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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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布罗陀水手试读：
第一部
我们已经游览了米兰和热那亚。到比萨两天以后，我决定动身去佛罗伦萨。雅克琳表示同意，她总是什么都同意的。
这是和平的第二年。火车里座无虚席。不论什么时间，哪条线路，都是满满当当的。旅行变成一项体育活动，我们这项活动越来越熟练了。然而这一回，在比萨，我们赶到车站时，售票窗口却已关闭，不再出售任何即将开行的火车的车票。我们想到了长途汽车，可是长途汽车票同样也已售完。尽管阻碍重重，我发誓还是要当天抵达佛罗伦萨。旅行时，我常常这样固执，必须走得远而又远。那天，一想到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看见佛罗伦萨，我就难以忍受。至于我对那座城市有什么期待，希望发现什么，获得怎样的歇息，大概我自己也说不清。既然除了上述不耐烦的心情之外，确实再没有其他急躁的理由，我也就没必要弄清楚了。在想乘长途汽车失败之后，我继续打听情况。有人告诉我，每周六将近六点，有些工人班组要回佛罗伦萨，他们的小卡车停在车站广场上，有时也顺便带些人。
我们于是去车站广场。这时是五点，我们要等一个小时。我坐在我的手提箱上，雅克琳坐在她的手提箱上。广场曾经遭到轰炸。透过毁坏的车站，可以看到火车来来往往。大量旅客从我们面前经过，汗流浃背，疲惫不堪。我想象他们都来自佛罗伦萨或赶往那里，不由得羡慕地望着他们。天气已经热了。广场上仅剩的几株树，受到火车的烟熏和烈日的暴晒，叶子都枯焦了，只投下极少的阴影。我一心惦着小卡车，热对我无关紧要。半小时以后，雅克琳对我说她渴了，很想喝瓶汽水，时间也来得及。我要她独自去喝，因为我不想错过那些工人。她放弃了，买了一些雪糕。我们赶快吃，雪糕在我们的指缝中融化，而且太甜，反倒使我们更加口渴。这天是八月十一日。意大利人曾告诉我们，伏天就要到了，通常在八月十五日前后。雅克琳提醒我这一点，说道：“这还没什么，到佛罗伦萨以后怎么办？”
我不回答她的问题。三次中有两次我都是不回答的。夏天使我苦恼。我从来没找到和这个季节协调一致的感受，对此大概我已不抱希望。我不喜欢她用这种口气提到这些。
工人们终于到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来。这是一些在比萨的重建工地上干活的泥瓦工。有些人还穿着工作服。第一队开始跑向一辆离我们不远的小型有篷卡车。
一名工人在这辆小卡车的方向盘前坐定，雅克林赶紧向他跑去。她认为，女人比男人有更多的机会打动他。她用意大利语向他解释，说我们俩是法国人，想去佛罗伦萨，找不到交通工具，如果他愿意带上我们，那真是好心肠。为了我们度假方便，她学了两个月速成意大利语，我也一样。他立刻同意了。我在他旁边坐下，便于沿途观看。雅克琳坐在车后面。在殖民部，我的座位就比她的更靠近窗口。这种举止在我已习以为常，她甚至不再为此生气了。至少我这样认为。她顺从地在后面坐定。小卡车有篷布遮蔽。那天下午，气温在阴凉处近三十六度。不过，显然她不怕热。几分钟后，车子坐满，就开动了。这时是傍晚六点。出城的路被自行车占满，非常拥挤。司机诅咒、辱骂骑车人，他们无动于衷，不顾他的喇叭声，仍然一队队地行驶。司机小时候在法国度过两年——这是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他会说法语。因为我在这儿，他就用法语发火，而且火气很大。很快，他就不仅仅只对挡道的骑车人生气了。他在佛罗伦萨没有工作，不得不到七十五公里开外的比萨找活干。对工人来说，一切都很艰难。他们过的不是人的日子。生活费用很高，工钱却是低的。这种情况不能长久继续下去了，必须有所改变。首先要变的，就是政府。必须推翻政府，清除现任总统。说起总统，提到这个受指责的名字，司机挥动双拳，动作既愤怒又无奈，车子晃了才不情愿地重新握住方向盘。汽车急闪了几下，风猛烈地吹进小卡车，篷布发出抽打声，但车内的人都漠然置之，我想，每星期六，这个司机出比萨城时因骑车人挡道而发火，这种情况大概每周都如此吧。我放心了。这一天，我曾过分担心走不成，其他什么都不怕，即使到不了那里。我因满足而迟钝，听司机说话。
驶出比萨城不久，还没到卡希纳，篷布下面传来一些压低的轻叫声。那是雅克琳发出的。想必工人们向她献殷勤有点过火了。这种嬉笑的叫声很好辨认。司机也听到了，神情尴尬地对我说：“要是您愿意，您夫人可以到我旁边来坐。”“不必了。”
他看了看我，很吃惊，随即笑了。“我们这里的人很爱妒忌。法国人不怎么妒忌，是吗？”“可能吧。”“他们出发前喝了几杯。今天发薪，所以才这样。真的没关系？”
他乐了。“这很自然，”我说，“一个女人围在一些男人当中，尤其他们又喝了酒。”“不妒忌真好。我呢，我做不到。”
工人们笑着。雅克琳发出一声有点恼火的叫喊。他又看了看我，仍然不胜惊奇。“我们单独生活，”我解释说，“平时见不到什么人，所以我倒乐意别人……总之，您能理解。”“你们结婚很久了才这样，是吗？”“我们相识很久了，是的，但还没有结婚。快了。她很看重这个，只有结了婚，她才会觉得幸福。”
我们俩都笑了。“许多女人都这样重视婚姻。”
通常，对那些志得意满，或一味无忧无虑的人，我都难以忍受。不过他，我却很能容忍。“爱情，”他议论道，“像其他事物一样，不可能天长地久。”“她是好人。”我说。“看得出来。”他笑道。
驶过卡希纳，道路通畅多了。司机有心情闲聊了，向我提出一些平常的问题。“您是第一回来意大利吗？”“第一回。”“来这里多长时间了？”“十五天。”“那么，意大利人，您觉得他们怎样？”
他带着一点稚气的狂妄，用挑衅的口气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接着，他突然露出沉思的神情，装做专心开车，等着听我说些什么。“我还没法确切知道，”我说，“我不了解意大利人。不过，我还是觉得，很难能不喜欢他们。”
他笑了。“不喜欢意大利人，”我说，“就是不喜欢人类。”
他彻底放松了。[1]“在那场porcheria di guerra中，有人曾对他们说三道四。”“战争期间，还有什么不让人们相信的？”我说。
我累了。他没有立刻觉察到。“那么比萨，很美，不是吗？”“是啊，”我说，“是很美。”“幸好，广场不曾被炸弹击中。”“幸好。”
他向我转过头来，看了看我。我在勉强应对，他看出来了，说道：“您累了。”“有点。”“是高温，”他说，“加上旅行。”“是这样。”我说。
不过，他还是想聊下去。他对我谈他自己。有二十来分钟，我不用应声儿。他告诉我，解放以来，尤其是他在皮埃蒙特参加一个工厂委员会以来，他对政治发生了兴趣，那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期。那些委员会被解散后，他感到厌倦了，就返回托斯卡纳。但他怀念米兰，“因为米兰充满活力”。他大谈特谈那些工厂委员会，大谈特谈英国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在那里的行为是令人厌恶的，不是吗？”
他很看重这事。我回答说确实令人厌恶。他又谈到自己。现在，他在比萨做泥瓦工。比萨有很多重建工程。这辆小卡车是他的，解放时他就有了，保留下来。他就这样说着，经过一些村庄时，他减慢车速，好让我能看清沿途的教堂、古迹，用白色颜料涂写在墙上的标语：共产党万岁，打倒国王。每次我都看得非常专心，他也不让任何可看的东西错过。
我们到了蓬泰代拉。他又谈起他的小卡车。他对获得这辆车子的方式有点不能释怀。“我能怎么办呢？我本该把车归还给委员会的同志们，可是没有，我把它留下了。”
他看得很清楚，此事一点也没使我愤慨。“我本该还车，可我做不到。这辆小卡车我已开了两个月，所以不可能还。”“许多人也会这样做的。”我说。“我心里寻思，我这辈子不会再有别的车了。有些事就像这样，人禁不住要做，甚至会去偷。这辆车，唉，是我偷来的。可是后悔呢，我又做不到。”
他向我解释，这是一辆破车，正像我见到的，时速不足六十公里，但他还是很高兴拥有它。啊！他非常喜爱汽车。何况，阀面研配好了，它的时速还能达到八十公里呢。不过，他一直没有时间这样做。它还能帮他不少忙。多亏这辆车，在气候宜人的季节，他带着伙伴们到一个临地中海的小渔港去度周末。这样可以比乘火车便宜一半。“在哪里？”我问。他回答：“在罗卡。”他有家在那儿。不远。由于汽油定量供应，他很难每星期都去，只能每隔半个月去一趟。上星期他就去了。哦！那是个很小的港口。上次去时，碰见个很富有的美国女人，真该问问她到这样一个角落里来干什么。一个美国女人，是的，至少人家都这样说。她有艘华丽的游艇，就停泊在海滩前。他看到她游泳了。这是个极美的女人。因此什么都不该笼统而论，即使在小事方面。以前，他一直相信人家说的，美国女人不如他们意大利女人美。可是这一位，显而易见，她是那样美丽，他记不起曾遇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他没对我说她漂亮，使他动心，不，仅仅说她美丽。他是认真说[2][3]的，用意大利语：Bellissima。又补充说：Èsola。
接着，他和我谈起罗卡。其实，要是有时间，我干吗不去呢？如想正确了解意大利，不应该总待在城里。也该到乡下去，参观一两个村庄。而罗卡，正是个可以看看意大利老百姓如何生活的好去处。这些民众吃过很多苦，他们干起活来谁都比不了，您将看到他们有多善良。他很了解这些下层民众——他父母就是农民——而且，摆脱了他们的盲目性之后，他更爱他们了。出自民众使他有点把他们当成自家人。他自豪地谈论这些，有如谈论奇迹。是啊，要是有时间，我应该去罗卡。那里只有一家小旅馆，不过我和我的夫人会住得很惬意的。他对我说：“一边是海，另一边是河。海浪过于汹涌，天气太热，或者仅仅想变换一下时，您就去河里沐浴。河水永远是凉爽的。而旅馆正好坐落在河边。”
他和我谈到那条河，谈到那家旅馆，谈到突出在河谷之上的大山，谈到潜水捕鱼。“从来没体验过潜水的人，想象不出来的。第一回会害怕，以后就玩上了瘾。色彩太美了，鱼群从您腹下游过。很安静，想象不出来的。”
他谈到民间舞会，谈到当地水果——像橙子一般大的柠檬。
我们到了阿尔诺河谷的圣罗马诺。天空呈赤铜色。公路上不再有阳光，然而夕阳还在山冈顶上照耀了一会儿。山冈从下到上都种着橄榄树。房屋很美，和土地一色。连最小的住宅近旁也栽着柏树。这是一种甜美得令人腻味的景色。“您是托斯卡纳这个地区的人吗？”我问他。“是的，就是这个河谷的，”他说，“但不在佛罗伦萨这一边。现在，家在罗卡。我父亲，他喜欢海。”
太阳落山了，河谷从阿尔诺河获得反光。这是一条小河，河面闪烁、宁静，河流蜿蜒曲折，河水色彩碧绿，看起来像一只睡兽。它躺卧在难以接近的陡峭河岸间，顺畅地流淌着。“阿尔诺河真美！”我感叹说。
他不经意间就对我以“你”相称了。“你呢，”他问我，“你在做什么？”“在殖民部身份登记处工作。”我说。“这份工作，你喜欢吗？”“非常讨厌。”我说。“具体做什么？”“抄写出生证和死亡证。”“明白了，”他说，“你在那里很久了吗？”“八年。”“我呀，”他想了一会儿说，“我做不了。”“是的，”我说，“你做不了。”“不过，”他说，“做泥瓦工很艰苦，冬天冷，夏天热。但一年到头抄写，我做不了。有人能行，必须这样，可我不行，我做不了。”“我也不行。”我说。“可你不是在做吗？”“我是在做。起初我曾以为我会做死的，但我还是做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你还这样认为吗？”“认为会做死？当然，但不再是我了，而是别人。”“一年到头抄写，这肯定受不了。”他慢腾腾地说。“你是无法想象的。”我说。
我说这话无疑用的是说笑的语气，听者可以认为事情也许没那么严重，或者认为这是我谈论个人私事的一种方式。“做什么工作，很重要。”他说，“不论什么都做，不可能。”“可这事总得有人做，”我说，“为什么不该是我呢？”“不，”他说，“不，为什么就该是你？”“我试过要做别的事，却从没找到。”“有时候，”他说，“还不如饿死好。我呀，处在你的位子，我宁愿饿死。”“总是担心失业，再就是怕丢脸，我说不清。”“有些事还是做比不做更丢脸。”“我本来想做个自行车运动员、探险家，不可能的事。最后我还是进了殖民部。我父亲是殖民地官员，这样做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头一年，我不以为然，心想是开玩笑，第二年，我对自己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接着第三年来临，然后延续到现在，你明白……”
他很高兴我讲起来。“战争期间，”我继续说，“我很快活。我在一个报务连里。我学会了爬电线杆，那很危险，因为有可能触电摔下来，可我还是很快活。星期天我没法停下来，就去爬树。”
我们都笑了。“撤营时，我正拴在一根电线杆上。除了我，别人都走了，但是走错了方向。我下来时，早已没人了。我独自撤走，方向却对了。我真走运。”
他由衷地笑了。“啊！战争，有时人在战争中笑。”“以后呢？”他过了一会儿问，“抵抗运动时期呢？”“我随殖民部到了维希。”
他不做声了，似乎在要求补充说明。“我为躲藏起来的犹太人制作假身份证，尤其是开一些死亡证书，不可避免。”“哦，是的，我明白了。那时你从不感到厌烦吗？”“从不。只是战后，由于我在维希度过三年，我被降级了。”“你那些犹太人呢，他们不能作证，说你救助过他们吗？”“我一个都没能再找到过。”我笑着说。“不管怎样，你就这样听之任之？”
他又瞟了我一眼，以为我在撒谎。“我没有多方寻找过。即使我没被降级，我也会留在身份登记处，那么……”“那还是不一样的。”他又说。
他信不过我。“确实如此，”我说着对他微微笑了笑，“我没理由对你撒谎。”“我信了。”他终于说。
我笑起来。“通常，我总撒谎。但不是今天。有像这样的日子。”“没有人不撒谎。”他犹豫了一下说。“我对所有人撒谎，对她，对我的上司。我在办公室里养成了这个习惯，因为我经常迟到。我终究不能说讨厌我的工作，就捏造说我有肝病。”
他笑了，但不太出于本心。“这个，”他说，“不算撒谎。”“总得不时说件事，这毕竟是件事。我的肝，是我编造得最好的事，每天我都在描述它如何折腾我。在部里，同事们不向我问好，而是问：‘你的肝，它怎么样啦？’”“她呢，她信吗？”“不知道，她不和我谈这件事。”
他思索了一下。“政治，你搞吗？”“我上大学时搞过。”“现在，你完全不搞了吗？”“搞得越来越少。现在完全不搞了。”“你那时是共产党员吗？”“是。”
他半晌无语。“我过早开始搞，”我说，“厌倦了……”“哦！我明白。”他轻轻地说。
他又半晌无语。突然，他开口了：“到罗卡去度周末吧。”
身份登记处牵制了我全部的生活，和这种不幸相比，去罗卡待三天，算得了什么？不过我懂他的意思，生活有时那样艰苦，他很明白，必须时不时地去趟罗卡，好体会生活有时也能放松一下。“干吗不去？”我说。“不知为什么，我就是喜欢罗卡。”他说。
我们到了恩波利。“这里，”他说，“生产玻璃器皿。”
我告诉他，我觉得这座城市很美。他没搭腔，他在想别的事，我认为在想我的事。过了恩波利，高温又降低了一些。我们离开了阿尔诺河，不过没关系。我很高兴。我没浪费时间。他看了看我，听我说话，我看得出来，在比萨和佛罗伦萨之间做长途旅行，我强过其他许多人。我应付得不错。他可以把我当做旅伴。我不习惯沾沾自喜。一旦这样，就会筋疲力尽，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复原。喝醉酒对我都没这样的效应。“你去罗卡吧，”他又说，“去看看。”“我还剩下十天假期。”我说，“干吗不去？”
汽车此刻尽可能快地疾驶，时速达六十公里。天气不再热了，至少对不处在篷布下面的我们是这样。随着暮色降临，刮起一阵凉风，大概来自一个已经爆发雷雨的地区，风里散发出雨水的气息。
我们又谈起来，谈他，谈工作，谈工钱，谈他的生活，谈通常的生活。我们寻思什么能使一个男人幸福，是工作还是爱情或者其他。“你对我说，你没有伙伴，”他说，“我不明白。人总该有些伙伴，不是吗？”“我求之不得，”我说，“但我不能总去拜访部里的同事，而她呢，除了他们，她谁都不认识。”“那你呢？”“我只有些大学的旧伙伴，都不再见面了。”“奇怪，”他说——他很诚恳，对我几乎不再存有戒心，“我认为，伙伴嘛，应该总是能找到的。”“战时，”我说，“我有过不少伙伴。可现在，我觉得这很难找，就像找个……我不知怎么说。”“就像找个女人？”“差不多吧。”我笑着说。“还不至于。”他说。
他思索了一下。“你看，对我们来说，要比对你们那些人容易些，没问题，彼此一见如故。”“我们那里不一样，”我说，“需要时间。人们互称先生。赶到抄写时，对谁都不能说话。”“是这样。我们这些人，嘴总是自由的，只要想说话就可以说。我们是什么情况？差不多总像在打仗。必须为工钱，为吃饭而斗争，那么，找伙伴就容易了。”“我那些同事，”我说，“我真想杀了他们，而不是和他们说话。”“也许一个人过于忧郁时，”他说，“就像这样，不可能有伙伴。”“也许吧。”我说。“当然，”他说，“生活中存在不幸，不是吗？但是一个人不仅天天不幸，还不能有伙伴，这是难以忍受的。”
他补充说：“我呀，没有伙伴太痛苦了，我受不了。”
我不搭腔。他似乎懊悔刚才所说的话。然而，忽然，他很温和地表示：“我认为，你应该放弃你的工作。”“总有一天，”我说，“我会做到的。”
他大概觉得，我没像他想让我领会的那样认真对待这事。“你看，”他说，“这和我无关。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认为你应该放弃你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这样维持下去不行，你的生活。”“八年前，”我说，“我就准备放弃那个工作了，可我会做到的。”“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尽快放弃。”他说。“也许你说得对。”我想了片刻说。
晚风凉爽宜人。他对这风不像我那样感到惬意。“干吗你对我说这个？”我问。“可是你等着，等别人对你说这个，不是吗？”他温和地说。
他重复道：“这样维持下去不行，你的生活。不论是谁都会像我这样告诉你。”
他迟疑片刻，接着，用终于还是下了决心的口气说：“这就像对你的女人一样，你同这个女人在一起做什么？”“我犹豫了很久。现在我对自己说干吗不？她坚持要结婚。她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我看见她整天在那里企盼，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不搭腔。“我终于不再想跳出泥潭，终于对自己说，既然没有别的，那么凑合一生也可以。”
他毫无笑容。“不，”他说——我的自嘲使他不快，“不该这样。”“许多人会像我这样做的。”我说，“我没有充分的理由不娶她。”“她怎么样，这个女人？”“明摆着，”我说，“永远满足，兴高采烈，是个乐天派。”“我懂了，”他说着皱了皱眉头，“我不太喜欢永远满足的女人。她们……”他在搜索字眼。“令人厌倦。”我说。“是这样，令人厌倦。”
他向我转过头来，微微一笑。“我在自问，”我说，“是否值得去寻求和终生相关的重大理由，使自己感到满足。如果三四个小条件汇集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
他又向我转过头来，微微一笑。“小条件是必要的。”他说，“不过，在生活中，仅仅感到满足是不够的。时不时地还需要稍微多些，不是吗？”“什么呢？”“感到幸福。而爱情，就是用于这个的，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说。“你当然知道。”
我不搭腔。“到罗卡来吧。”他说，“要是你星期六来，我在那儿。我们一起去潜水捕鱼。”
我们不再谈论自己。我们到了拉斯特拉，离开了阿尔诺河谷。“还有十四公里。”他说。
他降下挡风玻璃。风直接吹到我们脸上，我们感受到全部的风力。“嗨，很舒服。”我说。“过了拉斯特拉，总像这样，不知为什么。”
由于风力，仿佛觉得车速快多了。我们几乎不再交谈，降下挡风玻璃后必然这样。晚风宜人，我们甚至不想说话了。他不时大声叫喊着通知我：“还有半小时，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五分钟，你就要看到它啦。”
他想说那座城市。但他也完全可能说别的事，说我不知道的什么幸福。我坐在他身边，吹着凉风很惬意，还可以在这里再多待一个小时。但是他急切想向我指点即将抵达的城市，他的愿望迅速感染了我。很快，我也像他一样急切想抵达佛罗伦萨了。“还有七公里。”他嚷道，“我们在山冈上驶过时，你会看到它，就在山脚下。”
比萨和佛罗伦萨之间的这段路程，他可能往返过上百次了。“你瞧！”他大声说，“我们正好在它上面！”
佛罗伦萨在我们下面闪闪发亮，宛如颠倒的星空。然后我们一圈接一圈下去，进入市内。
可我在想别的事。我在自问，如此旅行，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满足于邂逅像他这样的伙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如果有个妻子，在某些情况下，是不是多余的。
到了城里，我们大家一起去火车站附近一家咖啡馆喝白葡萄酒。雅克琳从篷布下出来，头发凌乱，但只是受了点戏弄。大概除了我，她在别人眼里可能是漂亮的。我觉得她气色不错。她的情绪很好。
在咖啡馆，他又对我谈到罗卡。他说话时，我仔细端详他——在汽车里，我只能从侧面看他。我觉得其他工人都彼此相似，只有他与众不同。难道是因为和他交谈，我有过莫大的乐趣？突然，他有点吓唬我。他反复强调，必须去罗卡，哪怕仅仅为了休息。伏天到了。八天，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一起去马格拉河沐浴，如果有时间，还可以到他熟悉的僻静处去潜水捕鱼，他的堂兄弟有潜水镜，会借给他的。“那么，去吗？”“去。”我说。雅克琳微微一笑，并不当真。他没邀她去罗卡。
这几天，在佛罗伦萨，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我早已见识过热。我在热带地区的殖民地出生长大，在文学作品里也读到过关于热的描写，然而我正是在佛罗伦萨度过的这几个没完没了的日子里，才懂得热的全部含义。这种热成了真正的大事，其他都微不足道。在整个意大利，天气酷热，就是一切。据说摩德纳的气温高达四十七度。佛罗伦萨的气温是多少？我不知道。整整四天，全城成为一场平静火灾的牺牲品，没有火焰，也没有叫喊声。在这四天里，居民们就像受瘟疫和战火蹂躏一样惶恐不安，唯一操心的事就是挺下去。这种气温不仅不适合人类，同样也不适合动物。在动物园，一只黑猩猩热死了。鱼类也因窒息而死亡。报纸上报道，死鱼使阿尔诺河充满臭气。街道的碎石路面黏糊糊的。我想，爱神已被逐出这座城市。在这几天里，该不会孕育一个孩子。除了报纸上有关酷热的报道，该不会有人写一行字。连犬类也得等到温和些的日子才会交配。凶手该在罪行前退缩。情人们不修边幅。人们不知智慧为何物。理智被摧毁，什么也发现不了。个性变成一种非常相对的概念，意义消失。酷热比服兵役更难受。连上帝都感到意外。城里的词汇变得单一，极度缩减。五天内大家异口同声：我渴了。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不会总这样，也不能总这样，持续几天以上没有先例。第四天夜里，下了一场雷雨。来得正是时候。立刻，城里人又都各忙各的。我没有可忙的。我还在度假。
对我来说，这五天非常相像，我全在一家咖啡馆里度过的。雅克琳，她参观佛罗伦萨。这样做，她瘦了很多，但她坚持到底。我想，八天内可能看到的宫殿、博物馆、古迹，她都看遍了。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至于我，在咖啡馆享用冰咖啡、雪糕和薄荷酒时，想的是马格拉河。她在想什么呢？想的不是马格拉河，非常不同，甚至可能相反。我整天想着永远清凉的马格拉河，即使在最炎热的时候，我也对自己反复说，马格拉河永远清凉。我觉得大海已经不够，我需要一条河，树荫凉儿下的河水。
第一天，我从我们下榻的旅馆去咖啡馆。我本来想，喝完一杯冰咖啡，我就去城里转一圈。可我在咖啡馆待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雅克琳找到我时，我正面对第六杯啤酒。她生气了。怎么！生平第一回来佛罗伦萨，竟在咖啡馆度过一个上午！“今天下午，”我说，“今天下午，我就试着去走走。”讲定了，我们各逛各的，只在吃饭时会面。于是，午饭后，她丢下我走了。我返回离饭店不远的咖啡馆。时间过得很快。晚上七点，我还待在那里。这一次，雅克琳找到我时，我正面对一杯薄荷酒。她又生气了。“如果我动一动，我会热死的。”我对她说。我对此确信无疑，但同样确信无疑的是，第二天这种情况就会好转。
第二天这种情况没有好转。不过这一天，我如约做出努力。吃过午饭，雅克琳出发一小时后，我离开了身不由己返回的咖啡馆。我奔向蒂纳邦街。阿尔诺河在哪里？我向一个游客打听河的方向，他当即给我指出。老实说，我尤其想看看漂在河面上的死鱼。我到了河边。从码头上，我看到了死鱼。报纸夸大其词。有死鱼，但比报道的少得多。我感到失望。至于阿尔诺河，它和比萨公路旁的那条河，总之和我年轻时向往的那条河，已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一条脏河，”我心里想，“一条细流，还满是死鱼。这就是阿尔诺河。”我不怀好意地自言自语。但是没用。它没给我一点印象。我走开了。街道上挤满人，大多是些游客。他们全都热极了。有两三股人流从阿尔诺河出发。我跟随其中一股人流，想壮壮胆。我走到一个广场上。我认出它来。我曾在哪里见过它？在明信片上，我想起来了。当然是君主广场。在广场边上，我站住了。“怎么！它就在这儿。”我想。广场在炽热的阳光下发烫。一想到要穿过它，我就灰心丧气。然而，既然到了这儿，就必须穿过它。所有的游客都穿过广场，应该这样做。甚至有些妇女和儿童也走过去了。难道他们和我如此不同？“我就走。”我对自己说。但是，事情难以预料，我在拱廊的一级台阶上坐下了。我等着。我的衬衫渐渐湿透，贴在我的身上。接着，我的上装也渐渐湿透，开始贴在我的衬衫上。我呢，裹在上装和衬衫里，我在思考如何穿越广场，其他事没法再想了。广场上方的空气，如果可以称做空气的话，就像在一个开水壶上方一样呈现虹色。“我就走。”我反复对自己说。不料一个工人笔直朝拱廊走来。他在离我几米处停住，从挎包里抽出一把大活动扳手，拧开我脚边的一个水龙头。街沟里齐边灌满了水。我望着街沟，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一道亮晶晶的水柱从龙头里喷射出来。我真想把嘴贴在水龙头上，让自己像街沟一样充满着水。幸好死鱼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这水可能来自阿尔诺河。我没饮用，可我越发想念马格拉河。从我到达佛罗伦萨起，每样东西，每个时辰，都使这条河更加令我向往。我显然感觉到了，还需要一点儿，一丁点儿动力，就能促使我去罗卡。我逐渐总能做到。但是这仍然需要的一点儿动力，不是这一天就能具备的。这个广场不足以促使我去罗卡，何况我也没让它发展到这一步。看到街沟里的水以后，我放弃穿越广场。我起身走了。经过一些狭窄的街道，我返回度过一个上午的咖啡馆。用不着我开口，侍者一见到我，就明白我回去的原因了。“一大杯冰薄荷酒，”他对我说，“这正是先生所需要的。”
我一口气喝了冰薄荷酒。然后我倒在椅子上，长时间地出汗，就这样一直到重见雅克琳。
这是我在佛罗伦萨唯一的一次漫游，我的意思是唯一的一次作为旅游者的漫游。然后，我又有两天待在咖啡馆里不再动窝。
只有一个人中我的意，他就是我所去的这家咖啡馆的侍者，所以我总回到那里去。从早上十点到中午，从下午三点到七点，我看着他服务。他照顾我，不时给我拿来一些报纸。有时他和我说话。“真热。”他对我说。或者说：“一杯冰咖啡，这是伏天最好的饮料，既止渴又提神。”我听他的话。他建议我喝的我都喝。他很喜欢在我身边扮演这个角色。
坐在这家咖啡馆里，有这个侍者服侍，每小时喝半升饮料，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还可以忍受，我的意思是还值得活着。诀窍就是不动。我和那些游客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看起来不那么需要喝饮料。我闲着无聊，想象他们具有一些特殊的生理组织，像海绵似的吸水，使人不由得联想起仙人掌——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的禀赋，当然不为他们本人所知。
我喝饮料，看报，出汗，不时变换座位。我从咖啡馆里出来，去坐在露天座上。接着，说真的，我看街景。我注意到，游览的人流将近中午时速度变慢，快到下午五点时恢复原样。他们人数很多。他们藐视伏天。虽然他们有特殊的生理组织，他们仍然是英雄，旅游业的英雄，城里只有他们是英雄。我呢，我是旅游业的耻辱。我丢人现眼。有一回，我向咖啡馆侍者说了这个意思：“我在佛罗伦萨什么也没看。我不配是个游客。”他笑着对我说这是体质问题，不是意志问题，有些人做得到，另有些人就做不到。他经历过各种伏天，对所说的话很有把握。他体贴地补充说，我的情况是他见过的最典型的一种。我对这个答复很满意，当天晚上，我就向雅克琳逐字逐句地复述了。
下午四点光景，有一辆洒水车驶过。洒水车过后，碎石路面冒着热气，街上散发出无数种气味。我嗅着这些气味。它们很好闻，使人心平气和。我对自己说，我总算也以某种方式到过佛罗伦萨了。
我只在吃饭时才和雅克琳相见。我没什么可对她说的。她呢，必然有。她把上午和下午所看或所做的讲述一遍。她不再要求我努力，但她向我夸耀佛罗伦萨的奇观，以为这种方式更巧妙，能鼓励我去观看。她不停地向我夸耀那些奇观。她大谈特谈那些东西如何美不胜收，确实，我不能不去看，甚至看或不看，可能我不知道还关系到我的荣誉和文化修养。我不听她说。我让她随心所欲地发挥。我能容忍这些事，容忍她，容忍生活。确切地说，我是个对生活感到厌倦的男人。这种男人的悲剧在于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悲观学说。这种男人让别人夸夸其谈，但是不必完全相信。我让她说了三天，每天两次，分别在吃饭的时候。接着，第三天来临。
第三天，晚上七点，我没去旅馆赴她给我定下的约会，仍待在咖啡馆里。我想，如果她在旅馆见不到我，她会来咖啡馆找我的。通常，不管乐意不乐意，我总是去赴约的。那天，我认为没必要了。七点半，不出所料，她来到咖啡馆。“不管怎样，”她和蔼地对我说，“你过分了。”
她看上去很快活。“你觉得我过分？”“有点。”她和蔼地说。
她不想继续谈这个话题。我注意到，她化了妆，换了衣裙。从上午九点起，她就在参观佛罗伦萨。“你去什么地方了？”她问我。“不，”我说，“哪儿也没去。”“一切都可以习惯，”她说，“甚至习惯酷热，只要稍作努力……”
已经三年了，每天她都要我稍作努力。时间过得真快。“你瘦了。”我说。“这对我没有坏处，”她微笑着说，“很快会复原的。”“你别太劳累了。”“我情不自禁。”“这不是真的。”我说。
她看了看我，感到惊讶，脸红了。“你情绪不好。”她说。“我错了。既然来到佛罗伦萨，你确实应该抓住机会。”“你呢？干吗对我说这个？”“我呀，我没有愿望。”“你的确和别人不一样。”“哦，一样，”我说，“但我没有想参观的愿望。”“你不至于说你不喜欢这座城市吧？”“我没有看法。”
她沉默了一会儿。[4]“今天，”她说，“我看到了乔托的画。”“这对我无所谓。”我说。
她看了看我，感到惊讶，接着决定说下去。“一想到，”她开始说，“这是个曾生活在十四世纪初的人，先于，例如……”
她谈论乔托，我看着她说。她对这种目光似乎颇为满意。她也许以为我在倾听。她很可能这样想。我不清楚，也许有几个月了，我不曾真正看过她。
我们离开咖啡馆。她继续谈论乔托。她把胳臂伸给我。像平常一样。街道向我收缩合拢了。小小的咖啡馆在我看来突然像一片汪洋。
自从我和这个女人共同生活以来，第一次我有了什么感觉？羞愧，是的，因为觉得她的胳臂紧挽着我的胳臂而羞愧。
一滴水可以使水从罐子里溢出，这滴水存在着。即使不知这滴水经过怎样的途径，难以置信的迷宫般复杂的途径，才能流进罐子，让水溢出，这仍然不是一个理由可以否认它的存在。我不仅相信这滴水的存在，而且有时终于相信自己也忍无可忍了。她谈论乔托时，我就忍无可忍了。
下一天，早已讲定我们不一起出去，我对她说，明天我“同样”不陪她逛。她感到惊讶，却不反驳。她让我留在旅馆。我很晚起床，洗澡，然后直接去咖啡馆。我已想好要做的事。我去试着再找到那个小卡车司机。和咖啡馆侍者，我很少说话，而且老一套，不是说伏天，就是说最适合抗暑的饮料。末了，甚至他也似乎发现，这几乎总是一回事。再说，看着他忙活，一刻不停地从一张餐桌奔向另一张餐桌，我也有点厌烦了。两天内，我曾盼他能找到一刻钟间歇，好陪我喝一杯掺水薄荷酒，结果我明白这是空想。于是我想到小卡车司机。喝完两杯咖啡后，我第二次外出，奔向城里的火车站，想重新找到那家酒吧，我们刚到时在那里喝过白葡萄酒的。我不曾为参观城市而努力，为这个司机，为再找到他，我却努力了。我感到热极了，好几次我都以为这样做要送命了。可我坚持干到底。我找到了那家酒吧。那里的人听我解释，明白我的意思后，告诉我可惜小卡车上的工人全部又去比萨了，这天是星期三，要到星期六才回来。总之，他们说的我都已知道。难道我忘了吗？我不相信。不，我是想假装忘了，希望实现不可能的事，蔑视不公正的命运，我以为那是我个人独有的。我成功了。这个消息令我失望。我走出酒吧，深信在整个佛罗伦萨，我找不到一个人能随便同他吃着刨冰聊聊天。甚至那个司机，他也不在这里。整个佛罗伦萨，只有游客和她，雅克琳。像我这种人，既有时间可以消磨，又厌恶跑跑颠颠的，我不怀疑存在几个，可他们在哪里呢？我真的想找到他们吗？不。不，我所要的，是单独和她待在整座城里。我正是这样的，整整五天五夜。
我失去了一切自由。她占据我全部的思想，处置我的白天和黑夜，像插入我心脏的一枚黑色的钉子。
我是一个殖民地官员的儿子。父亲在马达加斯加任行政长官，统治着一个像法国多尔多涅那样大的省份。每天早晨，他检阅手下的人员，没有枪支，他就检查他们的耳朵。愿卫生使法国更加强盛。他颁布法令，在所有他所管辖的领地上，开学时必须唱《马赛曲》。他强制实施巡回种痘，如果童仆病重，就送到远处去死。他有时接到命令，要征集五百人去大规模开荒，啊，美好的远足。他带领部队和警察，出发去包围村庄，用枪赶出村民，把他们装上运牲口的车皮，去从事所谓的开垦，经常在千里之外，回来时筋疲力尽，却自命不凡，声称：“这真艰难。错就错在教他们法国史，大革命还在极其严重地损害我们。”他，这个糊涂的人，这个吹毛求疵的长官，管理着一个九万人口的省份，他对这个省份拥有近乎独裁的权力。而他，直到我十六岁，曾是我唯一的教育者。因此，我完全知道什么是每时每刻处在别人不知疲倦的监视之下，完全知道什么是生活在天天盼望他人死去的心情之中——想象我父亲被他的一个土著新兵一下子打死，曾是我将近十五岁时最美妙的梦想。这唯一的梦想使我的想象力带上鲜明的特点。看到家中餐桌上的刀具，有时会使我产生独特的眩晕，而躲在灌木丛里偷看父亲检查部下的耳朵时，我竟会昏厥过去。然而在佛罗伦萨的伏天，我却一点都想不起这些稚气往事。
整天坐在咖啡馆里，我开始想她，想这个和我一起困在这座城市里的女人。
我接连几个小时等着她，像一个狂热的情人。
只要一看到她，我就够了，这说明我的等待是有道理的。她不仅是我不幸的起因，她还是这种不幸完美的形象，真实的写照。她的微笑，她的举止，我说什么，仅仅她的连衣裙就足以使我克服以往的全部疑虑。我看清了，我想。
她从没有碰过枪，也从没有检查过世界上任何人的耳朵，不过这对我并不重要，当然。她用早餐，将羊角面包在牛奶咖啡里蘸一下，对我来说这就够了。我大声叫她停止。她停下来，惊得愣住了。我向她道歉，她也就算了。她身材矮小，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她穿一件连衣裙。她是个女人，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她最简单的动作，最无足轻重的话语，都使我烦乱不安。当她请我把盐递给她的时候，我被这句话莫测高深的含意弄得头晕目眩。她什么事都没逃过我。这五天里，她什么事对我来说都没有遗漏。总之，算起来，五天里我看她相当于看了三年。
我发现了很多事。其中不仅有她是个女人，或者她很活跃，或者她不适合我，不，还有别的事，即她是一个特殊类型的人，乐观型的人。我警惕那些讲话滔滔不绝的人，因为乐观者的特性，就是把你搞得筋疲力尽。他们通常身体极好，从不气馁，具有坚强的毅力。他们对人有嗜好。他们喜欢人，认为人伟大。人是他们关心的主要对象。据说某些种类的红蚂蚁，我想是墨西哥的，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尸体啃到只剩下骨头。她有可爱的外貌，儿童有的牙齿。两年来，她就是我的蚂蚁。在这期间，她洗我的衬衣，认真照料我的琐事。她也有蚂蚁天生脆弱的一面，很容易被人在手指头间捻死。确实，她跟我在一起，一直是只模范蚂蚁。她一个人能让你最终否定乐观主义，她一个人让你把她的浮夸看做极度悲伤，把她的行为看做全是欺骗，把她的压迫看做可怕之极。她一个人让你因她的浮夸和行为否定乐观主义，直到你最后一息。两年来，我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
正是在佛罗伦萨，我发现她超出我的一切期望。
我对她新的激情——怎么说呢？——无穷无尽的源泉显然是热。她说：“我喜欢热。”或者说：“我对一切都那么感兴趣，竟忘了热。”我发现，这不是真话，一个人不可能会喜欢这样的酷热，这是她一贯说的谎话，乐观主义的谎话。她对什么感兴趣，只是因为她早就决定了要感兴趣，只是因为她从生活中排除了会使心绪危险改变的自由。确实，如果她怀疑了酷热是好的，有朝一日她也就会怀疑其他一切，正如她对我的希望就建立在她一厢情愿的基础上。她不会因怀疑世上任何事情而痛苦，除非是她觉得“有罪”的怀疑。她的谎言即使微不足道，显示出来了，我这个谎言冠军终于还是发现，这些谎言和我的谎言截然不同。“这样的酷热，连鱼都热死了。”我对她说。
她笑了。我当然从不坚持。我也发现，我们共同生活期间，她反而对我更加陌生，还不如明摆着在阿尔诺河死去的鱼，实实在在使城里充满臭气。她绝不会去看死鱼。她说闻不到它们在伏天发出的冲天腐臭气。而我呢，我却像嗅玫瑰花香似的闻着这股气味。甚至对天气，我们的意见也从不一致。她说：“各种天气都有魅力。”她不偏爱任何一种天气。而我呢，我对某些天气总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厌恶。我也发现，她总能在我对她的敌意里看出，甚至在佛罗伦萨还能看出，她抱有希望的理由。她打趣说：“我们还没有结婚呢。”
我还进一步发现，她对人从来就既不宽容也不好奇，没有人曾使她心绪不宁。在她的生活里，我是她唯一喜爱的人，同时是她唯一宽容的人。“人类是善良的。”她说。她完全信任人类，她声称要为人类谋取最大的幸福，然而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危难对她具有重要性。只有人类的不幸对她具有重要性。对这种不幸，我记得，她总是满足于说，她一直有个明确而不可动摇的看法，即有药可治。她一向偏爱体育盛会，厌恶罪行，她一向从爱中得到甜蜜的快乐，爱使她永远微笑和满足，像面对罪行似的坚定不移。在部里，同事们喜欢她，她那夜莺一般的心情越来越获得众人的好感。她属于这样的乐天派，大家认识他们，美化他们，说他们会为任何人谋幸福，说他们心地好，善解人意。正是从她来到办公室以后，我的不幸才达到了顶点。因为我和大自然的美妙歌手夜莺显然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只有我知道她绝不会为任何人谋幸福。
我不再感到烦恼。我不知疲倦地深入研究这个女人。从这只喘息、脆弱的蚂蚁的生活中，我有了大量的发现。在我眼里，这些都像是耀眼的黄金。
有一次，对拥有这么多财富感到有点可耻，我终于决定抗争。她来到咖啡馆。我对自己说，这没有那么严重，她的连衣裙很合身，她[5]带着《蓝色向导》小册子，冒着酷热，会感动很多人，不管怎样她对许多别人都合适，因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理由使她对我就不合适。可是她走近餐桌，向我问好。这时，她的乐观情绪又一次像熟透的果子爆裂开来。我几乎不能对它避而不见，就像不能避而不见因酷热暴死从阿尔诺河深处浮起的鱼。我又一次谈到了它们，这些被炎热憋死的鱼。
想象力最丰富的时候，是夜里我们睡下的时候。我已无法把城里的高温和她的体温区分开来。面对着她，我已没有能力考虑任何事情，没有能力对自己说，这样的夜晚，在一张床上，即使不是她，换成任何别的女人，也会同样令人受不了。不，我深信存在着一些人，他们睡着后身子会散发出一种友善的体温，令人可以接受。依我看，她的体温暴露了她，以一种猥亵的方式明显揭示出她的乐观。这些夜晚是奇妙的，充满着使人心荡神驰的想象力。它们属于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我睡得不稳，不断惊醒——我相信，只要她转身面向我，就把我弄醒了。于是，我在昏暗中久久地凝视她，沉浸在她那种不可原谅的睡眠中。接着，当我不能把这可爱的场面再看下去时，我就重新躺下。正是这时，每天夜里，同一条河在我眼前显现出来。它很大，冰凉，没有任何女人的痕迹。我轻轻地叫它马格拉河。仅仅这个名称就使我心里变得凉爽。只有我们俩在一起，那个司机和我。除了我们俩，景致里没有任何人。她呢，她已从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我们沿着河散步。他有充足的时间。这是个漫长的星期六。天上有云。我们戴上潜水镜，不时钻入水中。不是下海，而是下潜到那条河里。在一个发出暗绿色磷光的陌生世界内，我们并肩游在水草和鱼群中间。然后我们浮出水面，接着再次下潜。我们不交谈，什么都不说，不需要让对方感觉到自己。这个星期六延续了三夜。没完没了。无穷无尽。我希望待在他身边，在陡峭的河岸上或在河里。这种愿望是那样强烈，克制了其他一切愿望。我一次也没想到女人。在那条河里，我不会想象身边有任何女人。
终于有一天，那条河从我生活中消失。她扑过来，紧紧抓住我不放。我再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可以为自己想象什么。
这中断得相当快，在伏天结束之前。某天下午，突如其来。
她要我陪她去参观圣马可博物馆，这种事从我来佛罗伦萨后她还没有做过。自我对她产生新的激情以来，我变得彬彬有礼。我接受了。我关注她的心态，远离她，我可以说丢了目标。我觉得，佛罗伦萨的一座博物馆正好是这样一种地点，像体育场一样，我可以仔细观察她，在她发挥乐观情绪时当场抓住她。于是我赶紧接受。我们一起去了。那是伏天最热的日子。街上的柏油化了。人们就像在噩梦中的糖浆里走动，太阳穴的脉搏跳着，肺部像在燃烧。死了许多鱼。那只黑猩猩正是在这天暴死的。她却兴高采烈地走着——在我前面一点——似乎想带领我，保持我的热情。“贱货。”我心里想。她以为赢了，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我是否一直跟着。我呢，我相信正在迈出我最大胆的步子，什么步子我还不清楚。一切都可能发生。我对自己说，一切要到来的总归会到来。我任其发展。我已做出决定。那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受到无数难以确定的计划启发，萦绕。这些计划非常模糊，为数众多，但是在我看来并不因此就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它们为数众多，非常模糊，在我看来才格外重要。“哼，贱货，贱货。”我反复想着。我高昂着头，走向博物馆。透过使我的视线模糊的汗流，我看见她，在我前面称心如意地走着，我感受到了生活的欢乐，去生活的欢乐。
我们到了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不像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博物馆。这是一座建来避暑的古老住宅，两层楼房，漆成灰粉色。它不朝向市区，而是面对一个内花园，花园周围环绕一条露天走廊，铺着红色砾石。尽管那天我热情正高，我一走进这个宅子还是立刻停住了脚步。我觉得它很美。它的形状简单，好似一口方井。我见过这样美的建筑物吗？没有，我不认为见过。它美得很特别，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可以说是天然形成的，唯一的理由是穿行其间时，人们一眼就能猜出为什么这样造。为什么？因为它的建筑师对夏季有了不起的理解，甚至可能有了不起的体验。也许某些人更喜欢其他建筑物，它们更可爱，更花哨，依山傍水，而不像它这样没有着落，可以说囿于自身。但是他们错了。因为从这座建筑物出来，人们会发现城市和从别的建筑物出来不同，那就像从大海出来，发现空气是热的而头晕目眩。它的阴凉是那样浓郁，仿佛有条河从它下面经过，也许马格拉河就在它的花园下流淌。我从烈日下进入这么阴凉的地方，一下子愣住了。“你过来呀！”雅克琳叫我。
我跟上她。她问一个导游《天使报喜》在哪里。我将近十二岁时，有一次父亲休假，在布列塔尼度过两个月，我得到了一张这幅画中天使的复制像，挂在我的床上方。我有一种朦胧的愿望，想看看它原来的模样，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导游告诉我们，这幅画陈列在离入口处不远的一间屋子里。我们直接走去。它是那间屋子里唯一的一幅画。约十二个游客站着，在默默地观赏。虽然画对面有三条长凳，却没有一个游客坐下来。略一迟疑之后，我坐下了。然后雅克琳也在我身边坐下。我认出了那个天使。当然，除了我在布列塔尼度假时拥有的那张复制品，我还看到过其他复制品，但我只记得那张。我认出了那个天使，熟悉得就像头天夜里我还睡在他的身边。“这真美。”雅克琳贴着我耳朵说。
这样的感想尽管早在我意料之中，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可以说对我毫无作用。面对画坐着，我在尽量休息。接连四个夜晚我幻想那条河以来，我几乎没有睡着过。我突然发现我累了，那是可以感觉到的。放在我膝上的两只手似铅一样沉重。一片绿色的光被花园的草坪从门口反射进来。那幅画、游客和我都沐浴在这色彩中。绿色的光能使人得到非常充分的休息。“尤其是那个天使。”雅克琳贴着我耳朵说。
我注意到，此后我所拥有或见过的其他复制品，和我在布列塔尼度假时的那张相比，给我的印象都没有那么精确。画中那个女人，我也认出来了。天使，我年纪很小时就认得他，已没法弄清他是否讨我喜欢，而她呢，我知道，我总是有点不喜欢她。他在告诉她耶稣将会被人杀害吗？“这太美了。”雅克琳又说。
我记得，在那个暑假，我经常问自己，他是在谁的面前才可能这样顺从。“她也很美，你瞧！”雅克琳补充说。
突然，我想告诉她，我很了解这个浑蛋，这个天使。从我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他了。这是我生活中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一件我可以讲给任何人听的琐事。这事不会使她了解我什么，也不会使我对她承诺什么。不过，我想，我还是要说出来。然而，难道是由于疲劳？我对她说不出来。这倒不是我本人，而是我的嘴唇无法这样做。它们张开了，然后，奇怪的是，变得迟钝，又像贝壳似的闭上了。什么都没说出口。不行了，我想，有点不安。“但那个天使尤其美。”雅克琳第二次说。
我又试了试，然而徒然，我无法做主向她说出一件如此简单的事，说这个天使对我如同一个童年伙伴似的熟悉。瞧，就这么简单。我是这样一个男人，在生活中尴尬到不仅找不到人可以说这件事，而且说起来具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其实，这很容易说：我小时候，在两个月时间里，我有过一张这幅画中天使的复制品。或者说：这就像我重新见到一个伙伴，因为在两个月时间里，那是在布列塔尼，我有过一张他的画像，挂在床的上方。这本来只该对一只狗或对一条鱼才会成为问题，可我是一个人。这不正常。说这件事有无数方式，但是对她，我找不到任何方式。对他，我可以说：“你记得吗？”但他什么都不会记得，这无助于我说出这件事，一个人不能自说自话。现在，阳光照向这幅画，它被映红了。总之，我认得这个天使，这件事还能继续不为人知吗？
我认为不能，更确切地说，就我而言，对某个人说这件事的时候已经到了。
这是一件我喜欢说的事，当然无关紧要，但是我突然发现很难放弃不说。我终于发现这点，不过这回只和我有关——我发现我能做到，年龄合适，机会合适——没有理由让世人继续不知此事，即我小时候，在布列塔尼，曾认得这个天使，我也没有理由继续保持沉默。这件事必须说出。它的表达形式正在我的心中欣喜若狂地呼之欲出。我感到十分惊奇。
我在长凳上待了很久，比欣赏这幅画值得付出的时间无疑更久，有半个多小时。天使当然仍在那里。我不由自主望着他，但视而不见。我全神贯注，以至于发现之后感到放松，很大的放松。我的傻气正从我身上泄走。我一动不动，让它泄走。憋的时间太久，极想排泄，我终于排泄出来了。一个男人撒尿时，总是尽可能专注，直到撒完最后一滴。我正是这样做的。我在将我的傻气泄光。这样做后，我的心情平静了。我身边的这个女人，逐渐恢复她固有的神秘性。我不再希望她有任何不幸了。总之，我在半小时以内变得成熟了。这不完全只是一种说法。一旦能控制自己，我就重新开始观赏那个天使。
从侧面看去，他永远是绘画作品，所以无动于衷。他望着那个女人。女人也永远是绘画作品，她只望着他。半小时以后，雅克琳对我说，始终压低声音：“还有其余部分要看，博物馆都关门早。”
我终于明白，她对我说这个，只是因为她不知道我认得那个天使，而她不知情，只是因为我不曾告诉她，没有任何其他理由。不过，我既不对她说这个，也不从长凳上走开。我无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天使被阳光映红，一直在闪着光辉。没法说这个天使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不，这很难定下来，带点随意性。天使的背上确实有一对栩栩如生的翅膀，属于艺术上的虚构。我很想能比从前看得清楚些，希望他比如把头转过来一点，望着我。由于对他看了又看，沉浸在观赏中，我觉得这事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我甚至认为，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他向我递了一个眼色。这无疑是草坪上光线的一次折射，因为没有重复发生。自他待在这幅画上以来，他从没有看过游客一眼，仅仅专注于完成画家赋予他的使命。他一向只关心那个女人。应该承认，他的另半边脸并不存在。如果他转过头来看我，脸就会窄得像一层薄皮似的，而且只有独眼。这是一件艺术作品。美不美，我没有看法。但首先是一件艺术作品。在某些情况下，不应该注视太久。四百年来，他向人递过什么眼色吗？我既不能带走他，也不能焚烧他，拥抱他，戳瞎他，亲吻他，啐他的脸，同他说话。那么，再看他对我有什么用？我应该从长凳上站起，去继续我的生活。看另外一个人，也是从侧面，他一边以那么逍遥的方式驾驶他的小卡车，一边建议我寻求幸福，看这样一个人，对我又有过什么用？和画中那个天使相比，我每天夜里思念的这个人，现在身陷泥水工程，同样被粘住在比萨，不是吗？一阵巨痛从我胃上部的心口袭来。我认出这种痛苦。我一生中已经哭过两回，一回在巴黎，一回在维希，由于身份登记处。我想，这个司机，这个叛逆，就是那个天使。但是为什么哭泣？痛苦加剧：我心口和喉咙里的火，我知道，只能随着泪水发泄出来。但是为什么，我总在问自己，为什么哭泣？我希望，找到这种奇怪需要的原由时，我能制止它，我能战胜痛苦。然而，这火很快升入我的头部，我已完全无法思索。我只能对自己这样说：“既然你有这种需要，好吧，你就应当哭出来。然后，你再考虑为什么。从你克制自己不哭时起，你就是对自己不诚实。你从来没诚实过，必须马上开始做个诚实的人，你明白吗？”“诚实”这个字眼来到我脑际，像可怕的巨浪把我吞没了。我无法逃避。
各人有自己哭泣的方式。一声沉闷的呻吟传遍整个屋子，像要回牛栏的牛犊发出的，它吃够了草，急切想看到母牛妈妈。没有一滴泪水从我眼中流出。然而这一声吼叫却因此格外有力。在紧接其后的寂静中，我像所有人一样听到了这句话：“身份登记处，结束了。”
大家都猜得出，说这句话的人是我。雅克琳吓了一跳。游客们也吓了一跳。我同样吓了一跳。雅克琳很快恢复了镇定，比那些游客快些。痛苦消失了。“你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家伙。”她说。
虽然这样的行为并不是我惯常有的，她却没向我提出任何问题。她挽起我的胳臂，把我拉出屋子，那种急急忙忙的神情，就好像《天使报喜》在威胁我的理智。
我毫不费劲地跟着她。今后我能做到这点。因为这一回，我确信行了，我不会再回到身份登记处。她呢，当然，她会回去的。事情很清楚。既然我已变得诚实了，突然或者必然，我都会很快发疯。留在身份登记处，同她在一起——我分不开这两件事——是不诚实的，我既不能再留在身份登记处，也不能同她在一起了。不，我不会这样对待任何人，确实如此，甚至包括她。那么，根据什么反常的理由，我要这样虐待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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