台后振兴俄罗斯有方，美担心俄东山再起。乌克兰危机无疑给了美国“一箭双雕”的绝佳机会，既巩固了美欧联盟，又遏制、削弱了俄罗斯，为美战略重心继续转移巩固了欧洲大后方。
再回头看“颜色革命”，狭义是指在苏联范围内旨在推翻苏联解体后建立的由苏联权力人物领导的政权，建立摆脱传统俄罗斯影响、基于西方价值观、更加亲西方政权的“革命”。从更大范围看，可以说“颜色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美欧国家支持旨在推翻本国传统政权，以西方价值观为旗帜建立亲欧美政权的“政权更迭”。
冷战结束后，美国自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美式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从此可以一统天下无敌手。自那以后，出于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需要，美国和西方国家推动“颜色革命”更加不遗余力，希望将整个世界都改造成美国治下的世界。
哪个国家如果不顺眼或者“改造”不顺利，美国和西方就会直接或间接在这个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很多情况下会利用西方或本国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培植亲美亲西方反对派势力，利用“民主”、民生等问题煽动百姓的不满情绪，鼓动街头政治和示威游行，并利用美国主导的强大舆论机器宣传该国政府如何压制“民主自由”、“专制独裁”、腐败透顶等等。它们一方面在政治、财政上支持反对派，将反对活动引向“政权更迭”；另一方面动员世界舆论抹黑该国政府，尽量把水搅浑，对当局用国家机器维护秩序则贴上“镇压、践踏人权”等标签，渲染当局的暴力行为，为下一步借“保护责任”名义进行直接干涉做好铺垫。面对美国和西方铺天盖地的价值观导向和舆论话语权，被“颜色革命”的国家往往毫无回手之力，被一步一步逼到悬崖的边缘。如有必要，美国还会动员西方国家采取制裁、禁运等措施，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直至完成政权更迭。这差不多已经变成“颜色革命”的标准化模式。
那么迄今究竟发生了多少次“颜色革命”呢？真正可以得此“桂冠”的是2003年至2005年期间独联体地区的三起重大政治事变：
第一起，2003年11月，萨卡什维利持“玫瑰花”逼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并取而代之，拉开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之序幕。
第二起，2004年秋，乌克兰总统选举过程中政治斗争激烈，尤先科以橙色为旗帜攻击对手而获胜，被称为“橙色革命”。
第三起，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发生政治震荡和骚乱，阿卡耶夫总统因此流亡国外，巴基耶夫总统上台，于是就有了“郁金香革命”。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都不是积极意义的革命，而是三次国内争权夺利、外部大国博弈的政治事变。上述“颜色革命”并未给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带来国家经济改观和政治稳定，只是使三国陷入无休止的政治混乱和经济下滑。苏联解体给苏联各国带来灾难性的冲击。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长期动荡，国家政治体系不协调，社会政治矛盾加剧，加上西方的干预和介入，导致“颜色革命”及其“余震”频频发生。
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独联体地区发生“颜色革命”就是各种因素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产物。
进入新世纪后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被“颜色革命”推动者所充分利用。“茶杯里的风暴”也能掀起狂风巨浪。
主要大国在这场国际体系历史性的巨变中，利用国际秩序碎片化带来的机遇和混乱，或主动或被动，全力运筹全球治理规则和理念，明里暗里在热点问题上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等场合展开激烈的博弈。矛盾集中表现在，是维护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基石《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还是新干涉主义至上的西方全球治理理念占主导？是不干涉内政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首肯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存续，还是让“保护的责任”超越主权不可侵犯原则？“保护的责任”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其思想起源于20世纪中叶《世界人权宣言》，而真正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则是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头十年。这主要缘于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在非洲和东欧出现的“种族清洗”等问题的反思。20世纪末卢旺达大屠杀令人震惊，凸显联合国人道主义干预能力的缺陷。亲历当代全球治理最大的不足是“道德的缺失”？
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不少观点值得关注。
许多学者认为，当代全球治理最大的不足是“道德的缺失”，并常常以非洲大湖地区1994年4月至7月卢旺达近百万图希族人遭屠杀为例。当时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负责安理会事务，经常在安理会大厅旁的磋商室里，就非洲大湖区问题参加安理会正式和非正式磋商，通宵达旦，寻求解决办法，但国际社会对此动作迟缓，未能阻止悲剧发生。不少国家对联合国的“不作为”有一肚子怨气。
还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从本质上看，是国家权力结构不足以应对全球性新问题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或条约在全球范围内来寻找解决办法。著名学者阿迪南认为，“通过自愿的国际合作来处理跨国问题被称为全球治理”。
这些国际规则除了来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与协定，还来自全球层面私营权力机构，例如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评级机构、管理全球通信和互联网的垄断性机构等。由于近年新媒体爆炸性发展，全球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人的信息传播和社会动员能力大幅度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迅速上升。
图为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他承认在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问题上联合国是失败的。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社
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极力推动下，由澳大利亚前外长欧文斯和阿尔及利亚资深外交官萨努领导的委员会提出了“保护的责任”概念并就其具体内容做了诠释。2005年联合国大会以决议形式正式通过了这一国际法新概念。联大决议同时对“保护的责任”作了框架性约束，强调军事行动是最后手段，行使“保护的责任”首先应考虑外交选项。但西方国家在行使“保护的责任”时经常塞入“私货”，动辄借此采取军事行动，来绕开中国、俄罗斯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坚持的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原则。
西方国家20世纪在波黑、科索沃等地的军事行动，以及近几年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军事干预，都是把“保护的责任”作为动员舆论和采取行动的“令旗”。有时候虽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但西方国家任意扩大授权。如利比亚问题，安理会决议授权建立“禁飞区”，而北约却肆意扩大授权，出动战机四处轰炸利比亚军事和其他设施。有时压根没有安理会授权，北约就自己干，如对科索沃和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武力干涉。
美国对“保护的责任”问题态度有些暧昧，完全采取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做法。美国主要担心如果完全认同这一思想，其自主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可能会受到约束。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玛萨－鲍威尔在国会提名听证会上说，“‘保护的责任’不如美国实践和政策重要，美国在他国平民遭受本国政府或非国家行为体屠杀时，会义不容辞地寻求解决办法”。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的责任”问题持强烈异议，担心被西方滥用，损害小国的安全利益。巴西想了个办法，它没有正面反对“保护的责任”，因为联合国大会已经有过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道义上也不能反对。巴西于是在联合国提出“保护中的责任”问题，要求对行使保护责任的国家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削弱“保护的责任”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乌克兰动乱中，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过“保护的责任”这个经常被西方国家使用的概念，作为俄罗斯对克里米亚进行军事干预的理由，令西方国家目瞪口呆。这些年来“保护的责任”问题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讨论，无疑将成为新世纪政治安全领域全球治理的重要命题之一。第二章全球治理的演进趋势与现状评述
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20世纪60年代后，世界上各种战略力量和国家集团“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对二战后基于彼时战胜国实力强弱对比所规制的国际秩序和体系机理造成极大影响和冲击，致使联合国机制在全球治理领域力不从心的缺陷更加凸显。二十国集团峰会开启了全球治理改革的先河。第一节 旧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力不从心
理顺全球治理思想理念和具体实践的脉络轨迹可知，全球治理的轮廓雏形在19世纪早期，即维也纳体系建立之时便已显露意识萌芽。随后经历体系变迁和制度演进，由国联为治理本体的短暂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治理开启了近代全球治理的大门。但严格意义上，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
因此，当今全球治理承继于二战结束时确立的各种制度性建设，以及冷战时期补建的一些制度规范，其成形基础是美、苏两超级大国主宰世界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大国的雅尔塔系列组织机制。该体制形态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等。以“大国一致”的权力运作模式为核心的联合国机制，在相当长时期内更成为维系战后秩序、实施全球治理的基石。如上所述，准确来讲，这一阶段只能说是“国际或国家间治理”，尚无真正意义的“全球范围治理”。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兴盛和殖民帝国体系崩盘，主权国家数量激增，极大改变了国际社会组成状况的整体面貌。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以及联合国成员扩容引发效率下降，再加上冷战大背景下联合国在一定程度上沦落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角力争霸的政治平台，导致联合国独自应对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展现出疲惫、乏力的态势。尽管联合国作为世界最具权威的政府间多边组织，继续保有全球治理中心舞台的地位，但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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