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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清湖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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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最后一课试读：

前言

一是道德层面做到“明德”。大学是各种学科传播高等专业知识的场所，然而比起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弘扬道德。在社会上人与人交往讲品质、讲信用、讲德行，具体到各个行业有着行业内部的职业道德、职业操守。在大学里学生们掌握到了较高级的知识，学会了更为优秀的思维方式，如果不具备道德，就极有可能严重地危害社会、伤害行业。大学不只是弘扬学生们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同时也应该让学生们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光明正大的道德，这样才能让学生在毕业后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服务社会。

二是知识层面做到“亲民”。“亲”应作“新”解，即革新、弃旧、图新。亲民，也就是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习将会和过去产生极大的不同，学习内容和思维方法都将变化。大学的作用在于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于激励学生掌握知识后勇于开拓创新，在于传授学生专业中更为优秀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脱胎换骨、弃旧从新，才称得上是接受过高等教育。

三是完善学生层面做到“止于至善”。大学院校除了基本的学位课程以外，还有着丰富的活动、精彩的讲座等等，即囊括了多种形式、多方面内容的课外安排。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本，让学生在大学几年中学习培养政治、思想、心理、身体、人文和科学等素质，培养除专业以外，分析解决问题、语言、交际等能力，尤其要善于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最大限度地完善学生们的知识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掘其潜能，让学生认识、了解并参与到书本以外的世界，对于完善学生的人格、学识将起到积极作用。

如果一所大学，在教育教学中做到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那么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就会得到充分的实践和体现。毕业典礼作为大学的“最后一课”，承担着引导、鼓舞青年学子开启始业、服务社会的重任，更是传承大学传统、发扬大师精神、弘扬教育价值的重要时刻。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笔者拜读多位大学校长、专家学者在毕业典礼上的精彩致辞，感觉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教育家继承了胡适、蔡元培、梅贻琦等近代大师的优秀传统，将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延伸到了毕业典礼的现场。由此，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觉得非常有必要让更多的青年学子从这些精彩演讲中汲取知识、感受力量、净化品格、惠泽人生。于是，便促成了主编《大学的最后一课》的想法。《大学的最后一课》精心收集、整理了民国以来中国大学校长、专家学者在毕业典礼上广为传颂的精彩致辞。这些致辞感情真挚、观点独特、思想深刻、反响强烈，既有桃李情深的脉脉祝福，又有立德修业的谆谆教导，更有治学理政的殷殷嘱托，乃至国运民生的拳拳企盼。藉此予以结集出版，作为送给毕业生的礼物，希望能够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智慧行囊。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谨此祝福诸位先生，丰享“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乐趣和幸福；祝福诸位学子，成为让你的先生欣慰、让你的母校骄傲的国之栋梁，乃至民之福祉。何清湖2014年3月上篇回声嘹亮——大师的馈赠

教育意味着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1)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不知道鲜花何时已盛开，

朝阳何时已升起，

只要大师的声音存在，

教化与育化便在悄然中进行。【注释】

(1)注：出自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今日正诸生立志之时 （1917年1月10日）

望各立尔志，急图自新。志不必尽同，亦不必尽信人言；一己所得，未必便合人意，人云亦云，殊非立身之道。张伯苓　南开学校校长

今日为时甚促，不获与毕业诸生作竟日谈，惟临别赠言，贵精不贵多。且平时每星期三之修身班演讲，诸生苟能悉记不忘，便已为益宏多，然在今日喋喋也。诸生居此四年，明岁虽仍有留校不去者，然究竟非全数。一旦分离升转他校，或置身社会，总宜先立定宗旨。盖青年人平日埋首学校，所练习所得者，均为养吾身心、长吾志气之具，出而遇风波险阻，恃吾心志以抵触之。正道所在，他非计也。非然者随波逐流，图暂时之苟活，失一生之人格，则生命何足贵哉！且夫今日正诸生立志之时，无论各具何长，要皆能发扬昌大，以备国家干城之选。设无志者也，则飘萍靡定终无所成，与禽兽何异？舟之浮海，行必有方，使无准的，达岸何时？如今日国家者，岂非失向而孤舟颠簸（原文为颠波）于狂风巨浪中耶！诸生果如此舟，则莫如投之海洋以自沉，使尚欲有为于国中也。望各立尔志，急图自新。志不必尽同，亦不必尽信人言；一己所得，未必便合人意，人云亦云，殊非立身之道。盖人贵有价值者，一己之决断力耳。今日毕业，正中学学业之结束期，非学便于此止也。出而问世，不可浪用，不可放用，不可乱用，深求专学，尤望不可自萎。临别忠言，语短情长，听之择之，是在诸生矣。（本文原为“校长训词”，由周恩来笔录）在第三十届毕业典礼上的训辞 （1930年）

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唐文治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今日为本校庚午级诸同学毕业之期。承校长盛意殷拳，一再函招鄙人到校演讲。鄙人从前忝长本校，历十四年，现在离校已届十年。甚愿与诸同学讨论一堂，藉尽切磋之谊。忆鄙人十年以前见美国教育家孟禄、塞娄两博士，均殷勤相告，谓中国最要者在造就领袖人才。后访他国教育家，亦多持此论。故鄙人办学时，不自量力，常欲造就领袖人才，分播吾国，作为模范。区区宏愿，尝欲兴办实业，自东三省起点，迤北环内外蒙古，至天山南北路，迤西迄青海，以达西藏，藉作十八省一大椅背。而南方商业，则拟推广至南洋各岛，固我门户屏藩。故三十余年前，鄙人曾在北平创办高等实业学堂，迨回沪后办理本校，并在吴淞创办商船学校，此志未尝稍懈。

无如吾国风气，徒知空谈学理，不能实事求是，以致程度日益低落。即如电汽、火车、轮船各项，仅有驾驶装置之才，其能制造机器、自出新裁者，寥寥无几。日日言提倡国货，试问国货能否制造？日日言抵制洋货，试问洋货能否抵制？各校学生，不过欲得一纸文凭，以图荣宠，绝不闻有奇才异能，可以效用于当世。鄙人数十年来私愿，日居月诸，胡迭而微，言之可为痛心。谨进数言，为我毕业诸同学勖，更为我未毕业之同学勉。

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论语·子罕》篇详言学问之道，勉人以岁寒松柏，而继之以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庸》又以知（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然鄙人以为仁不本于宏毅，不足以为仁；智不归于深，勇不归于沉，不足以为智勇。何以言之？仁者万物一体之无间于人己，所谓民胞物与是也。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方为世界上第一等人。然此诣诚不易致。吾人在学校中，莫如先以一校为一家，为一人。诸同学在校，对于校长，如心腹也，对于各教授、职员，如手足也。是一校一团体也。此之谓仁。推而至于一乡、一邑、一省、一国，犹之一校也。一皆团体也。己欲自立，亦欲立人；己欲发达，亦欲达人。推其中和之德。忠恕之道，安有乖戾之气、愤激之情？此之谓至仁。近世豪杰之士，莫不尚勇。然须知孔子曰：“知耻近乎勇。”何以能知耻，其研究之法安在？则当以孟子为法。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又曰：“无耻之耻，无耻矣。”我学问不若人，事业不若人，可耻孰甚于此！而不知耻，是谓无耻。昔者越勾践困于会稽，乞怜于吴夫差，耻也。厥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而卒以沼吴。知耻近乎勇者也。然要知勾践实奉教于子贡。子贡之言曰：“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我今日有报人之志乎？抑或有报人之志，而使人知之乎？设使勾践日号召于众曰：“我卧薪也！我尝胆也！”则早已为夫差所灭矣。是以智不深、勇不沉者，不足以为大智大勇，适足以招祸而已。故智与勇实互相为用，而智尤为难。欲求智于功夫，须先练习知觉。伊尹曰“先知先觉”，孟子曰“良知”，明·王阳明先生曰“致良知”。惟致其良知而后能先知先觉。人之知觉贵灵警而忌钝滞，贵虚明正大而忌邪暗。苟其本心皆为声色货利机械变诈所汩没，岂能先知先觉？统一国之民皆系不良之知觉，而知觉全落于人后，试问能立国于世界乎？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此所以陶淑其知觉，而使之归于善良也。孔子曰“百世可知”，子贡曰“闻一知十”，此皆练习其良知，而使之归于有用也。盖凡人有事前之良知，有临时之良知，有事后之良知。其用充乎宇宙，而其本要在于涵养。孟子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即练习良知之法也。夫如是乃可以当大任，乃可以谓之大智。鄙人属望今日座中诸同学，必有大智、大仁、大勇之人，由英雄豪杰而进于圣贤，他日出而宏济艰难，救我中国，是本校校长、诸同人与鄙人所馨香祷祝者也。（交通大学是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大学生之被助与自助——在武汉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说要点 （1932年5月24日）

有好教职员而不肯受其指导，或吹毛求疵，杂以他种受人利用之胡闹，则无益。有完全之设备而不肯实验、不肯读书，则等于虚设。有极好之环境而自造恶习，或伺隙而投身于恶环境，则仍不免堕落。蔡元培　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学生本在被助时期，然不注意自助，则辜负被助，而他年后悔无及。

被助方面：教职员、设备、环境。

德、法大学特点：放任，纯粹为提高学术，不求人人成功。

英、美大学特点：干涉，兼长品性，希望人人受益。

武汉大学兼容两方长处，学生当非常满足，但自助方面尤不可忽。

有好教职员而不肯受其指导，或吹毛求疵，杂以他种受人利用之胡闹，则无益。避考试。法科大学之欢迎兼职者及官吏（北京大学，中山大学）。

有完全之设备而不肯实验、不肯读书，则等于虚设。

有极好之环境而自造恶习，或伺隙而投身于恶环境，则仍不免堕落。

苟真能自助，则虽被助方面不能满足，而亦可补充，故自助实较被助为要。

将来武汉大学之荣誉，绝不仅在教职员，而尤在学生。（演说要点手稿系用中央研究院道林纸便条一张，以钢笔书写）

附：同题异文

这次来武大参观，接汪院长来电，嘱代表其参加新校舍落成典礼。中国自周代即设学宫，直至清末，始有新式大学，张之洞在鄂，曾倡办两湖书院，极有成绩，后来渐次改进。中华民国6年，教育部在北平、南京、广州、汉口等五处分设国立大学，因为政治变迁，随时改变内容。最近中央命王校长来办武大——理想的大学。兄弟以为上大学的目的有二：一为研究学问；二为培养人格。欧洲大学多有偏重，例如大陆派大学，如德、法两国，大学概取放任，认定大学生应自知注重学问；而英、美则不然，尤其是英国，如剑桥、牛津两大学，则特别注重人格之陶冶，对于学生一举一动随时加以深刻注意，学生言语行动，须绅士化，出外一律须着制服，教职员常常出外监督学生行动，使学生绝对养成高尚之人格。此外，如英国之大学，均注重体育，运动竞赛，全国注目，于运动中养成公德，虽因竞争而失败，亦所甘心。如果在运动时，侥幸取胜，或者作弊取胜，大家觉得是最羞耻的一件事。中国办大学，过去多注重于学问方面，故多采取大陆派，及后渐渐觉悟，采学问与人格并重。盖学问方面，其要点在设备之完善，如标本、仪器、图书之充足，教员之能指导学生，提起其兴趣，而使其养成伟大之人格、尚足之习惯，尤为重要。故吾人大学教育，应学问与人格并重。三十年来，中国有新式之大学后，全国大学总计约百数十所，多因过去历史关系，虽时时改革，总不如武大之与旧历史一刀截断重新创造之痛快。且武汉为水陆中心，地理位置在全国很重要，应该建一所科学的美化的大学，现在校中又注重卫生及新村之建设，将来一定有很好成绩。不过大学区——学村内，无论什么事，都应该受校方支配，照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办法，无论建筑及一切设备，均须依照大学的设计而行，否则即不“和谐”。至现在，武大的建设，一半已经完成，将来的建筑和设备经费，中央认为应该要用的，总可想法拨给；希望地方当局亦秉初旨，尽量协助云云。（据1932年5月27日《武汉日报》）怎样才能不受人惑——给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的临别赠言 （1931年）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胡　适　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一所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你们自然也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依我的愚见，哲学系教学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你们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送给你们带去作一件防身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有四个字：“拿证据来！”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装作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

朋友们，大家珍重！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1932年6月27日）

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胡　适　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责任。现在他们要用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或许能作个防身的锦囊吧！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让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做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养家糊口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有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产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它，天天引诱你去解决它，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它。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实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实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所从事的职业往往并不能满足个人的志向，如果这份职业既轻松又赚钱，那么胡适的建议倒也不错。但当时的情况是“毕业即失业”，职业尚无，哪里能有“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时间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你用你的闲暇时间来打麻将，你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时间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时间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时间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19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上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意儿，你就是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头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及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还有救。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

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译“费希特”，社科院哲学所梁志学先生译有《费希特选集》（已出至第五卷）），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种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实验室里做他的化学实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①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②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③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受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实验室。他绝没想到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初载于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四个方子：反省自己——赠与大学毕业生的话 （1934年）

第一个方子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第三个方子是：“总得有一点信心。”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胡　适　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与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

第一个方子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青年人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若没有一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追求知识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它，天天引诱你去解决它，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它。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没有问题可以研究的人，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实验室里也不会研究。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方法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业往往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英国哲人弥儿（J.S.Mill）的职业是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但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贡献。乾隆年间杭州魏之琇在一个当铺了做了二十几年的伙计，“昼营所职，至夜篝灯读书”。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诗人与画家（有柳州遗稿，《岭云集》）。

第三个方子是：“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应该信仰：今日国家、民族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生说的话，今年又到了各大学办毕业典礼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在北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胡先生，你错了。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哪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哪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

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为什么同叫做“大学”，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虚名而不问实际呢？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呢？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同学闹得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校呢？我们平心观察，不能不说今日中国的社会事业已有逐渐上轨道的趋势，公私机关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反过来看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好训练的大学——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的位置的。我知道一两个月之前，几家大银行早就有人来北方物色经济学系的毕业人才了。前天我在清华大学，听说清华今年工科毕业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种工业预聘去了。现在国内有许多机关的主办人真肯留心选用各大学的人才。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有用一个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很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至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这一件事应该使我们明白社会上已渐渐有了严格的用人标准了。在一个北大老教员主持的学术机关里，若没有一点可靠的成绩，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帮谁寻着工作。

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这些事都应该使我们明白，今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应该要自己反省：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拥护敷衍的教员，打倒严格的教员，旷课，闹考，带夹带，种种躲懒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懒取巧混来的文凭，在这新兴的严格用人的标准之下，原来只是一张废纸。即使这张文凭能够暂时混得一只饭碗，分得几个钟点，终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终究要被后起的优秀人才挤掉的。打不破的“铁饭碗”不是父兄的势力，不是阔校长的荐书，也不是同学党派的援引，只是真实的学问与训练。能够如此，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毕了业就失业”的人们怎样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事。二十多岁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没有不能长进的。这个社会是最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点点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奖励，一分的成绩往往可以得着十分百分的虚声。社会上的奖掖只有远超过我们所应得的，绝没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着社会承认的。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训练自己才有希望得着工作，有工作机会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绩来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责己是生路，因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告本届毕业诸同窗 （1933年5月19日）

大学毕业生不为社会所重视，亦其一端。其所以不为社会所重视，得分数点言之：自视太高、欲望过奢、经验欠缺、责任心薄、学业荒废。胡庶华　国立湖南大学校长

人生如白驹过隙，一转瞬间，诸君又届毕业时期。数年勤奋与辛苦，学有专长，至可快慰！惟此后效力国家，献身社会，来日方长，诸君之事业正多，而来日大难，诸君之责任綦重。爰本古人临别赠言之义，为诸君更进一词。

吾国兴学已数十年，所收教育之效果殊鲜。其原因固多，而大学毕业生不为社会所重视，亦其一端。其所以不为社会所重视，得分数点言之：

第一，自视太高。大学毕业生初离学校，颇有不可一世之气概，视天下事极容易，待人失于谦和，甚至飞扬跋扈，不受上级人员指导。因是各机关、学校、工厂、银行、公司多宁用较大学生程度稍低者，而不敢用大学生。

第二，欲望过奢。大学毕业生有宁可无事，亦不欲屈就小事者。以为就任小事，仿佛有伤大学生之体面，有失大学生之资格。或初就小事，未几即表示不满，甚至要求加薪或迁调，不遂则拂袖以去。

第三，经验欠缺。初离学校，经验不富，或以夤缘请托之故，骤负重任，甚或独当一面，处置不得其宜，以致偾事者，往往有之。至于工程人才，更重经验，徒凭学理而无实际试验之根据，必致全盘计划受其牺牲。

第四，责任心薄。大学毕业生，恒有因位置太低，薪资微薄，而责任心亦不坚强者。遇事敷衍塞责，苟且偷安，不欲力求进步。或志气消沉，渐趋悲观之路；或逾越法度，陷入贪污之阱。

第五，学业荒废。大学生既获得毕业资格，以后则唯图奔竞，不复从事学问。或用非所学，无须再事研究；或专务应酬，不暇伏案探讨。数年之后，新知固无由增进，而旧业亦完全荒疏，不知不觉为官僚生活所同化，不复有学者态度。

以上五种缺点，在政治已上轨道之国家，鲜有暴露与发生，因政府取材恒有固定程序，而社会用人亦有一定标准。躐等倖进既不可能，而希冀非分亦无由而生。今吾国有曾经高等考试及格，亦未能获得位置者，于是投机取巧之士，多假特殊势力，以为进身之阶，仕途日益庞杂，气节之士益受排挤，大学生失业之数，年有增加。吾人丁兹艰难之会，若不能惩前毖后，新辟途径，则不仅国难无由挽救，而分崩离析之象，必将有加无已。势不至同归于尽不止。所谓新途径维何？

第一，不论位置与薪资。凡属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事，在本人学识经验以内，努力赴之。不计位置高低与薪资多寡。

第二，不论乡间或城市。城市物质生活较优，人皆趋之，造成今日都市畸形发展。城中人浮于事，乡村无做事之人。农人子弟入大学后，则家庭少一生产者，而社会则多一食客，今欲促进地方自治，救济农村衰落，非大学生到民间去不为功。

第三，继续研究学问。学问原无止境，毕业仅为告一段落，尚须继续研究，方能有深造之成功。且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不独对于所学应彻底研求。为应付环境需要，即非所专习者，亦当留心探讨。世界科学进步，一日千里，吾人苟事懈怠，则落伍滋惧。

第四，努力改造环境。大学生乃领袖人才。英国政治大家，多出自牛津、剑桥大学，其他各国政治上之中坚人物，亦多由大学培养成。但未为政治领袖以前，当先作社会领袖。负改造社会之责任，具转移风气之力量，方不辜负大学毕业之资格。当今民德不立，民志堕落，以致民族有危亡之象，故大学生所负使命，较任何人尢为重。

以上各点为诸君言之，亦可为全国大学生言之，但尚有二点，特别为诸君告者：

第一，本校成立之历史未久，社会上之信用尚浅，欲求在全国大学中占有相当地位，全视毕业同学在社会服务之能力如何。欲在外省谋事，尤视先毕业者服务之成绩如何。湖南人刚悍成性，每为他省人士所恶，应当加以改革。但素具负责任、重实践之精神，应当继续保持。前闻本校电机系毕业生在中国电气公司服务，以及土木系毕业生在杭江铁路服务，均以“耐劳肯干”见称，差堪引为幸事！甚愿本校毕业同学，人人均能如此，成为本校校风之一。

第二，本校为宋岳麓书院旧址，朱张先后讲学于此，以提倡忠孝廉节为务。宋亡而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无算。清末曾、左、彭、胡，削平大乱，其要诀在“扎硬寨，打死仗”。其修养均在岳麓书院肄业之时。诸君游此数年，又值国难严重，当继续本校光荣之历史，发扬为国牺牲之精神，成为本校校风之二！

诸君受本校之熏陶有年，离校以后，仍望饮水思源，时时不忘母校，后会有期，诸维珍重！在毕业典礼上的训辞 （1937年6月25日）

在学校中所习者大多为理论，投身社会，则犹由教室中而至实验室，应以曩日所学之理论，作今日实验之根据；以今日之实验，作曩日所习理论之证明。任鸿隽　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各位来宾，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今天本大学举行第六届毕业典礼，承各位来宾光临指导，我们非常荣幸！

国立四川大学成立，在时间上不算久。可是因为系三所大学合并之故，第一届即有毕业生，现在已经是第六届。本届毕业生共有一百七十五名，去年有三百三十人。两年相较，则本年差不多只够去年二分之一。不过去年毕业同学中，很多是由其他的学校转来的，而本届毕业同学中转学生极少，故本届毕业诸同学，将来在事业上成功或失败，对于社会国家有功或有过，均颇足代表本大学成绩。希望诸位能努力为母校增光。

本人业经辞职，并蒙中央照准，教育部已令由张真如先生继任。本人来校两年，深察中国当前大学教育之所急，力求学术空气之养成，专门人材之造就，而使本大学跻于当代大学之林。想诸位当亦知之审而听之熟。本人现以行将离校，适值第六届诸位毕业同学结束之时，愿以数言为赠。

我们知道在学校里毕业，正是社会始业，为一切事业之起头，所以毕业二字之英文为Commencement，意思正是始业。在学校中所习者大多为理论，投身社会，则犹由教室中而至实验室，应以曩日所学之理论，作今日实验之根据；以今日之实验，作曩日所习理论之证明。相互辨证，必有所得。然曩者之所学，未必足应今日之用。欲在社会上有所建树，尤非易事，故本人欲以下列三点为诸君勉。

第一，应忠于所学。

在学校中学习数年，于所学初具基础。到社会必须用其所学，方可望有所阐发。若以一时之环境关系，弃之中途，则于学业、于事业必两无所补，故应忠于所学。

第二，要有所不为。

世无完善之社会，均待有不断之改良。青年初入社会，最易为社会不良之习尚所熏染。故必立定主张，分其善恶，判其缓急，权其轻重，要有所不为。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即是此意。

第三，要继续求学精神。

在大学四年，为时颇暂，所学自难足用。曾有人说过：“在大学毕业不过仅仅是得到一把开图书馆的钥匙。假如你不用或不善用这把钥匙，你绝不会获到事业上的成功。”所谓善用，是要继续求学的精神。随时随地留心，不断的努力，则无论做事或读书，将必有很大的成就。

四川人口近七千万，仅有三个大学，学生总数不过一千四五百人，则约五万多人中仅有一个大学生。其责任之重大，于此可以概见。本大学前后毕业之学生已一千有奇，合其他大学总计之，至少亦有二三千人，则川中每县应可分配一二十人。如均能用其所学而为社会谋改进，未始不可立见宏效。希望诸君好自为之，将来功成业就，才不辜负诸君多年之辛苦，才不辜负国家的培植及诸位先生的指导！立志是砍荆棘斧斤——送给即将毕业的北大学生 （20世纪30年代）

若非立志奋斗，则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恼，或转为堕落的工具。蒋梦麟　北京大学校长

诸君离学校而去了。在社会上立身的困难，恐怕比在学校里求学还要加甚。若非立志奋斗，则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恼，或转为堕落的工具。这是诸君所当特别注意的。事业的成功，须经过长时间的辛苦艰难，这是成功的代价，走过了许多荆棘的路，方才能寻获康庄大道。立志是砍荆棘斧斤，奋斗是劳力。万不可希望以最少的劳力，获最大的成功。大学生之责任——在浙江大学第十八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1945年7月1日）

你们在出校门以前恐怕已经觉得是非和利害有时会冲突的。是否能把是非的观念放在利害的观念上面呢？君子、小人之别就在此一念之别。竺可桢　浙江大学校长诸位来宾，同仁，同学：

本届毕业同学行将离校。离开学校以前诸位是受教育，国家每年要费一二十万金培养一个学生。离开学校以后，你们就得要为社会服务了。中国大学生较之他国为少，所以你们的责任格外重大。如美国每100人有16人是大学生，俄国5人，英国2人，我们则不过二千分之一。依教育部统计，自中华民国元年到中华民国32年，专门以上毕业生只12万人，加上中华民国元年之前和中华民国33、34年，最多不会超过16万人，所以尚不过全人口的三千分之一。郑康成谓“才德过千人为俊”，则诸君皆今日之俊杰也。

诸君之责任可分为两方面而言之。一方面，诸君学有专长，毕业以后，各尽其所能，以贡献于国家。抗战时候如此，抗战以后亦如此。1940年八九月间，英国Dunkirk撤退大军以后，德国大量轰炸。那时英国守军有训练者，只一军（Division）之众，飞机不过千架。那时RAF（英国皇家空军）能将德国轰炸机击退，丘吉尔所谓“Never there was in history so many owed so many to so few”（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这样少的人做出这样多功绩的）。而RAF制胜之重要因素，即为Radar（雷达）之发明。发明人乃一物理工程师Robert Watson Watt。

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百姓之穷，战时、建国到处需人。在遵义，吾人举目社会上应改进之事正多。比如，此间枇杷只是一张皮包了一粒骨，每一个学园艺果木的人应该自己负责起来，把它改良。此外，如人民衣着的褴褛，农夫依天吃饭，不讲卫生，以蚤虱之多、识字之少。所谓范文正公当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此是诸位分内的事，责无旁贷的。

诸位除了是一个受专门训练的人，为一个教员、学士、电机工程师、生物学家、果树专家而外，同时也是一个国民。所以你们既是大学生，又有比普通人民更大的责任。在现代世界，你们得认清三点：

第一，知先后。军事第一，是我们现在的口号，此在战时各国皆然，夺取胜利。抗战如此，建国如此，我们不能不分最要与次要。小而言之，一个学校，一家公司，甚至一个人的做事、读书，统要有先后，然后能计划。《大学》里头第一章就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之所先后，则近道矣。”

第二，明公私。在抗战时候道德堕落，这是古今中外一律的事。但若能赏罚严明，公私有别，则道德就不致十分堕落。近来报上所载我国贪污之案层见迭出，甚至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齐、直接税局局长高秉坊、中央银行业务局长这类人竟也监守自盗，舞弊上千万。诸君看了报自然莫不痛心。但是诸位要晓得，在有一个时期，这类作弊的人，也是和诸君一样，是从大学刚毕业、极清白纯粹的大学生。因为贪污之层见迭出，所以一般人以为官是做不得的，财是不能发的，这可大错了。做公务员就是官，我们希望顶好的人材、顶廉洁的知识阶级去做官，惟有这样，公家的事才能办得好。中国那么穷，我们就希望大家绞尽脑汁来发明、办工厂、开农场、去发大财。惟有这样，国才能富，民才能强。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做官、能发财，但不希望你们因为做了官而发财。为做官而发财，是没有不贪污的。惟有公私分明而后贪污才能绝迹。

第三，辨是非。浙大过去的校训是“求是”。我们应该只知是非，不管利害。此话说来容易，要实行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了。你们在出校门以前恐怕已经觉得是非和利害有时会冲突的。是否能把是非的观念放在利害的观念上面呢？君子、小人之别就在此一念之别。近世科学之能发扬到如今现状，就是因为先哲Bruno（布鲁诺）、Galileo（伽利略）等不避艰险，与中世纪宗教恶势力斗争而成功的。我们学术界事事落人之后，而史学尚足有表现亦是。古代的太史能不避斧钺，秉笔直书。春秋时候，崔子杀掉齐庄公，齐太史就书“崔抒弑其君”。崔子杀太史，其弟继起而被杀者二人。但齐国太史均起而直书，使崔子没有办法。这种只顾是非，不顾利害的精神是每个浙大毕业生应该具有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第六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1957年7月）

俗语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其实此话有其积极的意义，

即是一天在职位上，就当牢守一天的岗位，尽量把事情干好。如果我们尽责任，力求上进，那么社会也就绝不会让我们永远吃亏。钱　穆　香港新亚学院院长

今日是本院大学部第六届毕业典礼，也是本院研究所正式成立以来第一届毕业典礼，并且将正式颁授硕士学位。

今天每位毕业同学，已在大学中完成了学业阶段，将由学校时的青年时代进为社会的成年时代。各位将来进入社会做事，无论在哪一岗位，都应具有愉快心情及活泼生气，去迎接当前任务。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努力担负你的责任。

俗语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句俗语普通人只看其消极的方面，认为是过一天算一天，敷衍过去就算了。其实此话有其积极的意义，即是一天在职位上，就当牢守一天的岗位，尽量把事情干好。

俗语又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人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此话说出了一般人依赖推诿的心理，但如我们人人各在自己岗位上尽力，那么三个和尚不但不会没水吃，反而将会有6桶水了。

俗语还说：“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一般人以为这是自私自利的行为，但从另一方来讲，却是积极的本分负责。试想，他人瓦上霜有多少？如果连自己门前的雪都没有扫，难道还有力量去管别人吗？霜是在瓦上的，留着无大碍。雪是在门前的，留着是会阻路。如果人人都把自己门前的雪扫清了，就会打开一条四通八达的大路，对人人都有利益。

希望各位踏入社会做事，当力求上进。有些人在没有谋得职业前，什么事都愿意干。谋得了，就发怨言，对所处的人事环境都不满意，这种心理要不得。我们不应该计较名誉地位，不应三心二意，我们当努力于当前的事业岗位，带着好像初进大学第一天的那种活泼、热诚、兴奋、鼓舞的心情，就会觉得干什么事都有意义了。

一个人最怕的是没志气没活力，意志消沉颓唐，做事敷衍塞责，那就什么都完了。我们不应贪小利、小便宜，当脚踏实地地去做。所谓上进，并不指求天天有更高的职位与名利，而是不断地充实自我。不要老批评别人不好，当反省自己的缺点。求学与做事，齐头并进，人人都易上进，这社会就好了。我们当知，社会不好，责任在我，那么社会自然上轨道了。

我顺便讲一个故事，当四十余年前，即1913年，我在无锡一座家乡小学任教，有一位我所喜爱的学生毕业了，又去上海读书。中学毕业回来，我请他同我一起在小学教书，但他不肯，他说：“我今年教小学，明年教小学，一辈子教小学，这不是我的好前途，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我们只应把当前的事尽力办好，牢守岗位，力求上进。至于前途，不必太计较。要知道一个人的升迁际遇，有时是靠机会，个人不能勉强。但是我们亦当知道，如果我们尽责任，力求上进，那么社会也就绝不会让我们永远吃亏。要紧的是我们当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们不要以为社会是黑暗的，而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光明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眼中发出去的。

各位不要以为这是老生常谈，当记得我这一番话，十年二十年以后仍然有用，并知道其好处，及当如何处世做一个人。（原载1957年7月15日香港《华侨日报》）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的一封信 （1932年）

必须在社会上服务，经过相当的岁月，得了相当的经验，你们的教育才算完成。所以现在也可以说，是你们理论教育完毕，实际经验开始的时候。梁思成　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创始人之一

诸君！我在北平接到童先生和你们的信，知道你们就要毕业了。童先生叫我到上海来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不用说，我是十分愿意来的，但是实际上怕办不到，所以写几句话，强当我自己到了。聊以表示我对童先生和你们盛意的感谢，并为你们道喜！

在你们毕业的时候，我心中的感想正合俗语所谓“悲喜交集”四个字，不用说，你们已知道我“悲”的什么，“喜”的什么，不必再加解释了。回想四年前，差不多正是这几天，我在西班牙首都，忽然接到一封电报，正是高惜冰先生发的，叫我回来组织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我那时还没有预备回来，但是往返电商几次，到底回来了。我在八月中由西伯利亚回国，路过沈阳，与高院长一度磋商，将我在欧洲归途上拟好的草案讨论之后，就决定了建筑系的组织和课程。

我还记得上了头一课以后，有许多同学，尤似晴天霹雳、如梦初醒，才知道什么是“建筑”。有几位一听要“画图”，马上就溜之大吉。有几位因为“夜工”难做，慢慢地转了别系，剩下几位有兴趣而辛苦耐劳的，就是你们几位。

我还记得你们头一张WashPlate，头一题图案，那是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代，多么有趣，多么辛苦。那时我的心情，正如看见一个小弟弟刚学会走路，在旁边扶持他，保护他，引导他，鼓励他，惟恐不周密。

后来林先生来了，我们一同看护小弟弟，过了他们的襁褓时期，那是我们的第一年。以后陈先生、童先生和蔡先生相继都来了，小弟弟一天一天长大了，我们的建筑系才算发育到青年时期，你们已由二年级而三年级。而在这几年内，建筑系已无形中形成了我们独有的一种Tradition，成为东北大学最健全、最用功、最和谐的一系。

去年6月底，建筑系已上了轨道，童先生到校也已一年，他在学问上和行政上的能力，都比我高出十倍。又因营造学社方面早有默约，所以我忍痛离开了东北，离开了我那快要成年的兄弟。正想再等一年，便可看他们出来到社会上做一分子健全的国民，岂料不久竟来了蛮暴的强盗，使我们国破家亡，弦歌中辍！幸而这时有一线曙光，就是在童先生领导之下，暂立偏安之局，虽在国难期中，得以赓续工作。这时我要跟着诸位一同向童先生致谢的。

现在你们毕业了。毕业二字的意义，很是深长。美国大学不叫毕业，而叫“始业”（Commencement）。这句话你们也许已听了多遍，不必我再来解释，但是事实还是你们“始业”了，所以不得不郑重地提出一下。

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地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地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十分的繁难，你们的责任是十分的重大。

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上一般的人对于“建筑”是什么，大半没有什么了解，多以“工程”二字把它包括起来。稍有见识的，把它当土木一类，稍不清楚的，以为建筑工程与机械、电工等等都是一样。以机械、电工问题求我解决的已有多起，以建筑问题，求电气工程师解决的，也时有所闻。所以你们“始业”之后，除去你们创造方面四年来已受了深切的训练不必多说外，在对于社会上所负的责任，头一样便是使他们知道什么是“建筑”，什么是“建筑师”。

现在对于“建筑”稍有认识，能将它与其他工程认识出来的，固已不多。即有几位，其中仍有一部分对于建筑有种种误解。不是以为建筑是“砖头瓦块”（土木），就以为是“雕梁画栋”（纯美术），而不知建筑之真义，乃在求其合用、坚固、美。前二者能圆满解决，后者自然产生，这几句话我已说了几百遍，你们大概早已听厌了。但我在这机会，还要把它郑重地提出，希望你们永远记着，认清你的建筑是什么，并且对于社会，负有指导的责任，使他们对于建筑也有清晰的认识。

为什么要社会认识建筑呢？因建筑的三元素中，首重合用。建筑的合用与否，与人民生活、健康和工商业的生产率，都有直接关系的。建筑的不合宜，足以增加人民的死亡病痛，足以增加工商业的损失，影响重大。所以唤醒国人，保护他们的生命，增加他们的生产，是我们的义务。在平时社会状况之下，固已极为重要，现在国难时期，则尤为要紧。而社会对此，还毫不知情，所以把他们唤醒是你们的责任。

为求得到合用和坚固的建筑，要有专门人材。这种专门人材，就是建筑师，就是你们！但是社会对于你们，还不认识呢。有许多人问我包了几处工程，或叫我承揽包工。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包工的监督者，是业主的代表人，是业主的顾问，是业主权利之保障者，如诉讼中的律师或治病的医生。他们常常误认我们为诉讼的对立方，或药铺的掌柜。认你为木厂老板，是一件极大的错误，这是你们必须为他们矫正的误解。

非得等到社会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才会得到最快的发展。所以你们负有宣传的使命，对于社会有指导的义务，对你们的事业，先要为自己开路，为社会破除误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建设，才能发挥你们创造的能力。你们创造力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建筑”。不只是建筑，我们换一句话说，可以说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这又是我从前对你们屡次说厌了的话，又提起来，你们又要笑我说来说去都是这几句话。但是我还是要你们记着，尤其是我站在建筑史研究者的立场上，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几百年后，你我或如转了几次轮回，你我的作品，也许还为后人对中华民国21年中国情形研究的资料，如同我们现在研究希腊、罗马和汉、魏、隋、唐遗物一样。但是我并不能因此告诉你们如何创造历史，因而有所拘束顾忌。不过，古代建筑家不知道他们自己地位的重要，而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却有这样一种自觉，也是很重要的。

我以上说的许多话，都是理论，而建筑这东西，并不如其他艺术，可以空谈玄理解决。它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处处与实用并行，不能相脱离。讲堂上的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使它与实际问题相似，但到底只是假的，与事实不能完全相同。如款项之限制，业主气味之不同，气候、地质、材料之影响，工人技术之高下，各城市法律之限制，等等，都不是在学校里所学得到的。必须在社会上服务，经过相当的岁月，得了相当的经验，你们的教育才算完成。所以现在也可以说，是你们理论教育完毕，实际经验开始的时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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