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国强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试读：

自序

18世纪的中国，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递相承接，构成了秦汉以来二千多年历史里的最后一个盛世。而相隔不过数十年，人间的景象已在翻然大变中走入内忧外患交相困逼之间，遂使19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用“智勇俱困之秋”为修辞，以表述他们面对的“亘古未有之变局”。之后是六十年代的“变局”演为九十年代的“危局”；九十年代的“危局”演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残局”。然则与“残局”和“危局”互相对映的，无疑是中国人更深一层的“智勇俱困”。在这种世局推移里，19世纪的数十年改变了18世纪的一百年，并因改变了一百年而实际上改变了二千多年。

18世纪过去之后，成书于道光初年的《皇朝经世文编》曾以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为要目，选录辑集了此前一百八十多年里的文书、奏议、论说、信札，其范围所及，便是那个时候中国人视野中的时艰之所在和时务之所在。由于盛世的18世纪同时又与文祸连绵相伴随，而后是忌禁之下的史学不振和当代史尤其不振便成为清代士林守之已久的共趋。因此《皇朝经世文编》引一百八十多年里的因果说眼前的时务，显然是以当代史在长期不振之后的一朝重振，反映了盛世已经过去之日的中国人举目四顾，正由世路里的弊象感知国运之由盛转衰的式微。弊象和式微都出自中国社会本身的起落变动之中，所以由前此一百八十多年说因果，便是从中国社会本身寻因果。之后沿此以为先路和体例，至光绪朝后期，又有同以《经世文编》为名目的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以及“新编续集”、“新增时务洋务续编”等等先后蓬蓬然继起，以19世纪中叶以来数十年之间的论说写照数十年之间的时艰和时务。这些继起的《经世文编》全神贯注的仍然是世路里的弊象，但其间的论域已在不停地伸到旧时熟见的范围之外，随国运的颠沛起伏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急地移及“富强当求本原论”、“万国公政说”、“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说”、“议院得失论”、“新议说贴”、“通商八策”、“弭教祸说”、“利国宜广制造论”、“西学包罗六经说”、“泰西世爵中国科目优劣问答”、“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类题目里。若由19世纪后期返视19世纪前期，显然是道光初年经世之学所直面的问题都发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里，与之相比，则后起的数十年之间，中国人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显然都不是出自中国社会的内里和中国社会本身，而是冲击之下的自外入内和由外变内，因此除了中国人的论说，后来的《经世文编》里还常常收有来华西人的论说。随后是前一面犹在眼前而后一面已来到身边，历史留给19世纪中国人的问题和外力引入19世纪中国社会的问题，便醒目地共存于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并以其相互缠绕和彼此牵拽，使衰世中国长在古今中西的深度交困之中。《皇朝经世文编新编续集》的序言称汇辑于其中的文字皆“明达之士忧时之作”。“明达”所指是判断事理的程度，“忧时”所指是关怀世务的程度。两者都因其切近社会而显示了一种观照社会的品格。因此，以19世纪后期的《经世文编》比19世纪前期的《经世文编》，显见得与这种“忧时”而“明达”的读书人笔下的题目之于古无征直接对应的，其实都是数十年之间西潮灌入的了无止境，以及中国社会在回应西潮灌入的同时身不由己的一变再变。在这个过程里，以“抚夷局”为前身蜕变而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先筦接中西，又最久地主持与“外国事务”折冲往来的全局，遂以其四十一年回应西潮的漫长生涯为实例，成了这种身不由己而又一变再变里的典型和代表。从“抚夷局”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名目的前后不同，既说明了英法联军之役以后中国人在冲击之下的前后不同，也说明了这种不同既生于被迫又生于仓促。被迫和仓促都不会计及长远。因此，当其初立之日，创置了这个机构的中国人期望的却是这个机构的暂时和短命，于是而有奏折里“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以“符旧制”的预先筹算。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一面是“外国事务”前后相接，源源不绝而来；一面是中国人既以“借（西）法”图“自强”为怀抱，则不得不与之一面相拒一面相迎。而后是西方人的锲入和中国人的引入都成了外国物事的移入。总理衙门居两面之间并以应对提调为职司，其应对提调的范围之所及，便一定会随这个过程的由浅入深和由表及里而节节伸展，延及四面八方。至戊戌年间，时人条陈时务，已经以总理衙门为牵汇万端之所在：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而事较繁于六部者也。夫铨叙之政，吏部主之，今则出洋大臣期满，专由该衙门请旨，海关道记名，专保该衙门章京，而吏部仅司注册而已。出纳之令，户部掌之，今则指拨海关税项，存储出洋公费，悉由该衙门主持，而户部仅司销核而已。互市以来，各国公使联翩驻京，租界约章之议，燕劳赉赐之繁，皆该衙门任之，而礼部主客之仪如虚设矣。海防事起，力求振作，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专之，而兵部武库、车驾之制可裁并矣。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国公使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词讼之曲直，悉凭律师以为断，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护，畸轻畸重，皆由该衙门理论，而刑部初未与闻也。制造本隶于工部，自各国船坚械利，耀武海滨，势不得不修船政、铁政，以资防御，迄今开办铁路，工作益繁，该衙门已设有铁路、矿务总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顾也。是则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实兼综乎六部矣。以19世纪前期《皇朝经世文编》列为要目的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作对比，显然是时至此日，六者俱因这种“兼综乎六部”正变得非常不同于往昔，其间既有起于锲入的变化，也有起于引入的变化。而“实兼综乎六部”的总理衙门又被目为“策我国之富强”的“总汇之地”，则说明数十年之间，锲入和引入所造就的变化已层层累积，并越来越深地盘踞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重心之内。因此，辛丑之后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从先倡此议的西人一面看去，是有了一个与他们的制度相等类的机构；但就中国人一面来说，则是以外务部的有限职掌，其实远不足以把总理衙门在四十一年里“总汇”的种种变迁承接过来。于是而有随后而来的十年新政里增设商部、学部、巡警部、财政处、练兵处、税务处，以及由此更进一程而厘定官制，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改户部为度支部；改兵部为陆军部；改刑部为法部；改商部为农工商部，并增邮传部，稍后又再增海军部。就其各自的内容而言，由此形成的“次第更张”之所改和所增，大半都是从“总汇之地”分派和分蘖出来的。这种以总理衙门为源头的前后相承，正具体地显示了四十多年新陈代谢里锲入和引入的东西，已在一路移接的过程之中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内在之物。然而由此日的规模对比总理衙门筹立之初，中国人以“裁撤”为期盼的愿想，则又俱见这个过程之起于被动，以及这个过程本性上的缺乏自主，与之相伴相随的便是这个过程常常只能变陌生为夹生。因此，已经转化为中国社会内在之物的东西，便仍然会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完全消化的东西。

这种因锲入和引入汇成的移入，是在回应西潮的冲击里实现的。但回应西潮的中国人同时又身在千年历史留下的积久积重之间，因此，以回应对冲击，中国人的拒和迎都不能不背着自己的历史，并不能不沿历史的旧径为脚下的熟路而蹀躞前行。19世纪的后六十年间，中国曾一次一次地卷入民族战争，而比之四十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和五十年代的英法联军之役，则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因法国侵越南而起；九十年代的中日战争因日本侵朝鲜而起，就直接的因果来说，都是被形成于数百年历史之中的宗藩关系所牵，一步一步拖入弥天战火里的。宗藩关系在西方人笔下称作“朝贡制度”，后来的东方人效西方人，又常常引现代国际关系的种种法则与之作对比，以见其别成一类和非常落后。然而在西方人东来之前，产生和形成于东亚各国历史往来与历史联结里的这种宗藩关系，却曾为东亚世界真实地提供了不能为现代国际关系所诠释，而又使彼此能够长久相安于咫尺之间的秩序。维持于宗和藩之间的“以小事大”与“以大字小”显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但时至清代晚期，前者以定期而来的贡使、贡物和表文为惯态，是“事大”的本相已大半演为一种礼仪。而同时的西人拓张牵动中国周边列邦的国计、民生、邦交，致东亚搅动于深度不宁之中，则使后者的“字小”之义正在变为一种沉重的责任。于是而有越南“乞援中朝”而中国出兵越南；朝鲜“乞援我国”而中国出兵朝鲜。在宗藩关系里，“字”之本义训为保和育，因此以礼“事大”的一方遂对等地有了一种要求上国为之纾难济急的权利。而对于被“事”的一方来说，保和育便是有“乞”则不得不“援”。身历中法战争的唐景崧曾追说越南自同治年间以来的因内乱而乞援和因外患而乞援，综贯始末而统括言之曰：“国家为藩服用兵二十年糜帑千余万”。显见得在礼仪中被宗奉的中国因吁请而出兵，实际上不仅要付出兵力，而且要付出财力。这种单面的付出说明：“以大字小”之对应于“以小事大”，不仅与贯连两者的利益相牵结，而且与贯连两者的文化相牵结，尤其与贯连两者的文化同时又成为一种守则和担当相牵结。这些牵结形成于西人东来之前，但在19世纪后期，因西人东来的逼入和翻搅所造成的东亚震荡里，却使中国人不得不力掮着这种积久而成的东西，与法国和日本对峙于后起的条约外交之间，并因之而无可选择地一步一步卷入深深的漩涡之中，又在力不从心之后致宗和藩都创巨痛深。在这个过程里，无可选择正是过去的历史对于此时此地的制约。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后来评说中法战争的结果，曾直言法国人用来替代“宗藩”的“保护”，其实是在以“一个压制者”替代“一个无权之王”，对于越南人来说，这个过程无异是灾难。而以日本之于朝鲜比法国之于越南，其用来替代宗藩的东西，显然又更加等而下之。但与历史学家的事后评判相比，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则是暴力促成的此消彼长使中国因此而大变，东亚也因此大变。而中国大变和东亚大变都深度地影响了当日的世局和后来的历史。

与这种历史制约下的因冲突而变迁相比，历史留给后来的影响里，也有过曾经助成了晚清中国的古今之变和新旧之变的东西。自《海国图志》举“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说“英吉利”之政体；举二十七部酋“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以及“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恶恶之”说“弥利坚”之政体，中国人已经看到了西方世界里的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虽然当日中国犹在以夷夏辨中西的界限板结之中，而以“制夷”为抱负的魏源却被西方世界里的这一面所吸引，流露出一种明显的推许赞赏之心，并径直称之为“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与他同时的梁廷枏作《海国四说》，于西人立国的这一面也言之津津，并且尤为详备细密。详备细密显然也出自心中的推许赞赏。后来使节出洋例有闻见之述，以记录闻见之知。其中也常常要说到议会政治，而大半都引为可圈可点可观可想。即使是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被归于守旧一类的刘锡鸿，出使英国之日描写彼邦“议政院”开会，印象深刻的同样是其间的“辩论之久”而“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以及“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叹为“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在19世纪的中国，比之西方人带来的种种物事大半都曾经是被排拒的东西，这种身处君权之下而以王纲为大的士大夫前后相接，从一开始便普遍地亲近西方代议制度的现象，便显然成了一种不能用常理相诠释的一派奇异。然而就当日具体的历史过程而言，“巴厘满”或者“议政院”的这种吸引力一并不在于其自身的本义和道理，而是起于中国的历史和历史留给中国人的问题。自秦汉改封建为郡县，之后郡县之下的吏治便在二千多年里常常出毛病，常常要纠弊，又常常旧弊未除而引出新弊，“盖自郡县之制以来，户丁混淆，县治为极，积重难返矣”。与之相对映的，则是吏治常常成为时论中的大题目，至明清之交，则“梨洲之《方镇篇》，船山之《噩梦》，亭林之《郡县论》”，以及近代“冯桂芬之《校邠庐抗议》”都已在层层深论中追究到郡县制度本身，而以“津津道自治”为救病之方。州县官临民，因此以“县治为极”说郡县之“积重难返”，着眼的都是官与民相否隔的由来已久。“县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广，驭千百万户之众，其能家至户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饱饥甘苦哉？”因此否隔之下的吏治很容易“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而由此催生的“复宗法”、“复乡职”、“折衷周、汉之法”以及设“世官”以纠积弊之想则都是意在从古有的制度里翻寻出民间“自治”之义，以消解苦之已久的官与民之间的悬隔。与这种因郡县之弊而作古之思相伴随的，便是身在这个过程里的士大夫对于儒学典籍里所记述的君民因相近而相亲，遂能“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的三代之治的怀念。若以这种梨洲、船山、亭林以来的思想路径为背景和反衬，则通观前后释读历史，便不难明了，魏源以及魏源之后的士人对彼邦代议制度的称道，其实大半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和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怀念，经此牵动而憬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虽说对于西方代议制度的本来涵义而言，这种出自中国历史的投射和反照都只能算是别解，但在中国一面，由这种别解所推衍而来的却曾是一种真实的思想历史。因此沿此一脉不绝，直到20世纪初年的时论里，犹有言之侃侃而以“议院虽行于秦西，而实仿于中土。试观三代之议礼明堂，郑人之议政乡校，即议院之由来”为理所当然者。而西方政治制度中本与君权中国相隔辽远而不易沟通的东西，则在中国历史的投射和反照之下，成了士大夫眼中似曾相识而可以亲近的东西。有此数千年里的似曾相识和可以亲近，而后才可能有甲午后一年康有为领公车上书皇帝，由“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起讲，力请民举“议郎”共议“大政”而行“三占从二”；并“上驳诏书，下达民词”。他相信由此可以“合天下之心志”，致“君民同体”以共图“富强”而“耀我威掕”。之后，清末新政筹备立宪，当日大臣的奏议说西国政体“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原”；朝廷的诏书说“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其间的理路，与康有为以大言发为策论的那些道理显然不仅相似，而且相同。这种由庙堂之外进入庙堂之内的相似和相同，都反映了清末最后一段时日里言论的渲染已演为取向的共趋。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立议会制度为政治主干便成了大势之所归。在这个过程里，历史留下的余响助成中国人接纳了一种西方的政治制度。然而就西方之自有自己的历史而言，则西国的议会本起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又实现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论争、妥协和合作中，其源头既不同于中国的三代，其旨归也不同于中国的富强。由此形成的学理出自彼邦的历史过程，大半都在中国人的理路之外，并因之而为多数正在效仿这种制度的中国人尚未熟识真知。随后是革命虽然已经移接了议会制度，但身在议场之中的中国人知识上和精神上仍然在代议政治之外，两者之间的深度矛盾曾一路翻出层层波澜，最终使议场之内的各是其是由纷争走向厮斗，由厮斗走向逐利，与之相对称的，便是议员先被目为“暴徒”，后被称作“猪崽”。而已经移接过来的东西，遂在这个过程中因不断的试错而成了面目全非的东西和千疮百孔的东西，同时是中国社会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时人笔下的两头不到岸。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曾经很早就亲近“巴厘满”和“议政院”的中国人，则不得不从头去认知代议制度和民主政体，以期识得其间的本义之所在和限度之所在，并识得中西之间的相同和不相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因移接而造成的两头不能到岸，同时又在以非常典型的方式具体地说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锲入、引入汇为移入的重重曲折里发生的社会变迁，常常是从脱榫开始，并与脱榫相伴随的。

西人从海上来华，以时序而论，是先由口岸进入东南。而同治后期曾国藩说“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指述的则是内战之后，中国人以“自强”回应西人的事业同样先起于东南。两面交集之下，是中国的财赋出自于东南，外国的资本积聚于东南，中外贸易的重心在东南，西学东渐的灌入在东南，中外之间的冲突和缠结深化于东南，遂使变法起于东南，革命也起于东南。在这种被清末志士称作“欧风美雨驰而东”的激荡起伏里，东南沿海先为“欧风美雨”所罩，遂随之而先被牵入西人主导之下的经济过程、公法秩序、文化观念之中，既由此一变再变，也由此走向世界。然而积数十年之间的一变再变而成丕然巨变，则走向世界的东南沿海，已不能不因其被动的西方化和主动的西方化而别成一类，与西北社会和内地社会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像，越来越互相隔膜而陌然相向。与之相因果的，便不能不是同属一个中国的东南与西北脱节和沿海与内地脱节。这个过程以一种直观可见的方式显示了古今中西之变，以及古今中西之变所带来的深度离析。19世纪中叶西方人用暴力打碎了中国人的夷夏之辨，而后中国人因中西之争而知古今之争，并在时势的推挽之下沿此一路深掘，由古今之争而入新旧之争。以其间的始末而论，是中西之争起于外来的冲击，但由中西之争而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则是在回应冲击的跌扑起伏里，越来越自觉和越来越执着于移西法重造旧邦，以期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重造旧邦发端于回应西人的冲击而演化为改变中国本身，因此，由古今之争而新旧之争，其理路和取径实际上已是从锋芒朝外转变为锋芒向内了。于是而有除旧布新的变法，于是而有革故鼎新的革命，于是而有由此开启而发生于中国社会之中的漫长的交争和冲突。变法和革命都是在外患的逼迫下促成的，而一经开始，又会循自身的逻辑越走越远和越走越快。至民国初年，这种起于新旧之争的过程以其生生不息的前后相接和彼此相克，已成为时人眼中的“内变之烈”甚于“外患之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天演进化、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君民共主、君主立宪、开明专制、民主共和等等接踵而至，沤浪相逐，并催生出“世局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的时朝鼓荡，既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国体和政体。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显然的急变和剧变。但古老的中国同时也是广土众民盘根错节于传统厚蓄之中的中国。因此，由急变而剧变，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的路程，而起于社会上层的这种思想观念之日新月异和政治制度的天翻地覆，其变化所及和震荡所及，大半又只能以社会上层为止境。与之成为反衬和对比的，则是筑成了中国社会的生存基础，从而为极大多数人口所托命的小农经济依然如旧。以民国初年比道咸同光，其整体的结构其实并没有显然的大变。然则急变与剧变的此起彼落和前后相接之间，便不能不是中国社会上层与底层的脱节，从而不能不是中国社会的思想状态、政治状态与经济状态的脱节。而以“世局原随士议迁”写照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说明的是时人眼中的变法和革命，都是以知识人为主体，并以思想改造社会为导向的。然而就占人口多数的大众既漠漠然视变法，也漠漠然视革命的事实作推比，显然又说明知识人着力于用思想之急变造人世之剧变，心中常抱一腔救世的愿望，但他们引来醒世的种种道理则大半以东西洋的思想为渊源，并因之而与当日的大众社会太过遥远，持此外来的道理以说明中国社会的世相，遂既不能为大众所明了，也不能为大众所消受。同旧日的士与农之间密迩相接作对比，由此引发的历史走向便不能不导致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脱节。与这种变化相类似的，还有同一个过程所造成的社会重心移于城市而致城市和乡村的日趋日远。因此辛亥革命后三十年，许地山作《民国一世》寄托阅世多年的感慨，其中特别举“都市底商店记得西洋的时节如复活节、耶稣诞等，比记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冬至等更清楚”，以及与之对称的外国节日里买卖两旺说市闾众生相，以刻画上个世纪以来“都市”与“乡间”积久而成的彼此隔塞和“互相脱节”，其笔下之讥讽所流露的显然是一种格格不入。而比之市闾众生相，三十年代之时论所说的“农村破产”，则反照了城乡脱节所造成的更加痛苦的一面。这一类脱榫接二连三而且由此及彼地发生于中国社会的深处，构成了后人理解历史与说明历史的脉络和关节点。但对身在其间的中国人来说，则脱榫便是旧的整体性已经碎裂，而新的整体性却始终立不起来，随之是利益的冲突，主张的冲突，理想的冲突都会成为长久的社会动荡。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从衰世走向乱世的曲折多难，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曲折多难。在真实的历史里，两者常常同处于一种因果之中，因此两者常常很难剥离开来。

收录于本书的文字是我近年读史留下的一点思想痕迹。就晚清中国处西法与衰世之间的旧邦新造和社会脱榫而言，这些文字所涉及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与历史本身的无边无际相比，治史和论史其实始终只能是一种以有涯随无涯。自司马迁以来，史学所追求的境界皆在通古今之变，但王安石曾作诗咏史，说“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又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用“精神”和“意态”比历史之内在的一面和人物之内在的一面，则俱言以人写人之难和以今通古之难。多年来我常常会想到前人说史的这些深思远想，以提醒自己在历史面前的局限和渺小，以及深入历史的阻隔和困难，从而使自己多一点敬慎，少一点独断。

最后，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顾青先生自始至终的关心和欧阳红女士的用心用力。2014年4月

经世之学的延伸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起点

康雍乾百年盛世过去之后，生当嘉道两朝的龚自珍曾以“四海变秋气”发抒感怀，以一个诗人的笔意写照了19世纪中国的世相。与这种触发于时势与心路的感怀相对称的，是今昔之盛衰变，士林中风气也变，在长久的饾饤琐碎之后，经世之学蓬蓬然起于嘉道之间，把人世间的百弊丛生引入那个时候说时务的议论之中。而后是究心利病和讥切时政都与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事功意识内相贯连，并以儒学本有的精神唤出儒学中人济时的期想和抱负。道光十五年（1835）翰林院编修张集馨奉旨召对，问答既毕之后，皇帝特别吩咐的是“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亦当检点”。皇帝以“经世”相训诫，既说明了世风与士风皆变之时，从深宫里看天下已是心事重重，也说明了经世之学在当日与时势之间的对应和感应。

但经世之学起于嘉道之间，其锋芒所指的时病和时弊，常常是一种同国家权力相缠绕的东西；而作为一种应时之学，其自身则大半都出自于那个时候的时论和策论之中，从而大半都存在于国家权力结构的外面。由此形成的矛盾，使时论和策论很少能够直接移入世务，而转化为一世之事功。因此嘉道之间的经世之学既显现于议论之风发，也局囿于议论之风发，其感染和感召都以思想的表达为常态。然而自道咸之交太平天国起广西，此后的十多年里东南半壁先后成为战场，长江流域尤久苦兵燹。这个过程从一开始便以官兵的一溃再溃和丧师失地为前后相接的共趋和走势，而与之一路伴随的，则是清代法度以“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有守城之责者，城破则死之，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之后是领兵的将官和守土的地方官在战败之后一个一个地被戕而死、自杀而死，以及朝旨追逼下的锁拿、逮问和治罪，他们以这种死亡和跌落的方式纷纷退出了官场，也带走了层积于官场之中的拘虚窳惰。在他们消失的地方，留下来的是国家权力结构里的空缺。而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则是搅动天下的农民战争又在以战争作激荡和动员，使久为经世之学所浸染而不在国家权力结构重心之中的儒学中人四顾天下板荡，慨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成群地走向内战。他们以济时之心与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之教”苦相撑拒，百战艰难于生死存亡之间；又由血战得军功，积军功成高官，先后沿着前面人留下的官场空缺进入了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于是，在内战造成的地动山摇里，嘉道以来的经世之学前所未有地成了与国家权力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经世之学移入内战，则纸面上的议论可以转化为现实，随后产生的是一种显著的社会变动。在长久的文字讥切时政之后，战场上的一溃再溃是用成败为实例以指抉和论证天下之旧弊与旧弊之所在。因此战争比文字更有说服力。正是借助于战争的权威和战争的说服力，在旧制和旧法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方，绕出旧制和旧法才可能成为内战中救时的起点。咸丰初年曾国藩在湖南募勇成军，雷以諴在扬州抽厘助饷，以当日的法度而论，都是成规之外的自立章程而别开一局。但前者“赤地新立”，是兵不能战而后募勇；后者白手起家，是饷源已竭而后抽厘。其自下而作的补苴罅漏与自下而作的“改弦更张”皆出经世之学的一脉渊源。兵事和饷事居战争之重心，时当屡败之日，其间的种种捉襟见肘便会最先被撕破并直接转化为危迫。因此兵事和饷事也最先开始起变化而出旧格，由募勇成军演为湘军制度，由抽厘助饷演为厘金制度，其重心都在于地方。比之二百多年来绿营制度里的兵与户部指拨的饷皆由朝廷一手调度，两者的产生和张大都体现了兵事和饷事的蝉蜕。与这种蝉蜕相对应的，是后起的湘军在战场上打破绿营积久的疲颓，一步一步重造出坚韧强悍的凌厉杀气，以此支撑了内战中的王朝，也以此使太平天国在一蹙再蹙之后折入低落，从进攻的一方变成了被剿洗的一方。这个过程用万千头颅造出了累累军功和一世之勋名，与军功和勋名一同被造出来的，还有后来的历史叙述称作肇启“中兴”的时势。所以，本由救时而产生的自下而立的章程和起于地方的别开一局，遂能够在内战中节节伸展，从一个地方走向四面八方，因普遍化而常态化，因常态化而常规化，成为将帅和疆吏的政令所出与政令所托，从而成为朝廷必须要倚重并且越来越倚重的东西。

兵政和财政的重心落于地方和朝廷之不能不倚重地方，都说明这种因绕出旧制旧法而淘汰了旧制旧法的过程，同时是国家权力下移的过程。因此，同19世纪50年代之前相比，这场漫长的内战已经使疆吏获得了更多表达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力量。而以人物作比较，则这一代从军功中立起来的督抚更显然地共有一种肯以一己之身承当世运的自觉意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做团练大臣，胡林翼以贵州知府任黔楚防堵，左宗棠以举人佐湖南兵事，李鸿章以翰林从军皖北，当日皆不在朝廷的重寄之内。而与之声气相应并聚为一类的沈葆桢、江忠源、罗泽南、王鑫、李续宾、刘长佑、曾国荃、蒋益灃、丁宝桢、郭嵩焘、彭玉麟、杨昌濬、刘典、刘蓉、杨岳斌、刘坤一、刘秉璋等等，则一大半都是起于仕路之外而身入兵间的秀才和举人，从而一大半都出自士人社会中的下层。这些人在乱世里甘心冒锋镝而入战场，是儒学长久的涵育化作一时之感召。所以“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成为一种担当。他们因之而能够在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中踏出一条血路，也因之而显示了这个群类突出于当日中国士大夫之间的强毅和亢厉。而后是千里东南翻搅于“骨岳血渊”和连天兵火之中。

承当世运的自觉意识在内战中表现为凌厉的杀气。然而就其本来的涵义和深层的涵义而言，这种意识以及体现了这种意识的人物群体都是从乾嘉以来的经世之学里走出来，并以孔孟塑造的儒学理想为最终源头的，因此他们的意中，世运之范围都在于天下和当下。时当19世纪中国的衰世和乱世，由经世济时而承当世运，在这个群体的心目中始终是一种“澄清天下之志”。他们以此相呼应，也以此相类聚。然则天下俱入眼底，便是一世之盛衰与利病俱入眼底，这些人虽以杀气成军功，而抱负则原本在于“谈经济，究韬略，明习国家掌故”，以真知“古今大政”和深识“民间疾苦”。由此形成的阅历感受和认识程度，使他们成为当日中国士大夫中最熟悉和了解中国社会，并因之最肯识时务的人。熟悉和了解中国社会的过程，是比别人更切入地识得衰世之真相，并比别人更多地体会“积不能平”的过程。所以，由肯识时务而致心于匡济世务，他们又非常自然地会成为当日中国士大夫中有心一为伸展，“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积习”的人。后起者评论这个群类，说是“晚近吏治稍刓，大吏以迁调频仍，莅事日浅，不能获指臂相使之效。时艰益棘，牵制愈多，号令不行，浸至覆败相随属。自曾文正、胡文忠诸公乘时踔起，刬去文法，不主故常，渐为风气。各省自司道以下，罔不惟督抚令是听，于是政权复归于一，而事乃无不济，治道蒸蒸日上矣”。其着意刻划的，都是他们用手中的权力做出了与别人不同的事。这些人带着久蓄于心的“积不能平”入战场，因此，当战争中下移的国家权力成为他们手中掌管而且可以运用的东西之后，“刬去文法，不主故常”便非常明白地表现为用国家权力改造国家权力的更法和变法。与内战中的杀气相比，这种由权力实现的意志同样体现了用世济时的强毅和力行。而以“不主故常”为起点，并以“不主故常”与权力相连结，则他们又历史地成了当时中国能够为天下开风气的人。在清代的历史中，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群体品格和人物气象。二

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正在改变国家的权力结构，并使中国士大夫中的出类拔萃之辈步步艰难地崛起于东南。而同一个时间里，自咸丰七年（1857）开始的英法联军之役以西人三度北上，并在咸丰十年（1860年）攻占北京而迫使朝廷屈服为了局。咸丰十年岁在庚申，在时人的记述里，这种家国之变便被称作“庚申之变”。之后，当战胜的西方人依《天津条约》为凭藉沿长江西上的时候，他们与内战中崛起的士大夫便直面相逢于兵火连天的长江中游和下游。西人带来了一种与内战不同的凌厉冲击，于是，内战尚未止息，经世之学已不能不在延伸中越出旧界而走入中西交冲。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五十岁，胡林翼四十九岁，左宗棠四十九岁，李鸿章三十八岁，都已久入世路盘陀而年复一年地究心时务。然而在他们的思想视野里，西方世界一直在远处，因此西方世界始终没有成为时务中的一个题目。当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之日，身在湖南的曾国藩作书信议论粤东时事，犹以轻烟淡雾视之，说是“往者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海，亦震诧之。鄙意彼蹈骄兵贪兵二忌，恐不能久。”他不能相信徐继畬的书和郭嵩焘的话，显然是用中国人的历史记述相衡量，“张大”和“震诧”都与他心目中的前代夷狄不相符合。而其下笔论断言之不疑，又说明写信人和读信人都心同此理而无需申论。因此，对于这些从来没有把夷人夷事认真列入世务的士大夫来说，庚申之变的沉重一击，其着力处正在于使轻烟淡雾全部消散。随之而产生的，是对西方那个世界深深的惊悚和忧惧。当年冬天，曾国藩在祁门接到“新刻英吉利、法朗西、米利坚三国和约条款”，他在日记中自述“阅之不觉呜咽”，并由此直接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而与此一路伴随的是西人由海上入沿海，又由沿海入内地。这个过程的强暴性和陌生性使得这个过程在中国人眼里显得不可知和不可测。而以用世济时为抱负，则不得不在远想来日中不可知而知，不可测而测。所以，比出自情感的“呜咽”更深一层的是“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显然，“忧悸”里更多一点知性和思考。经世之学造就了这一群人，而时当中西交逢之初，经世之学的造就又使这群人比别人先有危惧之心和先入危惧之苦。一个湘军老兵后来说：楚军围安庆之日，胡林翼曾往视师，迨策马至江边，则眼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遂“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身在危惧之中，“鼓轮西上”的洋船便是一种逼来之势，而作为反应，则“惟其虑之深者，故其视之益难”，其间的“中途呕血”和“几至坠马”都出自心惊。西方人的到来，使当日中国最强毅力行的这群人先后因“无以为计”而绕室彷徨。他们肯识时务，因此他们能够审量彼己，而由此所得，正是逼来之势下的流泪与吐血。在这一段历史里，曾国藩的“忧悸”和胡林翼的惊心皆以其各见惶迫的悲怆而引人注目。然而“忧悸”和惊心又正是用一种惶迫悲怆的方式承认了中国人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历史差距。所以，在咸同之交的士人社会里，他们又以直面真实表现了不同于强拗和意气的理性清明。

庚申之变以沉重一击致创巨痛深。所以，“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与二十年前的士议比中英鸦片战争为“海疆骚动”，这是一种明显的不同。士大夫群起言自强，一面反照了西方人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世界，一面表达了中国人回应西方人的理路和心路，理路和心路都此中耿耿。而其间能够主导当时，并由观念转化为实事实功的过程，则正是从这种审量彼己的比较开始的，从而是从东南的将帅和疆吏手里开始的。咸丰十年十一月（1860年12月），曾国藩犹在“呜咽”未止之中，而奏疏论时事，已以“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为题目，力申“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过了八个月，他在奏议里再说船炮：凡持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西方人用轮船和大炮两次打败了中国，所以中国人张目看西方，着眼处都在“轮船之速”和“洋炮之远”。时势造就眼界，时势也设定了眼界。在中西之间以战争为大规模交往方式的时代里，则对比中西而审量彼己一定会用船炮作准尺来测度两者之间相差的距离。而后，这些使中华“震于所罕见”的东西便成了当日士大夫心中千钧所系的东西，成了倡说自强和营造自强的用心所在和功夫所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中西之间的战事随之止息，但从咸丰初年开始的漫长的国内战争仍在起伏延续之中。而后是外夷渗入内战，洋枪洋炮都在源源不断地被移到东南战场上来。于是，以自强为本义求索船炮的过程，在内忧外患相舛结的时势中却非常奇异地要从内战中的认知船炮和使用船炮开始。对于那一代还没有走出庚申之变阴影的士大夫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悖异。由于外夷渗入内战以上海为源头，因此，那个时候上海及其周边便成为多见洋枪洋炮而且熟识洋枪洋炮的地方。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入苏南，从长江中游走向长江下游，同时是在从内地走向洋人丛集的沿海和口岸。与一年以前胡林翼被“鼓轮西上”的洋船逼得吐血相比，淮军由江路援吴，借的是英国人的轮船。起家翰林的李鸿章因此置身于以蒸汽作动力的运输机器之中，与锅炉、机轴、烟焰、水汽一路做伴，他称作“舍陆登舟，用夷变夏”。由此获得感知显然要更深一层。当他进入上海后，曾自比“以孤军与方外杂处”，以形容举目四顾之多见夷人夷事。在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中，“方外”就是化外，置西人于“方外”，正是明示其不在礼法范围之内。而以此作中西之比，亦见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尚未全脱旧日的懵懂。然而正是这种空间上的切近“方外”，使他能够在东南群帅中最先直接触到洋枪洋炮，并常常目睹“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的场面，为之心动色动，惊叹交集，并尤其瞩目于“落地开花炸弹”，比之为“神技”。因此，在他当日的文字里，这些物事都成为一遍一遍地被叙述和描写的东西，叙述和描写都归结于“洋人火器攻城夺垒及船上开用实为无敌”。在上海及其周边，西人“助顺”，洋枪洋炮打的都是太平天国。所以对李鸿章和淮军来说，这些场面是一种示范。然而太平军久踞苏南，地近口岸，于西人之长技多年习知熏染之后，已是中国人中先得风气的一方。他们不仅接受了一个外国人的上帝，而且正在把外国人制造的火器引入军中，并拿来就用。在这个过程中，曾有一群一群的西方人乐为太平天国所雇用，站在“天父天兄之教”一面用洋枪打官兵；同时是逐利的“牛芒鬼子”（外国生意人）成了战争里的商业中介，用整船整船的军火换一堆一堆的银子。而后，李秀成麾下的太平军便成为内战中大规模使用洋枪洋炮的领先者。初到上海的淮军与之相逢于战场，迎头扑来的不是刀刃与弓箭，而是洋枪连排和弹雨密集。当时李鸿章与曾国荃言苏南兵事，其文字描述感触，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贼中专用洋枪”，出手悍厉，“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这些话所表达的也是心动色动和惊叹交集。因此，对于李鸿章和淮军来说，太平天国手中的洋枪连排和弹雨密集同样是一种示范。淮军从安徽到上海，大半出自皖北的乡团。这些人在当地惯于筑土围子打烂仗，用熟了的都是老兵器和旧兵器。一旦置于洋枪炸炮之间，不能不相形见绌而窳陋毕现。然则西人的示范和太平天国的示范都说明，与湘军久战的长江中游比，地处长江下游的苏南战场已显然不同地正变成一个以利器制断人力和人功的地方。由于外夷渗入内战和洋枪洋炮移入内战，内战的过程便成了以生死成败为具体实例，以演绎西法摧锄土法的过程。由此显示的原因与结果使人看得明明白白。于是“孤军入沪”的李鸿章在抵达上海四个月之后便开始了“以湘淮纪律参用西洋火器”的变法。这个过程接纳的洋枪洋炮现成地移来了内战中的优势和强势，使原本品类不能入上乘的淮军骎骎乎后来居上，“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比之当日湘军一路厮杀一路苦战的艰难竭蹶，淮军在“进规苏浙”中获得累累军功多半是借西洋巨炮做成的。这是一种独特的阅历，因此曾国藩在奏折里论轮船洋炮的那些道理，李鸿章已更多一层切己的亲知。阅历和亲知融入道理，遂使他成为那个时候中国最热心于洋枪洋炮的人。

李鸿章从上海开始真识洋枪洋炮。但咸同之交的上海又正在成为西方人的群聚之地。生意人、外交官、传教士、军将、佣兵、流氓等等都在这里角智角力，弄出一派五光十色。所以他曾自谓“鸿章到沪以来，竟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荡”。这种借史事作比喻不仅说出了深深的陌生感，而且说出了深深的异己感。援吴的淮军从上海开始走进内战，但援吴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与“中外会防”相交错，因此，这个过程同时也在牵着李鸿章走入洋场里的那个西方人的群落中，“千手千眼”和“十摩十荡”都由此而起，是以先知洋枪洋炮之外，李鸿章又成了东南群帅中最先与西人觌面相识的人。当日先后管带“常胜军”的华尔（Ward，Frederick，Townsend）、白齐文（Burgevine，Henry Andrea）、戈登（Gordon，Charles George），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Hope，Admiral Sir James）、英国水师总兵古伯（Corbett，John Captain），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Staveley，Charles Willian Dunbar）、英国陆路提督伯郎（Brown，Major-General），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卜罗德（Protet，Auguste Lēopold，Admiral），英国驻沪领事夏福礼（Harvey，Frederick B.E.）、副领事马安（Markhan，John）、巴夏礼（Parkes，Sir Harry Smith），法国驻沪领事穆步孙（Mauboussin）、葛笃（Godeaux，Ernest Napoleon Marie）、白来尼（Brenier de Montmorand，Vicomte），美国驻沪领事西华（Seward，George-Frederick），以及总税务司李泰国（Lay Horatio Nelson）、赫德（Hart，Sir Robert）等等都曾与李鸿章以公事作过从往复。而李鸿章感受最深和感慨最多的，则是“与彼族共事，动辄吓诈”而且“骄怯多疑”。由于这种过从往复和折冲争执，在内战的同时，他又一直处于对西方那个世界里的人和事累积的认识之中，并因之而一直处于对庚申之变以后的中西关系累积的认识之中。在当日的中国，这也是一种独特的阅历，所以由此获得的直接性、真实性、具体性、细节性同样是更多一层切己的亲知。然而知之深则思之深，思之深则忧之深，累积的认识常常又是累积的逼迫，累积的忿郁和累积的紧张。同治元年（1862）他在一封信里说：“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惟所欲为”，而“今日新闻纸有云上海各国人众，设有事故，何人管束？不如将上海地界全归外国管理，与华官无涉，方才周妥”。又在另一封信里说：“上海虽隶属版图，官民久归心洋人，若不知中国之人尚能办事，中国之兵尚能打仗者。”显然都是言次愤懑。前一段话说明：中国人的夷夏之防已经在西方人的暴力打击下破碎，与之递连而来的则是正在进入中国社会的西方人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意志当成了支配的意志。这种“惟所欲为”的冲动以及由之促成的啃噬和侵食随彼族而来，与彼族俱存，以此发为“新闻纸”的议论，便成为中国人面对的胁迫；后一段话则说明了在西人物力所到的地方，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心理失范和轻重失衡。李鸿章从安庆到上海，一开始就夹处于这种胁迫之下与失范和失衡之间，以“鄙人不幸，适乘其敝”为一身之苦恼。而由苏南举目四顾，则“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在更远的地方，是西人挟利器强兵“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在这种不宁的景象里，中西之间的战火虽已止息，但西人以船坚炮利为长技笼罩四面八方，犹在咄咄逼来而进取不息之中，笼罩和逼来都是中国人的困蹙。由此催生的“后患不可思议”则是一种深忧世运的心不能安，在西洋火器“实为无敌”的反衬之下又是一种不可去怀的心不能安。因此，时当湘军、淮军与太平天国仍在东南酣战不息之际，李鸿章以“后患”比当下，已非常明白“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用利害轻重相衡，显然是后者比前者更可怕。同一个意思，曾国藩曾称作“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

由于“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因此，从内战中开始的认知枪炮和使用枪炮的过程，同时又会是一个在深处里不断指目外夷的过程，一个寄托了中华颉颃西洋之想的过程。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太仓一战洋炮破坚之利说起，而主题则在中国的自强：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口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烂。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密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一个月之后，又在另一封信里说：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彼时他进入苏南刚刚一年，正处于用洋枪洋炮剿杀太平天国的日顺一日之中。而在其思虑之中，由此获得的视野和经验却是被用来比类西人和对付西人的。那一代人身当内忧外患交相缠迫，在这种无地回旋的历史矛盾里，内战因外夷的渗入而成为接纳洋枪洋炮的实际起点，而后，产生于思想之中，并作为一个观念而以思想为存在方式的自强才能层层展布，沿着这个起点转化为一种直观可见的历史事实和陂陀起伏的历史过程。而身当世运起伏之际，这一群从内战中崛起的士大夫便命定地成了这个过程里的先导者。

咸丰十一年（1861）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以“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为职志。因此，“内军械所”显然是承接了一年以前“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奏议而来的。然而当日“师夷智”而“不假西人”，主持其事的徐寿和华衡芳一个被《清史稿》列入《艺术传》，一个被《清史稿》列入《畴人传》，皆本自“专研博物格致之学”，由“苦心研索”和“以意求之”渐窥西学原委，靠的是无师自通，其间不会没有初学的窒滞和生涩。而与这种窒滞和生涩相映衬的，是西人制器用的是“制器之器”，但“内军械所”没有制器之器。所以“师夷智”而“不假西人”，既见其程功之切，也常常见其“程功之难”。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出北门看华衡芳所作炸炮，放十余炮，皆无所见”。次月正月又说：“看丁道杰演炸炮，大小五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与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相比，都不能算是已经成功。“炸炮”之外，还有“全用汉人，未雇洋匠”造成的一艘“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也是尚在“师夷智”的半途之中。内军械所的“造炮”和“制船”，并没有在实用的意义上收获初想中的船和炮；但由“皆无所见”与“不得甚法”，却又已收获一种深入了一层的亲知和真知，使无师自通的中国人同“夷智”更趋近一步。于是“皆无所见”和“不甚得法”之后，容闳奉派出洋采办机器，去寻求万里之外的制器之器。与曾国藩在安庆观看炸炮前后相近，驻上海的李鸿章已开始“雇佣英、法兵弁通习军器者仿照制办”西人之军器，同时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由此形成的制作机构以出产“开花炮弹、自然火”为大宗，因此在当时的叙述里被称作“西洋炮局”，而在后来的叙述里被称作“上海洋炮局”。由于李鸿章直接雇用了“通习军器”的外国人，从这里造出来的东西便无须经过内军械所那一段“以意求之”的暗中摸索，而自能合乎西洋制器的程式，并能径直用入攻城夺垒之中。所以，比之内军械所日后的不见传承，上海洋炮局则随李鸿章迁苏州而一变为苏州洋炮局，又随李鸿章迁南京而再变为金陵制造局，一路蜕变而且一路扩大。在安庆和上海之外，左宗棠领兵由江西入浙江，一步一步从浙南打到浙东，遂与英国人和和法国人的“洋军”相遇于宁波。随后，同李鸿章一样，他也成了东南将帅中最早从战场上亲炙西洋火器的人物之一。由此触发的同一种抱负，又使他沿着同一种理路去“考求西国机器制造”，并在同治三年（1864）曾“觅匠仿造小轮船，行模初具，试之西湖”。这种“行模初具”的轮船显然也没有越出“不甚得法”的范围，然而由因果说历史，则三年之后鸠工兴造的福州船政局正是以此为源头的。这些人以各不相同的个人风格各自立一种样式，而由此连成并由此显示的却是一种群体共有的意愿和群体共有的旨义。当容闳采办的机器由轮船运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太平天国被扑灭的一年之后了，而“专办制造”的丁日昌刚刚购进虹口的“洋人机器铁厂一座”。随后运来的机器并入铁厂的机器，在黄埔江边合为规模可观的江南制造局，而原本以安庆为渊源的那一脉也随之而汇入了上海。时当同治初年，安庆、上海、杭州以及稍后的福州都在谋中国人的船炮以回应西方人的船炮。于是，在庚申之变后，东南便成为以自强为中心的这一段历史发轫的地方，并因之而成为当日洋务的深度所在和重荷所在。三

曾国藩设内军械所，李鸿章办西洋炮局，左宗棠在西湖里造轮船，以及容闳采办西洋机器和丁日昌收购外国人的铁厂，都不是奉旨而作，而是事后奏报。其间的立意和主导始终在于疆吏的自行其是。容闳后来说，他在安庆谒曾国藩而后受命“购买机器”，此行所用的六万八千两银子凭的是“公文”两件，“半领于上海道，半领于广东藩司”，显然都出于曾国藩的一手指拨。而据李鸿章的叙述，其时他在上海办西洋炮局，经费来自“军需节省项下”；购买机器铁厂所用的官帑二万两，则由上海道“筹借之款项”给发，皆无关于管度支的户部。虽说其笔下的“节省”和“筹借”因没有章程可以比对稽核而显得非常含糊，但造船炮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每一步都要用银子作铺垫并且都在用银子作铺垫，然则以当日的实事作对照，显见得疆吏能够自行其是，本在于疆吏手中已经具有支配地方财政的足够权力。因此“节省”、“筹借”都不可用字面意义作释读。而曾国藩的指拨不仅能够调度管属之下的上海道，而且能够越境伸入广东，是因为广东的厘金正在协济湘军，由此一重空间上的跨度，其臂力又比李鸿章更大了一点。清代治国惯于用“例”，胡林翼称之为“天下之督、抚、藩、臬，一差一缺，无一不照例而行”。然则依“例”治天下，便是以“例”笼罩天下而没有一点可以自为伸张的余地。但内军械所、西洋炮局和江南制造局以“师夷智”为开端而别立洋务之名，做的都是于古无征的事。因此，与守“例”的户部相比，在洋务初起之日，这种不守例的疆吏调度地方财政的权力更能成全和成就于古无征。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奏报“同治三年七月起截至四年五月底”的“苏沪军需案”，开列的名目里分别有“洋枪炮队教练、各营中外弁勇教习辛工口粮”，“轮船中外水手人等工食”，“购买外洋各项军火”，以及“制造西洋炮火各局工匠物料、并京营弁兵薪粮”。这些名目都已越出了户部本来设定的范围，遂成其自始即在“例”外而不可用旧例相稽核，是以数十万银子在用完之后能够以奏疏里的几行文字作了结，其间的来龙去脉都不由朝廷主宰，而由疆吏主宰。因此，在东南开先例的这种具体的历史过程之中，晚清大半的洋务事业从一开始便明显不仅发端于地方而且依附于地方。

洋务依附于地方，还因为这些在自强的意愿下催生出来的机构，最初常常是由疆吏的幕府助产，并常常是与疆吏的幕府连在一起的。曾国藩设内军械所，就“师夷智”而言已是前所未有，但在当日军中，新起的内军械所与分属粮台的“军械所”一样，都是幕府里的一个部门。因此徐寿、华蘅芳管制造，皆以幕客受曾国藩“檄委”。李鸿章办西洋炮局，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是以远在广东的丁日昌被“催调”到上海，以“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的职衔为淮军督办造军火的事，一身承当的正是幕府的差使。与他同时还有英国军医马格里（MaCartney，Sir Samuel Halliday）改行入洋炮局，由此改变身份，遂成了最早进入淮军幕府的西方人。稍后左宗棠“引洋将德克碑、日意格”讲求军器和自造轮船，其间的人和事应当也在幕府范围之中。由于这些以“所”和“局”立名的机构与疆吏的幕府连在一起，所以李鸿章才能够把他创置的洋炮局带着到苏州，带着到南京。而这个过程留下的历史渊源则会化作一种长久的影响和控驭。直到李鸿章北上任直隶总督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宁局仍然是他可以伸手调度的东西，主局事的马格里因之而须得“同时应付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后来马格里监造的洋炮爆炸并致七名士兵丧命，其“督管金陵制造局”一职也是由远在华北的李鸿章撤掉的。管局务的人物与李鸿章之间的这种不能用旧日章程相度量的关系，显然是从内战中的幕府里沿袭下来的。而它一旦由幕府产出，便已自成一种章法而不断地伸展于此后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之中。庚申之变以后，中国人不得不造船炮，而后是造炮船不得不立机构。就自强的本义而言，这种机构应当是国家的，但在19世纪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官制和地方政府的官制都固结已久，没有一点缝隙可以蘖生出这种别开生面和别创一格的东西。所以，正是疆吏从内战中获得权力和幕府制度从内战中获得张力，在国家官制以外提供一个空间，使这种别开生面和别创一格的东西能够产生并且与中国社会缝接起来。在这个过程里，权力和张力都助成了那一代疆吏引人瞩目的历史主动性。然而这个过程又实现于疆吏的各自为政之中，因此由这个过程催生出来的机构虽以官局为存在形态，却始终与既有的国家体制和官制隔了一层，它们不是从那里生出来的，所以它们在那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后是总办、会办、提调、委员一类名目与“局务”俱起，成了效西法以图自强的职责之所在和权力之所在。与之相匹配的，是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多年里，涉入于造船造炮之间的大半是一群一群候补的道、府官员。因为不入官制，所以洋务中的官局不是缺分而是差使，其间的去就便无须由朝旨调派，而只须由疆吏札委并惯于由疆吏札委。在朝廷支配不到的地方，疆吏的就近支配遂成了一种能够延续不断的东西。是以左宗棠作两江总督管辖江南制造局之日，曾以“局员并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为理所当然。于是，与疆吏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性同时存在而且正相对应的，是疆吏用管幕府的办法管洋务机构成了三十多年里的常态。而与之相因果的，则是各色洋务机构的盛衰起伏又常常要随疆吏为转移。丁宝桢作川督之日曾设“机器总局”，以铸枪为当时的要务。但继任的刘秉璋另立一种尺度，他用自己的尺度作考校，则期期以为用“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投入产出之间太过不相对称，“遂将川省机器局暂行停铸”。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张之洞以两广总督开府广州，一手“筹设”了“粤省枪炮厂”。迨奉旨迁湖广总督，即“请移设枪炮厂于鄂省”。彼时虽然已在光绪朝中叶，但就张之洞喜欢把东西带了走而且可以带了走而言，其行事的路数与同治初年的李鸿章正是一样的。前一个例子说的是不同的疆吏可以使同一个官局今昔殊异；后一个例子说的是同一个疆吏可以以一身之来去改变两个地方的洋务格局。这些事实都说明，疆吏用管幕府的办法管造船造炮，便不能不是疆吏用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识断以左右造船造炮。在晚清中国由洋务营造自强的漫长岁月里，这种个人性以及个人性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是贯串于其间的一个历史特点。同治初年王韬作《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已说：我中国幅员万里，地非不广也；生聚三亿，民非不众也；采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奋发，何求不济。然而有其志无其机，弗能为也；有其机无其权，亦弗能为也；有其权无其人，并弗能为也。今此三者皆举而集之阁下之一身，天亦若迟回审顾，至今日而始委之阁下。他由“志”说到“机”，由“机”说到“权”，而最后归结于“人”。既反照了内战中国家权力下移的走向，又说明了在他心目中崛起于内战的这代人与前人的不一样。至同治末年李鸿章致书沈葆桢，则直言“近世非疆吏不能治军办事，惟所欲为，弟虽为畿省贫瘠所困，仍日盼我公兼圻东南，宏斯远膜，一振颓纲”，指的也是疆吏之可以有为和未必每个疆吏都真能有为。两者说的都是这种由疆吏的权力造成的洋务中的个人性，而从后来追溯初始，则洋务中的个人性与洋务中的历史主动性一样，都是由庚申之变以后先造枪炮的东南将帅，在既定的时势和环境中开此一层新义的。两者在他们手里分不开来，因此，后起者身当同样的时势和环境之中而相承于一脉之间，两者在他们的手里也分不开来。

内战中崛起的这一群士大夫以其造船造炮的事功开一世风气，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是当日中国最先自觉地回答和回应西方冲击的人物。在这种自觉的回答和回应里，本源古老的经世之学成为一种津筏，使中国人能够由此入彼，从熟悉的时务走进了不熟悉的洋务。而后，以暴力开始的中西交往才可能演化为曲折而坎坷的文化与文化的交往。因此他们的心路、理路和回答、回应，都记录了中西交逢的漫漫长途里中国人艰难越过的一个历史环节。从中英鸦片战争算起，这是一个用了二十多年才得以越过的环节。二十多年之间历经三朝，士大夫纷纷前仆后蹶于西方人带来的冲击之下。然而在两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站起来回应西人的这个群体仍然出自中国士大夫之中，出自传统和文化留给士人的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和事功意识之中。这个过程说明：当一个民族对外来的侵逼作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文化一定会成为一种支撑精神的力量，而后创巨痛深才可能化为负重远走的强毅力行。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在奏议里说：“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他所表达的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四个月之后，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陈说中西之间“练兵制器相去太远”而发心“苦做下学功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其归结之词则以“吾师弟在位一日，则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为天经地义之理。他所表达的也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在那个时候以军功起于东南的人物群里，这是一种心同理同。因此，左宗棠创福州船政局之日，曾言之直白地说过：始造轮船“其事较买为难，其费较买为巨”，且“事属创举，成否未可预知”。是以“此局之定，爱臣者多以异时咎责为臣虑，局外阻扰为臣疑”，以利害相权衡实非私计之得。然而舍一己之私而言自强之旨，显见得设局造船“事在必行，万无中止之理”。以理之所在为义无可辞，则不能不“尽心经画，共观厥成”，而身任其事，“如有差缪，当自请朝廷严加议处而已”。随后继左宗棠经营船政的是沈葆桢，他在受命之际已洞见种种艰难窒苦，牵出忧思百结，而终究不肯引身远避。其心中的那一点淋漓元气全在于“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显然也是在屈身负重。这些人以此为群体意识，并以此度量世间之是非情理。所以后来张之洞办洋务以用钱多而受讥议，刘坤一心中不平，言之慨然曰：“近来官场多自了汉，只图和平养禄，安知经国远猷，香帅之才足以振举一世，其所办煤铁独具手眼，实为时务所急需。若因此稍有糜费而合力挠之、挤之，使其功亏一篑，以快外国人之心，谓我无能为役，沮中国人之气，以后不敢担当，似非计之得也”。其间的着重处无疑是以“自了”比“担当”。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各自的议论发抒都说明，在这些人身上始终有着一种中国文化铸就的人文品格，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自愿。当自强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排难发轫之日，这些都成了内在的催动和力量。在二千年儒学的思想灌溉之后，以天下为己任本来久已成为中国士人心目中至上的观念之一。但18世纪绵延的文字狱里，这种观念又曾被君权当作有意摧锄的东西之一。而后是文祸悬迫下的清儒长久地远离了这个题目。以此为反衬，则这些人身在时世艰难之中而各以“卧薪尝胆”期“百世利赖”为一己之任，正反照了儒学精神里“士不可以不弘毅”的这一面二百多年间抑而后伸，在内忧外患的召唤之下重回世间，并节节发皇于内忧外患的交迫之中。因此，19世纪60年代由船炮开始寻求自强的过程里，冲击来自西方，而回应则出自中国人的文化和社会。与此相对称的，是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士大夫历史地成了这个过程中的主体。而借助于这种由船炮开始寻求自强的过程，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才获得了一种真实的历史起点。（2006年）

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

中英鸦片战争和鸦片战争二十年之后的英法联军之役，中国人都曾惯性地用自己的历史经验来对付西方人。这个过程当中西交逢和冲突之初，其间由已知推断未知，历史提供的经验遂成为一种现成的尺度和唯一可以凭藉的尺度。然而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迨攻破京城的英法联军打碎了夷夏之防，从而打碎了历史经验构筑起来的识度和视野以后，中国人便不得不直接面对西方人带来的那个非常具体而又非常陌生的世界。这是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又是一个正在咄咄逼入的世界。而后开始的，是中国人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漫漫长路。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2月），刚刚做了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日记里以“英吉利豕突定海”叙述正发生于东南沿海的中英战争，并直捷地比为“逆夷性同犬羊”。与之相类，咸丰十年九月（1860年10月），奉旨议和的奕訢一面与西人折冲周旋，一面在奏议中以“腥羶已满都城”称已经入京的英法联军，又以“譬诸犬羊，时吠时驯”描写与西人折冲的情状。两者相隔十九年，而被他们引入笔底的“豕”、“犬羊”和“腥羶”，显然都是在用族类之辨的蔑视来表达人心中的憎恶和愤恨。这种由族类之辨派生的深深蔑视里，内含着中国历史中因久经西北边患而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成见，因此以之施诸当日的西人，是不可证明而又无须证明，人人能懂而且人人都信。以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作观照，夷夏之界是一种礼义之界。孟子曾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他所指为“几希”的那一点东西便是由人性中的善端存养而成的礼义。儒学用人禽之分譬人与人之间的不相同，意在作提撕而劝进德，但由此引申而入夷夏之分、夷夏之辨和夷夏之争，则被看作缺乏礼义的夷狄常常会在中国人的成见里径直被比作犬羊而归于人性中的异类，其本义中的德性一面亦在抵拒和防堵之中转化作了敌忾。这一层意思，南宋以后尤其明显。而影响所及，以至于日后朝鲜的大院君对日本使臣说的也是“西夷乃是禽兽”。曾国藩称西人为犬羊和奕訢称西人为犬羊，都是沿着这种熟知的理路，而以礼义傲视没有礼义为当然。然而此日的西人已非旧时之夷狄，他们与中国人相交往，常常在船坚炮利之外还能够显示自己的义法、守则和规矩，并以此冲击中国人得自于历史传承的思维惯性。《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奕訢目睹英国人和法国人“退回天津，纷纷南驶”，奏报说“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比之“论者引历代夷患”相推衍的陈陈相因，显见得是此日之事“与前代之事稍异”。这些话里有一种对于久被比类于前代夷狄的西人做出了不同于前代夷狄之事的惊讶。在奕訢之后，曾国藩看西人也有过同样的惊讶。同治元年（1862）他在一封信里说：“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然后慨乎言之曰“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以“君子之行”称西人，表达的也是所见所闻出于预想之外。这两段话所举的“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和交还“代收海关之税”都说明，使奕訢和曾国藩惊讶的是西方人同他们心目中的汉唐之匈奴回纥大不一样。他们用历史经验比照当日的中西交往与冲突，而后知道旧有的观念已经罩不住眼前的西方人了，本来被归入犬羊的西方人正是这样与“信义”和“君子之行”联结起来的。在用惯了的尺度里，这是一种不合尺度，而后惊讶才能够演化为思考。与他们相比，在内战中避地上海，之后又出入乎中外会防之间的苏南绅士冯桂芬，则因其先入洋场而能更早地直观西人面目，也更早地知道西人别成一个世界而不在中国人的成见和经验之内，他说：“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国群起而攻之，钳制之，使不得不信也”。比之奕訢和曾国藩各以具体性为实例，他所做的已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概括，并因之而内含着更多的深刻性。虽说这种“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的“动辄称理”未必真有道理和总有道理，但由此展示的却是西方那个世界里的礼义。对于久居历史成见之中的中国士大夫来说，西人在船坚炮利之外显现出来的这一面如同船坚炮利一样，也是一种深深的冲击。身在冲击之中，而后是成见不得不变。因此，从他们开始，中国士大夫之留心时务者指述西人西事之际遂越来越少地借用犬羊和夷狄作比类。在同治朝和光绪朝里，夷夏之辨淡退的地方，起而代之的便是华洋对举和华洋对峙，以观念而论，这是一种显著的变化。当日中英《天津条约》里曾特地立各式公文“不得提书夷字”一节，以表达西人对中国的制束。然而与发生于中国人一面的这种观念的变化相比，则显见得制束始终是认识过程之外的一种东西，中国士大夫中的先识时务者能够一步一步走出历史经验之外，其观念的新旧变迁其实是一种自我变迁，并因之而是一种具体地形成和实现于那一代人真实的认识过程之中的变迁。

由于这种观念的变迁实现于真实的认识过程之中，因此观念的改变会促成中国人自己省视自己和自己改变自己，并一步一步地促成中国人用历史经验之外的方式来应付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同治六年（1867）朝旨令“滨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将军、督抚、大臣”群议“预筹修约事宜”。其中的要目之一是外国使节入觐皇帝。在中西之间交通往来的历史里，这已经是一个老题目了。从18世纪以来，西方人在这个题目之下要的是一方与另一方的往来，中国人在这个题目之下要的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叩头（跪拜），后者惯于俯视，而前者却不肯仰视。两者各有自己的理由，而两种理由之间则不可兼容。由此形成的死结曾不止一次地牵出过中西之间的冲撞，时至此日，已是西国使节引条约权利一定要觐见，而中国皇帝困于成例则不肯受觐见。其间曾有过士大夫作章奏申论其中的是非和事理，而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轻议这一套“列圣召见外人”留下的“仪制”和“典章”。但当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对西方世界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后，“仪制”和“典章”便成了可议和应议的东西。所以左宗棠应诏复奏，于此一节尤其思之用心而言之明切：就中国一面而言，“自古帝王不能胥外国而臣之，于是有均敌之国。既许其均敌矣，自不必以中国礼法苛之，强其从我。”而就“泰西诸国”一面言之，其“君臣之礼本极简略。尝于无意中询知，岛人见其国主，实无拜跪之事”。因此“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使臣行拜跪礼”，则将致“使臣未必遵依”而中国“于义无取”。在以觐见为主题的庙堂议论里，他第一次把外国人的道理认真地当成了一种道理。遂使“列圣”留给后人的“仪制”和“典章”，在另一种道理的比照之下都失掉了统括中外的笼罩力。稍后曾国藩复奏“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其间有一段也专门说到入觐，以为“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昭坦白而示优容”，就事论理之间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时当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将军、督抚、大臣的群议里，左宗棠和曾国藩的意见并不占多数，更多的人精神上犹在“天朝”对“四裔”之中而未完全走出来。但与刚刚过去的道、咸两朝历史相比，他们的意见又已醒目地显示了一种正在到来的变化。七年之前，英法联军次第退出北京之后，主持议和的奕訢曾“会同留京王大臣等合词吁请”走逃热河的咸丰帝“回銮”。然而咸丰帝答以“览奏具见悃忱”而不肯为“吁请”所动。他怕的是与西方人见面：“然退兵后，而各国夷酋尚有驻京者，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诸事既未妥协，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彼时和约已经签订而洋兵已经远走，然则咸丰帝的回答以“亲递国书”为“挟制”，使他既疑且惧的正是西人不肯遵中国的“仪制”和“典章”。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已经没有力量用中国礼法控驭西方人，但作为从祖宗手中承接了“天朝体制”的中国君主，他又不甘心承受不入中国礼法控驭的西方人。中国虽然战败，而帝王仍在俯视西方。于是以此为阻格，在中国皇帝与西方使节之间，从而在热河与北京之间形成了一个和议已成而断裂依旧的僵局。一年之后，这个僵局最终因咸丰帝的身死而被打破，但从热河回到北京的却已是一口灵柩了。他始终在固守先人留下来的观念，因此，其生与死之间，比帝王意志更有力量的其实是历史留下来的回声。若以咸丰十年（1860）这一段庙堂里的历史为典型，则同治六年（1867）的章奏议论显然是在别开一种思维和理路。在这种思维和理路里，“均敌”和“敌国”所表达的都是对等和平等。当日士大夫中以自强为抱负而一身绾接中西的人们因之而能够脱出天朝体制，不再用俯视之态看西人。同治元年（1862）赫德过安庆，曾国藩受奕訢之嘱，亲自答拜“以示稍优”。彼时李鸿章初入上海，曾致书论此事，专门剖分“交接外人”的“礼节”之尊卑，而以“过于谦退”为谏。虽说彼时赫德已是中国政府的雇员，而李鸿章以中外分彼己，则首先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彼族。其间的思维路向非常明白地还没有全脱旧日轨迹。曾国藩回信说：“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在税饷之盈拙，尤不在体制之崇卑”。他不能忘创巨痛深，因此他不能忘“求胜于洋”，而其着眼之处则已比“体制”更深了一层。在中国官场与外国远人之间，“体制之崇卑”曾经是一种反映中外之崇卑的东西，但当“体制之崇卑”已不能反映中外之崇卑之后，曾国藩宁可自己卸下架子。与李鸿章说“礼节”的那些道理相比，他的话无疑更切近于正在丕变的世务。因此李鸿章便成了受教的一方。

在这个过程里，曾经以犬羊说夷夏而又以夷夏比中西的中国人正在从实证中获得过去所没有的感知和认知，并一节一节地改变了历史留下来的成见。而后是久有的茫昧和懵懂随着成见的改变而日渐消退。在晚清的思想史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从而是一种新陈代谢。然而，当中国人开始不再以俯视西人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与之逆向而来并成为直接对比的，是曾经用暴力向中国人勒取平等和对等的西方人，却又在源源不绝地带入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蔑视与俯视。在中西交往的历史过程里，这一面同样引人注目。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刚刚开始谋“修约”，外相巴麦尊（Palmerstor Lord）已把中国归于“半开化”里，在当日西方世界的标准里，便是指人的下等和文化的下等。后来英法联军北上，一路随行而且参与了《天津条约》谈判的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卫三畏（Williams，Samuel Wells）在当时的日记里说中国，所用的指称是“这个蒙昧的民族”。比之“半开化”，则“蒙昧”又更加等而下之。在他之后，还有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把已是自己雇主的中国人叫做“亚洲的野蛮人”。至60年代末，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劳文罗斯（Browne，J.Ross）以主张“强硬”得一时之名，而其立论的主题则常在于对中国的鄙薄：“事实上，中国与其他文明国家根本不是相等的国家；并且在优越者对待低劣者的关系上，必须是使用武力来使这个国家开放”。在其意中，显然是西人的一派蔑视又是可以直接召唤暴力和化作暴力的东西。在这些把独断作为判断的推论里，西方人笔下的“半开化”、“蒙昧”、“野蛮”，以及非文明和“低劣”，都是在把西方人的尺度作为度量四海之通则，以深深地睨视中国和整体上丑诋中国。在那个时候，最喜欢对中国作通盘论断的大半都是传教士与外交官，但就其对中国人的社会和中国人的历史文化犹在门外的认知程度来说，则由此表达出来的只能是一种自觉的傲慢和无端的傲慢，而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明却因之而被置入了下等之中和开化之外。显见得贯穿于这种论断之中的，也是缺乏知性的懵懂和偏见。若就其同为懵懂和偏见而言，它们与中国人的夷夏之辨和夷夏之见无疑同属一类，而正在相似和相近之间。因此后来的历史评说常常把这一类东西称作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以明示其不能归入真理和真知的范围之内。但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里，它们却曾经非常真实地成为一种外来的意志和群体的意志，并非常真实地影响着当日的中国人和西方人。70年代初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曾在一则报告里说：“在中国居留的洋人中间，占上风的倾向是在万国的天平上把中国人贬到很低的地位，说他们的智能低得可怜，谴责他们的道德标准，宣称他们死气沉沉，缺乏精力”。他写实地叙述了这种渺视与俯视在西方人中所据有的多数性。而与多数相呼应的，便是西人对于中国作渺视与俯视、评说和论断，常常要从官方文件、往来信函和私人日记中移到各色报纸里，变成彼时以舆论作公开的起伏鼓荡。时当60年代与70年代之交，英国的《标准报》曾说：“英国的优越性使它有权利和责任去管理较低的民族”，所以“千百万中国人民，急需女王政府给他们照亮通往进步的道路”。比之用贬辱丑诋在中西之间分出高低，这段话更进一层，又由高低之分而牵引出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并在“进步”的名义下把这种一厢情愿当作天经地义。之后香港的《孖刺新闻》沿着同一种逻辑发问说：“中国在什么时候才接受外国的统治呢？这好像是目前最大的问题，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是时间问题”。隔了几年之后，上海的西报带着更大的急迫再发问说：“把中国当作文明国家来对待这件事，我们还要忍耐多久呢？”这些议论众声喧哗，而其间的过度优越感不仅与臆想相表里，而且与贪欲相表里，显然都以缺乏理性中正和真实知识为前提，并因此而成为一种实际上的嚣凌喧哓。但当由此宣泄的意识变成四处流布的东西之后，西人的自负文明又常常会引出不可用常理相测度的轻薄和刻薄。70年代中期美国的《纽约时报》曾引“《伦敦时报》北京通讯员文章”评议中国的读书人，其中有一节描述会试场所，说是“看上去有点像个巨大的养猪场”。以猪圈譬文场，虽说描画的是建筑，而反照的则是与这种建筑对应的人，尤其特指中国的读书人。因此，其修辞之际的有心施辱是一目了然的。比这种以文字相轻侮更极端的，还有面对面的轻侮。同光之间任九江关道的沈保靖常与西国商人、外交官打交道，后来言之切齿地告诉别人：“西人侮辱中国官吏无所不至，面与伊言：九江道头上所顶者，乃是乌龟”。与《纽约时报》里的“养猪场”相比较，把“乌龟”用作垢辱之词，其恶意自然又更深了一层。而在与西方人直接过从交往的地方官中，当日有过这种经历的人肯定不会只止一个。丑诋和垢辱，都是西方人在用自己的轻薄来表达自己对于中国人的刻薄。虽说他们自信据有的文明足以傲视野蛮，并自以为正在用文明傲视野蛮，但他们不知中国之贡院的由来和意义径以猪圈为譬；又徒见中国之顶戴不同于西国的章绶而以乌龟为譬，其恶意推比所凭借的大半都是不知不识。与中西交逢之初中国人眼见彼族以船为巢，而揣想其“两腿僵直，跳走不灵”，在圆颅方趾之外别成种类的自为演绎和直接推断相比，都同属没有理路的既悖且惑。然而此日之西人已居强势，其悖惑之中遂又多了一重悍气。比之文明以循理为常态，从这种没有理路的轻薄和刻薄里，常人所见到的便只能是一种与文明不相对称的粗陋和粗暴；一种见不到大智大慧的小智小慧。因此，时当中西杂错而华洋共处之日，两者都决定了西方人的文明又是一种中国人难以消受的东西。

在已经过去的数千年漫长历史里，中国曾多次为外患所困。但与这种船坚炮利造成的窘困显然不同的是，直到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人的文明和文化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另一种文明和文化的冲击、蔑视和压迫。因此，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是无可匹敌的。然而“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向内”。在这种“骎骎向内”的“夷势”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带着越来越多西方的文明和文化络绎而至。而后，在他们所到的地方，曾经无可匹敌的中华文明便第一次遇到了另一种逼入的强势文明。原本久在模糊混沌之中的“英咭唎”、“法朗西”、“花旗”、“红毛”等等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宗教以及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推到了中国人眼前和中国人中间，非常清晰地显示了他们不同于四裔的面目。他们拥有的是一种内含着博大和深厚的文明，并因此而是一种伟大的文明，但在西方人以野蛮和文明分中西之异的无端傲慢与自觉傲慢面前，中国人由这种文明所得到的最初感受和直接感受，大半都来自逼入里的冲击、蔑视、压迫，以及起源于另一个世界的自以为无可匹敌。所以中国人不得不以此为具体的历史起点和真实的历史路径，从被冲击、被蔑视和被压迫中开始认识和判断这种文明。这是一个认识走样、文明也走样的过程；在那个时候，中西文明之间最需要的其实应该是审知和真知，但在那个时候，中西文明之间最难产生的也是审知和真知。而后是两种文明不得不在重重扞格中开始相互对视和艰难交往，而由此引发的精神震荡，常常比船坚炮利会更深一层。于是，从历史经验之内看历史经验之外，一种自信无可匹敌的文明与另一种自信无可匹敌的文明之间，从而一种惯性的优越感和另一种逼入的优越感之间由对峙而角抵，由角抵而冲突，便曾在19世纪后半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社会里多见的现象。从同治年间到光绪年间，曾有过张树声深忿“异类侮慢”，有过奕訢鄙薄“彼族之浇风”，即使是热衷于枪炮的李鸿章也作过“中国文物制度”与“外洋榛狉之俗”的区分。其共有的内涵都出于文化对文化的相激相抗。至士人社会的下层则更易亢激和更多亢激，自西人看去，是士绅“向不与洋人来往，惟时时欲行刻待恨意而轻藐之。”而由此表现出来的轻藐则是一种多数的轻藐。在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自觉地卸下天朝体制那一套旧架子的时候，这种以文化为内涵的对峙、角抵和冲突的同时存在和长久存在，正非常具体地显示了晚清中国这一段历史里特有的歧义性和复杂性，以及由此形成的重重舛错。而其间的一脉漫延又长久地汇入于晚清中国群起于南北之间的教案里，成为反洋教的士民共有的一种精神依托。但比之道咸年间源头长远而古色古香的夷夏之辨，这个时候中西之间的角抵和冲突已广涉价值、观念、宗教、器物和习俗，中国人对逼入的物力冲击和观念冲击作排拒，而其题目已大半都来自历史经验之外。然则以时代内容而论，这种角抵和冲突又同样处在西方人促成的新陈代谢和节节变迁之中，并因之而今时不同往昔。二

与这种文化扞格同时发生而同样不可用历史经验作方比的，是源源而来的西方人以及他们伸手攫取的不止不息，正以其漫无边际而使昔日的“内中国而外夷狄”变成内外交杂混沌而无可界分。当奕訢在北京城里眼看着英法联军退回天津，纷纷南驶，并由此对比前代而发生感想的时候，冯桂芬身在洋人坌集的上海已见得更多，而由此筹想于中外之际也思之更远更深。因此，其时庙堂议论谋划夷务，犹以“杜其窥伺之渐”为愿想，而自冯桂芬看去，则西方人正在带来的那个世界已经是中国人摆脱不了的东西，并因之而是中国人无法“杜其窥伺”的东西。他曾大处着眼而言之透辟地说：贼可灭，夷不可灭也。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若。他说的是一国有盛衰，而由“百夷”汇成的西方世界则始终长存于天地之间，从而始终长存于中国人的眼前和四周。而与这些不可摆脱的“百夷”连在一起的，则一定会是一种了无止境的迫来和逼入，从而是一种无从堵，也无从“杜”的“窥伺”。这个道理不久之后便以沿海沿江华洋交涉里的种种“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为实例，使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弄明白了。咸丰年间的那一场中外战争英法结成联军而来。英国和法国之所以能够结成联军，是前者以扩展通商为要务；后者为传播西教作护法。由于通商与传教成为战争中的意志，因此英法联军战胜之后，通商与传教都随之扬厉恢张而“恣意纵横”，成为60年代之后西方人在中国不断进取的意之所注和力之所注。这个过程在“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的同时，又以其水银泻地一样的无孔不入明了地显示了西方世界的不可摆脱和西人“窥伺”的不可摆脱。当日署理法国公使的伯洛内（Bellonnet，Clande Henri Marie）曾对中国人言之侃侃地说：“所有外国人到中国来有何可贪？亦不过通商、传教二件”。他以西方世界为常态以说明通商传教的惯行之而熟见之。但在此日的中国，则通商传教的自外而入始终是一种强入，并因之而始终是一种翻搅和惊扰。由此激成的动荡遂与之一路伴随而沤浪相逐，此起彼伏，在通商传教所到的地方，层层不息地起于东西南北之间，其中的人情物理皆别成一路而不能用中国人的老办法相对付，与“边患相寻”的“前代之事”作比较，尤见其全不相侔。而后是通商传教都成为中国人的艰难竭蹶。

通商传教成为艰难竭蹶，是因为两者始终都以具体的中国人和普通的中国人为对象。作为一个过程，通商和传教只能实现于这种和一个一个的个体交往之中。因此它们进入中国，便一定会不停地进入内地，进入社会，进入人群，走到中国人的生活空间里面，之后是通商传教都会与中国人的社会和生活交相缠结。咸丰末年张集馨署闽藩，已历数“花奇、佛兰、合众、吕宋、红毛、大西洋英吉利等国，来往贸易”于福州的人多势众。其间因商业上的往来所造成的“夷人与粤人相熟悉”，曾致彼族屡屡涉入闽人与粤人的争斗之中，演为“广商拖欠厘金，偷漏税课，官若绳之以法，夷人则出而左袒”，而“广人与漳、泉人争竞”，则“夷人又袒护广人，而漳、泉人不能心服，寻衅争竞，互有殴伤”。其中醒目例子，是“夷人借炮与广人，助其凶斗”。然后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一片血腥。在这个例子里，西人因通商而入中国，又随贸易利益而卷到地方社会的恩怨之中。而且身入其间，逐利的远人便常常成了造祸患的人。而对于民间社会来说，则相比于打破锁国的门户和藩篱，这种因洋人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空间而造出来的乱象是一种切近的搅动，从而是一种更深入的搅动。庚申之变以后，通商口岸愈多，西人入华愈多，华洋杂处也愈多。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奏议里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而西人之随处麕集游走，皆“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其言次之心不能宁和意不能平，正出于审视既久之后洞见利害而无可措手的焦灼。后一年薛福成“应诏陈言”，说的也是这个题目：“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他用“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说事状，比李鸿章的“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更逼真而且更切入地写出了这个过程里的纠结和无从控驭。在汉唐以来二千多年的“犹有中外界限”之后，是此日西方人走进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之中，已经在实际上淹没旧垠，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没有界限。通商传教的西方人走进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之中，其直接的意义与深层的意义，显然都在于一种远来的异态和无序走进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常态和有序之中。商人到中国来逐取物利，教士到中国来重造信仰，对于中国社会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因此而是中国人既有的和自有的经济结构与精神结构而言，则两者都是在用异态来改变常态，从而都是在用无序冲击有序。而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的没有限度，又会非常容易地使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演为“恃其诈力，要挟多端”，随之是通商传教都变成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逼拶。因此，在西方人一路走来的同时，与之形影相随的常常是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的排拒和堵截。由于通商传教都以具体的中国人和普通的中国人为对象，是以逼入触发的排拒大半起于民间。然而其本性上的异态改变常态和无序冲击有序，却又一定会越出民间，注定要与守护常态与有序的地方权力相撞，并因其冲击而激出地方官的堵截，比之民间社会的骚动，其中又会更多一重士大夫的自觉意识。排拒与堵截产生于同一个源头，所以在当日的历史场景里两者往往声息相通而互为感应。夏燮作《中西纪事》，曾以其亲身经历记述同治初年士民打南昌教堂，赣抚沈葆桢引为大快，称道之曰：“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也”。然后以“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为一身之担当。其心念中的道理显然与打教堂的士民是一样的。一年以后法国传教士由水路到南昌，途中遭遇“聚有多人，抛石迎击，且声言定要害命”，遂不得不掉头“折回九江”。在法国人的这一场来而复去里，一方的驱逐和另一方的被驱逐都实现于群聚一哄之中。但法国公使柏尔德密（Berthemy，Jules Francois Gustave）照会总理衙门，则非常明白地直指“滋事众人内实有该省沈（葆桢）巡抚所辖兵役等人，其为奉行巡抚之命可知”。以照会所提供的情节与夏燮记述的情节作比对，显见得当日发生在南昌的地方民众反西教，其群聚一哄的过程中和身背后一直有着地方官鲜明的个人意向。因此后来江西士人称颂沈葆桢，这一段历史便成为常被渲染的故事。而士人以此称颂地方官，亦见地方官的意向正是当日士大夫共有的意向。因此，在沈葆桢以后，抚闽的丁日昌也卷入过这种排拒与堵截声息相通而互为感应的场面。光绪初年，福州乌石山英国教堂因“圈占公地”并“伤碍全省风水”而被当地人“焚毁。”福建的疆吏事后奏报朝廷说缘由，尤以“前抚臣丁日昌于交卸回籍时，拟以城外电线局空屋基地与之对换，议有头绪”，而洋人反复，又在山上“添造楼屋”为士民激怒之因果。但知悉内情的李鸿章彼时曾致书总署，说是当初丁日昌既与英国领事议“互换”，又特为“访出”当地举人之能够掀动一方者，“令具公呈陈诉妨碍”以期别成声势而用作挟迫。“原系多方设谋，不料事未办成，丁已去任”，而英国之领事“借词延宕”，英国之教士“更添盖洋楼”，遂使找来“具公呈”的人变作领头烧教堂的人。原本的一场筹划也因之走入了“初欲借绅禀以胁制洋人，继则贻口实以激成众怒”的局面。比之疆吏的奏报，李鸿章的信函显然为这个过程里的因果和本相提供了更多的真实性。虽然这个过程里的后半段不在“多方设谋”的预想之中，但这个过程里官与民的指臂相连而动则是非常明白而且非常典型的。在当日的中国，沈葆桢和丁日昌都是能识洋务而先脱否塞的人物。就这一面而言，他们比庚申之变以前中国人由单面看西方，并径直沿用旧法以作深闭固拒已经并不一样。因此“多方设谋”和“胁制洋人”之借用智术，正是在已脱旧日范例而又并无新则可循的时势里别出心裁而自成手段。其间的曲折显然反照了心长力绌下的侷促。然而这类别出心裁的自成手段又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并因此而不能不随个人为转移的权谋和权略，从而是一种全无法则可言的东西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用这种东西对付西方人，说明了他们心目中的西方人仍然不够十足的清晰。在这些场面里，全无法则是与知己而犹未真能知彼相对应的。因此，以沈葆桢和丁日昌为实例，可以看到：时当“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而致西方人不停地进入内地，进入社会，进入人群，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空间和地方社会的生存空间之际，正在辨识西方世界的那一代士大夫与之相迎于狭路，遂不得不在辨识尚未深入的同时，已不得不起而堵截西方人的“纷至沓来”和“盛气凌轹”，而后是应接之际便多见仓猝而生的各凭智术以成手段。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矛盾，因之是一种不可选择的矛盾，而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则那个时候的中西交通和中西交冲又正是实现于这种矛盾之中的。是以在南昌和福州之外，当日地方权力“唆使士民”、“唆使百姓”与阑入的外国人作节节相抵的事便常见于南北之间。其中最厉害的，是同治末年贵州巡抚田兴恕“屡次带兵攻击贵阳等处天主堂”。他以武人管地方，不甚留意于别出心裁以自成手段，举止遂多了一重兵气。其实以吏治而论，同治一朝言路论事，已常常举“军兴以来各省督抚因饷需不给”而“变更成例”，遂“违例征收，苛扰闾阎”，致“民不堪命”；以及听讼“徇情枉断”，致“小民负屈含冤，无从申诉”为大病。由此描画出来的民生和世情，正说明其时在官府和“士民”、“百姓”之间常多怨望丛积。所以，以此映衬这些在中西交冲里起于地方的事实，则这个时候官府与“士民”、“百姓”在排拒堵截之中的彼此因依和联为一体便格外引人注目。这种共有的敌忾因西人所到之处的地方不能太平而生，因此这种共有的敌忾之此起彼伏和绵延不绝，又写照了西人所到之处地方不能太平的程度。

然而由地方应对西人，则排拒和堵截大半是从一地一事而起，也以一地一事为止。绵延不绝和此起彼伏的外观之下，其实都是一个一个不相连接的历史场景。而这种不相连接造成的时间上的有限性和空间上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中西交通和中西交冲里的局部、个别、一隅、片段，并因之而无从伸张和扩展。但在西方人带来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可摆脱之日，排拒和堵截虽起于一地一事，面对的却是出自那个世界，而旨在从整体上笼罩中国的意志。这种意志与暴力相表里，因此，在这种不相对称的颉颃里，局部、个别、一隅、片段都会引出那个世界中的“猖狓”和“鸱张”，并由此演为中西之间的“衅端”。若其间枝蔓旁生，由此及彼，还会导致“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合纵连横。“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之所以成为忧患，说的正是这种由排拒和堵截演为“衅端”的可怕。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后来追叙19世纪60年代末期中英之间的错综关系，曾枚举“短期内发生”的“三桩事件”，以论述当日英国领事对付中国人的排拒堵截，多半喜欢用“炮舰政策”来表达利益和主张。其中一则说：在台湾的台湾港一系列仇恨教会的攻击和当地道台没收了爱利士洋行的一船樟脑之后，吉必勋领事在女王陛下的舰船“阿尔吉琳号”和“巴斯塔得号”保护下，于1868年11月21日占领了当地的港口。这次占领即刻产生了效果，吉必勋不仅取得了损失的赔偿，而且还废除了樟脑的专利权。这个过程写出了19世纪英国人在中国的径情直遂和顾盼自雄。而其时闽浙总督奏告朝廷，则从“台湾樟脑向归官售”说起，以陈明当地贸易的原本有序；次及“怡记英商遣派洋人必麒麟在不通商之梧栖港口岸勾通奸民，设栈收买樟脑，私运出口，致被截留，遭风漂没”的来龙去脉，以胪列西人逐利的伸手过长已出条约之界和因此造成的骚然无序；再及“英国领事兼法国领事吉必勋”依必麒麟指唆，“牵及教堂未结各案，饰禀公使，请调兵船，要挟索赔，任意刁难”，一路里放手强逼而肆无忌惮，用的全是劫法。其层层叙述之中更多了一点细节，因此也更多了一点可以用来判断是非曲直的具体性。然而当“女王陛下的舰船”应英国人的商业利益召唤而到来之后，本地的中国人眼看着“英船在港开炮七次”而不能还手。最后是没有炮船可用的中国政府在外国炮船的裁断下不仅付出了赔款，而且失掉了利权。英法联军之役以后，中西之间已经不在战争状态之中，但这一类因通商传教起衅端而把炮船开来开去的事却常常在发生。吉必勋（Gibson，John）之前，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麦华陀（Medhurst，Sir Walter Henry）已经因扬州的民教冲突动用过“四艘兵舰”；在吉必勋之后，还有英国驻福州的领事辛克莱（Sinclair，Charles A.）“在‘杰娜斯号’舰队司令凯帕尔的有力协助下”，用武力“慑服”当地小岛村民的做法。领事以外交为职分，其本来的位置应在折冲尊俎一面，但在这些场合里，到中国做领事的英国人则显然不喜欢用口舌论是非，而更多地热衷于以尚武为事功。除了英国人之外，在相近的时间里，法国公使罗淑亚（Rochechouart，Louis Jules Emilien，Comte de）也曾以示威为用意，带着“四艘兵船”从上海到南京；稍后又“带大小兵船三只”再到九江。公使比领事承担着更多的外交责任，但罗淑亚也喜好将兵器引入交际以助成事功。西方人用这种把炮船开来开去的办法为自己造出了罩住对手的优势和强势。在那个时候的中西之间，这是一种长在的优势和强势，从而是一种能够从精神上弥漫而且扩张的优势和强势。而作为与之相对的另一头，则是中国人的每一次排拒和堵截皆以局部、个别、一隅、片段为限，遂不得不因此而都被逼入了无可回旋的局迫之中。于是台湾以赔款为了局。而和台湾以赔款为了局同属一类并同归一途的，是排拒和堵截之后的南昌赔款、贵阳赔款、福州“追赔”教士等等。局部、个别、一隅、片段在“牵一发而全神俱动”的逼仄局迫里常常都是这样以中国人的单面吃亏和不断吃亏作平息的。而平息之后，西人的“另生枝节，滋扰地方”已又在催生新的排拒和堵截。当日朝廷屡困于洋人借“衅端”发为咆哮煎逼而无可应对，直面的既苦且厄都在“挑衅之不难，收局之匪易”，其瞻前顾后之际，显然是憎之而且畏之。由此可见，19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里，是中西之间已在交往日深之中，而以这种畸型的方式相交往，则西人不能不依然成为多数中国人眼中和心中的外患。然而视西人为外患，则此日的异态又在于外患不在边隅而在内地；不在远处而在身边。遂使洋人所到的地方，常常是变起于不测的地方，而后是无分士农工商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时人身当其间，以眼见身受比往昔之夷人夷患，当日的景状便都是出乎寻常和匪夷所思。曾国藩因之而有“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之叹，以明言西人的不可方比与中国之穷于应付。而排拒堵截和咆哮煎逼以强弱之对比为此屈彼伸，与之相因果的则是中国政府不得不在自己的疆域里面和社会里面一步一步朝后退。西方人造就了这种畸形的交往方式，他们使中国人与之交往而无可选择，也使与之交往的中国人因苦于应付而对“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的一面识之益深而感之益切。随后奏议描述洋人面目，便常见“论势不论理”、“桀骜缪戾”、“坚忍嗜利”、“恫喝百端”、“反复靡常”，以及“贪纵”、“胁制”、“骄慢”、“缪妄”等等。这些判断出自归纳，而描述的都是西人对于中国的劫持。与奕訢当初所说的西人“犹可以信义笼络”和曾国藩当初所说的“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相对比，这些判断和描述无疑显得非常不一样与非常不对称。但作为那个时候士大夫论洋务的一种共知共喻，这些对于西人鸱张悍悖所作的判断和描述，其中的主要部分和重心所在同样出自奕訢和曾国藩一辈人。两种不一样与不对称的辨识推度都来源于同一群人对当日事实的亲历和亲知，因此两者都应当内含着可靠性与真实性。而其间的不相对称和不能一致，又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具体地反照了西方世界内在的，并因之而是本来的多面性和多重性。然则不相对称和不能一致，正是19世纪后期的中国人对陌生作认知的逐层深入和逐渐扩大。中国人由此而切入了西方世界里的多面性和多重性，也由此而在认识上日益趋近了一个真实的西方世界。这是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因此是一个还没有被完全弄明白的世界。然而在外来的侵逼勒迫层出不穷而起，并随西人的深入正在由边界之外移到中国人的疆域之内和社会深处之日，则这个世界不仅是严酷的，而且是不能用排拒和堵截的办法把它同自己切割开来的。三

同治末年，李鸿章说：“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而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奕訢说：“从古驭外之道，非扫穴犁庭，我诚有以制彼，即闭关却敌，使彼无以乘我”，而在庚申之变以后的中国是两者皆已无法做到。他们说的都是西人的浸灌之不可杜塞和西人的缠绕之不可脱解。其意思正与冯桂芬说夷务的识断非常接近。但比之冯桂芬的旁观环视，则这些话出自他们积累的个人体验，又多了一层局中人备尝磨难之后的甘苦和愤郁。由于中国人不能用排拒堵截的办法立界限，把自己同西方人和他们带来的那个世界从空间上分隔开来，于是中国人便不能不在自己的土地上行步蹙促，与西方人的“纵横出入”艰难地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这种被李鸿章称作“同居而异心”的状态是西方人用两次战争锻造出来的，所以“同居而异心”的背后始终蹲伏着战争的阴影。然而就其历史内容而论，则是“同居而异心”对中国人所造成的影响比直接的，并因之而是有限度的战争更富广度与深度，这种广度和深度所展现的是一个没有间歇也没有尽头的过程；一个从内里影响和限制中国的过程；一个在侵蚀和抵拒的纷争中颠簸地延续的过程；从而是一个西方人拖着中国一步一步卷入世路动荡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些历史内容都在使中国脱出常轨，因此这些历史内容都是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所不能容纳的。但与西人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这些历史内容却又已不可逆转地与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连在一起了。对于那一代被强推硬拽着进入这个过程的中国人来说，由此形成的局蹐是一种真正的困境和深深的困境。随后，在越过了蔑视、愤怒、畏惧、痛恶和惊讶之后，是那一代人在深深的困境中产生和形成的深深的困境意识。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由“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对举作起讲，以筹议“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他笔下的“变局”一词显然是从困境意识里派生出来的。次年奕譞作奏论，说“夷务为中原千古变局”；世铎作奏论，说“庚申以来”是“千古未有之变局”。这两个人彼时尚不在深究洋务之列，而瞻顾于中西之间，他们同李鸿章一样，用来作写照的也是同样的东西。此后王先谦论时务，以西国合纵“构难中土”为“千古未有之创局”，又以“千古未有之创局”为中国人的“智勇俱困之秋”。就其辞意所指，“创局”一词本义应当是与“变局”同归一类之内的。在这些人以外发议论而与之成为共鸣和群鸣的，还有李宗羲说的“千古未有之创局”；罗应旒说的“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曾纪泽说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薛福成说的“亘古未有之奇局”，等等。而郭嵩焘使西归来之后因事赋诗，则曾用“万国梯航成创局”作咏叹，以表达中西交往和交冲所造成的奇异。相比于他的同一辈人，其咏叹之中当然已多了一种个人的阅历。李鸿章、奕譞、世铎、王先谦、李宗羲、罗应旒、曾纪泽、薛福成和郭嵩焘分属亲王、疆吏、京官、候补道与出使大臣，其各自的见识和取向原本不尽一样，然而他们引以指称世相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俱困之秋”说的却是同一个意思。以“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为背景，其间的每一个词汇所映照的都是从未有过而正在发生的巨变和剧变。这是一种由西方人主宰而为中国人不识的巨变和剧变，因此，与之俱来而最为显目的便是那代人在困境里的周章和徊徨。薛福成曾有一段文字非常典型地写出了这种周章和徊徨笼罩下的心头潮动：盖事变如此之棘，时局如此之艰，皆肇端于此数十年内。自开辟以来神圣之所缔造，文物之所弥纶，莫如中国。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厌；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之，则异地而俗有所隔。这一段文字之所以典型，是因为这一段文字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那代人心目中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俱困之秋”，从而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当日困境意识的涵义所在和紧张所在。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此数十年内”，士大夫与彼族作往还，已历经了战争与议和，会剿与折冲，排拒堵截与排拒堵截之后的“收局匪易”，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有过挫顿和窘迫，同时是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获得了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都出于彼己之比，因此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重心都在中西之比。然而以“巢、燧、羲、轩”和“尧、舜、周、孔”为典范与西人“环逼”下的中国相对比而说异同，则显然是中西之比的重心已移到了古今之比一面。这种从横看变为竖看的移易说明，在晚清中国的思想历史里，中国人的认识过程和认识逻辑是先作中西之比，后识古今之比。由中西而古今，是一个观念变为另一个观念。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显示的是差异，而后者显示的是嬗递，就认识的程度和向度而言，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嬗递所内含的是历史的时序，因此，当“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来描述当时人心目中的巨变和剧变的时候，郁结于他们困境意识的深处，并通过这种困境意识而表现出来的，其实已是他们在屡经扞格之后获得的时代意识了。虽说当时初生的时代意识里还有许多朦胧和悬想，但由此提供的理路，却能够使中国人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比里内涵着的古今之比，并因之而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争的真义和要害皆在古今之异。而后，中国人不得不学着用古今之异来理解和应接中西之争，时人谓之“风会所趋，虽造化之奇，亦若听命于智巧之数，其不能不相随转移者，时也，势也”。然则以“相随转移”说世局，显见得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才得以惨淡经营而周延铺展；也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为古今之比所牵引，其追求自强的一路起伏同时又非常艰难地促成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但时代意识与困境意识相表里，又十分明白地写照了这种逼扼下出现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一种在张皇里移来的近代化。逼扼和移来都决定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由近代化促成的中国社会新旧嬗递的漫漫长路将不仅会是多难的和崎岖的，并且会是扭曲的和变形的。而贯穿于其间的则始终是延续于人心中的周章与徊徨。（2006年）

19世纪后期中国的绅士和绅权

明代绅权盛于地方，江南尤甚。至清初则其势一窒而备受重创，缙绅之祸也先起于江南，而尤先起于三吴。《哭庙纪略》说，顺治十七年（1660）“吴令任惟初到任，比征钱粮甚急”，责打追欠至鲜血淋漓，又复典守自盗。“当是时也，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地方社会与地方官之间的矛盾。次年顺治帝死，“哀诏至吴”，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哭庙虽以国丧为名义，而本意则在召聚，“于是相从而至者至于千余人，号呼而来，皆欲逐任知县者也”。清代以轻赋为祖宗家法，但此日则犹在家法未立之际。而江南承前代钱粮积重之后，沿用成法，便不得不先当新朝之重征。之后，官与绅之间的冲突遂由比征而起。而以绅抗官，这种由秀才领头反苛敛的做法，显然是前朝绅权留下的一种惯性。但此日之新朝已非前朝，因此迎头而来的是大吏捕治，“掳掠诸生万状”；且“承郑延平兵入沿江列郡之后”，地方官引这种自海路而来浸及江南的反清余波为由头任情荼毒，借端牵连以“傅会逆案”，一口气杀掉了苏州士子十八人。当祸之初起，疆吏奏告朝廷，尤以“县令虽微，亦系命官”和“身列青衿”竟“辄敢纠聚群凶”为哭庙一案里的要害，其命意之所托皆在于摧残绅权而立官府之威。所以后来人看这段历史，曾归结为：“明代江南乡官势力最为横桀，而士子结纳干预，肆行无惮亦最甚。顺、康间哭庙案发，大受惩创，其锋渐敛”。这些话立论显然不喜绅权，但所说绅权经“哭庙案”辣手重挫之后归于衰落，则言之明切而因果厘然。当明清易代之日，朝廷和地方都立意摧残绅权，因此一路拳打脚踢而不肯收手，继“哭庙案”而起的，还有“奏销案”。《三冈识略》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杭尤重”。且“役外之征”与“杂派”又累累相积，致“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迨顺治十八年（1661），遂起“奏销之祸”：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抚朱国治强愎自用，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其间昆山人叶方蔼顺治十六年（1659）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彼时正在做编修，而以“所欠一厘”革职。当日谓之“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同时的董含则顺治十八年中进士，顺治十八年遭斥革。“于是两江士绅得全者无几，有乡试中式而生员已革，且有中进士而举人已革”。而后是“仕籍、学校为之一空”。斥革之外，因罪名更重而“被逮”和被“提解”的士人则被成群押解行走于众目睽睽之下，“皆锒铛手梏拳，徒步赤日黄尘中”，使旁观的人看了心中“惊悸”不已。这一场大狱虽以“奏销”为名，而由此致“衣冠扫地”于“鞭扑纷纷”之中，则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朝廷和疆吏有意与绅衿和绅权为难的用心。时当易代之际，像这样一时凸起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绅衿之间的紧张虽各有人物情节，但种种被称作“案”和“祸”的风波既已一见再见，并牵动疆吏和发为朝旨，则其间之因果所反照的便是一种治天下的既定走势和普遍走势。因此，摧折绅权虽先起于江南，而一定不会仅止于江南。一则后来的墓志追记当日时事，曾列述：“蒙城、怀远、天长、盱眙四县子矜逋赋者各百余人，令咸速之狱，狱隘，诸生无置足地”。这四个地方都不在清代苏抚的辖境之内。而《景船斋杂记》则记载说：“顺治辛丑八月，遂起奏销之祸，罪及孔氏”。孔家在曲阜，然则这里的“奏销之祸”应当对应于山东。此外，卷进了那个漩涡之中而有姓名可以考稽的还有浙江的士人。所以历史学家孟森后来总论之曰：“是时盖各省皆厉行此事，特苏抚为最酷耳”。在“各省皆厉行此事”里，当然有着一种庙堂里的意志。因此，与这一类兴大狱作摧残的办法相匹配的，还有顺治八年（1651）礼部题准“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因而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顺治九年（1652）朝廷立卧碑于各省学宫，明示“生员不可干求官长，结交势要”，“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以及“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等等。至顺治十七年（1660），朝旨又以天下士人为对象而重申“妄立社名，纠众盟会”之禁。这些在国家权力的名义下推行的制度化管制和衔勒，都是意在把地方士绅与地方公务隔离开来，并使个体的绅士不能成为集群的绅士。随后，在将近二百年的漫长岁月里，是“承平久，官益尊”，而作为地方社会里的一种既存的力量，不同于编户齐民的缙绅先生们则在前朝的“横桀”之后丧失了足以干预公事的心力和臂力，他们在二百多年里大半都活得非常安静。二

作为国家权力和国家意志，朝廷和地方官在本性上都不喜欢绅权。然而当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起广西，并以其席卷之势演为旷日持久的一场内战之后，天下的“承平”和地方的“承平”便被漫延的兵祸节节打碎。随之而来的乱世动荡无序，已使“官益尊”难以为继。于是当烽火连天之际，治天下的法度又一变而为“练兵筹饷，日不暇给，疆臣节帅，握吐求贤”，官与绅之间的距离因官员向绅士的俯趋而变得越来越近。而后“缙绅先生咸出而相助为理。向所谓仰望林泉者，亦复手扳脚靴，随班听鼓”。在二百年压抑绅权之后，此日已是地方官在兵事和饷事交相困迫之下心长力绌而无以为计，并因无以为计而不得不借助于地方社会里为民间所熟识，并因之而得民间之信从的绅士。然而借助总是借重，这个过程同时又在把这些本被隔离于地方公事之外的人引入到地方公事里来。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久在湖南的朱克敬曾说张亮基、骆秉章先后抚湘，“练兵、转饷、防寇多参用士人，事皆办，由是湖南名闻天下”。他所说的“士人”应当都是未入仕路的“绅衿”。另一个本籍常熟的士人记叙内战初息之后的江南吏治，说是“常令王庆元年登耄耋，素不风烈，昭令梁蒲桂初任，物色民情，毫不省察，一切词讼，悉由局董作主”。他所说的“局董”都是帮着地方官在办“善后”的绅士。因此其时又有“克复江阴”之后，“局中遣绅士”多人“清理城邑”的记载。在那代人留下来的著作里还有一种记述，说钱塘人丁松生于“杭垣克复”之后，“一切抚恤善后事宜”一身主之，“大吏倚如左右手”。布政使蒋益澧至尊称为“大秀才”。比之江南的一县一邑，他所参与的地方公事都在省城，局面显然是愈见恢宏。这个过程绵延多年，使官和绅各自都变得日益不同，与顺治朝的地方官在摧折绅权里汇成一种可见的普遍性一样，咸丰朝和同治朝的地方官都在借助与借重于邑绅，从而都在将植根于地方的绅权重新扶了起来。他们汇成了另一种普遍性，以至于巡抚一省而久经内战的胡林翼总谓之曰“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而有为”。然则地方官扶植了绅权，在其背后和深处，正是内战扶植了绅权。

与这种内战扶植了绅权的过程相伴随的，同时是内战又在造出数目更多的绅衿。同治初年曾国藩作《徽宁池三属捐助军饷续请广额折》，以“皖南数属，仍岁构兵”，而“该绅民等蒿目时艰，捐资助饷。徽、宁、池三府甲于通省，徽州一府尤甲于皖南”为充足理由，“吁恳天恩敕部查议，加广文武乡试中额、文武学额”，以“作士气而资激劝”。在清代的国家制度里，各省的“乡试中额”和府、州、县的“学额”是一地有一地之数，并且每个地方的额度都是一个既定之数和固定之数，既定和固定都是数量上的限度。前一种“额”关乎举人，后一种“额”关乎生员，因此“广额”是在用突破旧章限制的办法制造出更多的举人和秀才。而以“作士气”和“资激劝”为此中之道理，则说明了更多的举人和秀才始终是同更多的“捐资助饷”连在一起的，从而是同内战在时间上的长度和空间上的广度连在一起的。所以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再作奏折，陈述粤省厘金“两年以来专济三江之饷”，以解军中困乏而“为利甚厚”，为广东请加“文武乡试永远定额四名”。与这种因地方和民间的“捐资助饷”而得到的“广额”比，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作《湖广水师欠饷请广学额折》，则由历年以来“湖广督标水师两营”应得而未得的“积久饷银，各哨勇情殷报效”，请“加广长沙县学额”已是另属一种路数。在李鸿章代“湖广督标水师”所作的陈述里，是出自湘军一系的“各哨勇”成了吁恳的主体。他们情愿放弃朝廷欠他们的银子，为自己籍贯所在的地方换来几个额外的秀才。以当日的社会观念为尺度，这是一种造福乡邦和嘉惠士林的功德。因此久战之后军中既多积欠，又难讨积欠，淮军里的将帅也在“皆以欠饷报效，各加广本县学额文武各数名不等”，期能以这些应当得到而到不了手的银子，向朝廷换回一点本乡本土读书人的功名。除了这种出自军营的奏疏之外，当时的记述里又有“同治时军兴，马多乏食，江南府县绅民，有请输马草捐以广学额者，鲍花潭学使奏其事，朝旨嘉允焉。然由是江南秀才骤增十之一”的故事。这个故事里广学额的主动一方则是“绅民”，而“马草捐”也因之而成了一种自觉的交易。“捐输”出自地方，“报效”出自军营，由此形成的则是一个“广额”复“广额”的不断层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直接促成的正是中国人口中获得功名的数目长在不断地增多之中。据后来的一种大约估计，与内战之前有功名的人数相比，时至光绪一朝，仅生员一类已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与之对应而形成的人群，已不能不算是济济多士。但在晚清中国，像这样因“广额”而增加的功名不仅仅是一种多出来的数量，由此牵动士林和士风，则随同数量而来的还有种种不在预想之内的时弊与时病。同治年间论时务的奏议已说因“捐输”而“加广中额、学额”，是“施恩”太过“浩荡”：窃思一省之大，人才之多，三年一试，中额犹无虑滥竽也。至一州一县文风本有不齐，三年两试，学臣照额进取，敷衍充数，势所必至。夫秀才为多士出身之始，乃以文理浅陋者滥厕其间，人才固不足观，人品尤不可问。这些话非议“广额”，担忧的是数量过多之后，则所取之士很容易等而下之，变得士不像士，而其所论犹统而言之。作为一个可以匹配的实例，俞樾在自己的随笔里曾记叙“戊辰之春”亲见于潜令谒知府，面陈“本县止童生二人，其一甫学作起讲，未成篇；其一在乡间开酒店，农事尚早，饮酒人多，不克分身”，请将原本定于二月的县试移到“三四月间”。于潜一县童生之少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于潜一县童生之少，又说明了长久内战之后读书人的数量已远非昔日之比，因此县试虽属国家功令，也不得不由主试的一方延迟试期以将就被试的一方。而后是“是岁，此二人者皆入学”。他慨乎言之曰：“举此一端，学校之失之太易，亦可见矣”。然则战争使读书的人更少而“广额”使进学的人更多，“人才固不足观”正是这样形成的。至光绪朝张之洞作湖北学政，所见已是“近年楚省加广学额，往往一学进额两倍原数”，以至“一州县所取动至六十之多”，这些文字见之奏议，便具体地提供了一个地域性的士人社会因“广额”而造成的异乎寻常的规模失度。后来他作四川学政，举其见所见和闻所闻，又沿着同一个题目再讲下去，由“川省近年诸生太多”并且“愈多愈贫”说到“川省人心浮动，狱讼繁多”，而“大凡产业公局唆讼诈财之案，必有文生在内；烧香结盟，聚众滋事之案，必有武生在内”。在这些场面里，士风之坏和世风之坏是牵连在一起的，而士风之坏和世风之坏又是同“川省近年诸生太多”连在一起的。因数量的扩张而放进秀才群里的人物大半没有读书人的静气，然则“广额”之下的“人品尤不可问”亦因此而历历可见。十多年的内战之中和内战过去之后，“加广”的学额都在化为府学、州学、县学中累积而递增的人数。但乡试中额的“加广”已相比而极少，进士及第的数目则从来不在“加广”之列。于是生员益多，进取益难，这些在“文风日薄，士习日嚣”中获得了功名的士人不能沿仕路远走，便大半都会就地生根，化入地方社会的缙绅群里。随后常常可以见到“甫博一衿”已在“长揖县衙，夤缘公事”的急迫相。他们以躁动为自己的存在方式，因此，在旁观的眼里，他们显然不会带来地方的安静。而就19世纪后期的历史变迁而言，当原本蛰伏的绅权在内战中被扶植而得以伸张的时候，这些随“广额”而增多的缙绅产出于同一个过程里，便从一开始已经编入了绅权之中。而同时被一起编入绅权之中的，一定还会有这种“人才固不足观”和“人品尤不可问”。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不仅会成为绅权中增多的数量，而且会成为绅权中增多的力量。

由于晚清绅权是由地方官扶植起来的，因此绅士介入地方事务，是以绅士与官府的协同和契合为常态的。后来做了达官的吴大澂同治四年（1865）还是苏州的一个举人。他在《自订年谱》中叙述当年“江北清水潭决口，被灾难民纷纷渡江，苏郡绅富无倡留养之议者”，地方随之不宁。“余因邀集郡绅，创议劝捐，设厂留养”，并以此一番劳累救济了“一千八百余人”，自谓是在以“寒士”肩“巨任”。其间曾因捐数不够而“谋诸长洲县蒯子范大令德模，商请方伯借拨银二千两”，并得“蒯公力任其事”而“幸免掣肘”。吴大澂和“郡绅”在赈济难民的过程里为地方社会维持了安宁和秩序，他们守护了地方利益，同时又做到了地方官想做和应做的事。因此管地方的“大令”能够自愿地“力任其事”，用“借拨”来的银子帮助绅权主持下的“设厂留养”办下去。虽说这种赈济“留养”已不同于内战中的团练和筹饷，而对官与绅来说，前者以地方为责任，后者以地方为利益则是一样的。因此，在当时的东南，像这样官与绅之间由责任和利益串连起来的和衷共济是常见的。这种和衷共济显示了绅权的主动性，也显示了绅权的合作性。至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作奏疏请奖，说是“上年法人开衅，畿防戒严，叠奉谕旨饬属举办团练。经臣督饬天津司道率同公正绅士高凌霄等妥细劝办，就津郡挑选精壮万余人，筹给军械，按期轮班操练”。并“另抽练千人分立两营”，派“津绅”为“管带”。而用来维持这种局面的“经费”则取资于“叠经官绅剀切劝谕陆续凑捐”。这种借助于绅士“办团练”和用劝捐的办法筹集“经费”，应当是从内战中沿袭而来的做法。但在内战过去多年之后朝廷仍然用诏书召唤团练，说明了地方社会的团练和依存于团练中的绅权正在制度化和常态化，并因之而正在成为晚清中国维持地方秩序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而比之苏州“郡绅”办理地方事务的自倡之而自为之，则“津郡”绅士涉入的“畿防戒严”，显见得已不仅是地方事务而且是官家的公务了。因此，在后一种场合里，官绅之间的合作便常常会使两者的界限在实际上变得漫漶莫辨，而缙绅之出而任事者亦因之而获得了更多本来并不属于他们的权力。在内战之后的数十年历史里，由于官绅之间的合作，从来属于地方社会的绅士还会在空间上越出自己的地域，走到另一个地方社会里去。光绪四年（1878）直隶“荒旱”，光绪五年（1879）直隶“水灾”，皆“赖南省绅富士商出赀出力，竭诚济助”。其间分属“江、浙、闽、广”的“承办各绅”不但为华北带来了赈灾的银子，而且“连年分赴海沭及直东豫境，查办赈务，遍历灾村，抚问疾苦，处处认真”。以绅士的本分相度量，这种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越境作为已是异乎寻常。疆吏当日奏报叙其事，说是“隔省绅士而行救灾恤邻之事，亦向来所罕有”，并且推崇备至，称作是“著实为穷黎全活性命，为国家宣布恩德”。但绅士本非朝廷命官，“救灾恤邻”也非奉旨而作，因此由“南省”的绅士到北地去“为国家宣布恩德”，则后者对于前者实在是一顶太大的帽子。两者之间的不相对称，便成了一种更加明显的异乎寻常。而这一类异乎寻常所显示的，无疑是19世纪后期的绅士正在变得与二百五十年来的旧模样越来越不相同。“南省”绅士因“义赈”而出省，并在另一个地方社会里建立起他们与官府之间的连属和呼应，而后，“助办直赈之浙江绅士”还曾由赈务延伸到河工，在华北“挑挖大清河下游并另辟滹沱减河，修浚北运减河各工”里做过“督办”，而“尤属异常奋勉”。与赈灾相比较，像这样“隔省绅士”督办河工显然是涉入他省事务更深了一层，在彼时的中国同样算是一种“亦向来所罕有”。就数目而论，这种由“南省”到北地作空间上跨越的缙绅应当不会很多，但他们以自身作为实例，却具体地说明了绅士在内战之后的社会生活中可以达到和已经达到的活跃程度。而绅士的活跃，正说明时至此日，官家的许多公事其实已经不能绕开他们而自行其是了，因此，同一时间里，在南北疆吏报告地方政务的奏章当中已经越来越多地述及“官绅”、“绅董”、“员绅”、“该绅”、“绅商”、“员董”、“绅耆”、“大绅”、“官绅商富”和“端正绅士”等等名色，以及与这些名色相对应的那个群体在地方社会里种种奉公的劳绩。而后是这个群体常常沿奏章而入廷议。官与绅共处于一个动荡的时势之中，当缙绅为官家出力的时候，缙绅群类的种种太过忙碌同时又都在反照出官家权力在许多地方的力有未逮。内战造成的旧制紊乱，西人冲击的前所未有，以及国家财政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下的长久困窘，最终都会成为朝廷管天下和督抚道府州县管地方的力不从心。而此消彼长，与之相表里的，则不能不是二百年久抑之后的绅权在晚清最后数十年里的不断伸张和大幅伸张。三

地方官代表的是国家权力，因此，晚清社会里这种由地方官扶植起来的绅权从一开始就历史地附着于国家权力。然而就其本性而言，绅权又是一种出自地方而且生于地方，并因之而与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紧相系结的东西，所以，就这一面而言，绅权其实天然地不同于国家权力。两者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常常不能完全汇融叠合，并因之决定了能够与地方官合作的绅权，同时还会有地方官的手掌罩不住的一面，从而还会有不能与地方官合作的一面。光绪三年（1877）广西“西林县绅士具一信函，呈交西林县知县”，又由知县递交教士，“函内言县主与教士所商拟各条，我等不能允准，以后永不许在本县境内传习天主教”，并明言“若有人奉习天主教，全家诛灭”。在这段文字中，能够与教士“商拟各条”的“县主”应当是指西林的地方官。而“我等不能允准”，则显见得是出自绅权的一种不肯合作。在“县主”的头上，是朝廷与外国的约章，在“西林县绅士”的背后，是地方社会里的利益所在和地方社会里的人心所趋。当这两面合不拢来的时候，绅权便只能代表地方社会，同时是绅权与官家权力分成两段。这一类扞格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间不会常见于地方官办公事的过程之中，但随绅权在内战之后的步步伸张，绅士的声音已能自成一路，并常常会起于地方而惊动远近，并因此而成为一种朝廷管天下之际不可漠漠然视之的东西。光绪十五年（1889）“奏准开办卢沟桥汉口铁路”，当时的诏旨中曾专门列入一段话，申说“创始之始，难免群疑，著直隶、湖北、河南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绅民，毋得阻挠滋事”。铁路穿过的区域都是地方社会之所在，除了管地方的国家权力，那里还有能够影响“绅”与“民”，并使之呼应汇聚以示迎拒的绅权。在“绅民”这个总称里，具有自主性和主动性的总是不同于编户齐民的绅士，而“群疑”一经产生，绅士便天然地会成为煽扬者和表达者。诏旨于此特为关注，正说明了朝廷对于地方绅士这种另成一路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已是深知之而熟视之，所以铁路犹未开办便先作提撕，预防风波因此而起。铁路容易致“群疑”，与铁路相类似的，还有电线（电报）、矿务等等同样属于在洋务的名义下引进中国，并伸入了地方社会的东西。伸入的东西总是陌生的东西，所以它们也常常会在那里碰到民间的“群疑”，以及为“群疑”所依托的正在伸张的绅权。同治十二年（1873）“上海奸商于直隶李伯相处禀请在句容、丹徒两县开煤矿”，便直接导致了地方绅士作“公致两江制府书”以倾力抵制。在这场局部性的冲突里，被称作“奸商”的那一方因为李鸿章的撑持而得到了一种官家权力，并因之而能够以“官开”为谋想中的煤矿立名目。但代表了地方社会的一方则援引“宁、镇两府士子聚试于此，闻此消息，讹言日起，人心惶惶”以叙述四下之不宁，并举“深恐别滋事端”为更深一层的忧思和危惧。随后由“某等谊关桑梓”起讲，标示绅士涉入地方事务的天经地义和不肯多让，亟言“开江南之山”的“十不可”。在“十不可”里列出来的是许多道理，然而比道理更有说服力的其实还是绅士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当日李宗羲作两江总督，正是被敬称作“制府”的那个人，他在致李鸿章的信里说：“江南绅民佥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并无采煤之事，不免少见多怪”。然则“两江制府”以“少见多怪”总评“江南绅民”所作的“公致两江制府书”，正说明以其籍隶四川开县而有着见过“本省业此者甚多”的阅历，李宗羲并不真信挖煤会变动风水地脉而造成地方的大患。但“现在宁、镇考生云集，闻有此举，无不骇诧”则不能不当真，这种来自士子的“骇诧”表现了地方的惊动，若惊动不止而成嚣动，则使他所直面相对的已会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称之为“居是邦者，固不可为浮议所摇，而舆情似不能不顺”。因此本来见惯挖煤的李宗羲不得不以“区区之意，尚拟与公酌之”的方式对“直隶李伯相处”表达异议。地方社会的“舆情”归绅士所有，而斯时又正在化作风波。身为两江总督，他与这种东西的距离比远在直隶的李鸿章更近，对于由此将会引出的“别滋事端”也不能不更多忧心，所以他宁愿与李鸿章商量，非常婉转地请求后者高抬贵手，放过江南的这一点矿利。忧心“事端”便是忧心绅权，而后是地方的绅权制止了外来人的“官开煤矿”。作为一种对比，是光绪十七年（1891）湖南澧州立电线杆引来“团民”聚众殴打焚烧，而彼时地方的绅权已站在洋务一面，因此在那一场骚乱里，城乡绅士曾出而维持，帮着官府作“明白晓谕”，群聚的“团民”遂在“旋即解散”之后风平浪静，兴不起一点余波。同治年间的江苏和光绪年间的湖南表现了外来的物事进入地方社会的两种场面和两种结局。而调度于其间的则是同一群人物的不同向背。官府虽然据有国家权力，但两种场面和两种结局都说明，事涉地方和事涉大众，国家权力的伸张程度常常要以绅权为转移。然则以内战之后的这些具体事实比内战之前的旧日缙绅，已可以明白地看到，被扶植起来的绅权同时又是一种能够自我廓展而且正在自我廓展之中的东西。这个过程造成了地方权力结构中的消长和倾斜，所以这个过程一定会影响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历史。

由于绅权张于一个“文风日薄”而“士习日嚣”的时代里，与此相因果的，则是绅权的伸张很容易促成绅衿的肆张。之后，本以地方利益为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绅权，便常常会因为绅界中人的不守规矩而带来地方社会的紧张。同治初年苏南各地次第设“善后局”以重造地方秩序，而“挨挤入局办公”的绅士已多见“唬诈”和“婪诈”，并因之而被民间称作“刁绅恶衿”。就苏南而言，在太平天国长久的军事管制之后，此日的绅权还刚刚被官家扶起来，然而以“刁绅恶衿”与“唬诈”和“婪诈”相对待来刻划其面目，则刚刚被扶起来的绅士之广用绅权以各自逐利显然都不能算是为地方在造福。迨绅权自我廓展既久，这种出自绅衿的肆张逐利还会带来更多的紧张。光绪四年（1878）湖广总督李瀚章奏报“武昌县廪生郭瑞麟、候选训导胡书田、大冶县武举皮周福、黄冈县生员刘玉田，于本年春夏间竟敢违禁逞强，纠众敛费，在于樊口地方筑坝，将河堵塞，并私立埠头，抽收船厘，把持勒索，扰累商民”，其拦路强劫于光天化日之下，行迹已是类同土匪。在十多年的内战里，湖北的绅权比苏南的绅权更早地被地方官借助和借重，日久之后也会蓄积起更多的悍气。因此一旦出格便弄得无法无天，最后不得不由疆吏“调派炮船营勇”毁坝捉人为了局。武昌、大冶、黄冈的这群绅衿敢于“违禁逞强”而无法无天，正是在以其“违禁逞强”和无法无天作反衬，使人可以直观地看到绅权伸张的过程里，地方社会中的绅士在这个过程的积久之后已经达到的恣纵程度。这些人在一个水系密集的区域间用筑坝的办法收获利益，但由此改变了上游江水的流向，则同时又是在给周边造成“溃冒冲突”之害。他们各自都有功名，因此其逐利的行径自始即借助于绅权。然而这种借助于绅权的行径又自始便以其反大众而最终不能不成为反地方。他们损害了地方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他们在地方社会里丧失了合法性，而后是无法无天的事成为不能持久的事。疆吏之所以能够“调派炮船营勇”来对付这些绅衿，是因为他们失掉了与地方社会相连的那种合法性之后，疆吏可以轻易地剥夺掉他们曾经拥有的绅权，遂使他们在官家的法度里成了无所依傍而可以单个惩处的匪类。在这两个例子里，苏南绅衿的“婪诈”和湖北绅衿的筑坝堵河“把持勒索”，都说明绅权的伸张，同时又在使依附于绅权的个体绅士获得了可以伸手攫取的凭藉。这是一种编户齐民所没有的东西，又是一种与编户齐民之利与害相缠结的东西。绅与民之间的这种剥离不开的关系比官与民更切入，所以身在这种关系之中，绅士的逐利和贪婪便很容易在绅权所在的地方成为民间的“扰累”。时当绅权一路伸张之日，这一类“扰累”曾是尘世间的寻常故事。因此，苏南和湖北之外，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私人记述中的“甘省五泉，水烟消（销）路最广，省城设有公局，抽收公用，皆地方刁生劣监侵渔”，以及被牵入了奏折和诏书的“广东在籍主事吕元勋，身列搢绅，胆敢庇匪在家，开设花会总厂，诱赌渔利，实属不知自爱”等等众生相。这些人物和事实以其自身的产生与消长，说明了“刁绅恶衿”与“刁生劣监”的逐利和贪婪大半都是个体地实现和个别地实现的，并因之而各有各的面目。他们虽然以绅权为凭借并引出种种民怨与骚动，却不能算是有意颉颃地方官的权力和伸入地方官的公务。因此当他们太过出界的时候便会很容易地为官家所制。

然而与这一类个体在官家权力制约下的起落消长相比，作为内战之后晚清中国的一种显著的社会变化，是伸张的绅权同时又以其整体的存在和整体的躁动在官府之外造成了另外一种重心和力量。随后是官绅两者共处于同一个地方社会有限的地域空间之中，这个原本有限的空间遂不能不因之而变得局促。所以，久蛰而起的绅权在放开手脚的时候，便常常要伸到本属官府的范围里去。而由此形成的彼此交错则一定会颉颃地方官的权力并侵入地方官的公务。光绪十六年（1890）的一道上谕说：“各省在籍官绅，理宜敦品励行，为乡里矜式，乃近来绅士往往不安本分，动辄干预地方公事，甚至藉端挟制官长，以遂其假公济私之计”，正是不能容忍绅权因太过伸张而大幅度越轨。而以“各省在籍官绅”为对象总括而通论之，其意中所应对的，正是由绅权的整体的存在和整体的躁动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和惯性。与苏南、湖北、甘肃、广东的那些绅士但作“婪诈”、“渔利”而不问公门里的是非相比，“干预”和“挟制”都是以绅权为主动一方和进取一方所造成的官与绅之间的紧张。而上谕通天下而论之，又说明了这种紧张在当日的地方社会里正在成为持久的现象和漫延的现象。当地方官在困境里扶植绅权之日，为的是找来这些功名得自朝廷而根脉系于地方的人作帮手。他们多半不会想到，作为一个社会群类，这些人因功名得自朝廷而自异于编户齐民，又因根脉系于地方而自异于受命朝廷的官府，他们原本自成一套路数而既不同于民，也不同于官，所以他们一旦有足够的臂力在地方图谋越界伸展，便很容易变为地方官的立异者和对手。同治间四川酆都知县因“于江水进城”之际“并未救护灾黎，辄先登舟出避”，经总督奏劾而“革职，永不叙用”。至光绪初年川督已经两度换人，而“该革员”还在“遣抱以被参情节均系邑绅徐昌绪挟嫌呈控，并串通总督衙门幕友徐巽斋舞文陷害等词”赴都察院“呈诉”。革掉了官职的一方事隔多年犹在哓哓抱控，是心中的一腔委屈咽不下去，而一经抱控“呈诉”，则事情的曲直亦因之而变得非常迷离，其时的朝旨称之为“绅幕交通”。在这些涉事的人物里，被劾的知县显见得不能算是一个全无可议的循吏。然而同他作对的“邑绅”用“绅幕交通”为手段，行事也在阴诡而不循常道一路，其间的“挟嫌”无疑不是一种能够放到光天化日之下的东西。朝廷眼中的绅权常常被归为“以遂其假公济私之计”，所指大约正是这一类情状。因此，酆都的官绅角力最终以“邑绅”去掉知县为结果，不会是一种单凭是非和道理分出来的胜负。知县虽然因劾落职，而这个过程里绅士的“呈控”能够变成疆吏的弹章，是“邑绅”以“灾黎”为题目，则绅与官之间的一己之恩怨已化作地方社会里的众生与玩视民瘼的地方官之间的恩怨。而后是其个人“舞文陷害”的背后和深处已直立着咸同两朝正在累积的绅权，以及这种起于地方和代表地方的绅权对于疆吏管地方的制约。一个地方的绅士可以自如地“绅幕交通”和“舞文陷害”，本身便反照了这个地方的绅界所既有的声势和气焰，而且绅界以民瘼民生讨伐州县官，其下手之处既合乎儒学的道理，又切中清代的官常，因此知县虽是职官，但手里没有对等的题目作抵挡，遂不能不成了这场争斗里的出局者。比之顺治末年吴中“哭庙案”里那些同知县过不去的“诸生”最终因“县令虽微，亦系命官”被杀头，这段历史里的官绅关系显然已经变得非常不同了。当绅权伸张之日，绅权与地方官相颉颃常常公私，并因之而常常各利其利。但作为一种地方社会里的力量，绅权的伸张应当不是只肯做和只会做“挟嫌呈控”一类事。成书于光绪年间的《鹂砭轩质言》曾以纪实的笔法写“同年友顾兰陔比部”事。其中的一则，说的是顾君“为诸生时”通州有胥吏孙成侮读书人，“顾大怒，邀同学人三五告之牧”，并由此为起端而导致了官与绅之间的公开对峙：时署是篆者为满洲依勒通阿，正与吾乡徐清惠公对席饮，辞不见。顾以为庇成，坚请依，坐堂皇，对阍者辞甚厉。依惧，丐徐为调停。徐令仆挽顾出，顾愈怒，诃之曰：“尔主为郡里望，今士子为胥吏辱，不平极矣，尔主不扶公，乃反阻扶公者乎？”众轰然和，声振一堂。依见事不能已，惴惴出。顾挟之登坐，厉声曰：“孙成倚官势，侮正人，当系之来。”依唯唯，如木偶，手摽票，笔几堕。而后是侮辱士子的胥吏被杖和被革。发生在通州的这一场官绅颉颃，缙绅一方是在为读书人讨公道，与酆都那样的“绅幕交通”和“舞文陷害”相比，其间的是非善恶已是判然不同。然而自国家法度看去，这种事起于胥吏而致诸生“大怒”，又因诸生大怒而纠众起衅，咄咄围逼地方官的场面显然要归在“动辄干预地方公事”和“藉端挟制官长”之类的“不安本分”里。这个过程一哄即起，三五成群，无须先作筹划而自能径情直遂，适见得这一类事在通州并非绝无仅有，并因之而不足以惊世骇俗。而其间的“辞甚厉”、“厉声曰”和“众轰然和，声振一堂”起落于州官的衙门之中，无疑都是在咆哮公堂。作为对照，是通州的州牧由“辞不见”而“惴惴出”，由“惴惴出”而唯唯否否，显见得是在既惊且惧里一步步朝后退而越来越中气不足。以此比彼，是诸生太多高亢而州官太过猥琐。像这样两者都显得太过的事当然不能当作通例，用来申论天下官与绅之间的普遍性。但由此提供的因果和情节却比酆都的故事更清晰而且完整，使人可以具体地看到一种以绅制官的历史场景。在绅权伸张的历史过程里，县官和州官与地方社会的空间距离最近，因此在多数时间里和多数事端中，他们同缙绅的冲撞和纠葛也最多。然而当缙绅“干预”的“地方公事”因其牵动太广在范围上越出了州县的界域之后，则冲撞和纠葛也会随之而走，使巍巍然赫赫然的疆吏同样要被扯进这种官绅之间的抵牾角斗里。光绪三年（1877）陕西旱灾，言路方在议“妥筹捐赈”以纾民困，都察院已奏告“陕西绅士联名呈诉该省荒旱，抚藩厌闻灾歉等情”，将陕西的大吏悉数告到了皇帝面前。当日一报“灾歉”便不能不减赋，因此而少掉的则是地方岁收，所以大吏多“厌闻灾歉”。但这种“厌闻灾歉”一旦被“呈诉”移到了庙堂之中，已是迹近厉政虐民，以清代的官箴相衡量，不能算是小罪。加上“呈诉”之外还有言官引此发议以作深文周纳的追劾，遂使彼时巡抚陕西的谭钟麟被弄得恼怒异常而且狼狈异常。而总论始末，则不能不算是疆吏为绅士所困。与之相类，后来还有“吉林将军长顺与绅士台湾藩司于荫霖相互参揭”而惊动一时的事。虽然其间的曲折是意气多而事实少，但由于交争的两造官大绅也大，最后朝廷只能派吏部和工部的两个侍郎作钦使，去为这种大官和大绅的交争做个了断。“陕西绅士”的“联名呈诉”导致上谕儆饬巡抚；吉林官绅的“相互参揭”召来了钦差大臣。两者都说明，最初被地方官扶植起来的绅权节节廓展，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常常惊动朝廷，并因之而成了朝廷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东西了。

原本立足于地方社会的绅士借助于“呈诉”而进入了廷议。但在内战之后的中国，把绅士与京城连接起来的其实不仅只有“呈诉”，比“呈诉”更有持久性从而更有影响力的还有籍隶本地的京官。张之洞总督两广之日，曾指述顺德“庠生何祖康”兄弟在乡里“横恣”，声势都来自一个做京官的叔父。以至“赴臬司控辨，并不遵例遣抱具呈，公然以何太史（带）〔第〕函封投，并夹入伊胞叔何崇光新升给事中红报单一纸”，显然是气焰太盛。与此同样“横恣”并相互呼应的，则是远在京城而“身列谏垣”的何崇光“掩匿己私，饰词妄渎”，以其一面之词在庙堂里“条陈本省事件”而曲为之说。臬司管一省刑名，是地方上的大衙门。而“遣抱具呈”则是二百五十多年来朝廷勒石学宫，以“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为生员立定的规矩。彼时绅权虽张而规矩犹在，所以酆都被革的知县喊冤枉，仍然要用“遣抱”的办法呈诉。以此相比较，则“庠生何祖康”由顺德到省城，又径直“赴臬司”，已是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而当朝旨引何崇光的“条陈”向地方作追问的时候，这种“饰词妄渎”便成了移到疆吏头上的压力。然则绅权而与京官相属连，对于地方官来说便成了尤其可畏的东西。在顺德何家的例子里，京官与乡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家族联系。而同时的东莞“绅士创立明伦堂名目，筑围收租”，经营沙田，则是“假一县学校之名目，以挟制官长”，范围又比何家大了许多。当“明伦堂”里的绅士们与地方官各持一端互相扞格之日，曾有“该绅抵县，语言切实，竟敢昌言于众”，说是“绅等必入京设法属人”，将涉入扞格的知县“参劾”，以“藉图报复”。其要义正在于借“言官把持地方政务”。这些“绅等”的威胁之辞讲得熟门熟路，说明了其时在空间上隔开的京官和乡绅已很容易被牵到一路里来。与之相对应，便是京官论说本省本地的话头也会越来越多，以至于光绪中期曾有上谕专门要就此申论，以规诫京官在这一方面表现出来的太过热心：至在京官员，遇有本籍事件实系有关利弊者，原准据实陈奏。惟往往有逞意立言，迨经饬查，或窒碍难行，或全无影响，殊非朝廷实事求是之意。官员妄行条奏，例有处分，至本省事件，耳目甚近，尤应核实，何得以无据之词率行哓渎？嗣后京官如有条陈本省事件失察者，应如何严定处分，着吏部妥议具奏。京官与“本省”相距千里万里，虽然上谕说的是“耳目甚近”，实际上身在远处，“耳目”多半只能来自同属士人群类的本地缙绅。因此，“在京官员”立于庙堂之中作“陈奏”和“立言”，常常是在为地方社会中的绅界传声。而人君眼中的“逞意立言”和“率行哓渎”，又说明京官的太过热心往往同京官的太多偏锋相表里，所以热心和偏锋都不为帝王所喜欢。然而这种京官为地方传声的过程，又在使绅界的意志和主张越出地方而能够自下朝上地升到高处。就这个意义而言，由此显示的是一种更富深度的绅权伸张。所以这个过程虽然引发过帝王的愠怒，但由后来的历史作比照，是帝王的愠怒并没有中止这个与绅权的伸张连在一起的过程。而以传统中国的政治法则和权力构造为尺度，则相比于绅权在地方社会里的自我廓展，京官与绅衿的相互呼应要算是一种别样的声势。这个过程里的典型，是光绪初年余杭杨乃武与葛毕氏一案屡次京控，历时两年，以其情节曲折而最终掀天揭地。情节曲折和掀天揭地都醒人眼目地折射了这种别样声势。一则记载说：“县令逮杨及毕氏至”，诬以合谋杀毕氏夫，并“胁以严刑，五毒备施”，致不胜捶楚，“皆引服”。而“浙之士大夫则起而大愤”，谓“县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锄之耳。乃合词控诸都察院”。这里所说的“浙之士大夫”显见得都是浙江的绅士，而“大愤”则是形容其集体的亢激，但由“县令疾其把持公事”作推度，则同样显见得身为举人的杨乃武平日惯于好事而喜欢持绅权与官府为难，不能算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另一则记载说狱既成，“其（杨乃武）同年友”春试入都，群“谒乡人刑部侍郎夏子松少寇同善，诉乃武冤”。于是夏同善“密闻于上”，遂使发生在浙江的狱事传到了帝王的身边。还有一则记载说：“当是时，浙人官京师者，无不知杨生冤。又案悬两载有余，同乡书函往复，及京官乡试之自浙来者，互相察核”而且互相影响。因此，同一个时间里的京控，复审，再京控，再复审，其间始终伴随着“浙人大哗”。这些叙述说的都是浙江的京官和本籍的绅士因杨乃武一案而往还交通的情状。而“浙人大哗”，其愤怒所指的都是浙省的地方官。因此“大哗”之中，伸张公道的意识与守护地方利权的意识是交融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在官绅的呼应中形成了庙堂里的舆论，而后是浙江的案子在朝旨的干预下移到刑部，并经“提案求证，逐类详鞫”而一朝翻了过来。这种翻局的直接结果，是朝廷向浙江官场追究“枉坐重罪”和“玩视人命”的责任，随之而来的便是被追究的一方纷纷跌倒：原审的余杭知县革职并“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而且“不准收赎”；两年间先后涉入了这个案子的杭州知府、宁波知府、嘉兴知县，以及两个当差的候补知县全被革职而一网打尽；一同被革职的，还有浙江巡抚杨昌濬、奉旨“审办”的侍郎胡瑞澜，他们因为官阶太高，当日尤为天下注目。若以“浙之士大夫则起而大愤”对照发生在浙江官场里的这种从上到下的连串跌仆，显然是杨乃武一案的悲欢起落始终与浙江的绅权相感应而且相牵结，当浙江的绅权借助于京官而延伸到北京之后，遂成了一种连巡抚也挡不住的东西了。因此，当日以朝旨惩办地方官为快，而由朝旨惩办地方官显示出来的，实无异是绅权打倒了官府。若同广东的顺德与东莞相比较，起自浙江的这一段历史无疑更正面地显示了绅权能够为官府纠错的事实；从而更正面地显示了绅权的意志中所包含和表达的公共意识与公共意见。浙江的实例与广东、陕西、直隶、四川、甘肃、湖北以及江苏的各成一端，而由此汇为一体以共造当日绅界的社会变迁，便构成了内战之后的绅权在其伸张过程中的多面、多端和多义。多面、多端和多义都说明了这种权力的复杂和这个过程的复杂，其间的是非良莠皆不可一言以蔽之。但大体而论，历经二百年久抑之后，晚清廓展的绅权已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种蓬蓬然茁长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并起伏翻腾于那个时候的四面八方，为衰世的中国增添了种种小的动荡和大的动荡。就其二百多年久抑之后重新伸张而言，绅权本是中国社会里非常古老的东西。然而时当中西交冲带来的历史剧变演为新旧嬗递之日，古老的绅权为时势所裹挟，又会卷入这个今时不同往昔的过程，与传统之外的种种物事相遇于清代后期的最后数十年岁月里，并因之而与时俱迁，在主动和被动的交杂之中改变了自己的古老。戊戌年间，一个士人在日记中说绅权曰：凡各省、府、县，其地多绅士，则地方官不敢肆然为非，而民得少安。试观江、浙与滇、蜀，其官吏之仁暴，盖相悬焉。何也？吴、越公卿不绝于朝，而滇、蜀通显者盖罕，是故其民之望吴、越如天人，宜也。绅士之多寡，皆视举人进士之多寡，故中额宜增，亦所以潜扶民权，而为今日救弊之权法也。把绅权与“潜扶民权”连结在一起，显然是由中西交冲而派生出来的观念的新陈代谢。随之是古已有之的绅权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义。后数年预备立宪成为时潮，而后因预备立宪而倡地方自治，因地方自治而立谘议局；同时是各省绅界以主权为名义向外人争矿权，以地方为名义向朝廷争路权，并由此一路撼动天下。在这个过程里，羼入到绅权里去的新义已经愈来愈多。于是，在同光两朝因国家权力的下降而造成疆吏久居天下之重以后，此日的中国已是绅界骎骎乎后来居上，它们既在向疆吏争权，又在向朝廷争权。然而由历史说因果，则这种后来居上正是以内战中地方官扶植绅权为起点，并在数十年绅权累积地伸张中造成的。（2008年）

捐纳、保举与晚清的吏治失范

同治后期，福建巡抚王凯泰奏疏论“时事”，曾以“肃吏治”为要目而切言“近年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闻部、寺等各署额外司员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衙门以内，司署为之拥挤，内城以外，租宅为之昂贵，实则皆补缺无期”。而在京城之外，“各省候补人员更较京中人倍蓰”，道员以及府、厅、州、县和佐杂，常以数十计、数百计、数千计，致“每逢衙参之日，官厅几不能容”。他用“近年”作时间界限分出过去和现在，以说明此时之官场与顺、康、雍、乾不一样，与嘉、道也不一样。清代二百多年以来皆以科举入仕为常轨，而“捐纳”和被他称作“军功”的保举只能算是异途。但时至此日，由异途所造成的仕路里的“人满为患”，已使京内京外的大衙门和小衙门同在填咽淤塞之中。对于各立责分的官僚制度来说，这些数目太多的官僚以候补为存在状态，不能不成为一种源源不绝的挤压而使吏治、官常失其界度，从而不能不乱了行之既久的章法。

捐纳起于朝廷以卖官衔为办法“集赀”，用来济一时之急需。就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说渊源和沿革，则其事最先创行于康熙一朝平定三藩因“军饷浩繁”而“度支不继”的过程里。当时朝廷行卖官筹款，意在事竣即止，并不打算就此立为制度，为仕路另开一途。然而农业经济之下，国赋之所得大体上是一个常数，而朝廷有意轻赋以安天下，则岁入与支出之间多半只能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清代以“永不加赋”为祖宗家法，是因为明代由重征而致河溃鱼烂，天命转移的事实留下了太过直接的教训。然而轻赋同时又限定了国计，于是一旦有兵事、河工、灾荒这一类不在常度之内而又不得不大笔用钱的事，一定会造成这种脆弱的平衡轻易地被打破，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库支绌和计臣束手。而后，在“永不加赋”的家法之外别开一途作罗掘，则这种已经创行的捐纳便成了常被援用的成例。所以雍正、乾隆、嘉庆三朝都曾蹱而效之，因事开捐，以济一时之急。然则卖官虽是秽政，其初意犹在国计匮乏而不敢加赋虐民。且因事开捐，是其意中亦知秽政不能没有限度。迨“道光辛丑、壬寅间海疆用兵，始大开捐例。”之后，“至咸丰初，粤匪继起，蔓延十五、六省，军饷浩繁，例遂久开不闭”。由因事开捐到“大开捐例”和“例遂久开不闭”，是原本被当作“暂行事例”的捐纳在兵事长久的压迫之下从有限度转化为没有限度了。在这个过程里，是道光朝一变，而咸丰朝大变。其间的不同，在于当捐纳仍在限度之中的时候，卖官和收钱都由朝廷一手主持和包揽，但一经失其限度，则各省都可以纷纷立捐局，藩司、粮台、军营都在用“空白部照”办理捐事。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歉”，晋抚曾沿用咸同以来行之已久的成例，专折奏请部颁“虚衔实职空白实收执照二千张”，用来“资接济”。以光绪年间一个省的数目推度咸同年间南北之间的数目，则这种发端于乱世里的做法八方并起，无疑从一开始便在大量地产出朝廷的名器。由于大量产出名器，“虚衔”和“实职”都会跌价，随之而来的是捐例“久开不闭”，同时又与“捐例屡次减成”相伴于数十年之间，造成了名器多和名器贱。一则记载说咸丰六年（1856）江苏“报捐监生，京庄收兑者不过廿六、七元，后贱到廿二、三元”，以此对比雍正时代以“捐纳俊秀监生正项杂费需银将三百金”为常例，显见得“屡次减成”之后的功名已太过便宜而几乎不成模样。至同治三年（1864），阎敬铭总论“各省减成章程”并“合以筹饷例”，说是“折收”所得“居七成之一”者有之，“居十成之二”者有之，而“无过三成者”。是以当日“由俊秀捐纳知县，至指省分发不过千金”即可了事。他说的是捐纳实职，以折扣之后的数目作计算，则咸同之后官职之便宜和得官之容易皆从来所未有。开捐而行之以“减成”，本意在于多捐之后可多得入款以助饷事。但捐例既已久开，则用“减成”之法相召引便不能不实现于一减再减和减了又减之中，便宜与容易都因此而来。而与这种便宜和容易相因果的，是本在官场之外的各色人等纷纷取径于捐纳进入了官场之内，时论谓之“自军兴筹饷以来，流品之杂已极矣”。咸丰十年（1860）署福建布政使的一个士大夫身在流品已杂之中，曾记述过彼时闽省官场里的这种各有来路的各色人等：“候补道陈淮汉，乃广帮茶伙，其弟候补知府陈翀汉，在粤树旗械斗为首，地方查拿逃闽报捐候补；直隶州王于宗，乃省城布铺小伙，市肆无赖者莫不相识”。按当日的眼光衡量，其间没有一个人是体面的。由此形成的面目各异已是非常离奇，而其中粤省的逃犯能够借助于捐纳一变而为闽省的候补知府则尤属匪夷所思。但流品已杂之后还会有更加匪夷所思的事。光绪间时人叙述官场社会相，有一节说：“官之岁入，县令尤钜”，山阴人“蒋渊如涎其利久矣，而苦于捐资之钜也，乃与其友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谋之，醵资上捐，得最新花样最优班次之候选知县”，之后“彼此约定，蒋为令、唐为刑幕、陈为钱幕、王为钱漕、吕为门稿，以免利之外溢”。朝廷开捐卖官，已是把买卖之道引入了官场，这些人用“醵资”谋利，又彼此“约定”而“分利”，正是在买卖之道应之。比之咸丰朝的闽省人物，其持筹握算的精刻和精细，显然又更典型地反映了捐纳入仕中多数人的理路和心路。这两段文字说的都是地方官场，在“流品之杂”的背后是可以想见的人数之多。而另一段文字说“自癸丑粤逆踞金陵后，江浙人士皆虑故乡非乐土，适捐例减成，遂纷纷就京曹为避地计，且得藉印结费以自给”，则说的是兵火连天之日捐纳转化为逃难，使江浙两省原本要落入难民群里的人们一个一个地变作了都中的京官。据一个自署“桐溪达叟”的士人估计，像这样在内战中避地“捐京职”的人“两省殆不下千数百”。就京城官界的有限容量而言已是庞庞然一群，而存在于庞庞然一群里的也是品类不齐的各色人等。道光帝晚年与甘肃布政使对话，曾直言“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然后自问：“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而终以“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为叹息。他并不喜欢捐班，在他之前，康熙帝已在诏书中直言“捐纳之人，岂尽殷实，大约称贷者多，不朘削百姓，则逋负何由而偿”？显见得也不喜欢捐班；在他之后，光绪帝亲眼见到过旗人纳赀得官而不甚识字者，为之极怒，由此所宣泄的，同样是不喜欢捐班，然而从康熙到光绪的二个世纪又数十年岁月里，这种不为帝王喜欢的捐班却始终在一茬一茬地不断长出于官场之中，并在19世纪中期之后数目愈来愈多。据后来的一种推算，经咸同而至光绪，拥有“虚衔”和“实职”的中国人里有66％是用捐纳的办法得来的。与这种比例相对应的，则是数十年里以朝廷之名行于天下的“筹饷事例”、“台防经费事例”、“海防事例”、“郑工事例”、“新海防事例”、“江南筹办防务事例”、“江宁筹饷事例”、“秦晋实官捐”、“顺直善后实官捐”等等为捐纳昭示理由和原因的名目。与前代相比，这些名目折射了后来数十年里更多的内忧外患交相困逼。于是前代的一时用费之缺遂已成了后来的时时用费之缺。随之是“捐输减成漫无限制，劝捐者惟务以减价为招徕，报捐者遂相率以一官为贸易”，捐例更多，捐班也更多。在清代的制度里，科举考试归礼部掌管，职官铨选归吏部掌管，于是而有仕途之章程和常序。然而开捐因“经费无所出”而起，则主张大半出自于户部。而一旦开捐成为常例，便不能不是仕途法则随度支而转移。而后是度支已经支配了铨选之日，帝王的意愿也不能不成为一种受限制的东西。

咸同间长期绵延的国内战争造成了捐例的“久开不闭”，同一个过程还促成了战争所到的地方，在军功的名义下因保举而得官的人越来越多。由此造成的是另一种科举之外入仕的途径。后来以疆吏开府一方的刘长佑、曾国荃、李续宾、李续宜、杨岳斌、刘坤一、蒋益澧、刘蓉、杨昌濬、张树声，以及官居兵部尚书的彭玉麟等等分别起自优贡、拔贡、廪生、附生、文童、行伍，都是在内战中由军功而累积地致身通显的。在绿营一溃再溃而东南遍地兵燹之日，由百战艰难而得军功和由军功而得保举，都是从战争过程中产生，并因之而从战争过程中取得合理性的。然而十多年之间，从东南的太平天国到华北捻军，再到西北的回民起事，漫长的内战在不断打仗的过程里不断地造出军功，而后又在不断的保举里转化为大大小小的官职和官阶，由此形成的则是一种官界在数量上的膨胀。同治二年（1864）岁末翁同龢曾在日记中说：“曾国藩以肃清皖北保举各员文武千人，为自来所未睹。”他所说的“自来所未睹”，是在极言当日因军功而得保举的人数之多。然而在军中的那个世界里，规模犹不止乎此。与他这里引为异常的“约千人”相比，上一年曾国藩作《官军迭复江岸各城隘出力员弁六案请奖折》，一口气保举的“各员文武”已近三千人，显见得是人数更多。因此翁同龢以“自来所未睹”为惊诧，只能算是都中人远看军营眼界太小的结果。从咸丰初年以来，领兵的曾国藩已经屡次“请奖”。而曾国藩之外，群帅各自领兵打仗，同样在各自制造军功，并同样在各自交章“请奖”和屡次“请奖”。保举可以使白丁成职官，使小官成大官。因此从这些奏章里放出来的“各员文武”便会一路汇积，成为越来越多的翎顶补服。一个经历过道咸同光四朝的士人说：“湘淮军兴，削平发、捻、回诸大乱，各路军功所题记名提督，部册所载近八千人，总兵则近二万人，副将以下汗牛充栋矣”。提督一品，总兵二品，都是红顶大员，合两者总计已是成千上万。以当日水陆提督共二十三员和水陆总兵共八十三员的实际缺分相比，显然是多得漫无边际。且提督之中的五缺还是专属巡抚兼任而不在将官范围之内的东西。若除去这一部分，则两头之间的悬殊更甚。这段话说的是武职，在武职之外，得了保举的文员则沿着“遇缺即选”、“尽先补用”等等名目一群一群地流向地方官场，而后是“得保之员”已“遍于各省”。在这个过程里，与保举之多连在一起的常常会是保举之名实相歧。同治三年（1864）陕西按察使奉旨会筹甘肃军务，曾直言陕甘总督熙麟“保举打仗之员甚多，而接仗之地人皆不知”。他用皮里阳秋的笔法说出了彼时奏报中所铺叙的接仗和军功之可疑。而在“保案层迭”之日，像这样不可求证的事显然不止甘肃一个地方才会有。后来的日子里言路论保举，则很容易追问“夫从军以摧锋敢死为上，而叙劳乃属文员”。这种追问所指责的，是“叙劳”里常常容易见到的不真不实的徇情和营私。徇情营私与不可求证的军功羼杂于保案之中，因此内战促成了保举的层出不穷，而与之一路相随的却始终是时论以“军兴以来保举渐滥”为长久不息的訾议。“军兴以来保举渐滥”说明这个过程是由内战开始的。由国家铨叙的章法立论，保举因事而起，事停即止，本非官场世界里的常态。但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一面是内战过去很久之后军功仍然在成为保举的题目，一面是军功之外，河工、赈灾、洋务等等此起彼伏，源源不断地以叙劳为题目保举官职和官阶。之后是晚清数十年之间保案的五花八门和没完没了，其间往往更易操弄从而更加不真不实。光绪二十年（1894）御史张仲炘说：臣闻山东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推原其故，由于吏部曾定以每决口门一处准得保异常寻常者六员，以为虽甚盛涨，至多不过十余处耳。孰意所报缺口之多寡，概以所保之人数为衡，如拟保六百人则称决口一百处。甫决之时，并无呈报，既筑之后，更无考查，甚或一二十里内竟至百处有余。臣不知此六七百人何所托足，其冒滥可知矣。河工保的是劳绩，御史举“五六百人”为辞，则是说其中大半都不会有劳绩。同一类话题在当日的言路里一再被提出来引为究诘，正写照了这个由内战开始的过程一路留下的乱象。比之户部助成捐纳，保举则大半出自管地方的疆吏。而保举之多和保举之滥，最终都会化为仕路里数目不断增长的人群。二

捐纳在年复一年地孵出大量的做官人，保举也在年复一年地孵出大量的做官人。比之科举制度下求功名的九转成丹之难，则径由捐纳、保举得官无疑要快捷得多。但清代国家官制中的缺分则始终是一个既定的数目和有限的数目，这个数目没有办法随世路的变迁而上下浮动，因此这种快捷孵出和大量孵出的做官人从一开始便成了官场容纳不了的人。张之洞抚晋之日曾说：山西地瘠官贫，“候补向无多员。同治年间，道府州县，尚不足百人，同通佐杂，不足二百人，似较之东南各大省为少，然已无差可委”。至光绪前期，则分发而来的做官人已一时“骤增”，以今时比往昔，“盖多于旧日者，十之七矣”。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没有办法消化的局面：“计晋省同通共八缺，候补者四十二员，佐杂共一百六十六缺，候补者四百一十二员；河东盐务共九缺，候补者八十七员”。在“员”和“缺”之间的差额里，都是阗塞于官场的多余人口，而“每月缴照到省者，尚复杂遝而来”，他们还在不停地为山西官场增加多余的人。张之洞深深地苦于无处置放这些“闲冗之官”，而在山西之外，被他称作“东南各大省”的沿海地方和沿江地方曾是久战之地，又是洋务重心所在，因此保举、劳绩行之更早而且时间更长，这种在“员”和“缺”之间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做官人也因此还会更多。直到宣统年间，江宁还有“候补道三百余员，府、直隶州三百余员，州、县一千四百员，其他佐贰杂职约二千余员”，而“宁、苏两属仅辖道缺七、府缺八、直隶州三、厅三、县六十七，若专以江宁而论，合道、府、州、县计之，不满五十缺也”。显见得同提督、总兵一类武职一样，这一头与那一头之比极其悬殊。因此当日说时务的公议和私议里，便屡见“官吏愈多，得缺愈难”的实录和“补署无期”、“皆苦淹滞”的感叹。由此形成的是一种身在官场而不能做官的困境。一则记载说其间由捐班分发到省的地方官，至“有数十年，十数年未得一差委，未得一署事者”；另一则记载说：“近日各部候补司官，多者数百，少亦不下百数十员，加以保举捐输，插补插选，以致正途到部者，求补一缺动需一二十年”。前者说的是地方，后者说的是京城。然则由咸同到光绪的数十年之中，先是保举和捐班长久地候补，后是由科目进身的正途中人为候补所堵，也不得不跟着成了仕路中的候补者。而以“十数年”、“数十年”、“动需一二十年”为常态计量时间，则其等候之漫长便不会不与人心之麻木和人性之失常相表里。两者都会使官之为官的旨义异化。半个世纪里，这种猬集拥挤和铨选壅塞以其日积月累的长久性与普遍性同每个做官人相关联，并因此而构成了19世纪后期晚清官界不同于前代的生存状态。与之相因果的，则是“国家事事从权”，“从权”便是将就，随之是种种老规矩都失掉了约束力而罩不住彼时的官场世界。

由于“员”太多而“缺”太少，督管地方的疆吏遂不能不长在“一差而数十人争之，一缺而数百人俟之”的阗咽之中而无可疏泄，后而是以太少对太多，“势不得不分班委署”当时人说：“其初漫无章程，先至省者，不得署缺委差；后至者或反得之，人颇不服。于是定轮委之法委署委差，于先后班次轮去”。于是，在朝廷本有的章法之外，“轮委”又别立了一种通行于南北各地的章法。其间用作专门词汇的“委署”，本义应是一时暂代，而移用这种办法疏通壅塞，则是原本应当由一个人做的官在时间上切成一段一段之后分给几个人来做。而由此导致的“一省之中，州县署事者竟十居其六七”，正说明“轮委之法”通行之后，中国的地方官大半做的都是代理官。但朝廷的铨法是以实缺为常态的，地方官大半成为代理官，常常是疆吏有意调度实缺官，为众多的官场候补者让出路来的结果。候补官既已分发到省，则以手版听鼓为常课。因此疆吏便成了与满坑满谷的候补官相距最近的人。而熟视久之，满坑满谷都会成为压力，是以疆吏调度于实缺官和候补官之间，未必没有心中的迫不得已。咸同之交，闽浙总督庆瑞已在一手摆布福建省里的朝廷命官，“简放知府，部送知县，多不令其到任”，腾出来的空间便被用作“调剂署员”。但用这种办法另开一路，又使疆吏获得一种铨法所没有的好恶由心和上下其手的自由。自旁观看去，则调度者和被调度者之间，便常常会见到任人唯亲。此后十多年彭玉麟论天下吏治，尤以“各省风气，往往因候补人员拥挤，轮署州县，而实缺转少”为大病，说的便是这一类实缺被化为轮署的事正在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不能入眼。这种实缺被化为轮署的做法，是地方以自己立的规矩破坏了朝廷行之既久的规矩，因此彭玉麟不喜欢，朝廷也不喜欢。光绪十二年（1886）有一道上谕专门以此为题目说，“各省实缺人员，到省后例应饬赴本任，乃近来各该督抚，往往将特旨简放及由部选补各员奏请留省，或令暂署别缺，并不饬赴本任”，然后追问这些总督和巡抚，“何得因调剂本省人员，致特旨简放及部选之人转不得及时自效”？并以“殊属非是”和“殊非所以遵朝命”为切责之辞。疆吏苦的是仕路中的太过拥挤，朝廷要的是官场里的等序和秩序。然而时当候补的做官人已经太多而且仍在增多之日，朝旨虽然高高在上，而其间的那番道理一经移入“各该督抚”治吏的范围之内，却很容易在拥挤和壅塞中成了被淹没掉的东西。在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务中，是“军兴以来，率多通融，例案概置不问”，这一套不循成法的路数行之既久之后已经改变了很多东西，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它们比诏书中的道理更强韧。因此，后来的岁月里，“轮署”依然是候补的出路。与之相对称的，是“天子许为即用”而为“大吏故靳之”的“殊非所以遵朝命”，依然长在南北官场之间，成为人人熟见的惯态。然而当“轮署”日多而实缺日少成为一种普遍的景象之后，随之而来，并与之因果相连的，则是晚清吏治普遍的淆乱和无序与持续的淆乱和无序。由于州县官最多，所以“轮署”底下州县之吏治的淆乱和无序也最显目。

清代官制，“州县向有六年俸满之例”，而“分班委署，往往以一年更换为期”。在这种任期的大幅度缩短里，一个个候补官因“轮署”而来，又因“更换”而去，来去匆匆之间，这些人治理过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在由此引起的变化里，最显著因之最易见的，是被称作“亲民之官”的知州和知县在构成上的前后不同，其中的人物从科举制度下的甲科和乙科越来越多地换成了捐纳和保举一路。据后来的历史学家估算，19世纪60年代之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到七品的地方官”已“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光绪年间的一个士人追想咸丰朝因整肃科场舞弊而兴大狱的往事，然后对照此日官僚群里科举之外的五花八门，曾感慨系之说：出仕一途，“并不区区甲乙科矣”，作为一个出自甲乙科的读书人，其笔下所表达的正是一种深深的叹息。这种观察和感慨虽出自个人，而记录的则是这个时候的科目因异途挤压而走入式微的事实。因此，科举制度虽然在二十世纪初期被一朝停废，但追溯历史，则此前的数十年之间，显然是其旧日声光已经在逐渐剥落之中了。科举入仕和捐纳、保举入仕，从而正途入仕和异途入仕，曾被用来为官界分等。出身同文馆的张德彝后来虽累迁已为出使大臣，而自谓“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一生始终中气不足。但就数十年里的官场社会相而言，则正途和异途两者既同在候补中，又同在“轮署”中，其间的界限其实越到后来已越益模糊。而在这种科目和捐纳、保举此消彼长的过程里，众多的捐纳、保举由候补而“轮署”和后来的“甲乙科”由候补而“轮署”，总是在长久的等待之后才能到官的。然而长久的等待要靠长久的开销来维持。大约而言之：“候补道府寓所合房租、爨食、仆徒、舆马等费，每月须一百三四十金，州县则须百金，佐贰亦须数十金，应酬之多寡在外”。候补没有俸禄，而每天的衣食住行则都在耗费银子。因此，在等待“委署”的日子里，候补官大半都要举债以维持开销。由此还会派生出债权对于债务的种种超越了经济关系的牵系和束制：于是有称官债者，谓之赌子，言以此为赌也。赌子探知其名次在前，三五年可署事，然后放之。非是则不放。其在富翁，则放银三四五六百两，议署事时为账房师爷。息银二分，或二分零，俸银二百两、百六十两、百二十两不等。账房出息，或平分，或三七分，或全归师爷。彼时急于得银，惟命是听。预先立一关书，所议一一载明，交赌子为凭。其在仆人，则名目甚多，有放银三四百两，议为稿案门上，管一县狱讼者；议为钱漕门上，管一县征税者。其次放银一二百两，议为签押门上，管一县案卷者；议为办差门上，管一县杂役者，亦书议字，别立借票。可见得大半都要举债的候补官大半都是没有自由的。当这些人历经久苦淹滞之后一旦临民为地方官，他们在淹滞岁月里“一切日用应酬所费积累日深”的债务便会一路跟着，被带到了地方。随后是“虽自好者亦不免以屡空之后取偿于民，而不肖者不待问矣”。“屡空”之下人穷志短，已难以用道德定力分人品之高低了。而“轮署”之期以年为度，与候补时日的漫漫无期相比显然是太过短促，所以在这段有限的时间中，除了以前的“屡空”要“取偿”之外，还有“以后之日用”要“取资”。这些都注定了由候补而“委署”的州县官虽是“俨然为数万生灵托命之官”，而其目光所注，则常常会“只计及州县之有钱粮，未必计及地方之有百姓”。之后是“以催科为能事，以抚字为迂图”。依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论，州县官本应与百姓离得最近，并因之而为天下太平之所托。但在铨法既乱之后，晚清的州县官既以“轮署”为常态，又以“取偿”为算计，则很容易变成精神上与百姓离得最远的做官人。在这种为生计作盘算的筹划里，“取偿”和“取资”所着意的犹是家口之衣食，比这种筹生计的用心更加没有限度的，从而更加可怕的，是其间的“一旦握篆，遂以为商之法为官”。这种“为商之法为官”虽然合官与商为一体，其实已既不能算是商，又不能算是官了。因此，其用来放手逐利的并不是商道，而是劫法。光绪二十年（1894），言路弹劾捐班出身而委署栖霞知县的陈洵“不理民事，专以苛敛为能”。其中的一段说他“近复设法严逼税契以网罗财利”，至勒迫地保而“按社苛派”到户。“向例由藩司颁发契报，每张交银一钱，该知县加至四钱，复从其契内地价，每两再索四分以饱私囊。”与这种强制的敛剥公行相对应的，是其手段的霸蛮和酷烈，以至于当地百姓中的“未税者每日敲捕追呼，锁禁累累”。在这个例子里，栖霞的知县以其放手“网罗财利”的肆无忌惮，富有代表性地说明了捐班中人出钱买来权力，着眼点正是这种权力可以直接地用来收获数目更大的财利。在栖霞之外，当日更普遍从而更多见的还有取径捐纳出任州县的地方官“钱粮所入，略一侵吞，已逾原捐之数”的那种伸手攫取。与“税契”之剥民相比，“钱粮”已直接侵蚀到国赋了。当时人总论这种官场里的贸易法则，说是以捐官“所纳之数”为比，则“得缺后”有“十倍、百倍之利”。然而就其来路而言，“十倍，百倍之利”不是取自民间便是取自公帑，从而不是病民便是病国。当日的庙堂议论深忧天下之吏治，说是“委署”之不同于实缺，盖在于“官员之署事，譬之住屋之租赁。自家住宅，稍有破坏，急急补治，责无旁贷故也。若借屋暂居，明知非我之屋，不特不加修葺，甚至任意糟蹋，拆屋作薪。久之辗转租赁，势必栋折榱崩而后已。今之委署人员，大率类是。”地方官的职分上以对朝廷，下以对百姓，因此“任意糟蹋”之下的“栋折榱崩”不能不既涉病民又涉病国。这些议论引入庙堂之中而且一讲再讲，三讲四讲，说明了“委署人员”之不易为善和不能为善已在共见和共识之中，而共见共识的深忧之所在，则无不归于“任意糟蹋”下的“官常愈坏”和“百姓之受祸愈酷”。比之贸易法则下的“十倍”之利和“百倍”之利，这种“坏”和“祸”相对应的范围显然又大了许多。时当长久候补而以“委署”为取偿之日，州县官由“六年俸满”变为大半以一年为期的“轮署”，则地方官“更换”的频繁和任期的短促给地方带来的，一定会是次数更多而且下手更急的“取偿”、“取资”和“苛敛”。与之相表里的，又一定会是病民和病国年复一年地延续于前一任官员和后一任官员的“更换”之中，使之成为晚清地方官场里的一种长久性和弥漫性。而原本立在老百姓和做官人眼前的种种吏治规范，则随着这个过程的节节伸展而脱节断裂，变得七零八落。而后是人心中的观念随之而变；官与民的关系随之而变；维持社会常态的风气亦随之而变。刘锡鸿说：“买官之赀本不足以开一店肆，于是编氓视官为不足贵，而官亦不敢自贵以临之，则国威难振矣。乡里庸劣子弟皆得滥邀位秩，即不复知齿德之足尊，顽者侮良，幼者陵长，则民风滋悖矣。农商工贾忽居仕宦之列，仆从交游饮食服御费必增多，食之者从，生之者寡，则民财日匮矣。候补人员太众，无以为生，百姓易于攀缘，讼狱之事辄可贿通以求胜，则民冤倍甚矣。”叙述的都是七零八落里的人心和世风的变迁。其中许多方面的影响既深且远，不仅摇动了尘世间的秩序，而且摇动了精神世界里的秩序。而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另一方面，是州县官的频繁“更换”和任期缩短，不能不使每个管地方的州县官始终只能是所管地方的过客和路人，时论常常比为“五日京兆”。而与地方官的来去匆匆相比，土生土长而又附着在行政权力上的胥吏则长久地盘结于地方衙门之中，并不会随职官之来去做移动。在既有的中国政治结构里，州县行吏治以刑名钱粮为大端，其间的繁剧苛细都使地方官不能不借助于胥吏。沿用既久之后，至道咸间已是“官不亲事，事不在官”，而后“催科问胥吏，刑狱问胥吏，盗贼问胥吏，今且仓监驿递皆问胥吏”。显见得在州县管地方的过程里，胥吏其实已经进入了吏治。但当胥吏进入吏治之中的时候，同时是胥吏在本性上又很容易成为一种吏治之害，并在实际上始终成为一种吏治之害。一个做过知县的士人说：“至若书差本皆无禄之人，亦有家室之累，其供奔走而甘鞭扑者，皆以利来。以家口待哺之身，处本无利禄之地，受不齿辱贱之刑，而甘之如荠者，固明明以弊为活矣”。这种“以弊为活”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地方衙门里的胥吏常常会与枉法、勒索、侵渔、贪赃连在一起，弄出种种丧心病狂，“以弊为活”，在本义上便是以世相的黑暗为活和人性的黑暗为活。所以在诏书里，胥吏还被称作“蠹吏”。这些弊象都决定了不得不用胥吏的州县官又不能不全神贯注地督管胥吏。由此形成的是一种被列入《吏部则例》，并因之而被制度化了的定规和制约。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当州县官的任期短到犹如过客和路人，则这种制度化了的定规和制约在过客与过客的交替之间越来越疏阔脱略，不能不日趋跅弛，成为一种丧失了制约力的东西。游百川作御史之日，曾比百姓为赤子，而历数当日胥吏“视民如鱼肉”的“凌辱之、剥削之、逼勒之、颠倒拨弄之，率以钱之有无多寡为事之曲直是非”，并且统括而称之为“政之蠹，民之蟊贼也”。他以“外省胥吏之害”已“不可胜言”为忧患，而引“害政者吏也，而足以治吏者官也”入奏议，则推论源流，又尤其以“地方官”的“宽纵”为忧患。但以彼时州县的“轮署”作反衬，显然是这段话所深信的“足以治吏者官也”正在变得全不可靠。在他所说的“宽纵”里，官之容忍吏和信用吏犹自出于官员见识缺失和德性缺失的个体意愿。但由“轮署”造成的地方官任期太短，并因任期太短而管不住胥吏，则更多的应是出自官员的心不能及和力有未逮。因此，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被称作“政之蠹”和“民之蟊贼也”的胥吏会越来越多地脱出制约，他们在迎来送往里不移不动，在职官的频繁流动里成了权力的稳定性之所在。而地方的吏治则越来越像是一种胥吏之治。若以论者所谓“自京畿以及各直省，有不营私之官，而鲜有不营私之吏”作判断，胥吏之治无疑更坏。三

晚清的地方吏治在州县的“轮署”和“委署”之中变得无复旧日模样。然而以缺分之有定为限度，更多候补的做官人犹在“轮署”之外久俟而不可得。这些没有俸禄的职官既已分发到省，便成了疆吏所管和应管的人。于是从南到北，“各省候补人太多，浇裹无出，势须给以差使”。“差使”不同于缺分，就候补的本义是候缺来说，这是在别开路径。与缺分之有定相比，“差使”数目无定，是一种可以由疆吏自为兴作而直接支配和随意支配的东西。咸同两朝十多年的内战造成了疆吏管地方的集权之势和种种变动改作，这个过程催生出各色以“局”“所”立名而不在官制之内的机构，而后是缺分系于有定的官职，差使则系于这种自创自立而不在官制之内的机构里。因此，在州县的“轮署”和“委署”之外，还有“每局每卡多者辄数百人，少亦数十人”的奉札委当差。局卡里的“数百人”和“数十人”能够各奉札委，是其各有功名，从而都是候补官。19世纪后期的中国，这一类因权力的变动而产生的机构一经在内战中出现，又会在后来的时势变迁里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则是附生于这些机构里的候补官也在不断增多。光绪十年（1884），户部曾列举说：查各省散置各局，已报部者，于军需则有善后总局、善后分局、军需总局，报捐总局、筹防总局、防营支应总局、军装置办总局、制造药铅总局、收发军械火药局、防军支应局、查办销算局、军械转运局、练饷局、团防局、支发局、收放局、转运局、采运局、军械局、军火局、军装局、军器所、军需局等名目；于洋务则有洋务局、机器局、机器制造局、电报局、电线局、轮船支应局、轮船操练局等项名目；于地方则有清查藩司库局、营田局、招垦局、官荒局、交代局、清源局、发审局、候审所、清讼局、课吏局、保甲局、收养幼孩公局、善济堂、广仁堂、铁捐局、戒烟局、刊刻刷印书局、采访所、采访忠节局、采访忠义局等名目；其盐务则有各处盐局、运局、督销局；其厘卡除牙厘局外，则有百货厘金局、洋药厘捐局，暨两项各处分局更不胜枚举。其未经报部者尚不知凡几。朝廷管不到这些机构，所以代表朝廷的户部称之为“各局林立，限制毫无”，而尤其不满于其间的“事应责成司道厅州县者，亦必另设一局，以为安置闲员地步”。户部以地方立局“安置闲员”为非，而其间的矛盾在于“闲员”由冗官而来，冗官由捐纳而来，捐纳由度支不给而来，溯其源头，闲员之多，本出自户部助成捐纳而来。因此，户部批评地方虽言之侃侃，而手里的道理其实只有半截。但用“安置”一词来表述正在这些机构里当差的众多候补官，则又真实地说明了那个时候的“差使”常常是不立规矩而大小由之的，从而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一则记载说由捐职而候补，“道员到省后，督抚以其官大本大，无论何人均有一差，每月薪水银百两，或五十两，由厘金项下支取。知府二三年中，亦必有差遣”。在这一类按捐官的资本分等类的场合里，“差遣”或“差使”大半成了别具样式的周济。当日的一个京官意不能平，则直白地称之为“赡养”。显见得借助于“各局林立”，大批本属游离的候补官才能够找到托身的地方，从而在清代官制原本有限的空间之外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世纪后期出现于地方行政系统里的种种新立的机构，与19世纪后期汇积于官场之中的成群候补官之间自始即共处于历史造成的连接之中，而在其内里，则这种历史造成的连接之中同时又有着历史造成的因果。在咸同之交的内忧外患迭连迫来之际，被接纳到“各局”里来的一群一群候补官，其初本是一起营造了这些以“局”立名的种种机构的人。当内战搅动天下之日，同时又是国家调度兵事和财政的权力一节一节移入军中的营务处、地方的粮台和督抚的幕府之日，出入于这个过程之间而垒砌起新的权力结构的多半皆属可以由疆吏札委的候补官；时当西人的逼迫促成了中国人的自强意识之日，自强促成了效西法买船买炮、造船造炮，出入于这个过程之间而为洋务别开一重门径的，多半也是可以由疆吏札委的候补官。比之朝廷里的六部堂官，疆吏更容易表现一点善待候补官的心愿，其间的渊源，大半起端于此日的同舟共济。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推重久在湘省做候补官的黄冕，说是“湖南设立厘金盐茶各局”，多系其“创定规模”并一手提调，而后能得“筹饷之力”，以成累年之“供亿浩繁”。当内战蔓延之际，像这样的人和事在湖南以外的地方都应有而且都会有。而以后来国家度支之法的大幅变动作比照，则黄冕一班人此日“创定”的“各局”，正是在另立一类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衙门，把朝廷下移的财政权力绑定在地方。一旦绑定，这种权力便成了朝廷再也收不回去的东西了。在当时的中国，这一类事脱出了祖宗家法而不在成例之内，显然是只有不在缺分之内，从而无需恪守成例的候补官才能够放手做和做得好。而日后疆吏渐居天下之重，其面对新问题和老问题，新权力和旧权力互相舛错，于别开生面之中犹能行之井井有条，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的“创定”和提调才得以实现的。于是这些本应被算作冗官的人们，在身逢其时里便深度介入了晚清中国权力结构的变迁，从而深度介入了晚清中国的历史变迁。与湖南的“厘金盐茶各局”比，淮军初入苏南之日，要的是立局“专办制造事宜”。这种事比“厘金盐茶”更难下手，从广东被调到上海的“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丁日昌”遂以其善能效法“西人秘巧”而一时见长，成了李鸿章非常倚重的人。后来“设局制造”的场面从小到大，从少变多，并且由制造派生出航运、电报、矿业、铁路，而继丁日昌之后督管这一类局务，并因之而姓名经常被列入奏章的人物，以功名而论，则一个一个都身属“江苏补用道”、“江苏候补道”、“分发补用道”、“三品衔候选道”、“直隶候补道”、“选用知府”、“补用知县”等等之列，仍然是一群有官职而没有缺分的人。像这样以制造为专业以及由制造推衍出来的各色洋务衙门从一开始就出自野生，并因其出自野生而与彼时既有的官制全然不可对应，于是不在缺分之内从而游离于官制之外的候补官，便以其群体的存在而现成地成了机构里的主事人和办事人。所以，以历史过程论人物之走势，则西潮浸灌催生出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之际，这些人曾比官僚群体里的其他人更早地介入和更深地介入新陈代谢的曲折和起伏之中。同治末年李鸿章深感科举不能出洋务人才，曾主张“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然而就其主持洋务运动三十年之间所委用、调度和识拔的众多候补官而言，显然是“考试功令”未必真能阻格洋务。在科目还没有到达能够“变通”的时候，一群一群的候补官其实已经汇成了一种别样的另开“进取一格”。比之二十世纪初期废科举、开学堂所产出的游学生和新学生用心于鼓荡思潮，则这些人留下的事功虽多在形而下一面，但直观而见，已不能算少。因此，就历史事实而论，正是冗官之宽为李鸿章弥补了科举之狭，而后能成其“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煤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路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等等的“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然则以“厘金茶盐各局”和“设局制造”为实例说19世纪后期的历史变迁和新陈代谢，则彼时大量产出的候补官里，是常常有人在做实缺官所做不了的事。此谓之“天下有事，功名多途”。在一个尚事功的时代里，捐纳保举虽人品各异，但以办事和做事而言，则大半更能应时。作为一种对称，是当时人常常说的大吏“喜用军功捐纳”。由此形成的，已是一种官制史上非常奇特的现象。而户部在奏议里列举的“各局林立”虽然五光十色，其实大半都是从这个源头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当满坑满谷的候补官为一世所指而久被訾议的同时，“局”中的“总办”、“会办”和“委员”依然是进进出出的候补官。这一类事实的存在和延续，说明了周济与“赡养”之外，被看作是官场多余人的候补官有时候会被卷到历史过程的深处，并以自己的施展手脚与其间的成败得失相为因果。而这种留在了历史中的痕迹与周济和“赡养”共存于19世纪后期的中国，又写照了晚清候补官员之各式各样和不可匹比。

始于咸同之交的数十年里，捐纳和保举造出了清代二百多年里从未有过的冗官群。他们中许多人的光阴大半都是在等候“轮署”和“差委”中消磨掉的。而“候补人众事少，非钻刺夤缘，请托求乞，不足以合上官之意而动其怜”，且“又困于挤排，以故工巧之术，软美之态百出其途，以求迎合。为大僚者又无术以救正之，因而相习成风，中才之质尽入下流”。显见得与光阴一起被消磨掉的，还有立身的节操和仕路的“官箴”。后来官界在时人笔下被当成龌龊的地方，以其递相传承的一路演化而言，则是节操和“官箴”不立之后“钻刺夤缘”和“请托求乞”太多，致“中才之质尽入下流”的结果。然而“以求迎合”虽“相习成风”，其实“求”者太多和应者太少成为常态之日，“求”与应之间常常是不能合得拢来的。赵尔巽作御史之日曾说：“各省候补中司紧要公事与地方官一律差委者诚不乏人，而终身不得一差者所在多有”。这种“终身不得一差者”既是年复一年苦苦候补的人，也是到死都没有得到一点结果的人。而“所在多有”则说的是他们在南北官场中的屡见和普遍。这些人选择了官场，但官场始终不肯选择他们。是以他们在漫长的守候之中实际上的生活状态只能算是世间的穷民。其中的大批“因称贷困守一官”者，便成了“始则因贫而仕，继则因仕愈贫”的人。因此，与“未得则汲汲钻营，既得则孜孜为利”同样引人瞩目的，是数十年间候补官里普遍可见的贫与愁。同光年间一个久在湖北官场的士人曾记录过鄂省巡检中“候补数年，无一差，贫苦甚，命其十一岁小女乞食”的真人真事，以及久候差遣不可得，致冬日“衣单无棉”而“妻一子四女一，三日内皆食红薯七文而已”的真人真事。他们虽然已经列入了官界，但其一身一家则犹在饥寒交迫之中而不能脱苦海无边。另一个士人也记录过同一类真人真事，说的是候补官中的“饥饿而死”者：“予在沈方伯署中，某日，有人禀某候补知县死，方伯委员往验因何而死，回禀曰：某员到省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实冻馁而死。其身上惟留一破衣破裤，床上惟眠一破席，被帐俱无”。按记述人作客幕府的行迹，这件事应当发生在福建。在同一段文字里，他还记录了四川一个“饥寒不堪，吞烟自尽”的“候补知县”和江苏一个“典质俱尽，遂自经而死”的“即用知县”。这些人各自候补到死而不得善终，说明了候补的路不容易走得通；而其各自以一死了之，则又说明，一旦身入候补一途，已是既难回头，又难脱身。与这些人相比，他们中不肯一死了之的人同样身在困顿之中而又耐不得长久等候，便很容易于四顾无路之中出格求活于法度之外。出自那个时候的一种笔记和一种判牍，都曾叙述过作贼于市井之中的候补官，而叙述既毕，叹为“嗟乎”。这种由官到贼的变化虽是极端的例子，却真实而且具体地写照了冗官的落魄以及身处落魄之中德行、纲纪和法度的都不足恃。

保举、捐纳、轮署、差委一点一点地改变了清代的官界法则，这个过程与历史嬗蜕相交缠并留下了许多悲欢故事。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官场世界一节一节的失范和失范之后日深一日的无序。（2009年）

“丁戊奇荒”：衰世里的天灾与赈济

在19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雨泽愆期”、“山水陡发”、“蝗蝻成灾”、河道“漫口”，以及“台风”、“海潮”、“被雹”、“被雪”频频见于南北之间，使农业中国深深地为天灾所困。其中发生于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并连及甘肃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四川北部的大面积干旱和连年干旱尤多苦多难。后来的记述概括言之曰：“光绪丙子、丁丑岁大旱，戊寅尤甚。自畿辅西迄秦晋，赤地数千里”。因此，以干支纪事，这一场华北的旱灾便被称为“丁戊奇荒”。而就丙子、丁丑、戊寅而言，山西与河南又属五省之中的“被旱极重”并“灾区袤广”者，于是以山西与河南相标举，“丁戊奇荒”在当日也曾被称作“晋豫奇荒”和“晋豫大饥”。“奇荒”和“大饥”之外，用以指述同一场天灾的还有“苦旱”、“亢旱”、“大旱”，以及“巨祲”、“奇劫”和“非常之灾”，说的都是旱魃为虐的异乎寻常。与之相映照的，则是那一大片土地上“国朝二百余年未有”过的饥饿的酷烈和惨厉。

华北的旱情自光绪初元已经出现，《清史纪事本末》说当年“夏四月，京师大旱”。而后，由“畿辅旱，日色赤”，而“直（隶）、（山）东久旱”，“河南旱势更甚于直隶”，“晋省亢旱”，“陕（西）、甘（肃）亦复苦旱”，以及皖北“被旱成灾”，“川之北亦旱”，等等，这种四面具旱形成的是一个时间上持续的过程和空间上蔓延的过程。在地貌多样的区域里，被旱的同时还会有“被水”、“被雹”、“被潮”、“被霜”、“被风”，而它们一经出现，都在使华北的“奇荒”规模变得更大。按照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五年（1879）地方奏报的数目，在这段历史里，直隶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六十三个，山东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八十二个，河南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八十八个，山西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八十四个，陕西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八十六个。在这些数目字的背后，是19世纪中国由天时主宰农业生产，从而由天时主宰万千人生计的事实。因此，与数目字相对应的，始终是这些地方粮食的极度匮乏和日益匮乏。当日的一则记载说“山西报灾八十二州县，民数五百万”。这里的“民数”无疑都是饥饿中的人口。另一则记载说豫省“欠收者五十余州县，全荒者二十八州县，约计河南饥民有数百余万”，着眼的也是饥饿中的人口。而以纪实为笔法叙述其间的情状，则描画所到往往无复人世景象。陕西同州的地方志曾记录光绪三年（1877）当地的灾情和民生，说是“六月已来，民间葱、蒜、莱菔、黄花根皆以作饭；枣、柿甫结子即食屑，榆不弃粗皮，或造粉饼持卖；桃、杏、柿、桑干叶、油渣、棉子、酸枣、麦、谷、草亦磨为面；槐实、马兰根、干瓜皮即为佳品；苜蓿多冻干且死，乃掘其根并棉花干叶与蓬蒿诸草子及遗根杂煮以食。近山有食石面者，多致死，严禁乃止。牛马多杀，食鸡、猪、猫、犬殆尽；捕鸠鹊、掘鼠兔；取断烂皮绳、鞋底、废皮浸煮醯糟曲尘，和为粥；或弃瓜蒂菜须尘土中，亦取以啖；绳头、破布、灰炭皆强吞嚼”。这一段文字具体地枚举了灾区中的男女老少用来充腹延命的东西。而从可以食用的“葱、蒜、莱菔”吃到不可食用的“石面”、“皮绳、鞋底”以及“绳头、破布、灰炭”，又非常明白地写照了久旱笼罩之下充腹延命的一天难于一天和今日不知明日。同一年阎敬铭奉旨稽查山西赈务，并因之而跋涉于乡村社会的底层，他在奏报里说：臣敬铭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能以御寒，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比之地方志里所记的那些被人取食的植物、动物和矿物，阎敬铭笔下所写的都是人，是一个一个的人和一群一群的人，是苟延残喘的人和已经饿死的人。他们构成的灾区众生相更具体，所以由此显示的深重苦难可以直观而见，并因其直观而见而直接地冲击人心。“目睹惨状”而“夙夜忧惶”，正说明了对于官员的良心而言，这种“周历”无异折磨。其间叙之沉痛的“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是直言天灾面前的人命危浅，有如朝露。而由“统计一省”，推演到丁戊奇荒里的华北五省，则当日留下的历史记述中一见再见的，“饿殍遍地”、“死亡遍野”、“日有路毙”、“涂莩相枕藉”，以及“全家饿死”、“饿死者一半”、“因饥寒而死者指不胜屈”等等，说的都是因饥饿而消失的人命，其触目惊心之处尤在于死亡的密集程度。这种密集的死亡随天灾而延续，因此这种密集的死亡是一个在数量上不断累积的过程。后来美国人马士（Morse，Hosea Ballou）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曾估计这一场旱荒已“毁灭”了“山西省的一半居民”，并使“陕西和河南两省好几百万人沦为饿莩”，因此，在这一片区域里，“直接由于饥荒和感染斑疹伤寒的原因而丧失的生命，总数总不会少于一千万人”。丁丑、戊寅之间马士先后在天津海关和北京的总税务司署里供职，是一个大量阅读过出自中国的统计数字，并以此为职分的人。所以他所估算的这个数目不会没有一点来历。在咸同两朝发生于东南的十多年内战里，直接和间接地死于兵燹的人口曾累计地达到过二千万。若以此对照丁戊奇荒在二、三年时间中抹掉了的华北的那么多人口，则就其夺命的猛烈和残酷程度而言，光绪初期的天灾显然要比咸同年间的战争更厉害。因饿致死本是人间之至哀，然而彼时太多的死亡已使同处饿境之中的“灾黎”往往越出常情之外，在熟视以后变得人心一片麻木。时人曾作《丁丑奇荒记》，由“山西无处不旱”而及天灾下的人性失常。其中一节说：小孩弃于道，或父母亲提而掷之沟中者，死则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臠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竟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

同时的河南也多这种因其“惨酷”而“骇人听闻”的事，其间之极端麻木，“甚至割煮亲长之尸，并有生啖者”。山西、湖南之外，“人食人肉”还见之于丁戊年间陕西的历史记载之中。在一个久以尚人伦重教化为传统的国度里，这一类事实的一再出现和人所共见，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天崩地坼。戊寅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里说：“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大变哉？”以儒学的道理衡量，他所说的“大变”正是精神世界里的天崩地坼。因此同一年他致书两广总督刘坤一，说是“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于地狱之变相”。比之用“菜色”和“鹄面鸠形”说其形相，“地狱之变相”应当更多地反照了久旱里的灾民在饥饿逼迫下发生的人性异常。时当五伦笼罩天下之日，目睹人间变为地狱而身在这个过程之中，不能不是一种惊心动魄的事。

当灾区“草根木蘖俱尽”之后，在万千人“饿毙”的同时，又会有万千人“鬻妻卖子”和“转徙”于“颠沛流离”之途。因此，在华北的地方志里，对于丁戊奇荒的历史记忆常常是以“壮者逃，老者死，妇女孩提非鬻之于人，即委之于地”为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其间的“鬻”和“逃”都与“死”连在一起而同属于一个过程之中。“鬻妻卖子”说的是灾年里的人口已大批量地沦为卖出和买入的东西，以至于当日被灾的地方曾有过“各镇立卖人市”的场面。发生在那里的每一笔交易一定会伴随着亲情断裂和骨肉离析。其时的记载用“鬻妻卖子”总称这种人口买卖，是一般地以“妇女”与“孩提”相并举而言之，但在更具体一点的历史叙述里，则尤其多见“民鬻妇女”、“避荒鬻妇女者无数”，“变卖妇女，暂资糊口，沿途经过，触目皆然”，以及“奸民贩卖妇女者尤众”，等等。一个西国传教士因参与直隶南部的“放赈”而得以近观当地的人口买卖，使其印象深刻的地方，也在于“特别是女子，被带到南方去”。作为一种对应，则是同时的南方善士曾专门立章程，以“收恤灾区妇女”和“代赎灾民已卖妇女”，由此所折射的，是这些被“恤”和被“赎”的对象那个时候正在接二连三地绎络南来，并已经汇为引人注目的规模和数量。“南方”之外，见之于当日奏议的还有“贩卖妇女出洋”，其路程又更加遥远。然则就这一类历史叙述所提供的事实而言，在彼时人口的卖出和买入之中，被“鬻”的多半应当都是妇女。光绪四年（1878），出自西人的一个“饥荒报告”，引用当地“衙门”保存的“登记簿”，计算出“单独在灵丘县，就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孩童被出卖了。”这是一个大致的数目，然而却是一个有根据的数目。若由灵丘县推及华北五省的旱荒之区，则丁戊之间由“被出卖”而被“贩运”的女性人口显见得不会是一个小数。而在大量的妇女卷入饥荒年代的人口交易之日，活人便成了非常不值钱的东西。时人说“卖妇女有一二百钱者，有一二饼易之者”；又说买妇女“有以粟一斗易人一口者”。身处于这种斗粟百钱的买入和卖出里，人口犹不如牲口。一旦进入“鬻”来“鬻”去的过程，人是不会被当成人看待的。因此，在“非常巨祲”笼罩之下的华北，苍生苦，妇女尤苦。而当灾区的这部分饥民因被“贩运”而被迁移的时候，同时又有更多的饥民在一群一群地为觅食而离乡背井，并因之而从饥民变成了流民。由此造成的是一种人口的自发移动、不断移动和盲目移动。在当日的奏报里，这种移动常常被称作是“逃亡”和“流亡”。“逃亡”和“流亡”，着眼的都是饥民变成流民而长在无地容身与没有归宿之中。光绪三年（1877）袁保恒奉旨帮办河南赈务，而后由京师一路入豫。他在呈报到职的奏文里列述沿途所见所闻，其中一节说的便是迎面而来的“豫境”之流民：其逃者十百为群，冲犯朔风，相属于道，时有僵踣，问之多半素封。盖历秋及冬，不惟次贫者已成极贫，即不贫者亦成极贫矣。询其逃将何之？亦不能对。劝其各归本籍，又不肯。这些文字所表达的大半都是哀矜。后一年他再次以流民为题目作奏告，而议论的重心则已移到了“逃者”的前后相继和源源不绝：被灾之初，不过贫穷下户，本乏盖藏，无以自给，或变卖衣物器具，或拆售房屋瓦木。迨至搜括罄净，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乃未几而中户之家，日食不继，亦复如此矣。又未几而小康殷实之家，坐食山空，皆复如此矣。从“贫穷下户”、“中户”到“小康殷实之家”和“素封”，本自各成等类而各分界限。但在短短几个季节的时间里，太过酷烈的天灾待万物如刍狗，在其所到的地方一步一步地夷平了人间的贫富之分和贫富之界。当“下户”、“中户”、“殷实”、“素封”先后“踉跄载道”之际，这种一步一步地夷平了贫富的过程，同时又在一茬一茬地造出灾区的流民。因此，由饥荒促成的人口无序移动便一定会日复一日而且越来越多。袁保恒说的是河南，而在河南之外，同一个时段里的直隶也正处于这样的过程之中，时人说是“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死在路边和途中的，当然都是背井离乡的人。与河南接壤的陕西和与陕西接壤的甘肃，则是一路上“流民络绎于途，投奔宁、灵一带”。这些人同样在饥饿的驱迫之下离开本乡本土，但和“豫境”里的“逃者”不知道“逃将何之”相比，他们脚下的路却已算是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而夹处于直隶、陕西与河南之间的山西当日亢旱一时独重，并由亢旱而致“屋无门，树无皮，草根木蘖俱尽，民皆四散逃荒”。因此，光绪三年（1877）曾国荃刚刚到任，便在一封信里总括而谓之“涂有饿莩，道皆流亡”；至光绪四年（1878）作奏议，又引“人民逃亡过多，地方元气大伤”为深忧。说的都是三晋之地饥民变为流民的景象。与这些文字叙述相对应的，应当是一个很大的数量和规模。同山西比，丁戊之间山东被灾稍轻。而其时《申报》的一则消息举益都、临朐西地的九个村庄为实例说灾情与人事，屡屡见“逃出十家”、“逃出二十家”、“逃去十五家”、“逃出五十家”的报道。若以这九个村庄作比照而说其时的县、州、府，则山东一省因灾而逃的人和户已是成群结队。然则合华北五省而言之，显见得彼时的“赤地千里”之间流民正滔滔然四顾皆是。

这种在饥民变成流民的过程里汇集起来的人口为求食而一路移动，又在一路移动的同时脱出了旧日的管辖，从社会秩序的里面走到了社会秩序的外面。光绪三年（1877）曾国荃作奏报，由晋省赈务说到“外来饥民，千百成群，遣之出境则穷而无所归，编之入户，则悬而无所寄。且夕散朝聚，彼往此来，约束既难，稽核不易，惟有于城关市镇，就其人数丛杂之处，设厂煮粥以安集之”。两年之后山东巡抚文格奏报德州“地方被灾既重”，也特举其近邻直隶“有外来之民嗷嗷待哺。计自三年冬间放粥起，至四年秋间停止，就食灾黎每日多至二万余人”。又说“省城为五方杂处，分设粥厂，合计人数亦在二万上下”。两者说的都是从本省境外移入的难民。其时山西与山东皆在旱荒之中，则“外来饥民”之“越界而入”，无异是在从一个灾区逃到另一个灾区。若由此连带而及转徙于一省之内的饥民，他们之由一地到另一地，逃来逃去，大半也同样是在从一个灾区到另一个灾区。然而就曾国荃奏报里指“城关市镇”为“其人数丛杂”之地而论，这种从一个灾区逃到另一个灾区的流动，其实应是人口从农村在向城市流动。与之相类，文格奏报“省城为五方杂处”而致就食极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无疑也是从农村涌过来的饥民，同样的事，还有“河南、山西被灾甚重，饥民转徙流离至近畿一带觅食”。“近畿”之可以寄“觅食”之期望，是因为“近畿”多城镇。除了这些从一个灾区到另一个灾区的逃难人，彼时还有一群一群走出了灾区的逃难人。他们一路迁移，一路求食，寻找的也是城关市镇。其间的路程往往会在空间上延伸得很远。光绪三年（1877）春夏之交，《申报》已说“苏城六门外所有沿城空地及荒废之基，半为山东、江北等处人搭盖草棚居住”。以此对比文格的奏报，显然是直隶的饥民进入山东之日，山东的饥民同时正在进入苏南。而南移既成一种路向，则在这些人的后面，还会有更多的人尾随而来。因此，至当年秋冬之交，《申报》又说“浒墅关沿塘一带，近有饥民自北而南，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推小车，或撑小舟，或称山东人氏，或为江北口音，纷纷者不一”。鲁南与江苏相邻，是以华北五省之中“山东人氏”先到。次年，江督奏报，“豫省饥，纷纷南下，径抵徐州一带”，于是河南的“逃者”也在集群南来。在相近的时间里，与这种南来相对待的还有北往。一则记载说：“山东各处亢旱已久”之日，渡海赴牛庄“避荒”之人“纷至沓来”。其间曾有过一天之内到“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马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的人潮涌动。胶东与辽东隔海相望，这里所说的“避荒”之人大半应当来自那个地方。然则与鲁南相比，显见得同属一省的饥民在迁徙的时候常常会有不同的路径。而由于发生在光绪初年的这种饥民变成流民的过程从一开始就脱出了旧日的社会秩序，因此，流民所到的“城关市镇”同时又会成为无序冲击有序的地方。于是而有屡见于记述之中的流民与当地居民、商户的纷争，以及“外来饥民交讧，人心汹汹”的一境不宁。当日南北皆以设厂施粥为办法，以就地留养而“安集流亡”。但在设厂施粥以“收养饥民”的空间里，则是饥民“就食苦于日集，且厂内人多气秽”往往致“时疫”漫延，“死亡相继”。而或“蓬席遭焚”则“数千灾黎，熸于一炬”。以常态社会论，这也是一种无序。而一旦“粥少人多”引发灾民争抢，弄到“司事者”能够“阻止”的范围以外，这种“收养饥民”的粥厂便成了一个“拥挤毙命，日必数十”的场所和一个不得不“派兵弹压”的场所了。类似的场面南北俱见，正说明在流民向四方移动的时候，由天灾造成的社会震荡也会随之一路迁徙，从灾区传递到四方。然而用“收养”的办法截留这种盲目流动的人群和人潮，犹是地方官各自努力，在已经脱出了社会秩序的人口中重建社会秩序。与这种流动的饥民相比，更难对付的还是那些在脱出了秩序的过程中走向啸聚的饥民。丁戊之际的华北戾气弥漫，在万千人饿毙的地方，则极度的饥饿不仅在导致死亡，而且一定会催生个体的暴力和群体的暴力。随后是“饥民聚为盗贼”的“肆行抢劫”和“明火拒捕”成为灾区里比比而见的乱世社会相。一则记载说“强梁者白昼劫夺，聚散无常”，与之相类的还有“饥民乘夜肆掠”和“饥民四起劫掠”。这些说的都是那个时候啸聚行劫的临时性和散漫性。饥民的暴力用来作饿中求活，因此其一时啸聚的“劫”和“掠”，大半都会以旋起旋落为个别发生的方式和普遍延续的方式。然而在一个劫掠屡发的时期中和劫掠群发的地域里，劫掠便会自为汇集。光绪三年（1877）秋，言路陈说陕西“大荔、蒲城等处抢粮伤人之案迭出”，而“韩城之白马川，聚人数千，游勇土匪，互相煽乱，并有军械旗帜”。这种“聚人数千”的场面当然是汇集而来的。稍后曾国荃奏报“晋省既苦荒旱，秦、豫又皆灾歉，邻封会匪、刀客、教匪与饥民勾结滋事之案，动辄数百人、千余人不等”。在这些因“勾结滋事”而聚为一群的人里，显然是既分不清晋省、秦省和豫省，也分不清“会匪”、“刀客”和饥民。把他们串结起来的都是饥饿。在巨祲所罩的地方，这是一种共性，因此同时的直隶也有群聚呼啸而劫掠于六七个县之间的“砍刀会匪千余名”，以常理推度，其中不少应是被席卷和裹挟的饥民。而当无告的饥民次第变成了奏报与诏书中的“贼”与“匪”的时候，则本来的天灾已在一个一个的地域里转化为兵戈对兵戈的民变了。于是当日的华北灾区，丁戊奇荒又同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内在地连在了一起。二

农业经济的中国常常要面对天灾，并因之而常常为天灾所困。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救灾的荒政成为朝廷治天下的一种要务和士大夫济时的一种学问。成书于乾隆中叶的《赈略》说：“兹逄〔逢〕圣天子恫瘝民瘼，每遇偏灾，发仓赈济，借粜蠲粮，动辄数十百万，历稽史册，亘古未有。”这段话说的是君权重荒政；而“发仓赈济，借粜蠲粮”之从容和裕如，又反照了18世纪中国的仓储和物力之足以济用。但时至19世纪后期，在两次失败了的民族战争和一场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之后，仓储和物力都已在长久的兵火之中消耗殆尽。光绪三年（1877）曾国荃刚刚巡抚山西便直面巨荒，曾于四面拮据之际追说“军兴以来，晋省奉拨协济各路及各省饷项，无不竭力筹解，先后核计不下二千万两”，而留下的则是“地方之凋敝，司库之空虚”。当日的地方虽各分畛域，但既在同一个历史因果之中，彼此之间相去便不会太远。因此在相近的时间里，山东巡抚丁宝桢说“各属仓储，从前兵燹灾歉，早已动用无存；库款经年来指拨过多，又复万分支绌”。而处在山西和山东之间的河南则扼于“被灾至广”而又“储积皆空”；直隶则扼于“连年赈抚”之后已经“四尽三空”。这些地方同时遭逢了“二百年未有”之大祲，但每个地方在久苦支绌之后既缺乏可以用来御灾荒的存粮，也缺乏可以用来御灾荒的财力。因此与18世纪的荒政之各有条理相比，此日中国受命赈抚，在苦旱里救饥的地方官则各自“竭蹶不遑”，从一开始便立于无可措手之中。曾国荃说：“国荃抵任五旬，祷雨已四十日。靡神不举，无术苏息”；阎敬铭说：“目睹惨状，夙夜忧惶，寝不成眠，食不甘味”；李鸿章则作奏章，“以身膺重寄，补救无方”而“深自咎责”并“请严谴”；袁保恒则“自为文告”，发心愿“以身代民殃”。这些人都在为万千灾黎司命，但由“祷雨”、“忧惶”、“自咎”和“以身代民殃”所表达出来的却大半都是穷匮之中的心长力拙。两者之间的矛盾，显示了彼时官的悲哀和民的悲哀。与官和民相比，紫禁城里的深宫与人间的饥荒更远一些。然而当此旱魃为虐之日，“道馑相望”则“民情无定”，由此很容易引出“为患不可胜言”的惴想。于是赤地千里和哀鸿遍野都不能不进入帝王“实深廑系”的关念之中。而后疆吏“祷雨”，九五之尊也祷雨：“曾经迭次亲诣大高殿拈香，并派惇亲王奕誴等分诣时应宫等处拈香，虔申祈祷”，等等。其间还有过七岁的皇帝下诏罪己，因天时久旱而对自己作层层的道德追问。这些情节未必一字一句都能以考信之法阅读，但“虔申祈祷”和下诏罪己于大祲蔓延和饥饿蔓延之日，则由此表现出来的紧张和惶迫无疑是真实可信的。在帝王的紧张和惶迫里，应当同样有着“方今筹款匪可易言，而济赈之需，非巨款不能普被”的心长力拙。与地方相比，朝廷以有限的物力挹注于八面呼求之间，因此朝廷更多一层挪东移西，顾得头顾不了尾的捉襟见肘。

光绪三年（1877）秋，山西的地方官正以“司库一空如洗”对“四境啼饥号寒”，深为手中无钱愁苦，而主持西征的左宗棠已严辞弹劾晋省“应解西征军饷不遵奏定饷章”，并挟兵事为重势指索“筹解迟延”的西饷。之后是管饷事的山西藩司以“溺职”致罪而被朝旨革职。这种灾年“追呼”逼债的事实，说明了那个时候的中国八方交困地同时面对着种种不能不做的事，并因之而在救灾之日还要支付“赈抚”以外的大笔开支。其间的始末，便以荒政为兵事让路为结果。然而当此“数百万哀鸿环泣哀求”之日，则“救荒以办赈为第一要务”又是道理之所在和利害之所在，由此形成的压力不会比兵事更轻。所以，同时又有朝旨举晋省“赈抚势难稍缓”为理由，令李鸿章“酌量借拨”，从他一手提调的“海防经费”里挪出一部分供“曾国荃派员领解回晋，核实散放”。穷迫之中的山西遂因此而得到了十万两救急的银子。彼时海防是牵动朝野的大题目，而以山西为实例，显见得又是海防在为救灾让路。但像这种荒政为兵事让路和海防为救灾让路的一时权宜，又以其挖此填彼拆东补西的全无章法，说明了丁戊之际的国家度支已经很少再有能够通盘筹划的余地。其间朝廷曾因“山西、河南两省被灾极重”而“迭经截漕发帑赈恤穷黎”。然而曾国荃说晋省“灾处太广，即择其必不可缓者加以赈施，约计非三四百万金不能济事”；袁保恒说豫省“灾广民众”且日困一日，“非二三百万巨款，不能救垂毙之命”。他们日在大祲之中救饥，见到的都是真相，但若以他们推算的数目为准尺，则其时“截漕发帑”所能提供的物力实在差得太多而“不敷之数甚巨，尚须呼吁沥陈”。于是当漕无可截和帑无可发之后，朝廷之“廑系”遂化为天下分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山东、四川、广东，皆奉旨“每省协济山西、河南两省银各数万两，俾资赈需”。这种被称作“协济”的分摊，沿用的是国家调度天下财政的成法。但在内战之后的中国，已经此日不比从前，协济之法所代表的全局性非常容易被现实中的畛域和疆吏观念中的畛域所消解，使奉旨指拨的种种物事常常会在延宕中被不明不白地拖掉和淹掉。因此协济虽然出于圣旨，而时当“各省多不宽裕”之日，“各省”大半都不能以济物利人为心甘情愿。之后是圣旨之外，受济的灾区尚须“备函谆恳各省”，用“赧颜求助”之法化私谊为公义，以冀一得“垂怜”。当日曾国荃致书两广总督刘坤一，说是“尚祈俯鉴愚衷，悯其苦况，设法援救。垂手云天，晋民固膜拜焚香，感颂仁慈之广被”；致书署两广总督吴元炳，说是“阁下公忠体国，赒恤为怀，定能上纾乾枢宵旰之勤，下解晋民倒悬之急。”务祈“将请借、协诸款俯赐筹解，以救残黎”；致书浙江巡抚梅启照，说是“大君子惠济为怀，定能关垂始终，则感颂鸿施，固不独三晋士民已也”；致书山东巡抚文格，说是“冒昧奉渎，务求迅赐解济，以救残黎，感荷生成，益无既极”，等等。其辞卑而气弱已如同沿门托钵。曾国荃为晋省求告，同时的袁保恒也在用沿门托钵的办法为豫省求告，时人说其手书纷纷，“与各省乞贷信函，不啻声泪俱下”，比之“赧颜求助”犹且更过一层。“声泪”和“赧颜”皆意在以文字作感化。然而事关物利之盈绌得失，则“声泪”和“赧颜”的感化力其实都是有限的。曾国荃写了那么多言之“谆恳”的信，后来盘点说：南洋经费虽“奏明以五成之半解晋”，而“半载以来”，真能到手的“合计不及万金”。至“其余各处，屡经函促，嗣接回书，均难实靠”，显见得多数都要落空。协济之“均难实靠”，说明了畛域之不易抉破，而其背后则是贯穿于种种畛域之间的“财赋之绌，几乎天下同然”的一时共性。这种接二连三的截漕、发帑、协济，具见朝廷在赈灾中付出的心力，而截漕、发帑、协济之接二连三的难以奏功，又具见这一套自上而下挹彼注此的办法已经远不够用。因此，在截漕、发帑、协济的同时，还有“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吏科掌印给事中郭从矩先后奏请，收捐花翎、蓝翎及道府州县京外各实职官阶、虚街、封典等项”，以及山西巡抚曾国荃会同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仿照黔捐章程收捐”，以移来填补豫晋两省“赈款不敷”的窟窿。比之自上而下的挹彼注此，这种放手开捐的办法则出自自下而上吁请，而后奉旨“照准”，其起因和理由全在于“计惟劝办捐输，以补官力之不足”。在那个时候，言路以道理论是非，正痛詈“捐输之害”，并主张“亟行停止”；而地方官为“赈费不敷接济”所扼，则不能不着眼于“果能多收一分捐输，即可多救一分民命”的两相权衡之间。自军兴之后借开捐“济饷需”已历时二十多年，朝廷不是不知道开捐一途里“种种弊窦不一而足”，尤于“吏治澄清之道”多所“窒碍”。因此光绪四年（1878）曾有过“自应及时停止，以肃政体”的上谕。但此时丁戊奇荒所过之处留下的满目灾象尚在无可收拾之中，其间的山西累年苦旱之后“钱粮停征，本省一无进款”，救饥赈灾“之借以支持者，实恃捐输为一大宗”，在华北五省之中尤其拮据异常。是以朝廷意欲停捐而疆吏苦求“展捐”：至于善后事宜，如招垦荒地，采办耕牛，筹给籽种，及买还仓谷，兴废继绝诸大端，在在需费甚巨，本省旗、绿兵饷，州县驿站马干，及各项留支坐支，平时专取之于地丁一项，自赈务既兴，入款悉成画饼，每遇紧急之时，不得不于捐输项下通融挹注。今捐输已停，外援绝矣。而“侧闻部库空虚，既不忍屡作发棠之请，遥念邻封支绌，复不敢长为竭泽之求。再四筹思，舍展捐实无他策”。据当日地方奏报里的数字作总计，自“办理捐输”之后，山西一省由此而得的银子累积已达上千万两。虽说这些东西一手进来一手出去，进和出之间并没有剩下来的留余，但就账面上的数目作估算，已经比截漕、发帑与协济的总和还要多出不少。这种“官力”不逮开捐的事实以其量化了的对比提供了醒目的说服力，使得久被诟病的捐纳因灾年赈济的“实无他策”而获得了一种合理性。于是“自应及时停止”的东西便成了可以再议的东西。

丁戊之际帝王和疆吏的“祷雨”、“忧惶”、“自咎”、“竭蹶”和截漕、发帑、协济、开捐都说明：在荒政被当作国家大政的政治传统里，朝廷和地方虽然时时以物力支绌为苦，而意中则皆以官家承当赈济和主持赈灾为法之应有和理之应有。与之相对称的，是身在这个过程之中的大小官员一个个卷入颠沛之中，成为责任所在的人和劳瘁交集的人。其间的极端，则是大量的地方官员死于责任所在和劳瘁交集。光绪四年曾国荃奏报“在任候补知府绛州直隶州知州陈世纶、同知衔升用直隶州知州赵城县知县刘祥瀚”办理赈务“积劳病故”，并追述说：该故员等自上年亢旱以来，朝夕祈祷雨泽，地方既已成灾，周历乡村，逐亩履勘，清查户口，劝捐筹赈。凡属可以救民之事，莫不竭力尽心，茹苦忍饥，冲风冒雪，精神因之消耗。今年疫气流行，该员等不避艰难，驰逐郊关，因而染病，卧床不起。而临命之时犹“亲作手书，请拨赈粮，乞员瓜代，并称自知万无生理，但一日不死，即当一日为地方拯救生灵。其言极为沉痛”。在二千年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的长久灌溉之后，这些殁于“不避艰难”的地方官做到了死而后已，并因之而在一个变迁剧烈的时代里折射了儒学民本主义和民生意识的最后一点余辉。当时的山西，像这样的州县官不止一个两个。因此曾国荃由此引申，言之慨然地说：办赈以来，“凡属贤能慈祥之吏”常常“无暇计及一身”而“不辞劳瘁，积日既久，或猝故于中途，或溘逝于差次。自初至今，计候补及在任正佐各员物故者，已近八十员”。且“率皆身后萧条，棺殓一无所资”。就一省而言，这个数目已不能不算是官员的大批死亡。过了两个月，他在一封信里述及同一个题目，说是晋省“统府、厅、州、县各班，本仅二百余人”，而先后身故的“正佐教职已逾百二十余员，多半殁于差次，率皆无以为殓”。奏折和书信里所说的“中途”与“差次”，指的都是赈灾救饥的过程之中，然则这个过程里的“故”、“逝”、“殁”应当皆属以身殉职。若以奏折中的“近八十员”比书信中的“已逾百二十余员”，显然是两个月里又死了四十多个官员，其密度和速度在清代的历史上已属没有前例。而山西的曾国荃之外，同时是直隶的李鸿章也在奏报“保定城乡粥厂、粥会在事官绅纷纷病故，天津等处亦有办赈疾殁之员”。显见得同在一场灾荒之中，便同在一种因果之中。因此，同罹此劫的陕西亦多见地方官死于事，其间榆林一地至“前后三令皆死于疫，道继之”。在河南，则不仅地方官死，而且奉旨帮办赈务的钦差也死。这种“在事各员疲于奔命”而致“死丧之酷，人人寒心”的场面，以那个时候的真人真事说明了旱魃为虐之日，曾有过一面是灾民因饥饿而毙，一面是职官因“劳瘁”而毙的事实，当日称作“官民皆同辙涸之鱼”。就人口的总数而言，后一面所占的比例当然不会太多，但他们出自国家权力并代表了国家权力，因此他们的“劳瘁”，正显示了当日的国家权力仍然循行于18世纪荒政旧有的路径之中，虽常常“力不从心”而“罔知所措”，却始终在一个饥荒社会里艰难地维持着“以拯灾黎”的过程和全局。王闿运于光绪五年（1879）四月廿七日的日记里曾有一节说：“翰仙又云曾沅公祈雨不降，藏火药，炷香其上，密誓自焚。与司道期天明始集，沅公四更往，香及半寸，澍雨暴至，应时霑足。”王闿运之外，其时的若干笔记也收录了这个故事，文辞间有出入，而大旨皆以推崇之心描述丁戊之际曾国荃为民请命，而能以一己之至诚上感天心。作为一种传闻，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非常可疑的，然而这种传闻能辗转流播，又能够在流播中化为文字记述，则说明当时人相信丁戊年间的山西会出现这种场面，也说明当时人相信曾国荃会做出这样的事。因此王闿运在叙录既毕之后说：“假令传闻失实，而晋民以此归美，尤见其信孚于民也。”他也知道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他相信这个未必真实的故事却能够真实地反照出救灾的曾国荃在“晋民”心中的形象。这是一种以力行和苦行换来的形象。然而官场世界本自面目各异，品类亦各异，因此，在同一时间里，与这种“在事各员疲于奔命”而“猝故”于“差次”的人和事成对比的，还有同属“在事”而“巧立名色，任意克扣”的地方官；“借罚赈款为名”以“侵渔入己”的地方官；灾年“经征钱粮收多报少”的地方官，以及不肯“劳瘁”而“玩视赈务”的地方官，等等，以前一类人作反衬，洵属全无心肝。若就同光年间的官场而言，“克扣”、“侵渔”和“玩视”虽然不合法度，却由来已久而并不足以惊动上下。但在丁戊之际的中国，这些原本见惯了的东西都在救灾的题目下被一次一次地列入弹章，成了朝廷不能容忍和不肯容忍的东西。其间曾为一时注目的，是言路劾河南布政使“利令智昏”，于“极应蠲缓地方照常征收批解”，致其“着即革职”而去；之后庙堂犹余怒未息，推连所及，又把河南巡抚牵入“亦属疎忽”里，一同“降三级调用”，布政使和巡抚都是当日的大员，与之相比，则屡屡见于奏折和诏书的知府、知州、知县因赈务出了毛病而被“革职”、被“严查”、被“审办”只能算是等而下之。但光绪三年（1877）岁末山西的署荣河县知县因“借端渔利”获罪，朝旨令疆吏“审讯明确，即行奏请正法”；光绪四年（1878）年初山西的吉州知州因扣留赈银获罪，朝旨令“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显然已是引动了杀机。就清代的律例而论，皆异乎寻常而下手极重。然而以丁戊奇荒中的哀鸿遍野为具体的背景和视野，则这种异乎寻常和下手极重都是从赈灾的过程里派生出来的，因此这种异乎寻常的下手极重同样反映了当日国家权力维持全局的紧张和艰难。三

国家权力在大祲之年里维持了赈济的全局，以及这个过程之中所贯穿的百端支绌，既显示了荒政作为一种传统的延续，又显示了这种延续里“官力”的步步竭蹶。然而与18世纪相比，在丁戊之际的中国，灾荒和赈灾所牵动的已不仅仅是“官力”。当华北的大旱沿自下而上的奏报惊动朝廷的时候，发刊于东南的《申报》以及西国教会的通讯和报告，已经在奏折和诏书之外自成一种播送的路径，将“迩来天灾迭见，秦燕晋豫饥馑相仍”的种种景象非常具体地传到远离华北的地方。由于这种传播与丁戊奇荒相始终，因此，在传播所到的地方，灾区和饥民便始终处于万千人瞩目之中，并以其苦难唤出人心中的“怦怦不能自己者”。于是传播的过程又很容易转化为社会动员的过程。与这种文字影响人心同时发生而且相互牵结的，是当日被称作“南中”的江浙一带“义捐”和“义赈”应声而起，在“官力”之外别立样式，并沿“官力”之外的途径源源不绝地介入了对于华北灾区和饥民的救济。“南中”的地方社会推重“藉众力以周众贫”，本自久有施济的传统。但传统的施济大半都由士人作主导，而以各自的乡土为各自的范围，至丁戊前后，则筹办义赈的策动者和主持者已多出自商界中人。被李鸿章称作“首倡义赈”的常州人李金镛曾说：光绪二年（1876）“江北旱灾”，难民纷纷南下。“仆既备寒衣赈给之，复念少壮者可来就食，老弱必至坐毙，因赴沪上谋于江君云泉、胡君雪岩、周君味六、顾君容斋，具有同心，各输巨款，特苦无人往办。仆与金君少愚慨然身任，并邀袁子鹏、秦暐斋、庄小山、杨殿臣、朱寿崖、严敏斋诸君星速就道。时适唐君景星亦有此议，倩瞿君星五同往”。他因叙述当日的赈事而列举了一连串姓名，其间之有力者，皆出自江南社会由商而绅的那个群类之中。这里的“江北”是指地属江苏的“徐海一带”，与江南社会相距不算太远。但由此形成的商界人物因赈济而集聚，以及他们在“官赈”之外自筹之而自赈之的样式则是一种可久可远的东西。因此，在随后而来的“（光绪）三年四年直东晋豫大饥”里，其时被统称作“南绅”的人们便移用前一年的做法，沿着这种自立的样式八方集款并“分道往赈”，越过关山阻隔而走得很远，在华北诸省与江南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联系。与光绪二年（1877）“江北旱灾”之日比，丁戊年间的义赈所对应的地域范围和时间跨度都大了许多。显见得依靠私人之间的交谊来维持这种长时间和大范围的义赈已经不足应付，而后是商绅群集的上海先后出现“公济同人会”、“协赈公所”那样专办赈务的机构。这一类机构提供了一种维系群体的章法，同时其面向社会的自觉也使原本发起于个人的赈济事业获得了更多的公共性质。管理这种机构的经元善遂因之而成了丁戊年间上海义赈的主持人。

商界中人倡义赈，其说服自己和说服别人的道理都取自于中国人的传统和文化。郑观应作《上海筹赈公所劝募河南、山西义赈公启》，即引“孟子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为天经地义，又以“大富贵必从阴骘中来”动人之心，经元善作《急劝四省赈捐启》，而通篇之中的理路全在“救人之荒必可免己之荒”和“善恶报应，一定之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些道理已传承千年而为人人都懂和人人都信，因此，也只有这些道理才能够入人之耳并且入人之心。与之相对称的，是江南社会中旧有的“果育堂”一类以慈善济世的民间组织因其理路相通而可以自为榫接，遂从一开始便成为义赈依托的起点并且始终成为义赈中的部分。因此，就这一面而言，江南社会所发起的义赈里显然内含着一种历史的延续。但作为长时间而且大范围的施济，与长时间和大范围相表里的，是丁戊年的义赈不能不随饥荒之所在而远走，既“不择地”，又“不择人”。比之乡土界域中的以远近辨亲疏，这种不分等差已是越出了前代行周济的常轨。而隔着遥远的距离向华北诸省施济的江南社会，其实主要是江南的城市社会。其间上海的商界中人立“协赈公所”之后，苏州、杭州、镇江的商界中人次第从而效之，各立同类机构“欲纠沪上合志联镳”。“合”和“联”都在把事情做大，而由此派生与蔓延，先后因赈事而同上海相串连的还有松江、金陵、绍兴、宁波、嘉兴、钱塘、慈溪、福州、九江、安庆、汉口、烟台，等等。大半都属当日中国的大城市和小城市。以规模而论，已是史无前例。据后来的一则记载大略概括，这场义赈前后累计共集“百十万之银”。就彼时灾区进和出的总量而言，以“百十万之银”分赈数省，本不能算是一个支配全局的数目，但作为大规模的社会活动，这个过程自始便由商界中人作主导，并以工商所在的城市为义赈的中心，则非常明白地说明：与士而绅者比，商而绅者握有和筹集的物力都更多。因此，时至19世纪后期，本在农业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藉众力以周众贫”之事，其重心已在移向初起的工商社会一面。这种变化先起于丁戊之际的江南，后来的岁月里则会逐渐扩大。

江南社会的义赈显示了从历史中延续而来的传统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变化。同一个时间里，还有远来的西方人直接进入华北施赈济，“确实访察，酌量给予，以救民生”。他们的活动既不在朝廷和地方的“官力”之内，又不在民间社会的“合志联镳”之内。这种做法另辟一路，无疑显示了发生在丁戊年间救荒过程里的更多的变化。西人介入中国的赈灾，主体是传教士介入中国的赈灾。这些人越出口岸之外穿走于中国社会的下层和深处，遂非常自然地成为西方人里最早而且最切近地目睹天灾、饥饿和死亡的人。彼时正在山东传教的李提摩太身处饥民四围之中，曾经以上帝的名义在青州散发过“救济金”，之后便一路走入赈灾的局中。他后来追叙自己在丁丑前一年的夏天写信给“上海联合教会的詹姆斯·托马斯（James Thomas）牧师，描述了山东令人丧气的灾荒情景，建议他在上海的外文报纸上发表我的报告”。这种报告是入华的西方人写给入华的西方人看的，于是华北的天灾和饥饿经由西国文字的“描述”而不断传入了口岸的西人社会。在那时候的中国，这样的报告不会仅仅出自一人和出自一处。随这些报告而来的，是“不同的港口都成立了救灾委员会”，以从事于在口岸社会的西人中和远隔重洋的西方世界里筹集捐款。其间上海的救灾委员会最初以山东赈灾委员会为名称，应当同李提摩太的报告更多一点因果和关联，所以次年这个委员会集款赈济山西，借重的便是这个在山东获得了阅历和经验的牧师。而后是以传教为事业的李提摩太因其奔走救饥的风尘劳苦而成了“西国助赈”的典型和代表。当日中国人叙述这一段情节，印象深刻的也是传教士。一则记载说：光绪二年，直东荒旱，民不聊生，惟东省尤甚。英国郝牧师、花牧师于本年九月间，往山东等处宣讲福音，亲乐陵、阳信各处。居民困颠，连日不举火者半，日食一餐者半，且树叶、树皮民悉食尽。牧师目睹时艰，焦灼五内，因函致北京、上洋各处西友，凡牧师之知己靡不达知。西友皆慨然相助，以恤华黎。另一则记载说：光绪四年，各省荒旱，惟普［晋］、豫二省其苦异常，饿殍之人，不止过半。虽各处筹捐，赈款不为不巨，无奈广地广人稠，按口分给，实杯水车薪。幸赖西国教牧将此情函致通商各口，已得数万金，前赴晋、豫二省助赈。这些记载说明：丁戊奇荒改变了华北的生存状态，从而改变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这个独特空间里的人际往来与人际关系。“目睹时艰，焦灼五内”，说的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同情与仁心，而这八个字出自中国人的笔下，又表达了对西方人的一种认知和理解。李提摩太后来说：“在英国国内和中国沿海各商埠筹集的款项一共有二十万两”。其中的十二万两由他主持在山西发放，剩余的分作两部分，分别由天津关道盛宣怀、“海关的布德（Budd）”以及“直隶的新教传教士和华北的天主教传教士”发放。比之他在山东分发的那些碎银子，“二十万两”已属“西国助赈”中的大头。然而以此为幅度计总数，则西人筹集的赈款显然既不能及朝廷截漕、发帑、协济、开捐提供的上千万两，复不能及江南义赈所得的“百十万”两。但这些来自欧西和口岸的赈款却不仅是一堆银子，而且是一种关联。这种关联显示的，是19世纪后期发生于中国社会里的不宁和动荡已为中国之外的世界引入观照之内，并正在直接引出那个世界的反应。而这些银子经由西国传教士散入饥民群中的过程，又是西国传教士在众目睽睽之下劳心劳力的过程。其间时疫由天灾而起，则因救灾而触时疫的事便常常发生。西人有一段记述为当日写实，曾说“那种病已经带走了天津的好几位优秀传教士”，又说美国长老会的阿尔伯特·瓦尔廷（Albert Whiting）赴山西施赈济，“刚到太原”便染疾而死，“成了热病的牺牲品”。这些人虽是彼族，而以民间社会的眼光判断，则与身当赈务“劳瘁”而死的地方官可以同归一类。因此，在长江流域群起的反洋教正此落彼起之日，同时的华北却出现过山东的灾民给美国传教士送万民伞；山西的灾民要把英国传教士的相片供到庙里的事。南北之间的这种差异，以其各自不同的历史内容表现了中西交冲里的曲折和复杂。而《申报》表彰“西国助赈”，常常会引西人之法则比官界的颟顸，由此引出来的议论和思考又属更深一层的历史内容了。（2010年）

借法自强和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英法联军之役以后，作为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列国的公使入驻北京，领事各居口岸，而其间的纵向勾连和横向勾连又自成一套二千年岁月里从来没有过的规矩和章法。这些人都是来自西方那个世界的国家代表，并因之而都以同中国政府作直接的交涉和执着的纠结为自己的责分。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不能用前代的“藩属”与“贡使”相比类的中外交往，又是一种中国人在久拒之后不得不接受的中外交往。而后，作为被交涉和交往的一方，晚清中国的政府体制之中不得不先后蘖生出种种古所未有的机构与职司，以此与西人的规矩和章法一面相对应一面相对等。在这个被动的过程里，原本名目不清的“抚夷局”蝉蜕而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是道光朝已有的“五口通商大臣”演变为咸同之际的“南洋大臣”，以及咸丰十年（1860）设立的“三口通商大臣”演变为同治九年（1870）的“北洋大臣”。在口岸所在的地方，则由海关道身当中西折冲，以“通省交涉洋务事件，统归关道管理”为其立职分。这一类新出现的机构和职司以“办理外国事务”为要旨，在传统政治的吏治民生之外已别成一路。它们因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产生，又因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出没纵横”而越来越膨胀地凸出于当日的时政之中。在同光两朝里，逸出口岸的洋人纷纷走向内地，随后是远离海岸的地方也须得“办理外国事务”。彼时安徽巡抚裕禄“于安庆省城设立洋务总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