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编写组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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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试读：
胡乔木八十一年人生路（代序）
程中原胡乔木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1912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鞍湖乡北张本村。原名胡鼎新。1930年毕业于扬州中学。同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部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与领导北平学生和工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宣传组织活动，主编《海霞》等进步文艺刊物。1933年秋转学浙江大学外文系，组织秘密读书会，传播进步的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迫离校。1935～1937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并负责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工作，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部长，是中共在上海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
1937年7月到达延安。先后在中央宣传部、战时青年训练班和中央青委工作。任青训班负责人、中共中央青委委员、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中国青年》。1941年2月起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在毛泽东指导下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历史文献。他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参加总学委的工作，参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他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不少社论和新闻。他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为该决议的形成做出了贡献。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在陇东参加土改。1947年4月下旬起，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8年4月抵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3月，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党中央进驻北平后，他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了许多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任职。先后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是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中共八大文件（1956）以及《莫斯科宣言》（1957）的起草工作。他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是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他先后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他在党中央政治局主持下撰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等文章，在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深刻有力地阐明了党中央的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他也是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者，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和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文字改革工作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文化大革命”中遭“四人帮”迫害。1975年复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协助邓小平进行整顿。主持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等重要文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遭打击。
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在揭发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同时，支持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做出了贡献。1977年，他负责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任院长、党组书记。1978年7月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他发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讲话，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做了理论论证。他列席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负责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为实现历史转折做出了贡献。在三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五中全会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历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党史研究室主任，并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主任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发表多篇重要文章和讲话，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在邓小平主持下，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他领导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第二版的修订，为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一、第二卷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倾注大量心血。1980年代前期发表了《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等文章。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提议写作并主持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89年赴美访问，发表《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等学术讲演。为纪念中共建党70周年作《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中共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主要著作集有《胡乔木文集》（3卷）、《乔木文丛》（6卷）、《人比月光更美丽》（诗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和《胡乔木集》等。第一编生平述论图1-1 老证件照图1-2 与毛泽东于北京香山（1949年4月）图1-3 西柏坡时期的胡乔木图1-4 代表新闻工作者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1949年9月23日）从“学徒”到“中共第一支笔”[1]——1941～1981：胡乔木与毛泽东
胡乔木的名字是同毛泽东主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盖棺论定”。毛泽东在1976年9月逝世，照常理，胡、毛关系到这时也就终结了，而我的讲演题目，把他们关系的下限定在1981年，延伸了五年。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是因为，实际上，对伟大历史人物的“论定”很不容易，“盖棺”而未能“论定”的情况并不少见。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争议。有“两个凡是”，也有全盘否定。直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最终“论定”。而胡乔木，是这个历史决议的主要起草人。所以，讲胡、毛关系，要讲到1981年才比较完整。
胡、毛关系前后持续了40年，可以分为五个段落。（1）20世纪40年代。胡乔木1941年2月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的秘书，一直到1949年进城。这是从学徒到助手到开始独当一面工作的阶段。（2）20世纪50年代。胡乔木在毛泽东领导下，一方面独当一面，主管新闻工作；另一方面参加文件起草。这是开始发挥“党内第一支笔”作用的时期。（3）20世纪60年代前期。胡乔木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说是诗友。1961年夏，胡乔木因病休养。1964～1965年，胡乔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主要是围绕诗词创作和修改。（4）“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初期胡乔木受到冲击，因毛泽东要去看他而受到一定“保护”。1967年夏至1974年，处于他自己所说的“冷藏”状态。1975年，毛起用胡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胡“复出”，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协助邓小平进行各方面的整顿。在年底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靠边”。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可分为“受冲击”“冷藏”“复出”和“再受批判”四小段。（5）1977～1981年五年，可称为“历史评价时期”。
下面，按照这五个段落来讲一讲胡乔木和毛泽东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十载沐春风
胡乔木是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调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的。
对于胡乔木来说，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胡乔木到毛泽东身边的最初十年，是从学徒而至助手，再至独当一面工作的时期。他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在毛泽东这样的导师指点下做事、写作，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无论是在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在学习和效法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突飞猛进，从而成为著名的中共理论家、“党内第一支笔”。有的老同志说：“没有同毛泽东这段缘分，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胡乔木晚年由衷地说，他的进步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分不开。对于毛泽东来说，胡乔木这个“学徒”学得很好，很快就成了得力的助手。毛泽东有这样一个管用的助手，真是如虎添翼，大大有助于他领导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且特别有助于他的理论创造，有助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整个20世纪40年代，胡乔木一直跟随毛泽东。大致有三段：一是准备和参加延安整风；二是抗战胜利后随毛泽东重庆谈判；三是1947年4月中旬起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8年4月到达西柏坡（河北省平山县），毛泽东要他独当一面，担任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0世纪40年代，胡乔木的工作和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新闻、政论的写作。胡乔木从1941年6月起就在毛泽东指导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到1946年11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撤退，他写的社论收入《胡乔木文集》里的就有56篇。不少社论，传诵一时。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间，新华社播发他写的社论、评论、评论性新闻三四十篇。这很不容易，既要有积累，又要有才气。毛泽东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对胡乔木起草的文稿，毛泽东也没有少花力气。胡乔木的许多手稿上留有毛泽东悉心修改的笔迹。在迎接新中国诞生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名篇，如1949年的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评论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问题白皮书的第一篇新华社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可说是毛泽东与胡乔木共同完成的杰作。
另一个方面是中共党史研究。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参与了六项重要活动。（1）编“党书”。先参加《六大以来》的校对、编辑工作。接着又参与编辑《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得到毛泽东的赞许。（2）1941年9月至10月，列席了总结、检讨十年内战时期，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列席了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4）作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参加了党的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的学习、检查。（5）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共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6）列席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有这些，对胡乔木而言，既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又使得他对整风运动、对统一全党的思想做出了贡献。
胡乔木非常珍视毛泽东对他的十年教诲，心中充满感激之情。他在1965年“七一”前夕作《七一抒情》（七律四首），第一首回顾了这段经历。
如此江山如此人，
千年不遇我逢辰。
挥将日月长明笔，
写就雷霆不朽文。
指顾崎岖成坦道，
笑谈荆棘等浮云。
旌旗猎猎春风暖，
万目环球看大军。
此诗大意为：这样辽阔、壮丽的国家，这样先进、优越的政权，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这样意气风发的人民——真是幸运啊，我同这千年不遇的良辰美景相逢；［毛泽东］挥舞他那像日月一般光芒四射的大笔，写就了具有雷霆万钧威力的千古不朽的文章；在他的指点、察看下［意思为毛泽东清醒地洞察情况，正确决策指挥等］，崎岖小路都成了平坦大道；在他的谈笑间，丛生的荆棘犹如空中随风飘散的轻云；旌旗在和暖的春风中猎猎作响地飘扬，全世界亿万人民的目光都看着我们中华民族这一支奋发图强的队伍。
1982年，胡乔木在七十寿辰时又作七律《有思》，第二首的开头四句，回顾20世纪40年代的生活，抒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的情怀。
少年投笔依长剑，
书剑无成众志成。
帐里檄传云外信，
心头光映案前灯。
大意是：少年时代我就放弃了学业，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在文韬武略两方面我都没有成就，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革命取得了成功；想当年，在人民军队主帅的司令部里，接收各路人马从远处传来的军情报告，向他们发出战斗的命令和讨伐敌人的檄文。常常陪伴领袖工作到夜深人静，桌上的灯与心里的光［胜利的希望之光］交相辉映。
胡乔木赞颂毛泽东“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应该说，毛泽东“写就”的这些使“崎岖成坦途”、令“众志成（城）”的“雷霆不朽文”中，也有胡乔木的一份辛劳。20世纪50年代：红墙亲风雨
毛泽东对胡乔木这个人才是很欣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对胡委以重任，在政府内，胡乔木是新闻总署署长；在党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这两大舆论工具，交给胡乔木掌管。不仅如此，他还有意把一向不露面的胡乔木推上中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国共产党内有这样一个人物。
有两件事不同寻常，令人瞩目。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长篇电讯，开头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斯大林问毛泽东，胡乔木何许人也，并指摘事情如此重大，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斯大林有所不知，这篇谈话是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亲笔写就，用密码电报发回北京给“刘少奇并告乔木”：“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过了一年半，1951年6月25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个版的办法一次登出长达四五万字的长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作者署名“胡乔木”。从此，人们（包括斯大林）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笔杆子，胡乔木也以中共党史专家的身份而闻名。本来，这部简明党史是为了纪念“七一”而写的学习资料，刘少奇多次修改，并建议可用胡乔木名义发表。毛泽东审阅后完全同意，在文题下面写上“胡乔木”，交《人民日报》发表。
50年代，胡乔木在毛泽东指导下领导新中国的新闻工作，用活生生的现实材料，教育和鼓舞中国人民为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民日报》改版。从1956年7月1日起，《人民日报》换了一副面孔，摆脱了苏联《真理报》那种教条习气，办得生动活泼，把坚持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和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结合得比较好。
50年代，胡乔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协助毛泽东起草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
1949年，胡乔木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临时宪法的主要起草人。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胡乔木随毛泽东住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工作了几个月。
1956年初，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的意见执笔写成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
1956年中，胡乔木协助毛泽东、刘少奇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等文件。
1956年底，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的意见，执笔写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胡乔木为代表团成员。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是胡乔木提议，又是奉毛泽东之命由胡乔木做了重大修改的。改过的稿子比原来苏共提出的草案有很大改进。苏方主动提出，宣言草案由中苏两党共同提出较好。
胡乔木善于理解、长于阐发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但他是有独立见解的，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有时也会同毛泽东发生争论。毛泽东常能从善如流，但对胡乔木也有微词：乔木固执。
1959年庐山会议，胡乔木是以纠正“左”倾错误为主旨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不赞成把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然而无法改变毛泽东做出的决定，还是应毛泽东的要求起草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1961年，毛泽东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胡乔木受命两度到湖南调查，到了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如实地写报告向毛泽东反映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胡乔木当然了解毛的性格、脾气。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将要公布的1959年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数字水分较大，陈云主张暂时不说、看一看，要胡乔木转告毛主席。他不敢去说。庐山会议后期，刘少奇同胡乔木谈，要他建议另外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胡乔木估量当时的政治气候，也不敢去说。到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胡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胡乔木不报告自有其良苦的用心。他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既感内疚，又觉委屈，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本来就弱，结果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只得长期休养。20世纪60年代前期：鱼雁传诗情
毛泽东得知胡乔木病情相当重，给他写信，要他长期休养，为他设计休养方式：“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
经过三年多的疗养，胡乔木的健康状况大有改善。1964年秋在杭州重新弄笔。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元气逐渐恢复。10月14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两天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胡乔木尝试填词。由于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和出版，用旧体诗词反映时政、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成为时尚。胡乔木在1964年10月中旬起的十余天里写了13首词，寄请毛泽东阅正。毛泽东接读胡乔木的新作，“终日把玩推敲”，悉心进行修改，并亲自批送《诗刊》发表。胡遂即致函毛泽东，表示“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说毛泽东对有些词句的修改“实有点铁成金、出奇制胜之妙”。11月，胡乔木又续作三首。以后，毛泽东与胡乔木在京杭两地又多次通过书信或电话交换意见，反复推敲。胡乔木的《词十六首》于1964年岁末最终由毛泽东定稿，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同时登出，在全国政治界和文化知识界引起极大的注意和兴趣。
胡乔木旧体诗词的创作热情越发高涨起来。1964年11月到1965年1月，他又写成“词二十七首”寄奉毛泽东以及陈毅、郭沫若等。经毛泽东两次批改，在《人民日报》（1965年9月29日）和《红旗》杂志（10月1日）刊登了。这回的标题是《诗词二十六首》。如果说1965年元旦发表的《词十六首》以现代中国史诗的雄浑和时事讽刺诗的辛辣博得赞誉，那么，《诗词二十六首》则是以动人心弦的时代颂歌和发人深思的人生探究吸引读者。《词十六首》和《诗词二十六首》的发表规格，是从未有过的。这固然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对胡乔木诗词的欣赏，但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胡乔木的真情与厚爱。正如在毛泽东的许多文章中含有胡乔木的理性思考，胡乔木的这些诗词中，也包含着毛泽东的才情和胸襟。在作文和作诗这两件事上，毛泽东和胡乔木真可说是珠联璧合。“文化大革命”时期：岁寒得关顾“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胡乔木受到冲击。周恩来采取过保护措施，揪斗有所缓和。但不久胡乔木被公开点出，又成了批判的一个重点对象。由于毛泽东的关顾，挨斗的命运才得以解脱。那是1967年4月27日下午，毛泽东上天安门途经胡宅，令停车，要去看望，因敲错了门而未如愿。后来又安排前往，因道路不畅、时间仓促而未成行。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我心到了。胡乔木得悉主席没有忘记他这个秘书，欣慰地说：我心领了。毛泽东这样惦念胡乔木，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不便采取过激行动。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关顾，从此，胡乔木免受揪斗之苦。
但是，江青、陈伯达等没有放过胡乔木。从1967年12月6日起，胡乔木即被正式列入“中专一办周扬专案组”，从此被长期审查。江青等控制的专案组甚至无中生有地诬称胡乔木历史上“很可能被突击当了特务”，还给他加上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大肆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
所幸毛泽东没有忘记胡乔木。1971年夏，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一次谈话时，称赞胡乔木“这个人有点知识”。此后，毛泽东又过问胡乔木的事，但江青等人以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来搪塞。直到1974年秋落实政策、大批解放干部的时候，胡乔木才得以出席国庆招待会。当年京剧样板戏风靡全国，此举借用京剧行话，称为“亮相”：昭示世人，此人已经获得“解放”。
邓小平1975年初主持国务院工作，胡乔木担任邓小平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一方面编辑《毛泽东选集》，另一方面协助邓小平进行各方面的整顿。
胡乔木很快就把毛泽东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和进一步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性文件《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整理了出来。毛泽东对胡乔木的工作是满意的。同时，胡乔木带领政治研究室，一方面支持与推动了整顿的展开和深入，另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和极左理论。在此期间，不少得到毛泽东直接干预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都是由胡乔木将有关书信、材料或直送毛泽东、或经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而促成的。如电影《创业》公开放映，举行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支持姚雪垠《李自成》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批示编辑出版《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集》，写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的著名批语，等等。
江青一伙因此对胡乔木深恶痛绝。在后来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务院政研室被诬蔑为“谣言公司”“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胡乔木指导修改或起草的《工业二十条》《科学院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当作“三株大毒草”进行批判。于是，胡乔木再一次“靠边”。历史转折时期：青史辨爱憎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冬）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以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为前奏，从1977年批评“两个凡是”开始，到1981年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正确的历史评价，是中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一个关键。无论是冲破“两个凡是”的“左”的思潮的束缚，还是遏制全盘否定的右的思潮的泛滥，胡乔木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都做出了贡献。在这三年多时间里，胡乔木做了许多工作。详情在此不可能多说，仅谈一谈在解决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和写好《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的过程中，胡乔木发挥的重要作用。最主要的有三点。
其一，提出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他说：“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并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自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决不能把他的错误列入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这一“区别”，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决议的核心问题找到了一把钥匙。据他的秘书回忆，胡乔木想出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非常兴奋，要秘书立即把这些话记录下来，打电话告诉组织《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另一位负责人邓力群。
其二，实事求是地评论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胡乔木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几经推敲，胡乔木改定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既明确了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和主要责任，又区分了他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本质不同。《历史决议》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写“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分阶段做了分析、评论，指出“文化大革命”在对象、纲领、依靠力量、性质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完全错了。对“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泽东犯严重错误的原因，做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确的思想、理论和重大功劳，及“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建设的进展、科学技术的成就、对外工作打开新的局面等，也做了肯定。
其三，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做出概括。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它的具体内容构成毛泽东思想体系。”胡乔木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根本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论述精辟、透彻，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六个方面做出概括。
美国记者白修德称赞《历史决议》是非常出色的文件，用美国人的话说，就像“动得非常干净的外科手术”。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胡乔木在毛泽东逝世以后，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既反对僵化，又反对自由化；通过科学评价维护毛泽东的尊严和地位，概括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得起他的恩师毛泽东，无愧于“中共第一支笔”的称号。
胡乔木在1982年6月七十寿辰时写的七律《有思》中，也用四句诗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毛泽东的关系和内心的感慨。
红墙有幸亲风雨，
青史何迟辨爱憎！
往事如烟更如火，
一川星影听潮生。
大意如下。在红墙内中南海里面，得到春风的吹拂，春雨的滋润，我真是三生有幸。新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是非功过，到此刻才做出历史的结论，何其迟也！经历的种种往事，有些已经如烟雾般模糊消散，更多的如火焰般闪烁在眼前！滔滔的江河，辉映着耀眼的繁星。听啊，改革开放的浪潮正汹涌奔腾而来！
在胡乔木的心中，毛泽东始终是一颗最耀眼的星！
在作成《历史决议》以后，继续深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胡乔木的主要工作。20世纪80年代，胡乔木同美国记者白修德、索尔兹伯里分别进行过重要谈话（1983年5月14日、1987年11月5日）。1989年春，胡乔木赴美国访问，做了关于中国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和关于1958～1978年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的学术讲演。199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他又抱病写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12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的重要发展和贡献。
1990年，年近八十的胡乔木，决定着手写对毛泽东的回忆。他要超越一般回忆录的程式，“想另选一个题目，就是着重写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毛主席怎样在四十年代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写出来后，下一步，“可以往五十年代延伸”。这不仅出于他对毛泽东的爱戴和深情，而且是出于他抱持的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具有极端重要性的理念。可惜的是，这个计划正在进行中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不过，由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努力，《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部书，终于在1994年9月出版。唐朝大诗人杜甫在送别朋友时用“九重泉路尽交期”描述友情的深厚。在九天之上的毛泽东和胡乔木，看到这部书的出版，当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吧！
最后，我想套用英国丘吉尔首相对斯大林的评论来评论毛泽东，作为我这次讲演的结束语。在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八十诞辰之际，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他说：“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是天才而且坚忍不拔的统帅”，“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中国自己还不能造一辆汽车，而他走的时候，中国不仅有了原子弹、氢弹，而且已经能够准确地回收人造卫星，跨进了太空俱乐部的大门，今天，更把“神舟六号”载人飞船送上了太空。
[1] 作者程中原。本篇是作者2005年10月14日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学术讲演稿，发表于《百年潮》2006年第2期。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得力助手[1]——1977～1982：胡乔木与邓小平
胡乔木本人在1983年5月14日曾对美国记者白修德说：“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个书记处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因为在书记处工作，所以既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信任，也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信任。邓小平同志对我非常了解，他认为我在一些问题上可以继续做他的助手，就像我曾经做毛主席的助手一样。”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摆在了领导人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实际上是坚持走一条老路。邓小平等人则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新路。后来，邓小平用这样一句话概括这段历史：“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胡乔木协助邓小平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促进工作重心的转移；另一方面又分析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概括新经验，进行新道路的探索和新理论的创造。胡乔木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称得上是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得力助手。
在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扼要地评介1977～1982年胡乔木协助邓小平工作的情况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一 协助邓小平，推动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肯定“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明确指出“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胡乔木得到解放后，主要任务还是动笔写文章、搞文件。协助邓小平推动拨乱反正，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主要做了八件大事。（一）修改揭批“四人帮”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推倒“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1971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提出的，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它沉重地打击了教育战线的干部师生，严重地搞乱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邓小平在1977年八九月间就明确指出，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从事教育、科研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后，邓小平亲自出题，组织文章；胡乔木则精心指导并多次修改。1977年11月15日，《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一文由胡乔木定稿、邓小平审阅后批示发表。
此文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引录了新发现的毛泽东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的指示。这是从迟群等人的笔记上发现的。毛泽东说：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是一少部分人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过后还是要认的；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毛泽东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胡乔木在引录的毛的指示前后，各加了一段话，揭露“四人帮”篡改毛泽东指示的罪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此文成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之一。发表后，不但教育战线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工业交通各条战线，也都结合自身的情况，掀起了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热潮，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二）两个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拨乱反正1.关于按劳分配
邓小平复出后，在多次谈话中都讲到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强调这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思想理论界在胡乔木支持下，由于光远主持召开了从北京地区到全国范围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几次研讨会。在此基础上，从1977年12月起，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一起着手起草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审读文稿，两次找胡乔木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1978年5月5日，《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在《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针对“四人帮”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等错误说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力地论证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震动。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5月17日在一个小会上点名批评。李先念给胡乔木撑腰，在一次大会上说，“真正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多劳多得，反对平均主义”是“现在最关紧要的两条”之一。2.关于商品生产“文革”中“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商品货币理论，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向群”的文章《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指出：“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润色的。
在当时，思想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胡乔木对1978年7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修改。讲话强调了商业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商业和服务业是同工农业并驾齐驱的重要社会行业。并预言社会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必将愈来愈明显。外电评论说：这是华国锋当了主席后第一篇务实的讲话。（三）为邓小平起草四篇重要讲话
这四篇讲话是：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向中国工会九大的祝词（1978年10月18日）。
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顾毓琇把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誉之为“科技现代化的宣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讲话强调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要研究解决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问题。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对全局影响最大。邓小平着重论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支持。邓小平提出：“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搬。”讲话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篇讲话对方兴未艾的真理标准讨论，对全军全国的实际工作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工会九大祝词提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并号召工人阶级要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优异贡献。这不仅是对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的动员令，而且是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篇设计书。
胡乔木协助起草的邓小平的这四篇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解决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初步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并以科技、教育的发展和现代化为前提与基础，推动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路，从思想理论到工作实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倡导按经济规律办事，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
1978年7月28日，胡乔木在国务院召开的研究加快发展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问题的务虚会上做了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发言。10月6日，《人民日报》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题发表了这个发言。这是思想解放运动中最重要的经济论文之一。
文章表述了邓小平加快发展的指导思想，引人注目之点有四。（1）总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工作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按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办事。（2）强调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指出：“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提出“不但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要重视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经济学，还要学习计量经济学”。指明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3）重视企业和个人的作用，提出要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积极性，要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直接地结合起来，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能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国家计划的完成，关心企业经营的成果；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处理好有关个人物质利益的问题。（4）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中早已存在并且取得经济实效的公司组织形式，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他还建议：实行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托拉斯），加强银行的作用，还提出要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胡乔木此文还提出许多新观点、新主张，促使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胡乔木在此文中提出的主张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都逐步得到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
胡乔木这篇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个口号在中国国内广泛传开。普遍认为：此文既清算了林彪、“四人帮”十多年对经济工作的破坏，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同时又找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指明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美国、日本等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认为，胡乔木此文在经济理论方面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五）主持修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
这个决定草案提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决定草案”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1）加强自主权。（2）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3）提高投资，减轻负担。（4）提高粮食和农产品收购价格。（5）降低农用工业品价格。（6）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国家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这个决定草案的讨论和试行，使中国农村改革迈开了大步。（六）协助邓小平起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篇重要讲话，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讲话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篇讲话是政治体制改革决策基本形成和开始起步的标志。胡乔木对这篇讲话稿做了修改。他找了好多部门谈话，对讲话内容做了补充、解释，特别是对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制度改革在经济、政治、组织三方面应达到什么要求，做了很好的阐述和发挥。（七）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9月13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上讲话。讲话中，对正在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进行了阐述。指出：对于新时期面临的许多新任务要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的说明，提出理论的根据；历史既然要前进，理论就要有发展，就要不断用一些新的原理、结论代替一些旧的为实践所证明为不适当或变得不适当的原理、结论。胡乔木明确表示：《光明日报》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根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完全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是完全正确的。（八）协助邓小平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这篇讲话，胡乔木则是协助起草这篇讲话的主要负责人，发挥了理论家、辞章家应有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这篇讲话的起草随着形势的变化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思路的发展，也可以看到胡乔木是如何为协助邓小平写好这篇“主题报告”而殚精竭虑、反复推敲的。在1978年九十月间，邓小平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首先果断地提出结束清查工作，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胡乔木于11月起草的讲话初稿正是体现邓小平当时思想的产物。到了12月初，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取得的巨大进展迎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主法制、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等思想突出地提到全党的面前。为此，他亲自草拟了一份提纲，并于12月2日上午约见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问题。此后，经过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党内状况的进一步观察和思考，邓小平更加明确了实现历史转折的途径，确定了前进的策略。12月5日他对讲话稿的构思、设计进行调整，使讲话的重点更加突出，内容更加切实，锋芒更加犀利。经过此后反复多次修改，最终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完整的历史主题。
邓小平在1978年秋冬起草“主题报告”过程中思想发展的轨迹，展现了这位20世纪中国伟人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新阶段新理论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而作为理论家的胡乔木，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为完成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报告的起草，竭忠尽智，呕心沥血。他对讲话稿的修改，思维严密，文辞考究，忠实于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而又有引申发挥，使得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表述臻于完美，又与邓小平的风格相协调，无愧于“党内第一支笔”的称誉。二 协助邓小平提出并贯彻实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提出和贯彻实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胡乔木也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工作。（一）协助邓小平起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针对思想解放运动和贯彻改革开放方针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在1979年春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社会上错误思潮蔓延；一些地方少数人闹事；一些非法组织进行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诽谤、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影响国家安全，违背人民利益的活动。安定团结受到威胁，经济建设遭到破坏。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也发生了右的偏差，确有一些观点是怀疑、削弱甚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逐期阅读务虚会简报，感到问题很严重。胡乔木也有同感。邓小平与胡乔木交谈，决定在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委托胡乔木起草。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这篇著名讲话，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充分说理的分析和论述，邓小平说：“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二）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此后，胡乔木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动积极地、坚定不移地工作和斗争，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工作。在政治方面，主张坚决打击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方面，主张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维护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此，胡乔木建议全国人大通过《刑法》补充条款，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提供法律武器。在思想文化方面，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克服涣散软弱状态。三 在邓小平指导下进行理论创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之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过程。在此期间，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在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指导下起草、经过中央全会讨论通过的。胡乔木则是这些文件起草工作的负责人和主要执笔者。从下面四点可以看出胡乔木的贡献。（一）关于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时，邓小平提出“三条要求”，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贯彻邓小平这一指导思想，达到了这一根本要求。
在这方面，胡乔木最主要的贡献有三点。一是提出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二是对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什么，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什么，进行概括，做出回答。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独创性的理论”，并指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是区分毛泽东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根本不同，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过程和毛泽东犯错误原因的基础上，论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和总体布局
在起草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之初，邓小平即提出：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但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布局，讲话初稿仍然沿用周恩来1964年底提出、1975年初重申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提法。
胡乔木采纳了对初稿的意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了新的解释，第一次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在提出民主和法制的要求后，又进而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样，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就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总体目标和总体布局，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三）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专题讨论。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了论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胡乔木按照邓小平在12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的精神，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又进一步做了阐发。
在为国务院总理起草的、向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做的政府工作报告（1981年11月30日、12月1日）中，胡乔木把精神文明建设分成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大部分，说：“精神文明的范围很广，它的主要内容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我们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多方面的工作，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我们的社会成员愈来愈广泛地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风尚和劳动态度，树立高尚的思想情操、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树立自觉的守法精神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持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祖国，发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1982年4月3日，邓小平对起草十二大报告发表意见，把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战略的高度，指出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政治保证之一。在邓小平启发下，胡乔木在四五月间主持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又有提高和发展。胡乔木明确提出两个观点：（1）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胡乔木还从理论上指出：社会主义运动，从来不只是一个经济运动；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绝不限于经济关系、物质关系，它还有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十二大报告体现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新观点和胡乔木的新认识、新发展。（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就已指出：“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竭力主张要在总结三十多年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对“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做出概括。邓小平采纳了胡乔木的意见。关于这一条正确道路的基本内容写入了《历史决议》。其要点是：（1）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3）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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