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 隋唐五代两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卜宪群,雷闻,江小涛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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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三卷 隋唐五代两宋试读：

文前彩插

让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并撰稿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即将正式出版。这是我院向社会推出的一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播历史知识的力作，也是我院史学工作者与全国史学、文博工作者贴近大众，共同合作，将史学研究成果以形象化、通俗化的方式介绍给社会的有益尝试。这里我以《中国通史》的创作与出版为契机，就史学研究应当如何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谈几点看法。一

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的品格。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在记录、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但究其本质来说是以资政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为目的的。因此，在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一点上，传统史学因其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做到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吸收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华，但在历史观上与传统史学历史观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出发，在承认杰出历史人物历史贡献的同时，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旧的传统史学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准。历史观不同，研究的视角不同，决定了研究的目的不同。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秉持这一理论，不仅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而且开辟了史学研究的许多新领域，深化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这些都是传统史学无法达到的。但这些优秀成果，许多还仅仅局限于在专业研究者内部传播，局限于在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上刊登，普通大众既难以读懂，也难以读到，这对于广大历史研究爱好者和普通大众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目的在于服务人民大众，为人民做学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其研究成果，应当走进人民群众,深入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起到教育群众、启发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老一辈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白寿彝等人，都重视历史普及，写了不少历史普及读物，影响很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成果更丰富了，传播方式也更多样了，历史研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应该更密切。许多史学工作者也都在感慨史学大众传播环节的缺失，呼吁加强历史普及工作，这是对我们史学研究宗旨回归的反映。《中国通史》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主，凝聚了全国众多的史学与文博工作者的智慧，它将史学最新研究成果以贴近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方式展示出来，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实践。二

史学研究成果要真正能够服务于人民群众，必须在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下，将科学的历史知识传播给大众。坚决反对错误的历史观，杜绝人为杜撰的虚假历史。当前，以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在图书出版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推动并形成了全民上下的“历史热”。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作品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社会大众获取历史知识、认识历史过程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无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某些历史题材作品竭力淡化阶级分析方法，淡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动力的观点，从而使历史发展的动力观、阶级观、社会形态观等许多牵涉唯物史观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受到挑战。某些作品淡化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些作品中，封建主义沉渣泛起，资本主义价值观得到弘扬，客观上形成了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冲突。某些作品肆意曲解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某些作品不顾历史背景、历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盲目宣传某些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国犯有侵略行为的历史人物等。

盲目拔高统治阶级人物。某些历史题材作品任意拔高某些统治阶级人物，如把历史上某些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帝王、有为人物的行为上升到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夸大个别封建帝王、人物的人格魅力；把当代处理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原则安放在封建政治家的身上；把封建史学家歌颂的所谓“盛世”，即历史上某些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夸大为“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甚至用一些热辣的词语，如“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等来歌颂封建帝王将相。相反，对帝王将相的腐朽性、反动性、落后性、剥削性和阶级局限性则避而不谈。

肆意虚构、解构历史。撇开某些标明“戏说”“虚构”的历史题材作品不论，很多以历史“正剧”形象出现的作品，为了迎合某些观众的心理，置有明确史实记载的历史发展线索、历史人物活动于不顾，任凭主观意志剪裁、编造，从而导致历史题材作品所展示的历史环境、人物关系或过于片面，或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热衷权谋宣传。某些作品大加渲染封建帝王的“统治经”、封建官僚的“做官经”等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权谋权术，忽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美好、和谐、智慧思想的歌颂，忽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贡献；热衷于帝王将相题材的选择，忽视对历史上劳动人民中间的英雄人物、爱国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再现，忽视对思想家、科学家，特别是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展示；热衷于表现情爱的床戏场面，竭力宣扬色情，忽视对人物品质的歌颂与揭露。

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不少历史题材作品，接受或部分接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情况并不罕见。历史循环论、天人感应论、宿命论、因果报应论等在不少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有的甚至很严重。

传递虚、假、错、伪的历史知识。有的作品将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错乱安排，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有的作品不顾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职官、行政、文化、礼仪、风俗等制度的重大差别，只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或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而任意张冠李戴；有的作品在语言使用上现代化，错字、错语、错音情况比较严重；有的作品对有明确记载的历史过程进行无原则的篡改，对某些没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地方又进行不负责任的虚构，等等。这些情况在社会上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中国通史》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发展过程为线索的历史学作品，上自中国境内远古人类的起源，下迄清王朝灭亡，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为三条主线，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以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全景式地展示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可以说，这是一部由史学专家撰写的大众化的通史，它对广大读者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纠正当前历史题材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很有帮助。三

史学研究成果贴近并服务于人民群众，还需要在多种形式上下功夫，不应只限于厚重的史学专著。过去吴晗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用通俗的语言和清新的文风，将严谨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普及了几代人的历史知识。今天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重视并利用这些传播手段和形式，用科学的历史知识占领这些先进的传播高地，将胡编乱造、充满错误历史观的伪史学、假史学赶出大众图书市场。《中国通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它较好地处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历史观与学术性的关系。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广泛吸收一切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客观对待有学术争议的问题，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复古主义，又注重防止唯我独尊的民族意识，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

第二，大众化与科学性的关系。大众化、通俗化不是要放弃科学性。本书文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的接受程度。把所要阐述和思考的历史问题，通过大众化的方式表述出来。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引发大众对历史变迁的看法；从问题意识入手，从当代人对历史的关注点入手，引导大众做出正确的历史判断。全书不空论，不戏说，不虚论，不妄言，论从史出，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力求能够被最广大的读者接受。

第三，通与专、点与面的关系。全书既有中国通史的贯通意识，又有各章节突出的问题意识。所谓贯通意识是使读者在看完本书后，对中国历史纵向过程有基本了解；所谓问题意识是抓住了各时段最为重要的历史问题，从问题引入，使读者对中国历史的横向深入有充分了解。全书既有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又有各章节的微观深入；既有近距离的放大，又有远距离的透视，从而把牵涉到整个中国史的大问题，统筹合理地安排开来。

此外，本书尽可能利用了历史遗迹、遗存，尽可能避免了复杂的、大段的过程描述，把复杂的问题通过自己的语言通俗明了地表现出来，情节感、节奏感强，抓住了主要问题，舍弃了不必要的枝节，使读者在阅读欣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历史知识。

总之，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我们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与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比较，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从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中，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创造的辉煌文明中，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

历史为鉴 光影为媒

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国内优秀纪录片创作团队精心摄制的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将于近日正式播出，以电视片解说词原稿为基础编成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由华夏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中国学术机构专业史学工作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通力合作推出的集科学性、观赏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作品，是在时代召唤下应运而生的历史文化精品。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不间断历史记录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推崇国学研究、注重历史教育，主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国家。201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历史学习和研究的多次指示，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尊重历史、坚定信念、辨析荣辱、知行合一的高瞻远瞩与真知灼见。

如何让中国的亿万民众，特别是广大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们更好地读历史、懂历史，汲取中国历史当中的宝贵营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机构和国家级电视媒体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文化担当。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全国一流历史学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合力打造出了一部规模宏大、观点鲜明、论述严谨、丰富生动的百集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这不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将会在史学普及和传播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中国通史》之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集结了中国最顶尖的历史学家，组建起一支历史研究的“国家队”，为作品的创作付出了丰博的学识与全部的心血。《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并邀请了国内多家重点大学、专业机构的历史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如此强大的学术顾问团队与创作阵容，确保该作品展现出了有关中国历史最具权威性和前沿性的学术成果。

其次，《中国通史》的推出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和影视传媒工作者对于“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在史学通俗作品成为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追逐的流行读物时，正确引导广大青少年阅读史学作品，专业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同时，出版影视工作者以引人入胜的视觉艺术方式，增添了历史表述的观赏性。学术内容和形象艺术和谐地结合为一体，准确而灵动地再现了中国人自己对历史的重大关切，表现出中国叙事、自主叙事的突出特色。

从《中国通史》的百集架构来看，这部作品涵盖了中国自远古至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杰出历史人物和伟大文明成就，以全景式的视野和宏大的叙事方式，描绘出中国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历史诗篇。本书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代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和辉煌为三条主线，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分析手段，使受众能够从全方位、多视角获得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知识，能够从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其所创造的文明中，科学地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进程和人民创造历史的正确选择，深入地领悟到我们今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国通史》强调的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华文明起源时代到夏、商、周的古史遗迹，从秦汉一统的雄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乱世，从隋唐的盛世图景到两宋的繁华气象，从元代的文化融合到明清的兴亡巨变，《中国通史》用流畅的史笔勾勒出中国主要朝代的变迁历程。与此同时，创作者们还用一定的篇章，展现了吐蕃、南诏、辽、西夏、金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及其历史成就。《中国通史》一改传统史书中“汉族正统”的论调，明确指出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构建和丰富着中华文明，肯定他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中国通史》的第二条创作主线，是总结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堪称是一部当代影像版的《资治通鉴》。通过对历朝历代行政体制和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将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变迁与得失清晰地梳理出来，展现了传统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的精髓，对于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施政方略，具有一定的启发和警示价值。

除了“资治”作用之外，《中国通史》还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发展史。从三皇五帝的古史传说到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从两汉经学、魏晋风度、唐诗宋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到明清小说，从丝绸之路的开辟到日本遣唐使来华访学，从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到郑和七次下西洋，详尽地介绍了古代中国在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商贸、外交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通史》的创作者们通过鲜明的事例告诉我们：只有国家的开放、政治的清明、文化的自信、社会的包容与民族的交融，才能培育出万古长青的文明之花。

综上所述，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丰厚的史料基础之上，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问题分析横向展开，站在今天的高度来把握、剖析和思考中华民族走过的辉煌历程。中国历史学家和出版影视工作者推出了一部具有文献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国史纪录片经典，也推出了一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在精深研究基础上具有普及意义的《中国通史》读本，更以实际行动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号召，自觉修好党史、国史必修课。在浩荡的时间长河中，珍藏历史的启示，铭记历史的回声，更加自信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更为辉煌的未来。

探寻历史 走向未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目标，也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历史是前人留下的“百科全书”，是先辈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成长进步的。这也意味着，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我们特别需要看清中华民族所走过的漫长的历史道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更多地了解、更深刻地懂得中国的历史，以此获取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

研究和总结历史，思考和探索未来，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大历史工作者一直在努力进行的工作。在这几十年间，通过他们深入细致的研究、辛勤不懈的开拓，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在富有激情的探讨和争鸣中不断得到发展。同时，学习历史、探寻历史也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点所在，成为广大影视、传媒工作者热爱和深入开掘的事业，许多历史类影视节目办得风生水起。这是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同步出版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得以推出的深厚基础。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由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完成。由影视媒体与史学界共同完成大型影像和文字载体的历史题材作品，在国际上已有成功先例，从国内来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推出了百集大型纪录片《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这次合作也为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中国通史》是中国影视媒体与史学界的最新合作成果，在历时数载的创作、拍摄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影视工作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走到一起，祖国的东西南北各地都留下了他们不倦的身影。同时，邀请国内多所大学、专业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访问了众多博物馆和文化遗址。他们相互配合，疑义与析，共同成长，为我们带来了这部沉甸甸的作品。《中国通史》围绕三条主线展开，即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展现了从中华文明的起源直至晚清五千多年的历史长卷，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代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丰富的视听手段再现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图景。翻开这套五卷本《中国通史》，或是观看纪录片《中国通史》，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历史教科书式的读本，而是一部体例内容新颖的历史作品：细节更丰富，视野更开阔，更有启示性，更具新传媒特点，通过新视角、新方式，重新敲开历史之门，探寻不一样的风景。

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内容，是与世界历史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百集《中国通史》纪录片及五卷本《中国通史》可以说是《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的姊妹篇，它们将共同构筑起一座通向历史的文明长廊。

希望读者能和我们一道，在阅读、观影与思考的过程中共享这种体验：中华民族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则“长风破浪会有时”。历史上的艰辛不仅仅是曾经的艰辛，历史上的辉煌也不仅仅是曾经的辉煌，回顾民族的昨天，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民族的今天，展望民族的明天。探寻历史，正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终于制作完成，即将与观众见面；以该片解说词为基础创作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同期出版。值此之际，百感交集。《中国通史》是继百集纪录片《世界历史》之后的又一创作实践。《中国通史》采用实景拍摄、情景再现、学者访谈等多种形式，同时结合高清影像和三维特技，既宏观展现了中华民族从文明起源至封建帝制终结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又生动再现了无数精彩纷呈的历史现场，展示了许许多多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堪称一部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和通俗易懂的读本。《中国通史》制作团队由一流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和优秀的影视工作者组成。他们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经历无数次论证、修改和补充，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这一巨制。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主席说：“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体会中国人民对中国梦的渴求。”从这个时代意义上讲，《中国通史》可谓应运而生。

百集《中国通史》的创作，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通力合作，也得到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文博部门的热情襄助，在此一并致谢。

此时此刻，我们衷心期待社会各界的广大观众和读者对于影片和图书内容可能出现的疏漏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我们将在日后认真采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吸纳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作品进行修订和完善。

再造统一

这首曲子名叫《玉树后庭花》，常被后人称作“亡国之音”。这是南朝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与嫔妃们的唱和之作。陈后主不理朝政，日日夜夜沉湎于声色。不久，陈后主的江山，就如那花期短暂的后庭花一般凋零破碎了。

此前的三百多年，类似的亡国之音一直在南北大地上吟唱，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北方，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期间“五胡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短的只存在过八年。在南方，朝代更迭也同样频繁。

滚滚长江水，目睹着这些割据政权的兴亡离合和人民的深重苦难。然而，统一是历史的趋势，是政治的需要、经济的要求、文化的向往、人民的渴望。但此时的南朝，由于政治腐朽昏庸，无心统一；北朝则受游牧民族的牵制，无力统一。山河分裂，天下犹如一盘乱棋。那么，如何破解这个三百多年来无法解开的困局呢？破解这个困局的棋子，没有落在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也没有落在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阳，而是落在了一片荒凉苦寒之地。“王气所聚”的武川镇。位于大青山北麓的土城梁村，距离呼和浩特市西北二十五公里。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北，就是荒凉寂寥的大漠。谁能想到，这一段段静默的黄土梁所怀抱的，曾经是北魏的军事要塞——武川镇。后人感叹武川镇乃“王气所聚”，因为在这个区区弹丸之地，先后走出了北周、隋、唐三朝皇室，左右了中国三百多年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传说当时有一个术士，他在武川镇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相书似乎出现了巨大的问题。按照相书上的面相，在大街上或小的衙门当中，他满目所见都是帝王将相。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可能的。回来之后他就把相书烧掉了。这个传说完全是附会，但是六镇当中确实出现了一大批影响整个中国以后历史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武川镇遗迹

天兴元年（398年），北魏占领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个由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将国都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了抵抗北部游牧民族柔然的攻击，拱卫平城，北魏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一系列军镇，其中有六个最为重要，除武川镇外，另外五个分别是：沃野、怀朔、抚冥、柔玄、怀荒，这就是著名的北方六镇。

北魏抵抗柔然的军事主力集中在北方六镇。六镇军将多由拓跋氏贵戚贤臣充任，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虽然远离政治核心，仕途却不受影响，且常被特别提拔，因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

然而，太和十七年（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后，北方六镇的地位一落千丈。镇守边疆的勇士们逐渐被遗忘，成为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弃儿。空间的距离扩大了政治身份的差距，“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流连于繁华富庶的中原，谁会想到那荒凉苦寒的边塞？六镇的军将不但失去了往日的荣耀，镇兵镇民们甚至被归入了贱民的行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六镇集团的镇守者原来是最高贵的士人，现在他们被视为最低贱的军人。因此，下层军将就纵酒高歌，结成了义父、义兄、义子的关系。这样一种强固的集团，在面临沦为社会底层的强大压力的时候，所激起来的反弹、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是当时任何集团也比不了的。

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牢固的家族关系，再加上聚积已久的怨气，使北方六镇这片重要的卫戍之地逐渐演变为北魏最不安定的地区。正光五年（524年）三月，因沃野镇下辖的一个高阙戍戍主对下属苛刻，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杀戍主，并且攻占了沃野镇，揭开了六镇大起义的序幕。很快，战火席卷了北方六镇。六镇军人集团乘势起兵，经过一系列的军阀混战之后，来自怀朔镇的高欢和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主宰了北魏王朝的命运，这两位并世枭雄，最终将北魏分割为东魏和西魏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北魏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北方的力量，再加上塞外击破柔然而新兴的突厥，连同无所作为的南朝，使中国陷入更为混乱的政治割据中，国家统一的前途更加渺茫。

历史在黑暗中继续蜗行摸索，它在呼唤一个强势人物，一个真正能够一统天下的君主。

杨坚崛起——关陇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西魏大统七年、东魏兴和三年（541年）六月十三日的一个深夜，一声响亮的啼哭在西魏冯翊城（又称同州）中响起，同州刺史杨忠的夫人吕氏诞下了一个健壮的婴儿，他，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

就在这天晚上，一位名叫智仙的尼姑特地从山西渡过黄河，星夜兼程来到同州，求见杨坚的父亲杨忠。她告诉杨忠：“此儿大有来历，不可养于俗人之家。”杨忠相信了这位素昧平生的僧尼，决定把自家宅院辟为尼寺，将儿子交给智仙抚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正建

杨坚家族从五代祖开始就世代在武川镇为武将，到了杨坚的父亲杨忠这一代家族开始兴盛起来。杨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身材魁梧、武艺绝伦、见识深远。他随着宇文泰到了关西，在对东魏的战争中功勋卓著，成了宇文泰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将领，被封为隋国公。为什么杨坚建立的王朝叫隋朝呢？这个“隋”就是从这来的。杨坚就出身在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里。

由于杨忠常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外，杨坚的青少年时期大多是与智仙一起度过的，智仙还给杨坚取了个非常佛教化的小名——那罗延，意为“金刚力士”。历史已经无从探究智仙的具体来历，但她却对杨坚的一生影响巨大，将杨坚真正历练成为一个勇猛精进、刚毅沉着的金刚力士。一代枭雄宇文泰曾夸赞杨坚：“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

在杨坚的成长岁月里，西魏和东魏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五次，在一系列的拉锯战中，战争的天平逐渐倒向西魏。事实上，在与东魏高欢集团对峙之初，局促于关中一隅的西魏宇文泰集团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尤其是在武力上，根本就不具有与高欢相抗衡的能力。因为经过六镇起义洗礼的鲜卑武装，有二十多万都归入了高欢的麾下，而宇文泰所统领的军队不过区区一万人。由于宇文泰武川军人集团实力较弱，特别是其中的鲜卑军队人数很少，要稳定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并与高欢集团相抗衡，他们就必须依靠关中本地的汉人豪强。为了将此前互不统属的军队与乡兵进行整编，从西魏大统九年（543年）开始，宇文泰开始着手军制改革，“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一些汉人豪族相继率领乡兵归附宇文泰。到了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年），宇文泰终于完成了对府兵制的建设，将此前一盘散沙的地方武装打造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宇文泰带领着他身边的核心军将集团来到关中之后，面对的是众多的汉人豪强集团。为了安定地方和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宇文泰将率领这些士兵的汉人豪强选拔到高级将领的位置上去，让自己身边的核心集团做最高级的将领来统领他们，这样就编制出来府兵制这样一套军事系统。府兵制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北周的第三位皇帝周武帝宇文邕对府兵制的改革影响尤其深远。首先，他下诏“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强调军队归皇帝所有，完成了府兵的国家化；其次，他又下令大量征召汉族百姓入伍，史称“是后夏人半为兵矣”，这无疑使汉人武装逐步成为国家的基础。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北周的军事实力得到很大程度的加强。

在西魏府兵制的顶端是八位柱国大将军，除了宇文泰本人与西魏宗室元欣之外，还有六位，即：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在八柱国之下，还设有十二大将军，他们都是府兵制下最重要的领兵大将。杨坚的父亲杨忠，就身居十二大将军之列。正是借助府兵制，西魏军队的战斗力逐渐增强，不仅可以与东魏抗衡，而且在战略态势上日益占据优势。

成年后的杨坚，跟随父亲加入到征战的行列中。此时高欢和宇文泰早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儿子高洋和宇文觉也已经先后废掉了东魏和西魏的皇帝，建立了北齐、北周两个国家，但相互之间的战争依然在继续。特殊的成长经历，使杨坚很快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他先后被北周皇帝授予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展现出超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王者之气。杨坚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势力更大的独孤家族的赏识，这促成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联姻。父亲杨忠为他迎娶了独孤家族的第七个女儿。杨坚的岳父独孤信，出身鲜卑望族，是西魏的开国元勋，位居府兵制顶端八大柱国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正建

独孤信家族是鲜卑贵族，他的祖先就是鲜卑的部落大人，家族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较高。他当然也是出生在武川镇的，后来跟着宇文泰到了关西。他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毓，后来成为北周的明敬皇后；他的第四个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这个李昞就是后来建立了唐王朝的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换句话说，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就是李渊的母亲；他的第七个女儿就嫁给了杨坚，后来成了隋朝的文献皇后，就这样，独孤家族一门就出了三个皇后。

无论是在北周，还是在之前的西魏，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的联姻都非常普遍，这得益于宇文泰的治国之策。割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兵力财力不及东魏的高欢，文化上不如江南萧氏，因此必须推行一个全新的政策，那就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将不同民族融合在一起。这是宇文泰在府兵制之外的又一次改革。宇文泰用儒家经典《周礼》来改造中央官制，使汉族豪强与士人归心；同时，给一些汉族军将赐予鲜卑姓氏，以达成杂糅胡汉的目的。杨坚家族就被赐姓为“普六茹氏”。这样，一个胡汉势力相结合的政治同盟——关陇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

所谓关陇集团，关是关中，陇是陇右，它是指当时一个地区性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在宇文泰率军来到关中并且把关中地区的军事形势暂时稳定下来以后，就成为宇文泰首先需要利用和依靠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集团成员都是府兵集团当中的高级将领、中级将领。所以整个关陇集团也就是宇文泰的统治核心集团。关陇集团的意志就直接表现为北周王朝的统治意志。

关陇集团的出现是北朝民族融合的最后一环，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程中，民族政策的好坏与民族融合程度的高低，始终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是王朝兴衰的重要杠杆。与宇文泰实行的民族融合政策不同，东魏高欢有着非常强烈的鲜卑化倾向。强大的鲜卑军队是高欢集团赖以生存的根基，无论是东魏，还是之后的北齐，都在通过许多措施来确保他们的利益。高欢经常使用鲜卑语号令三军，鲜卑官员也普遍轻视中原士族，在朝堂议事时甚至以“狗汉”呼之，在民间，鲜卑人欺凌汉人同样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不仅激化了民族矛盾，也使北齐朝政迅速走向腐化。

隋朝建立——新兴王朝的勇气与智慧。577年年初，北周和北齐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此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北周。一方面，经过府兵制改革，北周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强；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在北齐自身：腐败混乱的朝政，激烈的民族冲突，使北齐的实力不可逆转地消解着，北周军队的攻击，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历代帝王图》中的隋文帝

北周很快灭掉了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实现了从天下三分到南北的隔江对峙，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这一年，杨坚三十六岁，因为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上柱国。更为重要的是，杨坚再一次得益于政治联姻。此前他十三岁的大女儿杨丽华被周武帝选为太子妃，北周统一北方后的第二年，武帝病逝，宣帝即位，杨丽华成为皇后。杨坚也随之被晋升为大司马，距离最高权力宝座越来越近。从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中，不难感受到杨坚深沉严毅的王者气质。然而，也正是过高的荣耀和霸气外露的仪表，将杨坚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闻

随着杨坚政治地位和政治威望的提高，周宣帝对他越来越猜忌，所以他的处境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周宣帝曾经对杨丽华，也就是杨坚的女儿说，早晚有一天我会族灭你们杨家。有一次，周宣帝召杨坚入宫，他事先告诉身边的左右侍从，一旦发现杨坚神情有变，就立即杀了他。杨坚入宫之后，表现得泰然自若，面对周宣帝的百般责辱，他装聋作哑，最终躲过一劫。

为了化解周宣帝对他的猜疑与忌惮，杨坚请求外调为扬州（治今安徽寿县）总管，暂时远离政治中心。此前杨坚就曾先后担任过隋州刺史、定州总管和亳州总管，深知北周存在流民问题、官制腐败问题以及州、郡、县多重管理的混乱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会毁掉这个国家。这让杨坚对最高权力充满了渴望，他想改变这一切，但目前他需要在隐忍中等待。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已在上一年退位的周宣帝暴病身亡，撇下了年仅八岁的静帝，北周的王气黯然而收。作为静帝的外祖父，已晋爵为隋王的杨坚距最高权力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

此时的杨坚，完全不必再收敛他的王者霸气，为了防止北周宗室势力发动兵变，他先后将五位亲王召回长安处死，这使那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深感不安。

当年六月，宇文泰的外甥——坐镇山东的大将尉迟迥在相州誓师，声讨杨坚。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很快起兵响应。一时之间，三方并乱，“半天之下，汹汹鼎沸”。

杨坚无法容忍统一的北方重新分裂，他派遣名将韦孝宽首先全力进攻最具威胁的尉迟迥，很快攻破邺城，尉迟迥自杀身亡。八月底，杨坚大军压境，郧州总管司马消难逃到陈朝。到了十月底，益州总管王谦被杀，传首京师。这样，仅仅用了四个月，三总管之乱就被彻底平定。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宗国

在平定尉迟迥等三个总管的叛乱之后两个月，杨坚下令，把宇文泰改为鲜卑姓氏的汉族将领的姓氏还原为汉姓。比如说，杨坚原来叫普六茹氏，现在就还原为杨姓，这表明了杨坚要向大家宣告，他是汉族正统的代表，同时也表明了他要跟原来的鲜卑传统划清界限。

开皇元年（581年）二月，杨坚废掉了北周最后一个鲜卑皇帝静帝，从外孙手中取得皇位，建立了由汉人执政的大隋王朝。杨坚之所以极力标明自己汉文化的正统性，是因为只做一个拥有半壁江山的北方皇帝，显然不是杨坚的志向。

新的朝代，自然要改弦更张，采用新的政治制度。新王朝建立后，杨坚首先将北周仿照《周礼》设立的官爵制度废除，恢复汉魏旧制，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事实上，在建国的第一天，杨坚就任命自己的心腹高熲、虞庆则、李德林分别掌管尚书、门下、内史三省，成为新王朝的宰相，而六部尚书中，汉人与胡人出身者各占一半。显然，这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胡汉融合的新政治格局，最直观地体现了新的时代特色。

自隋朝建立伊始，杨坚已经剑指南朝。然而，隋朝虽然取代了北周，但全国的政治格局与多年前北魏时期并无两样。此时中国南方由陈朝割据，北方则受到突厥的牵制。要统一天下，杨坚必须首先解除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如何破解这个三百多年来都未破解的困局呢？这考验着杨坚和新兴王朝的勇气和智慧。

突厥，是北朝末年崛起于塞北草原的游牧民族，有数十万精锐骑兵，北方草原的众多部族都归附其下。北齐、北周对峙时，双方都争相拉拢突厥，每年送给突厥大量丝绸等物资，试图以此换取其帮助，突厥自然乐得坐山观虎斗。蒙古国境内的突厥文碑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突厥石人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正建

突厥的佗钵可汗曾得意地说：我南边的这两个儿子这么孝顺，我还愁物资缺乏吗？他说的这两个儿子指的就是北周和北齐，可见他的骄横之态。不过，随着北周平定北齐统一北方之后，突厥就不可能再通过操纵中原内战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了，特别是杨坚建立隋朝以后，对突厥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史书记载就是“待之甚薄”，这样一来，突厥就对隋朝十分怨恨，不断地派兵南下侵扰。

不过，强大的突厥也有着无法克服的弱点，那就是内部矛盾重重，与沙钵略可汗同时并立的，还有达头、突利、阿波等几位可汗，形成割据态势。对此，开皇元年（581年）十二月，曾经出使突厥、熟知其内幕的长孙晟给杨坚上书，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和弱的策略，分化瓦解突厥各部。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收到了奇效。开皇三年（583年）夏，隋文帝任命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兵八道出击突厥，大败沙钵略可汗。突厥战败，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由于东、西突厥相互对峙，分别向隋朝示好，北朝末期的战略态势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开皇四年（584年），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终于臣服于隋朝。据说，当曾经不可一世的沙钵略可汗在长孙晟的威逼利诱下，跪受杨坚诏书之后，感到羞愧难当，与大臣们抱头痛哭了许久，不仅是因为颜面尽失，更让他们伤感的或许是突厥强盛时代的逝去。三百年无法解开的困局，在隋文帝杨坚手中，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破解掉了。

伐陈之战——走向统一。解决了北方的后顾之忧，杨坚终于可以将他的目光投向隔江而治的陈朝。

据《隋书》记载，自隋朝建立之后，杨坚多次与文武群臣讨论平陈之策，对此他表现得尤为审慎。二百年前，前秦苻坚挥师百万，大军南征，结果一战即溃，致使中原地区再次陷入各族政权的战乱之中。杨坚不想重蹈覆辙，他采纳了当朝宰相高熲较为稳妥的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闻

高熲建议，在江南收获季节，在江北开始集结一部分隋军，摆出一副进攻的态势，虚张声势，诱使陈朝屯兵防御，这样可以耽误江南的农时。等陈军开始集结之后，隋军立即解甲收兵。这个建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破坏江南的经济；二是麻痹陈朝，为以后的进攻增加突然性。隋代战船模型

但这个建议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无法有效分解陈朝的主力军队。开皇六年（586年），虢州刺史崔仲方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计划：在武昌以西的长江上游大造战船，“多张形势”，吸引陈朝的注意力；将武昌以东的长江下游作为隋军的主攻方向，密谋渡江之计。如果陈军以精兵增援上游，则武昌以东的隋军即可乘虚横渡长江，直取建康；如果下游的陈军按兵不动，则上游的隋军可顺流直下，配合下游隋军攻取建康。杨坚对这个计划大为赞赏，完全予以采纳。开皇七年（587年），杨坚对长江北岸的隋军进行了细致的部署，并命令大将杨素在白帝（今重庆奉节）建造战船，又令人将伐树造船的余材投入长江，顺江而下，给陈朝施加心理压力，诱使陈朝调兵西上，从而转移对下游隋军备战的注意。

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为了瓦解江南民心，他令人把这份檄文抄写了三十万份，悄悄在江南各地分发。

就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陈朝却依然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陈后主自以为江南为“王气所在”，根本无须担心，大臣也说：“长江天堑，自古隔绝南北，隋军难道还能飞过来吗！”然而，北方的隋朝却不这么认为。隋文帝与大臣们早已成竹在胸。北方国力的增强，已经打破了南北间的均势；北方各族人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融合，又逐渐消除了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色彩。人民向往统一，呼唤统一，支持统一，这都使隋文帝对统一充满着信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正建

中国古代人以及现代人，心里是有一种渴望统一的情结的，这种情结大概从春秋战国时，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具有了。人们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么一种观念，就是说在这块土地上应该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这种观念是深入人心的。

开皇八年（588年）十一月初十，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三十里的定城，隆重誓师。五十万南征大军在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的统率下，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大门奔涌而出。自前秦王苻坚兴兵南征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而这一次，淝水之战风声鹤唳的历史没有重演，战争进展之顺利甚至超出了隋文帝的想象。

韩擒虎、贺若弼，是平陈之役的两个主要角色。开皇九年（589年）正月初一，贺若弼自广陵渡江，很快攻占京口，韩擒虎则自采石夜渡长江。他们分南北两路，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贺若弼大军苦战两日，击溃了陈军的主力，而韩擒虎则率奇兵，在正月二十一日率先攻入建康城。“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谁怜容足地，却羡井中蛙。”千年之后，杜牧的诗句仍然使人回味不已，它形象地写出了陈朝灭亡的原因，也道出了陈朝末代皇帝的无尽悲哀。

攻取建康之后，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二月初，岭南的冼夫人率众归附隋朝。至此，“陈国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使命。这是数百年来多少旷世枭雄所梦想的目标，无论是前秦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还是鲜卑英雄宇文泰、一代英主周武帝，他们都为这个梦想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这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大分裂，人们对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隋朝的统一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以后第二次大统一的局面，再次将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凝结在一个政权之下。但版图的统一仅仅是再造统一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等待隋文帝杨坚和大隋王朝去完成的，将是更为重要的使命。他需要为这片辽阔的版图植入新的体制，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分裂的因素，这无疑考验着这位杰出政治家和整个民族的勇气与智慧。

炀帝功过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七月，再造统一的杨坚死于今天陕西省麟游县境内的仁寿宫，次子杨广即位，是为大名鼎鼎的隋炀帝。

如果我们问：“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暴君是谁？”恐怕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会回答说是秦始皇与隋炀帝。相比之下，隋炀帝似乎更为不幸。毕竟，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开创者，是“千古一帝”，而隋炀帝却不过是个亡国之君，是后世帝王的反面教材。“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瓦岗军领袖李密讨伐隋炀帝的这句檄文，早将杨广残暴、荒淫的形象牢牢确立在国人的心目中。

千百年来，隋炀帝都是作为“暴君”“昏君”的典型代表受到人们的口诛笔伐。这样的评判对他来说是否公平？真实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这种形象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建构？他是真的犯下了那么多的暴行，抑或只是后世“众恶归之”的结果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近隋炀帝和他的时代，去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隋朝的制度创新——中央与地方官制的变革。开皇初年，一位叫梁彦光的官员被任命为相州刺史。如果在以前，临近赴任的这段时间将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自己挑选和任命僚属，帮助他处理各方面事务。但从开皇三年（583年）之后，他再也不必这样做了。因为隋文帝废除了地方长官就地自聘僚属的制度，他的下属以后只能一律由中央吏部任免。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官主要都是由当时地方长官自己来任命的，这样就造成一个弊病，形成了一个一个地方小集团，这对中央集权、对中央的统一领导是非常不利的。杨坚看到了这种弊病，所以他当皇帝以后，实行了改革，把所有官员的任命权都收归中央。

全国两千多个县以上行政建制的官员，不论由何种方式选拔出来，最后都由中央直接任命，任命、罢免、考核的文书都归吏部处理。这样，吏部不仅责任重大，而且事务繁多，以至吏部的官员抱怨说“年纪稍大的官员，会被需要处理的文书活活累死”。因此，在吏部官员忙碌的时候，地方官的上任反而显得轻松很多。

在相州，梁彦光只能工作三年。三年后，朝廷会根据他的工作情况将他调往外地。从隋初开始，文帝就规定，州县长官三年一换，下属官员四年一换，且不得连任。因为官员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很容易被地方豪强拉拢结交，进而互相勾结影响中央政令的推行。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牢牢控制了地方官任用之权，而且可以防止地方官员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撤郡五百多个，裁减了大批的官员。

另外，由于王朝更迭频繁，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官职和称谓。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想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对制度做出了重大革新，完成了从秦汉三公九卿制向隋唐三省六部制的转型，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三省”即尚书、门下、内史。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尚书令通常空缺，而以左、右仆射总其权。尚书省内设有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合称“六部”，其长官称为尚书。在六部之下，各有四司，负责各项具体的行政事务。

门下、内史两省最初设置于内廷，是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到了隋代，它们正式成为国家的政权机构，这是三省制形成的重要环节。

内史省主要负责皇帝诏令的起草，而门下省不仅要签发内史省起草的皇帝诏令，还要对尚书省呈交的奏案进行审核，因此成为政务运行的枢纽。

隋朝最终摆脱了秦汉“家国一体”的体制。在外朝，形成了与皇家事务彻底分离的政权机关。三省成为国家政务运行的不同环节，而皇帝自己则成为政府的最高负责人。与此同时，三省六部中的所有官员，无论职务高低，都已不再是三省长官的僚属，他们虽然在工作上受到宰相的监临，但其关系却是比肩的同僚性质。

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而且地方豪强直接控制着当地的人口，这既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征发的对象，也给国家稳定造成了隐患。再加上当时的赋税制度、徭役制度不合理，很多农民隐瞒户口。这些都导致了政府控制的户口大为减少。

通过大索貌阅以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一百六十四万，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含嘉仓遗址

1969年在洛阳发掘出了隋朝粮仓——含嘉仓。今天在一些粮窖里还能找到大量已经炭化的谷子。含嘉仓面积四十五万多平方米，有粮窖约四百个，每个粮窖可以存放多达五十万斤的粮食。而这只是隋朝储存粮食的一小部分。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隋朝的农业获得长足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开皇九年（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七百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仁寿四年（604年），户口就已超过了八百九十万户，短短十五年时间内，增加了近二百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

从晋王到皇帝。伟大的君主除了要让国家强盛，还必须为帝国挑选一位理想的继承人，一向几乎无所不能的杨坚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难，因为太子杨勇太令人失望了。隋代阿弥陀佛说法像

首先，太子杨勇生活奢侈，这与向来提倡节俭的杨坚的观念就很不相同。其次，他的一些做法触动了杨坚敏感的神经，比如说，有一年冬至的时候，他在东宫接受百官的朝贺，这在当时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

杨坚和独孤皇后一共有五个儿子，三子杨俊封为秦王，出镇洛阳；四子杨秀封为蜀王，出镇益州，幼子汉王杨谅则留在长安。而此时杨坚的第二个儿子杨广在干什么呢？

开皇十一年（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扬州总管府的大殿香烟袅袅，一场隆重的受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法事极不寻常，因为主持受戒仪式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宗派之一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而接受菩萨戒的，正是隋王朝在江南的最高长官晋王杨广，这一年杨广二十一岁。作为隋朝的皇子，杨广为什么要纡尊降贵和僧人杂处呢？智者大师像

就在两年前，平陈之役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南方并不平静。第二年，江南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反隋叛乱，杨广又受命出镇扬州。叛乱虽然很快平息，但如何尽快消除江南士人、百姓对新兴王朝的敌视，无疑是一项紧迫的课题。于是，杨广把目光投向了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佛教。

几百年来，江南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而智顗则是当时江南最著名的佛教领袖，对僧俗各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对于智顗来说，能够在故国覆灭之际，为佛教僧团找到杨广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亲王作为外护，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幸事；而对于杨广而言，能够借助这位名重一时的高僧的名望，扩大自己的影响，更是收取江南民望的方便法门，何况，佛教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传信仰。

杨广、智顗二人的交往，可谓一拍即合、相得益彰。杨广为智顗奉上“智者大师”的尊称，而智顗则不仅盛赞杨广镇守江南的功业，甚至将其视作“总持菩萨”再世，这无疑对江南的百姓产生了巨大影响，杨广平陈以来那种“征服者”的形象也渐渐得以改观。

杨广随后镇守扬州达十年之久，其间江南社会稳定，经济文化日渐繁荣，而与智顗等佛教高僧的交往更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事业的成功往往伴随着野心的滋长，杨广开始觊觎太子之位。此时的杨勇日渐失去了文帝与独孤皇后的宠爱，太子地位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杨广一方面培育自己的势力，并成功取得了朝中重臣杨素的支持；另一方面矫饰言行，处心积虑地骗取了父母尤其是独孤皇后的信任。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的一天，大隋皇宫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件影响大隋王朝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经过长时间考虑，杨坚终于下了决心，他更换了皇位继承人。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的正是杨广。

仁寿四年（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皇帝杨坚病倒了。一个月后，为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杨坚去世了。杨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宝座，这一年，他三十六岁。

为了巩固皇位，杨广刚一登基，就立即派人赶回长安，以文帝遗诏的名义将长兄废太子杨勇赐死。此前，三弟秦王杨俊早已离开了人世，而四弟蜀王杨秀也因杨广的诬陷，被文帝废为庶人。因此，当杨广即位时，只有幼弟汉王杨谅有能力表示反对。

杨谅时任并州总管，今天山西、河北、山东的五十二个州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早在杨勇被废、杨广入嗣东宫时，杨谅就非常不满，到蜀王杨秀被废之后，他心里更加不安，因为杨广的下一个清算目标显然就是自己。果然，在隋文帝死后，杨广秘不发丧，随即以文帝的名义召杨谅入朝。

以前，隋文帝曾担心京师发生叛乱，若皇帝与太子身遭不测，而领兵在外的汉王却被伪诏征调回京，这无疑会使隋王朝陷入巨大的危险。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当年隋文帝就是用这种方式把北周的五位亲王骗回长安并一网打尽的。于是，文帝跟杨谅订下一个密约：如果是文帝本人召他回京，玺书上的“敕”字旁边会别加一点作为暗记。

杨谅在玺书上没有发现暗记，心知京城有变，于是立即起兵造反。可是，追随杨谅起兵的却仅有十九个州，由于实力的差距，这次叛乱很快被杨素平定。通过短短的平叛战争，杨广不仅清除了那些异己势力，又发现了一批能干的将领，如杨义臣等人，使得最高权力的过渡顺利完成。“尚秦汉之规摹”——志向远大的隋炀帝。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

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三年中，除了平陈之役及开皇末年对高丽和突厥的两次小规模战争之外，社会是相当安定的。杨坚一直推行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的政策，农民除交租调、服徭役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获得长足发展，人口也迅速增加了。

杨广即位的次年改元大业。登上帝位的他，能否像他父亲杨坚那样大有作为呢？面对着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杨广开始了他那波澜壮阔而又毁誉不一的帝王生涯。《隋文帝祈雨图》

千名美女划着龙舟，缓慢前行，她们各自手执雕板镂金的船桨。这就是托名唐代颜师古所撰的《大业拾遗记》中所载隋炀帝的一次江南出游。明代小说《隋炀帝艳史》中的描写则更为细致，除了一千名美女之外，又添上了一千只羊。在香艳化的过程中，隋炀帝下江南的故事也被妖魔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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