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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晋杰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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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文艺情怀试读：

前言

周恩来与京剧

周恩来与梅兰芳等京剧名家

享誉国内外的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周恩来和他们都有交往。梅兰芳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19年。当时，周恩来还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一名业余话剧演员，一次到北京演出，梅兰芳曾去看过。1949年7月2日至19日，梅兰芳怀着刚刚迎来解放的喜悦，乘火车从上海来到古都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周恩来对梅兰芳说：“三十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请我们来京演出。”梅兰芳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恩来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是同行。”会议期间，梅兰芳演出了《霸王别姬》，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去看了。梅兰芳感到特别高兴，激动地说：“这个戏，我演了1000多场都没有今天这样淋漓酣畅。”全国文代会将闭幕时，周恩来希望梅兰芳到北平工作，并嘱咐有关方面做出适当安排。梅兰芳表示同意考虑。当年9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梅兰芳作为戏剧界四位代表之一，应邀出席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参加了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式，周恩来再次邀请他来北京。1950年7月6日，周恩来批准周扬的书面报告，任命梅兰芳为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研究院（后更名戏曲研究院）院长，梅兰芳全家由上海迁来北京定居。1951年5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周恩来应梅兰芳所请，亲笔题词祝贺：“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这使梅兰芳很受鼓舞。1953年9月23日，第二届全国文代会召开，梅兰芳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同年10月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成立，梅兰芳当选副主席，周恩来出席会议并讲话。在周恩来支持下，1955年1月6日，中国京剧院正式成立，梅兰芳出任院长，聘请王瑶卿、萧长华、王凤卿、尚和玉、金仲仁、鲍吉祥、马德成、谭小培、张德俊、姜妙香、郝寿臣等老艺术家为名誉教授。王瑶卿在京剧界素有“通天教主”之美誉，他是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的业师，王瑶卿按照他们各自的艺术素质、特长，加以引导、点拨，促使他们各自形成独特的风格和流派。而且，王瑶卿阅历丰富，京剧唱腔烂熟于心，艺术智慧极高，善于创造新腔。周恩来还派人去香港，把俞振飞、张君秋等名演员请回来。这些老先生觉得能为新中国培养戏剧人才，心里很高兴，都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梅兰芳说，中国京剧院是国家剧院，在全国要起示范作用。全国人民都盼望能见到梅先生的艺术。目前，你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成立梅兰芳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满足全国人民欣赏要求，并为青年演员作示范；二是整理舞台艺术的经验，著书立说。中国京剧院的日常工作，可由副院长马少波负责。1959年3月16日，梅兰芳入党前夕，周恩来让马少波转告梅兰芳：1957年程砚秋同志入党，我做了他的介绍人，今年梅同志入党时，如果他有此要求，我也愿意做他的介绍人。梅兰芳说：总理关心我，我很感动。总理做程砚秋的入党介绍人，我也感到光荣。但是我想文艺界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多，如果大家入党都由中央领导同志做介绍人，那就负担太重了。我是一个普通演员，最好找最了解我的同志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当然，最了解我的是您（马少波）和张庚（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同志，您二位是院内党的负责人，可以经常帮助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最合适不过了。周恩来赞许说：“梅兰芳同志思想境界很高，真是一个好同志。”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庆，梅兰芳排演了新戏《穆桂英挂帅》。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出新戏，剧中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表演和唱腔艺术也有很大创新。周恩来看了这出戏，并到舞台上与演员、乐队一起合影。周恩来对梅兰芳说：“这个戏很好，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活四十年的集中表演，也是你老年的代表作。在表演上，我没有意见，不过，我听见台词里说敌人是‘安王’，是否可改为‘西夏王’？”梅兰芳回答：“您这个意见，提得太好啦。以后就改为‘西夏王’。”1961年7月30日，梅兰芳因心脏急性冠状动脉梗死突发，住进北京阜外医院抢救。当时周恩来正在北戴河开会，闻讯后特意赶到北京去医院探望。周恩来坐在梅兰芳的病床边，握着他的手说：“由于开会所以来迟了。听说你得了心脏急病，住院治疗，特地赶来看你。”梅兰芳感动地说：“这大热天，惊动您，我心里很不安。”周恩来给梅兰芳切脉，说：“我懂一点中医知识，你的脉象是弱了一点，要听大夫的话，好好卧床静养，好在你会绘画，出院后可以消遣。”梅兰芳还记挂着8月初去新疆参加一条铁路通车典礼和演出的事，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同意他病好之后去为兄弟民族演出。周恩来说：“等你病好了，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国内国外都可以去嘛！但是你现在的任务是养病，一定要躺在床上，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周恩来告辞时，梅兰芳要从床上起身，周恩来按着他的身子说：“心脏病，就要躺在床上静养，不要起来。”随后，周恩来又对医生们说：“你们平时就注意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像梅院长的病，应当早就发现。这次经过抢救，希望能转危为安，你们要用心护理。”他又对梅兰芳说：“我明天回北戴河，下次回来再来看你。”走出病房，他再次嘱咐医护人员，要尽一切努力挽救梅兰芳的生命。遗憾的是，就在周恩来来医院看望的三天之后，梅兰芳的心脏病又突然发作，于8月8日清晨5时不幸去世。开追悼会时，周恩来送了花圈，寄托对这位一代艺术大师的哀思。

1949年3月，周恩来登门拜访定居北平的程砚秋，适程砚秋外出，留条说：“砚秋先生：来访未遇，适公外出，甚憾。此致敬礼，周恩来。”让程砚秋弟子王吟秋转交。当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办招待各界人士的宴会，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程砚秋应邀参加，宴毕与侯喜瑞等人，去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红拂传》。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到后台化妆间看望程砚秋，程砚秋忙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手脏（手指上有胭脂），不能和您握手。下午您来我家看我，失迎得很。”周恩来忙说：“不用客气。你忙吧，我们到前台看戏去，等会再来看您。”1949年9月，程砚秋应邀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同年11月2日，程砚秋去西安演出返京，周恩来在家中接见了他，听他谈京戏改革的一些想法，勉励他加强学习，提高思想，并指定马少波与他保持联系。1951年秋，程砚秋去大西南演出返京，周恩来又约他在家中长谈。针对他对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的工作安排的思想问题，语重心长地说：“程先生，你在旧社会洁身自爱，孤芳自赏，不与旧势力同流合污，是进步的。但是在新社会，你若仍是落落寡合，不能与人共处，就会逐渐脱离群众，搞不好同志关系，对工作、对自己都是不利的，自己也会经常苦恼。一个革命者的思想要不断改造，要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其核心是革命集体主义。你要团结同行，联系群众，善于与人共处，虚心听取批评，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如果在新社会还是孤芳自赏，落落寡合，这种思想如果发展到极端，你的优点就会变成缺点，甚而会走向反面。程先生，我希望你在政治思想上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进步。”程砚秋听了，很受触动。经过周恩来的帮助，程砚秋有很大转变和进步。他对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的梅兰芳更加尊重，他把自己担任副院长以来的工资，全部捐献出来支援抗美援朝，并把7所私产房舍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赴朝鲜慰问演出时不争戏码，自愿唱开场戏。周恩来对程砚秋的进步感到很高兴，1952年底又找他谈话，除肯定他的进步外，还鼓励他要排点新戏，对过去演出的传统老戏要加工修改。程砚秋在政治思想上不断进步，1957年春天他提出了入党要求。在当年开展“整风”、“反右”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入党问题没有解决，甚至没有人找他谈话。同年7月底，程砚秋去莫斯科担任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评委，周恩来也正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苏联访问。他们在莫斯科相遇了，并有了一次畅谈的机会。周恩来对有关情况已有所了解，便主动问：“砚秋同志，你怎么还没有入党呀？”程砚秋说自己缺点太多，恐怕不够条件。周恩来举出许多事例，说明他几年来有很大进步，接着鼓励他说：“人有缺点是难免的，但缺点是可以改正的嘛！”周恩来握着程砚秋的手，深情地说：“砚秋同志，如果你加入共产党的话，我愿做你的入党介绍人。”贺龙也说：“砚秋，入党要两个人介绍，我愿意做你的第二个入党介绍人。”当年初秋的一天下午，周恩来亲自去程家，把程砚秋夫妇接至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吃螃蟹，然后与贺龙一起同程砚秋谈了入党问题。周恩来说：“中国戏曲研究院党组织最近要讨论你的入党问题，我和贺龙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理应对党、对你在政治上负责，应该找你谈谈。解放后这七八年，你的进步是显著的，但是思想的进步和提高没有止境。一个人加入共产党只是初步的，今后还要不断学习，不断改造，不断进步。1927年我介绍贺龙同志加入共产党后，三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再介绍其他人入党。如今，我和贺龙同志介绍你入党，为党增添了新的血液，我们感到高兴。砚秋同志，任重道远，希望你永不停步，很好地克服自己的缺点，争取又红又专，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1957年10月11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讨论通过程砚秋为中共预备党员。在同辈京剧名家中，他是入党最早的一个。不久，程砚秋收到周恩来写的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砚秋同志：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入党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周恩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周恩来对程砚秋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他提出严格的要求，字里行间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和气度。这封信，如今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程砚秋于1958年3月9日因心肌梗死再次突然发作，不幸去世，终年54岁。周恩来对程砚秋盛年早逝十分痛心，对继承、发展程派艺术给予热情关怀。

周恩来对京剧四大名旦的另外两位——荀慧生与尚小云，也关爱有加。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荀慧生担任了北京京剧团艺委会主任、荀慧生任京剧团团长，是第一届至第五届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5月，周恩来在辽宁，与宋任穷、黄火青一起，看了荀慧生京剧团的演出，荀慧生和女儿荀令莱、学生王秀文三人分别演出了《红娘》，当时荀慧生已60多岁，体形发胖，扮演一个十几岁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确实很难，但他通过唱、念、做把观众注意力紧紧抓住，使观众的感情随着他演出的剧情而发展变化，直至剧终。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鼓励荀慧生说：“你要多培养一些学生，使荀派艺术发扬光大。青年们演得不错，可是和老将比起来就差得远了，主要还是基本功不过硬。”尚小云与长子尚长麟、二子尚长春三人，由周恩来推荐参加了中央文化部于1950年1月举办的“第二期戏曲艺人讲习班”。同年5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尚小云京剧团，尚小云任团长，同时连任第一届至第四届北京市政协常委。随后，尚小云即赴东北、华北、西南各地演出。1955年9月27日，毛主席、周恩来为元帅和将军授勋后举行文艺晚会，尚小云扮萧太后，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上后台祝贺。他问尚小云年龄，尚小云回答57岁。周恩来说“是己亥年？我是戊戌年，比你大一岁！”尚小云说：“是庚子年，是虚岁”。就像老朋友聊天，尚小云很受感动。1958年10月，周恩来设宴欢迎志愿军领导人归国，尚小云应邀出席。周恩来特地去向尚小云敬酒，说：“马上还要请你清唱一段！”尚小云一饮而尽，清唱了《梁红玉击鼓抗金兵》中一段唱词，周恩来高兴地带头鼓掌，说：“没想到您这么大年纪，还唱得这样好。”1959年1月6日，尚小云听从周恩来的建议，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文化建设事业，带领全家人和剧团来到古城西安，先担任陕西省戏曲学校艺术指导，后任陕西省京剧院院长。

周恩来与周信芳（麒麟童）、盖叫天、俞振飞、马长礼等京剧名家，也建立了良好的友谊。1946年初秋，周信芳正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一天晚上开戏前，京剧界的中共地下党员吕君樵突然来到后台，他将一张请柬郑重地交给周信芳。周信芳接过来一看，只见请柬上的落款写着笔力遒劲、清秀挺拔的三个字：周恩来。周信芳心里非常激动，但并不感到很意外。因为不久前，周恩来曾对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张颖说：麒麟童抗战时期坚持在上海工作，敢于跟日寇斗争，你应该去拜望采访。于是张颖代表周恩来特地去拜访过周信芳，并且转达了党对他的问候。第二天，周信芳按照吕君樵的嘱咐，为了安全起见，不坐汽车，步行到思南路107号“周公馆”，这是一座掩映在高大的梧桐绿荫之间的小洋房。周信芳刚走进门，周恩来就迎了上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两人亲切地互致问候。周恩来关切地问：“是走来的吧？累了！你看对面就是国民党特务住地，今天来这里的人大多没有车。你要是坐了车来，目标就大了。你看，复兴路停着特务的车，跟踪起来很容易。”这时，周信芳才理解昨天吕君樵再三嘱咐他不要坐自备汽车的道理。这一天，周恩来是在中共驻沪办事处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他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着重揭露了美蒋的内战阴谋，鼓励与会者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为了争取胜利的明天，一定要留在上海，坚持和平民主，坚持进步文化工作。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周信芳。抗战胜利后，周信芳目睹国民党倒行逆施，民主无望，曾一度对前途悲观，打算远走香港。但他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打消了这种想法，决心留在上海继续从事进步文化工作。会后，周恩来还特地把周信芳等几人留下，在一楼会客室宴请他们。席间，周恩来与周信芳作了更为深入的交谈。这是周信芳第一次会见周恩来。这次会见虽然很短暂，但对周信芳的影响却很深。1949年9月，周信芳应邀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周恩来又一次见面。1950年春，周信芳担任了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周恩来十分关心他的艺术活动。1951年2月4日，上海市文化局在康乐酒楼举行庆祝周信芳演剧五十周年暨戏曲界敬老大会，19个剧种的老艺人二百余人到会，各界人士二百余人前往祝贺。周恩来亲笔题词：“庆贺周信芳先生演剧五十年的成就。”1956年2月，周信芳与俞振飞、李玉茹、孙正阳、黄正勤、赵晓岚等来北京，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4天，周信芳唱大轴，剧目有《打严嵩》、《打渔杀家》等。头三天，毛主席都来看戏，第四天毛主席没有来，周恩来、陈毅等来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周恩来上台接见演员，当他与周信芳握手时，风趣地说：“麒老牌，你演得真好啊！”1961年12月11日，周信芳再赴北京参加中央文化部在首都剧场隆重举办的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周信芳演出《打渔杀家》，开演之前，周恩来得知周信芳这些日子血压偏高，便特地到后台，对周信芳说：“今天规定一条纪律：剧中人物萧恩有一个‘吊毛’的动作，你在场上不许翻‘吊毛’，最多只能滚一个‘抢背’。”可是一到场上，周信芳早把个人的健康问题抛之脑后了，演到那个地方，他依然翻了一个“吊毛”，而且动作干净利落，很“帅”。演出结束，周恩来登上舞台，尽管觉得周信芳不该冒这个险，但还是紧紧握住他的手，热烈祝贺他演出成功。

周恩来与盖叫天的真挚友谊，是在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建立的。他们之间订了个君子协定：盖叫天说：“我没文化，也不懂新的道理，可我知道现在是人民当家了，为人民唱戏，有什么差事，随叫随到。”周恩来说：“有您这句话就好，一定要劳驾您”。1953年冬，成立中国剧协上海分会时，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谁当主席，颇费周章。周恩来提议：梅先生已在北京主持中国戏曲研究院，盖先生将定居杭州，浙江剧协主席由他担任，上海剧协主席请周信芳主持，就这样圆满解决了难题。1957年秋，周恩来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杭州参观访问。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准备举行两台晚会。一台是浙江省歌舞团和杂技团的晚会，一台是上海越剧院王文娟、筱桂芳主演的越剧《追鱼》。盖叫天听说周恩来陪伏老来杭，要求为晚会演一出折子戏，经办人员婉言谢绝了。盖叫天很生气，一定要见周恩来。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和他见面。周恩来一边称赞盖老的热情，一边也为经办人员解释说：“事情是我定的，不能怪他们。”并且向盖老说明了没有安排他演出的原因，周恩来说：“因为伏老是苏联英雄，您也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英雄形象，戏曲界把您也当作英雄。我想请您和我一起，陪伏老看戏、谈话，您看好不好？”盖老听了自然高兴，说道：“总理想得周到。”但他还是希望为伏老演一出折子戏以表心意。周恩来同意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决定让他演出一场，不超过十分钟。周恩来还规定他只能上“枪背”，不要翻跟斗和窜桌子，盖老照办了。演完后，伏老上台祝贺，因为他听周恩来事先说过盖老断腿折臂的故事，所以第一句是：“您真是英雄！”以后，苏联文化界人士来杭州也去访问盖老。1956年10月24日，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中央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于盖叫天70寿辰前夕，在上海联合举行了盖叫天舞台生活60周年纪念活动，梅兰芳、周信芳、欧阳予倩和俞振飞等都参加了。这是建国以后人民政府为戏剧界老艺术家举行的第一个祝寿活动。周恩来让田汉带去了他的祝贺。盖叫天在会上的讲话，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和“活到老，学到老”这两句名言。1958年，盖叫天正式从上海迁回杭州他自己建造的寓所——燕南寄庐。经周恩来关心，上海东湖路寓所保留，杭州金沙港的燕南寄庐，由浙江省文化局负责修缮，参照北京的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人的津贴标准，决定每月津贴人民币1000元。周恩来有一年冬季到燕南寄庐去，发觉客厅里很冷，就关照送炭给他生炉子（熏笼）用。周恩来还帮他家解决了另一个难题。早先，金沙港寓所的大门白天是不关的，只是关上里面的腰门。因为附近没有凉亭，农民上茅家埠、赤山埠割柴草经过门前时，常在大门里轿厅中歇脚，盖叫天母亲在世时，还送茶水给他们。原来多半是当地的邻居，后来，过路人多了，就杂了，还常去敲腰门，要这要那。尤其是解放以后，各地来的游客更多，因当地偏僻，没有医院和公共设施，盖叫天家里有电话，附近有急事来借打电话的人也逐渐增多。这样，就影响盖叫天的练功、会客和休息。他的家属曾向浙江省文化局反映过，但由于这涉及他一家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文化部门也难处理。家属和勤杂工就采取简单办法，把大门关上，一般电话不借打，于是，周围的邻居有了微词，认为盖叫天从前名气还不很大时，和附近农民很热情，他老母亲也常去邻居家串门。如今老太太去世，盖叫天名气大了，在解放以后，大家平等了，反倒摆起架子来。盖叫天就下令“开门”！但后来难以招架，家里人任谁骂也不开了。周恩来知道了，就启发说：“不开门，也可以解决问题嘛。你家大门前面的河边不是有两只石凳子吗？”盖叫天心中豁然。他在大门前面沿金沙港小溪边设了一张石桌，增加了几只石凳和几块大石头，上面搭了个芦席棚，又让工友种上丝瓜和南瓜。到了夏天，绿荫生凉，阵风飕飕，着实是个歇脚、纳凉的好去处，这比大门里的轿厅还要通风透气得多。同时，邮电部门在金沙港尽头茅埠大路前面的小杂货店装了公用电话，盖叫天又出资在那里重新修缮了普福凉亭，施茶给过往行人（从前他就在那里施茶，抗日战争爆发后就停了）。人们感谢盖叫天有德，关心大家，盖叫天笑道：“这点子可是高人出的！”☆☆★

京剧搬上银幕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多次找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等人商谈，如何把京剧各派演员的表演艺术成就完整地保存下来，留传后世。周恩来决定拍摄舞台艺术纪录片，把每个京剧名演员有代表性的精彩节目拍摄下来。根据周恩来的要求，中央文化部决定先筹拍《梅兰芳舞台艺术》。1952年春，中央文化部通知梅兰芳做拍摄舞台纪录电影的准备。1953年1月，写出了拍摄方案草稿，周恩来看后，要夏衍等人多征求京剧名家，特别是梅兰芳本人意见，先后经过4次修改，直到1954年7月才定下来。在这期间，担任导演的吴祖光于1953年3月至5月，跟随梅兰芳剧团在上海一带演出，看了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贵妃醉酒》《奇双会》《水漫金山》《断桥》《游园惊梦》《霸王别姬·巡营》《洛神》《西施》《穆柯寨》《枪挑穆天王》《凤还巢》《抗金兵》等十多个节目，最后决定拍两集，删去了原定的《游园惊梦》，上集是《抗金兵》《霸王别姬·巡营》《宇宙锋》，下集是《贵妃醉酒》《洛神》《白蛇传·断桥》。这个方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为了保证这部舞台艺术纪录片的质量，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邀请苏联电影专家雅可夫列夫、录音师戈尔登来华具体指导，1955年2月7日正式开拍，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最后完成。

在拍摄《程砚秋舞台艺术》时，由于程砚秋中年后身体发胖，体形变化，他自己甚为苦恼，不但为拍摄影片担心，甚至想中止舞台生活。这引起周恩来的关注。1954年秋，周恩来约请老舍、絮青、曹禺、方瑞、吴祖光、新凤霞三对夫妇到家中吃螃蟹，周恩来拿出一瓶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送给他的百年陈酿白兰地请大家品尝，他自己还下厨做了一道拿手菜——干丝汤，大家边吃边聊，从吴祖光导演的《梅兰芳舞台艺术》谈到程砚秋，周恩来为程砚秋因身体发胖而不能拍电影感到惋惜。吴祖光提出可以用电影手法，克服舞台上难以解决的困难，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说：“我很关心程砚秋。在延安时，我们对京剧的爱好也有梅派和程派两派，我就是程派。”1955年冬，周恩来决定让吴祖光拍一部程砚秋的影片，只拍一出戏，把他的唱、做、念、舞各方面的长处尽量表现出来，戏可以加工。1956年，程砚秋主演的《荒山泪》经过加工，被拍摄成艺术影片，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程派艺术的唯一形象资料。正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程砚秋的舞台艺术形象才得以永留人间。《荀慧生舞台艺术》，因为吴祖光工作变动，未能拍摄完成。《尚小云舞台艺术》是1962年3月，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内容包括尚小云演出的《昭君出塞》《失子惊疯》等。与此同时，还拍摄了《周信芳舞台艺术》。拍盖叫天的舞台艺术片《武松》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让崔嵬担任导演。事先，周恩来专门找崔嵬谈话，说：盖叫天是位正直的老艺术家，可他文化不高，对电影艺术的特性缺乏了解。你是老干部，有领导经验，遇事要多和他商量，把工作做到家。所以，崔嵬和盖叫天初次见面，崔嵬就把一份详细的导演计划交给盖叫天说：“请您审查。”盖叫天也多方听说崔嵬的艺术才能和气魄，当即把导演计划推还给他，说：“我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总理推举的导演，还会有错？我不懂电影，听你的！”两位同样正直又都同样抱着尊重对方心情的艺术家握手合作了。但是开始进入拍摄阶段，便产生了矛盾。崔嵬要求盖叫天扮演的武松，在镜头下应有的特定神情，要在一分钟之内甚至几十秒时间中选择最佳点，时间节约，耗片也不多。但是扮演武松的盖叫天霎时做不出导演所要求的表情，他必须通过一番唱念和身段，到了那个份儿上才有那种特定的神情，这样就花费时间和浪费许多胶片。从拍摄的角度看，似乎太浪费人力物力。电影镜头是集中一点的，再大的场面，在镜头里也只是一个局部。而舞台表演是需要照顾到剧场里上下前后千百名观众都可以看到，演员在台上必须唱念做打面面俱到，不使任何一个角落的观众看不到。按照电影的要求，盖叫天那套表演程式和演唱规律就要被打乱，从头学起，完全不能得心应手。开始双方尚能迁就和容忍，但后来终于无法迁就和容忍了。崔嵬说：“盖老，您得迁就我的镜头，这不是在台上唱戏。”盖叫天说：“我不能为迁就您的镜头，把我自小就练成的东西全撂了！”周恩来得知后，先做崔嵬的工作，说明共产党员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团结一位老艺术家，但生性耿直的崔嵬为了艺术而不愿意再迁就容忍。盖叫天生来还没人向他指手画脚过，电影导演的说一不二和戏班子里为角儿说戏的先生那种巴结劲儿，实有天壤之别，这令他十分不愉快。终于，他们从两相好成为一对蹦，戏也只能停拍。周恩来听了汇报，也只能同意先搁一搁，并让夏衍、刘芝明和马彦祥出面，以北方冬天太冷，怕盖老不适应为理由而暂停，在崇文门新侨饭店为盖叫天夫妇饯行。临上火车，盖叫天极力控制住激动的心情，对夫人薛义杰说：“这回又栽了，北京终究不是咱们立足的地方。”他说此话是有原因的。盖叫天属海派，过去到北京演出，因多种原因，上座率不如京派的名角。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几次演出，都是由中央文化部邀请和组织的。盖叫天一直认为，不是民间自发的演出，还不能证明我在北京能站住脚。因此，这次他觉得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回到杭州，就病了。周恩来从阳翰笙处得悉后，就派马彦祥到上海，找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应云卫。应云卫在导演戏曲方面的经验，其实并不比崔嵬丰富，但是他有一大优点，就是善于体察人意，办法灵活，并且能在众说纷纭中调和鼎鼐。果然，上海电影制片厂重新拍摄《武松》一片后，应云卫和盖叫天的合作比较顺利，也许是应云卫吸取崔嵬的教训，虽然艺术上的要求和崔嵬仍然相同，但以灵活的方法，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也许盖叫天自己也吸取了教训，有些地方不那么固执己见，有些地方也开始熟悉电影的性能了。这部片子拍成，大家都很高兴，周恩来自然格外高兴。应云卫在事后说：“论气魄，崔嵬比我强。我不过做了不少弥补和发展的工作。真正在幕后的导演，是我们的总理！”☆☆★

名家收徒，传承国粹

周恩来特别重视京剧名家以师带徒，他曾亲自介绍众多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演员，拜京剧名家为师。梅兰芳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先后收了杜近芳、李玉芙、张春秋、关肃霜、胡芝凤和矿工女儿李国粹等人为弟子，培养了一大批梅派艺术传人。其中关肃霜、胡芝凤，是1959年5月3日周恩来邀梅兰芳到自己家中作客，当面介绍给梅兰芳的。1959年3月9日，程砚秋逝世一周年时，周恩来将程派弟子赵荣琛、王吟秋、李蔷华、江新蓉、侯玉兰、李世济和程派鼓师向登云、琴师钟世彦请到家中座谈，周恩来说：“程砚秋同志艺术精湛，成就极高，为京剧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些程派剧目当年就有一定的进步性，《荒山泪》是反暴政的，《青霜剑》是反对恶霸的，都是好戏；《青霜剑》中的那类坏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反对。如今，程先生不在了，程派艺术不能因此散失烟没。全国6亿人，只有你们6个人会演程派戏，太少了。”他提议抢救程派艺术，在北京成立一个程砚秋剧团，把程派艺人和乐队都调来，专门继承、发展程派艺术和培养程派接班人。在纪念程砚秋逝世一周年活动期间，周恩来几乎每晚都到剧场观看演出。由于国事繁忙，有时看了一会匆匆离去，有时将近终场才赶到。周恩来的关心使每个演员都为之感动。1960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程砚秋剧团正式成立。赵荣琛、王吟秋担任指导，成员有从各地、各单位抽调来的程门弟子，与程砚秋合作多年的名鼓师、琴师白登云、钟世彦也从外地调回北京。周恩来对最早的程派继承者、自学成名的新艳秋也很关心，派人去南京找她来录音，鼓励她好好培养学生；对程砚秋弟子李世济等也颇多勉励。他看了李世济演出的《锁麟囊》后，高兴地说：“这戏与程先生演的一样动人。”同年3月9日，周恩来又邀请梅兰芳和程砚秋夫人果素瑛、弟子李玉茹、王吟秋、侯玉兰、江新蓉、童芷苓等到家中作客，座谈如何继承和发展程派艺术问题。周恩来和大家一起缅怀程砚秋，演员们清唱了程派唱段。邓颖超、程夫人和周恩来的秘书许明，也分别唱了程派名剧《文姬归汉》、《贺后骂殿》的唱段。周恩来对梅兰芳说：“砚秋对你是很尊重的，自传里几次提到你。”1961年的3月9日，周恩来与程砚秋剧团的同志一起，纪念程砚秋逝世三周年，并观看了程门弟子赵荣琛演的《玉堂春》。周恩来说，四大名旦都唱这出戏，但各有风格，绝不雷同。程派《玉堂春》注重人物刻画，演出了苏三的冤愤和哀怨，使人同情；接着看了赵荣琛根据《风流棒》整理改编的《谐趣缘》，周恩来认为改编本删去一夫两妻，这样去芜存菁很好，指出对程派艺术不能只继承而不发展，要适当排演新的程派戏。在周恩来关心下，程派传人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演出，为程派艺术的延绵、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1958年到1963年，荀慧生根据周恩来指示，先后收了尚明珠、刘长瑜、历慧敏、宋长荣、孙毓敏、岳惠玲、尹羲、傅全香、齐花坦、许倩云、陈和平、柯茵婴、沈健瑾、吴素秋、赵燕侠、虞俊芳、童芷苓、毛世来、宋德珠、许翰英等36人为弟子。李玉茹学了《荀灌娘》、《花田错》、《盘丝洞》等戏。童芷苓学了《霍小玉》唱腔，《埋香幻》身段，还有《金玉奴》、《杜十娘》、《卓文君》、《尤三姐》等戏。刘长瑜学了《红楼二尤》、《辛安驿》、《花田错》、《钗头凤》等戏。学生开始接触荀派艺术，很不理解，很不适应，荀慧生百教不厌，一遍又一遍启发、示范，常常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学生们苦劝不停。他对学生刘长瑜、陈和平说：“你们是好学生，就要好在能够创造。你们认为不合适的地方尽可改。不要专门模仿我，不要怕人家说荀慧生教出来的学生不像荀慧生。太像我，就要妨碍你们创新。我希望你们超过我。”后来，刘长瑜应北京唱片社之约，录制了《红楼二尤》，荀慧生听了唱片很高兴，向刘长瑜祝贺说：你灌的唱片比我强。尚小云收的弟子更多。侯喜瑞、马崇仁、孙明珠、刘秀容、胡小凤、冀萍、张友莲、王希英、李瑞芳、马蓝鱼、温喜爱、雷若男、张亚莉、王玲玉、王龄童、邢风云、刘碧、高明华、刘映秋、王秋芳、孙定荣等多达184人。其中河北邯郸东风梆子剧团的20多名青年演员，是经周恩来、邓颖超亲自介绍，成为尚小云弟子的。

1964年6月23日，周恩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以京剧为例指出：老一代京剧艺术家，如梅兰芳、程砚秋等都不在了，“但是，他们在艺术上留下来的一些好东西，如唱腔等，我们还在这个地方欣赏。还有他们为人的方面，有许多可以学，总得承认他们有很多可以学的嘛。”正由于周恩来的关心和指导，京剧名师广收弟子，这才使得京剧各流派艺术都能传承下来，为后来的京剧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

京剧改革的旗手

周恩来很关心京剧传统节目的继承和创新，他主张把老艺人过去演出的保留节目做些研究，选择其中有现实教育意义的，组织大家进行整理加工，以达到推陈出新的目的。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盖叫天请人转告周恩来，要求给他配备一个班子，他要自编自演一出反映新社会的大型新戏。周恩来要马彦祥答复他：他的愿望很好，但不一定编现代剧，还是从他成名以来的保留剧目中，选一出有意义的本子加工，并让浙江省文化局关心此事。后来，盖叫天选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他曾演出的反映楚霸王项羽因刚愎自用而兵败垓下的《乌江恨》。这出戏的创作和排演，浙江省文化局调动了全省的创作力量，并把全省各剧种的优秀武生集中起来，充实了演出阵营，还办了一个学习盖派艺术的进修班。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认为这出戏和《关羽之死》一样，作为借鉴古人的成败，反对骄傲自满的个人英雄主义，对今天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但是希望帮助他的人注意：不要帮他倒忙，不要变成穿古装的现代戏。盖叫天从小没读过书，后来也识字不多，但是在周恩来的启迪、引导下，他通过艺术实践，逐渐认识到戏曲的艺术功能与它的社会职能之间的有机联系，改编演出了一批深受观众喜爱的戏。

为了推动京剧与其他剧种互相学习，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戏曲研究院于1960年专门办了一期“表演艺术研究班”，吸收京剧和其他剧种的主要年轻演员前来进修。梅兰芳担任班主任，亲自授课。粤剧红线女、越剧袁雪芬、豫剧常香玉、川剧陈书舫、汉剧陈伯华、桂剧尹羲等都是这一期的学员。

在周恩来的大力推动下，京剧与地方剧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1952年王瑶卿对田汉的话剧《白蛇传》非常赞赏，改编为京剧后，全部唱腔都是王瑶卿安排的，那一段一段的唱腔，既是地道的京剧，又处处都有新意，和谐优美，天衣无缝，令人叹为观止，使田汉的这部新戏，以后成为京剧新的经典。1953年12月，著名豫剧演员马金凤在上海曙光剧场演出《穆桂英挂帅》，这出戏以其新颖别致的剧情、独具风采的表演轰动了上海。梅兰芳得知周恩来的推介，专程去看了演出，并邀请马金凤来家作客。梅兰芳说：“我演了一辈子小穆桂英这个人物，我将来还要演。我看了不少戏，像老穆桂英这个人物，还是在豫剧中发现的。”后来，梅兰芳把这个剧本改编为京剧《杨门女将》，于1959年7月正式上演。1961年7月17日，周恩来在上海与陈毅一起观看上海戏曲学校演出的京剧《杨门女将》后，与文艺界人士座谈，他提醒大家要看到这出戏的不足之处，不要尽讲好的，要提些改进意见。并对演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了意见。1961年7月，越剧演员傅全香向荀慧生学《杜十娘》这出戏，在演到杜十娘投江时，荀慧生说：人在痛极之时，总是眼睛空，大脑动，耳聋口呆、似傻似笨，木然无知，所以表演时，不要指指戳戳，动来动去。荀慧生不用哭和眼泪来表现，而是用苦笑、冷笑来表现杜十娘此时心情非常悲痛、压抑，唱到极悲处，眼睛直呆，凝而不动，虽不说话，群众也会明白体验出来。这正是荀慧生平常特别注意观察和体验丰富的生活和人物的各种思想感情，所以人物演的有性格，来自生活，而又经过剪裁、创造，形成了荀派的特有艺术风格。傅全香从荀慧生的艺术表演中，学到了两处最有用的功夫：一处是杜十娘投江前，面对镜箱梳妆，含着悲愤的眼泪，先是照颜，后再戴花；这几个动作，刻画了杜十娘不愿受辱而生的坚强性格，最后以死控诉当时社会的黑暗、罪恶；另一处是杜十娘得知李甲决心卖她的噩耗，她那抑制不住的悲痛心情及她对李甲爱情的真诚，追求幸福、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是通过李甲在帐内的两段梦话刻画出来的，傅全香把这两段台词全都移植到越剧中去，这使越剧的《杜十娘》更加丰富多彩。1963年4月9日，荀慧生率团到四川成都演出，11日拜访川剧院。荀慧生看了川剧《昭君和番》，认为川剧大胆写昭君怨刘王、恨汉君，很有特点，而京剧着重写昭君对故国皇城的留恋难舍，不如川剧思想境界高。荀慧生看了川剧《议剑献剑》，对刘成基扮演的曹操很赞赏，说：曹操脸上画白方块，不同于京剧描花脸，从外形上刻画了曹操当时官卑言轻，壮志未申，寄人篱下的特定精神面貌，表达了他的心慎意谨，多猜多疑，有胆有识，不瘟不火，内弛外张，动作上不超出人物身份半步，真是别具一格，恰到好处。荀慧生很推崇陈书舫演出的川剧《金山寺》，白蛇由女演员扮演，白彩裤，白袄、白腰巾子，水发的服装，青蛇由男演员扮演，青衣，青裤，梳男发髻，戴耳环子，是川剧特有的。还有青、白二蛇的托人，钵神的变脸，二郎神的踢眼等，手疾眼快，扣人心弦。他深感京剧在这方面有些落后，应当很好地向兄弟剧种学习。

1964年6月至7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天津市京剧团团长谢国祥，率京剧现代戏《六号门》剧组到京参加会演。会演是6月5日开幕的，《六号门》剧组安排在第二轮演出，陆定一、郭沫若、邓子恢等领导都到剧场看了这个戏，并给了很高的评价。隔了两天又接到通知，要《六号门》剧组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出。7时30分，周恩来准时到达，董必武、李先念、彭真、邓子恢、廖承志等人都来了，他们都坐在后边。开演以后不久，工作人员到后台，把谢国强接走，要他陪周恩来看戏，周恩来不断地询问演员、角色的情况，同时还发表评论。这个戏的第三场是“卖子”，是在北京最轰动的一场戏，写的是天津解放前搬运工人胡二在老父病重，自己又被把头开除无法谋生，忍痛卖掉亲生子的情景。有人认为这场戏太压抑了，周恩来说：“这场戏确实是压抑了一点，特别是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旧社会的老年人，看了觉得心情沉重、难过。但是，这个戏对青年人是有教育意义的。一百年以后拿出来再演，还是有意义。”他指着舞台上的封建把头马八辈、马金龙、麻三和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等说：“这些人物我都见过，演得真像，可是青年人都没见过，让他们知道这些人，有好处。现在的青少年都不知道这些事情了。”7月21日，周恩来在北京展览馆，亲自向《六号门》剧组颁发了奖状。

1952年12月30日，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去奥地利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1953年1月3日，代表团途经苏联列宁格勒，苏联文化协会和全俄戏剧协会在演员之家举行欢迎宴会，梅兰芳演出了《思凡》、《别姬》两个折子戏，获得巨大成功，这是周恩来安排的京剧首次出国演出。

1953年10月至11月，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演出，贺龙任总团长，梅兰芳任副总团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京剧团第二次出国演出。周恩来亲自接见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主要演员，向他们提出要求。周恩来说：朝鲜虽停战和谈，但战争并未结束，那里条件艰苦，你们要把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传达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指战员。慰问团到达平壤的第一天晚上，金日成首相在中央礼堂主持欢迎宴会，随后，梅兰芳在地下剧场演出《霸王别姬》，金日成和梅兰芳握手，说：“我听说你的名字有好多年了，这次才看到你的表演，真想不到你还那么年轻。”梅兰芳与周信芳、马连良等人分赴朝鲜前线慰问军民演出。有一次，观众两万余人，原计划演四个节目，但演到第二个节目时下起雨来，战士们在雨中端坐不动，梅兰芳清唱了《凤还巢》，事后，梅兰芳动情地说：“在我的舞台生活中，雨中清唱，尚无先例，因此也是我赴朝慰问演出最难忘的一件事，然而，也是作为一个演员所必须具备的应有的戏德。”梅兰芳得知志愿军有两位炊事员因工作走不开，没看到演出，感到失望，他特地前去为两位炊事员清唱了《玉堂春》选段。

1956年5月至7月，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等团体的邀请，由中国京剧院梅兰芳剧团的86人，组成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赴日本几个城市访问演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赴日本的大型艺术代表团，中央十分重视。早在年初做出派代表团的决定时，周恩来就约梅兰芳谈话，对他说：“这次组织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去日本演出，请你带队辛苦一趟。”梅兰芳当即表示：“我照您的指示去办。”梅兰芳对周恩来是很尊重的，中央的决定，总理的嘱托，他没有二话，但是，他的内心却并不那么平静。他目睹过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中国的大好河山，忘不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上海沦陷时期他曾蓄须明志，顶住日方压力拒绝演出，现在要去日本，难免心中有些疙瘩。他一向沉默寡言，接受了访日的任务后，话就更少了。周恩来了解梅兰芳的思想活动，又与他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话。周恩来亲切地说：“我看你心里有疙瘩。当然啦，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可能有点想不通。要知道，当初侵略中国的是日本一小撮法西斯反动军阀，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到日本旅行演出，是唱给日本人民听，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战争中受害的，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一定也欢迎我们。请你把心里扣子解开，愉快地带队前往，希望你们凯旋而归。”周恩来一番话，使梅兰芳豁然开朗，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回家后，他把周恩来的话告诉夫人福芝芳，并说：“总理一席话，打开了我思想上的‘窗子’，觉得心明眼亮，可以轻装上阵了。”他愉快地担任了代表团的总团长，悉心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1956年5月26日访日代表团动身之前，周恩来又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和大家一一握手。大家围成一个圆圈，聆听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指出：这次访日，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艺术交流的重大事件。访日代表团所负的责任是打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门。文化和经济是两个翅膀，现在文化打先锋开路，这次一定要打胜仗，接着我们的经济代表团也将前往。对于访日的具体注意事项，周恩来也细致地作了叮嘱。梅兰芳听了周恩来的指示，对这次出访的意义，认识得更清楚了，同时也更感到肩负的责任之重大。访日京剧代表团在日本的演出非常成功，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演出历时一个多月，共演33场，观众达7万余人。周恩来自始至终关注着他们的活动，直到代表团归国前夕，他还为他们的安全彻夜操劳。梅兰芳的艺术成就，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重视和高度评价。1957年6月17日，国际舞蹈协会委托瑞典舞蹈促进协会主席海格尔到北京，授予梅兰芳荣誉奖章。周恩来亲自参加了授奖仪式并代表我国政府致答谢词。

1956年的夏天，周信芳接到出访苏联的外事演出任务。由上海京剧院组成访苏演出团，周信芳任团长，伊兵任副团长。对这次出访演出，周恩来非常关心，不少事亲自过问。对出访的演出剧目，除了一些京剧传统戏之外，周恩来亲自指定，要把当时红遍全国的昆剧《十五贯》带去介绍给苏联观众。为了学好这出戏，周信芳带领剧团冒着酷暑专程去杭州，向浙江省苏昆剧团学习。这次完全是照昆剧演，由周信芳扮演况锺，孙正阳扮演娄阿鼠，赵晓岚扮演苏戍娟，刘斌昆扮演尤葫芦，王金璐扮演过于执，沈金波扮演巡按大人，黄正勤扮演熊友兰。在杭州夜以继日地学戏，在浙江苏昆剧团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团上下的努力下，只花了一个星期，就把这出戏学下来。回到上海后，又日夜排练加工。8月底，周信芳率领演出团到达北京，一方面继续重点排练《十五贯》，一方面等待周恩来审查节目。周恩来实在太忙，老是抽不出空，因此等了一段时间。周恩来终于抽空来观看演出，并且一连看了几场，他看了《十五贯》，也看了《四进士》、《打渔杀家》、《空城计》等传统戏。剧目全部审查完毕后的第二天深夜十二点半，周恩来在首都剧场接见周信芳与其他同志。周恩来带着歉意地说：“让你们久等了。我实在太忙，可又非来看戏不可，因为我是总理么！要是出了事，我也有责任的。”接着他说：“戏都不错，尤其是《十五贯》演得很成功。周信芳先生这么大年纪了，还演得这么认真，这么好，很不容易。”周恩来听说《十五贯》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学下来了，他高兴地竖起大拇指称赞道：“高速度！”关于这次出访演出，周恩来谈了两点：一是不让周信芳他们坐飞机。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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