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漫饮冰子：梁启超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刚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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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漫饮冰子：梁启超传试读：

寻觅于饮冰室，在长彗琼花间漫步，我仿佛看见，走出这情感飞动的时空隧道，一个死去的伟人和他蒙尘的思想正在复活。

这些年来写梁启超的、关注梁启超以及他所处的民国时代的人多了，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幸事，此种现象或可多多少少地减轻我们数典忘祖的罪过，或者还能引发文化复兴的渺远之想。然而要让追思追问先哲的现象，成为一种思潮，成为“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梁启超语）还需时日，还需更多的前仆后继者，还需要我们远离尘嚣地从历史人物身上，从他的洋洋大著中以若干新见解、新观点奉献给社会及读者。以梁启超治学之论，史学是“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借鉴”，且要有“新目的”。那么梁启超一生“新意义”、“新价值”何在？是否能震烁于二○一三年的中国社会，从而使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得到借鉴乃至灌顶而猛然醒悟呢？

或者也可这样说，我们不能再泛泛地写梁启超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以史学的眼光解读梁启超，并且要“别具只眼”（梁启超语）。这一点，我自己就是不合格的。虽然，从一九九六年首版《梁启超传》始，二○○六年重修，二○一○年再修，内心所得的观感，对梁任公依然是望若河汉，而自己一改再改的作品不过是浮光掠影，是次又修订删改，欲以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攻”梁启超，在他的原著及史料中以他所教的“钩沉法”去钩沉他，便钩出了散见于千百万文字中，安详平静地蛰伏着的梁启超的音容思想，得着犹如为今而发的感慨！书成，我把这些所获所感，举其要者，着重于社会心理、文化教育，以为引子。

梁启超够得上思想家的称号吗？梁启超的思想是“肤浅”（陈独秀语），还是深刻？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流亡日本时与《民报》笔战，在历史上其绵延之影响不绝于今世者，为《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任公明言：“私有制度，虽谓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为什么这样说？任公有详解：“就历史上观察人类之普通性质，以研究现经济社会进化之动机”；“人类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而所谓经济上之欲望，则财务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惟归于自己支配，得自由消费之、使用之、转移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故”；“故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其上”。任公又谓：“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梁启超同时还指出，土地国有化的根本危机，是将国家立根之本、农民衣食之源的土地，“悉委诸官吏之手，则官吏之权力必更畸重，人民无施监督之途，而所谓民主专制之恶现象，终不可得避”。此种“恶现象”为何？官吏控制之下的土地财政，并且以国家的名义支配，“所谓国家以大资本家而经营者，亦限于独占事业而已……其结果势必尽吸一国之游资于中央，而无复余裕供给私人企业之需要，则一国中无复大资本家出现，诚哉然焉，但不识当时国民经济之状况，其萎敝若何耳！”何止经济，“然则此制度足以令政治趋于腐败，又必至之符矣”。

读者至此会生出何种感想，我不去揣测，以上文字，可谓梁启超有大思想家之目光如炬乎？倘仍感不足，不妨再列举任公于二十世纪之初访新大陆游记一端。其时适逢美国罗斯福总统巡视太平洋沿岸，并有讲演称“太平洋，洋中之最大者也，而此最大洋，在今世纪中，当为吾美国独一无二之势力范围”等语。梁启超据此有太平洋与中国之论：“世界大势日集中于太平洋，此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世界大势何以日集中于太平洋？曰：以世界大势日集中于中国故，此又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若是乎其地位可以利用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宜莫如中国。中国不能自为太平洋之主人翁，而拱手以让他人，吾又安忍言太平洋哉！”任公不忍言，我辈无以言，虽不忍言，虽无以言，今世今日太平洋上风涛能拒之不闻吗？

梁启超以最后十年的心力教书讲演，或可再问，在梁启超所处的日益西化的时代背景下任公坚守者为何？反对者为何？

梁启超对“教育”的一贯主张为“教人学做人”，后来在这一句话之后又加了一句话“学做现代人”。在《北海谈话录》中自谓做清华国学院导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先秦政治思想》、《儒家哲学》、《戴东原哲学》及孔、老、墨、荀研究等等，都可做“底子”看，这个“底子”里不仅有学问，还有做人的道理及“人格上磨炼”的方法，任公嘱同学诸子，“自己先把做人的基础打定了”，且要有“道德信仰”，然后是“做人做学问”。当时的教育现状又如何？梁启超说“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外，更没有所谓意志，”是次北海谈话在一九二七年初夏。而在一九二三年南京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任公便说过：“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这种只讲知识，不求精神和人格培养的教育，“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腐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教育不良会生出政治上的腐败，任公所教也。教育不良所生的另一恶果便是“精神饥荒”，对于此种饥荒更可怕的是“人多不自知”，仍以为只是“知识饥荒”。

梁启超认为，救济“精神饥荒”之要者，首要就是立精神生活为第一。“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制”。而东方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

梁启超还认为，“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一点为好。……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知识阶级的人做的”。一九二二年，在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任公先讲：“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地答道：‘为的是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在道德的意义上，怎样成一个人？任公的教导是：“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的道德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即任公说的“完成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此即伟男子、大丈夫”，也就是“成一个人”了。

梁启超认为“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梁启超对这三个方面的概括为：所谓“智者不惑”的必要条件，是具有“常识和学识的总体智慧，方能不惑”；所谓“仁者不忧”，“仁”字是说人格之完成，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仁”字从二人，因何？梁启超释义为：“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人生，人生即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然而何以因此无忧？因为我们知道了“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易经》六十四卦，始于《乾》而终于《未济》，正因永不圆满才有永远的创造和新生。“‘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不仅不忧而且自得怡然，“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梁启超的写照。“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既不惑且不忧，又养“浩然之气”，“‘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梁启超是次讲演之末，几乎是大声疾呼了：“诸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得些片断的知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民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试想全国人民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这些人当几十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步田地呀？”梁启超情不可抑，吟诵了屈原的几句诗：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

莫好脩之害也。

梁启超是现代科学、科学思想的热诚拥护者、传播者，又是科学万能、科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五四运动之后，舶来了“德先生”、“赛先生”。当时国中不少人认为，有了科学就什么都好了，是有科学与玄学的丁、张论战。梁启超认为“不能用科学来统一人生观”，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开理智，但倘以理智涵括全部人类生活那就错了。所不能包括者为何？任公说：“还有极重要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梁启超并且以“爱先生”、“美先生”称之，又谓：“‘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正是“情育”、“意育”的化身。有之，得大义凛然；无之，生暴戾凶残；有之，为清廉诚信；无之，则腐败卖国。任公发明的“爱先生”、“美先生”，衡量时下，其“新意义”不若惊雷闪电乎？

泰戈尔说过，“我们不能借贷历史”，中国人则厚今忘古，善忘、健忘历史。梁启超很早便指出了中国国民性中“健忘”的特症，一是在反袁战争结束后《五年之教训》的结句：“呜呼！毋忘！毋忘！呜呼！吾其如此健忘之民呵！”另一处稍晚载一九一五年七月《大中华》的《复古思潮平议》中，“甚矣！国人之善忘也”。梁启超开创《新史学》，带有“史性”的写作贯于毕生，尤其是学术成就最辉煌的最后十年，不仅几乎日日讲史，而且反复地讲历史研究法。任公何忧？忧当时人、后来人以历史为敝屣，忘犹过之也。所以梁启超一再呼告，像传道人之荒漠呼告一样：“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史学到底具有何种意义？何种魔力？任公称：“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实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梁启超在史学研究和写作中，因为得着“明镜”，使他成了最无情的自我解剖、自我讨伐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论自己：“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者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又：“启超务广而荒，……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裂山泽以辟新局，就此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之陈涉。”梁启超自比陈胜，让他当时的一班做文章的朋友很是吃惊。任公有自谦，但也极自信且坦坦荡荡地说：“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之规模。”国人期望之重，任公又自许、自励、自叹：“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上不能不谓一大之损失也。”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其实正是在思想界造出一大境界的开始，《清代学术概论》写作前后，梁启超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气象宏阔、缜密精湛的鸿篇大著，架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开国规模”，称之为先驱者、缔造者，不为过也。

社会乃至文化界一个不甚明了的问题是：文化有先进与落后吗？学问也以进化为法则吗？年轻时自言拥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梁启超，由上世纪二十年代始，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此论之对立面，自此梁启超的相关论述，堪称世人如何审视当下与历史文化的宝典。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梁启超认为：“宇宙事物可中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言及文化的进化，任公有一系列发问，且摘数问：“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拜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这些话都从哪里说起？”在《戴东原哲学》中，梁启超谓：“有人说，依进化法则，二千年前人的学问，应该不及二千年后人……我说，此话不然。我们虽不敢说今人必不及古人，也不敢说古人必不及今人。不含时代性学说，尽可以几千年前的人发明了，几千年后的人无以易之。”任公认为：“凡学说有含时代性的，有不含时代性的。例如君主政治好么？议会政治好么？苏维埃政治好么？这是含时代性的；‘民为贵社稷次之’的原理，这是不含时代性的。井田好么？共产好么？几尔特好么？这是含时代性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理，这是不含时代性的。含时代性的学说，要估量它的时代价值；不含时代性学说，是不必且不该用时代去估量呢。”戴东原治孔孟之学，写《孟子字义疏证》，“自成一家言”，“以识字为手段而别有‘闻道’的目的在其后”，如戴东原自己所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不识字——用字不确不当——其害如何？“识字和闻道真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吗？”任公答道：“一点也不错，一个字表示一个概念，字的解释弄不清楚，概念自然是错误混杂囫囵……所衍出来的思想当然也同一毛病。”从孔孟之学到字义之学，“全部是不含时代性的，所以不发生时代价值的问题”。

任公所说的不发生时代价值问题，是指后来之时代所不能否定者，儒家哲学，识文写字，不是为今日之时代更迫切的需要吗？是“无以易之”？还是早已弃之？

梁启超做史学，还有两句话可为我们的座右铭：

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

吾愿与我同胞国民，筚路蓝褛以辟此途也。

梁启超辟出的史学新途中，因为他的钩沉比较，从“历史的瓦砾堆”里捡拾给南开、清华、燕京等大学学子的，却是极有新意义的宝贝物件。因为对“空谈说玄”、“静坐收心”的厌恶，并且以为此种学风不改，收获的必是清谈误国故，梁启超格外推崇颜习斋、李恕谷的“颜李学派”，其根本精神是“不要说只要做”。对于汉宋之学及高谈心性，格物穷理的程、朱、陆、王，“下极大胆的判语说，他们都不是学问”。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说不做”。在《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中，梁启超有此一叹：“所以颜李不独是清儒中很特别的人，实在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

任公说：“颜先生为什么号称‘习斋’，一个‘习’字便是他的学术全部精神所在。”颜习斋说“习”：“心上想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依旧是所习者出来。”习惯也，习惯而能成势成力。梁启超把颜李钩沉而出后，首先说“习”字，一个经性、国性所托，而我们人人皆识得却一概茫然的“习”字。梁启超称，习有“可怕”、“可贵”两层意思：“一个人性格之好坏，都是由受人以后种种习惯所构成。”先天禀赋不能支配，所以习斋一生“专提倡《论语》里的‘习相远’，《尚书》里的‘习以性成’这两句话，令人知道习之可怕。”颜习斋不认为“实习之外，能有别的方法得着学问，所以专提倡《论语》里‘学而时习之’一句话，令人知道习之可贵”。梁启超要求青年学子养成“在事上磨炼”，“不逐时流”的习惯，“修养品格起见，惟一的功夫是练习实务”。任公透彻明了地告诉我们：“学而时习之”当作何解。此一从孔孟、颜李学术中引申而出的释义，新意所在，已然明了。即：学了就要做，要改变习惯，要修养人格。我们还可联想，“学习”即从“学而时习之”来，可是这一简化，却把“时习之”的本义变得轻薄了，甚至抹杀了。对学子而言，学习就是背英语单词、做题目做到缺觉，更广大的社会层面，开会、讨论、学习，大约也就是接连不断空谈之类。

大哉！习斋之习！

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他曾说：“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梁启超可说是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又因笃信“宇宙未济人类无我”，他又提出“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人生最大的目标，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于是“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文明”。直接引发梁启超这一番感慨，并于九十三年前第一个发出“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的，缘自游历法国在巴黎与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相会，蒲陀罗一番话，任公“觉得顿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蒲陀罗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扬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蒲陀罗是了解中国文明的：“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圣人了。”梁启超又与法国社会文化名流闲谈，“我说孔子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讲到井田制度，又讲些墨子‘兼爱’、‘寝兵’，他们都是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因而任公说：“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

要感觉梁启超笔端浓得化也化不开的爱，还要读《梁启超年谱长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他写给“放洋”的儿女们的信，他把最富爱的魅力的言词，都给孩子们了，“大宝贝”，“小宝贝”，“对岸的一群大大小小的宝贝们”，家事国事著述等等，还有家庭生活中的趣事，皆与孩子们分享。但自己血尿之初，后来几小时、几十小时的小便堵塞的痛楚，却从未言及，只是告诉大女儿思顺：“我平常想你还可以，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他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梁启超把对孩子们的情感，以爱情名之，儿女情长之极者也。任公对孩子们完全是爱的情感教育，然后是人格修养，习惯的提醒。梁启超，伟大的父亲！

我雅不愿以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史学家，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文学家，祝告于西山任公墓前，可是我又怕任公责为“啰嗦”，为史极不可有一点夸张之嫌。虽然，我欲辩之，末学岂敢？故以任公为文简洁之好，剪而裁之曰：一代宗师。

可乎？可乎？第一章神童初出

珠江三角洲南端，广东新会县城往南约二三十公里，西江入海之处，因为河海冲积相隔而成的七个小岛中央，便是茶坑村——梁启超的桑梓之地。

西江水涨水落，南海涛声依旧。

日落日出，总是江花璀璨，夏秋之际，村前清澈的小河上，会有风帆驶过，把那江花剪成碎片，恍若熔金，对应着天上的或者暮云合璧，或者朝晖万道。

村后有一座小山，长着青松翠竹。山上的凌云塔建于明代。绕塔漫步，珠江三角洲可以尽收眼底，南海潮亦隐约可见。

新会属亚热带气候。

你无法想象，这样的气候下茶坑村的土地所具有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活力：花开四季，严冬无雪，有桑园、柑橘、香蕉，还有行销海内的大葵扇。

这只是一个方面。茶坑村的居民每每被海岛气候中常见的台风侵扰，风声涛声摧枯拉朽，教人骇然。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茶坑人，却已经习以为常了。茶坑村的气候可谓忽晴忽雨忽冷忽暖。《新会县志》云：“一日之间，雨晴寒暑，顷刻则易。夏秋之间，时有飓风，或一岁数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龙风，其作则黑云翔海，猝起俄顷。”

抗拒灾难，善于应变，身处飓风中心而不惊不慌，便成了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造就的新会茶坑人的性格。又因为世居小岛，为外面的世界所吸引，因此好读书、尚学问、求仕途，向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便也成了茶坑世风。

一八七三年正月二十六，茶坑村又添新丁——梁启超诞生。

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廿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人之初生，其偶然者，不知为谁家子，不知落于何地；其必然者，必然有生，且必然有死。梁启超客观的自述，却自觉地把一己之命运，与国家和世界相联系，因缘际会，风生水起，蹉跎岁月，梁启超出矣。“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余乡人也——”梁启超自谓。“汝自视乃如常儿乎？”

父亲梁宝瑛在梁启超两岁时，便常常这样训导梁启超。那时，在母亲膝下，梁启超已开始认字了。

祖父梁维清视乃孙梁启超为神童、奇才，四岁的梁启超便在祖父的教导下读《诗经》，到了晚上，祖父先给他讲故事，然后再背书，困了就与祖父同榻而卧。

梁维清教梁启超写字，所临的字帖全是柳公权的，并对梁启超说：“汝日后书法应如柳公权的刚健婀娜。进士及第，皇上朱批，先见字而后见文，汝当记取。”

梁启超记住了，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且有一笔好字。

六岁之后，梁启超在父亲开办的私塾中读书，念《中国略史》、“五经”等，并开始写诗作八股文。梁启超的天赋，加上祖父、父母的悉心教诲，神童之名一时传遍茶坑及新会县城。梁氏家人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全寄托在了天赋极高的梁启超身上，施以教诲，令其读书，再加上没有贫寒人家的衣食之忧，凡此种种使孩童时的梁启超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一日，梁启超父亲的朋友到访。此公亦是教书先生，见启超在侧，冷不防道：“听着，对我一联。”却是新会俗语：“饮茶龙上水。”梁启超不假思索：“写字狗扒田。”“再对一联。”遂脱口而出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

梁启超是时六七岁，孺子也，竟也脱口而出：“南国人思召伯棠。”

教书先生击掌叫好。“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

每逢这样的场合，梁启超便会恳求父亲：“我可以去玩一会儿吗？”

自然是恩准，因为对联对得好，梁宝瑛觉得好有光彩。

梁启超便去爬山，望着凌云塔，好高的塔，好大的风！

这村后小山上的塔，是梁启超的倾心之地。或许那山上的绿色更能使人有生命蓬勃的感觉吧！或许在一个孩子的眼里，凌云塔的岿然是茶坑村的高度吧！

幼小的心灵总是被山野的绿色和凌云塔的高大所吸引，那是充满着童稚与幻想、渴望成长的心灵。

茶坑村还有一座古庙。

正月十五，梁维清必定要带着梁启超到庙里祭拜，奉上香火之余，不厌其烦地讲这座庙的来历，以及庙里供奉的二十四忠臣、孝子的画像。元宵之夜，山门洞开，灯火辉煌。是时也，茶坑村百户村民穿梭进出，可谓盛况空前。

梁维清携梁启超的手，于熙熙攘攘之中旁若无人地告诉梁启超：“此乃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乃岳武穆精忠报国誓死北征也……”梁维清如数家珍，并且告诫梁启超道：“人生一世，来去匆匆。奸恶者为后人唾骂，唯忠孝诚爱者不朽于世，汝当记取！”“记住了。”梁启超认真、严肃地告诉祖父。

家祭之日，梁氏一家都会到梁家祖坟所在地的厓山祭拜。祭拜梁氏祖宗，也祭拜南宋末年的忠臣将士。

厓山古战场，倘若这山上的石头会说话，这石头上的草木能写文章，是一篇何等壮丽的史诗。

南宋末年，赵昺退至厓山，元将张弘范率蒙古铁骑紧追不舍，南宋名将陆秀夫以最后的残兵余勇奋力抗击。大势已去难挽狂澜之既倒，陆秀夫先将自己的爱妻推入海中，然后又背负着南宋皇帝赵昺投海自沉。梁维清每每说及这一往事，总是老泪横流。

从茶坑村去厓山要坐船，接近厓山时有一怪石，高达数丈突兀于大海之中，石上有碑文，上刻：“元张弘范灭宋于此。”

舟行往返，经过这怪石时，梁维清便一脸沉痛，把南宋故事说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便抑扬顿挫地吟哦陈独麓的《山木萧萧》：

海水有门分上下，

关山无界限华夷……

听着祖父的慷慨悲歌，梁启超沉思默想着，或许厓山古战场，陈独麓的《山木萧萧》以及梁维清都正在梁启超的心田里，播撒着忧国忧民的种子。

查新会梁氏，曾得家学渊源，后又渐离官场，十世为农。据《梁氏历代世系图谱》所记，广东有梁姓始于宋朝的梁绍。梁绍，字季美，进士出身，为官广东，后居南雄珠矶里。梁绍传三代，梁南溪迁居新会大石桥；再传十二代梁谷隐立户于茶坑村。梁谷隐之十世孙名上悦，字光恒，号毅轩，为梁启超的高祖；上悦之子炳昆为梁启超的曾祖；炳昆的第二子维清即为梁启超祖父，号镜泉先生。维清生子三人，季子宝瑛，字祥徽，便是梁启超之父，号莲涧先生者是也。

梁维清苦读诗书，曾想通过科举进仕，改变梁氏十世为农、家道中落的现状。梁维清之妻黎氏为其时广东提督黎弟光之女。梁维清却终于苦读不成只中了个秀才，挂名府学生员，做了个不入流的八品官——教谕。无论如何，这在茶坑村也是个人物了，多少也有点儿银子收入，便购置了十几亩地，过着“半为农者半为儒”的乡绅生活。

待到梁启超出生，孙子天资聪慧且又刻苦好学，使梁维清大为振奋。梁家再起似已指日可待了。

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幼读诗书，在梁家的长辈中，也是对梁启超要求最严格的。

一九○二年，梁启超《我之为童子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一文中，回忆道：“我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钟爱我，并且责骂甚少，何论鞭挞。……我家之教，凡有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断不饶恕。”对于神童梁启超来说，六岁为难忘之一岁，终生未忘之一岁，因为说了一句谎话，被母训斥，乃至责打。摘录《我之为童子时》如下，慈母之怒，教训之言，读之揪心。

我六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所说云何，亦已忘却，但记不久即为我母发觉。……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我母矣。我母命我跪下受考问。……当时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之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已不知其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

三岁定八十，更况六岁乎？

一八八二年，梁启超刚满十岁。

和别的那些八九岁的孩子相比，梁启超已经是饱读诗书的了，而且已经感到了某种重负——部分的原因是他的家庭，从祖父到父母乃至乡亲邻里，对梁启超期望太高、太急。

刚满十岁，祖父便要梁启超到广州应童子试，父母亲也欣然同意。

梁启超只得从命，心里却有点儿胆怯。

毕竟是十岁的孩子。

祖父给梁启超讲了很多赶考的故事，无非是十载寒窗苦，一朝榜上有名便光宗耀祖等等。“我怕我考不上。”“那倒无妨，梅花香自苦寒来，再读再考。”

祖父怕梁启超负担太重，便又讲了苏东坡与两位朋友一起去九江赶考的传说。因突发大水，舟行困难，耽误了时间，考场门卫不让进，苏东坡非进不可，并口出狂言：“尔误我，乃误国。”有主考官听得争吵，出来调解，便以对联试探苏东坡的才学，出上联为：

一叶小舟，载着二三位考生，走了四五六日水路，七颠八倒进九江，十分来迟。

苏东坡稍加思索，挥笔写成下联：

十年寒窗，读了九八卷诗书，进了七六五个考场，四返三往到二门，一定要进。

梁启超听罢雀跃：“我们不也坐船去广州？”

祖父点头称是。“要是晚了，我也跟考官对对子。”

祖父摇手连连：“晚不得！我们早早去。”

十岁孩童，做着秀才的梦，腮边挂着微笑。

岭南十一月，新谷登场，秋风徐来。

一条木船、一叶风帆由新会沿西江而上，赶赴广州。这木船上坐的便是梁启超及新会县的赶考者。谁见了梁启超都惊讶：这孩儿去干吗？梁启超自然也甚觉奇怪，不免胆怯起来，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自己兄长，有的四五十岁，那是长辈了，还考秀才干吗？

殊不知，清朝典例，科举进士的第一步即是秀才，由各府、州、县统考合格者，即取得了生员资格，亦即秀才，然后才有可能进入乡试、会试、殿试。科举之下，读书人六七十岁而未得秀才者，多矣！

不过，西江里清澈的流水，两岸青山倒影，很快便使梁启超觉得心旷神怡，不禁想起了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是梁启超五岁时候已背熟了的，如今置身江中听浪涛拍岸，那感受更非同一般了。苏东坡赶考去的是九江，九江又是什么好去处呢？茶坑村以外的世界真是太大了！

从新会到广州的水路要走三天。一日，舟上午餐，吃的是白米饭、蒸咸鱼。有人提议以咸鱼为题吟诗或作对，咸鱼入诗入对，倒是难题，盖咸鱼虽为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却毕竟不登大雅之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说的仍然是臭，满船学子一时都难倒了。

梁启超环顾舟中左右，见人人面有难色，便引吭而吟：“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曼殊室戊辰笔记》）风格典雅，诗意浓郁不说，更难得的是征典求书不落俗套。有后人论及神童梁启超时戏言道：“广东咸鱼从此始得翻身，入风流儒雅一类了。”神童之名自此传扬。胶鬲，商代人也，遭纣王之乱后隐遁贩鱼，文王得见，举为相。

是次应试，梁启超名落孙山。

梁启超却毫不气馁，他已经见了世面，在实践中增长了科举考试的知识，他还有时间，他还有太多的时间。

无论是同去赶考的学子，还是考场上来回梭巡的考官，对梁启超无不投去惊奇又敬佩的目光，使梁启超的自信有增无减。“广州太大了！”梁启超对祖父说。“北京还要大得多！”梁维清告诉梁启超。

确实，广州很大，北京更大。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清朝，已经步入风雨飘摇之年。好比一座大厦，粉刷是年年不断的，却挡不住梁木的锈蚀，蛀虫出入其间，墙体也已经开始剥落，虽然有油漆的光泽遮挡着，实实在在的腐败却正吞噬一切。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由一个女人的铁腕统治着。

这个时候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惨败，禁烟名臣、两广总督林则徐被发配新疆，四十年稍稍有余。

梁启超为赶考秀才而埋头读书写八股文的时候，正是中国开始近代史的岁月。

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是以一场屈辱的战争——鸦片战争、一个屈辱的条约——《南京条约》为发端的。就在这场战争之后的这个条约中，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大英帝国的侵略者以海盗的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并进而倾销可以置一个民族于死地的鸦片。

在广州，梁启超听见了过去才刚刚四十年的风声雨声。这些历史的回声对梁启超来说，将会日甚一日地如雷贯耳，因为这个早熟早慧的茶坑岛民，是肯定不会安于现状的，他将用他的机敏、聪慧迎来并周旋于这个变幻多端的世界中。

斯时也，广东风云际会。或许是为鸦片毒害莫过于此地？或许是虎门炮战牺牲的民魂在南海中推波助澜？或许是随着舶来品输入的西方的思想先已在岭南未雨绸缪？

比梁启超长七岁的孙文，正在美国檀香山架构救国方略；比梁启超长十五岁的康有为，正在西樵山苦读、苦思，旋又游历香港，试图以一个文人的笔去改造中国……

这些风雨中跋涉的人物，或早或迟，都要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如今他们都站到了各自的起跑线上。

梁启超准备第二次考秀才，康有为正努力中举，暴风雨之前，仿佛一切都很平静。

一八八四年梁启超十二岁，再赴广州应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童子秀才由此得名。梁启超的老师周惺吾先生曰“吾不能教之矣”（《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10页，中华书局）。

一条坎坷不平却又可以跻身达官贵人行列的科举仕途，已经有了开头。

梁启超站在这个开端上，踌躇满志。

主考官、广东省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地面上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阅梁启超的试卷，不禁惊喜有加，特地“进诸生奖谕之，旅进旅退，而启超独留，长跪请曰：‘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窃愿得先生一言为寿，庶可永大父之日月。’”大父者祖父也，梁启超是在为祖父七十大寿，求叶大焯的贺寿书文。

叶大焯叹其孝心，爱其伶俐，一口答应，当即挥毫写了一篇贺寿文，先以历史上同为十二龄童子的吴祐、任延、祖莹等激励梁启超，而要“勤夫其未学者，各臻于远大。使乃祖乃父得遂教成之愿，含饴矍铄，则由七十杖国之年，以臻百年期颐之日……启超勉乎哉”（叶大焯《镜泉梁老先生寿序》摘录）。

梁启超一路春风回茶坑村，只觉得舟行太慢。到得村口，家里人等连同老祖父梁维清都已经望眼欲穿了。他们见梁启超喜不自胜的表情，便知道秀才已考中。梁启超回到家中却先不说考场的事，慢悠悠地取出一张宣纸，展开，对梁维清说：“祖父请看。”

梁维清一读之下，非同小可，广东学政乃朝廷三品大员，竟亲笔挥毫为其七十寿辰贺，真是大喜过望。及至梁启超说起叶大焯召见的过程，梁维清已是泪眼盈盈了。

茶坑村就像过节一般。

即便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梁家也从来没有如此兴旺过，孙子十二岁中秀才，祖父七十岁生日有叶大焯贺寿，梁家要发达了！

祖父的寿宴隆重而又有岭南乡村的特色，一个大堂里桌子挨着桌子，菜有四盆六碗，贺客中除梁氏本家人等外，还有近邻及礼贺的乡亲。梁维清与其说是为自己高寿喜悦，还不如说为孙子梁启超高兴，一脸笑容，红光满面，寿星也。

寿宴毕，梁维清叫梁启超到自己的卧室。

梁维清知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以后的岁月，总是暮色黄昏了。孙子年少，治学的路还长，秀才可以是开始也可以是结束，他自己就是个老秀才。又想到茶坑之于孙子必非久留之地，不免心中凄凉，总有些话要对孙子说。

梁维清告诉梁启超：“汝之机敏、聪慧皆过人，余所忧者恰是学政所言，‘勤夫其未学者’。已学者总是太少，未学者总是太多，此所谓‘学海无涯苦作舟’，汝记住了吗？”“记住了。”梁启超又复如往昔，循规蹈矩。“再者，今非盛世也，风气日下，人心不古。时局变幻一言难尽，余所再忧者汝今后之仕途当非茶坑至广州一路平静，而是西江入南海之波涛汹涌，汝有大成功，亦必有大曲折。”

梁启超只是点头，他觉得祖父仿佛也非同以前的祖父了。无论如何，梁启超能感觉到这一番谆谆教诲的来之不易。

梁维清许是喝了一杯酒的缘故吧，再往下说时，居然语带悲伤：“新会梁氏十载务农，虽说清贫，田园也可养人，耕者自有其乐。然心犹不甘也，到汝一代，振兴家室有望，当可告慰厓山先祖之灵，汝亦万万不能忘记祖上世代累积之德，享之用之，还需积之培之。”“那么，还做不做官呢？”梁启超问。“做。否则读书何用呢？”梁维清意犹未尽，“官场可以练历、可以近圣上。”“因此而得祸的，不也不少吗？”梁启超问。

梁维清沉思一番道：“祸福相依，实不能一意求福或一意避祸。”

梁启超有点儿一头雾水了。

人世间可不是雾水太多？

一八八五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跨进了名噪一时的广州学海堂读书深造。

话说这学海堂，为广东最高学府，由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兴设。阮元其人，乾隆进士，曾官至侍郎、巡抚等，但无论做什么官都脱不了读书人的癖好，总是注重开设学堂，教化风气，其本人对经学、史学、天文学均有研究，在两广地面，官声不错。

学海堂是为秀才提供的一处读书场所，在学海堂学成之后再考举人，一旦中举，便可参加会试，对幸运者而言，离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就不远了。

与学海堂并立的还有菊坡精舍、粤华书院、粤秀书院、广雅书院，号称广东五大书院。

学海堂的主讲称为山长，先生有八人。一应教育事宜均由山长说了算。山长的选择必须是公认的学界巨子、得人望者。每每新的督抚到任都要前来拜谒。

石星巢、吕拔湖、陈梅坪都曾教过梁启超，这些先生亦是其时广东的学海星宿，自然满腹经纶，出言不凡。学海堂承继的是“汉学”传统。“汉学”又称“朴学”、“训诂学”，一般指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推崇汉代儒家，致力于训诂、辨伪的乾嘉学派之别称。讲究治学严谨。从文字学及训诂入手研究经典，长于考证、辑佚、辨伪。虽有人批评乾嘉汉学为“信而好古，不务现实”，但在梁启超眼里，较之于纯然为科举作准备的“帖括学”却是深广多了。兴趣广泛的梁启超在石星巢的指点下，打下了传统学术的坚实根底，梁启超后来忆及学海堂时写道：“乃决舍帖括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有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

五年苦读，却也并非都是苦滋味。

每月初一，按旧例学海堂的山长与学生共餐，以交流感情，切磋学术。学堂还设有“膏火”即奖学金，梁启超“四季大考皆第一”，用所获之“膏火”购得《四库提要》、《皇清经解》，不亦快哉。

一八八九年九月，广东乡试，主考官为李端棻和王仁堪。

十六岁的梁启超欣然应考，走进考场落座，打开考卷，考题为：1.“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2.“来百工则财用足”；3.“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一八八九年八月十二日上海《申报》）

梁启超从容考毕，自以为所有试题均在学海堂授课的范围之内，应属胸有成竹。发榜日，人头攒动，梁启超一瞧顿时恨不得肋生双翅，中了！中举了！举人第八名。

按清制，举人才有参加会试的资格，考中后即可做官。即便落榜，按班次亦可选授知县，补用教职。

梁启超真个是少年得志，前程似锦。

还有举人榜上所没有的好事。主考官李端棻阅罢梁启超的卷子，便有按捺不住的赏心悦目之感。这个十六岁的少年举人，于字里行间流露的，着实不是一般人物。“其前程之远大，乃未可量也。”于是便心生一念，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梁启超。两年后梁启超到北京与李端棻之妹李蕙仙完婚，终成秦晋之好，暂且按下不表。

梁启超的童年、少年是在成功的喜悦与刺激中度过的。科举史上，一个学子十二岁得秀才、十六岁中举人的也并不多见。

梁启超和中华民族一起，迈进了十九世纪末多难、多变也多希望的岁月。梁启超怀着满腔的热血来迎接这个时代，并且以他特有的敏锐接受新思想。次年，梁启超进京会试落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三十自述》）。

天上风云，南海潮头，是任谁也阻挡不了的。梁启超每走出一步，都有一番新的天地展现在眼前，并且都会带来新的鼓舞与冲动。

也就在此时此刻，曾在西樵山读书明志，据一洞而构想天下大同的康有为，将要在广州执鞭开讲，集合同道，“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

康南海是在等待梁启超吗？第二章万木草堂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他的渐渐没落的封建地主官僚家庭，既为他提供了良好的传统教育的基础，也为他显现了一个行将崩溃的社会的写照。

其时，康有为从事学术研究、企望跻身仕途的一个特点，便是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正如他自称的：“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他以救世为己任。

他认认真真地把自己摆到了救世主的位置上，并为之奋斗。

康有为读书救世的如痴如狂被称为狂生，或者被顶礼膜拜视为康圣人，皆源出于此。

他去西樵山苦读，“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

有去西樵山看见他赤足披发、啸歌放言的回来便说：“康有为疯了！”

康有为的游历也使他眼界大开。

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以及繁华一时的上海，都使康有为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生机，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相比较，自是两种天地。

康有为以自己的旧学根基，再加上所学所见的西学知识，凝聚成“救世”的大忧大愤，便成了无可争议的自龚自珍以后，敢于面对并剖析现实的今文经学大师。

由此，才可能“尽破藩篱而悟彻诸天”。

康有为在一八八八年即上书清帝，吁请变法，南海潮音，一时四播。

沉醉于几年之后金榜题名的梁启超，当时并不知道康有为。

一个偶然，引出了此后几十年难分难解的必然。

一八九○年秋，某日，同为学海堂高才生的陈通甫（即陈千秋）告诉梁启超：“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

梁启超闻言，“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三十自述》）

梁启超内心里的平静被打破了。

这是一种对梁启超来说更有魅力、更有刺激的吸引，这是帖括、训诂以外的新的生命、知识和学问。梁启超听罢陈通甫的一番解召，最初的感觉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是“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随即，梁启超的心灵感觉告诉他：走新进之路，跟康南海学，当义无反顾矣！

这是一个晚上在月光之下与同窗作出的选择。对梁启超来说，这一时刻较之于取秀才中举人都更为重要得多。

人生的道路从此另有风采。自然，也会有艰辛与跋涉。“于是乃与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梁启超自谓，以少年科第，时流所重之训诂词章“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同上》）。

一八九○年，康有为全家迁往广州，在云衢书屋执鞭开讲，梁启超、陈通甫等二十多位学子追随左右、潜心求学，一时开广东风气之先。

自从上皇帝书不达，康有为黯然离京返广东路上，痛感到民智未开，孤掌难鸣的唯一改变之道便是亲执教鞭、传播风气、推动维新。“若有弟子三千，朝夕为维新大业而奔走呼号，传之者广，播之者远，岂有不成之理？”

一八九一年春，从云衢书屋迁往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西路长兴里三号），人称长兴学舍。一八九三年，投奔康有为的青年学子日渐增多，长兴学舍人满为患，再迁至府学宫仰高祠（今广州市工人文化宫）。这里树木参天，环境幽雅，是读书的好去处，人称万木草堂。

梁鼎芬有诗赞万木草堂：

九流混混谁真派，

万木森森一草堂。

但有群伦尊北海，

更无三顾起南阳。

梁鼎芬也是岭南才子，工诗文，他把康有为比作南阳高卧的诸葛亮，可惜的是“更无三顾”之人！

这也正是万木草堂新潮激荡、生机勃发的原因所在。从康有为始，一群学子不再是摇头晃脑地背书了，而是师生同堂，读书论学，相与诘难，也纵论天下，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因着康有为的影响，这一批学子无不以康圣人门下高足自居，以改变时局推动维新为义不容辞之责，“舍我康门中人而其谁？”小子们够狂的了，却也狂得可爱。

每天午睡之后，康有为即“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

万木草堂改变了的不只是读书方法，求知、救国救民和改造社会，因为康有为的大胆尝试而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当后人抚今追昔，钩沉某一段历史的时候，往往只记取了急风暴雨，而忽略了水滴石穿。正是在万木草堂，由新风新雨滋润过的梁启超之辈，渐渐明晰地看见了那些依然威严的老墙的裂缝。

作为万木草堂具有最高权威的康有为，也给他的弟子们树立了一个全新的为人之师的形象：他讲古今思想源流时博采百家，有时还涉及西人文化，同时又无不将词锋对准当今之世，进而再回到孔子之道、传统文化中寻找改造中国的途径与办法。就在这讲学的过程中，康有为的思想、见解也同时感染了他的弟子们。

在讲堂上，康有为“每语及国事机隉，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时而长吟，时而拍案，梁启超和学子们“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论难”，交相辩驳，互为主客也。议论风生，慷慨激昂，引经据典。满堂哗然，却也是满堂生机，直到声振林木。

广州毕竟不是茶坑村了，越秀山、白云山，都曾留下过梁启超、陈通甫等学子的足迹。春华秋月，绮丽风光，常常使人流连忘返，尤其是与先生康有为一起踱步山间静听林涛之时。

学问自然是要谈的，康有为始则有问有答，继而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每每此时，梁启超便打心眼里更加敬重先生，并且暗暗自问：“何日吾乃如吾师耶？”

偶尔也谈及上书一事。皇帝大矣！远矣！梁启超仍然不解：康有为何来如此胆识？又因何不达？

康有为告诉梁启超：今四夷相逼，日本向吉林于东，英国取香港之后又窥川、滇于西；俄国筑铁路于北而志在盛京；法国煽乱民于南。瓜分豆剖，国将不国，保国保种，任重而道远。

然则如何为之？

陈通甫：“以吾辈之新学，鼓而呼之，扫荡朽腐，推动新政，正其时矣！至于时世艰难，阻碍重重，正如登山攀援，步履维艰之后，便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越秀山上月，万木草堂树。

康有为治学，并非只是激昂慷慨，更不是攻击他的人所说的“疯疯癫癫”一路。

每次授课前，康有为先开列相关书目，让学子们先行预习，写出心得，然后展开讨论，互为交流也互相辩驳，达到互相补益、互相启发之目的。然后，康有为开讲，既讲自己的观点，也插入评论学子们的见解。其时满堂肃静，一根绣花针落地的声音听来也似南屏晚钟，学子们屏息听康有为如何评判自己的学识、观点。直到下课，康有为背着双手踱出门去，才吐一口长气。同门无不感慨：“凡吾师说，一言九鼎，退省者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

万木草堂严格的考试制度，不在于死记硬背或写作八股文，而着重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书目由康有为指定，学子也可有所增补但不能删减。笔记则深求其故而贯古今，心得则自出议论而泛及宇宙。康有为治教对学子最苛刻者有三：一曰广大，指博览、学识、贯古今而通中西；二曰精微，探源溯本、寻根究底；三曰献疑，无疑问则无学问，有大疑问始有大学问，非献疑质难不能更新自己。

万木草堂的课程设置在上世纪末，可算是非常新潮的了。自然，苦读仍是必须的，但康有为首先让学子们读的是《公羊传》、《春秋繁露》这些今文经学的经典。此外，还要读《易》、《春秋》、《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宋元明儒学案》、《文献通考》等。西学则有声光化电、《格致汇编》及中国人在西方的游记等。

康有为还好讲佛经、佛学。

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源流与历史上的政治沿革得失，一旦由康有为相交融并宣之于讲坛，历史就活了，学术便栩栩如生了，再加上“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中国社会之改造，似也洞若观火了。《长兴学记》详尽地概括了其时康有为的办学宗旨，也透彻地表现了康有为所独具的教育思想。是康有为，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

康有为的德育，旨在培养忠勇、厉节，用康有为自己的解释是“劲挺有立，刚毅近仁”。在刻苦读书追求其理中达至“勇猛之力，精进之功”。要“养心”，“敦行孝悌”。而智育对于旧式封建教育的突破，主要在于学以致用、全面发展。学义理之学，为知立人之道、天命之理；学经世之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外，还有词章学、考据学、天文学、中外史地学，乃至历代沿革的制度、典故、礼、乐均是必修课。

体育列为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始于万木草堂，在康有为看来，苦筋骨、强体魄、炼心志与担负大任、奋进改革是不可分割的。万木草堂的体育课程，主要是军事体操，康有为尤为欣赏队列中的整齐、划一，报数时的声震若雷。此外，还有舞蹈、野游、爬山等。

万木草堂由康有为亲辟一个乐器库，钟、鼓、琴、瑟应有尽有。康有为还自己谱写了典雅古朴的《文成舞辞》，编创了文成舞，均为万木草堂独有。每年孔子诞辰之日，乐曲高奏、笙鼓齐鸣、舞步蹁跹。

就是这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万木草堂，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悄悄地，悄悄地“万木森森散万花”……

梁启超早期思想形成时，冲击最深、得益最巨的是康有为的《长兴学记》及《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与《大同书》。

显然，万木草堂之于康有为，是一所学堂，也是一处大本营。他的自幼苦读及于藏书两万卷中得益的博学，以及他总是怀疑地注视现实，并在古今思想源流中比较得失的诸多发现，都需要宣示于众，并广纳百家之言。他不能永远面对西樵山的岩洞与瀑布。

那些听讲的学生，为康有为的学养与风范所折服，年轻的心在“懔然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熏陶下，无论治学、处世，乃至言谈举止，无不以乃师康有为作表率，万木草堂在康有为的教鞭之下，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一批小康有为。

这几十个学生之中，梁启超、陈通甫、曹泰、麦孺博等皆是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写到康有为门下，龙象并出，陈通甫为首也，南海“每与通甫商榷，辨哲入微，余辄待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正是在万木草堂，梁启超“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初稿写成之后，便交给梁启超校勘。梁启超每有质疑或偶然发现笔误，都会得到康有为的赞赏。《孔子改制考》则由陈通甫、梁启超分撰，而且总得师意。梁启超隐隐地感到康有为是在假托孔子而宣扬改革。《新学伪经考》校勘已毕，康有为从书房里取出一部手稿请梁启超先读。梁启超顿觉眼前有闪电划过，这部手稿即为《大同书》。

梁启超爱不释手。原来先生的心中所包容的是彻上彻下、彻里彻外的大同理想，或曰人类公理。

当一个人以实现世界和人类大同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时，这个人就绝不是一般的人了！

梁启超叹服再三，并力主刊印传播，康有为却说：“时机未到，宜先保密。”

后有论者谓，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杂陈了儒家传统、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基督教的博爱、佛家的普度众生等等源流，是一种美好的幻觉。

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能有此种幻觉不正是中国之大幸吗？那是至今仍然美好的幻觉。

梁启超为学一生，几次提及《长兴学记》，丁文江、赵丰田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16页中称“先生所受万木草堂时代的教育里面，最得力的是南海先生那部《长兴学记》”，同页又记梁启超之自述：“稍长，游南海先生之门，得《长兴学记》，俛焉孜孜从事也。”梁启超写的《新中国未来记》“虽然大半是寓言，但是论到得力于《长兴学记》和《仁学》，可以说是很靠得住的自述”，那段话说“到那年起行游学的时节，他父亲琼山先生别无嘱咐，单给他一部《长兴学记》，说道这是我老友南海康君发挥先师的微言大义，来训练后学的……你就拿去当作将来立身治事的模范罢”（资料来源同上）。又，《康南海自编年谱》谓：“始开堂于长兴里，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读《康有为全集》，检索出《长兴学记》，读后大骇，始知，所谓学规，当以为人、为学之规范视之，实在是晚清之季，康有为手制的融百家源流，溯儒学之本，尽去陈腐，敢发新声的论学美文，教育大纲。其要、其切，乃学也者，本乎仁，本乎爱，本乎“学做人也”。节录于后，可知梁启超因何“孜孜从事也”，因何受学“最得力”，或者虽百年而后，睹中国教育之现状，可得一二之启迪：

鄙人戆愚，文质无底，虽尝钻励，粗知记诵，非能知学也。二三子以踸踔之志，斐然之资，荡涤汙泽，噬肯来游，鄙人无以告焉。然尝侍九江之末席，闻大贤之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言之。二三子之来游，非为学耶！学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效人之所能。若已知、已能，共知、共能，则不必学；不知、不能，而欲知、欲能，故当勉强也。董子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行日起而有功也。

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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