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益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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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试读：
总序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二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2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抟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清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五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五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挑战。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清朝有些例外，其外部的挑战来自于新的时代与新的世界。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五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除了清朝，其他四个王朝的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就清朝而言，最后的革命是由于改良政治的失败而导致的。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清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丰富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和一位作家对历史的演绎，代表着他们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在阐述历史的规律和理论，叙述与议论各有不同的视角，对历史的看法和文风也不尽统一。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的心愿。徐兴无2016年5月于南京大学序幕走九向世纪
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
羁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
归去在何处？流泪忽沾缨。——韦应物
这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的一天，日暮时分。初夏的夕阳在飞沙朦朦的深处摇摇欲坠，把最后一抹光彩撒向重重檐甍的长安城。从皇城中向东北遥望，远方高处红墙碧瓦的大明宫，仿佛就像是一位悄然独坐的巨人，披着满身的流光溢彩，在最后的辉煌中，无语沉思。
帝国的重要官员们都在皇城中忧心忡忡地等待着。三天前皇上就已经因病重不视朝政了，几天来没有好转的迹象，刚才不久甚至传来了皇上下诏令太子监国的消息，一切似乎都表明：天子大行的时刻即将到来。
夜幕渐渐降下。红烛轻烟中，无数心绪，袅袅升起。此时此刻，当今天子御临天下，业已十有七年。三十多年前的玄宗天宝年间，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历史上称其为“安史之乱”，这一场中央与叛乱势力的大决战持续了七年之久，实际上，它的余波和由此带来的纷争局面远不止七年。玄宗以后是肃宗，肃宗以后是代宗，肃、代之际国家的现实就是为这一场斗争所带来的恶果而疲于奔命。这是一段从噩梦中醒来却又无法摆脱恐惧梦魇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忧伤与无可奈何的时代。回忆往事，历历如在昨日，又如何不教所有人感慨万端！
就在此时，大明宫紫宸内殿突然灯火大亮，一片哀号之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李豫停止了呼吸，时年五十八岁。慌乱之中，似乎只有太子不为所动，依旧静静地跪在父皇的榻前，表情异常肃穆而凝重，只见他深深地直视着前方，坚毅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一切障碍。
八天后，太子李适即位，成为唐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后来的庙号称德宗。这一天是公元779年的6月18日，离八世纪结束九世纪开始尚有二十一年。
在古代中国，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是从一个皇帝开始，又从另一个皇帝结束的。只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存在，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就无始无终。“安史之乱”中走出的新帝
新一代天子似乎并不是一位庸懦之主，但是他的有为之志是否能够实现，却还是一个绝大的未知数。
天子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本的意思，因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只须服丧三日。本来这并无可置否，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衮。
常衮数年前就出任宰相，此刻正独当枢务。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常衮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指着常衮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崔祐甫字贻孙，进士出身，初任寿安县尉，后历任起居舍人、司勋吏部员外郎、御史中丞等，一直做到中书舍人。其时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空缺，祐甫代理省事。祐甫性情刚直，对宰相常衮的很多做法无所容受，引起常衮的不满，遂数度以宰相职权相干预。常衮为此特别奏令祐甫分管吏部选官事宜，而对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又将其中大多数驳下，并借此斥责祐甫。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将领赵贵的家里，猫鼠同乳而不相为害，可见是一件大大的祥瑞。代宗诏示宦官颁示于朝，常衮率文武百官向天子庆贺，独有祐甫不以为然。宫侍问其缘故，他答道：“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贺。”并为此向代宗上表陈述理由。祐甫在上表中还引申说：若照五行灾异理论来看，猫不食鼠恐怕是一个不祥之兆，皇上必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境，无失儆巡”。结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评价，自然就使常衮极度恼恨。
但此刻，常衮却没有料到中书舍人会发出如此严厉的指责，一时语塞，遂更加怀恨在心。
这天礼毕，朝中群臣讨论丧服期限。常衮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振振有辞：“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肃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当时诸帝遗诏虽然也说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是二十七天除服。所以臣子应同皇帝一样守丧二十七日。”
祐甫不依不让：“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无内外有别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常衮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等同！”
祐甫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
常衮似乎一片忠诚：“礼制无非人情。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姓同制，于礼何安？”
祐甫也拿出杀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可改？”
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常衮尤其不能忍受中书舍人这种强硬的态度，会议结束后立即上表皇上，认为崔祐甫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处分。
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嗣君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连德宗这时都不得不表示出极大的悲哀，一举一动不敢越轨，甚至因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种叫作马齿草做成的汤下饭。德宗接到常衮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崔祐甫生为人臣，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皇上虽然认为常衮的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因而贬祐甫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于是传旨将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衮的做法也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物议。礼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早先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宰。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762）进封为汾阳郡王，官爵显赫。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邠州，承担防备任务。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类似表面上享受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重臣在当时还有朱泚和崔宁等人。同时，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泚亦以军功挂宰相衔，但皆不预朝政，唯常衮在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本朝建国至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是最高的行政机构。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朱二人上表声言祐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居丧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有罪，现在又言其无罪，这是何故？”
二人都回答：“当初常衮奏报，臣等并不知道。”言下之意很明显，常衮在这件事上不仅独断专行，且有欺君之嫌。果然，德宗一听，龙颜大怒。新君践祚，恐怕最忌讳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衮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实在是不可容忍。皇上在万分惊骇中立即下令，贬常衮到千里之外的潮州。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常衮在众目睽睽中狼狈而出。
这种贬职有一个含蓄的称呼叫“左迁”，天子的诏书往往称之“谪佐遐藩”，在本朝，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处分。左贬常衮的同时调回了崔祐甫，那时祐甫刚刚离京不久，才走到昭应县，闻诏而返，受命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唐制度，非三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即为宰相。这是倏忽之间发生的事，宰相是国之重臣，挥之即去，招之即来，其突变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对被贬出京的变故，祐甫倒是有着思想准备，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托付，却让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昭应就是现在的临潼，离京城不过一天的路，盛夏时节的驿道两侧，山野葱茏，和风吹过道旁的青槐，常常弥漫起一股浓郁的清香。祐甫带马徐徐而行，他并没有考虑原则性的问题，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并不随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即使蒙受深恩，入朝为相，也不会因为皇帝而轻易放弃为人处世的初衷。祐甫应当还是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如果处事不当，个人的进退自然是不足为意，但国家的前途就或许会受到严重影响。
祐甫心里很明白，未来的岁月，将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
德宗尚未除服，因为丧制最后还是按照常衮的建议实行。尽管常衮排挤祐甫的所作所为多少有点影响新帝的情绪，但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皇上正急切地盼望着祐甫的到来，他需要尽快地进入天子的角色，大大地施展一番。
祐甫一到京，德宗立即在谅荫中召见，询以当前急务。
祐甫对前朝的政治弊端深有体察，对常衮严厉苛细的作风也很不满，所以他认为新帝君临天下，首先必须革除旧弊，开创新风，使喁喁之情望治。
德宗盼望的正是这句话。新君盛年即位，精力充沛，天子的优荣与无上权力正使他满怀着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现在宰相的期望正和他的决心一致，德宗精神大振，示意祐甫说下去。
祐甫道：“要想励精图治，更新气象，首先要选拔天下俊才，亦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兴旺。所以臣以为当今大计，就是要广开才路。”显然，在祐甫看来，常衮为相时力图矫正前朝以货贿官的弊病，而采取一味杜绝的做法，非登科第者不得进用，使得贤愚同滞，实乃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之举。
德宗颔首，表示同意，紧接着又问道：“朕近来罢梨园使及出宫廷乐工三百余人，免除四方贡献，又下诏不得妄奏祥瑞、请度僧尼诸举，天下反应如何？”“民心大悦，”祐甫肯定地说，“朝野内外，皆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免除四方贡献一事，臣在入京途中，听过往行人说，甚至河北强藩的士兵都感叹明主出世，纷纷投戈于地，不敢再生反意。”
德宗龙颜大喜，一腔豪情油然而生。
玄宗皇帝以来灾难连绵的现实是有目共睹的，罪魁祸首当然是越来越坐大的藩镇。肃、代两朝以来，各地节度使都拥兵自重，不受朝廷节制，尤其在东方形成了几个强劲的藩镇，互相连衡盘结以自固，给中央集权以极大的威胁。唐代藩镇也称“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雄藩重镇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实体。
河北道的三镇首当其冲。其一是魏博镇，节度使为安禄山的降将田承嗣，代宗末年由其子田悦继任；二是成德镇，最初是奚人李宝臣，此人原名张忠志，曾被安禄山收为义子，投降朝廷较早，朝廷任命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三是幽州镇，首脑李怀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后来加入安禄山叛军，史朝义死后，朝廷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代宗时的公元768年，其部将朱希彩及朱滔、朱泚兄弟杀李怀仙，后朱氏兄弟又杀朱希彩，先后任节度使。比较起来，最北的幽州镇似乎对朝廷尚还忠诚，至少还未见什么谋反的迹象。
除此三镇之外，在齐鲁地区还有一个淄青镇，自先朝至今更是一个潜在的对抗朝廷的重要力量。节度使侯希逸原为军士拥立，后被表弟李正己所逐。李正己原名怀玉，是高丽人，正是他前几日派使者入朝觐见德宗，奏言说是出于对圣上的景仰，愿意献钱三十万缗。可见从藩镇士兵到节度大将，都开始为德政所感化了。想到这里，皇上更是由衷地高兴，不过，对李正己过分的殷勤，德宗却是有点怀疑。
绝不可接受这三十万——祐甫的态度斩钉截铁。
德宗大感意外，要他说明理由。“李正己虎狼之心路人皆知，此举无非是投石问路，试试皇上的态度。”
在德宗看来，祐甫的话当然不无道理。皇上之所以犹豫，也是怕日后被其利用。不过——德宗显然是有些担心，他不可能不有所顾忌的是——“若予拒绝，岂不是会滋生事端？”“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祐甫显示出其对形势的独到体察，“派遣使节去淄青慰劳，用李正己所献的三十万缗颁赐将士，一方面普泽圣恩，另一方面也让天下知道朝廷并不看重钱财。”
德宗听到这里，禁不住拍案称绝，下令照计办理。
这无疑是一次出色的策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也引起了严重的后果。不过，德宗和祐甫都无暇顾及了，祐甫正忙着进行大规模的荐延推举，每日都要任命数十人。而皇上更是在考虑一个重大的决策，这是由几天前发生的一件未遂政变引起的。
肇事者是兵部侍郎黎幹。黎幹与一位宦官刘忠翼很亲近，在某种程度上结成了死党，两人在行为上都有点狡险谀佞、恃宠贪纵的味道，引起了众人的愤恨。德宗即位不久，长安城中纷纷传言二人要起事，原因是他们皆参与了劝先帝代宗改立独孤贵妃为皇后，而立其子韩王李洄为太子的密谋，由此可见这二人对当时的太子、现在的新帝早就心怀不满。
在德宗入继大统的态势面前，黎幹也知道逃不过去，但要想有所作为，黎幹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他所担任的兵部副长官——兵部侍郎虽然掌握兵部的实权，但兵部本身却并没有军权。不过，刘忠翼可是皇上身边的人，无疑在这种事情上有着极大的方便。一天晚上，有人看见黎幹悄悄地乘车溜进了忠翼的府第，夜深方回。
德宗接到报告后立即采取行动，一查罪名果然成立，于是两人皆被流贬。皇上这下子想到禁卫军的重要性了，安史之乱后，禁军甚至已成为唐室中央军队的主力，先后成立十军，即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号北衙十军。所谓“北衙军”就是皇帝的近军，而其中尤以神策军最强，在朝廷政治中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回忆起肃宗、代宗时期的大宦官如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先后典掌，均生骄横的故事，德宗真是不寒而栗。目前神策军也由宦官王驾鹤掌领，权倾中外，假如一旦图谋不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德宗在大明宫中苦苦思索了一天。中央必须直接掌握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对付日益骄横的地方藩镇和突发事变，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一支强大的武装处在天子脚下，若任用不得其人，结果就可能更糟。
时间已经到了傍晚时分，德宗望着小太监默默地点燃蜡烛的身影，忽然心光一亮，他想到了数日前曾召见密语的司农卿白秀珪。
这天深夜，白秀珪秘密地进入宫中，与皇上长谈了一夜。最后，德宗赐白秀珪御名“志贞”，作为对他誓愿效忠、受命不让的恩赏。毫无疑问，他的身上寄托着天子的厚望。
事情似乎已经定下，但新帝还是疑虑重重，他清楚地知道这件事非同寻常，每个细节都必须小心谨慎。于是，德宗第二天又在延英殿单独召见了宰相崔祐甫，定下了最后的行动计划。
六月二十六日，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王驾鹤接到通知：宰相崔祐甫召见。祐甫当时是首席宰相，有权处理政府百官的日常事务，驾鹤不敢怠慢，立即赶到了设在大明宫月华门外中书省中的政事堂。
双方一见面，少不了一番寒暄客套。驾鹤一心以为有什么急事，落座后，便等着祐甫发话，但祐甫却不紧不慢地谈起一些琐事，有时还请驾鹤发表看法。崔祐甫一向不苟言笑，驾鹤对他也一直颇为敬畏，此刻更是小心应付。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好久，可宰相还没有结束的意思，驾鹤不知祐甫葫芦中卖的什么药，心中狐疑，但又不便开口询问。
就在这时，被御赐新名的白志贞已在数名中官的陪同下，急赴神策军军营走马上任，取代了驾鹤的职位。等到驾鹤回来时被告知，他此刻的职衔已经不是在任十数年的神策首领，而变成了皇家园林的总管——东都园苑使——一个名副其实的闲职了。就常理来说，在和平的局势下，这一带有诡秘色彩的做法多少有失天子的风范，皇帝的疑心病从开始就显得有些过分，不过，这一果断的举动大大地鼓舞了朝臣们的信心，更使得朝廷上下耳目一新，大家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新时代即将开始了。
这段时间中，朝臣们也常常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前一年的十、十一月之间朝廷对安史余孽最后会战的情景来，当时封雍王的德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会同各军攻打史朝义的最后据点东都洛阳，一举平定两河，成绩是何等显著！眼下新君即位，更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虽然这些还不能算作是新一代天子的不凡之处，不过至少可以说明当今皇上倒也并非是庸懦之辈。国中士庶大受鼓舞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高兴得太早了。
其中自有原因。财相刘晏：唐朝的格林斯潘
国用窘迫。新帝为了自己的目标，必然属意财政。理财专家刘晏，为帝国困乏的财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长安五月的早晨还是颇有寒意。五鼓时分，吏部尚书刘晏正骑马奔向城东北的大明宫。
这一天照例是举行常朝的日子。本朝朝参制度规定，单日御朝，双日休朝，称为正御朝参，又称常朝，皇帝要在宣政殿或含元殿朝见群臣。
刘晏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尽管他在七岁时就有“神童”的美誉，小小年纪即被授为秘书省正字，算得上是少年得志了，但更多时候他还是习惯于把敏锐的才智表现在行动而不是口才上。刘晏的突出成就是在理财方面，十几年来，仕途虽然两起两落，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的经济奔走效劳。上到天子，下至士庶，对此都有目共睹。
吏部尚书也是个有名的慢性子，在旁人看来，有时还甚至迂腐得难以理解。仆从们对此是太有体会了，早上起来，时间已经不早了，可尚书还在不紧不慢地裹头。手下人看不下去，教给他正确方法，可尚书不为所动，继续慢腾腾地操作。这不，眼见五鼓已过，早朝将近，现在只好加紧赶路了。但刘晏忽然勒住了马头：“且慢！”
随从们朝着他的眼色望去，这里正好是东市的边缘地带，路旁有人在卖蒸胡饼。炊烟袅袅，热气腾腾。“去买几只来！”吏部尚书饶有兴趣。“眼下是去上朝——”“无妨，”刘晏摆摆宽大的衣袖，“喏，袖中自有天地。”
等刘晏用袖子包着好多蒸胡饼赶到建福门时，朝中的文武大臣们已经在那里鱼贯排列，等候皇上临朝了。此际正是德宗一举剪除黎幹、刘忠翼逆党，又以士人白志贞代王驾鹤主掌神策军等举措施行不久，举国震撼，而朝臣更是议论纷纷，但刘晏对此则似罔若无闻，从袖中掏出蒸胡饼，自顾大啖起来。同列侧目一看，不禁好笑：“尚书真是雅兴，含元殿下，入阁之前，大啖胡饼！但不知其味如何？”
刘晏不知话里调侃之意，忙不迭地道：“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就在这时，皇上驾到，众臣立即按班就列。刘晏也赶紧停止了口福之享，站到了队列中。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就在这时，他的命运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德宗这一天宣布：鉴于掌领天下财赋之一的重臣韩滉过于掊克，调任太常卿，而由刘晏一人独领度支、盐铁、转运、青苗诸使，全面主持财政。
尽管乐观情绪遍布朝中，但人人心里也都很清楚，如今的岁月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当新帝德宗踌躇满志地踏上皇帝的宝座时，国家所面临的却无疑是一个近于灾难性的局面：帝国的河北、山东已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势态，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岭南数道甚至京畿地内，拥兵大将时时兵变；边疆在吐蕃、回纥的进逼下丧失了河西走廊以及整个西、北部地区，只有少量孤镇在苦苦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用日竭，南方数道半壁江山的收入维持着朝廷的财政；朝中派系的斗争，也渐有抬头的趋势。可谓是内外交困，形势严峻。
在所有的危机中，帝国的财政是最糟糕的。
当年的先帝代宗就无可奈何。大历四年、九年先后两次下诏，大意都是说：连年的战争兵革之后，天下凋瘠，军国空耗，因而要减轻供费，率行节俭，务劝农桑。但效果却不甚理想，原因亦不外乎战事方殷，国家的消耗实在太大。
幸好肃、代之际，帝国出现了一位天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所作的努力和创下的优良范例拯救了大唐的生命。这个人就是刘晏。
时间必须追溯到十几年前。
肃宗时因为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剧烈，兵革之际，中外艰食，财政极度困难，因而先后起用第五琦、元载、刘晏、韩滉等人掌理调整财政。四人在理财上的方法各有不同，而成绩亦参差不等，比较起来，刘晏最著，元载最差。
第五琦是最早着眼于南方的人，早在玄宗时就曾建议大力调用江南财赋以应军需，并且身体力行，创办甚多。他又创立榷盐法，即由政府专卖盐业，居相时还严格实行除租调外不得对百姓横征赋税的政策，有很隆的声誉，在许多方面对刘晏有所启发。但第五氏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实行的币制改革却导致了失败，身遭贬斥。后虽被起用，但创意不多。
继之而起的是元载，此人是决定刘晏命运的人物。就理财而言，元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所采取的做法近似于不负责任。在任职江淮转运使这一重要职务期间，负责征括违负拖欠及逋逃民户的应纳租调，所作所为几乎就是明抢。不过，这倒并非是因为他低能，而是因为他的着眼点本不在此。元载出身寒微，因为熟悉道家之学而被擢升，他后来的经历证明他的特长原在于政治上的长袖善舞。在有野心的元载看来，兼任与钱谷打交道的官职杂务繁重，既不利于他的清誉，又影响在仕途上的进一步钻营，显然得不偿失。于是乎不久便推荐平时相处颇好的刘晏代己出任财政职务，刘晏从此正式走进了帝国政治的前台。这时是代宗即位之初的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月。大历六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并判度支使，与刘晏分掌天下财赋，刘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岭南，韩滉掌关内、河东、剑南。韩滉虽然清勤检辖，不容奸佞，但苛克颇甚，人多咨怨。实际上，大历五年以后，恰逢外戎罕侵，又加上连年丰稔，所以国家府库稍实，也并非是韩滉个人的功劳。
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刘晏以吏部尚书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此后职衔虽有所变化，但判领财政的实职并无改变。其中，转运使的任务是负责粮食、财赋的转运，刘晏于此着力尤多。
刘晏一上任，就立即开始实地考察漕运。
马上的奔波足以令人心神劳倦，然而刘晏却似乎总是精神奕奕。这一天终于接近了汴水岸边的一所漕站，一行数人望着远处的汴水，都带住了马辔。那些扈从们更是吁出一口长气，心想这下可以轻松一下了。但回头一看，只见转运使却拿着马鞭拈掐着什么，手下人知道，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以前在京时，每次入朝，这位大人总是一边算账，一边策马赶路。不过现在正在野外，并无财务大事等待处理。
在侍从们看来，眼前但见一派河水而已，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估算的？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见识短浅者根本不会知道，一位仰观俯察而不懈于感悟的有道者，常常能在天地垂象中得到发人深省的启示。刘晏的理财之能，并非与生俱来，而正是不断学习思考的结果。眼前，滔滔奔涌，宛如白练一般的流水，在刘晏的眼里，既是泉货如流的写照，又何尝不是一种通天下百货之利的鞭策？
汴水一线担负着漕船由江南入河的中继作用，地位特殊。目前的情况是军旅未宁，国用空竭，江南谷麦维系着朝廷的安危。漕船每船载一千石，取淮泗入汴，再由汴至河，沿黄河入渭水，转相受给，达于京师，这条绵长的漕线一路风波险恶，而由此以北的汴水至黄河一段，水急浪高，则是最危险的路程。典运将吏，只要走上几趟，无不须发皆白。
刘晏在这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定要造新船！”
在刘晏的坚持下，扬子县附近的十个船场在一两年内就建成了。刘晏制定的造价预算更是惊人：每条一百万钱！
大多数官员非常惊诧。一百万钱就是一千缗，按照实际情况，每条漕船有五十万就足够了，况且目前国用正乏，诸般费用都宜精打细算，如何能这样大手大脚？有人直接到刘晏面前表示反对：“大人每艘给钱千缗，而所用实不及半，如此岂不虚耗太多！”“不然。”刘晏对来人道，“凡所创制，必须作长久之虑。现在造船是国家的急务，起步阶段参与者甚多，首先要使他们个人收益丰厚，才能使官家的船只质量得到保证。我现在拨一千缗，今后必有偷工减料中饱私囊者，即使减去一半，犹还能保证进行。这就是‘论大计者，固不可计小费’的道理。”
这下轮到来人大为叹服了。
在负责理财的头五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南北漕运线。公元777年，刘晏在回京途中又在陕东进行了考察。这里是南方粮赋运往关中的最后阶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现实情况却十分令人忧虑，刘晏给宰相元载写了一封信，着重汇报了当地漕运败坏的状况，再次强调了重视从南方漕运粮赋的迫切性。
在理财上，刘晏做任何事情都经过全盘考虑。通过五年的实践，他对漕运的种种运作以及各项利弊已经非常清楚。事实证明，刘晏理财的突出成绩正是改善了南北漕运，创制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程和具体的运作方法。同时，完善了盐业专卖，使盐利收入在代宗末期达到了国家总收入的一半。
经济与政治一样，优秀的理论并不能成为优良成效的保证，刘晏的实干经验来自于他的实践，他在具体操作中的种种办法无一不显示出专业化的特征。还有两个例子值得一提：
一是巧妙地利用了知识分子看重声名而专业人士着重眼前利益的普遍特征。刘晏认为，士人的声名和清誉是其前程的基础，一旦陷入赃贿贪污的罪名，则身家性命一起抛失。所以士人大都认为不如弃利重名，以期达到最终显贵的目标。普通的吏人则不同，本朝制度，吏者不可应举，因而即使再廉洁奉公，也不得大用，所以此辈往往铤而走险。基于这种认识，刘晏便任命士子出纳钱谷而以吏员专事文书符牒，使前者得示廉勤而使后者无所用计。
二是对权贵或亲友的嘱托，无论是官位还是俸薪的要求都一概答应，但只是令其徒领干薪，不允许这些人到位视事。
刘晏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方法，明显不符合政治和道德上的要求。在中国，言利始终是与道德信念的要求相悖的，刘晏的某些做法注定了不会长久。就造船一事言，几十年后的咸通年间，有司果然计价给资，无复羡余，结果造出的船只脆弱易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漕运的衰废。
德宗即位了，他正要干一番大事，所以深知财政的重要，否则也就不会如此重用刘晏。刘晏当然也很清楚，国家的急务就是保证财力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现实。他也知道绝不可以停止在原来的成绩上，必须还要更进一步。在独当大局后，刘晏便把目光投向了税制改革。
当时的税制由于现实状况的变化显得弊端百出，理财官员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刘晏早就开始了税制改革的种种实践，如对户、地税的改订，准备着为彻底改革税制打下基础。然而，难以预料的命运改变了他的一切。
专家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有专业上的技术和为此献身的精神，却缺少政治上的眼光。刘晏的政治经验很不足，技术上的精明也不能弥补此道的匮乏，他的第一个错误是贸然参与了对元载的审判，要知道元载与他的私交并不坏，且又是他的提荐者，以刘晏的这种身份作大义灭亲之举在习惯于拉帮结派的人看来却无异于落井下石。他犯的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对元载死党特别是杨炎没有一举消灭，过于心慈手软的结果是反遭其害。刘晏还不善于正确地洞察政治形势，更可悲的是，甚至到了大祸临头之际也未能省悟。两年之内两位宰相被杀
两年之间，德宗杀了两位宰相。新帝初政的相对平静，终于烟消云散。
元载的覆败是代宗末年的事。
说来有趣，元载、刘晏和另一位有名的人物李泌都好道术，但由此而形成的人生旨趣却大相径庭。刘晏取其俭朴寡欲，李泌得其无为而为，而元载却把道家的及时行乐、得意狂放奉为座右铭。
元载有大功可恃，是他帮助代宗皇帝诛灭了骄横的宦官鱼朝恩。不过，他也过分地居功自傲了，在代宗后期，元载的狂妄僭越达到了极点。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二十八日，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国舅吴凑受命包围了宰相办公地政事堂，拘留了元载和另一元党首领王缙。代宗并命刘晏负责审讯。面对这一棘手的事情，刘晏受命时也是很犹豫的，但他对国家的忠诚使得他无法推托。为了显示公正，刘晏还特别建议皇帝委任其他官员共同参与此案的审理。
元载被带到设在中书后堂的合审处，一见到刘晏就说：“你也来审我？”
道不同不相为谋，刘晏一句话也没说。
其实刘晏并没有荣幸为元载定罪，原因是审理元案并没有因元氏不得人心而显得更加公正，一切都按政治上的需要进行。消灭元党既是上下一致的要求，那么过程就不是主要的了，关键是结果是否符合预期的目标。审讯推问都是由皇帝的近侍们完成的，也只有他们知道皇上需要些什么，不需要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元载、王缙自然是供认不讳，俯首称罪，最后元载与另一首恶宦官董秀被处以极刑。照理王缙也难逃厄运，这时候刘晏显示出他严谨的法制观念，认为罪有首从之分，元载既诛，不宜二人同罪。参审大员们都十分尊重这一意见，结果王缙得到了从宽的处理。另一位元党的中坚分子杨炎由于其一贯的声誉得到了保全，只是贬为道州司马。
道州在今湖南的西南，就处分而言，被贬谪到这样一个荒僻的地方，从朝中掌皇帝制诰的中书舍人一下子变成州府佐吏，其怨恨、悲凉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在道州的两年，杨炎就是这样一直在恩仇必报的信念支撑下度过，刘晏正是低估了他的决心。
偶然的机会总是蕴含着必然性。如果不是崔祐甫取代常衮出任宰相，杨炎的翻身就不一定如此迅速；但杨炎毕竟又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潇洒的外表，雍容的气度以及富于词章的文学才能，使得他在朝中颇有声名。代宗时期，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主要就是杨炎与常衮，两人各有所长，被认为是自开元以来少有的大家。不过，机会来得确实有些偶然，起因是崔祐甫既取常衮而代之，一切政事免不了矫枉过正，他入相后一改旧则，凡是荐延推举者一概接纳，不及一年，经他委任除授的官吏已达八百余人，杨炎也是其中之一。
诏旨一下，长安城中反响很大。人们想起风姿绰约、博学多才的美髯公杨炎，都觉得是个宰相的佳选。
两载沉沦，一朝翻身，事情来得突然，连杨炎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一阴一阳之谓道，否泰两端往往是互为因果的，是祸是福，本难预料。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初七下诏征还，大约一个多月后杨炎即由道州抵达京师长安。这时距代宗驾崩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
恰巧此际有一件大事发生。
南方的南诏国国王合罗风病故，其孙异弁寻即位，竟与吐蕃合兵十万，分三路进犯，其中锋芒最劲的一路目标直指京畿的后方四川。当时蜀地的封疆大吏崔宁正应诏在京，留守的将帅不能有效地御敌，被连陷数州，形势变得非常紧迫。皇上忧虑万分，仓猝之间不知所措，便口宣崔宁觐见，命他返回本镇组织防御。
国家发生外来侵略，正是拥兵大将重获军权称霸一方的最佳机会，崔宁当然乐得奉命。
这一天，崔宁已赴阙辞别即将就道，这时宰相杨炎表现出了他新官上任的热情和超人的智谋，急急上奏皇上以为不可。
蜀地一般包括巴、蜀，其名来源于公元前316年秦置巴、蜀两郡。自秦时蜀郡守李冰开凿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唐以后北宋分置益、梓、利、夔四州，遂有“四川”之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其一向自成系统。对中央来说，蜀地既是一个最后的根据地和稳固的堡垒，又是一个不易掌握的地方。在生死存亡之际，它对于中央政府总是无私地敞开怀抱，毫不犹豫地成为全国的大后方；但在平时，这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之区又多多少少呈现着割据的状态。就本朝而言，远的不论，从玄宗后期开始到现在，蜀地不听中央号令也将近二十几年了，虽然在安史之乱时作为反击的据点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近来王令不行，贡赋不入都是客观的事实。
杨炎表奏的论点是：中央失蜀已非一日，崔宁虽已来朝，但留守者皆其部属，实与无蜀相同；此次派遣崔氏回镇，目的无非是冀其御寇立功，若其有功，则从道义上就更不可能夺其藩镇之权。所以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
德宗对前几朝种下的藩镇祸根，是大有体会的。杨炎的奏议，正说到自己的心里。但外敌邻近，又岂能因为中央与地方的暧昧关系而不计胜败，丧失帝国的利益？皇上也有点犹豫。
杨炎胸有成竹：不妨仍留崔宁在京，命范阳节度使朱泚领范阳兵数千合同中央禁军出击，何忧不克！奏捷后留驻蜀中，蜀兵必不敢动，然后再将该地军政大权授以可信之帅，可使得千里沃土重归国有。这条计策融汇了政治家的策略、战略家的眼光、阴谋家的手腕，德宗也不得不拍案叫绝。
事情就这样定了。后来的情形正像杨炎策划的那样获得了圆满的结果，崔宁被迫留在了京城，由李晟指挥的中央禁军四千人会同邠宁、陇右二镇军队五千人，大破吐蕃、南诏联军，一直打到大渡河边。无疑，杨炎在德宗这里获得了比西南战场的胜利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皇上的信任，十二月份的另一件事证明了这一点。杨炎建议恢复旧制，把国库的管理权从宦官那里收回到户部的左藏司，德宗立即予以采纳。杨炎以片言移人主之意，博得了朝野的一致赞誉。杨炎大为得意，他毫不怀疑，时机已经成熟了。
德宗皇帝同样也是满怀信心。半年以来的种种经历增加了他御临天下的经验，新君所带来的崭新形象和初步的改革都获得了认可。大唐天子的声威不仅威慑河北诸镇，更是播及夷狄。先帝的山陵已经告竣，求贤诏也已颁布，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天子斗志昂扬。尽管这种斗志隐含着不少轻躁急功的成分，但眼下的局面还丝毫没有让人产生这种担心。新一代天子的不同之处，现在似乎已经稍露端倪：他确实正准备要干一番大事，并且希望着一夜之间取得成功。
在踌躇满志中，一元又始。
按照惯例，新君即位，翌年元旦都要更改年号，德宗在新年改元“建中”，群臣也照例给新帝上尊号，这一次拟定的是“圣神文武皇帝”。时为公元纪年的780年。
新年的第一件大事也是由杨炎完成的，就是新税制“两税法”的颁布，这同时也给四五年来帝国政治中最重要的财政改革划了一个暂时的句号。然而，“两税法”并非是杨炎的创造，而是财政改革的必然，刘晏等人就为此做过不少的尝试。但杨炎毕竟完成了这一突破，两税法也由此成为后来一千多年税制的不二法则。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宰相的杨炎必须在财政问题上有所建树，否则是不可能在朝政中独当一面的。其时崔祐甫已经病重不能视事，朝廷大员中也只有杨炎能善察颜色，移人主意，所以两税法的实行便无可争辩地印上了杨炎的名字。“两税法”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政治上的意义是告诉人们杨炎其人在财政上并不乏才识，这对报复当时的财政主将刘晏是有莫大好处的。
去年八月份杨炎一到职，在政事堂中一见到刘晏就分外眼红。杨炎阴沉着一张脸，连个招呼都没打。“刘晏这个小人，落井下石，恩将仇报，我一定要给他好看！”杨炎常常恨恨地对左右的人说。
在杨炎心里，为元载复仇是头等大事，这一念头时刻纠缠着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
刘晏知道这里渊源有自，他何尝不清楚杨炎与元载的亲密程度无人能比，杨氏既是元载所提拔，也为元载所亲重，甚至被元载视为可靠的接班人选，杨炎对同乡兼恩师元载怀有无限感戴本不足怪。不过这对刘晏来说却无疑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刘晏忽略了，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错。
刘晏都领天下利权，集度支、盐铁、租庸、青苗、转运等使职于一身，权力确实过重，自然也就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新年伊始的一段时间里，长安城里议论纷纷。
杨炎听后暗暗高兴。
于是他首先借此奏上一本，建议德宗罢停刘晏所领诸使。杨炎的理由是这些使职权责过重，应该复归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职能部门如户部等。这在表面上看不无道理，但实际上却是针对刘晏个人，因为当时的财政危机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不采取专门集权的做法是不利于对战时经济的领导的。罢停有关专使仅仅两个月，由于政府中的相关部门停废已久，无法复领财赋之事，杨炎又重新任命韩洄及杜佑为度支、江淮水陆转运使，全如刘晏之旧。先削其权，是进一步打击的基础，接下来，杨炎的复仇之举进行得雷厉风行，时间之迅速，措施之果断，真让人叹为观止。
杨炎深知打倒一个人的关键是什么。当然，借助于天子的力量是必须的，因为天子是绝对的统治者，在他那里生与死的选择是一个非逻辑的过程。但仅仅是了解到这一点还不够，要想在政治以及肉体上彻底摧毁一个人，有两种办法是非常有效的，其一是在舆论上败坏某人的道德，尽量让公众认为他是个品行恶劣的人；其二是声言某人“心怀异志”，并“图谋不轨”。刘晏在道德上无懈可击，迫使杨炎只好从后者着手，事实证明，第二种方法虽然难度较大，但效果却往往是出乎意料的好。
二月份，当杨炎对德宗说，刘晏曾参与代宗议废皇后而立韩王李洄的生母独孤妃之事，并且还曾与黎幹、刘忠翼合谋时，殿前的另外三位重臣崔祐甫、朱泚、崔宁都觉得过分了：翻出陈年旧账借以生事，简直太无道理。
崔祐甫道：“陛下，此事乃前朝旧事，系出传说，究无实据；至于与黎、刘勾结云云，也很含糊，况且陛下业已大赦，不当复究虚语。伏望陛下慎重处理。”
崔宁、朱泚本来就对杨炎不满，立即随声附和。
杨炎一看不是路，立即涕泗俱下，声音都哽咽了：“此事千真万确，朝野众议沸腾。臣身为宰相，不能正持，罪当万死！”
杨炎的这一做法其实蹩脚得可笑，明白人是不难看出它的虚诳以及其中的真正目的的。德宗不能算笨，多少也还是有点数，否则刘晏立时就会被杀。但德宗是天子，是臣父，无论怎么聪明，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却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当今皇上虽并非是个喜怒无常的庸碌莽汉，但至少是一个神经脆弱者，他无法承受一些极小的不快，也不能正确对待生活中遭受的打击。这或许源自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感，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无所不能的权力在他那里得不到关系上的调节。作为一个贤明的天子，必须要懂得有时候身居万人之上并非一定要无事不能。德宗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的过分的疑心虽不是与生俱来，却也是由其脆弱的后天性格所决定。这种自卑往往伴随着可笑的自作聪明，于是他的猜疑多忌就表现为这样一种盲目的自信和突如其来的感觉被骗的愤怒。“岂有此理！刘晏竟做过这等事，连朕都被他蒙骗了！”德宗动了怒，立时传旨中书舍人草诏，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这当然不是杨炎的最终目的。刘晏仓皇出京未几日，杨炎又奏明德宗，请求委任庾准为荆南节度使，德宗诏可了。
庾准何许人也？此人本以门荫入仕，后来依附于元载死党王缙得以骤升为中书舍人。元载、王缙败亡后，庾准也同样被贬，出为汝州刺史，德宗即位后复出为司农卿。他与杨炎的关系非同寻常，一则出于元党旧人，二则因为他对刘晏更是仇恨。庾准此人既非儒流，又无文才，为人颇为谄媚，很为时论所讥。此次调任，朝中很多人都十分不解。
然而庾准却明白得很，忠州属于荆南节度使的辖区，此番宰相杨炎给他这样一个任命，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尽管如此，庾准还来不及准备行装，就先去宰相府谒见。
果不出所料，杨炎把他延入内室，屏退左右，密谈久之。
杨炎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寻找一切可能的借口除掉刘晏。杨炎本不需要什么借口，只是迫切需要一位代言人，以此证明刘晏的谋反不是三人成虎的子虚乌有。庾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只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奏上了一本，说刘晏心怀怨望，正以忠州为基地准备起事。杨炎在朝中响应，竭力诬陷刘晏。于是，德宗秘密派中使诛杀了刘晏。刘晏时年六十六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刘晏以富国而不劳民之术，俭家而利于众之德，竟至见忌而冤死，正验证了这一古老格言的残酷与无奈。
然而杨炎的复仇也太过猖狂了。果然，罪诛刘晏的诏书一下，群情哗然，天下冤之。
首先是桀骜不驯且又势力强劲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率先发难，接连上书朝廷责问刘晏何罪，竟至先诛后诏。刘晏功绩昭著，一旦被谗，不加验实就暴诛重臣，自然使得很多人为之骇然。两河诸镇中的李正己、田悦等都是安史降将，在某种程度上本就对朝廷怀着既怕又恨的心态，刘晏的被杀多少给了他们一些心理上的借口：刘晏无罪受诛，我辈罪恶，岂能与刘晏相比？看来也只有早寻退路了。朝中清议或天下民情未必能使杨炎产生什么负担，但如许议论来自强大的藩镇，就不能不使杨炎感到压力巨大，就连德宗本人和整个朝廷也因此难堪不已。中央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只要不引进军事力量的参与，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最多不过是得胜者趾高气扬、受害者忍气吞声而已，但是一旦有军队的干预，情况就不一样了。朝廷犹豫和缄默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在关键时刻，杨炎自私自利的本性暴露得一览无遗，面对强大的压力害怕得要命，以往排挤别人时所有的果断与坚毅消失殆尽。在此当口，他自作聪明地认为，只要把责任推卸掉就万事大吉了，但杨炎没有仔细地想一想，他要推卸的对象却不是一两个死党，而是至尊的天子。
杨炎秘密地派出心腹数人，命其以宣慰之名分赴诸道，密令他们私下里晓谕不满的各个节度使：刘晏昔日朋附奸佞之徒，曾请代宗改立独孤妃为后，完全是当今皇上痛恨此事而决定杀他。言下之意：与我杨炎无关。
李正己送走杨炎派来的宣慰使，返身对幕僚说：“今上性格猜忌，用法严峻，我辈难求生路了！”
其他数道的田悦、李宝臣、刘文喜都有同感。
情急之下，轮到杨炎自己开始犯错误，他的这个错误与刘晏所犯的错误一样都是无法弥补的。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德宗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本来皇上也许就不无寻找替罪羊推卸责任之意，结果自己倒成了替罪羊。不用说皇上是如何的愤怒了，杨炎从这时开始为自己的败亡自掘了坟墓。
德宗没有立即动手，他知道这不足以致杨炎于死地，弄得不好，说不定还会损害天子的声名，眼下只能隐而不发，等待机会。尽管如此，疏远这种只可共享乐不能同患难，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之徒，却是皇上马上可以做的事。几个月后的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二月十六日，德宗擢升了御史大夫卢杞任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入居宰相，开始不专任杨炎。卢杞的入相似乎是德宗皇帝短暂清明政治的彻底结束，如果说新一代天子即位两年不到的一段时间里还能算作是有过振作气象的话。从现在开始，失败便接踵而至，一发不可收拾。
卢杞与杨炎在许多方面都可算是标准的反例。杨炎面貌修美，仪容端庄，而卢杞长相极丑，形同鬼魅；杨炎善文章，而卢杞却善口辩。卢杞倒也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卢怀慎曾位居宰相。卢杞以门荫入仕，开始时做过玄宗、肃宗时的大将仆固怀恩的掌书记，后来做过刺史，在朝中历任郎中、御史中丞。卢杞入相发迹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了解他，还是以谨慎小心著称的一代名臣郭子仪很早就看透了卢杞的为人。
当时子仪可是朝中德高望重、天下推服的顾命大臣，不过因年老多病，常卧病在床。朝中百官于是常常趋府问候，子仪在榻上接见，从不屏退左右的姬侍。一日，忽报卢杞来访，子仪立即命左右侍妾悉数退去。卢杞走后，家人问他原因，子仪道：“卢杞形陋心险，你等见了他必然会笑其长相，此人亦必怀恨在心。一旦他日得权，则灭门之祸为时不远矣！”
郭子仪毕竟阅历丰富，能够一语道破，智慧更是超人一筹。崔祐甫已于去年的六月去世，杨炎也已不受重视，其他几位重臣都是虚领“同平章事”荣衔，于是只有卢杞独揽大权。很难推测德宗为何起用卢杞这样一个至少是很委琐的人，可能是因为数次用人的失望开始矫枉过正，才重用既无功，又无大才的卢杞，而且像赌气一般地一意孤行。所以当卢杞一旦拥有这样一种地位，人们再看出他的真相就已经晚了。
连失意的杨炎都不愿与这样的人为伍，甚至拒绝与卢杞在政事堂“会食”。宰相共进工作午餐是本朝政事堂制度的优良传统，宰相们在工作中发生牴牾是难免的，在会食中进行磋商和讨论，也可增进彼此的了解，融洽气氛。卢杞开始没有在意，但有些人自不会放弃这种离间的机会，对卢杞说：“杨公鄙公，不欲同食。”
卢杞这才恍然大悟。在政事堂阁中，他望着杨炎吩咐糊上的桃花窗纸，嘴上没有说话，但心中十分愤怒。
卢杞立即开始了行动。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尚且不足，必须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集团，于是太常博士裴延龄成为他树党的首批人选之一。裴氏在德宗后期发挥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也得归在卢杞的名下。由于德宗对杨炎进行惩罚是早晚的事，卢杞除掉杨炎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的方法也和杨炎对付刘晏的办法如出一辙，先是寻机奏罢杨炎相职，接着利用严郢等与杨炎有仇之辈，给他奏上一个“有异志”的罪名，遂使德宗将杨炎贬为崖州司马。崖州在今天的海南岛，是最严厉的贬谪之地。杨炎这次不再像早先的那次被贬乐观了，在途中他走过一个叫“鬼门关”的地方，充满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虽然走过了“鬼门关”，他还是预感到凶险将不可避免。果然，在离崖州只有百余里的地方被缢杀。两年之间，德宗杀了两位宰相。
德宗皇帝在历史上留下了鲜明记录，他的名字之所以总是与政治、军事以及个人处事上的众多失败联系在一起，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两年里发生的这些事。“失败”是一个颇让人费神的问题，如果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或者是因此而带来严重的恶果就可以称之为失败的话，德宗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能实现哪怕是一点点预期的计划。德宗初政的相对平静只维持了一年多，就随着刘晏、杨炎的被杀而烟消云散了。东方！藩镇又起风云！
东方的割据藩镇中，正酝酿着一场更深层次的动乱。
从京师长安向东，出潼关进入都畿道，不远就是与西京长安遥遥相对的东都洛阳，再顺黄河而下就是广袤的河北、河南道，一直到齐鲁平原，这一大块地区当时习惯上称为“山东”。“山东”可是个敏感的字眼。从战国时开始，“山东”便是秦国所在关中地区的对立面，所以秦以外的六国也称山东。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就似乎是关陇中央的对立面。想当初，本朝立国伊始，就开始对山东贵族实行一种既拉拢又排挤的政策，但实际上，山东氏族却一直还是社会生活中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不过，到了玄宗时期，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
原因是北方胡人的不断内迁，大批汉化的胡人在河北道一带定居下来，成为新的社会力量，这是和本朝宽容的民族方略与求同存异的雄伟气度分不开的，所谓“修文德以徕远人”。但其中也有一个实际考虑，由于隋末的纷乱使中原特别是河北河南的人口损耗极大，为补充人口，因此一直允许内附诸族大量迁徙到边境地带居住。然而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中，这种大融合过程必然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割据、分裂和战争。东方于是成为主要的舞台。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的七月，河南道的临淄，淄青镇节度府。
数日以来，李正己忧心忡忡，没睡过一次好觉。实际上，自从去年年底皇上借献钱三十万缗一事弄得自己很狼狈以来，李正己就一直在暗暗担忧。今年四月份，北庭泾原镇的刘文喜不受朝廷命令，据泾州首先发难，正己很是兴奋。刘文喜也不过是对宰相杨炎打击泾原军的处事不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李正己等一大批边将的看法，正己也和不少人一样上表请德宗宽恕刘氏，息兵罢征。然而皇上却不为这一大堆奏章所动。德宗在朝会上对众臣道：“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
消息传到淄青，正己很不安。不得已，又派人入朝，借奏事之名打探天子的态度。刘文喜很不幸，由于兵力不济，加上吐蕃不肯发兵援助，在朱泚的攻打下，一月不到就被击破。正己的使节觐见德宗时，正巧捷报奏到，德宗把文喜的首级往这位使节面前一丢：“朕给你看看这个，就算是给李正己的宣敕吧！”
来使伏阙不语。一回淄川见到李正己，即称大事不妙。
正己听后浑身冷汗，一言不发。和心腹幕僚们商量的结果是：事不宜迟，必须加紧操练士兵。还未过一个月，刘晏被杀的消息传遍了天下，数道节度一片哗然，正己惊恐之余，上表责问朝廷，矛头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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