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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4 21: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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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尼尔·凯尔曼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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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卡明斯基

我与卡明斯基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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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01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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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095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我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难道我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倍受欢迎?难道那些最显赫的人物没有对我青睐有加?我高贵的灵魂始终展现出我博览般的智识、无所不及的念头、独创的幽默与言辞;为此,我相信,我对人性有着卓越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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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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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詹姆斯·鲍斯威尔:《日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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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9日

[1]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1

7

4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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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传记作家,代表作为《约翰生传》(The Life of Johnson)。1

我醒了,检票员正在敲包厢的门。才刚过六点,半小时后我们就要到目的地了。我听见什么了吗?是啊,我喃喃自语,是听见了。我费劲地坐了起来。原本我横躺在三张椅子上,这节包厢里只有我自己。我的后背酸痛得厉害,脖子也感到僵硬。先前的梦里一直是火车隆隆的行驶声,掺杂了一些走廊上的动静和不知哪处的站台广播。我一再从不愉快的梦中惊醒。有一回有人边咳嗽边从外面撞开了包厢门,我不得不赶紧起身去把门关上。我揉了揉眼睛,向窗外望去:下雨了。我穿好鞋,从箱子里拿出老旧的剃须刀,打着哈欠往外走去。

一张没有血色的脸从厕所的镜子里凝视着我,头发凌乱不堪,面颊上还印着坐垫的花纹。我给剃须刀插上电,没反应。我打开门,看见检票员还在车厢的另一端,大声喊道,我需要帮助。

他走过来,带着若有若无的微笑瞟了我一眼。剃须刀,我说,毫无反应,显然是插座没电。当然有电,他回答。没有,我说。当然有,他说。没有!他耸耸肩,表示也许是线路出了故障,他无能为力。但这是最起码的啊,我说,解决这种问题简直是对一个检票员最低的期望了!不是检票员,他说,是列车乘务员。我表示对我而言都无所谓。他问我这话什么意思。无所谓,我说,这种多余的工作随便怎么叫都无所谓。他不许我这样侮蔑他,警告我小心一点,不然他会甩我耳光。他最好真的敢动手试试,我说,反正我一定要去投诉的,他得把名字告诉我。他说他可不这么想,还说我很臭,而且快秃了。然后他转过身,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关上厕所的门,望着镜子发愁。镜子里的人显然不是秃头。真是怪了,那个白痴是怎么看出来的。我洗了把脸,走回包厢,穿好夹克。外面的铁轨越来越密,电线杆和线缆彼此交错,火车在减速,已经能看到站台了:广告板,电话亭,拖着行李的人们。火车刹车,然后停住。

我沿着走廊往车门的方向挪动。一个男人挤过来,故意碰到了我,我使劲把他撞到边上。检票员站在站台上,我把行李箱往下递。他接过箱子,瞧了瞧我,咧开嘴笑笑,然后任凭箱子“嘭”的一声跌落在沥青地上。“不好意思咯!”他嬉皮笑脸地说。我下了车,拿起箱子径直走了。

我向一个穿制服的人询问怎么转车。他打量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拿出皱巴巴的小簿子,不慌不忙地伸出食指在舌头上沾了一下,开始翻找起来。“您没有电脑吗?”

他疑惑地盯着我。“这无所谓,”我说,“您接着找。”

他翻啊翻啊,叹了口气,继续翻着。“城际特快,六点三十五分的,八号站台。然后换乘……”

我快步向前走去,没时间听他絮絮叨叨。我感到步履沉重,毕竟我根本不习惯这么早起来。八号站台停靠着我要坐的那列火车。我上了车,走进车厢,挤开一个胖女人,在最后一个靠窗的位置放好行李,这才一下子坐了下来。几分钟后,火车开动。

一个打着领带的瘦削的男人坐在我对面。我向他点点头,他也礼貌回应,随即眼神就往别处溜去。我打开行李,拿出笔记本,放在我们中间狭小的桌面上。我差点把他的书推下去,幸亏他及时接住。我得抓紧时间了,这篇稿子三天前就该写好的。

汉斯·巴林,我写道,通过他数次……这样写不好!屡屡企图通过对重要人物,不对,社会名流,更不对了。我再想想……历史性人物,嗯对,经过粗劣调查的认识,让我们感到乏味透顶,就这样,现在他[1]又要故技重施了。他新出版的这本艺术家,不,画家乔治·布拉克的传记,即便被称为失败之作都已经算是一种赞美了,而且是过誉,此书……我把铅笔抵在唇间。下面该写到重点了。我想象着巴林的那副嘴脸,一边看着自己的稿子,没有丝毫灵感。真是没什么意思。写这篇文章比我设想得还要无趣。

或许是我太疲惫了。我揉着下巴,胡茬扎得人不舒服,必须要刮胡子了。我放下铅笔,把头靠在车窗上。外面下起了雨。雨逆着火车行驶的方向飘打在玻璃上。我眨了眨眼睛,雨越来越大,溅开的雨滴中幻化出面孔、眼睛和嘴巴,我闭上眼,听着哗啦哗啦的雨声,不知不觉间打起了瞌睡:有一瞬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觉得是在一处宽阔而空荡的域间游移。我睁开眼睛,雨水像一层膜似的贴着窗面流动,滂沱大雨中树木被压得垂头丧气。我合上笔记本,放回行李箱里,忽然发现对面的人在看的正是汉斯·巴林所著的《毕加索最后的岁月》。这让我很不爽,仿佛遭人奚落了一番。“天气太差了!”我说。

他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这书不怎么样,对吧?”我指了指巴林那本烂书。“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因为您不是专家。”“是这样啊。”他边说边翻页。

我枕在靠垫上,昨晚的夜车让我背痛到现在。我拿出烟。雨势渐歇,轻雾中第一次浮现出了山峰。我用嘴唇从烟盒中叼了一根烟,弹开打火机,卡明斯基的那幅《火与镜:静物》突然闪进脑海,丰富的明亮色调交织成一种混合体,从中升腾起一簇跳跃的火焰,仿佛要从画布上喷薄而出。是哪一年的作品呢?不知道。我最好赶紧准备一下。“这是禁烟车厢。”“什么?”

对面的人都没抬眼看我一下,指了指车窗上的警告标志。“就吸几口!”“这是禁烟车厢。”他重复了一遍。

我随手把烟扔在地上,用力踩灭,气得咬牙切齿。那好,既然他这样,我也不会再跟他说话了。我拿出康梅纽的《注解卡明斯基》,一本印刷粗劣的口袋书,附着一大堆令人生厌的注释。雨已经停了,云缝中透出几丝蓝天。我依然十分疲惫。但不能睡着,我一会儿要下车了。

没过多久,我嘴上叼着烟,手里拿着还在冒热气的咖啡,冷得瑟瑟发抖,穿过火车站大厅。到了厕所,我给剃须刀插上电,没反应。竟然这里也没电。一家书店门前的旋转刊架上摆满了口袋书:巴林的《伦勃朗》,巴林的《毕加索》,当然,橱窗里还有硬面精装本的《乔治·布拉克或立方体的发现》。我走进一家药店买了两把一次性刮胡刀和一罐泡沫剃须膏。区间列车几乎无人搭乘,我把自己惬意地嵌进了绵软的座位里,随即闭起眼睛。

醒来时,我发现对面坐了一个年轻女子,红发,丰盈的双唇,一双纤细修长的手。我打量着她,她却好像一副没注意到的样子。我等待着,在她与我眼神交汇的瞬间,我立刻对她微笑。她转头望向窗外,猛然间却开始心神不宁地把头发往后拨拉,丝毫掩饰不了自己的紧张。我继续边看着她边微笑。几分钟以后她站起来,抓起皮包,离开了车厢。

蠢女人,我心想。也许她现在在餐车的某个角落等着我,我可不管,我根本不想站起来。空气很闷,薄雾缭绕中山峦忽远忽近,岩壁上轻悬着稀薄的浮云,村落在眼前飞逝,教堂、墓地、工厂,摩托车沿着乡间小路徐徐而过,然后又是草地、森林、草地,一群身着工装的人往路面上铺冒烟的沥青。火车停住,我下了车。

只有一个站台,弧形的屋檐,一间挂着百叶窗的小房子,以及一个留着髭须的铁道员。我问他我的车次,他说了些什么话,但我听不懂方言。我又问了一次,他尽量重复解释了一遍,我们无可奈何地看着彼此。随后他引我走到火车时刻表的黑板前。显然,我刚错过一班车,下一班则是一个小时以后了。

我是车站餐厅里唯一一位顾客。要去上面那边?还有好长一段路呢,老板娘说。她问我是不是要去那儿度假。

恰恰相反,我回答,我要去那儿拜访曼努埃尔·卡明斯基。

现在不是最佳季节,她说,不过我会遇上几天好天气的。这点她能向我保证。

我要去拜访曼努埃尔·卡明斯基,我又重复了一遍。曼努埃尔·卡明斯基!

她并不认识,她说,肯定不是本地人吧。

我告诉她,卡明斯基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五年了。

那就对了,不是本地人嘛,她说,她早就知道。厨房的门突然打开,一个肥胖的男人端出一碗浮着油光的汤,放在我面前。我有些担心地看着这碗汤,嘬了一小口,然后我对老板娘说,这里风光真好。她骄傲地咧开嘴笑了。在乡下,置身在大自然中,甚至是这里,在这个火车站里,远离一切,跟普普通通的人打交道。

她问我,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必跟知识分子混在一起,我解释道,那些顶着大学文凭整天装腔作势说大话的人。在这里只会碰到依然亲近着动物、大地和山川的人。他们早睡早起,过好日子就行,不必费脑筋思考。

她皱起眉头瞥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我把饭钱算好放在桌上,走进干干净净的厕所,开始刮胡子。这件事我向来是不太在行的,泡沫里逐渐混入了血迹,我用清水冲掉泡沫,几道深色的刮痕出现在我这张突然泛红的光洁的脸上。秃头?不可理喻,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用力甩甩头,镜子里的另一个我也做着同样的动作。

这辆列车很短,小小的火车头后面只有两节车厢,木头椅子,没有行李架。车上有两个身着宽大工作服的男人和一位老妪。他们一直盯着我,说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两个工装男人哈哈大笑起来,火车离开了车站。

山路很陡。地心引力将我牢牢抵在椅背上。火车大转弯时,我的箱子倒了,两名男子中的一个笑出声来,我愤怒地瞪了他一眼。而后还是一个转弯,紧接着又来一个,我感到头晕。身旁突然有条峡谷豁然开朗,摇曳着奇异蓟类植物的草坡蜿蜒倾泻而下,底部是爪状的针叶林。火车穿过隧道,峡谷转换到了我们右侧,再过一条隧道,又回到了左边。空气里满是牛粪味。闷闷的压迫感塞住了我的耳朵,我咽了一下口水,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但过了几分钟又好像塞住了一样,而且一直持续着。再后来就看不到树林了,只有环绕的高山牧场,以及对面斜坡外山峦叠起的轮廓。再一个大转弯之后,火车停了,我的行李箱最后一次倒下。

我跳下车,点燃一根烟。眩晕感渐渐消失。火车站后面是一条村路,几步之遥有幢两层楼的建筑,斑驳的木头大门和转开的百叶窗:美景旅馆,早餐,美食。一颗麋鹿的头颅从窗户里幽幽地望着我。没办法,我已经订好房了,其他地方都太贵。

接待柜台后面站着一位高个子女人,头发高高挽起。她特意把话说得很慢,很使劲,即使这样我还是得凝神细听上一会儿才能懂。有只毛乱蓬蓬的狗在地上嗅来嗅去。“请把行李箱放到我房间,”我说,“我还额外需要一个枕头、一床被子。纸张!很多纸张!另外,从这儿去卡明斯基先生家怎么走?”

她把肥厚的双手往柜台上一搭,盯着我看。炸毛狗好像有了什么新发现,发出吵闹的啃咬声。“他在等我,”我说,“我不是来观光的游客,我是他的传记作者。”

她做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狗鼻子凑到了我的鞋上。我努力克制住自己想要踹它一脚的冲动。“那个房子后面,”她说,“沿那条路往上走。半小时吧,看到带尖塔的房子就是了。雨果!”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她是在叫狗的名字。“常有人来打听他吧?”“谁?”“我也不知道。游客啊,仰慕者啊,诸如此类。”

她耸耸肩。“您到底知不知道他是谁啊?”

她没反应了。雨果哼哼着,有什么东西从它嘴里掉了出来,我尽量让自己不要去看。一辆拖拉机轰鸣着开过窗前。我向她道谢之后走了出去。

路从主广场的前半部分向上蜿蜒,从几幢房子边上绕了两圈,又从一片土黄色的碎石地中穿过。我深吸一口气,向前走去。

情况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没走几步路衬衫就粘在了我的身上。草地灼热到要冒烟,烈日高悬,搞得我满头大汗。我气喘吁吁地停下步伐,才刚刚过了两道弯而已。

我脱下夹克,披在肩上。夹克滑落,于是我用袖子把它绑在屁股上。抹掉就快滴进眼睛的汗珠,我继续走过两个转弯,感觉真得歇一歇了。

我就地坐下。有只蚊子嗡嗡作响,声音很响,持续围绕在耳边。几秒后脸颊上开始发痒,草地上的潮气浸湿了裤子,我站了起来。

爬山最重要的是必须找到步调和呼吸间的准确节奏。但我就是找不到,我得不断停下来休息,很快就全身都湿透了,呼吸急促,发丝黏糊糊地贴在脸上。轰鸣声突然响起,我惊慌地蹿到路边,一台拖拉机从我身旁开过。驾驶座上的男子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头随着发动机的震颤而晃动。“方便搭个车吗?”我大声喊。他压根没理我。我试着追在后面,差一点就要跳上车了,但还是摔了下来。追不上了。只能眼看着他越开越远,身影越来越小,消失在下一个转弯的路口。空气里的柴油味却久久没有散去。

半小时后我站在高处,呼吸艰难,神情恍惚,紧挨着一根树干。回头望去,只见斜坡迅速沉向深处,而天空正在急速向上蹿升,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紧紧依靠着树干,直等到眩晕感终于慢慢过去。脚边杂草稀稀落落,地上有些石子。面前的小路蜿蜒而下。我战战兢兢地沿着小路走,十分钟后走到了一处徐徐向南延伸的岩石盆地,上面伫立着三幢房子,有一片停车场,以及一条通向谷底的柏油马路。

真的,一条宽阔的、柏油铺就的大路!而我竟然选了那条崎岖难行的小道,多绕了一大圈。我本来明明可以搭计程车上来的。我记恨起老板娘,她以后会为此感到抱歉的!停车场上,我一辆辆数过来,一共九辆车。第一个门牌上写着“克鲁尔”,第二个门牌是“君策博士”,第三个,“卡明斯基”。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必须让自己相信,他真的住在这里。

这幢房子很大,但不好看。两层楼,有个耸起的装饰性尖塔,对[2]青年风格建筑的拙劣模仿。花园门前停着一辆灰色宝马,我羡慕地望着,这样的好车我也想开上一次啊!我把头发往后撩,穿上夹克,摸摸脸上的疤痕。日暮低垂,面前草地上的影子被拖得细细长长。我按了门铃。

[1]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

3

),法国画家,立体派代表人物。

[2]青年风格建筑是新艺术运动在德国发展的分支,于1891年至1905年间在欧洲兴起,因慕尼黑《青年杂志》而得名,其旨在反对普鲁士建国时期的学院派精神,打破因袭传统的格式。2

脚步声靠近,钥匙转动,门突然被拉开,一个女人系着脏兮兮的围裙,面露困惑地打量着我。我告知姓名,她点点头,关上了门。

正当我打算再按一次门铃的时候,门又开了。来的是另一个女人,四十多岁的样子,高挑,瘦削,一头黑发,一双极似亚洲人的细长眼睛。我报上名字,她做了个手势请我进去。“我们还以为你后天才到呢!”“是我提前到了。”我随她穿过一段空空的走廊,尽头有扇敞开的门,里面传出此起彼伏的交谈声。“希望我没给你添什么麻烦。”我故意给她机会,让她向我保证我肯定没有给她添麻烦,但她不说。“你应该告诉我有条马路可以通到这儿的!我是沿着山里的小路爬上来的,也许会摔得很惨呢。您是他女儿吧?”“米莉娅姆·卡明斯基。”她冷漠地回答,同时推开了另外一扇门。“请在这里稍等!”

我走进去,一张沙发,两把椅子,窗台上有个收音机,墙上挂着一幅暮色山间的风景油画。应该是卡明斯基中期的作品吧,五十年代初。暖气上方的墙面被熏出了一片烟色,天花板上荡着几条落满灰的蜘蛛网,在悄无声息的风中轻轻摇晃。我正想坐下,米莉娅姆和她父亲走了进来,我立刻就认出他来了。

我完全没想到,他竟是如此矮小,如此不起眼,何况还身形臃肿,与以往照片中清瘦的形象相去甚远。他身着一件毛衣,戴着黑色镜片的不透明的眼镜,一只手搭着米莉娅姆的手臂,一只手拄着白色拐杖。肤色很黑,布满皮革似的皱纹,干瘪的脸垮了下来,双手显得特别大,头发凌乱地炸开着。他穿了一条都快要磨破的灯芯绒裤子,一双球鞋,右脚的鞋带没系,拖在地上。米莉娅姆把他扶到椅子旁,他摸索着把手坐了下来。她站在一旁,仔细盯着我看。“您叫策尔纳。”他说。

我有些迟疑,这话好像不是个问句,我必须克服掉这毫无缘由的一阵胆怯。我伸出手,马上遇见了米莉娅姆的目光,又把手收了回来。显然,一个愚蠢的错误!我清了清嗓子。“塞巴斯蒂安·策尔纳。”“我们在等您。”

这是在问我吗?“如果您方便的话,”我说,“我们可以马上开始。准备工作我都做好了。”真的,我已经奔波近两周了。我可从来没为了哪件事情投入过这么多精力。“您肯定会惊讶的,我找到了好多您的旧识。”“准备工作……”他喃喃地重复着,“旧识。”

我心底有些不安。他到底听不听得懂我在说什么?他动了动下巴,头转向一边,目光仿佛越过我望向墙上那幅画。当然,这是我的错觉。我看着米莉娅姆,露出求助的神情。“我父亲的旧识并不多。”“也没那么少吧,”我说,“只说在巴黎……”“抱歉,”卡明斯基说,“我刚刚才起床。我花了两个小时努力让自己睡着,后来只好吃了一粒安眠药,接着就起来了。现在我需要咖啡。”“你不能喝咖啡。”米莉娅姆说。“起床前吃一粒安眠药?”我问。“我总是撑到最后的,为了只靠自己就把事情搞定。您是我的传记作家?”“我是记者,”我连忙答道,“我为很多家重要报纸撰稿。目前正着手为您写传记。还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您,如果让我来安排的话,我们明天就可以开始。”“是要写文章?”他抬起那双硕大的手搓了搓脸,下颏轻动。“明天吗?”“您的工作主要是和我进行,”米莉娅姆说,“他需要安静。”“我不需要安静。”卡明斯基说。

她用另一只手搭住他的另一边肩膀,从他头顶上方冲我微笑,“医生可不这么想。”“任何帮助我都会十分感谢的,”我谨慎地说,“不过,您父亲肯定是我最重要的谈话对象,他是万众瞩目的焦点。”“我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他嘟囔着。

我揉了揉太阳穴。事情进展得不太理想。安静?我也需要安静的,每个人都需要安静啊。简直可笑!“我是您父亲最坚定的追随者,他的画改写了艺术……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别胡扯了。”卡明斯基说。

我开始冒汗了。那确实是胡扯的,但我还没遇到过哪位艺术家是不相信这句恭维的。“我发誓,”我把手放在胸口,才想起来这个举动对他而言毫无意义,又赶紧放下。“没有比塞巴斯蒂安·策尔纳更崇拜您的人了!”“谁?”“我啊!”“是这样啊。”他抬起头又垂下。一瞬间我竟误以为他看了我一眼。“我们很高兴能由您来完成这项工作,”米莉娅姆说,“之前有好多人来自荐,但是……”“哪有那么多人。”卡明斯基说。“……您的出版人十分推崇您,对您评价很高。”

这点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我只在克努特·梅格巴赫的办公室和他碰过一次面。他忙得焦头烂额,不停地走动,一只手从书架上抽书出来,随后再塞回去,另一只手在裤子口袋里丁丁当当地摆弄零钱。我跟他谈起即将复兴的卡明斯基浪潮:许多相关的博士论文正在撰写,蓬皮杜艺术中心打算办他的特展,他的回忆更是充满了文献价值,千[1]万别忘了他曾经见证过什么,又与谁过从交往。马蒂斯是他的老师,毕加索是他的朋友,大诗人理查德·雷明是他的继父。我向他表示,我和卡明斯基很熟,算得上是好朋友,要是他接受我的采访,肯定会坦诚地与我实话实说。不过现在还有那么一点不足,要是能够实现的话,所有关注就会立刻聚焦到他身上,不仅报纸杂志会报道,他的画也会马上价值飙升,传记必将畅销。“是什么?”梅格巴赫问,“还缺什么?”“当然是他死掉。”梅格巴赫又来回走动了一会儿,沉思着。他忽然停了下来,朝我微笑并点头。“很荣幸他如此肯定我,”我说,“克努特和我是老朋友了。”“您叫什么来着?”卡明斯基问。“我们需要先声明一些事情,”米莉娅姆说,“我们希望……”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打断了她的话。我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机,瞄了一眼来电显示,将它关上。“那是什么?”卡明斯基问。“我们想请您把要公开发表的东西先全部给我们过目。权当是对我们尽心配合的回馈。您同意吗?”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原以为她的目光会有所闪避,没想到她径直瞪了回来。反而让我低头去看地板,盯着自己脏兮兮的鞋子。“当然可以。”“至于他以前认识的那些人,您根本不需要接触。您已经有我们了。”“明白了。”我说。“明天我有事要出门,”她说,“后天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您直接问我,必要时我会去问他的。”

我沉默了几秒。听着卡明斯基鸣笛般呼呼的鼾声。他嘴唇微动,发出咀嚼声。米莉娅姆看着我。“好的。”我说。

卡明斯基向前弯下身子,并且咳嗽起来,肩膀颤抖,用手捂着嘴巴,整张脸涨得通红。我尽力克制自己不去伸手拍拍他的肩膀。咳完后他目光僵直地坐着,仿佛被掏空了一样。“那就都说清楚了,”米莉娅姆说,“您住在村子里吗?”“对,”我尽量回答得含糊,“在村子里。”她是想让我留宿吗?可真会摆姿态。“那好,我们得回去陪客人了。后天见。”“您有客人在?”“几个邻居和我们的画廊主。您认识他?”“我上周才和他聊过。”“我们会代您问候他的。”她说。我有种感觉,她心里在盘算些别的什么。她很用力地跟我握手道别,扶父亲起身,两个人慢慢往门外走去。“策尔纳。”卡明斯基突然停下。“您几岁了?”“三十一。”“您为什么这么做?”“什么?”“当记者。给报纸写稿子。您想要什么?”“我觉得很有趣!可以学到很多,投身于很多……”

他摇摇头。“我没想过要什么别的!”

他不耐烦地用拐杖杵了一下地板。“我也不知道,我……就这么入了这一行了。再之前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所以呢?”

这语气听起来有点奇怪。我看着他,试着去揣摩他的意思。他的头却垂得很低,几乎落在胸前,且面无表情。米莉娅姆扶着他往外走,我听着他们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我坐在老人刚刚坐过的椅子上。阳光从窗外斜照进室内,光线中浮着银色的尘埃。住在这儿肯定不错。我开始想象:米莉娅姆差不多比我大十五岁,但这点我能接受,她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他活不了多久了,这座房子、他的财产,当然还有他的一些画作,都会留给我们。我会住在这里,管理他的遗产,说不定再建立一家美术馆。我终于能有时间去创作伟大的作品,写一本厚厚的大部头。其实也不必太厚,刚好足够被书店归在长篇小说一类就行。封面上或许可以配一幅[2]我岳父的画。不过古典主义作品似乎更好。维米尔怎么样?书名字体要加黑。线装本。重磅纸。凭我的人脉搞定几篇说好话的书评不成问题。我甩甩头,起身走向外面。

走廊尽头的门已经关上了,但依然能听到里面的交谈声。我把夹克扣好。现在得果断一点,拿出老练的社交手段。我清了一下嗓子,快步走了进去。

房间很大,有张摆满餐具的桌子,墙上挂着两幅卡明斯基的画:一幅是彻底的抽象主义作品,一幅则是朦胧的城市街景。桌边与窗边围着几个手持酒杯的人。我一踏进室内,顿时就鸦雀无声了。“各位好!”我说,“我是塞巴斯蒂安·策尔纳。”

僵局很快被打破。我清晰地感到凝固的气氛渐渐溶解。我走过去与他们一个个握手。其中两位男士年纪较长,一位显然是村里的重要人物,另一位是来自首都的银行家。卡明斯基嘴里嘟嘟囔囔地念叨着什么,米莉娅姆则十分震惊地看着我,似乎想开口跟我说什么,最后还是打住了。一对高贵的英国夫妇向我自我介绍,他们是克鲁尔先生与夫人,隔壁邻居。“您就是那位作家吗?”我问。“我猜正是。”他回答。在场的还有画廊主博戈维奇,十天前我刚和他交谈过。他与我握手,看着我的眼神有些意味深长。“我知道您的书快要出版了,”我对克鲁尔先生说,“书名叫什么?”

他看了妻子一眼。“《伪造者的恐惧》。”“太棒了!”我边说边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寄一本给我,我[3]会写书评的!”我冲博戈维奇笑了笑,他却不知为何装作不记得我的样子。随后我走向餐桌,女管家眉毛挑得很高,特别为我摆上餐具。“请给我一杯酒好吗?”米莉娅姆对博戈维奇低语着什么,他皱起眉,她则摇了摇头。

我们入席就座。前菜是一道非常难喝的苹果黄瓜汤。“安娜在帮我节食方面是专家!”卡明斯基说。我开始了关于这趟旅程的高谈阔论,从今天早上那个无耻的检票员,讲到之后那个什么都不懂的铁道员,以及无法预料的多变天气。“雨是时下时停的,”博戈维奇说,“一贯如此。”“像在搞演习。”克鲁尔说。

接着我继续讲到旅馆的老板娘,她真的不知道谁是卡明斯基。想象得到吗?!我用力拍了下桌面,所有杯子为之一颤,我的热情果然很有感染力。博戈维奇前后摇晃着椅子,银行家在和米莉娅姆低声交谈,我故意提高音量,他才终于闭嘴。安娜端上来豌豆和玉米蛋糕,很干,几乎无法下咽,显然这就是主菜了。佐餐的白葡萄酒难喝至极。在我印象里还从来没吃过这么难吃的饭。“罗伯特,”卡明斯基说,“跟我们讲讲你的小说呗!”“我不会称之为小说的,它是一部温和的惊悚片,写给那些未经损害的灵魂。讲一个男人意外找到,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找到了[4]很久以前离开他的那个女人……”

我开始讲述自己是怎样艰难地爬上山来,模仿起开拖拉机的人和他的表情,还做出了发动机震动使他不停点头的样子。我的表演带来了一阵欢乐。我继续讲自己怎么到了上面,如何震惊于发现了那条柏油马路,以及一家家看过来的信箱。“想想看!君策!这是什么鬼名字!”“这有什么奇怪的吗?”银行家问。“您刚才也听到了呀,怎么会有人叫这种名字的!”接着我描述起了安娜帮我开门。与此同时,她突然就端着甜点进来了,我当然吓了一跳,但直觉告诉我,要是这时候把嘴闭上,肯定是个大错。我学起了她当时直瞪瞪的神情,又模仿她如何在我面前把门关上。我很清楚,被模仿的人通常都是最后一个才察觉的。果然,她重重地放下托盘,把桌上的东西震得丁零当啷,然后走了出去。博戈维奇望着窗外出神,银行家闭着眼睛,克鲁尔不停揉搓着面孔。沉默之中卡明斯基的咀嚼声越发响亮。

甜点,一道过分甜腻的奶油巧克力。享用甜点时,我跟大家聊我写过的一篇报道,关于死时引起过轰动的艺术家韦尼克。“你们都听说过韦尼克吧?”奇怪,竟然没人知道。我描述起他的遗孀怎么样用盘子扔向我。就这么扔过来的,在她家客厅,砸中了我的肩膀,特别特别疼。这些夫人们,我解释道,简直是每个传记作家的噩梦,我乐意接下此番工作也有此原因——没有“夫人”的干扰……但是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

卡明斯基挥挥手,大家像是接到指令般地纷纷起身。我们转移到了阳台上。太阳落至地平线,山坡在余晖之中一片深红。“太美了!”克鲁尔夫人感叹道。她丈夫伸出手,温柔地揽过她的肩膀。我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向四周张望,看看有没有人来帮我添上。我感觉自己疲惫到浑身瘫软。现在差不多该走了,回去还得把前两周的采访内容再听一遍。但我没什么兴致了。也许他们会留我在山上过夜。我站到米莉娅姆的身侧,吸了一口气。“香奈儿?”“什么?”“您的香水。”“怎么了?不是。”她摇摇头,从我身边走开。“不是的!”“您应该趁天色还亮着赶紧走。”博戈维奇说。“没事的。”“不然您会找不回去的!”“难道您对此很有经验?”

博戈维奇微笑着。“我可从来不是走过来的。”“那条路没有路灯。”银行家说。“也许有人能让我搭一段车。”我提议。

几秒间,鸦雀无声。“那条路没有路灯。”银行家再次重复。“没错,”卡明斯基声音沙哑地说,“您该下山了。”“这样安全一些。”克鲁尔附和。

我用力握紧酒杯,目光一个接一个地扫过他们。晚霞在他们的剪影之间错落。我大声咳嗽了两下,现在该有人发话留我才是。我又使劲咳了两下。“那好吧……我要走了。”“请您沿着马路走,”米莉娅姆说,“大概一公里后有个路标,在那儿左转,再走二十分钟就到了。”

我生气地瞥了她一眼,把酒杯放在地上,扣好夹克,走了出去。才走出没几步就听见了身后他们的大笑。我仔细听,但已经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了,随风传来的只有几个零星的词语。有点冷,我加快了脚步。我庆幸于自己的离开。倒胃口的马屁精们,他们巴结讨好彼此的嘴脸实在是恶心。那老头儿真可怜!

天黑得果然很快。我必须眯着眼睛看,努力分辨马路的方向,忽然感到脚下踩到了草地,就停下脚步,战战兢兢地退回到柏油路上。已经可以望见谷底星星点点的灯光了。前方有个路标,上面的字我看不清楚,那儿有一条小路,看来我得沿着那条路走下去。

一个趔趄,我向前直直地滑了出去。气得我捡起一颗石头,用力朝漆黑的谷底扔去。我揉着膝盖,想象那颗小石头将如何落下,又如何带动其他的石头,越滚越多,直到演变成一场山体滑坡,活埋掉一个无辜的路人。这个想法我很喜欢,于是我又扔了一颗。我实在没法确定自己是否还走在路面上,脚底下时不时就踩到松动的石块,差点又要滑倒。真的很冷。我弯下腰摸了摸地面,泥土十分坚实。我不如就地躺下,等待天明?不过我可能会被冻着,而且在冻坏之前就先无聊致死了,但那样至少不会摔跤。

不行,绝对不行!我像瞎了似的一步挨着一步蹑足前行,手紧紧地抓着灌木丛。正当我犹豫要不要大声呼救时,眼前浮现出了围墙的轮廓和一个平坦的、铺满石头的屋顶。然后我看到一扇窗户,掩起的窗帘透出隐隐约约的光亮。终于走到明亮的马路上了。在街角拐弯,到了村里的广场。两个穿皮夹克的男人好奇地望着我。一间旅馆的阳台上,有个满头发卷的女人正把一只呜呜叫的狮子狗凑到脸上。

我推开美景旅馆的大门,环顾四周,想找老板娘,却不见她的踪影,前台空无一人。我拿起房间钥匙,上楼,进了房间。我的行李摆在床边,墙上挂了几张水彩画,一幅是牛,一幅雪绒花,一幅画着满脸白胡子的农夫。刚才滑倒时弄脏了我的裤子,但我没带其他换洗的,应该弄得干净吧。我得马上泡个热水澡。

我一边等待浴缸放满水,一边取出录音机、有采访内容的录音带,以及《曼努埃尔·卡明斯基全集》画册。我听了手机里的留言:艾尔可请我立即回电话。《晚间新闻》的文化编辑需要那篇猛批巴林的评论,越快越好。下一条又是艾尔可的:“塞巴斯蒂安,回电话,有要紧事!”第三条还是她:“塞巴斯蒂安,拜托!”我出神地点点头,随后关掉手机。

带着一丝隐隐约约的不满,我注视着浴室镜中自己全裸的身体。我把画册放在浴缸边沿。泡沫轻柔地冒出窸窸窣窣的声音,闻起来甜蜜而愉悦。我让自己慢慢滑入水中,升腾的热气一瞬间几乎夺走了我的呼吸。我仿佛浸身于广阔宁静的海洋。然后我把手伸向画册。

[1]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创始人。

[2]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荷兰黄金时代(Dutch Golden Age)代表画家之一。

[3]上述这段对话原文为英语。

[4]上述对话原文为英语。3

画册里先是些凌乱的素描,出自十二岁孩子之手:带翅膀的人,长着人头的鸟,蛇和浮在空中的剑,看不出一丁点天赋。然而,曾与曼努埃尔的母亲在巴黎共同生活过两年的大诗人理查德·雷明看中了其中几幅,收进了他的诗集《路边集》中。战争爆发后,雷明被迫流亡,在搭船去美国的途中身染肺炎去世。还有两张童年旧照,胖嘟嘟的曼努埃尔穿着水手服,一张照片里他戴了副把双眼放大得很怪诞的眼镜,另一张里的他则眯起双眼,好像有人在用强光照他。他小时候长得不大好看。我翻阅得很快,纸张因受潮而膨胀。

接着是象征主义时期的作品。他画了有上百幅。那时他刚中学毕业,母亲又过世了,一个人住在巴黎的出租屋里,多亏有瑞士护照的庇佑,他才得以安然度过德占期。后来他烧掉了那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画作,少数几幅幸存下来的也都差得可以:金色背景,画得很不灵活的鹰在树丛上盘旋,树上长出目光阴森的人头,一只笨拙的青蝇停在一朵花上,那朵花看起来就像水泥做的。只有上帝知道是什么让他画出这些东西来的。一个瞬间,我把画册浸在泡沫里,晶莹的白色泡沫仿佛在缓缓攀上纸面,我伸手抹掉。凭借雷明帮他写的一封旧推荐信,卡明斯基前往尼斯,向马蒂斯当面展示了自己的作品,马蒂斯却建议他改变画风。他不知所措地返回了巴黎。战争结束之后的一年,他去参观克莱昂斯的盐矿,途中跟丢了导游,在废弃的矿道里独自迷路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人们找到他,把他救了出来。随后他把自己锁在屋里整整五天。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从此画风突变,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了。

他的朋友和赞助人多米尼克·席尔瓦出钱帮他租下一间工作室。他在那里进行创作,研习透视、构图和色彩学,将之前的试作尽数销毁,重新开始,然后又全部毁掉,再从头来过。两年后,经马蒂斯引荐,他在圣丹尼斯的泰奥夫拉斯·勒农寇特(Theophraste Renoncort)画廊举办了生平第一场个展。在那里他首次展出了新的系列作品,我继续翻阅——《反射》。《反射》系列的全部作品现今都挂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画上呈现的是以各种不同角度相互映照的镜子。银灰色的走廊在镜中无限延展,轻微扭曲,漫溢着阴森、凄冷的光。镜框的细部抑或镜面上的瑕疵繁复滋生,以渐次缩小的复制形式排列,一直延伸下去,消失在视线所不及处。其中有几幅,仿佛出于疏漏,甚至能辨识出画家本人的影迹,一只拿着画笔的手,画架的一角,似是无意间被镜子捕捉到,再不断衍生下去。有一幅画的是一根蜡烛被复制成无数根蜡烛的并排燃烧的火焰。另一幅上则是铺满白纸的桌面,桌角有一张明信片,印[1]着委拉斯开兹的《宫娥》,桌子被置于两面呈直角的镜子之间,透过两重镜面的彼此反射,镜中又出现了第三面镜子。在这第三面镜子里,所有东西的方向都没有颠倒,与原物一致,呈现出极度对称的奇[2]异混沌:一种难以置信的复杂效果。安德烈·布勒东为他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毕加索买下了三幅作品,卡明斯基看似将要一举成名。然而那并没有发生。没人知道为什么,可终究就是什么都没发生。三周后,展览闭幕,卡明斯基把画搬回家中,回到默默无名的状态,一如往昔。画册里接下来的两张照片上,他都戴着一副昆虫般的大眼镜。他与艾德里娜·马勒结婚,她有家生意不错的纸店,婚后过了十四个月的富裕生活,然后他离开了艾德里娜与刚出生的女儿米莉娅姆,一场婚姻以离婚告终。

我打开热水龙头。一下子转得太大,烫得我差点惨叫起来。转小一点,水温刚刚好。我把书立在浴缸边缘。有很多事我都需要向他求证。他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眼疾的?那段婚姻为什么无法维持下去?矿道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其他人的观点我都录下来了,但是我要引用他本人的说法,要问他从未对外袒露过的事实。我的这本书不能在他去世前出版,但也不能在他死后太久,他的死会在短时间内成为舆论焦点。我将会受邀上电视,发表对他的评论,屏幕下方会用白字插入我的名字,并且标明我是卡明斯基的传记作家。如此便能为我谋得一份大型艺术杂志社的好工作。

这会儿画册已经被蒸汽熏得非常潮湿。我很快浏览过《反射》的剩余部分,翻到下一个关于小型油画——蛋彩画的十年。他再度过上了单身的生活,席尔瓦按时供给他生活费,有时帮他卖掉几幅画。他的调色板变得更加明亮,线条则越发简洁。他画抽象到几乎难以辨识的风景、城市景观、浓雾中隐现的热闹街景。一名正在走路的男子将模糊的影子拖在身后,山峦被大片糊状的云团盘绕,塔楼在过于强烈的拥挤背景中愈显透明;无论怎么努力都分辨不出塔楼的轮廓,刚刚还是窗户的地方,原来只是折射的光线;原以为是一堵充满艺术装饰的墙,却越看越像形状奇异的云;而凝视得越久,能从那座塔中发现的就越少。“其实很简单,”卡明斯基在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但也很难。我快要瞎了。我画的就是这个。这就是一切。”

我头倚着瓷砖墙面,把书架在胸口。《彩色光线之暮》、《虔诚祷告中的玛格达莱娜》,尤其是那幅以雷明最著名的诗句为题的《一个困顿漫步者的遐想》:一个几乎难以分辨的人形,迷失在铅灰色的昏暗中。这幅《漫步者》完全是靠雷明的原因入选了一个超现实主义展[3]览,他在展览中获得了克拉斯·欧登伯格的青睐。两年后,经欧登伯格引荐,卡明斯基最差的作品之一,《圣托马斯的讯问》,在纽约[4]的里奥·卡斯特里画廊举办的波普艺术展上展出。作品标题被添加[5]了一个附注:一位盲人所作,旁边还配了张卡明斯基戴着深色墨镜的照片。从别人口中得知此事,他十分震怒,以至于持续高烧不退,整整卧床两个礼拜。等到能再次起床的时候,他已经一举成名了。

我小心地把手伸直,甩了甩右手,再甩甩左手,这本书可真沉。我的目光穿过敞开的门,落在绘有老农夫的那幅画上。他手里握着一把镰刀,目光骄傲地注视着。我喜欢这幅画。事实上,比起那些我天天在写评论的画作,它更让我喜欢。

卡明斯基的画一夜之间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关于他失明的谣言。他向人们保证,他真的还能看见,但当人们逐渐相信他时,一切都不能退回重来了: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了他的作品展,他的画价格飙升到令人目眩的地步。照片中,他和十四岁的女儿在纽约、蒙特利尔和巴黎的开幕酒会上,那时她真是个漂亮的小女孩。然而,他的视力日益衰退。他在阿尔卑斯山上买了一座房子,从此在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

六年后,博戈维奇在巴黎为卡明斯基办了他最后一个展览。十二幅巨型作品,依旧是蛋彩画。几乎全部都是明亮的色彩,黄色、淡蓝、刺目的绿色,还有透明的米色调;在那些相互缠绕的水流之中,只要稍微后退一点或者眯起眼睛看,那隐蔽其间的开阔风景又豁然开朗起来:山丘,树木,一场太阳雨中的青翠草地,苍白的太阳下,云渐渐消散成乳白色的雾。我翻阅的速度慢了下来。这些画我喜欢。有几幅我看了很久。水也渐渐凉了。

但还是别喜欢为妙吧,因为展览反响奇差。人们说那些画媚俗,是令人尴尬的脱轨之作,并且将其作为证据,说明他真的病了。画册的末尾是一页大幅的照片,上面的卡明斯基手持拐杖,戴着黑色墨镜,面色出奇愉悦地在展厅中闲逛。我冷得哆嗦起来,把书合上放在浴缸边,等发现那里有一摊水时已经晚了。我赶紧把书挪开,但这种样子恐怕拿去教堂的跳蚤市场都卖不掉。我站起来,拔开排水孔,注视着小小的漩涡,如何将水流吸走。我看了一眼镜子。我秃?根本就没有。

我说起卡明斯基还活着的时候,几乎每个人的反应都很惊讶。这听起来好像非常不可思议:他还活着,在山中隐居,住在一幢大房子里,在失明和盛名不复的阴影中度日。他和我们关注着一样的讯息,收听同样的广播节目,依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过应该写本书的。我的职业生涯有个不错的开始,但随即便遭遇了瓶颈。后来我考虑过挑起一场笔战,或许可以攻击一下某位知名[6]画家或者某个流派。我想到的第一个攻击对象是照相写实主义派,但后来又觉得应该捍卫他们才对,结果照相写实主义突然就过气了。[7][8]那我不如写本传记好了?我在巴尔蒂斯、卢西安·弗洛伊德和卡明斯基之间犹豫不决,然后第一位就去世了,第二位人选听说汉斯·巴林已经在接洽中。我打了个哈欠,擦干身体,穿上浴袍。旅馆的电话突然响了,我走进房间,想都没想就接了起来。“我们必须谈一谈。”艾尔可说。“你怎么会有这儿的电话号码?”“这不是重点。我们得谈谈。”

肯定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吧。她正在替工作的广告公司出差,一般出差期间她从来不打电话给我。“你打来的可真是时候。我快忙死了。”“必须现在讲。”“好吧,”我说,“等我一下!”我放下听筒。站在窗前的一片黑暗之中,远处的山峰和半轮惨白的月亮清晰可见。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到底是什么事?”“我本来昨天就想好要跟你谈谈,但你又是老样子,总是我出了门之后才回来。现在又……”

我对着话筒吹气。“信号不好!”“塞巴斯蒂安,这又不是手机,信号好得很!”“对不起!”我说,“再等我一下。”

我放下听筒。心里一阵忐忑。我很清楚她要跟我谈什么,但是我绝对不要听。索性挂电话?但我已经挂了她三次电话了。我犹犹豫豫地拎起听筒。“喂?”“我要说关于公寓的事。”“明天我再打给你好吗?我手头事情太多了。下个礼拜我就回去,然后我们再……”“不必了。”“什么?”“你不必回来了。回这里。塞巴斯蒂安,你再也不住在这儿了。”

我清了清嗓子。现在得想出点话来。要简单明了,而且要坚定。马上!但是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以前你说的,只是过渡一下,只住几天,等你找到房子就走。”“所以呢?”“都过了三个月了。”“哪有那么多房子啊!”“房子多得很。反正不能继续这样了。”

我不说话了。也许这样最有效果。“而且,我认识了一个人。”

我保持沉默。她在期待什么呢?我是该哭,大吼大叫,还是苦苦哀求她?我还真这么打算过。我想起她的公寓:皮沙发、大理石餐桌、昂贵的睡椅,室内酒吧、立体环绕声音响和超幅平面电视。她真的遇到了一个肯听她抱怨公司事务、听她讲全素饮食、政治和日本电影的人?实在不敢相信。“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不容易,”她声音里带着沙哑,“我也不想……我不想在电话里跟你说的。但是没别的办法了。”

我依然沉默着。“而且你也很清楚,我们之间不可能继续下去的。”

这话她说过的。但为什么就不可能了呢?她客厅的样子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一百三十平米、绵软的地毯,能眺望到公园的风景。夏天的午后,南边温柔的日光投射在墙上。“我不可能相信,”我说,“我也不会相信。”“你非相信不可。我把你的东西都打包好了。”“你说什么?”“你可以来把你的箱子拿走。或者也不用来了,等我回去就帮你送到《晚间新闻》那儿。”“不要送到编辑部去!”我吼了起来。肯定还有挽回的余地。“艾尔可,这些话我通通都会忘掉的,就当你没打过这个电话,我也什么都没听见。下周我们再好好谈谈。”“瓦尔特说了,你要是敢再进来一次,他就亲手把你扔出去。”“瓦尔特?”

她没回答。真的有这个必要吗,还要让我知道那个人叫瓦尔特?“他礼拜天搬进来。”她轻声说。

原来如此啊!现在我懂了:房屋短缺还真能让人做出些不可理喻的事情来。“那我去哪儿啊?”“我不知道。旅馆。朋友家。”

朋友?我税务顾问的那张脸跳了出来,还有一个上周在街上偶遇的小学同学。我们一起喝了啤酒,但两个人都不知道有什么可聊的。整个过程中,我始终在记忆里努力搜索着他的名字。“艾尔可,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寓啊!”“不是两个人。你分担过房租吗?”“浴室的油漆是我刷的呀。”“不,是油漆工刷的。你只不过打了个电话叫他们来而已。钱还是我付的。”“难道你要这么跟我算钱吗?”“为什么不算?”“真是不敢相信。”这句话我是不是已经说过了?“没想到你这么做得出。”“是啊,不行吗?”她说,“我也不相信!我也没想到!卡明斯基的事情怎么样了?”“我们一见面就聊得不错。我相信他很喜欢我。但他女儿是个大问题,总是护着他远离所有人。我要想个办法甩开她。”“祝你一切顺利,塞巴斯蒂安。也许你还有一次机会。”“什么意思?”

她没有回答。“等一下!我要听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挂了电话。

我立马打她手机。她不接。我再打。一个毫无起伏的机械声音请我留言。我又拨了一次号码,一次,再一次,连拨九次,终于放弃了。

我忽然觉得这个房间一点都不舒服了。雪绒花、奶牛和粗糙农夫的画像瞬间充满了压迫感,外面的黑夜近在咫尺,阴森恐怖。这就是我的未来吗?不是廉价旅馆,就是出租屋,啰嗦的女房东,午间从厨房里飘出的油烟味,还有大清早不知从哪里传来吸尘器的噪声?我是绝对不能沦落至此的!

那个可怜的女人一定是昏了头,我几乎替她感到惋惜。凭我对她的了解,她现在肯定在懊悔。最迟明天晚上,她一定会哭着打电话来,求我原谅她。在我面前她伪装不了什么的。稍微平静了一些,我拿起录音机,把第一卷磁带放进去,然后闭上眼睛,好让自己专心回忆。

[1]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1599—1660),文艺复兴后期西班牙最重要的画家。《宫娥》(Las Meninas)创作于1656年,为其晚期巴洛克风格代表作,现存于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Museo del Prado)。

[2]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国诗人、作家、理论家,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创始人。1924年发表第一篇《超现实主义宣言(Surrealist Manifesto)》,在其中他将“超现实主义”定义为“纯精神的无意识行为(pure psychic automatism)”。

[3]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1929— ),美籍瑞典裔艺术家,早年“偶发艺术”(Happenings)实践者,70年代后成为著名的现代派雕塑家、设计师和波普艺术家。

[4]里奥·卡斯特里(Leo Castelli Gallery),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最具影响力、最重要的艺术经纪人。1957年在纽约创建同名画廊,随后成为波普艺术及早期极简主义艺术的重要推手。

[5]原文为英语。

[6]照相写实主义(Photorealism),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艺术风格,又称超写实主义,与抽象主义相对立的,把形象和题材放在首要地位,利用摄影成果做客观、逼真的描绘,往往先制作平面照片形象,再将其移植到画布上。

[7]巴尔蒂斯(Balthus,1908—2001),波兰裔法国画家,现代具象绘画大师,在20世纪仍保持欧洲风景画、静物画、主题画和肖像画的传统,构图带有超现实主义的趋向。

[8]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1922—2011),英国表现派画家,出生于柏林,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之孙。4“谁?”“卡明斯基。曼努埃尔,卡-明-斯-基。您认识他吗?”“曼努埃尔。哦。认识。认识的。”老女人面色僵滞地笑了起来。“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什么是什么?”

她把苍白如蜡的皱巴巴的耳朵转过来对着我,我向前屈身,凑过去大喊道:“什么时候!”“天呐!三十年了。”“应该超过五十年了。”“没那么久吧。”“有啊。您再仔细算算!”“他那个人很严肃。阴郁。不知为何,好像一直活在阴影里。是多米尼克介绍我们认识的。”“尊敬的夫人,其实我真正想问的是……”“您听到宝莉的叫声了吗?”她指着旁边的鸟笼。“他唱歌太好听啦。所有事情您都要写进去吗?”“是的。”

她垂下头,我一瞬间以为她睡着了,但她耸了耸肩,又抬起头来。“他总是说,他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然后名声大噪,最终又被遗忘。您会写进去的吧?还有那些……以前我们并不知道的事。”“什么事?”“人可以变得如此衰老。”***“再说一次,您叫什么来着?”“塞巴斯蒂安·策尔纳。”“从大学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他粗重地喘着气,一只手在自己的秃顶上摸来摸去。“您让我仔细想想。怎么认识的?我当时问多米尼克,那个傲慢的小子是谁,他说是卡明斯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您也许知道,我写的曲子在乐团里公演过。”“真棒。”我疲惫地说。“大多数时候他都在自娱自乐。自视甚高。您见过那种人的吧,虽然还什么都不是,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过这一点后来的确成[1]真了,‘世界渴望被欺骗’嘛。我以前在交响乐团工作,我的一首[2]四重奏在多瑙艾辛根上演过,安塞美还答应过……”

我咳嗽了一下。“哦对,卡明斯基。您可是为他而来的。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他,我懂的。有一次我们不得不去看他的画,在多米尼克·席尔瓦家,那间公寓在维尔纳叶街上。卡明斯基单独坐在角落里打哈欠,好像一切对他来说都很无聊。可能真的就是很无聊吧,我也不能怪他。您说说看,您到底是从哪个大学来的?”***“我没听错吧,”多米尼克·席尔瓦问,“您要替我买单?”“您点吧,点您喜欢吃的!”说完我自己都有点惊讶。汽车从我们身后往孚日广场的方向呼啸而过,侍者熟练地穿梭于藤椅之间。“您的法语不错。”“还行吧。”“曼努埃尔的法语一直特别差劲。我从来没碰到过对语言那么没天赋的人。”“要找到您真是不容易。”他看起来干瘪、羸弱,鼻子尖尖地立在一张奇怪的向内凹陷的面孔上。“我的日子已经不比从前了。”“您为卡明斯基做了很多事。”我谨慎地说。“您高抬我了。就算不是我,也会是别人。像他那样的人总能找到像我这样的角色。他没有大笔的遗产。他父亲是波兰裔瑞士人,还是瑞士裔波兰人来着,我记不清了,在他出生之前就破产并去世了,他母亲后来得到了雷明的帮助,但雷明也不是很有钱。所以曼努埃尔总是很缺钱。”“是您替他付房租的吧?”“有时候。”“那您现在……不那么有钱了?”“时代变了。”“您是怎么认识他的?”“通过马蒂斯。我到尼斯去拜访他,他跟我说,巴黎有个年轻画家,是理查德·雷明的继子。”“那他的画呢?”“不怎么惊艳。但我想的是,以后会有所改变的吧。”“为什么?”“就因为是他的缘故。他会给人一种印象,让你感到值得对他有所期待。他刚开始画的东西确实很差,过度夸张的超现实主义。遇到特蕾莎之后才有所改变的。”他抿了一下嘴唇。我不禁困惑,他的嘴里到底还有没有牙了。但他刚刚才点了一份牛排。“您指的是艾德里娜吧?”我说。“我很清楚自己指的是谁。或许会让您有点惊讶,但是我还不至于老糊涂。艾德里娜是后来的事了。”“那特蕾莎是谁?”“天呐,她就是一切啊!她彻底改变了卡明斯基,即使卡明斯基自己从来不愿意承认。您肯定听说过他在盐矿里的经历,他总是爱讲那件事。”“我后天要到他那儿去。”“去吧,您会感到满意的。但特蕾莎才更加重要。”“我先前并不知道。”“那您恐怕得从头来过了。”***“我们索性放开了说吧。您认为他是个伟大的画家吗?”“当然。”我撞上了康梅纽教授的眼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

康梅纽双手交叉枕在脑后,椅背也随之向后倾斜。他的小胡子尖尖地翘起,微微耸立在下巴上。“按顺序来说吧。他早期的作品没必要提起了。然后是《反射》系列。在当时而言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技法卓越。但其实呢,索然无味。基础构思不错,但是出现频率太高,画得过于精准、琐碎,学习古典大师在使用蛋彩上的技法也没有让它[3]变得更好。皮拉内西的元素太多了。接下来是《彩色光线》、《漫步者》和一些街景画。第一眼看过去感觉非常了不起。但在主题上处理得不够细致。坦白地说,要是人们不知道他失明的话……”他耸了耸肩膀,“您见过那些画的原作吗?”

我迟疑了一下。原本我考虑过去纽约看一看的,但是成本太高了,而且——不然人们要画册是用来做什么的?“当然见过!”“那您肯定发现他的笔触非常不稳定了。他可能借助过高倍放大镜。总之是无法和早期技艺上的完美相比较的。再后来的呢?哦,天呐,那些画已经有定论了——日历画!有幅画了一只狗在海边的,[4]很可怕,完全是模仿戈雅,您看到过吗?”“所以说,一开始是过于注重技巧,太缺乏情感,后来又反了过来。”“可以这么说。”他把枕在脑后的手抽出来,椅子随之前后摇晃。“两年之前我还在研讨课上讲过他。年轻人都不知所措。他对他们而言不再有任何意义了。”“您和他见过面吗?”“没有,为什么要见面?我的《注解卡明斯基》出版以后,我给他寄了一本。他一句回复都没有,觉得没必要吧!就像刚才说的,他是个好画家,时代造就了他。但还算不上伟大。”“您应该去拜访他的。”我说。“什么?”“写信,然后等回复,这样是没用的。必须得亲自去,给他们来一招突然登门。我写韦尼克的人物报道时……您知道韦尼克吧?”

他皱起眉头看着我。“刚出事的时候,他的家人不愿意跟我谈。但我没有就此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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