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崔向东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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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试读：

绪论

一、共性中的差异性

秦汉是“大一统”政体和观念初步形成时期。“大一统”不仅表现为王权在政治上对社会的支配，也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等整齐同一。秦统一中国后，加速了大一统进程，秦始皇以行政强制推行文化统一，车同轨、书同文，整齐制度，迁徙六国贵族、豪强和富商，“匡饬异俗”，统一度量衡等，其目的在于消弭战国以来的地域文化差异和由此形成的心理对抗。这不仅意味着地理疆域的统一，更意味着深层的文化、思想和风俗的同一，达到六合之内无所不包，“远弥同度”，“皆有法式”，“天下无异意”的高度同一。然而，“天下之士，斐然向风”不过是文人的虚语，在表层的“大一统”下，实际的历史运动过程却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

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不断加强，但战国以来的区域文化差异却一直延续着，并没有与中央集权制同步。政治上的大一统并没有消弭区域差异性，不同地域的文化仍保持独特的地域传统。秦朝的速亡，从一定意义上正是战国以来形成的关东和关中地域文化差异与冲突的表现。从秦汉历史演进过程看，王权的强化和对地域差异的整合是主流，但地域差异性也对王权整合产生重要影响。两汉的大一统是在地域差异性普遍存在下的大一统，各地域在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并不同步。应该说，秦始皇、汉武帝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几千年来形成的地域文化差异，并非朝夕之功即可同一。文化差异本质上是人（群体）的差异，由于具有不同文化的不同地域的人群的差异，因而造成地域差异；反之，不同的地域文化又强化了人群的差异性。二者相互作用，在互动中形成共性中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地域差异由于自然和人文差异一直延续着。实际上，汉人已经注意到这种地域差异性，他们从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对广大的疆域进行域分，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班固《汉书·地理志》都注意到汉代各地风俗文化的差异，认识到统一疆域内、统一政体下的地域差异性。

西周分封以后，随着诸侯国独立性的加强，地域文化迅速发展，逐渐形成齐文化、鲁文化、燕文化、楚文化、晋文化、秦文化和吴越文化等。在上述文化圈以外，还有北方草原文化和西北、西南独特的文化。到春秋战国，以诸侯国为疆界划分的文化区域基本定型，如《诗经·国风》按国别地域收集诗歌，这些国别具有区域文化地理意义，尤其是战国以来的诸侯国纷争，强化发展了地域文化。这些文化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特性，主要表现在政治权力、经济发展和文化特色等方面。

地域社会差异性的表现很多，如自然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文化特征等，不能把地域差异性仅仅理解为地理环境的差异。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因此从人文地理学看，地域差异的本质是人群差异，这里的人群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指具有共同或相近的经济利益、政治目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心理特征的社会阶层（群体、集团）。在一个地域内，这样的阶层很多，但决定地域文化本质的是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表现地域差异性时，表现力也不同，越是社会中有影响力的阶层，发生的影响也越大，表现的地域差异性也越明显。

强调高度专制集权制度的形成过程，并不能否定地域社会差异性的存在。以王权支配为核心的专制制度对地域社会的支配强弱不同。就两汉而言，关东和关中，核心区和非核心区，中心区和后开发的边缘区，都存在支配力强弱的问题。另一方面，地方势力的强弱，也对中央支配产生反作用。日本学者鹤间和幸充分注意到汉代中央专制权力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他在讨论秦汉帝国国家权力性质时说：“专制权力的形成过程，就是在新开辟的新县培育起小农经营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因存在族结合体的残余而小农经营出现较晚的旧县地区，豪族经营也成长起来。前一个过程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发展，这是中国古代专制国家权力的特殊性质。”从两汉历史看，决定地域社会差异的是豪族社会阶层。由于豪族社会阶层的发展，不同地域的差异在某些方面、某些时期反而更加强化。这样，地域差异性问题便转换为不同地域的豪族特征问题，即豪族的地域差异性。在地域差异性中，豪族发展的差异性对同一性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地方豪族的形成在时间上有先后，发展程度上有快慢，对政治的影响有大小，对地方社会的渗透支配有强弱，这些都直接影响国家权力的支配程度和运行方式，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同（统）一性中的差异性。

汉代各地域豪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从地域的差异性来分析不同地域豪族社会阶层是本书的切入点。如果从立体角度看，通过区域理论中的核心区——边缘区观点，可以做如下认识：区域是相对于整体而言的，众多不同的区域实际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整体。如此，则根据各种因素（政治、经济地位等）区分出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即在整体下，有些区域对整体而言属于核心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有优势，有些区域则属于边缘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居次要地位。在一元中心观下，整体的中心是都城所在地及周边地区，以此为核心，形成垂直的多层次和等级：核心区→次核心区→边缘区。在每个不同等级的区域内，还可进一步作同类的划分，这样便形成了不同等级的立体区域结构。不同地位的区域之间又是互动的，转化的。立体区域结构构成了整体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本书通过豪族阶层的演变来分析秦汉地域社会的实态，并把豪族置于特定的地域中去思考，从地域差异性和豪族地域性的互动研究豪族，有助于认识秦汉时期统一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揭示两汉历史发展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全面认识汉代豪族发展道路、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和阶段性。

地域性也可称为地方性、本土性、方土性。所谓豪族地域性是指一个具有多种经济、文化、社会功能的地域，这个地域以豪族为中心，由于豪族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地方社会发生密切联系，豪族与各种自然、社会因素整合为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地域综合体。汉代豪族从乡里社会中产生，以乡里为根基，从地域性看他们拥有地方势力，表现为不同地域豪族集团。因此研究豪族与各种自然、社会因素的结合，是豪族地域性研究的重要内容。

豪族地域性研究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一，豪族土生土长，在地方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宗族势力和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不同地域的豪族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因此，要研究豪族的地域分布及由地域分布所形成的地域特点，侧重于运用历史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阐述；其二，汉代诸多历史问题都与不同地域的豪族、世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地域的豪族发展水平造成汉代历史发展的地域多样性和发展多样性。因此从豪族地域差异性去解释汉代的各种历史问题是豪族地域性研究的又一方面，它侧重于历史学和社会史方面的探究。豪族地域性既是一个理论前提，也是一个解释的框架。豪族地域性和从地域性考察豪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从地域性上理解，豪族在地域上的最小单位是多大范围呢？在豪族的指称中，有乡里大姓、县豪、郡族姓、赵国大豪、天下名士等，这既表示豪族声望影响大小，也表示豪族宗族地域活动范围。在史料记载中，有的豪族宗族有“宗人三百家”、“宗亲三千家”等，这样的豪族宗族一般都是居住在同一区域，即里、乡、县。汉代的豪族是聚族而居，他们有着共同的祭祀祠堂和家族（宗族）墓地。《后汉书·百官志》曰：“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在汉代，一里中居住的户数并不是统一的，它因具体情况而有较大差异。出土文献记载亦不统一，如银雀山竹简《田法》曰：“五十家而为一里”，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标明每里的户数多少不一，最少的只有12户，最多的有108户。汉代乡下设里，一乡有几里亦说法不一。《续汉书·职官》曰：“凡县户五百以上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后汉书·百官志》注引《风俗通》曰：“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这里有两个标准，如按出土文献资料记载算，大体是晁错所谓的五十家一里，以十里一乡计，则一乡有五百家。如按文献一里百家计，则一乡有一千家。无论哪种算法，“宗人三百家”都不只在一个里内，如以一里百户计算，当为3个里；若按五十家一里计算，当为6个里。在乡里中，可能都是一姓，这就是一个大豪族宗族。也可能一乡中有几个或多个姓，其中一两个姓宗族人口多，势力较大，因此被称为大姓。显然“宗人三百家”已超过里的范围，拥有“宗人三百家”的人是乡里大姓，而“宗亲三千家”显然超出乡范围，是郡县右姓大家了。在汉代的乡、县、郡，这样的豪族宗族十分普遍。《隶释》中有许多事例，如孙根碑记载孙姓二百多，这些人是同乡同姓的宗族，他们以一个强有力的家族为核心，形成一个豪族宗族集团。通过孙姓名的用字，基本可以梳理出其辈分。统计《孙根碑阴》孙氏姓名，名皆为两字，其同辈分者名的用字应当在顺序上有一字相同。经过整理发现，使用较多的是长（14人次）、元（8人次）、泰（8人次）、林（8人次）等，基本可以认定为四代。这些孙姓之间有着血缘联系，他们属于同宗同族。这样的豪族宗族居住在同一乡、县、郡，是强大的地方社会力量。

豪族以乡里为根基，但他们的活动范围绝不仅仅局限在乡里。他们凭借各种关系，如政治、经济、文化、婚姻、师承等形成一定区域的豪族集团。这种豪族集团有一定的范围，表现为不同地域性，即不同地域豪族社会。唐代柳芳在《氏族论》中曾提出过确认豪族的三个要素，曰：“故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他把“地望”作为确定豪族身份的第一要素。论豪族看重“地望”、“地著”的观点，与汉代世家豪族的地域特征正相符合。汉代在姓氏前冠以地域名称是常见的现象。冠以行政区域名称的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凉州大人”等，或泛称为“郡著姓”；冠以自然区域名称的如“江东大族”、“山东豪杰”等；还有冠以历史地名的，如“齐楚大族”、“齐诸田”、“楚屈、景”等。可见，汉代已用州、郡为界限区分不同豪族地域社会。汉代人已经形成以郡为基本单位的乡里观念。汉代“乡里”指同县或同郡，“故‘乡里’可指同县之人，更常见的是指同郡人”。同乡范围绝不仅限于一乡一里，一郡范围之内均可成为“同乡”。“汉代行政区划以郡为主要单位，同乡即指同郡，一郡士大夫构成‘乡里’，彼此关系密切。”从汉代实际情况看，豪族地域划分的最小单位是郡。豪族在一郡之内形成相对稳定的豪族社会，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等基本在郡范围内并由郡向外展开。这样，具有相同豪族特性的多个郡便构成一个豪族地域。本书所谓的豪族地域是以自然地理为依据，结合经济地理、政区地理来划分，以汉代的一个州或数州为一个地域单元的地域社会。

王权支配的大一统政治（权力秩序一元化）与豪族地域性存在（多样性、秩序多元化）之间是互动关系。随着王权的强化，不断打破豪族的地域性，强化同一性，这是秦汉历史的主旋律。一方面，王权的强化使各地域越来越纳入到统一的历史运动中来，成为汉代历史的一部分，地域色彩逐渐淡化。王权对地域豪族的吸纳方式是多样的，但主要是通过政治强力约束、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整合、文化心理认同等实现，本质是使地域豪族通过加入国家权力体系成为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最终实现多样性向单一性转变，地域性向整体性转变。另一方面，与王权支配的一元性相反，豪族的地域性则表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多元性。这种由豪族的地域性造成的多元性，在豪族加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过程中，必然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使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带有地域倾向（如东汉时期的西北守弃问题、关东土地兼并等）。两汉统一帝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我们理解秦汉帝国的基础。不同地域的豪族与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是互动关系。不同地域的豪族发展水平及其与权力结合的程度是造成汉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的重要因素，以往我们对秦汉帝国内部作完全同一性的理解应该加以改变。

二、豪族的动态界定

关于“豪族”的界定，国内外学者着眼点不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中国学者侧重阶级经济属性，国外学者侧重宗族社会属性。

国内学者以往进行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研究时，常使用“地主”这一概念，更多地强调经济因素，把拥有一定数量土地的豪族视为地主。在对地主的划分上，存在着不同的划分方法，因而也就有不同的类型。从与土地的结合方式看，可以分为工商地主和非工商地主；从国家的培植政策看，可以分为军功地主和非军功地主；从政治地位、身份看，可以分为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从经营和产业规模看，可以分为大、中、小地主；从家世源流看，可以分为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上述的划分方法和由此区分的不同类型，目的在于认识地主这一社会阶级，但问题是，这些划分方法都是基于强调阶级、经济属性的一种静态划分，缺乏动态的考察，而且缺乏从社会本质上去认识。地主阶层的特征并非像我们划分的那样简单，各种地主类型之间是相互联系并互相转化的，而且还不断在权力的支配下向新的形态转变。比如一个地主，他可能既是工商地主，又是中小地主、庶民地主和非军功地主；也可能既是官僚地主，又是大地主、士族地主。一个地主早期是小地主、非军功地主，后来可能变成大地主、官僚地主；也可能早期是商人地主，后来变成官僚地主；也可能早期是庶族地主，后来变成士族地主。可见，一个地主的身份可能是多重的，其形态是多变的。就两汉的豪族而言，无疑他们是地主。从静态看，上述的各种类型都存在，但从动态看，上述的各种类型又随着两汉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改变其存在形态。因此，在界定豪族时，不应是单一因素的界定，应当既要考虑外在的形态，又要考虑内在的本质，同时还要注意研究对象的形态演变过程。应确立能够反映豪族地主本质特征的划分标准，并对其进行动态的考察。

在国外学者中，主要是日本学者特别强调豪族的宗族性和社会性，强调豪族是以宗族为基础的社会集团。西嶋定生认为，豪族是在一些具有较强的自律性质的地区，一方面保持着强固的族的结合，一方面又对附近的农民具有有形或无形的支配力的家族。汉代豪族的实态是以同族中特别有力的家族为中心，把同族的人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地方社会势力，一般都是大土地所有者。宇都宫清吉从汉代的家庭和家族制探讨豪族，他分析了汉代史料中表示豪族的词语，认为决不是指单一的个人或家族，而是由非常多的经济上互相独立的同姓家族组成，同属于一个宗族。豪族或大姓是同宗的领导人物。川胜义雄认为，豪族是以一个强有力的家族为核心、由众多的有宗族关系的小家庭相互结合、相互协助而组成的宗族集团。镰田重雄认为，豪族是大的同姓宗族集团，这个同姓集团由分别组成的进行独立经营的家庭构成，其核心是本宗族有力者家庭。豪族子弟世代入仕为官，形成名望家族。

中国学者则更多地从经济——阶级关系出发，注重豪族的地产性，几乎毫不例外地认为，大地主就是豪族。日本学者普遍从社会群体角度界定豪族，强调豪族是大的同姓宗族集团。中、日学者只侧重强调一个方面，而忽略作为豪族的其他因素。这两种看法都是静止地界定豪族，缺乏动态的观点。显然这两种界定都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必须重新从多角度动态地界定豪族。

豪族是由各种社会阶层演变而成的一个新形态。各种社会阶层的形态演变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个最基本的总的演变趋势。在各种类型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发展的同时，随着他们与权力的结合，逐渐向一个新的形态融合演变，我把这个多种形态融合而成的社会阶层称为豪族。从汉代的历史看，地主阶级经历了由多种相对单一的形态向集多种形态于一体的豪族形态转变并进而向士（世）族演变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豪族是三个环节中的中间一环，他与前后两个形态紧密联系。田余庆认为：“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这二者都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族结构与封建经济发展潮流相结合的产物。”“其实西汉历史中所见的豪强大族，也是这一发展序列中的一种形态。西汉豪强大族的一部分，经济势力日益巩固，又得为儒学世家，由通经入仕，而使自己政治地位上升，遂成为东汉的世家大族。”金春峰也注意到了豪族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形态，他认为，“汉初的强宗豪族和汉代中后期就不相同，在独尊儒术以前和独尊儒术以后就不相同。‘尊儒’使豪强逐渐和经学、知识相联系，产生了‘士族’”，即由豪族演变为士族。这种区分理清了豪族这一社会阶层形态变化的基本脉络。

就豪族这一社会阶层整体演变的一种途径而言，上述三个环节之间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演进过程，虽然时光变换，人物兴替，一个豪族不一定完全经历上述三个环节，但作为社会阶层的整体演进过程，这三种不同形态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表现为依次的演进。因此，在研究豪族时，就不能割断这种联系而忽视其他两种形态。基于这种内在联系，本书把形成豪族的多种相对单一的形态称为豪族的前期形态，把继续向士族演变的豪族称为士族化豪族。

豪族是从各种类型的社会阶层（社会势力）演变来的，他们与这些社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典型的豪族从形态上看是多位一体的，都经历了由单一形态向多位一体的转变过程。许倬云认为，西汉武帝以后，地主阶级内部发生变化，到了西汉的后半叶，各种社会集团相互融合，“产生出一个豪富、学者、权贵三位一体的单独的社会阶层”。陈启云也持相同的看法，认为汉代的豪族兼有各种身份。地方势力的代表豪族，在政治上得势后，也希望成为知识分子。因此，这样的豪族便具有了士族的性质，具有地主、官僚和学者三种属性。高敏认为，世族地主是“一个屡代为官、富甲乡里、纠集宗族、垄断文化和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阶层”。刘增贵认为，豪族不仅仅是官僚、地主和商人的“三位一体”，更有文化和社会的因素，诸多因素的结合是汉代豪族发展的趋势。豪族的特征是多元的，他与官僚地主、贵族地主、军功地主、工商地主、儒宗地主等都不同，他集权力、土地、文化、宗族等于一体。我们看一看两汉时期典型的豪族。今商宗族权势，合赀巨万计，私奴以千数，非特剧孟匹夫之徒也。（《汉书》卷82《王商传》）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时，为侍御史。王莽篡位，称病归乡里。家富，好给施，尚侠气，食客常三四百人。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大豪戴子高。”（《后汉书》卷83《逸民列传》）王龚字伯宗，山阳高平人也。世为豪族。初举孝廉，稍迁青州刺史，劾奏贪浊二千石数人，安帝嘉之，征拜尚书。（《后汉书》卷56《王龚传》）同郡刘表时年十七，从畅受学。（《后汉书》卷56《王龚传附子畅传》）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父宝……光武高其节。……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而辟之，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征入为太仆，迁太常。……永宁元年，代刘恺为司徒。……震中子秉……频出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秉）子赐……后以司空高第，再迁侍中、越骑校尉。……（赐）子彪……为太尉，录尚书事。（《后汉书》卷54《杨震传》）

豪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具有多种特性的。一般说来，豪族要具有经济上的大地产性，政治上的官僚性（世官性），家族上的宗族性和文化上的士人性。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豪族应具备如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即权力、宗族、地产、文化，豪族以家族宗族为背景，集地主、官僚和士人于一体。所以，我们从特征上界定豪族时，标准应是多方面的，而且是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因为豪族的这些特征，所以豪族并不仅仅指一个人，也指一个家族或社会组织，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豪族以家族（家庭）作为其构成要素，豪族的内部构造是各家族拥有各自的财产和经营，这些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关系有种种差异，有家财万贯的“上家”，也有贫困潦倒的“下户”。一个豪族宗族由数十家或数百家组成，其成员有官僚、掾史、学者、农民和商人甚至逸民，还有外来的依附于豪族的徒附和宾客。一方面，作为豪族全体，有强固的族的结合，他们在经济上互相救助，共同祭祀祖先，保持共同的精神纽带。族长是宗族的统帅，对外是宗族的代表。另一方面，豪族在地方形成豪族地方社会，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相互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乡里势力，是地方上的支配力量。杨联陞认为：“所谓豪族，并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的集团，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或许多单人以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它，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位。”这里强调豪族的社会性，无疑扩大了认识的视野。

豪族既不同于“宗法地主”，也不同于贵族官僚地主和商人地主，他是地主阶层内部形态发展演变的结果，是在王权支配下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豪族具备一般地主的特征，但又不是各种形态地主的简单融合。总的说来，汉武帝以后，单一形态的各种地主虽然大量存在并不断产生，但不是地主阶级的主流，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中不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最终发展趋向是与权力结合而向豪族转变，进而由豪族向士族转化，这是两汉地主阶层形态变化的主线索。因此，豪族既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地主，又不同于士族，从两汉这一社会阶层的发展链条看，豪族属于发展的中间阶段。

汉代豪族形态演进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豪族与权力结合，不断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另一方面，豪族与文化结合，不断儒化并进而士族化。官僚化、世族化和儒化、士族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是豪族发展的必然过程，这一过程从文化形态看，是豪族儒化并进而士族化。豪族的儒化即豪族习儒通经，一般是指一代人，士族化是指两代以上习儒通经。汉代通经入仕，儒化与官僚化相互促进，累世通经则世代官宦成为世族，士族化与世族化相适应。从豪族与士（世）族的关系看，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两汉时期是豪族向士（世）族发展、演变时期。所谓士族化是豪族逐渐趋向士族，但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士族，豪族形态占主要地位，还不能称为士（世）族时期。豪族的士（世）族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两汉时期，尤其是西汉，因世代出仕而世代为官的大族尚不普遍，士族或世族直到东汉时期才真正产生，在魏晋以后才形成一个比较稳定凝固的社会阶层，他们与庶族的界限十分明显。在指称豪族的众多的含义相近的词语中，豪族是界定这一社会阶层在两汉发展和演变的较为合适的概念。本书用豪族的概念，在于“豪”突出了豪族所具有的强力性，即豪族拥有政治权力、经济势力和文化优势；“族”突出了豪族所具有的宗族性、社会性。豪族这个概念相对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这一社会阶层的诸多特征，用豪族而不用士族或世族来概括这一社会阶层，更符合两汉历史的实际。

三、豪族地域性研究学术史回顾

在以往的豪族研究中，对豪族的地域性研究十分薄弱。中国学者对豪族的地域性重视不够，缺乏从差异性中认识豪族，忽视了豪族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研究大体上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新的高潮，但真正把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较早提出文化的地域差异性问题的主要有侯外庐、任继愈、陈正祥、谭其骧、李学勤等，虽然他们的论著不是直接研究汉代豪族，但对于豪族地域性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此外，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周振鹤等《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雷虹霁《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以〈史记〉、〈汉书〉、〈方言〉为中心》等专著和论文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汉代豪族的地域性问题，并有所论述，为豪族地域性研究提供了宏观背景，有参考作用。

较早地从地域性分析豪族的是余英时，余先生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中，从地域角度关注不同地域豪族与东汉政权的关系。他把西汉末年士族大姓依地理分布分为六个地区，即中心地区、东部地区、北部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江淮地区、南部地区，指出了各地区士族大姓的形成、发展和特点。中心地区士族大姓多，势力强大，边远地区士族大姓少，力量较中心地区弱，显示出发展的不平衡性。林剑鸣先生在《中国封建地主产生的两条途径》一文中，对中国地主阶级的产生从地域性进行分析，提出关东、关中地主形成的不同途径。马彪在《秦汉豪族社会研究》一书中，有专章从地域性讨论关东南阳豪族和西北豪族，分析南阳和西北豪族地域特性及其形成原因，注意到地域差异性对汉代政治的影响。他认为，两汉时期豪族地域格局不同，西汉时期由东西两大豪族地域社会形成两极相对格局，东汉时期形成中原、西北、东南三大豪族地域社会的三元格局。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对豪族地域性给予重视，对汉代豪族的地域性作了一定的探讨，提出不同地域豪族士族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理解汉代统一帝国内部存在着的发展多样性的重要前提。

除整体认识豪族地域性外，一些学者对各地域豪族进行具体研究。尹建东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东豪族研究》对关东豪族的发展及特点、宗族组织、经济结构和豪族与乡里社会组织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尹建东认为，在特定的区域背景下去考察某一社会群体，会更准确地反映出其所具有的共性和特点。关东豪族具有明显的区域文化特征，作为一个地域性社会群体最早是在与关中地域长期对立的背景下形成的，宗族性、大地产性是关东豪族的明显特征。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通常不会对王朝上层产生直接影响。尹建东在《汉代“抑豪”政策的变迁与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一文中认为，“抑豪”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豪族势力扩张问题，随着“抑豪”政策的松弛，关东豪族发展成为中央王朝在地方社会的支撑力量。陈启云《颍川荀氏家族》一文，从荀氏家族与汉末政治的密切关系入手来认识豪族与士的关系和豪族向士族的转化，认为荀氏家族在参与汉末政治事件中，在宗族组织、政治社会地位、文化学术方面发生了变化。荀氏家族以地方豪强身份参与汉末政治，逐渐失去原来豪强的本色，变成了标准的贵族士大夫，说明了权力在士族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崔向东围绕豪族地域性问题发表多篇论文，其《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一文，从地域角度分析了两汉之际河北地区豪族与王莽倒台和东汉建立的关系，并阐明了河北豪族对东汉政治格局的影响。该文提出了东汉政治由区域豪族交替把持的观点，有助于认识东汉政治特点。《汉代区域划分与豪族地域分布》一文，依据汉代人形成的地域概念并结合政区地理、自然地理和经济、文化、风俗等，对汉代豪族区域进行划分。其《日本的两汉豪族研究》一文对日本史学界关于汉代豪族的研究（包括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评价，有助于国内研究者开阔视野，借鉴方法，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从而提高研究水平。薛海波的硕士论文《两汉颍川豪族研究》，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两汉时期颍川地区豪族的发展，对颍川豪族的形成、社会结构、官僚化、士族化及颍川豪族与东汉政局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一文认为，颍川豪族在东汉占有重要位置。颍川豪族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其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关系密切。东汉中后期，颍川豪族不断士族化，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关中豪族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讨论徙民与关中豪族形成的关系。王云渠《西汉徙民于诸陵考》分析了西汉时期向关中诸陵徙民的动因，对关中徙民作了详细统计。这些徙民几乎都发展成为豪族，对两汉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西汉政治上人物之数量，以徙民占第一位，而丰沛系仅占第二位，东汉政治上人物之数量则以南阳系占第一位，而西汉所徙之民仍占第二位。”任小波《徙往陵县的豪族——西汉一代的政治与社会》对徙陵豪族进行统计，认为中央政权与以豪族为基干的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使徙陵事件得以在时间序列上相互继起。从总的趋向看，关东豪族引发的社会变动深刻支配着国家的政治行为。“西汉徙陵豪族及其先世和后裔的官僚化和士族化问题，在政治史和社会史上都是极有意义的。”西汉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典型地反映在徙陵豪族身上。张贝贝《西汉陵县徙民诸问题管窥》，对西汉时期陵县徙民政策的兴起与废罢、陵县徙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和陵县徙民与关中地域豪族群体发展的关系进行讨论。马力群《两汉时代弘农杨氏研究》一文，对弘农杨氏家族兴衰演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强调杨震在杨氏家族兴盛中的作用，分析了杨氏家族在东汉中后期具有的世传家学、保持名节、族大宗强的家族特征，认为家族地望、婚姻并不是汉代世家大族发展的必要条件。

台湾学者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一文是对西南地域豪族研究的力作，依据《华阳国志》对益州士族进行统计，对益州士族的发展、演变及各个时期与政权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分析益州士族的地方特色、与中原豪族的关系以及益州南北部豪族发展的差异性。刘伟航《益州门阀初探》主要探讨魏晋时期益州世族发展状况，他对东汉益州地方大姓的形成作了简要分析，认为东汉中后期地方大姓向门阀士族转变的内在条件已经具备。黎小龙《两汉时期西南人才地理特征探析》一文认为，两汉时期西南人才地理分布具有由北而南，依次递减的特征。这种人才分布特征说明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性。杨颖《从〈华阳国志〉看东汉巴蜀地区的士族文化》一文通过对《华阳国志》的考察，认为东汉在尊经崇儒的背景下，“中原地区的文化对巴蜀地区的影响渐趋深入，造就了一批敦儒崇文的地方士族，到东汉中后期，巴蜀的地方士族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就家族层面而言，地方士族形成了自身的活动方式，具备家学、家风等特色；就地区而言，士族在地方学术文化中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刘小兵《从“夷”、汉文化的交融看“南中大姓”的形成》认为，两汉时期南中地区夷多汉少，“夷”、汉文化相互交融、渗透，汉族逐渐被夷化，南中大姓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杨煜达认为，南中地区大姓是由汉族移民中的一批通晓儒学的人，通过辟召为郡县属僚，占据地方权力，取得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并使掌控的文化世袭化，东汉时期发展而为大姓势力。他们称雄南中地区，造成汉族大姓和夷帅结合的局面。伍伯常认为，益州方土大姓支配着人心向背，是割据者稳定政权的关键因素。刘焉、刘璋父子改变策略争取方土大姓的支持，从而稳定了政权。但另一方面，方土大姓向政权渗透，日益变得跋扈难制，也对割据者产生限制。

尤成民《汉代河西的豪强大姓》对西北地域豪族在两汉的发展演变进行分析，认为西汉末年，西北河西豪强地主已发展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势力，到东汉中后期，豪强地主转化为世家大族，西北豪族在中原大乱之际对西北政局产生很大影响。韩国学者金庆浩《关于汉代河西地区豪族性质的研究》、《汉代河西地区豪族的形成及其特质》对河西地区豪族的来源、形成和性质进行研究，认为从西汉后期开始，河西地区出现类似“豪右”，“豪杰”，“雄杰”，“州郡英俊”，“郡之大姓”，“家世二千石”这样的豪族。因河西地区的地理特点，河西豪族具有较强的军事性，文化和经济等方面也与内地豪族不同。杨永俊《略论汉代陇右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羌胡的关系》认为，陇右地方豪族势力的兴起与两汉的羌乱边患关系密切，陇右地方豪族势力不利于东汉的统一，给东汉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王丹《东汉窦氏家族研究》一文，探讨了东汉窦氏家族的兴衰演变，论述了窦氏家族与东汉政权的关系，并从世家大族的发展、与皇室的联姻和对儒学教育的重视三个方面分析了窦氏家族特性。范黧《东汉西北大族与皇权政治研究》一文对兴起于陇西、河西一带的豪族马氏、窦氏、梁氏进行研究。文章以皇权的异化为主要观点，从东汉皇权政治的属性及西北大族与皇权的关系入手，探寻了西北大族在东汉长期秉政的线索、原因及对东汉政治发展、演变的影响。

对于江淮地域豪族研究，一般都集中在魏晋时期，其中对汉代豪族略有追溯。与两汉联系较为密切的论著，当为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等，他们对东汉时期江东豪族的发展演变进行论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日本中国史学者尤其秦汉史学者十分重视汉代豪族的研究。他们认为豪族与汉代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有密切联系，豪族问题关系到汉代社会性质的判断。自明治以来，日本学者就用“豪族”这一术语来研究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历史。“可以说豪族一词是作为汉代社会史的重要概念固定下来。抛开豪族一词来谈汉代史甚至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对汉代豪族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一些学者如木村正雄、鹤间和幸、佐竹靖彦、狩野直祯等重视从地域性研究豪族，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木村正雄对秦汉的水利设施、管理和机构设置改废进行了详细研究，把汉代的县分为旧县和新县，旧县是从春秋时期的邑延续发展下来的，新县是自战国以来由中央集权国家设置的。与此相对应，农地也分为两部分。一是西周以来陆续开发的具有小规模水利设施的农田，称之为第一次农地；二是在铁器普遍使用、大规模兴建水利的条件下新开垦的农地，称之为第二次农地。第一次农地大多位于旧县，氏族势力强大，这里是豪族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温床。第二次农地多位于新县，是皇帝统治的基础。在第二次农地，小农十分普遍，依存于中央权力的性质很明显，豪族较少而且产生较晚发展较慢。

木村正雄的观点对从地域研究豪族产生很大影响。其后，鹤间和幸采纳了木村正雄的一些观点，将豪族的地域性研究推进了一步。鹤间和幸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汉代豪族的地域性》、《秦汉时期的水利法和地方农业经营》、《关于汉代关中·江淮豪族与关中徙民》三篇论文中。鹤间和幸在《汉代豪族的地域性》中，将史籍中有关汉代豪族的史料按地域、籍贯、姓氏系谱等几个方面加以细致周密的统计整理，论证了汉代豪族发展在地域上的不平衡性。鹤间和幸把汉疆域分为关东地区、关中地区、北境边郡地区、江淮地区、巴蜀地区、南境边郡地区六个地区，通过新、旧县豪族势力的分布探讨了与之相对应的专制权力的性质，得出汉代豪族的三个地域特性。第一个特性，即由于邑共同体的分解，作为大土地所有者的豪族成长显著的地区是关东、江淮、巴蜀三地，而关中、北部和南部边郡三个地区地方豪族势力的成长难以得到确认。第二个特性，即关东、江淮地区的豪族集中在邑共同体的旧县，他们在汉初被视为国家抑制的对象而强行迁徙到关中，关中地区豪族多数与汉初移民充实陵邑的政策有关。第三个特性，即关东、江淮、巴蜀三个地区的豪族成长表现为依次发展的时间先后差异。由此鹤间和幸得出结论，即邑共同体的分解→小农民的析出→豪族的成长这一过程不能成立，豪族是在旧县作为次要的生产关系在邑共同体崩溃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秦汉时期的水利法和地方农业经营》一文中，鹤间和幸结合地方豪族的分布，探讨了上述六个地区的水利经营的地区特性。豪族在关东地区虽然发展较早且快，但还不能确定豪族在治水灌溉地区的存在。因为单凭豪族自身的力量，要在华北大平原上实施大规模治水工程是很困难的，在关东地区大规模治水工程是由国家动员大量劳动力完成的。豪族经济大多局限于山间河谷和河边的小丘陵周围的旧县。江淮地区的水利灌溉设施主要以陂池为主，由官府经营和豪族经营的情况都有，所以小农和豪族都有所发展。在《关于汉代关中·江淮豪族与关中徙民》一文中，他分析了被迁徙至关中和各陵邑的地方豪族的原籍，以此反映豪族分布的实态，证明了关中徙豪者的原籍集中于关东和江淮地区，说明这两个地区豪族势力的强大，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汉代豪族的地域性》中得出的结论。

后来，鹤间和幸在《汉代豪族论与地域史研究》中对三篇论文进行概括，进一步拓展了新的地域论。他认为，既要注意地域豪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又要看到社会发展有所差异的地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应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放在一个大的地域内统一加以把握。鹤间和幸的观点对深入研究豪族的地域性很有启发作用，但是鹤间和幸主要在于论证豪族与新、旧县的关系，缺乏对不同地域豪族的具体特性及特性演变的研究。

佐竹靖彦在《论汉代十三州的地域性》一文中，利用两汉书中的户口资料，依据户口变动详细地分析了汉代十三州的地域性，其中论及豪族的分布及发展变化，得出了与鹤间和幸相反的观点。其结论是，根据家族规模大的地区扩大于东汉时期的事实，可以确认在汉代整个版图内都可以看到族的结合的变质崩坏，单个家族广泛发展，豪族势力也在成长。

狩野直祯在《后汉末地方豪族的动向——地方分权化和豪族》一文中对东汉末年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地方分权与地方豪族发展密不可分。东汉州牧的设置，使以州为单位的地域力量加强，中央权力衰落。随着地方权力的加大，地方豪族自立倾向加强，在王权失纲情况下，地方群雄割据，最终导致三国鼎立。

此外，日本学者对河西、南阳、襄阳和巴蜀等地的豪族进行研究。白须净真结合考古资料考察河西地区的豪族，认为河西地区在汉武帝设立武威等四郡后，内地移民大量迁入，河西地区迅速农地化。在东汉以前，河西地区的阶级分化尚不明显，还没有豪族势力。两汉之际，地方豪族开始出现，势力不断发展。东汉中期以后，出现地方豪族干扰地方行政的情况，说明豪族势力已经壮大。宇都宫清吉对以刘秀为主的南阳豪族社会进行分析，认为由不同豪族因政治、婚姻等关系组成的豪族社会对南阳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上田早苗对汉末襄阳地方豪族庞氏、杨氏、蔡氏、习氏等的地理分布及发展作了介绍，进而分析了豪族的特征和政治动向，指出地方土著豪族和汉末地方割据政权的关系。他以陈寿家族为中心考察巴蜀的豪族，认为陈氏家族自汉末至晋的发展说明了地方豪族发展的基本过程。随着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地方豪族参与地方政治经济，逐渐控制地方政权。豪族出身且通经的掾史不断由地方而进入中央，这更强化了豪族在乡里秩序中的地位，皇帝单方面的支配体制难以成立。狩野直祯《东汉末年的社会状况和巴蜀的动向》认为，随着巴蜀的不断开发，豪族的经济势力日渐强大。豪族不满足于经济上的富足，不断要求和政治权力发生密切关系。他们控制乡里选举，出任地方官吏，逐渐形成大姓、冠族。竹田龙兒《作为门阀的弘农杨氏的一个考察》对门阀士族杨氏谱系及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于理解门阀士族的特征很有帮助。冈安勇《右扶风茂陵耿氏事迹考论》对茂陵耿氏家族的发展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阐述茂陵耿氏家族与巨鹿耿氏不同的成长途径和特点，显示了豪族的地域性差异。

从国内外现有的豪族地域性研究成果看，主要不足是：第一，以往的研究只注重从整体同一性上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忽视从地域社会史角度进行结构性、地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研究，缺乏从整体与区域的关系中分析豪族的地域特性。在已有研究中，侧重区域历时性，忽视区域“共时性”，即在同一时间下的区域差异性。第二，缺乏对不同地域豪族的统计分析，因而也就缺乏对不同地域豪族特性和士族化的认识。第三，对地域不平衡性缺乏国家——社会互动关系思考，没有认识到国家权力支配在形成豪族地域差异性中的决定作用。上述不足造成豪族地域性研究简单化、单一化，看不到豪族形态的多样化，发展道路的差异性。

四、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对象、内容和角度，本文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两个层面：

首先，是理论方法论。以往的豪族研究，只重视阶级分析方法，强调阶级斗争，忽视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本书运用政治社会学、社会学和社会区域理论对汉代豪族进行研究，突破过去仅仅从阶级——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框架和研究路径，关注不同地域豪族的差异性。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的综合性科学，它研究整个社会以及构成社会整体的各种社会现象，并揭示这些社会现象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历史现象，已成为当今史学的发展趋势之一。从社会学角度看待地域，地域除了具有时间、空间的属性以外，还具有文化属性。豪族的地域性既关注区域豪族特性在空间的凝固性和差异性，还要关注区域豪族在时间上的文化连续变化过程。政治社会学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一门政治学与社会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主要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于政治统治产生的社会条件及社会后果，揭示政治的社会基础，包括社会组织、地域环境、经济、文化、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等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无疑，各地域豪族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是适用于此理论解释的，这便将对豪族的阶级——经济关系分析转变为地域——社会史视角。“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视角的变化将会对老问题产生新看法，有助于深化对汉代豪族的认识。

其次，是基本研究方法——地域比较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是史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对于具有同质的历史现象、历史过程、历史人物等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异同，凸显差异性。而差异性正是发现问题，深化认识的关键，因此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具有其他史学研究方法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对豪族进行区域划分，进行区域特性比较研究，通过不同区域比较，区别豪族发展水平；通过不同区域豪族文化比较，探求不同区域豪族的士族化进程的差异性，从而对豪族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进行国家权力——区域——社会势力的结构功能探讨。在研究过程中，还采用统计和定量分析，通过计量分析来认识豪族的区域特性和不同区域豪族士族化的动态过程。

在运用比较方法说明地域豪族的发展演变时，需要使用一个概念，即“基本豪族地域”。人们在研究区域经济时，常使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着重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概念。“基本经济区”不是纯由经济本身所造成，更有政治因素在其中，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起决定作用。在此我们提出“基本豪族地域”概念，它有两个含义，其一是豪族的原生地，即豪族产生最早的地域；其二是重要、主要的区域。在众多的豪族地域中，“基本豪族地域”是最重要的、最典型的。这两种含义是从不同角度解释“基本豪族地域”，或者说，“基本豪族地域”应该同时具备这两种含义。汉代的“基本豪族地域”是关东和关中。确定了基本地域后，我们便可以依据“历时性”原则分析地域豪族的发展序列，基本看到关东豪族——关中豪族——巴蜀豪族、江淮豪族——西北、北边豪族——长江以南边郡豪族这样一个发展序列。在相同时间的不同地域表现为明显的差异性。通过汉代不同地域豪族发展的序列性，考察“基本豪族地域”在汉代的转移，由“基本豪族地域”的转移分析汉代政治现象（中央权力的多地域豪族把持，党锢之祸中颍川、南阳豪族的作用，东汉后期地方权力和分裂原因）、经济现象（东汉三国以后江南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现象（战国以来基本文化区的变化）等。从一定意义上讲，两汉的历史变化是地域变化，这种地域变化是通过各自的行为系统表现出来的，这种行为系统中的主体因素是豪族社会阶层。

第一章 汉代豪族地域分布的划分及表现

秦汉虽然是大一统国家，但政治和疆域的统一并没有消除各地域的文化差异，各地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在原有的文化传统中发展，这便形成了政治一统与地域多元的关系。在大一统的局面下，隐含着地域独特性。从汉代疆域形成和各地豪族产生看，可以划分为基本豪族地域、次生地域和辐射地域。基本豪族地域是疆域的主体，开发早，豪族出现早，汉代基本豪族地域是关东和关中；次生区在核心区的外围，随着领土扩张而形成，开发较晚，豪族出现晚于核心区，如西北、长江以南边郡等；辐射区是名义上的附属区域，但在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等各个方面都保持着相对独立地位，汉文化只是辐射影响，没有改变其本质，如汉代的西域等。辐射区不存在本书讨论的豪族，故不在本章讨论之内。

地域研究中的主体是人，因此豪族地域实际是以豪族为主体的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在内的相互作用的综合地域。只要注意到豪族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就会看到无论政治区域、经济区域还是文化区域等，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视为豪族区域。这样，豪族区域研究便转化为政治区域、经济区域和文化区域研究。本章通过对汉代区域的认识，进而划分豪族区域分布，这种划分是进一步从区域角度研究豪族的基础。

第一节 汉代的几种地域划分

对整体同一的历史或地域做分域认识，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中国古代很早就用分域认识历史，如《尚书·禹贡》、《诗经·国风》和《周礼·职方氏》等，都可以视为一种区域认识。汉代人已经形成明确的“区域”、“地域”概念，在前四史和当时人著作中提到的主要地域概念有：“关东”、“山东”（《史记·货殖列传》）、“关中”、“山西”（《史记·货殖列传》）、“江南”（《史记·平准书》）、“楚越”（《史记·货殖列传》）、“龙门、碣石北”、“江淮以南”（《史记·货殖列传》）、“江淮之间”（《汉书·食货志》）、“杨越”（《史记·货殖列传》）、“西楚”、“东楚”、“南楚”（《史记·货殖列传》）、“巴蜀”（《汉书·地理志》）、“朔方”（《汉书·武帝纪》）、“西南”（《史记·西南夷列传》）、“两粤”（《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荆豫之域”（《后汉书·党锢列传·何顒传》）、“西州”（《后汉书·陈宠列传》、《隗嚣传》）、“北边”（《汉书·匈奴传》）、“南边”（《史记·南越列传》）、“边郡”（《汉书·司马相如传》、《盐铁论·备胡》）、“燕赵”（《史记·儒林列传》）等。这些地域概念有的早在战国以前就已经形成，在两汉一直沿用，有的则形成于两汉。这些概念反映了汉代人对不同区域的“域分”。总的说来，汉代人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区域的方法：

一、依据国别划分地域。西周大分封，使地域文化空前发展，各诸侯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到春秋战国，人们已经基于国别的地域概念，形成以国别为核心的如齐文化、鲁文化、燕文化、楚文化、晋文化、秦文化和吴越文化等文化圈，以诸侯国为疆界划分的文化区域基本定型。战国时期形成的“九州”概念与国别概念相适应，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反映了战国、秦时期的“九州”概念。“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这种划分，除了地理环境因素外，还有明显的国别因素，即战国以来的诸侯国事实上已成为政治—文化地理单位。汉代人在“域分”地域时，基本遵循战国以来形成的国别地域观念，人们经常用国别地域来表述不同区域，如齐鲁、赵魏、吴越等。可见春秋战国以来的国别地域概念深深地影响着汉代人的区域划分。

二、依据经济区划分地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依据地理形势和物产分布把全国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北”四大经济区域。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山东”（关东）和“山西”（关西、关中）地域概念。秦以前，山东、山西以函谷关为界，关中只是表示函谷关以西的地域。山东即关东，主要指韩、赵、魏、齐等国所在地域，山西主要指秦国所在的关中。西汉武帝时，根据形势变化，“益广关，置左右辅”。《汉书·武帝纪》曰：“（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关西的地域向东扩展。大体说来，司马迁所说的山西，主要包括秦人故地关中和西北、巴蜀地区，这一区域以农业为主，西北的畜牧业很发达。山东是指三河地带和黄河中下游的齐鲁地区，这一区域开发很早，是典型的农耕区。江南是指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开发晚，农业经营方式较为粗放，与中原相比，较为落后。龙门、碣石北主要指龙门—碣石一线以北，包括燕、中山全部和赵北部地区，这一区域属于半农半牧区，畜牧业较为发达。

三、依据行政区域划分地域。西汉把疆域分成若干郡，郡是西汉地方最高行政区。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为了加强对地方郡国的监察，“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十三州部只是监察区，不是行政区，但从监察范围的划定上，综合考虑了当时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和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基本上是遵循战国以来九州分野的政治地理系统，并将新拓展的地域纳入缘边各州。“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十三州即冀州、幽州、并州、兖州、豫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凉州、益州、交趾、朔方。东汉时，十三州监察区逐渐演变为一级行政区。

四、依方位划分地域。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是人们区分方向和地域的基本概念。以方位来划分区域，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甲骨卜辞中有四方神名，神灵统辖四个区域。商周时期，除四方地域概念外，还有“天下之中”、“中土”的概念，形成东、西、南、北、中。秦汉时期，依方位划分地域十分常见。“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释之冰”，说明汉人通过方位与自然现象、自然地理的关系来划分地域。

五、依天文划分地域。天地对应的分野说很早就已形成，《吕氏春秋》中就有“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的天地对应体系。汉人承继这一学说，表述了同样的看法：“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由于汉代人继承的先秦的“分野”体系，已经无法涵盖扩大了的疆域，“为了将汉代的广大疆域，尽数纳入传统的‘分野’体系，他们采用了一个变通之法：将周边分野的地理范围向新开拓地区扩张。于是，秦分野远辖新开通的西域；燕分野的涉及地域，不仅包容了辽河流域，还直达朝鲜半岛。经过这样的变通，原来形成于先秦的‘分野’之说，就可以与汉代的疆域勉强吻合了。”

六、依风俗划分地域。风俗即民俗民风，“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风，不同的风俗区域具有文化区域意义。春秋时期，吴国季札于鲁国观乐，对各国音乐文化加以评论，反映了区域民风民俗。春秋战国以来的地域风俗在两汉仍然延续着，班固《汉书·地理志》引朱赣的《风俗》，就是按春秋战国以来的国别来划分风俗区域，将全国划分为秦地、魏地、周地、韩地、赵地、燕地、齐地、鲁地、宋地、卫地、楚地、吴地、粤地十三个风俗区。

七、依方言划分地域。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制约，语言也表现为地域文化差异。西汉人杨雄著《方言》，对各地方言加以记载，提到许多方言地理区域，如赵魏、齐海岱、吴越和蜀汉等。东汉人许慎《说文解字》中也提到许多方言的使用地域，如关西、关东、江淮之间、江南、南方、陇西、巴蜀等。“方言区实质上是方言亲缘关系在地理上的分布”，方言和方言区的形成与地域文化密不可分，方言区域在本质上反映了不同地域的差别。

通过上述划分，可知汉代人已形成多种地域观念。地域划分采用多种划分重叠法，如自然环境划分、经济区域划分、方言区域划分、风俗区域划分、行政区域划分等，最后以重叠最多、大体一致的地域为基本地域。依据这一原则，综合汉代的几种区域划分，可以确定汉代明显存在的几个基本综合区域，即关东、关中、西北、北部边郡、西南、江淮、长江以南七大地域。在这些大地域下，还可以划分许多小的区域。从历史变迁看，大的地域会发生变化，而小的区域单位却几乎保持不变。这些地域单位承担着实际的分析功能，因此更有意义。

第二节 豪族地域划分依据

地域的形成以自然地理因素为基础，以人文因素为根本。地域是一个自然—人文综合体。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看，地域差异主要是人文因素差异的结果。地域划分的依据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造成豪族地域格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方面的因素，又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因此，把地理、经济、行政、文化、风俗与豪族分布相结合，是豪族地域划分的依据。

首先是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是地域差异的基础。“自然地理条件及其结构起到了一种‘初始范式’的作用；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经济生产活动是促使区域形成和组合的重要因素；政府干预或参与促进经济区域的形成与组合。”自然地理结构是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地域结构的原型，不同地域的文明在一开始就因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汉代豪族就是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形成的，因此地理环境是豪族地域划分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经济因素。从生产方式看，经济开发过程实际是地主制经济得以确立的过程，也是豪族形成的过程。在两汉土地实际运动过程中，土地是向豪族地主手中转移的。即便在新开发的地区，自耕农虽很普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富分化加剧，豪族在新开发的地区逐渐产生。豪族地域分布与地域开发早晚有直接关系，开发的早晚决定豪族出现的时间顺序。从“基本豪族地域”与次生区看，豪族的分布呈现由关东、关中地域向四周递减的趋势。许倬云认为，“两汉的核心区为关中与三河，边陲区为会稽、南方诸郡国及北方沿边诸郡国。在核心区已有高度发展的农业时，边陲区还只有比较落后的农耕。在核心区只有与皇权有直接关系的豪门大族；在边陲区则有一些地方性的豪强，俨然土皇帝。”从各地域开发时间看，各地域豪族呈现出关东—→关中—→巴蜀、江淮—→西北、北边—→长江以南边郡这样一个发展的先后序列。这样的发展序列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到东汉后期，这一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关东、关中的“基本豪族地域”地位有所削弱，其他地域与关东、关中地域的差距逐渐缩小，江东地域、西南的巴蜀地区这时已经崛起。同时，关东地域内部子区域分化明显，如南阳、汝颍地区成为重要区域，逐渐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关东地域格局。

第三是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表现在地域社会势力与国家权力结合上。国家权力体系的开放程度和地域豪族与国家权力的结合程度对豪族地域的形成和发展不平衡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汉代地方长官的任用实行本籍贯回避制度，其属吏由所任职地方人士出任，能够出任属吏的家族一般都是地方豪族。地方豪族与权力结合有两种层级，一是豪族与地方权力结合，形成地方士大夫豪族；二是与中央权力结合，形成中央士大夫豪族。与权力结合的程度决定豪族存在的不同形态，由政治决定的不同形态是地域划分的重要因素。

第四是文化因素。这里所谓文化，是广义的，包括思想、学术、艺术、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文化的创造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文化一旦形成，必然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历史传承性。文化的地域性和历史传承性都因文化的主体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从地域文化看，文化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对于大一统国家来说，地域文化属于“小传统”，小传统的文化内容和性质决定了豪族的地域性。汉代明经入仕，学术文化成为豪族赖以发展的基础，学术文化的兴盛和地域转移直接影响到地域豪族的盛衰。在古代社会，文化越发达的地区，也是与国家权力体系联系越密切的地区，反之亦成立。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依赖某种决定性（或主流）社会力量的成长，在汉代对地域社会产生影响的各种社会力量中，豪族的影响最大。豪族是文化的传承者，各地豪族的成长直接造成地域文化特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讲的是地理环境对人和文化的影响；反之，一方人（文化人）造就一方水土（文化特色）。因此，在划分豪族的地域性时，文化因素是不可忽视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区域是豪族地域性差异的表现。

上述各因素是相互作用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基础，经济和文化是构成地域特色的重要因素，与权力的结合关系是地域组合变化的根本。周振鹤先生说：“形成文化区域的是社会力量，划定行政区域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存在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域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是很有见地的认识。豪族地域既包括自然区域、行政区域和文化区域的内容，同时又与自然区域、行政区域和文化区域有着很大不同，豪族地域的形成主要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因此，在划分豪族地域时，不能单纯地考虑自然地理因素，应当把自然地理、行政区域、经济区域和文化区域等方面综合起来考虑。

第三节 汉代豪族的地域划分

地域性的本质是地域差异，但豪族地域性不应简单地理解为自然地理学的概念，豪族地域不是简单的自然地理学中的地区，而是人文与环境互动的“文化地域”。形成豪族地域性的因素很多，总括起来主要是两大因素，一是自然地理环境，二是人文生态环境。自然地理环境是决定豪族地域分布的基础，人文生态环境则决定着豪族地域分布的特性，人们的生产活动、文化水平和国家权力干预直接影响地域的形成与组合。不同文化地域的差异性通过各自的行为系统表现出来，这种行为系统中的主体因素是人群，尤其是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社会阶层。因此，豪族地域的形成不同于自然区域的形成，也不同于行政区域的形成，豪族地域的划分主要依据豪族的分布和文化特征。本章即以基本地域和人事相结合即人地结合，以人事系地理，以地理别人事，结合多种因素来划分豪族地域分布。“关中”与“关东”是研究汉代地域的两个基本概念。这两个概念在战国时期形成，两汉至隋唐时期作为政治—文化区域概念被广泛运用。关东、关中是西汉时期最基本的地域，在这两个地域内部，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几个小区域，但西汉时这种小区域的区分并不十分明显。到东汉时期，小区域的区域特征日益明显，关东、关中地域概念逐渐淡化，被内部多区域概念取代。综合各项因素，并充分考虑两汉四百多年间的区域变化，我们将豪族分布划分为七大地域，即关东地域、关中地域、西北地域、北部边郡地域、西南地域、江淮地域和长江以南地域。

一、关东地域

根据汉代人的划分，无论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政区地理和文化风俗等方面看，关东无疑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劳榦先生认为：“关东固然可完全指函谷关以东，但也可以只包括江淮以北，沿北边诸郡以南一带地方”，“为方便起见，不妨将北边除去燕代的旧疆，南边除去荆扬二部，将淮河以北函谷和太行以东假定为本篇中的‘关东’。”邢义田认为，关东、关西或山东、山西是承袭战国时期的地理概念，即以崤山—函谷关来划分，战国六国地域即关东，秦国故地即关西。本章以人系地，考虑多种因素，把淮河以北，山、陕间黄河以东，战国赵、燕南部地区在内的地域作为狭义的关东。

关东地区是六国的故地，虽经战国变法，但宗族组织仍很强大，强宗大族很多。关东地区土地私有和买卖出现很早，形成一些兼并之家。这一地区私人工商业十分发达，有许多私人豪富。六国虽亡，但六国旧贵族仍拥有很大势力。西汉初年，一些大的游侠多出现在关东。上述这些社会势力，都以豪族的前期形态存在，不断向豪族转化。关东地区最早具备豪族成长的土壤，是豪族出现最早，发展最快，分布最普遍的区域。西汉中后期，豪族迅速发展，“郡国处处有豪杰”，“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东汉时，由于关东豪族参加东汉政权的建立，豪族不断官僚化、士族化，尤其是河北、南阳、颍川等地区的豪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时期，关东豪族不仅普遍发展，而且士族化程度较高。

二、关中地域

关中这一地理概念在不同时期其地域范围有所不同。“关中”也称“关西”、“关内”，这一地理概念最早是与“关东”、“关外”相对而言的。这里的关是指函谷关，关中的名称只是表示函谷关以西的地域。《史记》中的关中有大关中和小关中之别，所谓大关中即包括巴、蜀和西北地区。本书使用小关中概念，即将秦国故地定为关中。“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刘邦曾指责项羽说：“先定关中者王之。羽负约，王我于蜀汉。”这里都把关中和巴、蜀、汉中区别开来。从实际的地理环境、风俗和文化差异看，巴、蜀、汉中地区确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不应纳入关中范围。而北方的上郡、北地等亦不应在关中之内。《盐铁论》记载贤良文学曰：“秦左崤函，右陇阺，前蜀汉，后山河，四塞以为固，金城千里。”根据《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津关令》记载，汉初在关中四周设置有扞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等诸关塞，上述各关塞以西的内地恰好是秦国故地，显然这是汉初人们的看法。本书使用的关中这一地域概念与战国秦故地范围大体相当。

位于关中的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君主集权制度加强，宗族势力受到削弱，不像山东六国那样有许多强宗大族。秦国实行官营工商经济体制，长期推行授田制，土地私有程度较低，没有像关东六国那样培植出大量的经营性地主，主要是军功地主。关中豪族是由关东、江淮等地迁入的。秦统一后，强行迁徙关东贵族、富豪和地方有势力者于关中。西汉初年，继续迁徙关东强宗、豪富、游侠入关中，“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这些人在关中很快发展起来，形成了第一批豪族。西汉中后期，关中地区豪族发展迅速，东汉时期，关中豪族不断士族化。

战国、秦和西汉初年，关中与关东、关内与关外一直是对立的。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是秦与六国的对立冲突和社会经济文化的不同。兼并战争使六国与秦处于敌对状态，六国合纵共同抗秦。秦统一中国后，这种敌对状态并没有改变。秦始皇多次出巡，主要地区是东南一带，他认为“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由于这种对立，秦末农民战争也演化为六国贵族的复国战，“关东群盗并起”，这些“群盗”几乎都是六国的贵族后裔。有的学者认为，西汉的建立是楚文化的胜利，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西汉初年，郡国并行，封国都在关东，京城所在的关中对关东是防备的。刘敬、张良劝说汉高祖迁都长安，理由之一是关中形胜，易守难攻，一旦关东诸侯有变，可以“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关中与关东的对立，还表现在西汉初年关卡的设置及对关东人出入关的限制上。汉初在关中四周设置诸多关塞，并“制诏御史，其令扞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有犯令”；“议，禁民毋得私买马以扞关、郧关、函谷（关）、武关及诸河塞津关。”尤其对于关东人，其出入关塞更是严格限制。《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有相关史料记载：相国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得私置马关中。有县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为书告津关，来，复传津关谨阅出入。马当复入不入，以令论。制诏相国、御史，诸不幸死，家在关外者，关发索之，不宜，其令勿索，具为令。相国、御史请关外人宦为吏若徭使，有事关中，不幸死，县道若属所官谨视收敛……椟櫘中有禁物，视收敛及封。相国、御史请郎骑家在关外，骑马节（即）死，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其诈贸易马及伪诊，皆以诈伪出马令论。上述史料主要针对在关中的关东人，而且对其出关所带物品有严格限制，从所禁人、物足以说明，在西汉初年，关中地域概念不仅仅是自然地理概念，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政治地理概念。而这种地域概念的演变，对豪族的地域性分析具有特殊意义。

三、西北地域

西北地域当以西汉北地郡、安定郡向北延伸至长城一线，由天水郡、陇西郡向西延伸，其间夹角就是西北地域范围。这个范围包括朔方（东汉时期并州西部）、凉州两个刺史部。西北地区属于边地，地广人稀，豪族发展较慢。汉武帝时期，在新拓展的地区设郡徙民，中原生产关系在这里逐渐产生。到西汉后期，豪强大姓逐渐形成，但与关东、关中豪族相比，尚处于发展阶段。东汉时期，由于西北豪族参与了东汉政权的建立，与国家权力体系联系日益密切，西北豪族得到较快的发展。到东汉中期以后，“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出现了一批累代官宦的世族大姓。总体说来，西北豪族的分布与农业耕作区的开发有关。西北豪族发展并不普遍，具有“点”的性质，主要集中在农业比较发达的河谷屯田地带。汉代屯田与徙民的关系密切，“故屯戍方案为先用屯田卒屯垦，既成熟田，又募民徙塞下，此盖汉世屯垦通则”。西北地区豪族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相对发达的五原、北假、北地、张掖、敦煌、酒泉、武威等地，尤以河西四郡为主。因此，西北地区豪族并非是普遍性的成长，而且士族化程度不高。

四、北部边郡地域

北部边郡地区包括朔方刺史部的上郡、西河郡北部、朔方郡、五原郡；并州刺史部的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代郡；幽州刺史部的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玄菟郡和乐浪郡为羁縻地区，故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北部边郡邻接匈奴，汉武帝以前，这里战争频仍，人口稀少，豪族发展十分缓慢。汉武帝以后，匈奴势力受到很大打击，向西北迁移，北部边郡人口逐渐增加。自汉宣帝至汉末，西北、北部地区出现了长达六十余年的和平时期，“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相对稳定的环境为豪族发展提供了保证，北部边郡豪族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东汉时期，北部边郡地区土地得到开垦，豪族发展很快，和林格尔东汉墓葬壁画即反映了北方豪族的发展状况，北部边郡豪族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五、西南地域

西南区域即两汉的益州，主要是以今四川为主包括云南、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这一地区开发早晚不一，社会发展程度差异很大。汉中、巴郡、蜀郡开发较早，早在战国时期已经纳入秦国版图。云南、贵州开发较晚，直到汉武帝时期才设置郡县，因此这一区域的豪族发展极不平衡。北部的巴郡、蜀郡、汉中豪族发展很快，自文翁治蜀兴学，豪族迅速成长。而南部诸郡发展缓慢，直到东汉中期，豪族才有所成长。汉桓帝时尹珍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归乡里教授，自此南域浸染儒风，蛮荒向学，始出士人，说明豪族士族化出现很晚。

六、江淮地域

江淮地域主要指淮河中下游以南、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和江东地区，包括会稽郡、豫章郡北部。江淮地区经济发展要落后于关东，但明显高于长江以南边郡。就江淮地区本身而言，经济发展亦不平衡，苏南平原和浙北平原早在先秦时期就得到开发，尤其是吴中及周边地区，发展较快，豪强大族出现较早。西汉后期，随着北方士人的迁入和经济发展，江淮各地豪族普遍成长。东汉中后期，江淮地域各郡都有大姓强宗，但主要集中在江东。江东豪族势力强大，并向士族转化，成为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社会基础。

七、长江以南地域

秦汉时期长江以南是一个边缘区域，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包括长沙国以南广大地域称之为“南边”，它不包括江东。“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曰：“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后汉书》把这一地区称之为“南蛮”。“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这里把长沙和岭南地区联系起来，且视长沙为边境，可见在汉人的眼中，长沙国以南，包括南越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南边，自秦时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区域。

西汉中期以前，江南地区散居着许多少数民族，开发较晚，经济落后，社会阶层分化不大，豪族尚未产生。《史记·货殖列传》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东汉时，随着江南人口的增加和不断开发，江南豪族逐渐成长起来。江南地区的豪族发展是与江南地区的开发进程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同步的，豪族的产生早晚和分布多少基本上呈现出由北向南递减的态势。

上述不同地域的界限划分不是绝对的，对于两个不同区域之间应采用人文地理学上的“模糊边界”来理解。“我们平常所谓的区域其实有多种不同的性质。其中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地理事象本身空间分布差异而形成的区域，如气候区、地貌区、风俗区、某某文化景观区；另一种则是研究者选取的观察区域。前者是客观的，内在的，后者是主观的，甚至可以讲是随意的。从理论上讲，区域研究应该以事象客观分布的区域为单元，但在实际操作中，那种区域往往不可能先验而存在，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只能尽量向目标靠拢，即选取有某种依据的区域，并随时准备调整空间范围。”

第四节 豪族地域性表现

地域性研究在于强调整体中的差异性，并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豪族地域差异是多样的，形成的原因也是综合的。豪族地域差异不仅仅是自然地理之间的差异，而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的总体组合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环境差异所表现的豪族地域性

豪族的地域差异的形成和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两汉是大一统国家，在这个大一统国家内，其疆域是“由各种各样的区域单元组成的。每一个或大或小的区域都有自己鲜明的特性与发展史。这些地域特性早已渗透在平民百姓的心坎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外人看来，也许某些区域的特性不明确，或者地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然而，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些地区特性却是清晰地存在着的，本地区与相邻地区的边界也非常清楚。”地理环境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礼记》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自然、地理环境对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礼仪等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作用。

二、文化传统差异所表现的豪族地域性

豪族生活在不同的地域，自然要受本土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域有各自的文化传统，这是深植于本土文化中的。从古代文明起源看，中华大地文明具有多元和多源性。这种多元（源）性表现在地域上，就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古代的文化区域产生很早，在旧石器中晚期已见端倪，在新石器时代基本定型，并对后世文化区域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各个地区产生的不同风貌和水平的文化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逐渐形成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多个不同特色的文化区域。西周大分封，推动了地域文化的发展，各诸侯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西周封唐叔虞时，周公告诫他治理当地的土著居民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杜注：“大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固自以戎法。”夏政和戎法的结合即周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且本土文化对夏文化有吸收改造作用，因而形成独特性。战国以来的地域文化在西汉一直延续着，并影响不同地域豪族的成长。如西汉齐鲁地域的儒学在当时占据学术中心地位，这一学术地位实际上源于战国，但对汉代齐鲁地域豪族的官僚化、士族化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不同地域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汉代不同地域豪族的文化差异性。

三、与权力结合差异所表现的豪族地域性

豪族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即豪族官僚化、世族化。不同地域的豪族发展水平不同，主要表现在与国家权力结合的层次和程度上。根据地域豪族与地方、中央权力体系的结合关系，可以分为地方豪族和中央化豪族。如东汉南阳豪族一般与中央权力结合，是中央化豪族。边远地区豪族大多与地方郡县乡里权力结合，是地方豪族。与地方权力结合的豪族世族化较慢，与中央权力结合的豪族世族化较快。根据与国家权力结合密切还是疏离，可以分为官僚化豪族和世族化豪族。如关东多世代与权力结合的豪族，如“四世三公”、“历代显名”，这样的豪族已是世族化豪族；长江以南地域豪族出现较晚，正处于官僚化阶段，属于官僚化豪族。不同地域的豪族官僚化、士族化进程有快有慢，这样在地方便形成一个个地域豪族集团。不同地域豪族与权力结合程度，即官僚化、士族化差异造成不同地域豪族与两汉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演变的不同关系，使两汉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演变带有明显的地域烙印。

四、经济发展差异所表现的豪族地域性

豪族的地域性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上。各地域开发早晚不同，发展水平不一，因而豪族的形成和发展形态也不同。从社会经济发展看，豪族最早都是产生在开发较早、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关东地域开发较早，经济发达，这里豪族形成最早，发展形态较高。“仲长统笔下的大商人大地主庄园指的主要是河、济以至淮、泗的情况。还有一位政论家崔寔在其《政论》中谈的宗族豪强地主庄园主要是河北的情况。”相反，长江以南地域经济发展落后，西汉中后期，关东豪族普遍发展之时，江南尚处于十分落后状态，豪族具有后发性。直到东汉时，江南的豪族尚处于成长阶段，士族化程度不高，没有像关东豪族大姓那样，产生众多世族。

在大一统帝国内，存在许多地位、作用不同的政治—经济区，这些政治—经济区发展水平不一，呈现出不平衡性。这些政治—经济区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不同，中央对这些地域的重视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中央政权所在地区往往是核心政治—经济区，其他地域是一般政治—经济区，这便产生核心地域与一般地域的矛盾和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特殊原因，国家会对一些特殊区域产生依赖，如东汉对西北地区的军事依赖，因而给予一些特殊倾斜政策，这也造成一般区域之间的矛盾和发展的不平衡。在地域的差异性中，各地域豪族不可能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和条件，各地域豪族就是在地域的差异性和多种不平衡性中发展。

五、人口数量和分布差异所表现的豪族地域性

人口数量多少和分布密度反映着不同地域豪族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多且集中的地域，豪族发展较快，人口少而稀疏的地域，豪族发展较慢。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人口、户数较多的州主要在关东和关中，全国人口平均密度14．73。人口密度超过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州全在关东和关中。达到30户/平方公里的郡国有菑川国、济阴郡、东平国、真定国、齐郡、颍川郡、鲁国、河间国、清河郡，这些郡国属于关东地域，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境内。户数密度较低的郡国主要分布在西北、北部边郡和长江以南地域。同样，与户数分布相适应，人口分布也呈现同样趋势。汉代人口主要集中在关东、关中地域，西北、北部边郡和长江以南地域人口稀少。两汉各地域人口数量多少和分布密度与豪族地域分布相吻合，人口数量多少和分布密度的差异可以反映各地域豪族发展的不平衡。表1-1 西汉末年全国各州的户数、口数和人口密度表

六、社会条件差异所表现的豪族地域性

从豪族形成的基本条件和演变看，它与家族、宗族和政治、经济环境等联系密切。一般说来，豪族产生于强大的宗族。从各地域宗族情况看，关东地域宗族组织最为发达，两汉以“强宗”、“豪宗”、“强族”、“大族”、“强宗大姓”转变为豪族士族的较多。这种转化了的新豪族不仅在生产关系，而且在本质上是与旧的“族结合体”这种宗族豪族不同。由于两汉疆域开拓时间不一，新拓疆域内社会条件不同，国家在新拓展的地域实行徙民，这些徙民几乎都是关东的贫民，在这些地域，豪族在乡里中产生比关东要晚。同时政治环境的变化也直接影响豪族的发展。“富豪大族之所以强者，因其地也。诸田非渤海鱼、盐之利，不足以强；屈、昭、景非云梦泽薮之资，不足以强；世家非姻亚之盛、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属，不足以强。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寄食于关中土著之间，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气焰沮丧。”这都说明豪族地域性差异与社会条件差异密切相关。

七、学术文化差异所表现的豪族地域性

豪族地域差异性表现在学术文化上即各地域文化在儒学一统下的差异性。随着豪族的不断士族化，豪族的文化性质日益加强，豪族成为文化的传承者，如此造成多彩的地域豪族文化，这是豪族之间区别的最明显之处。家学、家法是豪族地域性的文化表现，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法，“诸经为业，各自名家。”“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不同地域的豪族家学、家法不同，对地域文化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陈寅恪看到学术与家族、地域的关系，他说：“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在古代社会，文化与权力密不可分，文化的获得决定了官位的获得，而官位的获得又决定了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文化越发达的地区，也是与国家权力体系联系越密切的地区，反之亦成立。知识—权力差距导致了统一帝国内部的区域发展差异，汉代豪族与文化区域的形成和变化有直接关系，地域豪族发展程度决定了地域文化发展程度和文化特色的形成。

八、风俗习惯差异所表现的豪族地域性

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也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出豪族的地域性差异。《司马法》卷下《严位》曰：“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豪族在一定的风俗文化中成长，豪族的发展又影响着地域风俗文化。《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汉代各地风俗，虽然有其历史文化传统，但与当地豪族发展密切相关。不同地域的豪族大姓各自形成具有浓厚特色的文化和风俗，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风俗差异。如豪族密集地区，奢华成风，而豪族少的地区，民风纯朴。又如关东世家好礼文，而西北豪族尚气力等。

九、乡土意识差异所表现的豪族地域性

乡土意识是人们在共同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生活、道德意识，包括人们对于家族和本人出生与生活的家乡故土的特殊的心理情感、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等。对于乡土意识，有的学者认为所研究的主体应当是“以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乡里群体”，这一看法过于狭窄。我们所讨论的“乡土意识”其主体是文化承担者即文化层次较高的豪族。汉代豪族社会中的乡土观念，是当时豪族地域性差异的表象之一。

汉代人有极强的乡土意识，贵族出身的项羽，在推翻秦朝后，要衣锦还乡；追随刘邦的关东将士，不愿留居关中。汉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但并非全部迁徙，可有留居原籍守祖坟者。《汉书·韦贤传》载韦氏迁徙关中，“次子舜，留鲁守坟墓”。“时张倢伃已卒，宪王有外祖母，舅张博兄弟三人岁至淮阳见亲，辄受王赐。后王上书：请徙外家张氏于国，博上书：愿留守坟墓，独不徙。”这都是乡土意识的反映。豪族离开家乡后，仍以籍贯地望称之。《汉书·鲍宣传附唐林传》曰：“自成帝至王莽时，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纪逡王思，齐则薛方子容，太原则郇越臣仲、郇相稚宾，沛郡则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经饬行显名于世。”颜师古注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这是将本土与人物相连，重视人物的地域。“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也。初名嘉，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后避难，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

东汉时期族谱的出现，说明人们地域乡土观念和宗族意识的进一步强化。“汉代谱录……见于载籍者，有扬雄家谱，邓氏官谱，及颍川太守聊氏万姓谱……外此赵岐有《三辅决录》，应劭有《氏族编》，王符《潜夫论》中亦志及氏姓……然谱学作品，自不止此三数种”。东汉一些世族已经有自己的族谱，如“代为名族”的何敞家族有《何氏家传》，江东大姓陆氏有《陆氏世颂》。《潜夫论·志氏姓》也是这方面的反映。《志氏姓》具有族谱的性质，“班族类之祖，言氏姓之出”，对族姓和地望十分重视。这些地方史志和族谱的出现，既说明地域文化的发展，更说明豪族地域意识的加强，魏晋以后世族普遍编修族谱即滥觞于此。

十、婚姻圈差异所表现的豪族地域性

豪族地域性还表现在汉代豪族之间不同的通婚圈上。同姓不婚，同宗族之间一般是排斥互为婚姻的。汉代的豪族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一般都是一定地域范围内豪族间相互通婚，形成不同的婚姻圈。一般说来，同一乡里的豪族之间通婚最为普遍，但由于豪族所处的发展层级不同，豪族之间的婚姻地域范围并不局限于乡里，而是扩大到同县或邻县，距离大都在百里（今里制）之内。也就是说，豪族的通婚地域基本上是以本乡、本县和相邻的数县为通婚范围。但是，对于中央化的豪族，往往不受这个通婚范围的限制，他们的婚姻圈要更大一些。总的说来，以本乡、本县和相邻的数县为通婚范围是汉代豪族之间婚姻地缘结构的基本形态。豪族通过世代婚姻关系，构成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地域豪族社会。

十一、疆域开拓早晚差异所表现的豪族地域性

豪族发展在地域上的差异性，还表现在疆域开拓早晚上。西汉的疆域到汉武帝时期基本固定。汉武帝时期，向周边拓土，东面设置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北面设置朔方；西北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西南设置犍为、越巂、益州、牂牁四郡；南面设置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四郡。上述各郡总面积占西汉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一多。这些地区开发较晚，经济发展落后于内地，属于边缘区，由此表现出地域豪族成长的时间差异性。在汉代的疆域中，面积较大的郡一般都分布在边地，尤其是长江以南。这些郡面积虽大，但县邑和人口较少。据统计，西汉有1578个县邑，其中北方占1208个，占总数的76.6%；南方仅有370个，占总数的23.4%，不到四分之一。从南北人口数量和分布比较看，北方户数远远超过南方，占八成以上。在北方，县邑最为密集的地区是今山东、河北和河南，人口和户数最为密集的地区也是山东、河北和河南。县邑、人口和户数的这种吻合绝不是偶然的，它充分说明这些地区也正是豪族发展最快的地区，而后开拓的边地是豪族发展较慢的地区，豪族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时间、空间差异性。

第二章 不同地域豪族的构成与发展

第一节 各地域的地理、经济和文化背景

豪族的发展和地域性的形成，本质上是王权支配的结果，但豪族的成长发展又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经济、人口和文化背景。王权支配是在一定的场域中实现的，因此也就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受场域的影响呈现一定的特色。这些场域即王权实现支配前的自然与人文条件，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特征、文化风俗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交通等。研究豪族的地域性，必须对这些前提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以便更好地阐明和理解其他诸多问题。下面结合《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作一简要概述。

一、关东地域

关东地域较广，开发较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经济区。从农业生产看，关东是最发达地域，在汉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西汉，关东的粮食生产甚至决定关中的命运。关东地域各种手工业部门十分发达。关东冶铁业居全国之首，《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置铁官46处，关东占26处，超过一半还多，这足以说明冶铁业之发达。其他手工业部门如煮盐、纺织等，也具有绝对优势。关东也是商业最为发达地区，全国的商业城市主要集中在关东，可谓“天下辐辏”。王莽时在洛阳、临淄、宛、邯郸和成都设置五均司市师，四个都在关东。从交通条件看，关东地区大部分处于平原地区，交通网络纵横，四通八达，水陆便利，战国、秦以来的主要交通干道都集中在这里。关东人口数量和密度都居全国之首，无论西汉、东汉，关东都是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整体看，关东风俗大体一致，但由于地理环境和战国时期各国文化的差异，区域内风俗亦有所不同。《汉书·地理志》对关东各地文化风俗之异同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史料源自朱赣“条记风俗”，弥足珍贵。《地理志》根据“域分”和“风俗”将关东地域又分为15个小区域，即河内、河东、周、郑、陈、颍川南阳、赵中山、太原上党、钟代石北、蓟、齐、鲁、宋、卫、楚。现分别引述如下：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洛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曰“瞻彼淇奥”，“河水洋洋”。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庸》、《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为狄所灭。齐桓公帅诸侯伐狄，而更封卫于河南曹、楚丘，是为文公。而河内殷虚，更属于晋。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梦帝谓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灭唐，而封叔虞。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故参为晋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周地）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至幽王淫褒姒，以灭宗周，子平王东居洛邑。其后五伯更帅诸侯以尊周室，故周于三代最为长久。八百余年至于赧王，乃为秦所兼。初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至襄王以河内赐晋文公，又为诸侯所侵，故其分墬小。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郑国，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及成皋、荥阳，颍川之崇高、阳城，皆郑分也。本周宣王弟友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内，是为郑。……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韩自武子后七世称侯，六世称王，五世而为秦所灭。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宣帝时，郑弘、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治皆见纪。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韩化以笃厚。“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齐地）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鲁地）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濒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长老不自安，与幼少相让，故曰：“鲁道衰，洙泗之间龂龂如也。”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沛楚之失，急疾颛己，地薄民贫，而山阳好为奸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汉兴，二千石治者亦以杀戮为威。宣帝时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承圣恩，崇礼义，尊谏争，至今东郡号善为吏，延寿之化也。其失颇奢靡，嫁取送死过度，而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风。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汝南郡，尽楚分也。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二、关中地域

关中是周、秦人的中心地区，这里气候适宜，农业发达。“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秦人在关中经营十数世，此地成为秦人的根据地。秦人很早就使用铁器，《诗经·国风·秦风》有“驷铁孔阜”之语，有人认为秦襄公时有了铁器，使关中得到较早的开发。自战国以来，关中被称为天府之国形胜之地。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卷55《留侯世家》）

关中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四塞为固，交通发达，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却戎翟，东通三晋，南通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西北“唯京师要其道”。关中为四方辐辏之地，各地富商大贾云集，“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关中在两汉时期各地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属于基本核心区。东汉人杜笃在《论都赋》中说到关中的地位：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禹贡》所载，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弥望。保殖五谷，桑麻条畅。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楩楠檀柘，蔬果成实。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田田相如，株林。火耕流种，功浅得深。既有蓄积，厄塞四临：西被陇、蜀，南通汉中，北据谷口，东阻嵚岩。关函守峣，山东道穷；置列汧、陇，壅偃西戎；拒守褒斜，岭南不通；杜口绝津，朔方无从。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沙；朔南暨声，诸夏是和。城池百尺，厄塞要害。关梁之险，多所衿带。一卒举礧，千夫沉滞；一人奋戟，三军沮败。地势便利，介胄剽悍，可与守近，利以攻远。士卒易保，人不肉袒。肇十有二，是为赡腴。用霸则兼并，先据则功殊；修文则财衍，行武则士要；为政则化上，篡逆则难诛；进攻则百克，退守则有余：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后汉书》卷80上《文苑列传·杜笃传》）

关中地域由于移民较多，风俗颇杂，《汉书·地理志》曰：“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三、西北地域

西北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本章所讨论的西北地区包括12郡，即朔方刺史部的北地、上郡、西河、朔方四郡和凉州八郡。由于两汉时期西域的独特性，故西域地区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

西北地域夹在匈奴和羌胡之间，东西长南北狭窄，地域内自然条件差别很大，有高山区、草原区、沙漠区和河谷平原区。西北地域属干旱区，降水量很少。这里的生产方式多样化，主要是农耕、畜牧和半农半牧。在陇山以西的黄土高原地区，人们从事农耕的时间并不比中原地区晚。根据考古发现，甘肃秦安县大地湾早期人类遗址距今8000—7000年，其居民过着农耕定居生活。马家窑文化，地域分布广泛，包括河西走廊和泾水、渭水上游，居民过着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生活。齐家文化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在河套地区，基本上是畜牧和农业结合经济类型。“黄土高原西部存在的是一种农业文化；黄土高原以西以北的其他地区，存在的是一种草原畜牧文化；而在这两种文化的接合地带即战国秦长城内外，由于相互影响的结果，其文化之特点表现为细石器与仰韶文化（或彩陶）共存，其经济生活为亦农亦牧，这是西北地区不同于中原远古文化特点之一。”

西北地域可分为陇右和河西两大部分，陇右较河西开发早，西周时期秦人就在这里放牧农耕。河西本匈奴故地，汉武帝拓土开疆，占领河西。西北地域南北多高山沙漠，不宜农耕，在西北狭长地域内，分布有众多南北走向的河流，易于沿河谷、低地开发大片的农耕地。除了河谷农地外，更多的地方只适合游牧，天水、陇西“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西北地域人口较少，其人口主要是关东移民，从事农耕。因此西北的经济是农耕和游牧结合，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

西北地域交通不便，但系两汉和西域之间的孔道，时常为匈奴或羌胡阻断。由于“迫近戎狄”，因此其民风剽悍，强勇尚武，《汉书·地理志》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西北地域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当地社会势力的发展具有不同于内地的独特性。西北豪族武质性十分突出，六郡良家子大多为武将。

四、西南地域

西南地域较广，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是开发较早，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汉中、巴蜀等地。《汉书·地理志》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又《后汉书·公孙述传》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可见西南地区北部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相比之下，南部开发较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经济文化发展落后，人口较少，交通更为不便。《汉书·西南夷传》曰：（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编发，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西南南部地区多高山大川，地理阻隔，易于造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由于多民族聚居，地域内风俗差异性较大。在两汉时期西南地域南部始终落后于北部。

五、北部边郡地域

北部边郡地域北接匈奴，南邻内郡，东西狭长，大体处于同一纬度，地域内自然条件差别不大，西部较东部开发早，略为发达。生产方式亦多样化，主要是农耕、半农半牧和畜牧，所谓“燕、代田畜而事蚕”。北部地域适于畜牧或半农半牧，南部适于农耕。史载：（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于天文别属燕。（《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上谷至辽东，地广民稀，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汉书》卷28下《地理志》）又《后汉书·邓禹传》曰：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

北部边郡地域地广民稀，民风强悍。《史记·货殖列传》曰：“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上谷至辽东……而民雕捍少虑”，“边俗尚勇力”，“高气势，轻为奸”，“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同西北地域一样，具有明显的武质性。

六、江淮地域《汉书·地理志》曰：“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本章所划分的江淮地域，除将会稽、豫章郡南部不计入内，与此大体相当。总体说来，江淮地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关东、关中落后，但比西北、北部边郡和长江以南地域先进，与西南巴蜀相当。江淮地域的寿春、合肥、吴越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经济中心。“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

江淮地域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汉书·地理志》曰：“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

江淮地域之民俗与楚地相近，《汉书·地理志》曰：“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楚人剽疾”，“吴、会稽轻悍”，“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其俗剽轻，易发怒”。可见，江淮地域的民风是轻急剽悍而少儒雅。

七、长江以南地域

长江以南地域广大，人口稀少，开发较晚，社会经济发展落后。西汉时期，“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百姓无积聚而多贫。直到东汉时期，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长江以南地域的桂阳、武陵、零陵等郡受楚文化影响较多，“信巫鬼，重淫祀”。而交阯刺史部所辖的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等郡，是越人分布地区，深受越文化影响。“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其俗男女同川而浴”，“取妻美，则让其兄。”“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第二节 不同地域豪族的构成

一、关东地域豪族的构成

一般来说，豪族主要是由六国贵族后裔、私人工商业豪富、豪民兼并之家、强宗大姓、游侠和世官世吏演变而来。豪族的前身是以各种社会势力存在的，因此考察关东各种社会势力便可以分析关中豪族的构成和发展。

1．关东六国宗室、贵族后裔

关东六国宗室、贵族后裔是汉代豪族的一个重要来源。六国宗室、贵族有强大的宗族组织，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化优势，宗族势力世代延续。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革的进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宗室、贵族地位日渐衰落。秦统一中国后，王权空前强盛，对六国王室和贵族后裔进行迁徙、打击。“秦兼天下，侵暴大族，支判流迁，或居三川，或徙赵地。”“秦灭六国，诸侯子孙皆为民庶”。在秦的打击下，一些宗室、贵族后裔销声匿迹，但有相当一部分宗室、贵族后裔并没有消亡，他们在迁居地很快又发展起来，在新的环境下转化为豪族。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关东豪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原六国宗室、贵族后裔转化而来，但这并不是说六国贵族后裔直接就是豪族。从汉代豪族性质看，六国宗室、贵族不是我们所说的豪族。如果从豪族所具有的宗族特征看，二者具有相似之处，但相似不等于相同。我们所说的豪族，在本质上与战国时期的王室及贵族有根本不同之处。从政治权力获得看，宗室、贵族的权力是世袭的（世官制），这便决定了其在等级制中地位的凝固性，而豪族的权力本质上不能世袭（官僚制），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有相对流变性；从土地的占有看，宗室、贵族通过分封采邑制占有土地，土地不是私人所有，而豪族的土地具有相对私有的性质；从与国家的关系看，宗室、贵族通过宗法制与国家合一，而豪族则作为社会势力与国家相分离；从生产方式看，宗法贵族通过占有奴隶劳动的方式实现再生产，而豪族则通过租佃关系实现再生产。从宗族组织看，宗法贵族实行的是西周以来的严格的宗法制，而汉代豪族的宗族制相对较为松散。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宗族上，战国宗法贵族与两汉豪族都有本质的不同。战国以前的宗法贵族和汉代的豪族是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不同的社会势力。吕思勉从社会等级结构变化分析豪族，认为汉代豪族既有别于战国时的贵族，又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士族，是新兴的社会阶层，这一看法是成立的。

2．私人工商业豪富

在两汉史料中，高訾富人或豪富多指非农业经营而发家的私人工商渔牧业者，他们是汉代豪族的一个重要成分。在汉代，究竟有多少财产才算高訾富人或豪富呢？从西汉规定的迁徙豪富的资产数额看，由于时期不同，数量不一，有赀百万以上、赀三百万以上、赀五百万以上三种情况。我们以最低的标准算，私人工商业高訾豪富的资产数额至少应在百万以上。

春秋以前，“工商食官”是工商业发展的基本制度，工商业由国家垄断。春秋时期，工商业虽然仍由官府控制，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出现松动，私人工商业冲破官府垄断而出现。战国时期，各国（主要是山东六国）都开放山林川泽，收十分之三税。社会资源向私人开放，私人资本投向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私人工商业获得空前发展。私人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私人工商业者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对社会政治逐渐产生重要影响。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出现众多的大商人、大手工业者，他们主要活动在商业、矿冶、煮盐、制造、畜牧、种植等行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主要集中在关东地域。如靠经营冶铁业起家的蜀卓氏，原本赵人，“用铁冶富”。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宛人孔氏，“用铁冶为业”。鲁人曹邴，“以铁冶起，富至巨万”，并“贳贷行贾遍郡国”。靠从事渔盐商贾起家的齐人刀间，“富数千万”。靠倒卖粮食起家的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故师史能致七千万”。这些私人工商业者虽然没有政治地位，但他们有强大的经济势力，“与王者埒富”。“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他们“连车骑，交守相”，“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司马迁称其为“素封”，就是没有秩禄的“封君”。可见，关东的这些富商大贾在汉武帝以后逐渐演变为豪族。

3．豪民、兼并之家

豪民、兼并之家主要是指靠经营农业起家的地主。豪民在乡里社会中产生，他们的身份是民，没有任何政治特权，他们和国家的编户齐民一样，要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单从经济上看，豪民地主是土地私有的产物，与土地私有密不可分。

战国末年已经出现土地私有。私有的途径有几种：一是国家授田的私人占有。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实行授田制，土地一经授出，便不再收回，不同于以前的三年易土易居，小农拥有了长期的使用权。随着土地的转让买卖，使用权逐渐变成所有权。二是军功、事功赐田的私有。三是个人垦田的私有。战国时期各国都鼓励垦荒，开垦的荒地属于私人所有。“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开田就是开垦荒地，不登记于官府，归个人所有。因此，战国末期已经出现少量的拥有私有土地的“豪民”。商鞅说他们“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他们没有爵位，亦非官僚，属于“非身份性”地主。从形态看，战国时期的豪民是汉代豪族的一个来源。

战国、秦时期，单纯靠经营起家的豪民虽然存在，但不是地主阶级的主流。这一时期地主阶级的主体是宗法贵族和军功地主，他们是政治途径造就的。在土地买卖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单纯靠土地经营实现富贵，只靠国家授予的百亩土地显然是不行的。李悝和晁错所说的百亩土地，只能维持温饱，要富有，就必须占有更多的土地。秦统一后，实行“黔首自实田”，国家承认土地的私人占有，这为豪民扩大地产，发展经济势力提供了条件。

两汉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加速，土地兼并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乡里贫富分化明显，以经营农业起家的豪民日益增多。文献于此不乏记载：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91《货殖传》作“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汉书》卷78《萧望之传》）（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汉书》卷81《张禹传》）（邓彪）其先楚人，邓况始居新野，子孙以农桑为业。（《后汉书》卷44《邓彪传》注引《续汉书》两汉时期，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豪民处处皆有，像秦杨那样“以田农而甲一州”的经营者亦不少见。“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这些豪民兼并之家为扩大财产而兼并土地，董仲舒说豪民“富者田连阡陌”，荀悦认为“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仲长统说“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土地“买卖由己”直接引发了土地兼并这一社会问题，而豪民、兼并之家也在土地兼并过程中迅速转化为豪族。

4．汉代军功阶层

汉初的军功阶层也是豪族的一个重要来源。西汉建立后，刘邦为恢复社会秩序，向全国颁布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诏令，即著名的高帝五年诏：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汉书》卷1《高帝纪》）与高帝五年诏性质相同，《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户律》记载了吕后二年（公元前186）所颁布的依军功爵受田宅的律令，为说明问题，引文如下。

受田律文：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褭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田予之。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受宅律文：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褭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汉初培植起一个庞大的军功阶层。汉初的军功阶层以七大夫为界，分为两个层次，七大夫以下，为一般军功地主，属于军功阶层的下层；七大夫以上，是军功阶层的上层。西汉初年，中央和地方权力几乎被这些大大小小的军功地主所垄断。

西汉的上层军功地主几乎都是关东人。秦末战争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性质，秦国和六国的矛盾表现为关中和关东的矛盾。因此反秦力量是原关东六国贵族和百姓。刘邦集团在未进入关中时，其主要力量是关东人，尤其是丰、沛、砀、泗等楚地人。刘邦占领关中后，关中秦人加入刘邦集团。但蜀、汉、关中秦人不占主要地位。有学者指出：“汉王朝建立之后，刘邦集团对于政治权力、土地财产、社会身份等进行了全面的再分配，转化为了新的统治阶层，即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刘邦集团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是严格地按照功劳原则施行的，即根据个人加入刘邦集团之时间先后和军功之大小而授予不同的军功爵，再根据军功爵的高低而授予不同数量的土地财富，决定其社会身份的高低，相应地委任不同的官职。正因为此，由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加入刘邦集团的各个不同的地域集团，也相应地在汉王朝之政治和社会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大体而言，丰沛元从集团地位最高，待遇最厚，其次为砀泗楚人集团，他们长期垄断了汉王朝核心和上层部分。蜀汉关中出身之秦人，一般很难进入上层核心，多以中层为其局限，其他的诸侯国之人，则以在各诸侯王国任事者为多。”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但对于蜀、汉、关中秦人的政治、社会地位估计得过高。我认为，蜀、关中秦人的政治、社会地位不高，大多在中层以下。这可从不同地域的人们享受的不同待遇看出。对于不同地域的人，刘邦给予的待遇不同。《汉书·高帝纪》曰：“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复终身。”这是依军功大小来分配利益，说明他们在军功阶层中的地位不同。高帝五年诏曰：“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七大夫即公大夫。依此说来，蜀、汉、关中人在军功阶层中普遍处于七大夫以下，属于军功爵中的低层，他们更多的是自耕农或中小地主而已。同时，从刘邦、汉惠帝、吕后时期的三公九卿地域出身看，除十余位地域不详外，其余全是关东地域出身，这也从一定程度说明关中人在汉初政治、社会地位并不高。

根据军功爵授田，军功爵越高，获得的田宅越多，他们的上层因占有较多土地而成为大地主。“通过吕后二年的受田受宅律文可以肯定地说，卿爵级以上的人都变成了大地主，大夫爵级及小爵的不更、簪褭都变成了中小地主，公士以下的公卒、士五、庶人、司寇、隐官都成了自耕农。”在汉初的军功阶层中，军功爵较高的几乎都是关东人，因此占有较多土地的主要是关东人。按汉初军功爵规定，七大夫以上食邑，即军功食封贵族。“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汉代军功贵族总的趋势是不断衰落，军功地主“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讫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孑遗，耗矣”。至孝宣帝时，“其子孙咸出庸保之中”。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军功贵族、地主转化为豪族。“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他们通过非法侵夺民田成为大土地私有者，食封贵族不断拥有大量土地，具有贵族和豪族的双重性质。还有些食封贵族，因种种原因失去贵族身份，但他们拥有大量土地，直接转变为豪族。如东汉颍川舞阳人韩棱家族，“世为乡里著姓”。韩棱是西汉“弓高侯颓当之后也”。据《汉书·韩王信传》载，韩王信是战国韩襄王的孽孙，西汉初因功被封为韩王。韩王信长子婴为襄城侯，次子韩颓当为弓高侯，颓当子譊为龙雒侯，颓当孙韩说为案道侯。韩颓当“传子至孙，孙无子，国绝”。到韩颓当孙子以后，韩氏便转化为“乡里著姓”了。到韩棱时，已是典型的豪族。韩棱家富于财，他“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韩棱的父亲为陇西太守，韩棱本人历任尚书令、太仆、司空等职。韩棱子辅，安帝时至赵相。棱孙演，“顺帝时为丹阳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时为司徒”。韩氏宗族势力强大，韩氏的另一支在南阳堵阳，《三国志·魏书·韩暨传》注引《楚国先贤传》曰：“（韩）暨，韩王信之后。祖术，河东太守。父纯，南郡太守。”韩暨是东汉末年人，其祖、父皆为太守，他本人任太守，曹魏时期任司徒。韩氏家族是食封贵族转化为豪族的典型，在西汉，许多关东军功食封贵族就是这样转化为豪族的。

5．世吏二千石

按照西汉的“迁豪”政策，二千石高官亦在迁徙之列。西汉迁豪有一定的财产标准，从财产角度看，二千石官吏的年收入符合迁徙的标准。但西汉并不是对二千石官吏全都迁徙，为什么还有符合财产标准而不被迁徙的呢？如果不了解被迁徙的二千石高官的家族背景，便难解其中奥秘。统计西汉迁徙的二千石家族，我们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凡被迁徙的二千石官吏之家在被迁徙前已经是世代为官，从未中断，即世代为官的家族。这些家族其家世有的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如马援、鲁恭、法雄等家族，有的也可追溯到秦末汉初，如“代为名族”的何敞家族。他们或源于六国官僚贵族后裔，或源于秦末的官僚之家，也就是战国末年以来的官僚贵族的后裔。西汉政权建立后，由于历史的传统和政权的需要，不可能将这些旧官僚的后裔都排除在政权之外，而是利用那些愿意合作的官吏。如刘邦攻入咸阳后，仍用秦吏，“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刘邦战胜项羽后，“令诸故项籍臣名籍”，凡是奉诏归属的，“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这样，一些战国末年以来的官僚贵族家族便一直延续到西汉，成为世家。

从籍贯看，西汉迁徙的二千石之家，都是原籍关东的世官之家，而不是一般的二千石之家。这些自战国以来延续下来的世官家族，官宦不断，保持较为完好的宗族组织，他们一般都聚族而居，宗族势力强大，成为地方乡里中重要的社会势力。由于这些二千石之家的家族背景和在乡里社会中的影响，他们虽在朝廷为官，但仍然是政府戒备、限制的对象。汉政权迁徙二千石之家，主要目的在于削弱其宗族势力，防止他们在地方坐大。如郑弘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又如韦贤家族，其先人韦孟是楚元王傅，五世传至韦贤，宗族强大。韦贤有四子，长子早死。汉昭帝时，韦贤被徙至平陵，第三子舜留居原地，少子玄成“别徙杜陵”，一个强大的家族被强制拆散。

西汉时期被迁徙的世官二千石家族，他们拥有权力，宗族强大。虽然他们被迁徙，但凭借家族权势和文化优势，子孙世代入仕，成为豪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6．豪侠

豪侠是汉代重要的社会势力之一，史书中对他们的相关称呼很多，如游侠、豪侠、雄豪、名豪、豪猾等。豪侠是在宗法社会逐渐解体的过程中析出的一种社会势力，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在战国时期，他们纵横捭阖，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西汉初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战国以来的社会变动，豪侠在当时社会中十分活跃。

西汉初年，关东豪侠众多，他们拥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实力，通过一定的组织，聚集众多轻薄少年、恶少年，形成强大的势力。鲁地的朱氏，以任侠闻名关东，“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洛阳大侠剧孟，“以任侠显诸侯”，轵人郭解，其父任侠，郭解亦以侠闻名远近。郭解出入乡里，“人皆避之”，甚至干涉地方行政。张衡在《西京赋》中描述的豪侠都是如此，“都邑游侠，张赵之伦，齐志无忌，拟迹田文。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实蕃有徒，其从如云”。豪侠的势力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使民威重于郡守”。他们凭借强大的势力，任侠行权，在地方形成一种王权支配之外的游侠秩序。他们以“任侠”形成一个个“个别秩序的群小世界”，即游侠秩序。这种“个别秩序的群小世界”无疑是王权秩序的对立面，它造成社会秩序的二重性，王权对这种游侠秩序的存在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必然遭到王权的严厉打击。

汉代豪侠在王权的强力规制下，逐渐向国家权力靠拢。从两汉历史看，豪侠向权力靠拢，出现侠、官结合趋势。豪侠向豪族转化，以郭解和黄霸家族最为典型。郭解的父亲是有名的游侠，文帝时被处死，郭解也是大侠，可谓任侠世家。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汉武帝时郭解被杀。自郭解之后，郭氏后代再没有任侠者，由与国家对抗转为合作，与权力结合。据《后汉书·郭伋传》载，扶风茂陵人郭伋的高祖父是郭解，郭伋的父亲郭梵为蜀郡太守。郭伋少有大志，曾任渔阳都尉，王莽时迁并州牧。郭氏由国家打击的对象，转变为国家政权的基础。黄霸的家族亦如此，“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徙云陵。霸少学律令，喜为吏，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后复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察补河东均输长，复察廉为河南太守丞”，最后官为丞相。黄霸家族与权力结合，其家族日益兴盛，“霸子思侯赏嗣，为关都尉。薨，子忠侯辅嗣，至卫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讫王莽乃绝。子孙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黄氏家族由豪侠变成了官僚世家。镰田重雄认为，《汉书》中所见的游侠和《史记》中的游侠有很大不同。“汉书中的游侠和国家权力紧密地结合，在国家秩序范围内任侠行权。也就是说，他们作为官僚，主要是在官僚、贵戚、豪族中任侠驰名，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东汉。”

7．地方强宗大姓

地方强宗大姓是汉代豪族的重要来源之一。汉代的大姓，从来源看，其一是前代传承下来的家族，即有姓氏的家族即世族，其二是新生的大姓，即平民大姓的兴起。两汉时期，民众是以什伍制编制起来，不再是纯粹的同姓同族聚居，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血缘组织。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宗族村社在汉代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且宗族势力在西汉中后期又迅速复兴。两汉史料中大量存在的强调豪族的宗族性指称便是其反映。徐复观认为：“汉代对先秦的最大特色，乃在继战国平民立姓之后，继续发展，完成了平民的姓氏，即是大体上到了西汉宣、元、成时代，天下比较安定，每人皆有其姓氏。无姓则有家而无族，有姓则每人皆有族。无族之家，孤寒单薄，易于摧折沉埋。有族之家，则族成为家的郛郭，成为坚韧的自治体，增加了家与个人在患难中的捍卫及争生存的力量。因此，在春秋末期以前，中国社会是以贵族的氏族为骨干。自春秋末期开始，而始出现平民的‘族姓’，至西汉而发展完成。西汉称族姓为‘宗族’或简称为‘宗’，按此仍沿宗法制度之余绪。于是概略地说，从西汉起，中国开始以平民的宗族，形成社会的骨干。这是历史演进中的大关键，也是研究我国社会史的大关键。”大姓突出的是宗族特征，《白虎通·宗族》曰：“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强宗大姓就是以一个核心家庭为内核，由众多同姓家庭组成的严密的宗族。

关东地域宗族组织发达，地方强宗大姓较多，宗族组织庞大，宗家族人众多，如“济南瞯氏宗人三百余家”，有的甚至上千家。在汉代的乡里或村落中，往往有一个主要的姓，这个姓的人口占绝大多数，宗族势力较大，在乡里中占主要地位，被称为“大姓”或“强宗”。刘备曾说：“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这是同姓聚居的典型。有时一个乡里中有几个主要姓，虽然他们都是大族，但还要区分为首族、甲姓。这些地方强宗大姓凭借宗强族众，成为地方乡里中的重要社会势力。“平民在没有宗族以前和有了宗族以后，可以说是两种情况：一是无所依恃，因而很难发生积极的力量，除非有其他的机会，以其他的方式团结起来。一是有所依恃，因而不论平时与变时，都能发生相当的力量。并且社会由此而成为以许多宗族为单元所构成的社会，这比以平民一家一家为单元构成的社会，当然比较有力量。”如济南瞯氏“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颍川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擒制”。强宗大姓在关东普遍存在，尤其是东汉时期，宗族宗法制度又有所发展，强宗大姓的力量很大。大姓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日益与国家权力结合，其形态性质也不断变化，这可以从“大姓”与其他词语的结合上略窥一斑。如“豪强大姓”、“豪右大姓”、“豪杰大姓”、“大姓冠盖”、“冠冕大姓”等，这些词语反映了大姓形态之演变，说明宗族与权力、财富的结合，地方强宗大姓向豪族转化。

二、关中地域豪族的构成

关中豪族成分和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从地域上看，关中是秦人故地，关中的主体人口是秦人。自战国以来，关中和关东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秦人自商鞅变法以来，中央集权制不断加强，各种社会势力被规制在王权的绝对支配之下。从社会结构看，形成王权——军功地主——编户齐民这种王权直接支配体制，国家对社会势力的控制日益加强，这便使秦国的社会成分比关东六国要相对单一。

由于社会经济资源占有与分配的国有化，私人地主、私人工商业者很少，而且相当不发达。在秦国的地主中，主要是军功地主。军功地主非私人经营性地主，由政治直接造成，其兴也快其亡也速，失去军功，家族势力多不久长。同时，秦国是在春秋末期宗族逐渐解体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没有经历宗族社会充分发展这一过程，因此宗法制度很弱。“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这样严格的宗法、分封制在秦国几乎没有。由于秦国缺乏宗法、分封制度，在土地占有上与宗法、分封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井田制也不发达。在土地占有上，“缺乏等级占有的结构。因为实行具有军事屯田性质的爰田，土地必须由国家统一控制。在这种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制度，必然要求高度的统一集中，所以秦国不像其他诸侯国那样实行分封制。……其占有形式也完全集中于国家，由国君直接控制，不像关东奴隶制的各诸侯国那样，将土地由国君、卿、大夫、士层层下分。于是，秦国中央集权的统治和土地占有权高度集中的形式两者就统一起来。”中央集权必须打破作为社会势力的宗族，造就普遍化的个体小农，从而建立王权的垂直控制。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推行小家庭，使本来就不发达的宗族制度受到强大冲击。“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是国家用强制手段拆散大家族，“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这样个体小家庭成为社会基本单位，便于国家个别人身支配，建立编户齐民制度。秦国几乎没有像关东六国那样的以宗族为依托的对抗国家的“强宗大族”。这种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根本不适合豪族成长，因此关中社会成分相对单一，缺乏构成豪族前身的社会势力。

秦国的地主成分比关东六国要单一，主要是军功爵制下培养起来的军功地主。在秦国，土地的获得主要是靠赏赐和军功，“孝公用商君，制辕田”，这种辕田就是睡虎地云梦秦简中提到的国家授田，仍是国家分配土地，小农有相对稳定的使用权，不必再“三年爰土易居”。《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和四川青川木牍充分证明这一看法。木牍对秦田律有详细记载，“修封埒，正疆畔”。秦国的土地所有权主要是国家所有，土地私有化进程较慢，缺少经营性地主（素封）和私人工商业豪富等。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封君，封君拥有大量土地，可以世代继承。平原君死后，“子孙代，后竟与赵俱亡”，乐羊因功封于灵寿，后“子孙因家焉”，“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山东六国宗族势力强大，著名的战国四公子皆出自山东，他们都有强大的家族。所以战国封君的后代一般成为豪族。封君在封地内有各种权利和私人武装，“自君其人”，这与君主专制是对立的。但秦国的封君制与六国有很大差别，主要有两点，一是秦国封君有的只有封号而无封地。如蔡泽为“刚成君”（《战国策·秦策三》），但无封地。不像六国的封君手握大权，坐食封邑，影响甚至左右国家政治。二是秦对封君的控制削夺严厉，许多封君都被夺爵收土，无法延续多世。商鞅变法，对封君贵族限制打击，“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至汉初，关中封君几乎无延续者。

秦国实行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因此私人土地经营者和私人工商业豪富也很少。秦的土地由国家统一控制，缺少私有性，人民是国家“授田制”下的“公民”，授田制延缓了土地私有化进程，因此缺少关东那样的豪民兼并之家，而战国至秦统一时期的土地兼并买卖无一条出现在关中，足以说明秦国土地私有不发达，大土地私有者和私人工商业豪富不多。《史记·平准书》曰：“汉兴，接秦之弊……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从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贼也。”私人工商业对皇权有威胁，秦王朝时压制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为建立王权支配秩序，“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用权力对这些私人“豪富”进行迁徙、剥夺，整个秦代都一直贯彻这一政策。目的是防止私人工商业对王权支配秩序的瓦解。“官手工业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积极作用在于抑制豪强地主……山泽之利是人主应该专有的利权，如果人主不专有这些利权，利权就要旁落，就要滋长豪强的对抗力量和对抗情绪。山泽之利不是帮助皇权的抬高，就是帮助私威的成长，这个矛盾是很尖锐的。”这一分析看到了在经济领域内豪族经济与皇权的深刻矛盾，皇权要求一元，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不许任何人分权。从豪族的一般形态看，豪族中的豪民等在非士族化以前，属于非身份性地主，即司马迁所说的“素封”。他们无任何政治权利，他们对社会的支配只能凭借其经济力量。但是，在王权支配一切的社会里，权力支配是绝对的，经济支配从来都没有成为独立的支配力量，它无法摆脱政治权力对它的时刻制约。当豪族企图依靠经济势力支配社会时，必然遭到王权的限制、打击。王权在对待经济势力的崛起有时是很野蛮的，时常采用暴力方式进行强制。汉武帝打击私人工商业的措施足以说明这一点。豪族对汉代社会的影响，如果从经济本身看，并不是很大，它没有改变汉代的基本经济结构和基本生产关系，只不过是在与王权的矛盾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与国家佃农经济并存，还没有强大到改变国家佃农经济的程度。

游侠是宗族宗法制解体过程中析出的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在地方上形成一定的势力范围，“以武犯禁”，与王权秩序相悖逆。关中宗法组织发展不充分，而且法家一直排斥游侠。从春秋至西汉初年，史书中所记载的游侠几乎都出现在关东。国家对社会控制十分严厉，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游侠没有存在的土壤。西汉时期，关中豪侠大部分是由关东迁豪转变而来，如茂陵大侠原涉，“祖父武帝时以豪杰自阳翟徙茂陵。涉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又如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霸陵杜君敖、池阳韩幼孺等，可能都是关中“迁豪”的后代。

秦国与山东六国相比，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在氏族社会血缘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它维护的是氏族家族共同体。秦人宗法宗族观念也十分淡薄。尤其是商鞅变法，对宗族组织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商鞅为摧毁宗族血缘关系，采取两项措施，其一是拆散大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实际上这是析产分居，拆散大家庭和大家族，改变宗族社会的同宗共财。其二是重新编定社会组织，“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这样的大县是以编户齐民形态出现的，民户是按照地缘关系来编组，在乡里中居住的人口不一定都是同宗族成员，改变了宗族社会聚族而居的生活状态。这两项措施符合王权的个别人身支配要求。《汉书·贾谊传》曰：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秦人宗法宗族观念薄弱，伦理道德缺失，加之普遍的小家庭制，缺少像关东那样的强宗大姓，即便有大姓，也缺乏密切联系。秦人极端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和宗族血缘伦理相矛盾，如前所引，父子之间感情尚且如此，同族之间就更淡漠了。战国人说秦人“与戎狄同俗”，不重视家族伦理。在宗族强盛的社会环境中，宗族成员之间相互扶助，如东汉时期的豪族宗族，但秦国看不到东汉宗族那样的情景。

在国家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下，尤其是商鞅变法所设计的君主集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使得秦国走上与关东六国不同的道路。“秦的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不但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无自由发展的机会，就是‘素封’阶级，也是难以顺利成长。”商鞅变法的历史惯性一直延续到统一后的秦王朝，或可说秦王朝的社会控制是商鞅变法的延续。这样的社会控制使得关中社会势力不具备迅速成长的环境，豪族也就不可能从关中产生。直到汉武帝时期，吸收社会势力加入国家权力体系，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之间架起了桥梁，关中的本土社会力量成长起来，他们和迁入的关东社会势力一道，逐渐演变为豪族。

关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是从关东和其他地域移入的。“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桀，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这里五陵指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在渭北，皆以徙人置县邑，其所徙者皆六国旧贵族、豪右、富赀、豪侠、吏二千石等。七相谓：丞相车千秋，长陵人；黄霸、王商，并杜陵人；韦贤、平当、魏相、王嘉，并平陵人。五公谓：田蚡为太尉，长陵人；张安世，大司马，朱博，司空，并杜陵人；平晏，司徒，韦赏，大司马，并平陵人。此外，游侠后代有郭伋，富商大贾皆诸田，“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田墙、田兰”。这些人都是祖上即迁徙到关中的，说明关中豪族是由关东迁徙来的各种社会势力转化而来。

需要提到的是，关中豪族的一个来源是异族上层。如匈奴休屠王之子金日磾。金日磾被俘获后为汉武帝所重用，后与霍光辅佐昭帝，“初，日磾所将俱降弟伦，字少卿，为黄门郎，早卒。日磾两子贵，及孙则衰矣，而伦后嗣遂盛，子安上始贵显封侯。……（安）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为诸曹中郎将，常光禄大夫。……敞为中庶子，幸有宠……为奉车水衡都尉，至卫尉。……敞子涉本为左曹，上拜涉为侍中，使待幸绿车载送卫尉舍。须臾卒。敞三子，涉、参、饶。涉明经俭节，诸儒称之。成帝时为侍中骑都尉，领三辅胡越骑。哀帝即位，为奉车都尉，至长信少府。而参使匈奴，匈奴中郎将、越骑校尉、关内都尉，安定、东海太守。饶为越骑校尉。涉两子，汤、融，皆侍中诸曹将大夫。而涉之从父弟钦举明经，为太子门大夫，哀帝即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钦从父弟迁为尚书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钦使护作，职办，擢为泰山、弘农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征为大司马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选置师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经高行为孔氏师，京兆尹金钦以家世忠孝为金氏友。徙光禄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汉书·金日磾传》赞曰：“金日磾夷狄亡国，羁虏汉庭，而以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两汉时期不断拓边，一些战败的匈奴首领、乌桓鲜卑大人、羌人大豪、山豪、越人酋长洞主等投降汉朝，都有可能转变为豪族。

可以说，关中豪族是以关东迁豪为主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出现时间看，要比关东晚，但由于汉武帝以后政治环境的改变和关东迁豪所处的关中自然地理环境，关中豪族一旦成长起来，便凭着优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迅速发展，到西汉末年，其发展水平与关东豪族基本相同。

三、西北地域豪族的构成

1．六国贵族后裔

秦灭六国后，将六国贵族后裔迁离原籍，主要迁徙到关中控制起来，但也有少数迁往边地的。如楚国上官氏，“楚王子兰为上官邑大夫，因以为氏。秦灭楚，徙陇西之上邽”。权氏“出自子姓。商武丁之裔孙封于权……楚武王灭权，迁于那处，其孙因以为氏。秦灭楚，迁大姓于陇西，因居天水”。

2．畜牧业主

西北地区曾是月氏、乌孙、匈奴、西羌等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畜牧业是这一地区主要的经济形式。“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西北以畜牧业起家的豪族很多。秦时安定乌氏有以畜牧起家的倮，“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关中豪族马援的祖父马宾在天水作客，父马仲曾为牧帅令，兄马员为护苑使者，世代在天水一带从事畜牧业，《续汉书》曰：“援过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宾，本客天水，父仲又尝为牧师令。是时员为护苑使者，故人宾客皆依援。”因擅自释放罪犯获罪而逃至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马援算外来户，但这个例子说明，西北靠畜牧起家的兼营农牧的豪族是很多的。

3．立有军功的良家子

西北豪族许多是从军功世家演变而来。西北军事豪族的兴起与西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有关。《汉书·地理志》曰：“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颜师古曰：“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位于西北地区，地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这种军事传统有利于军功豪族的成长。西汉赵充国、李广等就是“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或从军，后因军功发展家族势力。西汉时期民间流行“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民谚，说明世代靠军功发家的豪族在西北地区普遍成长起来。东汉时，西北许多家族因世代军功而成为豪族，他们维持豪族地位也是靠军功。如安定梁氏、皇甫嵩、段颍、王邑等。

4．外来的避难豪家或官吏

关东、关中豪族因动乱避居西北或在西北为官定居，其子孙后代发展成为当地的豪族大姓。如赵充国家族，汉碑《赵宽碑》曰：“弟君\[宣\]，密靖\[内\]侍，抱怨禁中，徙陇西上邽，育生充国，字翁孙，该于威谋，为汉名将。外定强\[夷\]，即序西戎；内建筹策，协霍立宣……元子卬，为右曹中郎将，与充国并征，……宗族条分，裔布诸华。充国弟，字子声，为侍中。子君游，为云中太守。子字游都，朔农都尉，弟次卿，高平令。次子游，护莞使者，次游卿，幽州刺史。卬陪葬杜陵，孙豊，字叔奇，监度辽营谒者。子字孟元，次子仁，子仁为敦煌太守。孟元子名宽，字伯然，即充国之孙也；自上邽别徙破羌，为护羌校尉假司马。”

5．屯田官卒

汉代军屯可以带家属，汉简中有吏卒家属的名籍，说明妻子、父母和同产可以相随，“占著所在”，分得屯田土地。有些屯田官卒转化为豪族地主。“边郡的屯田时间长了，屯田者自然会发生阶级分化，有的屯田户转化为民户，其最后结果等于把中原地区的经济关系移植于西北地区。居延汉简所载家在边郡的军官，有的家中是占有五百亩地的地主，有的则是有田五十亩的自耕农。这些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6．胡羌豪帅

胡羌豪帅成为地方首领，他们归依汉朝后，转化为豪族。天水隗嚣就是一个由少数民族“戎狄”转化来的豪族。《潜夫论·志氏姓》曰：“隗氏，赤狄。”隗氏为少数民族后裔。西汉以来，胡羌大豪常常为边将所利用，有的转化为豪族。“论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汉世方之匈奴，颇为衰寡，而中兴以后，边难渐大。……故永初之间，群种蜂起。遂解仇嫌。结盟诅，招引山豪，转相啸聚，揭木为兵，负柴为械。毂马扬埃，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

四、江淮地域豪族的构成

1．外来的官僚或大姓

外来的官僚或大姓迁居江淮，成为江淮地域豪族来源之一。如会稽乌伤人杨琁，“高祖父茂，本河东人，从光武征伐，为威寇将军，封乌伤新阳乡侯。建武中就国，传封三世，有罪国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乔，为尚书，……琁初举孝廉，稍迁，灵帝时为零陵太守”。又如会稽山阴人贺齐，“少为郡吏，守剡长”。《三国志·吴书·贺齐传》注引虞预《晋书》曰：“贺氏本姓庆氏。齐伯父纯，儒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与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俱公车征。避安帝父孝德皇讳，改为贺氏。齐父辅，永宁长。”可见家世为官。会稽山阴人郑弘，其祖先是齐地的大姓，《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其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三子皆为地方高官。郑弘的从祖郑吉，汉宣帝时官至云中都尉、西域都护。“吉薨，谥曰缪侯。子光嗣，薨，无子，国除。元始中，录功臣不以罪绝者，封吉曾孙永为安远侯。”后来，郑弘官至太尉。据史载，吴郡有名族顾、陆、朱、张，会稽有虞、魏、孔、贺等，他们的先祖也都是从中原迁来的。上述这些迁徙而来的官僚或大族在迁入江淮地域之前，多已有了一定的宗族势力和文化积淀。留居江淮地域后，子孙繁衍，成为当地的豪族。

2．豪民

江淮地域豪民发展较慢，至东汉时期才不断转化为豪族。东汉后期，江淮地域出现许多豪富民，如临淮东城人鲁肃，“家富于财，性好施与。……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摽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左思《吴都赋》所谓：“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抱朴子·吴失》记载吴地的豪富民“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这虽是晋人的描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吴地豪富发展状况和向豪族的转变。

3．豪侠

江淮地域民风剽悍，尚气力，好游侠。秦末项梁、项羽起兵，吴中豪杰纷纷相应。西汉时，江淮多有大侠，如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孺等。这些豪侠“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逐渐向豪族转化。

4．“民帅”、“宗部”

江淮地域多民帅、宗部，所谓“深险强宗”。《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载：大姓斯从为县吏，“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江淮地域的“民帅宗部”和“深险强宗”，都是地方上以宗族为核心的强宗大族。

五、西南地域豪族的构成

1．移民与“迁人”

西南地区的外来移民中有一些发展为豪族。外来移民有几种：一是自战国以来秦的移民。公元前314年，秦“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二是秦在统一战争中，把征服的六国富豪迁徙到巴、蜀，如蜀卓氏、程郑等。秦时这些人是国家打击的对象，“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他们几乎被国家剥夺了一切，但在蜀地很快又发展起来。三是秦汉处以流放的罪犯，即“迁人”。巴、蜀开发相对较晚，且南北开发时间不同，加之交通闭塞，秦汉时期是迁徙罪犯的主要地区。秦时这些罪人大多是反秦的地方势力者，是“不轨之民”。《史记·项羽本纪》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汉承秦制，有罪则迁徙到蜀汉。从史料记载看，汉代迁徙到蜀汉的罪人有的在当地发展起来，如永昌吕氏，“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后吕氏发展为地方强族。

2．地方酋长

少数民族首领蛮夷大姓转化为豪族，“蜀地肥饶，兵力精强，远方士庶多往归之，邛、笮君长皆来贡献”。这些少数民族首领，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有的逐渐汉化，转变为豪族。安汉的龚氏，出自巴郡賨民七姓之龚，汉昌句氏乃板循大姓，蜀郡樊氏，出自巴子五姓之一，蜀郡范氏可能是土著蛮族汉化者。益州的板循七姓罗、朴、鄂、杜、夕、龚、昝就是少数民族首领转化为豪族的。

3．六国宗室、贵族后裔

秦征服六国，把六国贵族迁离原地，削弱其势力。《太平御览》卷66引《蜀记》曰：“秦灭楚，徙严（庄）王之族于严道。”《淮南子·泰族训》曰：“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则为《山木之讴》，闻者莫不陨涕。”这些六国宗室、贵族后裔有的在迁徙地复兴，演变为豪族。

4．地方官僚

地方官僚转化为豪族。这些官僚有的是土著，有的是从外地来益州任官，而子孙留居当地。前者如南郑赵宣，出身寒微，后为犍为太守，其“七子皆辟命察举，牧州守郡”，家族成为地方强族。广都人朱辰，“为巴郡太守，甚著德惠。……迄今蜀人，莫不叹辰之德灵，为之感应。今朱氏为首族也”。西南地区“人俗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世代拥有权力和财富，成为地方豪族。后者如益州雍氏，出自汉什邡侯雍齿，由广汉南迁，成为地方大姓。又如张睦家族，张睦本张良之后，为蜀郡太守，其后子孙世居犍为，“子孙数世至大官”，其家族为豪族。这些人的后代在当地扎根，依恃家族原有的势力，发展为豪族。

5．高訾富人

西南地域所属的益州北部，开发较早，自然资源丰富，秦汉时期多高訾富人。“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高訾富人显然是豪族的一个来源。

六、北部边郡地域豪族的构成

1．六国旧贵族

班氏家族“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以财雄边”。“梁统字仲宁，安定乌氏人，晋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统高祖父子都，自河东迁居北地，子都子桥，以资千万徙茂陵，至哀、平之末，归安定。”

2．豪民

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乡里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大，出现非身份性地主豪民。在此基础上，北方豪族逐渐成长起来。如“定襄大姓石、李群辈报怨，杀追捕吏”，这些大姓一般都是非身份性地主，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强大不断与权力结合而转化为豪族。

3．畜牧业主

北部边郡地区畜牧业发达，秦末汉初边塞桥姚经营畜牧业致富，“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班氏家族避难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以财雄边，这些大畜牧业主一般都转化为豪族。

4．军功世家

北部边郡战事频繁，许多人靠军功起家并转化为豪族。如梁慬“北地弋居人也。父讽，历州宰。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除讽为军司马，……征慬，除为郎中。……慬有勇气，常慷慨好功名”。

5．游侠

北部边郡亦多豪侠，如西河郭公仲、漕中叔等。西汉中后期，逐渐向豪族转化。

七、长江以南地域豪族的构成

长江以南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社会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分化不大，社会势力较为单一。

1．外来的官吏或大姓

江南豪族有很多来源于北方一些大家族迁移者，苍梧广信士燮家族，“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这些北方宗族移民很多，“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他们懂农耕，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且能谦虚礼下，当地发展为豪族。

2．“民帅”、“宗部”

同江淮地域一样，当地一些深险强宗和酋长转化为豪族。

综上所述，现将各地域社会势力构成列为下表。表2-1 各地域社会势力构成表

从以上分析和表2-1看，关东是豪族的原发地区，产生最早，汉武帝以后豪族的产生得以确认。关中豪族多为迁入关中的社会势力转化而形成。其他地域豪族产生较关东、关中为晚，发展较慢。关东社会势力较多，江淮、西南地域社会势力相对较少，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不同的身份造成各地豪族形成的前提条件不同，关东豪族形成的条件多样化，不一定通过通经，靠原有的家族势力和已有的优势亦可转化为豪族，而边远地域主要靠通经入仕；不同地域社会势力的有无、多少、强弱可确定不同地域豪族的性质，即其身份是侧重宗族、豪侠、世官还是豪富等，由此反映出豪族地域性质之差异。

第三节 各地域豪族的形成与发展

在豪族的形成过程中，汉武帝时期具有标志性意义。在汉武帝以前，各种社会势力以豪族的前期形态而存在。西汉中期以后，各种社会势力渐趋于一种新的形态，即集官僚、地主、士人等多种特征于一身的“豪族”。从各种社会势力向豪族转化的原因及条件看，豪族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王权支配的结果。豪族的形成与权力的支配、引导密不可分，可以说是沿着权力支配的轨道进行的。美国学者伯恩斯认为，权力的两个必备条件是动机和资源，二者紧密相连。“无论从任何方面和内容来讲，权力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样的。当权者用他们的权力基础内的资源来实现他们的动机，其他人的动机和资源依靠他们行使的权力来实现。”因此从王权支配和社会势力需要两方面看，无论是打击还是通经入仕，都是来自王权。

汉初以来，各种社会势力对于王权而言，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为建立王权秩序，王权一直对各种社会势力进行限制打击。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社会势力进行全面控制，用迁徙、镇压的办法使豪富、豪杰、强宗大姓等失去乡里社会基础和宗族基础。但是，要实现真正的社会整合，就必须把社会势力吸纳到国家秩序中来，成为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各种社会势力向豪族转化的途径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国家权力的制度性开放，这种制度便是汉武帝时期确立的选举制。通过选举制度，把社会势力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社会势力与权力相结合。西汉中期以后，一个以官僚身份为主要特征，集地主、官僚、士人和宗族等于一体的豪族阶层便逐渐形成了。

西汉中后期，豪族进一步发展，其存在形态不断演变，最主要的特征是豪族官僚化和世官化。西汉中期以后，各种社会力量逐渐被国家权力体系所接纳，他们与国家权力体系联系日益密切，其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即官僚化。随着豪族的官僚化，出现了世代为官的豪族，即豪族世官化。豪族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保持与权力的结合，进而形成对大小权力的世代垄断，实现家族权力再生产，这个过程便是豪族的官僚化、世官化。从本质上说，士族化就是权力与文化的不断交互循环。在王权支配下，官僚化的豪族进一步发展便是世（士）族化。东汉时期，豪族最终完成了由一代官僚向世代官宦的世族化转变和由“世仕州郡”向世代公卿的中央化转变这一双重历史进程。

上述所说的豪族形成、发展过程，是不同地域豪族所走的共同道路。但是由于各地域的差异性，不同地域豪族的形成、发展又表现出差异性，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关东豪族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一种地方社会势力，关东豪族产生的时间最早，社会影响力也最大。如前所述，关东豪族由各种社会势力转化而来，他们的形成和演变最具典型性。西汉政权建立后，关东各种社会势力与王权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各种社会势力被视为中央政权的异己力量而成为中央政权严加防范、打击的对象。从高祖刘邦到汉武帝，西汉政府对各种社会势力一直采取各种打击措施，如迁徙关东豪富大姓于关中，重用酷吏打击地方强豪，禁止强宗大姓聚族而居，设置刺史监察强宗豪右，加强经济领域的国家控制等。可以说，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关东豪族的。在这一系列限制举措的打击下，关东社会势力受到巨大挫折。

汉武帝在打击各种社会势力的同时，又开放权力体系，吸收社会势力加入权力体系，化对抗为合作。汉武帝以后，关东豪族逐渐形成，与国家权力结合日益密切，成为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汉昭、宣帝以后，关东豪族发展迅速，呈现明显的官僚化、世族化发展趋势。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可以通过西汉元帝以后废止迁豪实陵政策反映出来。西汉一直把迁豪实陵作为限制、打击豪族的重要措施。到汉元帝时，这一政策发生改变，永光四年（公元前40），汉元帝下诏停止迁豪，诏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汉书》卷9《元帝纪》）

表面看来是为“郡国民”着想，但实际上是关东豪族势力已经强大，并且与国家权力体系联系密切，国家不得不考虑豪族的利益。汉成帝时，“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关东豪族的发展还表现在西汉末年的反对王莽的斗争中。由于“抑豪”政策的放弃，关东豪族大姓兼并土地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买卖奴婢所带来的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王莽上台后，其改革措施主要针对土地和奴婢问题，实际上侵犯了豪族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王莽对豪族反对者进行严厉打击，“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进而引起各地豪族的反抗，“百姓怨恨，盗贼并起”。可以说，关东豪族的反抗导致了王莽最终败亡。

总体来说，西汉武帝以后，尤其是东汉时期，关东地域处处有豪族，豪族在关东各郡国普遍成长：

河南：（羊陟）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计日受奉，常食干饭茹菜，禁制豪右，京师惮之。会党事起，免官禁锢，卒于家。（《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羊陟传》）

洛阳：征拜洛阳令。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强以对。纡厉声怒曰：“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岂能知此卖菜佣乎？”于是部吏望风旨，争以激切为事。贵戚跼蹐，京师肃清。（《后汉书》卷77《酷吏列传·周纡传》）

梁地：初，敞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为梁相。是时梁王骄贵，民多豪强，号为难治。（《汉书》卷76《张敞传》）

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日:“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汉书》卷90《酷吏列传·严延年传》）

太原、上党：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汉书》卷28《地理志》）

颍川：颍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汉书》卷76《韩延寿传》）

琅邪：博治郡，常令属县各用其豪桀以为大吏，文武从宜。县有剧贼及它非常，博辄移书以诡责之。其尽力有效，必加厚赏。怀诈不称，诛罚辄行。以是豪强慹服。（《汉书》卷83《朱博传》）

平原：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后汉书》卷18《吴汉传》）

南阳：（王畅）寻拜南阳太守。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多不称职。畅深疾之，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者，莫不纠发。……豪右大震。……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畅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其敝。（《后汉书》卷56《王龚传附子畅传》）

汝南：初，豪右大姓因缘陂役，竞欲辜较在所，杨一无听，遂共谮杨受取赇赂。晨遂收杨下狱，而械辄自解。（《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许杨传》）

冀州：安帝时，（左雄）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奏案贪猾二千石，无所回忌。（《后汉书》卷61《左雄传》）

太山：苑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迁太山太守。郡内豪姓多不法，康至，奋威怒，施严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请夺人田宅，皆遽还之。（《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苑康传》）

赵、魏：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章到，乃设飨会，而延谒纲。纲带文剑，被羽衣，从士百余人来到。章与对宴饮，有顷，手剑斩纲，伏兵亦悉杀其从者，因驰诣坞壁，掩击破之，吏人遂安。（《后汉书》卷77《酷吏列传·李章传》）

并州：（苏章为并州刺史）以摧折权豪，忤旨，坐免（《后汉书》卷31《苏章传》）

河间：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后汉书》卷59《张衡列传》）

陈留：高氏、蔡氏并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门不与交通，由是为豪姓所仇。（《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夏馥传》）

北海：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修独将数骑径入其门，斩卢兄弟，公沙氏惊愕莫敢动。修抚慰其余，由是寇少止。（《三国志》卷11《魏书·王修传》）

巨鹿：（刘）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后汉书》卷21《刘植传》）时郡右姓孙伉等数十人专为谋主，惊动吏民。（《三国志》卷14《魏书·董昭传》）像上述这样的记载，俯拾皆是，不必一一罗列，足以说明关东地域豪族发展程度远远超出其他地域。

关东地域豪族虽获普遍发展，亦存在不平衡性。如上党郡，“宣既被刑，乃徙之上党，以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长雄，遂家于长子”。而一些地区豪族发展较快，如关东的冀州、兖州、青州和北海、东郡、南阳、颍川、汝南等郡豪族大姓多，势力强大。冀州地区多强宗大族，他们和封王相互勾结，成为历任地方管理的难题。汉成帝时，陈咸历任冀州刺史，北海、东郡、南阳太守。“所居以杀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输府，以律程作司空，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脱钳釱，衣服不如法，辄加罪笞。……下吏畏之，豪强执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见废。”“天子引见（张）敞，拜为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广川王国群辈不道，贼连发，不得。敞以耳目发起贼主名区处，诛其渠帅。广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刘调等通行为之囊橐，吏逐捕穷窘，踪迹皆入王宫。敞自将郡国吏，车数百辆，围守王宫，搜索调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傅吏皆捕格断头，悬其头王宫门外。因劾奏广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户。敞居部岁余，冀州盗贼禁止。”“（郅寿）稍迁冀州刺史。时冀部属郡多封诸王，宾客放纵，类不检节，寿案察之，无所容贷。……视事三年，冀土肃清。”左雄“安帝时，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奏案贪猾二千石，无所回忌”。又如颍川、南阳和汝南三郡，是关东豪族发展最快的地区。颍川郡姓氏可查的豪族有颍阴“家累数千万”的灌氏（《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阳翟“以豪闻”的薛氏（《史记·游侠列传》）、阳翟“宗族横恣”的原氏（《汉书·赵广汉传》）、阳翟“宗族横恣”的褚氏（《汉书·赵广汉传》）、阳翟“多蓄宾客”的赵氏（《汉书·何并传》）、阳翟“多蓄宾客”的李氏（《汉书·何并传》）、阳翟“家世衣冠”的郭氏（《后汉书·郭躬传》）、颍阳“率宾客”的王氏（《后汉书·王霸传》）、颍阳“家富给”的祭氏（《后汉书·祭遵传》）、舞阳“世为乡里著姓”的韩氏（《后汉书·韩棱传》）、长社“为郡著姓”的钟氏（《后汉书·钟皓传》）、颍川“世吏二千石”的申氏（《后汉书·章帝八王传·济北惠王寿传》）、郏县“率宾客”的臧氏（《后汉书·臧宫传》）、襄城世官家族李氏（《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传》）、颍阴士族荀氏（《后汉书·荀淑传》）、郏世官家族铫氏（《后汉书·铫期传》）、定陵世官丁氏（《后汉书·丁鸿传》）、父城世官家族冯氏（《后汉书·冯异传》）、许名士陈氏（《三国志·魏书·陈群传》）。南阳郡姓氏可查的豪族有穰地“田千余顷……致产数千金”的宁氏（《史记·酷吏列传》）、杜衍“家赀累巨万”的杜氏（《汉书·杜周传》）、湖阳“为郡族姓”的冯氏（《后汉书·冯鲂传》）、湖阳“大姓”虞氏（《后汉书·冯鲂传》）、湖阳申屠氏（《后汉书·冯鲂传》）、湖阳“世为乡里著姓”的樊氏（《后汉书·樊宏传》）、湖阳世官食封的马氏（《后汉书·马武传》）、湖阳世官胡氏（《水经注》卷29《比水》）、蔡阳刘氏（《后汉书·光武帝纪》）、新野“宗族宾客千余人”的阴氏（《后汉书·阴识传》）、新野“世吏两千石”的邓氏（《后汉书·邓禹传》）、新野世代为官的“名族”来氏（《后汉书·来歙传》、《三国志·蜀书·来敏传》）、宛“富数千金”的孔氏（《史记·货殖列传》）、宛“良家”何氏（《太平御览》卷137引《续汉书》）、宛“家世衣冠”的朱氏（《后汉书·朱晖传》）、宛“郡族姓”张氏（《后汉书·张堪传》）、宛“闾里雄”李氏（《后汉书·李通传》）、宛世官赵氏（《后汉书·赵憙传》）、宛世官卓氏（《后汉书·卓茂传》）、宛“常以赈恤宗族”的任氏（《后汉书·任光传》）、西鄂“世为著姓”的张氏（《后汉书·张衡传》）、堵阳“豪右”陈氏（《后汉书·韩暨传》）、堵阳大姓韩氏（《后汉书·韩暨传》）、棘阳“将宾客”的岑氏（《后汉书·岑彭传》）、棘阳世官食封的马氏（《后汉书·马成传》）、舞阴“大姓”李氏（《《后汉书·赵憙传》）、安众世官刘氏（《后汉书·刘隆传》、《三国志·魏书·刘廙传》）。汝南郡姓氏可查的豪族有汝阳“四世居三公位”的袁氏《后汉书·袁绍传》、平舆“吏两千石”的何氏（《汉书·何并传》）、安城世官“著姓”周氏（《后汉书·独行列传·周嘉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安阳的成氏（《汉书·平帝纪》）、慎阳“关东大豪”戴氏（《后汉书·逸民列传·戴良传》）、长平殷氏（《元和姓纂》卷4）、汝阳世官家族周氏（《后汉书·儒林列传·周防传》、细阳世官家族张氏（《后汉书·张酺传》、南顿世官家族应氏（《后汉书·应奉传》等。

由上可见，南阳、颍川、汝南三郡豪族众多，可谓“郡国处处有豪杰”。这一地区具备豪族成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等有利条件。南阳属于荆州，颍川、汝南属于豫州，三郡虽然不属于同一个州部，但从地理条件看，“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汝南属于陈国故地，三郡属于陈夏地区。颍川、南阳和汝南三郡具有内在的地理联系，汉代人也常把三郡连称，因此三郡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单元。

南阳、颍川、汝南三郡豪族形成早、发展快，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三郡尤其是南阳，是秦迁徙豪族的主要地区。（秦）昭襄王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史记》卷5《秦本纪》）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汉书》卷28《地理志》）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冯鲂字孝孙，南阳湖阳人也。其先魏之支别，食采冯城，因以氏焉。秦灭魏，迁于湖阳，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溃畔，鲂乃聚宾客，招豪桀，作营壍，以待所归。（《后汉书》卷33《冯鲂传》）来氏，本作郲，子姓，商之支孙。食采于郲，因以为氏。其后避难去邑。齐有来章，秦末，徙义阳之新野。（《通志》卷27《氏族略》）（朱晖）其先宋微子之后也，以国氏姓。周衰，诸侯灭宋，奔砀，易姓为朱，后徙于宛。（《后汉书》卷43《朱晖传》注引《东观记》）家世衣冠。（《后汉书》卷43《朱晖传》）由上可知，所迁“不轨之民”主要是六国贵族、豪侠和私人豪富。这些社会势力的大量迁入，使这一地域豪族成长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如孔氏、冯氏、来氏、朱氏很快都演变为豪族。

陈夏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这一地区工商业十分兴盛，“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郡以殷富”。宛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自西汉以来，这一地区水利事业十分发达，豪族大多分布在有河渠陂池的郡县。这说明颍川、南阳和汝南三郡地区豪族发展与当地水利灌溉系统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三郡的地理环境，水利兴修以陂池为主。《说文》曰：“陂，阪也……一曰池也。”“阪者……一曰泽障也”，即利用地形筑堤障水的人工湖或池塘，《风俗通义》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钟水以繁利万物也，今阪皆以灌溉。”汉代水利事业的特点是西汉水利多由中央政府主持，东汉则主要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大姓豪族主持。尤其是东汉时期，豪族发达地区的水利兴修表现出地方特色，由地方豪族官僚主持，兴修水利维护了豪族的利益。

陂塘灌溉在南阳、颍川、汝南地区十分发达。西汉元帝时，召信臣任南阳太守，“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閼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信臣于南阳兴修水利，其最巨者有钳卢陂、六门堰，都在穰县之南，灌溉穰、新野、昆阳三县。杜诗“迁南阳太守……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杜诗所开陂泽有玉池、泽陂、钳卢、赭阳、东陂，主要在宛、育阳、新野和湖阳等地。湖阳有“马仁陂”、“樊氏陂”、“六门陂”，“马仁陂”可溉田万顷。“樊氏陂”由豪族樊重主持修建，而在其周围有樊氏、冯氏、虞氏和胡氏、庾氏等几个大姓豪门，他们常常围绕水利而展开斗争。《水经注·淯水》曰：“陂东有樊氏故宅。樊氏既灭，庾氏取其陂。故谚曰：‘波汪汪，下田良，樊子失业庾公昌。’”陂池水利直接影响豪门大族的兴衰。据统计南阳地区水利设施主要有：六门堰、马仁陂、樊氏陂、钳卢陂、上池陂、楚堰、堵阳陂、安众陂、无名陂、邓氏陂、豫章陂、大湖、唐子和襄乡诸陂、醴渠、赵渠、丹水渠、上默河堰、斋陂、淯水四堰、豫山下三十六陂、霞雾溪、郑渠。这些水利设施直接影响着南阳豪族的发展。汝南郡旧有鸿隙大陂四百余里，百姓豪族赖之，“郡以为饶”。“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奏毁败之。建武中，太守邓晨欲修复其功，闻杨晓水脉，召与议之。杨曰：‘昔成帝用方进之言，寻而自梦上天，天帝怒曰：‘何故败我濯龙渊？’是后民失其利，多致饥困。时有谣歌曰：‘败我陂者翟子威，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当复。’昔大禹决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兴立废业，富国安民，童谣之言，将有征于此。诚愿以死效力。’晨大悦，因署杨为都水掾，使典其事。杨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鸿隙陂可灌田数千顷，“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汉明帝时期，鲍昱任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何敞“迁汝南太守。……又修理鲖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吏人共刻石，颂敞功德”。汉灵帝时，新蔡长李言“上请修复青陂……经新息墙陂，衍入褒信界，灌溉五百余顷”。颍川郡水利主要有颍阴陂池，为豪族灌氏占有。

水利是农业的根本，三郡豪族拥有陂池河渠之便利，一直保持经济持续性发展。从出土的东汉陶陂塘模型看，陂塘与田亩相连，陂塘中养鱼，并种植水生经济作物，陂岸上种植各种林木，具有综合经营性质。拥有这样规模的陂塘绝非一般农家，一定是豪族大姓。樊重在湖阳的田庄就是“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反映了豪族对水利的依赖和需求，说明地方豪族成长与水利的密切关系。“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两项资源就是土地与劳动力。两者中以人口的变动较大。人口一方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提供者。前者影响社会的总需求，后者影响生产的总量。因此传统农业的发展和人口分布是互为因果的，人口密集的地区一般农业生产也较为繁荣，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一般农业生产发展也较快。……人口数量的多少更往往能直接体现农业发展程度的高低。”人口数量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指标。两汉时期三郡人口均排在全国郡国前列。具体户、口数见下表：表2-2 两汉时期汝南、颍川、南阳郡人口统计表

南阳郡人口增加最快，增加近50万。汝南郡、颍川郡人口虽减少，但从整个东汉各郡户、口比较看，仍是人口最多的大郡。这说明三郡是社会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

从学术文化上看，南阳、汝南、颍川三郡也是文化发达地区。《汉书》、《后汉书》、《儒林传》中的儒士，这一地区占相当大比例，东汉时成为仅次于齐鲁地区的又一文化中心。东汉时这一地区出身的豪族官僚，绝大多数都是通经的儒士。文化优势是三郡豪族发展的保障。

东汉时期，由于与东汉政权建立的关系，三郡豪族获得空前的发展。东汉开国功臣中，三郡豪族占绝大多数。他们在东汉政权建立后，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世代延续不断，成为世族。也有一些非豪族出身者，因军功获得权力而发展了家族势力，转变为豪族。因此，三郡成为东汉时期豪族发展最快、势力最强大的地区。

不同地域社会势力的迁入和地方豪族的成长，改变了三郡当地忠朴敦厚的先王之遗风，形成了夸奢任侠的地域风俗，实际上这是地方豪族的性格特征。“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豪族势力强大，影响地方政治，造成地方难以治理，一些地方长官甚至被豪族赶走，因此三郡历任地方长官都以整治豪族为务。“颍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数年，徙为东郡太守，黄霸代延寿居颍川，霸因其迹而大治。”豪族有所收敛，社会风气亦得到改变。

东汉时期，颍川、南阳和汝南三郡豪族结成一体，互为朋党，形成更大的地域势力。尤其是南阳郡，为刘秀的家乡，豪族势力更是强大。王畅“寻拜南阳太守。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多不称职。畅深疾之，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者，莫不纠发。会赦，事得散。畅追恨之，更为设法，诸受臧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尽入财物。若其隐伏，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豪右大震。……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畅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其敝。”成瑨为南阳太守，“郡旧多豪强……下车，振威严以捡摄之。”

三郡豪族发展迅速，西汉后期已经完成官僚化进程。东汉时期，进入世族化阶段。三郡是最早完成官僚化、世族化的地区，一直走在全国豪族发展的前列。

西汉中后期，关东豪族因纳入王权体系而官僚化并逐渐世官化，在西汉的地方郡守以上的官僚中，豪族所占比例较西汉前期大大增加。豪族出仕地方和中央，世代与权力结合而世官化。随着豪族官僚化，也出现世代为官的豪族家族，一些豪族世官化。如张安世家族，据《汉书·张汤传》载，张安世家族与权力接触最早可追溯至安世祖父，安世祖父曾任长安丞，安世父张汤，先为长安吏，汉武帝时为御史大夫。张安世“少以父任为郎”，后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宣帝时封富平侯。“安世子千秋、延寿、彭祖，皆中郎将侍中。”“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如萧望之家族，家世以田为业，萧望之好学，“京师诸儒称述焉”。汉昭帝时出仕，后为平原太守，御史大夫。“望之有罪死，有司请绝其爵邑。有诏加恩，长子伋嗣为关内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由字子骄，为丞相西曹卫将军掾，迁谒者，使匈奴副校尉。后举贤良，为定陶令，迁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声，多称荐者。……哀帝崩，为复土校尉、京辅左辅都尉，迁江夏太守。平江贼成重等有功，增秩为陈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诸侯，征由为大鸿胪……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如夏侯胜家族，《汉书·夏侯始昌传》曰：“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始昌为太傅。年老，以寿终。族子胜亦以儒显名。”又《汉书·夏侯胜传》曰：“（夏侯）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征为博士、光禄大夫。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复为长信少府，迁太子太傅……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胜子兼为左曹太中大夫，孙尧至长信少府、司农、鸿胪，曾孙蕃郡守、州牧、长乐少府。胜同产弟子赏为梁内史，梁内史子定国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为少府、太子少傅。”如于定国家族，“其父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号曰于公祠。”于定国少年从父学法，后为廷尉史，迁御史中丞。“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为人廉恭，尤重经术士”。后为廷尉，迁御史大夫。于定国子永“以父任为侍中中郎将、长水校尉”，后官至御史大夫。永死后，其子恬嗣侯位。上述所列举家族，几乎都是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发迹的，这说明汉武帝时期的确是各种社会势力向豪族转化的开端。在关东地域，西汉中后期这样的“世官”家族已经很多，而东汉更是普遍存在，不必一一列举。

西汉关东豪族的演变可以从西汉丞相出身变化和地域籍贯分布来说明。表2-3 西汉丞相出身变化和地域籍贯统计表说明：1．总计中身为二朝丞相者在此只以一朝计算；多重身份者分别计算。2．此表的制定参照了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5本，1964年）中的统计数据。

从表2-3看，汉代丞相的任用表现为由关东军功阶层向关东豪族阶层的转变，汉武帝时期是这种转变的过渡时期。从统计看，汉初从高祖到景帝，13位丞相中，开国功臣9位，功臣子弟3位，开国功臣及其子弟共占12位。由此可见，汉初丞相一职基本上被军功阶层所垄断，其他阶层无法介入。“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运，皆武人屈起。”汉初军功阶层绝大多数出身贫微，在刘邦的功臣集团中，除张良、张苍外，其他功臣基本出身于社会底层。“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这就形成了西汉初年的“布衣将相之局”。自汉武帝开始，随着军功阶层的衰落，丞相出身不一，有功臣子弟、外戚，还有文法吏及通经之士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后期，通过开放权力以整合社会势力，提倡儒学，以明经取士，豪族不断与权力结合，豪族出身者开始出任丞相。“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关东豪族不断官僚化。自汉昭帝以后，最明显的变化有三，一是丞相身份变得单一，主要是文法吏和儒士。除王商以外戚豪族为丞相外，其余全是文法吏和儒士，其中文法吏有8位，儒士有14位，以儒士居多，而且这些丞相大多通明经学。二是豪族出身者明显增加，豪族籍贯几乎全是关东。在昭帝以后的20位丞相中，豪族出身者占12位。而这12位豪族出身者，大部分都是通经的儒士，豪族与经术相连，出现豪族经学化、士族化趋势。丞相地域出身集中在关东，尤其是汉武帝以后，丞相几乎全是关东（或关东籍贯）人，丞相职位基本上被关东人所把持。

西汉昭、宣帝以后，国家放松对关东豪族的控制，取消了迁豪实陵政策，关东豪族普遍成长，与权力的结合日益密切，在政治中的地位逐渐确立。从汉初丞相的军功垄断到汉武帝时丞相出身庞杂，再到西汉中后期豪族在政治上地位的确立，成为官僚的组成部分，说明关东豪族已经成为西汉政权的社会基础，并开始世族化进程。

东汉是关东豪族发展的重要时期。从关东豪族事例及豪族指称统计分析看，关东豪族的官僚化和世族化大体分为两个时期，西汉时期以豪族的官僚化为主，东汉时期以豪族的世族化为主。西汉初年，豪族的前期形态即各种社会势力是国家限制、打击的对象。汉武帝时期，国家对各种社会势力进行整合，各种社会势力逐渐向豪族转化。在转化过程中，不断与权力结合，纳入王权体系，实现官僚化。从西汉的官僚出身看，汉武帝以前，基本上是单士或一代为官的家族。西汉中期以后，二代或三代以上为官的家族大多是豪族。西汉后期，豪族出身为官者十分普遍，而且世代为官的世族化家族逐渐增多。东汉时期，豪族迅速发展，尤其是那些与东汉政权建立有密切关系的关东豪族，势力更为强大。关东豪族在东汉基本完成世族化。

东汉时期，关东豪族在官僚化的基础上普遍世官化。根据不完全统计，东汉公卿约三分之二出自豪族，出自二千石以上三代为官的家族的超过三分之一。在郡县地方的官吏中，豪族所占的比例就更大。这些公卿和二千石以上高官，关东籍贯者占总数的一半多。这也可从指称豪族世官性的词语看出。指称豪族世官性的词语主要有“家世仕郡”、“世仕州郡”、“家世衣冠”、“家世二千石”、“世为二千石”、“世吏二千石”、“累世二千石”、“五世二千石”、“七世二千石”等，这些词语在《史记》、《汉书》中没有出现，在《后汉书》中却屡见不鲜，而且绝大多数指称关东地域豪族。这说明到东汉时关东豪族的形态已经发生变化，即由官僚化向世族化演进。有些家族甚至与东汉政权相始终，兹引几例予以说明：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后汉书》卷16《邓禹传》）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为著姓。……恂同产弟及兄子、姊子以军功封列侯者凡八人，……恂曾孙荣……桓帝时为侍中。（《后汉书》卷16《寇恂传》）李章字第公，河内怀人也。五世二千石。章习《严氏春秋》，经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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