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再读《资本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邱海平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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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再读《资本论》试读：

内容提要

可以说《资本论》是影响全球人数最多的著作之一。世界上许多人都知道《资本论》，但却未必读过，至少没有全部通读过。这是因为篇幅宏大的三卷本《资本论》博大精深，要想透彻通读，绝非易事。为此，我们邀请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邱海平教授，为我们编写了这本《21世纪再读〈资本论〉》，以期使普通读者通过这本书，了解《资本论》的内容，掌握《资本论》的精髓，透彻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创作《资本论》的过程，同时介绍了《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和所采用的方法论、所体现的哲学观与历史观。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则分别介绍了《资本论》三卷本的主要内容，系统梳理了《资本论》的内容体系。

本书不仅能够帮助读者熟悉《资本论》这部巨著，更能够帮助读者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解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能够客观看待新世纪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本书适合所有对经济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序言

本人从1988年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长期的教学实践表明，给学生讲授《资本论》，对于培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无产阶级世界观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资本论》博大精深、篇幅宏大，怎样使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掌握《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也是教学工作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虽然我们一贯主张，学习《资本论》，首先应该认真通读或选读《资本论》原著，但是，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直接阅读《资本论》还是存在较大难度的。因此，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和更方便阅读《资本论》，提供一些辅导性的读物是必要的。

在大量参考同类和相关著作特别是本人曾经参与编写的《〈资本论〉的范畴与原理》一书的基础上，为了适应读者的学习需要和习惯，本人编写了这本《21世纪再读〈资本论〉》。本书全部内容采用问题解答的形式，并且严格按照学习《资本论》的逻辑顺序来排列。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有关《资本论》的创作史，《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论以及逻辑结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解答，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依次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有关问题进行解答。《〈资本论〉的范畴与原理》一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成保良教授主要负责组织编写的。在此，向成保良教授以及曾经参与《〈资本论〉的范畴与原理》一书有关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胡钧、徐茂魁、杨志教授等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成保良教授已于几年前去世，在征得杨志教授同意后，在该书的基础上，本人写就了这本《21世纪再读〈资本论〉》。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和了解本书与《〈资本论〉的范畴与原理》一书在内容上的异同点。

本书既可作为学生的辅导读物，也可作为教学的参考，同时还可供广大社会读者阅读。

由于编者学识有限，书中纰缪难免，敬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邱海平2015年11月

第一部分 总论

一、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切伟人和伟大的思想都是社会实践和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期的产物。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期最重要的特点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半个多世纪，现代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近代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暴露和表现，近代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

从整个世界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起源于欧洲，并且从此确立了欧洲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领先地位。大体说来，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国家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从16世纪起，这些国家便进入到真正的资本主义时代，16–18世纪中叶进入到商业资本主义时代。18世纪70年代英国首先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的产生，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都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现象。资本主义的诞生，开创了人类的现代文明史，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又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

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中，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家曾先后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经历长达近300年的争战以后，到19世纪，英国最终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英国由于在全世界建立了广泛的殖民地而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最大规模的制造工厂和商船队。法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因为革命的曲折而经历了比较艰难的历程，但是，经过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整体经济水平仅次于英国，居欧洲大陆各国之首。尽管在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年）金融贵族占统治地位，但工业资本主义仍然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直到18世纪末，德意志仍然是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国家，各小邦和王国实行封建割据制，相互之间关卡林立，一个商人从瑞士到柏林要办十次过境手续，关税总额比货价还高，这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一直到1834年，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等18个德意志邦建立了关税同盟，才促成了全德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消除了封建割据的阻碍，德国资本主义从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总之，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欧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在18世纪之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来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

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最初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里自发产生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逐步强大起来，并与封建特权阶级即以国王和教会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发生了矛盾。于是，工商业资产阶级领导农民、手工业者等社会各平民阶层同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直接的政治斗争即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来看，都具有双重性。从政治上来看，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了封建特权制度，使商人、工业家、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各种曾经是平民的社会阶层获得了人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用资产阶级的统治代替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从经济上来看，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广泛的自由竞争代替了封建特许和垄断，顺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用一种私有制代替了另一种私有制，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了旧的剥削制度，即“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没有实现人与人的经济平等，相反，它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到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矛盾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上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1825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它于1825年8月在英国爆发，一直持续到1826年11月结束。182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即“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3]自1825年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萧条、复苏、高涨交替出现的周期性循环之中，一直到19世纪末，差不多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例如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等。当然，在19世纪之后一直到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也仍然受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困扰。

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伴随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日益加深而出现了劳资冲突的日益加剧。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加深首先表现为工人工作日的不断延长。在英国，从14世纪开始就通过制定政府法律来规定工人的工作日长度，1349年（爱德华三世23年）制定了第一个劳工法，随后的1496年（亨利七世时期）、1562年（伊丽莎白时期）也分别通过了规定工作日的法令。这些法令规定工人的实际工作日长度是12小时（除去工人吃饭的时间）。但是，实际上这些法令并没有得到资本家的贯彻。在英国的陶器业、火柴制造业、壁纸业、面包业、农业等行业，不仅广泛地存在着童工现象，而且这些行业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间都远远超过了法令的限制，有的工人的工作日长达20小时。资本家对工人休息时间的贪婪占有，曾经造成整个英国劳动力生理素质的严重下降。而这一现象在欧洲各主要国家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突出地反映为实行兵役制的国家所制定的应征条件的不断降低。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激烈反抗。经过工人的长期斗争，英国于1833年颁布了第一个工厂法，规定工人的日平均工作时间是15小时（包括工人吃饭的时间）。1844年颁布的补充工厂法案规定工人的工作日长度是12小时；1847年制定的新工厂法规定工人的工作日长度是10小时，新法规1848年5月1日起生效。法国工人在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工作日长达13～14小时，德国工人在19世纪40年代的工作日更是长达15～16小时。

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加深还表现为失业人数的增加和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以英国为例，仅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数量1855年是851 369人，1856年是877 767人，1865年达到971 433人。与此同时，英国报酬微薄的阶层普遍存在营养不良、住宅过分拥挤的问题。工人的住宅更是拥挤不堪。在伦敦以及英国各主要的工业城市，工人们通常十几个人住在一间房里，而且还有大量的工人住在地下室，通常也是六七个人住在一间地下室。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工人阶级不仅遭受着经济上的残酷剥削，而且还遭受着资本家的严重压迫。在英国，资本家往往对工人实行各种罚款制度。“在‘文明’的北方，在闷热的气温中每天工作14小时，偶然抬头瞧瞧窗外就要挨罚，上班迟到一分钟、随便打开窗子、天亮忘了关灯等都要被罚款。还有一些工厂不发货币工资，而是发代用券，工人只能拿它到资本家自己开的商店里去买质劣价高的东西。”

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反抗，从而形成了近代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是自发的、分散的、盲目的，并且不具有政治的性质。到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欧洲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发展成为政治运动，发展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其主要标志就是法国里昂工人在1831年和1834年举行的两次起义、英国以工人为主体的1838年到1842年的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工人1844年的起义。

欧洲19世纪中叶在英、法、德等不同国家兴起的大规模工人运动，是那个时代突出的社会现象。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与发展，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动摇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对资产阶级和封建特权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背景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实践的产儿，而且也是马克思批判继承人类优秀人文社会科学遗产所形成的结晶。

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问题，欧洲各国出现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形形色色的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理论和学说。正是在批判继承这些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那些代表封建贵族和教会利益的理论家们首先把这些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本身。他们认为，之所以出现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大量的失业人口和工人的贫困，社会道德的堕落，根本原因就在于工商业的发展破坏了中世纪的社会秩序，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使社会回到中世纪去。法国的神权政治论思想家德·梅斯特尔认为，欧洲之所以“受难”，是因为它对上帝犯了罪恶，改变了上帝所确定的永恒的社会秩序。因此，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回到中世纪，重建特权制等级社会。英国的政论家威廉·科伯特在19世纪初就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是，他同样认为是工厂的产生和发展，才破坏了英国社会的旧的生活秩序和平衡，封建时代的英国是“幸福的英国”。19世纪40年代的托利党人的“青年英国”集团，同样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悲惨处境为证据，抨击资本主义，并以此为诱饵，试图拉拢工人在政治上支持他们。英国宪章运动的右冀领导人费格斯·奥康纳在运动面临失败时甚至也提出要工人回到农业劳动中去做小私有者以求温饱的主张，为此，他还建立了“土地共有社”，但最终倾家荡产，归于失败。在德国，同样有拥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家，他们一方面否定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鼓吹中世纪的德国是理想的社会，他们主张实行君主独裁和等级制。

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则存在各种不同的倾向和特点。其中，一类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极力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辩护。例如，英国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论”，他认为，社会之所以出现周期性的贫困与饥饿，完全是由于人口的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周期性地不平衡所造成的“自然现象”，与社会制度完全无关，要人为地消灭社会的贫困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据此，他反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法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鲁瓦埃–科拉尔、本扎曼·孔斯以及历史学家梯也里、基佐、米涅、梯也尔等人，虽然他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特权阶级在利益上的对立与矛盾，提出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但是，他们否认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合理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启蒙学者康德、席勒、歌德等，都在思想意识上具有反专制主义、倡导人性自由和解放的倾向，但是，他们把现实问题的解决推向了精神的彼岸，使现实社会的悲剧在精神王国和美学王国里归于消失。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则一方面尖锐地批判德国的现实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却又提出了应该回到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社会中去的反历史主张。社会学家劳伦茨·冯·施泰因一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劳资矛盾，从而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另一方面，他又固守超阶级的君主政体幻想，试图通过构建一个能够消灭社会灾难的“法制”国家来避免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其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用心昭然若揭。

另外一类资产阶级思想家，虽然他们在主观上具有明确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立场，但是，在客观上他们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各方面问题具有一定科学性和价值的理论学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国和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德国的古典哲学家。他们的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所提出的经济理论完全是为了论证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为了在理论上为资本主义发展献计献策，在他们探讨财富生产和增进问题时，又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探索到了社会生产的客观规律，从而提出了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理论学说，特别是他们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虽然在逻辑和理论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相比于之前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而言，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斯密和李嘉图经济学理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其他许多理论后来都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下来了。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杜尔阁和魁奈。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继承了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秩序理念，从而使他们能够有意识地去探讨社会生产的“自然规律”。由于法国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国家，重视农业就成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和特点。也正是通过对农业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得出了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的结论：劳动创造了商品价值。不仅如此，重农主义体系还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尽管重农主义披着浓厚的封建外衣，但是它“实质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很多成份也同样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下来。

德国古典哲学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条件下产生的，其创始人是康德，集大成者是黑格尔，最后的代表是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它的辩证法，反映了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急剧的社会变化，但也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的理论往往具有抽象的、思辨的形式。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在总结前人哲学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并探讨了一些新的重大哲学问题，把哲学思维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康德开始了德国哲学的革命，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努力，最后由黑格尔集德国唯心主义之大成，创立了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到了费尔巴哈，德国哲学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费尔巴哈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和清算，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神秘的哲学体系的束缚下解救出来，同时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他们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哲学史上的新纪元，从而为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如果说英国、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德国的古典哲学家都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家的话，那么，当时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他们是正在形成和成熟中的无产阶级的直接代言人。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包括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毕来、毕舍、勃朗、蒲鲁东等人。社会主义者在英国的代表人物则是欧文。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则有魏特林、赫斯等。英、法、德三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都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政府的局限性，他们都深切地关怀和同情广大工人和劳动阶级的生活处境，并大胆尖锐地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与弊端，主张通过革命或改良的方法来改变资本主义。他们还以天才般的智慧设计出各种各样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具体方案，并且有些人还将这些理想方案付诸实践，虽然他们的试验都失败了，但却表现出了极其可贵的自我奉献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4]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就在于，他们用道义代替了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他们只是把工人阶级当作同情的对象，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创造性，也不懂得通过组织工人阶级去完成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和改造，他们是真正的“孤胆英雄”，从而也注定了他们的社会试验最终必然归于失败。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们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天才设想也给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进一步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以巨大的精神养料和灵感。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马克思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到新社会的必然性，并进一步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科学预见。

总之，到19世纪上半叶为止，在英、法、德三国所形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类社会科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它们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了资本主义制度变革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且是符合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规律的自然产物。

二、马克思是如何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也是马克思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就必须了解马克思是如何进行这种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同时，由于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理论过程中与恩格斯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而，我们还必须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一）青年时代的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特利尔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马克思虽然是犹太人的后裔，但他的父亲很少受数世纪以来的严格的犹太古老正统思想传统的影响，并因为职业的需要信奉了基督教，马克思在1824年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为一个基督教徒。1830–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读书。马克思在1835年写的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表达了为人类谋幸福的高尚人生理想，后来的马克思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自己年轻时立下的人生志愿。

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在波恩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除了正常的专业课程学习外，还选修了大量的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课程，参加过一个志同道合者的俱乐部。马克思当时还特别醉心于创作诗歌，用以表达自己对女友燕妮的爱慕之情。

1836年10月，马克思转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习法律和财政学，但是马克思的主要兴趣是哲学和历史。在柏林大学的开始一段时间，马克思仍然在为燕妮创作的诗歌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父亲的建议和柏林大学整体的学术氛围的影响下，马克思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很快将主要精力用到了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上，并且他认为法律和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试图在理论上创造出一种法的哲学，为此，他为这一哲学写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导言，在最后放弃写作之前这部著作写了差不多300页。他在这种法哲学的思考中，遇到了“现实的东西”与“应有的东西”之间的矛盾，于是，他考虑用黑格尔哲学来加以解决。马克思先前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但他“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现在，他不得不重新转向黑格尔哲学，以解决他在理论上所遇到的困难，而这个转向，对于马克思一生来说也许成为最重要的思想转折之一。

曾经在黑格尔活着的时候（至1831年），黑格尔哲学在柏林大学占据着统治地位。黑格尔哲学是由“正–反–合”这一神秘的“三段论”所构成的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其中既包含有深刻的辩证法这一“合理的内核”，同时，又赋予辩证法以唯心主义的解释。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头脚倒立的”。不仅如此，黑格尔哲学还具有维护宗教和普鲁士国家的保守主义倾向，而这一点恰好与当时德国的现实需要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于是，黑格尔死后，德国知识界都不满意黑格尔哲学关于宗教的理论。但是，在如何对待现实的态度上，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即“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前者认为“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宗教只是非理性的虚无。后者反对前者的安于现状的消极主义立场，主张必须彻底批判宗教的陈旧教条。

马克思正是在研读黑格尔及其弟子的著作过程中，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博士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是鲁滕堡博士、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反宗教的知识分子。由于马克思“既有最深奥的哲学的严肃性，又有最机敏的智慧”，他很快成为博士俱乐部的中心人物。也正是在博士俱乐部的影响下，马克思很快成为一个反宗教的无神论者。由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奉行严厉的专制主义警察制度，政治在当时是极为危险的争论话题，这就使德国的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只能通过哲学和宗教的讨论来间接地表达他们对于社会的看法。这正是马克思之所以在后来的时间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去展开对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的系统研究，并打算在大学里谋取一个教师职位的重要原因。

为了实现自己在大学谋取教职的想法，马克思决定要获得一个博士学位。从1839年夏天开始，马克思集中精力研究古希腊关于“自我意识哲学”的各个流派，并于1840年春天完成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表达了对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肯定和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中的机械决定论的冷淡，以及对于宗教的彻底的否定态度，虽然当时马克思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这些都为马克思后来进一步转向唯物主义和革命立场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了方便尽快获得博士学位，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提交柏林大学，而是寄到了耶拿大学哲学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决定不再对马克思进行答辩，于是，在马克思本人缺席的情况下，耶拿大学于1841年4月15日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马克思回到特利尔停留了6个星期之后即回到波恩申请教师职位。从特利尔回到波恩之后直到1841年12月，马克思一边修改自己的博士论文以便于发表，一边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开展对宗教的理论批判。但是马克思希望在大学谋取教职的设想最终未能实现。由于马克思的好朋友布鲁诺·鲍威尔因宣传反宗教的非正统学说而被剥夺了教职，这样，马克思希望登上大学讲台宣传自己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想法也就化为泡影。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同时，他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活动中去。经科本介绍，马克思还在特利尔的时候就给由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意志年鉴》（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最重要的期刊）寄去了名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这是一篇杰出的论战性的文章，展示了马克思极其鲜明的反专制主义的立场，而且文风犀利，逻辑严谨，充满了机智与论战的技巧，是马克思青年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战斗檄文。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德国被禁止出版，直到1843年2月才在瑞士出版在由卢格主编的《德国现代哲学–政论界轶文集》中。

1842年4月，马克思移居科伦，在那里待了不长时间又回到了波恩，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他选择了向科伦的《莱因报》投稿。《莱因报》即《莱因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是一家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于1842年初创办的报纸。当时那些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如鲍威尔、埃德加尔、赫斯、科本等都是该报的撰稿人。马克思在《莱因报》上发表的第一批论文是评论莱因省第六届省议会的文章，一共五篇。其中《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得以发表。在前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发现了“每一阶层特有的立场”，批判了普鲁士现存制度和法律的不合理性。而在后一篇文章中，马克思更是揭露了普鲁士国家和政府代表有产阶级利益的本质，并勇敢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用“习惯法”为农民的世袭权利进行辩护。这些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表明了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巨大进步，虽然当时他还是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学说的信徒，但他不再停留在抽象的哲学王国里思考问题，而是开始更加自觉地面对各种现实问题。这种思想进步，是马克思后来逐步从黑格尔哲学中走出来的重要起点。

由于马克思在《莱因报》上刊登的文章在德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不到半年时间，马克思就从普通的撰稿人变成了报纸的主编。马克思刚刚担任《莱因报》主编的时候，正值奥格斯堡《总汇报》与《莱因报》围绕共产主义进行激烈的辩论。马克思就任主编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在文章中，马克思表明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认为，共产主义问题不单是英国和法国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的“重要问题”，但是，由于当时马克思对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学说和思潮不甚了解，因此，他认为必须对共产主义的可行性进行“理论论证”。

在主编《莱因报》期间，马克思还写了一组题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的文章。当时，围绕摩塞尔河流域农民的贫困原因在《莱因报》和莱因省总督冯·沙培尔之间进行着论战。沙培尔指责《莱因报》驻摩塞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的报道和观点是歪曲事实、诽谤政府。马克思奋起为科布伦茨进行辩护。马克思根据他所收集的关于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大量材料，尖锐地抨击普鲁士政府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揭露了普鲁士政府与劳动群众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并且，马克思那时已经开始认识到国家生活是由某种客观关系决定的，虽然他还不知道决定国家政治的那个“客观关系”是什么，但对这个关系的思考和研究正是推动他去研究“市民社会”从而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

由于马克思主编的《莱因报》不断发表一些让政府难堪的文章，反政府的自由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而且发行量从800多份增加到1 800多份，最多时达到3 500多份，成为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民主派报纸。于是，《莱因报》被政府以没有许可证为名予以查封了。这就在客观上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机会，“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去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而这个疑问，正是他已经发现的黑格尔哲学与现实的矛盾，也即法律和国家同那个“客观关系”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1843年5月，马克思从科伦搬到小镇科罗茨纳赫。在那里，马克思阅读了大量欧洲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并做了五本笔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重新系统地研究了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理论，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产生社会、绝对理念产生社会实体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他认为：“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而事实上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5]“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6]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受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费尔巴哈在1843年初出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指出：“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同时，马克思也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对黑格尔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时，马克思运用“异化”理论作为武器，否定了黑格尔的君主制至上观，提出了“人民主权”“人民自由产物”的国家观。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在他的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该到黑格尔描绘成的‘大厦之顶’的国家之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7]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明确地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0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8]这说明，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科学地认识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国家观，这是推动马克思在下一步转向全面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动力和基础。从哲学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不仅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特点，标志着马克思研究方向的重大转变，而且也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当然，在后来的时间里，马克思也并不是单纯地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是始终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结合在一起。（二）与恩格斯成为战友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德法年鉴》的出版是促成马克思和恩格斯互相认识并成为终生朋友和战友的起点。

还在克罗茨纳赫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开始同卢格讨论在法国巴黎创办《德法年鉴》的事宜。马克思之所以要创办这份杂志，是因为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在普鲁士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已经发生了分裂，其中，一部分人完全逃避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讨论，满足于在抽象的哲学世界里表达对现存制度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的教条主义的推断，另一部分人则完全陷入迷茫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认为，必须创办一份革命性的杂志，对这种思想和情绪进行彻底的批判。

1843年8月，赫斯和卢格到巴黎开始了《德法年鉴》的筹办工作。在巴黎，他们找到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希望他们给杂志写稿，但应者寥寥，因为卡贝和孔西得朗都怀疑这份杂志会倡导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德国也开始邀请撰稿人，其中，诗人海涅和恩格斯也在被邀请之列。马克思甚至给费尔巴哈写过邀请信，希望他写文章批判谢林的哲学，但是费尔巴哈谢绝了马克思的邀请，费尔巴哈认为从理论转向实践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即使是后来愿意撰稿的人，在思想倾向上也是各不相同的：赫斯和巴枯林声称他们的标志是博采众长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弗吕贝尔、海尔维格和卢格则暧昧地称自己是民主主义者，强调公众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希望把费尔巴哈的哲学进一步引导到政治上去，他们最喜欢用的词正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而费尔巴哈本人则不愿意与他们合作。《德法年鉴》的创办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前途未卜。

1843年10月底11月初，马克思携新婚不久的妻子燕妮一同来到巴黎，同卢格一起开始了《德法年鉴》的编辑工作。1844年2月，出版了《德法年鉴》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合刊号（也是它唯一的一期。后来的停刊，不仅缘于资金的枯绝，撰稿人内部的分裂，而且迫于普鲁士政府对杂志的围追堵截和对编辑、撰稿人的逮捕迫害）。合刊号除了刊登马克思、卢格、费尔巴哈和巴枯林之间的通信外，还刊登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卢格、布鲁诺·鲍威尔、赫斯、海涅等人的文章。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成为他们彼此在思想上认识对方，并最终成为同道者和战友的最重要的媒介。这一点，也正是这份短命的杂志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所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自从看到了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的论文之后，发现了恩格斯在思想上与自己的同步性和一致性，并开始与恩格斯进行通信，就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交换看法。从此开始了两位思想家并肩战斗的友谊生涯。

1844年8月下旬，恩格斯回德国途径巴黎。8月28日，在瓦诺街的一间具有法国摄政时期风格的著名咖啡屋中，恩格斯与马克思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长时间的亲密交谈，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接下来的10天中一直待在瓦诺街。恩格斯说：“我们在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三）与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的第一个合作成果，就是1844年9–11月共同撰写了《神圣家族》，这是一部专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主要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因为在该报中鲍威尔的批判以及整个德国思辨的全部谰言达到了顶点……对《文学总汇报》所暴露的材料加以考察，就能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9]这也就是他们“写作本书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批判旧哲学的同时，更加明确地阐明了他们自己的理论观点，标志着他们的思想向历史唯物主义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深入分析和批判了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哲学思想基础，即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而且已经阐明了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是物质生产的观点，并更加明确地表达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运用这样的观点，马克思对鲍威尔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归因于思想的冲突、把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失败仅仅看成是因为政治原因的肤浅看法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进而阐明了人们的社会生产总是以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为前提，并且人与物的关系背后总是存在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思想。这些观点都已经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批判“神圣家族”的过程中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思想。剩下来的，就是要更加全面地论证已经提出来的各种新观点，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合作所要解决的理论任务。

由于马克思参加了《德法年鉴》的编辑工作，德国政府当局通告要逮捕他。又因为马克思给德国移民在法国出版的激进报纸《前进报》撰文，1845年1月25日，法国内务大臣基佐颁发了驱逐《前进报》负责人的命令，马克思名列其中。于是，马克思既不能回德国，也不能继续停留在法国。马克思只得与家人和一些同仁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那里，马克思住了三年。1845年4月初，恩格斯也来到布鲁塞尔，同马克思一起，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理论合作，更加全面地阐发他们业已形成的新的历史观和政治观点。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首先独立完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1888年恩格斯出版《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对此进行了修改，并作为附录），这个提纲虽然十分简短，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为后来他与恩格斯一起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奠定了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9月底至1846年4月底期间共同写作的，这是他们第二个重要的合作成果。正如马克思后来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和恩格斯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为了把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而这一点，由这部著作的副标题作了明确的标识——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及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同时，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发了他们所创立的新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运用他们已经掌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对许多重要的经济范畴进行了论述。所以，它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这部著作同样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虽然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是从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批判开始他们的思想进程的，但是，在他们创立新的理论体系的进程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哲学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是交叉进行，相互促进的。

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的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马克思开始了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剩余价值理论之伟大而艰难的探索。虽然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曾经将创立唯物史观的全部功劳谦逊地归于马克思一个人，但是，我们绝不能否认恩格斯在其中的贡献。《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论合作成果之一。不仅如此，他们的合作也绝不限于理论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仅是理论家，而且都是实践理论的革命家。正是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第三大理论合作，即《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大约在1845年7月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到英国进行了六个星期的旅行。在旅行期间，他们同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了沟通和加强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846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同创立了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委员会的活动以书面讨论和通讯为主，同时组织一系列工人集会和理论讨论会，批判当时流行于各国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科学共产主义，促进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由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的日果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负责日常事务。参加者有英国宪章派左翼领导人哈尼、琼斯，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领导人沙佩尔、莫尔，西里西亚的工人领袖威廉·沃尔弗，威斯特伐利亚的约瑟夫·魏德迈，科伦的共产主义者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等人。委员会相继在伦敦、巴黎、哥本哈根、科伦、汉堡、基尔、莱比锡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最终的重要成果，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伦敦的德国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并直接促成了正义者同盟的改组。正义者同盟曾经先后受到布朗基主义、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者主要领导人莫尔专程到布鲁塞尔、巴黎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同盟，帮助同盟起草宣言，实现改组。马克思、恩格斯接受要求参加同盟。1847年6月2–9日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代表巴黎支部参加了大会（而马克思因为经费困难未能参加），并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供讨论用的纲领草稿——《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大会决定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新的章程中，原来的口号“人人皆兄弟”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则成为共产主义同盟布鲁塞尔支部的核心，马克思任这个支部的主席。第一次大会后不久，恩格斯根据各支部讨论的情况，进一步写成了新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该草案成为供马克思参考的三个草案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另外两份中有一份是由莫泽斯·赫斯起草的）。恩格斯在第二次会议前夕致信马克思，建议将纲领直接叫做《共产党宣言》。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马克思亲自参加了这个会议。经过10天的辩论，大会最后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进一步修改了章程，并将同盟的目的由过去的“财产公有”改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至此，共产主义同盟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政党性质的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精神领袖（主席是卡尔·沙佩尔）。

1847年12月，马克思回到布鲁塞尔之后，一边给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关于工资的系列讲座，一边撰写《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几易其稿，不断对草稿进行认真修改，最终于1848年1月底定稿。定稿寄往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并毫无保留地获得了通过。2月，《共产党宣言》付印，至3月中旬已有一千多册发往法国、德国及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此后，《共产党宣言》在全世界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一百多年来，在全世界各文明国家，几乎都有《共产党宣言》的译本。《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历史才能得到说明。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下解放出来。《宣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过程，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宣言》公开宣布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明确地表述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宣言》还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地进行巨大的社会改造，进而达到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宣言》批判了当时各种反动的社会思潮，对空想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宣言》阐述了作为无产阶级先进队伍的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和斗争策略，指出为党的最近目的而奋斗与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终极目的之间的联系。《宣言》最后庄严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并发出国际主义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0]《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以崭新的革命理论武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并为他们指明了正确的斗争道路和策略。《共产党宣言》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文献之一。它“创造了一个时代”，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

三、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是怎样的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不同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法律的关系的结论之后，才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德法年鉴》的时候就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从1843年底开始，马克思阅读了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家让·巴·萨伊、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大卫·李嘉图、约翰·麦克库洛赫、比·布阿吉尔贝尔等人的主要著作，还有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在阅读这些材料的同时，写下了共计7个笔记本的摘要和评注，这些笔记后来被人们称为“巴黎笔记”。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比较系统地整理自己的研究心得。他曾经有过写作一部名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的计划，并写下了一部非常具有特色的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其中，马克思主要提出了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

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说明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要从异化劳动理论中得出工人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结论。事实上，马克思确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作品，里面还有很多理论上不成熟的地方，例如，马克思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看法，没有能够将劳动、劳动力、工人三者区别开来；他也同样未加批判地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最低限度的工资”理论；在理论结构上，马克思讨论了货币，以及工资、利润和地租，但是，没有一个专门的部分讨论商品或价值问题。这些都表明，1844年上半年的马克思，离创立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对于古典经济学的认识和评价也在发生着变化。

1844年9–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了《神圣家族》，虽然它主要是一部哲学批判的著作，但是，在这部著作中，也有着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论述，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第四章的第四节“蒲鲁东”。

在写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时间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又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连同马克思后来写的一些笔记被合称为“布鲁塞尔笔记”。其间，马克思写作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保留下来的文稿也有残缺）。这篇文章主要是批判李斯特反对英国和法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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