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吉尔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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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权力：信息如何影响决策及财富创造试读：
第一部分 理论
01 我们需要新型经济学
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的经济生活充满了变数。我们无法预测房价或股价的变动，无法预测自己什么时候会患上疾病或遭遇交通事故，无法预测孩子的行为以及父母的收入，无法预测一个星期以后的天气状况，也无法预测大学里学什么专业能让自己的一生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找到最好的工作。各种各样的新闻经常让我们惊讶不已。可以说，我们几乎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
然而，奇怪的是，虽然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变数，经济学这个学科总在努力摆脱这个无法更改的事实。从亚当·斯密的时代到现代，这个学科关心的主要问题就是探寻经济规律，对经济事件提出系统性的解释，使人们不再对经济事件感到惊讶。比如，假定玉米的供给为X，需求为Y，而价格是Z，如果X或Y发生变化，而其他一切条件都维持不变，那么价格Z就变得可以预测了。在经济学这个学科里，在混乱的表象背后发现有序的规则一直以来都被奉为一项卓越的成就，而且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很多经济学家，比如被称作“怪诞经济学家”的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都因为具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而变成了媒体明星，1这种能力就是他们能够为我们揭示出“我们本应该知道的事情”。然而，更加仔细地调查之后，你就会发现即便是这些所谓“足智多谋”的分析人士显然都有事后诸葛亮之嫌，因为他们之所以声名鹊起，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向我们解释了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因为他们能够预测未来并进行精明的投资。
一直以来，人们都热衷于在经验中寻找规则，用秩序取代变数，试图让一切都具有规律性与可预测性。这种激情一直是人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8世纪晚期，也就是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之际，这种激情的确推动人类取得了丰富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7世纪最令人惊讶的智力成果，即微积分的发明。在微积分发明之前，物理学原本不过是炼金术和天文学、金属嬗变和祈祷所组成的一团乱麻，牛顿及其追随者们以微积分为武器，创造了具有数学秩序的新物理学。新物理学用一些措辞凝练的规则描述了整个宇宙，使我们能够做出异常精准的预测。科学逐渐意味着消除变数和排除奇迹，因为奇迹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可预测性。
在某些领域消除变数和寻求规律是在其他领域进行创新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能够指明方向的指南针，那么谁也无法发现美洲新大陆，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波涛汹涌的大海将永远给世界蒙上神秘的面纱。牛顿创立的新物理学发现了宇宙的运行规律，消除了变数，提高了人类的预测能力，为人类在之后三个世纪里的进步提供了可靠的“指南针”。
牛顿将宇宙视为一台庞大的机器，受此启发的亚当·斯密便试图如法炮制地在经济学领域找到规律，使经济事件也具有可预测性。在经济学领域，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扮演的角色，类似于经典物理学中的重力扮演的角色。在之后的150年间，这个理论不断地被编纂成册，后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还撰写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至今，这一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仍然被视为人类思维的一个胜利，被视为对经济体系进行的异常清晰和有用的描述，被视为经济体系赖以发展的核心原则。
然而，在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与物理学之间存在一个无法弥合的差异，因为物理学描述的是客观规律，而人类具有自由意志，具有创新思维，这就使得人类行为存在诸多变数。笃信决定论的物理学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奇迹，而在经济学领域，奇迹不仅是常态，而且是最重要的经济事件。经济奇迹本质上就是创新，这些创新忽然之间就能够为固有的经济体系增添丰富的信息。牛顿的物理学则不考虑这类信息，只是描述一个客观的体系，这样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当你在描述一个经济体系时，你其实是在描绘未来创新赖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虽然牛顿物理学体系中的一些方程式也考虑到并描述了一些因素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由客观因素引起的，不是由人为的、主观的因素引起的，因此没有必要去描述“诱变因素”，即新信息的创造者。（牛顿虽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他所创立的物理学体系没有让上帝或他的天使承担指挥宇宙运行的职责。）然而，在一个经济体中，每一个有用的或有趣的事件取决于某一类人的行为抉择。这类人就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因此，如果经济学仅仅以市场体系为基础，也就是说只考虑市场的作用，却忽视人的作用，那就会存在根本性的，或者说致命性的缺陷。
从总体上来讲，由于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经济学这个学科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很大的进步。如今，经济学已经僵化成一个严重脱离现实的学术科目，异变成一个充斥着复杂公式的数学体系，却仍然幻想着利用牛顿式的规则去分析错综复杂的人类行为。经济学家们痴迷于机械的市场模型，却忽视了一类重要的市场主体，即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
有些经济学家过于相信市场有效性，而有些则一味关注市场失灵。这样一来，经济学领域形成了一些截然相反的流派，比如淡水派与咸水派、芝加哥学派与剑桥学派、自由派与保守派、奥地利学派2与凯恩斯学派等。各派都有自己的基本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要哪个学派的理论解释了出乎意料的经济事件，也就是说，只要这些机械的理论解释了人类的创新行为，那么这一派就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成功的。
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崇信市场体系的力量，反对政府插手经济运行，主张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从而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均衡状态。相反，社会主义经济学派则看到市场体系会出现失灵的情况，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运行，通过施加外力来恢复市场均衡。然而，这两派都没有认真思考过那些一次次使人类摆脱饥馑与死亡的经济奇迹。这些奇迹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是人类自由意志和创新思维的作用？
刚刚过去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由经济学家们一手造成的危机。他们痴迷于五花八门的统计模型，而忽视了更大的因素，即人类创新思维和自由意志。在这些模型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所谓的“结构融资”（structured fi nance）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经济学家们对成千上万笔可疑的抵押贷款进行分拆与打包，并且引入了抵押贷款综合保险，以确保收回贷款。按照经济学家们的算盘，这种模型应该能够消除抵押贷款违约的风险。但事实上违约事件仍然不期而至，引发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之所以出现这种违约，并不是因为借款人像经济学家们之前计算的那样不具备债务偿还能力，而是由于置业者的自由行为，即如果置业者赌定房价会持续上升，就会按时交纳月供，反之，如果房价大幅下跌，他们则会选择放弃房子，便出现了断供现象，经济学家们的如意算盘也就落空了。不幸的是，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们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人的自由意志。
然而，真正的错误在于了解实情者与决策者之间的脱钩。约翰·埃里森（John Allison）是北卡罗来纳州BB&T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这家银行不仅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危机，而且实现了赢利，他于1989年接手这家银行时，银行资产价值为45亿美元，而到2008年增加到了1 520亿美元。埃里森将这种成功归因于分权，即把决策权分散到内部部门及分支机构，而不是集中到自己手中。
但他同时警告说，分权之后，必须防止这样一种情况，即掌权的精英们在管理过程中过于注重固有的体系而厌恶不符合该体系的事件，要叮嘱这些精英们不要过于依赖固有的体系和规律，而是要到一线工作中去了解实际情况。所以，在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他一再向经理人强调本地化决策的重要性。他说：“通过本地化决策，我们能3够得到更好的信息，更好地了解市场，提高决策速度。”
埃里森的做法恰恰体现了信息论的主要观点。现代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繁荣发展，一个重要秘诀就在于它能够实现知识与权力的统一，把投资权赋予掌握投资知识的人。正如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应由一个人获得……那就忽视了现实世界中一切重要的、意义重大的因素，因为知识分散于不同的个体之间，所以包括决4策权在内的权力也必须分散。”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等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和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等供给学派经5济学家后来都继承并完善了这种理论。他们都知道，在经济体中，至关重要的知识源于很多个体的头脑。因此，从内在属性来说，知识的分布具有离散性。
由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基因、视角与经历，所以，人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多样性。一个经济体越自由，人类知识的分布格局越是呈现出多样性特征。相反，政治权力则起源于从上到下的架构，比如政府、垄断、监管和精英式的机构等。这些基于权力的组织架构无不试图抑制人的多样性，并施加秩序。因此，权力往往具有集中性。
知识的分散性和权力的集中性之间的冲突仍然是各个经济体中的首要冲突。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实现协调，就构成了一门新型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把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置于经济体系的核心位置，而不是传统经济学那样将其置于边缘位置。这种经济学容许变数的出现，认识到了经济体内的知识与信息分散于不同的个体之间，因此主张决策权以及其他权力也要具有相应的分散性。这种经济学更加注重研究那些能够干扰经济运行、导致市场出现非均衡状态的因素，主张把竞争性的市场作为检验各项发明的试验场。这种经济学解释了我们生活中为什么会不断出现令人惊讶的波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早在30多年前的《财富与贫穷》（Wealth and Poverty）一书中就提出了这种新型经济学的理念，2012年再版时重新提了一次。在这本书中，我指出经济学“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加强，不断涌现出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充斥着鲜活的、发展的事物（比如新思想和新企业）”。这本书驳斥了货币学派的核心观点，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性和支配性的因素，赞扬了企业家创新思维给经济体带来的意外惊喜，强调指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此这本书宣示了供给学派的诞生。这本书以15种语言出版发行，读者遍及世界各地，而且连续6个月占据了法国畅销书榜首的位置。我本人也成了被罗纳德·里根总统引用次数最多的作者。
在《财富与贫穷》第一版与第二版之间的这几十年里，我变成了一位风险投资家，并开始深入地研究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其背后的信息论。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学会了按照一种新方式去看待经济学问题和经济领域中的意外事件。
之前，很多经济学派遭到了恶毒的攻击，比如被批评成了法西斯主义、贪婪与腐败、巫毒经济学和涓滴经济学、毫无同情心的紧缩与肆无忌惮的浪费或者保守的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许可证。然而，我提出的这种新型经济学明确地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知识与权力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免于遭受这类恶毒的攻击。
我们首先看一看这种新经济学的一条论断，即市场经济主要是一个信息体系，而非一个激励体系。我们仍然认同“信息最好被定义成惊异”的观点，既然是惊异，就是意外事件，就不是我们能够预测到的，而是无法预测的。经济增长的关键不是为了追求货币激励而去获取新事物，而是通过学习和发现去扩张财富。新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源并不在于市场机制通过激励和惩罚去操纵人的贪欲与恐惧，而是自由的企业能够通过可证伪的实验不断地积累令人感到意外的新知识，而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企业具有失败和破产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新的经济体系是以新思想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市场激励为基础的，所以它是容易改变的，不需要让几代人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经济体就是一个“智能圈”。所谓智能圈，就是一个以智力为基础的体系，是一个由思想、态度、目标与灵感构成的主观范畴，决定着经济体内一切支出能够带来的价值。它可以像思维和政策那样快速地实现变化和复苏。
新经济学——现代的信息理论——已经悄然发挥了作用。它隐藏在精密的数学机器和信息技术的背后。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机器和网络背后就体现了这种信息论。信息论把通信视为特定的信息在噪声（即冗余信息）之间通过一个通道进行的传输，这个通道可以是一根线，也可以是整个世界，并根据由此引发的新闻或意外来评估这些创造或通信的结果。信息中排除了冗余后的平均信息量称为“信息熵”，也可以称为“知识”。现在，这种新经济学已经变得日益公开了，将会像转变世界经济那样转变经济学这个学科。
02 噪声中的信号
1993年，在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北部的拉荷亚街区拜访高通公司期间，我第一次邂逅了信息论。
这家公司成立于1985年。如今，你每天使用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上网本、苹果平板电脑和亚马逊电子阅读器，都离不开该公司研发的计算机通信技术。该公司已经成长为全球无线通信技术领域的领导者，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与影响力的公司之一。2012年，其市值达到1 100亿美元，超过了英特尔公司，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微芯片制造商。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它却招致了通常只有烟草公司才会引发的不满。
当我每个月为新科技杂志《福布斯ASAP》撰写文章之际，我发现有很多人一直在强烈地批评高通公司这个无线通信技术供应商。那些身居高位的高管和顾问，偶尔也有工程师和科学家，催促我去揭穿由高通公司制造的要误导整个世界的骗局。这个骗局，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极其复杂且全然不切实际的数字无线通信技术。有一次我到德国做演讲，听众都是欧洲电信行业的高管。我在演讲期间讲到高通公司研发的新型通信技术将来一定会兴盛起来，一位强烈反对高通公司的人突然站起来打断我，警告我的听众不要相信我所说的“煽动性”言论。
斯坦福大学一位学识渊博的电机工程教授布鲁斯·吕西尼昂（Bruce Lusignan）告诉我，人们指责高通公司的通信系统的常见理由就是它“违背了物理学规律”。吕西尼昂在信号处理及相关领域拥有16项专利，他非常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指出，物理学规律实际上更有利于模拟传输，而不是数字传输，如果在改善固有的模拟通信系统和研发数字通信系统上投入的资金一样多，那么未来的手机通信恐怕就会采用模拟通信系统。
吕西尼昂发表的关于物理学规律的观点是正确的。模拟信号的确可以借助连续电波形式再现人声声波，但其电波的采样频率无法达到无失真还原的效果。模拟传输在传输声音方面很有效，美国手机通信服务的60％一度都是通过这个模拟传输技术实现的。
但吕西尼昂没有讲到信息规律的效应，高通公司运用的是信息规律，而不是传统的物理学规律。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物理学规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声誉，至少在非科学家人群的眼里是这样。但对于传递信息而言，物理模式不如化学模式，而化学模式又不如生物模式，比如，在一个生物体的基因组里，几千行基因代码所占的比例虽然极其微小，但其传递的信息量比物理领域的任何方式传递的信息量都要多。
我们之所以崇信物理学，是因为与生物学相比，我们对物理学的认知比较完整。我们能很好地了解太阳系的运行方式，但人体免疫系统却令我们感到困惑。我们在掌握小儿麻痹症的治疗技术之前，就知道了如何分裂一个原子。我们对物理学的认知之所以比较完整，就是因为物理学体系的信息量相对有限。人类可以让人造卫星沿着行星轨道进行绕行，可以探索火星，可以用原子弹轰炸广岛，但如何杀死一个病毒而不伤害这个病毒的携带者却更为复杂，需要的信息量也更多。请回想一下用原子弹轰炸广岛这个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只需要两样东西，一样是一架由螺旋桨和内燃机驱动的飞机，另一样是一颗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就制造出来的原子弹。
在通信领域，最终一锤定音的不是物理学。高通公司的制胜之道就在于超越物理学规律的束缚，转而从新型的信息科学上找出路，大力发展无线通信，克服了物理范畴上的带宽稀缺的现实。
带宽指的是信道传递数据的能力。这个信道可以是电报、无线电、电缆、光纤，也可以是隐晦难懂的“电信云”。在接收端，必须将信号和噪声区别开来，也就是区别开哪些是我们需要的信息，哪些是噪声。如果要完成信号传输，有效载荷原件必须与封装分离。
英国生物学家、物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出过生物学领域的“中心法则”，即遗传信息是从脱氧核糖核酸传递给蛋白质这个信息载体的，但反向传递是无法实现的。相似地，在通信领域，通信信息是从信息源传递给接收端，反之，反向的信息传递则会构成干扰信号传输的能量场，这种具有干扰作用的能量场可以被定义为“噪声”。
从传统上来讲，提高信息传输效率的一个途径就是消除噪声，即让信道尽量维持最大限度的稳定性，这样信息载体的每一次调制都可以被解读为一种“信号”，可以说，我们是通过物理通道来实现通信的。高通公司改变了这一切。它并不试图消除噪声，而是把噪声转变为信息。我发现，掌握好噪声置换技术对于该公司的辉煌成就起到了核心作用，也体现了信息论的观点。
在拜访高通公司之前，我在技术方面的热情主要是钻研硅的物理性能。早在1989年，我就写了一本书，名为《微观世界：科学与技术的量子时代》（Microcosm: The Quantum Era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该书运用物理学去认识新兴的半导体工业的发展动态。我喜欢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从一粒沙子看世界”的眼界，因为我当时觉得自己从微芯片中看到了世界。一个用不透明的硅制成的微芯片，竟然可以承载庞大而精密的集成电路，我认为微芯片将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我相信这种以硅为原材料的光纤将会带来空前丰富的带宽。硅神秘的物理特性为一个新产业奠定了基础，这个产业将不断地涌现令人惊讶的创新成果。
在光纤技术先驱威尔·希克斯（Will Hicks）和IBM公司工程师保罗·格林（Paul Green）的鼓舞下，我在1991年就提出，这种由光与玻璃组成的新型传输材料的带宽是铜线带宽的数百万倍，最终会带来通信业的革命，也会开创一段新的经济史。之前，人与人之间主要是经由狭窄的海洋贸易通道和充满噪声的铜质电缆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却是由无线带宽的光纤联系在一起，信息传输将更加顺畅。光纤网络将会催生数字时代的“丰饶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bundance），我们能够通过一个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工具来创造不计其数的资源，用户将面临无限的选择，一套崭新的商业模式也将随之崛起。在数字化世界里，匮乏是不存在的。我将这种现象称为“光纤球”（fi bersphere），我认为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量子物理学及其在工程学领域的衍生学科——固体化学的发展。
然而，我很快就认识到，要想给人们提供移动通信服务，光纤球还离不开大气，就像你的肺离不开空气一样。而在大气中，带宽的丰富性要低很多。比如，在圣迭戈市，如果要在大气中传递光子信号，肯定是太阳占据上风，你不可能争得过太阳，太阳风的作用就相当于超级宽带，因此，借助大气传递信号就面临着很大的限制。这种带宽的稀缺性成为信息论的催化剂，而信息论又为无线通信奠定了基础。
在人们都警告我提防高通公司时，我几乎不了解该公司和信息论，但我想我应该在帕洛阿尔托市的某个物理学教授将高通公司高管告上法庭之前去拜访一下该公司总部。
坐在一个能够俯瞰新总部大楼天井的小桌子旁，该公司的创始人安德鲁·维特比（Andrew Viterbi）和欧文·雅各布斯（Irwin Jacobs）竭力向我解释他们那富有争议的通信技术。雅各布斯瘦瘦的、高高的，说起话来语调非常温和。他用通俗易懂的类比来描述高通公司通信解决方案的优点。维特比个头稍矮，大腹便便，语气坚定地向我解释信息论里面具有决定作用的要点。他们二人之间的反差很明显。所以，那次谈话之后不到10年，维特比就离开了高通公司，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与我见过的大多数高管相比，他们二人都具有他人无可匹敌的知识，即便我在硅谷遇到的那些高管也难以望其项背。雅各布斯在向我解释其通信系统时说得比较清楚明确，我在为《福布斯》杂志撰文时引用得也比较多。他后来向我解释道，他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求学，学习的是物理学和电磁工程学。但他了解了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之后激动不已，坚定地认为信息论将开创信息通信领域的新时代。当时，香农在10年前已发现了信息论的一些规律。雅各布斯最后便师从保罗·伊莱亚斯（Paul Elias）、罗伯特·费诺（Robert Fano）和香农学习信息论。后来，当雅各布斯成为一名教授时，他与香农的办公室在同一条走廊上。
然而，维特比向我讲述的那种深不可测的信息论激发了我的兴趣，使我在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对香农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范围既包括通信技术，也包括生物学，最后又延伸到经济学。维特比认真地指出，高通公司在通信领域占据优势的秘诀就是它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通信系统的容量和效率要想达到最大化，并不需要使其信道的内容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免受干扰且维持信号清晰度，而是接近于模糊的白噪声。
他是什么意思呢？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清楚他为什么把白噪声说成了信息载体。维特比的观点为高通公司的成功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毕竟，根据传统通信观点，噪声会降低通信质量。所谓白噪声，是一种功率谱密度为常数的随机信号或随机过程，即此信号在各个频段上的功率是一样的。由于白光是由各种频率（颜色）的单色光混合而成，因而此信号具有平坦功率谱的性质，被称作 “白色的”，此信号也因此被称作白噪声。理想的白噪声具有无限带宽，因而其能量是无限大的。
维特比的说法不仅不符合我们已经接受的常识，而且与我交谈过的业内人士几乎都不认同他的说法。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业内其他人都很反对高通公司。所有通信企业都在想方设法对噪声发起战争，试图彻底消除噪声以提高信噪比，提高信号强度以压制噪声。整个通信行业采用的都是TDMA（时分多址）数字传输标准，即把信号流分割为不同的时隙，每个时隙再分配给每一部分信息。
这种备受青睐的TDMA数字传输技术在欧洲尤其受欢迎。电话公司之所以喜欢这种技术，是因为它们已经利用这种技术来实现其有线通信网络的共享或多路复用，这样它们就不必去应对移动通信带来的变幻莫测的需求。由于TDMA技术下每个时隙封装一个数据包，所以，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可以保证不同时隙之间互不干扰。
然而，正是这个特点使得TDMA技术成为一种比较僵化和低效的系统，因为大量的时隙没有得到利用，导致了信道容量的浪费，这就像货车空跑一样。此外，因为传统的通信技术在信道分配问题上存在排他性，即一个子信道至多可以被分配给一个用户，所以TDMA技术必须具有足够多的时隙。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带宽来实现数据包的封装与隔离，防止遭到其他信道内部事件造成的噪声干扰。
然而，高通公司却开发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技术的CDMA（码分多址）通信技术。根据CDMA技术，不需要提高信号强度来保证远程传输的清晰度，所有通信者在说话时可以降低音量。雅各布斯将高通公司的技术方案比喻成了一个鸡尾酒会，每一对交谈者都讲着不同的语言，每个人只能听懂对方传递过来的信息，而听不懂其他人所说的话，相互之间不会产生干扰。 CDMA通信系统中，不同用户传输信息所用的信号不是靠频率不同或时隙不同来区分的，而是用各自不同的编码序列来区分，或者说，靠信号的不同波形来区分。如果从频域或时域来观察，多个CDMA信号是互相重叠的。接收端用相关接收器可以在多个CDMA信号中甄选出使用预定码型的信号，其他使用不同码型的信号因为和接收机本地产生的码型不同而不能被解调。它们的存在类似于在信道中引入了噪声和干扰，通常被称为多址干扰。
在《信息论导论：符号、信号与噪声》（An 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Theory: Symbols, Signals & Noise）这本书中，香农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的亲密同事、“晶体管”（transistor）一词的发明者约翰·皮尔斯（John Pierce）从具体数字出发对这种多语言的鸡尾酒会1进行了阐述。要提高信道容量，工程师们有两个策略可以选择：他们可以提高信号的带宽或信噪比。业内大多数人都在着力提高信噪比，即提高讲话的音量以让对方听得更清楚。正如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在其颇具权威性的历史性著作《信息》（The Information）中所评论的那样，“随便问一个工程师，如何才能在一2个信道里传输更多信息，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做：提高信号功率。”但皮尔斯在1980年论证指出，将信号带宽从4兆赫提高到8兆赫之后，3信噪比不到原来的1/33。降低信号功率并提高带宽，比在维持带宽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信号功率的效果好16倍。所以，提高信号功率，或者说提高音量，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如果只有一个人提高说话的音量，那么对方可以听得更清楚，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就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最后干扰通信。
皮尔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带宽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要接近香农极限，就必须采用类似于高斯噪声的、长而复杂的信号波作为代码的基础。”基于扩频技术的CDMA通信系统之所以能成4功，其背后的原理就在于此。这体现了维特比的真知灼见。
在CDMA技术下，数据被封包在类似于低度背景噪声的扩展码中，在传输过程中受到的其他信息干扰十分微弱。当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多时，小区（一个基站发射的无线信号覆盖的区域）内的噪声也会逐渐增加。CDMA允许所有使用者同时使用小区内的全部频带，不存在TDMA那种浪费时隙的现象，也不存在那种高功率模拟传输的噪声。因此，CDMA技术能够实现信道容量最大化。在通话高峰时段，为了容纳更多用户，编码呼叫甚至可以切换到不太拥挤的相邻小区，因为所有呼叫和所有小区使用的都是同样的频带。
高通公司的成就令我十分激动，因为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未来无线网络无比发达的情景。我可以看到CDMA技术能够很好地满足突发性数据传输的需要，而TDMA技术下的时隙和窄频带则无法满足这类需要。 CDMA就像一个鸡尾酒会，如果每个人都用自己所选的语言柔声细语地交谈（就相当于每个数据都具有相应的编码一样），那么通信量将会实现最大化，而且小区内的其他人无法将你的对话和背景噪声区别开。但高通公司的蜂窝式手机内置一款更为强大的微芯片，能够将这些类似于噪声的编码转换成原信息数据，以实现信息传输。高通公司会直接生产蜂窝式手机，然后以合理的价格供应给用户，或者授权其他厂商生产这种手机。显然，其他因素维持不变的情况下，高通公司的战略肯定会略胜一筹。
事实上，其他因素并非维持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但这种变化更加有利于高通公司。在摩尔定律的世界里，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的成本每两年就会下降一半。所以，那些对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消耗较多、对无线频谱等物理资源消耗较少的技术所占的优势将会越来越大。 CDMA就属于这类技术。这就是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等人预料的“信息经济”的真实意义所在。
在信息经济里，企业家利用信息科学来超越纯粹的物理学规律的限制。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信息规律具有令人惊讶的力量，这种力量有利于人类发挥创造力。信息论的核心理念就是选择自由。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自由选择的空间也是有限度的，任何选择都具有“重量”，都会占据一定的空间。
对于任何一门科学而言，其效用都会受到其“信息潜能”的限制。这里所谓的“信息潜能”，指的是一门科学给人们带来的令人惊异的新观念，人们可以根据这种信息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我们往往会过高地评估物理学及物理规律对于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原因恰恰在于物理学的信息潜能很有限，从而使得这门科学看起来是如此合理，如此具有预见能力。正如香农所指出的那样，一门科学的预见能力与其信息潜能往往成反比。
信息论超越物理学规律并非不切实际。从20世纪开始，很多蓬勃发展的经济部门都出现了这类现象。有史以来，信息超越物理规律，或者说意识超越物质，一直是经济赖以发展的动力之所在。在过去的年代里，这个超越过程不太明显，因为信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利用物理规律，而不是超越物理规律。从车轮到罗马拱门，再到美国小鹰镇（Kitty Hawk）海滩上那架飞机的脆弱机翼，人们一直在运用物理学原理来减轻物体给人类造成的负担，或控制与引导物体，或用更少的资源获得更多的收益，或者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物质的效用。在信息时代，物理学将显得黯然失色。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高通公司在这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听了雅各布斯拿鸡尾酒会打的那个比方之后，我暂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当时我还不明白维特比对我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我返回《福布斯ASAP》杂志的办公室，下定决心要把香农的信息论论文钻研透，看看这种“白噪声”或者说“无规则噪声”以及信息传输最大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变成了高通公司热情的支持者。20世纪90年代，高通公司股票的表现可以说雄冠美国股市，市值在10年内增加了25倍。高通公司还促使我逐渐接受了现代信息论，这种信息论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程度，绝对不亚于CDMA通信协议偏离电话工业传统通信协议的程度。换言之，在传统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们提出了均衡理论和自发秩序原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和完全竞争，提出了供给和需求理论，提出了市场机制的奖励与惩罚。而在高通公司的影响下，我逐渐偏离了这些传统的经济学理念，开始研究以非均衡和无秩序、信息和噪声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学，并且认为这类新型经济学是理解人类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
03 信息科学
对于当前这场经济政策危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保守主义经济学派或社会主义经济学派没有成功地压倒对方，也不能像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或罗恩·保罗（Ron Paul）所希望的那样将其理解为凯恩斯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论战的复兴。在这场论战中，一方是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为代表的凯恩斯学派，一方是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在凯恩斯和哈耶克开展开创性工作之时，导致当前这场危机的硬科学还没有形成。
这门新科学就是信息论。完整地讲，信息论错综复杂，存在大量的数学算法，但其对经济的影响却可以通过几个简明扼要的句子来表达。所有信息都是令人惊奇的事物，只有令人惊奇的事物才有资格被称作“信息”。这是信息论的基本准则。信息就是我们在信息传输之前已知的事物与信息传输之后才知道的事物之间的转变。
自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以来，经济学一直把研究重点放在探究经济秩序的本质上。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费尽心机地观察分析在出现变动之后，尤其是价格变动之后，市场赖以恢复秩序和平衡的机制。亚当·斯密及其继承者追随牛顿和莱布尼茨的脚步，试图在经济学领域构建一个有秩序的体系。
但这些经济学家们缺少一门关于无序性和随机性的科学，一种创新的数学，一种对“自由选择”的严格评估与追求。对经济学而言，相关科学发展恰逢其时。当前严峻的经济危机，包括理论危机和实体危机，都源自信息危机。只有经济信息论才能剖析和平息这场灾难。经济信息论领域的先驱包括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阿兰·图灵（Alan Turing），而该学科的数学架构则是由20世纪最杰出的天才克劳德·香农完成的。
香农长期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非常喜欢发明各种玩具和游戏，喜欢能够带来惊异的事物。他的发明成果的重要性起先往往遭到低估，只是到后来，时间才证明他的发明竟然代表了时代和技术的主旋律。他的发明成果主要集中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投资策略以及互联网架构等方面。他成长于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生活在密歇根北部的严寒气候下。香农的祖父是一位农场主兼发明家，发明过洗衣机和许多农业机械，这对香农的影响比较直接。他在年少时期就曾经利用自己家和半英里外的朋友家之间带刺的铁丝栅栏制作了一根电报线。他说：“后来，我们在市内电话局找来了一些制造电话机的零部件，自己组装了一部电话。”这也体现出了贝尔实验室的关键转型，即从电报到电话的转型。
关于香农本人以及整个世界当时如何称呼铁丝栅栏的“信道容量”，目前还找不到任何相关的历史记录。但后来在通信行业的一些会议上，有一些香农的追随者将铁丝每秒传输的信息量称为“香农容量”（这种信息量以千兆比特作为计量单位），而且还饶有兴趣地猜测一根长长的面条在传递信息方面是否也存在“香农极限”。
香农在计算机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之后，又在电话通信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所有这些贡献都体现在了信息论领域一些较为高级的抽象理论中。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电气工程学硕士学位，发表的硕士论文论证了电话交换电路与乔治·布尔（George Boole）在19世纪发明的代数逻辑之间存在相似性。在这篇论文中，他在一种名为“20个问题”的游戏的启发下，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见解：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二进制的、“真与假”二选一的选择，即把布尔代数的“真”与“假”和电路系统的“开”与“关”对应起来，并用1和0表示，这奠定了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基本逻辑。香农可能是将此命名为“比特”的第一人。
后来，这位喜欢摆弄电话的天才去贝尔实验室工作了，当时贝尔实验室正处于涌现创新成果的高峰期。这位年轻的天才经常骑着独轮车、手里抛着几个球来到贝尔实验室的大厅。“二战”期间，香农从事密码学研究工作。1943年，香农有机会和英国数学家、密码学家和信息论先驱阿兰·图灵合作。图灵在英国布莱切利公园对破译德国密码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当时图灵被派到华盛顿和美国海军交流破译德国北大西洋潜艇舰队密码的成果，并在贝尔实验室待了一段时间。香农和图灵在一个自助餐厅见面时，图灵向香农介绍了现在被称为“通用图灵机”的概念。香农对此很感兴趣，因为图灵机的概念和香农自己设想中的“思维机”（thinking machine）概念相吻合。这两位痴迷于计算机的密码学家还探讨了香农所说的“信息论”，图灵对此想法提出了大量的反馈意见。
1948年，香农在《贝尔系统技术学报》（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长达78页的专题论文，阐述了自己关于信息论的想法。这篇论文名为《通信的数学原理》（A Mathematical 1Theory of Communication）。次年，该文编纂成书并出版，美国科学家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还为此书写了序言。该文成为当时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文献，今天仍然被视为互联网的理论基础。
香农第一任妻子形容他相貌英俊迷人，仿佛耶稣一样。据说，香农如同达·芬奇和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一样，也曾经试图制造出一种能够在水上行走的鞋子。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作期间，他邂逅了时任数据分析员的第二任妻子。香农有一个玩具房，布满钢琴、独轮车、下棋机器和一大批令人叹为观止，而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玩具。其中有一个名叫“提修斯”（Theseus）的白色机械鼠，是他在发表那篇长达78页的信息论论文之后不久制造出来的，这只机械鼠可以在迷宫中识途寻路。还有一个能够使用罗马数字进行计算的计算器；一个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盘；一个架空滑车（可以把他的孩子直接送到他家附近的湖畔）；一幅透视画，画中有三个微型的小丑在玩着7个环、10个球和7根棍子；一台由模拟计算机和无线电器材制造的赌博装置，这是他在21点算牌数发明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德华·索普（Edward Thorp）的帮助下制造出来的，目的是在拉斯韦加斯玩轮盘赌时打败庄家，遗憾的是，这个赌博装置在香农家的地下室里好用，而到赌场上却失败了。后来，香农变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技术股投资者，而他坚持认为赌场和证券交易所之间存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差异，这让他的一些追随者感到无法理解。
当我写《微观世界：科学与技术的量子时代》这本书的时候，正是微芯片逐渐崛起之际，我非常痴迷于物理学，而且相信贝尔实验室在1948年发明晶体管是“二战”结束之后10年内最重要的科技事件。今天，我却发现很多物理学家非常痴迷于信息论。香农的传记作家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认为，香农的信息论是一个能够与晶体管相媲美的突破。我是认同这一点的。晶体管在今天的信息技术中得到了普遍应用，而信息时代出现的所有系统都离不开香农提出的信息论的理论支持。作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理，这些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论证，从而变得更具生命力。每隔几个星期，我都会遇见一个利用香农的理论开展工作的公司，一群年轻的工程师们聚在一起，绞尽脑汁想着如何打破“香农极限”。香农的理论似乎既推动又限制了当前技术的进步。这就是现代世界。
要解释并衡量企业家的贡献，就必须摆脱那种专注于市场机制的传统经济学的束缚，建立一种专注于非秩序性、非均衡性和意外事件的新型经济学，更大程度上凸显人的作用。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这种经济学的轮廓。为此，我们先审视一下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秩序和均衡而提出的模式。他认为私有财产权、自由贸易、稳健的货币供给和适当的税收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他这种提法是正确的，因为如果市场丧失了秩序和均衡，陷入了混乱，充斥着噪声，那么人的创新能力将会受到抑制，结果就会妨碍经济增长。再比如，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作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其物理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由有序走向无序，当宇宙的物理熵达到最大值时，宇宙中的其他有效能量已经全数转化为热能，所有物质温度达到热平衡，这种状态称为热寂。在这种极端无序的状态下，宇宙中再也没有任何可以维持运动或者生命的能量存在，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新发明或令人惊讶的事物。
然而，融入了企业家精神的无序则另当别论。这种无序不只是代表混乱或噪声，它也是秩序和变革的结合体，可以被定义为“有益的无序”。
香农是从数字位（digital bit）的角度去定义信息的，根据信息熵对信息进行度量。他认为信息熵指的是出乎意料的或令人惊奇的数字位。“熵”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物理学，用于度量一个热力学系统的无序程度。在信息论里面，熵是对不确定性的测量。但是在信息世界，熵越高，传输的信息越多，熵越低，传输的信息越少。最早提出“熵”这个概念的人应该是约翰·冯·诺伊曼。诺伊曼具有很多充满创意的成果，其中包括计算机体系结构、博弈论、量子数学、核装置、军事战略和细胞自动机。据说，香农有一次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走廊里遇见了诺伊曼，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诺伊曼建议香农借鉴热力学系统里的熵的概念去度量信息。香农寻思着诺伊曼之所以很喜欢熵这个概念，是因为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了计算信息熵，香农提出了一个对数方程，这个方程与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提出的用于计算物理熵的方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信息熵与物理熵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几个容易出现误解的地方，对于没有深入研究过的人来说可能容易出错。对于物理熵而言，当一个物理体系内的所有分子达到了同样温度，且不会产生任何新的能量时，那么这个系统的物理熵就达到了最大值。香农的信息熵是系统有序化程度的一个度量，一个系统越是有序，信息熵就越低；反之，一个系统越是混乱，信息熵就越高。当一个信息中的所有数字位都具有同等程度的不确定性，无法在不招致信息损失的情况下进行进一步压缩之际，信息熵就达到了最大值。这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方程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印证了计算机科学家塞思·劳埃德（Seth Lloyd）2所说的所有物质实在的最初构成都是熵比特（entropic bit）。
对于经济学而言，信息论的关键论点在于，信息就是新闻，信息可以通过其给人带来的惊异来度量。这种惊异就是信息熵。一系列能够预测的数字位根本不会传递任何信息，一系列未经编码的混乱的噪声也不会传递出任何信息。
在香农的信息传输方案里，信源首先遴选出需要传输的信息，然后根据一个使用专用字母表的词典或符号查找表对这个信息进行编码，之后再转换成适合信道传输的形式。但在传输过程中，信道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噪声或其他因素的干扰。在信宿那一端，接收器会对信息进行解码，转换成原始的形式，即转换成相应的信息。无线电台调制电磁波的过程就是如此，你的车载无线电接收设备也可以调制这些电磁波，将无线电台发送过来的信号转换成原声。
信息论的一个高明之处在于它明白通信既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也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光盘、苹果公司的音乐播放器或美国电视录制技术公司的个人录像机也可以进行信息传输，它通过一个信道（CD、VCD、微芯片存储器或硬盘驱动器）把信源的信息（比如原始的歌曲或其他内容）传输到接收终端。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信息传输的成功取决于信道的相对稳定性，即在跨时空传输信号的过程中，信道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信道的改变会产生噪声，一个理想的信道会呈完美的线性，也就是说，出来的信号与进入的信号是完全一样的。不管是对于电话、电视还是数据储存而言，如果一条信道足够好，那么信息在传输与接收期间都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由于信道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信道里的信号可以传递各种变化。变化的信号可以与信道的不变参数区分开来。
在这类无线电传输中，语音或其他声学信号通过调制方案载入电磁波波段。所谓调制，是一种将信号注入载波，以此信号对载波加以调制的技术，以便将原始信号转变成适合传送的电波信号。这一系列规则使得频率相对较高的非机械波能够传输经过编码的声音。这类非机械波以千赫、千兆赫作为量度单位，并以光速运行。人耳只能以频率较低的机械波的形式进行接收。这类机械波以赫兹、千赫作为量度单位，且运行速度只有非机械波的一百万分之一。接收端对接收的信号做相关处理，恢复经过调制的振幅、频率或相位，把宽带信号换成原信息的窄带信号，即通过解扩完成信息传输过程。如果调制波被采样储存于磁盘或长期存储器里，那么即便在几年之后依然可以完成解码。
信息论的一大成就在于用严谨的数学学科去定义和度量信道传输的信息中含有的信息量。香农用熵或惊异去定义并度量信号里的信息量。如同物理熵一样，信息熵是一个事件发生概率的对数的负值（这里的对数是以2为底的对数）。
根据香农对信息熵的计算方案，信息量是根据一个时间出现的概率进行度量的，因为香农认为实际消息是从一个消息集合中选出的，信号是从有限的字母表中选出的，熵就是一个用来度量选择自由度的指标。我们设想这样一种理想化的、简单化的情况，即如果一个系统内各元素或符号发生的概率是均等的，那么这个系统的信息熵达到了最大值。在这种情况下，系统的不确定性只是元素或符号数量的倒数。抛一次硬币会出现两种可能性：正面及反面，任何一面出现的概率均为1/2；1/2以2为底的对数是－1。在香农的计算公式中，这个负数被抵消，也就是说，抛一次硬币可以产生一个比特的信息或惊异。
一系列概率为1/2的比特混合在一起，并不能保证最终得到正确的传输结果的概率也为1/2。不然，通信者会用任意一个晶体管来取代信源，结果也能得到一半的信息。仅仅概率这一个因素还无法告诉接收器哪些信号是需要接收的。信息的衡量指标是熵。
再举一个熟悉的例子。在掷色子游戏里，每一次掷色子时，任何一面出现的概率是1/6。然而，根据香农对信息的定义，每次掷色子产生的信息量却不能根据每面出现的概率来衡量，而是根据它所解决的不确定性来衡量。根据香农的信息量计算公式，这个信息量应该是2.58，也就是说，每次掷色子所产生的信息熵（或者说给人们带来的惊异）为2.58比特。
香农的信息熵评估的是跨时空通信带来的惊异。通过对信息进行度量，他既能确定一条给定的信道在传输信息方面的容量，也能确定噪声对信道容量的影响。在当前这个信息时代，大多数技术都源于香农的信息论。香农对信息论的主要成就包括对比特的定义、对惊异或信息熵的解释与计算、对信道容量的度量、对噪声等干扰因素的影响及其本质的深刻探索、提出了抽象的密码学理论、对多用户信道的规划、提出了信息冗余及纠错规则以及对编码的深刻见解。
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工作期间，香农关注的内容主要是如何满足这家世界上最大的电话公司的需要。但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和启发，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理论能够应用于更加广阔的领域。1940年，香农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数学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却是关于人类遗传学的，题目是“理论遗传学的代数学”（An Algebra for Theoretical Genetics）。他后期又提出了大量有关信息论的真知灼见，并且把基因遗传也作为信息传输的一个例子。他认为基因遗传就是基因信息借助“世界”这条信道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传递。他估计人类一个基因组传递的信息总量为数十万比特。事实上，目前科学家们估计人类基因组传递的信息量为60亿比特，是香农估计的信息量的4 000倍。虽然香农估计错了，但他却率先宣称人类基因遗传包含了一些可以用比特来度量的编码信息。这样一来，他就把信息论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生物学领域。2001年，在其生命即将终结之际，香农对于自己的信息论能否应用于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仍然持有谨慎态度，但其实他早已为信息论在经济学领域的适用性打开了一道大门。
香农之所以持有谨慎态度，是因为他不希望其他学科里那些含有惊异信息和创新内容的词汇污染了自己纯粹的信息论。而正是由于他这种谨慎和自律，才使得他的构想具有普遍适用性。香农并没有创造某一个具体领域的信息传播学，但他的信息论却具有广泛适用性，并没有局限于电话或电视信息传输，没有局限于以无线电波或者地面电线为媒介的物理传输，没有局限于英语语言信息或数字信息传输，也没有局限于音乐、基因组、诗歌、政治演说或者商业信函等文件的属性的测量。虽然他非常痴迷于测量英语信息的冗余度，但他并没有具体地为哪一门语言或代码提出过传输理论。
香农提出的是一个基础性和先导性的理论。他没有明确地指出人脑中究竟是哪个部位产生了具有特定目的、意义、计划、目标和哲学倾向的信息，因为他非常严谨，研究工作局限于基础领域，所以他的理论几乎适用于任何存在噪声等干扰因素的跨时空信息传输，这类信息包括商业观念、企业创意、经济利润、货币价值、私有财产保护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流程。
企业家是商业理念的创造者和管理者。他们希望跨越时空的限制把商业理念转变为现实。我们以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苹果公司的音乐播放器为例。乔布斯在脑海里酝酿出一个理念之后，必须以具体的、物理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或者说对这种理念进行“编码”，最后把产品“传输”到市场上去。这个过程需要设计、制造、营销和配送等流程。这是一项复杂的事业，每一个流程都充满了信息。
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乔布斯能够控制很多环节，但整个项目最终能否成功则要看是否存在一个稳定的渠道，或者说“信道”。如果存在一个稳定的渠道（比如稳定的政策与社会环境），则其能够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圆满地完成各个流程，反之，如果信道不稳定，则很容易导致乔布斯半途而废。与此同时，乔布斯控制范围之外的许多公司也会生产出多种具有竞争性或替代性的产品。苹果公司之所以能够在无线业务上取得卓尔不凡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在以下几个关键环节上取得了进步，这些环节包括陶瓷和塑料包装、数字信号处理、无线电通信、硬盘的微型化、非易失性“快闪”硅存储器、数字压缩编码和不计其数的其他技术。正是得益于这些技术的进步，苹果公司才能够在漫长时间内完成了环环相扣的技术链条。
在生物学领域，遗传信息是通过“世界”这个信道传输的，这个信道具有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化学规律和物理规律。在乔布斯活动的经济领域，他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渠道，或者说“信道”，这个渠道使他在某一个时空点上的想法能够在多年后到达另一个点（即产品端）。对于这个渠道而言，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必须具有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秩序”。乔布斯必须确保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自项目伊始到项目结束期间一直存在。亚当·斯密在定义经济体系这个渠道时，认为其具有以下基本元素：自由的贸易、合理的监管、稳健的货币价值、适度的税收和稳定可靠的财产权保护。目前还没有人对亚当·斯密列出的这些元素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或做出什么重大改动。
换句话说，企业家需要一个在这些重要方面都不会出现巨大变化的渠道。技术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有利于企业自由创新的基本渠道的特征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然，如果政府大幅提高税率，或出台一些反对音乐版权保护的法律，或出现了一些严重阻碍国际贸易的规定，就会导致渠道不畅，进而影响苹果公司研发音乐播放器的整个过程。
信息论考虑了所有这些因素之后，提炼出了这样一条原则：传输一个高熵的、能够给人带来高度惊异的产品，需要一条低熵的、不会出现惊异的、基本上不受干扰的信道。一些不可抗力，比如台风和海啸，会对这条信道造成干扰，只不过强劲的经济体能够从这些灾难中迅速复苏。
对企业家某一个特定的想法而言，其遭受的干扰可能是一项更具竞争力的技术。然而，最普遍、最具破坏性的噪声源恰恰是制度。要想获得稳定的渠道，我们最先依靠的肯定是制度。如果政府忽视了自己作为制度守护者的角色，或者在更糟糕的情况下，政府直接插手经济运行以照顾自己青睐的某些企业，那么可能会造成震耳欲聋的噪声。
如果出现了一个对乔布斯友好的政府，帮助他消除了所有竞争者，或者让他完全垄断了音乐发行业务，那么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对乔布斯的某一款产品产生积极的作用。但禁止竞争性产品的做法会妨碍技术进步，影响乔布斯未来的产品研发，而且一个高熵的、政府主导的渠道充满了不可预期的政治干扰和噪声，将会抑制长期资本投资。
企业家在思考一项发明成果及其成功前景时必须评估潜在赢利性。经济学领域的赢利指的是投资收益。利率水平、利率期限结构和利率风险结构体现了整个经济体的平均收益状况，反映了当前的生产结构和预期货币值。利率也决定了投资新产品的机会成本，即你因为投资于某个新产品而错失的其他机遇。
利率对于经济信息论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利率是衡量真实经济环境的一个指标。如果政府操纵利率，就会传递虚假的信号，导致市场出现困惑情绪，结果就会损害企业家的活动，比如，如果政府为了金融机构的利益而长期人为压低汇率（就像美国政府所做的那样），则会严重地扭曲市场，扭曲产品研发赖以完成的“信道”。利率是噪声，而不是信号。近乎零利率的政策会导致金融机构“过度肥胖”，因为这些“享有特权的借贷者”会把自己持有的大批政府资金重新投入到政府债券上，将一小部分资金用于有用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其余的大部分资金则被投放到了消费信贷领域，刺激了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消费行为。
如果一个企业家需要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支付一大笔费用才能将某个重要产品投放到市场上，那么一般来讲，他必须给风险投资者或董事承诺远高于正常利率的收益。至于这位企业家的真实收益究竟有多少，他所在的整个经济体预料不到，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成功的大企业也预料不到。一种商品具有正常的、可预期的收益水平，同时，创新能力也会带来不可预期的收益水平，不同的创新会有不同的收益。企业家的新产品或新业务会给经济体带来惊异，因此他获得的收益也是令人惊异的，这将打破现有市场秩序的平衡。如果原有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大企业能够操纵整个信道来保护它们自己的产品、业务和利润空间，那么新产品就无法投放到市场。
预期之外的收益也是一种惊异，或者说是一种熵。用德鲁克的话来说，这种收益超过预期的情况就是“正面惊异”（upside surprise）。3德鲁克指出，根据常规指标来衡量的大部分收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收益，因为它们之所以被称为收益，只意味着它们超过了资本成本。只有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才会带来真正的收益，也就是从“熵”的意义上来讲的“正面惊异”。
企业家要想成功，他必须知道如果自己的创造带来了正面惊异，那么相关的利润不会被没收，也不会被政府通过税收给收走。如果这些收益可能会被没收，那么他的整个项目将无法吸引必要的资源，无法将最终的产品投放到市场上。
香农提出的信息熵的概念把创新、惊异和利润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是经济信息论的核心。一项发明成果或一项颠覆性的创新成果的标志首先是它能给人带来惊异，然后才是能带来超乎寻常的收益。这是香农提出的信息熵概念的体现。然而，当市场吸收一款新产品之后，该产品的熵就会逐渐下降，换言之，该产品给人们带来的惊异会越来越少，最后，该产品的利润率将会与市场上经风险调整的利率趋同。在此之后，企业家必须继续研发新产品，给市场带来新的惊异。
熵的经济学描述了企业家将想象中的观念转化为具体形式的过程。在企业家的想象中，熵是无限的，不受约束的，与经济模型无关。但为了让自己想象的内容变为现实，企业家必须在现有资源和战略可能性之间做出具体的选择。这里的熵意味着他的选择自由度。
根据香农的理解，这个创造过程与一切逻辑体系和数学体系都是不相干的，因为它并非起源于可靠的知识，而是起源于商业假设的可证伪实验，它体现的并不是过去的知识，而是意识、意志、纪律、想象力和创造力具有的潜力。
如同所有以数学推理为基础的逻辑体系一样，信息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其无法自证的观念。这些观念就构成了通信领域中的“内容”，通过经济体这条信道进行传输。它们来自于具有选择自由的创造者的思维。一旦企业家将其观念转变成了现实，以可证伪实验的方式将其投放到经济“信道”中，那么这就进入了香农提出的经济信息论的范畴。市场通过熵（即其内容和惊异）去衡量新产品，而新产品也将创造出自己的市场，面临市场的检验，并带来一定的利润。
04 熵经济学
传统的经济学经历过战争与萧条，也经历过繁荣与进步，其核心失误在于未能把握住企业家的创造力在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在经济进步的过程中，关键力量是企业家。企业家在没有政府暗示与专家咨询的情况下，甚至在市场前景毫不明朗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启动新项目，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制订企业发展规划。经济增长与进步、就业与福利、市场与需求都源自企业家的创造力。人口增长、资本积累、经济效率，甚至科学进步都没有企业家的创造力重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相当于信道中的噪声，其结果往往是阻碍经济发展。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没有看到企业家创造力在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所以他们在为政府建言献策时，无不是建议政府从货币供给、总体需求、消费者信心、贸易失衡、预算赤字、资本流动等因素着手，唯独忘却了最重要的因素，即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
几乎所有经济学派的失误都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当他的苏格兰同胞“美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争夺英国国王之位时，当贩奴船在中央航线上从事贸易时，亚当·斯密退休了，回到了他母亲在爱丁堡北部的房子里，开始潜心写作。他退休之前是一位典型的、心不在焉的道德哲学教授，同时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退休之后开始着手撰写《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并于10年之后，也就是1776年，最终出版发行。受到牛顿在17世纪提出的“世界体系”（system of the world）的启发，斯密致力于研究当前那些使世界迅速变得更加富有的商业行为和商业组织，试图构建一个类似于物理学体系那样完整的经济学体系。
通过对这些体系的分析，斯密创造了一套新的经济和商业哲学，提出了制针工厂的批量生产模式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并且提出劳动分工导致商品与收入分配无处不在，给现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而主导了现代人的思维。《国富论》一书把宏观经济描述为一个“庞大的机器”，这个机器内部的各个齿轮在一只“无形之手”的指挥下，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以完美的方式运行着，顺畅性与可靠性如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一般。斯密肯定地指出，企业家是存在的，但是这些企业家很少聚在一起，进行会谈时，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的提价方案。
归根结底地讲，斯密是自由企业、开放体系以及自由贸易最大的辩护者。但在其经济体系中，企业家的创造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是被置于“劳动分工”这个范畴之下。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在《国富论》发表之后的两个世纪内，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派注意到企业家在市场中的核心地位。奥地利学派的集大成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二战”后对自由市场进行积极辩护时，也没有提到企业家对于市场的作用。在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之间，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依然代表着人们对经济组织的主流认知。
然而，尽管宏观经济体存在各种形式的自发秩序和经济均衡，企业家及其创新成果仍不断涌现，颠覆着固有的秩序与均衡。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都承认企业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几乎每一位主流的经济理论家——从亚当·斯密到西斯蒙第，从马克斯·韦伯到卡尔·马克思，从约瑟夫·熊彼特到弗兰克·奈特，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到保罗·萨缪尔森，都没有明确指出企业家在市场中的核心地位，但他们却预测了企业家角色会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趋于弱化，甚至终结。企业家可能有其辉煌之日，甚至会时不时地赢得巨大荣誉，但随着市场的拓展（以贸易协定为驱动力）以及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以市场拓展为驱动力），企业家的角色会趋于黯淡。在新兴经济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将是那些大型机构，这些机构将得到政治力量以及专业知识的支持，而且这些机构将会变得过于庞大而不能倒闭，过于强大而不会受到挑战。
现代社会最终将进入一种物质财富极为丰富的稳定状态，这样一来，那些借助稀缺资源获利的企业家的角色将会相形见绌。一些较为现代的理论家认为，市场环境具有脆弱性，所以不能容忍自由企业那种颠覆性的锋芒。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认为企业家的领导只是市场发展过程中一个过渡性的、非必要性的状态，等待市场发展成熟之后，必然要建立一种等级分明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分工体系，并且认为企业家给市场带来的惊异在某个时刻会彻底消失。
这种对待企业的态度将市场均衡放在首要位置，并且期待那些具有颠覆作用的创新者趋于弱化，所以催生了当前这场经济危机，也催生了经济思想方面的危机，因为企业家冒险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即便当市场进入了稳定状态，即便在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里，资本的作用也不会陨落，企业家的作用也不会磨灭。在2010年的美国，企业家们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创建的那些公司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重超过了20％。同年，美国所有的新增就业岗位都是由那些成立时间不足5年的公司创造的（历史比较悠久的公司反而裁员）。
很多人，包括彼得·德鲁克1、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2、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3、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 er）4、斯图尔特·布兰特（Stuart Brand）5和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6，都曾经在自己的知识范围之外做出了具有先见之明的预测，即我们将迎来信息时代和信息经济。他们都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从金融和保险到国际贸易和教育，从电脑和通信到管理咨询和生物技术，很多领域的经济活动主要是致力于创建和处理各种符号、软件、编程语言和网络。这种现象让他们非常着迷。然而，这些信息产品虽然是新经济学的标志和象征，却代表不了经济学的实质，因为这种实质是企业家的创新能力。
在信息经济中，信息被定义为“惊异”。信息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不是保持平衡，而是打破平衡。我们所逐渐熟知的信息论确定了企业家的重要地位，因为信息论突出了毁灭与熊彼特所称的“创造性毁灭”之间的关系以及混沌与创造之间的关系。
在信息论中，香农强调了信息的“随机性”（stochastic nature）。stochastic一词源于古希腊语“στόχος”，原意为“猜测”，这个猜测过程既有概率性，又有技巧性，既有不可预测性，又有结构性。物理学家用“随机性”这个概念表示随机过程，如布朗运动。所谓布朗运动，指的是分子永不停息的热运动，虽然物理学及化学定律可以对布朗运动提出一定的解释，但分子所做的运动是无规则的。随机过程既不是预先确定好的，又不是完全随意的。在信息传输中，一些熵比较高的比特通过熵比较低的、预先确定的信道传输。换句话说，它是有界噪声（bounded noise）。热寂学中，热力熵的终极状态是只有噪声，而宇宙中再也没有任何可以维持运动或生命的能量存在。香农提出的“熵”的终极状态就是信号在一个噪声相对较小的、具有结构性的信道中的传输，就像高通公司的维特比所庆幸的那种“白噪声”一样。白噪声是一种功率频谱密度为常数的随机信号或随机过程。换句话说，此信号在各个频段上的功率是一样的，白噪声具有无限带宽，因而其能量是无限大。
任何观察者都能在无干扰信道中识别出重复的脉冲发出的信号，如同心电图上的波动一样，这种脉冲也是一种可识别的低熵载体。在心电图上，如果心跳没有变得无规律，那么心电图几乎不会传达出任何令人惊异的信息，因为稳定的心跳在人们预期之内。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信道的传输状态达到了“香农极限”，则会给人带来非常大的“惊异”，这个信道拥有非常明显的随机性，那么对于没有安装适当解码设备的接收端而言，这个信道传输的内容其实就相当于随机噪声（random noise）。
低熵载体的典型例子是电磁波谱。电磁波的范围十分广泛，无线电波和光波都是电磁波。电磁辐射为正弦波。电磁波不需要传播介质就可以在真空中以固定的速率传输，速度为光速。电磁波只能根据赫兹分类，所谓赫兹，即电磁波在每秒内振动的次数。因为电磁波富有规律性，所以可以用来进行信号调制（modulation）。所谓调制，就是对信号源（也称为“信源”）的信息进行处理，使其变为适于信道传输的形式，然后加到载波上，使得一个遥远的接收端（也称为“信宿”）能够感知。因此，无论是通过电线还是通过空气，电磁光谱都十分适于传输信息经济的熵。
高通公司的创建者们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与香农一同学习，所以，他们对信息经济的准备更加充分。而其他大多数无线电企业主要从事模拟雷达、电话及电视等传统业务，对信息经济不甚了解。高通公司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信息论，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理论，所以高通公司能够进军与无线通信相关的所有市场，包括微芯片市场、电脑市场、网络市场和软件市场等等，从而成为信息时代的典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德鲁·维特比和欧文·雅各布斯深刻理解了香农所揭示的数字通信系统内信息、信号功率和噪声的相互关系。对于数字通信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把信号功率最大化，功率的大幅改变会形成噪声。正确的目标是控制好信号功率，将其降低到可传输、可识别的最低水平。数字无线传输的目标不是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大嗓门那样将某一个信号载入功率为5万瓦的电磁波四处传播，而是最大限度地传输给人带来惊异的信息量，也就是信息熵，让一个特定小区内的所有无线电设备都能接收。高通公司的无线通信设备的传输功率是以瓦而不是千瓦计算的，所以，高通公司率先进入了香农所说的低功率通信时代。
维特比提到的低功率的白噪声就是其成功秘诀。白噪声是根据其随机性定义的。每个声音或信号都独立于之前的信号之外，都是不可预期的，所以每一个比特也是不可预期的。这就是所谓的纯噪声。在信息论中，从原则上来讲你不可能将这种随机噪声同一系列不相关的、创新的、给人带来惊异的信号区分开来。两者都是根据其熵或给人带来的惊异衡量的，两者似乎都具有随机性。除非你掌握了解码方法，否则它们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信息论的这个原理驳斥了一切贬低企业家创新精神之作用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只不过是一种类似于“随机漫步”（random walk）的行为，也就是说具有不规则的、碎片化的、琐屑的特征，认为企业家之所以能获得“黑天鹅”般的优势和特色，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市场价格和趋势变化的有利时机，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企业家创新能力的作用也将随之弱化。世界上充满了看起来颇为随机的噪声，但虽然股价或公司看似跌宕起伏，股市或硅谷本质上却不是随机的。香农本身就是一位精明的投资者，所以他深刻地明白这一点，重视人的作用，注重从人的创新能力角度去看待企业的发展。1987年，在回应有效市场理论时，他做出了这样的总结：“我们的确7研究各种图、各种表，但底线是我认为数学没有人和产品重要。”高通公司的崛起不是随机的，而是其创新能力必然催生的一个结果。这体现了创新能力给人们带来的自由选择空间，给人们带来了熵，即带来令人惊异的结果。要理解股市的股价变动趋势，你不需要拿着电子示波器去研究整个股市，然后找出哪些是噪声，你只需要研究一下每个公司及其股价背后的创新过程即可。
企业家致力于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创新能力总是令人惊异的。所以，政府，乃至消费者，都无法对企业家的创新能力进行规划或提出要求。乔布斯在解释自己轻视市场调查时说：“要想按照大众的需求设计产品真的很难，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需要8什么产品，直到我们把产品放到消费者面前消费者才会知道。”在此很多年之前，亨利·福特也曾经说过：“如果我最初问消费者他们想要9什么，他们应该是会告诉我，‘要一匹更快的马’。”一般来讲，发明成果体现了香农所说的熵。这些成果来源于供给方。
高通公司的CDMA技术是一项由供给方提供的、完美的、高熵的、令人惊异的成果。事实上，布鲁斯·吕西尼昂等专家认为高通公司的通信系统不可能成功地应用到实处。通信行业内也没有任何人想到自己会需要这种技术。也没有任何人对这种技术提出要求，而且很多行业领导者都曾经竭力阻止高通公司开发这种技术。但到最后，通信行业内的每个人都在用。
高通公司的赢利就在于斩获了不可预期的收益，而不是利息等可预期的收益。这体现了其通信系统带来的熵。赢利与亏损都是不可预期的结果。当水杯出人意料地满溢或清空时，就会给人们带来熵，即带来惊异。
作为世界上最有创新能力的公司之一，高通公司还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世界上最具营利性公司的地位。从熵的理论来看，高通公司在赢利方面引领了整个行业，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熵。近年来，高通公司的股价被苹果公司超越了，苹果公司在乔布斯的带领下，通过积极创新，成为了世界上最具营利性和最有价值的大公司。信息论推动了高通公司的创新，同样也为苹果公司的所有无线通信技术和设计方面的创新提供了灵感之源。
维特比的白噪声也能为经济政策提供借鉴。白噪声意味着大量的独立信号，每一个信号都与众不同，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在它们共同作用下，整个系统的熵实现了最大化。具体到经济政策方面，白噪声就相当于新兴的小企业和创新实验不断增加，创新带来的利润就实现了最大化，这也反映了人类知识的传播方式。
另一方面，布鲁斯·吕西尼昂以及硅谷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要实现信号传输系统的熵的最大化，应该依靠高功率的模拟信号。具体到经济政策方面，这些模拟信号就类似于大企业、政府项目和银行，这些机构利用自己的权力逐渐壮大，以至于被公认为大而不倒。
事实上，大企业、政府和银行在一段时间内的确会促进经济发展。如果领导者具有创新思维，这些机构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有效的运作。比如，在战争期间，本着为整个经济体服务的目标，大公司能够被动员起来，为国家提供复杂的军用物资。然而，大多数新系统依赖于新兴的技术公司。如同所有的模拟传输一样，大公司很容易被各种因素造成的合力摧垮，这些因素包括领导层权力争斗、外界干扰和部门冲突。在通信领域，只有白噪声策略才能在众多创造性的信号中间消除冗余数据，并纠正信号传输过程中的错误。具体到经济领域，如果采用白噪声策略，大力扶植具有创新能力的新兴企业，最终会培育出一个更强劲的经济体、更多的创新成果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企业家精神在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优越地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商业动态统计”项目对此给予了强有力的佐证。该项目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9年，几乎所有新的就业机会都来自于小规模的初创公司。即使在2009年的大衰退期间也是如此，因为当时那些较老、较大的公司裁减了大约700万个工作岗位，而新公司则增加了230万个工作岗位。2010年，那些得到了风险资本帮助的初创公司创造了美国21％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60％多的股市市值。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上所有的新增工作岗位都来自快速增长的初创公司，尤其是风险资本支持下的科技公司。这些具有创造力的初创公司是经济的心脏。要想解决我们当前的经济停滞问题，就需要重塑低熵载体，即建立一个更加可预期的社会环境，具体地讲，应该在税收、监管、移民等方面制定可预期的规则，并保持货币稳定，这有利于鼓励人们对具有创新能力的初创公司进行长期投资。
这些初创公司是推动创新和增加就业的驱动力。它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新鲜的，它们致力于提高效能（即“做正确的事”），而不是效率（即“正确地做事”）。了解了熵的理论之后，你就会期待创新者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初，高通公司创始人维特比坚信噪声与信息、熵与通信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他这一观点让西方经济学家和理论家感到困惑不已。自从《国富论》出版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企业家寻求的是平衡和秩序。数以百计的保守派经济学家追随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脚步，迈入了“自发秩序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的学术泥沼。在自由主义方面，对“自发秩序”的笃信甚至引发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以至于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等经济理论家认为所有政府都是没有必要的暴政，而罗恩·保罗又在罗斯巴德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阴谋论式的思考，居然认为美国政府、以色列政府和伊朗政府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
熵是衡量惊异性、无序性、随机性、噪声、失衡性以及复杂性的一个指标。熵也可以用来衡量选择的自由度。在经济领域，“熵”这个理念得到重视之后，产生的经济效应便是提高企业的创造力和利润水平。熵的对立面是可预测性、有序性、低复杂性、决定论和平衡。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会自发地呈现出可预测性和有序性，所以，经济调节权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在通信领域，要传输高熵的信息（即充满惊异的信息），就需要一个低熵的载体（即不会带来惊异的载体）。同理，要实现经济高效运行，就需要建立一个低熵的、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如下“载体”：实现法治，维护秩序，保护产权，确保监管的可靠性和约束性，提高政府支出的透明度以及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此外，政府还要扮演适当的、可预测的角色，同时实行适度的税收政策。
但这些低熵的载体不会自发地出现。这些载体赖以产生的前提是市场必须得到明智的政治领导，人们还需要拿出牺牲精神，学会审慎与忍耐，具有智慧与勇气，甚至有时还必须动用军事力量去保卫这些载体。从历史角度看，这些有序的载体起源于人类对超验的宇宙秩序的信仰，体现了层级分明的原则。在成功的经济体中，正是确立了这些低熵的“载体”，高熵的创新成果才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05 罗姆尼、贝恩和学习曲线
20世纪80年代初，《财富和贫困》一书出版之后不久，我接到一个男子的电话。他说话时带有浓重的美国中南部口音。听口音，他似乎来自田纳西州的农村地区，而且似乎长年累月地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对美国企业高管讲话。这个男子名叫威廉·贝恩（William Bain）。他说：“大家都叫我比尔。”他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公司，但我从未听说过他，也没听说过他的公司，那是一家位于波士顿的咨询公司，雄心勃勃地从事风险投资方面的生意。我很快开始也用“比尔”来称呼他，并仔细地听他说。
他邀请我为他的贝恩公司合伙人团队讲讲课。他一再强调说只是想跟我交流一些关于供给学派的想法，并对我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的普遍性和力量可能超出了你的想象。”
我不习惯别人说我低估了供给学派经济理论的力量，所以比尔说的话吸引了我。在比尔之后，我又讲了几百次课，参加了数十次辩论，接触的人物包括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他原是哈佛大学教授，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出任劳工部部长，现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戈尔德曼国家政策学院当教授；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出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以及身高两米有余、为高税收政策辩护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我的出场费甚至增加到了令人吃惊的六位数（我最初是在英国剑桥为一家德国银行讲课时达到这个标准的）。当时，供给学派可谓非常热门。但自从我在贝恩公司进行了那次谈话之后，我开设的每一个讲座、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带有这次对话的印记。我从贝恩公司学到了很多，比在其他任何一次讲课或对话中学到的都多，而且说实话，比我在哈佛大学四年里学到的还要多。在哈佛大学那四年里，除了参加加尔布雷思的一个讲座之外，我几乎没有接触到多少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而且即便那次讲座也让我很不满意，因为加尔布雷思在那个讲座上只是逐字逐句地读他的畅销书。
我究竟从贝恩那里有什么收获呢？那就是我了解到了学习与信息在经济学中的关键角色。我在贝恩公司上的那一堂关于信息经济学的课对我非常有启发意义，转变了我的思维，直到30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全神贯注地研读克劳德·香农的著作。根据贝恩公司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实践经验，原先供给学派经济理论那种“刺激——反应激励机制”被替代，取而代之的是三个微观的经济支柱，这三个支柱分别是学习、信息和企业家才能带来的惊异。
我为贝恩公司合伙人团队开设讲座的地点是波士顿欧尼帕克豪斯酒店（Omni Parker House）。这个酒店的对面就是波士顿最古老的墓地——国王教堂墓地（King’s Chapel Cemetery），会议厅有一个非常豪华的枝形吊灯。我记得那次讲座的听众可能不少于100人，听众都是西装革履的。在人群中，有两个人最引人瞩目，一个是贝恩本人，他是一位干净利落的年轻人，一头金色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另一个是位以色列女性，名叫奥里特·加迪什（Orit Gadiesh），那次讲座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她就荣升为贝恩公司的董事长。但贝恩似乎更加迫切地希望把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介绍给我。
时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贝恩向我介绍罗姆尼时的情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和罗姆尼的父亲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在1966年到1967年之间有过一段惨淡的共事经历。当时，他的父亲担任密歇根州州长，有意参加美国总统选举，我为他写了一本名为“使命与梦想”的竞选册子，但后来一直没有发表。我在此之前也曾经为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写过讲话稿，洛克菲勒患有诵读障碍症，他会给撰稿人支付高额的版税，而乔治·罗姆尼则没有给我提供任何版税，在他看来，我写的那本竞选册子就像“纳什漫步者”的操作手册一样，没有多大价值，以至于最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最后，我在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市的那段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即便你经历了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光，也未必完全是坏事，这段时光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后来，作为网络时代的一位商人，我又感觉到即便你经历了快乐的时光，也未必完全是好事，因为那有可能酝酿着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乔治·罗姆尼竞选失败后没有支付我费用，我一度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甚至陷入了非常落魄的境地，别说与密歇根州的姑娘约会了，就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我不得不买一些廉价食品塞进冰箱里，即使放久了知道可能已经变质，我仍然会从冰箱里取出来聊以度日。当时，我跟洛克菲勒家族仅有的联系就是戴维·洛克菲勒的女儿佩吉曾经借给我一辆白色的普利茅斯牌汽车，但我跟洛克菲勒家族的这点儿联系并没有给我的悲惨处境带来任何改善。曾有一次，我把车停在了罗姆尼办公室前面的那条大街上，由于没有停对地方，被警察贴了罚单。我一时疏忽，没有按时交罚金，结果导致密歇根州两名神情严肃的警察一路把罚单送到了纽约洛克菲勒广场5600号。那两位警察简直太尽职尽责了，他们直接跑到戴维·洛克菲勒的办公室去收钱，毫不知情的戴维一脸迷茫。这个事情之后，我和东部权势集团以及罗姆尼的关系冷却到了有史以来的冰点。
然而，《使命与梦想》这个小册子的研究和主题却为《财富与贫穷》一书奠定了基本框架。我在写《使命与梦想》期间，租住在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市的一家汽车旅馆，在那些黯淡的岁月里，我一个人形单影只，跟那位名义上的作者——乔治·罗姆尼偶尔有一些沟通，他每次过来都会带着一群保镖，似乎要保护自己免受格罗斯角鬼怪的纠缠一样。正因为乔治·罗姆尼没有给我支付《使命与梦想》的稿酬，所以我对这本册子仍然享有完整的支配权。大概10年之后，我在原稿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就成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财富与贫穷》，完善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一切重新做起，肯定不会这么快就做完。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读者大众的热烈欢迎，被视为供给学派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得到了里根总统的青睐。在世的作家之中，我的作品被里根总统引用的次数最多。
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米特·罗姆尼和欧尼帕克豪斯酒店，因为米特相貌俊朗，自信满满，魅力十足，我当时就评价说他比他的父亲更令人印象深刻。他拥有哈佛大学商学院和法学院的学位，在波士顿竞争异常激烈的咨询领域中，他是一位冉冉升起的新秀。更加重要的是，我认为，作为摩门教学校的一名毕业生，他曾经前往法国波尔多市传播摩门教粗茶淡饭的生活方式，体现了摩门教徒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波尔多市传道期间，他驾车外出期间与当地一名天主教牧师驾驶的汽车迎面相撞，险些丧命，后来被抢救过来，但与他同行的1那位传道会会长的妻子却被这场车祸夺走了生命。
贝恩公司的一个特色在于其咨询顾问们个个才华横溢，堪称本公司的顶梁柱。他们一心想着做到首席执行官的位置，都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地从基层做起。贝恩公司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公司高管，很多高管都是出了名的专横傲慢，而这些有能力、有胆识的年轻人往往能在生死攸关的大事上给这些高管们提供建议。1981年，我在波士顿欧尼帕克豪斯酒店给贝恩公司的合伙人开讲座时，在场的年轻人都非常优秀。当时，在他们中间，米特·罗姆尼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对于我和他父亲乔治·罗姆尼之间的关系，米特似乎不是很感兴趣。我的感觉是我在兰辛市住的时间似乎比他还要久。平心而论，抛开我在兰辛市的遭遇不说，我对乔治·罗姆尼这个人还是很尊敬、很欣赏的，他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打一轮高尔夫，只用三个球，击一杆就亲自跑过去捡球。他身材伟岸，是一位极富灵感和感召力的企业家，曾经担任过美国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对于米特·罗姆尼来说，乔治·罗姆尼不失为一位模范父亲；但我最后发现他很容易被洗脑，很容易被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念蒙蔽了思想。
乔治·罗姆尼坚持认同常春藤盟校那些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观点，而这却成了一个令他感到羞愧的选择。从老布什、小布什时期开始，一直到约翰·麦凯恩竞选总统之际，共和党人都认为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领域拥有至关重要的智慧，但这却成了共和党人的一大软肋，给他们带来了危险，因为总体来讲，这些经济学家们并不是如他们所想的那样有智慧。这些经济学家们过于关注静态的宏观经济数据，迷住了自己的双眼，看不到经济生活的真实情况。此外，他们过于关注负债问题，导致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政策对经济资产价值的影响。他们用于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模型把一切要素都视为某种形式的支出去衡量，导致他们容易采取操纵经济的政策，采取强制性的财富再分配政策，这些政策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和企业的发展。他们大肆渲染“净出口”这个支出类别，认为美元贬值是刺激疲软经济之策，以至于没有看到美元贬值会导致国家所有资产贬值的后果。
乔治·罗姆尼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屈服了。他在担任密歇根州州长期间，政府支出规模十分庞大，他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颁布了一部收入所得税改革法案。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他担任美国城市与住房发展部部长，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诱惑下，实行了一系列政府项目，但效果着实不敢恭维。1972年，美国联邦住宅管理局和美国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吉利美）在抵押债券上爆出了一桩丑闻，乔治·罗姆尼受到了一点儿牵连，甚至有人指责他是住房抵押贷款的始作俑者。这种抵押贷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拖垮了乔治·沃克·布什政府晚期的美国经济。
当米特·罗姆尼刚开始进入政治领域时，我希望他能超过他的父亲，成为一个在经济方面有主见的人，能够抵制住空泛的、没有号召力的“温情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共和党提出这套竞选理念的同时，民主党奥巴马提出了“希望与变革”的理念。事实表明，罗姆尼是没有主见的人。为了赢得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席位，为了与爱德华·肯尼迪同席而坐，他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抛弃了他之前一贯坚持的原则，让我感觉十分惊恐。胜出之后，他竟然又否定了其共和党前辈里根的经济理念。事实上，里根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两次在马萨诸塞州大获全胜。
从表面上来看，罗姆尼不大可能成为保守主义的支持者。虽然他在马萨诸塞州时很容易做出政治妥协，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能力十分突出的领导者，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把握比其他任何共和党人都要好。1984年，米特·罗姆尼和贝恩公司的其他两位合伙人共同创建了贝恩资本（Bain Capital）。此后，他卓越的管理技能在私募股权领域缔造了一段令人震惊的记录，虽然后来他的政治对手不遗余力地拿这段历史抨击他，但实际上都不能抹掉他的功劳。20世纪90年代初，贝恩资本的母公司——贝恩公司的创始人们试图套现，导致公司一度走上了错误的发展轨道，陷入了危机，最后米特·罗姆尼出面，采取了一些果敢、坚毅的手段拯救了母公司，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又增添了新的一笔。他采取的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将创始人的股权砍掉50％；大幅降低高管薪酬；裁员50％；制止了高盛公司和美国政府等债权方的干预。最后，他力挽狂澜，扭亏为盈，为他日后进入政界做了个很好的铺垫。他并不拿这些往事来吹嘘自己，但他可以说完美无缺地展示了非凡的危机管理才能。这种才能在他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中得到了多次体现。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就掀起了公司重组的浪潮，而米特·罗姆尼领导下的贝恩资本就是这场浪潮的先锋。之所以出现这场全国性的公司重组高潮，是因为美国在通胀高企的20世纪70年代实行了高税收的政策，企业为了避税而纷纷走上了并购之路，亏损企业和赢利企业合并之后，就能实现避税目的。这造就了很多集团和公司的规模一度过于膨胀。当时的流行语就是“要么并购，要么挥霍”。在高通胀、高税收的共同作用下，公司的实际收益可能荡然无存。企业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纷纷开始大肆增加支出，修建了很多全新的、富丽堂皇的总部，购买了喷气式飞机，大幅提高娱乐接待方面的预算，大型集团的下属企业往往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导致企业总体上的运作效率非常低。经过这股大肆增加支出和并购的浪潮，美国公司股权的实际价值灾难性地下降了60％。
后来，为了应对高通胀，里根总统采用供给学派的经济理念，调整了之前的高税收政策，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在低通胀、低税收的新形势下，原来那些在并购浪潮中形成的大型企业集团无法进行高效的运作，不得不分拆重组，但这种做法遭到了内部人员的反对。罗姆尼是这场重组运动中的一位领导者，这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企业的价值。
这段历史对于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因为在这次重组浪潮之后，美国在卡特时代之后再次在公司所得税税率改革、呼吁政府救助企业上走在了世界前列。独立经营的企业挣扎度日，美国出现了熟练劳动力和净资本流出的现象，美国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结果导致债务问题成为美国日益无法承受之重。
虽然美国迫切需要重组政府和企业，但国民的记忆却被蒙上了阴影。为了说明罗姆尼领导下的贝恩资本导致人们失业，罗姆尼的批评者们便采取了个案分析的方法，在媒体上大肆渲染贝恩资本控制下的某某企业进行了大规模裁员，而罗姆尼的辩护者们也采用这种个案分析的方法去辩护。但这种只着眼于个别企业的分析方式无助于我们从整体上了解企业重组的影响。从整个经济体的角度来看，里根时代的企业重组浪潮释放出了多达数千亿美元的资本，使这些资本得到了更好的运用，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美国企业的整体价值。释放资本的受益者就是风投公司。这些风投公司投资了很多科技公司，其中包括思科和谷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他的团队一道仔细研究了公司重组与失业的关系。根据詹森的计算，从1976年到1993年（罗姆尼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内掌控着贝恩资本），美国共发生了42 621次公司并购，涉及金额总计3.1万亿美元，收购溢价比例的中值为41％，按照当时的美元价值计算，为股东带来的溢价总额为8 990亿美元，按照今天的美元价值计算，则远远超过了1万亿美元。收购方公司也获得了收益，且在过去这么2多年间收益率呈现出了逐年攀升的趋势。因为贝恩资本在罗姆尼的领导下表现不俗，所以其开展大规模并购之后的收益率肯定超出了平均水平。
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认为这类溢价掩盖了股东、工人、供应商，甚至整个社会的财富转移。詹森不认同这种批评，指出在这些并购交易之后，资本支出、研发、就业和股票价值都大幅增加了。从1976年到1993年（包括了里根时期），美国轻松地领跑世界，因为它创造了5 000万到5 500万个就业岗位，薪资水平稳步上升，而失去的就业岗位只有1 000万到1 500万个。 因为美国创造就业的速度比海外的竞争对手快得多，所以这次企业重组几乎不可能向国外转移就业机会。在这个时间段之后，美国在创造就业方面仍然继续领导世界，发起了计算机革命，制造业领域的高就业率一直维持到了2000年。
如何解释私募股权投资和并购引起的巨大影响呢？詹森着重强调指出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协调克服了“代理问题”。所有者去治理企业，能够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因为所有者就是自己的代理人，代理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其他管理模式会导致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出现潜在的甚至公开的利益冲突，因为经理人会在利益的诱惑下采取损公肥私的措施，雇用亲朋好友，建立自己的帝国，而股东则只会想着谋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然而，与贝恩资本的负责人进行交谈之后，我了解到私募股权交易产生巨大效益的内在原因就是它让知识与权力之间实现了更好的统一。罗姆尼可以为其股东创造价值，因为他既掌握着贝恩公司的经营权力，又对其目标公司的情况和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有着深刻理解，这种理解就是信息，就是知识。知识与权力之间更好地统一才能创造价值。如同沃伦·巴菲特、约翰·杜尔以及其他成功的投资家一样，罗姆尼也通过合法渠道了解了目标公司的所有者以及其他有意向的并购者的情况，并在掌握这些内幕消息的基础上开展交易。
相比之下，规定了“公平披露”（fair disclosure）原则的证券法不利于上市公司披露真实信息，因为上市公司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有可能与股东的利益不一致），在披露信息之前会先让法务部门和公关部门对将要披露的信息进行“消毒”处理，导致股东无法获得真正有用的信息，进而削弱了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所产生的影响。这类法律的负面影响就是，当一个公司上市之后，它会把信息视为私有信息。除了每个季度披露一些像谜语一样的数字之外，律师和公关专家会过滤掉一切具有实质意义的信息。
控股公司（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通用电气）、风投公司（如约翰·杜尔的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如罗姆尼的贝恩资本）都摆脱了这个怪圈。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可以深入了解他们所做的投资。他们合法地把所有者的知识与经营权力结合在了一起。作为企业家，他们掌握着经济体中最强大的资本，即对金融的充分了解。
如果罗姆尼认真听了我在1982年开的讲座，那么30年后，他可能会更加有力地反驳其政治对手对于风险投资的指责。我赞同企业家、经济学家马克·史库森（Mark Skousen）提出的观点，即在真实的经济中，消费者支出所占比例根本没有70％（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模型忽略了供应链的中间交易），与经济增长也几乎不存在多少相关性3（因为“供给创造需求”）。我在讲座中讲到了风险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以及企业家对于减税采取的应对举措。我说：“高税率不会阻止富人变得更富，而是会阻止其他人变富。累进税率不会带来收入再分配，只会把纳税人从工厂和办公室赶出来，赶到国外去，或者迫使他们早日退休。”这些观点是我一贯所坚持的，今天仍然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当我们考虑一下欧洲或加州的情况时，或许更能体会到这一点。我提出的观点就是，投资者只有通过服务他人才会兴旺发达。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风险投资者和私募股权的效率之源究竟在哪里，我还没有真正理解。
我开完那次讲座之后，就在贝恩公司开始了一段很有启发意义的学习经历。给我提供指导的，主要是比尔·贝恩本人和他顾问团队中的一位主要成员——托马斯·科尔曼·安德鲁斯（Thomas Coleman Andrews）。托马斯戴着一副角质框架的眼镜，显得很有威严。他和他祖父同名。他祖父曾经作为“州权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了美国总统竞选。虽然他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但他在达特茅斯学院读书的那些年似乎给他的成长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记。约翰·凯梅尼（John Kemeny）担任院长期间，达特茅斯学院的计算机教育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罗姆尼为贝恩公司筹措资金时，托马斯是罗姆尼的主要伙伴。
贝恩和安德鲁斯对我解释说，贝恩公司在为客户提供顾问服务时，很多时候会建议客户大幅降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在这一策略的背后，一部分原因是政府降低了税率，进而减少了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成本，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大幅降价能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贝恩公司自身在经营过程中也是如此，为客户做第一个项目时往往都是免费的。比尔·贝恩说：“我们已经发现，大幅降价会带来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好处，不仅仅是扩大市场份额、提升资产价值、增加收入和利润，而且能让降价企业更多地了解它所处的战略环境，刺激竞争对手出现过度反应并出错。”
贝恩解释道：“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一个企业本来就处于困境中，此时它再提高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就往往会引发持续性的衰退。”当它们选择高价路线时，市场前景会趋于暗淡，而且随着其交易量日益萎缩和竞争对手不断进步，它们的技术进步步伐也会放缓。贝恩把卡特总统时期的美国视为一个处于困境中的企业，而这个企业为了应对自己的困境，却选择了提高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由此引发的负面影响就不难预料了，比如竞争优势被日本和德国抢走，政府实际收入减少，股权价值暴跌，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了病态。现在，在奥巴马的治理下，美国再次出现了这种局面。
贝恩的分析思路体现出来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著名的“学习曲线”。学习曲线是美国海军的研究团队在“二战”期间的研究成果。“二战”后，布鲁斯·亨德森（Bruce Henderson，田纳西州人，在范德堡大学获得了工程学学士学位）带领波士顿咨询公司对美国海军发现的这一深刻见解进行了研究和拓展。20世纪60年代，亨德森先后雇用了贝恩、罗姆尼以及自己的朋友内塔尼亚胡这三个人作为自己的顾问。这位内塔尼亚胡就是未来的以色列总理。这三个人在供职于波士顿咨询公司期间，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都有了初步了解，围绕着学习与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创立了企业经济学，他们为学习曲线理论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学习曲线”也可以被称作“经验曲线”，指每当产品或服务的销量翻一番，其制造成本就会下降大约20％到30％。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由于工作经验不断积累带来的结果。产出规模和销售额增长的同时，企业家的知识也会保持增长。这种知识的增长来自于企业方方面面的改进，每一个制造流程的改进，以及设计、营销和管理等环节在细节上的改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学习曲线也适用于消费者，随着产品价格的降低，消费者会逐渐学会如何使用产品，并拓宽产品应用范围。
因此，企业价值的根源是经验。一个公司的价值高低，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企业的知识、客户的认知、资产与负债的平衡状况以及政策环境。贝恩资本之类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对所有这些因素起到了改进作用，所以能够实现资本收益。
学习曲线描绘了生产力随着生产经验和生产规模的增加而提升的趋势。无论企业为客户提供什么产品，从缝衣针到饼干，从推销保险单到通信，从猪肉到肉鸡，从钢锭到飞机，都符合这条曲线。但如果你提高税率，就会放缓企业学习知识和积累经验的步伐，增加企业和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降低资产价值，提高债务，降低私营部门利润和公共收入。与私营部门相比，我们的政府变得更强大了，但放到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去看，政府却变弱了。
继波士顿咨询公司之后，迈克尔·罗斯柴尔德（Michael 4Rothschild）在整个生物界也发现了同样的学习曲线。迈克尔也是一位商业咨询顾问，撰写了《生态学》（Bionomics）一书。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亨德森提出的“产品累计生产量增加一倍，单位产品的成本则降低25％”的论点同样适用于生物界，从原始人类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狩猎到采集雨林里的黏液菌收集养分，都能体现出学习曲线的作用。（今天，人们正在尝试着用黏液菌进行生物计算机学的研究。）《生态学》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即从智力进化角度来看，公共部门工会的进化速度还赶不上绦虫（这种寄生虫很少会吞噬其宿主）。
10年之后，在《超常并不遥远》（The Singularity is Near）这本书中，发明家、预言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发现科技会呈现出指数般的进步，其进步速度将让经济史无比珍视的国内生产总值的5增速黯然失色。罗斯柴尔德和库兹韦尔都把握住了学习曲线的要义。他们在19世纪的先驱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加速度法则》（The Law of Acceleration）一文中可以说也把握住了学习曲线的精髓，因为他预言科技将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加速度法则》被收录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一6书中。但亨德森和贝恩却是率先深入探索了学习曲线的起源的人。
罗姆尼有时候却无法领会学习曲线对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启示。他是出了名地喜欢用数据说话。在马萨诸塞州担任州长期间，他推出了全面医保法案。从理论上来讲，他的那个法案在刚通过之际完全适用于当时的病人规模和医疗设施的状况。但该法案生效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正如贝恩所预测的那样，有过亲身体验的人在这场改革中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而这套法案却受到了政客们的操纵，导致知识和权力出现分化。最终的结果是，该州的医疗费用翻了一番。
长期以来，贝恩公司传授的一个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则就是，人们会逐渐学会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认为免费的物品。如果一个物品是政府用税收支付的，那么对于使用者而言，它就相当于是免费的。比如，虽然在需求学派的分析人士看来，全面实行免费医疗是解决医保问题之道，但对于供给学派的分析人士而言，实行这种医保政策将会引起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会阻碍学习，阻碍技术进步。无论政客们向容易受骗的选民承诺什么，政府服务终归无法逃避供求关系的约束。如果政府“免费”提供一项服务，将会刺激出无限的需求，最终反过来扼杀了供给。奥巴马目前实行的医保法案与罗姆尼很多年前在马萨诸塞州实行的医保法案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例如，为了执行奥巴马的医改方案，美国国税局需要再雇16 000名税务工作人员，同时需要大幅提高各种税费征收标准，以便为实施全面医保法案筹措资金，而且这套法案其实降低了在医疗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的医生们的7权力，实行增税和新的管理措施也会限制医疗器械的供给。知识与8权力之间的空隙充斥着政府规定和价格管制。
亨德森和贝恩的发现代表了经济学的革命。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这种资本收益来自于规模经济和经济实力，面对这一观点，人们合乎逻辑的行为就是尽力扩大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规模。但根据贝恩的模式，销量增加了信息和学习，扩展了知识和经验。企业发展并不是来自于过度投资，而是来自于回应客户需求，提高产品或服务的销量。销量的提高不仅会让企业学到更多，还意味着企业与更多的客户实现了互动，结果是客户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更加充分地利用产品，进而增加了产品的销量，反过来又促进了企业的生产活动，帮助企业获取了更多的知识、权力、熵和利润。
经济增长不是源于激励，不是源于对工人和企业实施“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奖励和惩罚机制。很多人都批评市场经济的奖励体系是一套不人道的体系，资本所有者巧妙地操纵了人的需求和饥饿，比温和的奴隶制好不了多少。财富实际上源于学习、信息和创新，企业在给客户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工人在劳动中学到的经验越来越多，经验是对其辛劳的弥补。市场经济把知识和权力融合在了一起，重点关注人类思维带来的创新和惊异以及自由带来的好处。因此，市场经济是符合人性的经济体系。
乔治·罗姆尼坚定地认为美国经济是为人服务的，不能认为人是为经济服务的，这就说明他本能地意识到了市场经济激励体系的局限性，更加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在贝恩公司，他的儿子在他这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消费者的重要作用，指出消费者如同企业家一样，不仅仅是在支出，还在不断地学习。
06 学习的程度
1976年，为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朝圣山学社做了一个在经济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深入阐述了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经典理论，即“市场范围塑造并呼唤劳动分工，进而催生了一系列创新行为”。施蒂格勒评论说：“这个深刻见解是让亚当·斯密能闻名于世的1原因之一……任何一部经济学著作都会引用它。”
斯密这个理论对自由市场的扩张及其带来的结果予以褒扬，为当前盛行的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大多数流派的经济学家都对其心怀敬意。但自由市场的胜利也导致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因为斯密在褒扬自由市场的同时，没有正确认识到企业家的地位，认为企业家只不过是市场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市场的创造者。这种观点就是我们所说的“需求学派”的“原罪”，即从根源上来讲，“需求学派”就存在过于注重需求、注重消费者而忽视企业家的错误。
斯密认为企业家被市场强制牵引着，会扩大业务直到占领整个市场，并垄断市场。如果市场范围决定创新，当市场已经被占领到极限，创新还如何继续产生？于是，斯密和他的大批追随者只能预测市场将陷入“静止状态”。
如果说企业家的创新受到了市场的限制，那么当一个企业家深深地陷入用资本、制度和工人建立的堡垒之后，由于企业规模太大而丧失了创新能力，那么还有什么力量能让企业家摆脱固有市场的限制去继续创新呢？明显的结论就是只有国家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只有国家享有反托拉斯的权力，肩负着监管经济的职责，能够阻止一个自由的经济体系退化为一个寡头垄断的、压抑创新的经济体系。
然而这类大而不倒且无法创新的垄断企业几乎没出现过，经济学家们感到困惑不已。于是，从亚当·斯密那个时代到今天，经济学家们进行无数的研究，希望寻找类似的垄断组织或具有垄断色彩的企业或其他一些力量比较强大的私营企业。他们的精力集中在大型企业上，如美孚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微软公司以及现在的谷歌公司。他们希望在这些企业丧失市场主导地位之前帮助企业寻找出问题解决之道，但他们给出的答案既错综复杂，最后又没有多少实质意义。这些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之所以失败，根源就在于亚当·斯密犯下的一个重大失误，即过于注重经济的需求面。“市场决定技术，需求创造供给”的观点是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观念给企业家的活动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破坏和干扰。30年前，我就认识到传统经济学中存在这个错误观念，这种认识促使我撰写了《财富与贫穷》一书。
市场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生产方式。相反，是企业家和他的产品创造了市场。西方法律的演变历程就体现出了法律体系对企业家地位的重视，认为企业家的地位高于市场的地位。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Berman）在其著作《法律与革命》（Law and Revolution）一书中提到：“最初，商法的发展主要是靠商人推动的，商人组织国际展会，开拓国际市场，成立商业法庭，在西欧蓬勃发展的城市地区设2立商业办公室。”
那种认为企业家创造市场的观点并不是新近形成的，而是早在亚当·斯密时代就已经存在。如果市场范围（即需求量）并不随生产过程而改变，那么除非物资严重匮乏，否则旧式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永远不会相交。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制针厂案例中就阐释了这一点。通过对缝衣针的生产过程进行分工，扩大生产规模，工厂提高了劳动效率，从而获得巨大利润，这一点让斯密惊叹不已。在一个工厂内，与每个工人独立完成所有生产流程相比，组织10名工人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生产缝衣针，最后产量高出数千倍，生产成本也低得多。
成本为1美分的缝衣针和成本为0.1美分的缝衣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拥有的市场也截然不同。成本10美元的晶体管和成本十万分之一美元的晶体管的情况也一样。成本降低，市场规模随之扩大。
比尔·贝恩在波士顿咨询公司所做的最早的一个项目就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佐证。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德州仪器公司，海军退役老兵帕特里克·哈格蒂（Patrick Haggerty）积极支持运用学习曲线来指导电子元件的生产。当时，德州仪器公司刚开始研发半导体产品，如锗二极管和第一代硅晶体管，而且市场前景还都不明朗。这些新兴产品需要重新设计一下原有的生产系统。原有的生产系统采用了当时非常高级的微型真空管，而微型真空管的生产已经印证了学习曲线的有效性，即随着这种真空管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企业学习到的经验越来越多，生产成本也就越来越低。在哈格蒂的支持下，比尔·贝恩的顾问团队为德州仪器公司制定了大幅降价的战略，价格甚至低到了还不足以覆盖生产成本的程度。哈格蒂等德州仪器公司的领导者认为从学习曲线来看，随着销量的增加，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也会大幅下跌。最后，该公司一跃成为市场主导者。该公司生产的晶体管印证了学习曲线的有效性，表明这个曲线可以创造出新的市场。
大概在同一时间，也就是1965年的时候，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电子学》杂志35周年专刊上撰写了一篇观察评论报告，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预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隔一年都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当时，年轻的摩尔还只是仙童摄影器材公司（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旗下一家子公司研发部门的主管。他整理了一份观察资料。在开始绘制数据时，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趋势。摩尔这个预测是基于他的年轻同事——卡弗·米德（Carver Mead）的研究成果。卡弗·米德是摩尔的朋友，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摩尔在做出这个预测时，并没有估算过任何市场需求，因为当时晶体管几乎还没有市场需求。米德将这个预测称为“摩尔定律”。后来这项定律经过了几次修正，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翻倍所需的时间先是变为18个月，最后又变成了两年。摩尔定律也可以称为“亨德森定律”（Henderson’s Law）或“贝恩的财源”（Bain’s Bonanza），因为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注重产品的供给对于市场需求的刺激作用。
摩尔定律和贝恩、亨德森的学习曲线理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学习曲线的长度。芯片行业积累经验所需的时间比其他行业少得多，汽车制造业则不同。从1915年开始，汽车生产数量需要5年才能翻一番。但是道理是相似相通的。虽然当时还没有柏油路，没有加油站，也没3有维修站，但汽车发明出来并且降低价格后，它的市场便扩大了。
在研究这种现象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们经常强调是需求弹性的作用。所谓需求弹性，即在一定时期内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变动对于该商品的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换句话讲，就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百分之一时其引起的该商品的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然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更重要的因素其实是供给弹性，它取决于企业家的创造力、关键资源的可利用性以及生产材料和生产体系的客观属性。
在生产材料方面，摩尔首次提出，集成电路比其他产品拥有更大的优势。集成电路主要由硅、氧和铝制作而成，而且这三种元素是地球表面最常见的元素。土地肥力的消耗会影响农民的收益，土地资源的紧张会影响高速公路承包商的收益，而微芯片制造商消耗的资源主要是芯片的设计方案，而设计方案存在于人脑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芯片的微型化及学习曲线效应使芯片市场不断扩大。仙童摄影器材公司生产的1211型晶体管就是一个例子。电视机上安装的超高频调谐器必须使用这种晶体管。20世纪60年代初期，每台电视上只安装了一个晶体管。晶体管的销量多少会受到家庭数量的影响，家庭数量多，则所需电视机多，所需晶体管数量也随之增加。因此，全球市场的晶体管销量也只能拓展到几十亿个左右。为了达到这个销量，该公司把1211型晶体管的价格降低到了10美分左右，只相当于晶体管的包装费用，这已经是当时的最低价格了。价格降低后，销量急剧增加，促使公司扩大生产规模，使得成本飞速下降，最后使得该公司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从1963年到1965年，仙童公司占据了美国超高频调谐器市场90％的份额。
然而，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单个硅片上能够容纳的晶体管数量越来越多。今天，一台大屏幕的电视机就包含了数万亿个晶体管，而在几十年前，全世界所有的电视包含的晶体管数量都没这么多。得益于香农在信息科学方面的贡献，现在每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都带有视频播放功能，而这些手机和平板电脑都包含了数十亿乃至数万亿个晶体管，而每个晶体管的成本只有千分之一美分，甚至更少。在信息经济时代，注重供给面的经济投资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
摩尔定律预测的技术进步速度不仅仅适用于米德预测的能够容纳数十亿晶体管的芯片。米德原本认为由于量子隧穿效应的存在，硅片容纳晶体管的密度必定存在上限，因为硅片会不规则地传导电子。从物理学方面来讲，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但在现代经济中，信息论的贡献多于物理学。
米德的这个预测说明他低估了信息论在未来的贡献。香农已经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复杂的冗余纠错及降低电压技术，利用不稳定的组件生成稳定的系统。现代存储芯片包含上百万个内置冗余晶体管和纠错逻辑，它可以在大约1伏特电压环境下工作，而之前存储芯片的工作环境需要10伏特。现在芯片上的晶体管工作电压降低，并内嵌更多的冗余纠错逻辑用于自我检测。晶体管的生产数量已达到100亿甚至更多。今天，平面芯片的时代已经快结束了，芯片产业开始向三维芯片进军。
在制造业方面，物理学上的突破越来越难，生产效率的提高更多得益于信息论的运用。信息论的成果包括新型计算机体系结构、机器人效率和压缩技术，而信息论的终极目标是应用程序虚拟化。计算机硬件不断发展，现已可以用抽象的程序代替从前的物理生产过程。存储、程序和网络都能被虚拟化。无论是一本书、一个压缩光碟、一个DVD、一个电脑游戏、一本生产手册或操作指南都能被编码和压缩，从书架上转移到计算机里，也可以从网络上传输给其他共享设备。简而言之，它们被虚拟化了。
这种虚拟化技术现在正改变着制造业。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创客：新工业革命》（Maker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在他的3D机器人技术公司里，制造业4虚拟化正在迅猛发展。就像个人电脑实现了信息产品的大规模生产那样，3D打印机的发展使得制造业发展得更快。正是因为这种技术上的突破，而不是市场的原因，制造商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调整它们的产品；同理，拥有个人工作站的人也能自己打印书籍或图册，与全球的出版商共同竞争。
企业创新不断地扩大市场，直到涵盖了一切人类活动。今天，理论上，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台廉价打印机，在未来，每个人也将能拥有一台用于生产制造的3D打印机。在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商品和服务将会被数码虚拟化，根据每个用户的需要量身打造。
虚拟化是意识与物质的结合、信息与能量的结合，而学习曲线体现了虚拟化对生产效率呈现爆炸式增长的推动作用。信息和能量的结合就能带来信息熵。信息熵通过信息中所含的新闻或惊异来计算信息量（即令人惊异的比特数量）。“劳动分工”程度由这种信息熵决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高，产品的熵越高，市场也越广阔。
企业要想实现信息熵的发明，需要经历灵感时刻，即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新的事物也随之诞生。这些高熵的突破让财富滚滚而来。但从完整的学习曲线来看，我们需要程序化的生产。在通信中，我们需要获得令人惊异的信息（高熵），而在大规模制造过程中需要的是一条可预测的信道（低熵）。
比起其他的学习曲线，摩尔定律更能体现高熵产品（即令人惊异的产品）、利润、低熵信道（即稳定、可预期的生产过程）和载体（即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不掌握新的生产流程，单凭信息熵高的企业理念和令人惊异的芯片设计理念，公司无法迅速壮大或赢利。在工厂或晶体制造中，惊异通常意味着停滞和破坏，而在生产线上，惊异经常是坏消息。
热力熵算的是损耗的热量和运动，即混乱和无法恢复的能量。在提倡高效率、循环利用和可持续性的今天，人们很关注能量损耗问题。然而，如果仅仅通过发布规定来限制物质浪费、降低企业污染排放量和用循环条例来限制生产行为，是无法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物理熵的。同理，政府利用权力去压制企业家的知识也无法创造更高效的经济。我们需要通过发挥学习曲线的作用去持续扩大市场范围。
高信息熵会生成高物理熵。任意一个生产过程在一开始都面临很多不确定性。没人知道机械设备能有多大承受力；管理者必须紧密地监督，储存大量物资以备不时之需，并保持高制造公差，以防止错误或偏差的出现。生产效率低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信息造成的。没有大量生产数据的积累，就无法设定一个低熵的、可预期的标准，管理者也就无法将什么是重大缺陷，什么是微小故障区别开来。
在任何一个工业领域的学习曲线中，物理熵和信息熵，即能量损耗和信息不确定性，都会呈减弱趋势。这两种趋势结合起来，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生产率能够提高20％到30％。根据学习曲线来看，在任何一个经济领域中，随着经验的积累，物理熵和信息熵都会降低，即能源损耗率会越来越低，不确定的信息会越来越少，信息熵高的内容将会迅速增加，通信业将蓬勃发展，工业发明创新增多，人类的知识水平也将达到全新高度。所有这些都印证了供给的作用，扩大供给是扩大市场之源。
减少物理熵，才能提高具有创造性的信息熵。摩尔定律使得晶体管的排列间隔缩短，连接它们的电线也随之变短。电线越短，信号越纯净、电阻越低、电容越小，晶体管耗热也越少，于是，物理熵减少了。如果电子可以不受阻碍地自由运动，不被硅内部原子撞回来，那么电子运动速度更快，成本越低，产生温度更低，一直到物理熵接近于零。噪声等级将骤降。量子隧穿过程中几乎不产生热量。
因此，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的跨越意味着一个工业流程的诞生，它挣脱了热力熵的影响，而其他所有产业都会受到热力熵的负面影响。在量子力学领域，粒子运动速度如果加快，热量与电量的损耗将减少，熵值会更低。
摩尔定律并不是一个针对某个特例提出的，而是一个先兆，它是学习曲线的体现，人类的所有创新成果都符合学习曲线。了解到这点，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史无前例的变革并非昙花一现，而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从处理器到存储电容，凡是与集成电子学有关的技术都在迅速发展。实际上，今天摩尔定律中晶体管生产18个月翻倍的周期和光学仪器生产速度比起来已经慢了，后者的翻倍速度比前者快了3倍。
现代世界中，市场需求增长最快的产品是波分多路复用技术，这种技术能提高通信的效率。波分多路复用技术将不用“颜色”的光合成一束，通过宽如人类发丝的信道传输信号，每种光一秒钟可以传输数10亿比特的信息。衡量通信技术进步的最好方法是用波长数乘以每个波长的信息容量，再乘以载波的有效信号传输距离。
1995年，通信行业内最佳通信系统的波长数为4λ，每个波长信息容量为每秒传输6.22亿比特，有效传输距离约为300千米。2002年，光纤网络技术公司考维斯（Corvis）推出了一个更强大的系统：波长数为280λ，每个波长信息容量为每秒传输100亿比特，有效传输距离约为3 000千米。仅仅6年，信息承载量就增长到了原来的11 000多倍。2012年的系统，每个波长信息容量为每秒传输1 000亿比特。现在，单根电缆中就有几百条光纤，一条光纤每秒传输的信息量相当于2002年一根光纤在一个月里传输的全部互联网信息量。
微电子学的发展促进了机械的智能化，而通信的发展则促进了网络的智能化，这里的网络不仅指计算机网络，还包括企业网络和社会网络，促进了市场范围的全球化扩张。与硅晶体管不同的是，硅晶体管有质量和体积，而光子没有质量，实现了从半导体开始的非物质化进程。物理熵逐渐消失，高熵通信的潮流席卷而来，这方面的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无处不在。
光载体是终极的低熵信道。光载体可以同时搭载大量无线信号，任何一个信号都能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内在没有产生重量的情况下增加信息传输量。这些信道被使用的时候并不消耗能量，因此它的物理性能非常出色。几乎每种波长的光在光纤或电缆中占的空间都一样。光的神奇之处则是可以同时达到物理熵和信息熵的最低值。电磁波是完美的正弦波，它的传播不会受到玻璃、光线或空气的阻碍，导致通信成本骤降。
在当前这个带宽无比充裕的世界中，电脑和通信中的物理熵几乎被完全消除，促使技术创新的重点完全从物理学转向了信息论。企业家可以加速高熵的创造进程，其进步程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一个全球统一的通信市场也将随之形成。贝恩的分析意味着通过降低税率和其他措施来增加企业机遇能够为整个经济带来更高的学习效率和信息获取效率。
每一个公司都能努力让它的学习曲线向下延伸。每一个工人都能通过增加经验来提升绩效。当工程师们在物理学理论中遇到瓶颈时，他们可在信息领域将学习曲线往下延伸。通过这样的努力，他们创造并扩大了市场，知道他们的产品趋于成熟。
在市场持续扩大的过程中，唯一的局限性就存在于供给方。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当所有粒子的能量等级趋同，并且没有额外能量形成之际，这个系统的物理熵便达到了极限。当所有粒子带来的信息量趋同，且无法带来额外的信息时，信息熵也达到了极值。
每个企业都面临这种知识与力量的局限，这说明任何一条学习曲线中都存在市场范围的边界，当达到这个界限时，则需要一条新的由直觉和经验组成的学习曲线。
从亚当·斯密的制针厂到微芯片领域的摩尔定律，都能表明劳动分工导致了市场范围的扩大，而不是市场范围的扩大导致了劳动分工。在学习曲线、熵和想象力的综合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生产更多新的产品与服务来催生新的需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