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宣扬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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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上、下册)(第2版)(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高宣扬作品系列)试读：
前言
阿兰·巴迪欧，当代非常活跃的法国思想家曾经说：任何思想创造都是一场值得庆幸的“事件”，因为它们的发生，总是把不知不觉地积累于历史运作中的创造力量，通过个别思想家的创造火星突然地点燃起来，造成震撼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精神原子弹。事实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末，又经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法国思想界的无形精神原子弹，远远地超出物质原子弹的有形威力，一再地成为影响全球的历史事件。
思想创造不是封闭的，而是在与他人、历史和文本的反复对话中实现。本书作者历经三十多年在法国实地调查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亲临法国思想前沿开始，就感受到当时当地思想创造活跃气氛的感染和熏陶。此书从原稿到首次于2002年在港台出版，经历了与德里达、列维-斯特劳斯、布尔迪厄、德勒兹和利科等人的多次交流对话以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充实，不但试图总结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心路思程，也吸收对话各方的观点和建议，使本书成为活生生的思想交流的见证，也可以成为今后持续展开的反思研究的新起点。
本书在2005年底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第一版，是在港台繁体字版基础上更新的产物。现在，又经历十年光景，法国思想界一再发生创新事件，在上一代思想家逐个离世的同时，又有成批新型思想家，以新世纪的创作风格，创建独特的新思想登上时代的前沿。因此，本书的再版不但是在预料之中，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的杨宗元主任及符爱霞女士，为本书的再版给予充分的支持和真诚的帮助。高宣扬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2016年元旦雅克·董特序（中文版）
对于一位法国人来说，获悉中国公众从此将拥有一幅关于法国当代思想的宽广画卷，该是多么高兴！这幅画，除了高教授，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人，可以比他更好地描绘出来；他在近几十年来，生活在法国，积极地参加各种最重要的研讨会、学术会议和代表大会，还密切注意法国书籍、杂志和期刊的出版状况，并会见过许多法国名流，同他们对话；与此同时，更不用说，他还向法国人介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为了这部经长期努力而出版的著作，请允许我表达热诚的谢意！
高教授以其周密的洞见，将最近五十年呈现为一个整体；这一整体，并不是人为地勾画出来，而是由实际的历史自发地构成。关于精神活动，最好不要过于严谨地划定日期。在各个学科的平行发展中，在各种不同的、然而由于具有共同方向的内容而相互联系的各种著作之间，往往滑行着或多或少比较明显的时间差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20世纪末之间所展现的这个时期，尽管有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产品，但确实形成了一个可证实的同一体。走出第二个千禧年，并不仅仅标志着一个年代上的分段；通过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崩溃，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的确立，中国令人印象深刻地发展成为强大而又有威望的国家，以及与此同时，亚洲的尊严普遍地受到确认，所有这一切，使人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断裂。
在两个时段之间所发生的这些实际演化、进步和倒退，在法国思想的镜面上，往往以非常生动活泼，有时忠实，但更经常的，是以折射或变形的方式，反映出来；就好像在其他民族那里，也以另一种方式所做过的那样。法国发展的最清晰的特征，也许就是同过去的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决裂，或者是在主观意愿上同过去的决裂。而与此同时，以更加善意的态度接受外国的，特别是德国的影响。法国的文化和思想上的往昔成果是非常丰硕的。在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当中，笛卡儿，举例来说，就为观念论提供了新的基础，并使之同现代科学联系在一起。18世纪清醒的批判和唯物主义，为法国文化铭刻了到处受到称颂和羡慕的、不可磨灭的标记。
当然，这些旧有的成果，在今天并不是完全受到否定。但新的思潮似乎更多地倾向于忘却这些富有盛誉的过去；或甚至对它抱有恨意。在很短时间内，各种各样的理论，突然产生、盛行并消失；它们自诩彻底翻新，狂热地强调并致力于它们的区别性，同时又相互粗暴而激烈地进行争斗。在哲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以及精神治疗学等领域，在一种疯狂竞争的环境中，上述各种理论在反对它们的前身过程中成长起来。这就像一种古怪的赛跑，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在语词的彩漆之下，新鲜的东西比他们所期望的还少，决裂也并不是那么彻底。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各种命运陪伴下，沿着其自身的道路发展的传统基督教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旁，冒出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知识论学派和后现代主义。
人们都知道所发生的这一切。所有这些，随着时间流逝，相互评估，也许会出现同样的某些夸张；但以反面的意义来说，它们犹如昙花一现的流行。对于患有特殊疾病的法国来说，文化流行的不停的表演是轻而易举发生的。
接着，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所有这些泡沫般的动荡既然已经缓和下来，法国似乎处在一种欠缺的状态。再也没有新鲜东西！这个国家期待新的英雄们，由他们“鲁莽地”搅动文化舞台，并再次唤醒他们的嗜眠麻木之徒来充当演员。
在世界各地引起那么多反响的这场法国式震荡，还剩下什么？
由于获得确实的和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告知，高宣扬这部书的读者，享有能够客观地从外部对这些丰富内容进行理解和判断的特权。该轮到民族学家们和知识社会学家们，去研究和评价这些民族学和社会学；该由哲学家们去思考这种哲学：以他们依据中国思想精神所形成的标准来判断。他们是否表现严谨？根据科学的公正态度，人们期望这样。
但很了解中国朋友的法国人，知道中国友人会以使法国人经常兴奋的盛誉，使用闪烁的语词和方式，清醒和友善地接纳那些真理的颗粒和有价值的意愿。所以，高宣扬在这里扮演了“说情者”的角色：接受这些知识和反思的灿烂花朵，但不要把它们当做神圣不可触犯的偶像，而是把它们当成某种珍贵的原始数据，然后，以此为基础，轮到你们自己去加工创造。作出符合明理的选择，使你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产生出新成果吧！
但愿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能以它们本地和合时宜的方式，以历史的节奏，通过它们的奉献，为他者服务。谨此致以同事之情谊!雅克·董特法国哲学学会1980年至1990年主席普阿济耶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雅克·董特序（法文版）自序
为庆祝2004年中法文化交流年的到来，我将原来曾经在台北由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重新做了增订和扩充，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简体字出版。
人类历史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的发展步伐令人惊异地加快。法国思想界在这短短的几年内，也同样经历了新的变化。因此，趁着这次简体字版出版的新机会，我重新补充了新的内容和资料，使本书更能切合当代法国思想界的新变化状况。
这本书从资料准备到撰写的过程，整整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我本人自1979年移居法国巴黎以来，经过长期耳濡目染的过程，当代法国思想和整个法兰西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熏染着我的心灵，成为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到台湾东吴大学任教后，我所讲授的课程，绝大部分都是围绕当代法国思想和西方文化。同时，我一直继续保持同当代法国思想家的联络和交往。每年寒暑假及休假期间，我几乎都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法国土地上度过：我一方面时时访问当代著名的法国思想家，向他们请教，同他们探讨与对话；另一方面，又在法国学术界和文化媒体中，广泛收集和整理各种有关当代法国思想动态的最新研究资料。这样一来，在法国二十多年的生活和研究，以及在台湾教学期间对于法国思想的不停顿的探索过程，把我的精神生命带领到一个新的广阔境界。如果说，童年时代在印度尼西亚生活和学习期间所形成的早期心灵结构，已同青年时代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所受到的教育及“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改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前半生精神生命的重要思想基础的话，那么，70年代末以来，在法国的学习、研究和生活过程，就为我原有的思想基础加入了新的更为可贵的成分，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的精神生命获得了“重生”，进入康德所说的“成熟”阶段，从而开始具备进行自由地独立思考的能力。
康德早在1784年写给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ohn,1729—1786）的信中曾说：“所谓‘启蒙’（Aufklärung;Lumières），就是人从其自身所造成的不成熟性中解脱出来；不成熟性指的是，在没有别人引导的情况下，不能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智。这种不成熟性是自身造成的，因为它并不是由于自己缺乏理智，而是由于没有决心和勇气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独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智”（Kant,I.1784）。康德特别强调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智进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把它当成人是否完成启蒙并达到成熟阶段的基本标志。虽然康德的这段话，我早在50年代末，在北大学习时就已经熟读过不止一次，但只有来到法国以后，才真正体会到它的深刻意义。
思想自由对于人来说是何等重要，只有在反复经历生活磨炼和沉思之后，才能有所领悟。但领悟是一件事，真正将它转变成自己的精神生命的基本原则，又是另一回事。敢于在任何情况下实现个人思想自由，谈何容易。正因为这样，我才说，即使到法国后，我仍然只能说，自己至多也不过“开始具备进行自由地独立思考的能力”。敢于自由地进行独立思考，对我来说，还仅仅是开始。我个人的思想成长经历，一再地感受到达成“思想成熟”的艰难和曲折。我是在“不惑之年”到达法国的。最近二十多年，表面看来，我的生命已经跨越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和“从心所欲”的门槛，并正一步步地迈向“不逾矩”的“古稀之年”。但个人思想和精神生命实际上仍未完全成熟；在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面前，往往“惑”然踌躇，无所适从，没有勇气作出正确抉择。
然而，在法国二十多年来的生活，毕竟使我幸运地亲身经历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最深刻的理论典范转换的阶段，生活于人类历史和文化发生急剧变化的世纪转折的关键时刻。这是西方“现代性”（modernité）文化经历近四百年成长、发展和反复危机的过程之后，终于达到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和全面自我批判的时代，因而也是“现代性”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连续不断进行的自由学术争论所带来的理论建设和文化重构的活跃繁荣局面。精神分析学（psychanalyse）、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néo-marxisme）、符号论（sémiologie;sémiotique）、诠释学（herméneutique）、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e）、解构主义（déconstructionisme;déconstructivisme）、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e）、新女性主义（néo-féminisme）和后现代主义，各种理论派别、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先后登场，各抒己见，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创造局面。拙著《后现代论》序言中已经说过，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就是在我刚到巴黎时发表了他的《后现代的条件》。1980年，伟大的思想家萨特和罗兰·巴特先后去世的事件，曾经给我很大的心灵震荡，激励着我以更加狂热的情感，潜心阅读他们的著作，并认真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先后逝世，使我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性、生命的短促和脆弱性，也使我更加珍惜生活的一分一秒，以最大的效率投入研究。从1980年到1983年，当我在巴黎大学准备和撰写博士论文《论霍克海默的唯物论》时，在北大时期所形成的原有的马克思思想观点，开始同在法国时期所感染的各种新思想相互交错和进行对话，构成了我本人思想转变中最紧张和最有意义的新阶段。当时，我获得机会，先后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巴黎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études des Sciences Humaines et des Sciences Sociales）、巴黎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êcole Nationa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等著名高等学府，直接聆听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 ）、利科（Paul Ricoeur,1913—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5—1995）、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1914— ）、迪梅齐（Georges Dumézil,1898—1986）及塞尔（Michel Serres,1930— ）等人的讲演、课程和研讨会，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当代法国各重要思想家会面，同他们直接对话，讨论共同感兴趣的理论问题。从1983年到1988年，我得到巴黎第十大学副校长拉毕卡（Georges Labica,1930— ）教授同意，参与他所领导的科学研究小组，并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所属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同时，我也很幸运，能在我的指导教授维德琳（Hèléne Védrine,1926— ）和奥里维耶·勒沃达伦（Olivier Revault-D'Allonnes,1923—1995）的推荐下，在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法国哲学学会主席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1920— ）和拉毕卡的帮助下，在当时由密特朗总统直接推动下成立的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中，连续两年主持关于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研讨会。当时任国际哲学研究院院长的德里达，还数次接见我，鼓励我探讨中国文字与西方文字的差异性及其对文化传统模式的影响。他说他很关心语言、文字、言说、思想与整个文化结构的关系，对于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的中国文字深感兴趣。当我受台湾“国科会”邀请成为东吴大学教授之后，拉毕卡教授仍然让我继续兼任研究员的工作，不断地在他所主持的研究刊物上发表论文。1990年，当我讲授和研究西方社会思想史并思考其中的艰难问题时，法兰西学院的维尔南教授刚刚发表他的著作《古希腊时期有关个人、死亡、自身与他人的问题》（Vernant,1989）。他把个人的人格和身份的自我认识和社会确认的复杂问题，同人对于“不朽”的无止境探寻的思维活动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只有人，才存在“人格”和“身份”的问题，才把这些问题同认识自身、认识生活、认识历史、认识社会和认识世界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同自己的生存及死亡、同自己的社会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深刻思想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以及米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的思想观点结合在一起，给了我重重一击，粉碎了我原有的世界观框架，使我惊讶地、猛然地重新发现人的原本面貌，也对自己的生命重新进行了反思。
我深深感到，人只有在同社会和文化的反复对话中，才能最终认识自己，才能真正认识世界。从根本上说，人在一生中，不管是谁，只要他确实期望生命变得有意义，就要不断超越和逾越现实，并又不断回到现实世界；在“虚无”与有形世界之间循环游走。人的生活世界和文化实践，就成为反复超越的中介。正是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生命和死亡的同一意义；而且，也领悟到唯有通过死亡才能表现生命。人只有在理解了生命与死亡的同样意义之后，才对自己的生活命运有所了解，才能够使自己的生活从有形的世界中扩展到无形的世界，并将两者连接在一起，在两者之间进行反复的穿越和往返，不断反思生命的意义。我不是教徒。在北大读书和研究多年，我未曾想加入任何宗教组织。但到了法国以后，通过对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和各种论战的参与，更深入地理解了宗教同人的本质的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就如同人的本质同哲学、科学认识以及同艺术的必然联系一样，是哲学家和所有的人理解人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命运的基础。宗教经常被人误解为迷信权威（autorité），崇拜偶像的愚人宝物。但真正的宗教却引导人不只是关心个人生死祸福，更注重教导要关怀“他人”，像佛家那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像耶稣（Jésus）那样，为全人类的命运，宁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使人类获得永恒的幸福，牺牲个人生命在所不惜。我在法国看到各种类型的天主教徒，他们多数有思想，又有高尚的情操，对人的生与死、个人与世界、有形与无形，都有深刻的沉思和反思。
我非常感谢法国的当代思想家们以及许多无名的普通法国人对我的思想教育和心灵熏陶。正是他们给了我新的生命，使我走出个人的生命圈，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命圈的范围，同整个人类文化的生命体融合在一起。
20世纪70年代，对于法国思想界来说，已经完成了从单纯接受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Hegel,Husserl,Heidegger,法国人简称为“3H”）和“三位怀疑大师”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14—1900）、弗洛伊德（Sigmund Freund,1856—1939）（Marx,Nietzsche,Freud,trois Maîtres de soupcon,法国人简称为“3M”）思想影响的时代，转向具有独创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时代；也就是完成了从对黑格尔辩证法、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推崇，从对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怀疑精神的追求，转向以自身思想创造为基础的自成思想体系的成熟阶段。从这个时候起，直到世纪交接时刻，历经三十多年的争论和创造，在法国思想激烈变动的洪流中，不仅可以看到法国社会生活图景以及各种物质的、有形的社会宏观架构的变革结果，而且，连同那些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禀性、喜好和品味以及在无声无息中影响到行为举止的各种心态和思想风格的变革，也表露无遗。越是深入细腻地探索其中的奥秘，就越感受到支持着这一切变化的深刻理论基础所隐藏的强大思想力量。在法国人那种浪漫自在的生活情调背后，往往包含着深刻的自由反思活动，以至于当人们无意中触犯他们的普通日常生活方式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严肃地捍卫其个人选择的自由，使他们原本闲逸多姿的情趣，刹那间变成情绪高昂的基本人权辩护士。就在巴黎乱哄哄的地铁车厢中，可以随时看到处于混乱却又高度自律的读书人，置嘈杂的车轮声和说话声于不顾，而坦然自若地翻书阅报。只有细细考察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消化他们的历史传统中隐含的思想，才能逐渐发现法国近五十年一切变化的思想根源。
法国当代思想的演变及其创造性，往往是伴随着整个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伴随着社会思潮及生活时尚的变动，伴随着广大人民大众思想风格及思维模式的转变。法国思想界及其精神创造活动同整个社会思潮的紧密关系，是法国思想和文化长期发展及普及化的结果，也是法国人思想风格独特性及其热爱思想自由的产物。布朗索（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曾对法国老百姓中所表达的“公众意见”（l'opinion publique）的性质，发表过深刻的分析和评论。他认为，在所谓“公众意见”与“传言”（la rumeur）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公众意见是传播于各种报刊中的看法和说辞，但它们从来都不会被准确地登载于特定的书报中；而传言实际上是经人们消化、吸收、理解，并产生一定看法的某些判断（Blanchot,M.1969:26）。所以，流传于特定时期的思想和思潮，虽然一方面同探讨这些思想观点的作品的出版和流传有一定的关系，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们，特别是思想界的敏锐分子，早已有所察觉，成为先知先觉，他们往往早在这些思想被广泛讨论之前，就已经有深刻的见解和洞见，使他们更自觉地集中钻研他们的作品，并通过他们的研究和讨论，散播于更大的范围内，从而经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思想就成为社会思潮。例如，梅洛庞蒂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人们和思想界对胡塞尔现象学之所以产生浓厚兴趣，并不是因为胡塞尔现象学作品的法文版的发表，而是因为当时的思想界和法国相当数量的人，已经从自己的现实社会生活的经验中，深深感受到现象学思想和方法的重要意义。他说：“正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发现了现象学的统一性及其真正意义。”（Merleau-Ponty,M.1945:11）因此，问题不在于研究或确定法国特定时代的思想论题是否同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思、尼采或弗洛伊德的原著精神相符合，而是在于研究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而不是在别的时期，人们对这些思想感兴趣；探讨当时法国思想界和社会大众是在什么样社会文化条件下集中研究和争论它们的。
法国当代思想的活跃及其独创性，还深深地扎根于法国普通教育活动和社会文化传统之中。我在法国期间，经常为法国高中（Lycée）哲学教育的深刻性和灵活性所感动。法国高中哲学教育的深度，为大学、研究所以及思想界理解和创造新的哲学观点和理论奠定了基础。当代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如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阿兰（Alain,原名émile-Auguste Chartier,1868—1951）、德勒兹、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等人，都曾经当过中学哲学教师。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的中学教师，不管是文科的还是数理化科学的，都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他们在中学授课时，经常从哲学基础出发，具体分析和讨论各学科的专业问题。法国青年人高中毕业时，为了获得高中毕业文凭（Baccalauréat），必须首先通过非常严格的全国性的哲学论文（la dissertation philosophique）国家考试。最近几年，连续多次在巴黎咖啡店举行哲学讨论会（Caféphilo），最著名的哲学家都积极参加，与普通咖啡店的市民顾客们面对面地讨论哲学问题。因此，从中学生、大学生到普通市民，对哲学问题都发生兴趣；而那些最普及的报纸杂志也毫无例外地时常讨论哲学论题，把哲学同最生动的日常生活事务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形成了法国当代思想取得伟大成就的广泛社会基础。
这本书试图简单地总结半个世纪中法国思想发展的基本状况，同时也从理论上总结个人二十多年来旅居法国时期，在生活、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对法国当代思想的理解程度。但由于受到个人思想和生活环境的限制，各种缺点和瑕疵在所难免。我热诚地希望它的出版能够引起读者热烈的反应。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多次与法国思想家进行过讨论，其中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布尔迪厄、利科、拉毕卡和雅克·董特等教授。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前任法国哲学学会主席、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雅克·董特对我一贯的支持和鼓励。每当我遇到各种难题时，他都会以知无不言、诲而不倦的态度，向我提供数据线索，并同我一起分析。当他知道这部历经二十多年的准备、沉思和反复推敲的书稿即将问世出版时，欣然执笔写序。这是对我的最大的鼓励，也是本书读者的荣幸。高宣扬2004年春修订于巴黎东郊Marne La Vallée寒舍简体字修订稿于2004年11月15日上海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导论关于人的命运与西方文化奥秘的思想论战第一节 当代法国思想的独创性
这本书所要论述的，是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50年内，法国思想的演变历程：它的思考主题、思维模式、论战过程、重构以及由此导出的各种带启发性的重要思想观点的形成及其实际效果。这50年内法国思想演变所隐含的重大历史意义及其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当代法国思想，几乎成为了欧洲和整个西方文化（la culture occidentale）及其基本理论在当代所发生的一切重大变革的重要精神支柱和思想基础。如果说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发展历史上，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曾经是整个欧洲思想革命的理论源泉和“哲学导论”（Engels,F.1886）的话，那么，在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的关键时刻，当代法国思想又一次光荣地成为了西方文化彻底重构的主要动力来源和“哲学导论”。但是，发生于20世纪下半叶至世纪末的当代法国思想革命运动，不仅不是第一次启蒙运动的简单延续或翻版，而且，它的创造性和彻底性，简直就是一场真正的“反启蒙”（Anti-Lumières），是对第一次启蒙运动及其历史成果的严重挑战，甚至是从根本上试图颠覆前一次启蒙运动的一切成果。所以，我们又可以说，这是对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历史审判，也是试图彻底扭转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发展方向的“后启蒙”（Post-Lumières）。
当代法国思想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是来自它本身所固有的深刻理论特点及其哲学基础。从近代文明产生起，法国思想就以其深刻的哲学基础而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独居其特殊地位。而通观近50年来当代法国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进程，我们也同样发现：它的独创性，始终都使它成为当代整个世界文明及其理论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如同近代社会黎明时期一样，它的思想威力是与同时代法国哲学理论的高度创造精神紧密相连的。当代法国思想宝库中最核心的部分，仍然是它的哲学理论。当代法国哲学是西方文化宝库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一个部分。当然，当代法国思想中的哲学理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因为它不但改变了哲学本身的性质、内容和基本方法，而且还使哲学进一步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同人的日常生活和整个社会文化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当代法国哲学中所进行的理论变革和自我批判，始终是整个法国思想界发生根本性重大变动和不断创新的基本出发点。法国哲学的优点，正是在于它不局限于传统的理论羁绊，而是永无止境地创新和进行自我超越（auto-transcendance）。从当代法国思想的发展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哲学的自我超越典型地显示出人的自我超越精神，也同样典型地显示出整个人类文化的自我超越性。人和人类文化（la culture humaine）的自我超越性，在当代法国思想中发展到极其典型的程度。当代法国哲学在其自我批判中，真正地跨越了传统学科和传统理论的界限，大胆地同各个学科对话（dialogue），并突破了理论的原有架构，将理论研究和精神创造活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当代法国哲学不只是实现了同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交流，而且还同自然科学沟通穿梭。在当代科学技术进入科际整合、符号化及数码化的时代，法国哲学充分地估计了当代科学技术的特征，使哲学思考从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中吸取了最丰富的养料，从而实现了哲学本身的彻底改革。更重要的是，哲学还不只是实现了对话，而且还注意到各种社会文化实践和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实践，将近现代社会扭曲化的人及其生活世界，重新恢复其本来面目，找到其本身活生生的生命运动形式，并在具体实践活动和“实践智慧”中，吸取哲学改造的动力和养料，使哲学的重建获得了强大生命力，并带动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和风格的彻底改造，同时反过来又使社会生活和人的生活风格和生活实践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法国哲学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重建过程。法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是当代法国思想家进行一切思想革命和观念改革的真正出发点。正因为这样，当代法国思想的一切成果，都是扎根于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变更的基础上。当代法国思想的理论性、实践性和语言性，不仅是当代法国思想的特征，也是它呈现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内在根源。
总之，经历近50年的变革，当代法国哲学已经远远地脱离了传统哲学的形式、内容和范围，成为一个同多学科研究紧密相关的广阔理论创造的新天地，开辟了光明灿烂的自由创作视野。一切旧的传统都受到无情的质疑和批判（critique），新的创造在无拘无束和空前自由的情况下进行。哲学的革命和改造，引起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构，也促使各个学科实现彻底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同时，当代法国思想的重构和革新历程，又促进了整个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生活方式、行动作风、思想风格、个人心态和思想感情的变动。正如许多法国思想家们所肯定的，近50年的思想变革不但改变了学术理论面貌，而且也改变了人民的生活风格和思想感情。当代法国思想同理论、同人民实际生活的紧密关系，为世界各国的思想革命创立了新的典范。哲学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造，归根究底，本来就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本身的一种反思活动。由于当代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创造活动同人民日常生活活动的紧密联系，人们更典型地看到了：当代法国人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传统日常生活的范畴（catégorie），人们看到在其中所隐含的丰富内容：它既是平凡的、琐碎的和重复的，但又是富有启发性和反思性，是最高尚的人类思想情感超越活动的真正基础。以往被认为远远脱离日常生活活动的艺术（l'art）、哲学（la philosophie）和科学（la science）创造活动，如今更频繁地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来。最高级的精神创造活动同最普通的肉体活动、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显示了当代法国文化的先进性和典范意义。
当人类刚刚跨入新的21世纪的时候，有必要从法国当代思想在近50年的“浴火重生”历程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为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创建和新生，提供有益的启发和思路。
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所发生的思想革命，集中地显示了法国思想界精神创造活动的强大生命力及其独创性。当代法国思想的独创精神，首先来自思想家们的自由想象活动。想象（imagination）的本质就在于：（1）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挑战，真正做到“目空一切”。在思想理论的视野和视线范围内，是不存在足以阻挡想象的任何障碍的，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约束想象力的展现。思想者的视线，永远是空旷清晰的无边时空。（2）敢于打破一切禁忌，视一切现有规定和成果为“零”，大胆地进行冒险的开拓活动。（3）毫无顾忌地托出空前未有的新设计方案。当代法国思想家们将大胆怀疑同自由想象相结合，使他们始终不满足于现存的理论和方法，不拘泥于实际的规则和现有的成果，努力在未被发现的领域中施展自由的想象力。靠想象的力量，思想家们一方面敢于否定一切现存的事物和已有的各种观念、方案，而且也毫无顾忌地设想前所未有的各种新观念。正如萨特所说，只有靠自由想象力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同萨特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5—1995），也在他的思想历程中，反复进出和迂回于“乌托邦”的想象世界中。而福柯也同样强调，想象之为想象，实际上就是敢于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领域进行某种“逾越”（transgression）。从巴岱（Georges Bataille,1897—1962）到福柯，这种“逾越”精神，在开创新视野、实行大胆的冒险及创立新观点方面，始终构成内在的主要推动力量。其次，当代法国思想的伟大成果，还来自对人的自由本质和人的尊严（la dignitéhumaine）的绝对肯定。思想创造活动本来就是人的自由本质的集中流露和集中表现。人的生命的高贵之处，就在于始终在思想上无止境地追求自由。自由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冲破旧界限的自由（liberté）。自由在本质上就是寻求新的生活目标。人的自由的无止境性质，决定于它的人性根源。人作为人，永远试图超越。人的超越性决定了人的自由的无止境性质。当代法国思想家们对人的自由和个人尊严寄予最高的期望，并把发挥和发扬人的自由和尊严，当成其思想活动的轴心。在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各种争论中，人的问题始终是其关怀的重点。第三，当代法国思想的伟大成果，也来自对于语言的批判（critique）和解构（déconstruction）。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对语言表达思想和进行沟通（communication）的能力深信不疑，甚至对语言的准确性和可表达性加以崇拜，以为语言运用得越熟练，表达和沟通就越顺利。但人们忽视了语言运用中扭曲和改变思想感情的事实。当代法国思想家们总结法国和西方各国思想家对于语言的研究成果，从其自身的创作经验中探索了解构语言的可能性和途径。解构语言不但没有阻碍思想和沟通的表达，反而促进了创造活动本身。这是因为语言本来就隐含着丰富的人类历史经验，而且，语言原本就是人的生存的基础，是“存在的家”。
当代法国思想，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末期间，由一批卓越的法国思想家和优秀的法国知识分子所创造并不断充实和发展起来的集体思想产品。它既是由许多单个的杰出人物，以其各自独特的风格和特殊的逻辑思路所累积而形成的，又是这一时期各思想家之间相互争论、各持己见却又相互取长补短的时代精神（l'esprit de l'époque）结晶。它不是在一个孤立的历史时空中架构起来的单纯语言文字堆积，而是生生不息、一再创造、不断重建、充满张力的文化生命体；至今，当人类跨入21世纪的时候，它的精神威力仍无丝毫逊色。因此，当代法国思想是人类文化史和世界哲学史上罕有的珍贵文化宝库，可以说它真正地集中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精髓，值得我们不断深入研究和反复探索。
然而，这半个世纪丰硕的思想成果也并不是偶然的。除了自由想象以外，它还来自法国文化和哲学的深远历史传统，来自20世纪上半叶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激烈思想争论和思想家们的勤奋而严谨的理论研究态度。在属于20世纪初期的第一代哲学家中，包括了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布兰斯维克（Léon Brunschvicg,1869—1944）、阿兰（Alain,原名émile-Auguste Chartier,1868—1951）等人。因此，这本书在系统地探讨近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思想历程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与之相邻的历史时期内所发生的各种思想争论。这就使这本书所探讨的范围，在有的时候，不得不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其前后的一段社会文化历史。
当代法国思想所涉及的范围及领域，不但是多方面的，而且其主题也是不断变换和不断更新的。但是，深入探索西方文化的奥秘，并时时关怀人的命运（le destin humain），始终都是当代法国思想争论的焦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法国思想家们继承法国历史和整个西方社会文化传统，特别是20世纪以来法国的哲学与文化的最新成果，针对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把关怀的重点集中指向人的命运、西方文化的基本结构及其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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