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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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试读：
总序
郝时远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研究的历史通常被推溯到17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7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1959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的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践行发展，而且需要科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2013年12月北京
绪言
西藏自治区地处中国的西南边疆，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及克什米尔地区接壤，边境线长4000多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藏地域辽阔，面积12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8，自然和人文资源极为丰富。西藏现有人口312万人（2014年），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91.50%，是中国各民族自治地方中唯一一个冠名民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省区。西藏地区占人口主体的民族——藏族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丰富的典籍文献，大多数百姓信奉藏传佛教，民族文化地域特色显著，风俗习惯宗教气氛浓郁。除藏族外，西藏自治区还居住有门巴族、珞巴族、汉族、回族、蒙古族等民族和夏尔巴人、僜人等，各具特点，相互辉映，异彩纷呈。青藏高原是中国著名的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以及印度河的发源地，被称作“亚洲水塔”，是世界气候的重要调节器之一。青藏高原也是地球的“第三极”，其崛起和演变蕴含着许多地质演进的秘密，受到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西藏高寒缺氧、珍稀动植物资源丰富，自然生态又十分脆弱，环境保护牵动亿万人的神经。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出现了“西藏独立”逆流，又相继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持续操纵利用，分裂活动历经百年有余而阴魂不散，不可小视。西藏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全国人民十分关心。当前，西藏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正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与机遇，同时也存在着重重困难和挑战，发展和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处理和应对西藏地方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局面和问题，既要从实际出发，把握大局，不断创新理论，又要凝聚心智，群策群力，大胆开拓实践，努力实现长治久安与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可以知来。西藏地方由于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和宗教民族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自唐朝起，中原王朝唐朝就十分重视对吐蕃军事和习惯特点的分析，并采取各项应对之策。元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从俗从宜，采取了不同于内地的管理理念和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书针对西藏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原王朝或中央政府为应对这些事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在执行这些措施中涌现出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官吏，进行分析研究，重视汉藏多种资料的运用，多角度观察问题，重视中原王朝或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互动，以期认识特点，把握本质，探讨规律，期望对当代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地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没有系统地罗列西藏地方所有的边事，没有全面介绍历代中央涉藏边政，也没有完整评述所有治藏有业绩的边吏，而是试图以重大事件为线索，以重要政策方略为核心，以个别边吏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有所心得。因此之故，本书中难免存在顾此失彼或者挂一漏万，甚至错谬失误之处，尚请专家读者不吝指正。第一章唐蕃联姻（公元630～710年）一吐蕃王朝建立与发展（一）吐蕃名义及早期发展
吐蕃，是汉文史书对唐朝时期居住在青藏高原地区的藏族先民的一种称呼。关于“吐蕃”的含义和词源，学术界一直以来都存在不同说法，有说是来自汉文“大蕃”；有说来自藏文“上部吐蕃”即“多博”（stod bod）；还有说是来自突厥语“土博特”（tübät或tüböt）等。不仅如此，关于吐蕃的民族构成和王族来源，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看法，其中除吐蕃来自印度的说法没有根据，是佛教史家的附会可以置而不论外，影响比较大的还有“西藏本土说”“古羌说”“鲜卑说”。综合[1]各种文献和考古资料，西藏王族来自本土的说法更为有据。而吐蕃的民族成分则比较复杂，其中居住在今西藏前后藏地区的古代部落是核心成分，而汉文史书中所记载的古代羌人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包括来自青藏高原以外地区的其他民族和部落，诸如鲜卑族的吐谷浑人，乃至印欧人种的雅利安人和后来进入青藏高原地区的月氏人等。
按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传说中吐蕃的第一代赞普是聂赤赞普，他自天空来到人间，被本教徒拥戴为雅隆地区之主，成为悉补野部落的第一个王。此后递相沿袭，到松赞干布之前已经有32
[2]代。在传说的“上丁二王”时期，他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增强，可以烧木为炭，熬皮为胶，掌握了冶炼技术，并开采矿石，提取银、铜和铁，制作铁器工具。灌溉农业获得发展，人工饲养牲畜的水平也有所提高。与此同时，也扩大了对外交往，为了安葬止贡赞普的需要，特地从位于今西藏阿里地区的象雄和勃律等地，请来擅长丧葬仪轨的
[3]巫师，这很可能是吐蕃接受外来宗教文化影响的侧面反映。
在第二十五位赞普拉托托日年赞在位时期，佛教通过中亚地区初次与悉补野部落王室发生联系，由于没有文字和缺乏了解，由僧人罗森错（lo sen mtsho）携带来的佛教经典和六字真言等，只能作为圣[4]物供奉起来。直到松赞干布时期，佛教才正式进入吐蕃，开始影响统治者的精神生活。
悉补野部落活动的地方主要在今西藏山南的琼结和乃东一带，这里是藏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和摇篮之一。藏民族的母亲河雅鲁藏布江从这里穿过，形成一个相对开阔的肥沃谷地，为悉补野部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通过他们世代经营，为自身的强盛，以及向外扩张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二）吐蕃王朝建立前西藏高原的政治局势
西藏早期文明的兴起具有多元特征，就政治文明来说，也是这样。当山南地区的悉补野部落利用地处河谷的优良自然条件不断获得发展的时候，在其西北部地区，也就是遥远的阿里和拉达克等地区，象雄文明早已步入辉煌时期。以原始民间信仰和外来宗教影响相结合而产生的雍仲本教为核心的象雄文明，是与周边地区长期交往，并吸收周边地区文明成就的产物。按照晚期藏史追忆，他们很早就建立了王权。在早期历史上，其于西藏地区高原文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在雅隆悉补野部落之下。而在雅隆悉补野部落遥远的北部和东北部，则是同样十分强大的苏毗部落，它是高原游牧文明的典型代表。这样，在西藏地区没有统一之前，就存在着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
除了这三大政治势力之外，在西藏高原地区还分布着很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势力，紧邻雅隆悉补野部北边，在肥沃的拉萨河河谷地区，是森波（zing po）部落；在雅隆悉补野部西边，也就是后藏地区，则是颇有实力的藏博（rtsang bod）政权；在工布地区有地方小王，在达布（dgas po）地区有达布王，等等，他们割据一方，宛如闪闪繁星。
从表面来看，雅隆悉补野、象雄和苏毗都有可能完成西藏高原地区的统一大业，“叩问九鼎”。但是，仔细一分析便可以发现，只有雅隆悉补野部最具担当此任的实力。首先，在这三大势力中，雅隆悉补野部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最优越，这里是西藏原始农业的发祥地，自然气候优良，草地丰美，宜农宜牧，为其强盛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而这一点恰恰是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象雄和地处西藏北方高寒旷野地区的苏毗人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后两部单一的游牧经济也存在先天具有的缺陷。其次，雅隆悉补野部落的文化积淀也十分丰富，而且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它在宗教文化上虽然不及象雄繁荣，但是却具有清新和蒸蒸日上的气象。再次，雅隆悉补野部的政治文明建设成就显著，自传说中的聂赤赞普起，一直沿袭不替，尽管存在内部矛盾，但均通过自身努力顺利解决。特别是布德贡杰以后，出现政治和宗教相互依附、相互支持的局面，由此产生了所谓本教在27代中一直发挥着“护持国政”作用的说法，从而保持了王权统治的稳定。因此可以想见，苏毗松散的游牧部落联盟性质无法与其比拟，即使笼罩在宗教氛围之中的象雄王权统治，也难以企及。最后，雅隆悉补野部统治者所具有的开拓和开放意识，使他们更具备王者的气概。于是，统一号角就首先在山南地区吹响了。（三）雅隆悉补野部落的统一战争
雅隆悉补野部发动的统一高原的战争从松赞干布的祖父达布聂西和父亲囊日论赞时期就开始了。达布聂西（stag bu snya gzigs），又名“达日年塞”（stag ri gnyan gzig），《新唐书》称作“讵素若”，系达布聂西赞普“Stag bu snya gzigs”之音译。他的宫殿就在“秦瓦达孜”（mkhar pying ba stag rtse）。根据藏文史书记载，达日年塞先天失明，后来从吐谷浑延请医生（一说是苏毗或者象雄医生），据说，复明后他首先看到了奔跑在山上的盘羊，故名“达日年塞”。在他当政时，雅隆悉补野部的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获得长足进步，出现了升、斗、秤等计量工具，畜牧业也有了新的发展，[5]杂交出犏牛和骡子。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达日年塞就开始发动统一各部的战争。
达布聂西首要的攻击目标就是占据富庶之地的森波部落。当时正值森波部内部出现纷争，森波王达甲吾（zing po rje stag skya bo）居住在年噶尔堡（nyen kar），而另一位森波王赤邦松（zing po rje khri pang sum）居住在都尔瓦之宇那（sdur ba vi yu sna）地方。史书记载，达甲吾亲小人、远君子，滥施刑狱于忠贞直谏之士，随意更改传统，导致属下离心离德。老臣年·则松那布（mnyan vdsi zung nag po）劝谏遭到讥讽，并被驱逐。心怀不满的年·则松背达甲吾而归依森波王赤邦松，接着击杀达甲吾，达甲吾的属地“四部叶若布”（yel rab sde bzhi）和“三部垅牙”（klum ya gsum）均归赤邦松管辖。为了表彰年吉松的功绩，赤邦松将“吾瓦堡寨”之一部，连同“三部垅牙”划归其管辖。可是，赤邦松也非贤明之君，年·则松的妻子羞辱奴户娘·南木多日楚珠古（myang nam to re khru gru），娘氏诉之于赤邦松，遭到训斥。又有属下之官员韦·雪多日楚古（dbavs bshos to re khru gu）和辛·赤热准贡（khri bzher vdron kong）相互格斗，前者被杀。事后，韦·雪多日楚古之弟旁多热义策请求赤邦松主持公正，同样被拒绝。韦氏、娘氏遂心怀贰志，暗地里投奔雅鲁藏布江南岸的悉补野部落之主达布聂西，相互盟誓，发愿灭亡赤邦松。正当一切准备[6]就绪时，悉补野王达布聂西去世。他的儿子伦赞（slon mtshan）即位，继续他未竟的统一事业。
伦赞和弟弟伦果尔（slon kol）同赤邦松的反对派娘·增古（myang tseng sku）、韦·义策（dbavs dbyi tshab）、韦·梅囊（dbavs myes snang）、韦·布策（dbavs pu tshab）、农·准布（mnon vdon po）、蔡邦·那森（tshes pong nag seng）六人盟誓，共诛森波杰，同拥悉补野。接着，他们进行了周密的分工，由伦果尔和母后东尊（stong tsun）守护本部，伦赞亲率精兵万人向北挺进，娘·增古和农·准布在达巴夏如山（stag pa sharu la）设哨守望，韦·义策和蔡邦·那森则做先导，部队在面向河滩的旷野摆开阵势，遂攻克宇那（yu sna）城，消灭了古止森波杰（dgu gri zing po rjie），莽波杰松布（mang po rje sum bu）逃亡到突厥（dru gu）地区。于是，帕地永瓦那（pha gi yung ba sna）以下，工地哲那（rkong bre snar）以上，均为赞普之辖土。赤伦赞遂下令将艾波（ngas po）改名为澎域（vphan yul）。艾波地区的臣民和韦·义策等人给赤伦赞上尊号，以其“政比天高，盔比山坚”，乃上尊号为“囊日伦赞”（gnam ri slon mtshan，[7]意为“天山赞普”）。
初战告捷的悉补野部赞普囊日伦赞，为了赢得更大的成功，采取了分封制：将年·则松的都尔瓦城堡和1500奴户赏赐给娘·增古；以萨该辛（za gad gshen）之地并从墨竹（mal tro）地方划出1500奴户赏赐给韦·义策；赏给农·准布以及其兄弟等1500奴户；从温地的门堡（von kyi smon mkhar）拨出300奴户赏赐给蔡邦·那森。娘氏、韦氏、农氏和蔡邦氏四个家族因为尽忠效力，功劳最大，所以获得赏赐最多，并成为赞普倚重的近侍大臣。
囊日伦赞善于用人赢得了各部贵族的归心，大臣琼布崩色（khyung po spung sad，又名苏则，zu tse）斩杀了藏博（rtsang bod）酋长玛尔蒙（mar mun），将藏博两万奴户献于赞普，对赞普忠心耿耿，囊日伦赞就直接把这两万户奴隶赏赐给苏则掌管。当一位名叫蒙·温布（mong sngon po）的属下对赞普起了二心时，还是这位苏则揭露其阴谋，免除了一场灾难，并得以诛杀叛臣。苏则还曾经为消灭森波杰而与赞普结盟，可以说有大功于赞普王室。但是，囊日伦赞信任他的忠诚，却并不完全听任他的主张。后来出现了属邦达布（dags po）叛乱，群臣商议平定策略和将军人选，有位名叫森哥米钦（seng go myi chen）的人自告奋勇，请缨出征，苏则以其只是无名之辈，反对其担当重任，而赞普却大胆起用新人，米钦不负厚望，击败叛军，抚平达布全境。后来苏则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种居功自傲的迹象，囊日伦赞任命娘·尚囊（myang zhang snang）为伦布（blon po），赐予小银字告身，以牵制苏则滥用权力。正在统一事业取得顺利进展时，囊日伦赞被人下毒致死，年幼的松赞干布担负起完[8]成统一的伟大使命。（四）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
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的建立者和藏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藏文史书中关于松赞干布的出生年存在不同的说法，学术界目前依然[9]没有定论，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松赞干布出生于公元617年。松赞干布受任于危难之际，其时，父王被毒死，父系臣民生怨，母系臣民叛乱，曾经通过联姻而保持良好关系的象雄（zhang zhung），以及苏毗（sum pa）、聂尼（nyag ni）、达布（dgas po）、工布（rkong po）、娘布（myang po）等纷纷叛离。当他年龄稍长，便开始着手恢复先辈的基业。他先斩杀了下毒陷害父亲的仇人，随即重新征服所有反叛部落。接着，派出心腹重臣娘·莽布杰尚囊说服苏毗，使其归附属下。最后，他“御驾亲征”，领兵北上，对归附唐朝的吐谷浑造成很大的威胁。
当松赞干布对外策略接连获得成功之时，其内部的矛盾又逐渐升级。原来只是居功自傲的苏则，此时开始在赞普和首席大臣娘·莽布杰尚囊之间挑拨是非，导致娘·莽布杰尚囊为臣下所杀。此时，老年的苏则变得异常狂妄，开始产生谋杀赞普的念头。他邀请松赞干布来到他家乡小住，赞普意识到其中必有蹊跷，便先派遣大臣噶尔·东赞域宋前往观察。噶尔发现了苏则的阴谋，借机逃回赞普身边，加以揭发。苏则畏罪自杀，其子担心遭到灭族厄运，随即携带父亲首级前来自首，请求宽大处理，松赞干布许之。娘氏、苏则等一批有功于王室的贵族纷纷叛乱或者遭到严厉处罚，也让一些身在显赫位置的贵族感到心中不安，韦·义策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他老年时，他请赞普授其子孙掌管财政的官职，其家族保证忠实于赞普家族，永不反叛，而赞普则保护其子孙不遭族诛之灾，双方通过盟誓方式加以确认。
松赞干布恢复了先祖奠定的基业之后，就开始扩大这个基业，逐步实现统一青藏高原地区的宏伟理想。而他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吞并象雄。象雄即汉文史书中记载的“羊同”。按照汉文史籍的记载，有大小羊同之分，“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至于阗，东西千余[10]里，胜兵八九万”。小羊同在吐蕃的西边靠南，而大羊同则在其西北部，首府“琼隆银宫”（khyung lung dngul mkhar），也就是今天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的曲龙地方。松赞干布对象雄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与其联姻结好，将他的妹妹嫁给象雄王李弥夏做妃子。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不断做好准备。根据史书记载，赞普的妹妹赛玛噶（sad mar kar）出嫁象雄前，李弥夏已有王妃，或者是出于感情上的关系，或者是出于对吐蕃的顾虑，该王并不宠幸吐蕃公主。而失欢的吐蕃公主也我行我素，独自前往玛旁雍错湖游乐，既不料理家务，也不与象雄王同居生儿育女。如此举动很让赞普担心，他立即派遣芒琼（rmang cung）前往说服，芒琼向公主说明了来意，公主以歌词作答，临别赠送一包有30颗的松耳石。赞普理解其妹意在暗示自己：如果敢于攻打李弥夏就佩带此松耳石，如否，则像女人一样披上牦牛尾巴。经过君臣商议，决定出兵攻灭象雄。带兵出征的则是吐蕃大相噶尔·东赞域宋，这时的他，经过清除叛臣苏则之后，已经成为赞普倚为心腹的首席大臣。征服象雄后，吐蕃的统一大业基本完成。
如果说征服苏毗是迈向与唐朝内地发生交往的重要一步的话，那么征服象雄则是吐蕃进入西域和中亚地区，走向世界的关键环节。象雄灭亡后，松赞干布对西藏高原地区的统一事业就基本完成了，同时也意味着吐蕃王朝的建立。
吐蕃王朝的建立，改变了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局势和历史发展命运，结束了青藏高原地区长期各自为政，互相分立的部落邦国时代，而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对藏族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五）吐蕃的政治制度与宗教文化建设
在军事征服过程中，吐蕃的军事组织和制度逐渐形成，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松赞干布十分重视各项制度的建设。敦煌藏文文书对松赞干布的事业有一段较为简要的概述，文称：“吐蕃以前无文字，此赞普时始出现。吐蕃之典章大法，大臣宰相的品位等级，大小官吏之权势，善行之奖赏，恶行之惩治，农牧计量之皮张与‘朵尔噶’（dor ka），均衡物资之升、合、两等，吐蕃一切纯善法制典章，都出自赤[11]松赞赞普时代。万民感恩不尽，共上其尊号为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的业绩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立文字。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即派遣吞弥·桑布扎等青年学子前往印度学习文字学，以为文字创制之准备。吞弥不负重托，学成归里，经过潜心研究，创制了现行统一的藏文字母体系。[12]而松赞干布则主动带头学习和推广文字的使用。藏文的创制使西藏历史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它对吐蕃政权的巩固、政令的畅通、对外交往、藏民族的形成、民族素质的提高、文明的积累都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第二，制定法律制度。按照藏文史书的一般说法，松赞干布时，曾依照佛教“十善律”制定了“六大法”或“七大法”，即禁杀生，杀人者赔偿命价；禁偷盗，偷盗者加倍或数十倍赔偿；禁淫亵，奸淫者或死或受肉刑；禁说谎，必须对神灵发誓；禁饮酒；禁反上；等等。或者再加上“不盗掘坟墓”，成为“七大法”。
第三，建立军政管理和职官制度。吐蕃的军政体制和职官制度的建立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是，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时期无疑是其中的两个关键时期。根据记载，松赞干布时，把辖区划分为“五茹（即五翼）六十一东岱（千人部）”，即伍茹（dbu ru）、约茹（g·yo ru）、叶茹（g·yas ru）、茹拉（ru lag）、苏毗茹（sum pavi ru）和象雄茹（zhang zhung ru）。每个茹分两部，十个东岱（stong sde），合计60东岱，再加上由汉人组成的“通颊”（mthong khyab）汉户东岱，共61东岱。由于军事战争的需要，又把全体部落百姓区分为“桂”（rgod，武士）和“庸”（g·yong，豪奴）的划分，前者打仗，[13]后者做仆从。
吐蕃的官员按照出身的不同，划分为“尚”（zhang）和“论”（blon），前者系舅氏或亲族，而后者则出自宦族，他们联合把持着朝廷大权。在赞普王权之下，可以分为三大系统九位高级要员，即“九大论”，汉藏文史书有类似的记载。《新唐书》称：“其官有大相曰论茝（blon chen），副相曰论茝扈莽（blon chen vog ma），各一人，亦号大论、小论；都护一人，曰悉编掣逋（spyan chen po）；又有内大相曰曩论掣逋（nang blon chen po），亦曰论莽热（blon mang bzher），副相曰曩论觅零逋（nang blon），小相曰曩论充（nang blon chung），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yo gal vchos pa chen po），副整事曰喻寒觅零逋（yo gal vchos pa vbring po），小整事曰喻寒波充（yo gal vhos pa chung）；皆任国事，总号曰尚论掣[14]逋突瞿（zhang blon chen po dgu）。”这些制度是后世才完善的，但是松赞干布时期做了重要的奠基。
第四，盟誓制度。为了规范赞普与有功大臣及其家族之间的关系，他们经常采取盟誓的方式，内容一般是臣下起誓支持和拥戴王室，不二心不叛逆。赞普则保护臣下及其后世子孙的生命安全和财产不受剥夺。《旧唐书》记：赞普“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猕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领巫者告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迁变，怀奸反复，神明鉴之，同于羊狗。’三年一大盟，夜于坛（）之上，与众陈设肴馔，杀犬马牛驴以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戮力，共保我家，维天神地祇，共知尔志。有负此[15]盟，使尔身体屠裂，同于此牲。’”时人信之不疑。
第五，佛教的正式传入和利用。松赞干布与尼泊尔和唐朝王室联姻，在迎娶尼妃赤尊公主（khri btsun）和汉妃文成公主的同时，也把两地的佛教引入吐蕃。两位公主前来吐蕃时都携带有释迦牟尼佛像和佛经，并由此建立了吐蕃与唐朝内地和尼泊尔之间的佛教文化联系。佛教开始逐渐影响到吐蕃上层贵族的精神生活和行为。但是，松赞干布时期的佛教活动是十分有限的，远不是后代藏文史书所说的那[16]么繁盛。
第六，规范伦理道德准则。提倡社会美德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据说，当时也有所谓“十六条”，即敬信三宝，求修正法与文字，报父母恩，尊重有德，尊贵敬老，重义亲友，利济乡邻，直言谨慎，追踪上流，饮食有节、财货安分，酬报有恩，秤斗无欺，慎戒嫉妒，温语寡言，忍修大度，不听妇言。这些未免掺杂有后世附会的东西，但是吐蕃王朝建立后，在颁布法律的同时，出台一些道德准则与要求也是符合社会需要的。
此外，松赞干布开阔的胸怀，开放的政策也值得称道。他不断学习借鉴四邻思想文化、技术与制度，对于吐蕃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六）吐蕃王朝早期对外扩张
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松赞干布即把目光放在了青藏高原周围地区，开始向外扩张。吐蕃向外扩张既有历代统治者掠夺财富、扩张领土的一般性因素，也有经济上和制度上的特殊因素。从经济上看，以游牧业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吐蕃，渴望参与当时繁荣的丝绸之路贸易，从外界获得自身奇缺的农产品和其他手工业产品，以满足内部需求。从政治制度上看，通过战争征服和盟誓形成的吐蕃王朝，事实上是一个部落军事联盟性质十分鲜明的军事集团，各个部落和政治实体利益的实现并未找到合适的渠道，为了掩盖和转移矛盾，同时也为了获得更大的财富来满足各部贵族的欲望，就必须不断地向外扩张。因此，吐蕃王朝自建立之日起，便注定要把军事扩张摆在重要位置，以维护这个松散联合体的存在和发展。当松赞干布将羊同、苏毗、吐谷浑和党项等各部纳入治下，基本完成青藏高原地区统一大业之后，随即开始向外扩张，把矛头指向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各个部落和政权。向南如攻略泥婆罗（尼泊尔），诛杀其王毗湿奴·笈多（yu sna ku ti，Vishnu Gupta），立那陵提婆（na ri ba ba）为王。向北部和东北部，则把党项、白兰、吐谷浑和西山八国羌部作为主要征服目标。
党项在贞观初年已经归附唐朝，接受唐朝所赐李姓并职贡不绝。“其后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附，始移其部落于庆州（今甘肃庆阳），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17]役属，吐蕃谓之‘弥药’。”白兰、吐谷浑等部皆遭遇类似的命运。二唐蕃联姻与甥舅关系的确立（一）松州之役
吐蕃的军事扩张是军事贪欲的需要，也与其渴望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与作为当时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唐朝之间加强经济和文化联系的需要。汉文史籍记载，“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太宗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见德遐，大悦。闻突厥及吐谷浑皆尚公主，乃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许”。[18]吐蕃使者将唐朝没有许婚的原因归咎于吐谷浑王的离间。松赞干布“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19]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松赞干布命令吐蕃军乘胜进攻党项和白兰诸羌，后率兵20余万人进驻松州（今四川松潘境内）西境，对唐朝边境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松赞干布派遣使者带着金帛再次求亲，并且放言，如果唐朝不许婚事，吐蕃即入略唐边。面对吐蕃的军事压力，松州都督韩威派遣一部分骑兵试图突袭吐蕃军营，反而被打败，使唐朝的松州地方陷入吐蕃控制之下。
唐太宗获知松州失守的消息，觉得事情比预料的严重，遂封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迷道行营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将军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率领步兵骑兵5万人前往迎击吐蕃。唐朝军队吸取了前次轻敌落败的教训，牛进达率军首先从松州夜袭吐蕃军营，斩首千余级。松赞干布面对唐朝大兵围攻和遭受突袭，产生畏惧之心，引兵退却。
战场上的交锋暂时告一段落，战后，松赞干布不失时机，立即派遣使者前往唐朝，一方面为入侵唐朝松州而表示谢罪，另一方面再次向唐朝请婚。唐太宗答应了吐蕃使者的请求。（二）请婚与迎亲
松赞干布特别派出了以大相禄东赞（藏文作“噶尔东赞域宋”mgar stong btsan yul srung）为首的求亲使团，来到唐朝首都长安，觐见太宗皇帝，并献上黄金五千两，其他方物珍玩数百件，作为聘礼。这次长安求亲活动，在后世藏文史书被演绎为脍炙人口的“五难婚[20]使”的故事。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松赞干布，命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持婚事，并持节送公主前往吐蕃。松赞干布率兵来到柏海（青海扎陵湖），亲自在黄河源头迎接公主一行。见道宗，恭敬地行子婿之礼。十分感叹大唐服饰礼仪之美，举止之间流露出羡慕和自卑的感觉。
唐朝为什么开始拒绝吐蕃的请婚，却在经过松州之战以后又同意吐蕃的请求呢？一种意见认为是唐朝迫于吐蕃的军事压力，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唐朝出于对吐蕃的友好。事实上，两种因素都存在，但是又并非如此简单。说唐太宗迫于吐蕃压力，不如说唐朝意识到吐蕃这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存在和潜在的发展能力，正值鼎盛时期的唐朝，当然不会因为与吐蕃如此小小的一次交锋之失利，便屈服于吐蕃的压力而送公主给吐蕃赞普，更何况是在大兵征讨吐蕃，并扭转战局之后。这是显而易见的。从汉藏史书有关双方联姻过程的记载和传说来看，也是如此。联姻无疑是唐太宗的一个策略，一方面认识到吐蕃的军事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前景，重视这一军政实体。另一方面，他正忙于对北方的强敌突厥用兵，并准备再度出兵高丽，因此，在对吐蕃军事进攻给予回击并迫使其退却的情况下，吐蕃请婚求和，应该是保持双方和好、西部边地稳定的机会，所以，唐太宗接受了吐蕃的和平呼唤并满足其求婚要求，从而对唐蕃关系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三）文成公主在吐蕃
文成公主到达吐蕃都城逻些（拉萨）后，无比喜悦的松赞干布对其身边近臣说：“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21]实多。当为筑一城，以夸示后代。”于是开始大兴土木，兴建大昭和小昭两宫。根据藏文史书的说法，文成公主亲自主持了大昭宫堪舆，对建造该项宏伟工程立下功劳。小昭宫无疑也包含着文成公主的心血，并在汉族工匠的参与下完成，作为文成公主的安身之所。
为了迎合公主的喜好，松赞干布不惜改变吐蕃的风俗习惯。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开始不喜欢吐蕃人赭面，松赞干布就下令全国暂时停止赭面。他自己也开始仿照唐朝的装束习惯，脱下毡裘，穿上丝绸衣服，沐浴华风。同时，派遣贵族子弟前往唐朝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入国子学，学习诗书。又请唐朝派专门人才，负责其上表和往来文书。
文成公主进藏后，唐蕃双方关系进入一个蜜月时期，唐朝和吐蕃任何一方有大事，对方必遣使祝贺问聘。唐太宗伐辽东归来，松赞干布派禄东赞奉表祝贺，送上高七尺、内可实酒三斛的金鹅一只，作为礼物。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朝右长史王玄策使往西域，为中天竺所掠，吐蕃发精兵与王玄策共击天竺，大败之，擒其王阿罗那顺以归。
自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之后，唐朝对吐蕃的关系格外重视。唐高宗即位（公元650年），即授松赞干布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并赏赐丝绸锦缎二千段。松赞干布收到赠物和封号后，也致书宰相长孙无忌等：“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赴国除讨。”同时献上金银珠宝15种，供于太宗灵位前。高宗嘉之，进封松赞干布为王，再赐给杂彩3000段。吐蕃使者趁机请高宗赐以造酒、[22]碾、硙、纸、墨之匠，唐高宗欣然答应。从上面吐蕃致书内容来看，一方面表现出对唐朝王室的忠心，同时也显露出悖慢之心。但总的来说，双方的关系依旧十分融洽。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高宗为之举哀，并遣右武候将军鲜于匡济持节赍玺书吊祭。松赞干布在位时，他的儿子贡日贡赞早亡，其孙芒伦芒赞幼年即位，国事皆委于大相禄东赞。从而开始了禄东赞父子专权的一个新时代，唐蕃关系也进入曲折发展阶段，唐蕃之间发生了绵延不断的战争。
但是，即使在这种战争状态下，吐蕃一直不间断地派遣使者向唐朝提出和亲请求。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吐蕃文成公主遣大臣论塞调旁来告丧，并请和亲。帝不许之”。只派遣使者参加了赞[23]普的葬礼。其实，这次吐蕃提出的和亲公主就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当时，太原王武士彟妃子去世，武则天请以太平公主为女官荐福。正在这时吐蕃请尚太平公主，武则天自然不忍心其亲生女儿远[24]嫁，便为其立太平观，以公主为观主来拒绝吐蕃的请求。（四）唐蕃二次联姻
在双方长期而频繁的发生军事冲突之后，吐蕃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寻求和好之路。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文成公主去世，唐朝派遣使者前往吊唁祭祀。当时，吐蕃和唐朝一直处在战争状态，文成公主的去世意味着强烈希望和唐朝保持经济文化联系的吐蕃，失去了一条最为重要的联系途径。因此，吐蕃再次向唐朝请婚，以维系双方的甥舅关系。
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吐蕃赞普率兵万人入侵唐朝悉州，都督陈大慈领军对抗，四战皆胜。战场失败后，赞普遂派遣论吐弥等入朝请和。次年（公元703年），吐蕃又遣使献马千匹、金两千以求婚，武则天许之。然而，此时吐蕃南境属国泥婆罗国等发动叛乱，[25]赞普卒于军中，联姻之事因此被搁置下来。经过赞普王室内部争夺之后，7岁的弃隶蹜赞被立为赞普，吐蕃使者来告丧，并求盟。唐中宗神龙三年（公元707年）赞普祖母派使者悉董热（《旧唐书》作“悉熏热”）求婚，唐朝留下了这位使者。同年四月，下诏以雍王守礼女册封为长女、为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当时的和蕃使、左骁卫大将军杨矩主张继续扣押吐蕃使者，并假称其已死亡，主要是担心这位迎亲使者既懂得汉语，又颇知唐朝宫中内情，放还吐蕃，对唐朝不利。唐中宗认为应该以诚信来对待边疆民族，没有采纳杨矩的建议，礼送悉董热归吐蕃。同年，中宗下诏册封金城公主为其长女。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十一月，吐蕃遣其大臣尚赞吐来迎亲。中宗宴请使者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者打马球，中宗率侍臣观看。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正月颁布制诏，并亲自前往始平县（今陕西兴平县）为金城公主送别。中宗在百顷泊侧设立帐殿，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者入宴。宴会即将结束，他命吐蕃使者来到座前，说明公主年幼，割慈远嫁之用心。并命从臣赋诗饯别，为表示仁慈之心，下令赦免始平县死罪以下所有囚犯，百姓[26]给复一年，改始平县名为金城县，又改其地凤池乡为怅别里。
金城公主到吐蕃后，吐蕃为其别筑一城以居之。金城公主在吐蕃的活动，藏汉文史书多有记载。综其大者有以下几端：第一，在唐蕃政治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其时，吐蕃的扩张活动不断高涨，唐蕃关系日趋紧张，时常兵戎相见。《全唐文》收录有张九龄代中宗皇帝起草的“敕金城公主书”三份；同时也收录有金城公主的“谢恩赐锦帛器物表”（开元四年八月）、“乞许赞普请和表”（开元五[27]年三月）和“请置府表”（开元二十一年七月）三份。其中金城公主前两封信函中撮合唐蕃和好的意图尤为明显。公主的这种政治角色是其他人所无法扮演或者替代的。金城公主一直为唐蕃和好而努力，这既是吐蕃赞普的要求，也是金城公主的本愿，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在唐蕃文化交往中，特别是唐朝文化影响吐蕃方面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金城公主进藏时就带去大量的医学、佛教和科技书籍。后来，吐蕃使者入唐奏称：“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尽管当时朝臣对此还有争论，正字于休烈就持反对意见，但是中宗依然采纳另一派的意见，命秘书省写与之。无疑金城公主的名义具有一定的效力。第三，在吐蕃佛教的发展中，金城公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她到吐蕃后，立即把姑姑文成公主带到吐蕃、在吐蕃毁佛期间被埋在地下的佛像找回来，重新供奉在大昭寺内，同时在吐蕃创立了谒佛之供和吐蕃人死后按照佛教习惯来祭祀的“七七之供”。第四，吐蕃巧借为金城公主作“汤沐地”之名，贿赂当时唐朝的鄯州都督杨矩，将河西九曲之地送给吐蕃，“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与唐境接近，自是复叛，始率兵入寇”。第五，尽管藏文史书中有关金城公主是吐蕃名王赤松德赞生母的说法并不可靠，但是却也从侧面反映出金城公主在吐蕃王室和吐蕃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三对唐蕃联姻的几点分析
唐朝和吐蕃两度联姻，建立了特殊的舅甥亲缘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如何看待呢？我们试分析如下。（一）唐蕃联姻与汉代和亲之异同分析
中国历史上内地封建统治者和边疆民族政权之间通过政治联姻或者“和亲”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并不是唐朝才开始有的，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就采纳朝臣刘敬的建议，对当时北方地区强大的匈奴政权采取“和亲政策”。尽管后世史家对这一政策的评价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是没有人会否定它在争取安定环境，缓和汉与匈奴之间的矛盾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唐蕃联姻和汉代的和亲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其共同点是：其一，都是政治联姻，有着类似的目的和手段；其二，联姻或者和亲的对象类似，都是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其三，和亲或者联姻都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双方的关系，加强了两地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关系，起到安定边疆地区的作用。
两者也有一些不同点：第一，和亲的背景和前提存在差异，汉代和亲是在匈奴不断对汉朝施加压力，刚刚建立的汉朝难以应付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目的是求得一个安静的发展生产和稳定局势的环境；而唐蕃和亲则是在双方基本平等的条件下出现的，既不存在唐朝对吐蕃的军事压力，也不存在吐蕃对唐朝的胁迫。尽管曾经发生过松州之役。第二，和亲的主动提出者一方不同，汉代的和亲是中原王朝政权汉王朝主动提出来的，而且是消极性的和防御性的策略。而唐蕃联姻则是由吐蕃一方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和唐朝的关系，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并为自身发展获得更大机遇。第三，和亲双方的关系状况和地位不同，汉代和匈奴和亲是有附加条件的，汉朝必须向匈奴交纳一定的“贡赋”，因此双方的关系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在后来强大时，汉武帝要用兵匈奴，除了解除匈奴南下之患之外，也有为先祖报仇雪恨的用意。唐朝和吐蕃双方不存在这种情况，尽管吐蕃有求于唐朝者甚多，但是却并不是依附于唐朝，或者向唐朝纳贡称臣，当然唐朝也不对吐蕃有任何依附关系。唐朝与吐蕃的和亲更能体现友好相处，增进联系的精神。（二）吐蕃主动联姻的动因
从唐朝和吐蕃联姻的事实来看，吐蕃总是主动、积极的一方，文成公主出嫁是在吐蕃反复求亲之后实现的。文成公主去世后，吐蕃一直派遣使者向唐朝求亲，再续姻缘，即使是在战争和敌对状态下也复如是。相比之下，唐朝则较为消极。吐蕃为什么会对联姻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其动因又如何呢？我们不妨作几点分析。第一，从政治上来看，吐蕃王朝新建立，而以军事征服为手段建立起来的吐蕃王朝，事实上是一个松散的各个部落邦国的大联盟，内部存在着很大的离心力量，都对赞普王权构成威胁。作为一个卓越的领袖，松赞干布自然知道如何利用和加强同外部的联系，特别是和强大的唐王朝之间的关系，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实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和皇室联姻则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通过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赢得外部认可，无疑是一个一举多得的策略。第二，从经济上来说，吐蕃的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比较单一的游牧经济，具有脆弱性，为了增强经济实力，稳定新的王朝的根基，就必须和作为创造了伟大的农业文明成就的中原地区发生联系，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互补，以增强其经济实力，最终达到维护王朝稳定与发展的目的。第三，新建立的吐蕃王朝在文化上所处的弱势地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这和政治上的迅猛发展不相适应，同时也与维护统治的需要存在差距。松赞干布时，借鉴印度梵文字母体系创制了藏文，但是它的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依然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要在文化上取得巨大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吸收周边地区的文明成果，而作为当时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唐朝首都长安及唐朝灿烂的文化，则是吐蕃最为向往和值得借鉴的文明成就，吐蕃对唐朝制度文明的大量吸收，即是充分证明。第四，与唐朝通过联姻建立起亲缘关系，可以使吐蕃直接参与由唐朝构建的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圈中，从而对吐蕃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等施加积极影响，使之走上新的发展道路。政治上加强赞普王权，经济上参与繁荣的丝绸之路国际贸易获得实惠，文化上与周边先进文明交相辉映，以期实现社会的全面繁荣。
对于唐朝来说，和吐蕃联姻最初主要是满足吐蕃统治者的强烈要求，并实现西部、西南部边疆地区的稳定，同时也包含着用唐朝文明化导吐蕃，规范双方关系的作用。唐朝也希望崇尚武力的吐蕃人，能够逐渐接受唐朝儒家文化的影响，放弃军事扩张的方针。（三）甥舅关系分析与定位
唐朝和吐蕃联姻后，在唐朝和吐蕃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这个就是“甥舅关系”。这种关系原本是中国传统的、通过血缘联系的人们之间的亲戚关系的延伸，对于中原统治者来说，这是长期以来在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政策，即和亲政策。它的主旨就是希望通过血缘关系建立一种或疏或密的政治隶属关系。
在初期，吐蕃出于获得利益的需要默认了这种关系，也就是承认了唐朝对吐蕃的经济、文化，从而也是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吐蕃不断地派遣使者到唐朝首都长安，请求科技人员和技术、经典文献等，也派贵族子弟前往长安国子学学习先进知识与文化。但是，随着吐蕃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军事上不断走向强盛，他们开始不满这种现状，并提出了改变关系状态的要求。
唐玄宗开元年间，“吐蕃自恃兵强，每通表疏，求敌国礼，言词悖慢”。玄宗也无可奈何。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唐朝使者常鲁与崔汉衡前往吐蕃，至列馆，赞普令止之，先命取国信敕，既而谓汉衡曰：“来敕云：‘所贡献物，并领讫；今赐外甥少信物，至领取。’我大蕃与唐舅甥国耳，何得以臣礼见处？……”乃邀崔汉衡遣使奏定。常鲁返回长安奏于皇帝，朝廷为改敕书，“以‘贡献’为‘进’，以‘赐’为‘寄’，以‘领取’为‘领之’”，并且告诉吐蕃赞普，导致这[28]一误会的原因是前任宰相杨炎没有遵循过去的惯例。
这其实是唐朝承认吐蕃已经强大起来的这一客观现实的产物。经过长期的征战，唐朝认识到原先的一些观念需要调整，吐蕃不是唐朝的属国，双方的关系不是宗藩关系，而是甥舅关系。这种甥舅关系的内容显然前后有变化，在早期吐蕃一直以“子婿”自称，其内涵吐蕃赞普清楚，唐朝自然也十分明白。也就是说，事实上存在着政治上的不平等，唐朝具有优势地位。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都存在着中原政权和边疆地区民族政权分治的情况，他们相互争雄，强者为主。因此，总是会出现势力消长的情况。当吐蕃强大，而唐朝极盛而衰时，吐蕃自然会提出调整双方关系的问题。此后唐蕃的关系无疑是相互对等的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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